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

老八路

　　红一军的整编和南下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九月间召开的，纠正了李立三同志的“左”倾错误领导，停止了冒险主义的总暴动、打武汉的计划，有重要意义。但是，会议的精神当时还传达不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来，特委和前委仍在执行过去的行动方针。不久，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腾出手来，开始进行“围剿”红军的部署。

　　红一军于十月间攻克光山，即决定在光山召开全军的党代表大会。会议开了三天，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检查领导工作并改选前委，(二)反对山头主义等不良倾向，部队实行混编。

　　检查前委的领导工作，以是否坚决执行立三路线为尺度。自然，“左”的批评意见占了上风。尤其是特委负责同志认为，红一军领导在前段时间里，出击平汉路“作战不力”，是一种消极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要求大会代表对此进行“总的检举”。会议的方向是有问题的。大会正式通过的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宣传问题、政治工作，拥护全国苏代会，拥护鄂豫边特苏’等七种决议案，都是进一步贯彻立三路线的产物。军长许继慎受到的批评最多，改选前委时落选。新的前委由曹大骏、姜镜堂、王培吾、徐向前、刘英、孙永康，曹学楷及二名士兵代表组成，曹大骏仍任书记。

　　郭述申、曹大骏、许继慎等同志刚来根据地成立红一军时，中央就决定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的三个师实行混编。但因当时条件不够成熟，故未实行。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实践证明，红军要担负起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艰巨斗争任务，将三支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部队，打乱原建制进行混编，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一是利于打破地方观念。三个师过去来自三个地区，基本上是按地区系统形成建制的，地域观念、山头主义较明显地存在着。有人动不动就说：“这一师是我们的，那一师是他们的。”甚至相互瞧不起，闹矛盾，妨碍部队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二是便于形成三个拳头。三个师建立的时间有先有后，实战经验、战斗作风、武器装备都不一样。红一师成立早，底子厚，人多武器好，战斗力最强。相对说来，其他两个师就显得弱些。混编后把红一师的干部和武器多调些给二、三师，就能进一步加强这两个师，使全军力量相对平衡，形成三支有力的拳头，协同作战，打击敌人。同时，通过混编，各部队亦能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许继慎同志一直主张部队早日混编，做过不少动员工作，我们也赞成。把三个师捏在一块，他有很大的功劳。

　　光山会议后，各师均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着手整编部队。红一师由三个团合编为一、三两个团，师长刘英，政治委员李荣桂，原红二、三师合编为第二师，辖四，六两团，师长孙永康，政治委员王培吾。除干部交流外，一，二两师各抽五个连对调。不久，又将军属独立旅、黄麻补充营与皖西中央独立一、二两师合编为第一军第三师，师长肖方。各级党组织也健全起来，军有前委会，师、团有党委会，营、连有党支部，班排有党小组。士兵委员会也进行了改选，各连并成立了列宁室(俱乐部)。全军共六千余人。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参谋长李昂茨。我任副军长，免兼一师师长职务。

　　这次混编，在统一全军的领导、统一意志、统一作风、统一纪律及打破地方宗派观念上，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问题，如对一师，拆得太厉害，将一些干部调往外师降职使用，是不妥当的，也是军领导对一师不够信任的表现。撤二师师长漆德伟的职，送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没有多少道理。他是商南起义的领导人和二师的创建人之一，在二师中有较高的威信，因对枪毙该师参谋长漆海峰持消极反对的态度，便被撤职送上海。二师参谋长漆海峰，错误严重些，吸食鸦片，与反动亲属关系不清，但他在创建二师中出过不少力，决定枪毙他也是过火的。当时，二师有人反对枪毙漆海峰，结果被扣上“有背叛党路线的企图”的罪名，开除了党籍。这些问题，给部队混编带来了不良后果。

　　十一月上旬，夏斗寅部向我根据地南部进犯，黄麻地区吃紧，特委书记郭述申专程赶来豫南调红一军南下。经前委讨论，决定放弃光山、罗山，南下击敌，并准备伺机向长江沿岸发展，打通与红十五军的联系。红十五军活动于鄂东地区的蕲春，黄梅、广济一带，原系红八军的四、五两个纵队。根据中央命令，一九三O年十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

　　敌戴民权新编二十五师位于平汉路东侧，夏斗寅十三师分布于南面的黄陂、麻城、黄岗一线，郭汝栋二十六师在西南的浠水、蕲春地区。我们南下，矛头首先指向夏斗寅。

　　一战于黄陂的姚家集3二战于黄安。因敌人固守，两个攻坚战，均未奏效。我军伤亡较大，一师三团政委江竹溪、营政委郑植磺牺牲。部队旋即转到麻城，敌人也主动撤离了黄安。

　　在麻城，县委坚决要求我们打料棚，说不打下料棚，地方工作无法开展。前委和军部考虑，两次攻坚都没打好，不能再攻坚，料棚是个硬据点，不打为好。地方同志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吵得很凶。我们得悉夏斗寅部补充团的一个营进驻谢店，立足未稳，决定突袭他们。那天黄昏后，一、二师主力以急行军扑向谢店，向敌猛攻，一举全歼该敌。这一胜利，大大巩固了群众的斗争情绪，稳定了麻城的局势，地方党的同志也很高兴。

　　十一月底，天已转冷，但部队还穿着单衣，冬装无着落，叫人犯愁。地方上送来的情报说，新洲城空虚，只有些民团防守。前委决定奔袭新洲，搞点物资，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出击那天晚上，正下雪。南方的雪，边下边化，道路泥泞难行，部队冒雪踏泥急行军，一气跑了五十多里。这样坏的天气，敌人意想不到红军出击，疏于防守。我们没打枪，就进了城。一问，出乎意料，里面驻着郭汝栋的一个混成旅，是当天晚上才开进城里宿营的。他们吃罢饭后，正在安顿睡觉的地方，乱糟糟的，毫无秩序，也不知道红军已经来到跟前。好吧，打！当夜就全歼了这个旅，俘虏敌人好几千，缴获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打了个大胜仗。新洲是个商埠，城内大的店铺不少，有金店、布店、粮店、当铺。我军将敌人的粮仓打开，分给贫苦百姓，把地主资本家的商店没收，从军长到战士，每人发棉布一匹，银元一块，并给愿意回家的俘虏发了路费，对中小工商业则采取保护的政策，买东西一律给钱。通过向群众广泛宣传红军的宗旨、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在新洲城里住了一天，前委获悉徐源泉部有进击新洲的企图，就决定部队撤离该城，东移但店休息。此时中央派曾中生同志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并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中生同志到达根据地后，一面召集特委开会，一面派人来但店向前委传达。前委听了传达，认为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那一套是对头的，符合大家心愿，表示拥护。许继慎同志很高兴，因为他被原特委视为消极分子，在光山会议上批评了一顿，连前委委员都被选掉了。部队学习了三天，统一思想认识。三中全会决议虽然有缺点，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对纠正立三“左”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蕲黄广的红十五军，这时已离开该地去皖西找红一军会合。前委考虑，继续向东深入敌区已无必要，而皖西、商南正遭敌侵袭，情势危急，遂放弃原来向长江沿岸和蕲黄广发展的计划，撤离但店，去皖西、商南寻机歼敌。红十五军在皖西、商南找不到我们，转而西进黄麻地区。两家走的不是一条路线，没碰上头。我军进到皖西，才知道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已经开始，旋即投入反“围剿”的战斗中。

　　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年，是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和胜利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原因在于；第一，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和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壮大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坚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第二，建军思想比较实际对头，并初步形成了以弱胜强、以寡敌众的一些战略战术原则。

　　第三，加强了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关系比较正常。尤其是鄂豫皖特委的成立和关于统编红军的决定，意义重大，对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一九三O年下半年的活动，虽受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幸好时间不长，红军也未长期远离根据地作战，故未遭受大的损失。不言而喻，如果不搞那些“左”的东西，在军阀混战的形势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成就，将会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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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上）
　　双桥镇大捷

　　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始自一九三○年冬。过去对付红军，是几省军阀势力的联合“会剿”，这时，变成了由反动势力的总头目蒋介石，统一组织全国性“围剿”。原因是中原大战后，他稳固了统治地位，有了全力“围剿”红军的力量和时机。这次“围剿”，蒋介石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重点，亲自坐镇南昌，进行部署，动用了十万兵力之众。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投入八个师、三个旅，不下十万人。

　　我军在十一月间奔袭新洲，歼敌向前推进的一个旅，揭开反“围剿”的战幕，打胜了第一仗。可那时我们的情报工作不灵，不知道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压向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围剿”

　　行动，也未意识到新洲一仗是打乱敌人“围剿”部署的第一步。好在取得了胜利，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而皖西和商南根据地又大部被敌侵占，处境艰难，红一军主力便根据前委的决定，挺进商南、皖西击敌。

　　十二月上旬，正当我军东移罗田途中，敌展开了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攻：十三、四十四、四十八等师由南向北；三十、三十一两师由北向南；驻平汉路的岳维峻三十四师及新编二十五师、新编第一旅等，自西而东；驻皖西的四十六师、警备二旅及罗田的新编第五旅，自东而西。敌企图重点合围鄂豫边区，先突击占领集镇，寻机歼灭红军主力，而后分区“清剿”，一网打尽。“围剿”任务由蒋介石的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负总责，军阀李鸣钟任督办。

　　红一军抵近罗田时，守敌已弃城而逃。部队在罗田住了一夜，翌日开拔，经滕家堡、松子关、吴店等地，向商南进发。经三天行军，到达豫皖边的李家集。一路过来，红军受到沿途群众的热情迎接和慰问。路过每个村庄，道路两旁都挤满了男女老少，举着红旗子，喊着欢迎口号，给红军送茶送水，送馍送鸡蛋，送鞋进袜子。乡亲们鼓励指战员英勇杀敌，恢复和保卫根据地。李家集的群众，听说红军要到，早已腾出了房屋，预备下食品、蔬菜、茶水、鞋袜等慰问品，妇女们还组成了慰问队，给红军做饭、烧水、洗补衣服。人民群众对待红军，情深似海，亲如家人，使红一军指战员们深受感动。

　　这时，皖西的“围剿”之敌已进至金家寨地区，李家集距金家寨仅六十里。我们决定立即消灭这股敌人，于是打了反“围剿”的第二仗。

　　我军利用夜袭，一鼓作气，首克金家寨。歼敌四十六师一个团和民团共千余人，缴长短枪一千多支。金家寨的民团头子，也被俘获。敌军和民团极为残酷，在当地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尸骨一堆一堆的，令人发指。我们召开了公审大会，把民团头子枪毙了。次攻鹅毛岭，歼敌一个营；乘胜进击麻埠、独山，守敌仓惶逃窜。再经两河口渡淠河，克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又歼敌两个营。而后兵分两路，进逼六安县城。

　　六安县城为敌四十六师一部驻守，城坚壕深。我以两个师的一、六两团攻南面，三、四两团攻西北方面。围攻一天后，敌增兵来援，向南关出击。一、六两团与敌激战一阵，互有伤亡，双方成对峙状态。战斗中红一师师长刘英负伤，许继慎、曹大骏着我暂回一师代理师长。前委认为，继续在六安城下与敌相持不利，乃下令撤兵，向南转移。那天夜里，大雨如注，道路泥泞不堪，路边的坑洼地带，全是积水，有的地方齐腰深。部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里行进，分不清那是道路，那是水坑，弄得浑身透湿。至两河口地区后，军部令一师北进逼霍山，二师一部出西南经石婆店克叶家集。

　　第三仗是东西香火岭战斗。这是粉碎敌皖西“围剿”部署的关键一仗。

　　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

　　督办李鸣钟见六安一度被围、霍山告急，急忙令敌四十六师、警备二旅分别自六、霍出动，进据诸佛庵、苏家埠、韩摆渡；三十一师一个旅由商城进占金家寨；二十五师一个旅进占叶家集。敌企图从东、南、北三面合围，聚歼我军。有鉴于此，前委又令红一军主力移至麻埠地区集中，待机歼敌一路，以打破陈调元、李鸣钟的合围部署。

　　我军进驻麻埠后，抓紧时间休整，准备迎敌。麻埠是皖西的重镇之一，有“小上海”之称。街面上店铺不少，物资较丰富。时年关已近，群众纷纷拿出预备过年的东西，慰劳红军。十二月二十九日，敌四十六师分左、中、右三路，分别从霍山、苏家埠、韩摆渡出动，向麻埠进犯。而进占金家寨，叶家集的豫南敌三十师、二十五师，则迟疑观望，未敢继续进兵配合。这样，敌四十六师的部队就处于孤立作战、突出冒进的地位。

　　前委根据上述敌情，作出了集中主力于运动中击破各路敌人的部署。分工由我带领第一、三、四团北出，迎击敌中路的两个团；调红二师第六团自叶家集地区南下石婆店，钳制敌右路一个团；以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于麻埠以东钳制敌左路一个团；军直部队和机关守麻埠。

　　三十日凌晨，我率三个团从麻埠出发。九时许，在东香火岭与中路敌先头团遭遇，进入战斗。那里地形不坏，南北两侧为高地，中间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土路。我令一、三团分别抢占南北两侧高地，居高临下，对敌侧击；以四团从正面发起猛攻。乱如麻团的敌人，很快被我军压到一条山沟沟里，全部就歼。敌后卫团见势不妙，急忙掉头回窜，我一、三团乘胜猛追，在赤卫军配合下，将该敌包围在同兴寺附近。在此同时，敌右路一个团已穿过石婆店，进据西香火岭，直接威胁我侧后翼的安全。我率四团转而猛扑西香火岭之敌，当即歼敌一个先头营，敌团长柏心山正在山头上写作战命令，被我军活捉。另两营敌人向北溃窜，被四团的追击部队和从叶家集南返的红六团，在石婆店地区夹击，予以全歼。下午五时左右，被围在同兴寺附近的故中路一个团，亦被一、三团和赤卫军消灭。

　　我们在东西香火岭与敌激战时，来自霍山的敌左路一个团，曾乘虚占领麻埠附近的梁山，并一度突入镇内。镇内只有我军部的少许警卫部队，情势很危险。多亏许继慎军长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警卫部队和机关人员沉着应战，最后终于将敌军赶出镇去。我们闻讯后，火速率红一团星夜回师麻埠，会同军直部队和赤卫军击敌。该路敌军遭受重创后，狼狈逃窜回霍山。

　　这次战斗，我军共歼敌三个团，缴获步枪一千七百余支，迫击炮数门，电台一部。敌四十六师遭到毁灭性打击，残敌龟缩六安不敢复出；敌三十、二十五两师，也吓得慌忙向商城、固始撤退。这一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在皖西的“围剿”计划，且极大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斗志，群众纷纷起来向反攻倒算的地主豪绅、反动分子讨还血债，报名参加红军。六安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将六安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师。广大军民，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第四仗，是个追击战，溃敌三十师一个旅。

　　年后，前委留红三师第七团（红一军在皖西作战期间，曾将三师大部编入一、二师作战，后以二师两个连、六霍补充营及三师余部编为第三师第七团）在皖西活动，率一、二师向豫南进击。这时，吉鸿昌三十师一个旅，正在从金家寨向商城撤退的途中。

　　我带领一师一团走在前面。至二道河附近的叶家墩子，包围了反动民团一部，展开攻击。忽然，敌三十师一个团从我背后的山上扑了下来。我们两面临敌，左右开弓，与敌激战。恰好，许继慎军长率军直属队到来，见此情景，立即将军部的手枪队、交通队、警卫连投入战场，并派传令兵火速去调后续部队。敌三十师有一定战斗力，善于防守。我在前面组织部队向敌发起三次冲击，才突破敌阵线。部队没有手榴弹，靠白刃格斗解决顽抗之敌，打得很艰苦。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才将这股敌人消灭，俘敌数百，缴枪四百余支、山炮两门。这是我军第一次缴到山炮。接着，留小部兵力解决叶家墩子的民团，大部乘胜追歼三十师的另两个团。敌人逃往商城，我军乃收兵进驻二道河。至此，豫南敌人的“围剿”又被我粉碎。

　　在二道河，曾中生派旷继勋与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等同志前来，传达中央关于合编红一军和十五军的决定。随后，红一军即开往麻城县的福田河，同红十五军胜利会合。两军根据中央决定，正式合编为红四军，归鄂豫皖特委直接领导。全军共一万二千余人，编为十、十一两个师。十师师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副师长刘英。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都是党中央新派来的，我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

　　前段时间里，因红一军转战皖西、商南，鄂豫根据地受敌重兵压迫，大部地区被占领。敌人大规模“围剿”鄂豫边区时，那里只剩下了六个教导队和黄安、麻城、光山、罗山、黄陂、孝感六县的特务队等地方武装，仅有枪三百余支。加上各县、区半脱产的红色补充军（赤卫队），总人数共两万余人。要对付来自西、南、北三面的国民党正规军七个师和一个旅的进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多亏曾中生同志处变不惊，组织红十五军和黄麻地区的武装群众，与敌周旋，才支撑了局面。

　　我们回师鄂豫根据地后，得知曾中生同志采取了以下的反“围剿”措施：

　　第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反“围剿”的方针和部署。敌人的“围剿”来势突然、迅猛，主力红军又去皖西，远水解不了近渴，情势相当严重。曾中生同志当即召开各县负责同志的紧急会议，明确提出反“围剿”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利用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来牵制、打击、抄击、夜袭敌人，使敌人抑制而不敢冒进与分散；组成了临时特委、临时军委及特区苏维埃临时政权，建立统一指挥机构；逐层深入思想动员，树立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反对失败主义、拼命主义情绪；将现有武装分为三路，协同作战，一致对敌。根据地军民在临时军委的领导下，广泛展开了袭击、骚乱敌军的战斗，有力迟滞了敌人的“围剿”步伐。

　　第二，妥善解决了群众跑反的问题。每次敌人进攻根据地，都有群众跑反。这次主力红军不在，敌人长驱直入，奸淫烧杀，跑反群众尤多，不下数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地方武装和赤卫军的父母、妻小，明显影响部队的情绪。为妥善解决跑反群众的问题，临时特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政治宣传鼓动，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组成管理委员会，组织指导群众从事兵运、侦探、打草鞋、砍柴、做饭、放哨、救护等活动，积极参加对敌作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数万跑反群众口粮问题。通过向根据地群众借粮、去白区筹粮、挖野菜和葛根等办法，保证了跑反群众有最低限度的口粮供应。这对稳定群众和部队的情绪，有很大作用。

　　第三，克服了主张红十五军分散游击或离开根据地的错误意见。红十五军的一千多人，刚转至黄麻地区，就赶上了敌人的“围剿”。当时，全军共千余支枪，平均每枪子弹三发，绝大部分同志尚无棉衣，与红一军会合的计划又落空，因而部队中的失败主义情绪上升。经曾中生同志亲自去部队，会同蔡申熙军长、陈奇政委加强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才有所好转。河口一仗，因地方部队配合不力，没有打好；部队集中在一地，吃饭更是问题。因此，围绕十五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地方和军队发生了争论。地方同志主张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军队同志则主张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另图发展。曾中生同志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方针应是急切整顿红十五军，集中兵力，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与红一军会合。十五军据此进行了三天整顿，统一认识，组织突围。福田河一战，消灭敌人数百，打了胜仗，跳出敌包围圈，终于同红一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四军。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会议批判和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总结了反“围剿”的斗争经验，提出了加强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措施。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一次同曾中生同志见面。曾中生原名曾钟圣，曾希圣同志的哥哥。他是湖南资兴县人，在黄埔第四期学习时入党。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中央军委工作，任过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会议期间，他对一些问题的深刻分析能力和平易近人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进攻作战，兵损五千，被迫转为守势。合编后的红四军，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转入战略反攻，收复失地，扩展根据地，把敌人的“围剿”，彻底粉碎。特委决定了以红军主力突击敌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消灭，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清后方的作战方针。

　　反攻的第一仗，围攻磨角楼，吸打援敌。磨角楼位于麻城以北，驻有夏斗寅部一个营。我们想以少部兵力围住它，引麻城敌主力来援，在野战中聚而歼之。但军领导同志有的主张既攻磨角楼，又打援敌。最后决定由军长旷继勋带两个团攻坚，我带一个师和另一个团作预备队，相机攻城或打援。结果攻坚部队伤亡很大，乱了章法，不得不把预备队的力量陆续用上去。这时，麻城敌四个团来援，我去组织打援时，兵力有限，仅歼敌五百余人；磨角楼虽亦被我攻克，但战果是不理想的。这一仗，我们等于和敌人打了个平手，没赚到便宜。如果我们一开始用个把团围点，集中五个团的兵力在野外打援，待吃掉援敌后再解决点上的敌人，那就好了。打仗，最忌平分兵力，不讲战术。磨角楼之战，就是教训。

　　次打新集。新集三面环山，东临潢河，城墙高两丈余，全部用长方岩石砌成，易守难攻。它是光山南部土豪劣绅盘踞的顽固堡垒，以曾、刘两姓大户为首，统治全城，组织数以千计的反动民团及红、黄枪会，凭坚固守，并经常出来为害根据地群众。如果当初红一军少到平汉线出击，早个一年半载地拔掉这个反动堡垒，根据地要巩固得多。我们将新集包围后，以十师三十团担任主攻任务。部队围攻一个星期，强攻难下，有些伤亡。我们进一步察看了地形，和旷继勋军长商量，决定改用坑道作业的办法开辟攻击道路。我们令部队利用城北门外的小店掩护，秘密挖了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接近城堡，然后把几百斤炸药塞到棺材里，推进坑道引爆。一声巨响，敌人的寨墙被炸塌一截，成了斜坡，部队沿坡而上，冲进城内与敌巷战，经三个多小时的逐屋争夺，全歼守敌千余人，胜利解决战斗。新集麇集着不少从根据地内逃来的地主豪绅，都给捉住了，送交地方政府处理。群众扬眉吐气，极为高兴，锣鼓喧天，庆贺胜利。从此，解除了我根据地的一大心腹之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首府。

　　在此期间，驻守六安的敌四十六师一部，在营长魏孟贤（共产党员）的组织领导下，兵变成功，摧毁敌两个旅部、一个团部，毙敌旅长、团长等反动分子多人，与皖西红军胜利会合。

　　第三仗，西出平汉路，袭占李家集、柳林车站。攻破新集后，部队高高兴兴过了个春节，吃到了醪糟。节后，我们以十师围攻大山寨，未克；以十一师出击李抱冰部，歼敌一个警卫连。这时，蒋介石抽调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平汉路南段空虚，我军决定乘虚西出。开至武胜关路东的三里城地区，首先派红十一师攻打李家集车站。部队冒雪夜袭，截住一列兵车，全歼车上敌新编十二师一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物资。继袭柳林车站，又歼敌一个营，溃敌两个团，这两次战斗，共毙俘敌两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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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仗是双桥镇战斗，活捉敌师长岳维峻。

　　红十一师袭占李家集、柳林车站，逼近信阳，使敌人大为震惊。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忙令第六师主力集结信阳，并令该师三十八旅、骑兵一师、三十一师之九十一旅、第二十路军之六十三旅等部，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武汉“绥靖”

　　主任何成浚也同时令新编第二旅固守广水，三十一师主力由广水向信阳，岳维峻第三十四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企图南北夹击红四军。

　　各路进击的敌军，以岳维峻部最为冒进突出。该师自三月四日由孝感出发，八日即进抵广水以西的双桥镇地区，距我主力集结的三里城、大新店仅五十里地。我们派人把敌情查清楚后，决定留一个团在三里城监视北面敌人，集中六个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团及罗山独立团），向南奔袭双桥镇之敌。

　　双桥镇东傍澴水，周围环山。岳维峻将该师第一○○旅两个团布于澴水西岸刘家湾、松岭山、田子山、罗家城一线；第一○一旅的两个团布于灌水东岸的长岭岗、刘家楼、白马石岗、小葵山一线；师部、两个旅部及山炮营均驻双桥镇。我军以红十师从南向北进击澴水西岸之敌，由三十团正面突击；二十九团从双桥镇西南迂回，断敌退路；二十八团位于双桥镇以北之二店湾，作预备队。以红十一师从东向西进击澴水东岸之敌，由三十一团正面突击；罗山独立团向双桥镇东南方向迂回，断敌退路；三十三团位于余家集以西的麻雀岭，作预备队。

　　九日拂晓，我东西两岸的突击部队发起攻击，迂回部队翻山越岭，向敌后猛插。敌遭到突然攻击后，仓惶组织反扑，我三十、三十一团与敌展开了争夺制高点的激战。上午十时左右，我迂回部队第二十九团占领了双桥镇西南的尖鸡岗，罗山独立团亦抵东南的小葵山一带，敌三十四师陷于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在地方党的动员和组织下，拿着土枪、大刀、长矛前来参战，呐喊声响彻澴水两岸，场面极为壮观。岳维峻“狗急跳墙”，亲自带着两团人出镇反扑。敌人仗着飞机、大炮掩护，与我争夺阵地，企图打开缺口，向南逃窜。战斗十分激烈、残酷。大白天，我们站在山头上，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扑上来，我军反击下去；阵地被敌夺去，又被我夺回，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斗，扭成一团。我们的部队真英勇，发挥了近战歼敌的战术特长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都不打退堂鼓，我十师师长蔡申熙胳膊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是个硬仗，鏖战了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竭，我们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住了，很快被我分割全歼，结束战斗。经七个多小时，我军毙敌上千人，俘敌五千多人，缴枪六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十多门。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敌三十四师（一个师部、两个旅部、四个团、一个山炮营、两个迫击炮连）的重大胜利。敌师长岳维峻的马弁骑上他的马逃掉了，岳被我军活捉。

　　肥头胖脑的岳维峻是个老牌陕军，当过冯玉祥的河南省府督办。一九二五年他任国民二军军长，我是他属下第六混成旅的参谋、团副。当知道我曾是他的老部下时，长叹一声，说：“蒙多多关照，只要不杀我，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我和曾中生、旷继勋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岳维峻的家属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拿出几万块钱赎他。我们也同意，提出要二十万套军装。张国焘来鄂豫皖后，人家给我们送来十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可张国焘变了卦，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他给枪毙了。杀俘虏，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才有的，破坏了红军的传统。

　　双桥镇大捷，大壮了红军声威，宣告了敌人第一次“围剿”的彻底破产。这次反“围剿”，在特委领导下，红军与地方武装、群众相配合，先后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人口达二百万，红军也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

　　三个多月反“围剿”的经验证明：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的形势下，蒋介石已经有力量组织全国性的统一“围剿”，对付日益发展着的红军和根据地。敌人的“围剿”，指挥统一，兵力众多，规模大，时间久，不同于以往一省或几省军阀势力的联合“会剿”。我们粉碎敌人的“围剿”，明显具有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包含着一些敌攻我防或敌防我攻的重要战斗。根据地的领导人，如果不是从战略全局着眼，通观反“围剿”的全过程，来制定计划，部署力量，组织战斗，就会陷于盲目和被动的地位。严格地说，这次反“围剿”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我们的自觉程度是不够的。红军主力离开鄂豫边区去豫皖边区作战，不能算作有预见的战略性行动，因为当时不知道敌人全面“围剿”的来临；而鄂豫边区由于对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也出现了仓促应战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及时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和红十五军及时到达，支撑局面，情形还要严重得多。反“围剿”的第二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则不同，特委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估量了敌情，抓住了战机，计划性、主动性明显加强。这种反攻，是有阵地的向外发展，有后方的向前推进，把拔除根据地内的敌据点和外线出击结合起来，因而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同时也为下次反“围剿”准备了条件。经过反“围剿”的实践，使我们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应当说这是最重要的收获。

　　经验又证明：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规模的扩大，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无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反攻阶段，部队能够连战告捷，整团整师地歼敌，都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密切相关。我们的防御，是运动中的防御；我们的进攻，是运动中的进攻。有进有退，有攻有防，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谓“飘忽”，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这时，运动战开始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并非偶然。一是红军是从游击战起家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打，有游有击，有进有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那不是“运动战”吗？不过是一种低级的非正规的运动作战的形式罢了。力量发展起来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是很自然的。二是红军觉悟高，肯吃苦，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作风过得硬。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上下一心，不怕牺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越是艰难越向前。吃不饱，穿不暖，照样能连续行军，连续作战。这一条白军就不行，没法和红军比。三是无论内线作战或外线进攻，都有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掩护。当时，我们谓之“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

　　群众站在红军一边，敌人就成了聋子、瞎子。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捉不到矫若游龙的红军，红军却能随时“从天而降”，突然制敌于死地。根据地人民的条件，是红军运动作战最可靠的保证。与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相适应，战术也必然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远距离奔袭、奇袭；集中兵力，击敌一路；围点打援，运动歼敌；正面突击，两翼包抄；近战夜战等等，已发展为红军的主要战术手段。

　　经验还证明：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特委根据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结果。停止冒险主义的进攻武汉的计划，取消根据地内军队和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采取集中精锐击敌弱点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打破敌“围剿”，整编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充分发动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以及解散“集体农庄”，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侵犯中农利益及破坏中小工商业的过“左”政策，统一财政管理等方针和措施，都很及时，很必要。尤其是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

　　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以后的几次反“围剿”，基本上是这些经验的继续和发展。

老八路

　　避强击弱机动歼敌

　　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后，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根据地里万众欢腾，慰劳红军，扩红，春耕，恢复政权机构，惩处反动地主，扩大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一派热闹和繁忙的景象。

　　这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王明一伙上台，把持中央领导权，全面推行“左”倾路线。中央从上海派康荣生同志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口头向特委传达了四中全会的精神。因正式文件尚未转来，四月上旬在新集召开的鄂豫皖特区党代表大会，虽作出了拥护党的四中全会精神的决定(我在前方，未出席这次会议)，但实际工作并未受影响，仍按特委的原定方针行事。

　　特委计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针是：以一部分兵力拔掉光山陡沙河西南的大山寨、打银尖两个最大地主山寨，以主力红军去商南亲区肃清那里的反动武装，而后南下蕲、黄，广地区，恢复根据地，占领武穴，威胁长江，从而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商南的亲区，是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牢牢控制的地方，反动宣传很厉害，老百姓不敢接近红军。拔掉这个反动据点，对巩固商南根据地，打通鄂豫边和皖西根据地的联系，有迫切意义。

　　但是，这个计划还未实行，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已部署就绪。他们准备出动十二、三万人，根据蒋介石的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

　　首先是皖西根据地告急。四月中旬，皖西敌四十六师、警卫一旅等七个团，向我根据地进犯。特委得悉后，决定主力红军出皖西击敌。这时，张国焘，陈昌浩已从上海来到新集，沈泽民等同志也抵皖西。他们都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成员。特别是张国焘，老资格的党员，在党内颇有名气。大家听说来了这么一位“大人物”，都很高兴。来后没几天，他就和陈昌浩、旷继勋带上红军主力到皖西独山一带打陈调元部去了。我带二十八团留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山寨、打银尖。

　　我们打大山寨还没打开，敌人的正式“围剿”就开始了。北来的有吉鸿昌指挥的敌三十师，三十一师、三十三师，南来的有夏斗寅、肖之楚两个师，是个合击的态势。他们计划第一步合击新集、七里坪，寻歼我主力，第二步转向皖西“进剿”。

　　吉鸿昌部四月二十四日占领新集，进而占领檀树岗、七里坪，黄安之葛云龙师亦北上来犯。因主力红军不在，我们不能大规模歼敌，就把二十八团从大山寨撤围，与黄安、光山、罗山三县独立团(每团千把人)集中在一起，采取侧击，骚扰、打敌尾巴等战术，对付敌人。北面的吉鸿昌部参加这次“围剿”，不是坚决找我们打。他们走的是大路，对着两边山头放放枪、开开炮就算了事，等于在根据地搞了一次“武装游行”。五月初，经宣化店退往罗山。南面的敌人遭我根据地军民袭扰，亦不敢孤军深入。敌第一步“围剿”鄂豫边红军的计划，即告失败，敌第二步的合击部署，重点为皖西的麻埠、金家寨。红军主力出皖西作战歼敌一部后，在独山镇又打了一仗，全歼陈调元部两千余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给东进之敌以迎头痛击。余敌惊惧，向霍山地区溃逃，皖西根据地之危遂解。而后，部队西返鄂豫边区，与我们会合。敌五十三师从泼皮河南下，企图占领新集。我军在新集以北之浒湾痛击敌人，经一昼夜激战，歼敌近千余。乘胜横扫光山南部的地主围寨，攻克团山、胡山、雾山、丘家店等不少据点。敌因在东西两侧受创，未敢再继续深入。我们为进一步打破敌人“围剿”，五月底，南下围攻黄安附近的桃花镇，吸引黄安之敌来援，援敌一个旅在十里铺中伏，桃花镇亦被我攻克，共歼敌近两个团。至此，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又被粉碎。

　　这次反“围剿”，仅用了个把月时间，先后共歼敌五千余人。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北面的吉鸿昌部不想和红军作战，虚幌一枪就走，对我们有利。事后我才知道，他曾派人来和红军谈判，以便联合反蒋。红军派出的谈判代表是李健明。因张国焘等人不讲统战政策，谈判未获任何成果。不久，蒋介石就迫使吉鸿昌出走了。

老八路

　　南下之争

　　张国焘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久，即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层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

　　根据中央决定，鄂豫皖特委撤销，组成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并成立鄂豫皖省委。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领导一切，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中央指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八人组成分局(又补充了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三同志及十五名候补委员)，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同时，红四军的领导干部亦进行了调整。旷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委，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3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继后，又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曾中生等四军领导人，鉴于外线敌人暂已处于守势，而根据地内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曾向分局建议：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扫清商南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南下蕲黄广地区，恢复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张国焘给他们扣了一顶“立三路线残余”的帽子，予以否定，命令四军去商城亲区，解决顾敬之的反动民团。因顾逆令所部大搞坚壁清野，威胁群众，逃离家园，红军所到之处，荒无人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并时遭敌反动游击的袭扰，短期内很难取胜。四军领导人复向分局和军委申明理由，希望采纳原来的建议。但又遭到张国焘等人的反对，指责四军领导的意见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六月底，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沈泽民等人与红四军出席会议的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围绕红军主力是否南下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时值中央革命根据地反三次“围剿”开始，我主力南下作战具有配合作用，曾中生等同志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张国焘也暂时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同意部队南下。会议决定：在巩固现有阵地的基础上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是最迫切的任务，为此，红四军应以少部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

　　七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又发生了分歧。张国焘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就得进攻和威胁大城市，要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显而易见，这是个冒险主义的计划，和立三路线攻打武汉的味道差不多。四军的领导人不同意，还是主张先打英山，后出蕲、黄、广，威胁长江，策应中央革命根据地，使鄂豫皖根据地与蕲、黄，广连成一片。最后，张国焘拍板，硬是按他个人的意见作了决定。部队奉命积极进行南下英山、东出潜太的准备工作。

　　七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改组。原军长旷继勋到十三师当师长(他在五月间向中央写工作报告，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中央的指责)，我调任四军军长，曾中生任军政治委员，刘土奇任政治部主任。我们过去就觉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问题，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改组太频繁。本来红一军成立时，已将鄂豫边、商南、皖西的三支红军统一起来，许继慎、曹大骏等同志虽然思想上有点毛病，但还是能干的，部队连战皆捷，发展很快。但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一军和十五军合编成红四军时，中央又派旷继勋来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其实，旷继勋并不比许继慎强。许继慎这个同志是行的，指挥打仗有一套，带兵也有经验，就是英雄主义厉害点。此后，许继慎与旷继勋的关系疙疙瘩瘩。曹大骏同余笃三的关系也不融洽。军队不断改组，地方上也不例外。徐朋人同志能干，土生土长，与当地干部，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鄂豫边区的情况，但上面换下了他，派来郭述申同志。三中全会后，又派来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干得不错，但四中全会后，又把张国焘换来了。对张国焘，开始大家认为他长期在中央工作，又到过苏联，的确都很尊敬他。没想到这个人那么凶，来了就给人扣帽子，打棍子，狠批了几次曾中生，还开除了徐朋人的党籍。可他是党中央的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你思想上不满意，组织上要服从的。下级服从上级，在战争环境中特别强调。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这样改来改去，加上后来的“肃反”，原来地方上土生土长的一些领导干部，多被搞了下去。这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不重视土生土长、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频繁更换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左”倾路线在组织上的表现之一。

　　我调任红四军军长后，积极与曾中生同志合作，厉兵秣马，准备南下。八月初，我们率红十、十一、十二师的五个团从商南亲区开拔，冒着酷暑行军，直取英山。该城驻有敌五十七师的一个团及反动民团一部，工事比较坚固。拂晓前，我军兵力部署就绪，用三个团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发起进攻，袭占城外要点，两个团作预备队。敌凭险固守，战斗很激烈。打到午后，我们只打下了城南、城西的几个要点，还是攻不进城去。研究了那里的地形，觉得城西北角的船形山、凤形山居高临下，靠城又近，是个好突破口。当即调整兵力，以一部佯攻城北的要点鸡鸣尖，集中主力，从城西北突破。下午四时发起攻击，一举突破，占领了船形山、凤形山。部队迅即登城，经两小时战斗，全歼守敌一千八百余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机关枪十八挺，追击炮四门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首战告捷。

　　根据张国焘的决定，打下英山后要东出潜山、太湖，攻打安庆，威胁南京。对此，大家本来就想不通。在英山，曾中生同志和我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觉得东进确实没有把握。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沿途敌有两个多旅把守。我们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我们三个口币才五个团的兵力，留下一个团住英山守后方，东进只有四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之地呢！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一麟半爪地知道点，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不可靠。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找着吃苦头、打败仗吗?与此相反，如果南下蕲、黄、广地区，则有利得多。那里在党的“八七”会议后曾发生过黄梅暴动，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后又发展为红八军四，五纵队的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比较好，离英山又近，才二百里的路程，敌人兵力也空虚。曾中生同志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

　　八月初，我们留下十二师守英山，固后方，率十、十一两师向南进击。沿江水涨，武穴一带被淹，部队抵春县境后乃改变部署，横击浠水，回扫罗田。中旬，我派出两团兵力，冒着盛暑，一昼夜行军一百二十里，突袭蕲春北漕河镇敌新八旅。拂晓打响，迅即全歼该旅的两团人，毙敌数百，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一千六百余名，缴枪一千二百余支，乘胜进占广济。同时，派倪志亮同志率一部兵力去打黄梅，但因城壕水深，没有打成。蕲、黄、广的原十五军干部、战土，回到家乡，打了胜仗，个个兴高彩烈，笑逐颜开。当地的党组织和农民群众，见红军到来，热情慰问，夹道欢迎，使我们深感老根据地群众的觉悟和温暖。在红军和地方党的组织下，群众迅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每次开仓分粮或分当铺的东西，都有无数群众涌来，领回一袋袋粮食和他们典当的衣物，鞭炮齐鸣，象过节那样热闹。通过打土豪和没收敌仓库，短期之内，我军就收缴了金子二十余斤(后派人送交上海党中央)，银子一千八百斤，大洋七万元，使部队的物资补给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军南下的胜利，使敌人着了慌。九月底，敌徐源泉部从鄂西经武汉，来我后面堵击。该敌装备较好，有一定战斗力。我们连夜撤回广济、英山的部队，迎击敌人四个团于二城之间的洗马畈，以十、十一两师由南北两面进攻，十二师从东西两面配合，围歼该敌。我带司令部赶到前面时，部队已和敌人接火。那带有个村寨，周围是山地，倪志亮那个团没等红十二师进占村寨，就从山上冲了下来，敌一个多团退进寨子坚守，我们攻不下来。该敌乘夜间窜逃叶家湾，我们又派部队追去围住它。洗马畈战斗，因指挥、联络有漏洞，仅歼敌三个团大部，未达到全歼这股敌人的预期目的。

　　红四军的南下行动违背了张国焘的决定，他肯定不甘罢休。果不然，命令来了，要部队北返。事前，我们估计到会招麻烦，由曾中生和我及政治部主任刘士奇联名，于八月二十日向中央写了个报告，申明南下行动的必要性。信中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缩在根据地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曾中生同志在上海期间，看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工作报告，对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建军思想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十分重视。他起草的这个报告，反对远离根据地攻打安庆，主张依托根据地群众的强固基础逐步向外发展，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

　　张国焘八月十七日的来信，气势汹汹，给我们扣上了一连串罪名。这封信是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的名义写给我和曾中生的，主要内容是：(一)红四军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蕲春、武穴，是放弃了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二)出潜、太进攻安庆，是有阵地的进攻，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是脱离后方的无阵地作战。(三)太湖地区无重兵，陈调元部已是惊弓之鸟，红军可乘英山之胜直下安庆，而出黄、广、武则遇夏斗寅部，该敌较强，且我以长途进军击敌，纵敌势弱，亦较潜、太难攻。(四)解决经济问题是这次四军南下的中心原因。不以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为重，而以满足“蕲水之欲”的经济问题为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总之，四军的南下行动，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抗拒”，“把红军行动与土地革命隔离”，“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3四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最后令我们见信后火速率四军北上根据地，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九月初，我们才收到张国焘的信。当即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进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同志在那里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大家当然不同意张的指责。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应继续留在现地，开展英、蕲、黄、广等地的工作，恢复原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三次“围剿”的行动，减轻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同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土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同志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在组织上不应违反分局的命令。鸡鸣河会议，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坚持正确意见，无可非议，但从组织原则上来看，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结果，给张国焘抓住了把柄。

　　南下之争，本是战略方针的分歧。我们给中央写了报告，张国焘当然也写了报告。官司打到中央，中央是个什么态度呢?十一月三日，党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里，作了回答。那时的中央，对他们派来的张国焘等人相当器重和信任，所以尽管张国焘的东出方针不对头，中央也不同意，但用词是相当委婉的。所谓“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黄、广去恢复苏区的决定是战略上的疏忽”，仅此而已。对于坚持南下方针的我们就不同了，罗织了一大堆罪名。所谓“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等。信里还特地点了曾中生同志，说他“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这就为张国焘进一步打击曾中生同志，推行王明路线，提供了“上方宝剑”。

　　由此可见，教条主义者蛮不讲理。在他们的词典里，人们是很难找到“公正”二字的。

老八路

　　白雀园“大肃反”

　　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四军在南下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召开鸡鸣河会议公然反对张国焘的决定，使他十分脑火。九月中旬，我们按他的命令率军北返麻埠时，陈昌浩同志匆匆赶来，宣布分局的决定：撤销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是分局的决定，也不便说什么。曾中生同志表现很好，并没有因为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

　　这时，蒋介石窜到武汉，亲自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敌三十师师长吉鸿昌已下台，蒋介石令投靠他的李鸣钟（原为冯玉祥系）率该师驻信阳；而将西北军的另两个师（张相印三十一师、葛云龙三十三师）调驻黄麻，使之北靠革命根据地，南临长江，以便挟制。敌五十八师、十二师和国民党的王牌军第二师，调豫南接防。赵冠英第六十九师，进驻鄂东。徐庭瑶第四师和俞济时南京警卫师，调往武汉，有点战略预备队的性质。敌军调动频繁，我们有所考虑，但一时还看不清蒋介石的总意图。

　　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部队一面“肃反”，一面打仗。他管“肃反”，我管打仗。我们首先在武庙集、草庙集、何凤桥一带打戴民权。戴是土匪部队，很狡猾，你一打，他象乌龟一样，把头缩进城里，死活不出来，结果只消灭了他们个把营。以后又转到仁和集打敌十二师，连打援在内，打垮敌人三、四个团。战后，部队进驻白雀园，张国焘亲自跑来，坐镇 红四军的“大肃反”。 鄂豫皖根据地“大肃反” 的直接导火索，起自所谓“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据陈昌浩告诉我，八月初，红四军南下作战时，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 AB团”组织。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准备在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 抢走岳维峻。一些县委、区委也发现有改组派，并牵扯 到了部队，军委在新集就逮捕了原一师政委李荣桂。所以，他到麻埠后，就立即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范沱等二十多人。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的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

　　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利，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

　　说许继慎是反革命，当时就难以令人信服。

　　据我所知，红四军南下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天，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派了个姓钟的特务来给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下书，搞反间计。这封信是以蒋介石的名义写的，诡称：“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表示欢迎许带部队去投蒋，定将受到优厚待遇，云云。许继慎立即将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曾中生和我审讯了特务，转送分局处理。我们还给分局写了封信，说明根据许继慎同志的一贯表现，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

　　对此，曾中生和我在八月二十日致党中央的报告中也作了说明：“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这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仅仅为了这桩公案，就逮捕许继慎，有什么道理！他要是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上处理吗？

　　倪志亮同志从上海开会回来，曾悄悄对我说过：中央打了招呼，说许继慎这个人关系复杂。我也认为，他是有些毛病，但不能说他就是反革命。许继慎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北伐战争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后任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他很早就入了党，作战身先士卒，指挥果断、灵活、不怕死。我和他在红一军、四军一块工作，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活动。在军队中，他并没有拉拉扯扯，培植私人势力，或是企图把军队变成自己的工具，大家也没有发现他同国民党有什么勾搭。他只不过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生活上散漫些，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点。这算什么大问题呢？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一天到晚大家在一起，吃饭、睡觉、行军、作战，都是集体活动。谁有什么心思、动静，容易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他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呢？难以理解。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劝过他，叫他不要再这样讲。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

　　至于周维炯，他不光是有个人英雄主义，旧习气也比较多。但他打仗很勇敢，人也聪明，是员战将。我到鄂东北后，就听说二徐（徐子清、徐其虚）在商南被枪毙的事。还有个戴抗若，六安县委派去的师党代表，也被秘密处决。以后中央派郭述申、刘英两同志去，调查整顿，又差点被搞掉。这件事闹得很大，上至党中央，下至鄂豫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干部，都知道。后来，特委书记郭述申向中央写过调查报告，六安县委也写过调查报告，都证明枪杀二徐及戴抗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泽渥等人所为，许多密谋都是背着周维炯的。他是师长，当然要负一定责任，但与王泽渥等绝不能相提并论。他怎么忽然成了反革命呢？

　　为了搞清这些问题，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问他：张国焘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他们有些什么口供？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现得多么坚决！那个同志还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没有办法证实许继慎、周维炯他们是反革命。后来还是一个国民党特务说了真话。一九四二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许继慎一案，是张国焘作文章的借口。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有鼻子有眼，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

　　的必要性。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能说话呀！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曹大骏、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钢、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黄安五区的人民起来反对保卫局，群众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群众把张国焘比作杀人不眨眼的帝国主义，不是没有点道理。象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这是第一条教训。

　　第二条，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象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幼稚得很。其实，哪个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一点毛病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毛泽东同志说过这句话，就是要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即辩证的观点，看待同志，看待事物。天底下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人，总会有缺点和错误。有了缺点或错误，有非无产阶级观念，就变成找寻反革命的线索、依据，行吗？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把一般思想认识问题与反革命混同起来，势必搞扩大化。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记得围黄安时，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他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他剖腹自杀！”认定人家是改组派，没有证据也信以为真。指导思想上“左”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条，逼、供、信，确实害死人。逼、供、信这东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司空见惯，是剥削阶级司法制度的产物。看京戏，那里面的青天大老爷把惊堂木一拍，动不动就上大刑，被屈打成招的事可不少。《苏三起解》里的老解子，见到的冤案太多，才发出“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的感叹。我们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罚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你说他是，就承认。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一株连一大片。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

　　最后一条，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间，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专门作过总结，这里不必多谈。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附带说一下我爱人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这段叙述，也是我对她的悼念。

　　我和程训宣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檀树岗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

　　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她家里弟兄姐妹五个，全都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兄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二十五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由此不难理解，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多么重要！

　　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的人，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原因是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红军指战员，工农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血海深仇。历史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

老八路

第六章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下）
　　成立红四方面军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处在激烈变动中。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广大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却顽固坚持“绝对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把枪口对准根据地，一心要“剿灭”工农红军。

　　我们在山沟沟里，消息闭塞，对外面的动荡形势，了解甚少。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一面发动群众进一步武装和组织起来；一面整编和扩大红军，将红四军和刚成立的红二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

　　七里坪，位于黄安县正北，是个不小的集镇，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有条主要街道，两旁开着些小店铺，比较热闹，被命名为“列宁街”。西门外的倒水河清澈见底，宽阔的河床铺满雪白的碎沙石。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是在倒水河河滩上开的。那天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如林，刀枪耀目；部队武装整齐，精神抖擞；周围的田坎、山坡上，聚拢着无数前来庆贺的群众。选择十一月七日这一天在七里坪召开红四方面军的成立大会，有两重意义：一是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二是七里坪乃当年黄麻起义队伍首次集合攻打黄安的出发地，因而也是大别山区第一支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会前，确定由王树声同志担任阅兵总指挥，组织各部队进行了认真的演练。

　　我是开会的前一天从新集赶到七里坪的，张国焘、陈昌浩也都去了。第二天的大会，我和陈昌浩骑马检阅了部队，并讲了话。

　　改编后的红四方面军，由我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辖四军、二十五军，共三万多人。

　　四军无军部，归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共三个师。十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甘元景，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甘济时，辖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十二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刘杞，辖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直属方面军总部。二十五军是十月间在麻埠成立的，随后即在皖西活动，没来参加七里坪的大会。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辖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第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团。另有七十四、七十五两师，尚待组建中。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地方武装也进一步组织起来，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各县的基干武装队伍均组成了独立团，与正规红军的编制一样。所有不脱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改称赤卫军。凡满十八至三十五岁的男子，除地富分子及残废者外，均编入赤卫军。一般大村编为一个排，小村则几个村合编一个排，每乡编一连或一营，每区编一团，每县编一师，共成立了十五个地方师，分别归各县军区指挥部组织指挥，隶属于鄂豫皖分局的军委会。赤卫军完全是地方军的性质，不脱离生产。任务是坚持生产，加强军事训练，积极协助红军作战，巩固革命根据地。

　　儿童和妇女，分别组成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和妇女会。别看儿童团、少先队是些十来岁的娃娃，作用可不小。村头路口由他们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娃娃们特别认真，遇上不认识的生人，得要他们交出苏维埃政府或红军开的路条，否则不予放行。英勇的红军，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不管红军队伍走到哪个村里，都有一群群孩子围在红军指战员周围，问长问短，摸这摸那，和红军亲得不得了。你若是问他们长大干什么，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当红军，打反动派！”每次扩红，都有许多孩子跑到报名处要求参军。不让他们报名，就哭哭啼啼，缠住不放。弄得各部队没办法，陆续吸收了一些。为便于管理，专门编了一个少共国际团，归总部领导。少先队和儿童团又是拥军活动的先锋。仅一九三一年红五月的拥军活动中，他们在共青团的领导和帮助下，就给红军送来七千双布鞋、八千双草鞋、六千多双袜底、二百九十多担粮食，二十多块银洋。这些东西，是他们向各家各户动员、筹集来的。有些孩子甚至从家里偷钱、偷米、偷面出来拥军。“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除忙生产、家务、带小孩子外，在妇女会组织领导下积极帮助红军洗衣、缝纫、做鞋、护理伤病员、侦察敌情等。有些妇女同男子一样，也参加军事训练，苦练杀敌本领。鄂豫皖根据地的劳动妇女泼泼辣辣，很能吃苦，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作了出色的贡献。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党和红军是这样，群众也是这样。一盘散沙，只能处在任人分割、各个击破的地位。组织就是凝聚力，能把各种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收拢、聚积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高度的组织性，是无产阶级政党赖以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重要手段。原始社会里，人们要抵御洪水猛兽或外族部落的侵袭，也懂得组织起来，一坨一坨的，群体活动。现代无产阶级，与先进的大生产相联系，赤手空拳夺天下，就更重视组织的意义。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国难当头、敌军压境的严重时刻，整编队伍，强化组织，增强力量，有重要战略意义。

老八路

　　四大战役的胜利

　　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虽未开始，但重兵云集，已具箭在弦上之势。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军，由十个多师增加到十五个师以上。其兵力部署为：鄂东南地区为汤恩伯第二师、曾万钟十二师、陈耀汉五十八师、戴民权四十五师；鄂东地区为彭振山三十师、张印相三十一师、葛云龙三十三师、赵冠英六十九师、肖之楚四十四师、夏斗寅十三师、徐源臭四十八师；皖西地区为岳盛痘四十六师、阮肇昌五叶五师、李松山五十七师、厉式鼎第七师。另外，徐庭瑶第四师、俞济时南京警卫师等，也分别由河南、南京调来武汉；张钫第二十路军亦向信阳集结。从白雀园“肃反”到红四方面军成立期间，我们一直密切注视敌人的部署变动和增兵活动，预计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又将来临。

　　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和当时的敌我态势，提出了以外线出击的进攻策略，打破敌第三次“围剿”计划，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与湘鄂西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打通联系，为造成湘、鄂、赣、闽、豫、皖六省的整片根据地打下基础。这一战略方针，从对付蒋介石消灭红军的部署来看，有积极意义，但从鄂豫皖红军力量上来看，却是难以胜任的。有正确方面，也有“左”的倾向。偏差出在对总形势和自己力量的过高估计上。估计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能一厢情愿，满打满算。

　　根据分局规定的方针，我们积极开展外线进攻。从一九三—年十一月至次年六月的八个月时间里，方面军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

　　第一个是黄安战役。我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成功歼敌。

　　黄安县城是南线敌人伸进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位置突出、孤立，县城附近的地盘大都在红军和游击队手里。守敌为国民党杂牌军赵冠英第六十九师，两旅四个团，战斗力不很强。该敌接防不久，人生地疏，城内粮食不多，主要靠后方运送接济。赵冠英以师部和二O六旅驻城内，二O七旅驻城外，控制环城的潘家湾、陈家畈、王家畈、课子山、长林榜、田湾铺等据点作依托，并在城西的下徐家和城北的东王家设立了两个前出据点。配属该师的敌三十师二O七团，则分驻于城南的桃花镇和城西南的高桥河，以维护通向宋埠、黄陂的运输线，保证军需供应。

　　赵冠英部的侧后及后方，尚有敌四个师作援应。黄安以东的麻城，为三十一师驻守，东南方向的宋埠，为三十师驻守，南面的黄陂，为三十三师驻守，西南方向的孝感，为四十四师驻守。我根据地南部敌人的一线兵力部署，呈“山”字形。

　　据此，我们决定从“山”字头上开刀。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兵围黄安，吸引援敌，野外聚歼，以粉碎南线敌人的“进剿”部署，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方面军除以十师的两个团和七十三师分别配置在豫东南和皖西地区，配合地方武装牵制敌人外，集中十一师，十二师和十师之三十团及黄安独立团共八个团的兵力，进行黄安战役。

　　战役的第一步，扫清黄安外围的敌据点，切断守敌通向宋埠、黄陂的交通线。

　　我攻击部署为：以十一师和黄安独立团为主力，麻城赤卫军相配合，消灭桃花镇和高桥河守敌，控制交通线，并打击宋埠、黄陂、麻城等地可能来的敌援兵，以十二师和十师三十团为主力，黄安赤卫军相配合，攻歼黄安外围下徐家、东王家等前出据点的守敌，并在附近部署兵力，打击黄安来援之敌。

　　十月十一日夜，我军务部队从七里坪出发，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分别向敌据点发起攻击或准备打援。经十天激战，歼麻城、黄安、宋埠的援敌一部，并将下徐家、东王家、桃花镇、高桥河等据点全部攻克。胜利完成了第一步的战役计划。

　　第二步，紧缩包围圈，吸打援敌。

　　围点打援的目的，着重在打援。这是战役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

　　从二十一日起，我军一面以十二师及黄安独立团，担负紧缩对黄安守敌包围圈的任务；一面将十一师与黄麻赤卫军配置于黄安以南，宋埠、黄陂以北的大小峰山、五云山、嶂山地区，筑成三道阵地，准备打援。以十师三十团为总预备队，置于嶂山西侧的云台山。方面军总部位于嶂山以北的郭受九。至二十七日，我围城部队即攻占了黄安的东关、西关，黄安赤卫军一部亦抵近北关，唯城东北的课子山据点，工事坚固难克，仍在敌手中。

　　敌军在城里筑工事，我军在城外筑工事。他出来我们就打，不出来则被困在城里，有耗无补，难乎为继，干着急。赵冠英两次派兵出城，企图向南突围，均遭到我军致命回击，被迫逃回城去，南关亦被我占领。敌机前来投粮，往往投到城外红军阵地上。饥饿的敌人出城抢粮，屡遭杀伤，一筹莫展。红军和赤卫军乘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弄得赵冠英频频告急求援。我军围城不到十日，援敌就来了。

　　先出动的是宋埠方向的敌三十师两个旅，我十一师以三十三团在大小峰山迎敌。敌步步推进，红三十三团边打边撤，经桃花镇诱敌进至我主阵地嶂山地区后，埋伏在两翼的红三十团、三十一团向敌发起猛烈反击，一举将敌先头团全歼，余敌溃逃。这一仗，我们的口袋张得小了点，歼敌一个团，溃敌三个团，战果不太理想。

　　接着是敌三十三师全部和三十一师一个旅，共四旅八个团，又从宋埠、歧亭出动，分两路向黄安增援。这次敌人增援的兵力多，来势猛，我们决心把口袋张大一些，大胆放敌进入我第三道阵地——嶂山、寨山地区，集中十一师主力、黄麻赤卫军和总预备队，实施两翼包抄，围歼敌人。

　　十二月十九日，两路敌人并进到嶂山地区。二十日拂晓前，即以敢死队向我十一师三十一团阵地猛攻。这时，发生了意外的险情。我三十一团的五连，因麻痹大意，疏于戒备，阵地被敌突破，敌人趁势猛进猛插，一直突入我嶂山顶峰十一师指挥所附近。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当即组织手枪队、通信队、机关人员及三十一团一部与敌激战、肉搏……情况万分危急。

　　十一师指挥所离方面军总部驻地仅四五里地。如果敌人得手，下一步将直接危及我总部安全，的确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闻讯后我带上总部手枪营，火速赶到前沿阵地，一面指挥部队向敌反击，一面令前线所有打援部队全线出击，向敌两翼迂回。总预备队第三十团也投入战斗。这是一场恶战，山上山下，敌我相搏，杀声震天。经半日血战，我军反击成功，降两千多敌人包围全歼，战局才转危为安。敌遭此致命打击，后续部队慌忙退守桃花一线。翌晨，我军兵分两路，向敌出击，敌全线崩溃，逃向宋埠、黄陂。敌人的四个旅，被我军消灭近半，弃尸千余具，再也不敢复出。

　　嶂山战斗，我军阵线几乎被敌突破，为我们始料所不及。但部队打得英勇、顽强、主动，充分表现了红军队伍的优良的战斗素质。我的右肩负了伤，临时包扎一下，坚持到战斗结束。在那样危急的情况下，指挥员在不在现场指挥，意义大不一样。越是关键、激烈、危险的时刻，下级指战员看到你在现场，镇定从容，土气就越打越旺盛，再危险的局面，也能撑得住。

　　战争年代，我们都把死伤置之度外，毫不在乎。有次吃饭，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我们的房顶上开了花，大家照样吃饭，谁也没给炸着。又有一次，我站着指挥战斗，一发炮弹打来，在前面距我三、四米的地方开花，但没炸着我。巧不巧?我站的地方，前面是个坑，坑边有埂子。炮弹落在埂子那侧炸开，弹片都飞向前方。我的指挥位置要是再向前一点，准保不死即伤。大概是一九三二年初打仁和集，一颗子弹打在我背上。我把衣服扒开一看，弹头在衣服上。因为前面有层麦秸挡了下，我穿的又是棉衣，所以没打进背里去。还有一次，警卫员在我后面走，飞来颗子弹，把他给打死了。走在前面的人没吃上子弹，走在后面的倒吃得上。战争就是这样，说说笑笑，嘻嘻哈哈，一个弹头飞来，就能把你打死。战场上，子弹、炮弹经常落在身边，怕死还行?怕死就不能打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沉着坚定，从容不迫，很重要。遇到危险，你自己首先慌张起来，怕得要命，部队不乱套才怪呢！

　　第三步，总攻黄安，解决点上的敌人。

　　敌援兵被击溃，赵冠英成了瓮中之鳖，待我擒拿。在我军事围困和政治攻势下，敌许多官兵，纷纷跳城，跑来投降。我们认为，守敌山穷水尽，士无斗志，已是我发起总攻的好时机。方面军总部决定，十二月二十日夜间攻城。党政军民齐动员，布下了天罗地网。

　　那天白天，陈昌浩坐上飞机到黄安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晶，骚扰敌军。这架德式教练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我们于一九三○年初在宣化店缴获的。驾驶员叫龙文光，从南京驾机回四川，因迷航后汽油烧完，被迫降落在根据地。飞机运到新集后，命名为“列宁号”。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二十七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这次，飞机到达黄安上空后转了几圈，敌人以为是给他们空投物资来了，纷纷跑出工事，准备抢东西。万万没想到，来的却是红军的飞机。撒了些传单，还丢了两颗大炸弹，搞得敌军愈加慌乱不堪。我黄安独立团乘机猛攻课子山，守敌一个营大部被歼。

　　当夜十时，我军发起总攻。由我指挥主力部队攻城，陈昌浩带一部兵力和赤卫军准备在郊外围歼逃敌。攻城很顺利，我三十五团突击部队以偷袭手段从城西北角突破，迅速向城内切入，第二梯队跟进，五千多守敌慌忙向城西夺路逃跑，被陈昌浩指挥部队将敌团团围住，予以全歼。敌师长赵冠英化装溜掉，逃到城西通往河口的路上，被赤卫军俘获。

　　黄安战役历时四十三天，我军先后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其中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追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这次胜利，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革命区域连成了一片，迫使南线敌人处于守势，不敢向我根据地贸然进犯。

　　第二个是商(城)潢(川)战役。南线搞得不错，我们便掉转头去搞北线。部队在黄安过了新年，略加休整，一九三二年元月中旬，北上亚港。我们计划发起商潢战役，以便给予北路敌人以有力打击，夺取商城，把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连接起来。

　　商城、潢川均为豫东南的军事重镇，敌重兵集结地。曾万钟第十二师主力位于潢川城区，一部布于城南商潢公路上的北亚港，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第二师及唐云山独立三十三旅，布于北亚港东南商潢公路上的傅流店、豆腐店、江家集一线，陈耀汉第五十八师主力驻商城，一部布于商潢公路上的何凤桥，戴民权第四十五师驻商城以北、潢川以西的固始地区，与商潢之敌互为犄角。从敌军的布势不难看出，他们企图以商、潢、固地区为阵地，南经商城以南的亲区、麻城东北区至麻城，构成一条隔离地带，以分割我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便于在“围剿”中各个击破。

　　我们率红四军的三个师北进，同时又令在皖西的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西进，以便集中力量，在商、潢地区突破。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我们计划战役的第一步，“腰斩”敌第二师，控制商潢公路，切断商、潢两城敌军联系，第二步，相机夺取县城。

　　一月十九日，我军发起攻势。四个主力师合力作战，先后在北亚港、傅流店歼敌一部，并占领了豆腐店、江家集、仁和集、何凤桥等地。敌二师、十二师仓惶逃往潢川，我军完全控制了商潢公路，也切断了固始与商城之间的联系，使商城之敌五十八师处在我包围之中。鉴于商城城坚难破，而敌主力二师、十二师尚未遭受重创，我们遂决定“围点打援”，对商城围而不取，伺机在商潢公路附近运动歼灭来援之敌。北面固始的敌四十五师师长戴民权，是个滑头，手下兵力又少，装备也差，且屡遭红军打击过。我们估计该师的来援性极小，打援的主要方向，放在潢川方面。我以地方武装监视固始的敌人，以一个团抵近潢川诱敌，大部队则隐蔽集结在商潢公路两侧。方面军指挥部设在商城以北的何凤桥。

　　红军一部兵力，做了个进围商城的样子，攻都没攻，就把援敌吸引而来。月底，猬集豫东南之敌第二、十二、七十五、七十六四个师共十九个团出动，沿商潢公路向我进攻。我们连夜把主力拉到豆腐店地区，选择有利地形，布好阵势，准备击敌。天正下大雪，部队冒雪行军，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抢筑工事。我以红十二师担任正面突击任务，十、十一两师置于左侧，七十三师置于右侧，担任两翼迂回包抄的任务。


　　二月一日上午，战斗打响。作战对手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二师等部，装备好，战斗力不弱。我们硬着头皮，以正面部队死死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激战至下午，红十、十一师从左侧迂回成功，抵刘寨包围了汤恩伯第二师和曾万钟第十二师的两个指挥部，并抢占傅流店渡口，切断了右路敌人的后路。敌军心动摇，全线慌乱，我正面和左翼部队亦乘势向敌猛攻。兵败如山倒，数万敌军纷纷向北夺路逃命。我军一气追到潢川附近，共歼敌四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商城敌军见援军溃败，即将炮栓卸掉，扔下大炮和笨重物资，连夜弃城突围，经商南反动亲区逃往麻城，我军遂克商城。这次战役，我军发扬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战斗作风，以十多个团的兵力击败优势装备的敌人十九个团，打断了蒋介石嫡系第二师的脊梁骨，很有意义。汤恩伯因此而被撤了职，北线的敌军龟缩潢川、固始等据点，不敢再轻举妄动，我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战役过程中，敌人不仅损兵折将，溃不成军，而且有三个师长(汤恩伯、曾万钟、张钫)一度被红军围困在刘寨，动弹不得，的确叫蒋介石够恼火的了。那时敌人太多，跑得又快，我们兵力不够，火力不强，打的是个击溃战。

老八路

　　第三个战役是苏家埠大捷，我军获得了歼敌三万余人的空前胜利。

　　商潢战役结束时，已是一九三二年的二月中旬。我们决定，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仍回皖西根据地活动，四军北上围攻固始。

　　固始城坚难下，敌人又不出来，我军仅在城北的三河尖歼敌一个营，没收了盐卡，将大批食盐分给了群众。这一带因头年闹过大水灾，遍地饥荒，群众靠吃树皮、树叶、观音土等维持生存，困苦万状，令人目不忍睹。红军指战员纷纷把干粮袋里的粮食倒给群众，宁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群众吃上儿口米粮。在我军号召和组织下，群众纷纷起来：袭击地主和土豪，进行抢粮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很有起色。但因指导思想上对白区群众不够信任，又因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不相信在乎原地区能够开展游击战争，故未深入开展工作，放手扩大红军队伍，也未建党建政，建立地方武装。红军一走，那里的群众运动便又消沉下去，无声无息。留下的少数游击队无法坚持斗争，遂转回了豫东南根据地。

　　在固始地区，我们获悉皖西敌陈调元部已进占苏家埠和青山店，准备继续向根据地进攻，经方面军总部讨论，决定留十二师在商潢地区活动，总部率十、十一师出皖西，收拾那边的敌人。

　　部队进至独山镇，与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霍山独立团会合，由旷继勋军长介绍了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当时，皖西敌人共有十二个团的兵力，北起六安，南至霍山，沿淠河东岸一线布防：第四十六师(辖一三六，一三七、一三八旅，每旅两个团)师部率五十五师之一六三旅全部、警备第二旅的一个团和一三七旅的一个团，驻六安县城，一三七旅旅部及所属二七四团，驻马家庵；警备第二旅的另一个团驻韩摆渡，一三八旅全部及一三六旅旅部和二一七团，驻苏家埠；一三六旅第二七一团驻青山店，警备第一旅驻霍山城。敌二线兵力尚有五十五师另两个旅，五十七师、第七师等，布于合肥，潜山、蚌埠一带，距六安、霍山较远。敌一线和二线兵力之间，空隙甚大。

　　根据上述敌情，我们决定主力红军的三个师，全部东渡淠河，从侧后分别包围六安、霍山之间的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吸打六、霍来援之敌。

　　三月二十一日晚，我军从青山店以西的两河口架起浮桥，秘密过淠河。翌日拂晓，部队实施战役展开，由七十三师、霍山独立团包围青山店;总部和十师、十一师绕过青山店向北急进，行至茵草洼，我十师先头团与苏家埠出援青山店的两团敌人遭遇，经反复冲杀，将敌击溃，红十师乘胜猛追，进而围住了苏家埠。红十一师继续北向，韩摆渡、马家庵等敌闻风先逃，窜进六安城内。二十三日，敌有两个团(一三七旅二七四团和警备二旅一个团)从六安出动南来，增援苏家埠。至韩摆渡附近，遭我夹击，敌警备二旅一个团窜入苏家埠，二七四团窜入韩摆渡。我十一师一部及六安独立团又将韩摆渡围住。三天之内，我军歼敌一部，完成了分割包围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之敌的计划。

　　三个据点的敌人被我军困在围寨里，固守待援。他们出不来，我们也不着急攻。第一，敌据点均筑有坚固工事，我军火力不强，硬攻损失必大，划不来。尤其是苏家埠，寨墙高二丈，厚一丈五尺，环墙筑有九个三丈高的碉堡，居高临下，火力密集；寨壕深一丈，宽三十米，壕外设有竹围等副防御设施，宽达七、八十米。该地是六安与霍山之间的一个硬钉子，我强攻很难取胜。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军围点的目的，在于打援。霍山敌人兵力不多，出动的可能性不大，六安敌人众多，是我吸援击敌的主要方向。因此，我们在继续围点的同时，以少部兵力布于霍山以南监视该城之敌，而以红十一师的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布于六安至韩摆渡、苏家埠之间的平岗头、樊通桥一线，占据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准备打击六安方向的援敌。十二师二十九团为总预备队。

　　方面军总部驻苏家埠以东的朱大院墙。我和前线指挥部驻苏家埠东南一里多路的永慧寺。

　　三月底，援敌果然出动。敌四十六师师长岳盛令六安、霍山两城的敌军，倾巢而出，企图对我南北夹击。六安来敌共四个团，在岳盛痘亲自督战下，经十里桥突破我平头岗一线阵地，直插苏家埠东北的凉水井、桂家老坟。我们判断，苏家埠之守敌有乘机突围的可能，当即命令我围困该敌的红十师严加封锁，务必防止敌人突围，同时，火速令总预备队二十九团投入战斗，与担任阻援任务的两个团从东西两面，钳击突入凉水井、桂家老坟之敌。经一番激战，敌二七三团被我全歼，警备旅一个团溃逃窜入韩摆渡，岳盛瑄仓惶率残部逃回六安。霍山出援的敌警备二旅，在十里铺地区亦被我七十三师击溃，复窜回原地。战斗过程中，青山店守敌冒死突围，被歼过半，残部窜入苏家埠，青山店遂落入我军手中。

　　截至四月中旬，韩摆渡、苏家埠两处守敌，被我围困经月，弹缺粮尽，不得不靠吃野菜、啃树皮充饥。敌机投粮，多为我军获取。据点里的居民，粮米断绝，饥号哭泣，弄得敌人焦头烂额，无计可施。为使居民免于饿毙，经方面军总部派人与守敌协商，先后共接出上万男女老少，由地方党委妥善安置，表现了我党我军的高尚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频频向蒋介石告急、求援。四月下旬，蒋介石委任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第七师五个团、十二师两个团、五十七师两个团、五十五师四个团及警备一旅两个团，共十五个团两万余人，自合肥出动，分两路前来增援解围。

　　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们，附近只有韩摆渡一个渡口，又逢河水猛涨，我军没有退路，弄不好要被压下淠河“放鸭子”。打仗，要想困难的一面，不能只想胜利的一面。把不利条件，有利条件，败的可能性，胜的可能性，通通估计清楚，才好下决心。敌众我寡，背水作战，决心不大好下。这个时候，张国焘不想打了。陈昌浩支持我的意见，打！我主张打的原因：一是援敌虽多，但除第七师未经我打击，战斗力较强外，其余的十二、五十五、五十六师等部队，均曾遭受过我军的打击，里面有不少人是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土气不振。二是敌远道而来，为疲劳之师；我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兵力虽少，胜敌一筹。三是在丘陵地带作战，具有便利发挥我军野战、近战长处的地形条件。四是有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我军的土气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打，仓促撤退，被敌追击，或是打了吃不掉敌人，而被援敌和苏家埠、韩摆渡的守敌两下夹击，后面只有一个渡口，你士气再旺，也会吃大亏的。这一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

　　陈昌浩支持我的意见，张国焘最后也同意。我们就集中主力，在六安以西的樊道桥、戚家桥一线布阵待敌。该地丘陵起伏，林木茂密。中有陡拔河横贯南北，是我军运动歼敌的好战场。我们以七十三师布于樊通桥以东地区构筑工事担任正面阻击，十、十一两师主力布于七十三师两翼伺机迂回包抄；以七十三师一个营和六安独立团至陡拔河以东，佯作抵抗，诱敌深入。围困苏家埠、韩摆渡的任务，留十师三十团、十一师三十二团及地方武装担任。这两个据点周围，我军挖有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堑壕、盖沟，敌人要突围而出，比登天还难。

　　五月二日，敌先头部队第七师十九旅，轻我锐进。与我诱伏部队接触后，即不顾一切，冒险冲过陡拔河，向红七十三师阵地猛攻。我军利用工事予敌以重大杀伤后，向敌发起猛烈反击，敌军大乱。适逢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遭我沉重打击的敌十九旅仓惶后退，不明情况的敌后续部队继续前涌，陡拔河两岸敌之人马自相践踏。红七十三师乘势冲杀，敌落水者无数，十九旅迅即大部被歼。

　　河西岸的敌后续部队，见先头旅失利，慌忙抢占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顽抗。我左右两翼部队，已完成从敌侧后迂回包抄的任务，将敌完全包围。我们发出总攻击令，我军的七个团与游击队、赤卫军多路突击，向敌猛烈穿插、分割、围歼，并突入敌纵深，一举打乱了其指挥系统，至下午五时结束战斗，两万多敌军全部复灭。敌总指挥厉式鼎亦被活捉。

　　那天，苏家埠、韩摆渡守敌曾几次冒死突围，均被我围城部队堵了回去。援敌覆灭后，该两据点的敌人外失援兵，内无粮弹，在我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五月八日也全部缴械投降。苏家埠守敌缴枪时，还举行投降仪式，在大广场上把枪摆得整整齐齐;官兵列队迎接我们。国民党军队就是这个样子，投降也讲门面。

　　这次战役，历时四十八天，我军共歼敌三万余人。其中生俘敌一个总指挥、五个旅长，十一个团长及其他官兵二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炮四十三门、电台四部，击落敌机一架，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胜利是空前的。至此，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部署，基本上被我粉碎。

　　苏家埠战役后，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归属红二十五军，留在皖西活动。红军主力则挥师西进豫南，发起第四个战役——潢(川)光(山)战役。

　　我军在苏家埠地区作战期间，敌张钫第二十路军进驻潢川，趁隙南犯，进占我双柳树，仁和集地区，修筑工事据守，并准备继续向前推进。我们回到商城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歼灭双柳树，仁和集之敌，收复潢川、光山南部根据地。

　　六月十二日，战役开始。我们先以十师出光山南部，牵制郜子举新编第十二师，另以十一师秘密插到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彭店地区，割断潢川守敌与双柳树、仁和集之敌的联系，准备打援，而以十二师进攻双柳树，以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进攻仁和集。因敌人的防御体系被我突然割裂，我各师均能灵活作战，机动歼敌，仅五天时间，战役即胜利结束。总计歼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收复并进一步扩大了潢、光南部根据地。

　　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六月上旬，经过寅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我军先后共歼敌六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部队近四十个团，使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尚未完全实施即被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主力部队组成两个军六个师，还建立了四个独立团和一个少共国际团，总兵力四万五千余人。各县独立师、游击队和赤卫军等也发展到二十余万人。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老八路

　　红军胜利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主要原因为：

　　第一，充分利用有利客观形势，实行外线进攻作战方针，各个击破敌人的“围剿”部署。那时，敌人虽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集中了很大兵力，准备第三次“围剿”，但尚来部署就绪，杂牌部队多，缺乏统一指挥，“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孙子》九地篇)。原因是蒋介石一面忙于解决中日民族矛盾所引起的内部危机；一面将中央革命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方向，暂时顾不上在这边统一兵力，统一部署，统一号令，全力对付我们。我们采取主动进攻的方针，先打这股敌人，后打那股敌人，陆陆续续把敌人的“围剿”部署打乱，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如果看不到这个形势，或是不敢在有利条件下“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不会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围剿”和“反围剿”的不断反复，是我国十年内战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是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基本方针。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容在一定条件下，用积极进攻手段，事先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呢?当然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防御和进攻，要看条件。条件允许，对我有利，“先发制人”，进攻歼敌，何乐而不为！在战争问题上，最要不得机械论，机械论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脚，招致战机的丧失，战争的失败。

　　第二，集中兵力，“围点打援”。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实施外线攻击，集中兵力，形成拳头，是关键一环。集中兵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要下狠心，舍得暂时丢些地盘，受点损失。那时作战，有两个东西是集中兵力的最大障碍：一是军事保守主义，囿于现地，不敢或不愿集中兵力，大胆进攻。二是军事平均主义，分散兵力，四面出击。我们克服了这些障碍，坚持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形成一个拳头，狠狠打击敌人。红军共四个主力师，每攻一个方向，均动用四分之三以上的兵力，只留少部兵力和地方武装应付其他方向的敌人，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根据地处在敌四面包围之中，主力用于南线作战，北线会吃紧；用于东线作战，西线会吃紧，有时甚至会失些地盘，受些局部损失。但是，等我们一股一股地把敌人搞掉后，全局就会改观。根据地不是缩小而是全面扩展。怕丢地盘，分兵把口，看上去“保险”，实际上最不牢靠。

　　战术的正确运用，也很重要，甚至能对战役战斗的胜利，起决定性作用。黄安、商潢、苏家埠三大战役，我们采取的主要战术手段是“围点打援”，证明符合实际情况，达到了大量歼敌的目的。为什么要搞“围点打援”?情势所迫，逼出来的嘛！我们要执行外线进攻的方针，但兵力少，装备差，“乞丐和龙王比宝”，比不起。敌有优势装备，我们缺乏。我们的装备很落后，没有大炮，炸药极少，手榴弹有些，大都是土造的马尾手榴弹，杀伤力很小，扔到树上都掉不下来。敌人深沟高垒，凭坚固守，象黄安、商城、苏家埠的城墙，又高又厚，还有吊桥、城壕，栅门，炮楼、城垛子，防得严严实实，象铁桶一般。我们缺乏攻城的火器，攻得动吗?如果硬叫部队去爬城，那得死很多入。硬攻不行，就动脑筋，想办法，办法是“围点打援”，野战歼敌。我军的装备固然差，攻城力量不足，然而，却长于运动，长于野战。于是依托根据地先用小部兵力把突出、孤立的敌据点围住，死死围上若干天，敌粮断炊断，自然告急求援。估计敌援兵从哪个方向来，我主力部队便预先选好战场，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援兵开来，运动在野外，立足未稳，正好给我以歼灭之机，消灭了援兵，守敌人心惶恐，不战自乱，我军可趁势解决点上的敌人。事实证明，“围点打援”乃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的重要战法，运用得当，能收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之效。

　　第三，攻必克，战必胜。就是说，要打有把握之仗，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接连吃败仗，是提不起部队的战斗土气来的。苏家埠战役，我们围住六千多敌人，先拿部队试攻了一下，没强攻。看看攻不动，决心打援，不仅打了第一次，而且打了第二次。第二次打援时，敌人来了那么多。我们分析了敌我情势，认为有取胜的六七成把握，才下决心硬着头皮打。如果根本就没有胜利的把握，或者把握很小，是不能那样干的。打援也不是敌人一来我们就攻，而是让敌人先攻我们。待其疲惫不堪，攻势到了“再而衰，三而竭”的时候，我们集中主力和预备队出击，把敌人包抄分割，彻底摧垮。一个指挥员，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打有把握之仗，打胜仗，万一打了败仗，也要争取不吃大亏。否则，连吃几个败仗，死伤一大堆，再有战斗力的部队，也会把土气打下去的。新部队的使用，尤其要注意这一点。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扩展到三万多人，立即发动了这几个战役。当时新部队不少，约占三分之一，都没上过战场。我们反复强调，使用新部队，第一炮一定要打响；要通过多打胜仗去提高士气，锻炼他们。我们开始不用新部队打强攻或打阻击战，因强攻和阻击战伤亡大，而是用他们去打追击战。等主力部队熬过难关，发起反击，把敌人冲垮后，再拿新部队上去，跟着老部队追歼溃败之敌，抓俘虏，缴武器、弹药。追击战，伤亡小，战果大，取得胜利，鼓起大家的劲头，搞上几次，新部队有了实战经验，士气越打越高，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就会形成。

　　第四，战时政治工作有了加强，发挥了威力。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注意了政工干部的选拔和配备，团以上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健全起来，工作的计划性、针对性有明显改进。虽然也搬了些苏联的条条，如政工干部有监督同级军事指挥员的权力等，但总的说，工作内容是适合战争任务要求的。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当时的政治工作，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广泛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援战争，所谓“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确有那种气势。二是不断提高和巩固部队的士气，战前、战中、战后都有响亮口号和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干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三是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瓦解敌军这一条，很重要，搞得也比较实际。象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中，刘被围之敌喊话，编成的顺口溜很有趣：“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卖的哪桩?上有父母，下有儿郎，——年到头，难见妻房。长官待你，何处一样?长官洋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弟，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啥指望?红军围城，铁壁一样。”“老乡老乡，快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交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这些宣传，既抓住了敌军下属官兵的心理，又交待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削弱敌军的顽抗有很大作用。各路敌军中，有不少是被我放回的俘虏兵，了解我们的政策，在战场上往往朝天放枪，不打红军，红军冲上来，不作任何抵抗就乖乖交枪，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苏家埠战役时，有的俘虏说：“我是第三次交枪了，红军优待俘虏兵，一上战场我们就准备交枪！”战时政治工作，抓住对我和对敌这两面，效果甚大，有力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