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围棋之路——韩启宇自述（连载）

安徽断刀客

11、亲眼目睹了第一代国手的风采

　　我学棋期间观摩的两次中日围棋友谊赛，分别是1965年的春秋两季。为扩大中日围棋交往，日本方面主动提出当年增加一次访华，众所周知，当时中日两国棋手之间的水平差距很大，据陈祖德十几年后的回忆，两国顶尖棋手之间的水平差异实际上被让两子还不够。是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关系，中国方面当然也希望多与日本棋手进行交流，增加学习机会。

　　1965年4月，日本棋院派出的是以梶原武雄八段为团长的代表团，分别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比赛。上海站的赛场设在南京西路，国际饭店旁的上海市体育俱乐部，那是个闹中取静的场所，二楼的大厅做为赛场，观摩者均在二楼半的看台上，当年的我与其说去学棋，实际上更欣喜的是能一睹我所崇拜的一代国手的风采。首次见到了曾经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陈祖德、吴淞笙、王汝南、罗建文、孙果荪等大名鼎鼎的国手。当时的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幻想“如能同他们结识还能下上一盘棋，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啊！”实际上我也清楚那是很不现实的。未曾想经过多年孜孜不倦的钻研棋艺，距此九年步入专业围棋圈子后，上述名手竟都成为我一起手谈、口谈、经常交往的良师益友。

　　在这之前，中国棋手与日本七段以上高手的对局均被让先，现在中国围棋水平有所提高，陈老总提议这次比赛不要让先了，全部分先。他还对棋手们说“我们要争一口气，这次比即使输不了也不要紧，下回再争取赢，下回还赢不了，再下回赢。棋可输，气不可输”。

　　当时，中日两国棋手技术上的差距，最主要的部分是体现在布局上。往往是布局三五十手下来，就已落下风，要挽回局面，必须要经过艰苦的中盘搏杀，从中获取取胜机会。针对这一现象，当年的陈祖德研究了一种中国棋手称之为“桥梁型”（既日后被日本棋界命名为“中国流”）的布局。这个布局的特点是尽可能缩短布局进程，使之尽快进入中盘。这也是聪明的陈祖德采用的一种扬长避短的策略吧，因为陈祖德特别喜欢研读古谱，古人的棋风都擅长力战，长期的熏陶，使陈祖德也形成了以战斗力强而闻名中外棋界的棋艺风格。“桥梁型”布局更有利于陈发挥自己的特长，与传统布局相比取胜的机率是否也能随之提高点？这是陈祖德当年研究这个布局的指导思想。实践证明，针对日本棋手讲究棋理，拼功力的特点，“桥梁型”布局是行之有效，颇有针对性的对策。多年后，日本棋界也有不少棋手，包括著名棋手藤泽秀行、加藤正夫也喜欢上这个布局，特别是加藤正夫在1977年~1980年全盛时期几乎逢黑必下“中国流”，战绩奇好。依据实战心得还专门写了一本《中国流布局》的名著。近50年来，世界棋坛围棋布局不断创新，以此延伸的变化层出不穷，形成无数流派。但直至如今，仍有不少棋手喜爱采用这个布局。“中国流”布局的长盛不衰，应证了当年陈祖德的创意是何等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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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祖德的“中国流”初显威力

　　我观摩的上海站两场比赛，都是由仍在棋校初级班任教的邱佰瑞指导任裁判长，每当邱指导在开赛时宣布：“中日围棋友谊比赛现在开始，比赛按中国规则执行”时，我都有种莫名的激动心情，似乎也置身在国际交往的赛场中。未料到一年半以后还真体验了一次身临其境的感受。在上海的两场比赛，陈祖德都是对梶原武雄八段，第一场陈祖德执白与梶原八段下成和棋，第二场陈祖德执黑运用的就是他已试用多次的“中国流”布局，当年的场景和对局中的有些片断，至今我仍有些许记忆。随文附上当年两名高手的对局片断。23=16。从谱中的白8，可以想象当年的日本棋手显然很不适应陈祖德这种开局，从黑9靠开始，早早的就进入了战斗状态。这正是陈祖德当初研究这种布局时所希望出现的局面，可扬长避短。力战是陈之所好，将局面引入己之所长，方能得心应手。梶原八段以擅长弃子的风格而闻名棋坛。是局梶原八段在左上角的战斗中竭尽腾挪、弃子之能事，但整个战斗至黑61显然是黑大为成功。白中腹的棋都贴在黑坚实的棋子上，气撞的很紧，子效也不发挥，白已近败势。棋理上有“落子不近厚势”的格言，这里几经演变，当初尚不算接近厚势的白子，此时全贴在了黑的铁壁上，违背了行棋规律，白棋的作战失利不言自明，导致本局仅至125手，白即速败。

　　这一年梶原团访华陈祖德共同梶原八段对局六盘，成绩是两胜、一和、三负。但在南京站的一场比赛中陈祖德执白局面占优，梶原武雄读秒至最后一次时裁判从“30秒”“40秒”“50秒”“55秒”“58秒”“一分”已报出，梶原仍无反应，按讲裁判应果断判梶原超时负，不知何因裁判迟迟未作裁决。梶原索性又下起来，陈祖德情绪大受影响，结果被梶原反败为胜，要不是有这么一盘“胜局”，梶原八段总成绩是输给陈祖德。多年以后陈祖德与我们聊起这段往事时仍耿耿于怀，说当年的中国裁判太软弱遇到洋人竟不敢行使正常权利，致我蒙冤。

     1965年10月，岩田达明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两地。与中国棋手进行了十场比赛，棋校仍然组织部分学员观摩了在上海举行的两场比赛。在此之前，有一部当时在中国大地引起极大反响的电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是一部宽银幕电影，在上海当年只有大光明电影院具有宽银幕设施。地点在南京西路国际饭店附近，是我每次去棋校路上的必经之点，受电影院门口的大幅海报诱惑，我也买了两张星期天的票，请弄堂里要好的小伙伴一同观看。《东方红》贯穿了整个中国革命史，均以歌舞形式表现，我最喜欢的是片中的大合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长征组歌》《黄河颂》场面气势恢宏，令人振奋，用现代的语言评价那就是“震撼”。直至如今，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就会不由自主的回想到当年的场景。电影以“卢沟桥事变”为素材穿插了日军当年的侵华史，战争年代日本鬼子的暴行，在我当年幼小的心灵中，深深的埋下了仇恨日本鬼子的种子。可以说，通过观看这场影片，自觉的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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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亲眼观摩了陈老“力斩”岩田九段

　　眼下终于又能看到中国棋手同日本的围棋比赛，因受反日情绪的驱使，心里特别盼望我所崇拜的中国棋手能多赢棋。

　　在上海的赛场，仍设在上海体育俱乐部。据陈祖德多年后的回顾，在此地比赛是他最熟悉的赛场，从心理上讲，就是一个好兆头，对取胜充满信心。此前，在北京的四场比赛中，除了胜刈谷启八段一局，对岩田九段三局均告负。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又回到上海进行比赛，想必能取得一个好成绩，跨上一个新台阶，出现一个新飞跃。我观摩的其中一场比赛，是陈祖德执黑对岩田九段，又欣赏到陈所得意的中国流布局。附上当年对局谱，让棋友们共欣赏。


　　白6远一路占据下边大场，想必是日本棋手研究的对付中国流的下法。按照普通的布局规律，白6当在左上守角，在中国棋手多次采用中国流布局后，日本棋手从实战中体会到只有抑制黑棋快速扩张，才能有效削弱中国流布局的威力。黑11夹，表达了陈祖德积极求战的态度。黑13继续贯彻作战意图，白14点角时黑棋竟然置之不理，极为少见。围棋的最大特点是行棋自由自在，任何原则和定式并不是金科玉律，只有善于灵活运用并和战略方针相结合，则如同一首完美的乐谱，奏出动听的旋律。黑17飞，攻击左上白子，逼白18与黑19作出损的交换，黑在左上角的亏损立马得到部分补偿。黑33、35将白棋分成两块，白8以下三子显得相当笨重，进入陈所擅长的攻击态势，白36跳即所谓的行棋步调，是步好棋。白46压继续追求步调，希望黑在53拐，白则80位跳。黑棋如按白棋的意图，白立即可摆脱困境。黑47凶狠的扳，是极有针对性的一手，破坏了白棋的步调。黑59靠、61断，借助于对白中腹弱棋的威胁。逼白在此局部做出让步。白90以下，不得不为处理孤棋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为了做活而让黑棋尽得外势，至黑107，黑已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在中国棋院二楼比赛大厅挂有一副一丈见方的织锦工艺品挂毯，正中镶嵌的一副棋谱，那正是陈祖德对岩田达明九段至107手时的对局图，说明了这是一盘具有纪念意义的、划时代的胜利。那是中国棋手第一次以平等条件下，分先战胜了日本九段棋手。

　　那个时期，中国围棋的总体水平还远不及日本棋手，但陈祖德以他的能力已基本能与日本高端棋手抗衡，具备了赶超日本围棋的潜力。按他当时的上升势头，有望提前实现陈老总在数年前发出的十年内赶超日本围棋的宏伟目标。可叹的是此后延绵十年的政治运动，耽搁了中国围棋的发展。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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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样是打子 中日棋手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1965年10月，随岩田达明九段访华的棋手还有：刈谷启八段，谷宫悌二五段，木谷礼子四段，业余棋手原田实、西村修。

　　日本棋手下棋时都有打子的习惯，谷宫悌二尤为突出，打子声极响，给人感觉特狂妄，棋手打子的常见习惯是以标准的手势，在棋子与棋盘接触的刹那间稍加发力而已。具当时观摩棋赛中一位对谷宫落子观察很细致的成年棋手描述，谷宫是以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缝夹子往棋盘狠狠发力打子，每当寂静的赛场突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那一定是谷宫的落子声，在我学棋阶段所受的教育，打子是对对方的不尊重、不礼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棋手也普遍存在这种观念，大部分棋手顶多是在棋局进行过程中下出一步好棋时，才会偶尔发力打一下子，以示得意之情。更多时候都是尽量控制住内心欲打子的冲动。

　　很多年后，参加过中日围棋交往后从日本棋手口中得知，日本棋手普遍习惯打子，源于一种礼仪，日本围棋界很早就在比赛对局中采用限时制，即用计时钟限定对局双方用时，往往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一方在对方长考时会闭目养神，甚至会小睡片刻。这时经过长考决定落子的一方如轻轻的落子，按下计时钟，另一方将会在不知觉中耗用自己的限时继续沉睡，已落子方会觉得这不是君子所为，如轻轻落子后再“喂，该你喽”似乎又不合时宜，所以，落子时重重的往棋盘上一打，另一方当然马上惊醒。这样就不会无谓的占用对方的用时。

　　当年来访的日本代表团中，有位八段刈谷启，看上去像一个小老头，但很有学者风范，对局时坐的身板笔挺，中规中矩，一点不摆上手架子，反而更让人肃然起敬。在上海的两场比赛，他对上的是中国当时的两大高手：陈祖德、吴淞笙。由于他的对局态度极端认真，本身棋力也强，分别取胜陈、吴也在情理之中。刈谷启八段的风度、实力和成绩让在现场观摩的上海棋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围棋代表团上海期间，根据安排对当年的上海市队棋手下了一场授两子的指导棋，我小哥韩启姚有幸对上的就是刈谷启八段，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刈谷启还将与韩启姚的对局棋谱以自战解说的形式登载在日本关西棋院出版的《围棋新潮》杂志上，由于前一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期间，刈谷启对后来成为中国围棋三号人物的王汝南也下过授两子的指导对局。所以在对韩启姚的对局讲评中不时将二人做对比，认为韩启姚也是具有相当潜质的后备人才。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的文革破坏，使中国当年相当一批围棋人才的理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不正常的社会坏境中遭到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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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学棋的日子被文化大革命中止

     1965年，国民经济走向全面恢复，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的围棋事业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围棋水平也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陈老总有句名言：“国运衰、棋运衰，国运盛、棋运盛。”当年的社会背景，正应验了陈老总的这句名言。放眼中国围棋历史，还真能体现国运与棋运之间的关系，大唐时期，北宋和清康熙、乾隆年间，正是国泰民安、国运昌盛的年代，围棋不仅在宫廷内深受达官贵人的喜爱，在民间也流传甚广，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棋手。唐朝的王积薪、清朝的黄龙士、徐星友等高端棋手的棋谱，流传至今，仍为当代棋手热衷研究的资料。当今的中国，在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后，各项工作都逐渐走入正轨，围棋也又一次崛起，再一次随着国运进入兴旺时期。

　　随着国内各项事业渐入佳境，当年上海的围棋运动也蓬勃发展。印象中，当年上海举办了多次全市性的学生比赛，由于必须由学校组队报名，而当时围棋普及程度远远不如现在，我所在的东长治路第一小学除我之外竟无第二人懂围棋，无法组队，也就无缘参赛。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我学棋阶段，竟未参加过一次正式比赛，与当年的我相比，当今的棋童真是幸福啊！只要入了门，只要高兴，就可参加任何比赛，就可尽情的享受比赛所带来的刺激和乐趣，就可使自己的棋力得到充分锤炼。比赛最能提升自身棋力，这是九年后我参加了若干次正式比赛后的亲身体会。

　　虽然无缘参加市里的正规比赛，但每周三次的棋校训练和内部积分比赛，也让我得到了十分的满足。对围棋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烈，那段时期，除了在棋校训练外，我从围棋月刊中也吸取到很多围棋知识，从中学习掌握了不少的围棋定式，棋力似乎也有了新的长进。进入棋校高级班由九级升入七级后，水平曾一度停滞不前，此后又经过大半年刻苦训练和实战磨练，终于升为五级。此时，已是1966年的春夏之季，五级意味着进入了高级班学员中的顶尖阶层。已具备了进入市青少体校围棋班的基本标准，这也是我长期向往的去处，希望能随着小哥韩启姚的足迹，在围棋台阶上逐级上升。直至进入专业队，事实上市体校已将我的材料上报，准备当年暑期录取为体校围棋班的新队员。真能如愿的话，将如同在围棋的康庄大道上，尽情奔走。直至进入心目中的最高殿堂。

　　可恨的是，此后因文化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打乱了一切社会秩序，也打乱了我的人生轨迹，中止了我的围棋进程。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十年后被史学家们定性为“十年浩劫”，那十年完全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无数人在那场浩劫中蒙受不白之冤，更多的人遭受到无端的攻击。那是个人人自危的黑暗时期，厄运随时可能降临某一个人身上。那场所谓的大革命把一个好端端的正起步发展前进的中国搞得乱糟糟，经济几乎濒临崩溃，各项事业均遭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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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966年，中国围棋已成功地完成新老交替

　 1966年全国围棋锦标赛在动荡之初，仍如期在郑州举行。虽不可避免的受到运动干扰，由于喜爱围棋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同志的竭力保护，将参赛棋手全部安排在曾接待过中央工作会议的省委第三接待所，避免了外界更多的干扰，总算使文革前的最后一次比赛善始善终，得以成功。那次，韩启姚也随上海队参加了全国比赛，感触颇多，切身感受大赛的气氛。因为比赛的激烈争夺，对提高自身的棋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听他对全国赛的描述，我当时也曾幼稚地幻想，自己是否也会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比赛？那年的比赛陈祖德蝉联全国冠军，吴淞笙再次获得亚军。罗建文、王汝南、黄良玉、张福田分别获得三至六名，获名次者除张福田外，前五名均为二十来岁的青年棋手。说明中国围棋已成功完成了新老交替，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
   
     受当时形势影响，我已无书可读，无棋可下

　就在这“国运盛、棋运盛”的大好时期，一场长达十年的厄运降临中国大地。不可理喻的文化大革命，使各行各业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围棋项目更是首当其冲。

　 受当时形势所迫，原本好端端的《围棋月刊》，从1966年第四期起，与围棋专业知识毫不相干、充满政治色彩的文章逐期增多。到了第十期全是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几乎成了《红旗》杂志的副刊，围棋内容仅有寥寥数页。至此，围棋月刊也被迫停刊。我以为我所喜爱的《围棋月刊》再也看不到了，我所在的业余棋校在当时的恶劣社会环境下，训练能一直坚持到当年十月已是相当不易。最终迫于当时形势，也不得不宣布暂时解散。期间，我已于东长治路第一小学毕业，原本已决定招我入学的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也面临瘫痪，与所有社会上的普通学校一样停止招生，入学之事已无从谈起。

　 文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灾难，当时的场景几乎是人人自危，不知厄运何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虽然名为文化革命，实际上对人的冲击涉及到各个领域，方方面面，打击面之宽，令时下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从担任领导职务的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有任何历史问题的人员以及学术界的权威人士，文艺界、教育界等等等等，统统受到强烈冲击，当时各单位都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到处对人进行批斗，印象中从1966年7月份起，社会上抄家，批斗之风盛行，马路上，弄堂里，不时可遇见胸前挂着打倒XXX的大牌子，头上戴着批臭XXX的高帽子的人在挨造反派的批斗，当时的我闲来无事，天天同弄堂里的小伙伴到处赶来赶去看热闹，时光倒也好打发，实际上一段时间内成了一个虚度光阴，游手好闲之人。

　转眼到了11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一份上海棋社发来的信函，通知我按信中指定的日子去上海棋社，事发突然，我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难道这么快就能恢复围棋训练了？此后两天我焦急地等待着去棋社的日子早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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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终于来到了心中的殿堂

     盼来了按约定去上海棋社的那一天，我早早起床独自一人奔赴远在徐汇区的棋社所在地吴兴路，吴兴路是上海一条很短的马路，很僻静，在上海地图上几乎难以找到，那里却是当年法国人建造的一片高档别墅区，上海人称为花园洋房，均为三层结构的小洋楼，居于其中的87号就是上海棋社，进入路口的大铁门映入眼帘的是绿树掩映、花木盛开的一片花园，一座小洋楼矗立在花园的正中间。此地的环境，正是进行学术研究的绝佳之处。

　因当时的上海棋社尚未受到外界的太多干扰，相比社会上其它场所愈显得格外宁静，似乎仍然是个世外桃源。我小哥韩启姚进入上海市队后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经常听他叙述在棋社训练状况和生活中的极高待遇，令我甚是羡慕，也曾想象有朝一日来到我心目中的这一围棋殿堂参加训练，长大了我也要进入专业队，对围棋进行专门研究，参加全国比赛，这是我小时候唯一的理想和愿望。多年后，从事专业围棋研究的理想倒是得以实现，但因受文革运动的影响，人生轨迹转变，进入上海市队的愿望落空，进入专业研究的起步点竟是当时我尚感陌生的安徽省队，尽管如此我仍庆幸和感激围棋所带给我的快乐和当时处于逆境中的人生转变，那又是后话了。

　 当天在棋社我见到了多日未见的李指导，他把我带到了一位政工干部那里，向我讲述了约我此次来的事因，并不是我所想象的棋校围棋班能重新恢复训练，令我心里很是失落，但所讲的另一件事却也让我惊喜，原来日本围棋代表团将在数日后到访上海，对上海棋手进行指导对局，上场接受指导的人员安排除了上海市队、青少体校的队员外，还有就是曾经在棋校接受训练的我。那位干部向我告知了比赛的时间和地点，着重关照了外事交往纪律和注意事项,当时的社会环境因受文革大规模运动的影响，处于混乱状态，对外的体育交流几乎绝迹，但中国方面还是如约接待了日本围棋代表团。此次由团长岛村俊宏率领的日本代表团所辖团员中有三名堪称精锐的青少年棋手，他们是19岁的加藤正夫四段、18岁的石田芳夫四段和年仅16岁的武宫正树二段，他们均出自日本围棋豪门木谷道场，是当年几乎能同吴清源大师齐名的木谷实九段的亲授弟子。当时他们的段位虽不高，但围棋功力甚是了得, 被日本棋界称为新锐三羽鸟,意即出色的后起之秀。据此数年后他们均在日本各大棋战中获得冠军头衔。

    日本围棋代表团在中国的日程安排与以往分别在各地比赛不同，此次六场正式比赛均安排在北京，由于时局处于动荡时期，中国棋手人心浮动，状态极差，因此成绩很不理想，成绩仅为9胜3和24负，又回落至历史低点，这其中的原因，文革运动发起后国家围棋队也几乎停止训练，棋手们已几个月未下紧棋，技艺荒疏，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更何况数月不练，比赛时未进入状态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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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受五子我居然战胜了宫本义久八段

　　在北京比赛时上海棋社派出了我小哥等几名市队队员同赴北京，一是观摩比赛，二是北京赛事结束后陪同日本代表团回上海参加活动。日本棋手到上海时已是十一月下旬，上海方面已做好了一切接待工作，活动场所也非往年惯用的体育俱乐部，而是安排在锦江饭店，锦江饭店居上海六大涉外酒店之首，是外国政要访沪时的首选下榻地，此处环境优雅，戒备森严。一个小小的中日之间的围棋交往活动，竟然破天荒地安排在如此高级的场所，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可见组织者的用心良苦。

　　比赛当天我早早地赶到锦江饭店与上海棋社的人员汇合，在他们的带领下进入设在十一层的比赛大厅。当时的上海高层建筑并不多，更无如此高层的民居，乍一进入高楼，作为小孩的我很是稀奇，很想到处转转看看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对我来说是如此庄严的活动，心里多少会有点紧张，再想到在棋社时干部关照的注意事项，我很快地遏制住好奇的欲望，安分地坐在一边，静候比赛开始。

　　我接受指导的日本棋手是宫本义久八段，他是日本著名棋手宫本直毅九段的胞弟，在日本棋界属中坚棋士。与我同场接受宫本八段指导的另一名棋手是上海市队的吕国梁，吕是受二子，我当年棋力尚低，是受五子，初次面对面接触日本棋手，难免紧张，并未充分发挥出我应有的能力。可能宫本八段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对吕国梁的那盘棋上，对我的这盘棋显然比较放松，最终我竟然以一子的优势小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我那盘棋结束以后，其他比赛尚在进行之中。日本年轻棋手对上海队的棋手，棋份均为授先。我小哥对的是加藤正夫四段，一度形势还不错，攻击姿态生动，终因经验不足，失误屡屡而败北。

　　在赛场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棋手的茶几上同中国棋手一样，均放有一本当时风靡全国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中文版的语录是270页，而日文版的语录，显得特别厚，目测比中文版的加倍厚，我想总有五百多页吧。石田芳夫显然对此书甚有兴趣，一直把此书端在手里，趁对手思考时，不时翻看几页。想必毛的战略指导思想，对他日后成为一名披荆斩棘的大棋士，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吧。石田在赛场的这一举止，多年后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因为围棋这一纽带，使我小小年纪就得以参加了一次国际交往，接受了一次大场面的洗礼，多年后，虽然也参加过多次与日韩棋手间的比赛和活动，甚至世界比赛，但48年前在上海的这场活动始终是我忘不掉的、印象深刻的一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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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从1966年暑假小学毕业后，文革运动逐渐步入高潮，社会上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十月份,我所在的棋校也已解散。同棋校所有的同学，均失去联系，我所追求的围棋之路，不得已而中止，使我幼小的心灵时有失落之感，不知何时，我所喜爱的围棋训练才能回到我正常的生活之中。

　   运动初期，上海市队虽已停止了市队训练。但我小哥他们这些市队队员，仍吃住在上海棋社，享受着运动员待遇，工作性质却变成了搞文化大革命。当时社会上老百姓的生活最低标准是人均每月12元，而运动员的伙食费标准按国家规定每月45元，那是因为运动员训练、比赛要消耗常人难以想象的体力。高标准的伙食营养，能使运动员的体力及时得到补充。而现在运动员们仍享受着高待遇，干的却是所有人都在搞的令人不知所云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现象在全国体育界持续了将近四年，全国各类项目的专业运动员总计有数万名，在这几年间仍消耗着国家大量的资金，但训练失去保障，因此运动成绩不进反退，使那一代的运动员包括围棋运动员宝贵的黄金年龄段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扼杀了一大批运动员的体育才能。

　   在那无所事事内心空虚的时期，我最期盼着周末我小哥从棋社回家，他会帮我借来棋社从日本订购的围棋杂志，有日本棋院出版的《棋道》、《围綦》和日本关西棋院出版的《围棋新潮》等，这些杂志专业内容相当丰富，包涵有日本当时各项比赛最新动态和大量的名手对局棋谱，以及部分手筋、死活等题目，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学习、解读，我还很喜欢棋道杂志每月附送的一本小册子，或是《名局细解》或是《次的一手》。《名局细解》是将日本高段棋手在重要比赛中的对局拆细成几十谱，每谱讲解几手棋，不用在棋盘上打谱也能看的很清楚。《次的一手》则是每页一题猜下一手的题目，下一页则是答案和分析，一本小册子就涵盖了几十道题，因为是袖珍版的小书，我总是喜欢装在随身的口袋里，无论在何地随时都可取来翻看几页。这样虽然失去了在棋校学习训练的环境，但通过另一学习方式倒也不至于使自己的棋艺过于荒疏，甚至于多少还能在棋艺上有持续缓慢的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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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学工期间的李师傅让我重拾围棋

　　1967年10月，终于等来了中学的入学通知书，由于施行就近入学，弄堂里的小伙伴们均被分配在距家步行十几分钟的长青中学。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大家结伴同行、打打闹闹，倒也煞是热闹，那个年代老师们也自身难保，不太敢管学生，因此学生上学的自由度甚至大于当代的大学生。上不上课全听凭于学生自己的自觉性，因此，在中学的两年多时间里，课堂上能学到的知识少之又少。好在我从小对文学作品很感兴趣，记得从小学四年级起就阅读了当时很受追捧的多部长篇小说。文革开始很多书籍都被列为禁书，一旦谁受到冲击、抄家，那家里的此类书籍必将都被付之一炬。我父亲在运动初期就受到其所在的单位中百一店造反派冲击，被抄过一次家。所以，父亲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家里已相对安全，因此，我父亲的一些朋友为避免家里的书籍遭此厄运，将家里珍藏的书存放到我家。闲来无事的我倒也获得更多阅读机会，存放在我家的书刊包罗万象。通过大量阅读，极大的丰富了我的知识，弥补了那个时代课堂学习上的空洞不足。

　　那个时候中学生活期间，学校普遍有两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学工、学农。每年有一次下农村，一次去工矿，时间分别为半个月左右，学农我从未去过，学工我倒是挺感兴趣。印象深刻的是1968年的夏天，那次学工安排在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那是一个很大的国际港区，在黄埔江边横跨五个街区，可以同时停泊十来艘万吨级的货轮。停泊于上港五区作业的货轮以外轮居多，属于涉外工作单位，管理极为严格，纪律非常严明。在上港五区学工期间，我随一个作业班参加劳动，带我的师傅姓李，说是师傅其实也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工，人极为友善，总是笑眯眯的，我们相处得很好，在食堂吃饭时他总是多买一个菜，要我跟他一起吃。在劳动上也对我倍加关照，我对他一直怀有一份感激之情。因为这个李师傅，竟使我与几乎中断两年之久的围棋又重续旧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