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秦镜回忆录：征尘岁月》

老八路

第十五章 开辟兴化（下）
  


    日伪军在“清乡区”的血腥暴行，激起了“清乡区”人民的无比愤恨，增强了与日伪斗争的坚定性与顽强性，他们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积极配合与支援我主力部队打击日伪军，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张沙乡民兵队长张“铁头”，得知日伪军到他家威胁他母亲叫他马上去自首，否则就要烧掉他家的房子，杀掉他母亲的消息后，第二天晚上便悄悄地回家烧掉了自己的房子，接走了母亲，并留话给敌人说：“有本事你们就来找我，看到底谁杀谁！”
　　在日伪严密封锁和反复“清剿”的情况下，我四分区军民依靠党的领导，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内线外线密切配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实击虚，机动作战，积极开展反“清剿”反封锁斗争.
　　在日伪“清剿”前夕，我主力七团与南通警卫团还先后打进了南通、如皋公路上的要点“唐家闸”，袭击启东重镇“聚星镇”，平毁古坝等据点。在双甸至岔河、马塘至掘港、林梓至白蒲公路上伏击来回调动之日伪军，挫乱了日伪军的部署。赵一德率领的短枪大队，深入敌后，杀汉奸、杀特务。各地短枪队也由主力部队抽调出大批干部、战士加强力量，打的敌人魂飞胆丧。
　　一天，天空中乌云翻滚，刮起东北风，我们老七团全团集合在村外一块空地上，听粟裕师长讲话。
　　粟师长讲话内容是动员我团西进，以战斗胜利打开兴化、宝应地区的局面。他正在讲着，忽然下起了雨来，警卫员撑起一把雨伞，要给粟师长遮雨。他赶忙用手势制止，照样讲下去。他的讲话深受干部战士欢迎，他喜欢用生动形象的例子来阐明他的观点，深为干部战士信服。
　　雨越下越大，警卫员看着实在不忍心，又用伞替粟裕师长遮雨，粟师长又用手一扬，坚决不用。他演讲的声调越来越高，越来越激昂。我们虽然也浑身淋湿，但我们的情绪被粟师长那种以身作则、官兵平等的精神所感动。他，真是一位好首长！我掉过头来看看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激奋，昂着头，两眼盯着粟师长，听得非常入神。
　　为了配合粉碎四分区的“清乡”，粟师长来讲话，就是动员我们西进兴化、高邮、宝应地区。一方面开辟巩固该地区，另一方面是找敌人较薄弱的地区，打击牵制敌人，以达到更有利于我方斗争的目的。
　　接着兵分三路，七团参谋长俞炳辉带三营向西挺进宝应地区，政治处主任蒋新生带一营和二营五连紧跟西进兴化地区，团主力转移到盐城地区。
　　我们一营进入兴化地区后，我发现该地区真是中国标准的水网地带，河网纵横交错，河宽大的有几十米，小的也有十来米，可说是无处没有河。桥、路都非常难行，桥最宽不过40至50公分，没有任何扶手，一般桥还都挺长，在10米以上，桥墩摇摇晃晃，都是用木头插在水中的。所以行军时驴马都只能游水不能走桥，战士有好多不敢走，只好伏在桥上爬过去，岸上除了窄窄的田埂，便全是水稻田，一不留心脚底就会掉进水田。
　　那里家家都有船，人人会撑船。战士们后来好多人也学会了撑船，特别是要学会接近敌人时的“滴水篙”，所谓“滴水篙”就是把篙贴近船边直插下去，接水面时要轻轻插入，推篙收篙要保持一条直线，没有一点响声，这对于悄悄接近敌人时最有用。
　　还有一个特点是农家墙上贴满了牛屎粑粑，烧火烧饭用的，我们部队开始时用牛屎粑粑烧饭，饮事员不会烧，总吃夹生饭，学习了好久，老百姓才把饮事员教会。
　　有意思的事是一天晚上，我（副营长）和邓若波营长被青蛙“呱...呱...”的叫声，吵得睡不着觉，带了通讯员去用手电筒抓青蛙，心情好得像天真无邪的小顽童，我们俩边说笑边搜寻一直抓到拂晓，一夜未睡的战绩是“俘虏”了20来只的青蛙，回来杀好剥皮煮了一锅面疙瘩，待我们吃好，天也大亮了，打牙祭事小，美好的回忆我这一辈子总也没忘记。
　　邓若波同志和我共事多年，私交很深。不幸的是渡江前夕被英帝国主义的军舰炮击，壮烈牺牲。以后每讲起他，我就会想起这段美好的回忆。
　　1943年5月18日，到兴化县以后团首长决定的第一仗，是攻克兴化境内钓鱼台伪军据点，我们一营一连的排长黄庆义率领突击队偷摸成功，只用了15分钟就结束战斗。过去这些敌军没有挨过打，比较麻痹。我营全歼伪第二十二师第八十五团一个连，生俘43人，我部无一人伤亡。战斗中一连一班长丁学礼孤胆作战，缴获长短枪支15支，掷弹筒一具，被评为战斗英雄，排长黄庆义受表扬。
　　接着我军乘胜以一连主攻黄庄，该连每班配一只木船，利用夜暗进行偷袭。由于我事前已进行了周密侦察，所以仅用5分钟时间，一枪未放就俘获了伪军一个中队。
　　5月23日我一营在团首长指挥下，奇袭了兴化以东蚌蜒河南岸的伪军重要据点戴家窑，全歼伪军第二十二师一个营200多人。
　　在突破伪军层层防御、逐堡攻击中，一连二班战士陈树堂为迅速打掉拦阻前进的高碉堡，在全身已着火的情况下，不顾敌人的火力封锁，勇猛接近敌碉堡，用手榴弹炸开敌碉堡顶部，全排后继迅速攻克该碉堡，一举俘敌中队长以下80余人。
　　二连组织的“勇敢队”在排长何兆邦同志率领下，勇往直前，不怕牺牲，连续3次以“土坦克”（用老百姓的吃饭方桌，上面盖上好几条棉被，每条都用水浸透，人躲在桌子下背着前进）作掩护，用集束手榴弹（好几个捆绑在一起）强行爆破，炸毁了中心碉堡，对夺取战斗全部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何兆邦同志英勇牺牲。战后，兴化县人民为了纪念戴家窑战斗中牺牲的何兆邦等烈士，把兴化大营三角渡口命名为“烈士渡”。
　　接着团首长又决定我们一营攻打张星炳部一个连的守敌，地点在兴化西南方向，崔庄南头的一个有土围子民宅，当时决定由营长邓若波和教导员林平率一连、三连两个连由西向东主攻，我带二连由东向西夹攻，黄昏出发，半夜二点钟发起攻击。
　　我们对兴化这样特殊的水网地区没有行军经验，营长和教导员带着部队，发现越来越难走，主要过桥是一大难题。很多战士都是爬着过桥，这样过一座桥部队就拉开得很长，有时只好前面部队停下来等后面跟上再走，再加上走稻田堤埂也无法走快，所以就无法按平时那样计算时间来行军了，他们判断天亮也走不到，后来干脆在离崔庄几里路的地方停止前进，反正也打不成了，派了通讯员来联络我们二连也不要再前进了，但一时又没有联络到。
　　而我带领着二连，越走越担心来不及按时协同作战，在离崔庄还有几里路的时候，为了坚决完成预定的任务，我下命令，按方向向西南走直径，见河就强行过河，用绑带组成绳索，两岸用人拉着迅速过河，快速急奔，有掉队的也不等，拼命也要按时赶到。结果部队全变成了水鸭子，混身泥和水，虽然在拂晓前赶到了崔庄，但二连有两名战士却跑得晕倒在地上，休克过去，经抢救后才醒过来。为了走路走死（休克）了2个战士，这也是空前绝后的事件。
　　敌人大概发现了我们有行动要打他们，已经在我们到达之前逃跑了。这一次强行军给我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尝到了像兴化这样真正的水网地区行路真难，行军走路的距离与时间计算完全不能像平时作战时那样设想和计算，部队不能在出发地就分进，最好应到进攻出发地之前分进，这样才好掌握时间，以利战斗配合。
　　三营在团首长的带领下用奇袭与强攻相结合的方式，攻克宝应、界首之间的王通河伪军据点，全歼伪宝应独立团团部及其第一营，俘团长以下200余人，又一鼓作气夺得大小官庄，王庄。
　　与此同时兄弟部队也不断对日伪发动攻势，先后攻克东台境内的安丰、富安等十余个据点，多次粉碎了日伪扫荡，减轻制约日伪军对我四分区军民的压力。至此在各部队各地区的配合下，经过大家顽强的战斗，彻底挫败了日伪所谓“全面清乡”，坚持守住了革命阵地，提高了军民反“清乡”斗争的信心。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代号叫“广东大队”，因为打了那么多胜仗，老百姓爱称我们团是“老虎团”。
　　同年夏秋之间，由于启东、海门地区，日伪要强化“清乡”，为保存革命实力，政府把一些乡镇的名声大、比较出头露面的红色干部及县政府精简下来的干部送到了七团。团首长奉命以他（她）们为主，加上抽调出的部分七团的副排长、班长和老兵为骨干，成立团教导队。因为我原本是启海干部，所以就调任我为教导队队长，政治指导员是康英（女），原县委的同志，副政治指导员王蕴石（女），原区委书记，调三个副连长任排长，随团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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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开辟兴化（上）


  　日伪自1941年对我苏南抗日根据地实施“清乡”以后，又积极准备向我华中其它地区扩展“清乡”。1943年春季，确定将“清乡”重点置于对其威胁很大的我苏中抗日根据地，并首先选择临江濒海，地势平坦，易于封锁，而物产丰富的我苏中第四军分区（天生港，丁堰之线以东，丁堰、马塘、南坎之线以南，东至黄海，南至长江），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计划6个月完成，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为“全军清乡”，即所谓“军事清乡”，为期2个月；第二步“强化清乡”，即所谓“政治清乡”，为期4个月。
　　大汉奸汪精卫亲自出马，组织了“清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清乡”前亲自到南通等地“视察”，并在南京组织了“五次围剿战术研究会”。他们疯狂叫嚣要把我军撵到黄海，统统消灭，创立大东亚圣战的华中确保区。并妄图对我四分区“清乡”得手后，随即扩展到长江以北我整个华中根据地。
　　为实现这一狂妄计划，日军从苏南太湖地区抽调了所谓有“清乡”经验的第六十一师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共3000余人，作为“清乡”机动兵力。另有3个县的警察大队，5个“清乡”大队及大批特工和伪行政人员随行日军推动伪化政策。同时，将伪三十二师缩编为6个保安大队，封锁天生港、白蒲、丁堰、岔河一线。伪第三十四师缩编为4个保安大队，控制海启公路沿线要点。以伪第二十二师2个团封锁掘港南坎、北坎之线。将南通地区的伪军改编为警察总队，还重建“渔业监护队”等。最多时总计日、伪军用于对我四分区“清乡”的全部兵力，约5万余人，其中日军约6000余人。
　　委任原国民党江苏省南通县长张北生为“清乡”区主任，在南通设立了一系列庞大的“清乡机构”。还搜罗了大批流氓分子、反动地主、土豪劣绅等，组成“清乡队”、“特工行动大队”等。此外还从苏南、苏中地区搜集竹杆五百多万根和大量木材，作为封锁器材。
　　1943年2月开始，筑起了从天生港向北，经白蒲至丁堰再向东经马塘、掘港、南坎至黄海边，绵延300余里的竹篱笆，并封锁了沿江沿海的所有港口，对“清乡区”构成了一封锁圈。沿封锁线设立了大小检问所150多个，每个检问所都驻有日寇和伪军，并修有碉堡，另设不少了望哨，彼此呼应，以此隔绝“清乡”区内外的联系。
　　与此同时，日伪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大肆吹虚“此次清乡胜利唾手可得”，疯狂叫嚣“半年不成则一年，一年不成则三年”，妄图以此动摇我四分区军民的战斗意志。
　　1943年4月1日，日伪对我四分区开始“全面清乡”。通、如、海、启四县境内各据点近万名日伪军倾巢出动，采用梳篦、拉网式战术，向我根据地分进合击，反复搜索，企图寻歼我三旅主力和四分区党政机关。扑空后，就分兵占领各交通要道和大小村镇。
　　一时之间四分区日伪据点由63处增加至200多处，不分昼夜地四处“搜剿”。对我中心地区村镇经常进行突然包围袭击，时来时去，忽东忽西。日伪所到之处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白天浓烟滚滚，夜晚火光通天，奸掠烧杀，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例如在十总店一个不满百户的小镇上，一次就活埋了20多名百姓，通中区被捕壮丁300余人。百姓们有的被棍棒活活打死，有的被开水活活烫死，妇女则惨遭摧残，反抗者当即被杀。沿“清乡区”四边的封锁线，行人出入必须经过“检问所”的检查盘问，略有怀疑即遭枪杀。
　　日伪对“清乡区”的封锁不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也增加了我军的行动困难
　　1943年6月份，日本鬼子感到2个多月来的清乡没有什么成果，改为把分期进行“政治清乡”的第一个重点地区放在形如牛角的我老家启东县，日伪汪把“清乡”的警察大队，编查的保甲人员大批地调往启东。
　　那么粟司令、陶司令、姬鹏飞政委等怎样支援清乡区人民和调动敌人的呢？第一个办法，粟司令从二、三分区和苏中军区直属队抽调出百名精悍骨干，各带一支上好短枪加入原东南警卫团短枪队赵一德队长带领的30多名短枪队员合编为一个行动大队。由团参谋长黄辉任大队长，赵一德任政委，大队下面隶属四个分队，按照县委指示，分赴各区敌据点开展游击战，杀汉奸、杀特务等。
　　第二个办法直接军事行动，牵制调动敌人。这方面陶司令当仁不让地拿大主意，他琢磨着，你小鬼子小林把重兵投到启东去，那我就在西边打你，要打还要打痛你，不能隔靴搔痒。
　　当时在四分区的西部和西北部，小林的一块心头肉就是经过3个多月苦心经营的300多里长的分割“清乡”区的竹篱笆，这是小林花了好大力气抓民夫日日夜夜筑起来的，而且还是他吹牛一大创造的资本。我们根据地民兵、自卫队和抗日群众以至妇女们找机会长流水式地不断破坏着竹篱笆，但声势不大，一次破他一里半里路的。第二、第三天小林又派部下抓夫修了起来，小林的方针是：“你破得快，我修得快。反正把你新四军锁在‘竹笼子’里，不好施展游击伎俩。”
　　陶司令思考着：我就来个大动作，在同一时间里，把你三百多里长的竹篱笆全破掉，看你再修！三两天你还能修得起来吗？这样一来，小林准发慌，或许要从东部启东抽调兵力回来，不就减轻启东的压力了吗？
　　那么怎么破呢？陶司令忽然想到了个“火”字，诸葛亮等前人都重视火攻，孙子兵法里也重视火攻，我就来个火攻300里竹篱笆！前阶段民兵、自卫队是偷偷摸摸地破，怕暴露目标，不敢用火烧篱笆，我就来个硬办法，组织兵力，明打明地烧！把天烧红我也不怕，把主力县团、区队、民兵、自卫队集中到封锁线上来，明枪明炮和你干，就是欺你把大部分兵力放到老远的200里外启东去，你想回援也来不及。
　　这么个大行动，陶司令和吉政委商量后上报师首长，粟司令接到请示的电文后，详细地审阅后，点头笑了起来，前些日子他就派了个参谋去“清乡”区侦察竹篱笆的情况，回来后，粟司令问了情况说：“破是破了，但声势不大，效果不大。”粟司令想了想说：“用火攻怎么样？”参谋说：“可能比用手拔要好得多。”粟司令还没有来得及向四分区陶司令说这个办法，陶司令倒拿出方案来了。当下，粟司令对四分区和三分区协同火烧竹篱笆作了统一部署。
　　6月29日陶司令一早起来看天气，万里无云，问老乡：“这一二天不会有雨吧？”老乡说：“我保证三天之内不落雨，要变天，也要四五天之后。”陶司令即请参谋长张震东来商量决定：定于7月1日夜全线实行大破击。30日夜，陶司令和吉政委转移到封锁线北侧一个村子里，开设了大破击战的指挥所。
　　7月1日傍晚，天色非常好，天黑后，满天星星，天气闷热，对火攻极为有利。陶司令高兴地对吉政委说：“老天也是有正义感的。”
　　黄昏时分，300多里封锁沿线都摆开了民兵、自卫队和广大的男女青年群众，参加这次大行动约有4万余人，县团、区队和三分区的主力部队分区警戒，随时准备痛击敢于出来破坏行动的日、伪军。
　　大约晚上9点钟左右，封锁线上出现了第一批火光，随后，火光越来越多，不到1个小时，整个封锁线都烧红了，如一条蜿蜒数百里的巨大火龙，满天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人声鼎沸，真是蔚蔚大观，刹是痛快好看。而且传唱起了响亮的歌声，唱的歌子是当年的青年作家，老七团的宣传干部胡石言同志创作的《“清乡”谣》，此歌当时在全苏中都为军民所喜爱唱的歌，歌词通俗生动，颇有民歌风味，现摘录如下。
　　汪精卫“清乡”篱笆千里长，
　　“清乡”队员牛皮吹得响，
　　东亚和平呀抢钱又抢粮，
　　老百姓气死汉奸喜洋洋。
　　鬼子兵“清乡”碉堡梅花桩，
　　皇军老爷做事真漂亮，
　　三光政策呀烧光杀光又抢光，
　　鸡子呀牛羊呀还要花姑娘。
　　汉奸呀鬼子呀你“清乡”吧，
　　血写的仇恨永记在心上，
　　一滴血、一把火、一担粮，
　　是你的血债得用鲜血来还偿。
　　竹篱笆千里一把野火烧精光……
　　不是竹篱笆内侧原有很多敌人的巡逻队吗？不是还有一个又一个卡在篱笆通道上的检问所吗？此刻这些混蛋那是新四军的对手，有的放几枪逃走了，像检问所的这些小汉奸唯恐腿子太短，都逃得无影无踪了。
　　陶司令得意地对吉政委说：“政委，这么大声势，不要把小林吓出病来呀！”吉洛政委说：“这声势比七星坛诸葛亮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的气派要大上几倍。”张参谋长说：“这叫不似三国胜似三国！”三人哈哈大笑。
　　此时火的巨龙染红了夏夜的暗空，而且锯声嘎嘎，斧声咚咚，人声，唱歌声，火烧的噼啪声，声浪直冲云霄。这派壮观景象在四分区这片土地上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
　　是役，共破竹篱笆350里长，烧毛竹400万根。小林惨苦经营了几个月的“竹笼”真正毁于一旦。
　　这一重大胜利，《江海报》以正版篇幅作了报道，延安的《解放日报》也突出地向世人报导苏中四分区火烧竹篱笆300多里的要闻。

老八路

第十三章 激战海复


　  1942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做出的“精兵简政”的战略方针，各解放区要紧缩编制，减少非战斗人员，加强主力部队，扩大地方武装。根据实战需要，上级决定成立东南警卫团。由新四军三旅主力八团一营改编为东南警卫团一营，海启警卫团二营改编为东南警卫团二营，我任营长。详细情况前文已有叙述，在此简提一笔。
　　部队改编后，加强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队普遍开展了以关心群众利益，为工农谋解放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以二五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教育；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克服军阀残余作风和单纯军事观点等等，增强了坚持苏中敌后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部队也加强了军事训练。期间全团还组织了一次体育运动会，实际上也是一次军事练武比赛。我也参加了项目竞赛。由于我自小喜爱体育活动，体育素质较好，因此在比赛中我跳高1.52米，跳远6.50米，分获全团第一名。领导和群众纷纷夸奖我身体好、成绩高，自己也很感自豪。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训练。新建制的东南警卫团政治、军事素质大大增强，为粉碎日伪“清剿”、扫荡、蚕食解放区的阴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7月，我东南警卫团团部驻扎在海复镇一带，目的是做好大部队司令部指挥机关和粟裕司令员的警戒、保卫工作。
　　海门四甲垻据点的日伪军早有偷袭司令部指挥机关的阴谋。有一天，几十名鬼子和一名和平军团长纠集一个营的兵力组成袭击部队，进抵海复镇附近。妄图捣毁我司令部指挥机关。获得情报后，全团紧急动员，直奔海复镇，消灭该敌。
　　全团以营为单位，沿着玉米、高粱地跑步奔向战斗阵地。由三旅参谋长兼东南警卫团团长梅嘉生同志亲自指挥。一营由西向东进攻，我二营在东南方向西北方打击进攻的敌军，三营担任二梯队。
　　战斗很快打响。敌我双方一交火，一营和我二营将士猛打猛冲、勇敢顽强，不多时消灭了大部伪军并击毙伪军团长。伪军见指挥官被打死，顿时像一群无头苍蝇四处乱窜。他们除了被打死的以外，大部分都当了俘虏。
　　此刻日军也被我部打得狼狈不堪，叫天不应，入地无门。匆忙纠集兵力，朝海复镇的东北方向、向我四连防守阵地突围，遭四连顽强阻击。几次冲锋都被打退。
　　鬼子走投无路，恼羞成怒。竟公然践踏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条例，向我军阵地摔出了毒气弹。顷刻间黄色毒气“嗤嗤”地喷冒出来，顿时，我方阵地上毒烟弥漫，令人难以喘息。四连战士用手捂着脸，呛咳不止、涕泪交加；眼睛又痛又辣，无法睁开。
　　有经验的老同志喊，赶快用湿毛巾捂住鼻嘴，但近处滴水没有。又有人喊：“快用尿！”。可是战斗激烈，大脑神经根本不会出现小解的感觉。谁解的出来啊！倒是教导员周密同志比较镇静，解出些尿来，但也只够他一人之需，无法应对全连的问题。阵地上一片混乱。
　　鬼子乘这个当儿，抬着伤员、尸体，突围逃窜了。出现毒气时，我位于四连和五连阵地之间，当时风向是从东北方刮向西南方，所以未受到毒气的伤害。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也牺牲了不少战士，特别是二营五连指导员也牺牲了。他是位老红军，很可惜我记不清他的姓名了。
　　这场规模不算小的战斗，击退了送上门的鬼子，又抓获这么多俘虏，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狂妄、嚣张的气势，极大地振奋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更增强了部队的斗志。
　　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纷纷送来很多慰问品，有猪肉、鸡蛋、农产品，还有军鞋等等。全体干部战士兴高采烈地改善了一次生活。全团召开了庆祝胜利的大会。梅团长对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同志一一点名表扬。干部战士斗志昂扬、群情激奋，一致表示在下次战斗中争立新功。
　　海复镇战斗结束之后，1942年9月由姚力同志总负责，又对东南警卫团进行了改编。将原团的六个连缩编成四个连，上升主力部队。东南警卫团留守部队撤消了营的建制，改团直辖连建制。
　　我以营长的身份，积极配合姚力同志进行了改编。带队上升到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组织上委任我为一营副营长。我加入了正规主力部队，我的战斗生涯又进入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七团主力原由粟裕大将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和部分福建籍红军战士组成。在粟裕司令员的亲自培育和指挥下，成为新四军第一师属下主力团之一，以及后来成为华中、华东野战军的机动兵团之一。
　　七团在部队、地方的名气很大，因其英勇善战、战功卓著早在民间传誉为“老虎团”。“老虎图”的光荣称号是在夏家渡用刺刀拼杀并歼灭了以保田大队长为首的鬼子大队之后，为表彰七团的将士和战功，新四军正式授予的。能到这样的部队担任一名指挥员，我感到十分荣幸。
　　从此，我长期战斗生活在七团，跟随陶勇司令员等首长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在战火中不断地锻炼成长。直到解放战争渡江战役胜利以后，我才调离了七团（当时已改称二○五团），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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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灵甸受挫


  　1942年7月下旬，得报恶顽“忠救军”一部北渡长江与日伪合流。领导决定以主力八团一营和我们东南警卫团二营联合作战，拔除江南顽军北渡后在启东灵甸港的窝巢。
　　敌军在灵甸港的分布有二处，一处是灵甸港河东据点伪第一二八团一个营及顽“忠救军”第八支队一部。另一处是河西少部警戒兵力以及活动出没无常的小股部队。
　　八团一营主攻河东之敌，我二营范仲家连长率五连攻击、肃清河西之敌，我和四连长沈怀民同志率四连在灵甸港北约1公里处，沿一条南北向大河和一座东西向大桥一线布设兵力，负责警戒、阻击敌人突围。六连在四连和五连之间地带布设，作为预备队。南边是长江，敌人插翅难飞。形成了合围之势，看来敌人是逃不掉了。
　　战斗打响不久，五连很快肃清了河西之敌，又和主力一营一起，猛烈攻击河东敌军。战斗持续到下半夜一两点时，我和沈怀民连长躺在桥面上休息。该桥长约二三十米，宽约一米半，桥两侧有护栏。正在休息间，突然一排排密集的子弹从桥东头扫射过来。耳边是子弹密射的“嗖嗖”声，眼前是交错闪烁的子弹曳光。枪弹把桥面打得烟尘飞扬。在这生死危急关头，我一边还击，一边急命部队撤至西桥墩。四连连长沈怀民同志在桥上指挥还击时，当场中弹牺牲，有几个战士也牺牲在桥上。
　　当我撤到西桥墩旁一小草房商店时，有一股敌人乘我们撤退之机，慌忙冲过桥，向北一拐仓惶逃离，我迅即组织队伍火力追击。但当时部队阵脚有点乱，火力不强，加之天黑难辨，追了一段路就收兵了。这股逃脱的敌军，不久被区武装民兵所消灭。
　　这一仗我们最后全歼敌军，但我部却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最不幸的是沈怀民同志的牺牲。沈怀民是我游击队早期的骨干成员，同我个人感情极好，他思维敏捷，作风正派，遇事沉着冷静，肯动脑子，对工作热情积极。对战士关怀备至，是个很好的指挥员。我们失去了一位好连长，一名好党员。他的音容笑貌、品格作风一辈子印记在我的心坎上。在以后的战斗中，如遇到困难，总会闪出一个念头：要是沈怀民同志活着该多好。
　　战后我们查明了情况。当主力八团快要攻克敌人据点时，敌军组织了一批精干兵员，偷偷地从据点突围出来，未被攻击部队发现。突围敌军在河东岸以东约50米处，潜入一条南北走向的干沟隐蔽摸进到我桥东头，突然跃出干沟，向桥上猛烈扫射，边打边冲，我部措不及防，造成重大伤亡。
　　这次战斗的教训是，对处于防御或警戒的部队，一定要察明周边地形，如部队侧后有凹地或小高地，必须布防警戒，以防敌人偷袭、包抄、遭敌意外。这次在干沟底没有派设警戒兵力，只在岸上警戒，结果吃了大亏，
　　这个教训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好的借鉴和警示作用。1944年12月，主力七团教导队在渡江的第二天遭遇了鬼子袭击。兵力部署时，我及早在左翼阵地附近的小山沟凹处派出一支部队警戒防御，结果击退了鬼子的迂迥偷袭，避免了我军的伤亡。最后我军打退鬼子的进攻，取得了胜利。这是后话了。

老八路

第十一章 歼灭斧头党


  　1942年6月至7月间，启东县委组织工作队到启三区建立工作委员会。当地有两股杂牌队伍、土匪团伙骚扰地方、鱼肉百姓，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其中斧头党是最大的工作障碍，头子叫丁有义。他收罗当地土匪、流氓、大烟鬼以及国民党兵痞拼凑成海匪团伙，冠名“斧头党”。沦为一支特别仇视地方新生政权的反动武装。他们特制了一把大斧头，平时由“斧头党”的副团长扛着，耀武扬威，威胁百姓，与日伪关系密切。他们还勾结地方封建恶势力，抢劫杀人，无恶不作。尤为残忍的是，专抓我地方干部、党员，随后用斧头一个个劈死，其手段之凶残、罪行之恶极，既使民众恨之入骨，又给当地百姓造成恐惧心理，唯恐避之不及，对我地方新生政权威胁很大。
　　在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我们下决心消灭“斧头党”。因我有长期游击作战，铲奸除霸的经验，上级把消灭“斧头党”的任务交给我们二营。
　　我们派部队抓捕过几次都扑了空。主要原因是“斧头党”阴毒狡诈，行踪飘忽不定。该团伙中心分子30多人，依水行船，伺机作恶。利用收买的陆地爪牙“踩点”，夜晚登岸抢劫杀人，拂晓驾船逃逸，借助江河隐蔽流窜。
　　抓捕机会终于来了。夏末秋初的一天，政治部主任姚力从江行同志那里得到报告，“斧头党”今晚住在北新镇东南靠江边的一个埭上。事不迟疑，接到姚力同志命令，我立即带上二营急行军，快速奔袭赶到埭上，埭的四周有二条南北走向的大河和二条东西走向的横河。我命二个连分东西沿大河横河沿线拉开，边跑边展开，战士之间相互在目视距离之内，形成一个“口”字包围圈；命另一个连的兵力待拂晓时进行挨户搜捕；内留一个排的兵力作机动。
　　后半夜完成包围，第二天拂晓开始梳蓖式搜捕，一举将“斧头党”抓获，也有几个躲藏起来的，老百姓也鼓起勇气、挺直腰杆，或者举报、或者当面指认、或者暗示告知，最终把他们一一抓获。丁有义手拿一支20响的快慢机（就像我缴高副官的那把枪），躲到床帐后面的墙角里，战士搜出他时，他未敢开枪而当了俘虏。军民齐心协力形成天罗地网，将丁有义为首的“斧头党”一网打尽。
　　我们将“斧头党”全部押走，移交给当地政府。这些罪孽深重的匪徒，大部分被政府公审处决，铲除了大毒瘤，巩固、发展了边缘地区的新生基层政权，保障了一方百姓的生活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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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斜桥伏击


  　1942年5月下旬，在主力部队攻克悦来镇，击毙伪三十二师师长徐承德大捷之后，日寇侵占了三阳镇。鬼子四处强拉民夫，急于赶修三（阳）久（隆）公路。
　　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我部队在公路两侧改造地形、封锁消息、派侦察员潜入筑路民夫队伍，使得敌人白天修路，而我们夜间毁路，阻止修路工程。同时加紧侦察工作，对据点敌军特别是日军出动的时间、人数、去向，以及周边地形等情况和特点，侦察、掌握得一清二楚。
　　经周密计划和布置，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决定于6月3日白天，就在日本鬼子的鼻子底下，距三阳镇据点以东约3公里的斜桥，设伏歼敌。
　　伏击兵力布阵是：主力七团一营三连在河西斜桥右侧正面阻击敌军，一营火力队三挺重机枪加强配合三连，封锁设伏。我东南警卫团二营在大河东岸斜桥东头一线，在位于主力七团三连阵地左侧布设埋伏，阻击敌人，配合警戒。
　　6月3日早晨，日军警备队长新野率领日寇70余人，伪军130余人，携带一门三七平射炮，强逼民夫从三阳镇向斜桥进发筑路。
　　九时许，在我部经化装的侦察员的引诱下，日伪军进入我伏击阵地。待前卫敌军一步步走近，埋伏在阵地里的战士向敌人猛烈开火。霎那间，步枪，轻重机枪打成一片。敌军顿时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就地还击顽抗。
　　敌军后续分队听到前方猛烈交火，加速向斜桥开进。当敌后卫进入烈士村南侧，在团参谋长朱传宝同志以及一营营长郭志伟同志，营教导员匡志明等同志指挥下，各分队即刻从四面八方发起猛烈攻击，包围杀伤敌军。
　　敌步兵连续三次向我主力三连阵地发起冲击，敌军又占领了六三村以南、公路北侧阵地，用平射炮向我轰击，支援敌步兵冲击突围。但每次冲击均被击退。主力三连二排、三排乘机向敌军侧翼实施反冲击，在桥西侧与敌人展开殊死的白刃拼刺。
　　主力二连从六三村东侧出击，汇同主力三连歼灭前卫敌军，并以一部兵力歼灭敌本队。
　　主力一连由六三村西侧出击，一班向南穿插，穿公路、越东西向大河，占领河南侧独立屋，阻敌过河南逃。该连主力占领公路将敌人拦腰斩断。三班冲到公路北侧，夺取平射炮并与敌人展开激烈拼杀。
　　此时团首长命令重机枪连转属主力二营战斗，二营五、六连由烈士村西侧出击，断敌退路，歼灭后卫之敌。
　　主力二营四连迅速占领烈士村西公路两侧，负责阻击三阳镇增援之敌。
　　这种打法当时称之谓“切香肠”战术。把行进中的敌军队伍比如一根“香肠”。截住“香肠”头尾两端，中间穿插、围歼“切开”，叫“切香肠”。
　　当时的战斗地形是，在公路南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河，延伸至斜桥东边交汇处又有一条南北走向大河，我东南警卫团二营和主力七团三连封锁住桥头，就等于卡住了“香肠”的头部，给日伪军当头一棒。主力七团二营切断日伪退路，收住袋底，并随时阻击三阳镇可能增援之敌，这等于截住了“香肠”尾部。各部又以连为单位，向敌军多侧翼部位发起冲击，这等于刀切“香肠”。
　　经我部约一个多小时多方位猛烈冲击，切割了敌军队伍，与鬼子近战交火、白刃拼杀。战场上枪声震天、刺刀见红，最终全歼大河以北敌军。有十多个鬼子拼命逃到大河南岸，最后也在一座独立房子的东西沿线被全部消灭。
　　这一仗，大白天在鬼子据点的家门口伏击围歼，打得痛快淋漓，速战速决，完全出乎日寇意料之外。这一仗，全歼日寇警备队长以下70余人，伪军100余人；生俘日军3人，伪军30余人，缴获重武器三七平射炮一门。这一仗，为东南警卫团二营提供了极为重要、珍贵的实战经验。我二营虽然没有直接和鬼子白刃格斗，但参加了围追堵截战斗，历经实战；学到了主力部队打歼灭战，打大仗，打恶仗的战术经验和不怕牺牲、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战斗结束后，新四军一师首长传令嘉奖主力七团和各参战部队。此时，日军独立十二旅团长南浦面对这次惨败，竟然还会厚着脸皮给我军写信，乞求送还被缴的三七平射炮，真是可笑之极！信中称“贵军三阳伏击，可谓英勇神速，殊堪钦佩，如蒙归还皇军前所丢失的平射炮，尔后贵我两军当和睦共处……”。
　　对此，我军不予理采。七团团长严昌荣将缴获的三七平射炮抬到旅部上缴，兴奋地向旅长刘先胜高喊“旅长，旅长，我们缴到了鬼子的1支大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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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教训可鉴


　  我19岁参加革命。当时年少气盛、一腔热血，只知拿起枪舍命献身、杀敌抗日，对党的方针政策知之不多，理解不深，执行不力。出现了一些感情冲动、错抓误打的过失，违反了党的俘虏政策和统战政策。作为历史教训的回顾，仍然记忆犹新。
　　把醉鬼当汉奸误杀。1941年6月间，我们再次住在聚星镇一地主家里，那天下午侦察员回来报告，有一名和平军侦探来到离我们几百米远的路边小店。
　　我和陆俊义两人着便衣、别短枪来到了店里同他聊起来。他边喝酒边吃花生米，妄称受镇上和平军的委派，来此了解新四军的情况。我再次问他，他又复述了一遍，神情甚是得意。
　　当时我火冒心头，确认他是和平军、汉奸和密探。并胆敢在我们的活动区域如此口出狂言。凭自己身高力大，一把把他拎起来，拖到小店门外一枪就给毙了。可能因为他醉酒了，不知事态的深浅和厉害，在要挨枪子的时候，竟没作声辩，也没求饶和反抗。糊里糊涂地见了阎王。
　　陆俊义也从我后面过来对他补打一枪，谁知他毛手毛脚，子弹从我的左手背上擦过，掉了块皮，顿时血流不止，还好没有伤骨头，他急得直说对不起，我也不怪他，算我第二次受伤吧。
　　事隔不久，我们又来到那儿。老百姓说上次被打死的不是和平军密探，实际上是××家的伙计，因喝醉酒，乱说自己是汉奸侦探，白白地搭出了一条命。
　　现在想起这件事，仍感到有些内疚。虽然这名雇工酒后胡说八道，造成气氛聚然紧张起来，无法按常规先押走俘虏后审查再作处理，但只凭酒醉口供匆忙处决，杀了不该杀的人。
　　违反纪律，设计毙了和平军营长。1941年深秋季节，启东警卫营编入海启警卫团，我任二营副营长，营长是张超，政教是孙志仁。有一天我们短枪组在灵甸港附近活动，深入敌据点抓获一名和平军营长。他是季方的干儿子。季方在当地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是本地区的专员，又是民主人士，后来成为全国民主人士的一名负责人。
　　我们3人商议如何处置这个军官。起初我的意见是将他上送，因为按部队规定，对被抓或被俘的敌军官，我们无权枪毙。但营长和政教均表示反对，认为他做的坏事太多，在百姓中民愤太大，非枪毙不可，同时顾虑到如果上送，季方肯定会考虑到父子干亲关系，出面说情，免其一死。
　　于是我出了一招，对上面假称“图逃格毙”（意即在逃跑中被打死），张、孙俩人也同意此计。我们把俘虏带到一里路外的路旁干水沟内给枪毙了，造成逃跑被杀的假现场。对上报告称，俘虏在夜间乘哨兵瞌睡逃跑，途中被战士追上打死了。
　　但事情真像很快被上级知道，并严加追查。后来由我团政委陈同生、参谋长梅嘉生作出决定，撤销张超营长职务并关一周禁闭，政教孙志仁记大过处分，我记过处分。这是我一辈子仅有的一次组织处分。虽然打死的是民愤很大的敌伪军官，但越权行事，无组织、无纪律做法也是不能允许的。这对我是次很好、很深刻的教训。
　　错抓我军“内线”。1941年年底，我已升任海启警卫团二营营长。原营长张超受了处分后调入另一个部队。
　　二营在启东西部地区独立活动时，探明了北新镇上的敌伪布防情况，西头是鬼子据点，东头是伪区公所，中间隔一条长街，而且还有一条南北向大河从中横穿。
　　一天黑夜侦察员返回报告，鬼子主力外出，兵力空虚。此时敌情、地形均对我十分有利，我感到机不可失，当机立断决定歼灭伪区公所。
　　我命一个连的兵力正面攻击伪区公所，另一个连的兵力对鬼子据点围点打援，实施警戒。还有一个连的兵力作机动预备队。夜间十点开始攻击。战斗很顺利，刚一开仗我们就冲进了伪区公所，没有发生激烈交火，我军也无伤亡。俘虏了二十余人，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和部分物资。最令人兴奋的是缴获了三船皮棉，这下子可解决冬季我们缺衣少被的燃眉之急。
　　第二天，我兴冲冲地向三旅参谋长梅嘉生同志汇报胜利战果，不料他脸一沉，不高兴地说“谁叫你们打的？事先也不请示，这个所与我们有关系，有地下工作。你这一打不是把内线打断了吗？赶快回去，把人员、枪支和三船东西，原封不动地送回。”
　　我们白打了一仗，还挨了一顿批评，从此接受了教训。在敌后开展抗日军事行动，虽然上级赋予了较大的机动权，但在自主作战以前，除了要摸清敌友我以外，更要摸清敌军内是否有我方打入的地下力量。否则极易造成误伤，乱了上级的安排和计划。在独立行动的同时，也不能淡化上级观念和组织观念，应尽可能地提前请示汇报。
　　擦拭武器要小心。一天，我、董育才和另外一人在屋里擦枪，我正象往常一样在擦枪。不知董育才怎么粗心大意，忽然“砰”地一声，枪走火了！子弹从我的左大腿前穿入，洞穿大腿，把左大腿打了个洞，比上次鬼子打得伤口差5厘米左右。事故发生后，董育才十分后悔，我也没有给他处分。只是警示大家注意安全。这算是我挨的第三枪，没想到是被我的得力干将打的。好在伤势恢复较快，休息没几天也就能自己行动了。后来大家都自觉注意擦枪安全，没有再发生枪走火的事了。以后我又多次以这件事为例教育战士，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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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转战启海


   　1941年三四月间，游击队将3个排两百多人的兵员改编成2个连队，游击队更名为启东警卫营，营长由启东县县长钱伯荪兼任，我任副营长，负责实际工作。
　　“启东警卫营”实际上只是名称改变而已，人员装备都是游击队原班家底，只是经过多次战斗锻炼，这支队伍更加成熟起来。
　　不久，我军主力在海复镇大同村一举歼灭了顽垦区实业保安团之后，又准备围歼顽军徐宝富旅的一个团。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兵力。
　　徐敌与日寇相勾结，在久隆镇西南、大河以西一带，挖壕筑墙，盖建了大小不一的碉堡，严然似一座大型堡垒。徐敌妄图依托堡垒工事，蚕食、占领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久隆镇一线。
　　陶勇司令员决定亲率八团围歼该敌。命我带启东警卫营（启东游击队已改名）配合主力团进攻，做好警戒，在实战中学习锻炼。我在指挥所整装待命，看着首长怎样指挥战斗。
　　八团四面包围了徐敌，主攻方向以东面为主，在猛烈火力打击下，顽军军心动摇，士无斗志，于是我们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到了第二天白天，徐宝富提出要陶司令员亲自到碉堡前谈判。李干辉、彭德清两位团政委，梅嘉生旅参谋长都认为这样太危险，不同意陶司令单独前往。
　　但陶司令决心已定，执意前往。我部布置了密集火力控制，只见陶司令一人大胆、沉着地走到敌军外壕的吊桥头下，距敌军不足20米，与碉堡顶上的徐宝富谈判。大伙心里都为陶司令捏着一把汗。
　　陶司令对徐陈情利害，言明大义，劝其放下武器、不要与人民为敌。徐宝富原来是假以谈判拖延时间，寻机解围的。他完全没料到陶司令真敢前往，几乎是面对面地和他谈判。加之四面受困、逃无生路，最后顽军旅长徐宝富被迫接受了陶司令的条件，缴械投降。我们兵不血刃，解放了久隆镇。
　　我亲眼目睹了整个布围、攻击和劝降过程。陶司令真是了不起，我从心底里敬佩他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勇气概。陶司令智勇双全的英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辈子也忘不了。
　　1941年3月17日，日伪军又一次对我启东地区进行“大扫荡”，占领了汇龙镇以及交通沿线的主要市镇。
　　此时主力部队已离开启东。启东警卫营的周边环境相当恶劣、危险。县领导机关转移到农村打游击，我们与县委、县政府失去了联系，部队刚组建不久，启东又是新解放区，社会基础不是很牢固。当地的小汉奸、小特务人数不少，经常给日伪军通风报信。上次在向阳村遭遇鬼子偷袭，就很可能是汉奸特务告的密。地形对我们也不利，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没有隐蔽周旋的空间，一但被鬼子伪军发现目标，扫荡追击，是难以脱身的。
　　怎么办呢？开始我们考虑把一个营的兵力分成若干个小股部队，各自分散打游击。后又转念想到，分成小股部队，目标虽然分散了，但目标数量还是不少，一旦哪一股部队遭受损失，也不好。
　　好在我们都是游击队出身，最后我们自行决定，缩编战斗人员，留守十余名骨干坚持武装斗争，其余人员暂时返家隐蔽。把多余的枪枝擦拭上油包好，埋藏在可靠农户家的宅沟内。
　　日伪对乡镇的扫荡，象篦头发似的篦了一遍，毫无收获，只好撤兵返回据点了。半个月后队员又全部集聚起来。
　　这是我作为新党员、新领导，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自行做出的重大决定。结果在敌强我弱，没有周旋空间的条件下保存了力量，避免了损失。事实证明，我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这次日伪军军事大扫荡中，新解放区老百姓对我们游击队的同情、支持和掩护，更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军民鱼水情深。
　　1941年四五月间，麦子刚抽穗，我们配合主力部队一个连，准备拔除惠安镇和平军据点。据点约有一个连的兵力，长期驻守，熟悉地形。防守也相当严密，筑碉堡、布设铁丝网、掘外壕、壕底有反射照明灯。
　　战斗布署由周密同志（五团一营教导员）、陈佐同志（启东警卫营教导员）和我三人决定的，好像未向上级报批。主攻部队由启东警卫营两个连担任。周密同志从五团一营抽调一个连支援我们，机动参战，负责警戒和打援。
　　战斗一打响，警卫营一连长沈怀民率领连队从南向北实施主攻，二连长范仲家率领二连由西北向东南进行助攻。当一连突破外壕跳入外壕底，准备爬上外壕突破铁丝网攻打碉堡之际，兵力恰巧暴露在反射照明灯光下，敌军利用壕射击孔，拼命侧射封锁，造成一些人员伤亡。
　　一连长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险情，马上向我报告称这样可能攻不下来。我立刻跟一连长来到外壕底，先令部队把灯打掉，未成功。后又叫人去搞掉，因灯安在死角里，低矮牢固，无法搞掉。此刻二连助攻也未凑效，我很快返回向两位教导员提出，第一次进攻伤亡太大，恐对今后士气不利。三人决定撤出战斗。部队立即从已经开始抽穗的麦田里撤出，敌人也可能未及时发现，未进行火力、兵力追击，我们安全返回了驻地。
　　事后总结，这一仗在决策方面有很大的教训。主要是部队以前没有攻坚战的经验，初战硬攻的盲目性，冒险性太大，犯了主观急躁病。其次，战前侦察不够仔细、准确，对敌情、地形未作详细侦察和研究，也没有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以及应对方案。第三，对攻坚的器材用具也准备得不够充分。这次战斗对单独组织指挥战斗的指挥员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教训和警示。
　　上级领导指出部队单独在敌后活动，有情况往返请示不方便，可权衡革命利益，当机立断、自行处理。当时我们部队有双重身份，既是主力五团留守组织的一个单位，又是启东县委，县政府的警卫营。县长挂名营长，只到我们部队来过一次，两头的上级都不大管我们，因此我部的自主性很强。
　　我作为新四军的干部，又是警卫营的实际负责人，感到无论是打仗，还是维护地方治安都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处处事事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为了锻炼自己在战斗中、在敌人面前尤其在自己干部、战士面前沉着、冷静、勇敢的个性品格，常在子弹挟带尖锐的呼啸声从头边擦过，或者炮弹在身边爆炸的时候，我都在内心想着：一定要克制自己，不胆怯、不惊慌、不盲动。学会坦然自若，勇敢沉着，为部队做好榜样。
　　有一次，我们在汇龙镇东北的一个埭上，抓到了一名大汉奸。因靠敌据点太近，不能用枪打，只能用刀夺命。为了锻炼我的胆量，我亲手用刺刀捅死了这名汉奸后，然后回屋即拿起毛笔练字，锻炼自己心不乱、手不抖。
　　随着时间的增长，仗也越打越多，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我总是身先士卒，同时又比别的战士更冷静、沉着、勇敢一些。作为一名指挥员，这对激发战士的战斗勇气、稳定部队情绪有着重要的作用。
　　1941年秋天，海门部队的一个营与启东警卫营合并，组成了海启警卫团。
　　1941年冬，我营奉命去拆卸启东第二纺纱厂（二厂）的机器，送我后方兵工厂翻砂做手榴弹。当时营通信班长傅英违纪，把私拆厂房的木头偷偷卖掉，贪污了大约二百元钱（旧币）。
　　查出后经组织上批准，在二厂附近就地枪毙。全营召开了军人大会后，立即执行枪决。这次我又遇到了一件怪事。在执行时，发现老是打不死他！打了好多枪，他一直在动，就是打不死他。因为是自己部队的人，执行人想极力瞄准打他的要害部位，让他快死，少受痛苦。可是事与愿违，他两只手、两只脚一直挣扎乱动，拖了10多分钟，才慢慢地不动弹了。有人认为，他人是早死了，但神经还在起作用。究竟是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1942年春，海门那个营编入其他部队，主力八团一营编入，加强了军事力量，组成了东南警卫团。三旅参谋长梅嘉生同志兼任团长，陈同生同志任政委。原五团政治处主任姚力同志任政治处主任，蒋克定同志任参谋长。一营营长是黄辉同志，教导员周密。我任二营营长，教导员先是陶采臣同志，继而是陈佐同志等。三营营长是梅永熙同志，这个营以启东北新镇区大队为主组成。很快全团兵力达到1300多人，成为一支主力地方化，战斗力较强的革命军队。
　　自我奉命独人单枪返回故乡组织游击队武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从一个人发展到一个连，二个连，一个营直至扩展编入到1300多人的一个团。部队编制也不断提升，正规。这是我战斗生涯中一段难忘的历程。启东新解放区人民坚决抗日的民族精神，值得永远铭记和赞扬。在上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人民抗日浪潮汹涌澎湃，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在这里，我把和我一起打游击的几个战友的情况向大家作个交代，以表示我对他们的感谢和怀念。
　　张思达、王兴斋、刘冠三抗战胜利后回乡务农，过着清贫的生活。倪锦清回乡行医。董育才在县政府工作（均已去世）。刘丹一后来在外交部当大使。秦退之离休在南京（已去世）。小游击队员庞勋（文中没有提起，他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很机灵，经常化装侦察）后在206团任营教导员，在江南三次反顽战斗中光荣牺牲。还有许多队员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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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威慑敌顽（下）


  　几天之后，在驻地的河南埭上又有人来报告，在××宅上来了个和平军，正在向他家人敲竹扛。我和一个队员马上赶过去。当来到他家东房侧的时候，那小子发现了我们，从厨房窜出拼命向南逃去。我们立刻去追，叫他站住！他不站住，我对准他后背心就是一枪，他立即倒地毙命。他身上什么也没有，也没有枪，看样子是个小兵痞。据说这家伙经常出来骚扰老百姓，非常可恨。
　　追杀汉奸。那时日伪军经常派出汉奸侦探，四处打听我军活动情况，密报抗日积极分子，给我军造成重大损失，不少联络站被破坏，不少同志被抓取杀害。这些汉奸成了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必须予以严惩！我们随即成立了短枪组，对这些汉奸进行了无情地打击。一天，我们驻扎在聚星镇附近。白天派出了短枪组在该镇东市稍抓回个汉奸侦探。晚上部队转移前决定处理了他，但靠据点太近不能打枪，所以就叫范仲家五连长把他身子捆紧，丢入河中淹死，启东土语叫做“大汤馄饨”。谁知他被扔入水里又浮起来挣扎，再按下去又浮起来，挣扎不停，估计水性较好。范仲家只好下河把他牢牢地按在水里，等他不动弹了，然后将他拖到河边附上处决告示，以警示那些汉奸也会有如此下场。
　　又有一天，游击队住在惠安镇附近。有人报告镇上有个特务在老百姓店里敲竹杠，我和董育才二人赶去了。待我们到达还有一段距离时，可能他在外面放有眼线向他报了信，他夺门而逃。
　　我们紧步追击，一直追了有2里多路，他逃进张家仓大宅院内就不见了。我们到处搜索，宅子太大，有三井两院，起码有百多间房子，可不好搜。当我进到第二个院内，看到大院内有20多个高1米多，口宽有一米左右的大水缸时，就猜他一定躲在缸内。
　　我们一个一个地把缸盖掀开。掀了几个后，我听见一只缸里有响动，立即对准那个缸连发点射，水缸被打穿，血水流了出来。那家伙被打死了。
　　老百姓闻迅都跑来看，大家高兴地说：“太好了！他来了好几趟了，赚到了不少甜头，今天终于有了报应。”“狗汉奸，活该！真是大快人心！”
　　怒杀叛徒。1941年6月，我们下决心除掉一个恶贯懑盈、狡诈凶残的叛徒。这个叛徒原是我们的民兵连长，后来叛变到北新镇当了和平军的便衣队队长，他专抓我们的民兵干部和地方干部，抓来或者严刑拷打、或者用残忍手段活埋、开膛破肚等，不少干部、群众先后死于他的魔掌。
　　叛徒的凶残，造成当地人心惶恐，给新生地方政权和百姓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民众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但这个家伙生性奸滑。我们几次化装混入据点抓捕，始终未得下手的机会。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要了这个叛徒的命。
　　那一天也真是巧了。这个叛徒化了装外出活动，恰巧闯入我部队在附近驻扎的警戒范围。哨兵是他家乡的人认识他，他却不认识哨兵。这名战士设计将叛徒诱到连部，一举抓获。真叫得来全不费功夫。
　　为了平息民愤，在当地集市上召开了宣判大会。宣布完叛徒的罪行，人群涌动，情绪激动，一片喊杀声。会场有点控制不住了。
　　连长范仲家一跃而出，让大伙静下来，等一下。他从不远处杀猪肉案上操起一把劈肉的斧头，走近被绑在木桩前的叛徒，一斧子劈开了他的胸膛，伸手掏出叛徒的心脏，摔在地上。那颗心在地上一蹦有十多厘米高，连蹦了好几回。叛徒的舌头也拖出好长，一副可怖的恶鬼样。
　　死难群众的家属和围观的百姓仍不解气，骂声不断！“真是恶人有恶报！”“坏事做绝心还不死，真该杀。”百姓好歹出了这口恶气，解了心头恨。为那些死难的同志报了仇，雪了恨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叛徒虽然罪行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采用野蛮、过激的处决方式，肯定是违党的政策的。但那时候这种特殊的环境，残酷的局面，也顾不上什么政策不政策，人道不人道。只要能震摄敌人，开展局面，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打击土匪。1941年春节后，一位老百姓来报告，土匪绑了他家人，叫今晚送钱到大同村西南一家独立小店，不然就把绑的人杀了。这种土匪绑票在那时很猖狂。一定要镇压下去，为民作主。
　　我马上带上几个人，连夜由那个老百姓带路，来到小店附近。我们悄悄地摸上去，起初什么动静也没有，当我摸到小店墙角时，突然看见墙角上伸出来一截枪管，正在向我瞄转过来，在这一瞬间，我猛地上去，用左手一把抓住枪管，同时右手向墙南就是一枪，但未打中土匪，土匪松手把枪丢了，仓惶而逃。
　　我转过墙角，见有二、三人向东逃去，我挥枪连续打了一梭子，看到其中一个人一下子栽倒，估计打中了，但很快又被同伙扶起来跑了。
　　我们在月光下顺着血迹追了一程，见没了踪影，就没再追下去。那个被绑票的人，在屋里被我们救了出来。
　　第二天，我们还对当地所有的中西医医生、医院作了盘查，没有发现受伤土匪来治伤的情况，也只好作罢。
　　就在这次抓土匪之后没有几天，我和董育才等三人从敌人据点侦察回来。黄昏时到达大兴村东北方河边小店附近时，忽然发现有一伙人，隐约见身上背着大包小包，花花绿绿，有的还提着鸡鸭从前面走来。我们忙蹲下喝问：“口令！”
　　对方不但不回应，反而“啪！”打过来一枪，我们立即散开并猛烈还击。我们3人有两支自动连发驳壳枪，火力比较强，他们虽有六七个人，火力不如我们，不敢恋战，慌忙丢下东西，向西面的小沟逃走。
　　因为天黑，地形对我方并不有利，也未再追击。土匪丢下了好多只老母鸡、新被子、衣服等抢来的东西，大包小包的好几个。我们高兴地扛着回到张家埭上。对缴获的战利品，只是不客气地把老母鸡杀吃了，改善了一次生活，其它的交给乡政府，让被抢的人家去领回。
　　这几年每讲起这件事，小周同志等总戏称我是“大土匪抢了小土匪的鸡”。想想也确实好笑。
　　尝试捉鬼子。1941年一二月间，上级号召苏中开展抓鬼子活动。那天晚上游击队几十个人打算到汇龙镇西市稍据点去抓鬼子、抓哨兵。大部兵力部署在大河西的有利地形上，以对敌警戒、监视和打掩护。我和2名队员带上驳壳枪、手榴弹偷偷过了大河桥，向白天已弄清了的哨兵位置摸去。匍匐前进到距鬼子还有一二十米的地方，能清清楚楚看到鬼子的身影。
　　那时我们心里也紧张得厉害。这种紧张感在后来多次实战中都有体会。在交火之前，心里总担心不知何时突然被敌人发现。但只要我们或敌人一打响枪，就会顿失紧张和恐惧，迅速突击。这大概是在战斗打响之前，战士一般都会产生的心理状态。
　　我们3人屏住呼吸，向前摸进，忽然发现鬼子哨兵周围布满了瓦片、瓶子等乱七八糟，易造成声响的东西。鬼子还真狡猾，准是听到要抓鬼子的风声而警觉起来，才设下了这些障碍物。我们3人交换了几下手势，共同认为不好抓。弄不好人抓不到，还会被敌人发觉了，要冲过一段开阔地，再过桥到河西地形对我们很不利。于是我们又悄悄地撤回，鬼子没有发觉。虽然我们没有抓到鬼子哨兵，但身临其境地做了一次抓鬼子的演习。
　　严惩贩毒、贪污犯。有一天我们接到来报，在五仓港有一家老板贩白粉（海洛因）。我们几个人前去抓了老板，他死不认帐。
　　我们开始搜查，当搜到烧饭的灶台时，发现他面色有些慌张，于是就反复查找。烟灰中、锅灶内外、柴草里等都找遍了，没有发现异样。最后从烟囱的内壁有个凹进去小台子上搜出了两大包白粉，每包约半斤重。我们把人和白粉带回大兴村审问，他就是一口咬死，什么也不交待。
　　我们有人证物证，最后决定枪毙他。执行前佯告他押送汇龙镇。当押到西河沿时，在他毫无察觉之际，从他脑后放了一枪，让他在未觉痛苦的瞬间死去。

老八路

第六章 威慑敌顽（上）


  　生活的艰苦是一方面，更大的问题是入伍战士的经历、成分复杂，因此领导和管理工作难度较大。不断发生的战斗，更使我们困难重重。要使我们的游击队武装不断壮大，开发出更好的局面，工作异常艰辛。
　　动员方式和现在的义务兵役制不一样，当时是一对一的个别动员鼓动。动员对象主要是贫穷劳苦的农民弟兄、在地主家做雇工的小伙计、乞丐以及早先当过兵后又返乡的人，其次还要教育动员土匪改邪归正。当时启东小股土匪较多，我们动员号召他们弃暗投明，携枪加入游击队。如执迷不悟，继续作恶，期限一过，将逐一剿灭，一经抓获就要枪毙。
　　这一来，起到了很大地振动效果。1941年春节前，先有杜小义等几个人加入队伍，后来又陆续加入了20多人。他们以前是股匪团伙，程度不同地受到上海青红帮，流氓无产阶级的影响。有的手臂上刺着青龙之类的纹身印记。我把他们编成二排。在队里，他们互相间不称呼姓名，只呼大哥、二哥，或者叫阿二，阿三，老大，老二的。管理这些人可不是容易的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对他们我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平时多加管理教育，处处以身作则，威严正派。对战士不问成分、经历，只要愿意打鬼子都一律平等，一视同仁，说话办事信守承诺，决不拖泥带水；另一方面我平时也暗地里提高警惕性，防备他们拖抢叛变。夜间我一般不睡在队部，总是悄悄地去柴房、厨房等地找个隐蔽的角落睡一觉。
　　这些特殊的小团体，逐渐接受了抗日民族意识，人民军队为人民等革命思想教育和改造，为官兵平等、纪律严明的环境所感化，大都最终成为合格的革命战士。他们很讲义气、打仗也很勇敢。这些战士，只有一个因强奸妇女被我们枪毙了，其余的大部分都在以后的多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1941年4月的一天，当地老百姓向我们报告，在南阳村附近有一股以残余顽军为主的散兵当了土匪，到处抢劫，无恶不作。对我们的告示置之不理，我决定武力收拾这股土匪。
　　一天月明夜里，我挑选了20多名战士，带上长短枪、手榴弹，骑着自行车，从大兴村出发。奔袭二三十里远的土匪窝。
　　接近南阳村时，可能骑自行车时出现了动静，整个埭上狗叫个不停，这引起了土匪的警觉。当我们在宅前展开兵力，沿麦田悄悄摸着前进时，哪知土匪已在宅前麦田里撒开了兵力。
　　王兴斋同志在前摸进，突然间和一个土匪摸到一块了！土匪举枪要射击，王兴斋向上一把抓住对方握枪的手腕，两人撕扭在一起......王兴斋力气大，夺过了手枪，反手一枪向土匪打去。一时间枪声大作，双方互射起来......
　　土匪一听我方枪声密集，走为上策。他们利用熟悉地形的条件，慌忙从后宅沟逃跑了。
　　这一仗双方都没有伤亡，除了缴获一枝驳壳枪外，没有抓到俘虏，但对外传播影响很大，对土匪的威慑也不小。不久，就有几个土匪前来自首入伍。有一名土匪入伍先观察我们对土匪政策是否属实，发现言不虚传后，他又把埋藏的几支枪挖出来上交了部队。
　　1941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游击队转移到向阳村西王家仓（地主家）。周围放了哨，在东宅沟造了个便桥，作了些准备之后，部队即休息了。
　　早晨四五点钟，老游击队员董育才同志起来到西宅沟边厕所内小便，通过厕所的窗孔往外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只见大队的鬼子正偷偷向我们摸来，已到了西宅沟西侧很近的地方，情况万分危急！
　　此时，董育才同志表现出了一个老游击队员极高的素质，没有惊慌失措，大喊大叫，急速悄悄返回向我告急。
　　我当即命令全队秘密紧急集合。大家衣服来不及穿，拿在手中，背上子弹带，提上枪，一路纵队悄无声息地以最快速度从东宅沟便桥撤出，向东转移。
　　同时我命令一名班长带一个小组和一挺轻机枪在西墙头占领阵地，准备战斗，以掩护我们撤退。
　　队伍还未过完桥，掩护小组就与鬼子交上了火。一时枪声大作，机枪、步枪火力交叉密集，掷弹筒在部队附近爆炸。部队加速撒退，一口气撤出了好几公里，掩护小组边打边退，有效地阻击了鬼子。
　　启东一带一个埭接着一个埭，每个瓦屋的宅边都可隐蔽射击，鬼子见遇到如此猛烈地阻击，也不敢轻敌冒进。只好停止了追剿。
　　我们一直撤到海边隐蔽起来。掩护小组不久也撤了回来。
　　这次遭遇鬼子的偷袭，情况是很危急的。幸亏董育才同志提前发现了敌情，部队几人负伤外，没有造成大损失。
　　经这次险避敌袭也取得了一些实战经验：一是对敌军警惕性较高，提前在东宅沟预设了便桥；二是突遭敌袭后，沉着应对，不慌乱，不盲动，迅速隐蔽地集结部队；三是指派勇敢坚强，沉着冷静的队员组成小组，火力掩护；四是部队急速撤退，动作隐蔽，悄然无声，不拖沓、不掉队。
　　这支游击队虽然刚组建不久，有的队员还是土匪出身，但从总体上看，其防备、应变和战斗素质还是不低的。
　　从1940年年底到1941年下半年成立海启警卫团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主力部队上调了，地方区大队等武装又刚建立不久，只有我们这支游击队在地方上实力最强，战斗最活跃，影响也最大。
　　我部除了配合主力部队战斗外，还不失时机地捕捉战机，单独打击敌人，使得小股鬼子根本不敢轻易出动。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铲除汉奸、特务、叛徒和土匪，伺机捕捉日本鬼子，严惩白粉鬼（即贩毒吸毒的大烟鬼）等，维护好地方治安。
　　一时间我们游击队声名大震，我的名字更是让敌顽分子，汉奸土匪闻风丧胆。
　　为了维护地方治安，我们常派遣短枪便衣小分队外出巡查。当地老百姓对一些民愤极大、作恶多端的坏蛋恨之入骨，希望为他们作主，予以严惩，以绝后患。以下是几段令人难忘的史实回忆。
　　枪击黄狗子（和平军）。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那天晚上我们驻扎到大兴村东北的张家埭上，第二天一位老百姓来报告，镇上东市梢来了二个和平军在为非作歹。我和张思达、董育才3人马上带着枪赶到镇上，老远看到穿着黄狗皮，斜跨着枪，歪戴着帽，正耀武扬威地向商店老板讹钱。我们快步追过去，他们发现了我们有枪，拔腿就跑，我们分头追击。我单独去追那个带手枪的，他们两个追另一个。
　　那家伙见我紧追不舍，没命地仓惶逃窜。不多远就到了乡下，那里到处都是二、三米多宽，一米多深的排水沟。那家伙每过一条较宽水沟，先要跳下去后再爬上来。我身材高大，在学校运动会上跳远能跳六米多，所以每条沟我都是一跃而过，比他快多了。这下可要了他的命！
　　眼看越追越近，谁知他逃到一家宅上忽然不见了。我到处找，老百姓用手示意他向后宅沟（老百姓挖的养鱼大沟）方向逃了。我见那沟很宽很深，他肯定来不及逃过去。我沿着水沟边的芦苇仔细搜索，发现他躲在外宅沟沿的芦苇丛里，我对准他一个点射，“啪！啪！”两声枪响，不一会水面上泛起了血红。这家伙也慢慢漂浮上来。我缴获手枪一支。另一个他俩不久也抓到了，还缴了一支步枪。据俘虏讲，被打死的是和平军的连长。两个家伙是出来打秋风弄钱花的，没想到落了这个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