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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亚(三)〡浪漫化亚洲•最后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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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9 00:43: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宋念申


从18、19世纪开始,亚洲被当作欧洲的反题,成为“文明”的反面。那么顺理成章地,当所谓文明的诸种病征显现,这个亚洲又被赋予了一种拯救性——物质过剩了,就到印度宗教里寻找“灵性”;城市生活空虚了,到西藏雪原皈依“智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亚洲反题”不光是愚昧落后封闭保守, 它也可以是落后得很浪漫的,保守得很坚忍的

停滞的“亚洲”与浪漫的“亚洲”貌似矛盾,却相辅相成:因为是停滞的,所以千万别变化,停在那里最好,否则就被破坏了、被污染了、被现代荼毒了。这个时候,亚洲成了一种怀旧的创意,异域的乡愁。当然,这种创意和乡愁跟现实或历史并无联系,而且它无关欧亚,更无论东西,“亚洲”不过是“现代”人集体发明的另类“传统”。很多时候,真实的历史被这种虚构的“传统”取代了。

文艺作品中的这种拯救式反题比比皆是。汤姆•克鲁斯主演过一部电影,《最后的武士》。它以日本维新时期,明治政府与西乡隆盛之间的斗争为蓝本,力图表现日本武士对荣誉和传统的殊死坚守,和对非人化的工业文明的悲壮抵抗。

汤姆•克鲁斯扮演美国军官,因为目睹现代化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而迷失自我——铺陈了“现代病”的母题。他被请到刚刚开始维新的日本,帮助训练新式军队。而维新政府的第一个敌人,则是一群由胜元盛次(以西乡隆盛为原型、渡边谦饰演)领导的,拒绝西化、护卫传统的武士。当然,和许多好莱坞电影一样,代表现代文明的美国军官,最终被代表东方传统的武士们感化,自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又是一起学剑道、又是借此找回了自我……尽管工业化的枪炮最终把武士们无情碾碎,但英雄片嘛,一定是需要悲情才有英雄的。


影片里,现代和传统的矛盾焦点,在于“火器”。火器代表工业文明,而拒绝使用枪炮,则代表武士高贵的荣誉感。有段美国军官和英国记者之间的对话,十分点睛:

记者:胜元觉得使用火枪是耻辱(dishonor),所以不用了。

军官:他不用火枪?

记者(笑了笑):要知道对那些老派家伙来说,胜元是个英雄。

传统与现代的挣扎当然可以是表现主题,不过这种挣扎无论如何也跟用不用火器不搭界。实际上,火器在16世纪后期就风靡日本,不要说武士阶层,就是更高阶层的大名们也对各种新枪械趋之若鹜。

1543年,一艘从明国驶出的走私船遇到台风,漂流到日本九州南方的种子岛。船上除了明人(五峰)外,还有几个被日本人称为“西南蛮种”的葡萄牙海员。当葡萄牙人向岛主,种子岛时尧,展示了名为“铁炮”的火绳枪后,立刻引起时尧的极大兴趣。他以重金买下两枪,并虚心求教制造技术,“朝磨夕淬,勤而不已”。种子岛制作的火绳枪迅即声名远播,所谓“一发而声动扶桑六十州”,而且“复使铁匠知制之之道,而遍于五畿七道”。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 “种子岛”(Tanegashima)就是日本火绳枪的名字。

时值日本战国时代,群雄并起,大小火枪迅速批量生产并装备各大名的军队。日本人对枪械还多方改进(比如可以在雨天作战),并逐步完善了战术战法。火器的使用大大改变了日本政治生态,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统一战争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但如此,丰臣秀吉1592年发动侵朝战争时,日军也是因为有武器方面的优势,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

同在东亚,明朝的军队整建制配备火枪,更远早于日本;从葡萄牙人那里引入并改进的佛郎机炮(一种早期滑膛加农炮)多次在战场应用。朝鲜陆军虽弱,海军的火器配备则优于日本。三国在早期热兵器使用上,完全站在世界前列。很难想象,在你死我活的战场,有谁会放着更有杀伤力的武器不用。一个基本常识是,军事需要总是人类技术革新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可见,说火器有违传统精神,为日本武士所不齿,满足的不过是好莱坞对东方的香格里拉式幻想。这里的亚洲“传统”貌似正面,但仍是把西方和东方按照时间序列对立起来,把传统和现代作一个非此即彼的价值区分。在资本席卷全球的今天,这种东方主义浪漫也同样被一些东亚人内化,他们以自我香格里拉化的方式,参与着把自身打扮成异域的努力

因此,谈“发现东亚”,如果只是要去发明一些东亚的“特有”的“价值”、“道德”、“传统”,那并没有脱离欧洲中心论最根本的二元对立逻辑。我们努力的方向,应是回到本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脉络中,来探讨东亚的“现代”演进

比如,我们不应先预设“日本武士精神拒斥火器”的文化本质主义观点,而是问为什么日本在16世纪已经发展出世界领先的火器装备,但却没有保持到19世纪?“精神”无法解释变化,相反,精神本身是随经济、社会、政治的演进而变化的。

在16、17世纪,火器的掌握足以改变战争进程,因此任何政权都需要保证对这种高效武器的绝对控制——这和今天严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一个道理。统一日本后的德川幕府,最担忧的事情,莫过于各大名割据一方拥兵自重,重蹈战国覆辙。因此幕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大名的财力、军力。在武器制造方面,严格限定枪械作坊的数量、所制造枪械的数量,以及可以配备的军队数量。日本在江户时代承平200多年,不但大规模内战没有再发生,而且在驱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后,外部威胁也大大降低。大规模枪械生产的经济环境和安全需求都不复存在。结果,不但制枪匠人日益稀少,生产的少量枪械也朝着精美而非实用的方向发展。

美国历史学者Noel Perrin就此写过一本小书《弃枪》(Giving up the Gun)。它特别有启发性的一点是:我们长期以来总认为历史是有个特定方向的,即由后进到先进、蒙昧到科学、低级到高级,可历史并不按照这个有特定目的的线索展开。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人们在发展了许多技艺的同时,也抛弃了更多技艺。历史的演化形态不由我们规定,任何一种现象都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要解释现象,必先解释产生它的环境。

就火器而言,它是“东亚现代”开端在技术方面的一个指标。枪炮在本地区的应用,推动了东亚权力格局一系列大震荡,一个新的时代由它间接引入。

那么火器传入时的“东亚”是什么样的?十分笼统地说,是一个以中原的明王朝为“中华”的“天下”秩序。这个秩序在理想上,是以儒家学说的华夷等级建构的:统一的明朝是域内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大的市场和财富集散地。周边出于各种需要,不同程度地承认差序格局,并在朝贡制度安排下,以各种名义从事多边交往和贸易。一些政权(朝鲜、安南、琉球)把儒家礼制带入内政,另一些则没有。

和清代不同,明的直接统治区域,并不及于今天中国西北、东北、西南的许多地方,也不包括台湾。虽然有着边贸和政治联系,明在多数时候,仍视北方统称为蒙古的游牧政权为敌手,对东北女真诸部和西南土司实行“羁縻”管理。永乐至宣德年间的国家“探险”活动:郑和七下西洋、亦失哈十巡奴尔干都司、陈诚五使西域,构建了基本的世界图景;东南沿海居民对“南洋”(东南亚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开发,也会从小说家笔下流露;陆路和海上交错的贸易网络,联通了东亚与中亚、印度洋、欧洲、非洲、美洲。通过和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接触,明朝和日本一些士人对“天下”之外那个更大的世界有了初步了解。尽管如此,以明为“中华”的“天下”仍是当时精英阶层确认身份的重要参照系。

直到有一天,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人决心更改这个参照系。东亚格局震荡重组的第一波,可从他发动的侵朝战争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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