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

老八路

第二十一章　解放太原
　　参加西柏坡会议

　　晋中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华北一兵团的中心任务是休整队伍，厉兵秣马，准备发起太原战役，攻克阎锡山的最后一座“要塞城市”，彻底摧毁这位“土皇帝”的反动统治。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们向军委和华北局、军区作了如下的报告：

　　（一）我收复榆次、太原县城及控制南机场后，太原市外围的作战业已基本结束。我主力现已接近太原郊外筑垒地带，今后则将进入攻取太原外围据点的阵地攻击战。总之，晋中保卫麦收战役已结束，进攻太原战役的准备阶段已开始。

　　（二）阎匪太原外围据点工事，南起王村、亲贤村、狄村、椿树园，北至韩寨、西庄、新城、凤阁梁、后沟，东起孟家井，西至石千峰、白家庄、西铭，长宽各二十公里左右。据点棋布，堡垒林立，且多系洋灰作成，一般颇为坚固。

　　（三）阎匪主力除我此次歼灭约五万五千余人外，其余兵力计四十九师、四十五师、六十九师全部，六十八师、四十师、八总队残部及三十八师一部或全部（正空运中），阎匪直属部队以及十二个保安团，至少在六万人以上。此外，由外县带到太原民卫军约万余人，在太原市组织者不详。另由西安空运太原之三十师一部及由忻县南下之三十九师尚不在内。另阎匪兵农合一执行后，每师都有一个新兵团，故补充及时，各师兵员数量充实。

　　（四）现我各纵最大问题为兵员不充实。八纵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七十、七十二等团战士只八百人左右，每团步枪兵只百余人；十五纵一二九团三个连，每连只六个步枪兵。全兵团一千人以上的团只有两个。干部伤亡甚大，八纵二十三旅六十七团，全团连级军政干部只剩三人，营级干部只剩一人；六十八团团干全部负伤；六十九团连干只剩四人；必须补充休整后方能继续战斗。

　　（五）根据上述情况，在攻取太原作战以前，必须经过一个适当休整准备阶段，完成下述工作：补充兵员（争取俘虏，我方伤员归队），整顿组织，调整装备，后方准备，弹药准备，及攻坚战术技术训练等工作。同时抽派一部继续完成控制机场，攻取东山、西山某些据点及工矿任务。

　　（六）攻取太原之作战原则拟定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

　　军委同意我们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并令兵团组成前敌委员会，书记徐向前，副书记周士第，统一指挥华北一兵团及晋西北七纵队、晋中军区部队、华北炮一旅，“全军应即进入休整及补充兵员，暂定休整一月，情况许可再延长之”。接着，前委即召开会议，根据“围困、瓦解、军事打击”的作战方针，具体部署了转入整训休补阶段的各项工作。

　　我的身体状况不好，胸部经常疼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只能勉强支撑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关心，来电要我去后方休息一下，并说有些事情要谈。八月中旬，我从榆次动身，去石家庄，住进了从延安迁到那里的和平医院，先查身体。黄杰同志也在，专门照料我。医生检查的结果是：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能力极差，体质虚弱，需静养两三个月。但战事那么紧张、繁忙，住院可不是个滋味。九月初，我就出院去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九月会议”。

　　会议从九月八日开始，至十三日结束，共开了六天。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及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这是自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共有三十一人。解放战争期间，大家分别在各地作战，重新聚首，自有一番欣喜、热闹的景象。

　　会议主要是根据解放战争转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要求将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五百万，大约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轨道上来。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大家进行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作了重要发言，最后由毛泽东同志讲了结论性的意见。

　　具体说来，会议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能不能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泽东同志在报告和结论中，详细论证了中央作出这一战略预想的依据，充分肯定了能够实现它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存在着有利的国际条件。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世界大战的危险确实存在，但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准备好，制止战争的进步力量还在发展；世界人民有可能争取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制止战争的爆发，消除世界大战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有利的国内形势。解放战争打了两年，我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共消灭敌人正规军近二百个旅，占蒋介石总兵力五百个旅的五分之二。今后按每年消灭一百个旅左右计算，再有三年，歼敌三百个旅，打倒国民党，没有理由说不可能。毛主席指出，困难也要充分估计，好有精神准备。一是大战爆发；二是天灾，即“七大”说的，大旱三年，赤地千里；三是军事发展不顺利，战争延长，明年打不过长江去，只能在江北打；四是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出来“组阁”，另成立政府，搞个曲折。对于这些，我们有了准备就不怕，立脚点放在打上，放在应付各种困难上。“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提法，有一个“大约”，有一个“左右”，还有个“根本上”，就是从最谨慎的估计出发的，充分考虑了实现的可能性，也考虑了出现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

　　第二，打倒国民党，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毛主席说，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的政权根本不同。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我们就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第三，如何加强纪律性，实现从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过渡？过去，我党我军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保持很大的自主权，发挥了积极性、主动性，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新的形势要求建军五百万，从游击化向正规化过渡，党的工作重心也将从乡村逐步转变到城市，因而必须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以保持全党全军的高度统一。早在一月间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四月间，又强调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据我们所知各地和各部分的内部对于受中央委托的机关存在着极大的极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电）这次会上，毛主席批评了那种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不执行中央政策等无纪律无政府倾向，大家也都作了检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以保证迅速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保证党和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

　　第四，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战争的胜利？随着战局的发展，战争需要和人民负担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出来。一个是军队向五百万发展，需要大量补充兵员，但过多动员解放区农民参军，势必影响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中央曾多次指示要大量留用俘虏，解决兵员补充问题。会议认为，我军现有二百八十万人，“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要求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一百七十万人，动员农民参军二百万人，除去作战消耗，达到建军五百万的目标。另一个是作战物资的供应问题，既要保证战争需要，又不能使人民负担过重，以免造成新的危险，影响战争的持久进行。会议认为，一方面要取之于敌，另方面要靠大力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来解决。同时，大家还提出了一切缴获要归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尽力减少机关开支等措施。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训练和准备大批新区工作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以及加强工会、青年、妇女工作等问题。

　　党中央计划解放战争第三年，歼敌一百二十八个旅左右。根据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先解决东北、华北、山东之敌，以便抽出半数以上的兵力向南推进，渡江作战。规定我华北一兵团歼敌十四个旅（包括七月已歼敌八个旅在内），并攻克太原；二、三兵团歼敌十二个旅，配合东北部队作战。会议期间，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攻打太原的设想。

　　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我的身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都一再叮嘱我注意休息和调养。我当时的自我感觉很不好，怕支持不了几个月的时间，中途倒下来，完不成攻打太原的作战任务。盘算来盘算去，最后找少奇同志谈了谈。他说：你的身体状况中央很清楚，但现在实在抽不出人来，去顶替你。你先回石家庄住院，休息一下，争取把太原打下来，再好好养病。

　　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我们商定，由他先回兵团，传达和贯彻九月会议的精神，我暂去石家庄和平医院休息些日子，再返前线。有重要情况，及时向我通报。耀邦同志走后，我告别中央领导同志，便返石家庄住院去了。

老八路

　　总攻歼敌

　　战役的第三阶段，是总攻歼灭赵承绶集团，乘胜席卷晋中残敌。

　　赵承绶集团三万余众，完全陷于我包围圈中。这时，贵在速战速决，一鼓作气，将敌干净、全部、彻底消灭之。我们决定，立即发起总攻，自西而东，逐村夺取，分割歼敌。八纵因重炮火尚未调上来，要求推迟总攻时间，我们没有同意。

　　七月十日拂晓，总攻的号角吹响。我八纵、十三纵一马当先，分别从西南、西北两个主突方向，向敌发起猛烈进攻。位于东南和东北方向的太岳部队及肖集团，担任助攻任务。晋中平原的村落，周围均筑有坚固围墙，房屋密集，多砖瓦结构，敌顽固据守，垂死挣扎。我军以山炮、野炮为骨干，配以平射迫击炮，猛摧敌村沿火力点，开辟突破口，掩护步兵突入，横冲直撞，破垒灭敌。经两天一夜激战，“三李青”及东西贾村、大常镇、南庄等地均被我攻克，敌三十四军大部就歼，十总队亦伤亡过半，残敌逃至西范。在此期间，赵承绶令三十四军一部向我辋材阵地猛突。肖集团指战员顽强阻击，与敌拼搏，十日一天即打退敌七次冲锋；敌一度突入村内，我与敌展开逐屋争夺战，终于夺回阵地，将敌赶回。我包围圈进一步缩小，一万多残敌被困在西范、小常、南席、新戴四个村庄内，企图固守待援。

　　阎锡山惊惧交并，乱了章法。一面令第四十五师、四十九师及四十师残部组成“南援兵团”，从太原向榆次西南开进，企图援应赵承绶残部突围；一面慌忙收拢晋中各县兵力，向太原集中，以确保老巢。一夜之间，汾河两岸的敌军纷纷离城，游蛇般的乱插乱窜，正给我野外歼敌以大好时机。

　　十二日夜，我们当机立断，调整部署，除以十三纵及太岳部队主力继续围歼赵承绶残部外，其余部队均用于追击和堵截企图北窜之敌。以八纵二十三旅及太岳两个团、吕梁七旅一团东向，堵歼逃离太谷的敌九总队；八纵二十四旅及吕梁部队组成“汾西集团”，西渡汾河堵击河西逃敌；肖集团由辋材开抵王香、内白村一线，堵溃并打击敌“南援兵团”；孙、张集团逼近太原，牵制敌人。我军星夜出动，势如破竹。十三日，我东路部队于朱村地区全歼敌九总队，进而占领太谷县城。十四日，我“汾西集团”将河西两万多敌人截击于太原、交城间，一举歼敌八千余人。十六日，赵承绶集团的最后据点小常村被我攻破，万余敌人全部就歼，赵承绶及中将参谋处长杨城、三十三军中将军长沈瑞和少将参谋长曹近谦，均被我十三纵三十九旅一一七团三营活捉。这时，中央来电，要我们乘胜北进，迅速完成对太原的包围。我军不顾疲劳，猛打穷追，直逼太原城郊。至二十一日，晋中战役宣告结束。

　　是役历时整整一个月。我军先后共歼敌正规军七万余人，非正规军三万余人，俘敌赵承绶以下将官十六人，毙敌师以上军官九人，阎军主力第七集团军总部及五个军部、九个整师、两个总队全部就歼，击落敌机三架，缴获各种炮三千七百零四门、步机枪三万余支、火车头十五个、车皮二百零七节，其它军用物资及粮食无算。晋中的灵石、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汾阳、孝义、文水、交城、清源、晋源、徐沟、忻县等十四座县城，全部解放。

　　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电，祝贺晋中大捷。原电如下：

　　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肖克、贺龙、李井泉、周士第诸同志及华北和晋绥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按：至中央发电时，榆次、晋源、忻县三座县城尚未解放）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

　　这份贺电，我们在部队中迅速传达，对广大指战员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当然，我们也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打了胜仗，受到表彰，要谦虚谨慎，绝不能翘尾巴。攻打太原的艰巨任务摆在面前，要认真整训队伍，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战术素养，以更大的胜利来报答党中央的关怀和鼓励。

　　晋中战役是华北野战军一兵团刚刚成立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战，创造了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这是广大军民用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也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显示威力的有力证明。

　　我们的军队，起于“青萍之末”，席卷千军，所向披靡，靠的就是运动战。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大规模歼灭战，几乎都是运动战。运动战这一作战形式，是我军的拿手好戏，克敌制胜的传统法宝。

　　何谓运动战？毛主席说：“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毛泽东选集》第四八六页）

　　驾驭这种作战形式，中心点在于一个“活”字，即高度的灵活机动性。如果说阵地防御战、城市攻坚战叫“打死仗”的话，那末，运动战就叫“打活仗”。离开了“活”字，便不成其为运动战，更谈不上保持战役战斗中的主动、优势地位，达到大规模歼敌制胜的目的。晋中战役，我兵力不如敌人多，装备不如敌人好，部队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但自始至终居主动地位，一月之间，鲸吞敌十万之师，说到底，就是充分发挥运动战的灵活机动性的结果。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首先表现在出敌不意上。

　　纵观整个战役过程，出敌不意之点，至少有四：我军攻坚临汾，苦战两个多月，伤亡很大，疲惫不堪，仅休整二十来天，即北上晋中，保卫麦收，完全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他认为：“共军在临汾伤亡两万多，大大损了元气，不可能很快恢复。”正在做晋中“万无一失”的美梦呢！此其一。我军北上作战，不是自南而北，逐步推进，而是以少部兵力佯动于汾河以西，主力则隐蔽开进晋中平原东侧山区，突然杀向敌军腹地，又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他以为我军兵力有限，只会依托晋南解放区，沿同蒲路向北平推，绝不敢实行纵深迂回，拦腰开刀。此其二。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南下，我军新组成不久，虽缺乏大兵团野战经验，但攻击力相当旺盛，确有伏虎吞鲸的能力，也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他在“亲训师”被歼后，仍不清醒，认为山西境内的“共军”，不过是些地方部队、游击兵团，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惜把赵承绶集团拿了出来，按蒋介石的旨意，“大胆与共军决战”。此其三。当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军大踏步北进，直插太原附近，拦头断敌退路，更是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他万万想不到，所谓机动力甚强的赵承绶集团，竟被逼入太谷、徐沟、榆次间，陷于进退维谷的绝境。此其四。古语说：“猛兽失险，童子曳戟而追之；蜂虿入袖，壮夫彷徨而失色。以其祸出不图，变速非虑也。”

　　（《诸葛孔明异传》）讲的就是出其不意的道理。我军的作战行动，连续出敌不意，阎锡山尽管重兵在握，又滑头得很，结果还是步步被动，一败涂地。由此证明，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出奇制胜，是运动战、歼灭战的诀窍所在。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又表现在恰当创造战场上。

　　大兵团平川野战，敌我双方均容易集结兵力，展开兵力，转移兵力。有利战场的选择和创造，是我军争取主动和优势，实行大规模歼敌的重要条件之一。

　　晋中战役是我军向敌占区进攻，在敌占区运动作战。这与过去的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选择歼敌战场，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晋中平原被汾水纵贯南北，劈成两半，不便我军东西两面机动配合作战。北面紧靠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交通运输方便，利于敌人南援或北逃。因此，选择战场必须着眼于既有后方依托，又能抓得住敌人。有了战场而无后方，不仅部队作战需要的粮食、柴禾、武器、弹药供应不上，且有受制于敌，失去退路的危险。同时，仅有战场和后方，抓不住敌人，或是被敌人突围而逃，也不行。那就达不到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解放太原创造条件的战役目的。

　　战役进程中，我军给敌人的两次歼灭性打击，都与恰当选择和创造战场有关。第一作战阶段，主力东出，战场设在平遥、介休间，目的在于吸引河西敌“闪击兵团”主力第三十四军回援，在运动中歼灭之。那里前有汾河阻隔，后有太岳山区作依托；南面的灵石被我占领，与晋南解放区连成一片；北面的祁太铁路被我切断，敌人无路可走。可惜因通讯联络不好及敌情变化，未能抓住第三十四军，只歼灭了“亲训师”等部。第二阶段作战，以歼灭赵承绶集团为主要目的。我军在顶住该敌疯狂进攻的同时，一面拔除白（圭）晋（城）线上的敌重要据点白狮岭，控制子洪口通道，以保证大军作战的物资供应；一面将榆次、太原间的铁路切断，断敌退路。趁赵承绶集团惊惶失措，将其逼入我在徐沟、太谷、榆次间选定的战场。那里是个三角地带，村落星布，一马平川，利于我军展开兵力，发扬火力，分割歼敌；离铁路、公路较远，西有汾河阻隔，不便敌人来援；南面的平遥、介休、汾阳、孝义、文水五县之敌，均被我切断，只图守城自保；广大乡镇在我手中，群众纷纷起来参战支前，形成我得力后方。因而，数万敌人被我团团包围后，犹如瓮中之鳖，只能束手就擒。战役胜利的实践表明，我们将战场选在河东而不在河西，选在北面而不在南面，是恰当的，起到了既有后方援应，又能抓住敌人的作用。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还表现在神速运动上。

　　打运动战，贵在抢时间，神速动作，不失战机。时间的因素，是关系战果大小、战局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两军对战，你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要调动敌人，围歼敌人，要应付战局中的各种变化，要在最后猛烈扩张战果，一言以蔽之，离不开争取时间。掌握了时间，主动权在手，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加上兵力集中等条件，打击敌人，必能形成雷霆万钧之势，容易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反之，“活仗”会变成“死仗”，主动会变成被动，歼灭战会变成击溃战，甚至得不偿失，与战役战斗的预期目的大相径庭。在这个意义上说，时间就是无形的战斗力。

　　晋中战役我军以少胜多，与分秒必争，神速运动，制敌机先，有莫大的关系。一是战役开始，出东山，下平川，当时，敌子洪口要塞拦阻于前，攻破需费很多时间，容易暴露我作战企图。我们令部队干脆甩开子洪口，夜绕白狮岭，直扑平遥、介休。这一着，迅雷不及掩耳，打开了战局。二是包围掉头北逃的赵承绶集团，如果耽误个一两天，这块眼看到手的肥肉，就有溜掉的危险。部队那么疲劳，天气那么炎热，咬紧牙关，猛进猛插，上去一个班是一个班，上去一个排是一个排，不管三七二十一，能围住敌人就行，真是分秒必争啊！我们的口号是：“坚持最后一口气！”“爬也要爬到战斗岗位上去！”“抓住敌人就是胜利！”结果，抢到了时间，包围了敌人。三是扩张战果，乘胜追击。赵承绶集团被围歼，晋中敌军兵败如山倒，这个时候，正是我猛打穷追，大量歼敌的最好时机。所谓“归师勿遏”，是指有秩序撤退的敌人，而不是溃不成军的敌人。我们大胆把部队撒出去，追！追！追！横扫千军如卷席，连克上十座县城，抓了几万名俘虏。那时敌人慌乱的程度，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几个战士，追击上百的敌人，敌人只知道拖着枪跑，不知道停下来射击，直至累倒在地，象摊烂泥，乖乖交枪投降。清源县有个老农，拿着扁担，一下缴了十九个敌人的枪。三个新华社前线记者，俘敌三十七名，还缴了两门炮、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什么枪杆子、笔杆子、锄把子、伙夫、马夫，都跑去抓俘虏，抓都抓不赢。这些都说明，在战役战斗的节骨眼上，赢得时间，制敌机先，是多么重要。

　　时间是无形的战斗力，无形的战斗力要靠人的力量去争取。因而，指战员的智慧、觉悟、吃苦能力、牺牲精神、组织纪律性、战斗素养等，乃是取得这种战斗力的源泉。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在这些方面得天独厚，敌人望尘莫及。晋中战役的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也表现在攻与防、集中与分散、正规部队与群众力量的有机结合上。

　　晋中战役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大规模野外进攻战。敌我双方，在运动中反复较量，或我攻敌防，或敌攻我防，或我进敌退，或敌进我退，没有固定不变的作战线，没有单一的战斗形态。这就要求各部队既善于进攻，又善于防御，随时准备根据敌情、任务的变化，从攻击转入防御，从防御转入攻击。进攻时，集中优势兵力、火力，采取火力、爆破、突击三结合的打法，重点突破，迂回穿插，分割歼敌。防御时，控制要点，构筑阵地，组织火网，以一部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则布于纵深或翼侧，伺机向敌暴露之翼侧或后方进行迂回包围，实施反击。事实证明，部队掌握两套本领，攻防结合，交替运用，是灵活制敌，争取胜利的关键一环。

　　大兵团进入广阔的敌占区作战，地形道路不熟，到处都是敌人的据点，容易眼花缭乱，四面出击，导致兵力的分散，丧失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对此，我们特别注意防止。办法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兵团的命令，各部队不得擅自行动。（二）兵团下达任务明确、具体，赋予纵队指挥员以适当机动自主的权力，便于随机应变。（三）始终集中主力于主要作战方向，以一部兵力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担任佯动、助攻、钳制、阻击等任务。（四）控制战役预备队在手，以便随时机动。（五）大力加强通讯联络，上下左右及时通气。（六）先打分散、孤立、运动之敌，后打集中、守城之敌，每攻击一个目标，集中三倍、四倍于敌的兵力，吃掉一个再吃一个。（七）在追击阶段，则适当分兵，猛烈扩张战果。战役实践证明，这些办法是形成我军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我军的运动战，历来区别于单纯以正规军为作战力量的运动战。它是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作战形式，有坚强的群众力量作后盾，作基础，因而才能发挥巨大威力，立于不败之地。这次战役，我党政军民齐动员，主力部队、地方武装、老区与新区的群众，密切配合作战，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它是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根本因素，也是保持部队灵活机动作战的主要条件之一。据战后统计，一个月的后勤供应，即消耗粮食近一千万斤，烧柴六百万斤，民工五百二十三万个工作日。如果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援，部队连饭都吃不上，还打什么仗呀！战斗中，许多支前民工拿起武器参战，消灭敌人，押送俘虏，弥补了我兵力短缺的困难。新区群众抢收保粮，给我军带路、送情报、转移伤病员、争取和瓦解敌军，也起了重大作用。尤其是战役的最后阶段，参战的群众甚多，追击敌人，捉拿俘虏，缴获战利品，声势浩大，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优越性。晋中战役的胜利，是广大军民共同谱写的一曲人民战争的凯歌。

　　毛主席曾经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来概括人民军队的作战特点，我以为深有道理。古往今来，优秀军事家指挥战争，驾驭战局，无不注重灵活机动四个字。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尤其如此。它是运动战的核心，运动战的命脉，运动战的奥妙所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论过去、现在或未来，都是我军研究和实践的主要课题。用这种战略战术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老八路

　　北上创造战场

　　敌三十三、三十四军已在乎、祁地区，与我形成顶牛状态。为调动敌人，各个击破，我们迅即制定了第二阶段的战役部署。

　　时北面的榆次、太谷、徐沟、祁县地区，敌人守备薄弱，战场较宽，麦收正在进行。我们决心以主力北上，在该地区保卫麦收，断敌粮源，诱敌出动，野外围歼。具体作战部署是：以太岳部队并肖集团攻歼太谷守敌，破袭榆太铁路；吕梁部队袭取徐沟；八纵主力控制祁太铁路以南地区，以一部攻歼东观守敌；十三纵主力集结东观以南地区，以一部破袭祁太铁路；孙(超群)张(达志)集团(七个团，晋绥军区部队)切断黄寨至太原的铁路，威胁太原，牵制阎军第六十八、四十九师南援。如赵承绶集团由平、祁向太谷增援或回窜太原，我则集中八纵、十三纵、吕梁部队及太岳部队一部共九个旅的兵力，在祁太铁路南北地区消灭之。作战时间，定于七月一日黄昏开始。

　　这一部署的重点，是拦头切断敌人逃往太原的通道，在预设战场，聚歼赵承绶集团。我们报告军委后，军委认为“部署甚好”，完全同意。

　　六月天，烈日炎炎，战地似火。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挥汗如雨，体力消耗很大，减员甚多。但为争取时间，创造战机，兵团令各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按既定部署行动。八纵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打来电话说：“大家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休息两天，缓一缓劲再走?”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岗位上去！”因为这是制敌机先的关键时刻，我们在和敌人抢时间，迟一步就会让敌人溜之大吉。时间就是胜利。如果慢慢腾腾，瞻前顾后，哪有战机可捉，胜利可言?所谓打仗要有股狠劲，硬劲，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断敌交通是迟滞敌人、防敌北窜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军争取时间，创造战场的重要一环。晋中平原，地势狭长，中间有同蒲铁路直贯南北，敌人占据一系列县城和铁路沿线据点，既可坚工固守，又利运动集结。打不赢我们，一昼夜之间，便能逃之天天，窜回太原去。在这种情况下，大力破袭铁路，控制沿线重要据点，便成了关系整个战局中的一个决定性环节。七月二日，我太岳部队以一昼夜急行军，插入太谷、榆次间，配合肖文玖集团，展开大规模的铁路破袭战，这对阻止敌人北窜，逼敌进入我预设战场，起了重要作用。

　　赵承绶发现我主力向北运动，六月三十日，即令所部停止在洪善地区的攻势，准备回师北窜。七月二日，敌三十三军主力进至太谷地区，三十四军及十总队亦向祁县集结。平遥、介休两县城，仅留一些新兵团及土顽部队防守。汾河以西的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地区，尚有守敌第六十九、七十两个师。’我们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歼敌主力，而后回师横扫汾河东西两岸之敌。当即令八纵紧紧咬住祁县敌三十四军，并以一部攻占徐沟；太岳部队及肖集团顶住太谷之敌的攻击，十三纵袭占东观镇，力争将敌人逼入徐沟、太谷、榆次之间的三角地带，予以包围全歼。吕梁部队置于河西，阻敌第六十九、七十师渡河东援。

　　七月三日至六日，战役最吃紧的地方，在北线的太岳部队和肖集团那边。他们在榆次、太谷间，连续破袭铁路、桥梁、据点，迅速控制了北起东阳镇、南至董村的地段，斩断敌人逃往太原的通道。同时，兵团获悉忻州一部敌人企图窜回太原，即令孙、张集团在太原以北伏击，将该敌歼灭。敌人极为震恐，从七月三日起，先后以九总队、七十一师全部、四十六师一个团及十总队等九个团的兵力，配属装甲车三辆、山炮三十余门、轻重追击炮四十余门，在数架飞机掩护下，轮番向董村猛犯，敌酋赵承绶及三十三军军长沈瑞亲自坐阵指挥。榆次守敌亦出动两个步兵团和一个机炮团，南下东阳镇，向我肖集团阵地猛攻。这是一场十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敌攻我防，打了三天三夜。敌人火力强，拼上死命，要突破我军阵地，逃往太原。我给刘忠和肖文玖下了死命令，不管多么疲劳，伤亡多大，也要“钉”在那里，坚守到底，绝不能让敌人跑掉！部队真是好样的，以一当十，以百当千，人在阵地在，同敌人反复拼搏，白刃格斗。坚守董村的太岳第四十一团，打退优势敌人的多次进攻，毙伤敌千人以上。有个连打得只剩下九个人，阵地屹立不动。该团战后荣获“稳如泰山”的光荣称号。

　　我军守如礁立，粉碎了赵承绶沿铁路北逃的梦想。七月六日夜，敌被迫离开铁路，企图从榆次、徐沟间夺路北窜。这就进入了我军的预设战场。我以十三纵及八纵一部，追击敌三十四军，抢先一步插入徐沟以东、子牙河以南、尧城镇以东地区，断敌归路，以太岳部队及肖文玖集团西向接通十三纵，以吕梁主力跨河东进榆次西南永康地区，堵溃打援；令八纵主力七日攻占祁县，歼敌三十七师师部及两个团，八日北上徐沟东南地区，合围敌人。至此，三万多敌军完全陷入我包围圈中。

　　我和周土第的兵团指挥所设在徐沟以南的张家庄，我因身体不好，坐着担架去的。我们最伤脑筋的是兵力不足，生怕敌人突围而逃。那时，我军冒着酷暑烈日，连续行军作战，不仅疲惫至极，且减员甚大。抓来的俘虏，来不及训练教育，就补充到部队里，开小差的不少。八纵一个主力团，每连不足七十人，最少者仅二十七人。十三纵三—卜七旅为人数最多的部队，每营只剩两个连，每连两个排，每排两个班。我们的火力火器，又远远不及敌人。如果敌人集中兵力，猛攻一点，组织突围，我们就很难达到全歼他们的目的。

　　但是，赵承绶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一是兵力分散。七日晚，我军已形成对敌的包围?但敌人似乎尚未觉察，从八日起，仅用有限兵力，分三路向我北线阵地猛攻。一路为敌三十三军四十六师一部，由胡村向西，攻打我十三纵一一七团墩坊村防地，力图保障从太谷至大常镇(敌总指挥部驻地)等地之唯一补给线；一路为敌三十四军一部，自东、西见村向东南方向我十三纵一一五团阵地进攻，企图打通与徐沟的联系，一路为敌第十总队一部千余人，自大常向东北方向我肖集团辋村阵地猛犯。我军刚刚到达，边打边修筑工事，顽强阻击敌人。突向徐沟方向的敌三十四军一路，相继攻占了十三纵一一五团“三李青”、东楚王庄等阵地，距我兵团指挥所驻地仅二里许；徐沟之敌又出动来援，真是千钧一发，危险至极。我们的指挥所纹丝不动，“钉”在那里，鼓舞指战员奋勇抗击。我三十八旅一一四团英勇突击，终于夺回楚王庄等阵地，打退徐沟方向接应之敌。三十八旅旅长安中原，身负重伤后牺牲。辋村地带的肖集团和榆次独立团，轮番受到敌十总队、三十四军的疯狂进攻，激战四昼夜，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阵地。第四十三团一个连坚守魁星阁，最后只拼得剩下一个班，阵地依然在手。这次防御战，十三纵三十八旅和肖集团打得不错，伤亡虽大些，但堵住了敌人，立了大功。

　　二是犹豫迟疑。赵承绶这个人，昏赜无能，决断力差。他虽感到处境岌岌可危，但拿不定主意，全凭原泉福摆布。原泉福是个日本人，骄傲得很，瞧不起“土八路”，认为突围不必要，决心在现地“同共军决一死战”。这样，敌人先是兵分三路，攻了一下，攻不动便收兵防御，企图依托优势火力和野战工事，与我决一雌雄。我们乘机调整部署，以十三纵位于北及西北，八纵位于西南，肖集团位于东北，太岳部队位于东及东南，紧缩包围圈，困敌于东西二十里、南北不足十里的十多个村庄内。敌人再想突围逃跑，为时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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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战告捷

　　我军兵出晋中，与数量和装备均优势于己的敌军作战，必须以奇制胜。因而，在战役部署上，才将吕梁、太岳部队放在西、南面，令其首先出动，迷惑和吸引敌人西向；而以主力八纵、十三纵，隐蔽开至太谷、祁县、介休、平遥南侧山区，乘虚突进汾河以东的乎川地区，创造战场，机动歼敌。

　　把守晋中南大门的敌军，乃是阎锡山的精锐“闪击兵团”。该兵团由敌第三十四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各一部及亲训师、亲训炮兵团组成，共十三个团，归三十四军军长高卓之指挥。六月十一日，我吕梁部队一部过早暴露，出现在汾河以西的汾阳，孝义间高阳镇地区；太岳部队沿同蒲路北进，十三日攻占灵石。阎锡山闻讯后，急令“闪击兵团”分路从平遥、介休、汾阳、孝义出动，以所谓“藏伏优势”和“三个老虎爪子”的战术，扑向高阳镇，企图聚歼我吕梁部队。吕梁部队英勇拒敌，打得相当艰苦。利义村一战，向敌第三十四军一部反突击，因战斗队形及火力未组织好，吃了亏，伤亡约七八百人。

　　西边战斗打响后，我即率兵团指挥所提前离开长治，火速向子洪口一带进发。子洪是从东山进入晋中平原的门户，距祁县仅十五公里，我十三纵准备从这里突破，直下祁县。

　　鉴于敌“闪击兵团”已扑向高阳镇地区，平遥、介休，祁县一带兵力空虚，我们决定，主力提前一天于十八日出动，直下平川，诱敌回援，争取在乎、介地区首先歼敌第三十四军。要求部队特别注意集中兵力，形成拳头，保持战斗中的优势地位，隐蔽动作，突然袭击，讲究战术，各个击破，加强通讯联络，密切协同配合；组织游击兵团，担任破坏交通运输、打击分散孤立之敌、发动群众配合主力作战等任务。总之，要坚持集中优势兵力，有把握、有准备的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务求初战能取得几个中、小歼灭战的胜利，以奠定进一步打大歼灭战的基础。

　　六月十八日，晋中战役开始。我八纵、十三纵相继发起攻击，拦腰侧击介休至祁县间的山口各据点，连克菩萨村、元台沟、东西泉，岳壁、北汪、乙金庄、原家庄、段村、洪山等地，绕过敌子洪要塞，直下平、祁地区，迫近同蒲铁路，切断敌军北逃的退路。在此同时，我吕梁部队在神堂头地区发起反击，以两个团的兵力歼敌第七十师大部，毙敌师长侯福俊，乘胜北进，继续牵制敌军。其余北面的部队均按计划向忻县至太原，榆次至太原间破袭，攻敌据点，断敌交通，迷惑和牵制敌人。

　　我主力突然从祁、平间突入晋中腹地，打乱了敌人的部署。阎锡山急令“闪击兵团”回援，并着榆次、太谷所部南进，与回援祁、平的属下靠拢。我决心乘敌运动，围歼“闪击兵团”主力第三十四军于平遥、介休地区。当即令吕梁部队一部进行追击，八纵及太岳部队进至平、介东侧堵截，十三纵进至祁县以南、洪善以东地区阻击南来之敌。我率兵团指挥所随八纵行动。

　　我军张网以待，敌人也鬼得很。回窜的敌三十四军，竟从汾阳以东渡河，直插平遥县城。敌亲训师及亲训炮兵团则返回介休。这样，我拟歼敌第三十四军于平遥、介休间的计划，遂落了空。那天正下大雨，部队冒雨埋伏在野外阵地上，熬到天明，没能打上敌人，叫人真是失望。

　　我发现敌有北窜企图，当即火速调动兵力北移，进行拦截，连续打了两个胜仗。

　　首战张兰镇。二十一日，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由介休向平遥开进。至张兰镇地区，被八纵及太岳部队包围，激战三小时，敌大部就歼，突围一部至张兰镇内，亦被歼灭。这一仗，共歼敌七千余人，缴获山炮二十四门，重追击炮十二门，阎敌的一只“老虎爪子”被完全斩断。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乃阎敌苦心经营起来的“铁军”和“精神支柱”，由日本军官担任顾问，教官，全新装备，相当反动。突然被我全歼，阎锡山的痛心程度，可想而知。

　　再战北营。二十三日，敌十九军军部及四十师由平遥北上，行至洪善地区，遭我预伏在那里的十三纵包围，经彻夜激战，歼敌大部。尔后将余敌压缩在北营村的角落里，集中炮火猛烈轰击两小时，发起总攻，迅即解决战斗。这一仗，又歼敌一个军部、一个师部，两个团，共三千余人，俘敌十九军参谋长李又唐。

　　阎敌遭此重创，实不甘心。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极力给阎锡山打气，。要他死保晋中，与我“大胆决战”。阎锡山遂派其第七集团军中将总司令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出马，来南线指挥作战。二十五日，赵令高卓之率三十四军两个师，由平遥北上；沈瑞率三十三军两个师，由祁县南下，日本军官晋树德率第十总队，由榆次开抵东观，企图在祁县、平遥以东地区，与我决战。我决心诱敌深入至洪善以东十余里的阎漫、郝温、桑城、府底一带，相机歼敌，重点消灭敌第三十四军。具体部署是：以十三纵位于中梁监视东观之敌；太岳部队插洪善、平遥间，监视平遥之敌，八纵一部插洪善、祁县间堵溃打援，主力则从平遥东山北依涧正面出击；吕梁部队位于汾河东岸控制长寿及徐家桥，背水出击，协同八纵主力割歼敌人；肖文玖所部(简称“肖集团”)在榆次以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作战。

　　敌人的两个军，从二十六日起，向祁县、洪善一线猛攻，其三十三军并尽力向南，与三十四军靠拢。我吕梁部队渡过汾河后，担负切断两军并拢的任务，以便配合主力部队消灭三十四军。但二十七、二十八日遭敌三十三军三个团及三十四军一部攻击，即自动撤出阵地，退往河西。这一行动，打乱了我们的部署。同时，八纵动作迟缓，未及时出击，致使敌两个军靠到一起，筑起工事与我对峙。我企图诱歼敌三十四军的计划，又未实现，只好另想办法，寻机歼敌。，至此，晋中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我军先后共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自身伤亡四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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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晋中决战
　　决战前夜

　　一九四八年六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蒋介石的五大战略集团，被我人民解放军分割在华北、中原、华东、西北、东北战场上，打得焦头烂额。等待他们的，是彻底覆灭的命运。

　　晋冀鲁豫部队攻克临汾，杀出了威风，山西境内的敌人，处境愈加不妙。我下一步的作战目标，是北上晋中，野战歼敌，为攻克太原铺平道路。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领导机关，抵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决定，由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兼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第三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为副司令员。辖晋察冀和晋冀鲁豫部队组成的华北野战军第一、二、三兵团。原晋冀鲁豫军区撤销，我部组成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陈、胡系一九四八年八月到职）。不久，又成立太原军区，由罗贵波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我们指挥的兵力，包括八纵、十三纵、太岳部队及晋绥军区、北岳军区所属部队，共四十六个团，六万余人。

　　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参谋长张祖谅。辖二十二旅（旅长胡正平），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政治委员肖新春），二十四旅（旅长邓仕俊，政治委员王观潮），共九个团。

　　第十三纵队：政治委员徐子荣，副司令员鲁瑞林，参谋长白天，政治部主任郭林祥。辖三十七旅（旅长王诚汉，政治委员张春森），三十八旅（旅长安中原，政治委员杨绍曾），三十九旅（旅长钟发生），共九个团。

　　太岳部队（后改编为十五纵）：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袁子钦，副司令员方升普，参谋长熊奎，政治部主任高德西。辖四十三旅（旅长刘聚奎，后为林彬，政治委员梁文英），四十四旅（旅长涂则生，政治委员李培信，后为牛明智），四十五旅（旅长蒲大义，政治委员车敏樵），共九个团。

　　晋绥军区：十七个团。

　　北岳军区：六个团。

　　军区直属炮兵一旅：两个团。

　　阎锡山的兵力，除大同驻守一个师外，尚有三个集团军（五个军十四个师）、三个总队、二十二个保安团、二十一个警备大队，共十三万之众，盘踞省府太原及晋中平川地区。敌人处于我解放区的四面包围中，形同孤岛，战略上居劣势地位，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另一方面，阎军兵力比我军多一倍以上，武器装备好，机动能力强，有现代化的城防工事作依托，在战役战斗中尚能形成优势于我的地位，也是事实。

　　这也就是说，敌我双方，各具相对的优劣条件，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经过一场大规模的决战，不大量消灭阎锡山的有生力量，便无法形成我军的绝对优势地位，完成解放全山西的任务。

　　阎锡山要抵抗我军的战略反攻，保巢图存，首先得解决军粮问题。十三万军队，以每人每天平均斤半粮食计，每月即需耗粮五百八十五万斤。如果加上城市居民的口粮，那又何止千万斤、万万斤！如此庞大的粮食需求量，对阎锡山的战略防御计划来说，无异是最头疼的地方。

　　晋中平原，沃野千里，历来是山西的粮仓，阎军的供应基地。阎锡山深知，假如晋中一失，粮秣无继，十多万军队势必陷入不战自乱的窘境。时近麦熟季节，晋中平川麦浪滚滚，丰收在望。保粮、抢粮、屯粮，“保卫晋中”，便成为阎锡山实行战略防御的关键所在。敌以三十三军置于祁县、太谷地区，三十四军及四十师置于平遥、介休、灵石地区，四十三军及亲训师置于汾阳、孝义地区，六十一军置于文水地区；同时，组成“闪击兵团”，专门担任阻我北上、机动作战的任务，并配合各县保安团及警备大队，坚工固防，四出抓丁抢粮。一时之间，阎锡山投入晋中平原的兵力，即占其总兵力的五分之四。他还提出“一跑万有，一跑万胜”的口号，要用“运动战”来对付我军的运动战。这位“土皇帝”的如意算盘是：抢粮、屯粮于手，巩固晋中，死保太原，熬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军在中国登陆，便可趁机反攻，卷土重来，“以城复省，以省复国”，重温独霸山西的旧梦。

　　因此，我军在临汾战役之后，能否迅速北上晋中，歼敌保粮，彻底粉碎敌人的抢粮守城计划，就成了关系全山西解放进程的一着要棋。当时，我解放区各战略区刚刚转入反攻，华北方面要求我们协助打傅作义，西北方面要求我们协助打胡宗南，党中央和毛主席均未批准。明确指示我兵团的任务是：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这一决定，既着眼于全局的战略需要，又符合山西战场的实际，是完全正确的。

　　北上晋中作战，我们面临三个困难。第一，敌人兵力多，装备好，工事坚固，机动力强，占优势地位。第二，我军经过两个多月临汾攻坚战的消耗，相当疲劳。同时，部队新，干部缺额大，缺乏大兵团野战经验，也是明显的弱点。第三，平原地区，烧柴极缺。我们初步计算了一下，北上晋中作战，如出动部队、民工十万人，每日做饭烧水，至少需耗柴三十万斤。平原不同于山地，老百姓烧柴困难得很，哪来如此多的柴禾供应我们！

　　党中央和华北局考虑到我们的实际困难，只要求我兵团首先歼敌一至两个师。我考虑再三，提出超额两三倍的歼敌计划，提交兵团作战会议讨论。这是因为：第一，晋中战役的目的，是为解放太原创造条件。应尽可能利用野战的机会，诱敌决战，消灭敌之有生力量。歼敌愈多，解放太原便愈加顺利。第二，敌人以五分之四的兵力分散在晋中平原抢粮运粮，正给我们可乘之隙。我以六万之师北上，运动作战，分两次吃掉敌人四至六个师，完全有可能。部队虽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但士气旺，能吃苦，听指挥，守纪律。关键在于计划周密，指挥得当。第三，山区群众经过土改，支前积极性甚高。地方党组织一、二十万民工支前，运送粮食、弹药、烧柴，问题不大。晋中群众对阎军恨之入骨，亦容易发动起来，保卫麦收，配合我军作战。我说：我们打野战，好比吃肉；攻城，好比啃骨头。现在敌人为了抢粮，四面出动，肥肉送上门来，我们不妨狠咬几口，吃他几个师，免得将来费时费力去攻坚城池，啃硬骨头。这笔帐要算一算，有便宜就得赚哪。当然，那时部队没有打过大规模的运动战，又确实疲劳，有的同志顾虑吃不掉敌人反被敌人吃掉，力主打敌一至两个师，也不奇怪。战前有争议，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可以帮助指挥员更缜密地去分析判断情况，权衡利弊，定下决心。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未能取得一致认识。我说：战机紧迫，就按歼敌四至六个师的目标，进行战役部署，错了由我负责。

　　我军的战役部署是：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北上晋中，割裂阎军防御体系，斩断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清剿地方杂匪，确保晋中麦收。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在野战中求得灭敌主力一部，以达削弱阎军实力，缩小敌占区，为攻取太原创造有利条件的目的。整个战役的重心，要求放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上，力争给敌以致命性的打击。各部队据此深入动员，积极进行思想上、战术上、物质上的准备。烧柴问题，由地方党动员和组织太行、太岳、吕梁山区的群众，筹集运输，以保证作战部队的需要。

　　六月九日，兵团发布了晋中战役的命令：

　　以晋绥二、六分区部队归彭绍辉、罗贵波指挥，本月十三日进至太原以北，切断忻县至太原间铁路，并向太原逼近，保卫忻县至太原铁路两侧地段之麦收；以吕梁集团，本月十九日进至文水、交城地区，切断太原至汾阳交通，拔除该地区外围的必要据点，压缩敌于少数孤立据点之内，以确实控制文水、交城、汾阳、孝义及清源之平川地区，保卫麦收；以太岳集团，本月十三日逼近介休、灵石地区，寻机拔除该地区外围若干据点，相机攻取灵石，并切断平遥至灵石间铁路；以晋中集团（太行二分区和北岳二分区部队组成），由肖文玖指挥，本月十九日逼近榆次至太原、榆次至太谷间的交通线，破坏铁路、公路及桥梁，保证太原之敌不能向祁县、太谷增援，并派零散小部队插入徐沟、榆次、太谷三角地区，保卫麦收；以第十三纵队，本月十九日拔除子洪地区敌据点，而后攻歼东观之敌，切断太谷至祁县铁路，主力集结于太谷以南东观地区，机动待战；以第八纵队，本月十九日拔除平遥以东以南外围据点，另以一部切断祁县至平遥间铁路，主力集结于平遥以东地区，机动待战。

　　战役发起的时间，预定为六月二十日。

　　据此，各部队开始行动。我带梁军、任白戈、廖加民、刘凯、杨弘等指挥所的同志，暂去长治。同时，派周士第同志去西柏坡，将上述战役计划和行动部署，向党中央和华北局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的大意是：（一）“保卫麦收”这个口号很好，可以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晋中人民要收麦子，阎锡山要抢麦子，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二）战役的重心，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更有效地保卫麦收。（三）敌人要抢粮，就得出动，便于你们在运动中消灭之。阎锡山还有十四座县城，只要打掉它一两个，敌人就慌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这些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晋中战役的指导思想，对统一兵团领导的认识，放开手脚北上作战，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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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汾战役，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作战对象硬，战役时间久，是场啃“硬核桃”的典型城市攻坚战。

　　临汾守敌仅二万五千余人，孤军被困，无援可增，乍一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有蒋介石、阎锡山的精锐部队作支柱，有现代化的城防工事作依托，有优势的火力火器，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有“与临汾共存亡”的反动决心，又有一套城市防御的战术和经验，因而有恃无恐，顽强据守，难啃得很！我军虽一倍于敌，数量占优势，但部队新，装备差，战斗骨干少，攻坚经验缺乏，要对付如此顽强的敌人，摧毁如此坚固的城堡，其困难程度，的确异乎寻常。要想速战速决，轻易取胜，显然是不可能的。

　　敌人硬，我们更硬，不拿下临汾，誓不收兵。攻坚之难，时间之久，消耗之大，战况之惨烈，在晋冀鲁豫军区发展史上，实属少见。七十二天时间里，我军共消耗炸药十万斤，炮弹十万发，手榴弹二十万个，子弹百多万发；部队伤亡达一万三千五百人，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结果呢？阎锡山的“铜墙铁壁’被彻底摧毁，守敌被悉数歼灭，证明敌人硬不过我军，我们坚决拿下临汾的战役决心，是正确的。

　　我军之所以能够打赢这场持久而残酷的攻坚战役，决不是偶然的。一是客观形势有利。那时，我人民解放军大举向外线进攻，蒋介石的大量兵力，被牵制在中原、西北、华北战场上，已无力顾及山西战局。山西处于内线作战地位，大部分地区落入我手，阎锡山兵力有限，以死保太原为主要目标，不敢派大军南出、营救临汾（只派了一个军进至洪洞、赵城以南，即停止前进）。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有利战机和充裕时间，彻底消灭临汾之敌。二是党中央的坚决支持。攻坚临汾的战役计划，毛主席完全同意，并一再来电，要我们坚持到底。在我军久攻未克的情况下，朱德总司令发现有的同志不同意继续打下去，当即写信给军区领导同志，表示坚信“临汾在敌人无增援的情况下，一定可能打开”。并强调指出：“如向前同志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和支持，临汾战役也就很难进行到底。三是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土改的顺利进行，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参战、支前的积极性。战役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动员支前民工二十万人，门板二十六万块，梁木十万根，粮食数百万斤，保证了前线作战的需要。临汾周围上百公里的村落里，门板全部献出，群众“夜不闭户”，情景十分感人。所以，打完临汾后我曾说过：“如要论功行赏，那第一功就该归之于后方的支援。”裴丽生同志负责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搞得出色。四是部队觉悟高，士气旺，不怕苦，不怕死。部队虽然新组建不久，缺乏打硬仗、恶仗的锻炼，但经过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觉悟明显提高，求战心切，虎虎有生气。组织战场突击队，大家争着报名参加，不叫谁去谁就不高兴，只得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遴选。战斗中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的现象，极为普遍。挖掘坑道那么艰难困苦，部队毫无怨言。为表彰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战后我们报军委批准，授予八纵黄定基第二十三旅以“临汾旅”的光荣称号，还给不少同志记功授奖。五是拿下东关、扫清外围后，趁热打铁，不失战机，迅猛攻城。战后，我问梁培璜：你们原来有何打算？他说：贵军如果晚两天攻城，我们就要突围南逃了！

　　其次，外围据点的争夺，是关系战役成败的关键。

　　我军过去两次攻坚运城，扫清外围的战斗均较顺利；登城战斗则困难些，第一次没打开，第二次亦费力不小。这次攻打临汾却完全不同，争夺外围据点，几乎贯串战役全过程，费时最长，打得最艰苦。

　　这是因为，临汾守敌极为重视外围防御，采取的是“外强中干”的防御战法。敌人不仅在城外筑有警戒、护城、城垣外壕等三道防御阵地，依托大量碉堡群和壕沟暗道构成严密防御体系，而且将主力布于外围，与我决战。开始我们对此认识不足，各纵队多以战斗力稍差的部队担负攻击外围据点的任务，保留主力以待攻城。结果，伤亡多，消耗大，攻击不易奏效，有些据点攻克后又被敌反扑夺回。后来，我们改变了战法，调整了部署，除保留一部主力准备登城外，加强外围战斗的力量，尽量夺取和破坏敌外围阵地，消耗敌人的主力。这就是战役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特点。特别是争夺东关之战，那是关键中的关键。拿下东关，歼敌第六十六师主力，敌人就失去了坚固屏障，陷入极大混乱之中；同时，城外堡垒争夺战，将担任反扑任务的胡宗南第三十旅基本消灭，也是给敌人的致命打击。这就为登城战斗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由此证明，外围战斗，实乃开启临汾战役胜利之门的一把钥匙。

　　既然城垣外围是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决战场所，那末，战役过程中我军的行动，便是由连续的进攻和连续的防御交错而成。占领据点，扩展阵地，要靠进攻；巩固据点，保存阵地，要靠防御。每个据点的夺取固然不易，而巩固却更困难。敌人失去一个据点后，往往立即组织多次反扑，或施行火力逆袭。原先，我们的干部只重视进攻，不重视防御，有些据点好不容易占领，又被敌人夺回；有些据点遭敌炮火猛烈轰击，我伤亡人数较攻占据点时多几倍，吃了大亏。后改为攻击前即作好防御准备，占领据点后，立即构筑阵地，纵深配备，组织火网，控制有力突击队及预备队隐蔽于阵地侧方或后方，诱敌来攻，从而进行反突击，这才改变了局面。事实证明，攻防结合，稳扎稳打，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力争在外围战斗中歼敌主力，是打破敌人“外强中干”防御战法的有效手段。

　　再次，地面战斗和地下战斗相配合，以“土行孙战法”破垒攻城，克敌制胜。

　　读过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的人都知道，土行孙是个神话人物，擅长钻地行走，来无影，去无踪，在姜太公手下屡建战功。我们打临汾，炮火不强，城坚难摧，只好从地下想办法，依靠坑道爆破解决战斗，所以谓之“土行孙战法”。

　　我们挖坑道，敌人也挖坑道，你从外往里挖，他从里往外挖，用“坑道对坑道”的战术，破坏我攻城计划。这场地下斗争，十分激烈，是敌我双方斗智斗力的竞赛。据战后统计，双方挖掘五十米以上的坑道即有七十条之多。我们的坑道，可分为两类：一为超越外壕坑道；一为利用外壕内沿挖掘之强行坑道。为防敌破坏，我军在挖掘坑道中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一）加强组织指挥。每个突击方向均设坑道指挥部，以旅级干部担任指挥，工兵干部任技术顾问，配属以坑道保卫部队及作业部队。（二）步炮配合，尽力控制外壕。坑道挖至外壕边沿，于壕壁开凿腰枪眼，封锁壕内，另挖地道通至壕底，筑成碉堡，由步兵组成立体火网，炮兵进行压制和扰乱射击，封锁敌人，控制外壕，掩护坑道作业继续进行。（三）随时准备进行坑道战斗。坑道内配备坚强的战斗小组，携带轻机枪、冲锋枪、炸药、手榴弹等，并设听音哨。如发现敌之“反坑道”挖近，我坑道有遭受破坏可能时，应主动爆炸，再绕道挖掘；如与敌之“反坑道”挖通，应迅速消灭敌人，控制敌人的坑道。（四）坑道宜隐蔽、坚固。事先准确测定距离，计算掘进的路线、深度，要多挖深挖，迂回曲折，迷惑敌人，每条主坑道两侧，均须挖两条支坑道防护。坑道口务须坚固，出土及排气孔应力求隐蔽，附近勿设炮兵阵地，以免遭受敌机或炮火袭击。这些措施，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地面炮火的集中，是坑道爆破成功不可缺少的补充条件。我们的重火器共有九十二门（榴弹炮四门、野炮六门、山炮四门、十二厘米炮十二门、十五厘米炮六门，八二迫击炮六十门），数量不算多，但集中使用，却能发挥一定的威力。攻打东关和临汾主城，我们都是首先集中炮火轰击，既可压制敌人炮火，摧毁其城防工事，控制外壕，又能剥落城墙的砖层，松动土层，为坑道爆破创造条件。临汾城池打开的两处缺口均达三四十米，就是炮火轰击与坑道爆破相配合的结果。

　　最后，从攻坚中学习攻坚，在实战中形成攻坚兵团，也是临汾战役的一个重要特点。

　　晋冀鲁豫主力部队，早已南下作战，我们的攻城部队绝大部分是从游击队升级而来的。缺乏大兵团作战的锻炼，攻坚更是一门新学问。朱德总司令鉴于解放战争进入反攻决战阶段后，攻坚任务提上日程，要求我们将这支新部队培养成攻坚兵团，并向全军提供攻坚大城市的经验。攻坚临汾这座坚固城堡，正是锻炼和提高部队的大好机会。

　　部队从游击战、运动战转入攻坚战，是个很大的变化，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要有啃“硬骨头”的充分准备，不怕困难，不怕伤亡（当然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不怕敌人顽固据守。要沉着耐心，同敌人比意志，比耐力，比消耗，始终保持攻击箭头的锋锐顽强性，坚持到底。如果久攻不下，便丧失信心，中途撤兵，势必前功尽弃，是最划不来的。在战术技术上，各级指挥员必须掌握攻击和防御结合，步兵、炮兵、工兵结合，火力、爆炸、突击结合等一套指挥艺术；士兵除射击、投弹、劈刺三大技术外，还要掌握土工作业和爆破技术，学会利用地形地物，组织队形，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物质保障上，要着眼于持久作战，充分准备，及时供应，不能指望临战缴获，取之于敌。这些，在战役过程中都得到了证明。

　　从攻坚中学习攻坚，战地练兵是重要一环。实践出真知，战场本身是最好的课堂。战地练兵也不是毫无思想阻力。有些干部或盲目轻敌，或嫌苦嫌累嫌麻烦，或习惯于“同志们，冲啊！”那种游击运动战的指挥方法，不愿抓紧战斗间隙，开展练兵活动。经反复教育，在中后期的围城过程中，练兵活动普遍而深入地展开，有很大进步。战地练兵针对性极强，作战对象、敌堡、地形条件就在眼前，碉堡怎么攻，阵地怎么守，火力怎么发挥，队形怎么组织，炸药怎么点燃……一系列战术、技术问题，就地研究，就地总结，就地演练，弄通练熟后，马上就能取得战果。这种战教合一的训练方法，对提高部队的攻坚能力，解放临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临汾战役我军虽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换来的经验是极为宝贵的。我当时用“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九个字，评价这个战役。毛主席对临汾战役的经验也十分重视，战后立即向其他部队推广：“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七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临汾战役的宝贵经验，有重要历史价值。

老八路

　　临汾攻坚战

　　我晋冀鲁豫部队、西北二纵队和根据地群众，在庆祝运城解放的欢乐气氛中，迎来了一九四八年。

　　年后，我们一面准备整训部队，总结经验；一面大力筹集物资，扩充新兵，向刘邓、陈赓所部输送。一月中旬，胡宗南一部兵力突然北渡黄河，占领运城。我们重新部署兵力，加紧训练，拟围歼胡敌。不数日，该敌又弃城南窜，运城重新落入我们手中。

　　整个晋南，只有临汾一座孤城为敌人盘踞。拔除这个据点，对配合西北战场的作战，孤立晋中、太原的守敌，有重要意义。我们提出部队先在翼城地区集中整训，待开春后攻坚临汾的计划，报请中央军委和刘、邓批准。刘、邓同意。二月十八日，军委复示：“（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隐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

　　防敌北逃，争取不失时机地在野战中予以歼灭，是战前兵力部署的关键所在。我们考虑，临汾附近，无适当地点屯住大兵团，且过早逼近敌人，势必暴露我作战企图，故决定主力部队仍按原计划集中于翼城地区；而以八纵第二十四旅布于浮山以西大阳地区，太岳一个旅布于洪洞、赵城以东地区，控制同蒲路东侧；以吕梁第三、第七两旅布于汾西地区，控制同蒲路西侧。如敌固守不动，各部队整训待机。如敌北窜，则汾河东西两侧的部队迅速出击，抢占要点，阻敌于赵城以南地区；主力部队从翼城出动，一天半急行军即可抵洪洞、赵城一带，围歼逃敌。

　　部署既定，开始了翼城整训。我们的领导机关，人手很少，仅有参谋处长梁军，宣传部长任白戈，队列科长廖加民和十多个参谋、干事。我和他们坐一辆卡车，到了翼城。

　　翼城整训，目的是为攻坚临汾进行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全面准备。军区的部队，除八纵扩编为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旅外，又成立了第十三纵队，徐子荣任政治委员，鲁瑞林任副司令员，辖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旅。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在翼城召开了千余人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中心内容是总结运城攻坚战的经验，动员攻打临汾。王新亭作攻坚运城的总结报告，我作了动员解放临汾的讲话。我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今后我们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攻取大城市，肃清内线敌人的据点，配合外线进攻。因此，必须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示，把晋冀鲁豫的部队培养为专门的攻坚部队，形成坚无不摧的铁拳头。解放临汾是本区春季攻势的第一个战役计划。这一计划的实现，将有力配合我西北和黄河以南野战军的作战，使晋南完全解放，与晋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更加孤立山西境内的敌人。我在讲话中还分析了解放临汾的有利条件及指挥员的责任、加强政治工作、正确处理军内外各种关系、城市政策等问题。这些就是翼城整训的基本指导思想。

　　会后，部队开展攻坚训练和新式整军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物质准备工作，亦较顺利。

　　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这座古城，内高外低，坚厚的城墙，依自然地形砌成，远远望去，宛如伏在汾河东岸的一条黄牛。郊外有个“挂甲屯”。传说李自成兵临城下，屡攻难克，气得“挂甲”于屯庄的树上，拍马而去。多年来，在日寇和阎锡山的盘踞经营下，临汾城池壕沟交错，碉堡林立，更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要塞。在城外，敌人依托村庄、高地、碉堡、壕沟，组成四道环形防线；每道防线上均筑有高达两丈左右的水泥主碉，周围置有集团工事、铁丝网、暗道、鹿砦、地雷等多种防御设施；环城外壕又宽又深，达八至十米。在城内，城墙高十四米，厚十至三十米，能并行两辆卡车。有些地方设上、中、下三层火力点，每百米有横墙和铁丝网阻隔，形成独立防御地段。环城内壕、集团工事、炮兵阵地与城上的反射火点，相互交叉，构成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城里与城外的暗道相通，直至防御前沿。一贯重视防守战法的阎锡山，把临汾视为“铜墙铁壁”、攻不破的堡垒。

　　守敌共有二万五千人，包括胡宗南第三十旅两个团及一个炮兵营，阎锡山第六十六师，另有杂牌军和土顽武装八个团，守城总指挥为阎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敌人为固守临汾，长期顽抗，四出抓丁、抢粮，聚积大批军用物资，并在内部大力进行反共教育，实行特务控制。

　　在初步弄清地形和敌情的基础上，二月底，我们制定了攻坚临汾的作战部署。同时也考虑了下一个战役的发展方向，或南下豫西，或北上晋中，以便攻克临汾后，乘胜进击，夺取更大的胜利。

　　我军的作战部署是：以原集结在赵城、洪洞一带同蒲路两侧的部队，担负防敌北窜、相机打援的任务；以吕梁部队一部位于汾河以西，牵制城西守敌；以八纵位于城南，十三纵位于城东，太岳部队位于城北，扫清外围，三面攻城。如果晋中方向敌人来援，则以一部兵力围城，调动主力北上打援，而后回师解决临汾之敌。我们要求各部队行动要隐蔽、神速、果敢、坚决，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力争在城外大量歼敌，以减少攻城阻力；机动指挥，讲求战术，步炮协同，军民合力，一举破城歼敌。预定三月十日，发起总攻击。

　　临汾战役的第一阶段，是扫清外围，三面攻城。

　　三月六日，敌数架大型运输机，在临汾城南机场降落，将胡宗南第三十旅一个营运走。我们接到情报后，判断胡敌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的企图。前敌指挥部一致决定：提前执行战役计划，七日发起攻击。当夜，我翼城地区的部队，以急行军抵近临汾城郊，包围了敌人。七日凌晨，八纵二十四旅首先向南郊机场进攻。部队没有经验，不会封锁飞机跑道，让七八架运输机起飞逃掉，仅摧毁敌机两架，待命起飞的敌军亦逃往城内。我军控制了机场，使胡敌的空运计划破产。临汾守敌，成了瓮中之鳖。

　　梁培璜死顽固，企图凭借强固工事和优势火力，坚守待援。为此，他给属下下了一道“八杀”的命令，即：奉令进攻迟延不进者杀；奉令赴援迟延不进者杀；未奉令放弃守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而代行职务者杀。杀！杀！杀！梁培璜的用兵手段和反动本性，可见一斑。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个“硬核桃”，你决心不大，牙齿不坚硬，就甭想咬碎它。

　　我军发扬勇敢顽强、迅猛突击的战斗精神，经一周多激战，夺取了城外敌人的大部主阵地。前线指挥所，亦移至城东十公里的东堡头村。部队从东、南、北三面向城垣附近突击，敌依托集团工事和密集火力顽强扼守，使我军的攻势受阻。

　　我到前沿去观察地形，了解敌人的火力配置情况，深感这场攻坚战，比我们原来的预想，要复杂、艰难得多。临汾城池呈横“吕”字形。西、南、北三面，只有城垣、城门，没有城关，犹如“吕”字的下部；城东设关，不仅有密集的居民建筑，且另有城墙护卫，恰似“吕”字的上部。城西紧靠汾河，不便大部队运动；城南为开阔地带，敌工事林立，壕沟交错，使我军接近城垣受极大限制；城北地势较高，有登城阵地，敌守备亦较薄弱，但因地势空旷，部队不易隐蔽运动，攻城势必付出极大代价；只有东关，是我军隐蔽部队、接近城垣、实施突破的有利地带，而那里，却正是敌人的主要防御方向，由阎军第六十六师重兵扼守。

　　权衡再三，我们决定改变从东、南、北三面攻城的作战方案，重点攻击城东与城北。以十三纵向东关突击，力争消灭守敌第六十六师主力，并策应城北部队攻城；以八纵第二十二、二十三两旅位于城北北门及以西地区，攻击兴隆殿等要点，以太岳部队四个团位于北门以东地区，攻击日本坟等要点，两支部队进而全力攻城；以八纵第二十二旅及太岳部队两个团，位于城南，实施助攻，牵制和迷惑敌人。接着，各部队即根据新的部署，调整兵力，进行攻城准备。三月二十二日，八纵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同志，在城北看地形时，不幸中弹牺牲。王墉是河北省乐亭县人，北大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八年抗战，是位优秀指挥员。他作战勇敢，很有头脑，带兵严格，爱护下级，在部队中威信颇高。攻坚运城时，他率二十四旅冲锋陷阵，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抢占临汾机场的任务，也是他率部胜利完成的。王墉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使我和许多同志极为痛心。

　　三月二十三日，我军发起全线进攻。临汾城下，枪炮声，爆破声，厮杀声，交织成一片，震人心弦。

　　担负攻打东关任务的第十三纵，以三十八旅从东南方向突击护卫城垣，以三十九旅从东北方向突击电灯厂。经三昼夜血战，首先占领了电灯厂。该厂紧靠城垣北侧外壕边沿，筑有为数不少的围墙、暗道、外壕、铁丝网、明碉暗堡等复杂防御工事，就象一座独立的小城堡。守敌一个团，前沿阵地被我突破后，敌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亲赴现场督战，调来援兵，组织反扑。我军占领每座房屋，攻取每座碉堡，都遇到敌人的拼死顽抗，要付出血的代价。经反复争夺，我三十九旅终于将守敌一团另两个营歼灭，全部占领电灯厂。战斗中，一一五团一连五班班长毛德兴等七勇士，发挥尖刀作用，连破敌三道战壕，攻陷两座碉堡，为部队向纵深发展，开辟了道路，战后受到表扬。在东南方向，我三十八旅采取坑道掘进和炮火轰击（仅有四门炮）相结合的打法，从护城垣上打开一个缺口。突击队登城后，因缺口太窄太陡，后续部队跟不上去，被敌人压了回来，第一次攻关未成。第二次攻关改为以坑道爆破为主，打开缺口后，因指挥混乱，联络太差，登城部队在缺口处拥挤成堆，不仅遭到敌人火力的严重杀伤，且被自己的炮弹打到缺口处，炸掉已经登上城垣的一个班，结果又未成功。在此同时，我城北部队经激烈战斗，攻克四号碉，在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中，杀伤敌五百余人，巩固了阵地。因日本坟、兴隆殿等要点均未攻克，拟从北关破城而入的计划亦无法实现。二十九日，我们令部队停止攻击，第一阶段的作战，遂结束。

　　这段作战历时二十二天。我军虽基本扫清临汾周围的敌据点，但攻城计划未能实现；共杀伤敌近三千人，自身伤亡超过三千，弹药消耗也很大。主要原因是：在战役指导上，对敌人工事特点及顽抗程度估计，企求速战速决，因而兵力使用不够集中，主攻方向变来变去；在干部指挥上，存在轻敌和急躁情绪，打莽撞仗，“羊群”战术，不善于精心组织战斗，灵活克敌制胜；在步炮协同上，缺乏经验，坑道爆破、炮火射击、步兵冲锋未能有机结合，不仅不能有效杀伤敌人，反而多次误伤自己，增大了部队的伤亡。

　　战役第二阶段为夺取东关。

　　第一阶段攻城受阻，伤亡又大，士气颇受影响。上层领导干部中，有人对能不能打下临汾，亦发生动摇，甚至建议撤兵。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系胜负于一念之差的关键时刻。我们冷静分析，权衡利弊，认为取胜的把握甚大，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回兵！前敌指挥部于三月底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我在会上作了报告，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作战部署，鼓舞战斗意志，以利再战。我说：一定要拿下临汾，打不下来我们围困也要把它围下来！

　　新的作战部署要求，集中兵力，突击一点，拿下东关，用“土行孙战术”，打破敌人的“铜墙铁壁”。我们将八纵主力二十三旅调到城东北，依托电灯厂攻关；将十三纵原预备队第三十七旅置于城东南，向小东门及府门之间突击。为掩护部队攻城，集中军区炮兵团和八纵、十三纵全部火炮，以及太岳部队部分火炮，统一使用。限定四月十日前，做好攻关准备。

　　各部队根据新的部署，统一思想，侦察地形，挖掘坑道，进行战地练兵，发扬军事民主，广泛开展学习李海水运动。李海永同志是十三纵三十八旅一一二团七连的战士。他在第一次攻打东关时负伤，未来得及撤出外壕，与部队失去联系。当即隐蔽在战壕内，将胡廷海、王石富等十多名伤员组织起来，阻击敌人。坚持战斗一天半，打退敌九次反扑，最后掩护大家撤出外壕，返回部队。前指为表扬李海水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精神，命名七连为“李海水连”，号召全军向李海水学习。他的英雄事迹，传遍全军，鼓舞广大指战员战胜困难，一往无前。至四月九日，我攻击部队共挖出接近护城垣的四条坑道。当夜从十里以外将一万六千多斤炸药，运进坑道口装填完毕，攻城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十日下午四时，我们命令发起攻击。我九十二门各种火炮同时开火，对敌阵地进行摧毁性射击，一小时后，各种火器同时开火，火力准备持续达两小时。接着，三条主坑道同时引爆（另一条因导火具失灵，未起爆），从护城垣炸开两处缺口。突击部队冒着浓烟登城，一举成功；后续部队跟进，向纵深发展。经一夜激战，敌六十六师大部被歼，东关遂为我占领。

　　攻占东关的胜利，长了我军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出席南京伪“国民大会”的山西省的议员老爷们，乱成一团，一日两次向蒋介石请愿，要他当面答应立即派飞机助战，挽救临汾危局。蒋介石为给阎锡山、梁培璜打气，在伪“国民大会”上宣称“决心保卫临汾”，并令国防部次长林蔚着陈纳德派飞机助战，疯狂轰炸临汾城外我军阵地，向城内投送面粉、大米、罐头以示援应。阎锡山无力派兵支援，三次打电报令梁培璜“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梁培璜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除了向蒋、阎表示“决心与临汾共存亡”，勒令属下死守城池外，已是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了。

　　第三阶段为破城歼敌。

　　我军占领东关后，迅即整顿队伍，调整兵力，准备攻坚临汾城池。敌机整天狂轰滥炸，东关的房屋大部被炸塌，给我军的运动和补给造成很大的困难。党中央对解放临汾，极为关心。朱德、刘少奇同志专门给我们发来电报，介绍聂荣臻他们攻坚石家庄的经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攻克临汾。毛主席在去晋察冀途中，亦来电称：“庆贺你们歼灭阎敌六十六师及肃清临汾外围和攻占东关的胜利。”这对全军指战员，是有力的鼓舞。

　　我们的攻城部署是：首先扫清战壕外沿的敌据点，从城东和城南挖掘多条坑道接近城垣，爆破登城，全歼守敌。以十三纵位于城南南门以东地区；八纵位于城东南角至大东门地区；太岳部队位于城东北角至大东门地区。扫清城外守敌与挖掘坑道，同时并举。

　　夺取城壕外沿据点的战斗，四月十五日打响。城东及城南的一号碉、老鸦嘴、火车头、二十号碉、二十一号碉等阵地，敌我反复争夺，战况异常激烈。敌以杂牌部队守碉，而以精锐胡宗南第三十旅进行反扑。我每夺取一个阵地，均遭到敌人的拼死顽抗和疯狂反扑。城东的一号碉被太岳部队四十四团九连占领后，一天之内，敌以一个营的兵力进行三次反扑，该连最后只剩下五名战士，仍坚守阵地，最后在五连配合下，向敌反击，将敌营基本打垮。敌机频繁出动，向我阵地轰炸扫射，我们有个团指挥所被炸，全埋在土里了！敌人为夺回失去的阵地，竟大量使用毒气和燃烧弹，城垣外围，一片硝烟火海。激战十多天，城壕外围阵地，基本为我控制。

　　挖掘坑道是一场更为艰苦的地下战斗。我们挖，敌人也挖。他们企图以“坑道对坑道”的办法，破坏我坑道作业。我们缺乏机械工具，全靠人力挖掘；铁锹损耗率很大，供不应求，指战员就用刺刀、瓦茬、手指挖，挖得手指头出血。坑道狭窄，空气稀薄，越往里挖，人越喘不过气来，不少同志昏倒在地道里，救醒后仍坚持作业。人手不够，领导干部、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一律参加。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身患肝病，仍日以继夜指挥坑道作业。工兵排长张云贵，带领全排战士日夜奋战，成绩突出，被评为战斗英雄。五月上旬，我军共挖出破城坑道十五条，掩护坑道四十余条。除被敌发现破坏着外，攻城前夕，有三条主坑道完好无损，通过城壕下面，直抵城墙墙基。

　　这时，中央连续来电告诉我们，傅作义、阎锡山企图联合进攻石家庄，保卫石家庄是当务之急。要求我们抽出三个旅的兵力，兼程开至太谷附近，攻击和牵制阎军。为此，前指决定将太岳一个旅及吕梁部队两个旅，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北上晋中，牵制阎军；攻城任务，由八纵、十三纵及太岳部队两个团完成。

　　五月十七日，我军发起总攻。在我炮火轰击和坑道爆破声中，从东城炸开两个三四十米宽的缺口。突击队首先登城，部队相继攻入，展开巷战。因守敌在城内埋有大量地雷，工事坚固，火力又强，我进攻部队伤亡不小。指战员发扬勇猛顽强、前仆后继的战斗精神，向敌纵深猛插猛进，逐垒夺取，终于粉碎敌人的顽抗，当夜将守敌全歼。梁培璜带少数残兵败将从西门过汾河逃走，我让汾西部队无论如何要捉住他，最后果然把他抓了回来。战后，我到城墙上走了一圈。第一次看到如此坚厚的城墙和强固的防御工事，深感战役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这次战役，历时七十二天。我军共歼敌两万四千余，其中俘敌总指挥梁培璜、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以下近两万人。至此，晋南全部解放。我军北上晋中，与敌决战的日子，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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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运城

　　我到晋冀鲁豫军区就职，正是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反攻的开端。

　　第一年作战，我军取得了辉煌战绩，先后歼敌正规部队七十八万人，杂牌军及保安部队三十四万人。在我严重打击下，敌士气沮丧，厌战情绪严重，开小差者即达二十万人。敌人的战略进攻，除山东外，均已被迫停止，转入防御。敌我斗争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党中央和毛主席规定我军第二年的作战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在新老解放区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晋冀鲁豫军区当时面临的任务有三项：一是配合与支援主力部队（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外线出击，挺进中原和豫西；二是独立完成内线作战的任务，围困和消灭山西境内阎锡山的十五个正规旅；三是实行土地改革，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援战争。

　　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向南集中，准备渡黄河南进，上党地区空虚。我刚刚上任，就接到报告，说高树勋部拟利用我腹地空虚的机会，发动叛乱，带部队过黄河，投靠蒋介石。该部起义后，我军曾派了一些政工干部去工作，普遍开展下层的翻身运动，撤换反动军官，发展党的力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高树勋在一些上层反动军官及特务的包围下，对我离心离德，并与国民党军统洛阳站取得联系，秘密召开反动军官会议，加紧进行叛变的准备。经请示中央和刘、邓，我们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防患于未然。六月中旬，我派往高部的政工人员带领士兵首先扣押第一师的反动军官，接着包围高树勋总部及住宅，经战斗，高被解除武装。连同该部一军、二军的高级反动军官，一并送来军区司令部，听候处理。高树勋起义有功，与坚持叛变的反动分子不同，故中央采取宽大政策，只让我们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仍留军区工作。这一事件的顺利平息，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和措施是正确的。

　　为南进主力筹集兵员、粮食、武器弹药的任务，十分繁重。太行、太岳山区本来就穷，八年抗战消耗又大，群众生活艰苦至极。解放战争开始后，战役规模很大，供应线绵长，所需粮食、担架、大车、骡马、兵员大多靠老区负担，因而困难越来越大。是年，夏收遭灾，黄河复堤工程亦需大批经费、粮食、民工。但是，为了保证战略反攻的需要，我们还是要动员群众节衣缩食，参军参战，竭尽全力支援刘邓、陈谢大军。八月间，动员两万常备民快随陈谢兵团行动。十一月间，一次即动员七万三千新兵补充到刘邓、陈粟、陈谢、彭张等野战部队。太行、冀鲁豫、冀南先后出动的民兵、民工，不下三四十万人。

　　刘邓大军、陈谢兵团相继南进后，晋冀鲁豫军区留下的正规部队少得可怜，只能从地方武装升级，以解兵力不足的燃眉之急。从八月到十二月，我们以太岳军区的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第八纵队，辖二十三、二十四两旅六个团，作为军区的主力；以太行军区的分区团队、县独立营、游击队，组成太行独一、独二两旅，共六个团；以冀鲁豫八分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冀鲁豫独二旅（独一旅组成后即归属刘邓大军）；以太岳军区第十八、十九、二十分区的地方武装，组成四个团；以冀南地方武装组成两个独立旅。总兵力约五万余人。各旅、团虽按“三三制”组建，但兵员、干部很不充实，装备尤差。

　　为贯彻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实行土地法大纲，整顿党的组织，十月三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召开全区土地会议。会议开了八十五天，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才告结束。出席会议的有我和薄一波、滕代远、宋任穷、廖承志、杨秀峰、王从吾等同志及县团以上干部，近两千人。薄一波出席了刘少奇主持的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由他传达会议精神，主持讨论和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我致闭幕词。会议期间，大家总结了一年来晋冀鲁豫地区的土改经验，研究如何贯彻“大纲”，解决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对会后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但是，会议受全国土改会议精神的影响，着重反右，忽视了防“左”。因而在土地改革中，出现了贫雇农坐江山，对地主扫地出门、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等现象，后来作了纠正。

　　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即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三查三整”运动。重点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纯洁党的队伍。为了迎接胜利反攻的战斗任务，保证地方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整党运动要求很严格。例如，部队党员不准干涉地方的土改；每个党员要检查对土改的认识及阶级立场、思想意识；出身成份和历史要交代清楚；混进来的地富分子、坏分子一律清除；等等。通过三查三整，党员觉悟大提高，斗志旺盛，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有明显加强。这对推动部队的建设，无疑有重要作用。

　　山西境内的敌人，盘踞在铁路沿线的大同、太原、榆次、临汾、运城及晋中地区的一些县城，已处在解放区的四面包围中。位于晋南的运城，是南扼陇海铁路、潼关要冲及黄河渡口的战略要点。拿下该城，我军便封住了晋南的门户，既能解除陈赓兵团从豫西出击陕东的后顾之忧，又能切断山西敌人南逃的去路，对牵制胡宗南部于渭北地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亦有积极作用。我们决定首先攻坚运城，并伺机打援。中央表示同意。

　　运城守敌为蒋军第三十六师和十七师各一个团，汽车第六团，阎军保安第五团、第十一团及杂牌军一部，共一万余人。城墙坚固，堡垒密布，火力甚强，粮食储备又多，比较难啃。五月间，太岳部队曾攻过一次运城，占领了飞机场和西关、北关，但因城坚难摧，部队又要执行南进任务，遂主动撤离。我们这是第二次攻打运城。

　　九月下旬，我们制定了攻城部署。决心以王新亭第八纵队和吕梁独三旅、太岳三团等部，担任主攻任务；以一部兵力继续牵制临汾之敌，防其南下；以另一部兵力扼控三门峡、茅津渡、风陵渡等黄河渡口一线，阻击胡宗南部增援。因部队缺乏城市攻坚经验，我们要求战前深入动员，周到准备，反复进行坑道作业、爆破、组织火力、诱敌出击、登城破堡等演练，力争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十月八日，攻击开始。经一周激战，我军扫清敌外围据点。运城守敌被我团团围困，告急求援。胡宗南派其钟松师四个旅，从三门峡地区北渡黄河，增援运城。我们遂令攻城主力部队撤围，开至平陆一带打援。敌人装备好，突击力强，我军火力差，缺乏打硬仗的锻炼，顽强性不够，被胡敌一部突破防御阵地，窜往运城。我们只好暂时取消攻城计划，另寻战机。

　　这一仗打得不理想，部队士气颇受影响。新部队打仗，最怕头一炮不响。一仗下来，没取得多少战果，指战员们灰溜溜的，觉得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立即进行战斗总结，肯定攻城战斗牵制了胡敌南进，对外线作战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同时，指出打援失利的原因所在，由领导上承担主要责任。号召大家加紧训练，积极进行第三次攻打运城的准备。这样，部队情绪才稳定下来，全力投入攻城训练中。

　　第三次攻打运城的部署，制定于十二月初。时王震率西北二纵队路过晋南，休整待命。这是一支生力军。我们和王震商量，拟请该纵队参战，他答应得很痛快。报告中央后，毛主席复示：“（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那时，胡宗南在黄河南岸的潼关、陕州、洛阳一带有四个旅另一个骑兵团，是渡河增援运城的主要力量；黄河西岸黄龙山区有一个步兵师另一个旅，因受陕甘宁我军的牵制，渡河援运的可能性小些。所以毛主席提醒我们，特别注意黄河以南的胡敌北渡。

　　我和薄一波、滕代远因出席土地改革会议，决定组成运城前线指挥部，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王震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冀鲁豫和西北二纵两支部队，协同作战。攻城任务以八纵和二纵主力担任，其余部队置于黄河北岸和东岸的要点，准备打击来援之敌。战前，王新亭和王震同志反复研究敌情、地形，提出首先扫清外围据点、以城西与城北为主攻方向的作战方案，我们同意。

　　十二月十六日夜，攻击开始。天正下雪，寒气逼人。部队冒雪破堡，横扫敌外围据点。城内城外的守敌胡宗南、阎锡山部及土顽一部，共一万三千余人。他们重新修复了上次被我摧毁的明堡暗碉，凭借优势火力，构成东西南北四大护城阵地，顽强抵抗。我军缺乏火炮，靠炸药包破堡前进。经一周外围争夺战，敌四大防御阵地均被我摧毁，残敌逃入城中固守。这时，胡宗南部四个旅，集结在黄河南岸陕州至潼关一线，企图渡河增援。我军如不迅速攻克运城，全歼守敌，势必功亏一篑。二十四日，我们令部队乘胜发起猛攻，激战两天两夜，尚未攻克。这是叫劲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动摇决心的关头。我打电报给王新亭，下死命令，坚持最后五分钟，一定要把运城拿下来。二十七日黄昏，我八纵二十三旅组织爆破队，用三千公斤的炸药爆破城墙成功，一举从城北突破，攻入城内；敌慌乱不堪，城西亦被王震纵队突破。巷战一夜，将万余守敌基本歼灭，取得了攻坚运城的重大胜利。

　　我军攻占运城后，胡宗南部的前锋从太阳渡抢渡黄河，遭我太岳三分区部队的顽强阻击。激战一天，迫敌退回黄河对岸。从运城南逃的千余残敌，亦被该部围堵歼灭。

　　运城攻坚歼灭战，不仅动摇了山西境内敌人固守城市的信心，而且创造了我军攻坚城市的宝贵经验。部队经过艰苦作战，在战斗意志、战术思想、战斗作风等方面，都得到锻炼和提高，从而为下一个战役——攻坚临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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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初到解放战争前线
　　抗战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从峨嵋山跑下来，抢地盘，摘“桃子”。目的很清楚；独吞胜利果实，消灭人民力量，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内战乌云，布满天空。为争取和平，阻止内战，我党尽了最大努力，毛主席还亲自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订立了“双十协定”。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极端仇视人民力量的阶级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所谓“谈判”，是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力量，迫我就范。他手里有数百万军队，有源源不断的“美援”接济，有大半个中国的地盘，自恃消灭革命力量的“资本”，绰绰有余，决心不顾一切，掀起内战。“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各战区发出“剿匪”密令，调集重兵，准备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我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主席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毛泽东选集》第一一二七页)交出革命武装去当“官”，拿人民的利益做交易，坚决不能干。我们反对内战，力争和平，但蒋介石一定要打，那就对不起，只好武装自卫，；奉陪到底。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个决心，完全正确，下得及时，教育了全党，武装了全党。在上党，在绥远，在邯郸，蒋介石的军队向我大举进犯，因为我党我军有了充分准备，坚决武装自卫，结果取得歼敌十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上党、绥远、邯郸三个战役，虽然还不是全面内战的开端，但证明党的路线和自卫方针的正确性，证明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对保卫革命果实，增强人民战胜反动势力的信心，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那时出院不久，身体较虚弱，住延安枣园继续休养。有次和毛主席在院子里散步，谈到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我说；看来要狠打一家伙，不打是不行的。主席说：对，只有打才能推迟和制止内战的发生。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也不怕。只有彻底消灭他，他才彻底舒服。眼看形势紧张，内战将起，自己不能重返前线，为党尽一份力量，有时心里烦躁不安，着急得很1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很关心我，经常看望，送点营养晶，劝我安心养病。我的生活亦较规律，早睡早起，除每天坚持两三个小时的体力锻炼外，其余时间看书、看报、看文件，研究形势，思考问题，有时也拉拉胡琴，打打扑克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空有革命理想和热情，是不行的。重病一场，使我对这点体会尤深。为此，我尽力克制自己，与急躁情绪作斗争，静心养病。到一九四六年春，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自信恢复健康已为期不远了。

　　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一百六十万大军，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内战全面爆发。

　　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事先正确地估计了形势，提挈全党全军，积极做好应变的准备，这就为渡过战争初期的难关，创造了条件。那时，我军已经控制了北起中苏、中蒙边境，南抵长江，西起陕甘宁边，东至北海沿岸的大片北方领土，既解决了战略靠背问题，又有广阔的机动回旋余地。各战略区几乎连成一片，便于相互援应，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小块根据地孤立存在，遭敌众兵分割“围剿”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全解放区人口约两亿，军队一百二十余万，地方武装和民兵二百余万，划分为晋冀鲁豫、晋察冀、中原、华东、东北、晋绥六大战区，加强了各战区的党政军领导和独立作战能力，形成正规军、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系。各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调动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掀起参军、支前、生产的热潮，为支持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源泉。各战区的部队，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军政素质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我党不断揭露蒋介石反对和平、制造内战的阴谋，不仅内部有了充分思想准备，而且有力地争取了国际国内进步人土的支持和同情。这些条件的存在，加上战略指导方针的正确，使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头四个月里，即歼敌三十五个旅，近三十万人，顿挫“国军”进攻凶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计划。由此可见，有备和无备大不一样。兵书上所谓“忘战必危”、“有备无患”，的确是真理。

　　蒋介石机动兵力有限，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目标首先是延安，企图打击我中央首脑机关，进而腾出胡宗南的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兵力，投入华北战场。我陕北部队仅两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险恶。十一月十八日，中央作出放弃延安的决定，并决定将后方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先行疏散，分批向晋绥解放区转移。

　　疏散前夕，毛主席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见见面，讲了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强调解放战争非打不可，打就打到底。他说：这个战争可能打三年、五年、十年。三种打算，即短期、中期、长期。要准备长，争取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会后，我与徐特立一家、王明一家、郑位三一家、刘少奇爱人王前，以及黄杰同志，共二十多人，乘卡车先去绥德。这是一批老弱妇孺病。徐老年逾花甲，王明，郑位三和我有病在身，剩下的就是警卫员和妇女、娃娃。组织上指定我当小队长，；负责途中的指挥和安全工作。夜间行车，凌晨抵绥德河东的一个村子，我担心敌机轰炸，叫大家赶快下车，搬行李，进窑洞。王明说：慢一点嘛，别急！我说：不行，要快，听指挥！果不然，我们刚进屋，敌机就来了。司机满机警的，开车就跑，转移目标。敌机俯冲扫射，子弹打穿了油箱。但大家未受损失，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在绥德住了二十多天，心里急得很。王前不愿住在这里，正巧彭德怀去榆林视察回来，路过绥德，她爬上彭总的车返延安去了。我和爱人黄杰商量，说：“战局这样紧张，老呆在后方转来转去，实在不安，我们还是一起到太行前线去吧！你虽然怀孕在身，但路上有人照顾，我看不会出问题。”她完全理解我的心情，支持去前方。我就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晋东南。我和黄杰同志是一九四六年五月结婚的。她是湖北江陵人，在武汉军校女生队学习过，一九二八年入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领导和参加了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央领导机关工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刘伯承、聂荣臻等同志都了解她。

　　中央复电同意我的要求，要我先到太行山休息，恢复健康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工作。我和黄杰同志十分高兴，马上收拾行装，告别徐老，王明等人，带上警卫人员、伙夫、女儿鲁溪和两匹马，向山西进发。数九寒天，北风似刀，气温达零下二十度左右。只有日当中天前后，显得暖和些。一路行进，越过数不尽的沟沟峁峁，才到达黄河边的军渡渡口。那里的部队派人护送我们乘船渡河，冒着小雪到达晋绥根据地的柳林，正是一九四七年元旦前夕。贺龙同志得知我来，专程从兴县赶来看望、拜年，热闹了一番。

　　个把月后继续进发，经离石翻越吕梁山脉，抵汾阳。陈赓同志派查玉升带一个连来接我们，还给我预备了副担架。从祁县以南、崞县以北过汾河，冬日水浅，查玉升他们临时找了些门板、木料搭成浮桥，夜幕中通过。忽然，背后远处响了一阵枪，查玉升很紧张，怕敌人发现我们，立即派人侦察。结果是敌人没弄清情况，乱放了一阵枪，我们才放了心。进入太岳山脉，翻绵山，就是介子推烧死的地方。山势陡险，盘山小路仅容单人单骑通行。快到山顶时，过—个拐弯，驮行李的牲口拐不过来，把我的书箱子翻到山沟里去了。据老乡说，那带叫“后悔沟’，意思是人走到那里，稍一不慎就会跌下山沟，后悔莫及。下山更费劲，风刮得很大，“后悔沟”也多，只能小心谨慎，慢慢走。在一个山窝子里，住着几家人，我们休息了一下。抵山脚下马村，陈赓同志带了些人来接我们，见面后格外高兴。他还是老样子，说话幽默，爱开玩笑，永远是个乐天派。在安泽，陈赓向我介绍了太岳军区的情况和山西的战局，还给我调来几个警卫员。

　　二月中旬，我们到达长治市。长治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字形的街道，商业发达，市面繁荣。适逢春节，人来人往，鞭炮不停，显得格外热闹。我们住在一所日本式的宽敞住宅里，据说原来是日本侵略军师团长的房子。头天住下，第二天黄杰同志分娩，找人接生，忙活了一阵子。当地驻军系起义不久的高树勋部，尚未彻底改编，成份比较复杂，有些人对起义不满，与特务勾结，暗地里搞名堂。高树勋来看过我，请我吃了顿饭，我对他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说了些鼓励的话。本来，我们不想在长治久停，但因黄杰产后身体虚弱，加上我一路过度疲劳，需要休息，便拖了下来。半个月后，敌机来轰炸，在我住地附近扔了三颗炸弹，险些炸着我们。估计是高树勋部的特务捣鬼，给敌人送了情报。为安全计，我们搬到离城四十多里的村子里居住，直至四月间。这时，胡宗南已占领延安，但我军在各个战场上，却连战皆捷，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正准备转入全面反攻。

　　六月上旬，我到太行山区，住河北省武安冶陶，见到薄一波、滕代远等同志。十三日，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上任后，我与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合作，担负起内线作战、消灭阎军、解放山西的任务。那时，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正根据中央“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指示，拟率主力部队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他们住在邯郸地区，进行军事、政治、后勤等各项准备工作，十分繁忙。我没有见到他们，但经常有电报联系。我的精力，放在留下来的这摊子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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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始自一九四一年五月的高干整风学习会议。毛主席强调：整风，主要是高级干部，其次是中级干部，再次是下级干部。这次整风，分为高干整风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全党整风（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十月）、总结提高（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三个阶段，历时四年之久。我在联防司令部和抗大期间，一直参加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党的建设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从中受到的教益，是终生难忘的。

　　首先，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即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延安整风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不解决这个问题，全党便无法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从而确立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思想路线。

　　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建党之日起，我党就不乏注意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同志。党依靠着他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经过反复实践、摸索，走上了武装斗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坚持了土地革命战争，赢得了敌后抗战的重大胜利。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而历次机会主义却违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危害最甚的是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四年，曾使党几乎陷入绝境。

　　王明一伙在四中全会上台后，大肆泛滥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等恶劣倾向，荼毒全党。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一窍不通，却寻章摘句，夸夸其谈，以“精通”马列主义而自居；对武装斗争、建设红军、创造根据地、土地革命和反敌人“围剿”，毫无实践经验，却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写决议，发指示，“钦差大臣”满天飞，凭主观臆想指导革命。革命实际纷繁复杂，千变万化，他们不调查，不研究，照搬“本本”或外国经验，把抽象原则和死板公式当作“万应药方”，套在活生生的变化发展着的革命实际中。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特征，乃是教条主义者的致命顽症所在。结果，弄得党内死气沉沉，一切“唯书”、“唯上”，失去了生动活泼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针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给党造成的危害，毛主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党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调查研究。同时，规定了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八○三页）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在整风学习中，深刻体会到，共产党人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我在整风笔记中写道：“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客观事物、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国际国内的情况及变化等事物的了解、认识，辨明其发展规律，决定正确的政策。”并且归纳了坚持调查研究的十条要求自己：“1.长期性。是经常的工作，不是一时的突击工作。2．彻底性。对每一个问题务须弄个水落石出。3．具体性。不仅注意问题的正面，还务须注意各个侧面，以免挂一漏万。4．真实性。反映真实的材料，不要出以臆断。5．计划性、组织性。明确目的，不能无的放矢，也不能无矢求的。6．批判性。兼听不兼信，仔细研究各种反映。7．抓住中心，要有准确的时间、地点和问题。8．深入各阶级，利用各阶层的干部。9．多去底层，不能忽视大多数。10．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

　　第二，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从政治上分清路线是非，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地位，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是延安整风解决的又一根本问题。什么“两条路线”、“王明‘左’倾路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经过整风学习，我才有了深刻的认识。

　　“六大”以来，在党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教训是很深刻的。第一次“左”倾，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冬，翌年四月基本结束。那时，我参加了广州起义，又在东江坚持游击战争，对一些“左”的口号和作法，深有感触。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争的失败，与“左”倾错误有很大关系。第二次“左”倾，即“立三路线”，约半年的时间。我在鄂豫皖根据地，仅有两千来人的队伍，中央却叫我们去攻打武汉！以卵击石，行不通，我们作了抵制。根据地里贯彻“左”倾政策的结果，造成许多农民“反水”，一部分红色政权塌台，吃了苦头。第三次“左”倾是王明路线，统治时间最长，形态最完备，影响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反右倾机会主义”、“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极力推行“左”的一套。什么“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呀，“武装保卫苏联”呀，“两条道路决战”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呀，“创造百万铁的红军”呀，国民党“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总崩溃”呀，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中心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呀……纯粹是冒险主义、盲动主义。与此相联系，在军事政策、土地政策、城市工作、敌军工作等方面，也都“左”到无可再“左”的地步。结果，招致白区党损失近百分之百，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那套“左”的东西，竭泽而渔，弄得民穷财尽，使部队无法生存下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福建事变发生，博古等人不懂得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对付蒋介石，一面和人家订了三条协定，一面又说蔡廷锴等“比蒋介石还蒋介石”，把送上门来的同盟者抛到一边。我们学习小组，对此事议论很多。事实证明，“左”决不比右好，不论“左”的或右的路线和策略，都会葬送革命事业。

　　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武装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白区工作以刘少奇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是坚持正确路线和策略思想的典范。他们代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志，站在最前列，同教条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系列的文献和实践活动，可资佐证。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完全正确的。从此，才使革命转危为安，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正确路线和策略，才赢得了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同样是一个模范”的论断，也是正确的。

　　第三，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

　　用整风的形式，去分清路线是非，去克服党内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贡献。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开展党内斗争，克服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全党，团结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

　　我们的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党。但党的成员来自社会，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混进党内来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党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正确与错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而，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团结、批评、团结”，而不是其它。不明确这一点，开展党内斗争，势必走到邪路上去。

　　王明路线时期，发展了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他们从宗派主义集团的私利出发，把“党内斗争”变成提高自己“威望”、剪除异己、吓唬党员的经常手段。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页）大家对此深有体会，举出了许多事例。在中央苏区，王明一伙大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排挤毛泽东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曾中生和我因与教条主义者派来的中央代表张国焘等人，发生“南下之争”，官司打到中央，教条主义者不问是非曲直，给我们扣上一大串罪名，撤了曾中生的职。从那以后，曾中生便屡受打击，直至被张国焘监禁、杀掉。他们这种错误作法，只能窒息党的民主气氛，发展盲从主义、奴隶主义。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党内斗争”，同错误的“肃反”政策搅在一起，残害了大批干部和党员，言之令人发指。在中央苏区、在鄂豫皖、在湘鄂西、在各革命根据地，大抓“AB团”、“第三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大搞“逼、供、信”，被错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何止千万！弄得党内人人自危，一片恐怖气氛。这套衣钵，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幸亏毛主席及早察觉，提出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规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严禁逼供信”、“有错必纠”，才避免重蹈以往“肃反”的覆辙。挽救了大批革命干部，端正了整风审干的方向。

　　整风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纠正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偏向，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等等。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对党的建设和发展，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中央决定，对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继续留在党内，分配适当工作，也是必要的。从而为无产阶级政党解决路线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表现了我们党的伟大气魄和自信力。历史证明，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党的教育下，绝大多数能够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做出有益的贡献。

　　这些，就是我在延安整风中的主要收获。

　　整风中期，我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会议自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开始，至翌年一月十四日结束，开了近三个月。任弼时主持了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西北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边区党的领导问题；今后边区的工作任务问题。出席会议的共有二百六十六人。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十大政策的报告、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朱德、任弼时、高岗、林伯渠、贺龙也都作了报告。会议期间，共有四十六位代表发言。我也主持过会议，发过言。会议贯彻了整风精神，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分清路线是非，反对纠缠细枝末节，较好地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高岗把自己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阎红彦等一批同志弄下去，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畅所欲言。批判郭洪涛、朱理治同志，有过火的地方。

　　延安整风的胜利，为召开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形成全党大团结的局面，争取抗战总反攻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夏季，德、意法西斯彻底覆灭，欧洲战场上的战争宣告结束。在此同时，我解放区军民在各个战场上，转入对日寇的战略大反攻，令人振奋的捷报，纷纷传来。八月，苏联出兵东北，一举消灭六十万日本关东军，对加速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付出伤亡两千万军民的惨重代价，终于迎来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高举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国共合作，一致对敌，领导我军在敌后战场上抗击侵华日军达七十五万五千人，伪军九十五万五千人，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总共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人，创造了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光辉战绩。部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解放区约一亿三千万人口，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我国八年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和英勇奋战的结果，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结果，也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特别是苏联人民直接支援我国人民的结果。历史证明：侵略战争必败，正义战争必胜。任何帝国主义者企图武力征服中华民族，必然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