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

老八路

　　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

　　蒋介石灭我之心有增无己，第三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破产后，便又开始了第四次“围剿”的部署。

　　一九三二年春，蒋介石在疯狂镇压和平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同时，重新组织力量，计划对根据地实施新的“围剿”，企图在短期内扑灭红军。蒋介石是三步棋：第一步，搞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二步，搞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步，搞垮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用心险恶。五、六月间，他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琛为副司令，积极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剿”。

　　当时，党中央给鄂豫皖红军的任务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根据地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平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根据地，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央为反对敌人“围剿”给各苏区的军事训令》）

　　我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亟待休整。但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部队的实际情况，坚决令部队立即执行中央指示，西出平汉路，进逼罗山，向信阳、广水段出击，而后伺机南下，进逼武汉。六月下旬，我们在信阳一带打了几仗，仅攻克鸡公山，歼敌一个团，战果不大。于是向分局建议，回师根据地，休整部队，准备迎击敌第四次“围剿”。

　　蒋介石的军队频繁向平汉路的信阳至武汉一线调动，“围剿”在即。而分局领导人却我行我素，漫不经心。我们东返途中，张国焘、沈泽民从后方赶来，于夏店召开中央分局会议，又要部队马上南下作战，进攻麻城。

　　会上，我和陈昌浩都认为，自从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粮于新区，还可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当时，敌人的“围剿”部署尚未完全就绪，仅在我根据地边缘地带构筑工事，作些小规模的侦察性进攻；如果按我们的意见去做，转入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然而，沈泽民同志极力反对。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已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处于“偏师”地位，新的“围剿”不会来临。主张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麻城一带击敌，开拓南部工作，威胁武汉，说什么“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等。我说：蒋介石的黄埔系精锐部队还没拿出来，我们打的多是些杂牌军，怎么能说面临之敌是国民党的“偏师”呢？这是一个涉及全局的行动方针问题，双方各持己见，争论相当激烈。张国焘支持沈泽民同志的意见，作了部队南下进攻麻城的决定。

　　形势规定任务。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行动方针和部署是不会对头的。从这时起，已经种下了反四次“围剿”失败的根苗。

　　根据分局决定，我军向麻城地区开进。当时的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七月天，骄阳似火，气候炎热。不少指战员患烂脚病，忍着疼痛，拖着红肿的脚板强行军，十分艰苦。部队真过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叫南下就南下，不管多么疲劳困苦都挺得住，没有任何怨言。

　　麻城、宋埠、黄陂地区为敌第三十、三十一师及一个特务旅驻守，属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指挥。敌三十师驻麻城，三十一师驻黄陂，五十四师驻罗田，互为犄角。麻城以北的福田河、黄土岗，为地主反动武装盘踞的堡垒。我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独立一师南下后，当即向麻城外围据点发起猛攻，以实现孤立和围困麻城，吸打黄陂、武汉方向的援敌的作战企图。

　　七月七日至八日，我军首先占领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梅花脑、邓家竹园等地，并于红石堰、七里桥一带全歼敌三十一师九十三旅，俘敌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二千余人，缴枪二千三百余支，机枪四十余挺，迫击炮四十余门。进而以主力控制麻城以西的霸王山、麻姑洞至红石嘴一带高地，围住驻城西南中馆驿的敌三十师九十二旅，切断了麻城与宋埠、歧亭、黄陂的交通线，待机打援。同时，我还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配合，将麻城周围纵横百余里的地主民团一扫而光，毙俘敌上千，俘获了一批土顽首领，顽固的白色堡垒黄土岗、福田河亦被解放。麻城之敌，陷入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时，皖西的红二十五军也遇到敌徐庭瑶部的进攻。旷继勋军长打来电报说，他们正在霍丘城内坚守，“以城攻城”，与敌决战。张国焘拿到电报气坏了，说：“什么叫以城攻城！”我们也认为，这种和敌人硬拼的办法不对头。所以，马上派蔡申熙同志去皖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红二十五军的守城部队一千多人与敌人血战五昼夜后，全部损失，仅军长旷继勋及少数人脱险。旷因此被撤职，军长由蔡申熙接任。

　　敌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见麻城被围，乃调黄陂的三十一师经宋埠绕道北杲北进来援，避开了我打援的战场。敌变我变。我们当即决定放弃原计划，率主力乘虚南出黄陂。十八日中午，红十二师一举攻占黄陂以西距汉口仅五六十里的要点仓子埠，歼敌一部，没收食盐万余斤。前锋进逼黄陂，武汉为之震动。敌忙调武汉的八十九师及罗田的五十四师向北堵击，并令麻城、宋埠之敌三十、三十一两师派主力向西南出击，企图夹击我军。我们掉转头来杀“回马枪”，在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带迎击敌三十、三十一师。经激烈战斗，全歼敌一个多旅，缴枪五六千支，余敌溃退宋埠、歧亭等据点，我主力复转至麻城围敌。八月上旬，攻下陡陂山，歼敌一个团。

　　可是，就在这时，蒋介石命令所部对我根据地发起了全面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幕拉开了。

老八路

　　第四次反“围剿”，与已往的反“围剿”有明显的不同点，也是对我们的不利因素：

　　（1）敌大军压境，指挥统一，动用的“王牌”

　　部队多。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汉口，副部设在安徽的蚌埠。兵分左、中、右三路，以左路军对付湘鄂西根据地，而以中、右两路军共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余万人，另有四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蒋介石亲自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其嫡系精锐主力师，除陈诚等部尚在江西对付我中央红军外，大部（胡宗南第一师，黄杰第二师，李玉堂第三师，徐庭瑶第四师，蒋鼎文第九师，李默庵第十师，李思塑第八十师，蒋伏生第八十三师，俞济时第八十八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均调来围攻我们，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师，不外甲乙丙三种；甲种师“三三制”，每师三个旅，每旅三个团；乙种师“三二制”，每师三个旅，每旅两个团；丙种师“二二制”，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蒋介石的主力师，大都按“三三制”编成，人多，自动火器多，协同动作也比较好。敌一下拿这么多主力师出来，泰山压顶，的确不易对付。

　　（2）“围剿”战术，有所改变。所谓“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等等。蒋介石是想避免已往分兵“进剿”、长驱直入易被各个击破的弊端，才改进“围剿”战术的。敌计划第一步，从东西北三面发起攻击，攻占黄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网开一面，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边境；第二步，实施东西夹击，将我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在此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企图以政治手段争取和瓦解根据地军民，帮助下属反动土豪劣绅恢复统治。

　　（3）我军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前面说过，分局领导人被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对面临的第四次“围剿”的严重形势，毫无戒备，一直在贯彻“不停顿地进攻”的方针。他们既说敌人的四次“围剿”一定到来，又说国民党正在“大崩溃”（原来的“偏师”说因受到中央来信的批评，不再提了）；既说要准备反“围剿”，又不采取积极措施。虽提出过“动员三万新兵，屯集三万担粮”的任务，实际上并未认真实行，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八月九日，敌总攻开始，中央分局获得急报后，仍未引起重视，真是到了麻木不仁、雷打不动的地步！直至敌军向根据地中心七里坪一带突进，才如梦初醒，转过弯来，改变原来的“进攻”部署，急起应战。因此，无论从战略上或战役战斗上来说，我军都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

　　（4）推行王明路线的后果，也明显呈现出来。张国焘等人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执行的是王明路线，许多政策是“左”的。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打击富农；对中小工商业者不是采取保护的政策，而是孤立、打击和没收；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统战工作上，不去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做争取分化工作，而是强调“绝不妥协”，搞关门主义，吉鸿昌曾派人来新集和张国焘谈判，想与红军联合，但败兴而归；肃反政策上，搞扩大化、逼供信，屈死那么多干部和群众；知识分子政策上，是排斥、歧视、打击，等等。结果，“为渊驱鱼”，吓跑了中立者、同情者，脱离了根据地的群众，大大孤立和削弱了自己。

　　所以，反第四次“围剿”与已往不同。我们的处境，起首就极端不利。

　　我军正在麻城与南线敌人呈相持状态，敌从东线、北线、西线大举进攻，如入无人之境。蒋介石“进剿”军的主力，一是卫立煌纵队，辖十、八十三、八十九等师，由花园向河口进；一是陈继承纵队，辖二、八、十、八十八等师，出广水，向七里坪进；其他还有靠平汉路东侧的马鸿逵部，皖西的徐庭瑶纵队，豫南的张钫纵队等，是个分进合击的架式。蒋介石见各路“进剿”军进入根据地后未遇有力抵抗，遂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下令总攻，要主攻纵队迅速插入根据地中心区域，寻我主力决战。八月十日，陈继承纵队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纵队亦进抵河口一带，扑向黄安。张国焘发现情势严重，仓惶决定放弃围攻麻城的计划，令红军主力星夜向黄安以西转移，迎击敌主力，试图一举打破蒋介石的“围剿”。

　　麻城到黄安，俗称“九十里当一百三”，会走的走一天半，不会走的得走两天。我军急如星火，拂晓出发，下午五时左右赶到。因天气炎热，中暑掉队的人不少。指战员疲惫不堪，马上要进入战斗，那个仗怎么打好呀！在冯寿二地区，陈赓的红十二师与敌先头部队卫立煌纵队李默庵第十师遭遇。我带后续部队跑步上去支援。队伍上来一批投入一批，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激战至下午，我十一师向敌左翼迂回，河口独立团亦主动抄袭敌人后路，配合十二师正面反击成功，歼敌副师长王劲修以下两千余名，才迫使敌人后退，但我军伤亡也重。敌十师与八十三师联合据地固守，我军攻不下去，与敌形成对峙。同时，黄安独立师（即独立第一师，师长曾中生）也同汤恩伯八十九师激战于高桥河。我援军赶到，敌依托工事固守，又成相持状态。这时，陈继承纵队正从宣化店向七里坪开进，我后路有被敌抄击的危险。于是，我们决定放弃黄安，转向七里坪击敌。

　　七里坪是老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地形条件、群众条件都好，利于我军作战。我军转到七里坪后，沿倒水河布阵：十一、十二两师在北，控制酒醉山；十、七十三两师居中，布于大小雾嘴山；独立第一师和少共国际团在南，控制古风岭，准备迎敌。当地群众纷纷献出粮食、物资，慰劳子弟兵，对部队有很大鼓舞。

　　七里坪这一仗，我们是下了狠心的，想一鼓作气把西来之敌彻底摧垮。战前，部队深入动员，讲清形势，交待任务，提高士气，充分作好反击敌人的一切准备。八月十五日拂晓，敌全线出动，向我阵地猛攻。敌第二师担任主攻，以第五旅由周田渡过倒水河，正面突击我主阵地大小雾嘴山；以第六旅于右翼经小明家、双河口渡河向古风岭进攻；以第三师第九旅配合第二师第五旅向大小雾嘴山北麓进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最好的武器装备，又有飞机、大炮掩护，攻势相当凌厉。我军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与敌拼搏，打得十分艰苦。激战半日，敌攻势略减，我看反击时机已到，令五个主力师集中出击，想打乱敌阵线，全歼这股敌人。部队从两侧扑向进攻大小雾嘴山之敌，当即歼敌第五旅两个团大部。敌急调第四旅八团和第六旅十一团加强倒水河西线，第三师九旅十七团则向南延伸，策应二师，固守阵地。敌人阵地战的本领也不错，其顽强程度出乎我们意料。我攻敌防，寸土必夺，一场血战！我们站在山头上，一直用望远镜观察，指挥战斗。两军厮杀在敌阵地前沿，白刃格斗，扭打成一团，致使敌人的飞机大炮都失去了作用。日落西山时，我军终于从正面突破敌阵地，越过倒水河，向纵深前进。敌第二师全线溃退，其四旅第八团和六旅第十一团大部被歼。红军乘胜向前推进八、九里，直插白马嘶河，占领敌第二师指挥所。如果再向前突进，接近陈继承纵队司令部，敌便有全线崩溃的局面。可惜，我们兵力不足，四个主力师均已投入战斗，手头缺乏后续突击力量。敌依托山地坚守，我军反复冲杀，攻不上去，心里着急也没办法。我看天色微明，相持下去不利。遂令部队停止进攻，撤回河东。听说，在我夜间突进时，陈继承本已慌忙，准备撤退，但卫立煌赶到，要他坚守，才顶了下来。看来，卫立煌这人，比陈继承强些。

　　七里坪之役，战斗的激烈程度，实属少见。敌第二师被打垮，六名团长悉数毙命，战场上到处是敌军的死尸和伤号。我军伤亡约两千人，独立一师师长曾中生同志负伤，脚后跟被打坏。这次战斗敌我双方都筋疲力竭。我们主要是怕天亮后援敌赶来，才令部队撤退的。假如再坚持一下，也许会好些。

　　我军在倒水河东与敌对峙两三天后，卫立煌纵队由南向北进逼七里坪。我当面之敌陈继承纵队一面固守，一面派出兵力去宣化店，配合北路敌人张钫纵队进攻新集。我军前进不能，久留又有被敌合击的危险，遂向新集以北的胡山寨转移，准备打击北路之敌。

　　敌人非常鬼，一遇到我军主力，就固守工事。我们呢？火力太弱，攻也攻不动。硬攻不行，就想找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歼敌，但未能如愿。在新集以南的浒湾附近，我们以七十三师监视北面的张钫纵队，以十师于檀树岗阻止卫立煌纵队北上；将十一师、十二师布于胡山寨、四面山、金兰山、旗盘山一线，与宣化店方向西来之陈继承纵队第三师、第八十师激战三日，歼敌两千余人。胡山寨战斗中，我十二师师长陈赓负重伤，我当时在场，让他赶紧下去。这时，敌卫纵队由南向北，张纵队由北向南，步步推进，企图与西面的陈纵队合围聚歼我军于胡山寨地区。敌众我寡，相持不利，我们又决定撤离豫东南，向皖西根据地转移，新集、商城遂落入敌手。

　　上述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三战，我军万众一心，奋勇杀敌，共歼敌八千余人。冯寿二和七里坪两战，都是趁敌立足未稳，猛烈反击，打垮了敌人的先头师。尤其是七里坪一役，可以说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前所未有的一次大恶战，使敌遭受重创，打乱了他们企图聚歼我军的部署。虽然这样，但我军并没有击破敌之一路，被动地位仍未摆脱。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作战指导思想上来看，一是对敌军的战斗力和“围剿”战术的改变估计不足；二是初战时机选择不当，仓促击敌，过早与敌主力决战；三是没有实行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方针，未能在局部上形成优势兵力。

　　九月中旬，我们在向皖西转移途中，致电党中央，报告了鄂豫皖红军的转战情况：

　　敌分路合进，每路均三师人，互相策应，我军已与敌转战一月。在黄安、七里坪两次激战，敌第二、第十、第八十九师受重挫，退回黄安补充。敌第三、八十、八十三三师又取道新集西北，协同五十八师及张钫部进攻，激战三日，敌八、（八）十两师又受重挫。因敌人分路合进，我军尚未能消灭敌之一路，现正移师皖西，首先消灭进攻金家寨之敌，七里坪、新集已自动放弃。我军最大困难即补充人员不易；医院中现有近万战斗员，四分之三系烂脚病，生烂脚病者仍在增加，缺医生缺药……我军处在激烈战斗中，当（按）中央来电坚决斗争下去，请中区及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我军。望经常告我们以敌军消息。

　　党中央九月十三日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转发了我们的去电，周恩来等同志复电如下：

　　（一）此次敌集结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扎稳打。

　　（二）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的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三）这三次战斗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四）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的两次胜利，这次一方面军向北发展的胜利的开始，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湘鄂西应在打击敌人一方的便利条件下，以一部分兵力向平汉路西行动。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异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在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我们既已失去运动歼敌的时机和条件，便只能从皖西方向想办法。

　　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抵皖西金家寨后，与红二十五军会合。这时，皖西的“进剿”之敌徐庭瑶纵队，已西越淠河、独山一线。我们计划首先挥师六安方向，打击深入叶家集、独山镇的敌四十师。但部队隐蔽行动不够，行至东西香火岭，即与迎击之敌遭遇，打得很艰苦。后面的卫立煌、陈继承两纵队又经沙窝、新店追来，与徐庭瑶纵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我们决定，南下英山，会合地方武装，寻机歼敌。

　　走到燕子河，听说英山也被敌占领，部队停下来就地休息待命。分局在燕子河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鉴于“围剿”之敌已从四面八方深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我军的周转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张国焘、陈昌浩和我，都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沈泽民、王平章同志不同意红军跳出外线，积极主张将部队拉回黄麻地区。蔡申熙同志则认为，如果红军暂时跳到外线作战，东出潜太不如西出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因那带有党和红三军的活动基础，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也比较好。讨论的结果，决定放弃出潜太的计划，以郭述申和独立四师师长徐海东等同志带少部兵力及地方武装，在皖西和潜太地区扰敌后路，主力红军则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

　　九月底，方面军由燕子河经西界岭、五显庙直下英山，拟打击上官云相纵队。这路敌军和其他敌军一样，依托工事坚守防御，使我无隙可乘。我军遂移而东进，由英山以西的石桥铺分两路行动。张国焘、蔡申熙带一路，我和陈昌浩带一路，至新洲会合后，于十月上旬末抵黄安的高桥河、河口镇地区。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向黄麻地区转移，卫立煌纵队、陈继承纵队由东而西穷追不舍。同时，西线敌第一师和中路总预备队第八十八师和十三师等，分别由平汉线经河口镇、华家河向黄安、麻城方向堵击。我先头部队红十师、十二师刚进入河口镇以东地区，即同敌一师、八十师遭遇；红二十五军一部，也在冯寿二地区同敌十三师遭遇，经过激战，歼敌一部后，我军急向黄柴畈转移。战斗中，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同志牺牲，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负重伤，第二天也牺牲了。牺牲前我去看了他，那天正下雨。他躺在床上，疼得没办法，要人补他一枪。我对他进行了安慰，就急忙指挥部队去了。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在河口镇地区作战中，他身负重伤后躺在担架上仍指挥战斗，直至坚持到胜利，充分表现了一个杰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和无畏精神。他的牺牲，是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大家都很难过。

　　抵黄柴畈地区的当天，尾追我军的陈继承纵队先头第二师赶来，又向我发起猛攻。血战至黄昏，我担任阻击任务的红七十三师毙伤敌副师长柏天民以下近千名。敌立即部署新的合围，以陈纵队和十三师密布于河口镇以东至华家河一线，准备从南面和东面向红军进攻；马鸿逵纵队由平汉路东侧南下，向四姑墩方向进逼；敌一师、八十八师也从河口镇向北推进。我军处在方园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当务之急是解决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是继续留在根据地打，还是跳到根据地外面打？十月十日晚，分局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徐宝珊、王平章、吴焕先等二十来个人。成仿吾同志说，他也出席了会议。

　　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红军跳出根据地打，待机歼敌后再返回；另一种是主张红军留在根据地坚持，分散游击。张国焘是前一种意见，他认为：反第四次“围剿”中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我们，我军经过各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的任务，已完全处在被动、失败的地位。根据地内的主要城镇被敌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周旋余地，无法粉碎敌人的“围剿”。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如果将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根据地进行战斗，是毫无希望的。关于红军的转移方向，他提出：去平汉路以西，与红三军会合。这也正是燕子河会议时，蔡申熙同志的建议。沈泽民同志认为：反四次“围剿”，我军未能击退敌人，处于被动和失败的地位，是客观事实。但是，红军不应脱离根据地。在敌人重兵深入根据地的情势下，可采取分散游击的办法，坚持游击战争，待机破敌。

　　与会绝大多数同志在发言中，不同意后一种意见。我也赞成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出外线，待调动和歼灭敌人后，重返根据地。我在发言中指出：根据地中心区域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大部队不易活动，又已丧失了歼敌一路的机会；要分散游击，地方游击队还行，大部队就有许多困难，敌人兵力总比我大，有几十万人，而我根据地仅剩那么一小块地方，只要枪一响，不用两三个钟头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更何况你分散敌人也会分散呢！

　　关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兵力问题，也有不同意见。陈昌浩主张多带些部队走，只留下二十五军的第七十五师。二十五军政委王平章则主张只带七十三师走，留下七十四、七十五两师坚持斗争。不少同志和我都同意王平章同志的意见。

　　张国焘最后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的意见作出了决定：留下七十四、七十五两师与各独立师团，由沈泽民同志负责，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方面军总部率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

　　第四次反“围剿”，从八月上旬开始到十月中旬为止，我军苦战两月，虽歼敌万余人，终未能扭转战局，遭到了失败。失败的教训，概括地说，主要是：第一，错误地估计了客观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没有及早进行反“围剿”准备，丧失了主动地位。第二，在敌人重兵压境的严重形势下，未采取避强击弱、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而是率尔应战、正面硬顶、孤注一掷，始终未能形成战役战斗中的优势。第三，王明路线的推行，搞得根据地民穷财尽，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相当一部分群众，脱离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只跟着红军“跑反”，无法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今天回想起来，那时完全粉碎敌人的“围剿”，虽有不少困难，但如果分局领导人，尤其是张国焘不犯这些带根本性的错误，争取胜利是有希望的。

　　我们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一部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留在那里的红军和群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沈泽民同志后来不幸牺牲。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王平章、郭述申、徐海东等同志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多次粉碎敌人的“清剿”，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又有鄂豫皖党组织和高敬亭同志领导的游击队，组建成红二十八军，胜利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直至抗战爆发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大别山区红旗飘扬，武装斗争从未间断，一直是我党我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从黄麻起义到全国解放，英雄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牺牲，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老八路

第七章　西行转战三千里
　　枣阳新集之战

　　为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保存有生力量，我军根据黄柴畈会议的决定，计划第一步西越平汉路，转到鄂豫边蹲一蹲，伺机再杀“回马枪”，转回根据地。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南、北三面都去不得，只有平汉路以西的少堡垒地带，是我军较理想的转移方向。那带敌人防守力量比较薄弱，不难突破；地势有利，可借桐柏山、大洪山作依托；又是红三军活动的地方，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从各方面条件来看，都便于我军周转回旋，待机破敌。

　　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对比上强弱悬殊，非同往常。又因分局主要领导人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未雨绸缪”麻痹于先，“亡羊补牢”失策于后，致使红军在根据地内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这样，主力红军暂时退却到根据地外面是不是可以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都看过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上面认为在情势特别严重时，红军退到白区去并不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根据地内部，我们既然失掉以运动战方式反攻破敌的机会，暂时退到白区去，待消灭和调动了敌人再回来，这并没有错误。问题在于：退却的决定很仓促；全盘计划不周到，对可能出现的逆境缺乏充分估计；分局的意图没有全面向下传达，部队思想不够统一。优势敌人拼命围追堵截，打破了我们转回根据地的预想，结果，被迫实行长途战略转移。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晚，我军分左右两路纵队，从四姑墩出发，经两天两夜急行军，突破敌两个师的防线，在平汉路西的陈家巷地区会合。西越平汉路时，红七十三师与尾追之敌激战三小时，将敌击退，保证了全军的安全转移。十四日，部队又经洛阳店、新店向原红三军活动过的璩家湾一带转进。蒋介石发现主力红军跳出其包围圈后，马上施行“追剿”部署：以卫立煌率李默庵十师、蒋伏生八十三师和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等，跟踪追击；以胡宗南第一师北沿花园至襄阳的公路，肖之楚四十四师南沿京山至宜城的公路，平行追击；原在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刘茂恩六十五师和冯鹏翥六十七师，则依托沙河堵击。敌企图将我主力聚歼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

　　我军昼夜疾进，奔向璩家湾一带。谁知到了那里一看，红三军已经走了，根据地早垮台了。没有政权，没有红军，没有游击队，没有党组织，剩下的只是一片断垣残壁的荒凉景象。标语倒不少，说明贺龙的部队来过，但已转走。我们很失望。正是早晨，赶紧搞饭吃。饭还没吃上，敌军追至，打起炮来，这就是枣阳新集之战。

　　饥疲不堪的我军，仓促临敌，急起应战。当天上午，我十一师与敌八十三师激战数小时，打退了敌人。部队赶紧搞饭吃，略事休息，准备反击。新集西南十余里的乌头观，是个制高点，有些地主寨子。控制了乌头观，才能保障我右翼阵地关门山、刀锋岭的安全。我们把抢占这一制高点的任务交给红十二师完成。但因山上的寨子有地主武装防守，十二师攻击不得力，行动迟缓，没有拿下来，乌头观反倒被追来的敌军当夜抢占。敌居高临下，火力又强，我军硬攻难克，伤亡不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战役战斗往往是这样：关键的一个寨子、山头、制高点落入敌手，就会让你被动应付，全局吃紧。反“围剿”斗争中，战略上不计较内线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后退或前进，十分必要。战役战斗上则不同，一山一寨的得失，有时会关系战局的成败，儿戏不得。失去乌头观这个制高点，将我右翼暴露在敌威胁之下，弄得我们守难固，攻难克，等于把战场主动权丧失了许多。

　　再困难也得打，被动中求主动，以实现歼敌一部，调动敌人，转回鄂豫皖根据地的计划。翌晨，敌三十四旅、十师、八十三师从东、南、北三面开始对我包围和进击，企图以左右钳击的态势，围歼我军于新集以西、汉水以东地区。激战一天后，敌后续部队四十四师、一师、五十一师相继压了上来，形成了对我军的合围。中间，我军一度集中兵力向敌右线薄弱处三十四旅反突击，虽重创该敌，击伤敌旅长罗启疆，但因乌头现制高点在敌手中，使我军的反击未奏全功。最危险的是我指挥部被突进之敌逼近，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跟前只有三百来人的机关人员和警卫、通信部队，紧急集合，投入战斗。幸亏敌人弄不清虚实，只是一般性的进攻，未形成强大突击力量。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获悉总部被围的消息，马上率部驰援。经一番激战，终于击退敌人，扭转了总部的厄运。

　　枣阳新集战斗，是我军转移以来打得最凶恶的一仗。这次战斗，如果不是我军失去先机占领制高点乌头观之利，情势会好得多。我们虽歼敌不少，但自己伤亡也大。三十一团团长林维权、三十三团团长吴云山都牺牲了，十师师长王宏坤负了伤。象吴云山、林维权，在全军是数得着的团长，打仗机智英勇，死得很可惜。

　　敌众我寡，四面受敌，部队被迫突围，向北转移。这样一来，我企图在外线寻机歼敌、打回根据地的计划，即告失败。

　　走了一夜，早上进入枣阳附近的土桥铺地区，又碰上敌刘茂恩部堵击我们。我记得从来没有那样累过，两条腿走得拖也拖不动了，话都不想说。敌向我军冲锋，炮火打得很厉害。不管他，准备好，横下一条心，硬突过去！过了土桥铺，向西转移，堵击的敌人又来了。我正在曾传六那个团，即十师二十九团，我告诉部队不准动，埋伏好，子弹上膛，刺刀上好。等敌人来到跟前，一个突击，将敌击溃，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下一步要过沙河，继续转移。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少共国际团撤销，人员分别补充到各师。伤号带不走，发几块钢洋，安排在老百姓家里；缴获的武器带不走，统统毁掉、埋掉。走了好远，遇上敌彭启彪部打伏击，我军只有两个团跟在我们后面。立即组织突击，激战一场，打退了敌人。这次，张国焘、陈昌浩和我，都在一起，有个小警卫员叫马宝山，在我们跟前。平时挺活泼的，我喜欢逗他，开开玩笑。我正在山头上拿望远镜看部队作战，“叭”的一声，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牺牲了。他才十六岁，叫人惋惜不已！

　　新集反击战和土桥铺突围战，我军浴血苦斗，化险为夷。先后共毙伤敌三千余人，粉碎了蒋介石围歼我军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计划。

老八路

　　漫川关突围

　　十月下旬，我军走新野，过邓县，夺路向淅川前进。一路过来，看到的是荆棘丛生、渺无人烟的荒年景象。走上几十里，见不着一户人家，找不到一点粮食。部队忍饥熬寒，昼夜兼程，越过七十二道水，从淅川西南涉丹江。在宋湾，分局和总部向中央报告了从新集突围西进的情况。十一月初，我军进到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

　　南化塘地区北靠伏牛山，南傍鲍鱼岭，介于丹江和汉水之间，地形较好，粮米较丰。方面军总部作了研究，准备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并向党中央报告了我军撤离鄂豫皖的原因和打算。电文说：

　　“此次(鄂豫皖)战区未能冲破包围，客观原因系革命发展不平衡，战区处交通便利、四面受敌、反动势力较雄厚之区域。在此次激烈斗争中，并未得四面工农，特别是交通界城市工人的最低赞助，最主要的是战区政治工作和政治领导之错误，对敌力估计不足，发动赤区群众反包围不够，发动白区士兵斗争的工作不够，省委之白区机关工作方式在紧急斗争时完全表明不能胜任。即中央(与)各区的红军亦未有更有力的配合行动，中央未能供给战局最低必须之政治、军事、技术的无产阶级的干部，亦是原因之一。我四方面军精锐英勇慷慨，我以孤军大战数倍之敌，转战千里未曾一挫锐气，但终被迫脱离赤区。鄂豫皖赤区尚有近三万枪之游击队，必能在困难条件下斗争而有发展。红四方面军现已到鄂豫陕边，当以联合湘鄂西、鄂豫边、陕甘边赤区和红军，形成襄江上游之巩固赤区和红军为目的。”

　　然而，我们的计划来能实现。在南化塘刚驻三天，追敌又至。我十二师阻敌四十四师于南化塘以北，十一师与敌六十五师激战于南化塘以东之化山坪、太山庙一带，南面的敌第一师迫近至距南化塘十余里之七柯树；东南方面之敌五十一师已到达白桑关、黄石坪。敌企图从东、南、北三面合围我军，我们遂被迫放弃在南化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向西转移。

　　部队进至鄂陕边界的漫川关地区，杨虎城的重兵已卡住关口，挡住我军西进去路。胡宗南等部又追了上来，将我军合围在康家坪至任岭的深山狭谷中。开始，胡宗南的部队弄不清我们是哪个部分的，还吹号同我们联络。如果这时乘敌人立脚未稳、情况不明，我们一个冲锋打下去，有可能把敌人击溃。但十二师师长旷继勋指挥不力，贻误了战机，旷因此而被撤了职。当时敌众我寡，地势险恶，就剩下机关枪能交叉射击到的那么个口子可以突围，的确到了危险至极的境地。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开会，研究对策。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他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这怎么行呢?我说：这支部队不能够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办法。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耍想尽一切办法突围。陈昌浩等同志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决定集中突围。情势很紧张，分秒必争。所谓开会，无非是几个人碰碰头，商量一下，决定了就行动。

　　红十二师的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和七十三师的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都是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部队。我们以三十四团正面突击，二一九团配合，夺占北山垭口，为全军打开通道，以十、十一师各一部顶住南面和西面的敌人。陈昌浩在前面指挥。敌我反复争夺阵地，仗打得很凶恶。三十四团的二营，五百多人，拼到最后只剩下了一百多人，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也牺牲了。但我军终于控制了垭口，打开了通道，连夜突围而出。

　　漫川关突围，是关系我军生死存亡的一仗。许世友那个团立了大功，二一九团打得也不错。幸亏敌人刚到，合围圈不够严密，我军决心果断，行动迅速，利用夜间突围奏效，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根据地时感觉不到根据地的重要，到了没有根据地的地方，才晓得那种苦处。在根据地里，有党和地方组织，有游击队，有群众。敌人来了，群众一天送几次情报，敌人不容易发现我们，我们却容易发现敌人。穿衣，吃饭问题也好办，群众节衣缩食，供应红军。记得张国焘搞“大肃反”时，黄安仙居区的群众和干部极为不满，逃进山里“避难”。临走前派人给区政府送来五百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还写了封信，说是给红军的。群众和红军真是鱼水情深，难离难分呵！而我们到了远离根据地的地方作战，情形则大不一样。群众不了解红军，在敌人威胁下跑得远远的。红军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情报没情报，困难要大得多。我们左一次突围，右一次突围，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情报不灵，往往被敌人堵到门上才知道，不突围没有办法。至于吃啦，穿啦，供应啦，更难以提起。所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异常重要。革命根据地，是红军赖以生存、发展和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基地。事实证明，没有这种基地，是绝对不行的。

老八路

　　越秦岭　　走关中

　　我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流动作战，打了走，走了打。一面打击敌人的堵截，一面打击敌人的追击，就打这两种仗。边走边打，目的是为了争胜利，求生存，寻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流动作战的特点和消息闲塞的状况，使我们不可能作出一成不变的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预想。艰苦转战的我军，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打一步算一步，好象下棋似的，从对奕局势的每步变化中，审时度势，确定新的步伐。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曾想暂在璩家湾地区活动，待机打回根据地，却因情势所迫，改为西进，到了南化塘，觉得地形、民情条件不错，想立脚生根，又落了空3而后，奔向漫川关，打算去汉中地区建立根据地。汉中盆地，历史上赫赫有名，曾是汉刘邦养精蓄锐、回定三秦、进取天下的战略出发地，史书上记载过的。出秦岭，据汉中，这时就成为我们的主要行动目标。

　　关键是甩掉敌人，不甩掉敌人，便无法实现我们的预想。

　　我军从漫川关突围而出，转道北向，夜走野狐岭。野孤岭山势陡险，只有条两尺来宽的羊肠小道，一边靠峭壁，一边靠深壑，又处在敌火力封锁之内。我军抢在夜间通过，人走马踏，路都快垮了，人和牲口有的翻下山去。我下了马，指挥部队砍树铺路，边铺路边走人马；笨重的东西，通通扔掉。我有个皮包，里面还有块怀表，也在忙乱之中丢失了。翻过野狐岭，直扑山阳城。但胡宗南部走大路，抢先一步到达。我军掉过头来，攻占了竹林关。这一仗打下来，我军名声大震，附近老百姓都说红军不怕死。红军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的确不怕死。

　　已是十一月中旬，寒气袭人。部队的冬装问题尚未解决，我们很伤脑筋。过了竹林关，经龙驹寨、商县到杨家斜，想去镇安、柞水一带。走到凤凰嘴以东，又遇上胡宗南部堵截，只好避开。我跟十一师上了山，随后折而向北.部队抵曹家坪后，我们开了会，决定兵分两路越秦岭，一路走汤峪，一路走库峪，向关中平原转进。

　　秦岭山脉，高耸入云，气吞万里。山连山，水连水，翻不完的山头，越不尽的急流。我军衣衫单薄，食不果腹，伤病号又多，进军倍受艰辛。可是部队的宣传工作很活跃。总部和各部队的宣传人员站在山坡、隘口、沟边，不断用快板、顺口溜、歌声、口号，激励指战员们攀岩涉水，战胜疲劳和饥寒。“人力可以歌取”，这话有道理。艰难困苦的时候，一支歌，一段快板，一阵笑声，都会使人消除疲劳，焕发精神，勇气倍增。张琴秋同志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原为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认真积极，起了很大作用。

　　我军翻越秦岭后，进入关中平原。杨虎城见红军飘忽而至，逼近西安，赶忙调孙蔚如十七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尾追我们的敌第一，六十五，四十四、五十一，三十五等师，也扑向关中，敌第二、四十二两师，沿陇海线西进，企图对我合围。

　　前有敌阻，后有敌追。我军首先向临近的堵截之敌开刀，在西安以南约四十里处的王曲镇打了一仗，歼敌四个营。那是张汉民的部队，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不想和我们真刀真枪地打。只晓得我们走，他们也走，平行跟着我们，于是打了这一仗。此后，他们就退走了。接着，子午镇—‘战，又击溃陕军一部。战斗中，十—‘师政委李先念负了伤。我说：你先跟部队走吧，后面我来指挥。那时，我们的担架剩的极少，负伤的同志大都是步行，重伤号走不动，尽量用担架，马匹带走，实在带不了的，才给几块钢洋，留在老百姓家里。有些同志养好了伤，又去找部队。

　　再往西走，抵户县以南的傍徨镇。部队分两个梯队前进，张国焘带第一梯队的十一师，七十三师先行，我和陈昌浩带第二梯队的十师、十二师殿后。我们还在傍徨镇附近休息，敌人又来了。我起床一看，哟！南山上的敌人已经摆开散兵线，向我驻地扑来，东面、北面也有敌军逼近，情况很危急。不管三七二十一，紧急集合队伍，组织反突击。激战数小时，歼敌胡宗南师一部及陕军警备旅数千人，方转危为安。前行的我第——梯队闻讯返来接应，战斗已近结束。红十师代师长曹光南不幸牺牲。

　　这时，我们收到了中央十一月七日的来电。电文指出：

　　“(一)虽然在临城战役中，红军获得伟大的胜利，击溃敌人九师主力，坚强了自己。但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崩溃过分估计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四次‘围剿’严重性的估计不足，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原有的根据地，这是很大的损失。(二)现在的任务是要红四方面军在鄂、豫、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发动当地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给红军主力以整理补充，并尽量扩大红军，以准备向敌人反攻，继续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三)迅速与红第二军团取得联系与行动的呼应。特别是在向敌人反攻，准备时期，这有极重要的意义。(四)帮助领导鄂豫边区，恢复鄂豫边苏区，发动在这些区域中的游击战争，最高限度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斗争，这是创造与巩固鄂豫边苏区的不可分离的步骤。(五)红军主力整理休息补充之后，应取向回发展的方向，造成时时威胁襄樊及武汉形势，所以与鄂豫皖苏区取得密切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人，远在江西根据地，他们提出的上述任务和要求，远远脱离我军转战的实际，是行不通的。

老八路

　　再越秦岭　　南渡汉水

　　关中之行，我军歼敌一部，调动了敌人，于是趁机再越秦岭，南下汉中。

　　十二月初，部队从周至县南马召镇附近出发，又进入苍莽崇峻的万山丛中。深山里面，气候严寒，大雪纷飞，粮米匮乏，逼着我们不顾疲劳，催军急进。部队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经七日行军，一连越过九座海拔二千至三千米的高山，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于十二月九日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

　　我在小河口略事休息，就带上先头部队到前面去了。因为下一步部队要出山口，需弄清前面的敌情，也要防备敌人的突袭。那时情报工作跟不上，了解敌情主要靠找老百姓打听，再就是捉俘虏审问。

　　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

　　张国焘自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实行家长制领导，推行王明路线，搞“左”的一套，许多同志早就有意见。特别是反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部队跳到外线，被迫无止境地长途转移，有些同志想不通，张国焘也没有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行动部署，因而更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其实，大家的意见有道理，你转来转去，总要开开动员会，至少要在高级干部中讨论讨论。我们打一仗，事先还要向部队做动员嘛！在小河口，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等同志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张琴秋和陈昌浩同在莫斯科学习过，她去做陈昌浩的工作，想争取陈的同情和支持。陈昌浩当然不会赞同，就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为缓和下面的不满情绪，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意见。会上，曾中生等同志对他提出了不少意见和批评。话说得比较尖锐，但仍是同志式的态度，并建议恢复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会议取得的具体结果是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但同时也使张国焘对那些反对他的同志愈加怀恨在心。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杀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

　　西北军赵寿山的两个团布于秦岭出口处许家庙、沈贤村，堵截我军。我先头部队发起猛攻，打垮了这两个团，全军于十二月十一日进入汉中平原的城固地区。因那带回旋余地小，不好搞根据地，我们决定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的西乡、镇巴一带立脚。汉中地下党曾来人接头，我们送了些武器给他们搞游击队。

　　渡汉水，要抢时间，选在当夜。船只极少，我军大部需徒涉。我们派人去看地形，回来说：水太深，过不去。于是，我和陈昌浩带侦察人员骑马到江边，又进行勘察。因是枯水季节，水势并不大，至多齐胸深，我们骑着马就过了江。选好地点，我军星夜渡河。除伤病员和妇女由船只、马匹运渡外，其余上至总部领导人，下至勤杂人员，一律徒涉。来到江边，指战员纷纷跳入水中，奔向对岸，直至上元观地区。在那里我清点了人数，全军共一万四千四百人。

　　部队南渡汉水，向镇巴、西乡转移，是极为重要的一着。从此，摆脱了遭敌追堵的被动局面，取得了主动权。汉中地区，仅汉水两岸有西北军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不多；我军渡过汉水后，杨虎城鞭长莫及，无力再追堵我们，只能令部队远远地打打炮，做做样子。敌胡宗南第一师被甩在关中，尚未赶来，四十四、六十五师则奉令调去安康地区，对付转到鄂陕川边境的红三军。这样，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我军，终于使敌人的“此股残匪”“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饿”的梦想彻底破灭，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老八路

　　风雪大巴山

　　我军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地区，已是十二月中旬。本想在这带建立根据地，可是这里已经给土匪糟踏得不成样子，加上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驻。怎么办?还得另找出路。这时，我们从敌人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有隙可乘，于是决定进军川北。

　　进军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在钟家沟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了认真讨论。我们分析了在这带不便久驻和决定入川的原因，向干部说明，进军川北是最好的出路。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混战的军阀又自顾不暇，不论从供应条件、地形条件或敌情条件来看，以川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要比镇巴、西乡一带更为有利。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达到了统一意志的目的，对部队鼓舞很大。

　　进军川北的主要障碍是横在我军面前的“巴山天险”。大巴山脉，雄峙于川陕交界处，气势磅礴，横断两省通道。我们向群众调查，得知从钟家沟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过巴山，抵两河口，是条入川的捷径，但路隘山险，人迹罕至，极难通行；过了两河口，便可直下通江、南江、巴中，那里是军阀田颂尧的地盘，兵力空虚。为争取时间，出敌不意，进据川北，我们决定，以这条“鸟道”作为进军路线。

　　严冬时节，大雪封山，御寒衣物又极缺乏，使我军面临新的严重考验。据老乡们说，翻越大巴山，上七十，中七十，下七十，合共要走二百一十里的路程。尤其是山顶上的七十里路，风雪弥漫，最为难走。这个时候，深入思想动员，树立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固然十分重要，但物质准备工作也不容轻视。我们要求每个指战员要打两至三双草鞋;带足三天的炒米和铺路、取暖用的稻草，马匹集中，供伤病员使用，多花点钱，尽可能向周围群众购买些衣被，等等。准备工作就绪后，我到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做了检查和动员，他们是先遣队，担负为全军开路的光荣任务。看到那些面黄饥瘦的指战员们乐呵呵的，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充满压倒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使我坚信：巴山天险一定会被我军征服！

　　大队人马于十二月十九日开拔，向川北进军。我随十二师行动。这座大山的确不易攀登，山路崎呕，泥滑难行3越往上爬越寒冷、越陡险，有些人马掉进坑里就完啦。开路的部队损失较大，牺牲了一些同志。我们在山顶上住了一宿，找些树枝，点起篝火，取暖御寒。翻过巴山，第二天晚上到达瓦石铺，几十个人住在破草棚子里睡觉。瓦石铺是通江县属的一个小山镇，百多户人家，净住些木架竹筋的房屋，外面糊一层泥巴，屋内又暗又潮。半夜里，街上忽然起了火，我们都起来救火，折腾了半夜才扑灭，但已烧掉了半条街。老百姓从来没见过如此好的队伍，帮助他们救火、救人、救财物，纷纷翘起大拇指赞扬红军。

　　全军越过大巴山后，兵分三路，迅即进通江、克南江，据巴中。从此，开始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新时期。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陈云同志和康生找我谈过十次话，主要就是谈红四方面军去四川的问题。他们说，你们那时候是有计划地到四川的吗?我说，谁想到四川哟，哪里晓得四川是个什么样子噢！我们是一路走，一路看，最后才到四川的。我就把部队撤出鄂豫皖到四川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整整谈了一天。

　　总之，从我军被迫撤离鄂豫皖到进川北立脚，历时两个多月，转战三千里，终于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军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流动作战，屡历险境，但始终拖不垮，打不烂，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了有生力量。先后共歼敌近万人，自己仍有一万四千多人，占撤出鄂豫皖时总兵力的四分之三。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又说：“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毛泽东选集》第三七五页、第四五○页)因此，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本质，战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衡量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成败与否的主要依据。我们的有生力量是人，是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经过那样艰难困苦的战略转战而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应当说，是党和红军的一个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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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这支军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想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首先是狠。

　　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敌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蔽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

　　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要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象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磨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得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谁都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的响亮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部队有了这么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斗中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撇把子、大刀和马尾手榴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就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五百米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下去，敌人倒下一大片，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我军的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又不实行近战歼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狠”字。两军对垒，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必须“狠”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

　　狠的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狠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二是硬。

　　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狠是狠，但砍完就“撒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确实实来之不易。一部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事实证明，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追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战役战斗，无不都是敌我双方的拼力竞赛。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战术运用恰当与否等条件外，部队能不能在节骨眼上过得硬，熬得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敌众我寡或敌我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进行战役战斗，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障山阵地被援敌突进，已经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中，我军遭敌重兵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部队顶得住，冲得出，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精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几乎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了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再同我们打，你想消灭他，谈何容易！这些情形说明，过硬的战斗作风，对于我军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绝不可少的。

　　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

　　我刚到鄂豫边区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枪嘟嘟嘟嘟一响，不少新兵赶紧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荣桂、参谋长刘英，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象许继慎、周维炯、蔡申熙、刘英等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作风，起了重大作用。

　　当然，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拼命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必须给以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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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快。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做打的文章。

　　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迷藏”。那时部队行装简单，人人有付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袋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竭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得主动，走得隐蔽，走得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致胜的目的。这类情形，明显见之于粉碎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我军被迫长途转战，争取时间的意义尤为突出。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拚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我军的打，更离不开快的特长。

　　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阶段到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是因为，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消耗，对付敌人，我军一般是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地解决战斗。如杨平口战斗、东西香火岭战斗、双桥镇战斗、英山战斗等，皆是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如潢光战役，歼敌八个多团，仅用了五天时间，同样是速战速决。只有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费时最久，各四十余天。这两个战役，是在特定条件下“围点打援”，故不同于一般的速决战。对点上的敌人，采取持久围困的办法，而对来援之敌，则抓紧时间，趁其立足未稳，速战速决，予以消灭。苏家埠战役消灭援敌两万余人，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围点打援”，是一种战役的局部持久同战役的全局速决相结合的打法，仍属速决战的范畴。

　　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势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断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敌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商璜战役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豆腐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我们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取得了打援的主动地位（战场选择、兵力部署、构筑阵地、精神准备等），一举将数万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枣阳新集之战，我军丧失了几小时的时间，乌头现制高点被敌抢占，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亦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致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为什么要搞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于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运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戒备，高枕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以少胜多之效。红四方面军打的不少快速歼敌的胜仗，都是靠采取夜战手段奏效的。我们进行夜战，一般说来，多是远距离的奔袭、奇袭，上半夜急行军，下半夜发起攻击。行动神速，正是保证夜袭成功的前提条件。

　　战时的快速作风，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我们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战员坚强的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拉拉，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军队不象个军队的样子。习惯成自然。部队平时养成了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第四是猛。

　　进若锋矢、战若雷霆的勇猛作风，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特点之一。

　　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物质的因素固然重要，固然必不可少，而精神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更重要，更必不可少。“两军相遇勇者胜”。战争实践告诉我们，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选摧强敌，屡战屡胜。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从精神上压倒了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地扑向敌人。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皇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获数倍于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

　　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一种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得吐了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懂得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难，做起来却不容易。突破口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性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归根结蒂，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部队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往无前，打击敌人。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那时一仗打下来，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伤亡比例占的相当大，因为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新兵初上战场，难免有怯战心理，但有了干部和党员的带动，打上几仗，会很快成长，变成勇猛无敌的战士。再次，部队的及时休整也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时间，休整队伍，恢复体力，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几个月内连续作战，疲惫已极，但张国焘无视休整部队的必要性，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是很不应该的。又叫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办不到。

　　第五是活。

　　活，即灵活机动性。它是指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的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

　　这些东西的形成，并非偶然。

　　我们的部队，是打游击起家的。灵活机动作战的特点，早在游击战争阶段，即已产生和具备。当时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战术原则，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游击队经常分散作战，因时因地制宜，用各种方法去迷惑、诱击和袭扰敌人，掌握了一套声东击西、飘忽制敌、会打会跑会藏的本领。特务队更是神通广大，经常钻到白色据点里把土豪劣绅收拾掉，带上没收的钱财、武器，平平安安地转回来。部队后来扩展了，仗打得更多更大了，发展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过去灵活作战的特点，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部队的领导骨干，也不外乎是那批经过游击战争锻炼的老同志。他们带出来的干部和战士，继承和发展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是顺理成章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机动制敌。如果参战的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我军以弱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计划周密、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援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敌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规定的。毛泽东同志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四六一页）。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望尘莫及，难以匹比。

　　红四方面军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的战斗作风，大体就是如此。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宝贵结晶。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不仅对完成当时的建军和作战任务，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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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进据通南巴

　　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四川军阀田颂尧盘踞多年，是他赖以同各路军阀角逐争雄的要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我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后，田颂尧正出动三十个团的主力，参加成都的军阀混战，站在刘湘一边，同刘文辉部打得鸡飞狗跳，难解难分。趁敌人后方空虚，我们于苦草坝决定兵分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夺取通南巴。以七十三师为右翼，西出进击南江；十师为左翼，东出进击洪口，方面军总部率十一、十二两师居中，直下通江，进取巴中。苦草坝为战略后方，西北军委机关、后勤部门和医院、伤病员等，暂留在那里。这是我军西行转战以来第一次分兵作战。我们要求各师神速运动，机断专行，加强联络，一定要打好人川的第一仗，在大巴山F取得立脚点，创造新局面。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行进在川北的深山密林狭谷中，方知我国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里，长歌咏叹，感慨系之，确有因由。大小通江河两岸，悬崖壁立，怪石嶙峋，狰狰然似欲搏人；水流湍急，鸟道崎呕，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虽是严冬季节，但阳光和煦，满山青绿，一派生机，与风雪交加，举目荒凉的秦岭山区相比，迥若两重天地。目睹这里的山势、地形、自然条件，竞使我们这些长年累月同山林打交道的人，也耳目一新，惊叹不已。指战员们高兴地说：“川北真是好地方，这下我们可找到落脚点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十二师先头部队出敌不意，首先攻占通江县城。守敌两个营及当地团防，大部被歼，仅小部逃窜。我军乘胜向前发展，控制了通江的大部地区。方面军总部和军委机关，随即进驻通江。

　　通江县城不大，约千余户人家。三面临山，一面傍水，四周环有相当坚固的城墙。主街道两旁有些店铺，经营日用百杂、山货土产、饭菜小吃之类。白木耳甚多，一块钢洋能买一大堆。部队不知道那是高级营养品，买回来成锅煮，当稀饭吃。而盐巴、布匹、医药，则极为短缺。民房一般为木质结构，大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宽敞的孔庙和一座坚固的天主教堂了。方面军总部和西北军委机关，临时设在这两座建筑里。城里有个小小的公园，站在园内小山包上，全城的轮廓，便尽收眼底。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割地自肥，向来不顾人民死活。所以，尽管川北的自然条件利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但群众生活却苦不堪言，简直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人们简直透不过气来。据老乡们说，仅田赋税一项，田颂尧早已预征到三十年以后去了。山坡平坝的大片良田，被勒令种植鸦片，供大小军阀、官吏吸食和贩卖。“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一座千余户人口的通江县城，竟有上百户人家以开大烟馆为业，瘾君子之多，可想而知。有些青少年甚至也染有抽鸦片的恶习，弄得骨瘦如柴，不成个人样子。土匪(当地人叫“棒老二”)猖獗，啸聚山林，经常打家劫舍，绑票杀人。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军阀地主统治下，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群众实在活不下去，便奋起造反。早在一九二八年，由李家俊、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就震动了川北。一九二九年，旷继勋领导了蓬溪兵变。我军入川前夜，阆中、南部一带，又爆发了地下党领导的两万多农民的起义。川北人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此伏彼起。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南江农民为反对“预征烟款”，潮涌般地结队去县城请愿示威，持续两个多月，终于迫使反动政府宣布“延期征收”。通江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捐斗争。无数贫苦农民，手持矛刀、扁担、棍棒，进城大闹公堂，搜捕团总、保长、提款委员，张贴“官逼民反”的标语传单，被反动政府拘捕的闹事“要犯”，塞满监狱，直至我军解放通江，才予全部释放。巴中县的大批饥民，也纷纷起来“吃大户”，成群结队，到财主家闹粮食吃。川北农民同军阀地主的矛盾，已经尖锐到冰炭不容、一触即发的阶段。

　　红军首次进入通江，石破天惊，在这座偏僻山城激起了巨大反响。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我军，虽衣着破烂，疲惫不堪，极待补给，但态度和霭，买卖公平，秋毫不犯，军纪严明。先头部队入城，怕惊扰百姓，晚上都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面。屡遭军阀部队蹂躏的川北群众，从未见过这样好的队伍。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聚拢到街头路边，打着小旗子，端茶送水，欢迎我军。红四方面军有个好传统：部队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满街满墙，都是我军张贴的传单和涂写的标语，街头巷尾，均有指战员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宗旨，景象好不热闹!红军的到来和指战员们的言行，成了群众“摆龙门阵”的中心话题。我军来自鄂豫皖，而许多操着浓重湖北口音的同志，则说成是来自“鄂尔款”。从此，“鄂尔款”一词便流传开来，成了四川老乡尊称红军的代名词。

　　方面军总部刚刚在通江扎下营盘，就获悉田颂尧已从嘉陵江沿岸调兵遣将，向我反扑。其第二路刘汉雄部进抵南江，第一路李炜如部及罗*琼第三师进抵巴中，企图堵击我军，并反攻通江。原追击我军的胡宗南第一师、刘茂恩第六十五师，亦进抵大巴山北麓。胡宗南部向碑坝开进，刘茂恩部则从西乡向万源地区开进。

　　我们的决心不变，仍以控制通南巴，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主要目标。为麻痹和分化敌人，我军致书各路军阀，说明红军入川，只是“借路”，不拟久留，若以武力相加，必将遭到迎头痛击，云云。同时，令十师两个团东向竹峪关，阻击刘茂恩部，七十三师由小通江河西岸的平溪坝西出，迎战刘汉雄部，十一、十二师布于通江城西的山险要地鹦歌嘴，迎击李炜如、罗遒琼部。我去前线随十二师行动，陈昌浩去七十三师，张国焘和曾中生留在通江，发动群众，巩固后方。

　　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我率十二师及十一师一部，于鹦歌嘴与来犯之李、罗部激战，将敌击溃后，乘胜向前推进。我们没有四川军用地图，道路、地形都不熟悉，花了点钱，请老乡带路。没想到四川老乡不简单，还懂军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追进到马家坪、杀牛坪一带时，敌人占住山垭口，猛烈阻击。山又高又陡，部队仰攻几次，攻不上去。老乡说，川军怕打屁股，得绕到山后去打。这招灵得很!我们派少部兵力迂回到山后一打，敌人当即乱了阵脚，在我前后夹击下，纷纷夺路逃命。这一仗，共歼敌一个多团。追至清江渡地区，又打退敌人七个团的反扑，毙伤敌千余。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我军进克巴中县城。巴中是川北的重镇，盛产高质量的大烟土，颇有点名气。城内有九井十八街，市面相当繁华、热闹，比通江县城要气派得多。

　　在南江方向，进展也较顺利。王树声率七十三师于十二月底进至大河口地区，与刘汉雄部一个团遭遇，一举将其全歼。接着，土著武装任玮璋部起义。经关峪口、甄子垭等战斗，红军二月一日解放南江。在此期间，我十一师三十三团于通江以南溃敌一部后，占领了屏障通江的要点得胜山。东路的十师也击溃进抵竹峪关的敌六十五师。因四川军阀不让蒋介石的势力入川，该敌不久即奉命撤出万源，又退回巴山以北去了。

　　红四方面军入川仅一个月，即歼敌三个团，溃敌八个团，解放了通南巴三县城及周围的大部地区，初步实现了我们的战略预想。从此，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回想起来，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川北才能立脚，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敌人营垒有矛盾、混战，不统一。当时，四川境内共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州等数股军阀势力，各领“防地”，独霸一方，连年混战，互争雄长，闹得不可开交。不仅四川军阀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同四川军阀之间也有矛盾。四川当时是“国中之国”,川军的天下。各路军阀名义上接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统一‘委任和领导。实际上则以维持川人治川的军阀统治局面为本旨。他们生怕蒋介石“剿匪不分畛域”，把触角伸进四川，吞并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因而，在对付蒋介石上，四川军阀之间，又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有点不愿“开门揖盗’’的味道。我们入川，利用了这两种矛盾。

　　红四方面军进据通南巴，选在田颂尧倾其主力参加“成都之战”的当口，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一着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田颂尧只顾在成都参加混战，没有防备这一点。这就便于我们迅速打开战局，立脚生根。当时，蒋介石的势力想不想进川呢?倒是想的。而四川军阀呢?怕请神容易送神难，硬是不要他们进来帮忙。所以，刘茂恩部进到万源，不久便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处，爬上了巴山的，但也吃了“闭门羹”，不得不悄然回兵。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川军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们，我们的处境将会困难得多。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同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川“剿共”，那么，蒋军由北而南，川军由南而北，两边一压，我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脚，更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开创革命根据地，建立立脚点，离不开枪杆子。有了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能歼敌致胜，打开战局，建树一切。毛泽东同志说：“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毛泽东选集》第四一四页)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军经过极其艰难的西征转战，仍保存了一万四千余人枪，子弹平均每枪十排左右，士气高昂，斗志旺盛，是最为可贵的。有了这么一支革命武装队伍，我们就能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乘隙进击,建立立脚点。部队从翻越大巴山起，不畏严寒，不怕牺牲，神速运动，连续作战，一鼓作气打垮了敌人，拿下了通南巴。事实证明，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是创造根据地的主要条件之一。

　　再一个原因是，川北的地形条件、自然条件、群众条件非常好，是块天然的用兵、养兵之地。那里山川纵横，险峰交错，路隘林深，许多地方被原始森林覆盖着，树木又高又粗，一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我们用上少数兵力把山口子一堵，敌人就不易攻进来，大部队集结、隐蔽、穿插，敌人很难发现，便于我军发挥山地战、隘路战、运动战的特长，进行防御和反攻。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发动。特别是妇女，革命积极性甚高，能吃苦耐劳，是相当活跃，得力的革命力量川东游击军战斗在达县、宣汉、万源一带，陕南游击队战斗在西乡，镇巴——带，对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也起了配合、支援的作用。

　　总之，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川陕边区是我军较理想的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分析的那些条件差不多。红四方面军能够结束西征转战，立脚通南巴，开创新局面，是主客观条件具备和统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