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黎原回忆录》

老八路

3、争夺缓冲区，将阵地前推15公里
　　阵地防御战取得首战胜利，增强了我们战胜敌人的信心，敌我之间5～15公里缓冲区的形成，也给下一步防御作战的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敌人经过与我多次较量，也在不断地改变战法，对白天攻下来的制高点，到了夜间不再坚守。这样，夜月山、天德山、418高地等要点，白天敌人占领后，就架设电话、铁丝网，建立炮兵观察所；夜间留下少量兵力监视和控制阵地，大部分撤到纵深有利阵地防御。于是，敌我双方指挥员在缓冲区问题上展开了斗智斗勇。当时，为了弄清敌情和地形，缓冲区正面20多公里范围内我均跑遍了。区内有很多高程在300多到400多米的制高点，占领这些制高点以后，铁原、涟川皆在我视界和火力控制之下。进攻时居高临下，可以作为出发阵地，攻击铁原、涟川两个方向的敌人。坚守时利用有利地形，也可阻击进攻之敌。对待是否攻占缓冲区的问题，师里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要能守住现有阵地，不被敌人突破，就完成了任务，不必考虑攻占缓冲区；另一种意见则以我为主，认为控制了缓冲区，就掌握了主动权，改变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而且可以增加我防御阵地纵深，增强我防御空间，还可以相机夺取敌人的阵地。在当时的条件下，我认为要实行积极防御，就是要利用一切手段争取主动，挤占中间阵地。当然在我挤占缓冲区后，敌人可能集中兵力火力反扑，若不能固守，就要付出重大代价。我经过认真思考，决定还是应该攻占缓冲区。我就同师里其他领导交换意见，统一认识后，立即召开团营干部会议。我在会上分析了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当前整个朝鲜战场的形势对中朝人民军队有利，停战谈判已于7月10日开始，但我师当面之敌还位于三八线以北地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使敌人处于不利地位，实现停战谈判，还要靠打。边谈边打，以打促谈。我们前线部队，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掌握主动权，积极主动地寻找战机，控制并争取完全占领缓冲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赞同，决定夺占缓冲区。具体做法是，首先在一线团开展“歼敌一个排、捉十个俘虏、击落两架敌机”的竞赛活动。同时有计划地组织小分队深入缓冲区，利用夜暗以伏击、反伏击、袭击等战术手段，袭扰、疲惫、消耗和挤掉敌人，争取尽快控制和占领缓冲区。
　　7月13日，我抓住当面之敌美军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接替美骑一师、希腊营防务的有利时机，决定在缓冲区内组织一次捕俘伏击战。由师侦察营一连副连长张维宪带领二排、三排担负此项任务。张受命后与营、连指挥员一起，对设伏地区、插进去和撤出来的道路、抓到俘虏后带回的办法，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的处置等问题，都作了详细分析和认真的研究、部署。14日，该连按计划出发，利用夜暗潜到敌经常活动的312.8高地和仙壁地区，秘密构筑工事，战士们边挖土，边伪装。他们冒着酷暑、顶着淫雨，潜伏三昼夜，饿了就用雨水拌点炒面充饥，炒面吃完了就用水维持着。战士们眼睛熬红了，脚被水泡肿了，始终耐心地等待着，大小便都在工事里解决。终于如愿以偿地等来了敌人。17日早8时左右，美二十五师一个步兵营，分两路向346.6高地运动，其尖兵连正向伏击区前进。9时20分，该连进入了伏击圈，待战已久的副连长张维宪及时发出“开火”信号，伏击分队所有火器同时开火，打得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张维宪和排长于海原分别率领五班和七班趁机向敌发起冲击，经15分钟激战，毙伤敌36人，俘敌2人，这是我师入朝以来第一次俘敌，缴获无后坐力炮1门，轻机枪2挺、自动步枪若干，报话机一部，取得了在缓冲区内第一次伏击战的胜利。这一仗鼓舞了士气，坚定了信心，使干部更加明确在缓冲区内必须采取主动行动，控制缓冲区，才能争得主动权。7月19日，师又组织了一次捕俘战斗，毙伤敌32人，俘敌1人，并缴获部分枪支。接着，在当面之敌美二十五师和土耳其旅接防的20多天时间里，师和各团都不断组织小分队在缓冲区内实施伏击、反伏击、捕俘和袭击，打得敌人不敢轻易进入缓冲区，被迫退至207.2高地、马巨里、287.2高地一线组织防御。
　　我师完全掌握了在缓冲区内活动的主动权。7月31日，我在师侦察所观察发现天德山敌情有变化，即令侦察连查明该高地情况。当晚，该连副连长张维宪率领二排沿仙壁、312.8高地、417高地，向天德山搜索前进。8月1日凌晨到达天德山。经侦察发现，我当面之敌又一次换防，美骑一师再次接替二十五师，美三师接替土耳其旅。我考虑到已掌握缓冲区内主动权，应抓住这一有利战机，进一步夺占缓冲区。我与师其他几位领导商定后，来不及向军里请示，即果断地确定四一八团和四一九团各派一个营出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攻占了铁原以西10公里和临津江以东近30公里的缓冲区内的大马里、夜月山、天德山、418高地、大虎洞、272高地等制高点。师及时对占领缓冲区的部队进行动员，指出坚守这一地区的重要意义；要求部队不分昼夜抢修工事，以抗击敌炮兵和航空兵火力袭击；同时组织各级后勤部门，及时运送弹药、给养，巩固所占阵地，使师阵地向前推进了15公里，控制了铁原至涟川的交通线，使我处于有利的防御态势。
　　这一作战行动受到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头一天，军里还有个别领导同志批评我说：“上面没有让打，你为什么要打？你把部队打光了，还当不当师长？拿什么打第六次战役。”当时赵平政委为我分担了很大压力，他主动承担责任，对军领导表示：“要处分先处分我，我是主犯，阵地向前推进是党委讨论通过的。”此举令我非常感动。
　　虽然我们初战得胜，占据了有利地势，迫敌于不利地位。但我明白敌人决不会就此甘心，一定要疯狂地进行反扑。为此，我要求部队日夜不停加修工事，补充弹药给养，充分利用地形，了解敌情，制定作战预案，准备抗击敌人大规模的进攻。8月7日，美骑一师先以一个步兵营、一个坦克连，向四一九团八连防守的夜月山进攻，战斗持续11个小时，我多次击退了敌人排至营规模的冲击。次日，敌人又增加兵力，连续不断地攻击。防守365.2高地的八连三班终因寡不敌众，除一人负伤外，包括排长在内的9人全部壮烈牺牲，阵地一度被敌人占领。四一九团及时组织七连雨夜进行反击，全歼立足未稳之敌，阵地失而复得。这次战斗共击毙敌人2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40余件。此后敌人一个月内未组织大规模的进攻。八连三班因作战英勇顽强，战后荣立集体特等功，并被志愿军总部命名为“夜月山英雄班”。 9月18日，经过休整后的美三师十五团和美骑一师七团一个加强步兵营，在64辆重型坦克和大量炮兵、航空兵支援下，再次对四一九团防守的大马里、夜月山发动全面进攻。我坚守部队与敌战斗十多个小时，共击退敌人七次进攻，部分阵地曾一度被敌突破和占领，经我坚守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终于夺回阵地。这一天激战，共毙伤敌360余人，毁伤敌坦克6辆。这两次战斗都受到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通报表扬。这时，军党委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预计敌可能很快要向我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同时，考虑到我师在三个月作战中已十分疲惫，为了争取主动，决定调整作战部署，将我师换下来进行短期休整。
　　我师从6月19日上阵地，至9月23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与美军王牌部队骑一师等多次交手，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顶住了敌人多次攻击，守住了阵地，并向前推进了5～15公里，共击毙击伤敌人3150人，俘敌15人，缴获各种枪支200余支，毁伤敌坦克19辆，缴获坦克2辆，汽车14辆，击落、击伤敌机7架。在粉碎敌人的夏季攻势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23日，我师奉命撤出阵地，至二线休整，将一线阵地的防守任务分别移交给第一三九、一四一师。

老八路

4、坚守345.6高地，再战美国王牌军
　　1951年7月10日，敌我双方代表开始举行停战谈判，但美方对谈判并无诚意，从一开始就采取拖延政策，不断提出一些无理要求，依仗其海空优势，在陆地分界线划分问题上蛮横地拒绝我方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建议，竟然想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后方，妄图不战而攫取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当遭到我方驳斥和拒绝后，美军便狂妄地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于是先后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
　　敌人的“夏季攻势”从8月18日开始，主要是在东线朝鲜人民军防守的正面进行，先后动用了美韩军队7个师的兵力。其进攻遭到朝鲜人民军的顽强抵抗，我志愿军积极进行战术反击配合，使其图谋未能得逞。特别是在773.1高地(敌称为“血岭”或“血染岭”)和851高地（敌称“伤心岭”），敌人遭到人民军防守部队强烈的抵抗，损失很大。
　　敌人的“夏季攻势”被粉碎后，经过短时间的调整，于9月29日又发动了“秋季攻势”，这一攻势主要在我志愿军防守的西线地区进行，敌企图将战线向北推进10公里，即所谓的“詹姆斯敦线”。敌以美军第一军进行主攻，以美第九、第十两军和南朝鲜第一军配合。美第一军以其王牌——骑兵第一师和美第三师、英联邦第一师以及南朝鲜第一师，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火的支援下，对我六十四军、四十七军防守的临津江东西两岸的夜月山、天德山、马良山一线约40公里正面发起猛烈攻击。敌遭我重创后，于10月8日又以美第二师(附法国营)、南朝鲜第八师，后又加入美第七师、美第二十四师、南朝鲜第二师、南朝鲜第六师向我东线第六十七军、第六十八军约20多公里正面发起攻击，均遭到我顽强抗击。整个“秋季攻势”，敌人虽侵占我46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付出了79000多人伤亡或被俘的代价。到10月22日，敌人被迫停止进攻，其所发动的“秋季攻势”被彻底粉碎。
    在粉碎敌“秋季攻势”中，从9月29日开始，敌在我四十七军正面，集中美骑一师、美第三师和希腊营共5个多团的兵力，首先将其进攻重点指向天德山及其以西418高地。我防守阵地的一四一师每天抗击着敌两个步兵团的猛烈进攻，平均击退敌十余次的集团冲锋。激战至10月5日，我歼敌4500余人，夜月山、天德山一线阵地已变成一片焦土。在我人员大部伤亡和三面受敌包围的情况下，我军主动撤出阵地。此后，敌投入更大兵力向天德山以西我334高地至高作洞地段防守之四二一团阵地进攻。敌每天以一个团以上的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配合下，与我展开反复争夺战。至10月7日，我又歼敌3000余人。与此同时，在临津江东岸驿谷川东南地区担负防御任务的我第一三九师，连日来也在激战中打退了敌成团、成营的强大进攻。仅10月1、2日两天，四一五团就先后打退敌3至4个营的23次进攻，给敌以重大杀伤。我四一六团防守的严岘阵地曾抗击敌两个团兵力的进攻，与敌激战3天4夜，打退敌29次冲锋，歼敌1200余人，守住了阵地。
　　这时，我师作为军第二梯队正在后方休整待战。前方捷报频传，鼓舞着我们时刻准备参战。10月10日，军令我师再次开赴前线接替一三九师防务，要求我师以坚守阵地和阵前反击相结合，积极打击、消耗敌人，彻底粉碎敌之“秋季攻势”。于是，我又指挥着全师官兵与美骑一师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就整个“秋季攻势”来说，在我四十七军防守方向，敌我反复争夺最激烈、战斗最残酷的地点，是345.6高地附近地区。在这一地区一三九师和我师先后都投入大量兵力与敌进行搏斗。据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写的《朝鲜战争》史料称：在“秋季攻势”中“美国第一军所付出的代价远比预料的要多”。“特别是骑兵第一师损失”更大。“中国军队采用的仍然是迟滞行动。只有美骑兵第一师正面是另一种情况，完全出乎想象的激烈战斗反复进行了两周时间。”“这里的中国军队和其他正面不同，拼命地死守阵地”，“就是剩下了一个士兵也要死守高地，而且好像是不惜投入兵力进行反冲击”。 《朝鲜战争》中又说，美军骑兵第一师作战地区在驿谷川东南地区，其攻击计划是麦克支队(第七十坦克营、第十六侦察连)沿涟川至挂湖洞的公路突进，骑兵第五团、骑兵第七团分别攻击222至272高地之间和339至418高地之间地区，夺占驿谷川东南地区的各阵地。
    10月8日5时整，美军“以200榴弹炮和155加农炮为主，约百门火炮同时开始进行了进攻的火力准备。在炮击的间隙，多达数百架的战斗轰炸机当空乱舞，倾泻着凝固汽油弹、火箭弹和机枪弹，极为激烈的炮击和轰炸持续了一个小时。6时整，第一梯队开始攻击，然而就在进攻发起线开始出发之际，受到了从未经受过的激烈的拦阻射击”。
    “左翼的麦克支队由于遭到火炮和迫击炮猛烈的拦阻射击及密集的雷区的缘故，在进攻发起线上进退不得，就这样度过了一天。”“第五骑兵团以8个营并列进攻，虽遭受相当的损失，但仍继续前进，在火力转入突击支援射击时发起冲击。但是，就在炮火延伸的同时，中国士兵登上山顶阵地，立即展开了和血染岭、伤心岭同样的机枪和手榴弹的弹幕，中国炮兵也实施了摧毁冲击的射击，冲击的官兵没有一个生还，第一次冲击就这样完全地失败了。”之后，美军又进行了多次冲击，“仅夺占了222高地及272高地一角，但这一角接着遭受了喘不过气来的反冲击，高地又被夺了回去”。
　　“右翼第一梯队的骑兵第七团情况也完全相同”，“冒着弹雨好不容易进到山角下时，两个营却已失去了战斗力”。“中国炮兵这样有组织地进行射击，这还是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国炮兵“甚至还实施从来没有过的炮兵对炮兵的炮战，使得美国炮兵很为惊慌”。
　　《朝鲜战争》中还说：10月4日，美骑兵第八团加入战斗，攻击418高地也“毫无进展”；10月5日、6日、7日又连续进攻，虽然夺占了313、346.6、287.2等高地，但也“遭受了重大损失”。“272、346(我方地图为345.6)、230（230.4）各高地仍未能夺下来”。“骑兵第五团虽然对可怕的地堡用火炮、迫击炮和坦克予以猛烈射击，但怎么也不能发起冲击。空军不断地用凝固汽油弹和1000磅的炸弹进行攻击，好像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中国军队将深达2米以上的堑壕像网络似的布满阵地，在棱线的暗处隐藏着用于斜射、侧射的横洞式枪眼，在山背后布置了无数的避弹用的坑道，采用和血染岭、伤心岭一样的战法。于是该团打算以假冲击支援射击和叫喊声诱使中国士兵从山上阵地出来予以阻击，以削弱其兵力。不久中国士兵就不受假冲击支援射击和叫喊声欺骗。这期间曾利用这一点发起冲击，一度夺取了山顶，但立即因不惜投入兵力的反冲击，在增援到达之前又被击退下来。这样到10月12日也未能夺取272、346(345.6)、230(230.4)各高地。”中国军队“在10月12日（注：应为16日）夜里放弃了272高地，骑兵第八团将其占领”。以后美军又对346(345.6)—230（230.4）高地进行多次攻击，特别是16日、17日进行了更猛烈的攻击，直到18日才占领。（注：这还远未到达驿谷川畔，仅占领我防御地区的部分前沿阵地和浅近纵深的阵地。）中国军队在“这样窄小的346(345.6)—230(230.4)高地，实际经受住了16天的猛烈进攻”，“在这个小小的山丘上死守了16天之久，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死守”。 该书提出“中国军队为什么如此顽强地固守？美军判断为不过是警戒阵地或迟滞阵地的驿谷川南岸阵地，这是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问题”，并引用美国公开史料说：“中国军队开始表现出对争夺土地的坚决性，改变了以前的机动防御战术。”但该书始终未能对“中国军队为什么只固守驿谷川南岸地区而在其他方向……没有进行大的抵抗”这一疑问，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该书作者虽是站在美军立场上论述作战过程，但所写内容大体上符合实际。书中所提出的疑问，从他们的立场出发，也是可以理解的。书中所指的驿谷川南岸，实际上是指朔宁东南至驿谷川东南，高作洞北侧至418高地南侧，约二三十平方公里的地区(争夺的重点以345.6高地为中心包括250、273、287.2等高地，不过三四平方公里)。我军负责防守这一地区的部队先后是第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四一五团和一四○师四二○团（四一六团、四一七团、四一八团也参加了部分作战）。10月10日前是第一三九师四一五团防守，10日晚由一四○师四二○团接替防守。从10月3日敌正式发动进攻到10月18日结束，两个团各坚守了近8天时间。敌依仗其装备优势特别是在飞机、火炮和坦克上的优势，对我各阵地实施毁灭性轰击，平均日落弹二三万发，工事几乎全部被毁，阵地上的草木全被敌凝固汽油弹烧光，被炸起的浮土达1米多深。敌步兵连续多日在其炮兵、航空兵的支援和坦克兵掩护下实行重兵多路的集团轮番攻击，尤其是10月6日、10日、13日、16日、17日，敌人集中兵力最多，攻击最为猛烈；并且还以火力假转移、迂回包围、夜间偷袭等多种手段，妄图给我造成更大的杀伤，夺占我阵地。我防守部队均坚决顽强抗击，灵活适时地机动兵力，积极周密地组织反击（反冲击），巧妙地运用火力，与敌反复冲杀，寸土必争，发扬死打硬拼、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的精神，顽强地守住了主要阵地。此役，我师在16天的防守作战中，共毙伤俘敌14694人，俘敌包括美骑兵第七团三连连长库特斯等4名军官。仅有278.2高地、218.4高地和272高地等部分连、排阵地在防守分队全部壮烈牺牲的情况下，被敌攻占；250高地防守分队的排长看到敌人居高临下向250高地进攻，误认为主阵地345.6高地失守而自动率战士撤离；345.6、230.4等高地防守分队则是奉命于18日3时主动撤出，其余阵地均牢固地在我军占领之下。敌人不仅远未能将战线向我方推进10公里，甚至连美骑兵第一师推进至驿谷川畔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四一五团、四二○团之所以能够抵抗住有160多年历史的美军最精锐的骑兵第一师的猛烈攻击，守住阵地并令美骑一师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主要是我们的作战方针已从机动防御转为阵地防御。
　　345.6高地阵地是我们6月19日上阵地时构筑的，当时防守的是四二○团。8月25日，四一五团接替四二○团防务（9月23日前四一五团归一四○师指挥），又对工事进行了加固和完善。10月10日，四二○团又接替四一五团的防务。345.6高地上的战斗激烈程度要超过“血染岭”和“伤心岭”，战斗打得更艰苦。“血染岭”和“伤心岭”是在东线，标高近1000米，敌坦克、炮兵受到地形交通限制，无法前进到进攻阵地前沿，敌火力发挥受限。而345.6高地交通方便，能展开二十多个重炮群。进攻部队美骑一师战斗力远比进攻“血染岭”和“伤心岭”的部队强。“血染岭”和“伤心岭”每个山头进攻时间仅一周，而美军进攻345.6高地持续了两周。敌人伤亡人数也远远超过“血染岭”和“伤心岭”。
    这次战斗充分发挥了坑道的作用，每一山头均构筑了坑道，山头与山头、山头与山脚均有坑道贯通，345.6制高点与前沿各支撑点272、250高地间均有两米深的交通壕连接，交通壕内均构筑有大小猫耳洞、防空洞和伤兵坑道，可以简单包扎治疗白天不好转移的伤员。各支撑点的通讯联络主要靠有线电话，并以缴获的敌无线电话BC1000（能联络距离几公里）作为辅助通讯工具。18日，我军主动撤出345.6高地，这是一次成功的撤退。
    前一天下午，我接到四二○团报告242主阵地失守，230高地失守，敌人由左侧绕到我主峰一侧。一营营长韩庚在一、二连阵地均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要求增兵一个连，发动反击，夺回230高地，以解除主峰和整个四二○团阵地的威胁；二营营长顾宏美仍坚守345.6主峰，但已遭敌人坦克的三面包围。下午16时坚守主峰正面高地的五连排长、战斗英雄张德富报告五连阵地已失守。根据以上情况分析，345.6阵地已被敌人突破占领一部分主阵地，没有兵力增援很难坚守，我即令师警卫二连陈富贵率部队带两部缴获的BC1000步谈机（通话清楚）以最快速度赶到345.6高地，找到韩庚、顾宏美，令二人同我直接通话，报告阵地情况，以利我对当前情况的判断。根据两位营长的报告分析，当面情况相当严峻，需要增加两个连以上的兵力，乘夜间将敌人反击下去，才可坚守。我当即同赵平政委、宗赓哲参谋长商讨。我的意见是当天撤离345.6主峰，因我已无机动兵力反击。此时已是20点，不但反击准备来不及，闹不好人地两失。况且阵地上还有好几位骨干和100多名伤员，不主动撤离，损失惨重。他们同意我的意见，立即向上级报告获准后，我迅速组织部队往下撤，并派师团担架上到前沿阵地，一个洞一个洞地检查，决不能丢掉一个伤员。当夜12时，部队安全撤离阵地，没有留下一名伤员。我在组织345.6高地撤退的同时，还令四一八团二营在离主峰2公里的驿谷川以南的鱼积山里南山组织防御，阻止敌人进攻。一直到现在，这里还是停战线。 18日，美骑一师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占领了一座空山。我们达到了大量杀伤敌人、保存有生力量的目的。对345.6高地的战斗，我非常满意，重创了敌王牌部队，充分显示了我军坚强的战斗力，也为停战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战斗中，我师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战例，值得一述，那就是上浦坊南山和鱼积山里南山反击作战，它成功地创造了歼敌建制整连的范例。上浦坊南山原是一三九师四一六团的预备阵地，当与该山相连的287.2高地被敌攻占后，它便成了我左翼的前沿。10月10日夜，我师四一八团六连一、三排奉命前去接防时，四一六团原在该地的分队，还没有来得及构筑工事和交防即已撤出。敌人侦察发现该地空虚后，美骑一师的一个营遂以287.2高地为依托，沿山脊抢占我上浦坊南山阵地。11日晨6时，奉命接防的我四一八团六连一、三排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于上浦坊南山山顶与敌遭遇。我军首先以短促猛烈的火力，将敌先头分队击溃。这时敌人发现我兵力不多，阵地又没有工事，遂又以整排、整连规模轮番进行攻击，均被我打退。战至黄昏，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六连先上去的两个排，仅剩9个人，退至主峰西侧的一块小高地上与敌对峙，敌凭兵力优势占领了主峰。
    正在上浦坊南山附近看地形的四一八团一营营长张树廷听到枪声，判断是六连与敌人交战，就一面向团、师报告，一面主动带领一连前去增援。当赶到南山时，敌正向我六连坚守的阵地强攻。因情况危急，张营长未及详细观察，就组织部队从正面反击，先后使用两个排的兵力，均遭遇敌猛烈火力的压制，未能奏效。我接到张树廷的报告后，立即赶到四一八团指挥所了解情况后，急令二营参谋长刘恒作、副教导员刘振和带二营一部前去救援，并负责统一指挥。刘带领六连二排、四连一、三排迅速赶到上浦坊南山，将阵地上的官兵重新组织起来，统一编队，统一指挥，先攻敌一点，然后扩大战果，终于全歼美骑一师七团一连、三连全部，火器连大部，共毙伤敌308人，俘敌上尉连长库特斯等6人，缴获轻重机枪16挺，步枪100多支，夺回了主峰，恢复了阵地。此战后被军事科学院组织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誉为：“创造了阻击战全歼美军2个建制连的范例。”
    鱼积山里南山是驿谷川以南，距345.6高地2公里的一个小山包，当时由我四一八团四连在此防守。敌人占领345.6高地一线后，为了实现其占领临津江以西的企图，即于10月23日晚10时炮击四一八团四连三排防守的鱼积山里南山阵地。24日拂晓，美骑一师五团一营两个连向鱼积山里南山阵地发起冲击。我三排勇士顽强阻击，连续打退敌人5次冲锋，歼敌100余人后，于下午3时，奉命撤到连主阵地。三排阵地被敌人占领。
    我得到报告后，立即赶到四一八团指挥所了解情况，组织二营全营力量反击，并指挥炮兵分队和四一八团侦察排支援二营。二营集中了5个排的兵力，营长冯麟元亲自指挥,于10月25日晚上10时，在炮火支援下，实施反击。他们兵分三路，向敌人占领的三个山头同时发起猛烈进攻。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美骑一师五团一营三连全部及一、二连一部，计毙伤敌300余人，俘14人，缴获90火箭筒1门、60炮2门、无后坐力炮6门、轻重机枪30挺、枪100余支，于25日清晨夺回阵地，受到军首长嘉奖。在这次战斗中二营长冯麟元英勇牺牲。冯麟元同志是河北冀中人，1946年在东北长春参军，一直表现很好，在多次战斗中表现得勇猛机智。26日晚11时，我令四一九团七连接替四一八团四连守备的鱼积山里南山阵地。七连进入阵地后，连夜抢修工事，加紧战斗准备。27日5时，美骑一师五团两个营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我英勇的七连官兵，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顽强苦战16个小时，打退敌人大小冲锋20余次，毙伤敌430多人，守住了阵地。全连荣立集体一等功，多人荣立战功。27日晚，我们将阵地交给一三九师，撤至二线阵地上古井、陵洞、黑万洞地区休整。这两次战斗都是在敌人“秋季攻势”最猛烈，我军阵地大部分被迫向后收缩时发生的。我们在阵地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面对强敌，敢于组织反击，夺回阵地，歼灭守敌，并坚守住了阵地，以军事上的胜利，为停战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两处阵地一直到停战时，仍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里。粉碎敌人“秋季攻势”后，我第十九兵团召开军、师长会议总结作战经验（我因正指挥作战，由副师长丁振愈代我参加会议）。杨得志司令员在总结粉碎敌人夏、秋两季攻势的战斗时，表扬了一四○师。他说：“黎原同志指挥靠前，不怕危险，亲自跑遍全师每个阵地，掌握一线情况。其间多次遇险，在前沿坐的汽车被炸毁，司机牺牲，警卫员也多次受伤。他率领部队一上阵地，就积极修工事，将简单的工事逐步发展为坑道，适时将运动防御变为阵地防御，不仅顶住了敌人进攻，还将阵地向前推进了5～15公里。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在阵地丢失的情况下，敢于组织阵前反击，不但夺回了阵地，还整连整连地歼灭敌人。我们的各级指挥员都要向他学习！”
    这些话是军首长和丁副师长会后向我传达的。我听后在高兴的同时，认识到这不仅是对我个人，更是上级领导对我师全体官兵英勇作战的肯定和对我们的鞭策，成绩是全师官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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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龙化里整训,老战友来访
　　粉碎敌人“秋季攻势”以后，四十七军奉命于11月底将防务移交给三十九军，撤至后方休整。我带领一四○师于12月中旬后撤到顺川郡东平安里、龙化里等十几个村庄集结，师部住龙化里。龙化里是个5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村里只有3个成年男人，一个是里委员长，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青壮年男人都上了前线，只留下女人和孩子们。这种性别比例，令人不难看出战争的残酷。朝鲜的冬季寒冷多雪，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是常事。1952年新年前的一段日子里，雪特别大，大地上的积雪足足有3尺厚，白雪皑皑，一眼望去，根本分不出田野、道路和村庄。部队转移到休整地区后，先后进行了整编、“三反”、粉碎敌人细菌战、整党、授奖、总结作战经验、组织军事大练兵等活动。在整编中，缩减了机关人员，充实了连队，扩大了技术兵种，加强了火器。在授奖中，我师获军授予锦旗的有：四一九团八连三班“肉搏血战英勇坚守夜月山”，四二○团八连炊事班“炊事班的榜样”，四一八团四连“死打硬拼歼敌制胜”，四一八团六连“反复冲杀痛歼犯敌”，四一九团七连“前赴后继顽强固守”，四一八团七连十班“勇猛冲杀”，四二○团三连七班“坚守阻击以少胜多”，四二○团八连五班（张有班）“荣立战斗第一功”，四二○团八连七班“英勇机智以少胜多”等9个荣立集体一等功或二等功单位。多人荣获朝鲜“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二级战士荣誉勋章”等。
　　整训期间，我在军事上主要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有关人员认真总结前一段粉碎敌人“夏、秋季攻势”的作战经验。二是在此基础上，全师官兵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军事大练兵，主要进行技术、战术训练，并突出以干部为主的原则。我主要抓干部培训，师、团都办了多期干部培训班，培训各级干部、参谋人员和专业技术骨干。通过军事训练，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和专业兵的保障能力，都有较大提高，为以后的作战打下了较好基础。
    就在我们大力开展整顿训练期间，还迎来了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朝鲜地方政府、人民群众的多次慰问，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和求战欲望。国内许多文艺界名人如梅兰芳、程砚秋、新凤霞、侯宝林、老舍等都来到我们师驻地进行慰问演出，看望部队，鼓舞士气。在前线演出是相当危险的，有一次演出炸伤了两名杂技演员。慰问团成员中还有我的一名老乡张轸。他原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祖籍河南。他原属河南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反对过蒋介石，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始终不为蒋介石所信任。1949年春我们军解放信阳时，他率部由信阳退至湖北贺胜桥后起义，所以谈起往事很投机。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你叫关俊彦吧，河南息县人，我早就知道你，很有名气。你为家乡人民争光啦。”他的话让我很吃惊。他为人豪爽，解放后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作贺龙的副手，主管武术。他通过新旧两种社会的亲身体会，对共产党由衷地敬佩，痛恨美帝国主义，同情朝鲜人民，支持抗美援朝。记得还有一次，沈阳来的慰问团在我师进行慰问演出后，正在吃饭时，突然遇敌机轰炸，险些造成人员伤亡，真是万幸！
　　在这个期间，还接待了我的老部下、朝鲜籍老战友宋德万来访。宋德万原是我师四一八团二营营长，他从参军后，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我任团长的四一八团工作，是我看着他从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部队基层指挥员的。一年多前，我们正在湘西剿匪时，朝鲜战争爆发，他和其他朝鲜籍干部战士一起，奉召回了朝鲜。部队入朝后，我就听到他已经任平壤近卫师少将师长，负责平壤和金日成的警卫和安全工作，很得金日成的信任。他也非常关心老部队的情况，多次用各种方式和我们联系，由于战事紧张，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当他得到我们在龙化里整训消息时，战事也相对地平稳一些，就带着随员，来看望我们了。
　　对宋德万的来访，志愿军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军里通知我们要接待好。1951年12月28日他直接来到师部，我组织机关人员列队欢迎他，召开全师干部大会，请他介绍回国后的情况。他对在我军受到的培养锻炼，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最困难的时候，入朝参战，并连续取得几次战役的胜利表示感谢和祝贺，对我们四十七军，对一四○师，更表达了特殊的感情，对我们刚刚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并取得重大胜利表示祝贺。他在师部住了一天，就到他的老部队四一八团去了，四一八团全团上下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
　　他在四一八团会见老朋友，同老战友座谈，回顾在四一八团时的战斗经历，介绍朝鲜的情况，两天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老部队。宋德万，祖籍朝鲜釜山。日军侵占朝鲜后，进而又侵占我国东北，它为了长期霸占我东北，以帮助中国开发东北为名，强迫朝鲜移民中国东北。宋德万随其父辈被迫来中国吉林延边屯垦。日本投降时，宋德万正在吉林工业大学上大学。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他无心继续学业，想回延边家里。几经周折，走到吉林榆村穷困潦倒，饥饿晕倒在街上，我命人扶他到部队查病，喂饭。他的身体恢复后，便要求参军。他有文化，肯钻研，进步很快。开始在营部当文书，后来当参谋，又到四一八团二营任副营长、营长。1950年4月，他在回朝前，专程到芷江师部看我，除表达惜别之情外，还向我请教带兵打仗的经验。当时我曾把我1938年3月抄录在笔记本上的一首岳飞的词《满江红》，撕下来给他，作为临别纪念。这首词曾激励我投奔共产党，抗日救国，希望对他也能有所启迪。据他讲，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这首词对他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据宋德万介绍，从四十七军回朝鲜的3900多人共编成一个团，回到朝鲜后编为第十八联队。原在四一九团担任营长的张教德担任团长，宋担任副团长。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军进展神速，很快越过“三八线”，解放汉城，推进到大邱、釜山一线，南朝鲜的李承晚政权危在旦夕。为了挽救李承晚政权，美帝国主义当即进行武装干涉。9月15日，美军以7万之众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从朝鲜峰腰部的西海岸仁川登陆，迅速向汉城、水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共10个师从正面向朝鲜人民军反攻。朝鲜人民军被迫退却，许多部队来不及转移，即被击溃、打散。十八联队亦遭到很大伤亡，团长张教德在大田同美二十四师作战时光荣牺牲，剩下的700多人由宋德万带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坚持四个多月，并使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
　　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后，宋部同我志愿军在铁原、涟川会师。他们克服许多艰难困苦，坚持敌后战斗，辗转回到后方，受到金日成首相的接见，并给予高度评价。金日成认为中国回来的十八联队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能在敌后坚持四个月，并能安全地撤回，简直是奇迹，遂将十八联队扩编为近卫师，任命宋德万为近卫师少将师长，驻守平壤。朝鲜近卫师是仿照苏联红军制度建立起来的，在人民军中地位很高。近卫师的战士到其他部队可以当排长，师长出去要当军长。可见金日成对宋德万的重视和信任。
　　1953年贺龙元帅到朝鲜访问时，第一个接见的就是宋德万。当时国内很多报纸都刊登了贺龙元帅和他握手的照片，还介绍了他在解放军工作的经历，我们当时看到都感到很高兴。不幸的是，他过早辞世，年仅40余岁，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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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防守临津江西岸，“零敲牛皮糖”
　　我师在顺川郡经过10个月的休整，于10月20日奉命出发南进，经9天夜行军，于29日进至注乙洞、新寺洞及其以北地区，并于11月3～5日接替临津江西马良山、内基谷、注乙洞地区三十九军一一六师防务。由于防务地区正面较宽，约29公里。师决定所属的三个步兵团全部展开，按四一八、四一九、四二○团的顺序由右至左都配置在一线，各团留一个营在二线担任预备队。师指挥所设在注乙洞南山。我师当面之敌为英联邦师和南朝鲜军第一师，由西向东部署在高旺山东西地区。部队接防前，四十七军张天云军长带我和赵平政委到三十九军看阵地。张天云军长和三十九军吴信泉军长以前在一个部队，彼此很熟。看完阵地后，张军长就带我们去三十九军军部看吴军长。我们谈到当前的战争形势时，吴信泉军长提到了“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思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零敲牛皮糖”这个提法，听后感到很新鲜，就问吴军长是什么意思，吴军长解释说，这是毛主席根据朝鲜战争形势提出的战略思想。 1951年5月，毛主席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根据我军连续五次战役后的经验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灭任务。”因此，我军每次作战似宜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这样积小胜为大胜，全线加起来就能给敌很大打击。“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大包围，打美、英军则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5月27日，毛主席在召见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参谋长解方时，将上述思想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
　　我听到这一思想后不禁眼前一亮，回想我师在粉碎敌人“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将机动防御转变为阵地防御，加修工事坚守阵地，小分队阵前反击，在缓冲区主动出击和伏击敌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夺占缓冲区等，不正是毛主席“零敲牛皮糖”的战法吗？由此我更加感到毛主席的伟大，他在千里之外就能洞察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提出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确实是英明。毛主席这一思想，在前线已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一年来，我志愿军第一线各部队在防御作战中贯彻“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阵地，对敌连排支撑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取得了丰富的小歼灭战经验。仅1952年9月至10月的一个月内就歼敌3万余人，受到了毛主席的电报表扬和鼓励。我作为一名中高级指挥员，决心在接防后认真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带领部队主动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和发展战场上的有利态势。此次接防是在与敌直接接触的情况下进行的，前沿小规模的战斗时有发生。由于我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和周密的组织工作，顺利完成了防务交接。我和各团主要领导先于部队到达集结地区，向一一六师了解情况。部队到达集结区后，又组织一线营、连、排长和部分班长提前到接防单位了解情况、熟悉阵地，作好接防准备。交接过程中双方本着“妥交稳接、严己宽人”的精神，交出了风格，交出了团结。我师于11月5日24时前接防完毕，一一六师于11月6日零时全部撤出阵地。
　　此后的一段时间，敌虽未发动大规模的战役性进攻，但连、营规模的战术性进攻还是时有发生。就在我接防后的第三天，敌即以两个营的规模在飞机、大炮的火力支援下，向我四二○团四连防守的121高地进攻。四连依托坑道防御工事，以坚守与阵前反冲击相结合，将敌击退，歼敌250多名。该连七班班长王选文荣立一等功。
    当时，朝鲜停战谈判仍在进行之中。战场上敌我处于相峙状态，双方阵地对峙距离很近，缓冲地带缩小，为保持阵地安全而进行的缓冲区争夺战十分激烈。我按照“零敲牛皮糖”的战略思想，为消耗疲惫敌人不断开展冷枪冷炮活动，积极组织小分队以伏击、偷袭等手段，在缓冲区主动打击敌人。如11月7日，四一九团一连两个班，利用夜暗偷袭高栈下里南山敌警戒阵地，经七分钟战斗，即歼南朝鲜伪军16名，俘虏1名。11月12日夜，四一八团侦察排两个半班潜入敌158.7高地以东无名高地内设伏，仅经5分钟战斗，即全歼英联邦师二十八旅的一个巡逻班，毙敌12名，俘敌1名。11月24日夜，四一八团二连七班在基谷里东山158.7高地巡逻，发现敌约1个排的兵力在该地设伏。该连立即组织4个班隐蔽接敌，反敌伏击，歼其大部；敌不甘心失败，又组织两个排的兵力增援，我二连以七个班的兵力先敌占领阵地，突然以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全歼增援之敌。一连串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我贯彻“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继续组织部队攻占敌连、排阵地，与敌反复争夺，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强袭100高地的战斗。我将在后面专门讲述这次战斗的概况。在敌我对峙防御中，我们还利用各种条件，不断开展政治攻势。如小分队活动时向敌阵地发传单，用炮兵打宣传炮弹和阵地广播等手段瓦解敌人，争取到一些敌人特别是南朝鲜伪军投诚。例如1953年春节除夕一个晚上，南朝鲜军1个班7个人带9支步枪和一些手榴弹等向我四二○团三营投诚。总之，我瓦解敌军工作非常活跃。为有效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们一上阵地就边打仗边加修工事。特别是经我小分队积极活动，组织部队“打点”，攻占敌100高地，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战线相对稳定下来。为准备粉碎敌新的冒险进攻，我们又投入更多的力量加修工事，在“三八线”北侧修筑一道坚固的“地下长城”。
    在与敌人近距离对峙而我方又无制空权的情况下，部队加修工事非常艰苦，战士们完全是手工作业，长时间在坑道内点着油灯照明，使用钢钎打眼，用弹药箱运石渣，每天猫着腰干10来个小时。特别困难的是坑道内没有通风设备，放炮后硝烟很难迅速排出，洞内气味恶臭。但为了同敌人抢时间，我们的战士不等硝烟散尽，就打湿毛巾捂在嘴上冲进坑道内，继续施工。当时坑木供应很困难，战士们不得不利用夜暗冒险去阵地上收捡被炮火掀翻、炸断的一截截树木，或组织小分队到阵地背后各处残留的小树林砍伐，用来代替坑木。修建堑壕、交通壕，有时前沿阵地因距离敌人太近，战士们不得不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强行施工。
　　我们的部队作风的确很过硬，虽然条件艰苦，但施工进度很快。全师仅从1953年1月4日至2月20日，即在原有阵地上增修坑道209.2公里，各种掩体4958个、暗火力点112个，加（整）修交通壕202公里，堑壕1公里，架桥29座，动土方13.7万立方米、石方1.07万立方米，将全师防御地带构成逐山逐点连绵的坚固阵地。特别是师前沿227高地和马良山阵地，构筑了能容纳1个营的五层屯兵坑道，储备了10～20天的粮、弹、水，不但可以抗住敌人飞机、重炮轰击，而且具备了独立作战，长期坚守的能力。
    我师经过五个多月的防御作战（其间一三九师四一六团于1953年1月下旬接替四二○团防务），不但未失寸土，而且攻占了多处敌人支撑点阵地。1953年4月5日，我四十七军受命将防务移交给第一军，撤至谷山以东地区集结。我师按规定时间将防务移交给第一军第一师，各级均留有副职担任顾问，协助接防部队作战指挥。
    我师交防后于4月6日拂晓前撤出阵地。部队进到谷山郡之西的林洞、宇油洞、大洞地区集结、休整，并对五个月来的防御作战进行总结，同时担任志愿军机动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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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强袭100高地
　　强袭100高地，是我师在临津江西岸防御作战中，积极贯彻毛主席“零敲牛皮糖”战略思想，主动寻机歼敌，并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最为成功的战例。
    敌遭我不断打击后，士气低落。我师为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在各部队熟悉地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把握时机，采取“以攻为守，反复争夺，攻必克、战必歼”的作战原则，选敌较突出的要点，以偷袭或强袭的手段攻歼敌人。歼敌后，对不利于防守的要点则迅速撤回，对需要坚守的要点，则坚决防守。1952年12月11日，我四二○团、四一九团强袭100高地等敌人的三个要点的战斗，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
　　100高地是一个长约70米，宽不过50米的小山包，位于临津江西岸水郁市北我四二○团的正面，因为敌人占领较久，工事比较坚固。该高地以南1000米处是敌高阳岱东山阵地，两地形成掎角相依，同为敌临津江西岸防御要地。高栈下里新村东北山高地在我四一九团正面。这三个要点离我阵地较近，均为南朝鲜军队防守，是敌人防御阵地前沿的桥头堡，防守严密。我们决心强袭这三个要点。其中高阳岱东山高地在敌纵深；高栈下里新村东北山离敌主阵地较近，夺占后不利坚守，只能在歼敌后破坏其坑道工事，立即撤出；而100高地离我阵地最近，又是战术要点，夺取后应坚决固守。根据地形判断，显然攻打100高地是三点中的重点。因此，我决定于12月11日零时30分，对这三个要点同时强袭。四二○团四连、六连和团侦察排，共13个班，强袭李伪军一师十五团九连（欠1个排）和1个炮兵观测班盘踞的100高地；八连一、三排强袭敌九连在高阳岱东山高地的1个排；四一九团六连4个班强袭高栈下里新村东北山高地的敌人2个班。强袭分队经过20多天的准备，于10日下午分别在阵地坑道里举行了宣誓大会。战士们集体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像宣誓。师宣传队演唱组还专门为这次战斗创作并演唱了《红旗插上一○○》等节目。四二○团孙政委代表师首长，把宣传队用彩绸红纸装饰、有领导题词的光荣弹（用红纸包起来的手榴弹）赠给担任突击任务的干部战士。有的战士没有拿到光荣弹，孙政委当场题字，亲手送给他们。晚9时，强袭分队整队出发。我在部队攻击前的五六天，就一直蹲在第一线四二○团二营指挥所，或来往于高阳岱东山高地和135高地之间，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并根据天气情况，和师团有关人员一起制定攻击计划，确定了攻击时间。我们对战前和战中的指挥工作都考虑得很细致，要求攻击部队务必在11日零时30分打响，速战速决。
　　当日午夜，北风呼啸。美韩军队在大青山脚下的探照灯，射出道道光柱，从东向西胡乱扫动，给夜空和地面投下一抹抹光亮，清晰地照到阵地前被炮火打得斑斑驳驳的积雪。随着探照灯毫无目的的扫动，敌人阵地上的值班机枪时而也哒哒地狂叫，喷出的曳光弹在夜空中划出道道弧线。11日零时30分，担任突击队的四连、六连和团侦察排的战士们同时跃出堑壕、掩体，向100高地扑去。战士们腾身跃起，像利剑、似旋风，无声敏捷地前进。
    按照预定作战方案，攻击部队采取偷袭方式，隐蔽接敌，打响后转为强攻。四连担任正面进攻，六连和团侦察排从侧后两翼迂回。部队没吹冲锋号角，没有攻击前的炮火准备，就像寂静的夜晚一样，一切行动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
　　当四连到达敌防御工事前沿时，被敌哨兵发现，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突击队立即变偷袭为强攻，战士们的冲锋枪一齐向敌开火。盘踞在100高地上的南朝鲜军队，从熟睡中惊醒，匆忙开枪抵抗，有的人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被打死了，有的往工事深处钻。四连迅速冲进敌交通壕，控制了100高地主峰。顷刻间，南朝鲜军队完全被枪炮声震醒，纷纷从洞里窜出，企图夺回主锋。100高地上的枪炮声如同爆豆，根本无法分清敌我。
　　我及时命令守备在121高地的四二○团一营20多挺重机枪和高射机枪，一齐开火，从正面扫射100高地，压制敌人火力点。我师炮兵也一齐开炮，压制敌人的炮群，封锁敌人后方及纵深。为了迷惑和牵制敌人，我还命令与南朝鲜军对峙的7个阵地，一齐向当面阵地之敌开火，进行佯攻和实攻，配合突击部队作战。强袭100高地的四连、六连和团侦察排分别从不同方向攻上主锋，会合后随即按照事先分工，肃清坑道内的敌人。敌人在高地背面一共修了班坑道8个、带盖的藏兵洞35个，正面修筑有铁轨枕木筑成的地堡和坑道式的掩蔽8个，阵地四周架设了4道铁丝网。突击队员就像掏鼠洞一样将敌人一个个地从洞里和地堡里赶出来，负隅顽抗的就坚决消灭。战斗前后仅进行了17分钟，到零时47分胜利结束。
　　战斗进行得如此顺利是与战前的周密侦察分不开的。12月8日，为了摸清敌人兵力部署，四二○团孙绍荣团长带领六连刘玉飞连长和团侦察排一行5人，利用夜暗，潜伏到100高地背后，冒着零下十多度的严寒，卧冰爬雪，一丝儿不动地在敌人鼻子底下蹲守了一天一夜，观察100高地地貌、地形、道路以及敌人带盖掩体、地堡、坑道掩蔽部和相连的交通壕，同时确定各突击队的作战任务。孙团长侦察时看得非常仔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他从敌人扔出的罐头盒或高地的一堆新土中找出一个个藏兵洞……就这样，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共发现35处工事（藏兵洞）。就在四二○团强袭100高地的同时，我还分别组织部队强袭高阳岱东山和高栈下里新村东北山的无名高地。战斗都是在零时30分打响，这两处高地敌人驻兵较少，数分钟内就完成任务。歼灭这两个高地的敌人后，我强袭分队迅速返回。
　　100高地易主后，我估计敌人肯定要来报复，立即命令部队作好应战准备。果然，当天早8时，敌人即以一个营的兵力在12个炮连、30多辆坦克、54架次飞机的支援下，开始向100高地反扑。我随即组织四二○团一营、二营和侦察连，共5个连，与敌人对战，先后打退敌人连续三天的进攻。第四天，孤注一掷的敌人，集中重炮猛轰我阵地，炸弹将阵地削掉了一米多，由标高100米变成99米，但阵地还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中。南朝鲜军队在四天的反攻中，共投入兵力近3000人，进攻23次，100高地6次易主。四二○团毙伤敌1170多人，击毁坦克3辆，击伤5辆，击落飞机5架，击伤4架。我指挥配属炮兵团和各团炮兵连，重点打敌人冲击的坦克、步兵群及敌前沿和纵深炮群，将敌人的炮兵打成哑巴，使得吹嘘炮火优势的敌人不得不发出悲叹哀嚎。据美联社电讯称：“中共军的炮弹把我们的战壕炸得像一块奇怪的墓地，被击毙的士兵们的手臂、腿和头颅，堆积如山。”
　　随我师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在《志愿军》报头版上，以“五十二部（四十七军代号）在涟川西北歼敌千余”为题，对这次战斗进行了详细的报导：西线的战斗比较激烈，10日深夜，我五二部向涟川西北约10里长的战线上向李伪军第十五团3个阵地发起反击，在很短的时间内，最快的打了3分钟，时间长的也只打了17分钟，就全部占领阵地，消灭守敌。计消灭敌人1个连部、两个步兵排、1个火器排和1个炮兵观测所，共252人。我在攻占上述3处阵地后，其中2处攻占后即撤离，另1处位于临津江西岸的水郁市北山（即100阵地），经过4天的争夺，仍为我控制。11日夜里，敌人向水郁市北山（100阵地）炮轰通宵。12日黎明敌即集中全力反扑这一点。一天之内，敌人向这一小小山岭上，打了4万多发炮弹，配合作战的坦克40多辆，飞机55架次，投掷炸弹100多枚、凝固汽油弹80多枚，自上午8时起将近10个钟头内，敌向我连续反扑10次，每次使用4个多排的兵力，有两次攻击并有7辆坦克伴随步兵冲锋，主峰曾6度易手，我守备部队亦进行了6次反击，最后一次在黄昏时分终将从正面和侧翼反扑的两连敌人击退，夺回全部阵地。
　　在这一天的激战中，计歼敌1个营大部，共500多人，击毁敌军重型坦克2辆。从反击战开始到现在，已歼敌1170多人。同日，《志愿军》报头版还以题为《五十二部一夜攻占敌阵地三处，荣获志愿军首长通令表扬》，志愿军首长在通令表扬中说：你部刚刚接防不久，即积极寻机歼敌，而且打得甚好，望继续努力，不轻敌，不急躁，精心研究敌人，不断提高自己，在准备好、有把握、攻必歼的原则下，继续寻机歼敌。同时，志愿军总部还要求我写个总结材料报总部。为此，我写了《强袭100高地等三处敌阵地的体会》上报志司。志司领导审查后，转发志愿军各部队，并送《志愿军》报。《志愿军》报于1953年2月7日全文刊发。现略去战斗经过部分，摘录几点战斗体会：
    一、对敌数点，最好是敌一个团的建制同时进行强袭，是较易成功的战术手段。这种打法不仅可以分散敌之兵力、火力，也使敌短时间内不易辨别我主攻方向，难下决心。此次战斗在打响后45分钟，敌纵深炮火才开始射击，除100高地我以2个班守备准备反复争夺外，其他两点我在打扫战场和撤退途中，都未遭敌炮击或兵力反击，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兵力使用上，应选择一个兵力较多，取胜把握较大的为主要攻击点，如这次以100高地为主要攻击点，对次要各点的攻击，目的在于保证主要攻击点的成功，但决不等于佯攻，也要积极夺取阵地，歼灭敌人。同时强袭数点，可节省炮弹，因目前敌我对峙，打敌一点与打敌数点，需要压制敌火力点数目差不多。此次我消耗的炮弹，比志司规定的标准尚少四分之一。
    二、出击前必须反复潜伏观察，切实查明敌兵力、火力点、副防御布置情况，摸熟地形，具体选择多箭头冲锋道路，是战前重要的准备工作。此次二、三支队（即四一九团、四二○团）都先后派遣干部两次到敌前沿和侧后潜伏观察。三支队长亲自带部夜摸，做到心中有数，交代各班，任务具体明确。摸地形时，要大胆接近敌人，这样越摸越能发现问题。三支队八连摸高阳岱东山地形时，仅摸过第一道铁丝网，就认为里面没有铁丝网，因之我炮火就没有过多破坏里面的铁丝网，以致攻击部队进到敌环形铁丝网时，受到意外的挫折（编者按：各路攻击部队要携带轻爆破火器，不应过分依赖炮火）。摸地形或接敌运动时，要与炮兵取得联系，每分钟以冷炮打一二发炮弹，用炮弹的爆炸声，掩护部队的脚步声。如被敌发现，我炮火即可马上支援。三、强袭一点所使用的兵力，一般与敌相等或多敌一半就够用。因为事先准备充分，而敌之兵力火力却来不及展开，便于我突然以短兵火力接近敌人，一举解决战斗；如兵力过多，反而拥挤，易遭伤亡。打援的兵力也不需要过多，在敌可能来援方向放1个班即可。如水郁市西南小高地之敌，虽离敌100高地甚近，又同是1个建制，但因摸不清情况，不敢出来增援。四、对敌一点采取多箭头突击法，最好在4路以上（编者按：多箭头攻击队形不应呆板规定4个以上，必须根据敌人火力、工事及地形的具体情况而定），可展开我之优势兵力、火力，使敌顾此失彼，只要一路冲上主峰，就可解决战斗。但主攻方向应选择在敌侧后，以便于包围歼灭敌人。此次我分5路强袭100高地，各以4路强袭另两处高地，主攻部队都放在敌侧后，与正面形成包围后，只经3分钟到17分钟的激战，即将3处敌人全部歼灭，绝少漏网。为了保证各路同时打响，应以插敌侧后的主攻方向为准，因为后路到达预定位置较远，若助攻方向先打响，则易被敌发觉我进攻意图，增加主攻部队运动的困难，很难全歼敌人。在各路进攻的同时，可在不同方向采取佯攻，以分散敌之注意力，吸引敌之火力。如此次我即在高栈上里东山向敌打枪、打信号枪，使敌向该处打炮1小时之久。
　　五、在战前一周应组织好临时步炮联合指挥所。步炮指挥员要共同看地形，共同拟出作战方案和各种情况的处置，以保证步炮协同一致。具体区分各炮的任务。破坏射击的程度，应要求达到破坏敌工事70％以上，特别是必须彻底破坏在预定突击方向的铁丝网。破坏后应进行检查，未达到要求的再继续破坏。此次高阳岱东山之铁丝网未彻底破坏，增加了步兵伤亡。破坏射击的时间，应提前数天进行，但要善于变更，不要形成规律，以便麻痹敌人。为防止敌修复被破坏的工事，必须专炮负责监视。此次是提前5天进行破坏射击的，开始时敌夜间戒备加严，等到三四天后，见我每天只是连续破坏并不攻击，又松懈麻痹起来。
　　压制射击的任务，主要是压制危害我攻击部队最大的敌火力点、攻击目标附近之炮火力点，及纵深化学迫击炮阵地。对敌纵深远程炮火，可指定部分压制或扰敌射击之。
　　压制射击应在步兵打响以后，开始即给敌各火力点（预定目标）几个急袭射击，然后以等速射击，掩护步兵打扫战场。对敌可能增援的方向，应组织拦阻炮火。各团、营、连组织阵地上的直射火力，在打响后向敌附近各直射火力点行短距离突然射击，作用很大。如攻击100高地时，组织了×门步兵炮、×门无坐力炮、×挺高射机枪进行直射，×挺重机枪、×挺轻机枪进行近距离直射，这些火器都有具体分工，由专人掌握，将敌附近之直射火力点全部压制住，1个半小时未能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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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防守西海岸，胜利凯旋
　　1953年4月，我一四○师撤出一线阵地后不久，我即奉命调任一三九师师长。一三九师是四十七军建制内的老部队，其前身是1930年10月在江西萍乡成立的红军独立第一师，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后改番号为三五九旅，转战晋察冀边区，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南泥湾大生产；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参加过东北剿匪建政、三下江南、夏季攻势等重要战役。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成立，该师编入十纵序列，为二十八师（后为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南下和入川作战、湘西剿匪以及抗美援朝等重要战役、战斗，辽沈战役著名的黑山阻击战中，坚守主阵地101高地的就是该师，被公认为四十七军主力师。上级调我到一三九师任师长，这显然是对我的信任。我自己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倍加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接任一三九师师长时，部队已从前线转移到谷山郡的花溪地区整训。不久，四十七军就受命到朝鲜西海岸接替三十八军防务，预防美军的登陆作战任务。6月10日，四十七军开始接替原三十八军防务，我师接替一一二师在太香山、南浦里、新里、元兴里地区防务。在交接过程中，双方发扬互敬互让、服从大局、团结友爱的精神，于当日24时前顺利交接完毕。志愿军西海岸防御指挥部给四十七军的命令规定：“为歼灭一切可能向我防御地带登陆与空降之敌，应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于太香山至新里、艾山江口至卧龙山地域，坚守、抗敌登陆，歼敌于海上、滩头。”四十七军将主要防御方向交由一三九师负责。我们接防前是由三十八军主力师一一二师防守。接防后，彭德怀司令员亲自到西海岸太香山我师四一五团阵地视察。他来前没有通知兵团和军里，由我直接到四一五团向彭总汇报。彭总在听完汇报后，为我们介绍了朝鲜战争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搞好海岸防御，决不让敌人从朝鲜蜂腰部的西海岸登陆进攻。彭总还在阵地上与我们一起共进午餐。以前总是听说彭总很凶，但我却感到他很平易近人，吃饭时与战士们一起拉家常，很亲切。彭总亲自到我师阵地视察防备，更加坚定了我们的防御西海岸的决心。我们接防时，防区尚无构筑像样的阵地，因此接防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西海指”和军的命令，选择阵地，确定防御部署。为此，我先带领各团、营指挥员对防御地带，特别是前沿进行全面勘察，具体确定前沿和各支撑点位置部署防御。部队按部署展开后，我就紧接着检查各部队施工情况，完善海防工程。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战争结束。部队开始集中训练，一线分散单位适当收拢，并封闭了部分坑道工事。1953年夏，我师与一四一师换防，改为军预备队，调至肃川铁路以东九里、内洞里等地区进行改装，按照中央军委签发的《国防军编制表》调整兵员，补发武器装备，部队战斗力有了进一步提高。随后，全军开展文化教育，进行军政整训和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大岭河、松石岭大坝遭敌机轰炸，河堤坝被毁，数万亩良田荒芜，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处于饥饿之中。我们得悉后，主动向军里请求承担修建水坝任务。获准后，我师以四一七团为主开始施工，从一里以外炸石取土，肩挑人抬，经半个月紧张劳动，修复了四座水坝，使大部分农田得到灌溉，每年可增产粮食20多万斤。当地政府和人民为了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施工部队赠送了“最难忘的国际友谊”和“中朝人民大团结”两面锦旗。
　　1954年9月中旬，我军奉命将防务交六十八军后，于17日开始乘火车经新义州口岸凯旋回国，归广州军区建制，部队到湖南衡阳、郴州、广西桂林地区进行营建施工和训练。
    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军委决定：由东北军区司令员邓华（原志司副司令员）负责召集参战部队有关人员在沈阳总结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参战部队每个军抽调一至二名领导参加，并由苏联顾问团帮助总结。1954年9月，我由一三九师师长升任四十七军炮兵副军长，后又改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里决定由我代表四十七军到沈阳参加总结。
　　10月，各部队参加总结的人员陆续到沈阳集中后，被编成了战术、战役若干组，分头收集材料。总结一开始，我们就在指导思想上与苏军顾问团发生了分歧。苏联顾问要求我们用苏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模式进行总结。如在总结攻防作战时，分析每平方公里有多少门大炮，多少辆坦克。在总结阵地防御作战时，按苏军条令将防守阵地分成一、二防守地带，再将每个防守地带区分第一、二、三阵地，其距离也完全套用苏军条令。
　　我们认为这样总结反映不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情况。因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是以弱对强，以劣势装备对抗绝对优势装备的敌人，在战斗中避开敌人火力的优势，发扬我军作战勇敢，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机动灵活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在运动战时期的作战中，基本是突然包围敌人，切断其退路而歼灭之，或将敌人诱至预设战场，突然围歼。
　　在阵地对峙条件下的攻防作战中，我们不可能像苏联卫国战争那样，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击，炮兵进行对抗射击。我们的具体战法是以坑道为骨干，以山地为支撑点。当敌人火力准备时我进入坑道，敌人冲击时我出坑道以短兵火器消灭敌人。为防止敌人突破，在主阵地后面设有预备阵地，也是根据地形构筑的支撑点。如果按照苏联的要求，甚至阵地之间的距离都要有严格的规定，第一阵地距离前沿要1.5公里，第二阵地距第一阵地2公里；第一战壕到第二战壕要150公尺等等，非常机械。我们的坦克、大炮在实战中受到敌人空中和地面优势火力的限制，特别是坦克。我们从未有用坦克率步兵向敌人冲击，只是将坦克放在提前修好的掩体内作火力点使用。前一天晚上视察好阵地，利用夜里将坦克潜伏到前沿阵地有效射程内，每辆坦克事先都明确任务。天刚蒙蒙亮，趁敌人还没有准备之时，突然打上三五发炮弹，击毁其坦克或碉堡、火力点等，打完后马上转移到后方，藏在事先挖好的工事内掩蔽起来，以防止敌人飞机、炮火攻击。
　　至于炮兵，在攻防作战中也是临时支援步兵，为了防止敌人飞机和炮火的打击，总是频繁转移阵地。不要说集中成百门炮，一个连的炮都不敢集中在一起使用。当然炮兵集中射击效果最佳。通常以营为单位，18门炮一起射击。但我们没有制空权，一旦集中，美军发现后，飞机、大炮很快就会把我们的阵地炸烂。我们一个连6门炮都不敢集中，常常是分为三组，将2门炮隐藏在山沟里、坑道内。但是，火器分散，并不等于就是分散火力。火力一定要集中，从不同方向、角度集中射击。这些特点都不是美、苏教科书上找得到的。因为他们的长处往往是我军的短处。我们就要利用他们的短处，发扬我们的长处。
    为此，我们经常同苏联顾问发生分歧，几乎是天天争吵。我曾跟苏联顾问说，我们作战时根本不是按照你们的战术打仗，否则早被美帝消灭了。如果按照苏军的经验，白天一公里内集中30～40辆坦克，不用一小时就会被美军强大的火力消灭。此外，在一些小问题上，我们也经常同苏联顾问见解不一。比如我们平时工作或开会，大家总是老李、小张这样彼此称呼。苏联顾问就特别看不惯，他们强调下级见上级时必须喊“报告”、称职务。其实这只是形式问题，并不能因为叫小张、老李，就是没大没小，这恰恰反映了我们部队官兵平等的民主作风，但这一切并不会因此影响下级严格执行命令。对于此事，我们向苏联顾问解释过多次，但总是说服不了他们，他们根本不能理解八路军、解放军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在他们看来这都是游击习气。总之，我们认为用苏军战法总结我军作战经验，不能反映我军作战的特点。但当时中苏关系密切，苏联处处以老大哥自居，我们刚刚建国不久，各方面都还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只能按他们的要求去做。所以，经过一年多的总结，最后虽然定稿，一直没有正式出版，主要原因就是不能反映我军抗美援朝作战的实际情况。
    但是这一年多的工作总结，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首先，我对朝鲜战争有了全面的了解。总结中，我们从1950年10月的第一次战役，到1953年5月的夏季攻势及金城反击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各次战役过程、经验及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从而加深了我对战争全局的了解和认识。我未能参加前五次战役，一直感到很遗憾。这五次战役都是运动歼敌战。通过参加总结补上了这一课。其次，在总结中联系自己参战的实际经历，提高了军事指挥水平。1951年6月我初上阵地时，正是战局对我不太有利的时候。美军司令李奇微研究了我运动战打法，根据我方后勤运输供应不上，部队战士随身携带粮食、弹药，一次战役仅能持续一周左右的情况，改变了战术。在我发动进攻前几日，敌人每日后退30余公里，退到既设阵地防守，这正好是我军一夜行军的距离。当我军赶到时，天已大亮，敌人可得到空军和炮兵支援，使我不易进攻，更不能切断其退路。
　　因此，我第四、五次战役战果不大。我部上阵地时，正是第五次战役即将结束，敌人开始反攻，我军向后撤退的时候。当时我军指导思想还是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运动战的思想，各部队都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致使敌人长驱直入。我感到再这样退下去，敌人就有可能攻到平壤。所以，我师上阵地后就树立了“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决不后退一步”的思想。改变了以往部署，由运动战转为了阵地战，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攻势。我师首先在阵地上挖坑道、猫耳洞，后来在全线推广，成为以后阵地战的主要作战形式。在防守中我师还主动出击，相机将阵地向前推进15公里，取得了较好的战绩。现在看来，这些决定是正确的，作为一个中高级指挥员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就是要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三，通过总结，我系统学习了苏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它虽然不适应朝鲜山地作战，但对未来常规战争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这对进一步提高我的军事指挥能力有一定帮助。第四，参加总结的成员都是各部队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们均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水平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大部分是老同志，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堪称楷模。如六十七军军长齐威同志，五十四军军长蓝文兆同志，三十八军副军长江潮同志，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后来工作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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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入朝作战的体会
　　我从1951年4月率领一四○师入朝作战，至1954年9月回国，在朝鲜度过了三年零五个月。其间三次受领作战任务，与美军王牌部队——美骑一师多次交手，虽然我们的武器装备还不如他们，但我们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他们，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我就感到欣慰甚至自豪。就我个人来说，这是我几十年的战斗历程中最具有挑战性的。我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面对强敌和生疏的环境，有时作战决心得不到直接领导的支持，甚至是反对的情况下，冒着风险顶着压力，适时果敢地做出了后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决定，取得了对战局有重要影响的胜利。
    一是在1951年6月，首先提出了阵地防御的指导思想。志愿军入朝初期的前五次战役，基本上打的都是运动战，1951年6月，志愿军总部确定的也是“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6月中旬，我们师受领作战任务时，是处在第五次战役即将结束，我军后撤、敌人推进的情况下，十九兵团命令我师接替六十五军防务，仍以“积极防御的方针”阻敌继续向西向北进犯，确保我临津江以东阵地安全。按当时的理解，“积极防御”就是运动防御，以一部兵力阻敌一定时间，以时间换空间，然后退却诱敌于我有利地区，再以进攻（反击）消灭敌人。当时兄弟部队介绍情况时谈的也是这方面的经验，他们的作战兵力也是按这样部署的。例如配属的炮兵即部署在远离前沿10多公里的兔山地区，并且还随时准备后撤。
　　当时，我想，接防时的前沿距纵深的市边里城不足20公里，离朝鲜首都平壤也只有100多公里，如果按原来的战法，我们的防御地带，一旦被敌人突破，我军后撤，就会直接使我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甚至会直接威胁平壤的安全。因此，必须守住现有阵地，这是关键的关键。那怎样守住阵地呢？为此，我夜不能寐，反复思考，最终决定：不论上级提出什么样的方针和兄弟部队的做法怎样，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为守住阵地，必须确立“阵地防御”的指导思想。我首先在师党委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强调还要下定“寸土必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会上，虽然也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担心“阵地防御”不符合上级意图，是冒险！但经过充分讨论还是统一了认识。后来经过实战检验，事实证明确立“阵地防御”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必要的。由于确立了“阵地防御”的指导思想，我们没有像兄弟部队介绍的那样，兵力部署前轻后重，而是在第一线部署了足够的兵力，配属的炮兵也相应地从原在临津江以西兔山一带，调整到临津江以东，并选择了多个前进的预备发射阵地。
　　由于确立了“阵地防御”的指导思想，部队一上阵地就不停地加修工事，在堑壕里修猫耳洞，在猫儿洞的基础上，再继续不断地深挖，便形成了坑道，并创造了坑道战法。由于确立了“阵地防御”的指导思想，加强培养了部队英勇顽强、死打硬拼的战斗作风，抗击敌人数倍于我的兵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火力支援下，轮番地集团冲击，与敌反复争夺，即使在剩下一个人的情况下也要与敌血战到底，没有上级命令，绝不后撤半步。创造了在极其惨烈的情况下，外国人认为是“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地“死守”住阵地的“奇迹”，并且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功臣和战斗英雄。
　　三个月以后，即1951年9月，彭德怀司令员在一次作战会议上，正式明确地提出，今后战争的样式主要是“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从而改变了“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样式。这也证明我在此之前提出的“阵地防御”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必要的。
    二是据情决定将防御阵地向前推进5～15公里。我师接防以后，依托阵地防御，经过几次粉碎敌人的试探性进攻，使敌人的主力未敢继续推进。经侦察和捕俘了解，敌人白天进攻未能得逞后，晚上便撤回数公里至10多公里的阵地防守，敌我之间出现的缓冲区比较大，且敌人的前沿阵地防守也不够严密。同时又了解到敌可能于8月3日换防（美骑一师接替二十五师，美三师接替土耳其旅）。我认为这是难得的好战机，便据情决定将原防御阵地向前推进，攻占敌部分前沿阵地，改善我之防御态势。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和部队的英勇作战，推进获得了成功，一举攻占敌夜月山、天德山、272高地等一线阵地。右翼四二○团推进5～10公里，左翼四一九团推进15公里，进逼铁原以西涟川以北，直接威胁敌前沿及铁原至涟川的交通运输安全。不但扩大了战场空间，在改退为进中夺取了四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还完全改变了我背水作战的局面，为准备中的第六次战役和后来粉碎敌人“秋季攻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推进，也就不可能有后来在粉碎敌人的“秋季攻势”中的激战4昼夜毙敌800的“天德山英雄连”，以及345.6高地顽强防守、上浦坊南山歼敌建制整连等战例，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推进前的敌人阵地或缓冲区。
　　虽然，后来敌在发动“秋季攻势”中夺占了夜月山、天德山、272高地等要点，前进了4～5公里，但直到停战划分军事分界线时，也只占去我所推进占领缓冲区的一半。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一个重大胜利。然而在当时决定向前推进时，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一方面是因还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上级只是要求确保临津江以东阵地安全，并且还交代过，如遭敌大举进攻守不住时，部队可以退过临津江，在市边里一线组织防御；另一方面，也担心如攻占敌前沿阵地不成或在推进过程中遇敌大规模进攻，就有可能使我军遭受难以想象的损失。但我认为作战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利的战机必须及时抓住，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中高级指挥员，要积极主动，勇于承担责任，遂果断地定下了决心。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当时有位领导还是气愤地批评我擅自做出的决定，说是破坏了准备发动第六次战役的大局，甚至还说，你这个师长还想不想当了。直到志愿军司令部对推进做出了充分肯定，并给予了表彰，原来批评我的这位领导才消了气。
　　三是坚定地指挥345.6高地的防守和适时地组织后撤。345.6高地是在粉碎敌人“秋季攻势”中，打得最为艰苦、最为惨烈，也是战果最大、敌人视为畏途的一个典型战例。一三九师四一五团于8月25日接替我师四二○团的防务，归我指挥。该团同样按“阵地防御”的指导思想积极加修阵地工事，顽强固守每一个阵地。虽然9月23日一三九、一四一师接替我师防务（四一五团回归一三九师指挥）。但他们也都同样按“阵地防御”的指导思想和“寸土必争”的原则，抗击敌人在“秋季攻势”中发动的疯狂进攻。
　　10月10日我师再上阵地接替一三九师防务时，也是敌“秋季攻势”正疯狂之时。345.6高地及其附近阵地先后由一三九师四一五团和我师四二○团防守，是敌人特别是美骑一师企图通过进攻占领驿谷川畔的主要目标，因此，敌人对该地区的进攻运用的兵力、火力最多（美骑一师整师、数十门火炮和几十辆坦克以及大量的航空兵），进攻的手段也多（用炮兵航空兵火力对我阵地进行毁灭性轰击，坦克掩护步兵轮番的集团攻击，火力假转移、假冲击、坦克迂回包围、夜间偷袭等），但其进展甚微。10月18日夜3时，我主动撤出345.6高地，在其后阵地继续防守，敌人远未达到将战线向我方推进10公里进占驿谷川畔的目的，却付出了1.4万余人的代价。在10月10日以后，345.6高地战斗的日日夜夜中，包括10月12日四一八团在上浦场南山歼敌一个建制整连的战斗中，以及在其后鱼积山里南山反击战中，我都一直实施着坚定的指挥，特别是在组织四二○团防守345.6高地的分队撤离时机的掌握，与撤离的组织上，我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虽然撤出了345.6高地是经过上级批准的，但时机掌握不好或组织不好，也会遭受很大损失，如撤离过早，敌人会乘势投入更多的兵力开展进攻，夺占我更多的阵地。如果撤离过晚，就有可能人和阵地皆失，因为当时的兵力已没有能力抵御敌人在天亮以后的再次进攻。由于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又加上组织严密、交代具体，因而做到了圆满撤离，包括伤员、牺牲同志的尸体以及武器弹药，全部撤回，并且未让敌人察觉，天亮后，敌人还误认为345.6高地上还有我防守分队，又实施了猛烈的火力袭击后，才小心翼翼地爬上345.6高地。
    四是周密组织指挥了100高地争夺战，创造了在敌我阵地对峙的情况下组织战术性攻击，夺占敌人要点的经验。100高地战斗，是我师1952年11月接替三十九军一一六师防务一个多月后进行的。当时敌我阵地对峙，相距仅几百米至1公里，为寻找战机主动歼敌，在我积极组织小分队活动，在缓冲区设伏歼灭敌侦察巡逻分队或多次偷袭敌突出的警戒阵地，积累了经验，并通过不断组织侦察掌握敌人活动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是我师组织战术性进攻（反击）的一次成功尝试。先于夜间成功地攻占100高地，全歼守敌100多人，又接着打退敌营连规模的20多次反扑，仅以伤亡20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170多人、击毁击伤敌坦克8辆、飞机9架的较大胜利。我总结的攻歼100高地经验，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重视，《志愿军报》上全文发表，对以后部队的阵地攻击作战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后，1953年3月，我们军第一四一师所组织的上浦坊东山即“老秃山”攻坚战中，就吸收了100高地战斗的有益经验，并取得了很大成功，歼灭了更多的敌人。回顾上面这些，并不是想说明我个人多么高明、功劳多么大，就我个人来说，也只不过是多年来学习马列、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多年实战经验的积累与发挥罢了，再就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指挥员的政治责任感，促使我不得不勤于思考，亲自到第一线勘察、组织侦察，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敢于承担风险，抓住战机，适时定下决心和组织指挥。在想到这些时，我绝对没有忽略上级的领导、指挥和领导班子的团结与支持，以及部队广大指战员高度的政治觉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没有这些，我的想法再好、指挥能力再强，也无法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实现我个人的人生价值。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几点是：
    一、组织上的信任和班子的团结是我能顺利完成指挥任务的重要条件。入朝前，我从一个团长，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连续提升到师的主要领导岗位，并且调整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担任副职，这就为我大胆开展工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我们师的领导班子是非常团结的，特别是师政委赵平同志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甚至在有些问题上主动为我承担责任。作为一个指挥员，能得到上级的信任和领导班子的支持是非常幸运的，这不仅使我感到心情舒畅，能集中精力考虑作战问题，还使我更加自信，在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敢于定下决心和大胆地实现自己的决心。二、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是实现指挥员决心、完成作战任务的重要因素。我们受领作战任务之初，就对部队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号召部队打好出国第一仗，向祖国人民报喜。随后，又不断根据作战任务和当时情况，适时提出新的口号和组织必要的活动，如开展构筑工事和消灭更多敌人的杀敌竞赛战场立功活动，开展战场宣传鼓动送光荣弹（手雷、手榴弹）活动、开展神枪手、神炮手活动，及时印发捷报，宣扬构筑工事的先进模范人物和作战功臣英雄的事迹等等。在与敌对峙的情况下，还积极开展了瓦解敌军的工作。这些对鼓舞斗志，保证作战任务的完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各种保障和后勤供应工作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战中的各种保障包括侦察、通信，对核生化武器的防护、工程、交通等等。这里我要着重介绍侦察和工程保障在我师的三次作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师三次受领作战任务，都是侦察先行或与指挥员一起先于部队进到受领作战任务地区进行侦（勘）察，了解情况。侦察分队还要到阵前侦察、捕俘，察明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正确决心和组织指挥，在与敌对峙的情况下，师团观察所的观察员也主要由侦察分队担任。在粉碎敌“秋季攻势”前，我师将阵地向前推进5～15公里，侦察分队抵近侦察所了解的情况，是我定下阵地向前推进决心的重要依据。100高地攻歼战成功的组织与实施，是与之前的反复周密的侦察，包括指挥员夜间深入到敌阵地前（侧）的侦察密不可分的。我师三次受领的作战任务都是防御作战，我们又确定“阵地防御”的指导思想，因而构筑阵地工事和做好工程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师第一次接防时，防御地带内基本上还未建立起防御体系，也几乎没有修什么工事。我们接防后，我常亲自深入一线分队检查，指导兵力部署、火器配置和阵地构筑，要求前沿各阵地尽可能地建立环形防御阵地，利用一切时间抓紧抢修工事，特别提出要树立长期坚守，以阵地为家的思想，要求各阵地构筑各种火器的正射、侧射和隐蔽射击的各种掩体，防敌炮击的避弹坑、猫耳洞，以及要修筑休息和储存弹药的地方。而且我们还不断地检查和交流修筑工事的经验，并进一步要求把修筑的短洞发展成坑道，各掩体、堑壕、交通壕与坑道相连。经三个多月的不断加修，即在敌发动“秋季攻势”之前，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体系，各主要阵地还构筑了有坑道、掩体、堑壕、交通壕相连的各种战斗设施和生活设施。在防御地带内则主要修筑多种炮兵、坦克向前机动及后勤供应的道路（急造军路），在临津江上修筑了水面下桥，还采取了许多伪装措施，修了一些假阵地、假炮兵发射阵地，以欺骗迷惑敌人。在临津江西岸与敌相峙阶段的阵地防御中，主要是不断加修坑道、交通壕和抢修被敌炮兵、航空兵破坏的道路和工事。这些，在作战中，无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师在朝鲜的三次作战中，属于在异国以劣势装备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作战，所需作战物资不能像过去在国内作战那样，可以就地取之于民、取之于敌。在那里既不能就地进行补充，而且又是在敌人强大的航空兵和炮兵火力对我后勤交通进行封锁、破坏的条件下作战，后勤供应与保障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特别是1951年夏秋，正赶上朝鲜北方多年不遇的暴雨灾害和美军对我后方交通线实行大规模空中封锁的“绞杀战”，困难更大。但我后勤战线的官兵，经过精心组织、顽强奋战，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仍然较好地保障了武器、弹药、各种装备以及施工所需的各种器材、物资的供应和伤员的转送，有效地保证了全师作战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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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在广州军区的十五年
1、回军任职，主管军事训练工作
　　我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编写委员会的工作于1955年7月结束。后我被任命为四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这时才回到湖南衡阳军部正式到任，主管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是军队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各单位都是第一把手亲自抓训练，但当时四十七军军长张天云同志身体不好，另一位副军长刘兴隆又分管别的事情，因此领导军事训练的重任主要落在我的肩上。当时，部队回国不久，多数单位主要搞营建，有的还搞国防施工，在军事训练上同广州军区范围内已经过几年正规化训练的兄弟部队比较，我们军的训练水平相对地落后一些，当年全军战术训练仅总评为及格，而射击训练则总评为不及格。从1956年开始，全军每年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建制团，和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建制连队执行全训任务。军政训练的时间是按七比三或六比四的比例进行的。军事训练又主要突出射击等技术和连以下分队的战术训练。按照训练总监部颁发的训练大纲的要求要完成规定的指标，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所以当时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军不得不做出较大的努力，而我作为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军长理所当然地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我们用了比较大的力气，首先是抓军事训练的思想发动（政治动员）和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其次是在训练预备期中大抓教学法集训，使各级主管训练的干部和班长以上的骨干首先学会并掌握将要进行训练的内容和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法集训，每年春都由军或师及各团分别组织进行。例如1956年春节前，军就在衡阳江东招待所组织了全军连以上干部的教学法集训，由各师师长亲任连长。重点解决了班排分队战术和射击等技术的教学法问题。尔后各团又组织班以上干部的类似集训。从而使各级干部基本上达到了当时军委训练总监部所强调的“按级任教”的要求。各级分管训练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能亲自动手备课、施教。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在狠抓对部队训练检查指导的同时，也抓紧了干部自身的训练——首长司令部训练，即学习本级和上一级的战术原则、组织指挥和有关的军兵种知识等内容。我们每年都完成160～180小时的指挥员训练和参谋训练。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渐改变了我们军在军事训练方面的被动局面。1956年部队的射击训练和各兵种的专业训练达到了良好水平。战术和共同科目训练也达到了及格以上水平。1958年全年步兵武器射击的第一、二、三基本练习、夜间射击和单枪战斗射击均总评为优秀。在此期间我还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的函授学习（每年集中三个月时间面授，在工作岗位上完成规定的读书内容和作业）。
    按照总部和广州军区的要求，各级领导都把军事训练作为中心工作来抓，部队训练的热情也很高，训练内容也逐年增多。例如1955年、1956年部队步兵武器的射击训练只进行了基本射击第一、二练习，战术只训练到团。而1957年、1958年步兵武器除完成第一、二、三练习和夜间射击等基本射击训练外，还进行了战术射击训练，战术也进行到师。特别是1957年野营拉练时，军还组织一三九师进行了实兵实弹的战术演习，这次实兵演习也是广州军区的重点探索课题。规模较大，军除组织本军一三九师（包括一四一师一个团）和军炮兵团等单位参加外，军区还加强炮一师的两个团、四十二军的坦克自行火炮团、舟桥八十四团一个营、军区防化营的喷火和烟幕分队，还有少量飞机配合，训练和演习内容主要是组织与实施在核武器条件下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等，目的是为探索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战斗行动与组织指挥。因而演习的课程就是《加强步兵师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为了搞好这次演习，军区和军都十分重视。军党委和军首长分工由我来具体组织领导。因而我对这次工作一开始便抓得很紧。几乎是提前半年就到演习地区附近的桂林步校成立了导演部，由我亲自领导并利用沙盘作业、图上作业和现地训练等方法，对导演人员及调理人员进行培训，反复多次地进行推演。充分的组织准备工作，对保障部队实兵演习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正式演习于12月上中旬进行，分为考核演习和示范演习两个阶段。考核演习于12月3日开始，参演部队在驻地受领任务后，火车输送至桂林以北预定地区集结，指挥员受领任务，组织战斗，按时发起攻击，进行现地推演，用时十天。示范演习于12月14日开始，军区组织团以上干部参观见学。参演部队采取先分段战术作业，尔后在空军和炮兵配合下进行实兵实弹演习。这次演习不但使参演部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而且使军区部队特别是我们军各级指挥员、参谋人员战术训练的组织指挥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虽然演习中也有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对部队整个训练水平的提高还是主要的，为诸兵种合成训练走向正规化建设还是非常必要的。部队经过这样连续几年的磨炼，训练成绩逐年上升，许多基础科目由1955年的不及格到及格，再到良好，甚至跃为优秀以至“全能全优”。
    1960年，为了落实和贯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在部队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的同时，我们军在训练中又强调和重视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破除迷信和教条主义，坚持以我为主，开展传统练兵；狠抓了战术、技术和基础训练，重视应用训练，苦练了近战夜战本领；各级干部亲自任教，大胆实践，与战士一起摸爬滚打，使训练质量不断提高。5月，军组织90余人的训练考核团，在军长李化民和我的率领下，分别对第一四○师和一四一师进行了考核。共抽考了150个班，其中优秀130个班，良好27个班，及格2个班，不及格仅1个班；抽考77名干部，其中优秀59名，良好17名，及格1名。无论干部、战士考核成绩的优秀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当然，在军事训练实践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学习苏军经验，在某些方面有生搬硬套和搞形式主义的现象，在纠正过程中，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又挫伤了一部分军事干部的训练积极性等。通过这个时期军事训练工作的实践，使我有如下一些深切的体会：
    首先是学习、借鉴苏军经验，必须结合我军实际，保持我军的优良传统。对学习、借鉴苏军经验，我是拥护的，但对当时的某些做法却是有不同看法的。当然，在行动上由于受组织原则的约束还是贯彻执行的。建国初期，我军相继建立了新的军兵种，武器装备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迫切需要进行正规化的训练。由于我军当时尚缺乏正规化训练经验，且我军自己的合成军队作战经验还是不足，就是有也有待系统的总结。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学习借鉴苏军经验，翻译苏军条令、教材，聘请苏军顾问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我是完全拥护的。但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我又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一是苏军顾问中虽绝大多数都工作认真负责，但他们中不少人却主观傲慢，不太尊重我们中国同志的意见。我在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编写委员会工作中，就曾与苏军顾问有过接触，也有这方面的感受。当时在编写委员会的苏军顾问负责人是一位中将，他硬要我们按照他们的伟大卫国战争即苏德战争的经验来总结抗美援朝的战争经验，因为两者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但他仍要坚持，为此邓华同志还做了不少调解工作。
　　1957年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陪军区顾问团来四十七军检查训练工作，首席顾问拉维雅金中将，提出要考核军区、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的实弹射击，因为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的成绩不很理想，黄永胜没有打上靶，我打得还比较好。拉维雅金当即拉着我对黄永胜讲：“他可以提升为军长。”黄永胜则开玩笑地说：“那我没打好该撤职了吧？”拉马上说：“你眼睛有病，打不好不能怨你。”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苏军顾问的主观和把领导干部本身的训练水平看得过重，亦即过分强调了“按级任教”，而忽视了干部的全面素质和在训练中的群众路线。二是对苏军当时的作战理论、原则、特别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理论、原则，我认为是比较先进的，一些理论数据、计算方法也是比较科学的，但多适用于敌我双方作战装备优劣相差不大、在中等起伏地地形上作战的情况，并不完全适用于一切情况。苏军条令、教材上有些规定也过于机械，缺乏必要的灵活性。
　　苏军顾问在检查指导部队训练时也要求过严，抠得过死，例如冲击时要端枪前进，散兵线要求间隔6～8步，顾问检查时亲自用步丈量，多几步少几步都认为不行；从堑壕跃出冲击，连挖几个踏脚孔，冲击时先出哪个脚都不能搞错……。因此在训练中出现了一些照搬照套苏军经验的教条主义现象，部队也有强烈反映。为此，1957年1月在广州军区训练工作会议上我曾提出过意见，后来又撰文向《八一杂志》和《解放军报》投寄。但在组织原则的约束下，我还是强调了要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按条令、教令、教材实训。1957年底组织139师的实兵野营拉练和进攻战术演习时，在情况设置上基本都是按当时的条令、教材，有意选择在中等起伏地上实施的。但在具体组织上如重视夜间活动、组织对空对地面的警戒、加强小分队的活动等，也尽量吸取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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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奉调广州军区任副参谋长
　　1960年7月，我被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任副参谋长，负责协助军区领导抓军事训练工作。“反对教条主义”以后，1957年至1958年上半年，全军对如何学习、借鉴苏军经验问题出现了不同认识，在军内报刊上也登载了一些领导同志的不同观点的文章。一种观点认为学习苏军经验必须结合我军实际，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苏军经验是好的，就是要先学到手再考虑如何灵活运用的问题。因此，在部队训练思想中也产生了一些混乱。1960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少而精”的训练原则。同时强调训练必须与战备紧密结合，各步兵部队应结合战场实际，重点研究解决技术上“打得准，联得上，开得动”和战术上“合得成，摆得开，捏得拢”的问题。
　　总参谋部在1961年颁发的训练大纲中，将训练内容作了精简，减少了理论基础科目和师以上规模的合练及演习，突出了战备应用训练。在技术训练方面，主要进行单兵、单炮、单车的战斗动作训练和小分队的战术训练等；强调精讲多练，苦练二百米内的硬功夫。我作为军区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参谋长在工作实践中主要抓了以下几点：
    一、认真贯彻军委总部的训练方针和原则，探索“以我为主”的训练规律。
    我到军区工作以后，就不断深入部队，在训练实践中同机关、部队的同志一起调查研究，探索贯彻军委总部训练方针、原则的办法和“以我为主”的训练规律。1962年2月2日，我在军区党委会议上的发言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当时对军事训练工作的认识和我在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我在发言中肯定了1961年全区军事训练的主要成绩，总结了军事训练的基本经验，并对1962年军事训练主要抓什么和怎么抓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和意见，我在总结经验中强调党委抓总，第一把手管训练是加强对部队训练的领导，贯彻“少而精”方针，提高训练质量的关键；在部队训练方法和训练作风上，我提出要实、要活、要严、要钻，练字当头，苦练精兵；在训练计划制定上则要上下结合，留有余地，突出重点，照顾一般。我还提出解决好如何正确认识和贯彻“少而精”的训练方针，正确处理战备训练与正常训练的关系，学与用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训练指导思想。这些认识和意见都是我通过训练实践的深切体会，从客观规律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基本经验，因而也得到了军区党委的肯定，并要求全区部队和院校在训练实践中认真地贯彻执行。
    二、抓紧对干部的培训，使正确的训练方针和训练指导思想得以贯彻落实。
    有了正确的方针和指导思想，能否在训练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干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军区在训练中是非常重视对干部的培训工作。除要求军、师组织好对干部的培训（团重点培训班长）外，军区也曾多次组织团以上干部集训，比较重要的有1962年5月的湖南车江（四十七军一三九师驻地）集训，1963年2月的广东馒头山（四十一军一二一师驻地）集训。这两次集训都是在军区首长的领导下，由我具体组织实施的。我们把参加集训的军、师、团三级干部，按连排班编制组织起来，由我担任连长，大家过连队生活，像连队干部战士一样的训练和管理。车江集训主要解决统一训练指导思想，改进训练方法和严格养成教育三个问题。按照我军的传统练兵方法，参照苏军有用的经验进行实训。
　　射击训练从基本射击到战术射击、战术训练从单兵到班排连等科目，怎么训练的方法问题，在集训中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就是在这次集训中，听说南京军区在群众性练兵活动中涌现出一个具有把我军传统练兵方法加以创新发展的郭兴福教学法。我们就立即与南京军区联系，邀请该军区十二军一○○团第二连连长郭兴福同志带着这个班，来车江为我们军区集训的团以上干部作表演。这样，我们军区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实际上要比总参后来向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早了两年。馒头山集训则主要是解决全区部队怎样加强夜间训练和防御战术等问题。通过集训，首先提高了团以上干部对夜间训练重要性的认识，并进而在摸爬滚打的实践中，解决了夜间训练的训练内容、训练方法以及防御战术的原则和藏（躲）、打、杀、反等训练思想问题。为了更好地将部队的训练与战备工作紧密结合，1964年8月，军区又组织4个战备值班师的626名连以上干部到海南岛的吊罗山体验山岳丛林地区的行军、宿营、战斗和野战生活，解决了部队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走、住、防、联、打的问题。使部队的训练更有针对性，也更加深入扎实。为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的训练能力和管理教育能力，加强基层建设，军区还在1963年用半个月时间在桂林47军141师驻地组织召开了连长、指导员经验交流会。这些措施对解决当时部队训练和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训练质量和干部的行政管理水平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为了提高干部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我们在军事训练中还十分注重抓干部司令部的军事理论和组织指挥的训练。1960年后，部队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军区又组织了几次团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军兵种知识的集训。特别是通过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集训，使全军区的中高级干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有关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解，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也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来指导我军的建军和作战。我在组织集训中由于自身过去在建军作战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深厚的情感，因而在工作中我是狠下功夫的。1961年5月，我军新的战斗条令颁发后，我们又组织全区干部对新战斗条令的学习。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的进一步深化。军区还根据军委“少而精”的训练方针，狠抓了团以上首长机关的训练和演习。1960年至1962年结合战备方案只进行规模较小的实兵演习。1963年至1964年军区则分别组织了军区、军（省军区）、师三级首长机关率部分实兵的战役演习。结合作战预案，按照我军的传统战法并参考苏军经验组织实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例如1963年秋，军区在广西柳州组织的反空降战役演习，参演的各野战军和省军区，均按军区要求，由军政第一把手率领导班子和指挥机关，在预定作战地区进行了持续两天两夜的演习。其演习规模，参演领导干部的到位率和逼真程度，都是军区历史上少有的。
　　三、改革训练方法，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
　　1958年“反教条主义”以后，在总结“按级任教”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逐渐恢复和发展了我军群众性的练兵方法，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即按级任教与专长任教相结合的传统练兵方法，从而调动了广大官兵的练兵积极性。1962年，中央军委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骚扰活动，向全军发出了“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我们军区从实战需要出发，为适应东南沿海和印支半岛两个作战方向的需要，又狠抓了部队技术战术的基础训练，近战夜战的训练，以及渡海登陆作战和特种地形条件下的适应性训练。1963年，军区又根据现代战争特点和要求，狠抓了专业兵种的技战术训练。并于8～10月先后组织炮兵、通信、侦察、防化等兵种参加的“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的大比武。各兵种部队互相交流了经验，进一步推动了练兵热潮。1964年元月，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元帅的建议，又向全军发出号召，立即在部队中推广南京军区的郭兴福教学法。广州军区积极响应，再次邀请郭兴福及其教学示范班来广州军区部队表演、传授经验，并在全军区内开展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各军、（省军区）师（军分区）参照郭兴福教学班表演的思想和方法，结合各军、兵种和专业分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都培养了自己的典型，并组织巡回表演。这些先进典型的大量涌现，基本上都成为了各单位的尖子班、尖子分队。为了检查、观摩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效果，检阅群众性的练兵成果，同时也是为参加总部组织的全军大比武做准备，军区于5月，组织了9个步兵连和21个炮兵连的建制连比武。6月底至7月初，又在湖南耒阳（四十七军一四○师驻地）举行了尖子班汇报表演、比武大会和选拔赛。各军、省军区和军兵种共有137个建制班、1902人参加表演和比赛。
　　这些尖子班、尖子个人的表演，不仅反映了他们较高的技战术水平，部队勤学苦练的精神和过硬的思想作风，而且也反映了我们军区认真贯彻军委训练方针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表演项目中，还有不少是属于部队发明创新的成果，表演受到了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参观者的普遍好评。在接着于8月参加的信阳、济南全军大比武中，广州军区共获得一、二、三等奖288个。其中的夜间训练科目、一四一师侦察连的武装泅渡（在44分钟内泅渡1000米水面，并做潜水、水上防空等动作，在接近对岸时对20个目标进行实弹射击，消灭了19个），四十七军通信营一个通信班武装潜渡黄河（沟通联络，仅用313分钟）、工程兵表演发明创造的“抛射法架设徒步吊桥”等项目，均受到了军委总部的赞扬与褒奖。叶剑英元帅和陈毅元帅在两地分别看了比赛和表演，看后都给予了赞扬。
　　练兵大比武活动，对推动群众性练兵运动，对培养典型、养成刻苦钻研、勤学苦练技术战术的良好风气；对技术基础训练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某些单位拼凑尖子、搞花架子等形式主义和过分偏重技术基础训练，忽视其他课目训练的偏差。这些虽然是少数单位的个别现象，但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军区也采取有力措施进行了纠正。
　　我那时年纪还算较轻，身体又好，精力充沛，加上军区领导对我又是大胆放手地使用，因而，我总是不知疲倦地积极工作。不是身临部队训练第一线，便是亲自组织和领导比武竞赛等活动。脑子里成天都在思考有关训练的问题，决心为军区党委和军区首长当好参谋，当好助手，搞好全区部队的军事训练，使之走在全军的先进行列。
　　然而，正当军事训练，特别是群众性练兵形成高潮之际，1964年底林彪出于其政治上需要，派他老婆叶群带工作组到广州军区一二七师一个连队进行所谓调查研究，认为军事训练搞得过于突出，影响了政治教育。林彪则借机夸大全军军事训练中出现的某些重大问题，认为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强调军队建设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在教育训练中应压缩军事训练的时间，压缩军事训练指标。就这样，正在持续发展的军事训练高潮被压了下去。使1965年及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军事训练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和影响。

老八路

3、组织东南沿海作战前指和赴越南老挝进行战场勘察
　　1962年部署粉碎蒋军阴谋窜犯大陆的战备活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台湾当局乘大陆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之机，在进行小规模骚扰破坏的同时，积极进行战争准备，阴谋窜犯大陆。为此，中央军委于1962年5月下旬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粉碎蒋军窜犯大陆的准备工作和确定采取的措施。中共中央于6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准备粉碎蒋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广东毗邻福建，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广州军区立即组织了东南沿海作战的前线指挥所，由当时的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前指司令员，指定我担任前指参谋长，临时抽调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以及各军兵种部分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精干的前指工作班子。前指组成后，即在珠江宾馆集中工作和学习。在我具体组织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敌情研究，掌握敌人动向。除重点研究蒋军现有兵力、编制体制、作战特点，特别是其登陆作战的特点外，重点加强了对美蒋军现实情况和动向的研究。为此，我专门指定主管情报的参谋人员及时加强与总参和军区各有关情报部门的联系，并建立了每日必议的敌情研究制度。
    二、制定机动作战预案，组织前指演习拉练。根据敌可能实施登陆的地区和兵力，及我可能投入作战的部队数量，前指在研究和熟悉战区地形和海岸情况的基础上，拟制了粉碎蒋帮窜犯大陆的初步作战预案。根据预案的设想，我又率领前指人员、车辆并携带通信指挥工具，在广州至粤东之间地区按战时指挥要求，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拉练。其间，我们组织了指挥所的开进、防空、展开和转移等演习。以检验和提高前指的组织指挥水平和机动能力。
　　三、组织拟参战部队主官入闽进行战场勘察。为立足主动，军区设想，一旦蒋帮在福建和粤东以大规模兵力登陆，除组织粤东地区现有的两个军参战以外，还要调战役预备队第四十七军入闽作战。为此前指又组织该军军师长于6月15日至6月底，进入福建漳州、厦门、泉州地区进行战场勘察。行前，我在珠江宾馆亲自向李化民军长等人介绍了敌情背景和军委的决策与军区的作战意图。
　　四、具体掌握和熟悉参战部队的备战情况。各参战部队于5月底进入紧急备战，在前指的督促下，将分散在外执行生产、施工任务的部队及时进行收拢，并按照战时编制进行整编，补充兵员，调整武器装备，进行战备思想教育，抓紧临战应急训练等。从而进一步熟知了部队的战备水平。通过以上这些工作，前指已基本上建成一个机构健全、业务熟练、机动灵活、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精悍的指挥机构。由于我们充分的备战活动和对敌之阴谋公开加以揭露，进而迫使蒋帮不得不放弃大规模军事窜犯的冒险计划。8月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恢复经常性战备状态的指示，前指的工作随之结束。但这次紧急战备活动，无论是以对军区部队、机关还是对我个人来说，都经历了一次极重要的、近似实战情况的锻炼，其经验是宝贵的。
　　赴越南老挝进行战场勘察。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武装干涉不断升级，不仅加剧了亚洲的紧张局势，而且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安全。1964年8月5日，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连续轰炸越南的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当时，周恩来总理和人民解放军罗瑞卿总参谋长分别致电越南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表示中国的关注和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支持。第二天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经与越南方面协商，决定由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组织有可能执行援越抗美任务的部队军师指挥员和少量参谋人员到越南、老挝境内可能作战地区进行战场勘察。两个军区共同组织一个勘察团，昆明军区由副司令员陈康带队，广州军区由我和政治部副主任陈发洪带队。总参指定陈康为团长，我为副团长。广州军区的成员有四十七军的军长、一二七、一三九、一四一师的师长、军区的炮兵司令员、工程兵主任和有关的作训处长共30多人，于1964年8月赴越南北方勘察地形，历时两个多月。
　　勘察过程中，我们首先听取了越方当地的驻军对预定战区地形、道路等情况的介绍，参观了越军部队阵地和工事构筑。尔后我们又率勘察组在越方有关人员引导下，进行实地勘察和图上对照，并在各主要的战役战术要点上，根据地形和道路特点，研究了我军一旦受领中央军委赋予援越抗美作战任务后，部队行动的主要方向、进出道路和作战手段等初步设想。在越南北部预定战区勘察结束后，根据军委和总部的要求，我们又用了几天时间对老挝靠近越南的相关地区进行勘察，以便战时参战部队实施大范围的机动和利于与昆明军区入越作战部队的密切协同。通过历时80天的实地勘察，使拟参战部队的主要指挥干部初步熟悉了越、老战区的地形特点，了解了当地人民风俗习惯。为部队准备执行援越抗美任务创造了必要条件。1965年5月，我被调回四十七军当军长，1970年随部队调防西北，离开了广州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