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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书局:创于安庆,印于龙城 韦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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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 14:34:1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关于曲水书局,徐学林在《鲜为人知的曲水书局》一文中称:“曲水书局又叫曲江书局,是清末安徽省官书局,为省级出版管理机构,也是全国最早的官书局。”
在雨中来到了局前街小学大门前
徐学林在这里把曲水书局称之为“全国最早的官书局”,这句断语应当是本自况周颐在《蕙风簃二笔》中的所言:“咸丰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克复安庆,部署确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既复江宁,开官局于冶城山,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对于这种说法,郑士德在《中国图书发行史》一书中予以了否定,其在“官书局源起”一节中称:
晚清最早的官书局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咸丰九年(1859年)在武昌设立的。此人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与曾国藩并称“曾、胡”。胡的幕僚方宗诚在《柏堂师友言行记》中说:“东南文字,尽毁于贼,故文忠在湖北,首开书局,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第二个创办官书局的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同治三年(1864年),他与太平军作战,驻军宁波,“以乱后书籍版片多无存者,饰以此羡余刊刻《四书》。”(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攻克杭州后,书局随左宗棠迁至杭州。胡林翼、左宗棠设立的两个书局,经营时间不长,后世提及晚清官书局,多称曾国藩首创。
出自于右任之手,可惜改成了左读
郑士德认为,晚清最早的官书局应当是胡林翼在武昌所开办者,而第二家官书局则是左宗棠在宁波所办。既然如此,那曾国藩在安庆所办算是第几呢?郑士德又在其专著中称: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天国的战略要地安庆失守,曾国藩把他的两江总督府迁入安庆。翌年四月,他以振兴文教为名,在安庆“捐廉三万金设书局”。(朱孔彰《曾祠百咏》)安庆一带的长江称曲江,又称曲水,故名曲水书局。六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覆灭。曲水书局的主要人力随曾国藩进入南京。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奏请清廷旨准,同治四年(1865年),金陵官书局在南京成立,光绪初年改名江南书局。这就是晚清时期,曾国藩首创官书局的由来。
在这里,郑士德把曲水书局排在了胡林翼和左宗棠所开办的书局之后,但他并没有说曲水书局名列第三,然而他却说曾国藩进入南京后又重新创办了金陵官书局,而此局的工作人员则是从曲水书局抽调而来者。如此说来,曲水书局乃是金陵官书局的前身。
墙上有很多块龙城书院印章字样
邓文锋先生也持同样的说法,他在《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说:“曲江书局亦名‘曲水书局’,即金陵书局之前身。地点设在安庆城内任家坡的军械库内。同治三年(1864),湘军收复金陵,该局因大部分学者随曾国藩迁往金陵而大为销弱,最终销声匿迹。”邓文锋也认为曲水书局乃是金陵官书局的前身,其称随着曲水书局的人员移到了金陵,该书局最终消亡了。其实曲水书局并未因为转移到了金陵而逐渐消亡,而只是转移到了常州。下面再谈这个话题。
高大上的教学楼
相比较而言,安徽文化史编委会所编《安徽文化史》一书的说法则较为客观:“曲水书局,又名曲江书局,为清末安徽的官书局,为清末省级官方出版机构,也是全国最早的官书局之一。初刻的书籍主要有太平天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忠王李秀成被俘(1864年7月22日)后所写的太平天国简史式的《李秀成自述》。莫友芝笺异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及《船山遗书》等。该局出版物采用雕刻和活字排印两种印刷形式。”
楼前的仿古小亭
此书中称曲水书局乃是全国最早的官书局“之一”,这就避开了如何排座次的麻烦。然而汪家镕先生则认为曲水书局不是正统的官书局,他在《官书局六题》一文中说到:
1996年整理后影印出版,约计12万件。如果加上“留中不发”的、遗失的、后来移到台湾的,数量是相当大的。刘坤一是总督,他的奏牍集里有为改善省里监狱厕所的奏折。一些绝户所欠赋税只能豁免。但哪怕仅仅一厘一毫银子,必须向皇帝请求,才能销账。这种制度下难以想象一个找不到官方文件的出版机构可以称“官书局”。见到过一位先生谈《船山遗书》说是曲江书局:所谓“曲江书局”、“曲水书局”拿不出办局的官方文件、找不到办事人、“局址”和出版物踪迹绝对不能算数的。
汪家镕认为,正统的官书局必须有官方文件予在佐证,因为按照清朝的官方制度,各地方部门动用任何的银两,必须要向皇帝请求,如果曾国藩要用官帑建立曲水书局,那肯定要先给皇帝写奏折,可是遗留至今的奏折中却查不到这样的请求和批复。所以,汪认为曲水书局不属于官书局。
楼中的小花园
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释曾国藩的日记中大量提到曲水书局之事呢?汪家镕先生做出了如下的有趣解读:
曾国藩说了编辑《船山遗书》是“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而且他的日记里还有到书局里看望大家的记录。这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设“官书局”。“局”字可以是“官署”,也可以不是“官署”。“局”可以译成office,office也可以表示私人办公室。聚会也可以用“局”字——“饭局、赌局、牌局”。陶潜的《归园田居》,有“洒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句。“骗局”当然另一解。晚清有余治编印《得一录》善书一种,第11卷有《苏郡设局收毁淫书公启》。公启中在批判淫书有害风气后说:“是用设局而广联众志,毁版而务事消除。”它完全是民间的志愿组织,而集中活动处叫“局”。
地上的印迹
然而,后世的相关论述大多把曲水书局视之为正统的官书局,比如罗仲辉所著《印刷史话》一书,对当时官书局所印木活字本做了如下的叙述:“在清廷的影响和带动下,地方官府也纷纷效法,用木活字排印书籍。如江苏省的官书局金陵书局同治年间(1862~1874年)印刷了《两汉刊误补遗》、《三国志注》、《吾学录初编》、《史姓韵编》,江西书局光绪年间(1875~1908年)印刷了《毛诗补笺》,江南书局印刷了《周易折衷》,安徽省的官书局曲水书局于同治年间(1862~1874年)出版了汪璲的经学著作。”
辨认字迹十分困难
这段话列举了金陵书局、江南书局以及曲水书局所印木活字之书,并且其在行文中明确地称“安徽省的官书局曲水书局”,而范金民《赋税甲天下——明清江南社会经济探讨》一书中亦称:“清代常州的铜板木活字也享有盛名,而大多用于印刷家谱,因此清代的家谱十分之六七都用木字排印。常州、无锡印工在清代负有盛名,以致四川人把宗谱稿本寄到常州排印。安徽人更将省立的官书局——曲水书局设立在常州龙城书院。”
这里讲到的乃是江南等地的家谱,其特意点出常州地区以木活字印家谱最有名气,并且该文中也明确地称,曲水书局乃是安徽省立的官书局,只是后来因为常州地区以木活字印书著名,故而安徽人就把曲水书局搬到了常州龙城书院来搞出版印刷。
我拾起龙城书院匾额摆在了这里
有同样说法者还有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家谱论丛》:“清代常州与浙江湖州、安徽徽州相并列,成为中国各地家谱木活字印刷最为兴盛的地方。张秀民先生也指出,‘清代活字家谱以江浙两省占压倒多数,而两省中尤以旧浙江绍兴府、江苏常州府为最多’,其中‘常州的排印工在清代最负盛名’,因拥有独特的细土垫板技术而被称为‘泥盘印工’,以致还有远在四川的人会把宗谱稿本寄常州,雇佣这里的谱匠排印;甚至安徽省的官员,竟将省属官书局‘曲水书局’特地设置在邻省江苏辖下的常州。”
正在施工中
不知这上面会装填怎样的内容
这段话也同样把曲水书局称之为“省属官书局”,只是后来该局迁到了常州,其论据出处乃是源于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可能正是因为安徽的曲水书局迁到了常州,致使该省有没有官书局的问题,引起了后世的怀疑,徐学林在《徽州出版史叙论》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刘声木在《直介堂丛刻·苌楚斋随笔·续笔》中记载,在吴坤修(1816~1872)任安徽布政使、巡抚期间(1868~1872),准备刊印婺源籍理学大师汪绂的遗书,因吴遽殁,这套丛书没有印成。同治十二年(1873)因该局泥盘、泥工都出自常州而迁往常州龙城书院先贤祠,以后印书也不多,终至销声匿迹。世人也渐渐遗忘了它,甚至连它的隶属关系也弄不清了。致认为安徽没有官书局。这个书局在安庆存在的时间不长,印制的书籍不多,流传于世者甚稀,或与该局有关的出版物没有打出该局局本印记,致不为世人所重。
转到了另一侧
新碑座
同样,吴瑞秀在《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一书中也讲到了这个疑问:“曲水书局,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七之记载,其以曲江书局刊本,重订汪子遗书之李振英序文中称:“江南大定,安省设立官书局,吴竹庄方伯拟刻汪子遗书,因泥盘、印工独产常州,乃移曲水书局于常郡之龙城书院先贤祠。”曲水书局,本为皖省设立官书局,移置常州府(属江苏省)后刊印书籍不多,流传亦罕,故外间多认为皖省未设立书局。”
汪烜撰《易经诠义》十四卷,清同治十二年曲水书局木活字本,书牌
汪烜撰《易经诠义》十四卷,清同治十二年曲水书局木活字本,卷首
吴瑞秀在引文中讲到了李振英所提到的一段话,这段话明确地说明了安徽省确实设有官书局,此局的名称就是曲水书局,只是为了出版印刷的方便,该局后来转移到了常州龙城书院的先贤祠。
如此说来,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曲水书局在安庆和常州分别印过哪些书?《安徽文化史》一书中将曲水书局所出之书列名如下:
所出书据刘声木见到该局活字本《重订汪子遗书·易经如话》排印了汪绂撰、余元遵重订的《易经诠义》14卷、《首》1卷及《易经如话》12卷、《首》1卷两书28卷。汪立中、余丽元合校《易经如话合校记》12卷、《首》1卷。看来,这个书局还是印行了可观的书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吴坤修驻皖期间,刊印了关于国计民生的《半亩园丛书》和重印了泾县潘锡恩在袁江节署所刊的《乾坤正气集》两部多达153种865卷的大型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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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20-6-2 14:34:55 | 只看该作者
既然出版过这么多的书,但不知什么原因,该局所出之书却流传稀见,但如何区别这些书是印于安庆还是印于常州,就无法找到相关的史料了。虽然《安徽文化史》中又列出了曲水书局所刻其他之书:“该局还在同治间刊印清汪绂撰《孝经章句》1卷附《孝经或问》1卷。迁至常州后,还在光绪二年(1876)仲夏月刊清汪立中、余丽元合校《易经如话合校记》12卷、《首》1卷、《末》1卷、《贩书偶记续编》16页著录。”但同样难以断定这些书究竟印于何处。
沿此前行,继续寻找
前文引用了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中的说法,查该书的韩琦增订本,其原文为:
而且常州的排印工在清代最负盛名。包世臣云:“常州活板字体差大,而工最整洁,始惟以供修谱,间及士人诗文小集,近且排《武备志》成巨观,而讲求字画,编排行格,无不精密。”又“底刻而面写,检校为易,以细土铺平,板背折归皆便。”常州木字一头刻字,底面又写字,所以拣字归字比较容易。又用细土在字盘内铺平,作为垫版之用,以此印工被称为“泥盘印工”。因为常州泥盘印工技术高明,所以安徽人将省立的官书局——曲水书局设立在常州龙城书院先贤祠内,醵金招募梓人,自备聚珍。
不知其用途
张秀民的这段话中有几处引文,查看该书的小注,这些引文的前三段出自包世臣的《泥版试印初编序》,而后面的引文则是出自曲水书局李振英在《易经如话》卷首中的所言。看来,常州人用木活字印书,确实本着北宋毕昇所发明的办法。这种办法不但能把书印得很漂亮,同时速度也很快,为此,安徽省立的官书局——曲水书局就搬到了常州龙城书院的先贤祠内。也正因如此,这里就成了我的寻访目标。
关于常州的龙城书院,其实在历史上颇具名气,该校出了不少的人物,同时也有多位历史名人执教于此书院,比如著名学者、藏书家孙星衍,就曾在龙城书院读书;到了晚清,著名词人况周颐也曾掌教于龙城书院;江阴的藏书大家缪荃孙也曾兼任过该书院的山长;而晚清数学大家华蘅芳亦曾执教于常州龙城书院。
转到了这一带
虽然有这么多的名人跟该书院有关,可是关于此书院的相关史料却不易查得,我所见到的对该书院最详尽的研究文章,乃是沈润仁所撰《从龙城书院到局前街小学》一文。此文首先讲述了“局前街”一名的出处:“据史料记载,早在明初(1368~1398),常州知府张度设杂造局于此,‘为五县造缎匹箭枝之所’。局前街一名也由此而得。”而后其又讲到了书院的最初建造者及其规模:
明隆庆六年(1572),常州知府施观民(福建福清人,明进士出身),在局前街择地(即现在局小校址),创建龙城书院。他创建书院之目的是“选诸生之秀者课之,一经品题辄成佳士。”书院之设,“其初皆以讲学,其后遂专以课文。”当时规模宏大,有堂斋(书院房屋)二百余间,膳田(维持书院经济的田产)一千余亩,是常州城区最大、最著名的书院。
下沉式体育场馆
到了明万历年间,张居正开始清理全国的书院,而龙城书院也在那次轰轰烈烈的毁书院行动中被废弃,而书院旧址之上被百姓盖了不少房屋。到了明万历三十一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把龙城书院旧址上的百姓房屋花钱买回,经过一番整治,他在此建起了先贤祠,因为那时禁止办书院的风气还未停歇,所以欧阳东凤不敢建书院,故而他就以建先贤祠的名义恢复讲学。而当时建起的先贤祠规模,沈润仁在文中描述到:
祠前为堂三楹(楹:柱。古时计算房屋的单位,一列为一楹),由侍御朱吾弼题为‘传是堂’,存放古代诸贤者牌位。四面各有轩十二楹:前为“怀施轩”,左右翼各为斋舍(讲学者的住所),左为“尊德性”,右为“求放心”。堂南有“千古一脉坊”。祠左建有“经正堂”、“次川堂”、“次后堂”共二十余楹。作为讲学之地。
后面还有一排房
到了明天启年间,魏忠贤又再次下令禁止办书院。当时的常州知府曾樱多次上表跟朝廷解释说,这是先贤祠,不是书院。经过他的一番解释,这处先贤祠终于没有被毁掉。但是到了后来,因为倭寇侵扰沿海地区,先贤祠被兵备道署所占用,致使这里的讲学无法进行。
到了乾隆十九年,常州知府宋楚望决定恢复书院。但建造书院需要一大笔的费用,于是宋楚望就废掉当地的象墩庵,将该庵原本的僧田九百四十多亩划归了书院,同时首先带头捐出俸禄。地方的乡绅们看到此况后纷纷捐款,于是很快凑出了建造书院的费用,之后正式开工建设,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龙城书院,沈润仁在其文中这样描绘了建造的结果:
将“先贤祠”的大门改为龙城书院大门,次为大堂,次为讲堂,次为寝室。左右翼各为斋舍二十楹。又将先贤祠之“传是堂”改为祭祀施(观民)、欧阳(东凤)的堂室,纪念他们办学的功绩。此时,龙城书院先后由邵齐焘、卢文弨等担任掌教。据《常郡艺文志》载,龙城书院之再次兴建,造就了大批有识之士。清代著名的舆地学家洪亮吉、诗人黄景仁等均曾就学于此。
到了光绪末年,朝廷下令将各地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再后来,龙城书院改为了武阳公立小学堂。有意思的是,该学堂还有自己的校歌:“东南人士,莫与常俦,惟武阳屈指首。龙城声望,炳焉千秋,与东林并不朽。经学与文辞,萃人才之渊薮,步武先哲。作育新民,光吾桑梓震神州。……”沈润仁认为,这是常州地区各学校的第一首校歌。
到了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这所学校,校内所藏的图书和器物全部被毁,更为可气的是,日伪用学校的房子办起了慰安所。抗战胜利后,这里又改名为“龙城中心小学校”。直到1950年,其再次改名为“常州市立局前街小学”,这个名称虽然后来也有变动,但最终还是将此名使用至今。
面积不小的绿地
可能是出于保护下一代的原因,而今生人进入小学最为困难,其实在全世界都一样——熟人好办事,想要达到目的,只能托朋友。好在在那里还认识一位漪潇,去电与之联系,问她可否能找到熟人能让我入校拍照。漪潇说她在此校也没有熟人,但她说让我不要着急,她会想办法。两天之后,漪潇告诉我,她已经通过市发改委的朋友,找到了局前街小学的副校长凌志伟女士。这真是个好消息。
来到常州,首先去电漪潇,在她的带领下,来到了局前街小学大门前。其石头所刻校名,竟然是出自民国大书法家于右任之手,而其围墙上则有多方仿制龙城书院的印章,以此显现着该校历史之辉煌。
另一侧还有一个小花园
此校的大门很宽敞,然而却用电动栅栏门将校内校外隔成了两个世界,要想入校,当然不容易。漪潇走到收发室,她报上了凌校长的名字,然收发室的人员则坚持要打通电话后才能入校。漪潇连拨了几次电话,凌校长都未接听。这种局面颇为尴尬。在收发室人员的眼中,我明显地看到了不信任的眼光,看来他认为我二人乃是打着校长名义的骗子。
虽然这个尴尬时段并不很长,但其过程却很是难熬,这种处境是既不能进去又不能离开,因为掉头离去就坐实了收发室人员的怀疑。好在这时凌校长回了电话,原来她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所以她特意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对我们的到来,她表示欢迎,但凌校长又称,她还有其他的课,故无法到门口来迎接,于是漪潇把电话递给了工作人员。果真,领导的话很管用,在一位安保人员的陪同下,我二人终于踏进了校园。
造型奇特的太湖石
其实从沈润仁的文章中,我已知道在这里已经看不到太多的遗迹,沈在文中写到:“可惜的是,校内当年的建筑、碑匾、手迹,大都已毁。所剩的只有‘传是堂’旧屋,多年来已成为学校礼堂。三百七十多年前明代所题的‘传是堂’匾额,也在十多年前被黑漆涂抹作为教室黑板使用了。而嵌在‘传是堂’东西墙壁内的多块刻有龙城书院、先贤祠讲学历史碑文的石碑,也在1960年整修礼堂时被埋入礼堂外东侧后部地下沉睡。”
终于看到了古物
而今我眼前所见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只是大楼的侧旁建起了一个仿古的小亭,我寄希望于在建造这座大楼之时,能够将埋入地下的碑刻挖出来,于是向保安请教:能不能看到从地下挖出的古碑?此人闻言后,把我二人带到了大楼背面。
局前街小学的教学楼建成了“回”形的合围状,中间的部分修成了小花园,而花园对面的墙上有几位施工人员正在装修,而此处就有一块石刻。这块刻石为横式,上面的字迹不是很清楚,而旁边地上则放着一块龙城书院的匾额。我拾起这块匾额放到碑前拍照,然后再细看碑上的字迹。仔细辨认一番,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当代的年款儿。这个结果当然令我很失望,于是问保安哪里还有古碑,他说自己也不清楚。
仔细查看一番,没有看到字迹
按照沈润仁在其文中的所言:“‘经正堂’的堂屋虽在,已是光绪末年(1908)移建的,并非原地原样。”局前街小学内还有一栋“经正堂”,我问保安这处古建筑在哪里,他说早已没有了痕迹。这种说法当然不能令我如愿,于是我决定在校园内寻找一番。
我在学校的侧墙旁果真看到了一个碑座,而此碑座也是近年所制作者,看其规制应当就是刚才看到的那块新碑的。碑旁乃是学校的一个侧通道,沿此通道向内探寻,发现校园后方还有一栋新建的办公楼,看来此楼所占之地很有可能就是经正堂的位置。再探看四周的情形,已经到了校园的后墙,看来再想找到老的建筑,已经没有了可能。
汪烜撰《礼记章句》十卷,清同治曲水书局木活字本,书牌
汪烜撰《礼记章句》十卷,清同治曲水书局木活字本,卷首
而后转到了学校的左侧,这一带修成了很大的草坪,同样没有任何的旧迹遗存。由此向回走,转到了前方教学楼的另一侧,在这里还有一个半室内的花园。而花园的前方则修建了一个小型的水池,水中立着一块造型奇特的太湖石。从石色看,此亦为新物,肯定跟当年的龙城书院没什么关系。无意间,我看到水池之前堆放着一些石块,其中有一块石头显系旧物,看来这些石块肯定跟龙城书院有关,见此颇为兴奋,于是仔细地查看这些石块,但可惜在上面没有找到任何的字迹。
汪烜撰《礼记或问》五卷,清同治曲水书局木活字本
跟龙城书院有关的碑刻,我没有任何的发现,若想再找到跟曲水书局有关的遗迹,就更没有可能了。虽然说在探寻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然而看到这样的结果,不免还是有些失落。但事实无法改变,于是我认真地跟漪潇说:“你既然有那样的关系,何不让这所学校的领导刊刻一块相应的介绍牌,来讲述一下该校的悠久历史,同时把曲水书局的历史也写上去呢?安徽省级的官书局竟然搬到了江苏某个书院之内,这应当也是足以为傲的一段历史。”漪潇笑着说:“我看行!”
墙上的等待
走到学校大门口时,我无意间看到正在建造的校墙内侧空出了长长的一块墙体,以我的判断,这应当是镶嵌碑石的地方。人算不如天算,看来本校早有这样的打算,只是不知这些刻石上的文字会写成怎样的模样,真希望他们不要遗忘这里曾是著名的曲水书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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