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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刘丰庭:“我差点要了李宗仁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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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1 11:47: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刘丰庭



民国三十三年(1944)正月初四,我和家里的人正准备去隔壁村的亲戚家拜年,村里来了几个人,说是政府派来抓丁的。按照政府“三丁抽一”的征兵政策,从年龄上讲我是家里最适合去当兵的人选,但我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家,所以很不情愿去。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五花大绑起来,然后将我和其他人一起带到资源县城。

初五,我们被送进了补充团。初八,我们被汽车拉到邻近的兴安县。听补充团里的老兵讲,我们这批新兵是要直接送到抗日前线去打仗的,好多人都怕得要命。

我们在兴安集结、训练了三个月以后,就坐火车到湖南长沙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坐船过洞庭湖,两天后到了湖北省镇西,之后开始赤脚步行,那时候连草鞋都没得穿。7 月中旬到了河南铜城(音),我们被安排进第七军一七三师五一八团。

在那里住了几晚,又辗转到河南双城。

记得有一个资源老乡蛮喜欢唱山歌的,开始一直在唱,后来一上火车就吓哭了,搞得好多人都跟着哭。没几天,他就死了,不知道怎么死的。



当年 9 月,我们来到了湖北老河口。

还没来得及适应那里的气候,我们就被分配到各部了。我和几个互不相识的桂林老乡一起,分配进了负责保护李宗仁的警卫团,我分在三营八连。记得团长是梁干明,连长是黄炳清,后来换成谢志善。那时候我 23 岁。

老河口,位于鄂豫川陕四省边界,公路四通八达,依山临江,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9 年 9 月,李宗仁把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这里。

侵华日军为了打开中原门户,企图以重兵快速攻占老河口撕开一道缺口,于是频繁向第五战区进攻,李宗仁率第五战区的官兵在老河口奋勇抗敌。听我们班长讲,日本人主要想攻下老河口以后以便进攻重庆。日军先后派了 11 个师团 20多万兵力来攻打第五战区。

前方战事吃紧,日军的轰炸机每到天黑就发疯似的漫天投弹。

每到这个时候部队就拉响警报,官兵们都一溜烟涌到防空洞里躲起来。但是因为经常有日本派来的特务刺探情报,所以,洞外总留下一个卫兵看守。

这天,又轮到我站岗值守。

天空黑压压的一片,两旁只看得见 20 多米内的景物。因为风大,我在院子里来回巡逻了几圈后,就躲在那棵歪脖子枣树下盯着远处看。

30 多米远的地方,一个黑影向着我站的方向慢慢移动。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抬头东张西望一阵以后,又往回走去。

我死死地盯着前方,手里的步枪这时已悄悄瞄准黑影。我没有着急开枪,想看看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口令?”当黑影来回绕到第三圈的时候,我大声盘问,慌乱中同时扣动了扳机。枪是朝天上开的,因为部队有规定,遇见这类情况必须先鸣枪警告。如果对方再不回答口令,我第二枪就要朝他瞄准射击了。

“砰”的一声脆响之后,对方不紧不慢地应道 :“我是长官。”

听说是长官,我就大着胆子往前小跑几步,定睛一看,模糊中果然见那人着一身长袍,足蹬马靴,极有派头,心想应该真是来查岗的长官,便没有再多加盘问,对方也很快就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军营里就像炸开了锅,大伙都在议论着昨天晚上有卫兵向李长官开枪的事。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在地上。天啊!

昨天晚上那一枪,差点让我闯下大祸。我开枪打的那位长官不是别人,正是驻守老河口的第五战区最高司令长官李宗仁!

一吃完早餐,我就接到了要开大会的紧急通知。

闯祸了,闯大祸了!朝长官开枪,这是几大(桂林话,意思是很大)的罪过哦。

我感觉口干舌燥,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吃什么都觉无味。那个早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被人群推搡到了会场。

“昨天晚上,有个卫兵冲我开了一枪!”会议开始以后,李宗仁直奔主题。站在队伍后面的我估摸着自己死期已到,腿脚发软,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更莫讲像别人那样踮起脚尖看看司令长官的样子了。

李宗仁讲到这里的时候停了下来,双眼环顾四周,等全场的官兵不讲话后,接着讲道 :“这一枪开得好啊。说明我的卫兵警惕性很高嘛,有这样的卫兵,我就放心了。”

听到这里,我那颗吊在嗓子眼的心才落了地。原来长官不仅没有责罚,还在大会上表扬我了哩。

通过这件事,部队的官兵觉得李宗仁是个爱兵的好官,都更加拥戴他,好些人都表示跟着这样的长官打仗,真是汽车压罗锅——死也直(值)了。


李宗仁



民国三十四年(1945)2 月,李宗仁离开老河口前往汉中府当汉中行营主任。

长官部的车队先行一步离去,我们的部队,以每天 120 里的速度急行军赶往汉中,累了就啃干粮,困了就睡在路边。最苦的时候,上面就发点钱,自己买米煮饭吃,因为钱少买不起菜就光吃饭,叫作吃“鼓眼饭”。

有一天 ,部队驻扎在一间破庙里。

天快黑的时候,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屋外灰蒙蒙一片。我手握步枪,拖着疲惫的双腿在庙门口警戒。 就在准备回屋交班的几分钟前,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还是来了——两架日军轰炸机从远处呼啸着飞过来,我赶快冲着破庙里的人们大声喊话 :“野仔的日本飞机来了,快躲啊!”

喊完,我连滚带爬地跑到旁边的柳树下抱头蹲下。刹那间,日军从空中丢下的炸弹已经在我身边炸开,巨响几乎将我的耳朵震聋。我就着炸弹爆炸发出的光亮,看见四周弹片、泥土横飞,头顶的老柳树枝桠被炸成了几十截,横七竖八地一股脑砸下来,打得我浑身发痛。

几秒钟以后,日军的轰炸机走了。

我下意识地在自己身上摸了一遍,幸运的是什么零件也不缺,只是受了伤,全身痛得厉害。我歇了一会儿,赶忙跑回院子去,院子的一间空屋被炸塌,还好,里面的人基本没有大碍。

第二天,看着破庙门口一亩左右的田垌里全是弹坑,我不由得大声喊了起来,喊声带着哭腔 :“这家伙,比老家死了人送葬的时候放的登山炮要响几十倍呢,还好没有炸到老子!”

雨一直在下,天刚亮,队伍又朝汉中方向出发了。我摸着脸上生疼的伤口,越想越后怕,越想越生气,心里忍不住骂 :“这些死日本野仔!”

后来才晓得,是有汉奸指示日本人轰炸,他们以为李宗仁在这里。我们副团长带人去抓,汉奸是两个女学生,审问过后送去总部枪毙了。后来又抓了好多汉奸,都毙了。

抗日战争的仗打得最激烈的日子里,这样的历险,隔三岔五就会有一两次,我们经历过几次也就慢慢地习惯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不死,就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把那些日本野仔赶走。“日本野仔”,我习惯这么喊那些毫无人性的侵略者来表达对日本兵的憎恶。只有把他们打跑,才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广西资源老家。

我们到汉中没几天,李长官又回老河口去了。听说我们走后一个月左右,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那边,川军在那边和日军对战。接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长官司令的刘峙指挥川军和日军作战,部队很多官兵好像不尿他这一壶(桂林方言,意思是不吃他那一套),李长官就回去帮了他一段时间。

那两年,我们就这样在警卫团里追随李宗仁辗转在各个战场,转过来,转过去。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人投降那时候,不记得是几月了。有一天,我们正在汉中府附近行军,前面传话来讲今天有个大官要过来。我们就奉命站在路两边,让大官的车队先过。没多久一排汽车开了过来,一路也没有停车就开过去了。等他们走了好远,团里的长官才说那车里面坐着蒋介石呢。这是我离蒋介石最近的一次了。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蒋介石喊去当北平行营主任,后来好像是 1946 年秋天又改作“国民政府北平行辕”。我们就跟着一起到了北京。

有一天,白崇禧对我们训话。他讲 :“你们这些人大多数是广西人,你们是警卫部队,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机关枪叫、大炮响。我这次就带你们去听听。”

第二天,炮排、机关枪连、步兵就挨喊起去攻打信阳。晚上到信阳以后,见城里亮着灯,白崇禧就讲: “我们都杀过来了,城里的共军还睡得这么舒服,炮兵,给共军放两炮!”

战斗就这么打响了。白崇禧在天亮前带着随从先离开了。天亮以后,我们子弹打光,挨共产党部队“包了饺子”——活捉了。我们被关了一个礼拜。解放军里的人问我们 :“愿意回李宗仁部队还是愿意回老家?回家的话,就给伙食。回部队的话,不给伙食费,自己走回去。”

结果大家都没要伙食费,都回原来的部队了。

后来,国民党军队兵败。1949年正月,李宗仁、白崇禧想搬回广西老家死守两广。

我们那个团部接到命令押送李宗仁的私人物资回桂林,部队走到兴安县百里镇以后,我想着国民党大势已去,趁没有什么人注意,就偷偷开溜回了老家。


刘玉著《抗战老兵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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