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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档案》之 寻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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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30 13:55: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引子
1976年,我生于江苏一个小县城。妈妈是县城的小学老师,爸爸则随着单位支援西部建设,去了一个叫漠南的城市。为了不让爸爸孤单,妈妈让比我大四岁的姐姐一直待在爸爸身边陪伴他。而我出生后,因为妈妈要教书,便将我送到农村老家和外婆、舅舅一起过。虽然和妈妈经常见面,但我和妈妈见到爸爸和姐姐却是一年才有一次,这短暂的相聚对我们一家而言弥足珍贵。
全家人天南海北的局面就这样持续着,直到我十二岁的时候,经过爸爸的努力,我和妈妈终于可以随爸爸到西北去了,妈妈调到漠南的一所中学任教,全家人也因此而团聚。虽然从江南水乡来到了荒凉的大西北,但因为团聚的喜悦,简陋的平房里每天都充满欢声笑语,妈妈似乎也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小孩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我幼小的心灵里并没有太多留恋“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美景,却因为能和父母在一起而备感欢欣,而且再也不用被外婆天天看小鸡一样管着。放学后,我可以和邻居的小孩儿一起,跑到离家不远的山包上去挖野菜、溜土坡。在爸爸妈妈身边的日子是快乐的,至今想起,我依然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然而1994年,也就是在我上大一的那年,我的姐姐没了……
此前一年,我以全市第三的成绩被北京某大学法学系录取。成为一名律师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但姐姐的死让我的人生和理想发生了巨大改变。我经常在被窝里痛哭,经常被同样的噩梦惊醒,却不敢出声。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他们的痛苦远远胜过我,我不能再给他们雪上加霜。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成了一个常常翘课的学生。翘课的原因,是我要跑到学校另一个系里去偷听老师讲课,就这样一直到大学毕业。1997年,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参加了漠南公安系统招考公务员的考试。因为是名校毕业,我顺利进入了漠南市公安局,成了一名警察。不仅是我的父母,包括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都为此感到遗憾,但没人能阻止我。我相信,这是命运让我做出的选择……

第一章:噩梦重现
1998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天气阴沉。
眼看要过小年了,街上已经有零星的鞭炮声。这几天,局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同事间传闻,好像是有一起凶案发生,但具体案情封得很严,非专案人员谁也不清楚细节。
我被安排到公安局政工科工作。由于局里人手有限,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一上岗工作就很忙。首先我要每天收发报纸(这是网络普及前每个新人都必经的折磨)和剪报,把各种党报党刊里关于我们局的报道找出来,剪贴到一个本子里;然后再协助政治处把局里所有人员包括领导的简历整理出来,配上照片装订成册,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这两项工作,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我这个新人虽然没见过局里所有的领导和同事,对他们的工作情况却知道得非常清楚。此外,在局里开各种会议,或者上级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我还要跟着拍照片,有点儿像新闻记者。当然,我拍的照片政治色彩更重一些,镜头要始终对准主要领导……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整理简历。五点半的时候,传呼机(这又是手机普及前的一个久远记忆)响了。虽然是汉显的,却没有留言,我照着来电号码打过去,电话那头响起一个女孩儿激动的声音:“小童!是小童吗?我是董菲啊!”
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那张胖乎乎的娃娃脸,那是我中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喜出望外之余,我赶忙问:“你在哪儿?怎么这么久没和我联系?”
董菲的嗓门儿立刻放大了好几倍:“我没和你联系?亏你问得出口!你这名牌大学高才生,早把我们这些无业游民给忘了。我昨天见到咱们班同学汪建平,他才把你的传呼号告诉我!”
我顿时汗颜:“刚到新单位,事太多,老同学一个都没顾上联系……今晚有事吗?等单位的事忙完了我给你打电话——这是你家电话吗?要不,下了班我直接去你家。”
意外接到老同学的电话,让我觉得这个暖气不足的办公室里突然温暖了许多。熬到六点,我赶紧收拾东西锁门下班。去找董菲前,我得先回趟家。
我上中学时,我们家和大多数漠南人一样,住着平房。我妈妈是漠南矿业公司学校的教导主任,得益于此,我家比别人家更早地搬进了楼房。董菲家和我家就是住平房时的邻居,现在他们还住在平房里,许多我的老同学也依然住在那里。
现在正是寒假期间,估计妈妈已经做好了饭等我回家呢。爸爸最近很忙,漠南矿业公司正在进行企业改制,一批老职工要退休,还要招一批新工人。矿业公司已经四年没有招过子弟工了,据说这是最后一批。新工人在公司技校生中统招。矿业公司技校是公司子弟学校,在公司效益好的时候,所有上技校的职工子弟只要毕业就会成为公司正式职工,而且是在技术岗位。现在不同了,最后一次招工名额很少,应届技校生中五十个学生里招一个,家长们都挤破了头想办法跑路子。
爸爸是矿业公司劳资处的一个小领导,最近一直在应付这些事,每天很晚才回家。他说,忙完这阵子他打算提前退休,好腾出位子给年轻人,不然这么多职工子弟没法就业,全去搞传销了。我爸妈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对国家对社会有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只有把自己的人生和国家、集体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才会觉得心安。
漠南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从市公安局到我家,步行只要二十分钟。我照例步行回家。出单位门口转过一个街角,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两边全是小饭馆小商店。马上要过年了,各个店铺都把琳琅满目的年货摆出来招揽顾客。
沿街还有一排水果摊,其中一个小贩有点儿显眼。他大概二十出头吧,厚厚的外套上沾满油渍,人长得黑瘦,说他显眼,是因为他的一条腿是瘸的,尽管不是瘸得很厉害。路过他的摊位时,他正吃力地从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往下搬一箱水果。那个纸箱不太结实,底下裂了,里面的水果眼看就要掉出来。我几步跑过去,帮他从下面托住纸箱,一起抬到了马路边他的摊位上。突然而至的帮助让小伙子有些无措,他红着脸,结结巴巴地用浓重的陇东腔说:“谢谢您!”
我微笑着摇摇头,示意不用谢,不过举手之劳而已。刚走出几步,小伙子竟一瘸一拐地追上来,硬要把一袋子红苹果塞给我。反倒是我不好意思了,赶紧挡住他的手:“不要不要!”
但小伙子很执着,一定要我收下。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场面有些尴尬。这时,装在包里的传呼机响了,拿出来一看,是局里的留言:“速回单位,有任务!”
这下总算解了围,我把传呼机递到小伙子眼前:“你看,我还有急事,要赶紧去单位了!”
一路飞奔,刚到公安局门口,就看见副局长周吉峰带着六七个民警正往停车场走,周副局长手里提着我的尼康相机。看见我,他招手让我和他一起上车。
一辆普桑和一辆白色面包车拉响警笛,一路呼啸,很快就来到一片老旧的平房区,这种环境,曾经是我非常熟悉的。下了车,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张惊恐的脸,人们聚在一处平房门口,向里面探头探脑。几位着装民警迅速把平房门口用警戒带拦上,同时劝告围观者后退,不要干扰警方的行动。接着,刑侦支队的吴迪挤进人群,把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和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男子带到一旁。我想,他们应该是报案人或目击者。
吴迪向身边的着装警员交代几句,让他们控制好现场秩序,然后戴上手套,套上鞋套,和四名刑侦支队的同事进入出事的平房。突然,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人们哗地散开,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抱着一个满脸惊恐的孩子挤了进来。看到警察,看到门口的警戒线,他踉跄着要往里冲,被维护现场秩序的警察拦住了。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搂着孩子,无力地坐到了冷硬的地面上,左邻右舍纷纷过来安慰。他应该是死者的亲属。
一辆警车疾驰而来,法医科科长陆树斌和他的助手也赶到了。我就站在周局长旁边,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但毫无疑问,我已经来到了一个凶案现场。一小时后,吴迪出来了,小声向周副局长汇报:“人已经死了,女性,和1月16日的凶案现场一模一样。”
周副局长眉头紧锁,沉思不语。旁边的陆树斌和助手都戴上了口罩,准备进入现场。
“树斌,今天由新来的民警汪小童负责现场拍照。”周副局长从吴迪手里接过照相机,递到我手里,“小汪,今天是临时让你过来的,不要紧张,拍下你看到的每一个细节。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接过刚刚用熟了的尼康专业相机时,我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陆树斌的助手递给我一只绿色医用口罩,我端端正正戴好,顺着吴迪他们用粉笔画出来的现场通道进入房间,顿时,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这种平房的结构我很熟悉,小时候,我们家就住在类似的平房里。进门后只有三平方米大小的地方是厨房,正对门是一个房间,靠左手又是一个房间,两间房的房门都开着。在强烈的现场光源照射下,是我生平从未见过的恐怖画面——
一个女人,或者说是一具女性尸体,几乎全身赤裸地趴在床上,头部悬垂在床沿外侧,头发被粘稠的血液浸透,一半堆在地上,已经开始板结,地上的血应该就是顺着头发流下来的。
我眼前一阵发黑——不是因为恐惧,是的,不是恐惧,而是被一阵巨大的悲痛击中。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片刻的恍惚过后,我明白过来我是干什么来的,赶快用手背擦擦眼睛,咬着嘴唇,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陆树斌先测了尸温,然后观察尸体,同时报出各种观察数据,助手则在一旁记录。看过死者的瞳孔,陆树斌回过头,口罩上方的小眼睛上下打量我片刻:“先拍现场照片,我再动尸体。”
我怕他看到我眼中的泪光,答应一声,慌乱地低下头摆弄相机,调好镜头开始拍摄。先拍摄大环境——房间、床,然后是尸体。当这具尸体在镜头中出现时,皮肤的雪白、血的殷红、床单的斑斓交错在一起,就仿佛一幅扭曲而诡异的超现实主义画作。
血还未完全凝结,血腥味依旧浓烈刺鼻。尸体的上衣被推到乳房以上的部位,裤子褪至小腿处,裸露出来的肌肤和上衣几乎完全被血浸没。当镜头推进时,我注意到她的后背上有一处呈长方形的切割伤,也就是说,凶手拿走了死者的一块皮肉。
我不停地按动快门,似乎只有这个动作才能掩饰我内心的翻江倒海。拍完尸体,我小心翼翼地退后,开始拍摄吴迪他们用粉笔标出的现场痕迹。一组凌乱的脚印,应该已经用静电吸附法取过证;在客厅靠近门口的地面上,扔着一堆完全被血浸透的东西,调整好焦距,我看清那是一双线手套和两个普通塑料袋——凶手作案时戴了手套,塑料袋应该是套在鞋上的。
接下来是拍摄地上的血迹。返回里屋时,我正好看见陆树斌和助手一前一后,轻轻地把尸体翻转过来。那一刻,我险些失去重心,无力地靠在了刚刚拍摄过的那面墙壁上……万幸的是,片刻的眩晕后我便清醒了。更万幸的是,陆树斌和助手全神贯注地检查尸体,根本没注意到我刚才的情绪变化。
尸体的上半身是悬垂在床沿外侧的,被翻过来时,就像一条弯曲的鱼。原本被血液凝住的伤口在外力作用下再次开裂,红白相间的血肉朝外翻着,血汩汩地渗出来,让人突然间产生她还活着的错觉。尸体的胸前也像一条即将下锅的鱼一样,被划开了好多条刀口。这些刀口很有规律,不是随随便便乱划的,而是固定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不深,但也不浅。
陆树斌和助手将尸体平放到床上,这样一来,她的样子终于好看了一些。然后,陆树斌回头看了我一眼:“现在你可以出去了。”
我茫然站在原地,似乎是在梦中,对他的话听而不闻。陆树斌声音不大,但语气严厉:“你可以出去了!”

暮色已经笼罩了整个儿城市,没有月亮,云层低垂,但平房区尽头的现场灯将那一片地带照得如同白昼。围观的人已经散去,我懵懵懂懂地站在门口,腿在发抖,因为漠南的寒冷,因为凶案,还因为内心深处重新开裂的伤口——就像那具尸体一样,也在汩汩流血。
吴迪走过来,要接过我手里的相机。我拒绝了:“这里面有胶卷。”
周吉峰副局长拍拍我的肩:“跟我来,还有任务。”
他带着我和吴迪来到死者隔壁的住户家里。这家的格局和死者家一样,不同的是,客厅中生着一个热烘烘的铁炉子。炉子旁,坐着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其中两个我已经见过,就是刚才被吴迪带到一边的五十多岁的妇女和年轻男子。
年轻男子长得很清俊,沉默而腼腆,坐在离火炉较远的地方。另外两个男女则围着火炉坐着,应该是夫妇俩,女的看上去就是很普通的家庭主妇,和我妈妈年龄相仿。看到我们进来,三个人立刻惶恐地站起身。周副局长对年长的男人说:“你先到另一个房间待一会儿。”
男人离开时,轻轻地掩上了门。周副局长坐在男人坐过的木凳上,拿起火钳捅捅炉子,灼热的火苗一下子蹿出来,映红了他黑红的脸膛。“你们是凶案现场的第一和第二目击证人,因此我们要做一个询问,都坐下吧。”
这是我熟悉的漠南的平房。在这样简陋的住房里,无法区分哪里是客厅哪里是卧室,几乎每个房间都要住人,甚至沙发上都有人睡,这家也不例外。房间靠墙是一张床,床头是一张木桌,桌上放着许多瓶瓶罐罐。吴迪拉过一张凳子让我坐下,自己坐在床头。他把手里的记录本递给我。
首先接受询问的是那个年长的妇女。吴迪问:“是你第一个发现尸体的?”
妇女脸色发黄,表情紧张,嘴角边有不洁净的口沫,看得出,她依然没有从惊惧中缓过来。“就是!”她回答说,“我去赵青家……就是死了的那人,去跟她家借瓶醋……”
“不要急!”吴迪打断她,“我问一句你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家里都有什么人?和死者是什么关系?先说这些吧。”
妇人不安地扭动着身子:“我叫李慧兰,是漠南机械厂职工江大勇的老婆,今年五十四岁,这个娃叫江谦,是我们侄子。”
我打量了一眼那个年轻人,如果不是李慧兰说出来,我还以为他们是母子。李慧兰继续说:“我一整天都在和谦儿打扫卫生,快过年了嘛,收拾一下。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收拾得差不多了,老头子眼看就要下班回家,我就准备做饭。家里醋没了,我们这个地方离小卖部比较远,我就想着到隔壁赵青家去借一袋。我们两家平常也经常借来借去的。赵青家门是开着的,我就直接进去了。那时候天还不太黑,家家都没开灯,但我也有点儿奇怪,赵青家好像没生炉子,屋子里冷得很。这个点儿,家家都准备做饭,她没生炉子,我想是不是她不在家?可门又开着……我就喊她名字,一边喊一边往里间走,然后就看见了……我当时吓傻了,跑出来在门口乱喊。谦儿跑出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吓得说不出完整话了,他就自己进去看,也吓坏了……后来左邻右舍也都来了。是谦儿打电话报的警。他是大学生,比我们明白事。”说到这儿,李慧兰的眼泪下来了,她拿起手边一块不太干净的毛巾边擦边说,“赵青怎么就这么惨?还有三岁的儿子,男人也老实。她平时热情得很,爱给邻居帮忙……如今丢下苦命的孩子,可怎么办呢……”
棉衣口袋里的传呼机不停地震动着,我拿出来看了看,有董菲的留言,也有爸妈的。我没仔细看,也不打算回电话,现在不是时候,尽管我知道爸妈可能挺着急。这时已经是七点五十五分,大家都还在忙着。周副局长不时走到房门外,通过对讲机给其他同事安排任务。我和吴迪开始询问江谦。
江谦今年二十六岁,老家在陇南地区一个偏远的乡村,为了继续念书,从高中起就来到漠南和叔叔婶婶一起过。复读了三年,他终于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师范大学,去年夏天刚毕业。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忙着找工作的事。江谦告诉我们,他不愿意回老家当老师,想留在漠南教书,最近好不容易定下了工作单位,但事情还没跑利索。
毕竟是受过大学教育,江谦在叙述时条理清晰——
这个地方是水西路的机械厂家属院,位于这座城市的东南,接近城郊,再往外走不多远,就能看见荒凉的乱石岗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基本没有城市居民的感觉。白天,男人们都要上班,留在平房区里的大多是妇女和孩子。事发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五点二十分,江谦还在整理自己那一箱子书,李慧兰从狭窄的厨房里灰头土脸地走出来,手里拎着一大袋子垃圾,喊江谦拿去扔掉。
江谦走到离家属院五十米左右的旱厕旁,将垃圾袋扔到小山一样的垃圾堆上,正要转身往回走,这时,他看到厕所旁边站着一个人。是个男人,灰色的衣服,笼罩在厕所的阴影里,整个儿人也灰扑扑的。江谦的第一感觉,这人可能是附近农村的,快过年了,大概是来城里看望亲戚。看到江谦盯着他,男人立刻转过身。江谦也没在意,风很紧,天很冷,他快步往回走,还要回去继续收拾他那一箱子书。
收拾完厨房的李慧兰正张罗着做饭,没醋了,她就去了隔壁赵青家。几分钟后,江谦听到了婶婶惊恐的叫喊,那声音很吓人,他意识到一定是出事了。冲出屋门,他看到婶婶瘫倒在赵青家门口,因为受到惊吓,面孔有些扭曲,更让他震惊的是,婶婶的棉鞋上沾着黑红的血渍……这个时候,其他邻居也听到了李慧兰的叫喊,纷纷从自家屋子里跑出来。
虽然住邻居,但江谦没怎么和赵青搭过话。印象里,赵青皮肤很白,性格活泼,喜欢笑,说话时带着浓浓的乡音,应该也是农村长大的,具体是哪里人他并不知道。赵青家的房门半开着,透过窗玻璃张望,蓝色的窗帘拉上了一半,又没开灯,看不真切。再看婶婶,依旧在声嘶力竭地尖叫,继而是哭泣,说不出一句完整话,身边的人都在惊慌地询问:“怎么啦怎么啦……”
江谦咬咬牙,顺着婶婶带血的足迹走进了赵青家,一边喊着“赵青姐”,一边就看到了赵青的尸体。如果那会儿他的身后没有同院的邻居涌进来,江谦相信自己也会像婶婶一样瘫倒在地。江谦说,当时感觉,那具尸体就像一个被打翻摔碎了的红墨水瓶,所有的墨水都洒了出来,让他反倒忽视了墨水瓶本身。
接下来,江谦只记得自己头晕目眩地随着其他人从那个恐怖的房间里退出来,院子里许多女人和婶婶一样在大声哭泣,男人们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现场乱成一团。他在懵懂了片刻后,飞奔回家,打电话报了警……
“我觉得,我在公厕旁看到的那个人很可疑。”江谦在叙述完事件经过后,看着吴迪,坚定地说。
我承认,他对事件条理清晰甚至惟妙惟肖的叙述吸引了我和吴迪,还有周副局长。我飞快地记录着,时不时抬头看他一眼。令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尽管我不是询问的主角,尽管我是在做笔录,可江谦几乎没看我一眼,他似乎一直在对着一个人说话,那就是吴迪。

江谦讲述完毕,周副局长温和但又不容置疑地告诉江大勇夫妇,因为办案需要,江谦必须到局里协助调查。他一再重申,这既不是拘留也不是传唤,只是协助公安机关破案。
江谦很配合,不等叔叔婶婶说什么,自己已经穿好外衣,做好了随时跟我们走的准备。这时,外面有人敲门,周吉峰拧开门锁,陆树斌挟着一股浓浓的消毒水味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李磊。
陆树斌用戴着塑胶手套的手摘掉大口罩,叹了口气:“凶手真是太残忍了!”说话间,他看了我一眼,我能看出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或许,我这个新来的小民警,一个小丫头,竟然没有在这么令人恐怖的现场晕过去,让他有些意外。然后他向周吉峰汇报,“我和吴迪的观点一致。经过对尸体的初步勘验,这起凶案和16号那起案子的作案手法极为相似。切颈、褪去受害人衣裤,但未实施性侵,而是对受害人的身体进行划割,并且割走了受害人的部分身体组织。两起案件的凶手可能是同一个人,请局里考虑并案侦查。”
他们的对话让我明白了,如此残忍的凶杀并不是第一起。周吉峰脸色阴郁,他的目光移到吴迪的脸上:“现场痕迹呢?”
吴迪说:“现场发现了一双白色线手套和两只塑料袋,应该是凶手留下的。在门口有几枚和‘1·16案现场相同的指纹,房间外面还发现了几枚脚印,初步判断嫌疑人为男性。因为是水泥地,足迹不是太清晰,加上案发后有许多人挤到院子里,目前无法判定到底是什么人的脚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发现。”
周副局长透过窗玻璃,盯着外面深沉的夜色:“那就不是两起,有可能是四起,对不对?”
“只是初步勘验……”陆树斌吸了一口气,似在自言自语,“但愿不是,不然,那就太可怕了……”
周副局长命令站在他身旁的李磊:“尽快查清楚死者的人际关系,最近和哪些人有频繁接触,有没有和人结仇。”然后他转向我和吴迪,“你们两个带江谦回局里,先让他休息,明天听我安排。”
我们上了外面的桑塔纳。吴迪开车,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江谦坐后排。车子离开平房区,一路呼啸着往局里赶。我凑近吴迪低声问:“陆科长说的四起案子是什么意思?”
吴迪转头看了我一眼,又扫了一下后视镜里的江谦:“回局里再说吧。”
突如其来的凶案,真实而又惨不忍睹的现场,纷乱杂沓的人影以及一张张面孔,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如此大量的信息让我一时接收不过来,突然间,我感到疲惫至极。继而,饥饿感随着疲惫如潮一样侵袭而来,让我再也没有一点儿力气说话。
我们带着江谦来到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吴迪的值班室。吴迪家不在漠南,除了住宿舍,就是在办公室里凑合。吴迪给江谦找来一床被子,让他睡自己的行军床,吴迪则睡到沙发上。安顿好这一切,吴迪打电话让局里的司机高师傅开车送我回家,特意嘱咐一定要把我送到家。
到家已过十点,爸妈就坐在客厅里等着我,电视都没开,桌上的饭菜早就凉了。见到我回来,他们紧张的神情才缓和下来。我没过多解释,只告诉他们单位加班,接着就默默吃了饭。
洗漱后,我跟妈妈说我想跟她一起睡,妈妈就抱着被子来陪我。因为疲惫,我很快睡着了,但血腥恐怖的噩梦又将我从睡眠中赶了出来。我一身冷汗地惊醒,紧紧抱着妈妈,妈妈也紧紧抱着我,就像哄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哄我入睡,但是,她什么也没问。

第二章:连环杀手
1998年1月20日,黄沙扬尘铺天盖地(如今叫沙尘暴,那个年月,还没有这样的词儿),人的心情也像被黄沙笼罩的天地一样。
一早我刚进办公室,就接到政工科钱科长——我的直接上司的通知,让我去大会议室。他没告诉我是什么会,以及为什么要让我这个新来的女警参加,但我已经猜到,应该和昨天的凶案有关。
我找了最靠后的位子坐下,拿出厚厚的笔记本准备记录。会议室里已经到了近百人,公安局长袁立人坐在主席位上,阴沉着脸。大家陆续落座后,他猛地拍了一下手中的案件材料:“六天之内敢作案两起?真是太猖狂了!”局长用愤怒的咆哮作为开场白,在座众人都不由得震颤了一下。“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现在由周局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周吉峰副局长就坐在袁局的旁边,一夜无眠,看上去很疲惫。他扫视了一眼面前黑压压的警官们:“好,我来介绍一下最近发生在漠南的这两起杀人案。因为案件比较复杂,目前已上报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具体案件代号有待上级确定,我们暂且根据凶手的行凶手段称它为‘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
1998年1月16日下午,西城区文化街二十九岁的女子冯丹丹被害于自己家中,我们简称‘1·16案件。经勘验证实,冯丹丹被害的时间为1月13日。由于发现尸体较晚,准确作案时间难以判断。受害人颈部被切开,全身赤裸,上身共有刀伤十六处,双耳及头顶有皮肉缺失。凶手的作案手段残忍奇特,我们认为,该案与1988年5月26日和1994年7月27日发生在我市至今未破的两起命案的作案手法极为相似。”
会场上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在窃窃私语。周副局长继续说:“现在,我再来介绍一下漠南市‘88·5·26案和‘94·7·27案的大概案情。1988年5月26日下午五点,居住在漠南市西城区建设路177号平房的漠南铜业公司一名二十三岁的女职工被害于家中。警方勘验时发现,受害人颈部被切开,上衣被推至双乳之上,下身赤裸,共有刀伤二十六处。1994年7月27日下午两点左右,漠南市长途汽车站对面一市属企业十九岁的女临时工被害于其单身宿舍内,颈部被切开,共有刀伤三十六处。
“这两起案件,‘88·5·26案距今已经整整十年,‘94·7·27案至今也已四年,都是专门针对女性的恶性暴力案件,带有性侵或性侵未遂的性质,令人遗憾的是,都成了悬案。1月16日文化街发现女尸时,由于作案手法奇特,我们立刻将该案区别于一般凶案对待,提取历史案件资料,与分别发生于十年前、四年前的两起切颈案并案。让人想不到的是……”周副局长停顿了一会儿,“我们太低估凶手了。想不到,在我们这座西北小城,会有这样毫无人性的变态杀手。昨天,也就是1月19日下午五点左右,家住西城区水四路6号的二十七岁女青年赵青被害于家中。勘验发现,受害人上衣被推至双乳之上,裤子被扒至膝盖处,致命伤在颈部,上身共有刀伤八处,左乳头及背部有皮肉缺失。与以往的案件稍有不同的是,受害人的乳头是被凶手咬下来的……凶手是个极度危险的家伙,他的暴力倾向和嗜血残忍,常人根本难以想象。”
说完这些,周副局长长长呼出口气,低下头,看着桌上的笔记本。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袁局清了一下嗓子,接过周副局长的话:“十年时间四起凶案,作案手法惊人相似,是否为同一凶手所为,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在漠南,在我们这个建市刚刚二十年的小城,这样的恶性案件史无前例,就是在整个儿西北也是少有的。今天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动员全市的警力,尽快侦破这起系列杀人案。目前专案组的人选已经确定,但专案组仅仅是战斗在一线的核心成员,在座所有同志,漠南的所有民警,都要随时听候调遣,协助专案组早日破案。另外,我宣布一下纪律:第一、在案件没有侦破前,禁止对外透露案件细节,尤其是媒体;第二,如果坊间有关于该案的不实谣传,立刻予以制止,以免引起市民不必要的恐慌;第三,由于案情重大,案件勘验和调查工作要听从上级部门统一安排,所有行动都要经过专案组协调,其他部门只是配合,不可擅自行动。另外,专案组成员配发武器。下面,我宣布专案组人员名单……”
专案组组长当然是袁局,副组长兼行动总指挥是副局长周吉峰,专案组成员包括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方远山、市局法医科科长陆树斌、市局治安科科长陆天明、市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磊、西城分局东阳路派出所所长杨明盛等,吴迪也在其中。以上人员是局里连夜协商并上报省厅后确定的,另外,为了更好地配合专案组工作,周副局长要现场点兵,从在座众人里抽调三人进专案组。
会场上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不少人在交头接耳,不知道谁会被选入专案组。也许从内心来说,警察的使命感、破大案的挑战性,让他们每个人都有被点到名的渴望。周副局长低垂的头抬了起来,却没有看会场上的任何人,也没有看任何资料,似乎是随兴地点了名:“西城区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孙悦,市局户籍科副科长杜威,市局实习民警汪小童。”
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坐在会议室角落里的我,就像听到一声炸雷。会场有十几秒钟的安静,紧接着又是一阵嗡嗡声,大家都在低声询问:汪小童是谁?

中午我没有回家,打电话回去告诉爸妈要加班,然后一个人在办公室窝了一个小时,脑子里昏沉杂乱。突然想起昨天下班时,曾答应董菲要去她家的,后来事情太多,根本没想起来。于是,我从传呼机里找出她家的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董菲的妈妈,她还记得我,语气有点儿激动:“是小童啊,多少年不见了,你爸妈还好吧?”
我的印象里,董菲的妈妈是个家庭妇女,一只眼睛还有点儿问题,没有工作,全家就靠董菲爸爸一个人的工资过活。在漠南,这样的家庭几乎占到百分之八十。董菲出生在农村,和我一样,上中学时才从老家来到漠南。她妈妈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说得稍微快一点儿,我就只有干瞪眼了。
这次,我依然是连猜带蒙,才能大概明白她妈妈说的什么意思。她热情地问我这些年怎么样,在哪里上大学,毕业了吗,在哪里上班,然后说到正题,董菲出去了。提起董菲,她就开始唉声叹气:“小童,你说董菲这丫头该咋办呢?没考上大学,你于叔厂里也进不去,没工作不说,还不懂事,我就指望她找个好对象,可是她,唉……”
我没法提任何建议,只有好言安慰。是的,1998年,我们这些出生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年轻人陆续走向社会,翻开了人生重要的一页。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国企都在下岗裁员,大批的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同时,还有一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我突然有些怕见到董菲,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她这几年都在干什么?相比较而言,我是幸运的,即使我选择了最艰难的路,我好歹考上了名牌大学,至少毕业后不用为工作发愁。
一阵饥饿感袭来,我才想起已经是午饭时间了。局里只有一个小食堂,做的饭很少,也不好吃,而且到这个时候,应该早就没饭了。我脱掉警服,换上厚厚的羽绒服,出了单位,想到街上找个地方吃饭。
这个冬天,漠南异常寒冷,因为寒冷,使这座原本荒凉的城市更显萧瑟——还有凶案带来的重重阴影。我不知道周副局长为什么点名让我进专案组,不知道为什么时隔四年,在我刚刚回到漠南,进入公安机关成为一名警察后,会再次发生这样的凶案,难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走在漠南的大街上,我将自己紧紧地裹在羽绒服里。漠南,我在这里只完整地生活了短短六年时间。我对它的感情混杂着排斥和向往,排斥它剥夺了我童年的亲情,排斥它对我的某种疏离,但是又向往着走近它、了解它,因为它对我来说还有一种陌生的神秘感。
这个城市其实是非常独特的。它伸出甘肃腹地,与周边宁夏、内蒙古七个市盟、十三个县旗接壤,地处西宁、银川、西安等大中城市的中心位置,是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曾是全国最出名的有色金属基地之一,也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城市。真正意义,指的是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人居住,后来因为发现了矿藏,于是从全国各地调集来一批又一批开拓者,在荒山乱草中建立起这样一座城市。这里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不过,东北三省的相对要多一些。
这个城市曾经闻名全国,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矿产资源枯竭,城市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所谓的城市生活,仅仅是个说法而已,简陋、拥挤、贫穷才是它的本质。像全国其他类似地方的人一样,漠南人(现在,他们不得不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故乡了)隐秘的自卑外面难免要包裹一层盲目而虚浮的自大。经过多年的融汇交流,漠南人把浓重的东北腔作为这个城市的通用语,让初来乍到的人都有一种漠南是一个省级殖民地的感觉。
当然,这座城市也有本地人,确切地说,是本省人,但他们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更像是外来人。就仿佛生活在殖民时代一样,明明是主人,却模仿着外来者的口音。像我这样在南方和首都都待过的人,会觉得这座城市非常怪异,它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即使有,也是移植过来的。但令人费解的是,这座城市的饮食却顽固地保持着西北特色,清真羊肉馆满街都是,味道正宗,配料神秘,让汉族人的餐馆永远望尘莫及。
转过单位门口的街角,我走进小巷,又看见了那个卖水果的瘸腿小伙子。他也看见了我,黑瘦的脸上泛起红晕,笑着和我打招呼:“下班了啊?”
“是啊。”我也笑着点头。
继续往前走,我进了一家小面馆,点了炒拉条和一碟咸菜。坐下来等待的时候,突然,我的肩膀被拍了一下。我吓了一跳,猛回头,原来是吴迪。我瞪他:“你要吓死我吗?”
吴迪穿着整齐的警服,只是没戴帽子,乌黑的板寸让他显得更加英气逼人。局里的女同事私下议论过,说他是刑侦大队里长得最像警察的男人。我就想,原来大家心目中的警察就是他这样的,浓眉大眼,身板结实,目光炯炯。吴迪笑得很灿烂,他问我:“想不想吃好吃的?我们换个地方。”
“好啊!”说到好吃的,我立刻兴致大涨。我喜欢吃肉,最主要的是,想从沉重的情绪中赶快解脱出来。
吴迪立刻起身,付了我们俩的面钱,拉着我出了小面馆。外面的风依然很大,吴迪拦了一辆摩的,五分钟后,我们停在了老马羊肉馆门口。吴迪告诉我,这家羊肉馆是整个儿漠南爆炒羊羔肉做得最好的。
此时已经快一点了,老马羊肉馆依然顾客盈门,看来吴迪所言不虚。进了一个小包间,吴迪点了爆炒羊羔肉,我则意犹未尽,又点了一份羊肉汤和两碗糁饭。服务员问:“辣的还是不辣的?”
我看看吴迪,吴迪说:“听你的!”
我说:“要最辣的!”
菜很快上来了,一大盘子热气腾腾的羊肉,酱得红艳艳的,配着粉条洋葱,让人忍不住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早就饿得不行了,也不再客气,抄起筷子就吃。吃到半饱,终于有精力关心下别人了,我才注意到吴迪只是吃糁饭喝羊肉汤,却不夹羊肉,于是将羊肉和浓香的汤汁、爽口的粉条舀到他碗里:“吃肉啊,这么香的肉,不能光我一个人吃。”
“好好,我吃。”吴迪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慢慢咀嚼,过了半分钟,他捂着嘴巴直直地瞪着我,竟然热泪盈眶!
我惊愕:“你怎么了?”
他不说话,突然站起身冲出包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跟出去。只见他冲进餐厅窄小的洗手间,对着水龙头猛灌了一气凉水,接着又大口地呼气。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被辣的。重新回到餐桌上,我忍不住想笑:“你这是自讨苦吃,不能吃辣椒也不早说,看来你只有喝羊汤啦。”
鲜美的羊肉就着香喷喷的糁饭,令我浑身暖暖的。半碗糁饭下肚,我觉得终于对得起肚子了。这时,吴迪突然问我:“你对切颈案有什么看法?”
我细细地嚼完嘴里的肉,咽下去,才说:“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新来的民警,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让我进专案组。”
吴迪盯着我:“你知道的!”
我霍然抬头:“知道什么?”
“小童!”吴迪突然抓住我的手,“我觉得周局这样做有点儿太残酷,但已经这样了,我希望你能挺住……”
“你怎么知道……”我突然控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吴迪手足无措:“我……小童,你听我解释……”
“不要说了……”我伏在桌上,小声地抽泣。
吴迪无声地坐在我对面,小小的包厢里一片死寂,只听到外面的人声喧哗。终于,吴迪小声地、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地说:“凶手会找到的,我们都在努力。其实,周局可能也是为了帮你实现心愿,只是太残酷了……”
哭了一会儿,发泄够了,我渐渐平静下来。擦了擦眼泪,抬起头,看见吴迪像个犯错的孩子似的,我突然有点儿惭愧:“对不起,我刚才……失控了。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即使有人知道,你也假装不知道,好吗?”

下午,漠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太平间外的门房里。
周吉峰、陆树斌、方远山、陆天明、李磊、杨明盛、吴迪,还有我,大家挤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厚厚的棉警服外,罩着医院的一次性防护服,每个人都显得臃肿笨拙。在陆树斌的带领下,大家走进了医院的停尸间。天气阴冷,停尸房里更是冰冷刺骨,还充斥着浓烈的福尔马林味道,令人心情愈加沉郁。
我依然拿着尼康相机,做好再次拍照的准备。陆树斌来到巨大的冷柜前,拉开其中一个抽屉,伴着冷气,一具冷冻的女尸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凭记忆,这不是昨晚我见过的尸体,应该是16号那起案件的受害人。但是,这具尸体更为骇人,受害者的头皮几乎被全部剥下,露出惨白的沾着血浆的头骨。尽管我在尸布被揭开前已经做了好几次深呼吸,希望自己看到任何惨烈景象依然保持镇定,可猛然看到这具尸体,还是禁不住浑身颤抖。
被害人的尸体已经做过了解剖。经过凶手丧心病狂的切割,再加上法医的手术刀,尸体早已支离破碎。面对这具被严重凌辱、伤害的残尸,我的泪水不知不觉中又溢出眼眶。
陆树斌对我们说:“死者叫冯丹丹,二十九岁,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五十五公斤。受害人被害时颈部被切开,全身赤裸,上身共有刀伤十六处,头顶部有13×24厘米的皮肉缺失。经解剖,受害人胃内容物无异常,神经系统没有受到损害,因而确定凶手的作案方式为先用利刃切颈,致受害人无法反抗,然后对受害人进行残忍的折磨。这具尸体的十六处刀伤不深不浅,均呈纵向排列,手法娴熟,说明凶手是一个可以熟练使用刀具的人。”
陆树斌将这层抽屉推了进去,又将下面一层拉出来。这是我昨天见过的那具尸体,赵青的尸体,不过此时已被清洗干净,身上沾满了冰凌,纵向的刀伤被粗糙地缝合起来,整个尸体就像是一个打了补丁的塑料模特。陆树斌清了清嗓子:“这是昨天的受害者赵青,二十七岁,无业。案发时丈夫孩子都不在家,因为是平房,受害人当时应该没有锁门,凶手顺利进入室内,依然是割开受害人的颈部,然后对其进行折磨。两具尸体的伤痕均为锐器伤,应该是长一尺左右的尖利刀具。”
讲解完毕,他将尸体推回冷柜,回头看着周吉峰。周吉峰表情冷峻:“吴迪,说说现场勘验的情况。”
“现场痕迹采集不是太理想。”吴迪说,“两处现场唯一的物证痕迹是几枚相同的指纹,我们已经对照过局里的指纹库,没有找到对应者。还有就是一双白色线手套和两只塑料袋,凶手作案后,随手扔掉了手套和套在脚上的塑料袋。塑料袋是最普通的聚乙烯制品,满大街都是。手套是漠南工矿企业发的劳保线手套,漠南每户人家基本上都有,现场的手套来源无处可查。现在我们唯一寄予希望的是这几枚指纹,但是,我们漠南目前的指纹库只有不到两千枚指纹,也没有和其他省市建立联网,依靠指纹破案也有难度。我个人认为,目前唯一能做的,只有寻找第二现场。凶手拿走了受害人身上的皮肉,如果他没有销毁,应该藏匿在什么地方。还有凶器,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凶器。”
陈述完毕,专案组众人都沉默无语。周副局长看看几位下属:“你们也都说说自己的观点。”
“我先说吧!”支队长方远山开了口,“我想,这样的凶案,还是要依靠最传统的侦破思路,那就是死者—凶手—动机。弄清楚这些最基础的,才能谈到其他。先不提1988年和1994年那两起案子,毕竟太遥远了,而且并案的依据,我觉得也不是太充分。这涉及作案动机。凶手都是有动机的,尤其是针对女性的犯罪,作案动机更清晰,通常为情、仇、财、色这四个要件。‘1·16和‘1·19两起案件发生后,我们对两名受害人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这两名受害人生前相貌出众,性格活泼,年纪都在三十岁以下,社会交往比较多,那么就有理由推测,凶手跟两名受害人熟悉,有仇视她们的心理,这就是犯罪动机。有了犯罪动机,才可以锁定凶手。接下来,我们应该围绕两名受害人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这是我们的侦破方向。当然,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这两名受害人,包括1988年和1994年的两名受害人,除了同为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外,还没有发现其他可供联系的条件,但正值青春年龄,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比如感情上的纠葛。”
方远山的话让我的心微微刺痛了一下。我站在吴迪的身后,紧咬嘴唇,眼睛看着脚下的地板。周吉峰突然问我:“小汪,你是名校高才生,说说你的看法。”
“我?”从游离的思绪中被拉回来,我吃惊地看着周副局长,不知道他缘何会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小民警这样器重。
“说说吧!”他用鼓励的口吻说,就像家里的长辈。
我看着眼前这几位不论是年龄、职位还是资历都比我高出好多的领导和同事,深吸一口气:“我完全赞成方支队长的观点,不过,现在初步认定有可能是连环凶杀案的四起案子,除了赵青案,我对其他几起案件的现场、作案细节知道得并不多,所以,我的观点也许比较片面。16号和19号的两起案件手法相似,凶手在作案过程中残忍地折磨受害人。为什么要折磨受害人,是仇恨,还是满足某种心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还有,受害人被扒掉衣服,露出隐私部位,却没有遭到性侵害,这又是为什么?现场没有财物损失,凶手不是为了钱财杀人,那么,他在作这些案子时,他想要什么?甚至,他的性别——凶手不一定就是男性,因为没有强奸痕迹。”
方远山嘿嘿笑了:“凶手不是男性,难道是个女人?这个观点有意思。不错不错,不愧是高才生,问题一连串,个个切中要害。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只能等抓到凶手后,让他来告诉我们了。”
我从他轻松而略带调侃的语气里感觉到他对我的轻视。不过,既然开口了,我觉得应该把我想说的话说完:“据我所知,漠南三县两区总共才二十三万人口,市区的非农业人口不到十万。本来是很小的城市,但这几年随着大批农民工入城务工,以及厂矿企业的关停,城市里有大量的无业人员,光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就有一千多人。我想,从这类人群里去排查也许更直接一些。漠南是移民城市,虽然地处偏僻,但这里的人们思想并不封闭,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更是非常频繁,百分之九十的人每年都要回老家探亲,也有许多外来者到漠南探亲访友。漠南不是旅游城市,可人群潜在的流动性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精神、心理、文化裂变等都可能滋生特殊的犯罪人群,就像这几年热播的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在我们周围的人中,不少人是这部电影的影迷,不排除有人模仿这些外来思潮作案……”
“好了!”方远山打断我的话,“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现实中发生的案件,血淋淋的惨案!不要跟美国电影扯到一块儿去!”
“但是,《沉默的羔羊》中有一句台词:大多数连环杀手都会保留一些来自受害者的纪念品,比如他们的某个器官,这是典型的变态杀手的特征。”我倔强地又补充了一句。
接下来,又是沉默。除了方远山,其他人都同情地看着我,让我更加不安。周吉峰咳嗽一声:“我认为小汪说的也有道理,很新颖,就像方支队长说的,不愧是名校毕业的高才生。”
不容其他人再说什么,他一摆手,招呼我们离开了太平间。医院外面行人稀少,漠南依然被沙尘笼罩。我们上车回局里,一路上,大家都缄默无声。

可能是因为专案组刚刚成立,成员都来自不同的部门,在我看来,大家还没有磨合好,或者各存己见,或者茫然无绪。但是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迫使我要大胆地向周副局长请命。于是,下午快要下班时,我去了周副局长的办公室。
自从我分到漠南市公安局,周副局长对我的关照就比旁人多出一分,这我感觉得到。不过,那也在情理之中。我虽然是新入警,但是我的学历在这个西北小城的公安局里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记得初入市局的时候,一把手袁局就亲自握过我的手。可如今这种局面还是我没料到的,工作不到三个月,一点儿实践经验都谈不上,周副局长就让我参加重大案件的侦破,不要说其他同事疑惑,就连我也想不明白。
陆天明和吴迪也在周副局长的办公室里。陆天明是漠南市公安局治安科科长,同时分管户政,周副局长点名让他进入专案组,自然是因为系列案件的特殊性质,户政和治安部门更容易收集受害人的各种情况。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三个人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没人说话。我更紧张了,结结巴巴地说:“周局,我……来是向您请求一件事!”
周吉峰把香烟掐灭:“说吧!”
“我想……我进入专案组,现场勘验之类的工作我暂时插不上手,能不能让我去做一些其他工作?”
“比如说?”
“比如昨天那起命案的报案人江谦。昨天我和吴迪把他带到局里,虽然不是刑拘,时间也不宜太长。所以我想,如果别人忙不过来,这件事可以由我来做。我想再向他详细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周吉峰突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转头看着陆天明和吴迪:“你们看,我点名点错了没有?”陆天明和吴迪也笑了。周副局长继续说,“我们刚才正在说这事,准备让你和吴迪对报案人和其他目击者进行深入调查。”停顿片刻他又说,“这样吧,先打电话跟父母说一声,就说晚上要加班,是和同事一起,别让他们担心。具体怎么调查,你和吴迪好好计划一下。还有陆科长,有什么问题随时和他联系,他可以帮你们协调。”
来到市局四楼吴迪的办公室,江谦正没事人一样躺在吴迪的床上看书。看到我们进来,江谦霍然起身,脸上有些窘态。这应该是一个有点儿内向并且涉世未深的男人,和我、吴迪同龄,可能是这个原因,他对我和吴迪并没有多少戒备。吴迪拍拍他的肩:“怎么样?吃饭睡觉都还好吧?”
江谦坐在床沿上穿鞋,那是一双很旧的皮鞋,边上已经微微开胶,但擦得干干净净,袜子也是干净的。“很好,早上吃的包子,中午有个警察同志给送的饭,米饭炒菜……”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吴迪给我和江谦倒了水,然后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江谦依旧坐在床沿上,坐姿端正。
先由我来提问:“你在案发之前看见的那个人,也就是你怀疑是凶手的那个人,你能不能再详细描述一下?”
“可是……怎么说呢?”江谦有点儿为难。
我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里拿出一张打印纸和一支铅笔。“你来描述,我可以试着把这个人画出来。”看江谦和吴迪吃惊的样子,我解释说,“上大学的时候学过两天素描,勉强能画几下,和专业的没法比。”
江谦一脸崇拜的表情:“好,那我来说这个人。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毫不出众的人,放到人群中,不会有任何人去注意他,也很难回忆起他的长相。他大概有一米七,或者更高一点儿,不胖也不瘦,脸上没有任何特征。就是……非常普通,穿着灰色的衣服,整个儿人好像就是融合在空气中一样。”
不得不承认,江谦有一种语言上的天赋,他的描述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尽管对于画像不是很有帮助。我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一个中等体形的男性轮廓。
“唯一的特征是,他的头发好像是卷曲的,很密,有一寸多长……但也不一定,因为当时有风,头发被吹得乱飞,是卷曲的还是被风吹乱的,我不能确定。他的眼睛不是太大,但也不是太小,长方脸,偏瘦,年龄应该在三十岁左右……其他的,因为我只是在小跑的过程中无意瞥了一眼,没什么印象了。”
我快速勾勒出一个头发卷曲的、三十多岁男子的大概轮廓。江谦已经停止了讲述,但我的素描尚未完成。我问他:“这个人的表情是怎么样的?衣服是什么样子?”
“表情?没有表情。他只是看了我一眼,马上就转开目光,大概是对我没什么兴趣,或者不想引起我的注意。衣服嘛……我刚刚说了,灰色的,像是夹克衫一类,很宽大,下面穿什么我没留意,印象中也是肥肥大大的那种。这种打扮,随身携带凶器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还有,作案后带走他割下来的受害人身上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他割下了受害人身上的东西?”吴迪语气严厉地打断他。
江谦满脸通红:“我……进过现场,我看见的,你们知道……”
“那也不能乱说,更不能妄下定义说凶手带走了受害人身上的东西!”
“知道了!”江谦低声回答,但神情有点儿不以为然。
我端详着刚刚完成的画像,知道这很不理想,不论是在纸上还是在我的脑海中,都是一团雾。江谦也探过头来看了看:“不错,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我没法再说得更清楚了……”
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下来,他们两个在等我说话,而我,盯着我的画纸,等着画中人告诉我什么——当然,他什么也没有说。

第三章:每逢佳节
1月25日,刮了几天的风终于停了,天气转晴,空气中有了一丝潮湿的暖意。
就在我以为马上要进入紧张的凶案侦破阶段时,专案组却突然安静下来。除了陆树斌和他的助手还在忙着准备向省厅以及公安部上报勘验资料,其他人仿佛都很清闲。我的工作就是把拍摄的照片洗出来,同时负责绘制凶案现场图。
陆树斌很沉默,和他一起工作时,我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交流,可能在他的眼里,我就是一个拍照片的小民警而已。
按照方远山提出的侦破思路,专案组做了大量的摸排工作,似乎有许多收获,关于受害人的特征、生活习惯等,可以说做到了无一遗漏,即便如此,依然没有明确的嫌疑目标。犹如我画的那个轮廓一样,依然是个轮廓而已。还有一个原因,马上要过年了。所有漠南的市民,包括警察,都身不由己地沉浸到过年的气氛中去了。虽然警察的年是最忙碌的,可毕竟,警察也要过年。
腊月二十七那天,爸爸妈妈就已经买齐了所有的年货,开始煎炒烹炸。我突然想起来,应该在过年的时候整理一下我的藏书,便将房间里所有的书籍全都搬出来。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江谦,他就是在整理书的时候,意外遇到了那起凶案。目前,江谦已经得到允许回去过年了,但有条件,不许离开漠南,只能回叔叔家。
“小童!”妈妈推开门,“看谁来咱家了!”
站在客厅门口正在蹭鞋底的居然是吴迪。他脚边放着一只大号塑料袋,包得很严实,但散发出一股腥膻的味道。我很意外:“吴迪,你怎么来了?”
吴迪理了发,脸刮得干干净净,身上的便装也是新的,就像个换新衣过大年的小孩儿,让人有些忍俊不禁。可能是第一次到我家的缘故,他竟有些腼腆,鞋底在客厅门口的垫子上来回蹭,就是不肯往客厅里迈步。
我赶快招呼:“别蹭了,进来坐吧!你拿的什么?”
“昨天晚上去县区出差,顺便从老乡家买了一只羊羔子,刚六十多天,十几斤重,过年够吃了。”
爸爸从厨房里出来了,在围裙上蹭着手:“你怎么这么客气,家里就三个人,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
吴迪突然像是鼓足勇气似的:“没事,叔叔阿姨,我可以帮你们做,也帮你们吃。”说完,他侧头冲我扮了个鬼脸。
这下轮到我脸红了。爸爸妈妈对视了一眼,马上会意。爸爸二话不说,将袋子拎进厨房,妈妈给吴迪倒了茶,拿了水果,也去了厨房。我叹口气,问吴迪:“你这算搞什么呀?”
吴迪嬉皮笑脸:“你闻我身上是不是有一股羊膻味?”
我白他一眼:“有一股狐腥味!居然想出这样的法子来我家……”
从下午到晚上,吴迪一直赖在我们家里,先是帮爸爸剁羊肉,然后又到我的房间里探头探脑。翻了翻我的那些书,他问:“小童,你在大学时读的是什么专业?”
“法学,我本来准备当律师的。”
“但你的书大部分都是犯罪心理学方面的。”
“算是业余爱好吧。”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对犯罪心理学的理解是什么?”
“其实就是人的心理,扭曲了的普通人的心理。人之所以犯罪,只是他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比如你触犯了我,我很生气,但也仅仅是生气,最多记恨你一阵子。而这种情绪一旦在某些人身上放大,就会导致犯罪。还有,每个人都有欲望,各种各样的欲望,通常情况下,作为社会的人,会克制这种欲望,或者通过社会认可的手段去满足这些欲望。然而还有些人,这种欲望被误读或者扭曲后,会用极端的手段去满足自己。正常的心理走向畸形,就导致了犯罪。”
“你说的某些人,也就是说犯罪人群,他们有明显的特征吗?”
“你在偷换概念。”我不准备和他讨论这个题目,太复杂了,而且有党派性。“我在学校里学来的主流理论是:犯罪心理是基于正常心理的延伸。”
“那我说得再直接一点儿,你认为,像江谦这样的人——看上去非常无害的一个人,他会犯罪吗?”
原来如此。吴迪在怀疑江谦。“那你先要告诉我,你为什么怀疑他?”
吴迪皱起眉头,随手从口袋里掏出烟,突然像明白过来什么似的,扭头看看我:“哦……我能抽支烟吗?”
我从客厅里拿来打火机帮他点上。吴迪笑了,我也笑了:“我小时候经常和姐姐抢着给爸爸点烟……”
提及姐姐,我的心猛然间刺痛了一下。吴迪立即避开这个话题:“江谦是报案人,一般来说,我们会首先把报案人列为重点排查对象。还有,到目前为止,只有他婶婶一个人能证明案发时他正在家打扫卫生,那么,案发时他到底在干什么,是一个疑点。另外,他给我们讲的那个‘厕所旁的人,据我们调查,并没有第二个人看到,会不会是江谦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虚构了这样一个人?”
“这个想法,你向周局汇报过吗?”
吴迪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负责整个儿案件的现场痕迹勘验。案发都在平房区,所有现场痕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唯独‘1·19案的现场痕迹比较清晰。据说江谦进入现场后立即阻止了其他人,所以在现场提取到江谦和他婶婶的指纹脚印都有合理的解释。而且,在门口的墙上发现了和‘1·16案件相同的指纹,我们就是根据这枚指纹以及相同的作案手法并案的。江谦也许有作案时间和作案机会,但现场痕迹排除了他是凶手的可能,不过……”
话没说完,妈妈喊我们吃饭,关于案件的讨论也就这样结束了。爸爸做了一大桌子菜,涵盖了南方菜、西北菜甚至川菜的精华,主食则是妈妈从本地老乡那里学来的臊子面,一人一小碗。吴迪每吃一口,都要将爸爸的手艺夸赞一番。爸爸还拿出他珍藏的五粮液,和吴迪对酌。吴迪酒量不错,和爸爸推杯换盏,两人都很开心。我坐在吴迪旁边,妈妈坐在爸爸身边,俨然一家人。我们家真的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眼看快九点了,吴迪起身告辞,爸爸妈妈让我出来送送他。临出门时,爸爸说:“小童,我等下也要出门散步,你和吴迪在前面的公园里转转,我在门口等着你,我们一起回家。”
我说:“爸,你不用担心我。”
吴迪拉了我一下:“好的叔叔,我们一会儿在那儿等您。”
尽管已经立春,西北的夜晚依旧寒气逼人。大街上偶有行人,我和吴迪并肩走着,一时无语。走过小半条街,吴迪开口了:“我今天到你家来,你没意见吧?”
我笑笑:“你能来看我父母,我很感谢呢。”
“其实我也是来看你的。”
我的心跳了一下。又默默走过半条街,前面就是爸爸说的街心公园。与大街上相反,公园里有许多晚上出来散步的人,老年人居多,在一个角落里,还有几个聚在一起咿咿呀呀唱着秦腔。
不远处,我看见了爸爸的身影,他站在公园门口,一边伸胳膊抬腿,一边朝我们这边张望。吴迪感慨:“小童,你真幸福,有那么爱你的爸爸妈妈。”
我只觉眼角有些酸涩。“你知道世间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不是爱情失意,不是贫穷落魄,而是和亲人生死分离……”
吴迪突然握住我的手:“我明白,我会好好保护你,还有你的父母,相信我。”
我能感觉到他手掌的温暖,不同于我曾体验过的任何种类任何程度的温暖,这样的感觉让我留恋,也让我不安……

1月28日,农历大年三十。
午夜十二点,鞭炮声响彻整个儿城市的上空。远方的叔伯姑姑们打来电话拜年,还有爸爸妈妈的同事学生,电话不断,欢乐也不断。我们的春节过得热闹温馨。
董菲打来电话,给我们全家拜年。我从心里感到歉意,本想和高中同学们聚聚的,却忘了个干干净净,真是个无情无义的家伙。董菲说:“没事的,有时间了大家再聚,只要你工作顺利就好。别像我似的,没工作,大年三十晚上还要被父母唠叨。”
然后,口气便有些沉闷。我立刻转移话题,问另外几个要好同学的近况。董菲告诉我,除了几个家庭条件本来就不错的进了机关单位,其他同学都没什么稳定的工作,有几个去南方闯荡,好久没消息了。留在漠南的同学中,搞传销的不少,天天晚上在平房里讲课。她被拉去听过两次,也没多少兴趣。
我和老同学叹着气挂断了电话。随后,是北京的同学打来的。这些名校毕业的天之骄子们个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对我回到漠南表示深深的惋惜,最要好的同学叶子不顾大过年的忌讳,痛骂我背信弃义,不和她一起开创中国最伟大的律师事务所……
1998年的除夕夜过去了。和任何一年的春节一样,热闹、喜庆、阖家团圆,但我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某处,却深藏着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每逢佳节倍思亲”,听起来温馨,可如果亲已不在,剩下的就只有无尽的悲凉。
初四那天我值班,在单位见到了不少同事,还有吴迪,互相拜了年,又结伴到领导家去转了一圈。下午,该拜的领导都拜了,大家商量着是各自回家还是到谁家去聚聚,吴迪悄悄对我说:“我们上你家,陪叔叔阿姨吧!”
吴迪家在省城,过年只回家待了三天,初四就回来了。单位食堂这几天不开伙,我正担心他怎么吃饭,他倒不客气,自己提出来了。于是我们脱离了组织,在街边给爸爸妈妈买了些礼品,一起去了我家。
爸爸妈妈看到吴迪很高兴。我们宛如一家人一样,屋里充满欢声笑语,过年的菜是现成的,爸爸和吴迪又开始小酌。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有人上门拜年。妈妈打开门,我和吴迪都不由惊得张大了嘴。走进客厅的一男一女,男的竟然是江谦!
依然是上次见到他时的那身打扮,旧棉衣,旧皮鞋,唯一的变化是理了发,手里拎着一大袋水果。他身边的女孩儿二十出头,个子不高,但眼睛很大,穿着粉色的棉外套,脸上红扑扑的。江谦看见我和吴迪的时候,他的神情和我俩是一样的。愣了片刻我才反应过来,赶紧招呼:“江谦你太神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家?”
江谦满脸通红,嗫嚅着半天说不出话。妈妈“咦”了一声,说:“你们认识啊?这是我们学校刚分来的小江,才报到,还没正式上班呢。小江,快进来坐!大过年的,没有回家陪父母就来给我拜年,真是过意不去。”
我和吴迪对视一眼,都感叹漠南真是太小了。当然,我们两个也心知肚明,江谦是不可以回老家过年的。搞清楚了关系,赶快让座倒水。江谦此时似乎比接受询问时更加拘谨,一直红着脸,低着头,甚至忘了介绍他身边的女孩儿。妈妈说:“小江是中文系毕业的,以后带上几年课,会成为我们学校的中坚力量。”
爸爸说:“时间不早了,我去准备饭,你们年轻人难得凑一起,都在这儿吃饭吧。”
江谦赶紧起身:“我们两个也是顺路,听学校的同事说曹主任家在这里,所以进来拜个年,就不打扰了。”
我给吴迪使了个眼色,吴迪立刻会意,一把拉住江谦:“既然来了就别客气,在这儿吃饭吧,回去也是在别人家。”
江谦想要挣脱吴迪的手,却没能如愿。他哀求般地看着吴迪,吴迪却不为所动,江谦只好又坐了回去。爸爸妈妈立刻去厨房张罗饭菜,江谦又站了起来:“我去帮曹主任!”
爸爸要把他往外推,被我拦住了:“爸,就让他给你打打下手,随便干点儿啥,我和妈妈陪江谦的朋友说说话。”
爸爸明白了我的意思。一个刚分配到单位的大学生,去领导家拜年,被留吃饭,是不敢坐在客厅里等着吃的,与其让他坐着难受,不如让他干点儿活儿,他也自在些。回到客厅,江谦带来的女孩儿正入神地盯着电视屏幕看重播的春晚小品。我坐到她身边:“你是江谦的女朋友吧?”
女孩儿蓦然回过神,脸一红:“嗯!姐,我叫秦红。”
我抓瓜子给她吃:“你和江谦认识几年了?”
“我们是一个村的,初中同学!”秦红的语气里充满了骄傲,“他从老家到漠南他叔叔这边来上学,我就跟他一起来了。他上学,我打工,他假期也和我一起打工。”
“那他还挺能吃苦的。”
“嗯,他的学费都是他自己挣的,从来不跟家里要,有时候还给家里寄钱呢。”
厨房里传来一阵滋滋的声音,那是高压锅在炖肉,伴着阵阵羊肉的浓香。半小时后,开饭了,又是另一种热闹。不期而遇的四个年轻人,让爸爸妈妈感到十分开心,他们甚至忘了问我和吴迪是怎么认识江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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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30 14:04:5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关于姐姐
1998年2月10日,正月初八。
春节一过,专案组又恢复了紧张状态。在周吉峰副局长的安排下,专案组分成两组,第一组由吴迪和陆树斌负责,局里要求专案组快速组织材料向公安部汇报,力争得到公安部的支持,这样不但可以申请到办案经费,最主要的,是可以得到公安部专家的协助。第二组由方远山负责,对受害人的情况进一步摸排。
陆树斌是一个严谨古板还有些冷傲的老头儿。他对我进入专案组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和他相处时,他对我很冷淡,所以在分组时,我以为我会被分到方远山这一组。可是,周副局长却让我跟陆树斌去北京,向公安部递交案件卷宗,同时向部里的刑侦专家请教此案有关刑侦技术方面的专业问题。
布置完工作,周副局长问陆树斌:“你听说过DNA鉴定吗?”
“当然听说过。”陆树斌说,“那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染色体鉴定技术,据说可以通过一根头发、一点儿唾沫鉴定出亲子关系。周局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在凶案现场提取了大量检材,如果能通过DNA技术进行鉴定,也许能找到凶手的线索。不过,据我所知,国内这种设备只有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中心有那么几台。而且,DNA技术在运用上的争议也比较大,目前只能作为公安技侦的辅助,鉴定结果能不能在法庭上作为定罪证据也很难说。”
周副局长点点头:“我知道,但是,既然去北京一趟,还是带上现场采样,跟公安部的领导提提,尽量试试吧。”
“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说着,陆树斌看看我,“我从来没和小汪配合过,而且她是个女同志,我想还是带小许一起去方便些。”
没想到陆树斌竟然这样不留情面,我愣了一下,一时找不到理由反驳。
“小许没有进专案组!”周副局长不客气地提醒陆树斌,“局里法医科人手有限,漠南也不单这一起案子,还有许多恶性刑事案件需要人手。小汪是专案组里唯一的女同志,她更适合做这方面的工作,难不成你带个身强力壮的老爷们儿去北京送材料,让她和其他男同志一起去抓人?”
陆树斌不再吭声。
“连夜准备材料,明天就去北京!”周副局长的语气不容置疑。
当天下午,我协助陆树斌把手头的各种资料又整理了一遍。我们一起默默工作,我对他恭敬如师傅,他对我依然冷淡,偶尔说两句话,也是命令式的。
我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才结束。回到家,爸爸妈妈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出行的皮箱,不用打开,我也知道里面的东西肯定是一应俱全。妈妈还另外装了一袋东西,是密封好的,让我带给我的大学导师梁彦东。
第二天一早到单位拿上材料,吴迪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票是局里订的硬卧,陆树斌上车就睡,我想昨晚他一定没休息好。我没有睡意,便拿出随身带的书来看,看累了,就一个人坐在窗口看外面的景色。正百无聊赖,陆树斌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正站在我的身边。“小汪,出来我们聊一会儿。”
陆树斌提着他的大皮箱,那里面装着我们的材料,他总是须臾不离身。我跟着他从卧铺往硬座车厢走。正月初九,正是回家过年的人返回城里的时节,硬座车厢里连过道都坐满了人。陆树斌一言不发地带着我往前挤,直到最后一节他才站住。
“没地方坐,我们站一会儿吧。”他右手依然拎着皮箱,左手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烟叼在嘴里,接着拿出打火机。但过道里的风很大,他啪啪按了半天,火焰却总是被风吹灭。
我从他手里接过打火机,一只手拢住火苗,为他点上烟。这个动作后,陆树斌的脸色明显缓和下来。“你今年只有二十三岁?”
“是啊,陆老师。”我有些无措。
“我在你这个年龄,还在乡下种地呢,后来为了返城才考的大学。你们这些年轻人还真是幸运啊!”说话的时候,陆树斌的目光始终看着窗外。“第一次和你工作的时候,你拍现场照片非常专业,我当时以为你是学刑侦的,问了其他同事,才知道你是法律专业的。”
我本以为他和专案组的大多数人一样,对于我这个刚出大学校园、嫩得能攥出水来的小警察(而且还是女的)能参与侦破这么大的案子是心存芥蒂的,没想到,和我的第一次合作,他就注意我了。
“你在大学里对犯罪心理学比较偏好?”
我很惊讶:“陆老师,您怎么知道的?”
“周局告诉我的,他真正看重的也是你这方面的专长。所以我想和你探讨一下,现在这个案子,你是怎么看的?”
“我希望我有想法,但是我没有,真的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不知道凶手想要什么,想从受害人身上得到什么。钱?不是。色?但是为什么没有强奸?仇杀?似乎还没有证据支持。我们所依赖的,除了请部里刑侦和法医方面的专家给出权威意见,还要依赖方支队长他们,要从受害人身上找线索。为什么凶手选择的是她们而不是别人?犯罪心理分析主要依赖两条脉络:凶手—受害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买主和商品,为什么一个人会选中一件商品而不是其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凶手选择受害人,也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是什么,要通过受害人,也就是买主选中的商品去推断。”
从陆树斌口中吐出的烟雾被风吹得四处飘散:“那么,你从受害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什么呢?”
“陆老师,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相互探讨才对。我想请教,从尸检情况看,凶手作案时的步骤是怎样的?”
陆树斌挥手赶走我眼前的烟雾。“其实,是我提出来把这四起案件并案侦查的。1988年,我的前任还没退休,我是作为他的助手勘验那起凶案的,1994年也是。凶手的作案步骤……”他又看了一眼窗外,深深叹了口气,“第一步先用刀切开受害人的颈部,从法医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第一可以快速制伏受害人但又不是马上致命,另外就是不让受害人发出声音。”
“不让受害人发出声音?”
“是啊,凶手在白天作案,而且在居民区,他当然不想让受害人发出声音。接下来,他在受害人无力挣扎、无法发出声音的情况下,对受害人进行折磨,用刀在她们的身体上划割,刀法非常娴熟,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从事过临床医疗工作。还有,他在划割受害人皮肤的时候,刀伤都在浅表处,这是人体痛觉神经最密集的地方……”陆树斌突然停了一下,盯着我的眼睛,“难道说,他在观赏这个过程,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要的就是这个?”
我浑身不由得战栗了一下:“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凶手太可怕了……”
我们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陆树斌掐灭香烟,好像有些犹豫的样子:“小汪,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不过,你千万不要为难……你妈妈是不是漠南矿业公司中学的教务主任?”
“是啊。”陆树斌吞吞吐吐的样子让我有点儿诧异。
陆树斌迟疑着,乱糟糟的头发在风中飞舞:“真不知道该不该开口……我的小儿子,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也就再没上学,一直在社会上混。我和爱人原来都是矿业公司的,他也算是矿业公司子弟。本想等到矿业公司招工的时候,随便安排个工作就行了,但是现在企业改制,也不招工了,今年总算有了一批,听说报名的人很多,最主要的,还要求是技校生或者高中生。这孩子现在只有初中学历,不够资格啊……你看,能不能请你妈妈帮个忙,给弄个……弄个高中文凭?”
我松了口气,原来是这事,我还以为是什么严重问题呢。我说:“最近好多人都在为孩子招工的事着急呢。这样吧,我回去问一下我妈,看有没有办法。”
陆树斌感激地冲我点点头,我却暗暗叹了口气。一向孤傲的陆树斌,为了孩子,居然向我这个年龄可以做他女儿的晚辈低声下气。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2月12日下午,北京。
下了火车,我和陆树斌先就近订了宾馆,放下随身行李,便马上赶到公安部刑侦局递交案件卷宗。这些事基本都由陆树斌来做,我相当于一个拎包的秘书。案件的前期情况已经由省厅通过传真简单向部里汇报过,部里对此非常重视,案件材料虽然是层层递交,但很顺利,一个下午就已经申报完毕。按照周副局长的意思,同时也递交了希望得到刑侦专家协助的书面申请,顺便提了一下能否用DNA技术协助侦查的想法。负责接待的同志看了我们送去的现场取样,问:“你们漠南目前有DNA信息数据库吗?”
陆树斌茫然摇头。那位同志无奈地说:“DNA鉴定虽然是目前国际国内最先进的技侦鉴定技术,但是也必须用犯罪嫌疑人的精子、血液、唾液或者毛发进行一对一的比对,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公安机关也刚刚开始着手建立DNA信息数据库,你们现在光是送来凶手的取样,没有具体比对的对象,我们也无能为力。只能先保存着,等有了具体的嫌疑人再来做比对。”
我和陆树斌面面相觑。从刑侦局出来,我用街头的公用电话联系梁彦东教授,讲了我来北京的原因,问他有没有时间,晚上一起吃顿饭。梁教授爽快地答应了。接着,我邀请陆树斌晚上同去,陆树斌听说对方是犯罪心理学教授,自然感兴趣,并且告诉我,餐费可以报销。
其实,这时候已过了吃晚饭的点儿。我们来不及回宾馆,便直接乘出租车在学府路找了一家餐厅。这家餐厅叫“西北人”,我以前就知道,经常有附近高校的学生光顾,我上学那会儿,在这里吃饭还是比较奢侈的。
半小时后,梁教授进了包间,墨绿色的长风衣,咖啡色暗花领带,虽然已近花甲,依然风度翩翩。我赶紧起身迎接,同时介绍了陆树斌。梁教授还没坐稳就笑着说:“小童是能请到我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片刻后又纠正,“不过,小童算不上我的学生。”
“怎么不是呢?”我小声抗议,“虽然不是正式的学生,但我一直旁听您的课,比正式的学生还认真。”
“看来,小汪在学校里应该是非常出众的学生了。”陆树斌说。
“不是出众,是奇特。她有许多故事,我喜欢有故事的人。”梁教授看着我,“其实,我们不应该坐包厢,我喜欢在大厅吃饭,这你知道。”
我明白梁教授的意思。他喜欢坐在大厅里,喜欢人多的地方,不是因为热闹,而是有利于观察,观察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他专业的一部分。我只得解释:“我想到了,教授,可毕竟坐大厅不符合待客之道,而且您和陆科长是初次见面。”
“不必太拘泥。”梁教授马上说到了正题,“你在电话里说,你们到北京是为了一件非常特别的案子?”
菜陆续上来了,趁着吃饭的工夫,我向梁彦东教授大致讲述了最近发生在漠南的两起凶案,陆树斌偶尔做些补充。梁教授仔细地听完我的讲述,沉吟片刻:“小童,这两起案件,会不会和1994年你们漠南的那起案件有关?”
陆树斌吃了一惊:“梁教授,你也知道那起案子?”
“是啊,我认识小童,就是因为那个案子。我说了,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孩子。你是她的领导,难道她没跟你说过?1994年那起案件的受害人汪小颖,是小童的姐姐。”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遗忘也是。许多人会记住令他有正面情绪的事,这并不是有意识的。而另一部分人,则会记住一些令他痛苦的事,忘掉令他高兴的事,这同样是无意识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心理学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这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因为有些记忆过沉重。
在我十二岁回到父母身边后,慢慢发现了一件事。姐姐小颖一直待在爸爸身边,爸爸的工作又太忙,无暇关心她的学业,她的成绩一直不好。而我呢,因为一直和当老师的妈妈在一起,在妈妈的督促下,成绩总是优秀。这种巨大的差距使我和姐姐之间有了一层无法言说的隔阂。姐姐经常因为成绩太差被老师批评,厌学的情绪越来越严重,初中最后一年,虽然妈妈竭尽全力辅导,她依然没考上高中。
我记得,那年中考成绩公布,我们全家都闷闷不乐。爸爸妈妈不敢过于严苛地责备姐姐,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姐姐复读,姐姐却对读书没有丝毫兴趣。她一再表示,她不想再上学,她要去上班,而一直把“学而优则仕”作为人生理念的爸爸妈妈坚持要她继续读下去,他们认为那才是人生最正确的方向。
在我刚刚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姐姐赌气离家出走。深夜时分,爸爸妈妈拉着我到处去寻找。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晚上好黑。我们住的平房那一带没有架路灯,巷路坑洼不平,我紧紧牵着妈妈的衣襟,感觉后面仿佛有人在跟着我们,在我的耳边轻轻喘气。因为恐惧,我对姐姐的怨恨也在一点点聚积。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她不听话,我此时应该正在家里看电视。而她呢,自己不好好学习,还要让全家人为她操心。
后来,爸爸在我们房子后面的一棵柳树上找到了姐姐。她爬到树上,骑着树枝看树下的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经过这次出走,爸爸妈妈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不再提让姐姐复读的事,而是开始考虑让她去读矿业公司的技校。技校对考分要求很低,只要是公司子弟,基本都能符合入学条件,技校毕业后,可以分配到矿业公司下属的厂矿和企业。在爸爸妈妈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姐姐好歹进了技校,上学时住校,每周回一次家。就在姐姐上技校的同一年,我以全市第五名的成绩考上了漠南市的重点高中。
三年后,姐姐技校毕业,被分配到矿业公司下属的水电公司,成了一名工作轻松的抄表员,待遇也不错,只是没有编制,暂时还是临时工,按照政策,两年后她才能转正。可能是因为住技校住习惯了,也许内心感觉自己让父母失望了,姐姐到水电公司上班后,立刻向单位申请了单身宿舍。父母为姐姐住宿舍的事烦恼不己,可最终还是没拗过她。爸爸妈妈始终不放心姐姐,让我去和姐姐住在一起。在我和姐姐相处的那半年中,我们的关系,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成为我这一生的隐痛。
升入高中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居年级前三名。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羡慕一直环绕着我,而姐姐对我所表现出的优秀,一半是欣慰,一半是嫉妒。或许姐姐内心里一直认为爸爸妈妈的感情是偏向我的,这也是她的性格比较叛逆的原因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她经常主动挑起我们之间的争端,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我自然也不甘示弱。我们的关系并不像别的姐妹那样亲密无间。
1993年,我上高三,面临高考,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凭良心讲,那段日子姐姐对我真的很好。我们睡一个被窝里,放学回宿舍的时候,她会给我做饭吃,然后到隔壁同事的房间看电视,留下我一个人复习。那年夏天,我们家搬进了楼房。为了迎战高考,考前一个月,我回家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爸爸每天在家给我做饭,妈妈则全力辅导我的学习,全家人的心思都放在我的身上。姐姐还是每天上班,有时候回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更多的时候依然独自住宿舍,父母根本无暇顾及她。
高考成绩公布,我在全市排名第二,全家人欣喜若狂,爸爸妈妈打电话让姐姐回家一起庆祝。那晚,爸爸做了满桌子的菜,开了一瓶白酒,姐姐也跟着喝了一点儿。晚宴过后,她显得有些落寞,而年少轻狂的我,根本没在意她的感受。随后,我收到了北京名校的录取通知书,一切都像夏天的阳光一样灿烂而美好。整整一个暑假,我都在和同学们疯玩,十年寒窗的压抑和考入名校的惊喜,让我忘乎所以了。
进了大学,我和姐姐的距离更加遥远。她有时候给我写信,说的都是身边琐事,我基本上只是看看,很少回信。爸爸妈妈说,姐姐依然住在单位宿舍里,不愿回家。
1994年的暑假,我回到了漠南。一年的大学生活,让我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态度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眼中的漠南,闭塞、落后,毫无生气。我看不惯漠南的任何东西,甚至包括姐姐和父母。我只和几个和我一样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玩耍,甚至不愿和姐姐一起去逛街。整个儿假期里,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姐姐的宿舍。接下来几天的每个细节,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1994年7月25日,姐姐回家吃晚饭。临回宿舍的时候,她对我说:“小童,明天陪我去逛街好不好?我刚发奖金,要买件衣服。你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姐姐给你买件T恤吧。”
我随口说:“明天我们几个同学要去高中班主任刘老师家坐坐,改天吧。”
姐姐没再说什么,出门的时候,情绪有些低落。妈妈要给她拿家里做的包子带回宿舍吃,她也爱拿不拿。
7月26日,我和同学们在刘老师家吃了午饭。离开的时候,几个同学商量着去秀水公园划船。秀水公园是这个城市唯一能划船的地方,我在漠南生活了六年,却一次也没划过——没时间,也没那么多零花钱,那时候划两小时的船要五块钱。今天经同学们一提议,我突然强烈地想划一次船,就像在我的江南故乡一样。
7月的漠南,天气酷热,我和同学们走在大街上,正商量得热闹,老远看见姐姐拎着几个袋子,一只手里举着根雪糕,正一个人百无聊赖地逛街。我本想上去喊她一声,又忍住了。我想,我要是过去,她肯定要我陪她逛街,那我肯定就不能和同学们去划船了。那一刻,我鬼使神差地拉了一把身边的同学,钻进一条小巷子,避开了姐姐……
我一生都不愿去回忆这些情节,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姐姐——青春、美丽、鲜活的姐姐。
1994年7月27日,我的姐姐遇害,杀手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夺去了她的生命。在她身边,放着一件没有撕掉商标的、崭新的T恤,那是姐姐买给我的……

沉重的往事让陆树斌和梁教授都沉默了。半晌,陆树斌说:“小汪,抱歉,我真的不知道……”
“没关系。”我摇摇头,“我现在只想知道凶手是谁。”
梁教授说:“当年你向我讲述了1988年和1994年这两起案件后,我曾经做过一些细致的了解,也和公安部的刑侦专家郑智杰教授探讨过。”
“郑智杰教授?”陆树斌插话,“那可是公安系统赫赫有名的人物,可惜今天没有见到他,否则,可以向他请教一下这个案子的许多疑问。梁教授,在你看来,1988年和1994年那两起案件,和刚刚发生的这两起,是不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是同一个凶手的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梁教授肯定地回答,“这也是这个案件的难度所在。相隔多年再次疯狂作案,而且六天内作了两起,我们面对的凶手,不论从心理还是行为上,都难以用通常的标准衡量。我认为,案件的性质应该定位为性侵害。”
“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四起案件都没有性侵犯行为?”
梁教授喝掉半杯啤酒,侃侃而谈:“之所以定义为性侵,是因为我们首先排除了图财和仇杀的动机。当然,不排除广义上仇视女性的动机。如果是仇杀,我相信漠南警方多少应该能从两个甚至四个受害人的人际关系中发现一些线索,可据你们说,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还没有进展。而且前两起案件已经并案,之间有六年的跨度,后面两起与首起案件跨度达十年。但仇杀案件一般不具备这样长的心理潜伏期,所以,只能定性为性侵犯罪。
“在犯罪心理学中,性侵犯罪分为两种:行为性侵和心理性侵。此案的凶手在行凶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和受害人发生性关系,但使用了另一种手段——虐待,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犯罪行为,百分之八十都跟性犯罪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为什么男性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多集中在十六岁到四十岁之间,因为这个年龄段是男性一生中性冲动最强烈的时候,如果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宣泄,他们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寻求满足。而此案的凶手,就是通过虐杀受害人获取一种倒错的性满足。”
“那么,凶手的性别呢?”我问。
“性别?”梁教授思索片刻,“以前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男性。从犯罪手段和时间的长短来看,是属于力量型的。再者,受害人都是成年女性,身体健康,尸检也排除了使用药物的可能。如果是女性……除非是多名女性共同犯罪才能做到,但这种可能性很小。让我拿不准的是凶手的年龄,只能作最保守的推算。四起案件作案时间的跨度达十年之久,1988年的时候,凶手应该已经成年或接近成年,至少在十五岁以上。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完全可以制伏一名十九到二十三岁的成年女性。当然,凶手还是要具备强壮的体格。还有,前两起凶案,受害人的器官没有被取走,但最近的两起,凶手切掉了受害者的部分身体组织。这说明凶手在这十年间掌握了一定的解剖技术,有从事屠宰或医疗工作的可能……”说到这儿,梁教授摘下眼镜,用眼镜布细细地擦拭,“当然,我的这些分析,只是通过你们对案情的描述做出的。我没去过漠南,更没见过现场,我的观点可能只是纸上谈兵,帮不上你们任何忙。”
“梁教授,”陆树斌给梁彦东的杯子里倒满啤酒,“您的观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万分感谢!我还有一个请求,如果能见到郑智杰教授,请您务必再提一下这个案子。我和小汪明天就要回漠南,希望您二位能亲临指导!”
“我一定尽力。”
饭后,我和陆树斌把梁教授送回家。回到宾馆,我打开皮箱准备换衣服时,看到了妈妈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袋东西,是妈妈特意让我带给梁教授的,袋子里,是用冰块保存的半只羊。此时,冰块已经融化,袋子的缝隙里有水渍渗出,我闻到一股腥味。
我上大学时,妈妈到学校来看我,因为姐姐的案子,我带妈妈去拜访了梁教授。谈话中,梁教授提及他最喜欢吃西北的羊肉。此次北京之行,妈妈让我不远千里将吴迪带来的那半只羊羔给梁教授捎去。而匆忙中,我竟然把这事忘了。

第五章:元宵夜惊魂
2月15日。再过两天就是元宵节,北京已经刮起了春天的风。
临行前,我去了母校,把妈妈带给梁教授的羊肉放到学校保卫处,请他们转交,然后和陆树斌登上了回漠南的火车,离开了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北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快得犹如一场梦。
回到漠南正是中午,匆忙回家道了平安,下午,我就去了单位。我和陆树斌刚进周副局长的办公室,周副局长便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刚刚接到部里传真,我们上报的案件被暂定为省督案件,套用官方说法:公安部和省厅对此案高度重视,必要时将派遣刑侦专家到漠南协助破案。
汇报完北京之行的情况,副局长说:“你们两个今天就早点儿回家休息吧,有事明天再说。”
走到办公室门口,我们又被周副局长叫住了:“对了,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去北京的这几天,方支队长带队对四起案件受害人的情况以及现场周边情况再次进行了详细摸排,遗憾的是,1988年案发时的平房早已不复存在,只能走访一些当时的邻居,至于1994年的案件……”周副局长突然停住,眼角扫了我一下,伸手拿起桌上的香烟点着,“是这样,尽管方支队长持不同意见,但还是采纳了小汪的提议,对漠南市有前科的可疑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目前锁定了八个,讯问工作正在进行。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参与讯问工作。”
在办公室门口,我碰到了吴迪。我想,他应该是特意来等我的。
“去北京辛苦吗?”他关切地问。
“不辛苦。”我说,“可惜没时间看望一下老同学,就这样回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今天门口传达室有你一封信,我顺手给你拿来了。”
我接过来一看,竟然是母校寄来的。撕开信封,映入眼帘的是梁彦东教授隽秀的字体。
小童:
很高兴能再次在北京见到你。你带给我的礼物我和你师母都很喜欢,谢谢你。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作为一个刑警,你具备了天生的素质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但是,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性的复杂是无法靠书本知识获知的。你现在所缺乏的,是对社会的了解,对人的了解。而这个,没有捷径,必须由你以后的人生来完成——试着去体验它。
你的老师,也是你的朋友梁彦东
恩师短短的几句话,用心良苦,让我既感动,又不安——害怕让他失望,老师对我的期望是不是太高了?抬起头,吴迪正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我:“谁给你的信?”
“大学同学,一个宿舍里住过,留校了。”我撒了谎。
这时,他的传呼机响了。他拿出来看看,把传呼机递到我眼前。真的很以外,竟然是江谦。吴迪用我办公室的电话回了过去。听他们的谈话,似乎江谦是在发出邀请。吴迪回头看我一眼,我点点头。于是他说:“好,晚上我们一起吃火锅吧,就在东阳路的红叶火锅店,我请客。带上你女朋友啊,这边是我和汪警官两个,你别落单了。”
挂了电话,我和吴迪对视。这个人会主动联系我们,让我和吴迪很惊讶。不过我也承认,抛开案件的关系,从个人感情上我对江谦并不排斥。他和我们同龄,容易产生共鸣,除了沉默点儿,并不是那种难接触的人。
下班后,我给爸妈打了电话,说我不回家吃饭,和吴迪在一起。火锅店离得不远,我们两个步行过去。路上我问:“方支队长他们网住的那几个嫌疑人,有戏吗?”
“已经排除了五个,另外三个嫌疑比较大,明天还要继续讯问。”
因为第二天就是元宵佳节,漠南家家户户红灯盈窗,鞭炮声又密集了。
江谦带着秦红早早等在火锅店里,看见我和吴迪,起身大声喊:“在这儿!”
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光芒,这种光芒我不止一次见过,总让我心存疑惑。那个女孩儿秦红,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知道她应该是非常喜欢江谦的,此时偎在江谦的身边,一脸的幸福喜悦。
1998年,火锅店并不像现在一样满街都是。那时候,整个儿漠南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火锅店,对于低收入的警察来说,请人吃一顿火锅,那是很奢侈的事,所以吴迪的请客当然显得很隆重。吴迪要了一大堆菜,还有啤酒。开始大家还稍微拘束,三杯酒过后,就不再客气了。唯有我不用操心,所有的菜都是吴迪夹到我的碟子里的。但江谦并不给秦红夹菜,反倒是秦红不停地夹菜给他,每一次他都客气一番。这种态度让我觉得他和秦红不像是在谈恋爱。
江谦的酒量不错,不停地和吴迪碰杯。我们边吃边聊各自的大学生活,因为我是学法律的,两个男人自然都对我一顿吹捧。聊到专业问题时,江谦突然说:“吴警官,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们那个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吴迪的脸色沉了下来,但只是一瞬间便恢复了正常。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一眼江谦:“一点儿也没有。”
“哦……”江谦似乎是犹豫了一下,又问,“你们感觉,凶手是我看到的那个人吗?”
吴迪将一块带鱼夹到我的碟子里:“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连你自己都说不上,我们怎么找?”
我问江谦:“你感觉凶手应该是怎样一个人呢?”
江谦刚想说什么,却被秦红打断了:“喂,你们吃饭的时候能不能不讨论这些啊,不到十五,年还没过完呢,说点儿开心的事嘛!”她转头问我,“小童姐,你和江大哥同一年大学毕业,为什么他比你大三岁,是不是说明他学习特别差呀?”
我笑:“那是肯定的了,老留级嘛。”
江谦瞪了秦红一眼:“那你呢?怎么连大学都没上?”
秦红的脸色刷地变了,瞬间,眼中蓄满了泪水:“我就知道你看不起我,嫌我没文化!”
江谦没料到会是这个局面,满脸通红,皱着眉头小声嘟囔:“女人真麻烦!”
因为这个插曲,这顿饭的后半截有点儿沉闷。吃完饭出了火锅店,秦红依然在和江谦生气,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关于他看不起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江谦感觉没面子,突然沉下脸,对秦红低吼了一声。秦红见江谦真的生气了,反倒不敢再吭声,默默跟在江谦后面。
“我们走了啊!”我和吴迪不想掺和他们的事,打个招呼,吴迪拉着我的手快速穿过马路。
到了马路对面,我回头看江谦和秦红,江谦依然站在原地看着我们。虽然夜色下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是我却感觉,他似乎对我们有着深深的留恋。秦红站在他身边,委屈地看着他,可怜巴巴的。
“想什么呢?”吴迪问我,“今晚你都走神好几次了。”
“你说,江谦喜不喜欢秦红呢?”
“我管他喜欢谁,只要他不喜欢你就行!”说完这话,吴迪突然停住脚步,“唉,你这一说还提醒我了,这个江谦,我还当他是嫌疑人呢,可他却一次次主动送上门来和我们交往。他……他是不是喜欢上你了呀?不行,我还真得提防着这小子,打着请我吃饭的幌子泡我女朋友,敢在警察眼皮子底下玩这一手,不想混了!”
我瞪他:“谁是你女朋友?”

2月17日,元宵节。
局里其他不太重要岗位的同志都放了假,其余警力在闹市区值班,维护节日治安。我则要参与专案组对嫌疑人的讯问。当我来到支队长方远山的办公室时,方远山、李磊等人正围在一起讨论,看到我进来,大家突然安静下来。我想,这份安静应该是对我的一种防范吧。我走到房间的角落里悄悄坐下,准备等待领导们的安排,没想到方远山主动和我打招呼:“小汪,从北京回来了?”
“是,方支队!”我慌忙起身。
这时我发现,专案组所有成员都对我投来友善的目光。我猛然间明白了,在我离开漠南的这几天,在专案组对四起凶案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们都应该知道了我的秘密。这是他们对我表示友善的原因,这友善里夹杂着同情,对弱者的同情。我,在他们眼里,其实也算是一名受害者。我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陆树斌也进来了。我走过去低声说:“陆科长,我把您儿子的事跟我妈妈说了,她说应该没问题,回头你给我拿两张孩子的一寸照片。”
陆树斌眼里闪过一丝惊喜,冲我点头致谢。接下来,就要准备讯问了。周副局长不在时,专案组的核心人物当然是方远山。他性格强势,在任何场合都习惯于充当控制局面的角色。他马上给我们分派了任务,主审还是他和李磊,陆树斌也要进讯问室旁听,其余的都去隔壁监听室。
漠南市公安局的监听室,并不像西方电影中那样,有着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仅仅是和讯问室一墙之隔,中间的墙壁上装着单面透视玻璃而已。我们都关掉传呼,或坐或站,等待讯问开始。
第一个走进讯问室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神情猥琐的男子。这人叫齐大年,就住在文化街,住处在“1·16”案受害人冯丹丹家的后面一排,是吸毒人员。据他自己说,案发时他在家睡觉。
1988年这个人多大呢?十年前他有没有能力杀人呢?我努力想从那张蜡黄的脸上寻找江谦所说的那个人的影子,但是没有。眼前这人给人的整体感觉是腐烂的、颓废的,他不停地打着哈欠,似乎已经没有多少精力应付警察的讯问。他慵懒地回答了姓名年龄等例行公事的询问,又弱弱地反抗了一句:“你们上次不是已经问过我了吗?”
话音刚落,方远山站起身走过去,狠狠一脚踹在了齐大年的腰上。齐大年痛苦地呻吟了一声,闭上了嘴。我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身边的同事们不约而同地侧脸看我,包括吴迪,他似乎对眼前的情景早已习以为常。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刑事讯问,我没想到会有暴力。讯问嫌疑人时要避免采用暴力手段——这是梁彦东教授在课堂上反复教导我们的。因为嫌疑人会撒谎,而暴力就是催化剂,会使讯问偏离轨道,同时也违背法律精神。
讯问在继续。方远山让齐大年详细讲述案发当时,也就是1月16日下午四点前后他在做什么。齐大年的回答和以前一样:“我在家里睡觉。”
“有没有证人?”李磊问。
“没有。我妈1月10号就和我妹回东北老家了,我爸当天上白班。我吸毒,又没钱没工作,家里人都当我是多余的,恨不得我早点儿死了。我中午没吃饭,也懒得生火,睡觉是因为又冷又饿没力气。我还杀人?我连走路都快走不动了。”
“你从几点睡到几点?”
“从下午一点睡到五点。”
“中午没有醒?有没有上厕所?”
“醒过,但没上厕所,因为我一整天都没吃没喝……”
第二个嫌疑人叫马宝,三十二岁,装修工,在水四路租的房,离“1·19”案受害人赵青家很近,在1月16日也有作案时间。这个人一年前曾因和漠南矿业公司的职工里外勾结倒卖废铜被拘留十五天,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劣迹。春节前装修生意清淡,他的老婆又提前回家过年,他就在街头承揽些擦玻璃、清洗抽油烟机之类的活。据他自己说,1月19日他刚好在家休息,由于是租房户,和周围邻居不太来往,没人知道他当时是否真的在家。
马宝很魁梧,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走进讯问室时,粗糙的脸上带着惶惑的神情,似乎身子都在微微颤抖。他的陕西话我听不太懂,但根据方远山和李磊的问话,大概其能明白。他说他着凉了,1月19日下午一直在家,中午自己热了头天晚上剩的面条,就着腌酸菜吃了,然后喝了一碗热姜汤,蒙着被子睡觉发汗,中间起来一次到外面上厕所,但没和邻居打过照面。
“你们搜过我的屋子,我屋里没有刀没有血,我还能杀人?我连鸡都没杀过……”
“据周围邻居反映,你和赵青做邻居期间吵过架?”
“没有没有!”马宝慌乱地摇手,“那不是我,她是和我婆娘,两个婆娘因为乱倒水骂了起来,我也就在旁边看着,女人家的事,男人掺乎个啥嘛!”
“赵青当时有没有辱骂过你和你老婆?”
马宝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是骂过我们……我老婆把水倒在门口,夜里冻住了,把人家滑了一跤,她就到我们家门口骂,还让我们滚回老家去。”
我仔细观察马宝的表情,他讲到这里时,脸上有深深的忧虑,夹杂着恐惧,却没有看到仇恨。
“公安同志,那女的真不是我杀的。那两天我就是着急挣点儿钱回老家,我七十多岁的老娘、我女人和娃还等着我过年咧,我怎么可能杀人……”说着说着,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突然哽咽了,双手捂着脸,眼泪从指缝中流出来。
方远山沉默地看着他,这回,他没有过去踹他的腰。
第三名嫌疑人叫范鹏,三十四岁,八年前因强奸罪入狱,1996年夏天出狱,独自一个人居住。三个嫌疑人中,这个范鹏是和我们寻找的目标最接近的。入狱前,他在漠南市屠宰厂工作。不仅如此,作案时,他用刀逼迫受害人就范,折磨受害人达三个小时。
我小声问吴迪:“那个受害人呢?还活着吗?”
“还活着,就是那个女孩儿报的案。”
哦……他强奸,但没有杀人。我姐姐被害时,他还在狱中,如果是他,四起案件就没法并案。不过,一切皆有可能,毕竟,四起案件并案的依据仅仅是作案手段相似而已,而其间的时间跨度,一直是个恼人的问题。
范鹏身材瘦高,背有点儿驼,脸上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戾气,用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的观点来解释,这个人具备了通常犯罪者的面部特征,这样的人要是不去杀人放火,那简直没天理。我努力想从他身上发现江谦说的那个“厕所旁的影子”,但是没有。范鹏走在人群中,他的凶戾应该是比较扎眼的,身材也较那个“影子”要高大。
“我不认识这两个女人。”面对讯问,范鹏比前两个人要冷静得多。说话时,他的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在你们告诉我之前,我连她们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1月16日和1月19日两天,你在做什么?”
“1月16号……我去省城转了一圈,一个人。我坐的是长途汽车站外面的黑车,没有票,这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去省城是想看看那边有什么生意,等过完年,我也好干点儿什么养活自己。我坐了这么多年牢,也怕了,只想赚点儿小钱安安稳稳过日子。那天我是晚上才回来的。像我这样的人,没有朋友,家人也不来往,没人给我作证。1月19号那天嘛,让我想想……应该是马上要过小年了,我一个人在家,心情不好,也没钱置办什么年货,就租了一张黄碟在家看。那张碟是头天晚上在我家路口的店里租的,你们可以去问。总不能因为我看黄碟,你们就怀疑我杀女人吧?”
方远山瞪着他:“信不信我等会儿收拾你?”
范鹏弓起身子,将双手夹在两腿间:“我信,但我真的没杀人。我不认识她们。再说我为什么要杀她们,图色吗?我坐牢坐得连性功能都障碍了,也就看黄碟过过瘾……”

下午四时许,我们都集中在周副局长的办公室里。周副局长先问方远山:“讯问结果怎么样?”
方远山有些无奈地说:“三个人都没有明确的不在现场证明,无法排除嫌疑。最近的两起凶案,我们获得的线索太少,十年前、四年前那两起就更别说了。已经对三人的住处进行过搜查,没发现任何与凶案有关的物证。”
“李磊呢?”周副局长挨个儿点名。
“我和方支队长观点一致,现在只能进一步寻找物证。”
“树斌,你的看法呢?”
陆树斌坐在角落里,一直抽着烟。听到周副局长的问话,他沉吟片刻:“我认为应该把范鹏作为重点。我刚刚和小汪一起去了趟北京,听了著名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的一番话,虽然只是纸上谈兵,但是启发很大。结合我的现场勘验,我认为这是一起系列性侵犯罪,在今年的两起案件中,凶手还有切割受害人器官的行为,切割的器官都具备比较明显的女性性别特征,比如头发、乳头,但受害人并没有遭到强奸。刚才讯问时,范鹏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他坐牢坐得连性功能都有障碍了,只能靠看黄碟过瘾。这说明什么?凶手很可能就患有性功能障碍,他想通过这种虐杀的方式得到满足。”
陆树斌的观点无疑吸引了我们所有人。周副局长扫视众人:“大家怎么看?”
“我赞同!”方远山第一个回应,“老陆的观点我们之前都没想到过。也许顺着这个方向,我们能有收获。”
其他人也一致表示赞同,包括我在内。所谓的性功能障碍,论点应该是成立的,但凶手是不是范鹏,还需要证据支持。因为,1994年的时候范鹏应该还在监狱里,如果他是凶手,那起案子又该怎么解释?另有其人吗?就在我沉思的时候,周副局长已经拍了板:“立即组织警力对范鹏的住处以及周边进行二次搜查。”
从周副局长的办公室出来,陆树斌将一个信封塞给我,我知道,那里装着他儿子的照片。可等我回到办公室打开,发现里面除了两张照片以及孩子的身份证复印件,还装着两百块钱。1998年,两百块钱是我们半个月的工资。
下班前,我瞅机会将那两百块钱放进陆树斌办公室的抽屉里。
回到家,我把陆树斌儿子的照片交给妈妈,叮嘱她千万别忘了。吃过晚饭,我陪爸爸妈妈去秀水公园看花灯。不是爸爸妈妈提醒,我差点儿忘了,今年是漠南市建市二十周年,秀水公园举办大型灯会庆祝。因此,这年的元宵夜就有了双重意义,特别热闹。
人声喧嚣中,我的传呼响了。先看到的是吴迪的祝福:“祝叔叔阿姨和小童元宵节快乐!”
我偷偷笑了,这家伙,知道爸妈对他印象好,什么时候都不忘拍马屁。再往下翻,是一个陌生号码:“祝美女汪小童全家元宵节快乐!我也在公园里看花灯。董菲。”
我惊讶地抬起头,可眼前除了花灯就是拥挤的人流,想在这里找某个特定的人,根本不可能。董菲,我当年最要好的同学,说好要见面的,却一直没见到。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
我的神情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问我:“小童,遇到认识的人了?”
我摇摇头。
“看你魂不守舍的,最近工作是不是很累?”
“不累!”我回答,“都是一些琐碎工作,拍照片、整理档案,就是费神,老要加班。”
“不要瞒我了,我知道你进了一个专案组。”爸爸平静地说,“别太累着自己,刚毕业,什么东西都得慢慢学。”
我心里一惊,爸爸怎么知道的?爸爸故意放缓脚步,落在妈妈身后两三米。我知道他有话要跟我说,赶紧凑到他跟前。爸爸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你现在还小,以后慢慢会知道,有些事,不要太强求,各人有各人的命,改变不了的事,就忘了吧!”
我心里又是一震:“爸,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我知道你心里的结。小童,有些事情,要学会忘记。要不然,人活着就太累太痛苦了,你还年轻啊!照顾好你自己,你是我和你妈妈的全部寄托……”
“我知道,爸!”我拉着爸爸快步追上妈妈,继续看花灯。
“小童!”有人在喊我。循着声音,我看见一个衣着时尚的女孩儿站在一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旁边。
“董菲!”我们俩拥抱在一起,我闻到她身上浓浓的香水味。分开时,我仔细打量董菲。昔日的野丫头长成了一个丰满性感的大姑娘,烫了大波浪,短款的白色防寒服下面是黑色紧身裤,配着高筒靴。大概是同时想起了上学时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俩的眼里都有了泪光。
董菲擦擦眼角,拉过身边的男青年:“谢长顺,我男朋友。”
我赶紧伸出手,那小伙子却有些局促。董菲笑了:“别跟他太客气,他就是个倒菜的菜贩子,农村户口。我妈死活不同意我俩的事。现在可好,我妈跟我僵着,不让我回家,我只能住在长顺那儿。”然后又介绍我,“这是我高中同学汪小童,北京上的名牌大学,现在是——警察!”
她把“警察”两个字用骄傲的口气大声说出来,倒让我不好意思了。然后,董菲又跑过去向我爸爸妈妈问好,爸爸妈妈见到老邻居的孩子,热情地问长问短。妈妈问了董菲爸妈的近况,又关心董菲:“你男朋友在哪儿上班啊?”
我立刻止住这个话题:“妈,你问得真多,真当自己是警察的妈了?”
1998年,像董菲这种情况确实不多见。城里户口的男子找个农村媳妇,勉强还可以接受,如果掉个个儿,女方家长绝对是不会同意的。我想起年前打电话给董菲的妈妈,阿姨在电话里欲言又止,应该就是因为这事了。见董菲瞬间目光黯淡,我马上搂住她的肩膀,站在两条盘在一起的金黄色的龙灯下:“我们拍张照片吧。”
已是晚上十点多了,从公园往外走的时候,传呼机又响了,是吴迪,只是简单的四个字:“速回局里。”
我告诉爸妈我要去单位,爸爸说:“我送你过去。”
“爸,我是警察,警察连上下班都要家长送?”
“除了我和你妈,大街上没人知道你是警察。”
“我送汪警官去单位吧。”谢长顺在旁边说。
我看他一眼:“你把董菲照顾好就行。”然后我凑到爸爸身边,压低声音,“爸,你忘了,我们专案组是随身带枪的。”

晚十点,专案组全体成员集中在周副局长办公室。
根据行动方案,专案组准备连夜对重点嫌疑人范鹏进行突审,主审依然是方支队长和陆树斌,其他人由李磊带队,对范鹏的住处再次进行搜查。我被分到搜查组,每个人都荷枪实弹,我依然拿着我的尼康相机。
范鹏住在漠南市矿业公司冶金厂家属楼一层。刚进入范鹏家,一股刺鼻的怪味——混合了下水道、臭鞋、腐烂食物等各种味道,几乎将人熏倒。房子倒不小,有七十多平方米,但家具陈旧凌乱。
我先给所有房间拍了照片,然后开始搜查。卧室里是一张被子都没有叠的床,吴迪翻开被子,脏得几乎看不出原色的床单上堆着一团东西。李磊皱着眉头:“全是女人的内衣……这个变态!”
吴迪戴上手套,一件件抖开它们,有胸衣、内裤和丝袜,等我一一拍过照,再装进物证袋里。接着,吴迪拉开卧室的衣橱,我们所有人都惊呼了一声。衣橱里除了几件男式服装,挂起来的几乎全是女性的衣服,大多是内衣。吴迪说:“小童,你来检查这些衣服。”
我戴上吴迪递过来的手套,一边翻看一边给大家解说:“这些衣服不是一个人的,尺码不一样,风格也有区别,但都是比较时尚的类型,至少应该属于三名女性吧。”
除了女性衣物,卧室中没有其他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但这至少证明,房间的主人有着和常人不同的癖好。继续搜查客厅和厨房,在客厅的电视柜里,发现了一大堆黄碟。厨房里有一台老式冰箱,不约而同,我们所有人都围在冰箱跟前,神情中带着在所难免的紧张。
李磊示意吴迪打开冰箱。冷藏室里有一块发臭的豆腐、一棵烂掉的白菜,还有吃了一半的辣椒酱和榨菜。冷冻室里冻着一块猪肉和一些包好的饺子。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大家也有点儿失望。
就剩下最后一间屋子了,我们进来的时候,卧室、厨房、卫生间的门都是开着的,但这间屋子的门却关着。李磊推开房门,里面放着一张单人床,被褥倒很整齐,但似乎好久没人住过,窗台上落着厚厚的尘土。裸露的暖气片上摆着几盆即将枯死的花,都是一般的花草,没什么特别。和我家一样,这幢家属楼的暖气也是由漠南矿业总公司免费供应的,暖气很热,铁铸的暖气片摸上去烫手。可能是为了给花通气,花盆后的塑钢推拉窗户开着一条一尺宽的缝,所以这间屋子里的怪味比其他房间小一些。
搜查基本结束,除了卧室中大量的女性衣物,没有其他收获。可是,这些女性衣物能说明什么呢?是两起凶案中受害人的吗?应该不是,现场勘查表明,这两起案件的受害人并没有丢失衣物。范鹏是个性变态,这我们早就知道。他猥亵强奸过多名女性,收藏了她们的衣物,但这些女性是谁?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也有可能,这些衣服仅仅是和他有过交往的女性的。
“就这样了吗?”李磊看着大家问。
我们面面相觑,恐怕只能这样了。可是,看大家的表情,我知道所有人都不甘心。范鹏的嫌疑越来越明显,但又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李磊通过对讲机向周副局长报告搜查情况,请示是否收队。对讲机那头,周副局长的心情应该和我们是一样的,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都回来吧。”
我们将所有的灯关掉,静悄悄退出房间。好在范鹏住一楼,我们没有惊动其他住户。而且今晚是元宵夜,人们的情绪还在过节里,没人注意我们。上了车,我坐在面包车的最后一排,回头又看了一眼范鹏家。吴迪已经发动了引擎。
“等一下!”我喊了一声。
所有人都回头看着我,吴迪立刻踩住刹车。
“我们再回去一趟好不好?”

再次走进范鹏的家,在那间应该没人住过的小卧室门口,我停下脚步。推开门,拉开灯,我看着立在墙角的两根管道,应该是暖气管和供水管。我的目光顺着管道移到地板上,那里铺着乳白色的方瓷砖,比周围的瓷砖要显得新一些。
“小汪?”李磊疑惑地看着我。
我走过去,用脚使劲踩了一下管道下面的瓷砖,那里发出空洞的声响。“这里应该是空的!”
“找东西撬开!”李磊命令。
吴迪从厨房里找来一把菜刀,沿着缝隙将瓷砖撬了起来。瓷砖下面不是水泥,而是一块木板。继而木板被掀开,扑面而来的尸臭味儿以及满眼蠕动的白色蛆虫,让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掉过头去。我的反应比他们更加严重,冲到屋子外面,不停地干呕。
李磊立刻向周副局长汇报新的发现,吴迪则跑过来帮我捶背。“小童,你怎么知道这底下有尸体?神了,我都怀疑尸体就是你藏的。”
都这时候了,他还有心情调侃。但我知道,他是为了让我放松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腐烂的尸体,恐怕要做好几天噩梦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静等我的回答。我先喘匀了气:“这种房屋的结构我比较熟悉,我们家住的也是这种房子。但如果是一楼,那么在这间屋子里应该有一个暖气管道和水管的入口,入口下面是空的,有些人家会拿来当菜窖。另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既然没人住,大冷天的为什么要开窗户?是为了把屋里的气味散掉……我也是误打误撞,没想到还真猜中了。”
警笛声由远而近,我们迎出门时,周副局长和陆树斌已经进了楼道。居民们也被惊动了,纷纷从窗户里探出头,有的甚至跑到一楼围观。警戒带被迅速拉起,陆树斌和助手进入现场,我拿着相机要跟进去,被周局长拦住了:“小汪,休息一下吧。听李磊说,尸体是你发现的,”他拍拍我的肩膀,“干得好!”
半小时后,又一辆警车赶到,两名着装民警把范鹏押下来,由李磊领着进入现场。又过了一会儿,陆树斌出来了,走到周副局长身边。他摘下口罩,先看看我,再转向周吉峰,“死者为女性,年龄在二十四五,有性史,无生育史,死亡已有三四个月。虽然是冬天,但尸体靠近暖气管道,已经高度腐败,目前还没发现和身份有关的东西。”
现场指认进行得非常顺利。范鹏对杀人埋尸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死者的身份依旧悬而未决。范鹏供述,死者是一个在洗头房做生意的小姐,只知道叫莉莉,听口音是东北人,其他情况他也不清楚。
范鹏被判刑后,老婆和他离了婚,把女儿也带走了。1996年,范鹏刑满释放,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和他来往。一个人独居期间,他依靠偷窃左邻右舍女性的内衣来排遣寂寞。实在熬不住,他去洗头房找小姐,可自己钱太少,一两次之后他就囊空如洗了。不过在这期间,他也认识了几个小姐,有她们的传呼号。其中一个叫莉莉的小姐和他比较投缘,他曾经私下约过她,莉莉也为他免费服务过一两次,但再多就不干了。去年阴历十月初五是他的生日,他特意在家做了几个小菜,把莉莉请了过来,两个人都喝了酒。饭后,范鹏想要和莉莉发生关系,被莉莉拒绝,说必须付费,否则不伺候。范鹏当时欲火焚身,根本不吃这一套,强行和莉莉发生了关系。事后,莉莉不依不饶,执意要范鹏给钱。可范鹏身上只剩几块钱了,莉莉便破口大骂,骂他是穷鬼还想当嫖客。范鹏一怒之下,趁着酒劲儿掐死了莉莉。和我猜想的一样,他一直开着窗户,就是为了让屋里的气味散掉。
现场指认完毕,已是第二天凌晨。漠南市人民医院的太平间里又多了一具冷冻的尸体,除了莉莉这个化名,我们对她一无所知。

第六章:城市的反面
日子过得飞快,眼看已是3月中旬了,人们脱下了厚厚的棉衣,漠南市街头和公园里的迎春花正在盛放。
开学后,妈妈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爸爸反倒清闲了。漠南矿业公司的最后一次招工结束了,他准备到年底就退休,由此也就提前赋闲在家了。陆树斌的儿子顺利进入了漠南市矿业公司铸造厂,他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不过,矿业公司的招工结束后,大批完全没有了招工希望的子弟们也在盘算着他们今后的人生。春节以来这段时间,漠南的治安案件猛增,传销组织也越来越猖獗,那时国家虽然没有出台管制传销活动的明确规定,但公安机关对这类组织的关注已日益密切。
局里在三楼为专案组腾出三间办公室,尽管如此,地方还是太小。我和李磊在同一个办公室。李磊为人老于世故,什么事都是和稀泥的做派,跟他面对面,倒是没有压力。他是漠南市公安局为数不多的老漠南人,从小在漠南长大,对漠南的情况非常熟悉。他除了每天出去满城摸排,回到办公室,总是端着一个大大的茶杯喝浓浓的茶。
我把根据江谦的口述画的那幅画像压到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又画了一张四起案件的案发地标示图,压在这幅画像的旁边,时不时看一眼,期待着偶然的灵感能让我找出凶手作案的规律,当然,还是一无所获。
一个月前,范鹏谋杀坐台小姐的案件意外破获,让专案组激动了一阵子。但在接下来的讯问中,范鹏只承认杀害莉莉一事,矢口否认与系列切颈杀人案有关。方远山的讯问我是见识过的,想蒙混过关不容易,范鹏估计受了不少罪。
陆树斌认为,范鹏的作案手段和四起系列杀人案没有相似之处。他的供述也推翻了他有性功能障碍的可能。不仅没障碍,相反,应该是性功能亢奋才对。同时,范鹏的藏尸手段也给专案组泼了一盆冷水。以前,专案组一直寄希望于找到凶手藏匿的人体组织,为此,公安局动用了几乎全部警力,搜遍了专案组能够想到的所有地方。如果系列杀人案的凶手另有其人,如果他也采取范鹏这种匪夷所思的手段藏匿他切割下来的人体组织,警方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此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根本就没有保存这些人体组织,作案后就处理掉了。
系列杀人案陷入僵局,尽管我们意外破获了另一起命案。真的是太意外了。范鹏之所以能将莉莉的尸体藏匿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莉莉本就身份不明,没人知道她的底细,更没人关心她的死活。要不是因为调查系列杀人案,这具尸体可能会永远不见天日。莉莉到底是谁?来自哪里?真实姓名是什么?甚至连杀死她的范鹏都不知道。他只是根据口音判断她来自东北。
为了完成莉莉案件的结案报告,我和吴迪受命查清莉莉的身份,有可能的话,联系到她的家人。范鹏交代,他杀死莉莉后,把她的传呼机拆了,分散扔到周边的垃圾桶里。莉莉的传呼号他当然记得,但那个号码的入网信息基本是空白,对查找莉莉的身份没有任何帮助。找不到莉莉的联系人,就只有去莉莉生前待过的发廊了。
范鹏认识莉莉是在一家叫“美亚”的发廊。不过范鹏告诉我们,莉莉是一只“飞鸡”。一般相貌平平的小姐只能守在一家发廊里,等待客人挑选或老板分派,不然就不会有生意。而所谓“飞鸡”,就是不固定在一家发廊坐台,有生意时发廊老板会联系她。莉莉在文化街的小姐中算是相貌出众的,虽然没有固定的月份钱,但提成比较高,她有这个资本。
黄昏时分,我和吴迪换上便衣去了文化街。街道两边除了一家挨一家的发廊,就是几家脏兮兮的餐厅、杂货店和出租光盘的小店面。街两侧延展开去,是一连片的平房,多半住户是濒临破产的漠南市冶金公司的职工和家属,还有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他们的老婆孩子。
我们并没有直接去美亚发廊,而是先钻进一条小巷看看周围的环境。这个时段,小巷子里进出的人很多,有下班的工人、出门买菜的老太太,以及接孩子放学的妇女,还有许多站在街边无聊地嗑着瓜子的女人,她们就是这条街著名的风景,我们一般都管她们叫“文化街站街的”。转到另一条巷子,风景依旧。
吴迪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这儿,我也不喜欢。以前来这里查过几次案子,看多了就不觉得什么了。其实,她们也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合理地存在,也有自己的阶层。你刚才看到的那几个,在这个人群里算是最底层的。你知道她们一次的台费是多少吗?”
“多少?”
“最低五块。这个市场的竞争也很激烈,有时候,她们一天只能拉到一两个客人。而且来这儿找她们消费的人,多数也是打工的,囊中羞涩,从他们身上赚到钱太难了。说这么多,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她们也是一个社会群体,她们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和我们完全不同。”吴迪指了指东面的巷子,“就在这条巷子里,去年发生过一起命案。一个做皮肉生意的女人,好不容易拉了个客人,这家伙完事后却不给钱。女人不答应,叫来了在附近望风的姘夫。两个男人厮打起来,姘夫把嫖客给捅死了。案情很简单,三个当事人也都很可怜。嫖客是来这儿打工的农民,常年在外,一个人很寂寞。做皮肉生意的女人也是农村来城里讨生活的,老公死了,两个孩子在老家,公婆给带着。姘夫是城里的无业人员,他们最初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利用吧,女人做这种营生,当然需要找个靠山,他们互相依赖,过着一种畸形的生活。女人平时很节俭,对姘夫却毫不吝啬,供他抽烟喝酒,男人坐牢后,她依然经常去探望他。”
“也许有感情了吧。”我说。
“也许吧。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这个男人能娶她。像她这样的人,内心是惶恐的,在城市里漂泊,没有归属感。她们渴望有一个肩膀能靠一靠,哪怕这个肩膀是用她们的血泪钱换来的。”
“现代版杜十娘吗?”
“她们可比杜十娘命苦。”吴迪的目光扫过人来车往的街头。
是的,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充斥着妓女、嫖客、凶手和受害者,而我,生活在其中。

美亚发廊在文化街的中段,门面除了一个破招牌,再无其他,连铁门都只开着半扇。我和吴迪走进这家发廊的时候,一个长发及腰的女孩儿从里间迎了出来,拿着把梳子边梳头边疑惑地打量我们:“你们……理发吗?”
显然,她对一男一女走进这种地方感到不解。我也用疑惑的口气问她:“你们这儿理发吗?”
“废话!”女孩儿有几分愠怒,“发廊不理发还能干吗?”
“叫你们老板出来!”吴迪瞪起了眼睛。
话音刚落,从里间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矮胖女人。“芳芳,跟谁说话呢,这么没礼貌,睡昏头了是不是?”然后满脸堆笑地转向我们,“二位是要理发呀还是……”
吴迪掏出警官证晃了一下:“我来找莉莉。”
老板娘愣了片刻,突然脸色苍白,接着手忙脚乱地给我们让座倒水,又掏出一张百元钞票,打发那个长发女孩儿出去买烟。吴迪说:“不用忙了,回答问题就行。最近这段时间莉莉去哪儿了?”
老板娘转着眼珠:“你们只是问莉莉的事?”
“当然只是问莉莉的事。你放心,我们不是扫黄的。莉莉失踪了是不是?”
“具体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啊。”老板娘说,“我只知道她已经有半年时间没在这条街上露面了,我们都想她是不是回老家了。几个月前我还老打她传呼,她都没回。”
“她是哪里人你知道吗?”
“东北人吧。”
“东北哪个地方?”
“那我可不清楚。”
“她来这里时,你没问过她?”
“呵呵,您说笑话呢警察同志。不瞒你们说,干这行的,嘴里没一句实话。即使她自己说她是黑龙江的,谁信哪?别说地方了,她的真名我都不知道。出来干这个,谁会把真名告诉别人?”
“有本地的女孩儿干这行的吗?”我问。
“有,但是少,我带过的基本没有。即使有也是小丫头不懂事的,干几天明白过来,都去外地了。小姐这个行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是不想吃,是不敢吃,以后还要做人呢不是?”
那个长发女孩儿回来了,提着一个大塑料袋,从里面拿出两包香烟、两听啤酒,还有一大堆瓜子、牛肉干之类的零食。老板娘将两包烟塞到吴迪的口袋里,又撕开装零食的塑料袋往我手里塞:“这位同志贵姓?真年轻真漂亮啊,刚大学毕业吧?真有出息,不像我们,没知识没文化的。”
我刚要推挡,吴迪竟然从那女人手里接过零食袋子递到我手上:“小童,给你你就吃吧。”
更令我意外的是,老板娘塞给他的两包烟,他竟然受之无愧。我忍住火气,接过零食袋子拿在手里,但也只是拿着。
“我和你们文化街派出所的张所长关系挺好,经常一起喝酒。”吴迪从口袋里拿出老板娘塞给他的烟,打开点上一支,架起二郎腿,和老板娘闲聊。
“噢噢,张所长啊,我们也很熟。”老板娘兴奋地接过话头。
气氛缓和下来,吴迪和老板娘东拉西扯,反正都是这条街上的闲事。聊了有十分钟左右,吴迪站起身:“好了,那就不打扰了。今后要是有关于莉莉的情况,麻烦您及时告诉我们,或者她的亲戚朋友来找她,也马上通知我们。”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撕下一页纸,写了一个传呼号给老板娘。
老板娘慌忙拎起桌上的零食袋子要让我带走,被吴迪拦住了:“不带了,让人看见不太好,烟我就装上了。”
离开美亚,来到街上,吴迪长长地出了口气:“辛苦半天了,我请你去吃羊肉好不好?”
“你抽你的烟,还吃饭干吗?”我气哼哼地说。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生气,不过再生气,饭还是要吃的。”他推着我的肩膀往前走,告诉我不远就有一家挺不错的烧烤店。
走了没几步,我的传呼机响了,只有一段留言:“莉莉一直和一个叫燕子的姑娘住在一起,她们关系很好。燕子现在在文化街的艳丽发廊,就住在艳丽发廊后面的四楼801。保密,请多关照本店!”
我把传呼机拿给吴迪看。吴迪笑了:“看,拿了烟,吃了牛肉干,人家才肯告诉我们这些。”
“我知道。”我说,“但我就是看不惯这种做法,我们是警察啊!”
“正因为我们是警察,才要比其他人更懂这个社会,懂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每一类人。教科书上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般情况下是没错的。但在这种地方,你把书上的话当真了,要做个乖宝宝,那你还是别干警察了。”

我和吴迪吃了烧烤,又按照老板娘提供的地址去找燕子。燕子就住在艳丽发廊后面的楼上,楼道里很黑,没有灯,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往上走,吴迪牵着我的手。上到三楼时,他附在我耳边说:“这栋楼的二楼死过一个小姐,自杀的。不过你看,那屋子里有灯光,肯定是不知底细的外来人租的,但愿晚上别梦到鬼。”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不知道他是在吓唬我,还是说真的。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了四楼。完全是运气,居然有人给我们开门。
燕子穿着宽大的衬衣,下面是一条牛仔裤。开门的一刹那,一股浓烈的烟味和她一起迎接我们。吴迪向她出示了证件,让我们意外的是,燕子并没有让我们进屋。她说:“你们是搜查还是传讯,搜查必须要有搜查证,传讯也得有手续。”
我和吴迪对视一眼,吴迪说:“不是搜查也不是传讯,是想向您了解一下莉莉的情况。”
她的脸色变了,咬着嘴唇迟疑了几秒钟:“进来吧。”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装修陈旧,不过,房间里除了烟味浓烈,倒是异常清洁整齐。燕子应该正在客厅看电视,电视声音开得很低,茶几上是堆满烟头的烟灰缸和几袋零食。两间卧室的门,一间半开着,一间紧闭着。燕子不冷不热地请我们坐下,自己也坐到沙发里。
“你们知道莉莉在哪儿吗?”她的语气中隐隐透出一股焦虑。
“她死了。”我看着她的眼睛说,“半年前就被人杀了。”
燕子愣在那里,嘴角在轻轻抽动。突然,她跳了起来,但并没有冲向我们,而是直奔阳台,阳台外面一片漆黑。好一会儿,她才转过头,满脸是泪。“她失踪很久了……”她一开口,泪水再次涌出来,“我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但一直有不好的预感,有时候安慰自己,她可能是回老家了。可我心里也明白,她多半是出事了。”
燕子抬手用袖子擦了一把眼泪,走过来,拿起茶几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然后到处找打火机。打火机就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我摸过来,帮她点着火。燕子猛吸了两口:“你抽吗?请自便。”
我摇摇头。除了浓烈的烟味,燕子给人的感觉并不太像小姐。她脸上没施粉黛,我估计年龄应该在二十五六,很清秀。听到莉莉的噩耗时,她表现出来的悲伤让人震动,但即使悲伤,她的举止也是得体的。
“我们在寻找杀害莉莉的凶手。”我毫不犹豫地撒了谎,“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关于莉莉的一些情况。”
“我以为你们已经找到凶手了。”燕子再次小声抽泣起来。
我从茶几上拿过纸巾递给她。吴迪关掉了电视,又给她倒了一杯水。平静下来,燕子带我们走进那间紧闭着的房间,在那个同样干净整洁的房间里,我们看到了墙上挂着的莉莉的照片——年轻漂亮,长发飘飘,所有的照片上都笑容灿烂,像一个天真单纯的邻家女孩儿。还有她和燕子的合影,两个姑娘靠在一起,亲密无间。接下来,燕子向我们讲述了她和莉莉的故事,两个女孩儿的故事——与我们的案件无关,但是,却是一份额外的收获——
和大多从事这个行业的女孩儿不同,燕子是少有的来自城市的女孩儿,并且就来自本省。她十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很快再婚,后妈对燕子不打不骂,但也不亲近。进入叛逆期的燕子受不了后妈的冷淡,一再离家出走,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差,勉强上到高中毕业,她就辍学出来混社会。由于没有什么生存技能,只能到漠南市的一家餐厅当服务员,后来禁不住经常来餐厅吃饭的一个发廊老板的诱惑,便到发廊上班去了。
做小姐就像吸毒,第一次都是愧悔的,但是看着轻而易举就拿到手的钞票,忍不住就会有第二次,然后,金钱把羞耻心一点点吞噬掉,到最后上瘾入骨。
而莉莉是三年前来到漠南市的,她老家在东北的山沟里,据她自己说,那是冬天会冻死人的地方。她只上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父母没有文化,但都是老实的乡下人。她之所以离开,只是因为忍受不了乡下贫穷单调的生活。但即使是在城市里生活,每天晚上做的梦也都是有关乡下的——这是她认识燕子后告诉燕子的。她说,我这一辈子注定了都是乡下人,永远没法改变了。
莉莉刚到漠南市认识的朋友就是燕子。她们起先是在同一个发廊里上班,后来慢慢熟悉了。莉莉一开始住在文化街的平房里,忍受不了周围邻居的指指点点,干脆和燕子合租。
燕子比莉莉大三岁,她们住在一起很融洽。莉莉会做一手地道的东北农家菜,燕子则比莉莉有文化,也更会玩,她们住在一起后,突然有了居家过日子的感觉。燕子说,她讨厌男人,从小到大,她遇到的男人没一个好人。莉莉也有自己的苦恼。她的妈妈生病了,她寄了一万块钱给家里,一下子让村里沸腾起来,都说莉莉在城里做生意挣了大钱。此后,每次莉莉的弟弟打电话来,都会告诉她妈妈的病还需要多少。莉莉就更加卖力地出台,好有更多的钱往家里寄。在燕子看来,这个世界全是假的,只有她和莉莉才是真实的。
她们开始考虑给自己存钱,打算以后去另一个城市,买一套房子,开一个店,干净地生活,就她们两个。就在她们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莉莉失踪了……
“莉莉刚失踪的那段时间里,我疯了一样到处找她,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每天晚上都要抽掉两包烟,我想她……”燕子失声痛哭。

3月21日,一夜的沙尘过后,漠南市降下了第一场春雨。
向周副局长汇报了我们的调查进展,下午,我和吴迪再次来到了燕子的住处。开门时,燕子头发凌乱,眼睛红肿。她迎我们进去,没有敌意,但依然保持着一种疏离。我突然明白,我们和她,不可能成为朋友,虽然她向我们说了那么多,那只是她需要倾诉罢了。
“对不起,燕子,昨晚我骗了你。”我说,“杀死莉莉的凶手已经找到了,我们只是来查明莉莉的身份,好做结案报告。现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希望能通过你联系到莉莉的家人。”
燕子坐在沙发里,闭上眼睛,似乎疲惫不堪。许久,她睁开眼:“谢谢你们能找到凶手。我有莉莉老家的联系方式,但我也有一个请求……不要告诉莉莉的家人她在做什么,你们随便编个谎吧,哪怕说她在卖菜也行,好么?”
“好!”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
一切顺利,我们在一个旧信封上找到了莉莉的老家住址和村里的电话。临出门时,我对燕子说:“以后不要再干这个工作了,很危险,比如莉莉……”
“我会离开漠南的。”燕子打断我的话头,“我替莉莉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这次没有把我弄进去罚款。”
我还想再劝她几句,又忍住了,我知道这毫无意义。莉莉的房门在我们身后关上。
下到二楼的时候,吴迪突然停住脚步:“想不想看看这里到底住着什么人?”
我疑惑地看着他:“你说的小姐自杀的事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说罢,吴迪就来到那个住户门口,伸手敲了敲门。
门开了。令我和吴迪大吃一惊的是,开门的竟然是江谦的女朋友秦红。秦红和我们一样惊讶:“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快进来坐啊!”
“你怎么住在这里?”吴迪问。
“这是江谦和别人合租的房子,我今天过来帮他打扫卫生。”
“江谦租的房子?他不是住在他叔叔家吗?”
“江谦上班后就从他叔叔家搬出来了,这里离学校近……你们快进来坐啊,等会儿他就回来了。”
这里的格局和燕子住的房间一样,但十分凌乱。我们进来时,秦红正在卫生间里洗床单被套。对于我们的意外到访,秦红很激动,一定要我们留下,等江谦回来一起吃饭。也不管我们同不同意,她擦擦手就下楼去菜市场买菜。屋里就剩下我和吴迪,我俩都有点儿懵懂——江谦,是我们?还是他?我们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彼此,随时随地都能不期而遇。
“你现在还怀疑江谦吗?”我问吴迪。
“凶案没有侦破之前,我怀疑所有人。”
五点多,江谦和秦红一起回来了,手里拎着大袋小袋。和秦红一样,江谦对我们的到来既吃惊又兴奋。他和秦红一边忙碌,一边告诉我们,和他合租的人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在漠南矿业公司工作。虽然知道这条街名声不太好,可毕竟租金便宜。趁着秦红去厨房,吴迪问:“你知道这房子死过人吗?”
“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租金才便宜的。”
吴迪点点头:“怎么不和秦红住一起?她一个人在漠南市,是不是还要另租房子?”
江谦的脸红了一下:“她和她的小姐妹合租,我们又不是夫妻,住一起不方便。”
吴迪笑:“看不出来,你倒挺正统啊!跟你合租的人怎么还不回来?”
“他倒班,得半夜才回来。”
“和秦红谈得差不多就结了吧,互相照应,也免得和个大男人合租,两个男人住一起有什么意思?”
江谦正在往一只盘子里倒从外面买来的凉菜,听了吴迪的话,脸色突然黯淡了一下,半天才说:“我和我的室友很谈得来。”
我专注地打量着江谦,打量着他清秀而忧郁的脸。他是我见过的最令人难以捉摸的人,从我见到他的那天起,我就觉得他和常人不同,可是,不同在哪里,我却又说不上来。但愿他和我们这个案子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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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30 14:06:2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爱与被爱
每年的三四月份,是中国南方最好的季节,草长莺飞,繁花似锦。但在漠南市,虽然满街的树也抽了绿芽,但依然是一年中最糟糕的季节,动辄会有突然而至的风沙扬尘席卷整个儿城市,所有人只能束手待毙。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漠南市在腾格里沙漠之南,它的一个县区就在沙漠的边缘。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青春过早地被沙尘掩埋,个个皮肤干燥,嘴唇皴裂。每到春天,我都会一边吃着沙子一边后悔为什么要回到这座城市来。
更让我焦虑的,是毫无进展的系列杀人案。专案组将嫌疑范围无限扩大到漠南市的所有人群,动用了大量警力直接或间接地排查,始终一无所获。我们寄予希望的第二现场,也一直没有找到。
方远山一直坚持着受害人—凶手—现场的铁律,从几名受害者入手寻找联系。他的侦破思路与我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和陆树斌探讨的思路是一致的,凶手和受害人,就像买主和商品,肯定有着某种联系。方远山始终认为,凶手和死者是熟人,至少有过一定的交往。因此,他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对受害人的研究上。让我非常感激的是,他虽然对我不是特别友善,但在做这些调查时,始终小心翼翼地绕过了我和我的家人。
这期间,我和吴迪的关系也变得有些微妙。我的心情像恶劣的天气一样沉郁暗淡,同时,迫于在同组工作时必须要有的回避,我对吴迪多少有些疏离。他也无可奈何,对我的关心和牵挂只能停留在眼神之间。我们不时会有一些小摩擦——我们彼此都像笼中的困兽,被停滞不前的侦破工作和隐秘的恩怨困扰,烦躁绝望,找不到出口。
工作之余,我会和董菲逛逛街。但我和董菲的关系也因为谢长顺的存在总是有分歧。董菲可能觉得我有些排斥谢长顺,有意不让我和他见面。我有时想跟她解释,我并不是反感谢长顺这个人,而是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违背父母的意愿同居,但想想还是算了,这种事,可能越解释越麻烦。现在,董菲一心一意和谢长顺做生意,虽然辛苦,收入还算过得去,至少比我这个拿死工资的强多了。不过,她的性格却越来越泼辣,动不动在电话里和谢长顺大吵,为车辆的事,为蔬菜质量的事,为各种各样的事,和街头的女菜贩子无异。但我也听说,许多同学因为没有工作,深陷传销旋涡无法自拔。每念及此,我又会感到欣慰,毕竟董菲是靠自己的辛苦赚钱。
江谦和秦红经常约我和吴迪去他们那里聚聚。他在我妈妈当教导主任的学校里担任语文老师,头几节课便受到学生的拥戴,妈妈经常在我跟前提到他,说这个年轻人很不错。但我心里从没有排除对他的疑惑——不是怀疑,是疑惑。
4月的一天,江谦又打我的传呼,说他和同事要去十公里外的黄河边钓鱼,问我和吴迪去不去。那会儿我俩刚参加完专案组的例会,由于案情毫无进展,会议气氛沉重。于是我对吴迪说:“不如我们请个假和江谦一起去钓鱼吧,散散心。”
吴迪一言不发,眉头紧锁。
“去不去啊?”
“汪小童!”吴迪突然停住脚步,怒气冲冲地转向我,“为什么江谦这小子总是找你?他有什么目的?他难道不清楚他自己的嫌疑还没有完全排除?我还当他是杀人恶魔呢,他反过来竟然天天粘着你,是追你还是另有目的?”
我愕然看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发这种无名火:“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你干吗老是和他有说有笑的?你看不出来他是故意找机会接近你吗?”说罢,吴迪竟然不管不顾,撇下我扬长而去。
这是我们吵得最厉害的一次,吵架的原因竟然是那个毫不相干的江谦。我独自在大街上站了十分钟,满肚子的火却无处发泄。十分钟后,我找了个公用电话打给江谦,说我要和他们一起去钓鱼。江谦在电话那头问:“吴迪呢?”
我说:“他在单位忙呢。”
一小时后,我和江谦、秦红以及他的另两个朋友会合,他的朋友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那两个朋友,一个是和江谦合租房屋的王斌,我们见过几次,另一个是王斌的同事,叫黄剑涛。我们在车上很快熟络起来,王斌很健谈,一路都在讲笑话。而我在欢笑之际,总是忍不住要想起吴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是因为案子,或是其他什么?江谦也有些心事重重。他就坐在我旁边,穿着已经起球的黑色毛衣,那双破旧的皮鞋依旧穿在脚上,边上已经补了两三次。
我们穿过一个叫水湾的村子,来到了黄河边上,黄河对面就是省城的地界了。正是沙枣花盛开的季节,黄河边的湾道和池塘边钓鱼的人很多。秦红是第一次钓鱼,很是兴奋。黄剑涛则兴致勃勃地教秦红如何做饵,如何甩线。江谦钓鱼很专业,自己拿了一根鱼竿,甩下线,将一顶草帽戴到头上,安静地坐在池塘边。
因为渔具不够,我拿了一个马扎坐到江谦旁边看他钓鱼。江谦从头上取下草帽,戴到了我的头上。我盯着不时有小鱼蹦起来的水面,问:“江谦,你喜欢秦红吗?”
江谦侧脸看了我一眼,有些惊奇,但似乎又很平静:“我们在一个村子里长大,一起上学。她从家乡跟我到城里来,我一直当她是我的小妹妹。我们一起吃过苦,算是患难兄妹吧。”
我抬头看看池塘对岸,黄剑涛正教秦红如何摆弄鱼竿。“秦红很喜欢你,按说你们应该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关系啊。”
江谦没做声。
“那……你喜欢我吗?”我问江谦。
江谦猝然转头,他的眼中有一丝慌乱……和惊讶。我们对视了足足有半分钟,江谦咬了一下嘴唇,避开我的目光:“我当然喜欢你啊,你这么漂亮这么善良……”
他的回答在我的意料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我伸手搭到他握着鱼竿的手上:“我来钓一会儿好吗?”
“好!”他慌乱地松开手,鱼竿险些掉到池塘里。
到下午四点多,我们总共钓到了六条鲤鱼和草鱼。黄剑涛提议说,这家池塘的主人是开农家乐的,不如就在农家乐吃了晚饭再回。收了竿,我们把钓到的鱼送到农家乐去做,等吃饭的工夫,就在黄河边溜达。
黄剑涛似乎非常喜欢跟秦红在一起,一直跟在她身后粘着。而王斌则说,他担心农家乐做鱼弄不干净,要在旁边看着。这样一来,我和江谦,黄剑涛和秦红,我们四个人就分成两拨在黄河边散步。
传呼响了,我根本没看,肯定是吴迪。钓鱼期间,他已经呼过我无数次了。江谦看着我:“是吴迪吧?他是不是有急事找你,要不我们回去吧?”
我并不回答他的问题,拉着他坐到前面一块长条石头上:“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过了一会儿,江谦才说:“大学的时候有过一次,但没结果。是我的大学同学,不同年级,当时她大二,我大一,因为都喜欢看书,经常会在图书馆里遇见,就认识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江谦的目光看着远方,就像看着遥远的过去,眼神里竟散发着笑意,“不过,说到恋爱,这应该不算。直到她毕业离校,都不知道我喜欢她。这场恋爱应该只是属于我的,跟她没关系。”
“哦,是暗恋。现在还联系吗?”
江谦的神情又黯淡了:“她在其他城市工作,早就失去联系了。”
秦红和黄剑涛挽起裤脚在浅滩处嬉水,老远都能听到他们的笑声。王斌在岸堤上喊我们,鱼好了。饥肠辘辘的四个人立刻往回奔。等坐到桌边时,四条鱼和热气腾腾的臊子面已经上桌。真正的农家风味,我们立刻抄起筷子大快朵颐。
就在我吃完第一碗面的时候,门帘掀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闯了进来。是吴迪。我和江谦怔在那里。吴迪站在门口直直地看着我,神情复杂。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吴迪的声音低沉压抑。
江谦出神地盯着他,似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秦红则欢快地把黄剑涛介绍给吴迪:“吴大哥,你今天干吗去了,也不跟我们一起玩,真可惜……不过这会儿正好,都是我们钓的鱼,可好吃了。”
吴迪在我身边坐下,拿过筷子就吃,不再说一句话。我也只有沉默。这顿饭的后半截气氛沉闷,似乎谁都没话说了。
饭后,天色已晚,我们准备打道回府。吴迪是开着局里一辆没有警用标志的车来的。我上了吴迪的车,吴迪喊江谦也上他的车。江谦很听话。两辆车一前一后驶出了河滩,沿着一条破旧的乡级公路往市里走。一路上,一会儿是麦浪翻卷的小村落,一会儿是荒凉的山丘。吴迪将车开得很快,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沉默。江谦坐在后面,也沉默。
不经意间,车窗外已是夜色浓重,王斌的面包车应该被吴迪甩得很远了。行驶到一处只有庄稼地、没有人家的地方时,吴迪猛打方向盘,冲到一片玉米地旁停住。我预感到要出事。不容我多想,吴迪已经从车上下来,打开后车门,把江谦从车上拽了下来。
“吴迪,你要干吗?”我冲过去阻拦,可来不及了。他一个左勾拳狠狠地打在江谦的下巴上。我扑上去拉吴迪的胳膊,却被他甩开了。也许,我的阻拦更加激怒了他,他越发暴怒,又一脚踹在了江谦的身上。江谦倒在玉米地的田埂上,轻轻哼了一声,但自始至终没有还手,也没说什么。
吴迪终于住手,站在江谦的旁边大口喘气。我被他这种疯狂的举动吓懵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发火或者沉默?僵持了有十多分钟,一声刺耳的刹车声,面包车终于赶上来了。王斌、黄剑涛和秦红从车上跳下来,惊讶地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江谦已经踉跄着爬了起来,一身的泥水。秦红赶紧将他扶上车。关车门前,他还回头冲我和吴迪笑笑:“我们先走了,你们也快点儿回吧,别怄气了。”
面包车开走了,留下我和吴迪像两个傻子一样,一个站着,一个蹲着,还有沉默。

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回到了漠南市。到我家楼下的时候,已经过了十点,繁星满天。我用若无其事的口气说:“到家里坐一会儿,喝口水。”
吴迪转脸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小童,你……还这么沉得住气?你真的喜欢上那个家伙了?他有可能是变态杀手!”
“应该不会!”我回答,“请你理解我,我正在求证这件事,请你……不要有除了案件之外的任何想法。我们都是专案组成员,都不应该有附加的任何想法,不是吗?”
“专案组成员就更不应该和涉案嫌疑人产生感情纠葛!”
“我没有!”这句话嗓门儿太大了,说完我都吓了一跳。只是,这个吴迪,平时看着挺聪明的,他的智商都跑哪儿去了?他居然以为我喜欢江谦?他的脑袋被门夹了?但我没再解释。他现在情绪激动,我说什么都没用,除非低声下气求他原谅。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错的又不是我。我只有沉默。
我们沉默着上楼。到了家门口,他刚要敲门,爸爸已经把门打开了。
“汪叔叔!”吴迪尽量挤出笑容,“今天下班后我带小童出去玩了一会儿,回来晚了。”一边说,他一边把我推进屋,冲爸爸说了声再见,转身走了。
爸爸狐疑地打量我:“吵架了?”
我没好气地说:“我们只是同事,有什么可吵的?他发神经,你不要管他。”
回到卧室,因为疲惫,我很快睡着了。我梦见了吴迪,也梦见了江谦。梦见江谦时,他的脸始终模糊,我努力想要看清他,却惊悚地发现,他竟然和我曾经画过的那个“厕所旁边的人”融为一体。
我在惊叫中醒来……
第二天,我上班迟到,但大家都没说什么。只有方远山例行公事般安排了新一天的工作——继续查看案件资料,继续安排各个辖区派出所注意可疑人员动向。我没见到吴迪,没人告诉我他的去向,我也不好问。
一上午我都心神不定,临近中午,周局长突然走进了专案组办公室。“我来宣布一件事!”他阴沉着脸,不看任何人,“市局今天接到投诉,吴迪在休息期间寻衅打人,暂时调离专案组,等候调查。”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周副局长。我的脑子轰的一声……
中午休息时,我逃离了议论纷纷的专案办公室,到街上给江谦打电话,让他马上到大十字路口来见我。
十几分钟后,我看到了匆匆赶来的江谦。他看见我,满脸堆笑,而我已经是怒气冲天:“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大家只是有点儿误会,为什么要投诉吴迪?”
江谦一愣,笑容还挂在脸上:“谁投诉吴迪了?”
“不是你吗?他已经被调离专案组了,你现在高兴了吧,解恨了吧?”
江谦收起笑容。一分钟后,他拉着我来到就近的电话亭,打电话挨个儿质问,到底是谁投诉吴迪了。从通话里我猜到,应该是王斌或黄剑涛向公安局告了状,他们和吴迪不熟,再加上平时对警察的误解和反感,倒也能够理解。打完电话,江谦无奈地看着我:“有什么办法能挽回吗?让这两个家伙再打电话给你们领导,就说这是误会,朋友间开玩笑?”
我叹了口气:“打电话估计没用,得去一趟公安局,就说都是朋友,喝了点儿酒,有点儿冲动,酒醒了就没事了。这样吴迪大概能免予处分。不过,想回专案组……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了。这件事,吴迪有错,我也有错,要说受连累的是你,真的很抱歉。”
江谦立刻给王斌和黄剑涛打电话,强调事情的严重性,让他们下午就到公安局去说明情况。挂了电话,他沮丧地摇摇头:“昨天就不应该出去,没想到闹成这样……”
“没办法,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说,这真的不怪你。”
江谦依旧皱着眉头:“给吴迪打个电话吧,他这会儿肯定很难受,把他叫出来,我给他解释一下。”
“别解释了,吴迪已经误会了,这个时候打电话适得其反。”
“为什么要误会呢?”江谦想不通。
我安慰他:“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我们领导了解吴迪,肯定知道他不是无事生非的那种人,会帮他说话的,再说,吴迪这么冲动,也该接受点儿教训。你还没吃饭吧?我请你去吃砂锅。”
吃饭的时候,我把锅里的排骨夹给江谦,江谦一个劲儿推让,脸也红了。我冲他笑:“你多吃肉,看你瘦的。”
我相信,小店里的人都会以为我们是一对儿。吃完饭,我和江谦并肩走在街上。我离他很近,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劣质烟草的味道,就像乡间的泥土,他的神情也似乎永远凝结着一种乡愁。这些都和吴迪完全不同。吴迪身上永远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那也是都市人共有的味道吧。
我抬头看着天际的流云:“江谦,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儿?”
“我?”这个问题又让江谦为难了,说话有点儿结结巴巴,“什么样的……都行吧。”
我笑:“不会吧,什么样的都行?那你为什么不喜欢秦红?”
江谦反问:“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秦红?”
“我看得出来。”
江谦摇摇头:“我准备再存点儿钱就跟她结婚。我们认识五六年了,她对我那么好,我不能辜负她。”
“可是,如果没有爱,结婚后会幸福吗?”
“婚姻也是责任——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光有爱是不够的。”
“没有爱更不行!”我反驳他。
这会儿,江谦已经渐渐放松下来了,他语气平淡地说:“你们城市长大的人都是这样,吴迪也是这样。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吃过很多苦。我有父母和兄弟姐妹,是叔叔婶婶他们供我上的大学,对我来说,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不光是为我自己生活,也是为他们。我想我的婚姻也应该是这样。”
我不以为然:“结婚都是为了要寻求幸福,不然还不如一个人过。”
江谦不置可否地笑着,也像我一样看着天际的流云。

盛夏来临,即使是干旱的西北小城也有一城的绿意,当然还有酷热。这一年,湖南台的《还珠格格》红遍全国,几乎全中国的人都在关注着小燕子的命运。漠南的人们也不例外,每天晚上都要准时收看这部美女帅哥云集的电视剧。与此同时,央视的《新闻联播》也在天天播放长江和淮河流域洪灾的新闻。有着小知识分子情怀的爸爸妈妈每天忙完工作,就坐在电视前,先是揪心着洪灾的救援情况,随后又跟着小燕子和紫薇的命运悲悲喜喜。小燕子我也是喜欢的,但是对于凶案的关注冲淡了我对这部言情剧的兴趣。我每天都在期望破案有新的进展。
令我意外的是,因为王斌和黄剑涛的及时解释,吴迪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可系列凶杀案的侦破一直停滞不前,整个儿专案组一直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吴迪家不在漠南,按照政策规定,他每年都有探亲假。6月底,他便向局里申请,回省城休假去了。莫名的分离让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落寞单调,每天和专案组的同事们做着相同的工作,查看资料、冥思苦想、讨论,却没有任何用处。
这期间,董菲和谢长顺也去外地贩瓜果了,我很难见到她。只是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在北京给我买了条裙子。我来到单位院子门口,看见她穿着短裤和吊带,染成黄色的头发扎在头顶,手里拿着一个纸袋子。这次见面匆匆忙忙,只来得及聊几句。
我问她:“你还是和谢长顺在一起,没有回家?”
“不跟他在一起怎么办?我没工作,没本事,谁会要我?”
我无言地望着她。
董菲摸摸我的脸:“离开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你们已经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说完,她丢下我走了。
我叹口气,打开袋子,里面是一条白色带暗花的真丝连衣裙。第二天我穿上这条裙子上班,全单位的人都猛夸漂亮。但是过了一天瘾之后,我就不再穿了,我是专案组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任务,所以照旧牛仔T恤。
案子毫无进展之际,我也给梁彦东教授打过电话,想请他指点指点。但校方告知他去美国做学术交流了,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只有江谦经常来找我,他并没有因为此前发生的不愉快疏远我,他的淡定平静,我永远望尘莫及。
可能是怕再有误会,他每次来找我的时候都会带上秦红。江谦也很关心吴迪,曾表露出想去省城看看吴迪的意思。我也想去看吴迪,非常想,但我不想表露我的这份想念。江谦说:“吴迪在省城一定非常孤单。”
我说:“有什么孤单的?回家了,肯定和狐朋狗友玩得不亦乐乎,他那么色,说不定还有美女陪着呢。”
江谦微笑:“你知道他不会的,他那么喜欢你,肯定也非常想你。”
在我的感觉里,江谦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和那个凶残变态的杀手根本不挨边儿。但吴迪怀疑他,这种怀疑是不是掺杂了个人情绪,我不得而知。
7月7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开始,局里的民警都被抽调去各个考点维持秩序,我们专案组反倒清闲下来。作为教导主任的妈妈被迫放下了她热爱的小燕子,每天忙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家。清闲的爸爸除了看小燕子,剩下的心思全部放到了妈妈身上,每天接送做饭,像照顾高考生一样照顾着她。随着年龄的增长,爸爸妈妈的感情越来越好,相濡以沫,令人羡慕。
7月8日,我下班回家,看见厨房里有做好的凉面和败火的鸡蛋芹菜汤,爸爸妈妈都不在。我知道爸爸又给妈妈送饭去了,便草草吃了几口,百无聊赖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小燕子的出现。电话响了,我以为是爸爸打电话叮嘱我吃饭。却不是,一声“喂”后,我已经听出来了,是吴迪。
“小童……”
我握着话筒,愣怔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就在你家楼下……我想见你。”
挂了电话,关了电视,我满屋子找,找出董菲从北京给我买来的连衣裙套上,登上细高跟的凉鞋便跑出家门。关上门的一刹那,我突然想起,忘了拿包和钥匙。
吴迪穿着短袖衬衣、牛仔裤,短短的头发,脸好像瘦了一点儿。看见我的这身新打扮,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你穿裙子真漂亮!”
我们进了公园,避开行人,在一座假山后面,我们默默相拥。我靠在他身上,他身上有微微的汗味儿,却如此令人沉醉。许久之后,吴迪松开我:“小童,我们叫上江谦一起去喝啤酒怎么样?”
原来爱情会让一个人变得这样矛盾。他戒备江谦,又不想让我看出他的戒备。爱情,也会让人变得口是心非。我再次环住他的腰:“不好,就我们俩,一个熟人我都不想见。”
“那就去省城我们家,我爸妈都不在,家里只有我妹妹。我们带她去玩一个晚上,明天就回来。”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冲动和幼稚,居然毫不犹豫地跟吴迪上了去往省城的班车。

在我看来,省城是一座典型的西北都城,是一个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汇的城市。满大街都是西域特征明显的回族同胞,即使是汉人的长相也带有鲜明的西北特征,不论男人女人,都是浓眉大眼,男人直爽,女人勤俭。仅一个小时车程的漠南市则完全不同。漠南的特色就是完全没有特色,带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浓重气息,全城都是没有归属感的人们,人们初次相见时都要问:你老家哪里的?
已经是晚上九点,省城的街头人流如织,这里,比漠南要繁华很多。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好像远离了漠南,便远离了所有的重压。此时,我愿意自己没有任何思想,只想被吴迪拉着,去任何一个地方,做任何一件事。
我们在省城的农民巷吃了冰凉甜腻的灰豆汤,吃了麻辣烫,又买了大筒的冰激凌拿在手里。我们游荡在省城的街头,谁也没提起要去吴迪家里的话。直到晚上十点,我的传呼机不停地响,我才想起要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我向父母撒了谎,说单位临时让我到省城递交案件材料,晚上赶不回来了。
我们牵着手穿过中山铁桥。黄河从这个城市的中间穿过,闷热的夏天,这里聚集了纳凉的人们,更多的,是像我和吴迪这样的男女……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忙忙赶回漠南,到局里时,只迟到了十分钟。没有人在意我迟到。我躲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无所事事。方远山忽然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小汪,最近恋爱了?”
我吓了一跳,抬头看他。方远山冲我诡异一笑:“今天早上我接到省厅的电话,说公安部的专家最近可能要来漠南。省厅的同志还特意提到了你,因为公安部的专家问到了你。看来,你和陆树斌的北京之行很有成果!”
方远山的语气里有一种怪怪的东西。是赞许?不是;是揶揄?也不是。我只能微笑。方远山出了办公室,看着他的背影,我一时茫然。为什么省厅的电话不是打给周副局长,而是打给他?是因为他是专案组的骨干吗?或者,就像传闻中说的那样,方支队长在上面有极硬的背景?
莫名掺杂进来的与凶案无关的一些因素,让我感觉有点儿小小的沮丧。一个上午就这样晃了过去。临近中午,我的传呼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但显示的姓名是秦红。我用办公室的电话回过去,拨号的时候心中惴惴,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没想到,是喜事。秦红欣喜地告诉我:“小童姐,我要和江谦订婚了!”
我自然是一连串的祝贺。秦红说,希望我和吴迪能去和他们一起庆贺,这也是江谦的意思。
中午回到家,爸爸妈妈竟然都在,饭菜也已经做好。我很奇怪妈妈今天怎么没有在学校。妈妈用埋怨的口气说:“我不能为了学生把自己的女儿弄丢了。”
原来,爸爸妈妈是因为我昨晚没有回家而着急。我小声抗议:“我怎么可能丢呢?”
陪爸爸妈妈吃了中午饭,妈妈才放心地去学校,走时叮嘱我,下班没事就早早回家,陪陪爸爸,不要出去乱跑。我奇怪:“妈,我是警察,你怎么一直当我是小姑娘?”
“不是姑娘,难道你还是男孩子吗?你是警察就可以夜不归宿?”
我无语。妈妈转身命令式地对爸爸说:“你要看好小童,不要让她晚上再出去。”
爸爸笑着答应:“知道啦,你赶快去看你的考生吧,万一出不了高考状元,你又该长吁短叹了。”
一个下午依然是平淡无奇。快下班的时候,秦红又打来电话,说她和江谦在家里做了饭,让我过去吃。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下班,我买了一大袋子水果,坐公交去了文化路江谦租住的房子。敲开门,江谦和秦红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他的室友王斌也在。
我突然想起:“江谦,这两天高考,你怎么这么清闲?”
江谦解下腰里的围裙,搓着沾了菜叶的手掌:“我今年代的是初三的班主任,要准备高考以后的中考,不忙高考的事。”
他的手指纤细修长,有点儿像女孩儿的手。我想起吴迪的手,吴迪的手是骨感的,坚硬而有力。
秦红从身后偎过来,搂着江谦的腰,幸福浸透了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我也感觉到了她的幸福,沉浸在爱情中的女孩儿的幸福。江谦的室友王斌宣布开饭。我们集体举杯,祝江谦和秦红有情人终成眷属。
江谦的手艺见长,清炖排骨是主菜,剩下的凉拌菜都是清淡爽口的,刚好适合我的口味。天气很热,我平常不喝酒的,但是也忍不住喝了几杯冰凉的啤酒。王斌是喜欢喝酒的人,用大杯倒了白酒,和江谦推杯换盏。秦红则坐在一边,电视里正放着《还珠格格》,她的眼睛都快扎进去了。
小燕子赵薇的眼睛是我见过的女孩儿里最大的,此时正和一帮漂亮的男生女生在皇宫里玩得不亦乐乎。王斌指着电视里一个清朝帅哥说:“这个演员我认识,是我们公司的子弟。”
秦红立即回过头,瞪大眼睛:“真的?”
王斌说:“真的!他是从漠南出去的。”
“不会吧,漠南怎么可能出这么帅的明星?”秦红半信半疑,转过头看我和江谦,似乎想得到我们的回应。
江谦大概对《还珠格格》没多少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桌上的饭菜,并不回答秦红的话。我想他小时候是不是挨过饿,吃起饭来永远那么专注。吃饱了饭,王斌又打开啤酒,我们就着剩下的菜开喝。《还珠格格》一集演完了,中间插播广告。等待的过程中,秦红也加入进来。她是个活泼的女孩儿,不停地和王斌划拳,输的酒自己喝,喝不了就让江谦替。
我们都喝多了。江谦脸色潮红,说话也没了条理。我是最清醒的一个,但也感觉晕晕乎乎的。江谦颤颤巍巍把一个鸡爪子夹到我的盘子里:“小童,再吃点儿,吴迪不在,我们要把你照顾好……”
我看着他,他眼神里的忧伤一如既往,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当你看他的眼睛时,你就知道他把他的人生装在了眼睛里。而有些人,即使他的人生有故事,他的眼神也是空洞的,因为他的故事已经被他遗忘。
小燕子的片尾曲唱完,江谦站起身,摇晃着走到我身边,他的头垂到我的眼前:“小童,你不懂我这个人……你们谁都不懂我这个人,我自己更不懂……”
“你喝多了!”我说。
江谦轻轻点着头,我感觉他快要趴到我怀里了。他继续说:“我可能真喝多了,头晕……我一直把你当成好朋友,好多时候我不知道该跟谁说话,也没有人跟我说话……小童,你当我是好朋友吗?”
我突然感到一种悲悯,眼前这个男人,就好像一个走失多年的弟弟。我说:“当然是……”
江谦终于将脸枕到我的腿上,就像一个孩子太累太困了,将脸枕到母亲的腿上一样。我穿着牛仔裤,但我依然感觉到他的眼泪渗到我的腿上。“你为什么哭?”
“不知道。”他呜咽着,“我只是心里难受……想念许多人,许多事……”
夜色阑珊。王斌在他的房间里鼾声如雷。秦红斜躺在沙发上,脸红如霞,醉态可掬。而江谦则枕在我的腿上,哭泣。我头晕目眩,恍如在梦中,不知道我身边的这些人,包括我自己,都在想什么,都在做什么……

狭长而昏暗的楼道,公用洗浴间里滴滴答答的滴水声在静夜中刺人耳膜,每一声都让人头皮发紧。走廊灯照在肮脏的墙壁上,投出无数阴影。暗夜的风卷着走廊两侧每一扇门上半垂着的五颜六色的门帘,像群魔乱舞。
我走进一扇无声无息打开的门,房子里一片漆黑。可瞬间,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我的眼前一片白晃晃。接着,我看见了……
凌乱的床,蜿蜒流淌的黑红色粘稠的血液,浓重的血腥气扑面而来,让我窒息。床上是一具同样白晃晃的女人的身体,上面布满了刀痕。我身不由己,似乎是被人牵引着走近她,我看见了她大睁的眼睛,空洞的眼睛里有鲜血在流淌……
我喘不上气来……
“小童,醒醒……”有人在叫我,使劲摇晃我的身体。
我从噩梦中惊醒,一身的冷汗。屋子里的灯黑着,但电视屏幕还亮着。江谦拍着我的肩膀:“对不起,我压住你的腿睡着了,让你做了噩梦。”
我伸直被压麻的腿,隐约回忆起刚才做过的噩梦,又一阵头晕目眩。转脸看见秦红还在沙发的另一头酣睡,像一只懵懂的小粉猪。
“怎么我们都成醉鬼了!”我笑着说。看看时间,竟然十一点了。我吓了一跳,“这么晚了,我妈要打断我的腿了!”
“我送你回家。”江谦给秦红身上盖了一件衣服,我们俩轻手轻脚出了门。
漠南的夏日,白天虽然酷热,晚上却比较清凉,毕竟是西北的气候。我和江谦并排走着,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江谦问我:“这些天去看过吴迪吗?”
我迟疑一下:“看过。他舒服着呢,天天睡大觉,不用为案子操心。”
“你们的案子……有进展了吗?”江谦小心地问,随后又说,“你不用告诉我啊,算我没问。”
我摇摇头:“告诉你也没关系,因为……一点儿进展也没有。只怪我们无能……”想起案子,我又没了情绪。
“不是这样。”江谦很肯定地说,“这个凶手非同一般,我能感觉得到。”
“感觉到什么?”
“感觉到他内心的凶残,他把杀人当成一种……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总之,他是故意去杀人给自己看,或者给别人看。”
“这话怎么说?”
“自从上次亲眼见到赵青被……弄成那个样子,我就想,凶手应该是个疯子,他把杀人当成一种享受,或者游戏——当然,我不懂破案方面的事,乱说的,这只是我的感觉,我今晚喝得太多了……”
“继续说。”我鼓励他,“毕竟你见过最原始的现场。”
江谦摇摇头:“其他也说不出什么了。我一直怀疑我在厕所旁边看到的那个人就是凶手,但他就像一个……一个梦,只在我眼前出现了那么一下,现在连我都怀疑当时是不是真的看到那么一个人了。”
是啊,就像一个梦。多希望这个残酷的连环凶案就是我做过的一个梦,梦醒了,一切如故。
“小童,为什么你要回漠南呢?你原本可以留在北京,或者去其他大城市。”江谦突然问我。我想了一下:“为什么?因为漠南有我爱的人吧。”
“吴迪?”
“哦,不是,我是上班后才认识吴迪的。”
就在这时,一辆飞驰的摩托车呼啸着从我身旁掠过,我下意识地往江谦那边靠,江谦一把拽住我,把我拉到他的身后。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听见身后一声尖利的叫喊——
“江谦!”
我们俩同时回头,看见了满脸泪水的秦红。秦红先是死死瞪着我,突然,她冲到江谦跟前,用拳头打他:“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你喜欢她是吗?你……你为什么不直说……”
我愕然地看着这一幕。原来,她一直在猜疑我们,就像吴迪猜疑我和江谦一样。我们四个人,为什么不知不觉间就陷入这样的感情纠葛里了?
“秦红,你听我解释,我和江谦只是朋友而已。”
秦红回头瞪着我不说话,目光里全是怨尤。也许从一开始,她跟我就有着一种无形的距离,我们之间本来也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只是因为江谦才认识。她对我,大概一直就是防备的吧,只是我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身旁突然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都是在外面乘凉的。我赶紧对江谦说:“你回去跟她解释一下吧,我先走了。”
转身正准备离开,一抬头,我看见了一个认识的人——方远山。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小汪,你们这是……”方远山的目光移到正拉着秦红离开的江谦身上,“这人……怎么看着眼熟?”紧接着,他一副恍然的样子,“这不是‘1·19案件的那个报案人吗?怎么,你们……”
“哦……他是我妈妈学校新来的老师。”我恨不得脚下有个地缝钻进去。
好在,方远山不再继续问,转身走到那辆白色的警用面包车前:“上车,我送你回去。”
众目睽睽之下,我慌乱地钻进那辆警车。
一路上,方远山什么都没问,只是在送我到家门口时才说了一句:“以后在外面要多注意一点儿,你是个警察,更是个女孩儿。”

第八章:第五起凶案
7月30日,星期四。
凌晨六点,我从噩梦中被摇醒,看见妈妈站在我的床前。
“小童,又做噩梦了?几年前的毛病,今年怎么老犯?”妈妈无比忧心地帮我擦干额头上的汗水。
“没事。”我坐起来,看看窗外,天色已经大亮。我不想让妈妈担心,赶紧起床洗漱,换上宽松的运动服出门,传呼机装在运动服的口袋里。
距离上班时间还早,我在家门口的马路上跑了一圈,又进了街心公园,绕着公园的花园慢跑。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才出了公园往公安局溜达。走到公安局一侧那条小巷的拐角处,正好遇到瘸腿的小伙子出摊,看见我,老远他就笑了。他的眼睛很细,笑的时候给人感觉就像一朵小花在盛放。我第一次主动跟他招呼:“这么早就出摊啊?”
他愣了一下,忙不迭点头:“是啊,这个月份,经常有人一早就来买水果。”
我停下脚步,在他的水果摊上挑了几个桃子放到秤上。
他看了一眼秤:“五毛。”
我想想:“不对啊,现在市场上的桃子不都六毛一斤吗?我买的这几个,好歹有两斤吧,怎么就五毛钱?你要是这样,那我可不买了啊。”
小伙儿急了,把桃子装进口袋塞到我手里:“那给八毛吧,八毛!”
我拿出一块钱放到他的摊子上:“谢谢你了,不过下次再这样,我可不敢来你这儿买水果了。”
他灿烂地笑着:“不会不会,以后一定要常来。”
我拿上桃子往单位走,忍不住回头,小伙子依然看着我,脸红红的,笑得灿烂而幸福。我不禁想起了吴迪。我们初相识的时候,他看我的眼神就像这小伙子一样,像一朵盛放的花。
我在想念中走进单位大院。在外面晃荡了这么久,除了门卫和晚上值班的同志,我依然是第一个到单位的人。我打开办公室的门,收拾屋子,又打了水,然后坐到桌前发了一会儿呆。忍不住,我给吴迪打了传呼。
吴迪的电话马上就到了:“小童,这么早就上班了?是不是又有什么情况?”
“没事,我起早了,就过来了。”听到吴迪的声音,我反倒没话说了,半天才问,“你在家吗?”
“没有,我也在街上乱转,想给你打电话,又怕你正在上班的路上。”吴迪说,“正好,我想跟你说件事。你听了别生气,我只是和你商量。”
“什么事?”
“你能不能离开漠南,到省城来工作?”
“什么意思?”我确实很吃惊。
“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如果没有,我不会勉强你的。”
我心头疑惑:“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绝对没有!如果你在漠南工作,我肯定也会在漠南。”
“可你刚才还说要我到省城上班……”
身后有人进来,回头一看,是李磊。他没头没脑地问:“谁到省城上班?”
我忙捂住话筒:“哦,我们北京的同学,他以为我在省城上班呢。他们都不知道西北有个漠南市。”然后对吴迪说,“回头再聊。”
挂了电话,李磊一边沏茶一边说:“也是啊,你是名牌大学毕业,同学们肯定想不到你会来漠南这个小地方,最差也该是省城啊。”
我笑笑:“哪能呢,同学闲聊而已,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啊。我一毕业就能进公安局,好多同学都羡慕得不得了呢。”
这时候,同事们都陆续来上班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关于系列杀人案所有能做的工作,我感觉都已经做完了,再要做什么呢?但是,抛却私事,想到工作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总会升腾起一种不安的感觉。那种不安是什么,我隐隐知道,却又无法准确表达。似乎是在等待,而且,我相信有这种感觉的不止我一个——专案组的所有人都在等待。
我无百聊赖,很想给吴迪打电话,问清楚他早上说的是什么意思,又怕被进进出出的同事们听见,再引起误会。好不容易熬过十一点,总算快下班了。我好像是第一次这样强烈地渴望下班,想赶快回家或者到外面去给吴迪打电话。可能是情绪主导了行为,我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
李磊看看我:“烦躁啊……”
我“嗯”了一声。
李磊叹口气:“其实我也烦……”
我们都沉默下来。就在这时,李磊桌上的电话响了。拿起话筒刚喂了一声,他的脸色就变了,人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什么?在哪儿……也是吗?”
我虽然不知道电话那头在说什么,但肯定是出了大事……我们大家都在等待的事。
李磊重重地挂断电话,回头对我说:“又一起!”
我的脑袋轻轻地嗡了一声。
我和李磊直奔周副局长的办公室。周局正拿着话筒,紧蹙眉头,不时地嗯嗯着,最后说:“关市长,您放心,我们会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他在接市长的电话?应该是关市长,漠南市政府的一把手。市长打电话关心的案子意味着什么?
挂掉电话,周副局长看着我和李磊:“方远山他们已经到现场了,我们现在就过去。对了,小汪,给吴迪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警车驶往漠南市长途汽车站方向。我的心抽搐了一下,那是我姐姐遇害的地方,是我走路也想绕开的地方。
依然是一处平房,破旧的砖铺巷道里浮着一层夏日的灰尘,巷道一头是恶臭的公共旱厕,在酷热的中午散发着呛人的味道。巷道中的第三个门前围了一大堆人,辖区民警在平房的大门四周用白灰画警戒线,一边大声喝斥着让围观的人后退,但收效甚微,人们依然固执地围在那里——白天淡化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我们挤开人群走进去。那一刻,我听见一个粗鲁的男人大声骂出一句脏话:“警察都是吃屎的吗?”然后人声嘈杂,全是对系列凶案的议论和对公安的指责。
我咬着牙,走在周副局长身后。虽然看不见,但我能想象出他那张铁青的脸。

走进院子的一刹那,我突然看见了江谦。他站在院子中央,像一只垂死的鸟,失魂落魄,面无人色,对我们视而不见。周副局长大步走到江谦面前停住,转头问院子里的民警:“这个人是……”
“他是死者的未婚夫。”
“什么?”我惊骇地叫出了声。
所有人都看着我,包括江谦。他从垂死状态中缓了过来,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恰似看见了亲人一样,突然间失声痛哭。他一边哭一边慢慢走向我,伸出瘦长的双臂,仿佛在等待我的拥抱。他的手掌上有血迹。
我情不自禁迎上去,却被身边的方远山一把拉住:“汪小童,不要走近他!”然后,他走到周副局长身边耳语了几句。
周副局长诧异的目光从我和江谦身上扫过。我知道自己刚才又失态了。再看江谦,方远山那一声呵斥后,他的痛哭变成了抽泣,准备靠近我的身子瞬间萎缩。
“这个人……”周副局长指了指江谦,“他应该是上次凶案的报案人。汪小童,你和他是在办案过程中熟悉的吗?”
我无言地看着周副局长。事态的发展早已超出我的控制范围,让我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但此刻,这对我来说还是次要的。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秦红出事了。为什么会是她?为什么又是我熟悉的人?这难道仅仅是巧合?我的脑中一片混沌。
“汪小童!”周副局长狠狠瞪了我一眼,快步进了现场。
“哦……”我如梦方醒,赶紧跟在他后面。
简陋的平房里,即使在阳光炽烈的夏天也显得有些阴潮。依然是我熟悉的结构,两间套房。现场应该是左边的屋子,浓烈的血腥味从那里扩散出来,像隐形的魔鬼在空气中飘荡。
吴迪还没到,我们现在进入现场,也只是进行一个大概的了解。陆树斌从他的大包里拿出几双鞋套分给我们。周副局长对我说:“先拍照吧,等吴迪勘查完痕迹再拍一次。”
进了那间屋子,我一眼就看见了秦红——赤身裸体的、已经死去的秦红。屋外的阳光透过紫红色的窗帘缝隙投射进来,宛如一把明晃晃的刀横在她身上。她的脖子上有被利器深深划过的伤口,粘稠的血液顺着脖子流到身上,流到床上,流到地上,就像一条绛紫色的缎带。这是我曾经熟悉的秦红,她的身体匀称而健康,即使已经死去,皮肤也像藕一样润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儿,她的身子搭在床沿上,浑身鲜血淋漓,两条腿夸张地大张着……
除了陆树斌,周副局长和方远山他们也都不禁转过了头。陆树斌对我说:“小汪,拍一下尸体,然后盖一下吧。”
我咬住牙,举起相机,先用短焦连续拍摄秦红的整个儿身体,然后从旁边破旧的沙发上拣了一件衣服,轻轻盖在秦红身上。就在我看见秦红大睁着的双眼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喷涌而出。
“小汪?”陆树斌看着我,那目光中有疑惑,也有一丝关怀。
方远山叹息:“小汪,你认识她,对吧?”
我点点头,抽咽着说不出话。
周副局长说:“好了,把相机给老陆,你先出去吧。”在我要出门时,他又叫住我,“到外面别闲着,抓紧把那个江谦的笔录做了,现场直接控制吧。”
院子大门紧闭,隔绝了外面好奇的目光。两名民警站在江谦身旁,江谦依然像垂死的鸟一样蹲在地上。看见我走出来,他抬起头,面如死灰,嘴唇颤抖:“小童,是秦红……”
我身旁站着一位警戒现场的民警,我不认识,应该是辖区派出所的。他走过来,把江谦推到院子角落里,又找了一把积满尘土的小板凳,拍了拍,示意我坐。我坐到板凳上,揉一下太阳穴,稳住心神,对那位民警说:“我们给他录个口供吧。”
辖区民警严肃地对江谦说:“我们现在要对你进行一个初步询问,好好配合。先说你的名字、职业。”
江谦哽咽着报了自己的姓名、职业、年龄、和受害人的关系,辖区民警记录完毕,我对江谦说:“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昨天晚上……”江谦艰难地开了口,“秦红在文化街我的住处待到十点,我送她回来的。和她同室的女孩子不在,听说回老家去了。我在秦红这儿坐了会儿,大概二十分钟吧。这中间我和她商量什么时候陪她回去一趟,看看她父母,还要定结婚的日子。然后我就回家了。今天早上我正常到学校上课,学校发了西瓜。因为我早上只有两节课,就早早出来,想把西瓜带给秦红。我大概十点四十从学校出来的,坐三轮车。我一进来,就看到……”江谦声音沙哑,“和上次看到的一样,满地是血……可是,小童……”江谦抬头看着我,眼中满是无助,“为什么……是秦红?”
我无法回答。旁边的辖区民警问:“你手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江谦伸出双手看了一眼,双手微微颤抖:“我摸了一下她的脸……她的脸上还有一点儿热度。”
我看着他手上的血。那是秦红的血啊!那个一脸红扑扑的女孩儿,虽然有点儿小心眼,有点儿小脾气,但一直都是善良的、美丽的。我想起她和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笑容……现在,她冰冷地躺在我旁边的屋子里,像一只被上帝遗弃的羔羊,死了,而且死得惨不忍睹。
“你昨天晚上回住处是几点?”我问江谦。
“十一点多吧。”
“只有你一个人吗?”
“王斌上大夜班,今天早上六点才回来。”
“你们照面了吗?”
“没有。我听到他开门的声音,那时候我还没起。”
“早上到学校后,直到你去找秦红前,没离开过学校吗?”
“带学生跑操算离开学校吗?”江谦有点儿迟疑,“就是早操的时候带学生出去跑了一圈,接着的头两节课是我的,上完课后我才离开。”
我的问话到这儿就结束了,但辖区民警还有疑问。他问江谦:“受害人是你的未婚妻,但你们并没有住在一起?”
“我们都是农村长大的,农村都是这规矩,而且订婚的事还没跟家里说。”
“你们认识几年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认识她了,我们是老乡。后来我来到漠南,她也来漠南打工。”
“你上了大学,有了工作,还喜欢她吗?你不嫌弃她是农村女孩儿,没有文化?”
辖区民警的问题个个切中要害,我只有默默不语。江谦回答:“没有,我从来没有嫌弃过她,我只是觉得我配不上她……”
“配不上?你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你还说你配不上她?”辖区民警一副难以置信的语气。说老实话,如果不是我早就认识江谦,我的反应估计和那民警也差不多。
方远山从里面出来了,对江谦说:“按规定,你要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两个民警一左一右,架着江谦往警车的方向走。江谦突然挣扎了一下,拼力靠向我。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这个动作让江谦猛地停住脚步。他咬着嘴唇,但不再挣扎,任由两名警察把他推上警车。上车前,他回过头冲我喊:“帮我去看看我爸妈,帮我……”
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
吴迪是下午一点半赶到凶案现场的,他从省城包了出租,用了最快的速度。看到他的第一眼,我的眼泪又忍不住了。“吴迪,是秦红……”
“什么?”吴迪同样震惊,“那江谦呢?”
“被带到局里去了。”
吴迪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那意思很明显,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吴迪的到来,意味着正式的现场勘查开始了。没有人要求我再进去,我也没有这个勇气,只有站在院子里发呆。
这里的环境和上次凶案发生的地方几乎一模一样。杂色的砖和石板铺地,五六平方米的院子中堆放着各种杂物,呈“7”字形的两间平房,原主人应该早已搬离,房子出租给秦红这样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人居住。
坚硬干燥的砖石地上没有明显的脚印,只有在门口的地方有几滴血迹。是凶手留下的呢,还是江谦从屋里出来时,身上沾了血迹?或者不用再怀疑,凶手就是江谦?
是的,凶手就是江谦!“1·19”案发时他就在现场,然后他虚构了一个故事、一个模糊的“影子”来迷惑我们。他有意接近我和吴迪,让我们放松对他的戒备,接着,他又拿身边最熟悉的人开刀——是他,杀了秦红。
我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边胡思乱想。一个小时后,周副局长第一个从屋里出来,他的身后,两名警员抬出了秦红的尸体,再后面,是陆树斌、李磊和吴迪……
一瞬间,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冲过去掀开担架上那块淡绿色的尸布,再看一眼秦红。吴迪冲我轻轻摇了摇头,我停住了向前的脚步。

1998年发生在漠南的第三起切颈命案,再次震动全城,不单单是震动,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恐慌和满天飞的谣言,当然,还有对警方的不满。
警方在接到报案的第一时间,立即命令离现场最近的派出所和巡警就地排查所有可疑人员,但一无所获。案件侦破再次回到老套路上,通过对受害人外围关系的排查来寻找凶手。
在详细了解秦红人生经历的过程中,我得知了一件让我小小震惊了一下的事情——就在江谦去外省读书的时候,秦红还交过一个男朋友,是她打工餐厅的川籍厨师,两人有过短暂的同居关系,不久这个厨师就去了外地,再没有回来过。专案组得知这个线索,迅速和厨师老家的警方取得了联系。那个厨师叫贾世友,三十岁,在家有老婆孩子,因为一个人孤身在外,有几次和他人同居的经历,秦红是其中之一。
“7·30”案发当晚,省公安厅的刑侦专家赶到漠南,对现场和尸体进行了二次勘验。漠南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袁立人也亲临现场,和周副局长一起指挥勘查。由于省里的专家在场,专案组的同志只有方远山、李磊、吴迪和陆树斌等人陪同勘验。我和其他同志则连夜准备案件汇报材料,给公安部刑侦局发传真请求援助。
专家们的勘验结果与专案组一致,认为“7·30”案和“1·16”、“1·19”案可以并案。现场发现了沾满血迹的棉线矿工作业手套、两只塑料袋,没有发现凶器;行凶手段依然是切颈,受害人因失血过多死亡;现场留下了凶手的指纹。但是——
与前几次大不相同的是,凶手没有虐待受害人,也没有切走人体组织,而是在切颈后受害人无法发声的情况下,对她实施了强奸——陆树斌在秦红的体内发现了精子。也就是说,这一次,凶手用强奸的方式,代替了前几起凶案中对受害人身体进行切割的行为。
在此我要说明一点,1998年,DNA检测技术还没有广泛运用于刑事科学领域,检测到精子只能说明凶手的确是男性。当时,只有指纹、脚印、血液才是最有力的痕迹证据,然而我们在案发现场提取的凶手指纹,因为指纹数据库的不完善,也因为无法联网比对,所以也是毫无用处。
在我以后的刑警和律师生涯中,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才是防范犯罪、打击犯罪最有效的途径。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的凶手之所以能长期逍遥法外,与当时社会管理和刑侦技术的落后密切相关。
综合以上证据,江谦与那个和秦红有过同居关系的贾世友成了最大的嫌疑人。案发时贾世友在什么地方没人知道,局里连夜发传真给贾世友户口所在地警方,请他们协助寻找。
而江谦,这一次再也没有办法、没有理由将他排除在嫌疑人之外。第一,江谦是同一系列案中连续两起凶案的报案人,如果这仅仅是巧合,那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第二,“7·30”案的受害人秦红是江谦的未婚妻。值得推敲的是,秦红在受害时受到了实质性的性侵犯,但没有遭受切割,这个特殊状况可能的解释是,受害人是凶手的未婚妻,所以凶手在作案手段上也发生异常。
案发第二天晚上,专案组对江谦进行了初次讯问,主审是方远山,李磊协助,周副局长和其他专案组的同志以及省公安厅的刑侦专家都在隔壁的监控室旁观。
讯问江谦前,我被周副局长叫到了办公室。周副局长脸色憔悴,像刚刚大病一场。我的鼻子酸了一下,在这个专案组里,他比谁都操心,比谁压力都大。我默默坐到他斜对面的沙发上。周副局长扔掉手中的一沓卷宗:“小童,你爸爸身体怎么样?”
我一时茫然,不知道他怎么会认识我爸爸,而且还叫我小童。在公安局里,除了吴迪,哪怕是陆科长都叫我小汪的。
周副局长长长叹了口气:“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加入专案组吗?虽然你是名牌大学毕业,但没有任何实战经验,我当时可是顶着别人的非议点了你的名。这里面掺杂了私人感情啊……我在矿业公司公安处待过,不但和你父亲认识,还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时候你还小。后来进了公安局,工作越来越忙,和你爸爸联系就少了。你爸爸是很孤傲的人,他可能以为我当了官,有意疏远他,我也不愿意解释。你姐姐被害后,案件迟迟未破,我自感对不起你父母,就更不敢和你父亲联系了。你进了咱们公安局之后,我和你爸爸达成默契,不让你知道我和你爸爸的交情,这样你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孩子,我一直关注着你,我知道你的想法,所以我不顾非议,点名让你进专案组。我想让你完成你的心愿,也让你的父母得到一些安慰。”
原来如此!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周局……”
“你应该叫我周叔叔,当然,在局里这样叫是不行的……”周副局长目光慈祥,“你要明白,身为警察,尤其是一名刑警,我们面对的每一起命案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不愿触碰的隐痛。你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面对,就凭这个,你就有资格进入专案组。”
我抹去脸上的泪水:“可是,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到目前为止,我们漠南市所有的警察都辜负了全市人民,尤其是受害者家属的期望。你不要太自责,但是,你现在需要向我说清楚你和江谦之间的关系……”
半个小时后,我从周副局长的办公室走了出来,心情起伏,但也释然了许多。

根据方远山的意见,鉴于我和吴迪与江谦有过密的交往,又有众多的省厅专家旁听,为慎重起见,这次讯问我们两个应该回避。作为专案组的成员却要回避讯问,我是有充分心理准备的,这和周副局长之前跟我的谈话不无关系,但是对于吴迪,却是明显的打击。但他也无可奈何,只能服从。
大家都准备讯问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俩。我知道他此时心里有多难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切,都是由我而起。我关上门,走到他的座位旁,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回过头冲我笑笑:“我没事。”
我们执手相望,能感觉到彼此心情的沉重,互相信赖是我们此时最大的安慰。吴迪摇头叹息:“秦红……我真的不敢相信,竟然会是她。”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突然间,我感觉到这个我所爱的男人人性中善良的光芒。此时,他想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受害人。
“这个该杀的江谦!”他恨恨地说,“对秦红他也能下得去手?”
我沉默无语。
吴迪看着我:“这时候你还不相信他就是凶手?”
“我不知道,一切看证据。”
“如果他死不承认呢?这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还把他当朋友,我竟然把你丢下一个人回省城,现在想想都后怕。”
我走到窗前,向外面张望。局里其他同志早已下班,专案组对江谦的讯问也应该开始了。结果是什么,我没法估计。“我们出去走走吧,”我说,“这样等着,真让人着急。”
吴迪立刻赞同。我们从单位后面的一个小门出来,像贼一样溜到了外面的马路上。我问吴迪去哪儿逛,他说:“我们去文化街吧,去江谦住的地方。”
我吃惊地看着他:“你确定这时候没咱们的人在哪里?万一被其他人知道,不是自找麻烦?我们现在可是都在避嫌呢。”
吴迪迟疑片刻,还是说:“见机行事吧。”
我们打车赶到文化街。正是落日熔金的时候,这条脏乱的,聚集了民工、小商贩和妓女的街道上同样有着俗世的繁华。我们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里要了砂锅。吴迪给我夹砂锅里的排骨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江谦,我也曾经给他夹过砂锅里的排骨。那时候,他对我说:“你和吴迪要好好的……”
现在我和吴迪的确很好,他却成了连环杀人案的嫌疑人身陷囹圄。我又想起他和秦红宣布订婚的那晚,我们都喝醉了,就像梦中一样,那些情景遥远又清晰。
吃完饭出来,天已经黑了。我们去了江谦住的那栋楼。
盛夏的晚上,人们大多会在外面纳凉。可此时,不知道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事实如此,我觉得今晚在外面纳凉的人似乎少了很多。凶案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恐慌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一座小城,几乎大半的人都会知道昨天又发生了凶案,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昨天的凶案,并且在谈论的过程中加入更恐怖的想象。
江谦住的那栋楼周围并没有任何被警方布控的迹象,这未免让我有点儿失望。按理,对于这样重大的案件,警方应该在第一时间对嫌疑人的住所进行监控,可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突审江谦上,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却忽略了一些基础工作。
如果江谦不是凶手呢?那么此时真正的凶手在做些什么?逃离?藏匿?或者根本不用藏匿,因为他相信警方找不到他……一路胡思乱想着,我跟着吴迪上了楼梯。突然间,我又有一丝莫名的恐惧。如果江谦真的是凶手呢?我为这个想法打了个冷战。我曾经离他那么近,而他却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吴迪没有去江谦的住处,而是上到四楼,敲响了燕子的房门。门开了,燕子探出半个脑袋,头发凌乱,神情惊慌。我意识到,她有客人。果然,她小声说:“对不起,我家有人!”
“找你有点儿事要问,你打发他走吧!”我温和但不容置疑地对她说。
“先进来吧。”在我们进门的一刹那,燕子关掉了客厅的灯,“你们到阳台等等好吗?”
我和吴迪进了阳台。燕子走进卧室,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少顷,又是开门的声音,一个黑影老鼠一样蹿出卧室,然后是跌跌撞撞的下楼声。燕子从卧室出来,开了客厅的灯。虽然强自镇定,但我依然感觉脸红……和瞬间升起的厌恶。
燕子也难掩慌乱。她请我们坐下,要去倒水,被吴迪沉着脸制止了。我开门见山地问:“燕子,你认识二楼住的江谦吗?”
“江谦?”
“高高瘦瘦的,在学校当老师。”我提醒她。
“哦……”燕子点点头,“认识。”
“熟吗?”
“算熟吧,毕竟楼上楼下住着,老碰面。他……有什么事吗?”
我看了一眼吴迪。吴迪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我们今天是执行公务。刚刚的事我和汪警官就当没看见,现在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不要提问题。”
燕子叹了口气。我放缓语气:“不要怕,我们也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和一起凶案有关。”
“不会和杀人狂有关吧?”
“什么杀人狂?”吴迪问。
“现在满大街的人都在说漠南的杀人狂,警察天天在文化街上转,我们……”
“不要乱猜测,那都是些没根据的传言。”我打断了燕子的话头,“你和江谦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燕子想了想:“应该是在认识你们之后吧,他刚搬到这里不久。”
“他主动找的你?”
燕子迟疑了一下,甩了甩额前的头发:“刚开始的时候,他在楼道里见到我,只是跟我笑笑,后来,也就是上个月,他晚上来找我……消费。”
“什么?”我和吴迪异口同声。
燕子对我们的惊讶不以为然:“消费。就像刚才那个男人一样,他掏钱,我服务,你们懂。不过,就那么一次,而且实际上,到最后什么也没做成,只是聊了一会儿天,从那以后就熟了。”
“什么也没做?”我问,突然感觉自己脸上发热。
吴迪咳嗽一声:“为什么什么都没做?他不是来消费的吗?”
“是啊,后来他又改了主意,他说他不行。”燕子给自己点了支烟,“他这个人很好,非常好的人——你们不是朋友吗,应该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朋友?”我问。
“他说过呗。”燕子淡淡地说,“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这个人很奇怪。虽然我们聊得比较多,但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个人。”
“你们一般都聊什么?”我追问。
“这怎么说呢……”燕子困惑地看着我,“就说他消费那次吧。应该是一个月前,中午我出去买烟,在楼道里碰到了他。他走得很急,不小心撞到了我,差点儿撞到我的头,吓了我一跳。他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儿说对不起,我都觉得他有点儿小题大做了。就在那天晚上十点多,他突然来敲门,我当时一个人在家。他站在门口,先是问中午我有没有受伤,后来又要借水壶,说家里的壶破了,没法烧水喝。我就让他进了屋,还给他倒了杯水。坐了一会儿,他突然说,能不能给钱,他也消费一下。本来我想立刻翻脸把他骂出去的,但又一想,男人不都一样吗,况且那段时间我也没什么生意。于是我告诉他,我要价很高,要是包整晚的话要三百块钱。其实,我们一般只收一百块……”
燕子说起她的生意的时候,不知道是忘记了我们的身份还是已经习以为常,竟然毫无顾忌。
“他当时就痛快地答应了,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三百块钱,好像早就准备好了似的。我当时很惊讶,三百块钱可是一般人一个月的工资啊。不过交完钱,他却一副无从下手的样子。我就关了灯,把他领进卧室。我们躺到床上,他一直没动静,后来我主动,折腾了一阵子,他却不做了,说干脆说会儿话吧。我们就躺在床上聊天,聊了半晚上,我们就都睡着了,到了第二天,我们成了朋友。”
我和吴迪面面相觑。我问:“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燕子又点上一支烟。她的烟瘾很大,尤其在说话的时候,会一支接一支地吸。“他说他想结婚,但是以前没有谈过对象,内心对婚姻有些恐惧,怕对不起未婚妻,所以想在我这儿先试试。”
他想试试?他想试试……我努力整理自己的思绪,突然想起梁彦东教授的话:“凶手极有可能是一个有性心理障碍的人……”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厉害,伴着一阵接一阵的隐痛。在此之前,我对于江谦的悲悯心可能完全错了。江谦就是一个有着严重心理问题的人,我一直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却同情他,把他当成朋友……
“是啊,但没试成功。”燕子继续说,“所以我说,这个人很奇怪。”
“他还说什么了?”
“我们互相说了些各自以前的经历,他说了他少年时的一些事——”说到这儿,燕子突然停住,用手拖着腮帮。
我追问:“他少年时候的什么事?“
燕子将抽了一半的烟摁到烟灰缸里:“也没什么,就是小时候淘气的事。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农村的事都觉得新鲜。”
我知道燕子撒了谎,但是撒得从容不迫。我有点儿犹豫是不是应该马上戳穿她的谎话。燕子这种人,如果她不打算说实话,就会用另一个谎话代替。除非我们用强硬手段,但那又是我最抵触的,我真的不想像吴迪或者其他人那样,用卖淫的事威胁她。
就在这时,我的传呼响了,是李磊的留言:“速回局里,江谦认了!”

第九章:翻供
“7·30”案发次日晚上十一点,漠南公安局灯火通明,不时有警察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神情既凝重又亢奋。我和吴迪赶到三楼专案组办公室,里面却空无一人。
“这会儿大家应该都在会议室里。”吴迪毫不迟疑地拉着我直奔会议室。
会议室有前后门,前门紧闭,里面传来嗡嗡的说话声。万幸,后门是虚掩着的。我轻轻推开,看见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坐着袁局和省厅的几位领导,周副局长坐在最边上。专案组的所有成员以及局里的几位领导都坐在台下,我和吴迪悄悄地坐到了后面。
省厅的领导用质疑的目光看着我们,周副局长低声向他们解释。接连发生的意外,让我和吴迪在专案组里非常尴尬,但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现在,我只想知道江谦的供词是什么,还有我的姐姐……是不是被他杀害的。我为在此之前对他的同情感到愤怒和羞愧。
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卢阳特地从省城赶来现场督导。他表情严肃,说话铿锵有力:“根据刚才对犯罪嫌疑人的集中讯问以及他的供认,可以初步确定,系列切颈案的凶手就是江谦。他两次出现在现场,还有他与受害人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也能佐证他的犯罪事实。”说着,他转过头用目光征询主席台上其他领导的意见。
坐在他旁边的省公安厅刑侦处技侦科科长刘健刚说:“我同意卢处的观点。”
其他省厅来的专家及领导不再做声,很明显是达成了一致。周副局长清了清嗓子,声音疲倦,但也带着振奋:“现在,局里的同志立即按程序正式拘捕江谦,连夜组织案件材料送交省厅,同时上报公安部,专案组马上对江谦的住处以及和他相关的住所进行搜查……”
主席台上的领导起身走出会议室,我们也立刻起身。方远山看见了我和吴迪:“你们两个……”
周副局长走过来,接住方远山的话头:“他们两个也参加接下来的搜查。我希望专案组要团结一致,通力协作。目前案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就行动吧!”
公安局院子里,两辆警车已经发动,我们一行七人立即上车赶往文化街江谦租住的房子。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前,我和吴迪刚刚从这里离开。
到了二楼,方远山掏出钥匙将房门打开,那钥匙应该是从江谦身上搜来的。我对江谦的家是熟悉的,但这次进来,因为心情的缘故,感觉完全不一样。房中黑暗一片,打开灯,更显得空荡冷清。和江谦一起住的王斌大概上夜班去了,方远山安排人守在门外,以防突然有人进入。
“小汪,你有上次搜查范鹏家的经验,你先把整个儿房间看一遍。”方远山突然这样说,让我有些意外。但此时,我来不及在意别人的态度和想法,只是机械地按照吩咐去做。
两室一厅的房间,两个男人的住所。江谦的卧室简单整洁,木床上是打了补丁的褥子和旧被子,床下面是一箱子书籍和一些杂物。此外,就只有一个大纸箱子,里面装着他的衣服,整齐地叠放着,虽然简陋,但显示出主人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我把衣服一件件抖开,箱子底部露出一个装鞋的纸盒子。身后的吴迪和方远山异口同声:“小心点儿!”
我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鞋盒子,里面是一双崭新的千层底布鞋,黑绒面,白鞋底,精致的做工,就仿佛一件艺术品。盒子一角塞着个红布包,打开,露出一对镂花银镯,历经岁月的磨砺,上面的梅花瓣已经不太清晰。我小心地将银镯放在一边,取出布鞋,把手伸进去摸索。布鞋里还有一封信,看邮戳,这封信寄出来的时间并不久。信封上的字迹拙劣,收信人是江谦,寄信人地址是陇南地区一个名字很奇特的地方。我没有征得方远山的同意,便从信封里抽出了信纸。
只有一页,是江谦的爸爸写来的,告知已经知道儿子订婚,全家都非常高兴。银镯子是塞在鞋里一起寄来的,那是江谦的奶奶留下来的,现在,就作为给儿媳妇的一点儿心意。末尾,希望江谦尽早把媳妇带来,和家人见个面。
这是一封很普通的信,但可以肯定,江谦把他和秦红订婚的事告诉了家里人。方远山从我手里接过信,反复看了两遍,重新装进信封,连同鞋盒子一起抱在怀里。
搜查在继续。另一个卧室是和江谦同住的王斌的,比江谦的屋子凌乱了许多,被子胡乱卷在床头,简易布衣橱里,干净衣服挂着,脏衣服堆在底下,地上横七竖八扔着几双鞋,穿过的袜子卷成一团塞在鞋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客厅里是破旧的布艺沙发、划痕斑斑的玻璃茶几,电视柜下面的抽屉里装满了盘片,有好几张许美静的专辑。一切都是我熟悉的,看不出变化。
狭小的厨房里充斥着烹饪过后留下来的味道,墙面和窗玻璃已被油烟熏黑,锅碗瓢盆随意放在水池边的台面上。没有冰箱,没有橱柜,所有台面上摆不下的东西都堆放在墙角的纸箱子里。
搜查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我们都聚到客厅里,相对无言。方远山手里抱着那个鞋盒子:“没什么收获,这也在意料之中,嫌疑人不一定会在自己住的地方藏匿切割下来的器官,而且这里不是他一个人住。我们还要继续找第二现场。”
方远山永远那么强势、自信、咄咄逼人,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判断,也不容别人怀疑。
李磊说:“要不,大家先一起到街边吃点儿东西吧?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没吃饭,我都快不知道什么叫饿了。案子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会儿要是把谁饿出个好歹来,得不偿失啊!”
大家都笑了,气氛瞬间变得轻松了些。

夜里一点多,我们专案组的七个人聚在文化街唯一一家火锅店里吃火锅。李磊打趣说:“好久没吃火锅了,今天方支队请客不容易,大家都要放开肚子吃,不把方支队吃心疼了不罢休。”
几个人中,我和吴迪是吃过晚饭的,不怎么饿,情绪也都不高。但为了不让别人察觉出来,我们也勉强拿起筷子。仅仅过了两天,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恍如隔世一般。一份迟来的伤痛像蛇一样盘踞在我的心头,那是恨,还有愧疚。恨自己在案件侦破过程中掺杂了许多幼稚的想法,愧疚自己把仇人当成朋友。
其他人都非常放松,对他们来说,这是真正的庆功宴。方远山点了辣子鸡的锅底,要了啤酒和两瓶白酒,这顿饭估计至少要花去他半个月的工资。大家于是很给面子地放开肚子吃,边吃边说些讯问江谦时的情况。方远山咕咚咚喝下一杯啤酒:“供认真快……这种人,杀的人越多,招得就越快。其实就是个变态,就等着被抓住后向世人炫耀一下他有多厉害。今天是没时间了,不过只要他认了,后面肯定还有许多作案心理要讲,你不让他讲都不行。”
李磊一边啃鸡脖子一边连连点头:“就是就是,你看他那长相,跟一般人就不一样。文绉绉的,说话像个娘们儿,越是这样的人越可怕啊!”
“唉,小汪,”方远山突然问我,“江谦是你妈妈学校的老师,你们应该打过交道,你说说,平时感觉这人怎么样啊?”
我愕然抬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坐在对面的吴迪也抬起头来。沉默片刻,我没头没脑地说:“人是很复杂的动物……”
“就是,人他妈就是复杂!”方远山喝了几杯酒,说话也变得放肆起来,“我们当刑警的,每天面对这么多凶案,这么多杀人犯、性变态,自己有时候也会蒙圈,分不清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你说是不是吴迪?”
方远山的话锋突然又指向吴迪,我不知道他打算干什么。
“是啊……”吴迪干巴巴地回了一句,继续低头吃碗里的土豆块。
“唉,对了,据说上次你被局里暂时停职,也是因为这个姓江的打小报告。你说多危险啊,杀人狂竟然和我们专案组的同志有瓜葛,这事要是传到外面,不但局领导脸上挂不住,老百姓还指不定传成什么样呢,本来这案子这么久没破,已经让老百姓对我们有看法了……话说回来,这事是出在吴迪身上,要是换了别人,早就脱警服回家了。”
不单是我,其他人也都惊讶地看着方远山,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然,也有例外,李磊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依旧面带微笑,大口吃菜。
“方支队长,”吴迪放下手里的筷子,“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有什么意思?”方远山打着哈哈,“你不知道,我前段时间到省城的时候,刚好碰到吴局长,向他问了好,也顺便说了你在漠南的工作情况,他让我多关照你……”
吴迪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我看着吴迪,突然想起他在两天前的早晨打给我的电话。他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到省城工作。调到省城哪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不是随口一问,他是有想法……和实力的。这个实力是什么?是权力,是方远山此时用满含嫉妒的语气说出来的那个“吴局长”。
方远山似乎真的喝醉了,他并不在意吴迪的反应:“这个社会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你爸爸在省城的官品、人品,谁不佩服?你能来漠南公安局工作,而且还这么出色,我们也替吴局长高兴啊。”
省城公安局……吴局长……原来如此。我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人们,听着方远山对吴迪毫无逻辑的一顿明捧暗讽,心情复杂烦乱。为什么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
“还有你,汪小童,”方远山又转过头看着我,“你今天应该高兴啊!放弃了去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来到漠南,为的是什么?不就为这个……”
“方支队长!”吴迪突然大吼一声,猛然从座位上站起身,身体撞到桌子上,发出凌乱的响声。
所有人都是一个机灵,一直微笑着假装没在意的李磊悚然抬头,喝了酒有点儿昏昏欲睡的陆树斌也突然清醒了过来,他和李磊一边一个将吴迪按回到座位上。方远山的酒也醒了,一脸悻悻然。在众人面前被吴迪吼了一嗓子,他觉得有点儿丢面子,想发火,又担心把事情闹大。是的,吴迪是他喉头的一根鱼刺,让他感觉不舒服,但又无可奈何。越是渴望权势的人,就越是畏惧权势,让自己在权势面前像个跳梁小丑。
“干吗呀干吗呀!”李磊打圆场,“破了这么大的案子,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就吵起来了,让外人看笑话!方支队,你看这么晚了,我们是再回局里呢,还是就在这儿散了?大家都累了两天了……”
方远山黑着脸一挥手:“回家,睡觉!”
来到空荡荡的街上,吴迪依旧余怒未消,一个人走在前面。方远山在后面结账,我跟着李磊和陆树斌一起走出来。陆树斌说:“你们都回家睡觉吧。周局还在局里守着呢,我回去看看,他也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我去把他换回来……吴迪,你送小汪回家!”
“不用他送,我自己能回去!”
我想我语气里的情绪吴迪听出来了,他突然转身走到我身边,好在他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拉扯我,只是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我送你。”
我不想在这里和他争执,于是回头跟大家道别。过了马路,吴迪在前面,我在后面,直到转过街角离开其他人的视线,吴迪才放缓脚步,跟我并排走在一起。“小童,我知道你肯定有想法,但我爸跟我有关系吗?我是因为喜欢这个职业才选择了当警察,我是靠自己的实力进的公安局,总不能为了避嫌,我就放弃理想吧?”
“但是到省城工作的事呢?如果不是有一个当局长的爸爸,你敢说这样的话吗?当然你可以离开,你家就在省城,可为什么也要我离开?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开?”
“为什么不能跟我离开?”吴迪的嗓门儿突然大了,“已经发生的事无法改变,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你是个女孩子,不应该让你来承受这些……说实话,你当初就不应该回漠南,更不应该当警察!”
是啊……我忍住眼泪。也许吴迪是对的,我真的不应该回到漠南。如果我不回来,可能就不会再有凶案,不会遇见吴迪,不会遇见江谦和秦红,不会有这么多事,一切都是因为我……
传呼响了,是爸爸的留言:“小童,怎么还不回家?”
吴迪探过头来看了一眼:“赶快回家吧,叔叔阿姨肯定担心了。”
可我不想回家,也不敢回家。该怎么跟爸爸妈妈说这两天的事?该怎么面对他们?
我和吴迪无处可去,只有在街上游荡。西北的气候,即使是最炎热的夏季,深夜时分也会有浓重的凉意。起风了,远处的天边有乌云翻滚,伴着无声的闪电。吴迪搂住我的肩膀:“可能要下雨了。要不,我们回局里吧,累了可以在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
经吴迪提醒,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去局里看看那个我所痛恨的人,那个凶手,当面质问他,是不是他杀了我姐姐……当然,或许我根本见不到他。
快到公安局大院门口时,一声炸雷在头顶响起,转瞬间,大滴的雨水从空中落下,打在地面上,打在我和吴迪的身上,冰凉刺骨。吴迪拉着我往办公楼跑,跑到大院中央时,大雨已经瓢泼而下。我看见三楼周副局长的办公室里亮着灯,二楼的讯问室也亮着灯,江谦暂时被押在那里。
跑到一棵国槐树下,我拽住吴迪:“先看看再进去,万一在楼道里碰到人就尴尬了。”
吴迪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亮灯的窗户。突然,伴着吱呀一声,二楼讯问室的窗户开了,然后,我们就看见一个黑影从窗口跳了下来,落地时发出一声闷响。
“抓住他!”吴迪大喊一声,猛地冲了过去。
我一怔之下,也跟着冲向办公楼。一道闪电将公安局大院照得一片亮白,借着瞬间的光亮,我看见那个跳下来的人影卧倒在地,抽搐了几下,不动了。紧接着,讯问室的窗户里又探出一个脑袋:“江谦跑了!抓住他……”
跑到那人跟前,我终于看清了,正是江谦。他的双手被手铐铐着,但没戴脚镣。雨水已经把他打得透湿,额头上的血和着雨水汩汩而下。看样子,他摔得不轻,但应该没死。吴迪拎着他的衣服领子一阵晃悠:“姓江的,你还想死吗?你有死的资格吗?你这个畜生……”
被这么一拎一抖,江谦缓缓睁开了眼睛,看见我们,他的眼睛突然瞪大了:“吴迪……小童……”
办公楼里跑出来五六个人,是周副局长、陆树斌和讯问室里的两个值班民警,还有省厅的卢阳和刘健刚,他们两个应该是和周副局长在办公室里熬通宵。所有人都围在江谦周围。江谦喘息半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气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杀人,没有杀……秦红……”说完,他的身子软了。
我看着江谦惨白的脸,不知道是该盼望他尽快醒来,还是就此死去。

凌晨四点,医院外面大雨滂沱。
江谦已经被推进手术室。走廊里,周副局长把值班民警李进忠叫到面前,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进忠的脸色和手术室里的江谦一样灰白。
“我和刘越、冯来刚在讯问室里看着江谦,因为这两天没怎么睡觉,大家都困得要命。江谦一直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三点多的时候,他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我就让刘越和冯来刚到隔壁躺一会儿,我一个人看着。后来,江谦醒了,说要上厕所。我给他打开脚镣,让他到屋子一角的盆子那儿小便。他小便完了,我觉得尿急,也在盆里小便。他就趁这个工夫冲到窗前……”
周副局长听罢无语,从口袋里掏出烟来,递了一支给李进忠。李进忠惊惶地接过,并不敢抽,而是小心地拿在手里。周局点上烟,默默地吸着,脸上的倦色更加深重。
清晨六点多,手术室的门开了,江谦被推了出来,依旧双目紧闭。吴迪立刻迎上去问医生:“怎么样?”
医生摇摇头:“脊椎摔伤了,可能会一直昏迷,即使醒了,这辈子恐怕也站不起来了。”
植物人!我的脑子里立刻跳出这三个字。周副局长依然抽着烟,心事重重。在等待的这两个多小时里,他抽掉了一包烟,护士也不敢制止他。的确,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已经认罪的嫌疑人跳楼摔成重伤,有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已经要完结的凶案再次陷入僵局,只因为这家伙的最后一句话:“我没有杀人!”
周副局长扔掉手里的烟,对我和吴迪说:“你们先留在医院,看江谦能不能醒过来。我和进忠回局里向省厅的领导汇报。”
此时,已是雨过天晴,阳光照进医院的走廊,照着众人疲惫的脸。目送周副局长离开,我和吴迪直奔病房。
那是一间单人病房。江谦像个死人一样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插满了各种管子,脸和头部被纱布紧紧地包裹着,只露出眼睛和下巴。吴迪盯着他端详半晌:“如果他一直醒不过来,这个案子就麻烦了。他最后那句话相当于翻供了。这该死的!”
我咬着嘴唇:“翻供有用吗?”
但我不需要回答。我是法律系毕业的,比谁都清楚这一点。江谦是在无证据的情况下认罪的,又以这种方式翻供,这只会让案子变得更加复杂。我颓然坐到墙角的椅子上,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疲惫……
病房的门打开了,护士后面跟着方远山和李磊。他俩是从家里被叫来的,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吴迪简单向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两个人也是一筹莫展。李磊叹口气:“刚在家美美睡了一觉,早上起来还想着上头能嘉奖呢。”
“好啦!吴迪,小汪,赶快回家睡觉去吧,其他的事看领导安排。”或许是因为昨晚和吴迪发生争执有些懊悔,方远山的态度出乎意料地缓和。
我和吴迪离开了医院。
雨后的清晨,阳光有些刺眼。风吹过,马路边的槐树上,雨珠依然在滴答地落下,落到行人的衣服上。这是一个美好的清晨,和我们的心情形成巨大反差。人生往往如此。世间的风景不是为谁而设,即使有凶案,有巨大的悲伤和失落,生活依然照旧。
吴迪把我送回了家,并不是只送我到门口,而是跟我进了家门,我已经没有力气拒绝。
爸爸妈妈竟然都在。妈妈在厨房,爸爸则坐在沙发上发呆。看到我们进来,两个人都迎了过来。妈妈说:“回来啦,刚好,我早上熬了粥,快吃点儿吧!”
爸爸赶快收拾茶几上满满一缸的烟蒂,接着帮妈妈端粥和小菜。吃饭的时候,我一言不发,吴迪则说些闲话,问爸爸妈妈最近身体怎么样。没人提到工作,提到凶案。
吃完了,我说:“我想睡一会儿。”然后看着吴迪。
“吴迪也睡一会儿吧!”不等吴迪回答,爸爸就替他说,“就睡小童的屋,小童睡我们屋,我和你妈妈出去买点儿菜,中午吴迪也在家吃饭。”
吴迪一脸的疲惫,没有要走的意思。于是我不再说什么,去了爸妈的卧室。关上门,我感觉自己快要垮掉了,倒在了床上,转眼进入了梦乡……说是进入梦乡,其实是一次难得的没有梦的昏睡,像死亡一样的昏睡……
我是被妈妈摇醒的。
妈妈说:“起来吧,吃饭,然后再睡。”
我懵懂了片刻,妈妈拉开窗帘,屋里一片阳光。看看表,竟然已是下午两点。我立即翻身起床:“妈,我的传呼响过吗?”
“没响过。”妈妈把传呼机递给我看。
来到客厅,一桌子菜已经摆好了,吴迪也起来了。妈妈做了啤酒鸡,还有凉菜和凉面。1998年那会儿,漠南没有太多的餐厅,而且一盘蒜泥黄瓜都要十多块钱,外面卖的酒到了餐厅里就翻倍,除非红白喜事,一般家庭舍不得在餐厅消费。不像十几年后,城市里的大小餐馆满街都是。那个年代,我要想打牙祭,就是父母在家做各种好吃的,外面餐厅流行什么,家里便做什么。妈妈爸爸到处去学新鲜菜式为我这个宝贝闺女服务。现在,他们也当吴迪是自己的孩子,而且好像比我还珍贵。
吴迪边吃边夸妈妈手艺好。我依旧沉默,没有人问我为什么沉默。电视里播放的还是抗洪救灾的新闻,记者穿着迷彩服、套着颜色醒目的马甲滔滔不绝讲述着汛情,身后是翻腾的洪水。可能是天天看这类新闻的缘故,爸妈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他们和吴迪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聊到了吴迪的父母。吴迪说他爸妈工作太忙,经常在单位食堂吃饭,做饭的手艺比起我爸妈差远了去了。
爸爸对吴迪说:“那以后就和小童到家里来吃饭吧,反正学校放暑假了,你阿姨没事,我也清闲得很,以后就照顾孩子们了。”
我瞪了爸一眼,想反驳他,却没有心情。
爸爸终于忍不住了:“小童,很累吗?为什么一直不说话?”
我点点头。
爸爸给我夹了一个鸡脖子:“那多吃点儿,吃完了再睡会儿,要不就到街上逛逛,放松一下。哦,对了,那个小江和他女朋友怎么样了?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猛地抬头。吴迪也立刻停住了筷子:“哦,最近一直没见过他们……”
爸爸点点头:“这两个孩子倒是很般配。”
吴迪突然说:“叔叔,阿姨,如果小童去省城上班,你们会同意吗?”
一分钟之内,接连两个措手不及,我的脑子木了。爸爸妈妈也茫然对视,不知道吴迪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重重放下筷子,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回卧室,取东西,然后回客厅,到门口换鞋。
“小童,你要干吗?”爸爸惊诧。
我冷着脸说:“我回单位,这都几点了,今天是临时休息。”
吴迪神情很尴尬。我知道我这样做会令他尴尬,但是,我真的很生气。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又提出这个我根本不会考虑的问题,而且是提给我父母。他为什么从来都不明白我的心?为什么那么想让我离开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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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30 14:08:4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章:分手季节
整个儿下午,漠南市公安局气氛沉闷。省厅领导和局领导关起门来开会,专案组的同志只有方远山、陆树斌参加。
我和吴迪一直不说话。为了避免在单位发生矛盾,引起别的同志猜疑,我们都去了各自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看着窗外偏西的太阳,一瞬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是我的两张手绘图,我把它们拿出来,在原来的那幅地图上用铅笔标示出第五起案件。
六点,会议依然没有结束。我将两张图重新压在玻璃板下面,然后看着窗外发呆。传呼响了,是董菲。我用办公室的电话回过去。董菲说:“我今天刚回漠南,听朋友说漠南新开了一家迪厅。呵,咱们漠南也有迪厅了,我们晚上去玩好不好?我知道你在北京待过,不会去那种乱糟糟的舞厅,迪厅应该没问题吧?”
我正想找个理由离开单位:“好啊,在哪儿?”
“我和长顺去接你,你在单位等着。”
我赶紧收拾东西,吴迪进来了:“小童,下班了,回家吗?”
我不看他:“我和同学出去玩。”
吴迪分明很意外:“同学?我认识吗?”
“你没见过。”
“那我也去。”吴迪根本不在乎我的脸色,跟在我身后出了办公室。
在单位大门外等了五分钟,一辆面包车停在我前面,董菲从里面跳下来。看见吴迪,她愣了一下:“小童,这位是……”
“我叫吴迪!”吴迪抢到我身前和董菲打招呼。
董菲转头看我:“这么帅!小童,是你男朋友?”
我摇摇头:“同事。”看见开车的是谢长顺,我问董菲,“不错啊,买车了?”
董菲点头:“是二手车,都快报废了,就图做生意方便些。走,我们先去吃饭,吃完饭去迪厅。新开的,漠南第一家。”
的确,我在北京上学时是去过迪厅的,但在漠南,还真没有。
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吴迪爬上了面包车的副驾驶,回头对我说:“你们两个就坐后面聊天吧,我们男人坐前面开道。”
我叹口气,真拿他没办法。
谢长顺把车开到漠南最繁华的地段,找了一家人气最旺的清真烤肉店,点了啤酒和一大堆烧烤。在嘈杂的环境里,我才感觉稍稍放松。端起冰凉的啤酒杯,两个男人特意碰了一下,一齐喝干。我也跟着喝了,我今天特别想喝酒。吴迪在我耳旁说:“小童,少喝点儿!”
我不理他,然后烤肉就上来了,真香。我大口吃大口喝,不停地和谢长顺碰杯——董菲不喝,她等会儿还要替谢长顺开车,而吴迪呢,我都懒得和他说话。七点半,吃喝完毕,由董菲开车去迪厅。
迪厅的名字叫欢乐园,离烧烤店很近,在一座商城的二楼。还没上楼,震耳的音乐已经让我的心脏咚咚跳了。世界总是在变化的,漠南也不例外。外面的世界有的东西,这个城市早晚也会有,好的,以及坏的。
迪厅足有四百平米,内部分为两层,上下相通。底下是演艺台,周围有散座,上层是一圈包厢和走廊,走出包厢就可以观看一层的演出,设计别具匠心,完全不输大都市的前卫与时尚。夜场才刚刚开始,这里的顾客已经不少,都是年轻人。
董菲挑了一个靠中间的大桌,服务生立刻拿着单子过来,问我们需要什么。董菲点了啤酒和小吃。吴迪在震耳的音乐声中对我说:“你同学很有钱啊,做什么的?”
我说:“贩水果的。”
吴迪难以置信:“怎么可能?”
酒上来了,服务生为我们倒上,我们又开始碰杯。舞台上有人在蹦迪。在北京的迪厅里,舞台上会有领舞,或者请小有名气的歌手和乐队助兴,但漠南不会有,这里毕竟不是北京。董菲拉着我上去一起玩。我们当年一起进过大众舞厅,四五年后,我们依然在一起,不断地改变自己,不断地适应着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借着酒劲,我放开一切,和董菲一起疯玩。大学的时候偶尔也和同学们一起蹦迪,对此我并不生疏。周围的人为我们让开了一个小圈子,在漠南,我应该是夺目的。
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在闪烁的灯光下,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竟然是燕子,并且我看见,燕子的手同时搭在董菲的腰上。我诧异地打量她俩。燕子凑近我大声问:“你和董菲认识啊?”
“我们是同学。”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董菲转过脸,瞥了一眼台下的谢长顺。我突然有些不好的感觉。
燕子又问:“汪警官,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江谦是不是被你们抓起来了?”
我从台上将燕子拽了下来:“你怎么知道的?”
燕子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你和那个男警察去找我之前,我就知道那个杀人狂又杀人了。后来无意中听说,竟然是江谦的女朋友。那个女孩儿我碰见过一两次。我想你们肯定会怀疑江谦,等你们走了,我就去找他,同屋的人说他没回家,我估计是被你们抓起来了。不过——”
“不过什么?”
“江谦不像是那样的人,你们公安局可不要冤枉了好人。”
“公安的事你不要乱说。”我呛了她一句,燕子立刻闭嘴。我缓和一下口气,“你和董菲怎么认识的?”
燕子警觉地看着我:“这个都要查?你们警察管得也太宽了吧?她可是你同学。”
“正因为她是我的同学,我才要问。”
燕子耸耸肩:“你听了可别不高兴。以前她和我一起干过。你也别怪她,女孩子都虚荣,看着别人有好衣服好化妆品,当然也眼热,谁都有犯错的时候。董菲是个傻姑娘,入这行连名字都没改,不过试了几天就不干了。不像我,掉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回头看着董菲,她还在舞台上摇摆着,但眼睛却盯着我们这边。我冲她微笑了一下,正要朝她那边走过去,却被燕子拉住了:“我能去公安局看看江谦吗?”
“他在公安局跳楼了,正住院治疗,可能会成植物人。”
燕子愕然,继而轻轻点点头:“这样也好,总比被枪决要好。”
“什么意思?”
“反正他迟早要死,不如自己跳楼,还少受点儿罪。”
后来我想,我肯定是喝多了,所以才会那么冲动——我冲上去,使劲把燕子推到墙上。就在那一瞬间,积聚了三天的愤怒全部爆发出来,我声嘶力竭地冲她怒吼:“你再说一遍!”
我不知道周围的人是什么时候围上来的,只是死死地瞪着燕子,任凭她怎么挣扎我也不松手。吴迪冲过来拉开我们俩:“小童,你疯了吗?”
燕子整理一下衣服,悻悻地说:“警察就能随便打人啊?”
吴迪回过身:“闭上你的嘴!”
好在音乐嘈杂,没人听清燕子在说什么。吴迪把我拉回座位,董菲也跟过来,我们对视一眼,谁也没说话。我坐下来,端起桌上的一杯啤酒灌下去。他们三个则各怀心事地看着我,我懒得去猜他们都在想什么。
接下来的时间里,没人再提刚才的事,我们喝酒、蹦迪,没有太多的开心,也没有太多的不开心。
那一年我们都才二十多岁,但我们都已经知道,在什么时候、该怎么装作没事一样。

8月2日,有风,但阳光依然暴烈。
早上刚上班,周副局长和省厅的两位领导召集专案组开会。和周局一样,卢阳、刘健刚眼睛里也布满了血丝——我们昨夜在狂欢,他们却一夜未眠。
会议直接进入主题,周副局长通报了省厅的指示,由于江谦跳楼事件有可能被外界误读为警方刑讯逼供,因此暂不对江谦以凶手定性,案件需要进一步侦查。现在的重点是找到那个尚未发现踪迹的厨师贾世友。
周副局长说完,刘健刚做了补充。他认为,将江谦定性为凶手,现场勘验方面的证据还不够充足。除了江谦的口供以及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以外,警方没掌握任何直接证据。而且,根据秦红的尸温判断,江谦是在秦红被害后二十分钟报的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不可能把凶器藏匿到很远的地方,但凶器至今也没有找到。
会议结束,方远山问周副局长:“那医院里的江谦怎么办?”
不等周副局长开口,卢阳说:“暂时不把他定性为凶手,但也不排除他就是凶手。他现在还在昏迷中,就安排民警看守吧,看伤情的发展再说。”接着,他环顾四周,“哪位是汪小童?”
我停住脚步:“我就是。”
卢阳和我握手:“‘7·30凶案发生后,我还在省城时,梁彦东教授给我打过电话。他对这个案件很关心,让我到漠南后联系你,说你是他的学生。还说等他从美国回来,会尽快来漠南。”
卢阳的握手很有力,更像是一个安慰。我想,他和梁彦东教授的关系应该很近,梁教授告诉他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师生关系。我和卢阳并肩往会议室外走,卢阳问:“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呢?毕竟,你可以比我更近距离地了解案情。”
我低下头:“卢处长,对不起,我现在也不知道,就在昨天,我还以为这个案子可以结了。”
“我也希望赶快结案。上到省厅,下到你们局里,压力确实很大。但是,越是这样,越不能轻易结案,稍有差错,我们对领导、对群众都不好交代。现在出了这样的意外,我们就更要仔细,否则江谦的家属要是指责警方刑讯逼供,那就太被动了。”
侦破再次走进死胡同,而且这个胡同死得让人愤怒,让人绝望,就像被人从头到尾耍弄了一番。耍我们的是谁?江谦吗?
如果他不是凶手,那么在案发后的这四天里,真凶应该早已在某处蛰伏下来看警察的笑话呢。如果真是这样——想到这一点我就恼火——即使江谦不是凶手,他也是活该摔残废!因为正是他,将我们带进了死胡同。
我坐在办公桌前胡思乱想,实在坐不住,起身去了吴迪和杨明盛的办公室。我对吴迪说:“咱们去医院看看江谦有没有醒过来。”
吴迪有些迟疑。旁边的杨明盛说:“吴迪,你就陪小童去吧,她心情不好。”
——大家都知道我心情不好。是的,这种时候,我也装不来心情好。前往漠南人民医院的路上,我没跟吴迪说一句话。
在江谦的病房外,我们见到了他的叔叔和婶子,他们诚惶诚恐地和我们打招呼。让我意外的是,燕子居然也和他们在一起。看见我和吴迪,她站起身,但表情冷漠。
江谦的病房里有我们局里安排的两名看守民警,护士小心翼翼地出来进去。我询问江谦的病情,护士说:“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我看了看依然插着氧气管沉睡的江谦,心情复杂地走出病房。走廊里,燕子正小声和江大勇两口子说话:“你们一定要问他们,是不是警察打江谦了……”
想起刚刚卢阳说过的话,我意识到,我以前低估燕子了。紧接着,江大勇朝我们走过来,眼泪顷刻间就流了下来:“两位警官,我这个侄子不争气,两次被你们公安局找去,这一次还成了这个样子……现在我哥嫂正从陇南往这儿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交代……不过,谦儿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老实、本分、心肠好,打死我都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没天理的事。警察同志说他承认杀人了,可是,他为什么又跳楼呢……”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绕过江大勇,走到燕子面前:“你就这么肯定江谦没杀人?”
燕子并不回避我的目光:“我相信他没有杀人。”
对视片刻,我觉得再说什么也没有意义,转头对吴迪说:“我们走吧。”
来到大街上,吴迪问我:“想去哪儿?”
我想想:“去公园吧。”
我和吴迪来到秀水公园,花四毛钱买了两张门票,进去拣一个树荫下的石凳坐下来。靠着身边的树干,我抬头看着天空。阳光刺目,刺得心都疼了。我闭上眼睛。我需要安静地梳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第五起凶案——秦红的死,和前四起凶案的作案手法是不一样的。没有割划受害人的身体,没有拿走死者的器官,并且,唯一一次对受害人实施了强奸。严格来说,它很难和前四起凶案并案。大家之所以先入为主地认定江谦就是凶手,是因为他是“1·19”凶案的报案人,其后秦红被害,他依然是报案人,而且,他是受害人的未婚夫。现在,冷静下来想想,对江谦是凶手的认定的确存在疑点。如果这纯属巧合呢?一个人,在见证了一个凶案现场后,隔了半年,他的女友被杀了,这种巧合也是有的,毕竟漠南太小了。如果真是巧合,那江谦就仅仅是一个倒霉的凶案现场见证人,同时也是一起杀人案的受害人之一——他的未婚妻被杀了。
但他为什么承认杀了秦红呢?是因为悲伤?绝望?恐惧?抑或,讯问时方远山他们对他动了手?江谦不像那些有前科的嫌疑人,那些人对警察的拳脚习以为常,但江谦……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也许会受不了。我没有参与讯问,到现在我都没搞清楚江谦到底承认了什么。是杀了秦红,还是杀了系列凶杀案的所有受害人?
我和吴迪,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人和事,在这个专案组里显得很被动,这种被动让我们成了案件侦破的局外人……想到这儿,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其实吴迪也一样沮丧。因为我的缘故,他在专案组里受尽了委屈。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和我离开漠南公安局,也是因为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吧。
转头看看身边的吴迪,和我一样,他坐在石凳上沉默无语。唯一不同的是,我看着天空,他却看着我。我叹口气:“如果这个案子破了,如果你真有本事让我离开漠南,我立刻跟你走,可是现在……”
吴迪幽幽地说:“我只是不想让你太累了。”
“其实你也累了。不如你去省城吧,我留在漠南。”
“那怎么可能?我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漠南的,要调动,就调我们两个人。”
“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调动?”
吴迪沉默片刻:“小童,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但是在说之前,你先答应我别生气。”
我点点头:“你说吧。”
“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从熟悉到现在,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我们的感情反倒像是个陪衬,我们的一切开心和不开心都和这个案子有关,所以……有些事,我一直想跟你说,却没有机会……”
我静静地等他说下去,心却在狂跳,隐隐有一种恐惧。我担心接下来他是不是要说:“其实我有女朋友……”
但是,他说:“那天晚上方远山和我吵架是有原因的,他可能知道了我想去省城的事吧。我父母当然是希望我回省城的,以前我也的确是这么打算的。都是当警察,在漠南还是在省城,有什么不一样?就因为这个,我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我不想有一天离开漠南的时候,被别人说是靠我爸爸的关系。其实,回到省城,我可能要比在漠南更努力,以免别人说闲话……爸爸的意思是今年年初就让我回去,可就在这时候,我被周副局长点名调进了专案组。更没想到的是,你也进了专案组……”
吴迪突然紧紧抱住我,我觉得他的全身都在微微颤抖:“你知道吗,现在我有多害怕失去你……每发生一起案子,我都在害怕,害怕你继续受到伤害,害怕面对你的父母,害怕见到你们伤心的样子……小童,我想和你一起离开!”
我轻轻挣开他的怀抱:“说这么多,最终还是要离开漠南?”
“是和你一起!”
“既然你怕我继续受到伤害,为什么不留下来,帮我一起抓住那个凶手?”
吴迪摇摇头:“你没看见现在局里的同志对我们的态度吗?”
我咬咬牙:“我知道,但我不可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我放弃了那么多,从北京回到漠南,为的是什么?”
“小童,你为什么这么犟呢?”吴迪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我的眼眶湿润了,看着吴迪,忍不住去摸他的脸,他的脸上有硬硬的胡茬儿,这几天,他也憔悴了不少。我知道,还有许多话吴迪没有说出来。他父母早就把省城的关系给他安排好了,他却一直拖着,全是因为我。在这半年时间里,他一直在和父母扛着……将心比心,换作是我的父母,肯定也希望孩子能回到身边……
我站起身:“吴迪,我们分手吧……”

当早上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在我的床上和身上时,敲门声响起,爸爸在门外喊:“小童,还在睡吗?”
其实,我一夜没睡。原以为提出分手,吴迪会要我解释,或者像上次打江谦一样,找茬儿发一通无名火,甚至像前几天那样耍无赖,死乞白赖地跟着我。但是,没有。他起身默默走了,头都没回。
我和吴迪,我们在乎的东西完全不同,我们对某件事的理解背道而驰。男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我现在才知道,我对他们并不了解。我不了解吴迪,不了解方远山,不了解江谦。我以为我和他们是恋人、同事、朋友,但这一切仅是表象——就连此时在门外喊我起床的爸爸,我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他和周副局长是多年的同事和好友,我之所以能进入专案组,完全是因为爸爸。不管他是否知道个中内情,他却一直对我隐瞒了他和周副局长的关系。我的心里逐渐滋生出对所有人的怨念……
窗外的阳光愈来愈强烈,我的脑子也越来越乱,终于,我在清晨七点多昏昏睡去。疲惫至极的昏睡,甚至无力做梦……直到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沉睡中惊醒。
听着从客厅里传来的电话铃声,我等着爸爸去接电话,但没有。电话铃响了一阵停下,不久再次响起。看来爸爸没在家,我只好起身出去接电话。电话竟然是李磊打来的。“小汪,怎么没上班?”
我嗫嚅着说:“昨晚突然肚子疼,一夜没睡……今天早上睡过头了。”
“哦,夏天肚子就是容易出毛病,最近也确实是太累了。”李磊话锋一转,“对了,跟你说个事,吴迪昨晚出了车祸,也休息了。”
我的脑袋嗡地一下:“他没事吧?”
“还好,只是一点儿皮外伤,过马路时被一辆摩的剐了一下,擦破点儿皮,脸上也有伤,不过别担心,没毁容。”
我松了口气,心却疼了起来。李磊继续说:“他是昨晚出的事,今天一早他妈妈赶到漠南,把他从医院接走了。据说他妈妈也是公安系统的领导……你看,这么要紧的关头,一天之内有两位同志脱岗……”
“李队,我马上就去单位!”
“也好。”李磊的语气郑重起来,“今天省厅领导和袁局、周局要给大家开个会,你赶紧过来吧。”
赶到公安局,专案组的办公室都空着。于是,我去了三楼的会议室,轻轻推开虚掩的门,专案组的同志们已经就座。主席位上是市局局长袁立人,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卢阳、刑侦处技侦科科长刘健刚以及周副局长都围在袁局的身边,正在看一些书面材料,一边拿笔指指点点,低声商量着什么。
我依然挑了一个最不显眼的位置坐下来。环顾四周,没有看见吴迪。感情纠葛和工作压力让我疲惫不堪,我真的感觉到了痛苦——这是我自找的。
几分钟后,领导们停止讨论,各自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周副局长先开口:“今天是自‘1·19案发后成立专案组以来,袁局长再一次亲自主持会议,而且还有省厅的卢副处长一行来协助我们的工作,可见省市领导对该案的重视程度。非常惭愧,我们没有及时侦破这起系列杀人案,辜负了领导对我们的期望。”
说到这里,周副局长欠身向左右微微鞠躬。我突然一阵心酸,伴随着巨大的羞愧。我想,专案组的同志们和我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接着,由袁局宣读刚刚收到的公安部的指示:“获悉你省漠南市继‘1·16、‘1·19两起凶案后,于近日又发凶案,疑与‘88·5·26、‘94·7·27案作案手法相似,现已并案侦查。鉴于该系列案件影响极大,今将该系列案件定为部督案件,并由省公安厅派警力增援,制定侦破方案,争取早日破案,还人民群众平安!”
念完指示,周副局长又简单总结了一下这半年来该案的侦破情况。他说话时,手里没有拿任何材料——这个案子的所有细节,已经印在专案组每个成员的心里了。
“成立专案组后,最初制定的侦破方案是从受害人身上入手,在受害人的个体特征、社会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总结了许多共同点,比如受害人的年龄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岁,长相姣好,性格活泼,社会交往较多,等等。为此,我们特意安排城西分局几名熟悉治安和户籍管理情况的同志进入专案组。在这些同志的配合下,方远山支队长在受害人的社会关系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这个侦破思路当时上报省厅,省厅也是同意的,但是……”周副局长顿了一下,语气沉重,“但是,经过半年的工作,我们发现,这个侦破方案似乎存在问题,也可能是我们的排查还不到位,毕竟,漠南是一个移民城市,工矿企业多,平房区面积大,不好管理,再加上近几年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平房区有三分之一都是外来户……户籍管理存在的漏洞给我们的排查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失去了现场抓捕的机会。这个凶手狡猾、凶残、冷静,作案手段完全超出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我知道,我可能是在给专案组找台阶。案件到现在还没有侦破,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我愿意接受上级领导的处分。”
周副局长的话讲完了,专案组所有同志都把脸埋在桌子上,没有一个人抬头。卢阳副处长咳嗽了一声:“大家也不要有过多的心理负担。漠南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工矿企业普遍不景气,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总人口虽然不多,但流动性大,再加上近几年人心浮动,发生这样的案子,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大家要做的,就是面对困难、解决困难。”这几句话说得入情入理,专案组同志们都稍稍放松了些。卢阳继续说,“案子走进了死胡同,我们就需要寻找新的侦破方向,制定新的侦破方案。现在,我想请在座的各位同志说说各自的想法,大家都不要拘束,不论什么样的观点,我们都可以探讨。”
会场一片寂静。周副局长说:“那我点名吧,请每位同志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能一句带过。我看……方远山先说吧。”
方远山立刻起身,向几位领导敬礼,然后翻开笔记本:“在此之前,我们的确犯了一些认识上的错误,过多地考虑凶手和受害人的关系,结果走入了误区。本来警力就有限……”
方远山说话的当口儿,我的传呼机忽然不合时宜地响起,嘟嘟的声音异常刺耳。所有人都转头看我,但我依然鼓足勇气掏出传呼机看了一眼,紧接着心里一沉——“小童,我在省城,可能有一段时间不会来漠南,我妈给我请了假。你要保重!”
……
其他同志关于案件的发言我都没有听到,我的脑袋嗡嗡响,眼前一片朦胧,直到周副局长喊我的名字:“汪小童,你来说说吧。”
身旁的李磊用胳膊肘捣了我一下,我猛然醒悟,是的,我这是在开会!定了定神,我开始发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换个思路,从对受害人的关注换位到对凶手的关注上。”我的声音很大,带着一种激愤的无畏,带着一种无所顾忌的坚定,连我都有点儿吃惊。
“怎么换位呢?”卢阳问。
“以往我们总说作案动机,但是这个案件,有可能凶手完全没有动机,或者说,他的作案动机和受害人没有关系。正是这种最简单的杀人动机,给我们的侦破带来了巨大的难度。凶手可能根本不认识受害人,他认识的只是她们的特征,他到处寻找符合这些特征的目标下手。关于这些特征,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女性,年龄不超过三十岁,长相好,她们之间互不相识。而且,所有的凶案都发生在白天,受害人都是单独在家,案发地都是平房,平房住户在家的时候,白天大多是不上锁的。凶手在人们认为最安全的时间和地点作案,他的思维模式完全超出了我们通常的经验,所以,他能够一次次得手……”
卢阳打断我的话:“你想要说明什么?”
“凶手跟受害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一部杀人机器,一个恶魔!他杀人,仅仅是因为……他想杀人!”

十几秒种的寂静之后,卢阳轻轻拍了几下手。只有他一个人拍手,但是这拍手却让我从混乱的情绪中清醒过来——我失恋了,因为失恋,所以失控了!
我的发言之后,没人再发言,也没人对大家的发言做总结,这完全缘于我无视领导存在的大放厥词。我知道我是疯了——吴迪发来的信息让我疯了。不过,对于我的发言,不论是袁局还是周局,仿佛都没有感到太意外,而卢阳的鼓掌反而让两位局长脸上有了光彩。周副局长宣布,中午休息,下午继续开会。
从会议室出来,我有点儿恍惚。回到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李磊去食堂了,我没去。不是不饿,我现在这种情绪,不适合在同事们集中的地方出现,我不愿被别人指指点点,更担心再次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于是我下了楼,一个人溜达到单位拐角的小巷子里,进了一家牛肉面馆。漠南的牛肉面,和省城的一样正宗。正是吃饭的高峰,排队买票的人不少,我站在队尾等着交钱。轮到我的时候,旁边突然伸出一只手:“我替你买了吧!师傅,来两个大碗!”
原来是那个卖水果的小伙子,不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交了钱,领回两张票,红着脸问我:“你吃宽的细的?”
“细的……”我感觉疲惫,放弃了推让的念头,转身坐在一个空位子上,看着他一拐一拐地走到取面口,把票交给里面的小师傅。
转眼,一碗面和一碟牛肉放在了我的面前。我以为他会坐下来和我一起吃,可他取了自己的面之后,却对我说:“你吃吧,我还要看水果摊儿,走了啊!”说罢,挤过人群出了面馆。
疲惫感渗入我的每一个细胞,我埋下头,拿起筷子,吃一口面,夹一片牛肉。我需要食物来填充刚刚被掏空的心。吃到最后一口的时候,一滴眼泪掉下来,掉到了碗里。
走出面馆,卖水果的小伙子正坐在他的摊位后,大口地吃着面,在他满足地抬头的一瞬间,我能看见他眼里的笑意。我再次意识到,男人真是奇怪的动物,这个小伙子也一样。我不了解他,更不理解他,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唯一能想到的是,他可能喜欢我,或者感激我。但此时我心烦意乱,没心思去探究这些,也没过去向他道谢。离下午上班还有一会儿,我想一个人走走。
大街上人来车往,人们的生活依然照旧。我和吴迪分手了,我提出,他同意,半年时间的恋爱像一场梦,就这样结束了,但这个梦却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一阵风卷起街头的乱草,天边黑云堆积,有隐隐的雷声。过两天就要立秋了,漠南的秋天,总是秋未至而秋意浓。路过邮局,我信步走了进去。这是一个小分局,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埋头在柜台后整理东西。我像个傻子一样走到柜台前,捡了一张空白的邮寄单子,拿起柜台上的圆珠笔,却又不知道该写什么。
坐在柜台后的圆脸姑娘抬起头看着我。我躲开她的审视,在纸上写下几个字:“吴迪,我想你!”
我向圆脸姑娘要了信封邮票,犹豫片刻,在上面写下了省城公安局的地址。也许吴迪还没到省城公安局工作,也许他收不到这封信,但不管怎么样,把这封信寄出去之后,我心里稍稍好受了一点儿。

第十一章:血型和指纹
下午两点半,在周副局长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进行。令我们意外的是,这几天一直沉默寡言的省厅刑侦处技侦科科长刘健刚开了口:“请问,专案组负责痕迹勘验的吴迪在不在?”
大家面面相觑,我低下头。
“吴迪请假了。”周副局长说,“出车祸受了点儿伤,回省城休养了。”
刘健刚点点头:“那好,我就简单说说我的感受吧。其实,看完‘7·30案件的材料,我很惊喜。要不是我们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江谦身上,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应该能够获得重大突破。相比前四起案件,这起案件中虽然没有凶残变态的切割,却留下了最多的痕迹——凶手的痕迹。第一,指纹。之所以和其他几起案件并案,就是因为现场的指纹和‘1·19案件一致。而我们呢,宁可相信两起案件的报案人是同一个人,所以凶手理所当然就是报案人,于是焦急地采用讯问手段让嫌疑人承认他就是凶手,而不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指纹比对,去获得证据,这是破案的大忌。‘1·19案现场有疑似凶手的指纹,也有江谦的指纹,‘7·30案也同样,既有江谦的指纹,也有和‘1·19案中疑似凶手相同的指纹。这至少说明,凶案现场还有另一个人,他同时出现在两起案件中,甚至可能出现在其他几起案件的现场。当然,因为江谦两次出现在凶案现场,也不能完全排除他的嫌疑,但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人身上,使我们失去了抓住真凶的黄金时机。
“第二,精液。从‘7·30案件受害人身上,难得地获取了凶手的精液。虽然DNA检测技术比较复杂,但起码我们已经有了最丰富的凶手DNA比对样本。为什么我们没有对嫌疑人采用这些精准的科技手段,而是迫不及待地使用传统的讯问手段呢?我理解,大家都希望赶快结案,这个案子持续了半年多,已经让所有人都疯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导致目前侦破工作进入了死胡同。所以,我和卢副处长的意见是,立刻对以前讯问过的所有嫌疑人进行指纹比对,送精液采样到省厅做血型鉴定,有必要的话,送公安部刑事鉴定中心做DNA鉴定。如果还不能找到凶手,我们考虑了汪小童同志的观点,对全市的高危人群进行排查。高危人群暂定为两类:一是熟悉用刀的人群,比如医生、屠夫、厨师;二是白天能进入居民住宅却不容易引起怀疑的人,包括收废旧物品的、抄水电表的以及邮递人员。对这两类人全部进行指纹比对,必要时可以进行血液比对。请周副局长具体安排警力配置。”
周副局长的神情有些沉重,我们当然理解他的心境,毕竟,刘健刚的话是对我们此前所有工作的否定。但错了就是错了,周副局长抬头环视会场:“那就由刘科长、陆树斌和汪小童负责现场物证整理以及嫌疑人的指纹、血液比对,治安科科长陆天明带队去贾世友的老家,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人找出来,方远山、李磊,你们负责对刘科长划定的嫌疑范围进行排查。会议到此结束,现在就行动吧!”
因为有了新的侦破方向,工作干起来反倒很轻松。我和陆树斌一个小时内便准备好了从“7·30”凶案现场提取的精液样本以及“1·19”案和“7·30”案的现场指纹,然后局里派车,我和刘健刚于下午四点出发前往省城,到省厅刑科所做精液抽样检测,鉴定凶手的血型;另外,还要将指纹模板送到省厅,在全省指纹库中进行比对。
工作以外,刘健刚是个脾气温和的人。一上车,他就建议我迷瞪一会儿,到了省厅,怕是要熬夜了。于是,他在前座,我在后座,两个人都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的确很疲惫,即使在颠簸的车上,我也很快睡着了……
凌乱的梦境……周围没有一个人,天上有黑色的流云,像惊鸟一样飞过。我走进一个漆黑的房间,有滴答的水声,那声音渐渐放大,直到震得我的耳膜嗡嗡作响,震得四周的墙壁都在摇晃……然后,我再次看见了姐姐,她的上半身从床沿垂落下来,头发在地上蜿蜒,像一条黑色的溪流……那条溪流向我的脚下蔓延,缠绕住我的身体,我徒劳地挣扎,我喘不上气来……
“小汪!”有人在推我。
我从梦中惊醒,猛然坐直身子,愣怔片刻,才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地。车窗外,是不断倒退的荒山野岭。刘健刚关切地看着我:“做噩梦了?”
“没有……”
到达省城已是傍晚。事先跟省厅刑科所打过招呼,七点去省厅,中间只有一小时的吃饭时间。家在省城的刘健刚也不回家了,陪我和司机在街上吃了饭。
吃饭时,刘健刚问:“听周副局长说,你小时候家在南方,又是在北京上的大学,其实在咱们西北待的时间并不长。对省城熟悉吗?”
我苦笑,摇摇头。是的,我对这座城市不熟悉,但是这座城市有吴迪。
吃完饭,我们立刻去刑科所。白所长和两名助手正在等我们。拿到检材,他们立刻投入工作。一个小时后,血型检测出来了。我马上打了周副局长的手提电话。那年月,人们管这种半块砖头大的手机叫大哥大,一部要一两万元,是局里给领导们配的。
电话里的杂音很大,我向周副局长汇报,凶手的血型是AB型。周副局长说:“我马上派人到医院去和江谦的血型做比对。”就在我准备挂电话的时候,周副局长又说,“我也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两个现场的疑似凶手指纹和江谦的比对过了,不是他的。现在就看血型比对了。”
挂断电话,我和刘健刚将指纹模板送到省厅,就连夜赶回漠南。

8月4日上午七点,我和刘健刚、陆树斌一起来到漠南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谦的病房,等待医生的化验结果。
江谦住院期间没有输血,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他的血型。但他的指纹和现场遗留的疑似凶手指纹并不吻合,假如他的血型和精液检测血型相同,又能说明什么?人类一共就这么几种血型。而且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经过昨晚一夜的奋战,对以前讯问过的几名嫌疑人——齐大年、范鹏、马宝,都进行了指纹比对,都不吻合。
如果仅仅依靠现场指纹,我们有可能继续扎到死胡同里出不来。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也许在我的内心深处,也和其他同志一样,希望抛开什么指纹和血型,只要有人承认所有的案子都是他作的就行了。长时间的焦灼、期待、绝望,让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接受任何结果——只要这个案子能了结。
江谦依然插着氧气管躺在床上。医生从他僵直的胳膊上采血,他就像一具死尸一样任由摆布。旁边除了值班民警小王,还有他的婶婶,一脸愁容,不停地唠叨着医生不好好治病之类的话。半小时后,江谦的主治医生,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将一张化验单交给我们:“A型。”
我的心沉了一下,连接化验单的勇气都没有。刘健刚接过化验单,看了一眼,装进档案夹里。然后他走到江谦的床边,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这个昏迷不醒的人,转过身说:“我们走吧,这个人暂时放在一边了。”
旁边的主治医生却开口了:“警察同志,这个人当时送进医院,是你们公安局让治的,到现在为止,一分钱住院费都没交。接下来还要继续治疗,你们总得给个说法呀?”
我和刘健刚面面相觑。刘健刚问我:“这种事一般你们局里怎么处理?”
我摇摇头:“我刚到局里半年时间,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我得回局里请示。”
主治医生不依不饶:“虽然是单位对单位,在此之前的医药费可以减免,为了配合公安机关破案嘛,但长期这么下去可不行。这个人的治疗费用一天就得七八百,家属又没钱,实在不行,我们只有强行让他出院了。”
话音未落,我们便听到一声惊天动地的哀嚎,是江谦的婶婶,我记得她的名字叫李慧兰。她冲过来跪到我和刘健刚的面前:“警察同志,谦儿可是在你们公安局摔成这样的,你们就算怀疑他是杀人犯,也得把他的病治好了才能审啊!”
李慧兰一把鼻涕一把泪,响亮的哭声惊动了整个儿科室的病人和医护人员,病房门口立即围了一大堆人。幸好她老公江大勇不在,不然这夫妻俩在病房里闹起来,那可够受的。主治医生在一旁呵斥,一旁的护士也在劝,但李慧兰就是不起来。这种状况,我和刘健刚也不好扭头就走。这样僵持着,病房门口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突然,负责看守的民警小王喊了一声:“看,他动了!”
我猛回过头:“谁动了?”
“江谦,江谦动了一下,他好像被吵醒了!”
所有人都围到了江谦的床边,李慧兰也硬生生地止住了哭声。一点儿没错,江谦动了,先是头部轻轻地左右摇晃,似乎感觉很难受,然后是手,搁在肚子上的一只手滑了下来,手指微微颤抖着。
“他奶奶的,这小子还真被吵醒了!”本来怒气冲天的主治医生惊喜之余,不禁骂了句粗话。与此同时,我们所有人,包括在门口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也都轻轻地惊呼了一声。主治医生不再纠缠医药费,立刻走到床边为江谦量血压、测心率,又掰开他的眼皮拿医用电筒照了一下,转过身对我们说,“真的有知觉了,让他休息一会儿,所有人都出去!”
在走廊里,主治医生对我们说:“你看,我们也尽力了。可是,亲兄弟明算账,回去赶快跟你们局长汇报,欠的医药费和后期治疗费什么时候结,抓紧时间给个话吧!”
不苟言笑的刘健刚忍不住笑了:“你这人怎么只认钱不认人,你还是医生吗?”
主治医生一本正经:“医生也要吃饭,何况医院又不是我家开的,想给谁免费就给谁免费。快走吧,回去要钱去!”
刚过九点,突然狂风大作,乌云铺天盖地,紧接着暴雨如注。卢阳、刘健刚、方远山、陆树斌还有我,都在周副局长的办公室里。狂风从木框窗户的缝隙中挤进来,雨水顺着玻璃倾泻而下,让屋子里有了一股秋天的寒凉。
专案组连夜对马宝、范鹏、齐大年以及备案的另外十余名怀疑对象做了指纹比对,全部不吻合。省厅的精液检测结果出来后,又立刻对这些人进行抽血检验,其中有一半对上的,可这些人又有确凿的不在现场证据。周副局长搓着手:“真应了汪小童的话,凶手可能完全没有动机,或者,杀人就是他唯一的动机。”
“还有贾世友。”刘健刚提醒说,“我们还是要积极寻找这个人,从职业等各方面情况来看,他比江谦更符合凶手的条件。”
“天明他们估计已经到了四川,目前还没消息。”周副局长说,“但愿这是我们最后要找的一个人。我从警三十多年,这是我遇到的最棘手的案子,而且,这种案子以前都闻所未闻,怎么就发生在漠南呢?这屁大点儿的地方,他娘的!”
停滞的侦破引发的焦虑让所有人情绪失控,言语失控。
“周局,”刘健刚说,“有件事要跟你提提。我们早上去医院,那个江谦的医药费问题,你看怎么解决一下?”
周副局长一筹莫展:“如果是嫌疑人,怎么都好说,我也好向上面申请经费。但现在他又被排除了嫌疑,这医药费怎么报?怎么出的事要说清吧,可这件事……不好说,稍不小心,大家都下不了台。”
暴雨停了,我们的小会也结束了。会议讨论的结果就是继续扩大指纹比对和血液比对的范围。工作难度虽然更大了,但毕竟有了目标,至少,我们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无事可做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传呼响了,是董菲的留言:“我刚从唐山回来,抽时间见个面,吃个饭。”
看着传呼里的文字,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就像一个在外面走了很久、受了很多累的小孩儿突然看见了亲人。我需要好朋友的安慰。我用座机给她回电话,董菲说:“中午去吃火锅吧,把吴迪也叫上。”
吴迪……我愣了一下,手中的话筒差点儿掉在地上。

中午下班,我出了单位,坐车赶到雨村火锅店。雨后的漠南凉意袭人,吃火锅正好。火锅店里人不多,很安静,董菲已经到了,看到我,她上来先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看我,都晒成煤块了!”
她的确黑了,但是更加时尚,一套米色的秋装衬出她丰满的身材,手里还拿着大哥大。我笑着说:“呀,不错,都拿大哥大了,我们局里可是只有几个局长才有啊,你真成富婆了。怎么刚才不用这先进武器给我打电话?”
董菲摆手:“没那么矫情,纯粹是为了做生意买的。成天北京天津内蒙地跑,没这个能成吗?刚才没用,还不是为了省几个电话费。我现在无业游民一个,只好赚点儿辛苦钱了。哎,吴迪呢,怎么没和你一起来?”
“他出差了。”我说,然后赶紧转移话题,“你们卖蔬菜水果,就能挣这么多钱?”
董菲说:“开始的时候是挺难的,我俩都没钱呀。后来想了个办法,他不是家在农村吗?老家种土豆,地里收才几分钱,有时候都没人来收。去年秋天,我和长顺一商量,雇辆车,给车主付个押金,装上一车土豆也不用付现款,拉到北京上海的批发市场卖掉,再给车主付车费,回来再给乡亲们付土豆收购款。拉了第一车我们就赚了四千多,一下子找到门道了。现在,长顺就在全国各地跑,收购各种蔬菜瓜果,我呢,就待在批发市场,等货来了直接批发。一年下来有赚有赔,不过总体来说还是赚了,就是辛苦,人也俗了,天天和菜市场的小贩打交道,不学泼妇不行。”
我突然觉得眼前的董菲很真实,给我异常踏实的感觉。她靠自己的辛苦赚钱,找一个农村的男友一起奋斗,这些都是正确的。她找准了自己人生的路,而我在此前,内心深处曾经是看不起谢长顺的,这有多么世俗。
菜很快上来了,我和董菲开吃,美味的食物让我抑郁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董菲边吃边打量我:“你今天看着没精打采的,怎么了,和吴迪吵架了?”
我本能地想要撒谎,想一想忍住了,董菲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想再装。“吴迪回省城了。”
“看他父母去了?等他回来我们再聚。”
“他不回来了……”我黯然放下筷子。
董菲愕然:“你们……分手了?”
我点点头,长叹一口气,突然感觉轻松了。
董菲瞪着我:“你喜欢他是吧?既然喜欢,去找他呀?要么让他回来,要么你也去省城。多大的事,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你看我和长顺,吵过闹过,可真要说分手,还真是谁也离不开谁。”
“我就是因为不想跟他去省城才分手的……”
董菲恨不得用筷子敲我的头:“漠南有什么好?你傻了吗?为什么不跟他去省城?”
“因为……”我决定告诉董菲,“因为我姐姐的案子,我现在就在那个专案组。”
我的传呼响了,竟然是燕子。她给我留言说,想和我谈谈江谦的事。迟疑一下,我问董菲:“燕子要和我说点儿工作的事……”
董菲很平静:“我也想见见她呢,让她一起过来吃饭吧。”
我用董菲的手机给她回了电话。不到十分钟,燕子来了,穿着一套牛仔装,铅华洗净,在这样的场合和她在一起,不会让人感觉尴尬。看见董菲,她愣了一下。董菲倒是落落大方:“小童是我好朋友,我什么也没必要瞒她。”
“那我……”燕子看着我,“有什么说什么,没必要避着董菲了是吧?”
我招呼她坐下:“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说——是关于江谦?”
“我刚去了医院,江谦醒了,但下身还不能动,一只胳膊粉碎性骨折,医生说即使长好,也提不了重东西。他现在还在病床上,可医生已经停了药,要他出院。他叔和婶竟然都躲了,找不着人,学校更不管了,他爹妈暂时也赶不过来。而且,他不让我帮他联系老家。我觉得他……很可怜。我想接他出院,但是,欠医院的医药费能不能让我少承担一些?就这事,想麻烦你跟你们领导说说。”
我当真吃了一惊:“你为什么要管他?他以后可能就是一个废人了!”
燕子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我们是朋友,总不能放手不管。今天早上在医院,我掐了他的腿,他说疼,所以我想,只要好好照顾,他应该能重新站起来。如果他好了,我……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
我重新审视着眼前这个女孩儿。她很漂亮,有时候会显露出风尘女子的宜喜宜嗔,但大多数时候是冷漠,甚至可以说是冷酷的。不过,此时她所做的事,让我震撼。
“燕子,你爱上江谦了?”
燕子苦笑:“我?我已经很难爱上一个人了。我只是把他当朋友,真心想帮他。”
一旁的董菲突然说:“你能这样做,肯定就是喜欢他的。这样也挺好,你以后也有寄托了,毕竟这行不能干一辈子,最后还是要有个归宿的。”
“那么,”我问,“我能帮你做什么?”
“只要你们公安同意就行。医院说了,人是公安送来的,当然也要公安同意才能接走。”
回到局里,我去找了周副局长。周副局长坐在办公桌后,一边听我汇报,一边皱着眉头看一堆材料。汇报完了,他依旧没有抬头:“这个燕子是谁?有具体的姓名吗?是江谦的什么人?”
我一时语结:“燕子……是一个发廊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她和江谦住楼上楼下。”
“这都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复杂的关系?”周副局长猛然抬起头,将手里的笔扔到桌子上,“小童,有时候看着这些受害人的资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摇摇头。
“我经常会感到害怕。我一个从事刑侦工作大半辈子的公安局副局长,竟然会感到害怕。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杀人恶魔是谁。我经常想,他很可能就在我的身边,就是我熟悉的人。走在大街上,有时候我会忍不住仔细打量每一个人,也许他就是那个凶手。”
“周局,这种感觉,我也有……”
“那你就应该知道,在案子没破之前,不要相信任何人。这的确有点儿不近人情,可没办法,凶手把我们逼到这分儿上了。”他站起身,整理着手边的材料,“至于你刚才说的事,目前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也只能这样了。就让那个燕子接江谦回家休养吧,但你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
离开周副局长的办公室,我给燕子打电话,告诉她局里答应了她的要求,然后问她准备把江谦接到哪里去。燕子说:“我想送他回老家。”
对于燕子的选择我还是感到小小的震惊。回到江谦的老家,她能过惯那里的生活吗?她这样做,是要证明什么吗?
燕子说:“临走前,江谦希望你能来看看他。”
我沉默。

第十二章:又到中秋
秋天来了。短短半年时间,那些我爱过的、恨过的、熟悉的人,都一个个离开了我。吴迪和我分手,去省城了;秦红死了,成为系列凶杀案的又一名受害人;江谦和燕子要走了,我因为有事耽搁,并没有在他离开漠南之前去看他一眼,事后我也没打电话解释。我想,我和江谦之间已经有了一堵墙,我们已经无法再做朋友,就让这堵无形的墙在心里竖着吧。
系列杀人案的侦破工作依然没有进展。专案组由开始的十余人增加到三十多人,市局和西城分局出动大量警力,对刑满释放人员、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以及敏感职业从业者如屠夫、厨师、医生等都进行了指纹和血型比对,但没有一例能对上。陆天明从四川回来了,也是一无所获。贾世友离开漠南后去了南方,偶尔会给家里打电话,但都是公用电话。而且办案人员在四川的那段时间里,贾世友再没给家里来过电话,估计是已经从家人那里得到了警察在找他的消息。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政府对个人信息的管理还比较滞后,身份证可以随便伪造,坐火车、打电话都无法留下个人信息。也就是在那几年,好像全中国一半的人口都倾巢出动,农村人要到城里去,西北人要到南方沿海城市去,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人,和大海捞针一样难。在一次专案组例会上,卢阳副处长感慨:“我们国家建立现代化信息网络迫在眉睫啊!”
吴迪虽然请假离开了专案组,但因为卢阳和刘健刚的加入,专案组的骨干力量反而加强了。最微妙的是,方远山在专案组的强势地位被卢阳取代了——卢阳的铁腕远远强过方远山。周副局长嘱咐我照顾好省厅领导的生活,因此在工作之余,我经常陪着卢阳在漠南转转,吃点儿特色小吃什么的。
逛街吃饭的时候,他会和我探讨和案子有关的事,甚至直言不讳地谈到我的姐姐。我记得那天是9月10日的下午,我们坐在公园门口的饮料摊前,卢阳对我说:“周局暗示过,不要在你面前提你姐姐。但是,我认为,作为警察,尤其是作为这个专案组的一员,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在所有的案件中,我对两起案件最感兴趣,一是最近这起,因为凶手没有像前几起案件那样用割划手段折磨受害人,而是采用了强奸,另外一起,就是你姐姐的案子。”他一边说,一边拿起桌上的一瓶酸奶递给我,就像是一个安慰。“能不能说说你对你姐姐被害的看法?”
“我姐姐当时只有十九岁,刚刚到一个单位上班,单纯善良,没有过多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和任何人结仇。她之所以被凶手杀害,只是碰巧撞上了这个恶魔,而后面的所有案件,也印证了这个事实。”
卢阳点点头:“起初我也以为是仇杀、情杀,或者至少是熟人作案,但现在我也开始认为,这是一起无动机连环杀人案。”
“卢处长,”我鼓起勇气,“我有一个想法。正因为这个变态恶魔作案的随意性,我们在现场抓获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我们也找不到更多的现场痕迹或第二现场,那么唯一能做的,就是猜测他的心理,预想他的下一步行动。”
“你认为他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7·30案很奇怪,如果不是现场指纹和血液检测吻合,简直无法和其他案件认定为同一个凶手。凶手为什么会这样做?或者说,秦红——也就是受害人身上,有什么因素让他改变了作案手段呢?”
“你发现这名受害人和其他受害人的不同之处了吗?”
“当时认为江谦是凶手,而秦红是他的未婚妻,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异常。但现在江谦的嫌疑基本排除,我想,这也许说明凶手的心理在发生改变,他……会不会就此收手?”
卢阳感叹一声:“从个人角度,我真希望他就此收手,不要再发生这样残酷的案件了。但另一方面,如果他就此收手,我们又不甘心,这个家伙因此会逍遥法外。对了,梁教授前两天和我通过电话,说他的事忙完后,有可能会到漠南来一趟。”
“你和梁教授很熟悉吧?”
“我是十多年前在北京进修时和他认识的,我专攻刑侦技术,他专攻犯罪心理,虽然性格脾气完全不一样,却成了莫逆之交。好了,今天难得清闲,我请你去吃个饭,你想吃什么?”
我说:“卢处长,还是我来请你吧,你是我们漠南的客人。”
卢阳笑了:“请我吃饭?你带了多少钱?一般像你这个年龄,还有你这样的家庭,父母疼爱,家教严厉,吃饭穿衣都不用自己操心,兜里不会有多少零花钱吧?”
我无话可说,因为我身上真的只有不到五十块钱。此时已是下午五点多,凉意渐浓。怕晚上起风,卢阳让我陪他去单位拿件外套。走到公安局拐角那条街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卖水果的小伙儿正坐在摊位后面发呆。路过他的摊位时,我跟他打招呼:“生意好吗?”
他涨红着脸站起身:“好……你逛街啊?”说话的时候,他看向我旁边的卢阳。
我点头:“你忙啊,我走了。”向前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回头,他依然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神情里带着淡淡的落寞。
快走到单位门口时,卢阳说:“你是个很随和的女孩儿啊。”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不是啊卢处长,这人很好,卖水果时总是给我优惠,我觉得挺过意不去的,见面总跟他打个招呼。”
“他喜欢你。”卢阳说。
我连忙解释:“没有没有,我就是天天上下班碰到他,怎么可能……”
“呵呵,你别忘了,我可是个老刑警啊。这小伙子肯定是喜欢你,而且,非常喜欢。”他的语气突然变得郑重,“本来就是我们的警花嘛,有大批小伙子喜欢那是肯定的。不过,对于有些人,尤其是我们不熟悉的人,不要太热情。你还年轻,太单纯,不了解这个社会。社会真的很复杂。”
我没有反驳,心里却有点儿不以为然。那小伙子喜欢我,我当然是感觉得到的,但是,这只是简单美好的人和人之间的温暖感情,为什么要一下子提到社会的高度呢?

9月28日,漠南市公安局接到了公安部的传真,确定从1988年至1998年的五起案件可以并案侦查,要求省市两级警方尽快侦破,以消除社会影响。
早上十点多,漠南市公安局局长袁立人和常务副局长周吉峰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向市局全体民警宣读了公安部的指示。但除此之外,再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不到一个小时会议就结束了,所有人都逃也似的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凶手是谁?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就在漠南,在一个我们看不见他,但他却能看得见我们的地方窥视?或者,他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所熟悉的人?我感到痛苦和无能为力。
眼看过了午饭时间,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爸爸我中午要加班,不回家了,然后穿上外套,准备到外面去吃点儿东西。走廊里少有的安静,我能想象,专案组的同事,包括局里所有的同志,他们经过半年多无望的折腾,已经厌倦了以前那种无头苍蝇似的佯装出来的对凶案的热情,在早上会议的压力下选择了逃避——和我一样。如果我是一个漠南市的普通市民,如果我没有进入公安系统,我想,我也会痛骂漠南警察的无能。
市局大院里空落寂静,只有门房里的张老头儿在看电视。张老头儿看见我,立刻推开窗户:“小汪,这儿有个人要找你。”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身后还有个年轻人,和我岁数差不多,皮肤黝黑,但很帅气。隔着窗户,他静静地看着我,就像看一个以前就熟悉的人。
张老头儿对我说:“这人来了半天了,只说要找你,可说不出你的电话,也不说有什么事。十一点的时候我打你办公室电话,没人。他就在这儿等,说是从外地来的……你问问他吧。”
“您是汪警官?”年轻人推开传达室的门,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就是。”
“我们可以换个地方说话吗?”
“好!”说完这个字,我下意识地把手揣进夹克衫的口袋里,专案组配发的“六四”式手枪就放在那里。吴迪离开漠南后,我经常把枪带在身上。
张老头儿从传达室探出头,叮嘱我:“小汪,有事到办公室去说,别去外面啊。”
我笑笑:“没事,叔,我还没吃饭呢,正好去外面吃点儿。”
我带着这个人出了单位,然后站住:“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我叫颜晖,是江谦的大学同学。不过,江谦叫我‘烟灰,同学们也都这么叫我。”
的确,他和江谦年岁差不多,也是高高瘦瘦的,穿着干净的细格白衬衣,还真像一支细细的香烟,不过,他没有江谦身上的沉郁气息。
“我们大学时同班同宿舍,是最好的朋友。前段时间我接到他的一封信,感觉他情绪很低落,可那时我自己的工作还没着落,没心情,也顾不上他。这次我出差路过漠南,顺便来看看他,结果他们学校说他已经被除名了,具体什么原因让我问公安局。他在信中提过,漠南市公安局有一位叫汪小童的女警官是他的朋友,所以……”
我打断他:“你从哪儿来?他的信可以给我看看吗?”
“西安。我毕业后留在了西安。那封信我没带在身上。”
我有些失望:“我们找个地方坐着说吧。”
刚好他也没吃饭,我带着他去了附近一家小饭馆。我点了小菜和炒面,颜晖点了炒拉条。他说他是第一次来漠南,以前听江谦说过,漠南除了羊肉,最有名的就是拉条子面,非常好吃。我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人。他的确不知道江谦出了什么事,因为饭菜一上来,他就拿过筷子狼吞虎咽。吃了几口,他才抬起头:“我昨晚坐了一宿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省城,饭都没吃就赶到漠南了,下午我还要回省城,坐晚上六点多的火车去银川。本来以为能见江谦这家伙一面,谁知道……汪警官,江谦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涉嫌杀人。”我淡淡地告诉他,然后盯着他的眼睛。
“不可能!”颜晖的筷子差点儿掉到地上,“是卷进那个杀人狂的案子了吗?”
我反问:“你知道那个案子?”
“几个月前,江谦在信里大概提过。今天从省城来漠南的车上,好多人也在议论。不过怎么可能?江谦绝对不是杀人犯!”
他的语气太过激动,已经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我将一片卤肉夹到他的碗里:“你和江谦是最好的同学,那应该非常了解他了?”
颜晖的情绪稍稍平静了些:“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家乡在中原,环境好一点儿吧,他是西北的孩子,比我更苦。他经常跟我说起小时候饿肚子的感觉,后来为了继续上学住在漠南的叔叔家,也是寄人篱下。但我一直都相信,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责任。有时候我就想,他的人生肯定是个悲剧,果不其然……”
“他寄给你的那封信里都说了什么,能跟我说说吗?越详细越好。”
颜晖想想:“说实话,我也是因为那封信才特意赶来看他的。信里大部分内容是写他的心情,说他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凶杀案的现场,还被当成嫌疑人审问,好在没什么事,这中间还结识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警察——就是您。后面的内容比较沉重,他说他在一个学校任教,工资不高。父母一直催着他赶快成家,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和秦红结婚,因为他感觉,他对另一个人的感情,要远远胜过对秦红的感情,他不知道这样的婚姻以后会不会幸福……”
“他爱上了另一个人?”
“大学四年,秦红一直给他寄钱寄东西,所以大学期间他没有谈过恋爱。同学们都知道江谦有一个糟糠女友在老家供他上学。至于他爱上了另一个人,我想应该是吧,这也是他痛苦的症结所在。但他没说这个人是谁。”
“秦红死了。”
“什么?秦红……死了?”颜晖目瞪口呆。我想,今天的漠南之行,在他以后的人生中,也会像噩梦一样困扰他吧。
“我们怀疑秦红的死和他有关,他除了目击你说的那次凶案,秦红被杀案他也是第一个目击者。”
“原来是这样!”颜晖无奈摇头,“难怪你们怀疑他。我能不能问问,他现在人在哪里?”
“这我还不能告诉你,除非他的嫌疑彻底排除。等你回到西安,请把江谦给你的那封信寄给我——我们今天的谈话,完全是个人性质的,但是,我要求你做的事,可能关系到凶案,希望你配合。”
颜晖深吸一口气:“看来真的很严重……好吧,我回去就寄给你。不过我现在是去银川出差,可能要半个月。我刚刚被一家私企聘用,上司派我去银川开拓市场,这份工作来之不易,请你理解。”
草草吃了饭,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在饭馆门口道别。回市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颜晖说江谦爱上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

10月5日,中秋节。
爸爸在两天前就问我,中秋节家里有没有客人来,是不是要准备一下。爸爸妈妈并不知道我和吴迪已经分手。他们是开明的家长,从不主动询问我的个人感情问题,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关心我。这一年里,他们沉默而低调,妈妈除了忙于工作,便是和爸爸一起照顾我的生活,话题仅限于家长里短,漠南人都在谈论的连环凶案,我们一家三口谁也不提。
我对爸爸说,今年中秋大家都很忙,就不过节了。然而,中秋节的早上,刚到单位没多久,我意外地接到了吴迪的电话,这是他离开漠南后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听到他声音的一刹那,我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小童,最近好吗?”
“很好……”
“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叔叔阿姨都好吧?”
“都好……”
“我以为你会给我打电话,但一直没有,小童,你怎么这么倔?”
“打电话,我能说什么呢?”
“对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吗?”
我握着话筒,沉默。
“今天是中秋节,我给叔叔阿姨买了月饼还有一些红枣,早上的时候托朋友直接带到家里去了……”
我打断他:“你这不是让我难堪吗,我以后怎么跟他们解释?”
“你就告诉叔叔阿姨,我腿受伤了,在省城休息,等伤好了就去看他们。”
我突然想起他出车祸的事:“你的伤好了吗?”
“只是一点儿皮外伤,已经好了……小童,你写给我的信,同事捎给我了。我也想你,非常想!我今天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是要让你知道,我会一直在省城等你。”
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伏在桌上,任凭泪水奔涌……
不到十分钟,爸爸又打来电话,老头儿用兴奋的口气向我汇报,吴迪托人从省城带来了礼品,有一大箱。他说,下午要出去多买些菜,做几样好吃的,我可以把朋友们带到家里聚聚。
我想了想,给董菲打了电话。董菲上来就抱怨,说大过节的,爸妈还不让她回家。她和长顺只能在自己租住的屋子里冷冷清清过中秋了。
“好了,别抱怨了。”我说,“你和长顺今天晚上到我家来吃饭吧。我爸妈还不知道我和吴迪分手的事,我暂时也不想让他们知道。你们两个今晚陪他们热闹热闹。”
董菲欢呼:“天哪,我正想着有谁叫我去他家吃个饭过个节呢!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1998年的中秋之夜,我们一家人和董菲、谢长顺一起度过。爸爸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还特意做了红枣百合蜜饯,这是地道的南方菜。爸爸妈妈像两个刚刚穿上新衣服的孩子一样向董菲炫耀这道菜:“这是本地最好的大枣百合,吴迪捎来的。”
我和董菲对视一眼,心照不宣。董菲是爸妈从小看着长大的,她乐观的性格让这个中秋节充满了笑声。
家宴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送走了董菲和谢长顺,我回到自己的卧室,给梁彦东教授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梁教授:
您的游学生活还没结束吗?学生甚为想念!
我最近经常想起毕业临别的会餐时,您对我们说过的话。当时您说,你们这些孩子,自认为是天之骄子,感觉自己在学校学到了很多知识,其实你们什么都没学到!
是的,回到漠南,那个恶魔好像是特意迎接我一样,连续三起凶案,让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心。这个凶残的恶魔好像真的来自地狱,我自己,甚至包括专案组的同事们,都快要崩溃了……7月30日的命案,凶手没有割划受害人的身体,反而有了性侵行为。我在分析凶手的心态时,经常会有一个疑问:性,对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凶手作案手法的改变,是否说明他可能就此收手?
我对自己非常失望,居然从内心希望(甚至可以说是乞求)施暴者收手,从此天下太平——因为他让太多的人受到伤害,而我们已经难以承受。我经常怀疑自己,我还是刚刚从学校出来时的那个充满了力量和复仇愿望的汪小童吗?
期盼您抽出时间,尽早来漠南。
您的学生汪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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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30 14:09:3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章:第六起命案
秋天过去,冬天来了。我回到漠南已经一年多,从一个冬天到下一个冬天,像一场梦。生活依旧按部就班,我每天准时上班,经常加班。天气越来越冷,我换上了厚毛衣和夹外套,外套的内袋里总是放着那把“六四”式手枪。
由于案件侦破没有实质性进展,卢阳和刘健刚也回了省城,但隔段时间会来漠南一趟,参加案情分析会。
11月30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天气不好,天空阴云堆积,凛冽的西北风刮过来,让人心情压抑。再有一个月,1998年就要过去了。专案组在这天上午召开案情分析会,副局长周吉峰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会议由卢阳和方远山主持,没有什么新内容,寻找贾世友的工作还在继续。方远山念了一堆数据,诸如截至本月底,专案组共排查三千五百多户出租屋,排查可疑人员一万六千余人次,都做了指纹比对,对其中八千余名重点对象做了血型比对,另外,向周边市州公安局发协查通报三百余份,等等,然后会议就结束了。
眼看到了午饭时间,方远山说:“今天中午卢处长和刘科长都在,我请大家吃火锅吧。”
大家齐声响应。我对方远山的火锅并没有多少兴趣,但也不能不去,回到办公室收拾了一下,和李磊一起下了楼。院子里,局里专门为卢阳配的桑塔纳和专案组的那辆大发面包车已经开了出来。我们上了车,两辆车一前一后驶出公安局大院。
因为上午那个会的缘故,车里人们的情绪都稍稍有些压抑,擅长调节气氛的李磊一上车就开始讲荤段子,男人们放肆地大笑,没有人关注我的存在。就在即将到达东星街的时候,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在后面响起,大家都忍不住回过头。李磊惊呼一声:“是周局的车!”
我的心立刻狂跳起来,难道又出事了?方远山打了把方向盘,将车停在马路边上。周副局长的车横在我们两辆车前面,车窗摇下,周副局长探头冲我们喊了一句:“去东阳路!”
三辆车拉响警笛,像三只受了伤的野兽,穿过冬日的城市,痛苦地悲鸣着向东阳路的方向驶去。
可能是因为饿了,从办公室出来又受了凉,再加上面包车的颠簸,我一阵一阵地反胃。车停下来时,我看见巷道两边挤满了人——又是凶案!我的胃剧烈地痉挛了一下。
卢阳和刘健刚下车后,快步走到周副局长的跟前,三个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周副局长回过头:“树斌和刘科长带一名助手先进去,其他人立刻封锁现场,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陆树斌和刘健刚从车上取出各种法医用具,周副局长则不停地打电话召集人马。四面八方的警笛声由远而近。十几分钟后,周边几个派出所的四五十名民警陆续赶到。方远山指着我和李磊:“你们两个,带着水四路派出所的民警往东,老杨和小孙,你们带东阳路派出所的民警往西,快!”
我和李磊立刻行动,身后跟着十几名穿警服或便衣的民警。我们先放弃了居民区,穿过巷子口,来到就近的马路上。看着满街挂着厚厚帘子的三轮车和骑着自行车摩托车的人们,我有点儿茫然,不知道该怎么查起。平时像个笑和尚一样的李磊却表现出了高度的专业素质:“小王,小姜,正好你俩穿着警服,立刻到前面的十字路口,拦截可疑车辆检查,注意不要造成交通混乱。小冯,小郭,你们几个穿便衣的,注意隐蔽身份,就守在这个巷子口,看到可疑人员立刻盘问,尤其要注意穿厚棉衣的人,还有,大家一定注意安全!”
大家迅速散开,就剩下我和李磊。李磊看着我:“小汪,我们进居民区,你一定跟着我,不要一个人行动!”
我们敲开了巷口第一户居民家的门。开门的男人都没有看我们的证件,就将我们让进了屋子:“我老婆正做饭呢,我也刚从外面进来,听说又杀人了,这算怎么回事儿呢,妈的!”
男人趿拉着棉拖鞋,他老婆在一边的小厨房里做饭,孩子趴在床上写作业。看到我们进来,女人放下炒菜的铲子,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刚哭过。男人在旁边解释:“被杀的小谢和她关系挺好的,平时喜欢到我们家来串门。我媳妇儿刚刚也出去看了,这会儿心里不好受……”
我问做饭的女人:“能说一下死者的情况吗?”
“小汪,”李磊提醒我,“询问可以等会儿再说,我们还有工作,不要耽误!”
第二家是一对老夫妻,都弯腰驼背的,茫然地看着我们。接着是第三家……
一家家地看过去,一小时后,我们的搜查合拢到了凶案现场的警戒线边,没有任何收获。

下午两点了,天空越来越阴沉,像是要下雪的样子。因为没有风,空气中竟然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温暖。
卢阳和周副局长直挺挺地站在巷子中央,脸色像天空一样阴沉,旁边站着十余名专案组的民警。其他同志也在陆续向这边靠拢,看得出来,他们也是一无所获。据返回的同志讲,还有一半的警力在大街上巡查,方远山带着十几个人在更远的区域搜寻。
面前那扇虚掩的木门开了,陆树斌和刘健刚走了出来,卢阳和周副局长迎上去:“现场怎么样?”
陆树斌一言不发,将一双沾满血的法医手套摘下来,团到手心里紧紧攥住。刘健刚咬着牙:“我从没见过这么惨的现场……这狗日的!”
周副局长转头看着我们:“谁跟我进去看看?”
我很惊讶周副局长竟然用了征询的口吻,接着我就明白了——这个年过半百、铁骨铮铮的老警察,也已经受够了一次次血腥的凶案现场,他对这天杀的现场充满了厌恶和……抵触。因此,他会想到,身为专案组成员的我们可能也早已无法忍受。毕竟,对任何人来说,每次进入这样的现场,都是一种煎熬和考验。
我默默站到周副局长身边,还有陆天明、李磊,我们是最早的专案组成员,当然是要进去的。陆树斌给我们每人递了一副口罩,轻声说:“这是所有案件中最惨的现场,大家心理上有个准备吧!”
我的胸口像被石块击打了一下——最惨的?怎么可能又是最惨的?
1998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四十分,卢阳、周副局长带着我们专案组的五个人,走进了“11·30”凶案现场。
依然是漠南市最普通的平房,和其他平房稍有不同的是,它更加狭窄拥挤。正对大门一条窄窄的过道两边,各盖着四间低矮的小房,每间小房不超过四平米。在一扇半开的油漆斑驳的房门上,一抹醒目的血迹映入眼帘,应该是一只戴手套的手掌留下来的。在没有阳光的小院里,那血手印刺痛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就像是凶手丑陋的脸,狰狞、凶残,带着挑衅和嘲笑。
周副局长站在房门前,凝视片刻,突然拔出了枪,他的全身都在微微颤抖。陆树斌扯住了他握枪的手,轻轻摇了摇,将他的手连同手枪一起塞回了外套里。
“进去吧!”陆树斌轻声对我们说。
昏暗的房间,凌乱、阴潮,地上堆放着米面的袋子、土豆、白菜和锅碗瓢盆,一个生铁铸成的小火炉子上,放着一个乌黑的烧水壶,壶嘴里还冒着袅袅的热气。
“小汪,不要东张西望,看脚下!”陆树斌低声提醒我。
我低下头,在我的脚尖前方有一摊不规则的血迹,是从床上流下来的。顺着血迹往上看,一张木板床上,一条被子垂落下来,一个角搭在床下,血就是顺着被角流到地上的,而被子上,是一具赤裸的尸体。我禁不住浑身颤抖,无法控制的颤抖。
这的确是我进入专案组以来见过的最为惨不忍睹的现场。我觉得我无法描述——是的,多年后,我依然无法描述,更不愿去回忆。但回忆有时候就像个不讲理的孩子,他才不管你的好恶,动辄便跳出来搅扰你的神经。
多年后,每当我回忆起“98·11·30”案的现场,不论那时我是在做什么,都会像突然被凉水激了一下,微微打一个寒战……好吧,就让我用最残酷的文字,来讲述那天我看到的一切——
依然是一个年轻女子,在昏暗的光线下,在殷红的血渍没有浸到的地方,这具已然没有了生命的胴体上,雪白的肌肤没有任何瑕疵,扎着马尾的长发浓密黑亮。她无神的眼睛依然大睁着,整张脸上的痛苦表情让人不忍直视。
和以往的受害人一样,她全身赤裸,颈部被切开,血顺着锁骨流到身上和床上。不一样的是,象征着青春和美丽的双乳被整齐地切掉,只剩下两个乌黑发紫的洞。还有她的双手,被从手腕处割掉,只剩下两截无望的胳膊。蔓延的鲜血像女子冲着苍天嚎哭的眼泪,似乎要淹没整个尘世,至少是她临死前,她的痛苦与愤怒所及的尘世……
突然间,我泪流满面,说不清是因为悲伤、恐惧还是愤怒。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地看着眼前的惨状,或许有人和我一样泪水浸透眼眶,但我们谁也没有去关心旁人的情绪,这一刻,我们只关心这个死去的女人。
刘健刚戴上塑胶手套:“卢处长,周局,我和陆树斌要开始现场取证,你们……要留在现场吗?”
周副局长沉默片刻:“其他人出去,我留在现场吧。汪小童,你也出去。”
“周局,我要拍现场照片。”我执拗地说。
“不用,我来拍,我以前也学过刑案现场拍摄,今天刚好捡起来用一下。你去外面协助外围的同志吧。”他从我的手里接过相机。

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警戒线内,除了几名全副武装的民警在维持现场秩序,我没有看到专案组的其他同志,他们应该还在进行搜捕。我不知道搜捕情况如何,但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就像一个失望已久的人,对希望早已麻木。
传呼机响了,是省城的号码。我的心跳了一下,猜到了这是谁。快步离开现场,转过小巷,我在马路边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电话,我听到吴迪急促的声音:“小童,是不是又发案了?”
我的眼泪再次奔涌而出,想说话,却只有一阵哽咽。
“小童!你说话呀……”
“是……”我抽咽着,“又……发生了。”
“情况怎么样?”
“比以往的……更惨。”
“凶手呢?”
“没找到!”
“妈的!畜生!”吴迪在电话里咆哮,“小童,我马上就来漠南,你等着我!”
挂断电话,我返身回凶案现场,没走几步就遇到了带着几个人匆匆赶回来的方远山,他的神情和所有人一样焦虑。
五点三十分,眼看就要天黑了,周副局长和刘健刚等人终于从现场走了出来。看到方远山,周副局长询问外围搜查情况。方远山阴沉着脸,沮丧地摇摇头。周副局长朝陆树斌要了一支烟,点燃吸了几口:“都回去吃饭吧,从早上到现在,大家还都没吃饭呢。”
“凶手没抓住,我们不吃饭!”方远山赌气地说。
“不吃饭能解决什么?”周副局长突然火了,“能让凶手同情你们,可怜你们,自己就会站出来?”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李磊走出来说:“方支队长安排一下,留四个人值守现场,其他同志都回家吃饭,就这么执行,不要再争了。”
天,就在这一瞬间完全黑了下来,黑得彻底而冰冷,大片的雪花在黑幕中飘舞,像张牙舞爪的小妖。方远山主动请缨,点了三个民警留下来和他一起值守现场。无论方远山有着怎样的急功近利和小肚鸡肠,在凶案现场,他表现出的愤怒和我们并无二致,作为一名警察,他不但合格,而且优秀。
周副局长和卢阳带着我们从那个小院子里出来,一行三十多人,浩浩荡荡。周副局长对我说:“小汪,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点儿的饭馆,同志们一起去吃个饭,大家饿了一天,我也饿了。”
我征询大家的意见,忙碌了一天的民警们一致提议去吃羊肉,吃漠南最有名的老马家的爆炒羊肉。
老马家,是我和吴迪第一次吃饭的地方,有漠南最好吃的爆炒羊肉。此时正是上客的时候,老板看到一下子涌进来三十多个身穿警服或者不穿警服的警察,有些慌乱,也有些激动。他立刻腾出来三个包厢和大厅里的一张桌子,四张桌子刚好够我们坐下。
三十多个警察,只有我一个女的。我在大厅里的桌子旁坐下来,和李磊还有派出所的几个民警坐在一起。我没有感觉很饿,而是感觉冷,从心里散发出来的冷。肉很快上来了,因为领导们都坐在包厢里,我们这一桌倒不用多客气。
旁边一桌是四个男人,两瓶白酒已经喝掉了一瓶,另一瓶也已打开。其中一个留小胡子的男子一直斜眼瞅着我们,醉眼中带着挑衅。突然,他高声叫骂起来:“妈了个×,这个社会完蛋了,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弄得老子没饭吃,还他妈天天杀人。一帮警察除了吃老百姓的,屁用没有!”
我们都抬头看着小胡子,他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瘦子正在低声劝阻,另两个则是一副事不关己看热闹的表情。小胡子将一杯白酒仰脖灌下去:“我骂他们怎么了?妈的,要是被杀的是警察他姐,他们这会儿早把杀人犯抓起来了,还在这里喝酒吃肉装大爷!妈的……”
他的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们所有人都对那小胡子怒目而视,却又无可奈何。小胡子还在肆无忌惮地挑衅:“呵呵,还有一个女警察。我×,这么漂亮的女警察,你们让她打扮打扮,勾引那个杀人犯出来不就行了吗?”
一桌子同事的脸都红了,平日沉稳温和的李磊突然站起身,走到小胡子身边,敲了敲桌子:“兄弟,不要再吵了,安安静静吃饭吧。”
小胡子从座位上跳起来,啪地拍了一下桌子:“老子说话也犯法吗?有种你把老子抓起来!”
老板赶紧过来劝解,小胡子却是酒壮怂人胆,一心一意要把事情闹大。争执不下的时候,他竟然抄起桌上的酒瓶子。我的愤怒就在这一瞬间爆发了。我站起身,走到小胡子面前:“你有完没完?”
小胡子看见我,更加兴奋:“呵呵,女警察也忍不住了。想和我打架?就凭你?小丫头片子,都不知道靠什么关系进的公安局……”
李磊担心我有危险,一把夺下了小胡子手里的酒瓶子。这个举动反而刺激了对方,他猛地抄起另一个酒瓶子,作势就要朝李磊扑过去。我本能地从外套里掏出手枪,枪口对准了小胡子的脑门。
大厅里顿时一片混乱,杯盘落地的声音和人们的惊叫声此起彼伏。李磊厉声喝止:“小汪,快把枪放下!”
小胡子杀猪一样鬼哭狼嚎:“警察杀人啦!女警察要杀人啦……”

对于我持枪威胁群众事件的处理迅速而及时。
一旁,被两个民警扭住胳膊的醉鬼依然咆哮不止。周副局长语气冷峻:“小汪,把枪交回局里,休息几天吧,案子的事你暂时不用管。刚才吴迪打了电话,说他正在回来的路上,你的工作暂时交给他。李磊,你负责把汪小童送回家,她太累了。”
我和李磊走出餐厅的时候,周副局长对大家说:“都赶紧回位子吃饭去,还嫌事情不多吗?吃完饭赶紧工作!”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有可能会因此被排除在侦破工作之外。
李磊开着局里的车送我回家。到了家门口,李磊说:“我们就不进去了,这两天你好好调整调整。”
我木然点头和他们告别,掏出钥匙开了门,客厅的灯亮着,坐在沙发上的竟然是吴迪。
“小童!”吴迪起身向我走过来。
我突然感觉一下子没有了力气,软软地倒在他怀里。卧室门开了,妈妈从里面走出来,我注意到她的眼圈是红的,但依旧强装笑颜问我:“加班这么晚,吃过饭了吗?”
“吃了。我爸呢?”
“你爸看你没回来,在家待不住,出门转去了,可能就在门口的花园。”
我坐到沙发里,对妈妈和吴迪说:“有件事正好告诉你们,我最近感觉非常累,今天向局里申请了休假,领导批准了。”
妈妈和吴迪对视一眼,瞬间的诧异过后,妈妈长出了一口气:“你也该休息休息了,刚上班才多长时间啊,天天早出晚归,这样下去要累垮的。真要感谢你们领导……”说着,妈妈的眼泪突然流了下来,她不由得捂住嘴,“小童,你在家待着,爸爸妈妈就放心了……”
门开了,爸爸从外面走进来,看见我们三个人这样子,紧张地问:“怎么了,又怎么了?”
妈妈哭着说:“小童说她休假了!”
爸爸看着我:“真的吗?”
我点点头。
爸爸长出一口气,灰白的头发微微颤抖:“休假好,小童,只要你能想通就好……”
我一下子扑到妈妈的怀里放声大哭,就像一个受了许多委屈的孩子。爸也哭了,自从姐姐离开我们,他是第一次当着我们的面流泪。
吴迪也哭了……
晚上十二点,吴迪和我们告别,说要回局里。爸爸妈妈像对亲儿子一样,为他准备了水果和家里做的烙饼,送他到街边。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我的确太累了……
然而,噩梦如影随形。
空荡而黑暗的楼道……水龙头滴水的声音由远而近,直刺我的耳膜……我看见,水龙头里滴下来的全是殷红的血……从阴影中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一步一步向我靠近,他的身影渐渐将我笼罩,我喘不过气来,我拼命挣扎……
然后我一身大汗地惊醒,在黑暗中睁大眼,却什么都看不见……

第十四章:别跟陌生人讲话
1998年12月2日,雪后的漠南寒意深重,雪迹斑斑处,映着灿烂却冷冽的阳光。
我睡了一天两夜。这中间吴迪来吃了一次午饭,不用说,他已经知道我被停职的事儿,但他一个字也没提。他带回来的关于凶案的消息是没有任何消息。专案组依然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愤怒却毫无头绪。
马上要期中考试了,妈妈天天在学校忙,因为我已经休假,她也放心了。爸爸每天的工作就是出门买菜,给我做饭。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看书,发呆,思考。
我不知道这个案子是哪里出错了。为什么凶案一次次发生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城,一次次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却抓不到凶手?凶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恶魔?
他每次杀人都先割喉。有一次在老马家羊肉馆吃饭的时候,吴迪告诉我,餐厅里的羊都是现宰的,但食客却听不到羊的惨叫。而在这起系列案中,凶手就是用了和杀羊一样的手法,一刀割喉,不让受害者发出声音。因此可以推断,凶手熟悉屠宰,擅长用刀。
凶手应该是男性。他的年龄呢?1988年,凶手第一次作案,那时候,他也许年龄不大,或刚刚成年。就像梁彦东教授所说,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可以轻易制伏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女性。到十年后的1998年,他的精力更加旺盛,可能正值壮年。如果他第一次作案时的年龄在十六岁到三十岁之间,现在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六岁到四十岁之间。
他的品性?这是最难分析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残酷无情。他漠视同类的生命,即便杀一只小猫小狗也不可能用这样凶残的手法。正是因为这样的无情,他才能在作案后毫无愧疚地离去。
这是一个有着怎样外表的人呢?他敢于在大白天行凶,拿走受害人的器官,然后从容走脱——这说明他的外表具有欺骗性,在平时的生活中,他给周围人的感觉应该是完全无害的,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是一个善良的、值得信赖的人。也正是因此,受害人才对他不加提防。
那么,凶手到底在什么地方?一年四起案件,省城和漠南两地公安机关动用了大量警力,却一无所获。凶手到底是不是漠南人?
答案A:他是漠南人。他就藏身在漠南的某个地方,具有欺骗性的外表是他最好的伪装,不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更没人关心他在干什么。他有大量的时间去选择受害人、去设计作案手段和路线——专案组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认为的。
答案B:他不是漠南人。
等等,他不是漠南人?!我大脑中的某根神经跳了一下。是的,他不是漠南人。他就像一个来自地狱的行者,每当他想杀人的时候,就从另一个地方来到漠南寻找猎物——一个年轻的、面容姣好、皮肤白皙的女子。在这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城市里,他反而多了一份安全感,多了一份从容来去的自信。而这个城市里的人,既然不认识他,当然也不会去在意他。
但是,即使他不是漠南人,他对漠南也是非常熟悉的,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处居民区。他选择在漠南实施他的杀戮计划,然后携带着他拿到的器官,在作案后第一时间离开漠南。
这个假设来自于上次去北京的时候,妈妈让我带给梁教授的那条羊腿的启示。我的皮箱里装着一条血淋淋的羊腿,从漠南到北京,一路上除了列车员随便捏了捏看有没有坚硬的刀具外,没有人打开皮箱检查。那么,如果里面放的是人体器官呢?
想到这儿,我立刻翻身起床,简单洗漱了一下便出了门。
雪后的漠南空气清新,行人们都穿着厚厚的冬衣,呼出的白色雾气在嘴边的围巾上结成一圈冰棱子。路面的雪被踩平后滑得很,我一路小跑,刻意走没人踩过的地方,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出门匆忙,我没戴围巾和手套,手和脸很快就木了,但我心里很激动。我想赶快到局里,把我刚刚的想法告诉周副局长。
走到单位旁边那条街时,我突然感到了饥饿。这几天我都没好好吃过饭,这会儿浮想联翩的时候,大概也刺激了我的胃蠕动,反正我饿得厉害。在我经常光顾的那家牛肉面馆前,我停住了脚步,准备进去吃一碗热乎乎的牛肉面。
这时,那个熟悉的身影一晃一晃地朝我走过来:“吃面呀?”
我点头微笑:“是啊,你也吃面吗?”
瘸腿小伙子鼻头冻得红红的:“是啊,我也吃面。”
我们一同走进面馆。令我欣慰的是,这次他没有替我买面。还没到饭点儿,面馆里人不多,我端着面找了张空桌子坐下,边吃边思考一会儿怎么跟周副局长说我的观点,忘记了那个小伙子的存在。
吃完面,我来到大街上,后面却传来一声“唉”。我回过头,那个跛脚的小伙子急急地跟在我身后,红着脸对我说:“警官……我能求您帮个忙吗?”
“帮什么忙啊?”
“我的这个小生意,过年的时候生意最好。我想多赚点儿钱,过年就不回老家了。我家里有个老娘,还有我哥和我嫂子,我想跟他们打电话说一声。我们村里就村长家有电话,但我娘前些日子来电话说,村长家的娃和我侄子打了一架,两家大人也吵起来了,以后不要再打电话到村长家喊她接电话了。我想写封信给家里,可我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还因为生病休学了一年……”
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要我帮你给家里写封信吗?”
他使劲点头:“就是!行不行啊?”
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身有残疾的小伙子,我没有理由不答应。于是我点了点头。小伙子很激动:“我租的房子就在后面,我准备了纸笔。”
我有点儿为难:“可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去单位……”
“就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他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我。
跟着他往他的住处走的时候,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苏建国。”

曲里拐弯地走了十分钟,我跟着苏建国来到了他的出租屋。果真在公安局后面不远,从公安局的办公楼上,大概能看到这几间简陋平房的房顶。
这是一个窄小到几乎无法转身的小院落,不到三平米的小院里堆满了装水果的空纸箱。苏建国小心翼翼地领着我走进他的房间。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住处的确非常小,但非常整洁。一个门,两间房,一间关着门,应该是厨房和杂物间。他带我走进正对着门的房间里。红砖铺就的地面干干净净,房间中央是一个四方的铸铁火炉,生着火,整个儿房间暖暖的。靠近窗户的地方放着一张木床,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蓝色的棉布床单上,竟让我感到一种别样的宁静和舒适。白色印花窗帘垂在窗户两边,窗台上的两盆君子兰浓绿茂盛。床的这一边,靠着火炉,一张三人沙发前放着玻璃茶几,上面摆着两盘水果和瓜子,仿佛早就做好了待客的准备。
就在我细细观察房间的时候,苏建国正手忙脚乱地找杯子,找茶叶。我说:“别忙活了,我赶快给你写信,写完了我就走了。”
他却已经拎起搁在火炉边的水壶,把茶沏好了。他请我坐在沙发上,把玻璃杯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从茶几下面拿出一沓稿纸和一支笔,自己拿过一把小凳子坐在我对面。我铺开纸笔,问他:“写给谁呢?”
“写给全家人吧。”他双手搓着大腿两侧的裤子,腼腆地笑。
我在信纸的开头写下:亲爱的妈妈、哥哥、嫂子,你们好!然后问他:“给家人说些什么?”
“问老家的天气冷吗?我妈的老寒腿最近好些了吗?还有,我哥要盖厢房,准备什么时候盖,钱够不够,过完年我寄些给他;我嫂子还想生个娃,老家计划生育抓得紧不紧……”
我归纳好他要表达的意思,一件件地写下来,足有两页纸。“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他把茶水递到我面前:“您先喝口水,我再想想。”
我端起已经半温的茶水,喝了一口。茶是香味极重的茉莉花茶,放了冰糖,有一股腻腻的甜。抬起头,我突然发现苏建国正入神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他的眼神中有一种……一种深深的意味。我一时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或者,是忧伤?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江谦,他们似乎有着同样心事重重的神情。
我努力甩开这个念头,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问他:“还要写些什么呢?”
“还要写些什么呢?”他喃喃地重复着我的问话,目光直直地盯着我,脸色潮红,柔软的长及眉毛的头发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光泽,这个平时看着瘦弱而胆怯的残疾小伙子此时竟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
我的心脏在剧烈跳动。为什么会这样?下意识地端起水杯,我突然惊醒过来:“这茶里……放了什么?”
我厉声质问,想站起身,却感觉天旋地转,两腿发软,又重重地跌回沙发里。我犯了一个低级而致命的错误——我被这个叫苏建国的家伙暗算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冲过来捂住我的嘴,我使出全身的力量咬住他的手指,但我自己都能感觉到牙齿的无力,坚持了一会儿,我终于放弃,整个儿人软瘫在沙发里。眼前这个人,这个自称苏建国的人,这个曾经让我心怀怜悯的小伙子,这个外表看上去完全无害的家伙,就是系列杀人案的真凶!
一念及此,恐惧开始在我心底蔓延,我不禁浑身颤抖。我见过的那几个凶杀现场,尤其是刚刚发生的那起凶案现场的惨状在我眼前浮现,想到自己将要面对那样的折磨,我几近崩溃……还有爸爸妈妈,两个女儿都被同一个凶手残忍杀戮,他们怎么能受得了……还有吴迪……
这个地方离公安局那么近,我却瘫倒在这里,任人宰割。我正对的窗户外面是一堵围墙,没有谁的视线能抵达这里。我想叫喊,但我的喉咙和我的牙齿一样无力,即使我能喊出来,也只会刺激这个恶魔更快下手……
令我稍稍诧异的是,苏建国也像我一样在颤抖。他坐在沙发一头,双手抱住脑袋,埋头低声啜泣:“我……恨我自己!我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靠近你……”
但此刻我无心理会他的情绪。绝望让我变得愤怒,至少稍稍恢复了一点儿勇气:“你变态!你这个恶魔!”
“我不是恶魔!”他抬起头,语气突然平静了,“我是一个可怜虫,又穷,又跛,又丑,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那你为什么不去死?!”
我的传呼机突然响了,就像一个身处地狱的人看到天堂的曙光,这声音也让我看到了一线生机。苏建国似乎受到了惊吓,他伸手从我的口袋里掏出传呼机,看了一下,竟然对我报出了呼叫的号码。
“那是我们单位的电话,”我说,“我刚才在街上就告诉过你,我单位有要紧事,这会儿领导肯定着急了。你放我出去吧,我保证不会把这事告诉别人!”
他把传呼机放到茶几上,但没有关掉。沉默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吸了几口,往沙发上一靠,将身体舒展开来,就像一个累极了的人总算可以松口气一样。
我试着动了动四肢,依然一点儿劲都使不上。我问他:“你在茶水里放了什么东西?”
他脸上浮起一抹得意的笑:“在我们村里,我家三代兽医。我爷爷和我爸给牲口看病时,给它们灌下点儿自己配制的药,牲口就瘫到地上动不了了,就好给它们看病了。”
巨大的羞辱让我再次全身颤抖,我竟然被当成牲口一样给灌了迷药!但我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可你为什么要这样算计我,我伤害过你吗?”
他使劲摇头:“正因为你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我才会这样控制不了自己!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待在一起,哪怕只有一天。我不会伤害你,真的,相信我……对了,你冷吗?砖地凉,脚肯定冷。”说着,他起身走到床边,拿了一条手工缝制的褥子盖在我的腿上。“这还是我妈给我缝的,里面加了羊毛,很暖和。”
褥子的确很暖和,我原本一直在颤抖的双腿慢慢安静下来。我尽量用平静的口气问:“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看着我,眼睛里透着……一种奇异的光芒:“你对我那么亲切……每天你上班的时候我都能看见你。我每天都盼望见到你,见不到你我就心慌,做不了生意。我知道,这些念想是不现实的,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想告诉你,只是想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相信这样的谎话:“仅仅因为喜欢,就要这样算计我?”
他叹了口气:“你不明白……将近一年时间,每天等着你上班,看着你从我面前走过,那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我开始只是想,就这样看着你……但我还是没有控制住,我做了这样的傻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那好,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心意,你现在就让我走吧。”
他不说话,盯着我,眼神温柔,却让我毛骨悚然。突然,他抓住了我的手。我使出全身力气要甩开他,却是徒劳。他轻轻地摩挲着我的手掌。他的手粗糙而有力。我几乎是在哀求:“不要碰我!你知道你这是在犯罪吗?我是警察,你知道的!”
他的眼神灼热而迷乱:“我只是想和你待在一起,能多一点儿时间就多一点儿时间,好吗?”
不知是因为惊恐还是药性发作,一阵眩晕袭来,我脑中一片空白……

从沉睡中惊醒,冬日的阳光依然灿烂。我有一瞬间的恍惚,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紧接着,记忆恢复,我依然在苏建国的屋子里,斜躺在沙发上。炉火在燃烧,我腿上盖着苏建国的褥子,而苏建国,就坐在我的脚边,头枕着我的腿。
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发现我的双手和双脚被绑住了。我的挣扎惊醒了苏建国,他的脸上带着孩子一般的慵懒惺忪,说话的口气也像是在哄小孩儿:“你饿了吗?我给你做点儿吃的。”
我闭上眼:“如果你不放我走,我就饿死在这里,或者你早点儿杀了我!”
他沉默一会儿,站起身,找出一条纱巾捂住我的嘴,任凭我奋力甩头也是徒劳。他出了房间,关上门,继而,我听见锅碗瓢盆的响动。他竟然真去做饭了。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们一直在找的杀人恶魔呢?或许不是,因为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显露出凶狠的一面。那个凶手对以往的受害者可不是这样;或许他就是那个恶魔,他早就知道我是专案组的警察,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戏弄我。是这样吗?
门开了,苏建国端着两个碗走进来,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那是两碗热腾腾的羊肉。“这是我早晨买的,又热了一下。你肯定饿坏了,我喂你吃吧。”
我使劲摇头。这个人,连饭都提前给我准备好了!而我呢,竟然像个傻瓜一样,丝毫没有起疑心。我恨我自己!
“那怎么办呢?”他一副一筹莫展的神情,好像是我给他出了难题。
“放开我……”嘴里被塞了东西,我的发音模糊,但我想他能明白我的意思。
“你不要大声喊好吗?我不想让你饿着。”苏建国解开我嘴上的纱巾,端起羊肉,“我喂你。”
“我不吃!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你肯定又在里面放了药,我宁愿饿死!”
“我没放药,真的!”他拿了一个空碗过来,用勺子盛了些羊肉到空碗里,自己坐下来先吃了。“你看,没事。你吃了,晚上我就放你回去。否则你要是饿出个好歹,你爸妈该多难过,我知道你是他们的宝贝女儿。”
“你……知道?”
“你的事我都知道。”他说,“吃吧,我喂你。”
他把勺子递到我嘴边。毕竟这会儿已经是下午,我的确饿了,虽然没有食欲,但已经筋疲力尽。看现在这情况,他应该不会马上对我下手,那么我就有机会。为了这个机会,我应该保持体力。我吃掉了一碗羊肉,连汤也喝得干干净净。但是,紧接着问题又来了——我想上厕所。
他事先大概也没想到这个问题,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帮我解开了捆住手脚的绳索。我动了动四肢,虽然僵硬麻木,但是,我自由了——我真的自由了吗?
苏建国从门口拿来一个脸盆:“对不起,只能这样了。”
我怨恨地瞪着他,一动不动。
“那怎么办呢?我不能让你去外面。”苏建国无奈地看着我。
“那你出去一会儿好吗?我真的不会跑,我真的很难受。”
“好吧,我把门从外面锁上,等会儿我进来时会敲门的。”
他真的就出去了,关上门以后,我听到外面的挂锁发出哗啦啦的声音。我立刻站起身来到窗前,让我失望的是,玻璃窗是用棱花钢焊上的。为了防盗,漠南的平房大多如此。我根本没法从窗户逃出去。回过身,我想找一样不太显眼但又能防身的东西,茶几上依旧摊着那封快结尾的信,一支绿色的钢笔,一瓶墨水,一碗羊肉已经凉了,表层凝起淡淡的油脂,还有一杯喝剩下的茶水。
——是我喝剩下的,还有大半杯。

晚七时,漠南的夜空繁星闪烁。当吴迪带着几名民警翻墙进来,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踹门时,我站在茶几前,看着瘫软在沙发上的苏建国。他用绝望的眼神望着我。
门被踹开了。吴迪端着枪第一个冲进来,看了一眼屋里的情形,他一把抱住我:“小童,你没事吧?”
我被吴迪勒得喘不过气来,闭上眼,深吸一口气:“我没事!”
另外四名民警直奔苏建国。不料,原本一直瘫在沙发上的苏建国突然挣扎着坐了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撞向面前的民警,不知什么时候,他手里多了一把刀!最前面的民警下意识地侧身闪开,身后留出了一个空当。苏建国就从这个空当冲了出去,转瞬间,他已经来到吴迪的身后。他手里有刀!
所有人同时大喊:“吴迪小心!”
吴迪的动作同样迅捷。苏建国手中的刀眼看就要抵在吴迪的后腰上,吴迪却已经转过身,枪口对准了苏建国的脑袋。
“吴迪!不要——”
枪响了。苏建国的动作突然停顿,柔软的头发因为惯性飞舞起来,然后,他倒在地上,鲜血从头顶汩汩而下,流到他惨白的脸上。他依然大睁着双眼,我觉得,他的双眼始终在盯着我。我惊恐地后退两步,大脑一片空白。苏建国就这样死在了我眼前……
那四名民警也愣在原地,半晌才缓过神。其中一个问我:“小汪,这个人是谁?是那个杀人狂吗?”
我说不出一句话。四名民警疑惑地互相对视,然后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刚刚那个民警说:“这家伙劫持警察,又现场袭警,应该就是那个杀人狂……”他的口气从犹豫到坚定,“现场击毙完全正确,我们赶快向局里汇报!”
吴迪收起手枪,拉着我走出那个房间。从早上被苏建国骗进来之后到现在,不过十个小时,我却感觉恍如隔世,就像做了一个噩梦,更可怕的是——苏建国死了。
外面的世界如此漆黑。吴迪抱住我:“小童,得到110的消息,我都吓傻了,我以为……会失去你……”他突然抽泣起来,不过几分钟前,他刚刚开枪杀了一个人。
我也抱住了他,但身体依旧僵硬。黑暗中,苏建国的眼睛似乎依旧在盯着我看。我的心头仿佛盘着一条冰冷的蛇,僵死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我的整个儿身体也像一条僵死的蛇,即便是吴迪的怀抱也无法温暖我。
“吴迪,我想离开漠南。”我小声地说。
吴迪愣了一下:“好!”他紧紧握住我冰凉的手,“小童,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人是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要不是你把包着纱巾的求救字条扔到外面的马路上,我都不敢往下想……”
我摇摇头:“我们回家吧。我想回家,爸爸妈妈肯定急坏了,你没跟他们说什么吧?”
“没有,他们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
吴迪拉着我的手,我们走出了小院。因为没有路灯,到处一片漆黑。我紧紧地偎在吴迪身旁,没有抬头,也没有回头,甚至不去看脚下的路,任由他拖着我离开那个地方。很快,我们身后响起了急促的警笛声,我知道,大批的警察赶来了……
苏建国,男,二十六岁,因小儿麻痹腿有残疾,世代务农,家族有祖传兽医手艺。父亲去世后,他辍学离家,到漠南做水果生意,租房独居,性格孤僻,因蓄谋挟持女警察被当场击毙……
一个多月后,吴迪告诉我,专案组将苏建国作为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的直接嫌疑人报到了省厅和公安部。

第十五章:千禧之殇
1999年春天,漠南的迎春花盛开的时候,我和吴迪举行了婚礼。
按照当地的风俗,迎亲车凌晨五点从省城赶来,七点到达漠南。西装革履的吴迪从车上下来,那样子让我感觉有些不真实。我在董菲的陪伴下,上车前往省城举行婚礼。和爸爸妈妈告别的时候,我强忍着没哭,但婚车驶出漠南的一刹那,我的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扭头看着车窗外,不想让旁边的吴迪看到我脸上的泪水。
漠南,就这样被我抛在了身后。
专案组的同志们都赶来参加我和吴迪的婚礼,只有周副局长因为太忙没来。大家为我和吴迪祝福,没有人提起漠南的凶案。但我知道,苏建国被吴迪击毙后,专案组一直把他当成系列杀人案的凶手来处理。证据虽然牵强,但坊间流传着女民警以身涉险,最终将杀人狂击毙的传闻。对于因这个系列案一落千丈的警察形象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宣传。
而我,此时已不是专案组的成员。我向专案组汇报了被苏建国骗到出租屋的经过,我以上厕所为借口把他支出去,写下求救字条,用纱巾包上煤块扔到外面的马路上,再将剩下的半杯掺了药物的茶水倒进羊肉碗里。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在强大的证据指向下,我说服自己相信苏建国就是系列案的真凶。
经历了那么多残酷事件后,我终于知道,每个人都有心魔——杀人狂有,苏建国有,吴迪有,我……也有!也许,当时吴迪是可以不开枪的,但他开枪了;也许,我可以向专案组说出自己的怀疑,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刚从大学校园出来的、不谙世事的女孩儿,我的心逐渐变得坚硬。我觉得,这是苏建国应得的。
还因为,我知道我们已经疲惫不堪——或许,苏建国就是真正的凶手,再或者,下一起凶案发生的时候,大家会忘记这个死掉的人,继续寻找真凶——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太渺小,无力左右。
还有,一个人在经历那么多痛苦和失望后,会渴望温暖,而我知道,吴迪就是那个能给予我温暖的人……
我和吴迪度蜜月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妈妈转来的梁彦东教授写给我的信——
小童:
很抱歉现在才给你回信。回国后就从卢阳那里知道,又发生了“98·11·30”案。我本是准备立刻赶往漠南的,可突然接到消息:连环案的凶手被击毙了。
卢阳大概给我讲了案件侦破的过程,很简略,让人难以置信。好在已经有了眉目,我也就放心了。出国很长时间,我积压了很多课程,漠南之行也就暂缓。
你在来信中问到,性对人类意味着什么。问得有点儿无边无际,让我无从回答。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两年前这部书出版后,立刻受到许多人的追捧,北京学术界也以探讨这本书为时髦的事,不知你看过了没有?
大多数人只是把《失乐园》当成一部讲述中年男女贪恋肉欲之爱的婚内出轨的小说,但实际上,这部小说讨论的是性与爱的相互依附关系。主人公久木和凛子因为性而产生爱,但也因为过度沉沦于性而走向毁灭。小说中有一段话我摘录下来:飨餍之后便是空虚。久木和凛子结束了一夜之宴,快乐越深,其后袭来的空虚感愈甚。欢爱之后,除了感官的满足外,一无所得,留下的只有懊悔。
一般的观点是,男人因性而爱,女人因爱而性。但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藉由性,藉由最亲密的身体接触来感受依赖、信任和爱。性永远只是开始,爱才是主题。当然,如果有人单纯地把性放大——就像漠南的杀人狂,他放大了他的性需求,让性欲的火焰毁灭了他的人性。
就说这些吧。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来信和我探讨。
梁彦东
1999年3月

夏天到了,省城的街头也宛如江南。
结婚三个月后,我怀孕了,调到省城公安局户籍科,程序化的工作日复一日,忙碌操心但不劳神。吴迪还是干老本行,在省城公安局刑侦支队。我们的生活温馨而平静,都期待着宝宝的降生。只是偶尔,我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更多的是想漠南。
6月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照例坐在公安局户籍中心大厅的窗口后,按部就班地工作。除了妊娠反应让我有些心烦意乱,一切都和往日没什么两样。在新单位新同事眼里,我就是一个过早步入温婉时代的小女人,不爱说话,总是面带微笑,经常发呆。
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办理户口,尤其是上午,我基本停不下来。快十一点的时候,眼看着长长的队伍渐渐缩短,我终于有工夫稍微喘口气。一个男子走到窗口前递上材料,是随工作调动落户到省城的,我看了一眼名字:颜晖!
抬起头,一个瘦高个子肤色黝黑的男子站在我面前,他也认出了我,迟疑地问:“您是……汪警官?”
我点点头:“你是江谦的同学。”
“就是啊!你也到省城来了?”
我看着他的资料:“你考到省教育厅了,不错呀!”
颜晖得意地笑笑:“毕业后在外面晃了两年,感觉太累了,想自己闯一番的想法也就打消了。熬了半年考了个公务员,以后捧个铁饭碗混日子吧。”
我开始按程序给他办手续。他的手续齐全,二十分钟后,该办的都办好了。颜晖要离开时,我叫住他:“最近有江谦的消息吗?”
颜晖摇摇头:“那些日子一直忙着考试,也没有固定的单位和住所,和同学都没联系了。对了,”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上次去漠南的时候,你说要看江谦写给我的信,我回去就找出来了。现在你还要看吗?”
“要看!”
“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吧,我请你,顺便把信拿给你。省城这地方,我一个熟人都没有……”
中午回家,我没把碰到颜晖的事告诉吴迪。关于漠南,尤其是关于江谦,我不想再对吴迪提起,不想让这事打乱我们平静的生活。但我还是想看看江谦的那些信件,因为有些疑窦在我心头始终挥之不去——江谦跟漠南的案子到底有没有关系。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吴迪说晚上要出去吃饭的事。没想到吴迪跟我说,他下午要到外省出差,去三四天,已经给妈妈打了电话,让我回父母那里住几天。我借口今天单位事多,可能下班晚,明天再过去。吴迪虽然万分不情愿,还是答应了。吃过午饭,吴迪唠里唠叨叮嘱我一大堆事情,又对着我肚子里的宝宝说了无数矫情的话,才依依不舍地离家。
下午下班后,我和颜晖在城关十字的一家川菜馆见了面。等待上菜的时候,颜晖说:“其实,上次在漠南,有些事并没有跟你说。回去之后,我又把他写给我的信仔细看了一遍。我想,还是应该把我知道的原原本本告诉你,这对他比较公平。江谦是一个很不幸的人……”说到这儿,颜晖停顿下来,拿起啤酒瓶把自己的杯子倒满。
我问:“你说他不幸,指的是他被当成嫌犯,成了残疾,丢了工作这些事吗?”
“并不全是。这是人生中的意外,任何人都可能遇到。”
“那是什么呢?”
颜晖似乎顾虑重重:“他在信中提到,他喜欢上了一个人,但这种感情让他非常纠结。他是农村长大的,比较传统,而且非常善良,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愿伤害别人。和秦红的关系让他非常痛苦,但他依然要和她结婚,因为他一直觉得亏欠秦红。”
我有点儿不明白:“喜欢一个人,不敢表白,这也算不上不幸啊。”
颜晖突然沉默了。许久,他才说:“算了,这是江谦的隐私,我们还是不说这些了吧。”
我不知道他这样欲言又止的,到底是在耍我,还是真的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服务员开始上菜,我和颜晖却失去了共同的话题。这顿饭吃得很沉闷。最后,颜晖说:“汪警官,实在抱歉。本打算给你看看江谦的信,因为他的一些行为引起了你的怀疑,我想向你证明他并不是坏人,至少,他不是那个杀人狂。可是,考虑再三,那些信还是不给你看比较好。毕竟,那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东西,而且警方现在也排除了对他的怀疑。在没有征得他本人同意之前,我不应该随便透露他的隐私……”
我知道今天肯定是一无所获了,于是站起身:“我从来不愿相信江谦就是凶手,但如果不能了解他真实的内心,仅仅根据他的种种与凶手重合的行为判断,我们怎么能不怀疑他呢?”
我对江谦无法消除的疑虑,毋宁说是我对系列凶杀案本身的疑虑。在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可怕的预感:杀戮,并不会就此停止……

千禧之年就这样来了。
我大腹便便,喜悦于我和吴迪将有一个世纪宝贝。而这一年,省城人、漠南人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人手一部的传呼机,已经被铺天盖地的手机取代。公安系统给每个民警配发小灵通,打电话又方便又快捷。多媒体时代的各种娱乐节目如雨后春笋,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到令人目不暇接。跨世纪的春节又恰逢龙年,更是热闹而喜庆,差点儿让我们忘记了所有的痛苦。
2000年3月28日,我的女儿出生了,是一个有着大眼睛和长睫毛的小天使。孩子出生前,吴迪给他的宝贝起了无数名字,可亲眼看到宝贝的时候,他却茫然地问我:“小童,咱们的宝贝叫什么名字啊?”
我说:“让孩子的爷爷奶奶起吧。”
“还是你起吧。你怀孩子生孩子受了这么多苦,应该享有给她起名的特权。”
“那……就叫忆远吧,让所有的回忆都飘远。”
有了女儿的日子像梦一样。你的生命竟然可以孕育出另一个鲜活的生命,这是一件多么惊喜而令人感动的事。尤其是在感受了那么多的死亡和离别后,新的生命,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从漠南赶来的父母抱着小忆远的时候,竟然激动得双双落泪。我明白他们的欣慰,吴迪也明白。
因为吴迪的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无暇照顾忆远,提前退休在家的爸爸和一年有两个假期的妈妈提出,等我上班后由他们带忆远回漠南。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宝贝女儿,但是产假休完后,我被单位从户籍科调到治安科,工作更加忙碌。勉强让忆远吃了六个月的奶,我和吴迪不得已把孩子送到了漠南。平时,我每天给家里打两个电话,每个双休赶回漠南一趟看忆远。女儿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
11月18日那天下班后,我带着一大包给忆远准备的衣物和食品,坐上了去往漠南的最后一班长途车。因为女儿,回漠南成了我最幸福的事,也是爸爸妈妈最幸福的事。我回去看我女儿,他们就能看到自己的女儿了。
周日一早,吴迪也来了。初冬骤冷,爸爸提议在家吃火锅,我于是抱着忆远,和爸爸、吴迪一起去市场上采购。
“98·11·30”案后,也就是苏建国被吴迪击毙后,漠南这两年很平静。新世纪来临,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善于遗忘痛苦的人们早已把那个杀人狂抛在脑后。事实上,这个案子并没有对外界公开,除了受害者的亲朋,并不是所有漠南人都知道这些凶案,即使知道,也不是全部。
逛菜市场的时候,我给董菲打电话,请她到家里来吃火锅。董菲和谢长顺一起来了,两人刚结婚不久,是在谢长顺的老家办的喜事,他们的车也换成了黑色桑塔纳。董菲怀孕了,肚子已经很明显,遍布妊娠斑的脸上溢满幸福。
一家人忙着准备火锅,董菲告诉我,谢长顺正想办法从老家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准备和别人合伙开一家副食超市。谢长顺的电话不断,一副老成的商人派头。忆远则在姥姥的怀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似乎在提醒大人们,她才是所有人应该关注的焦点。
一顿饭吃到下午,就像过节一样。平时沉默内向的谢长顺多喝了几杯,对着吴迪开始吹牛,逼着吴迪也喝了白酒。我和董菲逗忆远玩,董菲说:“长顺就这孬样子,平时看着老实,喝点儿酒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糟糕的是,下午五点,我和吴迪应该回省城了,可吴迪却不胜酒力,醉得一塌糊涂,被爸爸扶到卧室去了。我有点儿着急:“怎么办呢?明天还要上班。”
爸爸说:“没办法,吴迪这个样子,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只能你先回去,明天他再回吧,你刚好到单位给他请个假。”
也只好这样了。我赶紧收拾了一下,万般不舍地和忆远告别。忆远还不会叫妈妈,却连妈妈的背影都能认出来,看到我要出门,她立刻在姥姥的怀里大哭,伸着手要抓我。坐上开往省城的长途车,一路上,我眼前晃动的尽是女儿哭着叫妈妈的样子。
11月20日,我照常上班,还帮着给吴迪请了假。中午,我回家做饭,想着吴迪肯定会赶回来。可左等右等,吴迪不但没回家,连个电话都没有。我只得匆匆吃了几口去上班,刚到办公室,吴迪的电话来了。
“小童……”他的语气很奇怪,“你在干吗?”
“当然是在上班啊,明知故问。你怎么还不回来,酒还没醒啊?我可只给你请了半天假。”
吴迪语气沉重:“今天早上,又发生了凶案……周副局长让我帮忙做一下现场勘验,我今天回不来了。”
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半天说不出话来。
“喂喂——”吴迪在电话里喊,“你没事吧?”
“我……没事。忆远呢?忆远好吗?”我颤抖着声音问。
“小童,别激动……忆远在家由爸妈带着呢。”
我闭一下眼睛,尽量让心绪平静下来:“确定还是那个恶魔干的吗?”
“应该是他。案发时间是上午,死者是一名工厂女工,二十八岁,在家里被杀,也是颈部被切开,有强奸未遂痕迹,双手缺失。”
“我现在就赶到漠南好吗?”我说。
“你来做什么?”
“我是系列案专案组的成员啊!”
“你已经不是了,”吴迪语气温柔地提醒我,“安心上班吧,我不想让你再卷进这个案子。想想忆远,好吗?”
忆远。在漠南的忆远!我咬着牙沉默了一会儿:“好……”
“那就这样。我已经跟局里汇报过了,暂时留在漠南协助侦破,你不用担心。我先挂了啊……”
“吴迪……”
“还有什么?”
窗外,初冬的省城雾霾深重,枯叶遍地。我说:“如果是这样,那苏建国就不是系列案的凶手,对吗?”
“可能吧……”吴迪挂断了电话。
晚上下班回到家里,我打开了所有房间的灯,希望灯光给我一点儿慰藉。家里空荡荡的,没有吴迪,没有忆远,只有我自己。我没心情做饭,也不想吃饭,便打开电视,蜷缩在客厅的沙发里,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电视里的各种广告和不知名的电视剧。家里的暖气很热,我在这种温暖里蒙眬睡去……
我恍惚感觉身边有一个烧得旺旺的火炉,我的身体被烘烤得很热……苏建国,依然是羞涩的笑容,他朝我走过来:“小童……”——他竟然叫我小童!“小童,我不是那个变态凶手,我没有杀人,你知道的……”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瞬间感到一阵窒息,直到惊叫着醒来。
满身的汗,眼前的电视屏幕让我眼花缭乱,整个儿房间灯光通明。

11月22日,我给周副局长打了个电话。听出是我的声音,周副局长微微有些惊讶。我说:“周局,前两天的凶案,我已经听吴迪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许,当时对苏建国,我们都错了……”
周副局长沉默片刻:“对于这个连环案,谁都没对过……我们一直处在被动中。至于苏建国,不论他是不是连环案的凶手,他都罪有应得,这个没有错。我们也许只是借着他休息了一下,这两年,大家都太累了……现在,我们只能从头开始。专案组要重新组建,吴迪已经向省城公安局提出,要求以借调的名义回漠南继续查这个案子。当然,我觉得这事还得征得你的同意,毕竟这样一来,你们就要两地分居了。”
“我尊重他的选择。不过,我也有一个请求,我想和吴迪一起回漠南,参加专案组。”
“小童……”周副局长的语气宛如我的父辈,“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三年前你刚从学校毕业分到漠南的时候,我就犯了一个理想主义的错误,让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孩子参与侦破这个血腥的系列案。这件事,我已经感觉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的父母。现在,你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又同意吴迪继续协助我们破案,我怎么还能让你再回专案组?这件事不要再提了,安心在省城上班吧!”
11月23日,我再次打电话给周副局长要求去漠南,没想到,吴迪安排了一辆警车,将爸爸妈妈和忆远一起送到了省城,而他依然留在漠南。女儿的到来把我的心牵绊住了,爸爸妈妈也小心地不在我面前提起漠南的案子。我意识到,参加“11·20”专案组的愿望怕是无法成为现实了。
12月1日,吴迪回了一趟家,面色憔悴,胡子拉碴,一进门就抱着忆远一顿亲,直到把忆远弄哭了才罢休。爸爸做了丰盛的晚饭,饭桌上,谁也没提凶案的事。直到爸妈把睡着的忆远抱到他们的房间,我和吴迪回到卧室,才说起漠南的案子。
吴迪告诉我,受害者的双手被割掉了,但身上没有划割伤。在“98·11·30”案中,凶手也取走了受害者的双手。也许是那一次切割得不太满意,所以这次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双手上,没有时间再去划割受害人的身体。和以前的案子一样,专案组依然找不到任何线索,秦红被害案中的重要嫌疑人贾世友也没消息。目前专案组是临时组建,成员比以前少,专案组长还是周副局长,但大部分工作由方远山负责。
在谈话时,我和吴迪都没有看对方,吴迪一直表情凝重地盯着天花板。我说:“我感觉你这次办案情绪很不好,在那边吃住都不习惯吧?和方远山合得来吗?不如回省城休息几天再去。”
吴迪依然盯着天花板:“我最近老是想起苏建国。他并不是系列杀人案的凶手,但是,我杀了他……”
“吴迪!”我轻声制止他,“即使他不是系列案的凶手,你开枪也是正当的。他绑架警察,他的刀就顶在你的后腰上,如果你不开枪,可能就……忘了这些好吗?为了我,也为了忆远,还有爸爸妈妈……”

2001年的元旦,省城的节日气氛远比漠南浓烈。我跟父母商量,干脆今年全家就在省城过春节。
节日的脚步日益临近,铁路和公路部门一年一度的春运也开始了。随着春运到来,公安机关不得不把精力分散到春运上,连环凶案的侦破再次放缓了脚步。不过,根据周副局长的部署,警方在应对春运的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密切关注春运人群中的嫌疑人员。漠南市公安局以及专案组的民警们,春运期间都坚守在各个车站进行盘查。
大年三十下午三点多,吴迪才匆忙赶回省城的家。这些日子,他更加消瘦憔悴,皮肤粗糙而黝黑,我无法想象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两家人聚到一起过春节。公公婆婆心疼儿子,不免委婉地指责我对吴迪疏于照顾,我满怀愧疚,一言不发。爸爸妈妈也和我一样满怀歉意。年夜饭表面上一派祥和,但在祥和的背后,各人藏着各人的委屈,好在有忆远调节气氛,让大家免于尴尬。
吴迪初五就要回漠南。临走时,妈妈说:“过完元宵节学校就要开课了,我和你爸带着忆远回漠南吧,也可以多少照顾吴迪的生活。”
妈妈的工作耽误不得,吴迪也的确需要有人照顾,最后,我和吴迪只能同意两位老人的要求。至少,吴迪每天吃饭有保障了。春节期间,我在单位的工作很清闲,也就是轮值。我请别的同志替班,正月初八,我抱着忆远,陪爸妈回到了漠南。
回漠南的第二天晚上,早早安顿好忆远,我跟着吴迪来到漠南公安局。虽然我离开了专案组,但我还是放不下这个案子,想看一下“2000·11·20”案的卷宗。
卷宗第一页是受害人的照片。那是一个面容清秀、皮肤白皙的年轻女子,甜美的笑容,披肩长发,符合系列案所有受害人的特征。她的名字叫骆晓菲,一家省属企业的操作女工,二十八岁,已婚,遇害时独自一人在家。从现场勘验和死者遇害前的目击者证言来看,受害人是清晨下夜班后出门买菜,被凶手尾随进门杀害。骆晓菲的丈夫也是企业职工,一家三口住在西山路的一处楼房里,是漠南最普通的工人家庭。
再往后翻,是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的现场照片,总共有三十多张。在静享了整整一年温馨的家庭生活之后,在这样一个祥和的节日夜晚,我再次直面血淋林的凶案。虽然有吴迪在我身边,我依然感到浑身冰冷——
骆晓菲的家是漠南市为数不多的楼房,格局逼仄,面积很小,两间房里都摆着床。尸体倒在一张双人床边的地上,上身赤裸,衣服凌乱地扔到一边,裤子被褪至膝盖。脖颈处,还是那赫然的一道封喉的伤口,血像瀑布一样顺着她的身体流下来,仿佛一条哭泣的溪流。她就像一只疲惫的鸟一样斜靠在床边,双眼绝望地瞪着前方,虽然死去,但痛苦的表情让人痛彻心肺。而这只美丽而绝望的鸟的翅膀——她的双手,没有了,只留下两截血淋林的胳膊,软软地搁在身体两侧。手腕的伤口非常整齐,想必,凶手是非常细致地拿走了他想要的这双手。
“看这个。”吴迪指了指其中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块沾着鲜血的枕巾。“这上面有精液。凶手在行凶现场应该有自慰行为,然后用这块枕巾擦拭。为了掩饰,他还用这块枕巾擦拭血迹。已经对精液做了血型检测,确定和秦红案的凶手血型一致,AB型……”
我将照片归拢到一起:“在以往的案件中,除了秦红那起,在现场都没有发现性侵迹像。而这一次,在现场再次发现了精液,这说明了什么?”
“我也想把这两名受害人当成特殊个案去调查,但现在还是毫无头绪。好了,小童,”吴迪收拾好桌上的卷宗,“我们回家吧,忆远睡醒了要找妈妈了。”
九点半,我们锁门下楼,走出了漠南公安局的大院。繁星满天,夜色深浓。因为春节的缘故,街上倒是有不少人在走动,大多是年轻人。吴迪紧紧拉着我的手,似乎怕我丢了。我突然想起三年前我刚到专案组时,也是在春节期间,也是在深冬的大街上,我把他从家里送出来的情景。
我握紧他的手,默默往家的方向走。突然,吴迪停下脚步,看着街对面发愣。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什么也没有。半晌,他喃喃地说:“那个人真眼熟,好像是……江谦?”
我吃了一惊:“怎么可能?他不是和燕子一起回老家了吗?我记得当时还联系了当地的公安机关协助监控他呢。”
“刚才那个人,蹬着三轮车一晃就过去了,真的像是江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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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30 14:10:1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六章:血液的温度
元宵节过后,我把忆远留给父母,一个人回到省城。吴迪依然留在漠南侦办连环杀人案,我们过着两地的生活。偶尔相聚,听吴迪话里话外的意思,他对那晚看到的那个疑似江谦的身影格外在意。虽然没有跟我明说,但是我想,他肯定在暗中寻找。
新的命案发生后,省厅依然派出卢阳和刘健刚来漠南协助破案,李磊、陆天明等人也依然是专案组的成员。方远山被调到漠南市下辖的一个县任公安局局长,算是重用。李磊顶替了方远山的位置,成为漠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吴迪则顺理成章地成了副支队长。吴迪职位的变化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我并不因此感觉多么高兴。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外人看到的只是表象,自己感受到的,才是真实的人生。
对于系列杀人案,公安部不但多次督导案件的侦破,在2001年,还派遣了具有丰富刑案经验的专家前往漠南指导。我问过吴迪,专家们有没有提出权威性的指导意见。吴迪苦笑:“我也不知道。专家们都很高深,提出的建议都是国际性的。可是,专家多了,我们这些只知道满大街抓贼的警察也就没有方向了。那些专家们之前不是在北京搞研究就是在国外深造,对漠南一无所知,来了这里,看什么都惊奇,没时间熟悉漠南的情况,而且待几天就走了,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
吴迪的话里,充满了对专家们的失望。案件依旧没有任何进展,但是,不能因为没有进展就不去侦破。因此,吴迪还是留在漠南,像无头苍蝇一样忙碌着。我则在省城日日等待着他的消息。
西北的春天,伴着时阴时晴的天气和几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姗姗而来。
忆远越长越漂亮,瓷娃娃似的,大大的眼睛和浓黑的头发像极了她爸爸,但性格又倔强得像我。小家伙带给两家人的幸福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吴迪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儿问题。他虽然在漠南,可大多数时候还是吃住在单位,并不能经常到我父母那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胃出了毛病,稍微吃一口硬冷的东西就喊疼,而且越来越严重。跟大多数男人一样,吴迪拒绝去医院检查,爸妈特意煲汤叫他回家喝,他也不当回事。
随着天气逐渐变暖,我想,吴迪的胃病或许会稍微好一些,但事与愿违。4月26日下午,我还在上班,妈妈打来电话,语气焦急:“小童,吴迪的胃病犯了,很严重,同事已经把他送到医院了。你赶紧请个假过来看看!”
我的心立刻揪紧了,瞬间觉得自己的胃也开始痉挛。办公室孙主任听了我的情况,对我说:“明天是周末,然后就是五一假期,你也不用请假了,就是提前走几个小时,赶紧回去吧。照顾好吴队长,让他在漠南好好办案,局里的事儿你就先不要管了。”
我连衣服也来不及换,出了单位就直奔长途汽车站。虽然省城距漠南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但今天是周五,又临近五一,坐车的人很多,一路上走走停停,到漠南已是晚上六点。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第一人民医院,在急诊科找到了那位曾治疗过江谦的医生。因为江谦医药费的事,他和我们都成熟人了。
看见我,他立刻迎上来:“你可算来了,吴队长都在医院待了六七个小时了,一直是老丈人丈母娘陪着。”
我也不好解释,跟着他来到了吴迪的病房。吴迪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神情憔悴,面色蜡黄。爸爸正给他喂鸡汤。我瞬间觉得鼻子发酸,眼泪不争气地溢出眼眶,赶紧接过爸爸手里的碗。
吴迪说:“我没事儿,医生说就是胃痉挛,休息一下就好了。”
“什么胃痉挛,”爸爸嗔怪,“是严重的胃溃疡,有穿孔的征兆,医生说要做手术,可他又不同意,怕住院。我和你妈拿他没办法,小童,你说说他!”
我说:“没事,先把汤喝了,就是做手术,也得把身体补好了才能做啊。”
吴迪听话地喝了三五口汤,公安局的同事们陆续来了。除了方远山,我见到了原来专案组的所有同事,虽然在一个专案组里工作还是不久前的事,却有种时过境迁的感觉。大家例行公事地管吴迪叫吴队长,完全没有了以前在一起时的亲密无间和轻松。
等所有人都走了,我关了灯,把吴迪旁边的空床拉过来,和他并排躺在一起,劝他:“要不就做手术吧,这样好得快一些。”
吴迪像小孩儿一样耍性子:“我不做手术,手术很疼的。”
“那天天胃疼你不怕啊?”
“反正我不做手术。万一有个什么意外,你和忆远该怎么办?”
“胡说什么!”我呸了他一声,随即心也软了。想想也是,一个手术下来,再强壮的人也会大伤元气。“那好,咱们不做手术,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请假在家休息。我也请假,好好照顾你一段时间,好吗?”
出乎我意料,吴迪竟一口答应了。他在黑暗中紧紧握住我的手:“小童,我真的感觉累了,每天都想你在我身边,哪怕不说话,只是待一会儿也好,我不想过两地生活了。”
他的话让我有点儿心酸,也有点儿惊讶。吴迪是一个坚强的男人,在我面前,很少显露出柔弱的一面。他一直是我精神上的依靠,可如今说出这样的话,让我感觉愧疚。我对他的关心真的太少了。
第二天是周末,我还是给办公室孙主任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因为我父母在漠南,我的工作地在省城,根据政策,我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加上五一假期,以及年假和双休日,我可以休息整整一个月,正好可以照顾吴迪。
整个五月份我都待在漠南,和父母、孩子、吴迪在一起。吴迪依然住院,但晚上可以回家里住。忆远在我和吴迪身边非常兴奋,刚牙牙学语的她,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拿着各种东西跑去问吴迪:“爸爸,钥匙!爸爸,鞋鞋!爸爸,熊熊……”
吴迪的心情不错,身体也渐渐恢复。每天爸爸炖的各种汤他能喝一大碗,还能吃掉一碗面条。医生说,如果情况一直稳定,完全可以不用手术,药物治疗加疗养就行了。虽然吴迪在病中,但我们在“2000·11·20”案之后,再次感觉到了家庭生活的温馨和安宁,更因为有了忆远,让我感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漠南的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这个季节也是槐花飘香,秀水公园里的丁香花更是开得如火如荼。5月15日一大早,妈妈提议我们全家人出去逛逛,让吴迪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也让忆远好好到外面玩一玩。
吃了早点,一家人出门。我们逛了街头的花市和鱼鸟市场,给忆远买了两只小乌龟,又一路逛到步行街。步行街有许多童装店,我们一家家地转。一个小店门口坐着一个女人,头发高高地扎起来,穿着一条白色薄毛衫,挺着微微凸起的肚子。我盯着她看了半天,她的目光也游走在我和吴迪的脸上。
竟然是燕子!
“汪警官!”认出我们的一刹那,她的神情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但也夹杂着一丝尴尬。
在这里碰到燕子,我也很意外。燕子拉着忆远的小手夸赞了一番,我问她:“你结婚了?是和江谦吗?”
燕子点点头:“还能和谁结婚,就是他呗。他丢了工作,胳膊也残了,我们两个也就将就着过了。本来他出院后,我们回了老家,可回去后他能干什么呢?在农村,我们什么都干不了,待了几个月,就又回到漠南。刚回来的时候想做个小本儿生意,卖卖菜什么的,可他的胳膊不好,不能受凉,也使不上劲。我就借了点儿钱,开了这个服装店,勉强能养家糊口。江谦是个好人,我这辈子能遇到他,也是我的福气。”
最后这句话,好像是特意说给我和吴迪听的。我微笑着点头,同时也释然,原来吴迪上次看到的那个人的确是江谦,他们的确就在漠南。这样想着,我的心突然紧了一下。偷瞄一眼吴迪,他正若有所思地看着燕子。
正说着话,江谦进来了。他明显苍老了些,也胖了些,但面孔还是那么清秀,衣着还是那么整洁。看见我们一家人,他僵在原地,嘴半张着,神情复杂,目光里依然是那份抹不去的淡淡的忧郁。然后他笑了,首先招呼我父母:“曹主任,汪叔叔,你们出来逛街啊?”
遇见江谦,爸爸妈妈是欣喜的。即使遭遇那么多痛苦,他们的人生观念里仍旧只有善和恶、是和非两个概念。自从江谦被警方释放,爸爸妈妈就认定,江谦不但不是凶手,而且还是凶案的受害者——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严重伤害。此时看见江谦,就像见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又是欣慰又是激动,拉着他们问长问短。
江谦的目光转向我和吴迪,笑容有点儿不自然:“嗨,你俩结婚了啊!”
我点点头,觉得所有言语都是多余的。一旁的吴迪却说:“把你们的电话给我,有时间一块儿出来坐坐。”
江谦和燕子出现在漠南,真是一件情理之中但又令人觉得意外的事。我内心其实并不希望他们回漠南,我想,只要江谦不是系列案的凶手,就永远离开漠南吧,离开这个对他来说充满了痛苦回忆的地方。但是吴迪——我能明显感觉到,对于江谦的出现,就如同猎犬嗅到了猎物的气味一样激动。
果然,从燕子的店里出来,吴迪一直沉默不语,那神情我一看便知,他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想了想,我说:“江谦和燕子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哪天有时间,把他们叫出来一起吃个饭吧。”
吴迪还没来得及说话,一旁的妈妈说:“那就叫到家里来,在外面吃又费钱又见外。江谦这孩子,虽然在我们学校只上了不到两年班,但真的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为那个案子,丢了工作,身体也残了……想起来我就觉得惋惜,真是命不好。你们两个平时也多关照着他们些,农村孩子不容易!”
我和吴迪赶紧应承,我是发自内心,而吴迪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5月20日早上,我给燕子打了电话,邀请她和江谦来家里吃饭。吴迪说:“爸妈带孩子还要照顾我们,太累了,不要整什么太复杂的,就吃火锅吧。”
我和吴迪上街采购,回到家时,燕子和江谦已经到了,带来了一大堆水果,还给忆远买了漂亮的衣服。我把排骨用白水煮了,连汤带肉倒进火锅里,再把炒好的火锅底料加进去,就是家常火锅了。自己的调料,香油蒜泥辣椒油花生碎,比外面的火锅更香更实惠。
时隔两年,经历了那么多事,我们又和江谦坐在一起吃饭了。唯一让人遗憾的是,秦红已经不在了。如今,坐在江谦身边的是燕子,他们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把碗筷分发给大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从前秦红就坐在现在燕子的位子上,红扑扑的脸,憨憨的笑……我的心不由得刺痛了一下。
但是,没有人提到秦红,这顿饭的主题似乎就是一个字——吃!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吃上面,互相夹菜,互相谦让,话题的内容也是各个地方的美食。妈妈跟我们讲南方的火锅,其实就是炖菜,爸爸最中意的是北方的涮羊肉,吴迪则说,火锅还是四川人做得地道,吃得丰富。江谦插话:“我们小时候没吃过火锅,听都没听过,但是有暖锅。”
看见我们一家人,他僵在原地,嘴半张着,神情复杂,目光里依然是那份抹不去的淡淡的忧郁
燕子立刻附和:“那是他们老家的特色菜。我嫁到他们家,什么福都没享过,不过待了一个冬天,他妈经常给我们做暖锅吃。他妈手艺好,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请她去。现在我才知道,江谦做饭是从他妈妈那里学来的。我现在都会做暖锅了,哪天做给你们吃啊。”
燕子的话提醒了我:“省城有一家小餐馆,专门做陇东菜的。有一次单位去吃饭,我们要了暖锅,像火锅,又像东北的炖菜,还可以喝汤,真的不错。唉,燕子,你们要是在漠南开一家暖锅店,说不定生意会很好呢。”
不过是随口的一句话,燕子却很认真地想了想:“我这个服装店生意一直不太好,每个月的收入刚够租房子吃饭,开店时欠朋友的钱还没还上呢。如今满大街的生意就是吃的赚钱,以前没想过,是因为投资太大,现在想想,如果我们把服装店转了,自己开个有特色的小餐馆,投入应该不大,你说对吧江谦?”
话题又转到了开餐馆的事情上,爸爸甚至说:“小江,这个生意肯定好啊,如果你愿意,我和你们合伙儿干,反正我现在内退,在家待着也是待着。”
对于爸爸的热情,我和吴迪都有点儿惊讶。妈妈倒是十分支持爸爸的想法,我们两个也不想扫了他们的兴。爸爸和江谦商量好,抽时间先去看店面。
等江谦两口子走了,我问爸爸:“你真的要和江谦开暖锅店?”
爸爸说:“当然。这孩子人实在,又有文化。之所以和他合伙,是想他可能资金不够,也算帮他一把,以后赔了赚了,也不后悔。认识这么长时间,他尊重我和你妈,我们也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瞄一眼吴迪,又看看一辈子单纯善良的爸爸,暗暗叹了口气。
开暖锅店的事,真的被燕子和爸爸当正事了。第二天中午,燕子就打电话到家里,问我对开餐馆的意见。我说,只要我爸高兴,你们爱怎么整就怎么整。一旁的爸爸立刻接过电话,两个人就餐馆选址的事聊得热火朝天。接完电话,爸爸让我和吴迪看着忆远,说西山路那边有一个门面很合适,他要去看看。
等我爸出了门,我问吴迪这事该怎么办。吴迪说:“一切顺其自然吧,只要凶案没破,我会盯住任何一个有嫌疑的人。”
爸爸直到晚上七点多才回家。他和江谦在外面看完商铺,顺便去了江谦的住处,晚饭就吃江谦和燕子做的暖锅。回来后,爸爸心情不错,显而易见对江谦的暖锅充满了信心。他说已经和西山路那家门面的房东约好了,明天早上去看铺面,另外又约了一家,两家比较一下,如果差不多就定下来,着手装修。
5月22日,星期二。
刮了一夜的风,清晨的天空飘着细雨。爸爸早早起来,先给妈妈做了早点,然后给江谦打了一通电话,就打着伞出门了。
可能是因为天阴下雨的缘故,忆远睡了懒觉。我和吴迪也陪着她躺在床上没有起,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直到九点多,我才给忆远穿衣,又去厨房给吴迪热爸爸昨晚就煲好的汤。客厅里,忆远被吴迪逗得咯咯直笑,幸福宁静的家居生活让我忘记了所有工作纷扰。
快到中午的时候,爸爸打来电话,说他和江谦已经看完房子,买点儿菜就回家。不到十二点,爸爸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大堆菜。我埋怨他:“又买这么多菜,每次吃不完都要坏掉。”
爸爸一如既往地笑,不吭声,在门口换拖鞋。茶几上吴迪的手机响了,正在和忆远玩积木的吴迪拿起手机,刚刚“喂”了一声,他的脸色就变了:“在什么地方……医院?人还活着?好……”
吴迪扔下电话就冲进卧室换衣服。我的心猛地紧了一下,立刻跟进去,关上门问他:“出什么事了?”
“还是切颈案,受害人还活着,在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我立刻转身去找我的衣服:“我和你一起去!”
吴迪犹豫了一下:“你还是不要去了,不要再把血腥带回家了。”
我坚决地摇摇头:“我们承受的血腥太多了。”
吴迪不再反对。走到客厅时,忆远看见穿好衣服的我们,就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瞬间大哭起来。尽管对忆远的这种无赖早就习以为常,我依然感到揪心地疼,尤其是今天。我过去紧紧抱住她,却被她顺势箍住了脖子。我狠下心,使劲掰开她的小手,和吴迪夺门而出。爸爸从厨房里探出头:“怎么了?”
“爸,局里有急事,你看好忆远,中午我们不回来吃饭了。”
爸爸着急又无奈:“可吴迪这身体,怎么能这么折腾呢?”
吴迪说:“爸,没事的,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对了爸,你今天早上一直和江谦在一起吗?分开时是几点?”
我霍然回头看着吴迪。
爸爸想想:“我们早上九点半见面,一起看了两个地方,感觉还不错。大概十点四十的时候,江谦说西山路附近还有一处门面。我要买菜,就先回来了。”
一上出租车,吴迪就给李磊打电话。从他们的通话中能听出来,受害人情况很不好。吴迪挂掉电话,不停地催促司机:“师傅请快点儿,快点儿!”
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别着急,一着急又胃疼了。”
来到人民医院,我们一路小跑着,直奔急诊科。在重症监护室门口,我看见了李磊,还有刑警支队的好几个同事。看到我,他们都有点儿意外,但是被紧张沉重的气氛压抑着,没人说什么。
李磊说:“周局在里面,伤者情况很不好,因为失血过多,送到医院的路上陷入昏迷,伤者家属也不想让刑警在旁边干扰抢救。伤者在昏迷前说了几句话,因为遭到切颈,说得比较含糊,但至少可以确认,凶手是男性,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本地口音。”
男性,三十岁左右,本地口音!吴迪的脸色更加难看,鬓角渗出晶莹的汗水。我知道,他的胃疼肯定又犯了。他问李磊:“报案人是谁?”
李磊的目光转向病房门口。那里垂头站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戴着眼镜,看不清神情,但痛苦和焦虑毫无疑问会写在他的脸上。李磊小声说:“那是受害人的爱人。因为要接幼儿园的孩子,提前一会儿下班,进门大概是十一点半,看见妻子躺在血泊中。辖区民警赶到时,她还有意识。我也是刚从现场赶过来的,受害人遭受性侵,现场留有精斑,身边的血迹已经凝固,估计案发时间至少在两个小时以前。受害人颈部的刀伤不像前几起凶案那样深,所以能一直活到现在,而这个过程……”李磊不由得摇头叹息。
吴迪追问:“案发时间能确定是在九点左右吗?”
李磊摇摇头:“你是现场勘验的专家,我只是凭经验估计。”
吴迪问:“现场谁在值守?”
“分局副局长陆天明。”
“在这儿等着也是等着,不如我们去现场看看。”
当警车停在水四路一幢楼房下面时,我的心再次抽搐了一下。“98·1·19”案件也发生在这一带,那还是我刚参加专案组的时候目击的第一个系列案的现场,时隔三年,历历在目。而且,这座楼房距我姐姐遇害的单身宿舍和秦红遇害的平房,步行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路程。楼房前面的马路距离通往省城以及西宁、银川方向的国道很近,不远处,就是长途汽车站。
我忍不住眺望了一眼长途汽车站高耸的钟楼。吴迪也正看着那个方向,他轻声说:“如果这起案子也是那个恶魔干的,那么就有四起案子发生在长途汽车站周围。凶手对这一带很熟悉,他敢于在楼房里作案,作案后还可以迅速离开漠南。”
楼下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依然是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此时已经是中午一点多,正是居民们回家吃饭的时间,因为封锁现场不能回家的居民们守在楼下,有议论,也有谩骂。
我们跟着李磊进了楼道。这是一幢四层小楼,也是漠南市最早的楼房,楼道里堆着许多杂物。上到二楼,我一眼看到了穿着勘察服的陆树斌,还有陆天明。好久不见,陆树斌明显老了,淡蓝色的法医服包裹着他佝偻的身躯,陆天明也有些发福,他现在是西城分局主管治安的副局长。看见我和吴迪,陆天明有点儿吃惊:“怎么你们也来了?吴迪,你不是在家养病吗?还有汪小童,你跑来干吗?”
吴迪打手势制止了陆天明的埋怨:“什么情况?”
陆树斌取下口罩,伸手朝吴迪要烟。吴迪掏出一支给他点上。陆树斌深深地吸了一口:“基本可以并案,还是那个恶魔。这一次有强奸,留下了明显的精斑。不同的是,凶手在现场逗留的时间应该比较短,也有些匆忙,应该是一边用刀割划受害人的颈部、肩部等部位,一边实施强奸,伤痕并不是太深……对了,受害人情况怎么样?”
李磊掏出手机,给在医院值守的同事打电话,简短问了几句,他的脸色灰暗下来:“死了……”
我们五个人都愣怔在那里,半天没人说话。沉默许久,吴迪说:“我想再看看现场。”
陆树斌点点头:“现场采样我已经做过了。”说着,他递给我们手套和鞋套。
这是我第几次进入连环凶案的现场呢?第四次,没错,是第四次。但是,时隔三年后,再次进入这样的现场,我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生活的磨砺没有让我的心变得坚硬,反而更加脆弱柔软。跟着吴迪走进房间的那一刻,我脑海里浮现的,竟是一个小女孩儿跟着爸爸进入房间,看到妈妈满身是血躺在地上痛苦挣扎的情景。我的泪水溢满眼眶,无法想象,这个场面将给孩子的一生造成多大的影响,她会因此承受多么巨大的痛苦。
吴迪回头轻声说:“小童,要是不行,你就先出去吧。”
我没说话。大概浏览了一下房间,这套房子有五十多平米,两居室,两个房间都支着床,厨房狭小,一个房间有阳台,阳台上还挂着洗过的衣服。凶案发生在没有阳台的居室里,窗帘是拉上的,鲜血像瀑布一样,从床上倾泻到地上,蜿蜒到远处的已经完全凝固,靠近床边的,依然闪着绸缎一样的光泽。
血,是人的生命之源,它的温度也意味着一个生命在这个世间的温度。如今,这个生命与她的血液分离,彼此都已冷却……
跟着吴迪从房间里出来,陆树斌依然站在门口抽烟,陆天明则不停地打电话,断断续续的通话只表明一件事——外围的搜索没有任何收获。
2001年5月22日,第八起凶案。受害人章燕,二十八岁,漠南市某单位员工。案发时间为早晨九点左右,死亡时间为中午十二时许。受害人颈部、肩部被刺伤十六处,因失血过多而死。
第十七章:带着暗伤的孩子
5月22日下午三点,又起风了,风里带着沙尘,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
爸爸肯定是听到了凶案的消息,一直打电话催我回家。吴迪也认为,我现在已不是漠南公安局的民警,更不是专案组成员,不宜过多参与专案工作——尽管同事们没说什么。
在回去的出租车上,我的手机响了,是北京的区号。我思绪凌乱,随手接通电话,对方的第一句话是:“丫头,没把我忘了吧?”
“梁教授!”
梁彦东教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卢阳给我打了电话,说那个杀人恶魔又出现了。”
我握着手机,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天才回答:“早晨才发生的,我刚从现场出来……”
“真是个棘手的案子。我能想象得到,这几年连续好几起血案,一定把你们折腾坏了,你也受了不少煎熬吧……哦,听说你结婚了,还生了个女儿?”
我鼻子发酸:“是啊,教授,您什么都知道。”
“我怎么能不知道。从你第一次听我的课,到现在整整九年,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案子,一直想去漠南亲眼看看犯罪现场。”出乎我的意料,梁教授接着说,“我明天就来漠南。”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儿子。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没有确定工作单位之前,我想带他到漠南去,让这个在学院里长大的孩子看看大西北,接触一下社会,也了解一下这个骇人听闻的系列杀人案。他在美国主修的是基因生物学,他坚信这门学科可以广泛运用到社会管理上。我这辈子一直在研究人类心理,研究得越是深入,就越是觉得人类心理的复杂性难以把握。受我儿子的影响,现在我也开始相信,杜绝犯罪,需要的是高科技手段,以及由高科技支撑的有效的社会管理秩序……好了,先不说了,我已经订了明天的机票,晚上就能到省城,在省城待两天就去漠南。提前说好,我可要去你家,吃你妈妈做的西北菜。”
挂了电话,出租车已经停在我家楼下。一边上楼,我一边拨通了吴迪的电话,告诉他梁教授要来漠南的事。吴迪却问我:“你回家了吗?到家立刻给江谦打个电话,问他在哪里,在干什么,房子看得怎么样。对了,还是让爸打吧,这样更合情理。”
进了家门,忆远咿咿呀呀地伸出手要我抱,而抱着忆远的,居然是妈妈。我接过忆远:“妈,今天学校没课吗?”
妈妈和爸爸脸色阴郁,爸爸问:“又是那个案子?”
我知道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只好点点头。爸爸立刻从我怀里抱走了忆远:“赶紧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吧。”
我吃惊地看着爸爸,虽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对他的举动依然感到震惊:“爸?”
爸爸一边哄着又要哭的忆远一边对我说:“让你去省城工作,就是不想让你们两个人都和那个恶魔纠缠在一块儿,否则,我们的家,还有忆远以后的生活都不得安宁。现在倒好,你们两口子还是这样,为什么不替忆远想想?能不能不要再掺和这个案子了?”
爸爸的话让我无奈。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安静生活,那个恶魔让那么多人遭受痛苦,一天抓不到他,我们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人都得不到真正的安宁。
爸爸抱着忆远进了卧室,妈妈在厨房里给我热饭。我这才想起,从早晨到现在我一口东西也没吃过,吴迪也没有。吃了一碗中午剩的西红柿鸡蛋面片,感觉身上舒服多了,我拿起手机,按照吴迪的安排给江谦打电话。
电话刚接通,不等我说话,江谦便问:“小童,今天早上在水四路,那个恶魔是不是又杀人了?”
我愣了一下,原本想好的话生生被堵住了,迟疑片刻,我说:“你也知道了?”
“大家都在传,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我定定神:“我也是从吴迪那儿知道的。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替我爸问一下,房子找得怎么样了,下午没去看吗?”
“下午燕子有点儿不舒服,回家休息了,我在服装店里看生意,顾不上去。”
挂断电话,我又拨通了吴迪的号码,告诉他江谦还在漠南,没有离开。然后问他:“你打算怎么办呢?”
吴迪用坚定的口气回答:“搜查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问问爸爸,把他今天早上见到江谦的时间地点告诉我。”
“但是,他的指纹和血型都和凶手的对不上啊!”
“那也不能排除他!现在,我任何人都不相信。”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爸妈卧室的门。爸爸正躺在床上,让忆远在他身上玩跳马。我走过去将忆远抱下来:“爸,有件事我想和您聊聊。”
爸爸坐起身,带着对我的一脸不满。
我斟酌着措辞:“爸,其实,吴迪到现在依然怀疑系列杀人案的凶手有可能是江谦。今早的凶案发生在九点左右,你说是九点半见到他的,这中间有半小时的空当,不能完全排除他的嫌疑。结合这次凶手作案时间短,受害人没有马上死去这一点,吴迪想再次对他进行调查。”
爸爸吃惊地看着我:“既然你们一直怀疑他,为什么还要像朋友一样相处?为什么还要把他领到家里来?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你姐姐小颖……”爸爸突然哽住了。
我握住爸爸的手:“爸,我理解你,但是,凶案一日不破,我们就一天不能安生,这道理你也明白。我们的压力太大了,只要有一点儿线索,只要有一个人值得怀疑,不仅仅是江谦,不管是谁我们都不会放过。”
爸爸叹口气,说早上他们是在西山路见的面,江谦是打车过来的,有点儿急,说是燕子早上有点儿妊娠反应,一直在吐,他先去买了些吃的给她才出来。
“他当时穿着什么衣服?身上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吗?比如血迹,或者衣服上有撕破的痕迹,或者手上有伤?他随身携带什么东西了吗?”
爸爸想了想,摇摇头:“他穿着衬衫,外面套着开襟毛衣,牛仔裤,手里什么都没拿……小童,既然你们还在怀疑江谦,那我也不能再和他开什么餐馆了。万一他真是凶手,我,你妈,我们一家人,怎么能面对这样一个恶魔呢?”
“爸,这事你还是要先跟他应付着。万一真是他,你这样做岂不是打草惊蛇?对了,我大学的导师梁教授明后天就要来漠南,特意说要在我们家里吃家常饭。”
爸爸立刻紧张起来:“家里的菜怎么拿得出手?那我得赶紧去准备准备。”
妈妈知道梁教授要来,也是分外惊喜,和爸爸商量半天,郑重其事地列了一张采购清单。梁教授要来的消息,让凶案的阴霾散去了很多。在父母心里,梁教授只是女儿的恩师,而对我来说,就像漂泊在汪洋中的孩子看见了远方的帆影,我希望梁教授能给我们一个明晰的指导。
2001年5月24日,天气晴朗,阳光灿烂。“5·22”案件已经发生了两天,但浩瀚的尘世不会因为某个角落的死亡和血腥而一直布满阴霾。
陪着梁彦东教授一起来的是卢阳处长,还有一个帅气的小伙子。三年不见,梁教授又添了不少白发,但依然风度翩翩。他身边的年轻人,肯定是他的儿子梁铭了,长得像个电影明星。这对父子,真是要让旁人自惭形秽了。
梁教授把我介绍给他儿子:“他比你大,你应该叫他师兄。可是,你这个当师妹的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他这个师兄还坚持单身,一点儿也不在乎我这个老头子当爷爷的愿望,这样很不好!”
梁铭很西化地耸耸肩,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我探询地问卢阳:“处长,你看我们是去我家坐一会儿呢,还是找个茶楼,先请教授喝杯茶?”
梁教授说:“不是说好去你家吗,这会儿又不欢迎了?”
爸爸妈妈和吴迪已经在家里等候多时。梁教授进了门,一眼看到忆远,抱起来逗个没完没了,而忆远呢,今天还真给面子,见到陌生人居然没哭。梁教授的举动让所有人都不再拘束,围坐在茶几周围聊天喝茶。有朋自远方来,家里的气氛空前喜庆,在这一刻,大家似乎都忘了梁教授此行的目的,忘了两天前刚刚发生的凶案。
妈妈和梁教授是见过面的,两个教书匠聊得很开心,他们谈话的主题竟然是漠南羊肉的做法。妈妈指着厨房告诉梁教授,她已经用慢火炖好了一大锅羊肉。
梁铭和吴迪年纪相仿,简单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系列案上。吴迪说:“我大学时学的是刑侦技术,进入公安局以后做的也是犯罪现场痕迹勘查的工作。我一直坚信,只有案发现场的痕迹才能形成真正的罪案证据链,只有凭凶案现场的指纹、血液、凶器,以及嫌疑人的口供,才能将凶手绳之以法。但这起系列案,我们花了那么多工夫,那么多警力,提取了那么多现场物证,却还是找不到凶手。经过这么多年,我自己都怀疑,破案靠的也许就是运气,是感觉,而不是我以前坚信的那些东西。”
“所以,你怀疑江谦是凭感觉?”我不由得插话。
“江谦是谁?”梁铭警觉地问。
我意识到在这个场合说出江谦的名字是不合适的,但是已经收不回来,只能尴尬地笑着摇摇头,不再吭声。
相比梁教授,梁铭给人的感觉是沉稳而内敛的。他不再追问,而是自然地转移了话题:“我这是第一次到西北,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北京生活和学习,后来又去美国待了四年。我受我爸爸的影响很大,从小就听他讲各类离奇的案件,所以在大学选科时,我也选择了刑侦专业。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我爸爸对刑侦的认识发生了分歧,犯罪心理学太过抽象,不是我擅长的领域。而且我觉得,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依靠生物科技找到罪犯才是真正有效的途径。在美国的学习使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依靠规范的信息管理打击和监控犯罪行为,我说的信息中,也包括生物信息。”
吴迪频频点头:“比如建立指纹、血型、DNA数据库,我在一些学术杂志上也看到过,看的时候非常激动,但在实践上,还是需要时间。”
“是啊,需要时间。还有,要建立覆盖城市每一个角落的电子监控系统,比如发生在漠南的案子,如果建立了严密的电子监控系统,就会留下凶手的影像;即使第一步没有网住他,通过现场采集的血型、指纹和DNA,我们也可以通过信息库把他比对出来。这次回国,我就是要和几位同学一起,向公安部申请这类研究项目,研发我们国家自主产权的DNA鉴定技术,为改善我国目前还相对落后和混乱的社会管理做出贡献。”
吴迪和梁铭的对话不仅吸引了我,也让梁教授和卢阳停下话头凝神静听。梁铭说完,卢阳轻轻鼓掌:“虎父无犬子。梁疯子,你有这么优秀的儿子,真是让人羡慕啊!”
这时候,突然响起敲门声。众人一起注视着门口。爸爸打开门,没想到,门口站着的竟然是江谦!
江谦怀里抱着一个纸箱子,看见这一屋子的人,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开门的爸爸也愣在那儿,不知道该不该让他进来。我起身走过去:“进来啊,江谦!”
“我给汪叔叔带了一点儿老家的东西,没打电话就来了,不知道你家有客人。我这就回去,不打扰你们了。”说着,他把手里的纸箱递给我。
我想起刚才吴迪和梁铭的对话,对面前这个人突然产生了一丝莫名的嫌恶,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江谦干脆把纸箱放在门口的地上,转身要走,妈妈从厨房里出来了:“小江,带了什么东西啊,这么客气。既然来了,就快进来坐啊,都是客人。小童,还不给小江搬把凳子。”然后,妈妈打开江谦带来的纸箱,里面装着一个黑砂锅,有火锅大小,但又不是火锅。妈妈惊喜地说,“呀,这就是暖锅吧?”
江谦点点头:“前几天我叔叔回老家,我特意让他带了个陇东土制的陶砂暖锅回来,又让我妈用老家的土法子做了些丸子、酥肉,还有一只腌兔子和两只风干的野鸡……”
正在逗忆远玩耍的梁教授凑过来看了看:“嗯,这是红土烧的陶砂锅,做暖锅肯定很好吃,还有野味,看来我今晚有口福喽!”
我万般无奈地看着江谦。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自从1998年1月19日赵青被害案他作为报案人出现至今,他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间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躲也躲不开,就像宿命一样。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江谦立刻洗了手,进厨房和妈妈一起忙活起来。这一晚,我家狭窄的客厅里挤了八个人吃饭,羊肉和暖锅,还有各种凉菜热菜,丰盛而美味。但江谦大多数时间并不在饭桌上,一直借口要在厨房做这个做那个,就像我们家临时雇来的男保姆一样忙碌着。
锅碗瓢盆的声音,人们的谈笑声,还有因为人多犯了人来疯的忆远开心地大叫大笑的声音,就在这种噪杂的环境下,坐在我身边的梁铭突然凑过来,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问:“这个人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江谦?”
我点点头。
“你们怀疑他,但又和他非常熟悉,是有意拉近这种关系观察他吗?”
梁铭的观察力甚至强过他爸爸。我不置可否地笑笑,没有多说话。但在吃完晚饭后,梁铭突然说:“爸,我们打扰汪叔叔一家也太久了。你和卢叔叔这么长时间没见面,肯定有许多话要说,不如回宾馆聊天休息。我是第一次来漠南,就麻烦吴迪两口子还有这位刚认识的朋友带我去逛逛漠南的夜景,好吗?”
令我意外的是,对于这个提议,江谦没有拒绝。
尽管白天经常有风沙,但毕竟是农历四月,漠南春意正浓。傍晚的街道上,已经有零星的小吃摊摆出来。我和吴迪、梁铭还有江谦从家里出来,在街头随意溜达。梁铭和他父亲一样,骨子里有点儿孩子气,看见什么都新鲜,都要问一问。
逛了一会儿,我们去了漠南会展中心一家名叫天艺阁的茶楼,找了个安静的包厢,要了茶水和瓜子。没想到江谦突然说:“我们……能喝点儿酒吗?梁铭是客人,今晚在家里吃饭,肯定也没喝好。”
在帅气的梁铭面前,我能看出江谦自始至终是自惭形秽的。他一直在通过不停地为大家端茶倒水来寻找他的存在感,此时他说出这样的话,让我和吴迪都很意外。而梁铭却立刻附和:“对啊,要点儿酒嘛,喝点儿酒有气氛。”
我让服务员上了听装啤酒,江谦打开自己面前的一听,提议为欢迎梁铭碰杯,然后一口气将一听啤酒喝干了。我和吴迪面面相觑。梁铭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江谦:“听说你对漠南的系列杀人案也很熟悉?”
江谦又打开一听啤酒,喝了一大口:“是啊,我一直被当成嫌疑人,包括现在。”
我看见吴迪皱起了眉头。梁铭也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你们是这么熟悉的朋友,熟悉到可以到对方家里去吃饭聊天,但一方却怀疑另一方是杀人恶魔,另一方也坦然承认他知道自己被怀疑,真是有趣——那么江谦,你究竟是不是杀人恶魔呢?”
想不到,这世间最血腥的一个问题,居然在如此雅致的场合,被如此轻松地提了出来。
喝了啤酒的江谦,脸色渐渐由苍白变得绯红:“我说我不是,你们信吗?自从三年前我目击了一起凶案现场,到我的未婚妻秦红被杀,我先是被讯问,继而被刑拘,最后腿都残了——没错,是我自己从楼上跳下来的,可如果我不是绝望到极点,我能这样做吗?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说话的时候,江谦毫不畏缩地与吴迪对视,“你们想听听我对这个杀人恶魔的看法吗?”
梁铭轻轻哦了一声:“你对这个凶手有看法?你觉得你了解这个人?”
江谦摇摇头:“在凶手没有被抓住之前,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更不要说了解他。我只是凭我的感觉,试着去说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很像我!这也是你们怀疑我的原因吧,所以我不恨你们,不恨你,吴迪,还有你,小童!”
江谦的话让我震惊,我想,吴迪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江谦一直都知道我们在怀疑他,却依然和我们交往。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这个人……”江谦继续喝酒,“他的性格像我一样,阴郁,不爱说话,长相也和我一样普通,不难看,但也不特别出众。我以前说过,我一直认为我见过的那个人就是他。我和他曾经有过一瞬间的对视。除了比我年长一些,他就像我在这个世间的影子,我甚至能感觉到他内心在想什么——这个世界是拒绝他的,他和这个尘世很疏远,他的内心很孤独,不是没有人了解他,而是他根本不想被别人了解,甚至害怕别人了解。和我不同的是,他用仇恨来反抗这个拒绝他的世界,他觉得他与生俱来的痛苦都是这个世界造成的……”
“这是大多数变态凶手的特征。”梁铭打断了江谦的话,“你是学中文的,我是研究刑事科学的,我们都能用类似的语言来描绘这个凶手,这有什么新奇的呢?”
“我并不是凭空臆想。”江谦好像喝多了,眼神中已经有了微微的醉意,“自从三年前我亲眼看到赵青被杀的现场后,就一直在偷偷关注这个凶手,秦红被杀后更是如此。这几年,我去过赵青那起案子以后所有的凶案现场,包括前天早上被杀的章燕。不但是去现场,还从受害人的邻居们那里了解案发前后的情况。说实话,我之所以从老家回到漠南,有一半原因就是为了这个案子。”
“也许是为了制造这些案子。”吴迪冷冷地说。
江谦看着吴迪,苦笑了一下:“好吧,不绕弯子,直接说我的想法吧。这个凶手并不是漠南本地人,但住在离漠南比较近的地方。据我了解,已经发生的八起案件中,有四起都发生在漠南长途汽车站周边。每次凶案发生后,警方在案发地点周围的搜捕之所以总是一无所获,就是因为他已经坐长途车离开漠南了……”
我注意到,吴迪听到这番话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江谦的确在关注这些凶案,或者换个说法,他非常熟悉这些凶案,他的观点竟然与我和吴迪的看法不谋而合。
江谦又喝了一口酒:“这个凶手有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通俗点儿说,就是性缺陷,他不能像其他男人一样有正常的性行为。他觉得上天对他不公,而他杀人的过程,也正是他完成自我治疗的过程。如果我那天看见的那个人就是凶手,1988年,他应该二十岁刚过,那时他杀了第一个人。单独看1988年的那起凶案,要是没有后面的案子,警方可能会把它归类为熟人作案。如果警方当时调查得足够细致,应该会发现这起案子和后面的案件有所不同,至少,最初的作案动机不是要杀人。为什么直到1994年他才第二次杀人,这中间的原因说不清楚。这次依然没有强奸,但受害人遭受了性凌辱,这说明什么呢?接着就是1998年,他疯狂作案的那一年,总共杀了四个人,包括秦红,但是唯独……”
江谦停顿了一会儿,又开始喝酒。我想他已经半醉了,浮着红晕的脸上的悲痛是没法装出来的:“他唯独强奸了秦红,可能是因为秦红身上有能让他兴奋的特质。我和秦红是最熟悉的,我一直在想,秦红身上有什么能让他兴奋的特质呢?我始终没想出来。直到前天,那个叫章燕的女子遇害,她也是唯一被活着送进医院的受害人,这又说明什么呢?不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所有的案件中,性行为和残杀行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有性行为,残杀就会减弱,如果没有性行为,杀戮就变得非常残忍。这说明,这个恶魔的杀戮行为是对自身性缺陷的补偿和报复,同时说明,他正在逐渐恢复作为男人的功能。我不知道以后你们能不能抓住他,但我感觉,如果抓不住的话,他很有可能会慢慢收手,停止杀戮。”
震惊于江谦对所有案件的了解,也震惊于他的这番观点,我们三个居然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吴迪打破沉默:“你对这些案件的了解比我们专案组都详细,就像你站在那个恶魔旁边看着他行凶一样。可是你越说,我怎么越感觉你说的就是你自己呢?”
江谦淡淡地说:“现在不是有DNA检测技术吗,你们尽可以从我身上提取任何东西和凶手的比对。”
梁铭半开玩笑地说:“既然你被漠南公安局盯了这么多年,做个DNA比对我看真的很有必要,这次我就拿你的血液采样回北京去试试。不过,在这之前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刚才从犯罪心理角度对凶手的那些剖析,依据是什么?”
江谦沉默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是醉了,还是在认真思考。许久,他说:“我觉得那个凶手和我一样,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心理。”
“什么心理?”我问。
突然,我想起了江谦的同学颜晖,他说过,江谦是一个不幸的人。
5月24日晚上九点,天艺阁茶楼一间雅致的包厢里,若有若无的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像水波一样荡漾在我们耳边。在有些暧昧的灯光下,江谦醉意朦胧地抬起头:“我想问一下,你们能接受你们身边的人是同性恋吗?”
我的头轰的一下,随之豁然开朗,原来如此!之前我对他的所有疑惑在这一瞬间全部有了答案!
梁铭很惊讶:“当然能接受,我在美国上学时,大学里专门有同性恋社团,大家都很尊重他们,就像对待一群左撇子一样。哦,我明白了,你是同性恋对吗?这有什么呢?据我所知,全世界男性中有百分之四是同性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江谦的神情里混杂着痛苦……和难堪:“你说得没错。上大学期间,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疯狂地查阅关于同性恋的书籍,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有什么药可以治……我了解到的数据和你是一样的,男性百分之四。到现在我都无法理解,如果真有这么多,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公开表明自己就是同性恋?”
梁铭点点头:“在中国……的确有点儿难。但这和连环杀人案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觉得他和你一样,是个同性恋?”
“不论是不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凶手是有病的,他需要通过杀人来进行自我治疗……”
吴迪打断了他的话:“你这样说,是不是因为你内心也有杀人的强烈欲望?”
江谦似乎没有感觉到吴迪话里的敌意:“我没有想过杀人,但我可以毫不隐瞒地告诉你们,在我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有问题之后,为了摆脱这种痛苦,我想过这样几件事:去路上拦住一个女人,强奸她,也许在不同的情境里,我会对女人产生强烈的欲望;或者去痛揍一个男人,他揍我也行,这样就可以让我厌恶男人。当这一切都因为道德或性格约束无法做到时,我想过自杀……”
就这样,江谦带着酒意,静静地说着这些话。如果这时候他承认自己就是那个杀人恶魔,没人会觉得意外。
梁铭叹口气:“你刚才说,恶魔的杀人行为是一个自我治疗的过程,那么,你能说说你的自我治疗过程是什么吗?或者,你没有治疗过,只是在压制?”
江谦冷笑:“我是怎么治疗的?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找了一个女朋友,秦红!秦红死了,我又娶了燕子!这就是我的治疗过程。世上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带着暗伤的孩子,有些暗伤是天生的,有些是后天造成的。少数人会把这些伤痛怪到别人身上,去伤害别人,而大多数人,大多数善良的人们,都只能默默地躲到角落里舔舐伤口。我想,我刚好处于这两者之间,我没有去杀人,但我也在以另一种方式伤害着别人,一个是秦红,一个是我现在的妻子,燕子!”
梁铭用悲悯的目光看着眼前已经完全喝醉的江谦,良久,他对我和吴迪说:“我们回去吧,他喝醉了。他可能真的不是那个恶魔,虽然他真的很像。”
从茶楼出来,春寒料峭的街头行人稀少。走路打晃的江谦甩开梁铭的搀扶,在路灯下踽踽独行。吴迪冲过去架起他的胳膊:“我送你回去吧。”
路灯下,江谦抬起头凝视着吴迪,突然落下一串泪水。他猛然甩开吴迪:“让我自己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也……不想再看见你们。不过你记住,一定要拿我身上的血去做DNA比对,我一定要知道,我是不是杀人恶魔!”
他挥手打了一辆车,走了,留下我们三个站在原地发呆。我不知道江谦的分析是对是错,但他所说的他自己,应该是真实的。就像颜晖所说,他的确是一个不幸的人。
梁铭抬头看看漠南的夜空,耸起了肩膀:“哦,漠南的春天这么冷啊……”
2001年的5月马上就要过去,我的探亲假也即将结束。
梁教授的漠南之行和“5·22”案紧密连在一起,周副局长和卢阳处长在让他们熟悉和了解以往所有案件材料的同时,抽调警力,夜以继日地调查走访取证。
有了受害人章燕口述的三个要点——凶手是男性,年龄大概三十岁,本地口音,调查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办案人员的信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但结果令人沮丧,和以往一样,凶手依然像从地狱里来,作案后又回到了地狱,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自凶案发生后,吴迪每天早出晚归,胃病也顾不上了。案发后第二天的案情分析会上他就提出,凶手有可能不是漠南本地人,而是住在漠南周边的城市、县区或乡村。专案组立刻向省城及漠南周边各县市区发出协查通报,但目前没有任何反馈。
5月28日清晨,我和吴迪刚起床,放在枕头边的手机轻轻震动起来。吴迪接通电话,脸色变了:“怎么会这样?”
我立刻从懵懂中清醒过来:“怎么了?”
吴迪说了句“我马上过来”就挂了电话,然后回头对我说:“燕子的电话,说江谦不见了,留了一封信,还给我留了一件东西,让我过去看一下。她这会儿哭得很厉害,不如你和我一起去吧……她还怀着孕呢。”
我们出门打了车,一路赶往江谦家。吴迪在车上和燕子通了话,问她的具体住址。原来,他们还住在文化街的那幢楼里,是燕子租住的那套房。我们上楼敲门,燕子在开门的一瞬间放声大哭。
三年前我就来过燕子的住处,如今,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陈旧的装修,简单的家具。我问燕子:“怎么回事?江谦去哪儿了?”
燕子边哭边说:“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这两天都好好的,每天和我到店里看摊做生意,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提前回家给我做饭……可就是在昨天下午,他在店里坐着发了会儿呆,突然说想出去一会儿。临出店门的时候,他就有些不对,回头看了我一会儿,又走回来,摸我肚子里的孩子,说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又说自己没本事,让我们娘儿俩受苦了。我当时觉得他矫情,还催他让他赶紧走……”
燕子又哭了起来,过了许久,她才继续说:“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店里守着,直到晚上关门他都没回来。我打他的手机,手机一直通着,就是没人接。我当时心里就预感着要出事了,赶紧关了店门回家。家里没人,但他的手机放在家里,还留了一封信,说他走了……”
“信呢?”我问燕子。
燕子从卧室里拿来一张折叠起来的纸,还有一个小小的盒子。我接过那张纸,那是一封写给燕子的信——
燕子:
对不起!虽然我知道,纵然说一万个对不起,也弥补不了我对你的亏欠。三年前,要不是你,我可能已经死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对不起!对不起你,对不起我们的孩子,因为,我要离开你们了。是暂时的离开,还是永远的离开,我现在也不知道。请不要原谅我,因为我不配。
你要问我为什么离开,我只想说,我太累了,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自己。活了这么久,我的人生一直都是迷茫的,我一直不知道该去向哪里,该怎么生活,尤其是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后。如果我不离开,我怕我会伤害别人。
这个盒子里有我的头发和血液,请转交吴迪和汪小童,告诉他们,不论他们怎么想我,我一直当他们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善良。
江谦
2001年5月
看完信,吴迪皱着眉头,又拆开燕子给他的盒子看了看,拿出手机去厨房打电话。燕子还在抽泣。我扶着她的肩头,不知道该怎么劝慰她。吴迪打完电话从厨房出来,对燕子说:“已经向局里汇报了,我们会想办法找到江谦,抓也要把他抓回来。你好好保重身体,还怀着孕呢,要是江谦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就先把店关了吧——这个江谦,真不是个东西,自己老婆怀孕也能丢下不管!”
这话也是我心里想要骂江谦的,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让人始料不及。吴迪要回局里上班,让我留下来安慰燕子。我给燕子烧了热水,让她洗了脸,又给她做了鸡蛋汤。
燕子慢慢平静下来,沉默了许久,说:“如果江谦真的就这样没有了,不论他是死了还是走了,我该怎么办?”
我斟酌着措辞:“你是不是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
燕子点点头,眼泪再次流下来:“江谦是个好人,但也是非常自私的人。我虽然跟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但我一直看不透他。他可能早就下决心了……真的不会回来了。”
我把目光转向窗外,窗外是漠南的春天:“那你就好好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养大。总有一天,你会遇到比他更适合你的人,忘了他吧!”
第十八章:似水流年
多年以后,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会翻开那个我从上大学时就一直带在身边的厚厚的黑皮本子,一页一页地翻看。那并不是一本日记,只是凌乱地记着一些文字、一些图画、一些心情,甚至一些连我自己都忘记了当时是为什么要写下来的涂鸦。但在翻到2001年和2002年那段时光的时候,却能清晰地看到以下的记录——
2001年5月22日,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的第八起案件,受害人章燕看见了凶手。警方根据她的描述,把搜捕范围扩大到漠南周边各县市区甚至农村,但一无所获。
2001年7月,接到梁铭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们,经过DNA比对,从技术层面排除了江谦是凶手的可能。但是,他已经杳无音讯。从1998年到2001年,三年期间里我们一直怀疑的嫌疑人江谦,像一缕空气一样人间蒸发。后来,有人称在陕西的一座山里见到过一个隐居男子,年龄神态说话都很像江谦,但最终也没有得到证实……
再往下,我翻到了那一页——
2002年2月9日,漠南市再次发生凶案,受害人是一名外地来漠南的女子,长期租住在漠南市繁华地段的一家宾馆里。就是在这家宾馆的房间里,她被人强奸杀害,经检验,现场遗留痕迹与系列杀人案的凶手完全吻合。这是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的第九起命案,然而,凶手还是没有抓到……
“2002·2·09”案发生时,我在省城上班,吴迪刚好去外地出差,直到案发后一个星期才赶回来。那是我们夫妻自1998年以来唯一没有亲临现场的一起凶案,也是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的最后一起命案。据专案组的同志们说,那是九起命案中现场最为温和的一起。
漠南公安局的同事们用“温和”这个词来形容凶案现场,让我和吴迪感到巨大的悲哀和失落。难道真的如同江谦所说,凶手就要“温和”地收手了吗?这个恶魔,他“温和”地强奸了那名女子,然后用“温和”的手法杀了她,又“温和”地消失在茫茫人海里……
“2·09”凶案发生后不久,江谦和燕子的儿子出生了,而这个孩子的父亲——江谦,却和杀人恶魔一样,也“温和”地消失了。我爸爸给这个孩子取名江阔,说希望这个孩子以后能有宽阔的胸怀和人生道路。在爸爸的帮助下,燕子转让了那个童装店,开起了暖锅餐馆,生意很红火。爸爸是老板,燕子是合伙人,他们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江谦的缘故,我们必须帮助燕子,让她生活下去。由此,她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两个看上去完全不同的家庭,经由一种奇怪的缘分走到了一起。两年后,在爸爸的帮助下,燕子用开餐馆挣的钱买了一套小平房,希望拆迁后能换成楼房。
我和吴迪开始学会接受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他的胃病慢慢好转起来,性格也变得沉默而又沉稳,蜕去了孩子气,学会了过日子。有时候和爸爸坐着闲聊,他会打趣说,做警察还不如辞了职跟爸爸去做生意。但是我知道吴迪心里的隐痛,侦破不了的悬案,成了他内心的一道疤,也把他的脾气和棱角慢慢磨掉了。
爸爸开饭馆太忙,照顾不过来忆远,我干脆把忆远接回了省城。上班之余,我在准备司法考试。吴迪依然在漠南公安局工作,此时,他已经成为漠南市公安局的中坚力量,想要调回省城也成了一件非常难的事。
2003年,我通过了司法考试,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也就是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生活再一次发生巨大变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的生活,手机和电脑成为每个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拉近了人和人之间距离的同时,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小了。
2004年,省上一家都市类报纸的记者偶尔从漠南公安局了解到系列杀人案的情况,经过网络的发酵,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是在那一年,漠南市公安局正式向社会披露系列杀人案的细节,同时公布了凶手的模拟画像,悬赏二十万缉凶,依然没有结果。在网上,这个案子成为许多推理爱好者持续多年的话题。
2005年,我辞去了省城公安局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律师,终于实现了我少年时的梦想。而另一个梦想——侦破系列杀人案,将杀害姐姐以及其他无辜女子的恶魔绳之以法的梦想却就此沉埋,成为我人生中的遗憾。
在以后的十余年里,当年专案组的所有同事,包括周副局长,都渐渐接受了一个令我们感觉耻辱,却又无可奈何的现实——这个杀害了漠南九名女子的恶魔,连同他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会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2010年春天,女儿忆远十岁了,而我,也已完全蜕变成了一名深谙世故的律师,和别人合伙开了律师事务所。吴迪依然在漠南,随着职务的不断变化,调回省城已成奢望。有时候我会想,命运真是一个让人永远琢磨不透的东西,当初是吴迪一心想离开漠南回省城,而我执意要留下来,可后来正相反,我离开了,他却不得不留下来。
董菲和谢长顺的生活在这十年间也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他们是漠南最早一批经商的人,也是最早成功的人。2000年左右,董菲和谢长顺在漠南开了一家超市,生意非常好。十年之后,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但经营超市,还涉足酒店业。他们的女儿就像少女时代的董菲一样聪明可爱,精灵古怪。一切都是很老套的故事,却真实地发生在董菲身上,很世俗,也很励志。每次见面我都会和她开玩笑,说她的故事完全可以拍一部都市和乡村大融合的年代戏了。董菲就苦笑,她说,比起当年的同学们,她算是幸运的。人一生的经历,总是有好有坏,关键是经历过,这就够了。
燕子和爸爸合伙开的小店生意一直不错。爸爸的年岁越来越大,干脆把小店全部交给燕子经营,燕子也打理得井井有条。靠着老店老招牌,每年能有十几万的收入,自己养家糊口养儿子都够了,也买了房子买了车,但还是一直单身。
我回漠南的时候总能碰到她,她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带着江阔来看望我父母,替父母收拾家里家外。她出身风尘,却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情义,在生活中竟逐渐代替了我和吴迪,替我们孝顺我的父母。我依然叫她燕子。我说燕子,为什么不找个人一起过呢?江谦是不会回来了。燕子发一会儿呆,说:“不想找了。我知道江谦从来没有爱过我,但即便再找,也找不到他那样实在单纯的人了。我带着一个儿子,遇到的人都很复杂很现实,相处起来太累了。”
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江谦,他单纯吗?原来,燕子从来都不曾了解过这个和她一起生活了两年多的男人。每次看着燕子像我姐姐一样在家里忙碌,帮着已经老态龙钟的爸爸妈妈做这做那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特别不真实的感觉。我曾经以为,像燕子这样的风尘女子,和我、和我的父母、和吴迪的人生是永远不会有交集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像一家人一样。这让我渐渐相信了一种叫宿命的东西。但是,反过来我也会想,既然冥冥之中都有安排,那就应该善恶有报,为什么上天就让那个杀人恶魔一直逍遥法外?
2011年10月的一个双休日,吴迪回省城时心事重重地告诉我,已经退休在家的周副局长查出了肿瘤,情况不太好,局里的同志们都去看过了,目前已经从医院出来在家休养,可能家属已经放弃治疗了。
我看着饭碗发呆,眼泪忍不住溢出了眼眶。女儿在旁边问我为什么哭。我告诉她,有一个非常好的爷爷生病了。忆远说:“那我们去看看他啊!”
我说:“好!”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和吴迪、忆远一家三口赶往漠南,先去家里,把周副局长生病的情况跟爸爸说了。这么多年,这对老同事因为无法言说的原因,已经很少联系,但得知周副局长的病情后,爸爸执意要去看看老朋友。
2011年深秋的一天,我再次见到了周副局长,只不过,是在一个谁也不希望见到的场景下。周副局长的夫人把我们让进家里。这位我平生最尊敬的老人正躺在阳台的藤椅上,本来灰白的头发在秋天的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金色。他闭着眼睛,微皱着眉头,棱角分明的脸上,是岁月刻下的深深的皱纹。他只有六十四岁啊,却憔悴得如此让人心酸。
听到脚步声,他睁开眼,看见我们三个人的一刹那,有惊喜,也有迷茫。他竟然没有认出我爸爸。我在旁边说:“周叔叔,这是我爸……”
他呆了一会儿,瞬间热泪盈眶,从藤椅上颤颤巍巍站起身,高大的身躯佝偻着,将双手伸向了爸爸:“老汪,是老汪啊!我……我对不起你啊!”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父亲一把握住周副局长的手,两位老人都老泪纵横。
我和吴迪也哭了。将要离开的时候,周副局长一左一右抓住了我和吴迪的手,那么用力,让我感觉到疼痛。
2012年春天,周副局长因癌症不治去世。漠南市公安局的同事们都参加了周副局长的葬礼,我也带着忆远赶回漠南。
在追悼会场,我看见了卢阳和刘健刚。他们和我一样,也是从省城赶来的。卢阳即将退休,刘健刚已是省厅刑侦处的副处长,接替的是原来卢阳的位子。
当年系列案专案组最老的几名成员——方远山、陆树斌、李磊、陆天明还有吴迪和我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默默地对视片刻,在周副局长依然紧皱着眉头,似乎永远都心事重重的遗像前,突然悲痛欲绝,不可抑制。尤其是陆树斌,这个已经退休的老公安竟然痛哭着跪了下去,跪倒在周副局长的灵前,任谁也拉不起来。
我过去要搀扶他,陆树斌却像个孩子一样甩开我的手。吴迪拉住我:“小童,就让他哭一会儿吧,他心里难受,其实,我也想哭!”然后他就抱住我,伏在我的肩头放声痛苦。旁边的方远山、李磊、陆天明也都是哭声一片。
其他参加追悼会的同志们默默地看着我们,任由我们尽情地发泄着多年来压积在心头的、无处诉说的情绪。那情绪里有悲伤,有委屈,有愤懑,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外人似乎理解,但是谁又能真正理解?九起连环命案至今未破,周副局长至死也没看到凶手被绳之以法,我们怎么能不悲从中来?
卢阳和刘健刚走过来,逐一拍拍我们的肩膀,只有他们最能理解我们此时的心情。
追悼会结束后,专案组的成员,还有卢阳、刘健刚,加在一起十几个人,去了已经扩建成豪华酒店的老马家羊肉馆。包厢里,我们这些当年并肩作战的同事们,不论之前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矛盾,突然之间就像亲兄弟一样没有了嫌隙,大家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喝了很多酒,流了很多泪,为了系列案,也为岁月催人老。已经从基层调回漠南,成为漠南公安局副局长的方远山也没有了以前的戾气,变得沉稳而内敛。他也喝了酒,流了泪,说这么多年来,他尤其害怕别人在他跟前提起这个案子。刚入行当警察时,踌躇满志,一心想破大案,立大功,但他内心的那份骄傲和自信,却被这个案子彻底毁了……
就在大家借着醉意抒发心情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梁铭打来的。自从2001年那次见面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在电话里说:“听说周副局长去世了,我爸爸很难过,让我代他表示哀悼。”
我询问梁教授的身体状况。梁铭说,他父亲身体还可以,退休后迷上了旅游,一年中有大半时间都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游玩。他对自己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犯罪心理学似乎也不再上心,偶尔提起,除了遗憾还是遗憾。
“不过,我今天打电话给你,还有件重要的事情。”梁铭说,“我们科研所正在着手进行DNA染色体个体识别的研究,技术成熟的话,就可以确定系列案现场提取的遗传物质是来自男性还是女性;如果是来自男性,还可以进一步确定那个家伙的家族姓氏!”
梁铭的话让我振奋,太神奇了,我握着手机的手都忍不住在微微颤抖:“凶手肯定是男的,那么,他的家族姓氏……他姓什么?”
梁铭笑了:“这是我们刚接手的科研项目,目前才有一点儿眉目,你不要着急,等有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吴迪。年近不惑的吴迪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稚气未脱的小警察,多年的刑侦工作让他变得老练沉稳。他凝神听我说完,仰头看着天花板,许久才说出一句:“看来不单是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远在北京的他们,也没有放弃。但愿善恶有报!你问一下梁铭,看他还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我立刻把电话拨了回去,把吴迪的意思告诉了梁铭。梁铭沉吟片刻:“我需要漠南市以及周边人群大量的DNA比对物质,最好是你们漠南市公安局能建立DNA数据库,一旦发现疑似比对对象,可以第一时间锁定。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相信终有一天会将这个恶魔绳之以法!”
日月如梭,2016年就这样到来了。2016年,距1998年我参加系列案专案组,已经有十八年之久,而距第一起案件的发生,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
我的名字依然叫小童,却已到不惑之年,青春不再,经常感慨年华老去。每天奔波于法院、检察院和当事人之间,或者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为各种各样的案子费尽心思。
女儿忆远十六岁了,她的容貌像极了少女时代的我,性格却和我完全不同,野性、敏感,脑子里经常会蹦出一些无厘头的想法,还特别不爱学习。我为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性格乖张的女儿叹气的时候,吴迪就安慰我:“那是因为她随我,我当年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也没什么不好,以后可以从事艺术类的行业,只要不像你我一样当警察当律师就好,整天和案子打交道,人还没老,心却老了!”
有一次,当吴迪再次这样安慰我的时候,我说:“其实,忆远的性格并不像你,你知道她像谁吗?其实像我姐姐,连长相都像。”
那一刻,吴迪看着我,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许久,他问我:“小童,你现在还做那个噩梦吗?”
我摇摇头:“已经好久不做了,我想,时间会改变一切吧。”
怕他担心,我赶紧转移话题,问吴迪最近在忙什么。他说有一个案子,涉嫌诈骗,案情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嫌疑人是漠南的,正和邻市警方协调。我已经不做警察十多年了,这期间,我一直恪守原则,不深入了解吴迪办理的案件,更不参与漠南市所有案件的刑诉,尽量避免和吴迪的工作有交叉,于是我们的谈话便打住了。
2016年4月的一天,我正在出差的路上,突然接到了吴迪的电话,他问我在干什么,叮嘱我注意身体,不要太拼了。但是,我却从这样一个平常的问候中听出了异样。我问他:“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跟我说吗?”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也没什么,只是突然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你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工作遇到什么问题了?”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吴迪说:“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我曾经答应过你的事,就一定会做到,即使做不到,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放弃!”
那一刻,我握着电话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没等我回过神,电话已经挂断了。我茫然地看着车窗外的车水马龙,不知道吴迪是什么意思。我努力回想他曾经对我许诺过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转眼忆远就放暑假了,放假的第一件事就是嚷嚷着要回漠南看姥爷姥姥。我犹豫着给吴迪打了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吴迪的回答令我意外:“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让所里的律师们去干。你带忆远到漠南,就算是陪我吧,顺便也陪陪父母,他们年龄也大了。还有,梁铭最近在漠南,你过来见见他。”
梁铭在漠南!我的心猛然跳了一下。梁铭目前在国内生物科学领域颇有建树,也是公安部刑科所的特约研究员,他为什么会在时隔十四年后再次来到漠南,并且连我这个平时联系紧密的好友也毫不知情?
安排好所里的工作,我带着忆远去了漠南。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第一时间见到梁铭,吴迪也不再跟我提起梁铭的事情,出于工作关系,我也不好多问。
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在家里做菜吃火锅,而是每天带着父母轮转于燕子的饭馆和董菲的酒店之间,品尝各种大餐,让父母享受儿孙在侧的天伦之乐。忆远和江阔能玩到一起。江阔打小成绩优秀,已经是高一学生。董菲的女儿蒙蒙小忆远一岁,大江阔一岁,却被董菲生生地惯成了一个小富二代,脾气性格与忆远和江阔大为不同,也不太合得来。
这段时间,吴迪除了依然早出晚归甚至连续加班,他的情绪也显得十分亢奋,似乎正在酝酿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于是这个假期,我带着父母和孩子们忙着聚会游玩探亲访友,吴迪则在单位不停地忙碌。
8月25日下午三点,吴迪打电话给我,让我跟燕子打招呼,在她的饭馆里留个包厢,晚上要和家人一起吃饭,还特意嘱咐,让燕子带着江阔也参加。
晚上六点半,我开车载着父母和忆远去了燕子的餐馆。如今,这个餐馆已经扩建到两百多平米,成为漠南市的餐饮老店。燕子和江阔早早在店里等着我们。燕子早已发福,丰腴的脸庞上泛着岁月的油渍。完全想象不到,十多年前,她曾经真的是一只细瘦的燕子。她拿着配好的菜单给我父母看,正宗的陇东暖锅,还有十余个凉热菜,忆远和江阔在一旁聊着我们听不懂的一些明星轶事,然后,我看见吴迪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虽然十五年未见,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梁铭,现在的梁博士,依然俊朗,更多了一份成熟。他满脸堆笑地走向我,说:“西北的大美女啊,还这么漂亮,真是羡慕吴迪啊!”
我笑着说:“别寒碜我了。早从你的网络空间看到你夫人了,又年轻又知性,吴迪该羡慕你才对。”
故人重聚,气氛自是热烈。燕子招呼大家坐下,然后张罗着上酒上菜。我的手机轻轻震了一下,拿起来一看,竟是坐在我旁边的吴迪发的短信:“今晚只吃饭叙旧,不要问任何和吃饭无关的问题!”
我抬头看着吴迪,他刚刚打开一瓶红酒,拿过高脚杯,为每个人倒上。燕子一直要从吴迪手里夺过酒瓶倒酒,但始终没争过他。吴迪为燕子满上酒,又给坐在她旁边的江阔倒了半杯,忆远立刻嚷嚷着也要喝,吴迪竟然笑眯眯地给女儿倒了一小口。
我默默地看着吴迪,他的一反常态必有缘故。倒完酒,吴迪为梁铭介绍:“这是江谦的妻子燕子,这是他儿子,江阔。”
梁铭惊奇地端详着燕子和江阔,神情复杂。吴迪端起酒杯,提议大家为梁铭再次来到漠南碰杯。第二杯酒,吴迪敬给父母:“爸爸,妈妈,这么多年,为了我和小童,还有忆远,你们二老受苦了!”
今晚的饭局完全像是一个仪式,让我摸不着头脑。吴迪的第三杯酒,是敬给燕子和江阔的。他端着酒杯走到这对母子面前:“燕子,小阔,我敬你们一杯。这么多年,你们母子俩相依为命,真不容易。这杯酒,算是我代江谦向你们赔罪!”
燕子手足无措,不知该说什么好,而吴迪已经仰头干掉了杯中酒:“明天单位还有工作,今晚我就喝这三杯,再不喝了。你们尽情吃,尽情喝!”
这顿饭一直吃到晚上十点多,直到把四瓶红酒喝完,梁铭、爸爸、燕子和我,都喝多了。
8月26日,因为宿醉,我们全家人都没有早起,连中午饭都是妈妈做好后一个一个叫起来吃的。忆远睡眼惺忪,边吃饭边抱怨:“爸爸昨晚上发神经,连我都灌着喝酒,他是不是买彩票中了五百万,忽悠着我们庆祝,又不告诉我们,自己偷偷花?”
我笑骂忆远想象力丰富,但也觉得吴迪这段时间的确很反常,尤其是他对梁铭的到来一直讳莫如深,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难道是……
手机就在这一刻响了,是吴迪打来的。“小童……”我能听出他声音中的颤抖,“小童,虽然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告诉你!你听好,我们……抓住那个恶魔了!”
筷子从我的手里滑落,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他是谁?在哪里抓住的?供认了吗……”
吴迪坚定地回答:“相信我,就是他!两个月前,梁铭和公安部的专家通过父系Y染色体鉴定锁定了目标。原谅我一直瞒着你。昨晚聚餐,其实就是一个提前的庆祝。今天早上我们收网了,这个恶魔……很平静地供认了。和我们以前推测的一样,他的确不是漠南人……”
我握着手机,听着吴迪的话,泪水早已奔涌而出,却又忍不住要笑……忆远傻愣愣地看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旁的爸爸妈妈似乎已经明白了,爸爸的嘴唇颤抖着,妈妈扔掉了手里的碗,一把抓住我的手:“是那个人吗?抓住了吗?”
我点点头:“爸,妈,抓住了,那个恶魔被抓住了!”
爸爸抱住了妈妈,我抱住了他们俩,三个人一起放声大哭。自从姐姐去世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这样痛快淋漓地哭过一场。妈妈不住地念叨着:“小颖,你终于可以瞑目了……”
忆远在旁边问:“哪个恶魔被抓住了?小颖是谁?”
我抹去脸上的眼泪:“小颖是你大姨,你长得和她一模一样……”
我的手机一直处在通话状态,电话那头吴迪在喊:“小童,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在……”
“能不能出来一趟,开上车来单位接我,我想和你说会儿话。”
我简单收拾一下出了门,开车直奔公安局。吴迪一身夏季警服,站在公安局门口。下了车,我的第一句话依然是:“是真的吗?吴迪,是真的吗?”
吴迪坐到驾驶位上,一言不发地开车离开了公安局,往前开了大约一公里,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下。他转头看着我,眼里有隐隐的泪光:“是真的……”
“他是谁,他为什么要……”
吴迪轻轻抚着我的背:“所有谜底都有揭晓的那一天。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他的确是一个恶魔,没有人性,没有愧疚,没有任何负罪感。在我们抓捕他的那一刻,他没有惊慌,没有反抗,甚至嘲笑我们抓他抓得太晚了,就这些。”说着,吴迪一脚踩下油门,“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
我摇摇头。
“我最想带着你,去当年我们去过无数遍的那些案发地,告诉那些遇害的姐妹们:凶手抓到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我的泪水再次溢出眼眶,使劲点点头:“好!”
我们沿着漠南的街道一路前行。
漠南,一座多么小的城市,即使是在2016年,扩建后的城区比2000年大了一倍,出租车的车费也翻了一倍,但从城市的最东头打车到最西头,依然只需要十五块钱。漠南市公安局从城东搬到了城西,在原址上建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的九起案件都发生在现在的老城区。吴迪载着我,一条街一条街地寻找。
1988年第一起凶案的案发地,原来的平房已经推倒,建成了一个居民小区,已经无法辨认当年那处平房的位置。
吴迪将车驶往漠南市长途汽车站,我的心猛地抽紧。围绕着汽车站方圆不足一公里,是四起凶案的案发地,我姐姐、赵青、秦红,还有那个看见了凶手的章燕……当汽车缓缓经过那条街时,我忍不住将脸伏在吴迪的胳膊上,任眼泪流淌。
吴迪说:“就在这个地方,章燕看见的那个人,还有江谦看见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恶魔。他不是漠南人,但他的家离漠南非常近,对漠南非常熟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找不到他的原因。他的身份信息不在漠南,每次都是从家里到漠南作案,作案后立刻离开,把切割下来的受害者器官带回家处理……”
我抬起头:“遗憾的是,我却没有参与到抓捕这个恶魔的行动中去!”
吴迪帮我抹去眼泪:“小童,你一直参与其中,正是因为你在我身边,我这十八年来才一直没有放弃。我说过,我承诺你的事情,会用一生去完成。现在,我终于完成了我们两个人的心愿。当然,这一次,我们依靠的是强大的刑侦科技手段,是十八年后的科技帮助了我们。还记得两个月前我跟你提到的那个涉嫌诈骗的案件吗?我们对主要嫌疑人进行了DNA检测,意外发现这个人和系列案的凶手有着同一的家族父系遗传基因,从而确定了凶手的家族姓氏,然后通过对整个家族的排查抓到了他!”
“简直难以置信!”我说,“那梁铭呢?我们应该一起来庆祝!”
“他已经回北京了,不过他也说了,这次我们联手抓住这个恶魔,也是完成了他父亲多年的心愿。”
“还有周副局长的、秦红的、江谦的,许许多多人的心愿……”我轻声说。
2016年8月27日,公安部向全国公布了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的凶手落网的消息,全国震动,漠南人彻夜不眠地庆祝。原来,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是,有时候它会来得晚一些。而这个过程,直接间接影响了多少人的命运,又演绎出多少悲欢离合。
一个月后,在我们全家人都平静下来的时候,江阔突然对我和吴迪说:“姑姑,姑夫,我想去找我爸爸!”
我和吴迪对视一眼,许久,什么话都没有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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