『经典连载』《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

老八路

第八章　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进据通南巴

　　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四川军阀田颂尧盘踞多年，是他赖以同各路军阀角逐争雄的要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我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后，田颂尧正出动三十个团的主力，参加成都的军阀混战，站在刘湘一边，同刘文辉部打得鸡飞狗跳，难解难分。趁敌人后方空虚，我们于苦草坝决定兵分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夺取通南巴。以七十三师为右翼，西出进击南江；十师为左翼，东出进击洪口，方面军总部率十一、十二两师居中，直下通江，进取巴中。苦草坝为战略后方，西北军委机关、后勤部门和医院、伤病员等，暂留在那里。这是我军西行转战以来第一次分兵作战。我们要求各师神速运动，机断专行，加强联络，一定要打好人川的第一仗，在大巴山F取得立脚点，创造新局面。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行进在川北的深山密林狭谷中，方知我国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里，长歌咏叹，感慨系之，确有因由。大小通江河两岸，悬崖壁立，怪石嶙峋，狰狰然似欲搏人；水流湍急，鸟道崎呕，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虽是严冬季节，但阳光和煦，满山青绿，一派生机，与风雪交加，举目荒凉的秦岭山区相比，迥若两重天地。目睹这里的山势、地形、自然条件，竞使我们这些长年累月同山林打交道的人，也耳目一新，惊叹不已。指战员们高兴地说：“川北真是好地方，这下我们可找到落脚点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十二师先头部队出敌不意，首先攻占通江县城。守敌两个营及当地团防，大部被歼，仅小部逃窜。我军乘胜向前发展，控制了通江的大部地区。方面军总部和军委机关，随即进驻通江。

　　通江县城不大，约千余户人家。三面临山，一面傍水，四周环有相当坚固的城墙。主街道两旁有些店铺，经营日用百杂、山货土产、饭菜小吃之类。白木耳甚多，一块钢洋能买一大堆。部队不知道那是高级营养品，买回来成锅煮，当稀饭吃。而盐巴、布匹、医药，则极为短缺。民房一般为木质结构，大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宽敞的孔庙和一座坚固的天主教堂了。方面军总部和西北军委机关，临时设在这两座建筑里。城里有个小小的公园，站在园内小山包上，全城的轮廓，便尽收眼底。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割地自肥，向来不顾人民死活。所以，尽管川北的自然条件利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但群众生活却苦不堪言，简直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人们简直透不过气来。据老乡们说，仅田赋税一项，田颂尧早已预征到三十年以后去了。山坡平坝的大片良田，被勒令种植鸦片，供大小军阀、官吏吸食和贩卖。“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一座千余户人口的通江县城，竟有上百户人家以开大烟馆为业，瘾君子之多，可想而知。有些青少年甚至也染有抽鸦片的恶习，弄得骨瘦如柴，不成个人样子。土匪(当地人叫“棒老二”)猖獗，啸聚山林，经常打家劫舍，绑票杀人。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军阀地主统治下，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群众实在活不下去，便奋起造反。早在一九二八年，由李家俊、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就震动了川北。一九二九年，旷继勋领导了蓬溪兵变。我军入川前夜，阆中、南部一带，又爆发了地下党领导的两万多农民的起义。川北人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此伏彼起。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南江农民为反对“预征烟款”，潮涌般地结队去县城请愿示威，持续两个多月，终于迫使反动政府宣布“延期征收”。通江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捐斗争。无数贫苦农民，手持矛刀、扁担、棍棒，进城大闹公堂，搜捕团总、保长、提款委员，张贴“官逼民反”的标语传单，被反动政府拘捕的闹事“要犯”，塞满监狱，直至我军解放通江，才予全部释放。巴中县的大批饥民，也纷纷起来“吃大户”，成群结队，到财主家闹粮食吃。川北农民同军阀地主的矛盾，已经尖锐到冰炭不容、一触即发的阶段。

　　红军首次进入通江，石破天惊，在这座偏僻山城激起了巨大反响。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我军，虽衣着破烂，疲惫不堪，极待补给，但态度和霭，买卖公平，秋毫不犯，军纪严明。先头部队入城，怕惊扰百姓，晚上都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面。屡遭军阀部队蹂躏的川北群众，从未见过这样好的队伍。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聚拢到街头路边，打着小旗子，端茶送水，欢迎我军。红四方面军有个好传统：部队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满街满墙，都是我军张贴的传单和涂写的标语，街头巷尾，均有指战员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宗旨，景象好不热闹!红军的到来和指战员们的言行，成了群众“摆龙门阵”的中心话题。我军来自鄂豫皖，而许多操着浓重湖北口音的同志，则说成是来自“鄂尔款”。从此，“鄂尔款”一词便流传开来，成了四川老乡尊称红军的代名词。

　　方面军总部刚刚在通江扎下营盘，就获悉田颂尧已从嘉陵江沿岸调兵遣将，向我反扑。其第二路刘汉雄部进抵南江，第一路李炜如部及罗*琼第三师进抵巴中，企图堵击我军，并反攻通江。原追击我军的胡宗南第一师、刘茂恩第六十五师，亦进抵大巴山北麓。胡宗南部向碑坝开进，刘茂恩部则从西乡向万源地区开进。

　　我们的决心不变，仍以控制通南巴，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主要目标。为麻痹和分化敌人，我军致书各路军阀，说明红军入川，只是“借路”，不拟久留，若以武力相加，必将遭到迎头痛击，云云。同时，令十师两个团东向竹峪关，阻击刘茂恩部，七十三师由小通江河西岸的平溪坝西出，迎战刘汉雄部，十一、十二师布于通江城西的山险要地鹦歌嘴，迎击李炜如、罗遒琼部。我去前线随十二师行动，陈昌浩去七十三师，张国焘和曾中生留在通江，发动群众，巩固后方。

　　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我率十二师及十一师一部，于鹦歌嘴与来犯之李、罗部激战，将敌击溃后，乘胜向前推进。我们没有四川军用地图，道路、地形都不熟悉，花了点钱，请老乡带路。没想到四川老乡不简单，还懂军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追进到马家坪、杀牛坪一带时，敌人占住山垭口，猛烈阻击。山又高又陡，部队仰攻几次，攻不上去。老乡说，川军怕打屁股，得绕到山后去打。这招灵得很!我们派少部兵力迂回到山后一打，敌人当即乱了阵脚，在我前后夹击下，纷纷夺路逃命。这一仗，共歼敌一个多团。追至清江渡地区，又打退敌人七个团的反扑，毙伤敌千余。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我军进克巴中县城。巴中是川北的重镇，盛产高质量的大烟土，颇有点名气。城内有九井十八街，市面相当繁华、热闹，比通江县城要气派得多。

　　在南江方向，进展也较顺利。王树声率七十三师于十二月底进至大河口地区，与刘汉雄部一个团遭遇，一举将其全歼。接着，土著武装任玮璋部起义。经关峪口、甄子垭等战斗，红军二月一日解放南江。在此期间，我十一师三十三团于通江以南溃敌一部后，占领了屏障通江的要点得胜山。东路的十师也击溃进抵竹峪关的敌六十五师。因四川军阀不让蒋介石的势力入川，该敌不久即奉命撤出万源，又退回巴山以北去了。

　　红四方面军入川仅一个月，即歼敌三个团，溃敌八个团，解放了通南巴三县城及周围的大部地区，初步实现了我们的战略预想。从此，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回想起来，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川北才能立脚，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敌人营垒有矛盾、混战，不统一。当时，四川境内共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州等数股军阀势力，各领“防地”，独霸一方，连年混战，互争雄长，闹得不可开交。不仅四川军阀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同四川军阀之间也有矛盾。四川当时是“国中之国”,川军的天下。各路军阀名义上接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统一‘委任和领导。实际上则以维持川人治川的军阀统治局面为本旨。他们生怕蒋介石“剿匪不分畛域”，把触角伸进四川，吞并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因而，在对付蒋介石上，四川军阀之间，又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有点不愿“开门揖盗’’的味道。我们入川，利用了这两种矛盾。

　　红四方面军进据通南巴，选在田颂尧倾其主力参加“成都之战”的当口，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一着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田颂尧只顾在成都参加混战，没有防备这一点。这就便于我们迅速打开战局，立脚生根。当时，蒋介石的势力想不想进川呢?倒是想的。而四川军阀呢?怕请神容易送神难，硬是不要他们进来帮忙。所以，刘茂恩部进到万源，不久便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处，爬上了巴山的，但也吃了“闭门羹”，不得不悄然回兵。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川军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们，我们的处境将会困难得多。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同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川“剿共”，那么，蒋军由北而南，川军由南而北，两边一压，我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脚，更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开创革命根据地，建立立脚点，离不开枪杆子。有了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能歼敌致胜，打开战局，建树一切。毛泽东同志说：“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毛泽东选集》第四一四页)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军经过极其艰难的西征转战，仍保存了一万四千余人枪，子弹平均每枪十排左右，士气高昂，斗志旺盛，是最为可贵的。有了这么一支革命武装队伍，我们就能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乘隙进击,建立立脚点。部队从翻越大巴山起，不畏严寒，不怕牺牲，神速运动，连续作战，一鼓作气打垮了敌人，拿下了通南巴。事实证明，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是创造根据地的主要条件之一。

　　再一个原因是，川北的地形条件、自然条件、群众条件非常好，是块天然的用兵、养兵之地。那里山川纵横，险峰交错，路隘林深，许多地方被原始森林覆盖着，树木又高又粗，一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我们用上少数兵力把山口子一堵，敌人就不易攻进来，大部队集结、隐蔽、穿插，敌人很难发现，便于我军发挥山地战、隘路战、运动战的特长，进行防御和反攻。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发动。特别是妇女，革命积极性甚高，能吃苦耐劳，是相当活跃，得力的革命力量川东游击军战斗在达县、宣汉、万源一带，陕南游击队战斗在西乡，镇巴——带，对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也起了配合、支援的作用。

　　总之，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川陕边区是我军较理想的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分析的那些条件差不多。红四方面军能够结束西征转战，立脚通南巴，开创新局面，是主客观条件具备和统一的结果。

老八路

　　十桩大事

　　我军解放通南巴后，田颂尧的反攻部署，尚未就绪，前线暂时无战事。

　　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开了会。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休整部队，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实行土地革命，拔除军阀地主的反动社会根基，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坚实基础，为迎击敌人的进攻做好充分准备。

　　革命的急风暴雨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紧迫的客观形势，容不得我们慢条斯理，按部就班。议决了就干，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先打开局面再说。通南巴地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全面开花，齐头并进，搞得热火朝天。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十桩：

　　分兵发动群众

　　川北地势偏僻，没有经受大革命运动的洗礼。我们党的活动，也一直处于极薄弱的状态。象巴中全县，人口约五十万，却找不出几名党员来。这同我刚到鄂东北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许多农民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也闻所未闻，更不要说什么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好在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极端痛恨军阀地主的统治。提起敌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人们从不称呼他的官衔，而是直呼其名字或绰号（“田冬瓜”），冠以“棒老二”、“狗日的”、“龟孙子”、“那舅子”等头衔，说：“我们穷人被他整苦了！”积恨之深，可见一斑。这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

　　发动群众的力量，只能是红军。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自解放通江起，我们就从部队陆续抽调了数以千计的指战员，由师、团政治部主任带领，组成工作队，深入城乡，走家串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陈昌浩热情很高，亲自部署、检查。政治机关对工作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守革命纪律，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学习当地方言，注意工作方法等。南江、巴中解放后，我们又统一进行了部署，按各部队驻地划分区域，分片包干，发动群众。由总部直属队负责通江城区和郊区；总医院负责通江以北的泥溪场、苦草坝地区；十师负责通江东北洪口、龙凤场和万源西部竹峪关地区；十一师负责得胜山、江口场地区；十二师负责巴中县城及以南地区；七十三师负责南江地区。这样，部队一面就地休整、补充、备战，一面大力开展发动群众、建党建政的工作，两不耽误，效果较好。

　　各部队的经验证明，发动群众的重要一环，在于从感情上真正同群众溶成一片。要使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我在巴中对下去的干部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起来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我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同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有天然的感情联系。他们到了川北老乡家里，说能说到一块儿，干也能干到一块儿。挑水、砍柴、背粮、背煤、烧饭、肩娃儿、扫院子、修房子、喂猪喂牛……不论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干起来又内行，因而容易很快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短时间内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有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事情就好办。

　　开仓分粮，平分土地 粮食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红军发动群众的基本武器。 川北军阀、地主、官吏，对农民的剥削，简直是公开或半公开的血腥掠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仅占人口百分之六、七的豪绅地主手里，多数农民处于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赤贫地位。土地分等级，交租有区别。一般是上田佃三主七或佃二主八分成；中田佃四主六分成；下田佃主对半分成。“打打钱”（高利贷）盘剥尤重，月息高达百分之十以上，到期不还，利上加利。巧立名目的捐税，如田赋、青苗捐、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灯花税等，不下数十种，一年要征收十多次。封建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象是套在农民身上的三条追命索。加上连年不断的战祸、匪患，许多农民被剥夺得“屋里光光，肚里空空”，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境地十分凄惨。川北的自然条件那么好，而一无所有的赤贫户竟占百分之五、六十，充分说明了军阀地主统治的野蛮性、残酷性。

　　饥民们过去为什么要“吃大户”？就是因为大批的土地、粮食、财富都聚集在“大户”手里。川北的“大户”又称“发财人”，就是大地主。一个“大户”，往往囤集着几万斤粮食。解放通南巴后，我军首先是没收这些豪绅的粮仓，救济饥民。每当开仓分粮时，就象赶场一样的热闹。那些衣衫褴褛的贫苦农民，背着背篓，挑着箩筐，从几十里外赶来，喜盈盈地领回全家的“救命粮”，含着热泪，对红军千恩万谢。他们说：“红军来了，穷人才能吃上白米干饭！”

　　“红军救了我们穷人的命，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

　　“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废除一切高利贷债务和地主契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口号，对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号召力。这是他们祖祖辈辈做梦也没想到过的事，红军来了，却成了现实。政治机关印发了“六大”通过的《中国革命十大纲领》和鄂豫皖时期《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作为动员群众，划分阶级成份和掌握政策的依据。分配土地，基本上是以乡村为单位，按土地和人口的总量，抽多补少，平均分配。除留部分红军公田外，一般成人人均各五背田（“背”是川北计算土地的单位，每背相当于二斗粮的产量），小孩人均各三背田，大体能维持温饱生活。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房产、耕畜、财物全部没收，富农的部分没收，分给贫苦农民。中农的土地和财产不动。土地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是，贯彻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地富家里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并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发生，带来了不良后果。

　　打倒了地主豪绅，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耕牛、房屋、山林，结束了“打精巴子”的苦难岁月，开始了新生活。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掀起了支援红军，加紧春耕生产，“不让一寸土地放荒”，努力建设根据地的热潮。

　　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通南巴过去党的基础很薄弱，群众对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知之甚少。但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发展一批党员作为领导和团结群众的骨干，又是刻不容缓的事。怎么办？部队政治机关和工作队除个别考察教育吸收（一般是给红军带路、送情报和打土豪中的积极分子）外，还采取了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性质和主张，让群众自愿报名的办法。象扩大红军一样，会场上放一块大门板，上面写着“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名处”。开完大会后，将报名入党的人登记下来，进行谈话和调查，经政治机关审查批准，即履行入党手续，宣誓入党。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方式，所以当时发展的二百多名党员质量不高，后来逐步淘汰了一些。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后，发展党员的工作才走向正常化。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在通江县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军队和地方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五百余名。张国焘致开幕词。大会选出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付钟等三十七人组成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同时，新划分的赤江、红江、赤北、巴中、南江五县的县委亦宣告成立。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和立即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决议，明确了党的任务与建设方向。为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质量，决定成立川陕省委党校，分批训练党员干部。从此，党在川陕边区开始扎下了根基，由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地方党的状态，亦告结束。

　　建立红色政权

　　我军入川之初，从省、县、区至各乡、村，普遍建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履行政权机构的职责。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旷继勋同志担任。他是贵州人，在四川活动的时间较长，又是蓬溪兵变的主要领导人，有一定的声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在拥军、带路、打土豪中表现积极而坚定的工农分子，部队政治机关和工作队也派人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是过渡性质的政权组织，一面担负分配土地、组织生产、支援红军、肃清反动分子、动员群众的任务，一面筹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正式产生苏维埃政府创造条件。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在通江县召开了有一百五十名代表出席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明确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并正式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通江人，只有二十几岁，贫雇农出身，是个拥护党和红军的积极分子。《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川陕省苏维埃是川陕工农兵的代表会议，这一政权是属于全川陕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动群众的”。其任务是在中共川陕省委领导下，执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和指示，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封建军阀的统治，扩大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川和全国的胜利。省苏维埃政府下设保卫局、军事部（主管地方武装工作）及内务、监察、土地、粮食、财政、交通、文教、劳工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辖新划分的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及包括镇巴、西乡一带的陕南特别区，约一百万人口。会后，各级临时革命委员会，亦均由正式的苏维埃政府机构取代。

　　红色政权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新建立的红色政权机构，虽然尚不健全，存在不少弱点，但主流是好的。干部的积极性很高，对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支援红军，打击反动分子，组织生产，克服财政困难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群众组织 在红军工作队、临时革命委员会、地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各种群众组织相继建立，成为团结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大学校。 工会一一吸收农村的无产者雇农及县城、乡村的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军工参加。一九三三年三月，在通江召开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了工会章程和各级工会的组织草案，川陕省总工会亦宣告成立。各级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担负着动员群众、保障工人利益、改良工人工资待遇、保卫红色政权、提高生产效率、培养工运干部、提高工人政治文化水平等项任务。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会有检查和监督的权利。工会监督苏维埃政府的内容，规定得很具体。如不分田给雇农、贫农和红军、游击队的；在苏维埃吃闲饭，烧鸦片，不做事情的；把苏维埃委员当官做，见穷人就摆架子，看不起穷人的；乱拿穷人东西，强迫命令群众摊派物资的；侵占和浪费苏维埃银钱的；包庇反动分子的；本人是地主、富农、流氓、兵痞的；等等，工会有权揭露，召开群众大会罢免。工会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组织和动员工人加紧生产、支援战争和加强根据地建设。当时我们成立了造币厂（造银元、铜元、布币、纸币）、兵工厂（修理枪炮）、子弹厂（红军打仗，要将用过的子弹壳如数交回，送工厂造子弹）、炸弹厂（造马尾手榴弹），脚码子厂（指战员套在脚上的铁器，便于走泥滑难行的道路）、斗笠厂、被服厂、制布厂、制药厂、盐厂、农具厂等工厂，解决军民物质保障问题。这些工厂的男女工人，在工会的团结教育下，加班加点，日夜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妇女委员会——成员为贫雇农、中农、工人、县城居民中的青壮年妇女。负责领导工作的有张琴秋、吴朝祥等同志。后会员发展到三十余万人之多。

　　“四川的女同志真是好样的！”这是红军指战员对川北妇女的赞叹。我军刚翻过大巴山，就有打赤脚的女孩子跑来，主动给部队带路。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的妇女从小就参加劳动，是主要劳动力。男人抽大烟的多，体力不行，家里家外的繁重劳动，便靠妇女来承担。但是，妇女的地位也最低贱，命运也最惨。她们终年象奴隶般地劳动，却经常遭受公婆、男人的欺凌和虐待，经济上、人格上毫无独立性可言。买卖婚姻盛行，“干女子”（童养媳）甚多。她们从小被卖到婆家，当牛马使唤，过着非人的生活。如果反抗或逃跑，会遭受极残酷的刑罚。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切开小腿肚子塞进盐巴折磨，有的被捆起来扔进河里淹死。妇女自寻短见的事，层出不穷。川北妇女的这种社会地位和悲惨生活，决定了她们具有勤劳、肯吃苦、反抗性强、渴求自由解放的特点。

　　红军到来，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打碎了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使她们挺起了腰杆，见到了天日。就拿婚姻自由来说，同过去的封建买卖婚姻比较，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苏维埃政府规定，凡男女双方办理结婚手续，必须做到“男从女愿”。政府工作人员要当面问清，才予批准。如先问男方：“你从的她啥？”男答：“我从她人品好，劳动好，是穷苦人。”再问女方：“你为啥愿他？”女答：“我愿他人老实，心地好，打土豪积极。”审查时一定要妇女开腔，表示自愿才行，否则就不准登记结婚，得调查清楚再说。别看是个婚姻问题，动员妇女的作用可了不起。妇女们觉得自己的地位改变了，被当人看待了，生活有了希望。所以，她们的革命积极性很高，不愧是土地革命运动和反封建的先锋。斗地主、拥军、生产、戒鸦片烟、参加苏维埃和地方武装等活动，妇女都站在前列。第一次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有三十名妇女代表出席，有十一名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有的妇女白天出来参加活动，晚上被封建家庭捆打、饿饭，第二天照样跑出来干。不屈不挠的精神、实为可嘉。她们在妇女组织领导下，担负起为红军做衣服鞋袜、看护伤病员、侦察敌情、运送粮食物资、代耕军属土地、动员扩红等任务，搞得十分出色，是党和红军的得力助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诞生的。

　　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青少年的革命组织，主要由红军中的共青团员和原少共国际团的成员协助建立。以共青团为领导核心，把广大青少年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任务是打土豪，站岗放哨，捕捉敌探，传送文书，帮助困难户和红属担水砍柴耕地，积极参加扩红，认真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等。青少年极少保守思想，富有革命和进取精神，朝气蓬勃，是一支创建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后来成立的红军少年先锋师，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贡献是突出的。

　　戒绝鸦片烟

　　鸦片烟毒是川北人民的一大祸患。军阀田颂尧在通南巴一带勒令群众种植鸦片，每年收税达二十万银洋。结果，造成了三多：神鸦片的多，吸鸦片的多，迷信鸦片的多。男女老少，不论生大病小病，都靠吸鸦片治疗。敬神敬祖，也把鸦片当供品，庙里的菩萨、土地老爷，嘴上抹的尽是烟膏子。人们说笑话：川北连老鼠都想抽大烟！所以我军进据通南巴后，立即广泛宣传抽鸦片的害处，打破群众的迷信，发出戒烟号召，禁止继续种植鸦片。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了戒烟局，推进这一工作。当时，方面军政治部机关报《川北穷人》，登了一则消息，反映刚刚开始戒烟的情况：

　　“我们通南巴的穷人受鸦片烟的毒害甚深，苏维埃政府为除此害魔，解除我们穷苦工农的痛苦，特设戒烟局，精制戒烟丸，平价赠送穷人戒烟。据戒烟医生报告，连日来戒烟的将及百余人，两星期内已有五十余（人）完全戒脱。四年者即需一个月，毫无痛苦。（患）烟瘾的同志们：坚决起来和这鸦片毒魔作斗争啊！”

　　刚开始戒烟，响应者寥寥。许多烟客持消极对抗态度，有的甚至制造谣言，挑拨红军和群众的关系。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建立，才逐步将戒烟运动推向高潮。群众分到了土地、房屋、耕牛，有了过好日子的希望，铲除烟害，便成了千家万户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妇女，深受鸦片烟之害，男人们抽大烟，不仅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目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也在所不顾，确实坑苦了她们。因而，她们最相信红军和政府的宣传，最拥护戒烟的号召，是戒烟运动的积极分子。戒烟对象重点是青壮年。凡是政府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红军战士，一律不准抽大烟；对一般青壮年群众，要求自觉自愿，早日戒绝；对积习甚久的老年人，则适当迁就。戒烟运动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采取的方针和方法又比较对头，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成效，仅巴中县城，戒烟的人数即达千人以上。这对保障人民健康，发展生产，稳定群众生活是有利的。唯当时要求抽大烟者不准参加红军，影响了扩红数量。我们后来改为先入伍后戒烟的办法，才解决了兵员补充问题。

老八路

　　任玮璋部起义

　　我七十三师尚未解放南江，王树声师长即报告说，驻该县桃园寺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与红军接头，表示愿意起义参加红军。任玮璋原是杨森的一名旅长，兼渠县县长，绰号“任胡子”。因不满杨森，把队伍拉到田颂尧“防区”，被田委任为旅长，盘踞在南江北部桃园寺一带大山区里，打富济贫，占山为王。升钟寺起义的领导人、共产党员张逸民和李载溥，就在这支队伍里。任玮璋愿意率部起义，是张逸民他们影响和鼓动的结果。

　　方面军总部研究了这件事，同意收编任玮璋部，由七十三师和他们具体谈判。结果很顺利，该部两千余人遂编为红军独立师，由任玮璋任师长，张逸民任参谋长，李载溥任政治部主任，方面军派刘杞去任师政治委员，还从七十三师调了一批政工干部去做政治工作。伺后，该部配合七十三师作战，攻占了南江以北的甄子垭、芦角垭，为解放南江作出了贡献。这是一支旧习气很重的队伍，纪律涣散，普遍抽大烟，经常抢老百姓的东西，影响红军声誉，大家很不放心。反三路围攻开始后，张国焘派陈昌浩去南江，将该师拆散混编，并清洗了一批军官。任玮璋、张逸民则在后来的“肃反”中，被张国焘下令逮捕杀害。

　　肃清反动分子

　　通南巴是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各县都有一批“东坝天”、“南坝天”、团总、惯匪、地头蛇，长期鱼肉乡民，坑害百姓。土地革命中，这些家伙的反抗和破坏活动，相当厉害。有的造谣惑众，威胁农民，土地明分暗不分，继续收租逼债；有的隐瞒成份，假装积极，混进红色政权机构为非作歹；有的勾结土匪或边缘区的敌军，袭击红军，杀人放火，反攻倒算。南江县有个大地主，公然拉起人马，进行反革命叛乱。不坚决镇压他们，群众就难以发动，根据地也无法巩固。

　　当时杀了一些地主豪绅和反动头目，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一般是由群众检举揭发，保卫机关审讯查证，而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就地正法。我是不主张杀保甲长的，因为他们中不少是穷人出身，为了混饭吃，给军阀地主当差跑腿。只要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就不宜当敌对分子处理。但张国焘不以为然，把多数保长、甲长当反动分子看待，杀了一批。把开烟馆的和当道士、和尚、阴阳先生、妓女、卜卦者，也视为异己力量，剥夺其公民权。这就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了对抗我们的社会势力。

　　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

　　川北交通闭塞，山高林密，是“棒老二”聚啸出没之所。红军入川后，有些地主豪绅和兵痞流氓又逃进山里，勾结土匪，对抗红军，残害群众。为巩固根据地，我们决定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依靠群众，消灭土匪。一是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派出小股部队进剿；一是利用土匪的家属去做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改邪归正。成绩最显著的，要算傅钟等同志争取曲江洞二百多土匪投降一事。曲江洞位于通江以北的两河口地带，距我军的战略后方苦草坝不远。那个山洞很大，能容纳一个营的兵力。地势险要，只有一条架在深壑之间的独木桥通过，上下左右都是绝壁，洞里有水，有囤粮，利守难攻。傅钟等同志用给土匪头子写信的方法，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逐渐和他们建立了往来关系。最后将这股土匪全部调出洞子，经短期训练教育后，少部留在红军，大部释放回家。那个山洞，成了红军安置伤员的地方。在巴中县境，主要是会道门组织“盖天党”捣乱，共两千多人，也被我军逐步瓦解和消灭。由于方针比较对头，经过军民共同努力，短时期内基本上消除了根据地内的匪患，有力保障了群众的安全，大大提高了红军的声望。

　　发展陕南游击战争

　　毗邻川北的陕南西乡、镇巴一带，有过党的活动基础。我军入川前，曾给当地的党组织一批武器弹药，帮助建立了游击队，开始坚持武装斗争。游击队后来又争取了一部分“神团”和土匪队伍加入，根据中共陕南特委的决定，建成红二十九军，形成了以马儿崖为中心的一片游击区域。军长兼政治委员陈浅轮（陈潜）。为加强陕南游击战争，方面军派刘瑞龙去该部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九军共有两千余人，但枪支弹药很少。他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不断同“进剿”的优势敌军战斗，扩大了游击区，控制了从陕南到川北的一条通道，牵制了敌人一个旅的兵力，积极配合了通南巴的斗争。

　　然而，不久即发生“马儿崖事变”，红二十九军被搞垮。一九三三年三月间，田颂尧已向我根据地发起三路围攻。红二十九军原收编的一些“神团”、土匪头目和骨干，趁军部派一部分兵力外出剿匪，刘瑞龙同志带人回川北领取武器弹药的时机，发动叛乱，袭击马儿崖军部驻地。军的主要领导人陈浅轮、陈子文、李艮、孟芳洲及一批骨干，猝不及防，或在战斗中牺牲，或被俘后遭杀害，队伍大部被打散。红七十三师闻讯后派部队赶去支援，为时已晚，半途而归。后该军余部一百余人即编为陕南游击队，继续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

　　酿成这一事变的主要原因，是部队发展太快，成份不纯。对收编的“神团”、土匪队伍警惕不够，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打乱建制，进行改造，清除反动头目的影响。建立和发展红军队伍，必须坚持依靠基本工农群众的阶级路线，注重质量。尤其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弄一大堆土匪、流氓、兵痞、会道门分子进来，鱼龙混杂，是很危险的。马儿崖事变血的教训，便是证明。

　　扩红和建立地方武装

　　我军在川北立脚后，获得了大批粮食、衣物补充自己，经短期休整，面貌焕然一新。各部队结合土地革命运动，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保卫革命果实。师团均成立了新兵营、连，妇女独立营也组建起来，进行训练。全军发展到一万八千人，每师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建制和装备比较齐全。十师师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李先念；十二师师长何畏，政治委员甘元景；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很注意优待军属的工作。开军属会议，把送子参军的大爷、大娘请来，喝碗茶，吃顿肉，讲讲参加红军的好处，问问有些什么困难，每家还发一面红纸做的光荣旗子。参军的红军战士都分有土地，由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派人代耕。这些工作，对推动扩红，解除红军指战员的后顾之忧，有明显作用。

　　各县、区均建立了独立营、连，乡、村普遍有了赤卫军组织，按军事化的要求训练和行动。地方武装主要是在“保卫地方，保卫家乡”的口号下，维持地方治安，捕捉反动分子，协助红军做工事、筑木城、修桥铺路、侦察敌情、剿匪等。开始，地方武装的武器弹药很少，装备多为大刀、梭镖、土枪、长矛、棍棒，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才有所改观。

　　“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这副对联，生动概括了大巴山下翻天覆地、如火如荼的斗争情景。我们进行的上述一系列工作，归结到一点上，就是发动群众四个字。党和红军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立脚在川陕边的斗争舞台上，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老八路

　　反三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刚入川的时候，四川军阀认为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区区之灾，不足为虑。一心要坐王位的刘湘，坚持“先安川而后剿赤”的方针，纠集各路军阀，仍在成都一带同刘文辉部火并。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二刘之战”以双方暂时妥协而告一段落。二十七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二十万元军费，一百万发子弹，令其迅速“进剿”红军。二十八日，田颂尧在成都宣布就职，随即将嘉陵江以西的部队大部东调。二月中旬，完成了对我根据地进行三路围攻的兵力部署。

　　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辖五师（每师三旅六团）三路（每路二旅四团）及军、师独立旅，共六十个团的兵力。投入三路围攻的有三十八个团，六万余人，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田敌将总部设在嘉陵江东岸的阆中，委任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根据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兵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以左纵队为主攻方向，中、右纵队为助攻方向，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而全力消灭之，重返通南巴，恢复其反动统治。

　　敌人的具体部署是：

　　左纵队以第一师两个旅、第四师两个旅、第五师一个旅、第二路和第三路各两个旅、独立旅等共二十二个团组成，由第四师师长王铭章任纵队司令官。自广元、旺苍坝地区开进，企图经木门、长池夺取南江，进而控制大巴山南麓，切断红军退往陕南的道路。

　　中纵队以第二师两个旅、第五师一个旅共七个团组成，由第二师师长曾宪栋任纵队司令官。自阆中、苍溪经恩阳河地区开进，企图扫清巴河沿岸红军兵力，夺取巴中，而后以一部威胁红军侧翼，协助左纵队占领南江。

　　右纵队以第三师及第一路两个旅等九个团组成，由第三师师长罗廼琼任纵队司令官。自南部、仪陇向巴中以南开进，控制巴河两岸，协助中纵队收复巴中。

　　三个纵队，以攻克南江、巴中为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略事休息后，再分进合击，收复通江，将红军消灭或逐出川境，完成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

　　盘踞于巴中以南的杨森第二十军和通江以东的刘存厚川陕边防军，相机配合田部的作战行动。巴山以北的胡宗南、刘茂恩部，也作好了堵截红军的准备。

　　二月十二日，敌开始用小部队在我根据地边缘地区，进行袭扰和侦察活动，并掩护主力部队展开。我们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判断，田颂尧的大规模进攻，即将开始。那时，我们同白区地下党未取得联系，军事情报主要靠抓俘虏提供。有些翻身群众，利用社会关系深入敌占区活动，也能搞回些情报来。这样，使我们对敌军的部署、动向，大体上有个谱。

　　各领“防地”，自保实力，是四川军阀的一个重要特点。川陕根据地南面的杨森部和东面的刘存厚部，“防地”没有被红军占领。估计他们以主力部队参战的可能性不大，我军置少数兵力进行警戒即可。田颂尧部是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根据川北的地形条件，我们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要求各部队和地方武装、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利用险要地势，构筑工事，在积极防御中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敌人，逐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歼敌，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当时，我们还缺乏收紧阵地的经验，只能有个大致的预想，阵地收紧到什么程度，则视战况的发展而定。

　　我军的部署是：

　　以七十三师（欠二一八团）布于南江及其以西的三江坝地区，十一师（欠三十三团）布于南江西南之木门、长池地区，抗击敌左纵队；以十二师布于巴中及其东南的曾口场、粉壁场、兰草渡一带，抗击敌中央纵队和右纵队；以十一师第三十三团布于通江西南的江口至得胜山地区，十师布于通江以东及东北的麻石场、洪口场、竹峪关一线，警戒可能来犯之杨森、刘存厚部，掩护方面军侧后安全，并担负战略预备队的任务。

　　以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位于南江东北的碑坝地区，向汉中方向警戒。

　　反三路围攻战役，从二月中旬开始，至六月中旬结束。历时四个月，分为第一期收紧阵地、相持、第二期收紧阵地、总反攻四个阶段。

　　（一）二月十八日至三月十八日，为作战第一阶段。

　　二月十八日，田颂尧、孙震令其所属左、中、右三路纵队，向我发起全线进攻。

　　田军有蒋介石和各路军阀打气、撑腰，熟悉川北地形和民情，人数与装备又占绝对优势，故而没把红军放在眼里，骄横不可一世，攻势十分凌厉。战斗最激烈的是头十天，我和陈昌浩在前线视察过。陈昌浩同志开玩笑说：“川军有股烟劲！”这话有点道理。敌人一般是抽过大烟后，凭股“烟劲”，发起冲锋。羊群式的队形，密密麻麻，“咯老子”、“那舅子”的乱喊乱叫。“敢死队”领头，军官压阵督战。脚板硬，爬山快，冲击力强，但怕肉搏和包抄。进攻时气焰嚣张，来势凶猛；溃败时掉头鼠窜，保命要紧，连武器都仍掉。我军依托有利地势和工事，顽强抗击，采取阵地正面防御同两翼反击包抄相结合的战术，在候家梁、高壁寨、中魁山、青岗梁、南坎坡等要点，不断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使他们尝到了红军铁拳头的滋味。田颂尧、孙震见久攻未下，急调其中纵队的一部加强左纵队，试图从南江方向突破，但除损兵折将外，一无所获。十天之内，我南江方向的部队，即毙伤俘敌左纵队官兵五千余人；巴中方向的部队亦歼敌一千余人。敌人的进攻凶焰，顿受挫折。

　　我军的防御战线长，兵力少，武器弹药不足，不宜同敌人持久对垒。为骄敌前进，诱敌深入，我们决定边打边撤，逐步收紧阵地。二月二十八日，我十一师放弃通往南江的重要据点长池，转移阵地至八庙垭地区。三月八日，敌左纵队一个旅扑向八庙垭。八庙垭山势陡险，是南江至巴中间的重要阵地。我们原计划在那里顶一阵子，但十一师没打好，阵地被敌突破，部队后退十余里。半夜里张国焘打来电话，说八庙垭失守，我急得觉都没法睡。天不亮就赶去，集中十一师、七十三师一部向敌反击。这一仗，我攻敌防，打得很激烈。我们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术，“包饺子”成功，全歼敌一个整团另一个营，毙敌团长何济民及代理团长何柱，夺回了八庙垭。三月十八日，我军放弃南江县城，七十三师同十一师收紧阵地至贵民关、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一线。扼守巴中方向的十二师，亦于三月八日撤离巴中县城，收紧阵地至清江渡一线。在此期间，杨森、刘存厚趁火打劫，各派出一部兵力进犯我侧后阵地，遭迎头痛击后溃退。

　　这一阶段作战中，我军先后歼敌近八千人，给进攻敌人以沉重打击，达到了迟滞和消耗敌人的目的。

　　（二）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为作战的第二阶段。

　　我军主动撤到新的防御阵地后，布于南沿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杀牛坪至得胜山，由得胜山向东北沿麻石场、龙凤场至竹峪关一线，准备继续迎击敌人的进攻。

　　这时，收复了南江、巴中县城的敌人，兴高采烈，正陶醉在一片“胜利”的吹嘘声中。国民党电台，天天给川军的“胜利”添油加醋，吹得天花乱坠。我们听了，不过一笑置之而已！田颂尧、孙震令所部停止进攻，就地休补，准备发起更大攻势，消灭我军于大巴山下，完成其第二步战役企图。

　　于是，战局成对峙状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我们抓了三件事情：

　　一是休整训练部队，加强政治工作。要求各部队就地休整补充，吃足睡好，养精蓄锐，以利再战。军民结合，抢修和加固防御工事。开展战场练兵和冷枪冷炮杀敌运动，加强小分队、游击队的袭敌扰敌活动。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一切行动听指挥，克服急于反攻求胜的心理。抓紧对俘虏的训练教育，放回一部，瓦解敌军。

　　二是动员群众，稳定人心。通南巴的群众，不同于鄂豫皖根据地的群众，这里是新区，群众没有经受过赤白“拉锯”的锻炼。反围攻开始的时候，不少人对红军能否取得胜利，疑虑重重。尤其是看到我军一撤再撤，连南江、巴中都已放弃，更担心我们象兔子尾巴似的，长不了。敌对分子乘机煽风点火，搞得人心惶惶，极不稳定。不解决这个问题，红军便无法依靠群众的力量把旷日持久的战争打到底。为此，地方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工作队及各群众组织一齐开动，深入群众，广泛进行红军必胜、白军必败的教育工作，号召翻身群众紧紧和红军站在一起，为保卫自己的政权、土地、家园而斗争。愿意转移的老弱妇孺，派人护送到后方山区，妥善安置。对于造谣破坏的反动分子，则坚决镇压，绝不留情。

　　三是扩大运输队伍，增强运输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必要的物资供应和运输能力，就会大大削弱部队的机动力、战斗力，要打赢一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当时，通南巴的物资不算短缺，我们处在内线作战地位，论说供应不成大问题。但恰恰相反，这正是最叫人头疼的一大难题。那带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尽是大山，交通运输极为不便。运送粮食、弹药、物资和伤病员，全靠人力背和抬。从这山到那山，站在山头上喊话能听见，但走起路来，就得花半天到一天的时间，的确是“蜀道难”啊！第一阶段作战中，由于运输力量不足，前线就出现了食粮接济不上来，伤员运送不下去的困难。有些山头、垭口，本来还应再守一守，但不得不放弃。撤离南江、巴中县城，许多我军急需的物资转移不走，只好一把火烧掉，叫人心疼得很。因此，我们下决心增强运输力。由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统一组织，编制县、区、乡的运输队伍，管饭给钱，分段“接力”，构成数条连绵不断的运输线，保证伤号、弹药、粮食、盐巴及其它物资，顺利运送和转移。这支运输大军多达数万人，在反三路围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持阶段，我们抓住了休整训练部队，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增强运输能力三个环节，为战局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中旬，为作战第三阶段。

　　敌人经过一个月的休补，部署就绪，四月二十六日，又向我发起了强大攻势。前沿阵地，一片硝烟火海。

　　这次进攻，敌以其中央纵队、右纵队和左纵队一部，分别向杀牛坪、得胜山、大明垭等地猛扑，钳击通江；左纵队主力则向贵民关、观光山一线猛攻，企图截断红军的后路，包围我们于通江北部地区而消灭之。

　　红军和地方武装紧密配合，依托险要地形和工事，顽强阻击敌人。两天之内，即毙伤俘敌三千余人。杀牛坪之战，我十二师三十六团两个连，即溃敌一个团。大明垭之战，红十一师两个团，击退敌八个团的连续进攻。红十一师另一部在屈家山，七十三师一部在黑岩场等地，也予敌以大量杀伤。

　　敌军数倍于我，攻势猛烈，我前线部队承受的压力极大。我们决定，再次收紧阵地，放弃通江县城。四月二十九日，我军转移到通江城以北、小通江河以东，布阵于平溪坝、新场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竹峪关一线，方面军总部撤至战略后方最北端的空山坝地区。

　　川北的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陡险，愈利于我军坚工固守。象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等要点，皆有“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树倒挂倚绝壁”之势，摆上几个连的兵力，就能顶住整团、整旅敌军的进攻。这个时候，我们的战略退却，退到了终点，收紧阵地，紧到了极限，选择反攻的时机和地点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反攻的作战方案，由我提交方面军总部讨论决定。

　　“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弥耳俯伏”。（《六韬·启发》）我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收紧阵地，示弱于敌，就是为了创造条件，发起致敌于死地的反击。敌人蠢得很，不懂这个道理，作了相反的估计。他们占领通江后，竟认为红军“溃不成军”，将“兵退汉中”。田颂尧狂妄宣称胜利“不过指顾间事”，令所部再次发起全线进攻，以“竟其全功”。

　　五月上旬，敌担任主攻任务的左纵队，在孙震率领下，集中第四师五个团、第五师一个旅、独立师三个团及第三路两个团共十三个团的兵力，由西而东，向我空山坝、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猛扑。其中纵队、右纵队则向通江以北推进，妄图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中旬，敌左纵队冒进到空山坝西南的余家湾、柳林坝一带。东面的刘存厚部也想趁机捞一把，于十四日派八个团出动，攻占竹峪关，形成对我左侧的严重威胁。

　　骄兵必败。敌人孤注一掷，冒险突进，急于求成，这就注定了他们必将惨败的命运。

　　（四）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五日，为作战的第四阶段。

　　我军主力集中在方圆不及百里的空山坝地区，象一支收回的拳头，握得紧紧的，准备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我军的节节抗击，逐步退却，骄敌诱敌，造成了敌人的两个致命点：一是大兵团深入到深山密林狭谷地带，回旋余地小，兵力展不开，易遭杀伤。一是减员增大，疲劳加剧，补给困难，士气愈来愈沮丧。这就使敌人丧失了他们的优势地位，为我军的反攻准备了条件。我们的处境当然也很困难。主要是部队集中后，粮食不够吃，靠挖野菜、嫩竹、胡豆充饥；医药短缺，伤病员数量不断增加；兵员、弹药有耗无补。

　　我们决定，以冒进到空山坝西南的敌左纵队十三个团，作为反攻的首要打击对象。这是因为：第一，该敌是三路围攻的主力，歼灭这路敌人，将使敌全线震恐，不战自乱，围攻破产。俗话说：“蛇打七寸”。要打，就往敌人要害上打。这样，才能保证反攻的决定性胜利。第二，该敌冒险突进，与其中、右纵队之间，空隙甚大，已处在我军的三面包围之中。退路一断，插翅难逃。第三，左纵队兵力愈多，上述的两个致命弱点，便愈严重，愈突出。第四，我军兵力集中，士气高昂，长于运动战、山地战，军政素质占绝对优势，非敌军可企及。

　　为争取反攻的胜利，我们先令十师、十一师主力星夜东出，奔袭竹峪关刘存厚部，解除我翼侧威胁。五月十五日深夜，战斗打响，我军一举占领竹峪关外围的包台山、亭子庙、佛爷山等制高点。次日，敌八个团慌忙溃逃，被我消灭八百余人，我军旋即星夜转回。这一战斗，使田军错误地认为我主力东移，因而更加强了对西线、南线的进攻。我七十三师及十一师一部于大、小骡马及小坎子阵地，抗击敌左纵队；十二师一部和十师二十八团及地方武装，坚守小通江河以东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顽强阻击和牵制敌中、右纵队。当时，我东袭竹峪关的部队尚未返回，这边的敌人连续猛攻，战局很吃紧。我到阵地前沿去看过，进攻的敌人漫山遍野，冲锋一次接着一次。我对团长孙玉清说：要沉住气，让敌人攻，攻到一二百米的地方再打！部队真英勇，和冲上来的敌人拚杀、肉搏，人在阵地在，杀得敌人鬼哭狼嚎，片片倒地。就这样，敌人的进攻虽然连续不断，但在我军顽强抗击下，终未能前进一步。

　　五月十七日，我们在空山坝方面军总部住地召开军事会议，进行反攻部署。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及各师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我主持，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态势和总反攻的有利条件，传达了总部研究的反攻作战方案。大家一致同意首先向敌左纵队开刀的决心和部署。由十一师担任自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退路的任务；十师、十二师担负向敌右侧进攻的任务；七十三师继续坚守通向空山坝的咽喉之地大、小骡马及小坎子等阵地，伺机转为正面进攻。会后，各部队按规定的任务，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工作。

　　七十三师阵地是敌左纵队攻击最猛烈的地方，也是关系到决战成败的最紧要之点。那里如果被敌突破，我反攻部署将付诸东流，全局会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所以我对王树声同志说：“你那里可是要命的地方噢！伤亡再大，也得顶住。你们顶得住，胜利就有希望。”七十三师指战员，没有辜负全军的期望。他们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沉着应战，顽强抗守，多次与敌展开肉搏，把冲上来的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经五昼夜激战，阵地屹然未动。这就胶住了敌人，同时也为我反攻部队集结运动，赢得了时间。

　　五月二十日晚，我十一师以三十三团为先锋部队，从空山坝以北的深山老林中开路，秘密插入敌侧后，后继部队陆续跟进。那天晚上正下大雨，道路泥泞得很。部队人人有副铁脚码子（专供下雨天爬山跑路用的），排上了大用场。按预定计划到达指定地点后，占领要点，构筑工事，切断了敌左纵队的退路。二十一日拂晓前，我们下达了总攻击令。我十一师指战员突然向敌左侧发起猛攻，打得敌人茫然不知所措，阵脚大乱。接着，七十三师从正面反击，十师、十二师向敌右翼进攻。我们的一万多部队，将敌左纵队十三个团大部，包围分割在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三昼夜激战，全歼敌七个团，溃敌六个团，毙伤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近五千人，缴枪三千余支，迫击炮五十余门。

　　接下去是乘胜扩张战果，猛烈追击。田军左纵队遭此沉重打击，全线崩溃。孙震率左纵队残部夺路而逃，中、右纵队慌忙回窜。川军素有“川老鼠”之称，溃败时不仅逃得快，而且要花招。官兵往往把枪枝、弹药、辎重、衣物、银元等，沿路丢弃，让对方去拣，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这次，敌人如法炮制，又玩起了边跑边丢东西的把戏。我们命令各部队一律不许打扫战场，只管猛打穷追敌人。川军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愈加溃不成军。我率七十三师、十一师向南江方向追击。部队只顾跑路，饭也顾不上吃。快到南江附近时，一气翻了座四十里的大山，下山后我头疼得厉害，两手抱着脑袋，坐在个院子里，话都说不出来，第二天才好些。前面的部队运动不得法，没截住刘汉雄部，给他们跑掉了。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没吃上，真令人遗憾。这次追击，有六千多敌官兵，当了俘虏。我们有个炊事员，一人就俘敌五十余人。

　　田颂尧见全军溃败，赶忙抽调后方留守部队五个团，进至三江坝、长池一线，进行援应。我军乃乘胜向该敌发起猛攻。六月十日，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两个连，夜袭险要据点华盖山，仅以轻伤两名的代价，即歼敌五百余人。十二日，三江坝守敌一个旅掉头溃逃，七十三师追至旺苍坝地区，将该旅大部消灭。在此同时，我十一师经官路口、长池、木门向苍溪进逼；十二师一路南向江口，一路东趋仪陇；十师亦从竹峪关南进到镇龙关地区。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我军连克南江、通江、巴中、江口等地，前锋逼进仪陇、广元、苍溪县城，胜利结束了反三路围攻战役。

　　这次战役历时四个月，我军共歼敌二万四千余人，缴长短枪八千余支，机枪二百余挺，迫击炮五十余门。田颂尧多年惨淡经营起来的实力，被搞掉三分之一。这位败军首领的川陕“剿匪”督办头衔，亦被蒋介石一纸命令罢免。他痛心疾首，气急败坏，一面下令“各县官绅民众戒除宴乐，以示哀悼”；一面大骂其他军阀隔岸观火，坐视不救，声言：“共产党如果再追来，我连保宁（阆中）都放弃，让大家都过不成清静日子！”原想出兵捞点油水的杨森，见势不妙，赶忙派人和红军联络，想稳住我军，保住自己的地盘。刘湘集团内部，则爆发了“先剿赤还是先安川”的争论。反三路围攻的胜利，进一步加深了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

　　战争是熔炉，是学校。四个月的反围攻斗争，大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胜利信心。战争中，许多翻身群众热烈响应党和红军的号召，纷纷参军、参战，运送物资，捉敌探，抓俘虏，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增强了抗敌本领。那些被田军重新占领过的地区，普遍遭受洗劫、蹂躏，景象凄惨，疮痍满目。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十分残酷，不少人被砍头、活埋、烧死或毒打致残。巴中县有户雇农，一家七口，全被杀光。目睹血淋淋的事实，更加激发了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红军的热爱。原先，一部分人有这样的顾虑：“‘鄂尔款’能打败田冬瓜吗？”“红军好是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站住脚？”“穷人的好日子，长久得了吗？”有的不敢公开和地主翻脸，分得了土地，暗地里仍向地主交租；有的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半信半疑，抱观望态度；有的对混进红色政权为非作歹的坏分子，明明知情，也不敢揭发报告。他们主要是怕变天，怕军阀地主卷土重来，反攻倒算。经过反三路围攻，他们确信红军不会走了，田颂尧、杨森、刘存厚快垮杆了，通南巴确实是“精巴子”的天下了。因而，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通南巴的广大群众，经过反三路围攻的锻炼，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一些农民在高山深谷中发现窝藏的地主、反动分子或散兵游勇，都捆起来送政府惩办；主动向政府揭发某些基层干部包庇地主、隐瞒土地、循私舞弊、打击报复等不法行为；踊跃缴纳公粮，积极参加红军；等等。不论老区、新区的根据地建设，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通南巴为中心，包括苍溪、广元、仪陇、万源等一部新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逾二百万，进入了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新时期。

　　这次战役，是在广泛发动群众，初步奠定根据地工作基础上进行的。有红军的英勇作战，有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发展。除此之外，导致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则是战略方针适应了新情况。

　　反三路围攻，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收紧阵地呀，节节抗击呀，待机反攻呀，重点突破呀。就是以有利的地形，少数的兵力，劣势的装备，与优势的进攻敌人“磨蹭”，经过一个逐步消耗敌人的阶段，使他们战线拉长，孤军深入，疲惫不堪，难乎为继、而后我实施总反攻，把敌人一下子打垮。这与鄂豫皖时期截然不同了。鄂豫皖时期，先是小规模的分散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袭敌拢敌。后来红军发展壮大起来，发展为大规模的运动战，声东击西，“飘忽”制敌，搞远距离的奔袭、奇袭，搞野战，搞围点打援。这个时候，则是采取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打法，搞收紧阵地这一套啦。这是利用了川北南低北高、山险路隘的特殊地形，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适应了新情况。

　　收紧阵地是为了待机反攻，与敌决战。因之，逐步收紧阵地与向心退却的过程，也就是为最后的反攻决战积极创造条件的过程。收紧阵地必须达到消耗敌人、骄纵敌人的要求。前者是为了造成敌人的不断疲惫和减员，后者是为了造成敌人的严重错觉和失误。具备了这两条，敌优我劣、敌攻我守、敌居主动地位我居被动地位的局面，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反攻决战的时机，才能到来。反三路围攻的前三个月，我们一方面节节抗击，先后消灭敌人上万，有力地消耗和疲惫了敌人，大大增加了敌军内部的矛盾和困难；另一方面节节后退，陆续放弃南江、巴中、通江县城，使敌人不断尝到进攻的“甜头”，误以为红军畏敌怯战，软弱可欺，不堪一击。因此，敌左纵队才敢孤军深入，冒险突进，陷于进退失据、疲劳沮丧的绝境。一旦我军发起反攻，他们便不战自乱，一败涂地。这绝不是偶然的。

　　战略退却的终点，选在根据地的后部，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的根据地不大，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的根据地是新区，尚不具备军民一体从四面八方袭敌扰敌的条件。我们的兵力有限，必须最大限度地保存和集中。我们的敌人兵力众多，来势凶猛，占绝对优势地位。我们的作战地势是南低北高，利守难攻，愈往大巴山靠近，地形愈险要。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逐步收紧阵地，节节消耗敌人，待机举行反攻。所有这一切，都规定了战略退却的终点，不宜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中部，而应选在根据地的后部。一般情况下，反攻决战的文章，也必须从根据地的后部做起。这一点不仅为反三路围攻的胜利实践证明，而且也为后来反六路围攻的实践所证明。

　　逐步收紧阵地和从根据地后部发起反攻的战法，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方面，有它的特点。一般说来，高度的集中兵力，是弱军对付强军的最有效的手段。往往敌人的进攻一开始，指挥员首先就要集中主力在手，避其锋芒，择其弱点，待机破敌。鄂豫皖时期的历次反“围剿”，无不如此（第四次反“围剿”虽招致失败，但也是起首就集中了兵力的）。然而，川陕边却恰恰相反，首先不是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是“分兵把口”，节节御敌。从局部上、一个防御方向上看，兵力相对集中；从全局上、整个防御战线上看，兵力则相对分散。我们只有四个师的兵力，要从三面抗击优势敌人的进攻，达到逐步消耗和疲劳敌人的目的，不分散行吗？是不行的。这种必要的分散，适应了川北的地形条件，正是收紧阵地这一作战方针不可缺少的一环，是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决战的前提条件。反三路围攻的战役全过程表明，我军的阵地是逐步收缩的，兵力也是逐步集中的。前三个作战阶段，各师“分兵把口”，独挡一面，零敲碎打，机动歼敌；主力的高度集中，则实现于作战第四阶段，即空山坝决战的前夜。如果没有前面的分兵防御，也就没有后面的集中反攻。在川陕边的特定地形条件下作战，兵力分散和集中之间的关系上，呈现出的这种特殊性，证明了革命战争进程中矛盾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

　　逐步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容易给我们带来诸多困难。如群众暂时不理解，士气受影响，持久同敌人作战，自身的疲劳和消耗增长，回旋余地狭小，物资供应缺乏等。指挥员要有极大的耐力，依靠坚强的政治工作，群策群力，去战胜这些困难。不管打什么仗，困难总是有的。坚韧不拔，熬过难关，就是胜利。

　　古往今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都是同当时当地的战场实际相结合，是从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指导战争，驾驭战争，一刻也不容忽视地形、民情、敌情、我力，不能离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我以为，这就是反三路围攻经验的主要之点。

老八路

第九章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木门会议前后

　　田颂尧第二十九军惨败的消息，无疑等于在四川军阀头上响了一声炸雷。震惊之余，他们不得不重新估计红军的力量。这时，又一次爆发的刘湘、刘文辉的川西混战，胜负未分，欲罢不能。其他军阀慑于红军威力，提心吊胆，自保“防地”，谁都不想贸然进犯我根据地，落个田颂尧第二的下场。陕南的西北军孙蔚如部，也同红军谈判，暂时达成了互不侵犯默约。在川陕边，暂时出现了有利于根据地建设的相对稳定局面。

　　巩固根据地，加强红军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大任务。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不可偏废。当时分工由张国焘、曾中生着重抓地方工作建设，我和陈昌浩着重抓军队工作建设。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川陕省委在通江的新场坝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听取了曾中生同志代表省委所作的政治报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觉川陕省党的任务》等决议。明确规定党和地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猛烈扩大红军，加紧武装农民，积极开展根据地周围和敌占区的游击战争，扩大和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查田运动，彻底分配土地，健全各级红色政权机构，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扩大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普遍军事化；开展白区工作和白军内部的士兵运动；扩大和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会、青年团的组织，继续镇压和肃清反革命等。规定这些任务是必要的，正确的。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建设，有了明确的要求和目标。

　　接下来是木门会议。这是加强军队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

　　六月底，我们在旺苍县的木门场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百多名红军领导干部，我和陈昌浩主持了会议。会址设在木门附近半山腰的一座寺庙里，周围绿树掩映，分外幽静。我们这些满身征尘的人，来到这里，象是进入世外桃源一般。

　　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各部队检查了作战中的优缺点，交流了情况和经验，我就作战和建军问题发了言。那时讲话不用稿子，事先想几条，列在小本本上，即席发挥。时隔多年，讲了哪些具体内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要点大致有：反围攻胜利的意义，收紧阵地的必要性，川军的作战特点及我们的战术，扩大红军，改编红军，加强政治工作等。

　　另一个议题是停止部队内部的“肃反”问题。反三路围攻开始不久，张国焘即借口部队“不纯”，令陈昌浩和保卫局进行“肃反”。老一套的办法，单线领导，搞逼供信，“自首”运动，任意捕人杀人，军委主席和政治委员说了算。罪名无非是什么“托陈取消派”、“右派”、“通敌”、“AB团”、“改组派”等，天晓得!当时，战争异常紧张，部队整天和敌人拚杀，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用，有生力量宝贵得很。我在前线听说一些干部、战士被捕的消息，真是恼火极了。九军七十三团政委陈海松，年仅二十岁，很能打仗，被列为“审查”对象，要抓起来。军长何畏跑来找我，我说：他是个小孩子，有什么问题呀，不能抓!我打电话问陈昌浩：“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拚命拚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的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Y”陈昌浩有张国焘撑腰，“奉命行事”，我的话他当然听不进去。电话里应付了我几句，实际上仍在坚持“肃反”。部队意见很大，层层进行抵制。李先念同志在十一师，就没有照保卫局列的黑名单抓人，说：“打完了仗再说!”保护了一些干部。这个期间，先后被逮捕杀害的团以上干部，有：旷继勋、余笃三、吴展、闻盛世、陈少卿、赵箴吾、杨白、王振华、袁诚汉、李绍德、任玮璋、张逸民等。七十三师二一八团第三营一仗没打好，政委陈少卿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株连全团排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抓光。有的被关，有的被杀，有的被送到运输队里扛大米袋子。木门会议上，大家议论纷纷，慷慷激昂，强烈要求停止部队内部的“肃反”。有个师政治部主任，搞刑讯逼供，杀人不少，在会上挨了批斗。陈昌浩的头脑清醒了些。他在讲话中虽肯定前一段部队中“肃反”的必要性，但承认错抓了些人，同意停止“肃反”，将错抓的人放回。木门会议，在抵制张国焘的罪恶“肃反”上，取得了胜利，意义非同小可。

　　再一个议题是部队扩编和整训问题。反三路围攻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红军的声望，参加红军成了群众心目中最荣耀的事情，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为适应新形势，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并通过整训，加强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恢复彭杨干部学校，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木门会议后，部队进行了整编，全军共四万余人。编制情况如下：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副主任傅钟、曾传六。方面军直辖机关和部队有参谋处(主任舒玉章)、总经理部(即后勤部，主任郑义斋)、总医院(院长苏井观)和警卫一团、二团、妇女独立营等单位。彭杨学校直属军委领导，校长倪志亮。

　　以十师为基础，扩编为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后为洪学智)。辖十师(师长汪乃贵，政治委员甘良友)、十一师(师长陈再道，政治委员叶成焕)、十二师(师长张才干，政治委员徐长勋)，共八个团。

　　以十二师为基础，扩编为第九军。军长何畏(抗日战争初期叛变，投降国民党)，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主任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兼，政治委员陈海松)、二十七师(师长王学礼兼，政治委员梅华樊)，暂缺二十六师，共六个团。

　　以十一师为基础，扩编为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主任文建武，政治部主任张成台(后为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政治委员王建安)、八—卜九师¨币长柴洪儒，政治委员杜义德)，九十师(师长邹洪盛，政治委员程世才)，共八个团。

　　以七十三师为基础，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张广才，政治部主任黄超。辖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政治委员林安英，副师长王友钧)，九十二师(师长陈友寿，政治委员杨朝礼)、九十三师(师长叶道智，政治委员王德安)，共七个团。

　　各军军部机关为司令部、政治部。军直属单位有军医院、修械所、担架营、特务营(包括侦察、通信、警卫、工兵等分队)和追击炮兵连。不久，军以下的后勤机构，也相继建立和充实。

　　这次扩编，采取由地方武装、赤卫队向主力红军升级为主的办法，较好地保证了扩兵的质量。

　　干部很年青，都是从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我那时三十二岁，陈昌浩二十九岁，王树声二十八岁。军师两级干部，二十来岁的占绝大多数。四军军长王宏坤，二十四岁，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二十四岁，九军二十五师政治委员陈海松，才二十岁。团以下干部中，十七、八岁的“娃娃”，一大片。他们虽然年岁不大，但来自工农，来自基层，来自枪林弹雨之中。不仅富有为工农阶级的解放而战的牺牲精神，而且具备比较丰富的实战、训练、带兵经验。红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一往无前，生龙活虎，不畏艰险，是同放手提拔和任用大批经过战火考验的优秀青年干部，分不开的。

　　文化程度偏低，是干部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如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傅钟，李特、黄超、余笃三、朱光、张琴秋、舒玉章等)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划个“鸭蛋”了事。这固然是旧社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与当时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有关。从教条主义的中央起，就盲目搬用苏联的经验，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强调重在表现，而首先看是不是工人成份，搞“唯成份论”。不然，他们是不会把向忠发作为样板，高抬到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去的。现在觉得幼稚可笑的事，那时却被奉为金科玉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全党推行。张国焘更起劲，“肃反”中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入川之初，他亲自物色了位抬过滑竿的年青人，即熊国炳，发展成党员，一下当上了川陕省苏维埃主席。人倒老实，但能力太差，形同虚设，实际上是秘书长黄超当家。所谓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也是张国焘的发明创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左”到那样的地步，下面形成怕学文化、怕有知识的心理，难道不是必然的吗?一定的文化知识，是提高干部军政素质、指挥才能、战略战术素养的基础。由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队伍文化程度偏低，当时又存在普遍轻视文化知识的倾向，给部队发展建设造成的障碍，是相当严重的。

老八路

　　大练兵运动和根据地建设

　　部队扩编完毕，各就各位，便转入为期三个月的军政训练。

　　新兵数量大大增加，抽鸦片烟的不少。这是我们在四川扩红遇到的一个特殊问题。不首先解决它，便无法进行正常训练，无法打仗，败坏纪律的现象也难以制止。我们采取教育为主、逐个打通的办法，要求各部队大张旗鼓地开展戒烟宣传，分工包干人头，帮助新兵戒烟。政治机关专门编出教材，发到连队；医务部门大批供应戒烟药丸；部队把烟瘾大的人集中到一块儿，吃、住、训练，每天供应点鸦片烟丸，逐渐减少供应量，直至完全戒脱。连队的“发明”更新鲜：有人犯起烟瘾来，没有鸦片烟供应，就抓上把胡椒或花椒，塞进他咀里，帮着挺过去。吃胡椒、花椒，竟成了“救急”的灵丹妙方。

　　有一首戒烟小调，当时很流行：

　　工农呀，弟兄呀，静声听呀哈，唱一个歌儿给你听，其中有原因呀，嗯嗯呀，其中有原因呀。

　　洋烟呀，本是呀，大毒品呀哈，军阀弄来害人民，不让我翻身呀，嗯嗯呀，不让我翻身呀。

　　川北呀，穷人呀，受他骗呀哈，吸上一付大烟瘾，田地卖干净呀，嗯嗯呀，田地卖干净呀自从呀，吸上呀，洋烟瘾呀哈，别人工作我不行，烟瘾发死人呀，嗯嗯呀，烟瘾发死人呀。

　　大烟呀，害处呀，说不尽呀哈，不戒大烟活不成，它和军阀不能分呀，嗯嗯呀，就是大敌人呀。

　　不戒呀，大烟呀，就是死呀哈，戒了大烟身体壮，一齐去打仗呀，嗯嗯呀，一齐去打仗呀。

　　政府呀，发下呀，戒烟丸呀哈，不伤身体不化钱，戒烟不为难呀，嗯嗯呀，戒烟不为难呀。

　　不戒呀，大烟呀，人讨厌呀哈，戒了烟瘾人人敬，全家都喜欢呀，嗯嗯呀，全家都喜欢呀。

　　这种当地的民歌俚曲，象川菜似的，适合四川战士的口味。内容丰富，生动，深刻，极能打动人心。有些新兵在联欢会上听了阶级姐妹唱的戒烟歌，回想自己抽鸦片烟给家人带来的痛苦，愧悔交加，声泪惧下，发誓痛改前非，同烟毒一刀两断。

　　戒烟一事，成效可观。快则一个星期，慢则个把月，绝大多数患者即戒绝了抽鸦片的恶习。他们饭吃得香了，觉睡得安逸了，面色红润了，身体强壮起来了，练兵自然有了劲头。人民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田，说：“军阀把人变成鬼，红军把鬼变成人，还是参加红军好咯！”这项工作，对增强部队体质，完成作训任务，密切军民关系，保持人民军队的阶级本色，起了重要作用。

　　军事训练是中心任务。

　　苦练出精兵。战争实践告诉我们，一支能在战场上过得硬的军队，毫无疑义，平日必然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兵不练不精。平时稀稀拉拉，缺乏严格训练，战时势必放“羊子”，吃败仗。一个指挥员，不重视练兵，又指望打胜仗，岂非梦想！所谓练兵，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至少离不开这几项基础的东西。这些东西，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教育，更要靠实际锻炼。拿胆量来说，一个新兵，没攀过高，没履过险，没走过夜路，没见过刺杀，没摸过枪炮，上来就去打仗，哪来多大的胆量？心里不打哆嗦才怪呢。练兵，首先就要练胆。技术和战术素养，更是如此。不练习扔手榴弹，能投得远、投得准吗？不练习瞄准射击，能弹无虚发吗？不练习刺杀动作，能白刃格斗吗？不懂利用地形地物，不会修筑堑壕工事，能隐蔽自己、保存自己吗？……而且，战术和技术总是愈练愈娴熟，愈巧妙，愈高强，而绝不会相反。“艺高人胆大”。战术和技术过得硬，反转来又是增强人的杀敌胆量的动力。因而，平时只有严练苦练勤练，真正掌握一套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战时才能临阵不慌，化险为夷，减少流血牺牲，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训练因素，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严格、经常、刻苦的训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关键一环。我们在根据地相对稳定和新兵大量增加的局面下，确定大规模地开展练兵运动，是十分必要 的。 红四方面军的练兵传统，早在鄂豫皖时期，即已形 成。不仅平时练，战时也利用间隙练；不仅风和日丽的气 候条件下练，烈日炎炎或风雪交加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更要练；不仅基层干部和战士练，高级干部、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也得练。什么跪射、立射、卧射，刺杀，甩手榴弹，土工作业，跳越障碍，强行军，变换队形，实战演习等，反来复去地搞。指战员每走到一个地方住下，刚放下背包，就支起靶子练射击，练投弹，练刺杀。夜间搞紧急集合，急行军，是家常便饭。战前演练，战后总结，打一仗进一步，始终坚持。鄂豫皖时期的练兵传统，在这次练兵运动中进一步发扬光大。时值酷暑季节，气候炎热、潮湿、闷人，山区蚊蝇、小咬、山蚂蝗甚多，日射病、烂脚病、痢疾、疟疾、伤寒、肠炎等疾病不断发生，给部队训练增加了不少困难。各部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和后勤保障工作，发扬吃苦耐劳、团结互助、顽强奋战的精神，按“抓紧空隙，利用时间”进行严练苦练的要求，实施训练计划。上自军长下到炊事员、给养员，上自总部机关下到各师团机关、连队，人人参加，无一例外。每个机关、连队驻地的门口和俱乐部里，都有练习瞄准的设置。除正规训练时间外，饭前和饭后，每人都要增练几次瞄准和投弹。每逢开干部会，会前均测验干部的射击和技术能力，有时我们也参加。练兵热潮，遍及全军的每个角落。声势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久，前所未有。

　　练兵运动，完全从实战需要出发，突出重点，不同要求，反对弄花架子，走过场，搞形式主义。根据川北的地形条件、作战对象和我军的武器装备、作战特长，重点训练下列课目：（1）四大技术（射击、劈刺、甩手榴弹、土工作业）。如射击一项，即包括操枪、射击姿势、测距离、定表尺、瞄准、击发、装退子弹、上下刺刀、枪支的拆装和保管等。要求新战士掌握各项技术的基本要领，达到合格水平；老战士动作娴熟、准确、迅速，精益求精。（2）山地战斗。包括跑步、急行军、爬山、攀登悬崖、跳越障碍、利用地形地物、变换战斗队形，以及山地战斗（尤其是近战）的一般攻防和追击原则。（3）夜间战斗。包括紧急集合、判定方位、视力听觉、静肃行进、通讯联络方法、通过障碍物、摸敌岗哨和据点、夜间射击和劈刺，以及夜袭夜战的一般战术原则。（4）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包括明了任务、判断敌情、定下决心、运用兵力、指挥位置、机断处理情况、灵活变换战术、图上作业、实地指挥，以及特种战斗（山地、河川、隘路、居民地、森林、夜间）的一般指挥原则和组织实施方法。在训练中，我们还有意识地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加强专长训练，以备战时用在刀刃上。有的团队重点练夜摸，有的团队重点练攻坚，有的团队重点练防御。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部队，在战役战斗的关键时刻，象尖刀，象铁锤，发挥的威力极大。

　　总结实战经验，加强理论学习，始终贯串在练兵运动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和老战士，总结自己的实战体会，现身说法，相互交流，并帮助新战士入门。方面军的军事理论学习，一直是薄弱环节，这次有所加强。从七月至九月，政治机关出版的《干部必读》，大量介绍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并专门印发了些小册子，如《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供部队学习研究，提高军事理论水平。我那时忙得要死，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东西。这项工作，由曾中生和参谋主任舒玉章负责，取得了可喜成效。

　　曾中生同志写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特别值得称道。全书分纲要、敌我对比、红军注意事项、作战要领、特种战斗等部分，着重阐述了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战术问题。作者认为，“反‘围剿’已成为一时代的特种战术”，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研究敌人对付红军的各种手段，“有系统地练成反‘围剿’的全国军事艺术”，以推动革命战争的胜利，至为必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书中对白军和红军，从政治主张、民心向背、部队素质、战斗特点、内部关系、士气等方面，作了分析和对比，说明敌人力量虽大，但存在无法克服的种种致命矛盾，故“立于根本必败的地位”；红军力量虽小，但具有优于敌人的诸多强点，“能处处得到广大群众力量的帮助与拥护”，只要不断发挥自己的长处，纠正自己的弱点，就一定能够发展壮大，战胜敌人。作者指出，敌人“围剿”红军的主要战术是：（1）围攻、封锁；（2）分进合击，并进长追；（3）重层配备，活动“搜剿”；（4）步步为营，稳扎稳打；（5）依凭碉楼、堡垒、城寨、前进工事；（6）在各部队中挑选抽编和编组新兵部队“进剿”；（7）与我主力持久战；（8）集结优予我数倍的力量进攻；（9）利用地方反动武装，发动反革命游击战争；（10）逼我脱离根据地，然后集结力量并进长追。而红军反“围剿”的主要战法则是：（1）内线作战，各个击破；（2）专击敌人联结点；（3）前进包围，后进包围；（4）专于抄击迂回；（5）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专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6）围攻一点，消灭援兵；（7）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8）布置大的游击战争网；（9）尽力发挥夜战的效果；（1）突出外线的攻击。此外，书中还详细介绍了红军进行山地、河川、居民地、森林及夜间战斗等，应采取的战术原则和注意事项。这是一篇渗透着军事辩证法的重要文献，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作了深刻总结，使之在系统化、理论化方面，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练兵运动中的政治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由陈昌浩抓总，方面军政治部具体负责。约占全训时间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搞得也比较实际、活跃。

　　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完成红军担负的任务而斗争。扩编后的我军，新成份大量涌入，大部分是翻身农民，少部分是穷苦家庭出身的俘虏兵。他们一般地知道红军比白军好，参加红军光荣，但毕竟是些朴素的认识。暴露的问题也不少，有的怕戒大烟，有的不愿离开家乡，有的怕打仗，有的违犯纪律，甚至有的开了小差。干部和老战士的急躁情绪有发展，管教方式简单化，埋怨四川兵落后、难带，打骂新兵的现象屡有发生。同时，因为根据地是红军一手创建起来的，军队和地方的关系上，也存在着“老子天下第一”，随意包办和指挥地方工作，瞧不起地方干部的倾向。

　　针对这些问题，政治教育首先从培训骨干入手。军、师、团三级政治机关，分别举办了政治干部训练班和党、团训练班，学习《干部必读》、《党员须知》、《连指导员须知》等，对广大政工干部、基层党支部委员和党、团员骨干，进行短期轮训。连队的政治教育，普遍以中共“六大”的《十大纲领》、《红军战士读本》、《红色战士必读》、《红色战士丛书》为教材，着重解决为什么要当红军和怎样才能当好红军的问题。内容包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红军的任务、传统和纪律，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新兵中的一些现实思想问题，主要通过正面教育，提高觉悟去解决。除课堂教育、班组讨论外，还利用唱歌、竞赛、读报、讲故事、办墙报、开文娱晚会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各连队普遍有列宁室、读报班，设有《干部必读》、《战场日报》、《赤化全川》、《红星》、《红旗》等刊物和小报；行军演练时，设流动阅报处。文化学习要求扫除文盲，将不识字的干部、战士混合编组，每天认几个字，逐步达到能看懂报纸和写家信的水平。团以上政治机关，还成立了“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敌军的宣传瓦解工作，检查对敌军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军地关系上，要求克服骄傲情绪，尊重地方政府和党组织的领导，任何人不得随意干预地方工作，更不得指手划脚，命令地方干部干这干那。政治训练的一系列活动，对提高部队的斗志，保证军训任务的完成，增强军内外的团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然，政治教育上的形式主义、简单化的现象还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效果。

　　总之，为期三个月的整军训练，在军事、政治、后勤工作上，都取得了明显成绩。这是自方面军成立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练兵运动，对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对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个期间，地方工作在川陕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精神的指导下，也有飞速的发展。

　　政权建设方面，省工农民主政府于八月一日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川陕苏维埃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优待红军家属、公粮、婚姻和禁鸦片的条例。通过各级政权机构的改选，进一步纯洁了组织，提高了群众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农业方面，新区进行了土地革命，老区普遍开展查田运动，广大农民生产情绪高涨，获得了历史上少有的大丰收，产量明显提高。工业方面，先后恢复和新建了一些农具、纺织、造纸、被服等小型工厂；在通江城内外和沙漠咀地区开挖盐井，解决根据地缺盐的问题；制斗笠、制药、染坊等手工业也恢复了生产。交通建设方面，省工农民主政府先后发动五十万民工，劈山炸石，干了件大工程——疏浚巴中至江口、江口至苦草坝总长三百余里的河道，不仅保证了舟船的顺利通行，而且减少了巴河下游的水患。不论从军事运输或方便群众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称道的。财政方面，颁发了公粮和各种税务条例，设立工农税务局，征收统一累进税；建立了工农银行，发行根据地的银币和布币。文化教育方面，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干部学校，各县、区均建立了列宁小学，进行义务教育；每个集镇均设俱乐部，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地方武装建设方面，八月八日，川陕省委召开了地方武装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陕省军区指挥部，张广才任指挥长；并对西北军区政治部决定的《川陕省军区指挥部组织条例》和《西北军区赤卫军条例》，进行讨论和学习，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武装的组织系统和任务。这一系列工作，是川陕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左”的倾向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查田运动中将一部分中农划成富农，将一部分富农划成地主，扩大了打击面；“改选苏维埃”清洗的干部太多，甚至把一些犯有错误的当阶级敌人杀掉，弄得地方干部战战惊惊，缩手缩脚；反对宗教迷信过火，打菩萨，毁庙宇，伤害了一部分群众的感情。对中小工商业，不是采取扶持、鼓励的政策，而是打击、限制，影响了根据地的商品繁荣。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给根据地建设造成的不良后果，也是严重的。

老八路

　　所谓反“右派”和“托陈取消派”

　　正当我军练兵运动进入高潮，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刻，张国焘认为，难关渡过，大局已定，扎根川北，铁板钉钉。于是，便腾出手来，开展了一场反对“右派”和“托陈取消派”的“肃反”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入川前在小河口会议上，公开反对过他的曾中生、余笃三等同志。旧账新翻，要报小河口的一箭之仇。

　　七月底，张国焘即以西北军委会主席名义，公布了一道命令。内称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免去西北军委参谋长曾中生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参谋长职务，由倪志亮接任。张国焘是怎样向中央请示报告的，我们不清楚。没过几天，有人告诉我，说曾中生被保卫局关起来了。我异常吃惊，赶紧去问陈昌浩：“这是怎么回事，中生同志也成反革命啦Y”陈昌浩很激动，说从苏联回来的余笃三、王振华、朱光、杨白；赵箴吾等，过去就和托派有联系，被共产国际开除或处分过，现在查清，他们都是混进党内的“托陈取消派”。曾中生和他们团在一起，搞非组织活动。他的问题严重，所以中央同意免他的职，进行审查。陈昌浩向我打招呼：“向前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过问这些事。”我说，“别人历史上的问题，我不清楚，不敢打包票，但中生同志我们大家都了解他，中央也了解他，有话慢慢说嘛，关起来总不合适吧!”陈昌浩说：“不会关多久的，搞清问题就放他，放心好了。”我就没有再说什么，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想来想去，觉得这件事情，很可能同小河口会议有关。因为曾中生他们在会上尖锐批评过张国焘，他耿耿于怀，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接着，张国焘在通江召开领导机关党团活动分子会议，由陈昌浩报告“肃反”问题。中心内容是“反对托陈取消派与右派”。绘声绘色，并且点了曾中生、余笃三等七、八个同志的名。这时，话就说的更吓人了，什么“阴谋活动”、“反革命先锋”、“投降敌人”、“推翻党的领导”、“派侦探和敌人接头”……帽子一大堆。张国焘的讲话，调门同陈昌浩是一致的。说什么“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要大家“背靠背与敌人作殊死战，反对右派这种反革命组织作用”。

　　他们罗织曾中生等同志的具体“罪状”，有下列几条：

　　第一，主张“红军不应离开鄂豫皖，应分散游击”，乃是企图“让敌人来各个消灭我们”。

　　其实，这是黄柴畈会议上的一种意见。据我所知，曾中生并不支持这种意见，他和我们的想法一致，同意暂时跳到外线，伺机打回根据地去。把主张“分散游击”的罪名扣到他头上，毫无事实根据。而且，“跳到外线”或“分散游击”，是军事行动方针的争论，根本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野。主张“分散游击”的同志，出发点也是想保存革命力量，争取挽回第四次反“围剿”的败局的。将军事行动方针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有意“让敌人来各个消灭我们”，真是耸人听闻！张国焘本人，就在漫川关突围前夕，提出过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意见，又当作何解释?

　　第二，西征途中，提出“到哪里去”的问题，主张“回鄂豫皖”，计划派人去中央反映情况，乃是“根本取消革命，要我们向敌人投降”；“公开组织开小差”。

　　我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跳出外线后，在强大敌人围追堵截下，未能实现原来的战略企图，被迫西征转战。今天转到这里，明天转到那里，一时找不到立脚之地。“到哪里去”的疑问，普遍存在于军中，高级干部也不例外。有些同志主张打回鄂豫皖去，更不奇怪。因为我们起初有这样的计划，且向干部传达过。西进途中，中央来了电报，也要我们打回去，只不过是当时敌情严重，行不通罢了。主张打回鄂豫皖根据地去，能同“取消革命”、“投降敌人”划等号吗？

　　中生他们对西征转战有疑虑，对张国焘有意见，的确酝酿过派人去中央告状的问题。我后来得知，参加酝酿的高级干部有：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张琴秋、傅锤、朱光、王振华、杨白、吴展等。此事因张琴秋去做陈昌浩的工作，希望他支持，而被陈揭露出来。我认为，在紧急、危险的转战关头，这样搞是不恰当的。但是，说他们“公开组织开小差”，显而易见，也是无限上纲的做法。

　　第四，议论和批评张国焘搞“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乃是以“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对革命”，“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搞家长制统治的人，十个有十个爱吹不爱批，视批评意见如洪水猛兽，极尽压制打击之能事。人的嘴巴是锁不住的。你不讲民主，称王称霸，不准人家议论，办不到。张国焘搞家长制统治，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中生他们对此不满，有些议论，也是事实。背后议论过些什么，我不太清楚。但在小河口会议上，当张国焘作出愿意听取意见的姿态时，曾中．生开诚布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个会议我没参加，事后听说，他对张国焘的批评相当尖锐，这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点。中生同志批评人历来不讲情面，激动起来，话不会那么中听。小河口会议的结果并不坏，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有所收敛，领导层的团结有所加强，因而才取得了钟家沟会议决定入川的统一认识。把小河口会议上对张国焘的批评，说成是反对革命，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和红军，纯系欲加之罪！

　　第五，提出“四川山大人稀”、“军阀太多”、“群众滑头不革命”、“红军不能创造赤区”的理论，可是“事实打了中生的嘴巴”，“中生又想把狐狸尾巴夹起来，待时而动”。

　　这一条，只能用“莫须有”三个字说明。

　　我军进军川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收紧阵地粉碎三路围攻，首先是领导层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忙得要命，但兴高采烈，劲头十足，上上下下，配合得不错，决心在川北立脚生根。川北是块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没有人表示怀疑，中生他们也是这样。而且，经过小河口会议，他们对“张主席”的不满情绪，有较大的缓和。曾中生在川陕省委，旷继勋任川陕苏维埃主席，朱光在总政治部，余笃三在总经理部，张琴秋在红江县委，都是很尽职的。曾中生不仅积极主管地方工作，且关心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他专门研究了川军的作战特点，写出《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供红军指战员学习。字里行间，充满红军必胜、川军必败的信心。差不多就在同时，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针对这件事，曾中生在一篇《准备活捉刘湘》的短文中，热情奔放地写道：“田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攻红军，结果，丢下来一万条枪，四个旅长，多个团长和成千成万的俘虏与军用品。刘湘又来了吗?好的!率(索)性将他带来的兵和将、枪和刀，一件一件的缴下，还要不让逃脱了刘湘的一条狗命!”号召大家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切切实实做好发展地方武装、扩红、瓦解敌军、扩大游击战争的工作，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而斗争。这些，难道不都是拥护在川北“创造赤区”的铁证吗?，第六，张国焘还指出，早在鄂豫皖时期，曾中生就是“一个立三主义者”。立三的“半托洛茨基的观点”，“得到了惯于军事投机的曾中生的极端拥护”，“中生曾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

　　这一条，指的是鄂豫皖时期的“南下之争”，“鸡鸣河会议”和“白雀园大肃反”。谁是谁非，本书上部已有较详细地叙述，不再重复。张国焘重翻历史旧账，用意很清楚：“一石二鸟”。既打了曾中生，又敲了我和王树声、倪志亮等同志。因为我们和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在“南下之争”中都是站在曾中生一边的，并受到教条主义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指责。谁想出来替曾中生辩护，谁就是“立三路线”、“半托洛茨基观点”、“小组织”的坚持者和维护者。

　　曾中生同志被捕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审讯是由张国焘亲自掌握的，别人不能过问。据说他一直正气凛然，坚持同张国焘斗争，拒不写“认罪悔过”的所谓“自首书”。一九三五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在狱中写了封信给中央，没有送出去即落到张国焘手里。张起了杀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这些情况，我们到延安后才弄清。

　　曾中生同志是个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鸡鸣河会议和小河口会议这两次同张国焘的斗争，虽在组织原则方面和斗争方式上有缺点，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但瑕不掩瑜，他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又是一个能够经得起打击迫害和忍辱负重的人。我记得鄂豫皖时期，因南下之争，被王明一伙和张国焘批得够呛，罢掉了他的分局军委副主席和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分配去地方武装黄安独立师，当师长。他那时身患肺病，咳得厉害，体质很虚弱。面对政治打击和疾病的折磨，他毫无颓丧、失望情绪，日以继夜地工作，从而，很快使该师发展成为战斗力甚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力量，反第四次“围剿”时，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七里坪恶战，他指挥在前，脚负重伤后，躺在担上随军转战到川北。在川陕边根据地，他不顾张国焘的继续打击(明的或暗的)，一心扑在根据地和红军建设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身陷狱中，仍奋笔书就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重要军事著作，由西北军委会印发全军干部，人手一册，成为四方面军干部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曾中生同志遇害时，年仅三十五岁。

　　川陕根据地的内部“肃反”，时断时续，不象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那么集中、突出。但是，遇害的同志也不少。除反三路围攻和反“托陈取消派”期间被关、被杀的一些干部外，张国焘还先后监禁过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央派来的干部何柳华(廖承志)，陆续杀害了参谋主任舒玉章、陕南特委书记杨珊、四川地下党派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以及川东游击军(红三十三军)的一批骨干。川陕根据地的“肃反”，应由张国焘负主要的罪责。被害的革命同志，应受到党和人民的永远追念。

老八路

　　三次进攻战役

　　经过三个月的大练兵运动，我军的战斗力明显加强。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磨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敌人新的围攻尚未准备就绪，仍处于战略守势状态。我根据地周围的田颂尧、杨森、刘存原等军阀，慑于红军声威，各坐巢穴，互相观望。东南部势力最雄厚的军阀刘湘，虽已被蒋介石委任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但他正忙于“先安川而后剿赤”的大业，在川西同刘文辉部混战犹酣，暂时无意罢兵，回师“剿赤”。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决定采取依托根据地，由北而南，各个击破，全面推进的对敌作战方针，立即发起外线进攻，进一步扩大根据地，解放更多的劳苦群众，壮大革命力量。

　　从一九三三年八月中旬至十月底，我军连续发起了三次进攻战役，即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宣（汉）达（县）战役，取到了辉煌战绩。田颂尧部、杨森部、刘存厚部分别受到沉重打击，川陕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仪南战役从八月十二日开始，至二十七日结束，历时半个月。

　　仪陇和南部县的嘉陵江以东地区，位于我根据地西南方向，系田颂尧的地盘。东、南连接杨森的“防区”，西靠嘉陵江东岸，北邻阆中、苍溪至巴中的红色区域，是块孤零零的菱形角落。

　　南部县是四川著名的产盐区，盐井很多。夺取南部的盐井，是我们发起这次战役的原因之一。川陕根据地已发展到二百多万人口，但仅有通江的几口盐井产盐，产量甚低，根本无法保证群众的最低需要。在敌人严重经济封锁下，外面的盐巴，不能大宗输入；小商小贩偷运点进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食盐这东西，别看现在不稀奇，一块钱买一大堆，那时却金贵极了。物以稀为贵。根据地盐巴奇缺，缺到一块钢洋买不到一两，甚至有钱没处买的地步。二百多万人民群众要生活，要生产，不解决吃盐问题还了得！盐，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害，关系到红军的战斗力，关系到根据地的生存和巩固，当时是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问题。我们首先发起仪南战役，就是从解决吃盐问题着眼的。

　　田颂尧兵败通南巴后，垂头丧气，将部队大部拉回嘉陵江以西休整。江东只留少数兵力扼守几座孤城。其新收编的王志远第五路和刘汉雄独立师约四个团，布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罗廼琼第三师一个团据守苍溪；李炜如第一路三个团，一部驻阆中，大部驻守仪陇、南部地区。切断广元、苍溪之敌同李炜如部的联系，我军就能横扫仪南守敌，实现自己的战役企图。那时打仗，我们手头上没有军用地图。我记得这次战役前，将徐深吉同志调来总部当参谋，我就把绘制地图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到处搜集县志、报纸、地图，找老乡和俘虏访问，才画出一张包括七、八个县的交通图。地名、里程、路线及敌人兵力部署，虽不十分精确，但很有用处。我们制定仪南战役计划，靠的就是那么一张交通图。

　　我们的决心是：多路突击，几处制敌，迫使西岸田军主力不敢贸然渡江援应，集中我主力一部，迅速围歼仪陇、南部之敌。具体部署以九军担负战役的主要任务，由巴中以西之恩阳河向仪陇、南部进攻；以三十军一部西出向苍溪进击，以三十一军一部出西北向广元地区进攻，迷惑和牵制敌人，配合九军行动；另以四军在江口和洪口场等地，钳制南面的杨森部和东面的刘存厚部。我率前线指挥部，随九军行动。

　　八月十二日，我军全线出动，发起进攻。九军兵分三路，直指仪陇。右路在尹家铺打了个遭遇战，溃敌一个团，歼敌二百余名，余敌逃向阆中。左、中两路进展顺利，当天就包围了仪陇县城及其周围的据点。仪陇是个山城，朱总司令的故乡。县城建筑在高山顶上，城墙坚固，不太好攻。县城外围的据点，如兴隆场、黄林石、日兴场、凤仪场、土门铺等，居高临下，筑有坚固防御工事。守敌并不多，合共两团多人。我们是八个团，兵力占绝对优势。

　　田颂尧的部队，吃过红军的苦头，很怕我们。但是，现在他们占据有利的地势，有坚固的城墙、工事屏障，有水喝，有粮吃，你喊话要他们交械投降，就不那么容易了。只有硬攻，打山地攻坚战。

　　红四方面军打起仗来，干部层层下放，靠前指挥。方面军的干部下到军，军的干部下到师，师的干部下到团……依此类推，保证每个连以上战斗单位，均有一名上级指挥员在场。这有几个好处：一是利于了解情况；二是利于机断专行；三是利于鼓舞士气；四是利于掌握部队。这次打攻坚战，是个费劲的事，新兵又多，弄不好会伤亡一大堆人，得不偿失，所以更需要各级干部层层下去，直接组织指挥战斗。各部队一面积极进行攻坚的准备工作，一面组织小分队进行夜袭，消耗和疲劳敌人。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苦战，才将敌外围据点全部攻克，共歼敌一个团。

　　八月二十二日，九军向县城发起总攻。不到半日，就攻进了县城。县城后面的金城寨是有名的天险，敌人一个多团退进那里据险顽抗，很难啃。第二天又激战一天，才从侧后方向突开，将守敌全歼。

　　九军攻克仪陇后，右路指向阆中，中、左两路迅速向南部地区挺进。南部有地下党的基础，过去搞过农民暴动。听说红军到来，立即发动一批秘密农会会员，拿着土枪、长矛四处袭敌、扰敌，积极配合红军作战。田敌仓惶失措，纷纷向嘉陵江以西逃窜。原渡江进驻仪、阆边境增援的曾南夫师三个团，亦慌忙西撤。阆、南交界的大佛寺徐子辉民团，负隅顽抗，被我全歼。四天之内，九军即将嘉陵江东岸的南部产盐区全部占领。在地方党配合下，发动九十余口的盐井职工继续生产，组织运输队将大量食盐运往后方，并且开凿了新盐井六、七十口，基本解决了根据地的盐慌问题。

　　与九军发动进攻的同时，我三十一军向广元方向猛攻。连克元坝子、红土关等要点，十五日攻占千佛岩，十八日攻下广元城东南的险要阵地柳林子，歼敌两个多营，形成对广元的三面包围，压迫团敌不敢复出。而后，以一部兵力向陕南宁强县境发展。三十军一部于苍溪地区，亦连克五龙、三川寺、永宁场、白合、伏公等敌据点，歼敌一部，进抵苍溪城郊，将守敌困住。三十军、三十一军的进击，有力地牵制和分割了敌人，配合了九军的作战行动。

　　为时半个月的仪南战役，我军总共歼敌三千余名，缴枪千余支。解放了仪陇县城及其大部地区，控制了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等县的嘉陵江东岸的广大地区和陕西宁强县一部。尤其是大批盐井的夺取，意义重大。部队经过实战，锻炼了大批新兵，提高了山地作战能力，也是很大的收获。

　　仪南战役后，九月间，我们接到了党中央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来信。这是自西征转战以来，第一次通过秘密交通转来中央的文字指示，大家都很高兴。信中对国际国内的形势作了分析，对红四方面军创造川陕根据地的斗争深表嘉许，并指出：“你们应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地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运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一历史时机，把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西北”。具体任务是：（1）必须在嘉陵江与渠江之间，创造一个巩固的根据地。（2）扩大红军，在年内创造富于战斗力的主力红军五万人，以便打碎敌军和夺取中心城市。（3）争取和加强对四川数十万抗捐军（指农民）的领导，并与川滇边游击队取得联系。（4）加强红军各部间的行动统一。（5）坚决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6）加紧反帝工作。（7）动员群众拥护即将在中央苏区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派代表出席会议。

　　方面军总部认真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信，大家都同意。现在看来，上述任务的指导思想，虽明显带有“左”的倾向，可是在通过积极进攻去扩大根据地、猛烈发展红军、协调红军各部的关系等问题上，还是适合川陕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的。至于夺取中心城市，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当然办不到。有多大力量打多大的仗，只能这样。

　　营渠战役自九月二十二日开始，至十月六日结束，历时十四天。

　　营山、渠县位于川陕根据地南部，渠江和嘉陵江之间，系敌二十军军长杨森的“防地”。

　　早在武汉军校时期，我带领学兵队第一次和川军打仗，打的就是杨森的部队。他那时和叛变革命的夏斗寅搞在一起，进攻北伐军。后来他在四川武力发动“统一之战”，想吞并全川，被刘湘等联军大败，只身逃往汉口避难，公开宣誓向北洋军阀吴佩孚“效忠”。不久，借助吴的力量回川，重整旗鼓，占据了广安、岳池、南充、营山、渠县一带，盘剥人民群众。我军入川时，曾致信于他，希望他持中立态度，不要进犯我军。但杨森置之不理，反而派兵参加三路围攻，为田颂尧壮胆。我军粉碎田敌围攻后，杨森坐卧不宁，一面派出代表夏炯与红军谈判，要求“互不侵犯”；一面则在军内和防区内加紧防共、清共，各地设立“清共委员会”，强化保甲长组织，捕杀共产党嫌疑分子，口号是“宁枉杀一百，不走漏一个”。

　　杨森二十军的前哨据点，伸进我巴中县境南部的玉山场、鼎山场，突出于仪陇和江口中间。在我根据地不仅要向西南发展，而且要向东南发展的情况下，它就象个拳头从正南抵住我胸部，极大限制红军的回旋余地。而在敌人新的围攻到来时，它又象把尖刀，可直插巴中、南江，危及我腹心地带。不拔掉杨森这个钉子，我军将进退失据。现时，既会失去胜利扩展根据地的大好机会；将来，又有在新的围攻面前受制于敌的危险。从战略全局着眼，方面军总部一致作出了攻打杨森的决定。

　　敌二十军辖六个混成旅，每旅三团，另有手枪团、宪兵团和团务精练司令部的两个团，共二万余人。兵力从巴中县属的玉山场、鼎山场配属起，由北而南，沿蓬安、营山、渠县、南充，直至岳池、广安一线，利用山险要隘，实行纵深梯次配置。

　　我们决定采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法，首先消灭突出于北端的玉山场、鼎山场之第二混成旅。进而乘胜向纵深发展，相机歼营山、渠县之敌。具体部署是：以驻守巴中地区的三十军主力，担任正面突击任务；九军主力由仪陇地区向东，四军十一师由巴中东南向西，实施两侧夹击。三十一军监视广元、陕南方向之敌；四军一部监视川东刘存厚部；组织阆南、苍溪的地方武装，在嘉陵江东岸频繁活动，造成西进姿态，迷惑和牵制田颂尧部，以保证主攻部队右侧后的安全。

　　九月二十二日夜，我们下达了总攻击令。那天正下大雨，敌人意想不到我军会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出击，毫无思想准备。我军虽然新兵不少，但经过大练兵运动和仪南战役的锻炼，已经掌握了夜间、雨天行军爬山的一套本领，各部队均能神速、隐蔽到达指定地点。翌日拂晓前，战斗打响，三十军从正面突击，九军和四军一部从背后突击，将玉山场、鼎山场之敌，打得不知所措。鼎山场守敌一个团被四军十一师包围击破；玉山场守敌慌忙南逃，九军和三十军冒着大雨猛追。二十四日，九军抵营山以北六十余里的马深溪，将凭险顽抗的敌第二混成旅残部，全部击溃。此时，敌整个阵势已呈混乱状态，我们令三十军乘胜向东南发展，四军十一师跟进配合，直指渠县，九军则攻击营山，以突破敌人的第二道防线，相机歼敌。

　　杨森突然遭此打击，有点手忙脚乱。连电刘湘告急求援，同时急调驻守南充的第三混成旅增援蓬安，第五混成旅两个团增援营山，企图据险堵击我军。二十九日夜，我三十军向渠县第一混成旅的扼守要地发起攻击，指战员冒着敌人火力封锁，攀登悬崖绝壁，一气攻下佛楼寺、杨家寨，全歼敌第一团和第三团。三十日，四军十一师亦攻占佛楼寺以东之石河桥，并南下进逼渠县。为集中兵力围歼营山敌第五混成旅，我们令三十军西向，迂回营山，协同九军作战。十月三日，九军、三十军各一部，冒着滂沱大雨，猛攻营山东北的大庙场、新店子一线。九军的七十三团打得最出色，英勇冲入敌阵，同敌肉搏，连破七道工事，打乱了敌人的阵线。该线守敌和来援之第三、第五混成旅，被九军、三十军歼灭二千余人，余部逃向嘉陵江对岸。当晚，九军攻克营山，六日，继占嘉陵江边的周口。至此，营渠战役胜利结束。

　　营渠战役，势如破竹。十多天内，我军攻坚越险，突破敌纵深梯次配备的坚固防御体系，前进上百里。先后共歼敌三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解放了近百万人口的大片土地。战役期间，正赶上连续下大雨，道路泥滑，部队冒雨行军作战，十分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万众一心，战胜困难，完成作战任务。这样的部队真是可爱啊！

　　打完杨森，发生过一次争论。我们回到双凤场，住在个戏台子上。四川的戏台子很多，木质结构的，既宽敞，又亮堂，干干净净，风风凉凉。我们宿营时，都愿意找戏台子住。那天吃早饭的时候，为打杨森的事，我们的参谋主任舒玉章，与陈昌浩吵了起来。

　　舒玉章不同意打杨森，认为红军和人家的代表谈判过，无论如何不该进攻人家。他是东北满族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广州黄埔军校。会几国文字，喜爱翻译或写点军事文章。为人耿直，性格刚强，工作勤勤恳恳，是个好同志。他也是中央派到鄂豫皖的，一直搞参谋业务。行军打仗可辛苦啦，每次行军他都督促我。我呢，疲劳得要命，睡觉也是抢时间。等部队集合出发，我带上警卫员，骑马到先头部队出发的地方，下马把皮大衣一盖，呼呼地睡上一觉，等后续部队走完，再起来跟上队伍，走到前面去。忙里偷闲，要不，难得有休息的时间。每次行军，舒玉章就留在后面，找呀，催呀，生怕我掉队，出危险。他是很尽职的，细致认真，一丝不苟。那时，我们和参谋主任、参谋、警卫人员，不分彼此，大家在一起吃饭。打饭的时候，按高矮个头排队，谁个子高，先打饭吃。那天吃早饭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讲起了打杨森的事，他就和陈昌浩争论起来了。

　　争来争去，陈昌浩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缴了那么多枪，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不对吗？舒玉章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的代表说的是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我把他捆起来！”论说，舒玉章同志有自己的看法，不同意打杨森，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仗已经打完，也有时间坐下来，心平气和地研究。他扣帽子不对，但保留意见有什么错？他是共产党员，有提出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陈昌浩在火头上，我怎么劝都不听，结果硬是把舒玉章关进了班房。政治委员决定一切，能随便抓人、杀人，搬的是苏联那一套，害死人哪。

　　陈昌浩很能干，有才气，但年青火旺，盛气凌人。他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连张国焘都得让他几分。平时，干部佩服他能写能讲，但也怕他发脾气。有次，倪志亮打电话，没听出是陈昌浩的声音，嘴里骂骂咧咧。陈昌浩扔下电话，骑马跑到倪志亮的住处，见面就拿马鞭子抽了他一顿。陈昌浩就是这么个人。舒玉章和他争论问题，吵了架，他就决定把人抓起来，关进了班房。我说，我没有参谋主任不行。要了几次，他都不理。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令人惋惜。

　　宣达战役自十月十七日开始，至二十七日结束，历时十天，打老牌军阀刘存厚，战果最大。

　　刘存厚是个贪婪而又昏庸、顽固的老朽。我军入川后，几次写信给他，要他严守中立，他都不予理睬。不仅如此，他还趁我军收紧阵地的困难时刻，派兵抢占竹峪关，配合田敌，妄想置红军于死地。敌人的报刊曾这样描绘他：“这位老将军名义上虽是最早接受了国民政府委给他的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是在脑海中依然憧憬着‘吴玉帅’统治时代的他，所用的国徽依然是‘五色’的，不是‘青天白日’的。他在题赠绥属联合中学的匾额上煌煌题着‘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禾章，崇威上将军’的荣衔。不但在形式上，就是在精神上他也完全继承着北洋时代的典章文物的。”（《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九期）这位吴佩孚的“崇威上将军”，升官有道，治军无能，在军阀混战中屡遭败北，最后不得不退处川东北的万源、城口、宣汉、达县（绥定）一带，苟延残喘。如同其他军阀一样，他在搜刮民脂民膏上，绝不留情。就在宣达战役前夕，还派军队去四乡逼款，“每户派兵一名，坐收剿赤军款”，“人民被迫投环跳水者，在在皆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新蜀报》）群众恨之入骨，称他为“瘟牛（谐音刘）”。

　　刘存厚的边防军有两师一路加一个独立旅，共十五个团，二万余人。在长达三百余里的“防地”里，兵力呈一线式配备，分兵把口，纵深薄弱。只要我军从敌防线上突破一两个口子，便可直捣其绥定官邸，掀掉“瘟牛”的窝棚。

　　战前，我们在通江东南的得胜山，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了宣达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余天云、李先念、王宏坤、周纯全、何畏、詹才芳等。

　　兵不厌诈。为了麻痹刘逆，迷惑敌人，保持战役发起的突然性，我们确定，战役准备的关键一环是声于西而击于东。以三十一军一部、九军和三十军各一部，向嘉陵江沿线之广元、苍溪、蓬安等地，积极佯动，虚张声势，造成主力红军西进攻击田颂尧部的态势。主力攻击部队，则保持绝对隐蔽，秘密向东线集结。这一工作，要求十月十五日前完成。

　　作战方针是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直捣敌后方，并在两翼实行辅助进攻，力争全歼刘存厚部。具体部署：以三十军之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为第一梯队，九军之二十五师为第二梯队，组成中路，集结于通江东南的刘坪、麻石场地区，担负中央突破的任务，攻击以土地堡为中心的敌第一师阵地，得手后直接向宣汉、达县发展。以四军之十师及十二师一个团为左路，集结于通江以东的龙凤场、芝包场地区，攻击以草坝场为中心的敌第二师阵地，伺后向罗文坝、毛坝场发展，相机占领万源县城。以四军之十一师为右路，集结于通江城南的元山场、江口地区，由江口附近东渡巴水，向老鹰寨敌独立旅突击，伺后向达县方向发展，并协助中路兜抄可能南逃之敌。我们要求各部队深入政治动员，发扬夜战近战的特长和迅速秘密行动的战斗作风，采用奇袭手段，攻占要点，突破敌人防线，大胆迂回包抄，猛打穷追，速战速决。我和陈昌浩随中路行动。

　　会后，各军按既定方针和部署，积极进行准备工作。我和三十军、九军的领导干部，一起去看了地形，选定了突破口。

老八路

　　十月十六日夜，我各路纵队按指定地点集结完毕，虎视鹰瞵，待命出动。十七日拂晓前，我们下达总攻击令。敌人猝不及防，张慌失措。在中路，三十军二六八团，通过陡峭的山路，攀越五丈多高的绝壁，一举袭占土地堡之要隘烟灯寨，歼敌一个营，打开了缺口。其他部队陆续跟进。当天即攻下了土地堡、凤凰观、邱家堡、马渡关，歼敌第六团，溃敌第五团，胜利摧垮敌第一师的防地，余敌向宣汉、达县逃窜。在左路，进展亦较顺利。四军十师、十二师部队，经与敌激战，歼敌一个营，占领了镇龙观、余家坪，次日又占草场坝、五龙台，守敌一个旅另一个团突围逃窜，敌第二师阵地亦被摧毁。唯我右路四军十一师尚未按计划渡过巴河，延误了一天时间。

　　中路和左路猛打穷追，按预定计划向纵深发展。

　　十八日拂晓，左方向敌溃逃的一个旅另一个团，行至五龙台，被我全歼，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人。万源守敌廖雨辰等部五个团，惧怕被歼，放弃万源，经黄金口、峰尘场向南猛逃。刘存厚的部队，打仗不行，逃跑有本事，比兔子还快。左路四军遂以一部追敌，一部进占万源，东向逼近城口。

　　主突方向中路的九军、三十军各一部，猛烈向宣汉、达县发展。我随九军、陈昌浩随三十军行动。沿途敌军纷纷溃逃，极少遇到抵抗。十九日，九军二十五师占领宣汉。三十军先后占领了达县以北的双庙场、蒲家场和罗江口，控制了达县通往宣汉的大道。刘存厚在达县，企图依托城北凤凰山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拒守。但我三十军出敌不意，二十日以两营兵力佯攻凤凰山，而以一个前哨营绕过凤凰山，沿宣汉大道偷袭达县城，攻进城东门后与敌激战。主力部队陆续跟进，刘存原仓惶逃跑。这时，我右路十一师于十八日渡过巴河，攻克老鹰寨、江陵溪，歼敌四百余人后，也逼近达县西郊。两军配合，将凤凰山及城内守敌两个团全歼，达县解放。

　　这一仗，本可活捉刘存厚，可惜被他逃脱。当我少数先头部队向城东门进击时，他尚在府中饮酒扶乩。听到枪响，才如梦初醒，惶惶然带上家眷卫兵，从南门出逃。敌人的报刊上写道：“在绥定（达县）危急那几天，刘存厚向刘湘求援的电也不亚于雪片。他在电中，一面告急，一面却也毫不示弱地表示他要‘誓死坚守’。刘湘一面赶急派他在梁山的三师去应援，一面也明白老将军只是在虚张声势，未必坚守得住绥定，所以坦白地向他说，如守得住固然很好，万一守不住，而所有的武器也来不及运走的话，至少也得把它们毁了再走。然而我们老朽昏庸的老将军，在那军书旁午的紧要关头，偏偏还那样好整以暇地饮酒扶乩，连搬运要紧东西的大事都想不到，表演了那末一幕仓惶逃走，又厚赠了赤匪一笔礼物的丑剧。”（《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九期）这和我们战后了解的情况，基本相符。可见，我三十军部队绕过凤凰山，直取达县一招，相当巧妙，完全出乎刘敌意料。但问题在于后续部队尚未跟进，围住敌人，先锋部队就仓促发起了攻击。右路四军十一师过巴河耽误了一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宣汉解放后，王维舟的川东游击军派人来联络，说南逃的敌人一部被游击军和参战群众围在南坝场。我们当即令许世友副军长率七十三、二十八两团，前去应援，配合游击军作战。没想到敌人那么多，约八个团。结果，打了个击溃战，仅俘敌五百余名，余敌继续南窜。陈昌浩留住宣汉。我赶到南坝场，和王维舟同志会见后，简单谈了谈情况，即率军继续向开江方向追击，但无所获。至此，宣达战役胜利结束。

　　宣达战役，战果辉煌，把刘存厚的“绥定王国”端了个底朝天。经十一天战斗，我解放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根据地向东扩展二百余里，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敌川陕边防军六个团全部或大部就歼，我毙敌千余，生俘敌旅长以下三千余人，缴枪八千余支，子弹五百余万发，银元百余万，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余套，还有兵工厂、被服厂、造纸厂、印刷厂及库存的大批粮食物资。这是我军入川以来的一次特大丰收，运输都成了问题。特别是搞了个兵工厂（工人一千多，机床一百多台），我们用它自造手榴弹、子弹，修理枪炮，对后来打刘湘起了很大作用。

　　宣达战役结束后，军民兴高采烈，同庆胜利。陈昌浩在宣汉，主持了上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宣布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

　　川东游击军是一九三一年夏天，由中共四川省委派王维舟同志回宣达地区组织起来的。宣汉是王维舟的家乡，又是他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以前曾发动过两次游击战争，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游击军成立后，不断给刘存厚的“围剿”以有力打击，积极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在通南巴的斗争。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由原总指挥王维舟任军长，原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任政治委员，不久又调去罗南辉任副军长。辖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三个师。九十七师师长冉南轩，九十八师师长蒋群麟，九十九师师长王波。全军发展到一万余人。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历时两个半月。我军先后歼敌近两万，缴获长短枪一万二千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敌人，极大鼓舞了群众。新区老区群众，纷纷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发展为五个军，八万余人。根据地扩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纵四百余里，横五百余里，总面积达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余万。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八座县城，建立了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由此，形成川陕根据地的鼎盛局面，是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三次进攻战役胜利的实践证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能单靠积极防御，也要靠积极进攻。防御和进攻，交替运用，依具体情况而定。敌人压来了，我们用积极防御去打破他们的进攻，乘胜追击，扩展根据地。敌人龟缩回去了，我们就积极开展有利条件下的外线出击，一面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一面为打破和迟滞敌人的新攻势创造条件。防御和进攻形式交替变更，不断反复，贯串在根据地的发展进程中，二者缺一不可。这是由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决定的。只有把握这个规律，才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夺取胜利。

　　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具体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奠定基础，积聚力量。

　　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我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各回巢穴，胆战心惊，已经转为战略上的守势，利于红军向外发展。那时，我们为什么不立即发起外线进攻呢？道理很简单，自己的力量不足，根据地的基础还不稳固。

　　川陕根据地是刚刚诞生不久的新区，且在边打边建的情况下生存、发展，说实在话，根基并不牢靠，力量自然有限。经过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当务之急是取得喘息时机，稳定群众情绪，医治战争创伤，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和恢复生产，进一步清理和镇压敌对分子，为外线进攻积极创造条件。

　　创建革命根据地，决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事。要几上几下，要反复发动群众，要费时费力去做许多扎实细致的工作。象盖房子一样，首先要打好地基。地基打不牢靠，房屋盖得越高，架子散得越快。加之，红军经过几个月的连续苦战，亟待休整；大量新兵的涌入，尤需教育和训练。因此，当时我们只能关起门来，老老实实办家里的事。只看到客观上的有利进攻形势，不顾及主观上的基础和力量，一厢情愿，“不停顿的进攻”，叫冒险主义，非吃亏不可。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的教训，我们记忆犹新。

　　巩固第一，发展第二。我们在反三路围攻后，采取这种方针是对头的。先关起门来，花上三个月的时间，深入而广泛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狠抓根据地建设和整军训练，从而有力地巩固了中心区域的阵地，积聚了新的力量。根据地面目一新，四万多红军兵强马壮，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三次进攻战役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正是我们稳扎稳打，在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上求发展的结果。

　　第二，把握时机，适时进攻。

　　展开外线进攻，关键是在积聚力量的基础上，把握战机。有战机而无力量，固然不行，有力量而失去战机，同样不行。经过三个月的准备，我们大体上解决了进攻的基础和力量问题。而利于我军发起进攻的客观条件，却并未丧失，依然存在。这是我们发起进攻的最好时机。

　　刘湘虽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但他仍在川西混战，无法脱身；“六路围攻”红军的计划，尚在酝酿中。根据地周围的敌人，“群龙无首”，各图自保。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如果瞻前顾后，不敢大胆果断地实行外线进攻，为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创造条件，就有丧失有利战机的危险。下一步的困难，也是不难想象的。

　　我们抓紧时间，抢在敌人的围攻部署就绪之前，发起三次进攻战役，打得各路军阀措手不及。刘湘见营山失守，危及下川东，赶忙派兵增援杨森。但我军复挥军东指，一举打垮刘存原，刘湘又不得不火速回师东防。抓住了战机，主动权在我手中，敌人只能被我们各个击破。

　　第三，把弱敌当强敌打。

　　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合起来力量大于我军，占优势地位。然而，分开来看，却没有一个是红军的对手，数量亦不占优势。

　　我军共四万余人。而田颂尧嘉陵江东西两岸的主力，充其量不过四万人，和我们是一对一的比例；杨森部、刘存厚部各两万余人，和我们是一对二的比例。这三股军阀势力，划地为牢，各不相顾，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与我军的战斗力和群众基础，无法比拟。显而易见，优势在我方而不在敌方。这样，我军进行外线进攻，各个击破敌人，就处在强军对付弱军的有利地位。

　　强军对付弱军，最忌盲目轻敌，掉以轻心。历史上弱军打败强军的战例，屡见不鲜。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是“打鼠如虎”，把弱敌当强敌打。立脚于此，方能保证万无一失，稳操胜券。

　　我们进行三次进攻战役，共同特点是：（1）从难处着眼，战前充分准备，周密计划，深入动员，不打无把握之仗，坚决破除“川军真不经打”、“川老鼠只会跑”的轻敌思想。（2）想方设法，迷惑敌人，出敌不意，发起突然进击。（3）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每次进攻，形成拳头，狠打一股势力。（4）战术灵活多样，因时因地制宜，速战速决，达到目的，即适可而止。（5）充分发挥近战夜战、山地战、运动战的特长，发扬“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6）大力发动地方武装、地下党以及根据地和敌区人民群众的力量，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所有这些，都证明我们的确是把弱军当强军打的。离开了这一条，也不会取得三次进攻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大发展，意义重大。正如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的：“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和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老八路

第十章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
　　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

　　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外线进攻的重大胜利，威震全川。四川军阀联合起来，一致对付红军。

　　一九三三年秋末，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在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下，纠集各路军阀势力，向我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我们遂由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敌人先后投入的兵力，达一百四十个团，不下二十五万人。我们花了整整十个月的时间，与敌鏖战，先后粉碎敌人的四期进攻，歼敌八万余人。当然，红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共伤亡两万余人。

　　反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得最艰苦的一个战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战役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一个战役。

　　我们打刘存厚的战役尚未完全结束，刘湘的进攻就开始了。一九三三年十月底，我正带着四军十师(师长汪乃贵，副师长王近山)等部向南追击逃敌廖雨辰部，准备乘胜进占开县、开江。两开比较富庶，利于我军获得更大补充。但是，到了开县以西的杨柳关地区，却同刘湘主力第三师王陵基部遭遇。那天晚上，我们的宿营地和敌人的宿营地挨着不远，互相都不知道。我派一个通讯员给部队送信去，他摸错了路，跑进敌人营地的伙房里去了。要了碗水喝，抬头一看，人家的帽子不对，就赶紧往外跑。敌人发现后，乱打了一阵枪，没伤着他。他回来报告情况，我们才知道敌人就在跟前。既然与敌遭遇，那就狠打一家伙吧!但敌第三师不愧是刘湘的精锐，武器装备好，战斗力不弱，又有飞机大炮掩护，我们啃不动它。与此同时，我左右两翼部队，亦与敌两个师接火，打得很激烈。我们只有八个团，经五天激战，虽歼敌五千余人，但未能击退敌人。敌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增加，我军遂被迫转入防御，节节抗击，逐步向后收缩阵地。

　　这场遭遇-战，揭开了反六路围攻的战幕。

　　刘湘的六路围攻开始，就投入一百一十余团，约二十万兵力，另有飞机十八架助战。来势汹汹，并进合围，颇有点吓人。

　　第一路总指挥、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率十八个团，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方向进攻。

　　第二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率二十四个团，由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

　　第三路总指挥、新编六师师长李家钰和副总指挥、二十三师师长罗泽州，率十五个团，由南充向仪陇、巴中方向进攻。

　　第四路总指挥、二十军军长杨森，率十二个团，由蓬安向营山、鼎山场、通江方向进攻。

　　第五路总指挥、刘湘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率二十四个团，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万源方向进攻。

　　第六路总指挥、二十三军(原刘存厚部改编)军长刘帮俊，率十二个团，另有土匪王三春部六个团，共十八个团，从开县、城口地区向万源方向进攻。

　　总之，敌人依仗优势兵力，从西北的广元起，东至城口的千余里弧形线上，形成了对我根据地的合围进攻。主攻方向是王陵基第五路，其他各路为辅助方向。刘湘的围攻计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占领宣汉、达县、江口、营山，旺苍、木门、恩阳河，曾口场等地，第二期进占通江，南江、巴中，第三期会攻我战略后方苦草坝。企图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三个月内全部肃清”我红四方面军。

　　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割地自雄，狗咬狗的斗争，十分激烈。这时，他们能够从内乱走向统一，联合起来听候刘湘调遣，纷纷出兵合围川陕根据地，不是偶然的。

　　红四方面军的壮大和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到各路军阀的统治利益。尤其是我军的三次进攻战役，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不仅打得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焦头烂额，溃不成军，而且造成了“赤化全川”的战略态势。红军西抵嘉陵江东岸，如跨江而进，可横扫岷嘉流域，控制川西平原，直逼成都，东至万源、两开地区，进而可据下江东的万县、夔门，端掉刘湘老巢，扼住全川咽喉；沿长江而上，则涪陵、重庆亦岌岌可危。因而，各路军阀如坐针毡，成都和重庆的豪绅巨商、达官贵人，纷纷转移资财，逃—往武汉，全川为之震动。盘踞重庆至下江东一带的刘湘，眼看田颂尧快垮了，杨森快垮了，刘存厚完蛋了，红军再打下去，势必轮到他头上。如果两开屏障一失，下江东难保，覆巢之危就在眼前，岂能坐视不管?

　　控制四川的，就是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杨森、罗泽州、李家钰这几股军阀势力。一心要坐王位的是刘湘。因为他的实力最强，且早就倚门卖俏，同蒋介石眉来眼去，进而秘密勾结，得到了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一九三二年，他趁蒋在江西“剿共”失败的时机，提出了一个“安川剿匪”计划，呈报“蒋委员长”。内称：只要给我以应有的权责，并予邓(锡侯)田(颂尧)两军相当的利益，就能形成对刘文辉的夹击之势，解除其武装，占领其地盘，去掉其主席(四川省)，以达到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不仅能防止共军的侵袭，还有余力以备中央“剿共”的调遣，云云。蒋介石对此深表嘉许，旋即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可便宜行事。刘湘打起“先安川而后剿赤”的旗号，联合邓田两军，一再同刘文辉火并，奥秘就在这里。我军发起宣达战役前夕，刘湘终于战败刘文辉。全川军阀，开始形成唯刘湘马首是瞻的局面。“安川”霸业已定，刘湘势必全力“剿赤”。

　　蒋介石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业已开始。他急需四川军阀放弃内争，统一行动，合力围攻川陕根据地，以解除“西顾之忧”。在此以前，他先是任命刘湘为统领各路军阀的“四川剿匪总司令”，而后又派“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大特务曾扩情人川，参加刘湘的“就职”典礼，给刘湘撑腰打气。何，曾等人扛着蒋介石的招牌，游说四方，鼓吹各路军阀停止火并，协力“剿共”，不然，“不仅各人的权位难保，而且将死无葬身之地”。蒋介石还答应以二百万元的军费、万余枪支和五百万发子弹，资助川军，归刘湘统一调度分配。这样，刘湘“剿共”就更有了资本，也便于进一步挟制其他军阀，听命麾下。

　　面对四川军阀联合进攻的严重形势，我们一面令前线部队抗击敌人，一面在通江开会研究对策。办法有两条：一条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一条是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东线为刘湘的精锐部队，敌主攻方向，由我担任前敌指挥，西线为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各部，敌辅助进攻方向，由王树声担任前敌指挥。我们决定以四军全部、九军和三十军各两个师、三十三军全部，共二十余团，布于万源至宣汉、达县的东线地区，对付敌第五、第六两路；以三十一军主力、三十军九十师、九军二十七师共十余团布于北起广元，沿嘉陵江以东至营山，渠县以北的西线地区，分别牵制敌第一、二，三、四路，另以三十一军的二七八团、二七六团，分置于通江北端的碑坝和旺苍北部的三道河地区，以四军和三十三军各一个团，分置于西乡，镇巴以南地区，监视陕南敌军。各县区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就地配合红军作战。这一前所未有的，由八万多红军和大量地方武装构成的，宽正面，有重点，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体系，要抗击六路军阀二十余万敌军的进攻，从而揭开了方面军作战历史上的崭新篇章。

　　会后，我和王树声分别去东西两线，陈昌浩居中调度，张国焘坐镇后方』I陕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万众一心，投入紧张而艰苦的反六路围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