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印度对华战争》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澳大利亚]

文如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印度，正式宣告了美国对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对印度政策有了显著的转变。过去对“不道德的中立主义”的指责随着杜勒斯的去世而消逝，取代它的是诚挚的同情，有时简直接近于求爱者那样的热情——艾森豪威尔对印度议会说，印度这个国家“怀着伟大的信念同世界其他国家讲话，而人家则怀着极大的崇敬倾听印度。印度的胜利把过去十年来世界的失败都抵销了，这种胜利……在今后的一个世纪中也许能把世界上所有失败都抵销掉”。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在物质上表现为经济援助的突然增加：在一九五九年年中以前的十二年里，美国已经给印度约值十七亿美元的援助；在后来的四年里，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总数达到约四十亿美元。美国对印度态度变化的因素之一，是印度同中国不和。在中印不和公开化之前，美国就已从印方获悉了有关情况。一九五九年五月，参议员威利·史密斯(Wiley Smith)访问印度回国后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尼赫鲁和他的亲密的顾问们曾表示了对中国的忧虑。他说：“从美国的观点看，印度政府对赤色中国在边境的活动”以及中国工业化的速度超过印度等情况，“感到有些惊慌，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征兆”。  

　　一九六O年初，外界对于中苏裂痕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了解的。印度人担心由于苏联支持它的共产党大伙伴，因而印度同中国日益激化的争吵就可能使得印度同莫斯科疏远，结果将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此外，也将损及物质上的利益。虽然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然而随着比莱钢铁厂(Bhilai Steel Plant)的建立，人们已经可以开始感觉到苏联对印度经济的援助。可是，到头来印度的这些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从一开始，莫斯科对中印争端就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让中印之间的敌对影响到莫斯科同新德里的关系。朗久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俄国人对之似乎采取了审慎的中立态度，他们只不过遗憾地表示有人正利用这次事件“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俄国人对中印争端采取中立态度——印度政府所能够希望的也不过如此，而且已超出了它的预料之外。尼赫鲁提醒人们注意俄国人的声明。他在人民院讲到：“发表这一声明本身就表明苏联政府对局势采取了冷静的和无所偏袒的态度”。事实上，苏联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和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严重争端中保持明确的中立，就是在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上逃避兄弟般的团结的责任。正如北京后来所说的，莫斯科对中印两国不加区别，而对朗久事件表示漠然的遗憾，凡是能够从字里行间看问题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莫斯科这种做法“实际上指责中国的立场”。  

　　俄国所给予的这种心照不宣的支持，对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可以指望西方国家毫无疑问地接受印度对中印争端的说法，并且同新德里一起，甚至走在新德里前面，谴责中国。但是，印度不那么容易取得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因为并不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那种说中国是全盘错误的论点。因此，俄国一如既往地认为印度是有诚意的，就成为新德里手中很强的一张牌，印度政府制订它的行动计划时，必须把俄国的反应考虑在内。  

　　邀请赫鲁晓夫回访印度，已经有一个时期，一直没有兑现(一九五六年他同布尔加宁的印度之行已开始了印俄积极友好的新篇章)。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苏联通知印度政府说，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尼，并将顺道访问印度。同赫鲁晓夫会晤的前景给印度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私下交谈，可以使赫鲁晓夫更加清楚地了解印度对边界争议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还可以利用莫斯科对北京的影响(印度认为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促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主张。但是，俄国人已经明白表示，他们认为谈判是解决边界争端的唯一道路； [ 注：虽然以后轮到俄国人处理同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时，他们也是同印度一样地拒绝进行全面谈判。(见第三章)同样，印度也曾劝过缅甸政府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虽然他们自己并无意这样做。 ] 而印度却两次拒绝中国提出的关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的建议，从而堵塞了唯一看得见的通向谈判解决的道路；这就无法同莫斯科的友好劝告相协调。  

　　这就是必须要对尼赫鲁拒绝会晤周恩来的决定作出重新估计的充分理由之一。另一条理由是新德里在十二月底收到了一份中国的长照会，这份照会似乎是中国外交部为预期在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会谈而准备的一份提要。这份照会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对印度所谓边界早已按照印度所主张的界线划定的说法，进行了详尽的、有分寸的驳斥；另一方面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即这场英国遗留下来的纠纷能够“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从这份照会中一点也看不出中国的主张已经改变，但是照会的语调却始终一贯地令人宽慰，它不象中国过去的照会那样粗暴地拒绝印度关于“侵略”的指责，而是心平气和地对印度的指责加以分析，并且提出合情合理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仍然十分落后，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克服这种落后现象；中国土地辽阔，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人口稀少，中国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大——它为什么要向外扩张呢？北京为照会写得太长而致歉意，并且解释说，它的本意“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束”；不是“用攻击答复攻击”，而是设想“印度政府对于中国的意图的确有某种误解”。照会最后表示中国“热烈愿望：两国将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新德里研究这份照会时，感到中国提出的停止争论的主张是真诚的，这就加强了同周恩来会谈可能会有好处的那种看法。没有迹象表明，两国总理的会晤会产生具体的结果；印度无意改变它的主张，同时也没有任何暗示表明中国将同意印度的主张。虽然如此，人们开始感觉到，如果同意举行高级会谈，将对印度有利。会谈将使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世界各国看到，印度还是言行一致地主张一切争端必须通过谈判解决的，尼赫鲁本人在对待印度自身的问题上也毫不犹疑地采取同样的态度。因此，到了一九六O年一月底，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应该邀请周恩来前来新德里，同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个途径”。  

　　印度不再继续坚持中国后撤作为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这个政策上的转变显然将加剧印度国内对政府的持续不断的批评。自八月以后，尼赫鲁一直处于防御地位。他采取比较慎重的语调反对批评者中的主战论；他申斥那些要求给中国下最后通牒，并采取迅速军事行动“赶走侵略者”的人；他重申他将致力于“谈判”的态度；这些使得人们强烈地怀疑他是想同中国妥协。从坚持中国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撤出的立场后退，将不可避免地加深这种怀疑，并招致人们对姑息行为的谴责。由于面临着必须在围攻下改变方针的局面，印度政府开始施放玩弄文字的烟幕。  

　　这个烟幕就是尼赫鲁对“会谈”和“谈判”两者之间所定下的意义上的区别。按照尼赫鲁自己所下的定义，既然预定要举行的高级会谈并不是谈判，那末，即使他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的信件正在递交，尼赫鲁认为他还可以继续说，现在仍然没有同中国谈判的前景。那封信是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递交的。 [ 注：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的决定是一月底作出的；邀请信大概是二月三日草拟的，但为了让当时的印度驻华大使高·帕塔萨拉蒂(G.Parthasarathi)面交该信，因而耽搁了一些时日。 ] 赫鲁晓夫在前一天就到达了新德里。尼赫鲁在同赫鲁晓夫会谈了一个上午以后，直接前往议会。他在议会讲话中再一次排除了同中国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他说：“在目前时刻，我看不出中印双方立场有任何共同的基础和沟通的桥梁。就是说，在双方现有立场的基础上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的余地，因此目前也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当时人们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将进行劝说，促成印度和中国的谈判，因而尼赫鲁在这个时刻重申印中之间没有谈判的基础，似乎使人们听起来觉得更无回旋的余地。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尼赫鲁事实上已经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 [ 注：我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反映了政府态度的变化，并且提到目前高级会谈似乎就要举行，但承认尼赫鲁的声明是个矛盾：“总理发表断然声明似乎使那些确信他同周恩来先生将在不远的将来进行会晤的人们出丑，同时，他又使那些指望赫鲁晓夫充当斡旋者的人们的希望幻灭”。 ] 在议会内外，尼赫鲁的声明证实了人们认为他无意同周恩来会晤的印象。印度在北京递交了邀请信，将其关键性的做法付诸实施，在这个时候，放出的掩护烟幕就最浓厚，最难看穿。  

　　但在短短四天以后就宣布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难怪这在印度引起了愤怒和震惊。尼赫鲁的邀请信写得诚挚，甚至热情，同六个星期以前发出的那一封冷冰冰的信，成为鲜明的对比——他甚至恢复使用“亲爱的总理”这样的称呼以代替“亲爱的总理先生”这种比较冷淡的称呼，这是他一九五八年八月的第一封信之后，头一次恢复这样的称呼。他写道：“使我深为痛心的是，过去这样友好的、我们曾作了这么多努力去加强的印中关系，竟已迅速恶化，并且引起了恶意和愤恨。”他又一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中印边界从未划定的前提，他说：“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谈判。”他重复说不可能谈判(他的信当然是要发表的)，但是他接着说：“我仍然认为我们进行会晤可能是有帮助的。”他说，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他不可能离开印度，他要求周恩来到新德里来；为了预防中国方面可能因新德里公众的情绪而提出异议，尼赫鲁保证说，“你来这里，将是我们的上宾。”在递交这封简短而友好的信件的同时，印度递交了一份冗长的照会，驳斥中国从前的论点并重申了印度立场。  

　　二月十六日印度议员们从报纸上获悉邀请中国总理的消息，于是反对党的议员们就怒气冲冲地跑到议会，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讨论政府“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的问题。几天以后，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辩论。米努·马萨尼把这个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他的讲话受到反对党议员强烈的支持。人们谴责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失信，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人出卖了……我国的名誉掌握在这批不名誉的人手里是不安全的”。报界对所谓“尼赫鲁先生的翻斤斗”或“退让”也提出批评。尼赫鲁当然早就作好了辩护的准备。他坚持说他邀请周恩来访印并不涉及印度政策的改变，再一次强调会晤不是谈判，并且指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一直准备同对方进行会谈。尼赫鲁的批评者就在这两个字的区别上扯开了。马萨尼指出，“很清楚，这次会晤就是谈判，决不会是什么别的。”《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评论说，总理正在“提出一个不十分诚实的区别，因为[他自己]同周恩来之间的会晤，无论从那个意义上讲，只能是一次最为重要的谈判”。在后来几个星期里，对于尼赫鲁是否已经一反过去的做法，以及对于“会谈”和“谈判”之间是否有实质性差别等这类争论，占去议会大量的时间。反对党的首领们带头批评总理，但是这一次，当尼赫鲁争辩说同周恩来会谈不但没有坏处也许还有好处的时候，他得到了国大党和很多反对党后排议员的支持。前国大党议员和总督、后来改任自由党首领的拉遮果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代表这一派发言说，邀请周恩来来印度并没有什么错误；“只要意志坚定，同对方会晤的任何尝试都是好的。”三月一日，当尼赫鲁在人民院站起来证实说，周恩来已经接受了他的邀请时，国大党议员发出了欢呼。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深切的感谢”。双方在进一步通信中商定他将于四月十九日访印，并停留七天——其实如果只停留两天，印度政府也许会更为高兴一些。访问日期商定后，那些怀疑尼赫鲁有意利用这次会晤同中国妥协的政界人士，开始集中全力阻止他这样做。各反对党派宣布将在周恩来访问的同一时间组织“不投降周”，计划在新德里和其他城市举行示威游行，而且还议论如何给中国代表团制造一种“使人呆不下去的”气氛。尼赫鲁和他的同僚总算说服了反对党首领们在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期间不搞游行示威；双方取得了彼此满意的妥协，反对党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来来访的前一天为止。作为交换，印度政府答应不为周恩来举办例行的群众欢迎集会。非共产党反对党领导人在一封致尼赫鲁总理的信件中，自称代表了公众的情绪，再次申述他们的观点说，在“中国人撤除侵略”之前，不应该进行会谈，并且敦促“不得削弱边界，不得做任何被认为放弃印度领土的事情”。人民同盟在周恩来到达前两天对这一点叫得更凶。他们纠合几千人以摩托车队为先导到总理官邸示威。游行队伍挥动着密密麻麻的标语牌和桔红色的旗帜。上面写着：“侵略者滚出印度去”；“决不放弃印度领土”；“打倒中国帝国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字句。人群拥到大门口，被大批警察挡住，只让他们的一个头目到里面去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要求尼赫鲁亲自作出保证：“不放弃我们对于印度任何部分领土的要求，不管它是我们占有的，还是目前在中国非法占领下的”；并且还要保证，“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的地区的权利的事”。根据官方的叙述，在尼赫鲁同人民同盟代表的对话中，印度总理只是告诉对方说，除了他在议会里讲过的话以外，没有别的可讲。但是，人民同盟的头目同印度总理交谈后回来时，叫激动的人群安静下来，然后宣布说，尼赫鲁已经答应“印度决不会让给中国一寸土地”。  

　　印度政界舆论这个时候找到了另一条拒绝同北京谈判的国际理由。反对同中国解决问题的人们认为印度是非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和堡垒，指出同中国妥协会在亚洲其他地区产生恶劣的影响，正如人民同盟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会“挫伤所有那些……希望用民主的方式独立自主地进行建设的国家的士气”。在印度，和解被看成是在中国手下遭到丢脸的失败，所以人们希望日益逼近的会谈以失败告终，认为这才是印度的胜利。在周恩来到达前夕，一家报纸的社论这样评述道：如果会谈成功，“在亚洲小国的心目中，将会提高中国的力量和威望，而印度的行动将被认为是默认和屈从于中国的态度。” [ 注：美国也出现了相同的论调。《华盛顿明星晚报》(Washington Evening Star)说：“印度方面的坚决抵抗是对其所有邻邦精神上的支持。不姑息在新德里的北京客人，对于尼赫鲁在本国的领导地位以及印度在亚洲的未来地位都是重要的。” ] 如果会谈破裂，“印度将被指责为不讲道理，[但宁可]暂时被视为不讲道理，总比被视为软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言论都催促政府不要谋求解决，例外的是极少数。印度共产党鼓吹和平解决；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国民先驱报》(National Herald)指出，克里帕拉尼和他那些吵吵嚷嚷的反对党的同僚们无权自封代表印度说话。几家穆斯林小型期刊，为了反击他们在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这班人采取了最极端的好战方针——的教派敌人的战争叫嚣，建议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但是它们的言论是与众不同的，也受不到重视。  

　　在周恩来到达前一个月，印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使印度政府对北部边界的态度更加僵化。一九五八年，尼赫鲁同巴基斯坦就一项虽小但却棘手的边界争端取得妥协，即同意由双方分割一小块介乎西孟加拉邦和东巴基斯坦之间叫做贝鲁巴里地区(Berubari Union)的有争议的领土。这里牵涉到要把几平方英里土地包括一些村落移交给巴基斯坦，而法院对政府是否有权这样出让领土提出异议。最高法院支持了这项异议。一九六O年三月十四日，最高法院判决说，印度政府试图“在特定的基础上就(贝鲁巴里地区)边界争端取得友好解决”，牵涉到割让领土的问题，因此在这一解决付诸实施之前，尼赫鲁同巴基斯坦总理达成的协议必须通过修改印度宪法才能予以批准。 [ 注：印度的宪法中没有赋予政府以割让或获取领土权力的条款。由于宪法中已规定了印度联邦的领土界限，因此，要对印度领土作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修正案。 ] 印度政府为了要知道最高法院判决书对处理同中国边境争端问题有何影响，就去征询法律方面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说，按照上述判决，如果政府要割让领土，或甚至更改任何边界主张，都需要修改宪法。换句话说，如果尼赫鲁同周恩来就西段的边界达成协议，就必须使这个协议得到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和当时全国十四个邦的过半数邦立法议会的通过，方能生效。  

　　要做到这一点肯定是困难的。然而，尼赫鲁在国大党内的统治地位当时还是巩固的。国大党不仅以压倒多数控制印度议会，而且控制各邦的立法议会。那一年贝鲁巴里修正案获得通过。 [ 注：然而，在写此书之时(一九七O年)，印度政府仍未能执行一九五八年协议中关于贝鲁巴里地区问题的条款。 ] 在这个阶段，如果尼赫鲁全力支持同中国取得妥协和解决，他是可以使之在宪法上通过的。但事实上他已下定决心不想妥协，因而贝鲁巴里案的判决也只是被用来加强这一决心罢了。  

文如玉

　　宪法的因素加上政治的压力，把尼赫鲁紧紧拴在他自己所采取的立场上。他对印度的全部边界要求进而采取了不留余地的态度，抛弃了当初谈论西段时使用的那种不肯定、甚至是带有探讨性的口气。他谈到印度的荣誉和尊严，谴责中国的傲慢和侵略，这样他就亲自帮着在边界问题上去煽动他在几个月前还曾敦促他的同胞要加以避免的那种激动情绪。由于他使用了一套近似诡辩的玩弄词句的手法，甚至在他的支持者中间也对他对待争端的真实态度产生了疑虑，并使他的批评者对他更加不信任。他自己的言行使得他和他的政府失去了一切回旋余地：除非中国无条件默认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且正式接受麦克马洪线——换句话说，除非中国屈从于印度的要求——他就无法转圜。如果周恩来不准备把他的新德里访问变为卡诺萨(Canossa) [ 译者注：卡诺萨是意大利中古一城堡。十一世纪时，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前往该地向教皇格里戈里七世表示屈服和忏悔，遭到教皇的羞辱。此后卡诺萨就成为世俗力量屈从于罗马天主教会神权的比喻。 ] 之行，那末在中国代表团踏上新德里飞机场之前，他们的使命就已注定要失败了。这就是尼赫鲁向公众保证他同周恩来的会晤不是谈判所造成的结果。  

　　在高级会谈之前，印度政府用同样冗长的篇幅答辩了北京十二月份就中国主张所作的全面声明，再一次肯定了印度的立场。新德里再次争辩说，中印边界线长期以来就为习惯和传统所确定，这条边界的大部分也是为条约和协定所确认的；因此，“不能够在所谓谈判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整个中印边界的基础上来达到友好的解决”。但是，印度准备“就有关边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体争论进行讨论，并且在认为必要的地方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微小的修正”。  

　　中国发出另一份照会，结束了这一个回合的外交交涉的信件往来。中国照会解释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论，而是“希望促进印度政府的了解，缩小双方的分歧，从而有助于两国总理的会晤”。照会重申边界从未划定，因此应该举行“全面谈判”。接着，北京提出一项新的重要建议：“至于两国间的未定界问题，在未获解决以前，只要双方愿意维持边境的现状，也并不妨碍双方正常关系的建立”。换句话说，如果印度不准备通过谈判就边界问题取得全面协议，边界也可以暂不划定，双方可以遵守目前的实际控制线，把它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鉴于尼赫鲁明确地、公开地表示不肯通过谈判取得协议，北京似乎在这里指明了一条出路：目前暂且让它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等到在这个问题上的火气和紧张状态缓和下来，两国之间通常的友好关系恢复了，他们就会冷静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到了一九六O年初，新德里对来访的政治家们的活动安排早已有了一定的规格，他们访问的礼宾待遇和日程安排是人们所熟知的。冬天是他们来访的最好季节。这时候白天阳光和煦，夜晚清爽宜人，百花盛开，细雨压尘；在这个时候来访的客人听到当地人士对记忆犹新的夏天的抱怨，感到难以相信。每到冬季，首都总是披上迎接来访者的盛装，在贵宾们的官方车队通过的马路上竖起了旗杆，坑坑洼洼的路面也填平了，在马路的边缘和人行道上重新铺上了发亮的橙黄色的砂砾——等到夏天的热风一来这些砂砾就逐渐散掉，终于完全吹走。如果政府提示某一贵宾的身分重要，市政当局也就跟着忙碌起来。卡车运载着人群到沿途各处去挥手欢迎，邻近的村民在金钱和实物的引诱下，手持发给他们的纸制国旗，赶着牛车或骑着骆驼到机场附近。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O年初的冬天，是一个繁忙的官方访问季节。虽然周恩来到达的时候已是冬末，太阳已有夏天的气息，风沙飞扬，可是，首都看起来仍然披着新装，对于中国总理应给予的礼宾仪式都遵守了。从机场起沿途交叉地悬挂着中印两国的国旗。警察在管制人群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让一些举着黑旗的示威者走近大路。  

　　一九六O年四月十九日将近傍晚的时分，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大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分乘三架专机从仰光飞抵新德里。在机场的大帐篷下面，欢迎的人群基本上是外交使团，再加上仅余的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而在一年以前那些印度主人会全部出动迎接中国客人。当周恩来走下飞机的时候，其中有人用尖细的声音喊出了前一年的“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此外，就是外交官们为表示礼貌而鼓了几下掌。然后致欢迎辞和答辞。尼赫鲁的欢迎辞是用印地文写成，是事先准备好的，这对尼赫鲁是极不寻常的， [ 注：尼赫鲁在这种场合总是讲英语的，而且是不用讲话稿的。 ] 是为了着重说明印度的欢迎仪式是冷淡的。他回顾了在周恩来前几次访问时(这是第四次访问)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的善意，但是他接着说，“不幸，自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使得这种友好联系受到很大的压力，并且使得我们全体人民感到震惊。两国关系不仅在目前已受到危害，并且将危及未来，两国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已被动摇。”要恢复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两国要全力以赴去弥补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周恩来在答辞中提到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并且提到了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他最后说：“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前来的。”然后，他同尼赫鲁坐在一部汽车上，汽车飞快地开往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沿途空空荡荡，只看到有的路口因下班时间车辆拥挤而堵在那里，但那些地方的人群也都默不作声。  

　　第二天早晨，中国代表团按照惯例到甘地火化处献花圈，然后两国总理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由于印度的坚持，所有会谈都是在尼赫鲁的官邸进行。在六天的访问中，两国总理的谈话时间超过二十个小时，即使把翻译的时间也计算在内，双方发言也是很长的了，而且双方在下面各级官员之间也重复了首脑之间对话的内容。  

　　印方事先早计划好要中国代表团成员会见尽可能多的印度内阁成员，其用意是让他们亲自领教事先布置好的坚强一致的态度。印度要想使来访的客人对于印度在边界争端上所感到的强烈愤慨没有怀疑的余地，并且安排好让每个会见中国官员的人都尽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径讲话。(尼赫鲁曾经因他把边界争端的最初发展情况秘而不宣而受到批评，因此现在他可能有个次要的动机，即只要办得到，就把尽可能多的同僚们拉入他同周恩来的会谈之中，那么，不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要分担责任。)于是，周恩来和陈毅便挨家访问了印度的各个部长。内政部长(除尼赫鲁外，印度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潘特已经作好准备要为印度的立场进行详尽辩护；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向周恩来宣讲了印度立场的哲学基础；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德赛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其他的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印度的立场。  

　　在安排官员拜访的名单中有一个明显的遗漏——初步日程并没有安排他们个别会见克里希纳·梅农。印度政界舆论仍然怀疑尼赫鲁有同周恩来进行交易之意，虽然尼赫鲁表白他完全不想这样做。但由于他反复重申和平解决的诺言，表示他从道义上就厌恶战争，并且声称他随时准备去谈判，这就加强了人们对他的怀疑。在新德里很多人几乎预测到尼赫鲁有一天在他同周恩来会见后走了出来，手里摇晃着一纸文书，向大家宣布：“我们时代的和平”——人们经常把这种情况同慕尼黑相比拟，任何妥协肯定会被指斥为荒唐透顶的姑息。假如说人们怀疑尼赫鲁是在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解决，那末，可以说梅农早已因为这个罪名而被“审讯”和“定罪”了。事实上，梅农在公开谈话中一般地讲是同尼赫鲁一样强烈地，甚至比尼赫鲁更强烈地谴责中国；但是，人们都知道他认为对印度的主要军事威胁是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国，所以右翼人士一般都把他看作是隐蔽的共产党人。他同尼赫鲁的私人关系很密切，被认为是对尼赫鲁起了坏影响，推动着尼赫鲁去同中国和解的。为了使他在周恩来访问期间不会影响尼赫鲁，印度内阁和外交部都竭力设法不让他参加会谈，而尼赫鲁看来也是默许他们这样做的。  

　　但是，梅农本人并不甘心。由于周恩来在机场同他说了一句话，同时由于他指望同周恩来进一步谈话，他就在会谈的第一天直截了当地前往总统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了他，并同周恩来进行了私下谈话。当时舆论为之哗然。秘书长纳·拉·皮莱(N.R.Pillai)就梅农事先未经安排而擅自插手一事向尼赫鲁提出抗议，第二天报纸对梅农的“无法解释的不可饶恕的闯入舞台中心的行为”，发表了愤怒的评论。这种大惊小怪是不合情理的。印度政府不会让步的地方，国防部长也难以作出让步。但是，这件事不仅表示人们对梅农深恶痛绝的不信任，而且反映出害怕中国会利用印度暴露出来的弱点而以智谋取胜的心理。  

　　这种害怕是毫无根据的；印度政府采取了它的那些最激烈的批评者所希望的强硬态度。尼赫鲁和他的官员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容进行全面边界谈判的立场。他们坚持边界已经划定，边界走向就是印度所说的那样，坚持中国军队首先必须撤退，然后才可能就“微小的修正”进行商谈，而他们所可能同意的也只是做这类微小的修正。他们拒绝了中国的解决方案，他们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建议，即冻结边界现状直到双方能较为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时为止。他们已把文章做绝。中国代表团成员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他们对尼赫鲁的那种僵硬态度，对他那种完全不肯了解对方观点的态度感到大为吃惊。  

　　中国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当时是很清楚的(虽然从那时起有人认为中国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中国的一般主张已经在外交文件中反复阐述了，而且周恩来在第二天晚上新德里的国宴上又曾加以重申。他说，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是两国政府中任何一方制造出来的；这“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问题”，虽然它是复杂的，有其困难的方面，但是它是“完全能够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决的”。在全面解决时，对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要一并加以考虑。  

　　中国提出的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建议，在会谈开始后几天内就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当然这些建议原来是打算保密的，但是新德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个很好的首都)。中国建议“双方相互接受东西两段的现状，并且组织一个边界委员会”。这就是意味着，中国在东段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而印度在西段则接受当时实际存在的地位——在西段双方的前沿哨所仍然相距很远。这就不会涉及撤出什么具体地方的问题，但印度将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中国则要通过谈判划定一条沿着麦克马洪线的边界。然后，边界委员会就可按照在新德里会谈中、或以后更为详尽的谈判中取得协议的边界线，在现场竖立标柱、石标或其他界标。这样由印中双方官员和勘查人员组成的边界委员会，就能解决对于诸如朗久、兼则马尼等地归属问题的微小争端。这是划界和标界的正常程序。中国和它的其他邻邦以后都照此办理，而且中国和缅甸也已经一致同意这样办理。  

　　北京对上述主张从未背离也从未更改。自从尼赫鲁和周恩来第一次讨论边界问题时起，中国的主张中就已包含了这个建议。周恩来当时说，鉴于中国同缅甸和印度有着友好关系，所以，虽然麦克马洪线是不公正的，然而中国政府还将予以接受。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致尼赫鲁的第一封信中也曾隐约地重申了这个立场。当印度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照会中第一次书面提出阿克赛钦的要求以后，中国一贯把印度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同中国自己到达阿克赛钦相提并论。有的时候是以反问形式提出的，例如北京在评论空喀山口事件时指出，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西面中国占有的领土上进行巡逻，那么中国也可以要求在东面有对等的权利；有的时候这个提法是在北京建议按照“目前实际情况”解决争端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外交文件提到有关问题时也有同样的含义；例如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对边界问题作全面阐述的照会，将印度地图在西段的画法描述为“深入中国领土”，而对东段则只是说，“边界线全线被向北推移，把原属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境内”——两处使用了不同的时态，这是个关键。  

　　在高级会谈中中国方面曾明白表示，如果印度接受中国在西段的控制线，中国就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这个结论为亲身与会者所证实。会谈后，周恩来在新德里对新闻记者说：  

　　我们要求印度政府对西段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中国地图上所标出的中国行政管辖线。  

文如玉

　　周恩来刚刚离开印度，尼赫鲁就在飞机场临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指出说，周恩来说过就东段来说，“只有某些个别地区需要讨论”，这可以说他已经接受了印度的立场。尼赫鲁回答说，“是的”，“但是现在他们把东段同西段联在一起”。一小时以后，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他们“试图把东段同西段相提并论，这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说法，虽然我们没有权利留在东段，可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逐步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同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迪特·森德拉尔(Pandit Sunder Lal，他是该会创始人，也是会见了中国代表团的极少数的印度非官方人士之一)谈话的时候，据说曾经扼要说明他称之为“有予有取”的主张如下：“你们保留你们所掌握的地方，你们也可取得存在争议而又未被双方占领的地方，而我们则保留我们所掌握的地方。”  

　　中国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除高级会谈中讲过的或报道过的话以及会谈前后的外交信件来往中讲过的内容外，还有更为有力的证据。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团是直接从仰光来的。他们在那里同缅甸政府签订了一项边界协定，在该协定中，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走向。 [ 注：中缅边界协议详见第二章注 ] 在这样做了以后，中国同印度划定边界时如果再要拒绝接受这条线，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在地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也许认为，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已如此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诚心诚意地肯定了印度所要求的东段边界线，因此，印度政府也许就会放弃他们那种露骨的顽固不化的态度。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来新德里确实是期望能同印度象他们同缅甸一样地达成协议——紧接着再同尼泊尔达成协议。然而，他们发现，对印度来说，麦克马洪线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印度看来，解决边界争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中国不仅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必须承认阿克赛钦是印度的领土。从一九五九年底起，印度人就已看出中国建议以承认麦克马洪的划线来换取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这被印度看作是，中国试图以它无理要求的东西去“换取”它非法占有的东西——“只要你宽恕我最后的一次偷窃行为，我就从此不再偷窃。”印度舆论一旦理解了中国的态度，就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解决办法。一九六O年初，《印度时报》写道：“现状是中国侵略的产物，要以现状作为最后解决的指导原则，这是我国完全不能接受的。”同往常一样，尼赫鲁对公众的态度是非常——也可能是过分——重视的。在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O年初举行了一次会议，有尼赫鲁、潘特、皮莱(秘书长)和另一人参加，会上讨论了中国的“物物交换”的建议，据说尼赫鲁在结束讨论时这样说：“如果我把那块地方给他们，我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的。”  

　　所以，周恩来要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尝试，已事先注定要遭到印度方面直截了当的拒绝。印度官员当时解释说，印度之所以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在对等的基础上接受东西两段边界的现实”的建议，是因为这个建议“有损我国北部边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损害国家领土的完整”。  

　　中国发现印度顽固地主张不能以承认“目前的现实”作为解决的基础，于是他们试图贯彻会谈前夕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如果争端不能得到解决，双方应同意维持现状。要实现这样的协议只要双方在边界全线停止巡逻就行，这显然是更为局限的做法，而对尼赫鲁来说是更不易招怨的做法。在会谈的后半段，中国人就设法争取印度同意这一点，可是他们又失败了。印度的拒绝有些含糊其词。自从边界争端在印度成为政治问题以后，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压力，要它把中国人赶出阿克赛钦，或者最低限度自己把军队开进那个地区，以贯彻印度的要求。议会一直警惕不让尼赫鲁作出任何足以杜绝采取这种行动的让步——因此，在会谈前夕人民同盟才向他提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地区的权利的事”。印度应该在这方面保持行动自由，这是印度方面在会谈中所要关心的首要问题。  

　　在这个时候，印度对边境巡逻的立场不很明朗。中国已经在边境各段停止巡逻。印度只是在东段停止了巡逻。印度对西段巡逻的立场在外交文件中是暖昧的。至少根据有案可查的记载，中国曾假定印度在西段也停止了巡逻，但要求印方对此加以澄清和正式确认。事实上，印度在西段并没有停止巡逻；他们没有派出任何巡逻队，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后勤上给予支援。然而，印度政府的立场是决不能丧失向其西部领土(即中国占有的那块有争议的领土)派出巡逻队的权利；除非中国军队自动撤出，否则印度到适当时候就要行使这种权利。  

　　但是，如果把这一切都向周恩来说明，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公然的威胁，必然要招来对方的反驳，这就是在北京的声明里早就讲过的：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保留采取同样行动以体现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要求。因此，正如尼赫鲁在会谈结束后明白告诉议会的那样——印度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含糊地拒绝接受停止边界巡逻的建议。他说：“我们觉得对于[巡逻]问题，如果说得太精确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中国建议：“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由于印度的反对，在公报中就改成为：“在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磨擦和冲突。”按照印度的解释，这只是意味着，当他们的军队开进西段中国主张的领土时，他们将不去攻击中国的阵地和巡逻队。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  

　　高级会谈失败了，这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愿使会谈破裂。因此会谈还是进行了整整五天，但是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印度方面准备就这样算了；但是中国方面希望使外交上的接触继续下去。因此，双方才同意两国政府官员进行会晤，核对历史材料，并且准备一份报告，开列双方共同点和分歧点。在印度的坚持下，双方官员的工作限期四个月。对下一步的安排没有达成协议；公报只是说，两国官员的报告“应该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在访问期间，印度政府不但履行了它对反对党所作的诺言，不为客人举办公众集会活动，而且还尽力不让中国代表团与私人和新闻界接触。在会谈的最后一天，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出，能否给周恩来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通常在这类访问结束的时候是要同记者见面的)。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是，当天傍晚中国代表团自行宣布：周恩来将在晚上十时三十分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德里的新闻记者们对印度的和来访的政治家们向来敢于尖锐提问，这是他们颇引为自豪的。印度记者甚至对尼赫鲁(他在那些日子里每月举行一次正式记者招待会)也是毫无拘束，混得很熟的样子。他们不但随时质问他，还时时同他大声辩论，对他进行规劝训导。 [ 注：除偶而发火以外，尼赫鲁总是忍受这种态度的，因此造成了一个使他的继任者会感到不好受的先例。拉·巴·夏斯特里一次在新德里举行正式记者招待会，受到的对待十分无礼，以致他从那以后再也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了。英迪拉·甘地夫人最初也很少举行记者招待会。 ] 因此，在边界争端中，几乎全部是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的印度记者们，都指望着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刁难周恩来，以便暴露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对印度赤裸裸的侵略；但是，从他进入大厅(总统府里的一个圆柱厅，墙上挂着最后一任总督及其夫人的等身画像 [ 注：这两张油画最有力地象征着两国政府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距离。中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自豪、爱国的印度人能够让这种使人回想起过去所受奴役的东西点缀他们总统府的重要厅堂。 ] )的那个时候起，周恩来就控制了整个记者招待会。  

　　中国人一开始先散发周恩来的声明。这个声明扼要地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边界从未划定；问题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求得解决；在解决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印友谊不应该、也不可能因边界问题而受到损害。声明的要点归纳为六点，周恩来称之为双方间的“共同点或者接近之点”：  

　　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  

　　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  

　　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周恩来说，对以上六点，双方仍然存在着一定距离，但继续协商能够缩短并消除这个距离。然后，他宣布愿意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求他的回答能全文报道。  

　　记者招待会开了两个半小时， [ 注：招待会是在我提请周恩来考虑报馆截稿时间而制止发问后才结束的。翻译人员翻译得很慢，一百五十分钟的招待会才回答了二十五个问题。其中包括一个美国女记者提出的两个问题。她问周恩来是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如果这个邀请并不牵涉到美国承认红色中国问题”。她并且说，看来周恩来气色极好，很不象是六十二岁的人，他是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的——是否有特别的饮食或是经常运动？周恩来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 但除人们关于双方在会谈中所采取的立场方面已知的情况外，它并未提供很多新的情况。一名记者问道，哪一个地段占去总理的时间最多，周恩来说是西段，对那一段“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他重申他的政府同中国历届政府一样，绝对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因为它是“英帝国主义在它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秘密换文中非法画出来的”。他接着说，虽然如此，中国把那条线当作边界线，在谈判时没有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然后，他扼要说明了中国对西段的立场，并且说他曾要求印度政府对这个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但他说：“印度政府对这个问题不完全同意。”  

　　一位西方记者问印方在会谈中是否提出了中国对印度进行了侵略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会谈中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说如果印度政府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合乎客观事实，而且是极不友好的。  

　　印度政府对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做法和内容都感到十分不愉快。尼赫鲁一等到中国人登上飞机前往加德满都，飞机在东方的天空还没有消失，就在机场上对记者谈了他的看法。他提到周恩来在“目前的现实”的基础上互让的建议时说，“在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的问题。”他证实，就东段而言，中国人曾准备接受印度的主张，但说中国人“把它同西段联在一起”。  

　　当天早晨各报刊载说，据周恩来讲，印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谴责中国的侵略行为；这就证实了印度人士怀疑尼赫鲁对中国人还不够直截了当是有根据的。新闻记者在机场就这一点向他进行诘难，议员们在议会里也提出相同的指责。尼赫鲁当时也满口指责中国侵略，因为指责中国侵略在印度已成为表示忠于祖国和义愤填膺的口头禅。他解释说，他“不敢肯定……是不是用了侵略这个词”，但说会谈就是为着谈中国侵略的问题；周恩来“来到这里是因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件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人进入了我国领土……我们认为这就是侵略”。后来周恩来在加德满都听到以前的东道主讲了这番话是不高兴的。他说，“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是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因为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  

文如玉

　　尼赫鲁从机场一出来就直奔人民院，报告会谈的经过。他引述了周恩来所讲的六个要点，说印度政府并没有同意这些要点，然后对这些要点进行了草率的歪曲的分析：  

　　一、边界存在着争议……  

　　尼赫鲁：“当然存在着争议。”  

　　 (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印度的立场是说整个边界线的走向不存在争议，而中国为了掩盖其领土要求，制造了虚构的争端。)  

　　二、……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尼赫鲁：“这是显然的事，我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  

　　 (尼赫鲁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维持现状的建议，他所根据的论点是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他早些时候告诉周恩来说：“当有关现状的事实本身还存在争议的时候，遵守现状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  

　　三、在确定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等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尼赫鲁：“以分水岭来划界可以到处适用的，这是确定了的原则。我们自然同意分水岭是很重要的因素；在山区、河谷等地区，分水岭是最重要的因素。可是这条原则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印度把麦克马洪线说成是一条根据分水岭来画线的边界，并且坚持说，作为一条分水岭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就是东段的恰当的边界走向。但如果把分水岭的原则应用到西段，就会形成一条沿着喀喇昆仑山山脉的边界线，因为该山脉是中亚细亚水系同流入印度洋的水系之间的分水岭。)  

　　四、……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尼赫鲁：“我认为这一条回答了喜马拉雅山是印度、印度文化以及同所有这一切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如果中国人对喀喇昆仑山也有强烈的感情，欢迎他们这样做，我们并不反对。”  

　　 (对西段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边界究竟应该沿着喀喇昆仑山脊，还是如印度所坚持的从喀喇昆仑山口一下子跳到北面的昆仑山脊。针对尼赫鲁反复提出印度同喜马拉雅山有着神秘的亲密感情来为麦克马洪线辩护，周恩来在这里提出中国人和喀喇昆仑山也有同样的联系。其含意是：作为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的交换条件，印度应该放弃它在西段越过喀喇昆仑山划定边界的要求。)  

　　五、……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  

　　尼赫鲁：“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对领土的要求没有被接受，他们就不能讨论任何问题；也许是这个意思……不很清楚。”  
　　 (印度对于阿克赛钦有领土要求，并且坚持在中国接受他们的要求并从那块领土上撤出去之前，对于边界的实际走向不能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尼赫鲁在这里颠倒了中国的观点，反而说中国坚持在印度接受中国的要求之前，不可能进行谈判！ 在印度看来，假如实质性的谈判当时已经开始，而中国仍然占领着阿克赛钦，情况就可能会是那样。)  

　　六、……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尼赫鲁：“这不是我所同意的。”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是中国为了消除边界的危险局势所作的尝试，以便能够将问题安然地留待日后去解决，而印度却加以拒绝。尼赫鲁当时还不准备公开宣布印度政府打算进入阿克赛钦地区巡逻——他是在公开场合讲话，好象听众里面就有中国人一样。因此，他就不能使议会里批评他的人放心。当有人就这个问题追问他时，他就感到狼狈：  

　　问：既然我们的总理已经说过我们同意避免冲突，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人员不能到我们的领土上去巡逻？  

　　尼赫鲁：……公报是说，双方应尽力设法使得边境地区的磨擦和冲突得以避免。这是我们双方都接受了的一般性的指示。我们觉得把这件事说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也有点不必要。我认为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人坐在那里，不向右边走，也不向左边走。我认为告诉他们不要采取任何显然会将他们引向冲突的步骤，这总还是对的。  

　　问：……如果因为我们的巡逻人员过去一到我们领土上去巡逻，就被中国人扣留，因而不让我们的人在我们的领土上巡逻，情况将会是怎么样呢？
  
　　尼赫鲁：我们的人完全可以在这些地区自由行动而不致发生冲突。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已经承允，在进行实际调查期间不采取任何步骤把中国人从印度的土地上赶出去呢？  

　　尼赫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要末你就得进行战争，要末你就得进行会谈或叫做采取某种步骤；没有什么介乎两者之间的办法。我们不能一面为边界问题宣战，一面又谈论如何商谈或派出官方代表团。两者不能并存。)  

　　议会里和报刊上对会谈及其结果的评论一般地是否定的，这些评论集中地提出两项相互关联的指责。第一，由于同意双方官员进行磋商，尼赫鲁就给了中国以巩固其地位的时间；在进行毫无结果的商谈的同时，中国却“占据着我们神圣祖国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人民同盟的头目兰加在人民院讲道：“他们用肮脏的手指玷污我们祖国的土地。”第二，政府没有发表有意迫使中国“撤除其侵略”的声明。即便有些人赞成印度政府对高级会谈所采取的做法，那也如某些国大党议员所说的一样，是由于他们认为尼赫鲁的态度“坚如磐石”。一家报纸还提出，“亚洲舆论是不会忘记印度没有被中国吓倒这个事实的。”  

　　这个显然为中国所十分重视的高级会谈失败了。尼赫鲁说，这是由于会谈在“双方各有一套截然不同的事实的岩石上”碰碎了。其实关键是由于印度坚持其拒绝放弃、修改或者暂缓提出它对阿克赛钦领土的要求。周恩来这次南亚之行，有两处成功，一处失败。他在缅甸和尼泊尔成功地签订了友好条约和边界协定，这两个小邻国并未感到它们的强大邻国欺凌它们或对它们施加压力。在缅甸的问题上，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的基础；而对尼泊尔，中国则同意凡是有争议的地区，应该“根据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进行调整”。中国地图曾把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 [ 投笔从戎注：即珠穆朗玛峰 ] 划入中国境内，引起了山峰归属问题的争论，但是中国接受了尼泊尔的(和普遍的)观点，即以顶峰作为边界的标志。中国和尼泊尔同意在双方边界两侧四十公里内不派驻武装人员。  

　　就中印争端而言，虽然周恩来坚持说会谈并没有失败，说它“进一步增进了了解”，但是高级会谈只是为边境局势的恶化扫清了道路。两国官员的磋商，正如尼赫鲁所预料的，只不过是提出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报告。中印争端只依靠尼赫鲁称之为“事实”的东西是不可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政治妥协。而印度已经拒绝了就停止西段巡逻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目的是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向中国控制的阿克赛钦领土推进，对这种推进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虽未明说，但早已做了许诺。  

　　高级会谈失败以后，中国的立场强硬了。再也听不到会谈以前中国所说也许印度真正误解了中国意图的提法了。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听完美国和印度记者向周恩来提问后，插话说，“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强调地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此后，中国对边界争端的评论也都反映了陈毅所表现的这种满腔义愤。  

文如玉

第二章 前进政策


　　我们过去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他们建立一个哨所，我们也建立一个哨所。如此而已。  
—— 某印度陆军军官

　　这是一种俄国左轮枪游戏。 [ 译者注：俄国左轮枪游戏是一种野蛮的赌博。赌博的用具是六响左轮手枪，其中有一个弹巢先已装好子弹，其余的五个弹巢则是空的。参加者手持该枪，转动左轮，然后瞄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如他转到的弹巢是空的，参加者就算胜利了。但如碰巧他转到的弹巢装有子弹，就形同自杀。 ] 印度最高当局似乎认为，他们要打的那一发的弹巢里并没有子弹。但对他们自己以及对整个国家都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那个弹巢里恰好是装上了子弹的。  
—— 乔·纳·乔杜里(J.N.Chaudhur)将军

　　当大门被关起之后，你怎么办？要么就象个老太婆那样，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无所作为；要么就操起一把刀，或是你所有的任何其他武器，冲出去，进行战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西段的互相冲突的主张

　　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大门并不是因德里高级会谈的失败而关闭的。印度在很早以前就关上了大门。事实上，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在执政的最初年代研究边界政策的时候，就已经把大门堵死。周恩来离开后，政府直接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就没有任何疑问，它已经包含在从争端开始以来印度所持的立场中。  

　　那就是说，阿克赛钦一直是、而且不容争辩地是印度领土。中国的主张是虚构的，是为了掩饰非法地和偷偷摸摸地夺取这块土地而炮制出来的。如果中国被发觉并且受到斥责后，仍拒绝从这一地区撤走，印度将不得不采取争论以外的其他手段去收复失地，否则这个局面就会永久化，变成是在印度方面不在场的情况下的事实上的解决。因此，从周恩来的第一次信件起到他在高级会谈中要尼赫鲁接受共同停止巡逻的方案止，印度都回避或拒绝了中国要达成一项维持一九五九年现状的协议的企图。  

　　政府把中国部队出现在印度主张的领土上描绘成为侵略行动，这就把要对此采取措施的责任加在自己头上。如果外交方式失败，那就得使用武力。尼赫鲁抗拒反对党要求使用炸弹、伞兵或步兵把中国部队从印度土地上撵走的叫嚷；但又象他惯常所做的那样，在拒绝打仗的同时，又作出一种许诺，说如外交和谈判失败的话，政府将不会俯首接受那种局面。如直接使用军事力量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法会引起战争，因而被排除；默认边界现状的作法等于承认失败，因而也被排除；那么，在印度人面前很早就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印度时报》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的一篇社论中提出：  

　　新德里必须派遣有适当装备的巡逻队进入目前为中国人所占领的地区，以维护其权利，因为长期拖延下去意味着对中国占领的默认，意味着屈服于北京发出的威胁：即如果印度巡逻队胆敢进入拉达克争议地区，中国将大举越过麦克马洪线。  

　　周恩来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动身的那天，一名重要官员告诉我说，不要指望边界会恢复平静了，因为印度巡逻队就要开始搜索中国占领的地区。印度巡逻队不会进攻中国阵地(在高级会谈公报中，双方承担义务“尽一切努力……避免摩擦和冲突”)，但将插入中国据点之间的空隙地带。  

　　后来，这就被称为“前进政策”。这项政策不是按政府的正常程序制订出来，而是在印度政府一九六O年初所面临的处境下异乎寻常地诞生的。这项政策的制订者究竟是谁，后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人在它带来灾难之前，吹嘘自己是它的创造者；在出笼之后，又加以抵赖。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当时的参谋局长考尔将军还对我说，前进政策是他本人想出来，“绕过克里希纳·梅农，直接兜售给尼赫鲁”的；但在他后期的谈论中，又把制订这项政策的责任推给了尼赫鲁、梅农和他自己在军队中的上司们。梅农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诚实些，也比较前后一致；他承认这项政策产生于局势本身，并且坚持说，如能象“下棋”那样走下去，这项政策不一定会遭受失败。  

　　前进政策的目标是，第一，堵住中国人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可能路线；第二，使阿克赛钦有印度人在场，这样印度方面将不仅只是在理论上参加实施尼赫鲁所建议的共同后撤方案，而且通过外交交涉把中国人赶出这一地区的手段，也就得到实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它从一开始就包含有破坏中国人对争议地区控制的意图，其办法是在中国各据点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派出巡逻队，切断中国的供应线，最后迫使中国部队撤走。不过上述这些目标都是在前进政策制订后才出现的，而且更多是属于原则的推论；前进政策的确是产生于印度别无其他途径可循的这个结论。  

　　新德里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政策的全部含义。前进政策是从这样的一个法理出发的：它假定占有本身就构成了十分之九的法律根据，因此印度只要向前走并且赖在阿克赛钦的尽可能多的地方，就会扭转它对中国的劣势，或至少取得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这个政策又是鲁莽的，因为中国人曾多次提出警告：印度如果坚持推行它在西段的主张，中国人就将跨越麦克马洪线进行报复，但印度完全置之不理。归根结蒂，这个政策是荒唐的，因为它的基本前提是：只要印度不对中国的阵地发动进攻，那末，无论印度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逻队进入中国主张和占据的领土，中国也不会进行武力的干预。从一九五四年争端一开始，印度边界哨所在中段向前推进并同中国部队接触之后，印度就准备好对要在印度主张线内保持阵地的中国部队进行武力威胁； [ 注：例如，印度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照会中通知北京说，在印度主张的领土上一旦发现中国武装人员即将被认为是侵略行为，并将予以抵抗。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印度警告中国说，印度边防部队将“对越境者使用武力”。北京评论说，由于两国对边界和地图的看法存在分歧，印度又把大片北京认为是中国领土的土地视为印度所有，那末，印度就会把那里的中国部队和居民称为“越境者”。这样做，新德里就赋予印度部队以“比较自由地使用武力”的权利。北京方面指出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全权委任”的后果。 ] 但是尼赫鲁和他的同僚都绝对相信中国人不会采取同样作法。当我们回想到印度曾经在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中指控中国好战和侵略成性，那么，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对侵入阿克赛钦的印度部队使用武力就更显得离奇——除非这表明，新德里心里明白：中国指控印度人在上述事件中首先进行攻击的说法是真实的。  

　　前进政策带有过去印度人反对英国时所采取的不合作主义的味道。不过这一次的不合作主义的成员都是武装部队，在受到攻击时能够进行还击。印度人相信自己道义上无懈可击，它能够使中国人打消进攻的念头。这种信念使人回想起他们过去也曾相信英国人不肯对他们使用武力，否则就会自己遭殃的那类想法。这似乎反映了尼赫鲁的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印度的和平天性是举世无双的，并且深信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同意这种看法。印度在全世界享有的声誉会给派往阿克赛钦的印度巡逻队披上一层道义的甲胄。  

　　上述这些看法都不过是空想，尤其荒唐的是：前进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企图改变阿克赛钦的军事力量对比，使得印度能够用武力赶走中国人。尼赫鲁常常说，“我的整个灵魂对任何地方出现战争都有反感。”但当他把这种圣徒式的情绪收起时，也能够对战争的前景采取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一九六一年，那时前进政策已开始推行，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讲到：“在我国的领土上发生了某种侵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的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来应付局面。”但是，怎么能够设想，在印度坚持不懈地逐步加强自己的阵地以进攻对方的时候，中国人会坐视不顾呢？这是难以理解的。而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却真的这么相信，这不仅从西段、而且也从东段的塔格拉(Thag La)山脊下发生的情况中可以得到证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这种信念才被无情地纠正过来。  

　　在这一期间中，尼赫鲁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通常都是为反对党议员们的好战言论所鼓动起来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各反对党在要求政府以武力赶走不愿从印度主张的地区撤走的中国部队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国大党方面也有不少人对这种观点给予强烈的——虽然一般是沉默的——同情。他们否认采取上述行动等于战争。马萨尼说“保卫自己的领土不等于进行战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自己的领土上赶走土匪是战争行动。这只不过是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警察行动而已。”政府的批评者们一贯地采用“警察行动”这个字眼来描绘他们打算对中国人采取的行动。这个字眼在印度第一次是用来描绘一九四八年对海德拉巴邦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海德拉巴邦的大君(Nizam of Hyderabad)对邦的归属问题左右摇摆，印度的进军结束了这种状态。这个字眼后来在夺取果阿时又使用了。它意味着进行攻击或采取“警察行动”的一方不仅具有压倒一切的实力，而且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因此对于印度人的感情是双重的安慰——当然，在其他国家里提出要使用武力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也会出现同样情况。一九五九年底某独立人士议员在印度人民院中概括地说，“我们是个和平的国家，是联合国的成员，我们不相信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警察行动，把中国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建立边界的原状，消除侵略，创造谈判的基础。”这种玩弄名词的荒唐见解，即认为改换一个名词就可以改变一个行动的性质的说法，一直遭到尼赫鲁不耐烦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就改变作法，声称战争无论如何并不一定带来最后的灾难，也不一定纯属坏事。克里帕拉尼争辩说，小的局部战争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由于全世界的智慧，这样的战争打响之后，往往都被局部化了，而且过了一阵子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因此，我们无需拿那种认为抵抗中国侵略就会导致世界大战和全人类的毁灭的想法来吓唬自己。世界各国会设法不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反对党的议员们喜欢提到，战争的阴云还有它光明的一面，指出战争的经验将能团结和锤炼印度的人民。——克里帕拉尼说，“斗争能使一个国家里最好的东西涌现出来，它能带来团结”，甚至战争的危险也能产生好的效果。“必须而且能够利用[对我国边界的]威胁，促成全国的团结，激发全民的干劲。”阿索卡·梅达向政府献策说：“侵略者的脚步踏上了我国的传统屏障。面临着这种情况，全国人民将愿意忍受更大的牺牲。”一幅全国同仇敌忾的幻景，对尼赫鲁也并不是没有一种浮士德式的魅力的。他幻想着，如果印度一旦面临战争，就会变成一个“军队的国家”，“我们所做的每一项活动，每一件事，以及计划等等，都服从于一项主要的事实——因为这将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但更经常地，他是强调了战争对于印度、印度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危险性。一九六一年底他在上院讲话中说，“印度同中国如发生战争，那将成为世界的大灾难……因为它将意味着世界大战，意味着一场无止境的战争。我们将无法在时间上对这场战争给予限制，因为中国既不可能打垮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跨过西藏进军北京。”这个一旦在喜马拉雅山发动战争就将把全世界卷进去的警告，遭到那些要求印度采取军事行动把中国人赶走的人的愤怒驳斥。一九六一年底，一家报纸在社论中写道：“一种荒唐的想法麻醉了新德里，使它变得无所作为，这种荒唐的想法就是认为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冲突会使全世界陷入一场核子大毁灭。”  

　　尼赫鲁在战争问题上讲话的调门是摇摆不定的。一开始，针对着反对党议员们的战争叫嚣，他讲到世界末日到来的大战，讲到战争的恐怖；后来，他又逐步后退，害怕人家说他对由于边界争端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忱泼冷水，同时他承认他自己对于这种爱国热忱也感到自豪(虽然他也说过，他希望那些给他寄送用自己的鲜血写成宣誓书的青年们，能把自己的精力用于更有建设作用的方面)，因此他又重申一旦战争来临，印度决心战斗。他一方面说，擂鼓呐喊和粗暴的语言都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战争是个危险的政策；如果战争被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将进行战斗，全力以赴地进行战斗。但是，我将避免战争，尽一切可能的力量设法制止战争，因为战争是一件坏东西，是一桩危险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说，“有些事情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忍对它的荣誉、正直品格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攻击，为了保卫这一切，就需要承担风险，甚至是严重的风险。”  

　　虽然尼赫鲁在战争问题上讲话的调门时高时低，但这些讲话在总体上倾向于散播一种想法，甚至给这种想法涂上一层体面的色彩：这就是，如果中国不交出阿克赛钦，印度就将同它打仗。在尼赫鲁拒绝反对党的狂热叫嚣的同时，他还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跑。在边界争端成为印度的一个政治问题之后不久，尼赫鲁就开始把同中国作战说成是一种可能性(他甚至在新德里欢迎周恩来的国宴讲话中还闪烁其词地提到这点)。而在这些闪烁提到最终可能爆发战争的词藻当中，字里行间所包含的一个思想总是：印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和取得了实力地位之后，将进行战争来收复它所主张的领土。中国人对印度的行动所作的反应，或者中国人为了防止印度的行动而采取的措施，都可能导致战争；这些，在新德里文职官员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想到过。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自始至终都坚信不疑地认为，无论印度在边界上干些什么事，中国都不会进行攻击。这就是前进政策的基本设想。它是对一个在军事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邻国所进行的一场军事挑战。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是印度武装力量受到忽视的年代。特别是陆军，遭受到独立后国大党政府的继母一般的对待。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部分地是由于国大党人对于过去曾为外国统治服务过的人有所不满，因为国大党人自己曾因从事推翻外来统治的活动而被投入监狱或受到更恶劣的待遇。无论如何，上述继母式的态度可以从新政府的两项主要决策中得到证实。第一点就是认为不存在印度遭受任何进攻的危险性。  

　　这种信念远在独立之前，甚至远在一九二八年尼赫鲁的讲话中就已形成，当时他在一次对国大党的讲话中，列举了被认为可能对印度造成威胁的国家，又把这些可能性一一地排除掉，结论是“对印度不存在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即便出现任何危险，我们也能够应付”。最先，英国的防卫战略是以次大陆西北方向的入口为重心。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人吞并了中亚细亚的各小汗国，并推进到阿富汗边界以后，英国人就担心来自莫斯科方面的挑战。这种担心持续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虽然此后不久英国人曾一度把这种想法放在一边，转而关注到同阿富汗作战的更为局部性质的可能性。尼赫鲁把这个俄国魔影说成“大抵是假想的”，他认为来自阿富汗的危险至多只是一些小规模偷袭。至于中国，那末，喜马拉雅山构成了“有效的屏障，即便是飞行大队也不能从那个方向过来”。在尼赫鲁看来，印度的面积、印度的地理战略位置、加上各大国不愿看到印度再次受到外国统治等因素，将使印度免于遭受任何大规模的外来进攻。“没有哪一个大国会容忍另一个大国取得英国过去长期享有的统治地位。如果哪一个大国竟敢作这种尝试，其他各大国就会联合起来予以严惩。大国间的相互竞争是使印度免于遭受进攻的最有效保证”。从印度独立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国部队进行重大进攻的时候，尼赫鲁对于印度的外来威胁一直保持着这种唯理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观点。  

　　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印度并不担心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相反，担心威胁的倒是巴基斯坦。从分治前的旧印度陆军中，巴基斯坦所分得的部分，自然要小于印度分得的部分。巴基斯坦这个新国家又是资源不足，组织不全，相形之下，印度的军事优势就显得更大了。当时印度教徒反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公开宣称要为一九四七年时所受到的“损害报仇雪耻”，要取消分治。尼赫鲁当时是断然反对这种情绪的，但要抑制这种情绪需要时间。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克什米尔战争期间，在一九五O年东、西孟加拉邦的部族屠杀重新爆发的时候，以及一九五一年克什米尔争端再度达到危急关头的时刻，印巴两国之间的战争都有一触即发之势。在以上几次事件中，印度都在旁遮普邦边界地带集结重兵，威胁拉合尔。一九五一年，巴基斯坦把印度对它的军事威胁通知了安理会，多少由于美国的外交干涉才使这次危机得以度过。  

　　巴基斯坦人这时认识到，他们必须要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至少要达到能够制止对方进攻的水平，否则就要不断受到印度人进攻的威胁。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缔结条约的本领，使这一点在一九五四年变成了可能。 [ 注：巴基斯坦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之后，就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给予军援的本意是反对共产党侵略。但看来华盛顿也可能认为削弱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会有利于稳定南亚局势。 ] 由于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美国的装备和训练，印度再想打垮巴基斯坦就不那末容易了——也不会再出现一面倒的军事对峙。印度进攻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消除了，而另一种可能出现了：就是巴基斯坦因拥有美国装备的武装力量而壮了胆，也许会试图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同印度决一胜负。(这种地位的变化，表现在双方对待“非战公约”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开始，巴基斯坦总理列雅格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竭力主张签订公约，而为尼赫鲁所拒绝；五十年代的中期以后，印度亟力主张签订公约，而为巴基斯坦所拒绝。)  

文如玉

　　在整个的五十年代中，印度军队是单一地根据同巴基斯坦作战的可能性布署战略和训练的，其战略思想开始是进攻，后来又转变为防御。陆军方面，由于具有职业性的审慎态度，曾建议应该对毗邻中国的北部边界的防务给予考虑，但得到的回答是这样一个政治性的判断：没有必要进行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军方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曾提出建议，要求根据美国和英国在朝鲜作战的经验，编写一本关于中国人战术思想的步兵手册，但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一位印度军官说，“使印度陆军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甚至到了一九五八年，一个高级中国军事代表团还被带领去参观印度的主要军事设施。 [ 注：中国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元帅参观了南印度威灵吞的参谋学院，当时校方赠送给他一个该校校徽的银质模型——图案是一只猫头鹰。当他仔细观察这件礼品的时候，脸上出现了一股阴影，他感谢主人的好意，同时解释说，在中国猫头鹰是一种不祥之鸟，朋友之间不拿它作为吉祥的礼品相互赠送！实际上，在印度，猫头鹰也不是吉祥的东西，猫头鹰这个字眼通常是用来骂人的，意思是说对方愚蠢。但当英国人选择这个西方的智慧之鸟作为学院的校徽时，更多考虑到它的古典含义而不是当地对它的态度。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在旁遮普邦参观了一次由第四师表演的对步兵进攻的火力支援，当时第四师就是由考尔少将指挥的；四年之后，正是这个师和它当时的指挥官在同中国所进行的边界战争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  

　　政府的第二点政策考虑，是从第一点考虑(即认为除巴基斯坦外，印度没有同其他国家发生敌对行动的危险)引伸出来的：那就是认为国防力量的经费必须保持在仅仅能过得去的最低水平上，这样，可以供发展之用的资源就不会不必要地花费在非生产方面。  

　　在巴基斯坦成立时，印度从旧印度军队中分到的部分大约有二十八万名官兵。新政府在开始时就有意图要削减陆军的定额——尼赫鲁说过，一支高度机械化的、人员比较精干的部队，比一支庞大的但是装备低劣“用腿走路”的部队更为可取——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施，陆军兵员反而慢慢地扩大了。到了一九五三年，陆军官兵总数接近三十五万人，组成七个师，其中六个是步兵师——这六个师的编制以及装备、训练的标准各不相同——一个是装甲师。 [ 注：第四、第五、第十、第十九、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此外，在旁遮普邦巴地阿拉(Patiala)驻有一个独立装甲旅，在亚格拉(Agra)驻有一个伞兵旅。 ] 陆军的平时部署，反映了印度军事计划人员同前任的英国同行们相类似的考虑，就是在对巴基斯坦作战的可能和内部安全需要之间保持平衡。有三个步兵师部署在克什米尔，其中的一个营在拉达克的列城布防——而这个营当时也是面向南方，针对巴基斯坦人，而不是面向北方。在克什米尔战争中，巴基斯坦人险些占领了列城，印度军队开进拉达克正是为了对巴基斯坦人的向北运动进行抵制。印度已下定决心，如果巴基斯坦再一次用武力占领克什米尔，印度就将作出反应，进攻拉合尔；为此目的，有两个师布防在旁遮普邦作为反击力量。那个装甲师则驻扎在中印度的占西(Jhansi)。  

　　上述的部署状况持续到一九五六年，在此期间陆军的数量和装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九五六年那加族人发生叛乱，这就须要不断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到了五十年代的后期，已经有一个整师被牵制在那加山区的游击战争中。当时东巴并不构成任何战略上的威胁；巴基斯坦军队的绝大部分都部署在西巴，其中的大部分又布防在旁遮普邦，面对印度；另外一部分布防在西北边境地区，以应付部族骚乱和可能来自阿富汗方面的骚扰——印巴分治使印度摆脱了这个来自西北方向长期存在的威胁。因为那加战役本身的要求增加，于是就把更多的印度陆军部队从旁遮普邦调到了东北地区；同时又成立起新的部队以维持印度在旁遮普的军事实力，结果陆军又开始慢慢地扩充起来。  

　　在一九五九年底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由于意识到边界问题可能发展为难于解决的争端，陆军的扩充变得更有目的性，也更迅速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第四师从旁遮普仓促奉调到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步兵师——第十七师。在东北地区，第四师划归新的编制——第十三军领导，军部设在西隆(Shillong)，负责锡金、印度同不丹边境、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东巴基斯坦以及那加的防务。第四师负责麦克马洪线的防务，从不丹到缅甸一线，全长约三百六十英里；而该师的一个旅又很快奉调参加那加战斗。  

　　第四师的调防，对印度在东北地区的防御形势没有立即产生很大的变化。当时，从平原地带通向山麓地带的公路，没有超过几英里长的；同时在东北边境特区，根本没有一条横行的公路——从喜马拉雅山倾斜下来的高山峻岭都是南北走向，这就使得横行运动几乎不可能；要到达麦克马洪线各段，只能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前进。第四师开进东北边境特区的行动慢得出奇。一九六O年一月，一个步兵连进驻邦迪拉(Bomdi La)；到了三月，另一个连开进达旺；到了同年八月份，一个营部在达旺建立起来，另外两个营才抵达东北边境特区，第七步兵旅的旅部也在邦迪拉设立起来。军队的布防这时才慢吞吞地完成，而尼赫鲁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就已宣布麦克马洪线的防务要由陆军直接负责。  

　　一直到五十年代后期，印度政界舆论始终反对增加国防开支。克里帕拉尼一九五八年在人民院讲到：  

　　我们一直认为，在非暴力的印度，政府决不会考虑增加军事预算；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想这一点也会使我们的国父[甘地]在天之灵感到不安，就是最近几年的军事预算逐年增加了大约[十亿印度卢比]；而在补充要求方面的预算又增加了[一亿四千万印度卢比]……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增加军事设施？  

　　甘地主义者从一个方面批评政府；而军方则抱怨预算限制使他们难以对现有的设施给予适当的维持，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了。克里希纳·梅农和莫拉尔吉·德赛之间的相互倾轧，加剧了军方的困难，也影响到他们主管部门之间的相互扯皮。一个美国驻新德里的记者在一九六一年写道：“如果印度真的存在近似内阁制的政府的话，那么，梅农和德赛二人之间，以及他们主管部门的顾问之间，早已闹得不可开交了。”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陆军方面的抱怨更加厉害了。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间，陆军总部多次上书国防部长，列举了装备和供应方面的缺陷，并且提出警告说，一旦战争发生，这些缺陷将削弱部队的作战力。这些信件是当时已担任参谋局长的考尔将军所草拟的，他在最后也是最紧急的一次上书中，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如何使陆军处于困境：“一方面，要求我们尽快地扩充部队，并且说，不这样做我国领土就有被外来侵略者占领的危险；另一方面，发给我们的武器、装备、弹药又是这样微不足道，使得我们不可能用以装备募集的新兵。”他还要求把他这封信提交给内阁国防委员会，这说明军人们认为克里希纳·梅农过去没有把他们的紧急警告向上反映。但这次上书，同历次上书一样，并没有产生增加军事预算拨款的效果。考尔又利用他同尼赫鲁私人接近的机会，把陆军的要求向他提出。根据他本人的叙述，尼赫鲁的答复是这样的：  

　　如果从国外进口部队所需要的武器和装备，就必须动用外汇，而现在外汇已感到十分短绌。国防开支过大，将使国家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情况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说，鉴于上述原因和某些政治上的考虑，我们必须主要地依靠本国生产武器和装备，这从长远来看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最后说，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因为别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撤销或改变对我们的支持。  

　　这就是政府政策的有力概括。发展要受到优先考虑；外国的军事援助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将会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而且也是不可靠的。解决军队的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是在印度境内不断建立国防工业的长远计划。这样国家的工业资源就会增加，同时军队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在这个期间里，尼赫鲁针对着军方所提出或别人为军方所提出的申诉和警告，反复地论证了这一点。  

　　这种思想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不过它无法适应前进政策所承担的风险。不管前进政策本身，或者按照印度人的看法，前进政策的正当性，是由哪样的政治考虑所促成的，这样一个政策却意味着对一个比自己在军事上强大得多的邻邦进行军事挑战。当时，印度同巴基斯坦的争端还没有解决的前景，或甚至根本没有想去解决它。印度政府的政策又加给陆军一项繁重的新任务，就是在没有削减陆军在其他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或在军事预算没有重大增加的情况下，要使它同世界上拥有最强大的陆军大国之一进行对抗。一九六一年春天，印度已派遣了一个旅团参加联合国的军事活动，镇压在刚果发生的加丹加的分裂运动；此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印度还有一个营参加联合国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印度陆军的有限资源已消耗得相当大；但它又很难于表达它对这一问题的不安。印度独立以后，陆军同文职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不利于前者的。政府对于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和平的，甚至是和平主义的态度，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强调，对于不结盟的坚持，所有这一切都加深了国大党历来对军人们所持有的那种不大买账的甘地主义的态度。一九五七年，梅农出任国防部长，一开始受到军方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感觉这是第一次派给了他们一位精力充沛而且在政治上适宜的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双方互不信任和互不满意的情绪就开始影响到高级军官和他们的文职上司之间的日常接触。梅农历来不是个易与共事的人：他讲话尖酸刻薄，脾气暴躁；对待同僚和下属时而怒气冲冲，表现不耐烦，时而又感到后悔，表示亲近。他对于他认为是愚蠢的人公开表示轻蔑；他又自命不凡，因此就不时地把大多数人都看作蠢人。他的这些特性使他难于同高级军官和睦相处，并且很快地结束了人们对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普遍欢迎。除了梅农同蒂迈雅将军——后者在梅农出任国防部长的同时，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 [ 注：一九五五年，撤销了总司令的头衔改称陆军参谋长，这就使陆军同其他两个军种处于同等地位。卡维克斯(L.J.Kavics)在他对这一时期的印度陆军史所做的全面研究的著述中指出，撤销总司令，而代之以“三个独立军种，各军种自行制定自己的政策，竞相从主张节俭和态度十分冷淡的政治领导方面争取预算拨款，并且各自根据严格的平等原则保持平行的机构”，结果就损害了军事领导的参谋作用。 ] ——之间个人摩擦之外，军方还感到日益担心的是，他们认为这位部长对传统上应由军人们自行处理的事务进行了不恰当的、持续不断的、因而也可以推断是别有用心的干预。蒂迈雅和他的某些同僚只是怀疑梅农没有把他们的建议和不满的意见转达给总理或内阁国防委员会；但他们却清楚地看到，梅农在提拔哪些人担任高级军官的重大问题上，对军方的建议置之不理；而正是这一点促使蒂迈雅将军提出了辞呈，引起了一九五九年的轩然大波。  

　　军方对梅农在提拔军官问题上进行干预感到忧虑已有一个时期，后来是集中在布里吉·莫汉·考尔(Brij Mohan Kaul)被不断提升的问题上，这个军人在以后边界战争及其前奏中扮演了一个中心的、也是灾难性的角色。  

　　考尔为人变幻多端，捉摸不定，他一生事业的浮沉反映了这一点。印度独立前，他在陆军中确实是不很得志；独立后，他指望爬上、而且也几乎爬上了军职的顶峰，又一下子在失败和屈辱中被赶下台。他出身于克什米尔一个中产阶级的婆罗门家庭，青年时代曾对当时民族主义运动献过殷勤，后来又获得了英国桑赫斯特(Sandhurst)皇家军事学院为印度人保留的一个名额，并于一九三三年毕业。按照惯例在英国部队服役一年以后，他进入拉加普特那(Rajputana)步枪联队，在西北边境地区服役；但仅隔两年，就被调往陆军勤务部队任职。勤务部队薪俸比较优厚，也有更多的机会在兵站工作，在那里军官可以携带家属，生活一般地讲也比较安逸。但是，对于一个桑赫斯特学院毕业的青年军官来讲，调往勤务部队固然可以免受风险，但也丧失了作战部队提供的加官晋位的机会。根据考尔本人的叙述，他曾几次试图重返他原属的步兵团或其他步兵单位，但都没有成功。这说明，拉加普特那步枪联队不想要他回去，他不够作战部队所要求的标准。但考尔是个精力充沛、聪明漂亮的军官；对他来讲，失宠于步兵并没有关闭晋升的大门——虽然在通常情况下，这是被提升为高级将官的障碍。一九四二年，他升任代理中校，在南印度某地担任联络工作。次年，他被调往战区，在科希马(Kohima)一带指挥一个摩托化运输部队；据他后来写道，那一次他“经历了在一个作战区所通常要遭遇到的各种风险，吃了不少苦头，碰到了不少其他不愉快的事情”。没有过几个月，他又被调回基地工作，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在新德里重新担任联络工作。在将近六年的战争年代中，印度的陆军扩充得很大并且在很多战场上打过仗，而在此期间内，考尔作为桑赫斯特学院训练出来的一名正规步兵军官，却从未参加作战部队，这只能说明他被认为不适于担当作战指挥工作——或者是他本人没有去营求这项工作。  

　　从大战结束到印度独立的这一段时期，对于陆军和其他军种中的印度籍军官来讲，是精神上处于紧张状态的时期，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酷地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矛盾：忠于自己的上司，就会被许多同胞们看作是不忠于自己的国家。对于被英国的敌人所俘虏的二万五千名印度陆军官兵来说，这个矛盾倒是由于他们参加了同日本人并肩作战的“印度国民军”而得到了解决。考尔没有得到做出这样的抉择的机会；但他却从陆军档案中偷来了一份文件，交给了一九四五年底在德里受审讯的印度国民军军官的辩护律师们，这样来表现他自己在精神上是站在印度国民军一边的。他自己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带着明显的自豪感写出了他的这一段经历。国大党对于印度国民军的态度，在一开始的时候原是好恶参半的，但是由于后来英国人对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处理不当，使得国大党的同情全面地倒向印度国民军方面，而尼赫鲁本人就曾经充当印度国民军的辩护律师之一。  

　　在此以前，考尔就已经设法结识尼赫鲁。尼赫鲁于一九四五年最后一次从监狱中获释并前往西姆拉会见英国总督的时候，考尔就拜见了这位未来的总理。从那以后，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的溃败，考尔能够随时得到尼赫鲁的接见，而且同他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他的事业也因尼赫鲁对他经久不渝的宠信而扶摇直上。人们事后回顾，可能认为尼赫鲁在识别人品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盲目性。这往往使他把闪闪发光的东西都当做黄金，并从而作出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任命。但当时考尔在很多方面确能使尼赫鲁对他产生好感。他机伶、漂亮、能说会道；他不但同尼赫鲁一样，是个克什米尔的婆罗门，而且还是印度总理的远亲：尼赫鲁家族的姓就是考尔，他的夫人也是考尔家族的人。 [ 注：一位曾同尼赫鲁一度亲密共事的官员(他本人既不是克什米尔人，也不是婆罗门)写道：“总理的敌人常常提到他寻求人材和发现人材总是局限于他身边的那些人，特别是克什米尔人，而其中又特别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同尼赫鲁家族有联系的人。”尼赫鲁在这方面的记录，也的确证实了人们认为尼赫鲁是偏向于克什米尔人的怀疑。他本人从来没有认为亲密的家族关系是不能任命某人担任高级职位的理由。但是可以说这些被任命的人往往具有——或者说看起来具有——优良的品质，因此也可能尼赫鲁的这种任人唯亲的作法是不自觉的。 ] 此外，考尔是个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者，这又使他同那些具有类似桑赫斯特背景的同僚军官们有很大区别，后一类人仅仅是爱国主义者而已。考尔这个人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是个不大尊重那些多少有些僵化的军队传统的实干家。一位与考尔共事而没有理由喜欢考尔的军官，还是认为他具有“不少可赞赏的品质……他这人很活跃，有进取心。他头脑清楚，工作积极。他个人品行无可非议。他待人慷慨热情”。他的这些品质可能导使尼赫鲁把考尔看作一个出类拔萃、全面发展的军人，而尼赫鲁对考尔的宠爱又可能使他看不见考尔的局限性。尼赫鲁也没有看到，他同一个低级军官进行直接的、公开的来往这种作法，对于军官们的士气和纪律所产生的腐蚀作用。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自然也是随着考尔的不断晋升而加剧。  

文如玉

　　印度独立后，考尔向上爬得很快，他首先得到的是政治上的重用，并辅之以军事上的任命。一九四六年底，他被任命为负责陆军印度化(到那时为止，在陆军中英国军官自然还占压倒多数)的委员会的秘书；接着又被派到华盛顿担任武官，其后又充任了驻联合国的印度代表团的军事顾问。一九四八年，他回到印度。这时，他希望能让他指挥一营步兵，参加克什米尔战争，但又没有成功，结果是让他领导克什米尔民兵。后来，他同当时的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谢赫·阿卜杜拉闹翻了。尼赫鲁把考尔调开并予提升，让他指挥一旅步兵——这次他终于调回陆军。如果考尔要在部队中继续得到提拔，这一着是必不可少的。此后，政治和军事上的任命交替进行；不久，他被派参加在朝鲜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着，被提升为少将，并指挥第四步兵师。在传统上，担任一个师的指挥工作，是被提升为少将以上军阶的必要条件，因而这是考尔生涯中又一个关键性步骤。  

　　到了这时，考尔也被克里希纳·梅农所看中。同样地，考尔在许多方面使得这位国防部长对他产生好感：首先，可能是由于尼赫鲁对他的明显的、尽人皆知的宠信，在尼赫鲁的提携下，考尔在十年间从一名低级联络军官一跃而为一个精锐师的指挥官；其次，是由于对考尔不满的那批高级军官当时也同梅农不合；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考尔的行政工作的干劲。最后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喧赫一时的“阿马尔(Amar)工程计划”上，这就是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考尔指挥第四师时，指令该师为官兵家属修筑约一千五百所住房的工程计划。当时陆军总部是反对动用作战步兵师参予这种修建或非战斗性工程的，而这个计划却得到克里希纳·梅农的批准。不管怎么说，当时官兵很需要住房，而工程又要在六个月左右时间内完成——当时曾授予考尔为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特别权力和独立性。不论这项工程的功过如何，很清楚的是考尔也利用了它来进行自我吹嘘。工程开始时，梅农参加了奠基典礼；当这个住房区完工时，尼赫鲁和内阁的半数成员以及一些政界人物和三军首脑都亲临剪彩。考尔还专为这个场面编写了一首爱国的小调，并要全师官兵练唱。他后来写道：“当尼赫鲁听到这首激荡人心的歌词[由两万名官兵齐唱]的时候，他感动得不得了。”  

　　一九五九年五月，考尔又一次被提升，这次是违反蒂迈雅将军的意愿，被提升为中将并担任陆军总部中的一项要职。当时，军需局长——这是一项主要的参谋官职，由中将衔军官担任——出缺，为考尔的晋升提供了机会。还有两名少将，普·辛·贾尼(P.S.Gyani)和库马拉曼加拉姆(P.P.Kumaramangalam)，资历都高于考尔，这是考尔晋升的障碍。蒂迈雅推荐贾尼担任军需局长。贾尼虽然过去工作成绩优异，但未指挥过步兵师，而根据陆军的晋升惯例，这二点却是提升中将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条，梅农驳回了蒂迈雅的荐举。这样，就只剩下库马拉曼加拉姆挡住了考尔的前程，而要取代他则会招致人们的反感。库马拉曼加拉姆不但过去工作成绩优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过金十字勋章(D.S.O.) [ 投笔从戎注：金十字英勇勋章(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1886年由维多利亚女王设立，用以表彰战时功勋卓著、特别是作战行动中表现勇敢的军官。获颁者在名字中追加D.S.O.后缀。库马拉曼加拉姆于1942年5月在北非战场获得了这枚勋章。 ] ，而且还出身于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家庭。 [ 注：他的父亲是苏布哈拉扬(Subharayan)博士，是马德拉斯邦的国大党领袖，他在印度独立后出任大使。博士有三个儿子：老大担任印度文官职务；他是老二；老三莫汗·库马拉曼加拉姆(Mohan Kumaramangalam)是一名共产党员。博士常讲：通过他的三个儿子，不管印度政局可能如何发展，他统统都保了险。 ] 解决的办法是创造另一个需要晋级的空缺。结果就这样办了，库马拉曼加拉姆担任了军务局长。道路已经扫清，蒂迈雅再也不能够——除非他想因这件事引起一场争执——阻挡考尔提升为军需局长；虽然他对这件事十分反感——不仅由于军需局长是个关键性的职位，还因为担任军需局长的人会成为“陆军选拔委员会” [ 注：选拔委员会由陆军参谋长、各军区司令(即西部军区司令，东部军区司令等等)及陆军总部的各主要参谋官员组成。 ] 的当然成员，从而能够对于其他军官的提拔问题施加相当的影响。  

　　考尔这时已成为在军官中起很大分裂作用的人物。在多数的军官食堂中，只要一提“你是亲考派，还是反考派？”的问题，大家就心照不宣。考尔又喜欢夸耀他和尼赫鲁的接近。一位高级军官曾悻然地说过：“考尔常常吹嘘这一点，他公开地吹嘘这一点。我们也常看到他总是去看望总理，他老是晚上去，晚上是总理感到最轻松的时候。”从官场的角度来看，这种接近既是考尔权势的证明，也是他的权势的来源。另一位稍低一些的高级军官回忆道：“陆军中没有一个人不非常害怕总理”；他接着讲到这位总理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历史上很少有人象他那样被赋予可以任意支配的全权。如果有谁讲话他能听得进去并且取得他的信任，那个人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作为一个正走运的红人，考尔不可避免地会吸引追随者——他的批评者把这些人叫做“考尔的崽子们”。 [ 译者注：“考尔的崽子们”(Kaul-boys)在英语中与“Call-boys”谐音，后者有“侍从”的含义。 ] 由于考尔是个从无实战经验的军人，因此人们对于受到公开宠爱的人的怨恨在他身上就表现得更加强烈。长期以来，他的同级军官虽然看不起他，但对他还有些亲切感，这时亲切感也消失了。  

　　驳回蒂迈雅的荐举而提升考尔为中将这件事，对蒂迈雅来说，已经可以构成足够的理由来同梅农摊牌。蒂迈雅从多方面来讲是个杰出的军人，在陆军中受到很大的尊重和爱戴，然而他不愿意进行这类的斗争；后来又发生很多事情才迫使他采取行动。而他一旦行动起来又很任性，简直是草率从事，使得人家感觉他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无能的。三军的首脑们原来对梅农都已感到厌恶。这位部长经常当着他们的下属斥责他们，嘲笑他们；他对他们态度骄横，往往为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不分白天黑夜召集他们来开会，有时到临开会时又宣布取消会议。尤其严重的是，他们感到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建议，往往被他以主观的和文不对题的理由驳回；因此，据说他们已商定准备共同往见总理，申诉对梅农的不满。但这时，就是在八月三十一日，蒂迈雅却如他后来对朋友们所讲的那样，由于一时的冲动也由于他已“忍无可忍”，写下了辞呈并递交给总理。  

　　陆军参谋长的辞职，使尼赫鲁处于很大的困境。当时，反对党议员和报界已经在攻击克里希纳·梅农对三军专横无理以及干预军人提升等问题。几天以前，又发生了朗久事件，政府，特别是梅农，都受到了批评，说他们忽视了边境的防务。梅农的政敌会抓住蒂迈雅辞职的事件，来证明他不适宜担任国防部长。很显然，这种压力将迫使尼赫鲁不得不让梅农退出内阁——要说起来，梅农的政敌在国大党中的数量比在反对党中还要多。梅农无论在私人方面和在政治方面同尼赫鲁都很接近。尼赫鲁很了解，对国防部长的许多攻击实际上是对他这个总理的间接的攻击。让梅农下台，就意味着屈从于这些批评，不但如此，还将意味着使内阁中国大党的更加正统和保守的分子占据优势。  

　　尼赫鲁以他惯有的政治手腕，处理了这个尴尬的局面。他把蒂迈雅请到自己的私邸，劝说蒂迈雅撤回辞呈。蒂迈雅本来是一时的冲动，这时也表示服贴。据蒂迈雅后来告诉同僚们说，尼赫鲁当时向他保证将亲自调查蒂迈雅所提出的不满，并将对梅农进行干预以消除军方不满的原因。蒂迈雅在同一天中递交了辞呈，又撤回了辞呈；但消息还是透露了出去，第二天早晨各报都以通栏标题报道了辞职的消息。这样，长时间来在政界流传关于梅农和军队领导人间冲突的谣言，一下子戏剧性地证实了。尼赫鲁原想避免的一场风暴刮了起来；但由于蒂迈雅已在事实上撤回了辞呈，这就加强了尼赫鲁处理这个问题的地位。尼赫鲁把整个事件说成是一场小小的风波，并且把责任全部推到蒂迈雅身上。尼赫鲁对国会说，蒂迈雅的辞职是“十分不明智的”，是“不该那么干的”，——简直是“十分反常的”。他说，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谋长之间的纠葛，归根结蒂是由于二人“在性情上”有所差异，是琐碎无聊，微不足道的。他还利用了印度政客对军人的潜在的不信任情绪，示意说在这个事件中应该维护文官的权威，并对克里希纳·梅农领导国防部的才能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当一个反对党议员问起，总理难道不该对象蒂迈雅这样一位出色的军人说一两句好话的时候，尼赫鲁不得不对这一位“很英勇的军官”表示敬意，但还是坚持说，“我不能对他的辞呈表示祝贺”。  

　　尼赫鲁就这样扭转了局面，利用这次流产了的辞职机会，对梅农给予赞扬，又使蒂迈雅受到一次公开的、不体面的斥责。经过这次事件，梅农更加趾高气扬，考尔地位也显著地加强了。蒂迈雅由于自行退却和接受了屈辱，在陆军中的威信受到了损害。尼赫鲁不但勾销了他将亲自调查陆军同梅农之间的纠葛的诺言，而且还公开地谴责蒂迈雅。如果蒂迈雅获悉这种情况后，再一次提出辞职并坚持到底，那末，可能以后几年的印度的历史将大大改观。事实上，蒂迈雅事件使尼赫鲁在军事问题方面更多地依靠梅农和梅农支持的一批军人。这次事件对于印度军人的教训是：从本行的角度对于文官处理军事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是得不偿失的。  

　　尼赫鲁对考尔的依赖，以及考尔如何超越正规的陆军惯例而为之效劳，可以从蒂迈雅事件发生后不久另一事情中得到很好的证明。一次，总理问到他朗久地面的情况，他当即自告奋勇，要亲往视察。这次旅行用了将近三周的时间。由于他连朗久都没有见到就折了回来，因而难于相信，这位中将兼军需局长所亲自完成的使命，换一个更低级的军官就不能完成。但尼赫鲁总算得到了一份目击者的情况报告，考尔也从而证明自己的确是个能够在本职之内或者超出本职不顾艰险和不怕吃苦的人。对他最严格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往返于接近朗久一地的这次旅行，对于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人来说，是要作出相当大的努力。不久，他以类似的方式搭上一架俄国造的直升飞机，飞越拉达克的一些最高的山地，进行了一次有风险的飞行试验。这次飞行是他违反梅农的指示而直接下达命令的，因为他认为梅农正责成空军不经过必要的试飞就购买俄国的飞机。  

　　在这时，似乎有什么东西驱使考尔不断地去考验或者说去表现他的勇气。也可能这是由于他意识到自己从没有指挥过部队作战，而人们在这方面对他的嘲笑，也随着他军阶的不断提升而日益增加。但他所表现的那种勇气毕竟不等于胆略，而且如后来的事件证明的那样，那种自己故意跑到炮火射程之内的作法，也并不符合高级指挥官的要求。  

　　一九六一年初，蒂迈雅到了退休的年龄，考尔再次提升的机会到了。蒂迈雅的继承人的人选，应在当时的南部军区司令普·恩·塔帕尔(P.N.Thapar)中将和东部军区司令托拉特(Thorat)中将二人中挑选，这两人的资历大体相当。塔帕尔的资历略高(确切地说，他的军龄比托拉特长两个月)，但托拉特过去工作成绩更优异，因此蒂迈雅推荐了后者。但蒂迈雅的荐举又被驳回，塔帕尔继任为陆军参谋长；不但如此，又不顾蒂迈雅的积极反对，任命了考尔为陆军总部参谋局长，这个职位在当时的军事领导层中仅次于陆军参谋长。 [ 注：印度陆军的组织是仿效了英国的体制。陆军参谋长下属四名主要参谋官员：即参谋局长(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军务局长(Adjutant General)，军需局长(Quarter-Master General)和军械局长(Master General of Ordnance)；四人中参谋局长占最关键的地位。他负责协调、计划、作战、训练、情报、购买武器和有关装备及其分发等项工作。他还领导其他一些重要军官，如陆军总部情报处长，作战处长等。印度后来取消了参谋局长的职务。 ] 塔帕尔是个有能力但不很出色的军官，有些喜欢取巧；同时，他的任命是由于考尔为他施加了有力的影响，因而他对考尔也感恩戴德。为了报答考尔的恩情，塔帕尔让考尔当参谋局长，虽然考尔毫不具有担负这项重任所必需的条件和经验。  

　　这些任命使得陆军提升的问题重新变成一项引起争执的重大问题。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孟买的一家政论杂志《潮流》(Current)上刊载了一篇署名为“一批灰溜溜的陆军军官”的来信，控诉梅农是“独立印度的恶魔”，指责他操纵晋级，制造效忠他个人的派系。信件的内容表明投书人很熟悉一些军人的历史和最近一些任命的根据，这些材料是只有某些高级军官才能掌握的。信件警告说，最近的一些任命受到操纵，其目的是为考尔早日继任陆军参谋长扫清道路。在议会中，克里帕拉尼指出：一名几乎一直担任陆军后勤工作的军官出掌参谋局，这还是第一次。他说，考尔的任命，证实了近来使得“军官们感到痛心、士兵感到不满”的“掩人耳目”的作法；最后痛斥克里希纳·梅农：“我指控他在陆军中制造派系。我指控他降低了我们部队的士气。我指控他浪费了这个贫困饥饿的国家的金钱。我指控他忽视了我国抗御共产党中国侵略的防务工作。”但梅农冷漠地否认他曾干预提拔的问题，尼赫鲁也给他撑腰，这番抗议也就平息下去了。  

　　考尔感觉到，由塔帕尔当陆军参谋长，自己当参谋局长，他就可以大权独揽，而他很快地也使别人都感觉到这一点。他喜爱的军官都被陆续拉进陆军总部，担任要职；可以辨别出是属于反考尔一派的高级军官则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在蒂迈雅退休的前夕，政府人士和陆军总部中有人散布谣言说他正在策划一次军事政变，甚至还讲到了具体日期(说是要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发动)。克里希纳·梅农把他个人的怀疑告诉海、空军参谋长，并警告文职官员要他们监视蒂迈雅的行动。已执行参谋局长职务的考尔，也要求蒂迈雅对被认为是可疑的部队调动做出解释。当时，在印度搞政变的条件根本不存在，这些谣言如果不是恶意的，至少也是毫无根据的。但接着又对据说是蒂迈雅在退休前夕讲过的一些话，组织了正式调查，并根据类似的指控而对托拉特将军和另一位斯·德·维尔马(S.D.Verma)中将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又没有根据通常惯例由军务局长负责领导，而是由作为参谋局长的考尔本人负责领导。对此，塔帕尔也只好同意。  

　　这种政治迫害的气氛在马内克肖(Sam Manekshaw)案件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马内克肖少将当时担任威灵吞的参谋学院的院长，他在资历上比考尔仅低一年，但在每一个方面都是考尔的对立面。他毕业于台拉登(Dehra Dun)的印度军事学院，虽然如此，他在态度和工作上都比考尔更接近于桑赫斯特的标准。他是个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在缅甸战场上曾荣获陆军十字勋章 [ 投笔从戎注：军功十字勋章(The Military Cross)。马内克肖在缅甸战场因异常的勇猛获得了这枚勋章。他在率领一次反攻时腹部受了重伤，师长科文少将(General Cowan)怕他死掉，赶快把自己的军功十字勋章别在他身上，并说：“死人是不能获得军功十字勋章的”。 ] ；他不大愿理睬那些政客们，更不愿理睬那些巴结奉承这些政客的军人。他敢说敢道、聪敏机智(“考尔的崽子们”这句双关话就是他创造的)，而且不掩饰他对考尔的轻蔑。  

　　这两个军官代表着，或者说是象征着，印度陆军军官中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倾向。马内克肖(这是个帕西族(Parsee)的名字)体现了陆军中的英国传统。在它的最好的一面是：精通本行，热爱军职，厌恶阴谋和厌恶政治(这两个名词被认为是同义语)，以及宁愿担任作战任务而不愿担任参谋任务。但这个传统也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过多地强调英国部队军官食堂的那一套繁文缛节，而这些东西在独立后的印度往往会造成磨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多数的陆军食堂中，除了印度仆役以外，很少看到带有印度色彩的东西；在印度陆军中的印度籍军官一直居于少数地位，而且他们也都象英国人一样地英国化了：只有星期天的午餐才吃咖喱饭，而且要使用匙和叉；进食堂如不穿会餐制服，也必须要穿常礼服；不喝酒会被人认为有怪癖之嫌；吃素是士兵的事，军官没有吃素的；印度音乐象猫叫一样难听；用印度语讲话简直是丢丑。但在大战期间，随着陆军的不断扩充，新的一代和新的阶层的印度人当上了军官。他们大多是在城市里长大，出身于不那么富裕的资产阶级而不是贵族的家庭；他们都懂得些政治，甚至在政治上已有所从属，不象他们的上司们那样认为政治即便不是危害社会安全的东西，也是肮脏的东西。这新的一代军官的多数也适应了军官食堂的那一套传统习俗，但其中有些人却抵制和厌恶它们。对他们来讲，咖喱饭是正规的食品，而且应该用手抓来吃；无论那一种印度服装都比常礼服更可取，也更舒服；不喝酒、不吃肉只不过是根据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事，完全可以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好恶决定。在印度独立后，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成为更加深刻的矛盾的两方斗争的课题，一方是那些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军官，责怪他们的上司们曾为英国人服务，也瞧不起他们处处模仿过去统治者的那副样子；另一方就是象马内克肖那样的人，他们认为军官食堂的礼仪的印度化，就意味着部队标准的降低。对于马内克肖一派人来说，这些传统之所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不是由于它们来源于英国，而是由于它们历来就是陆军的传统。而他们的批评者们则认为，这不过表现了他们奴隶成性、矫揉造作，说明他们还没有能够接受印度独立的全部含义。  

　　考尔本人虽然属于较老的一代，但在精神上却倾向于具有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较年轻的一代。他在自传中说明，他很早以前就不喜欢英国人，也不喜欢那些在他看来是企图“讨好主人，赢得廉价的声望，然后爬上去占居最高军事地位”的印度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厌恶这位颇为英国化的马内克肖。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有人报告说，马内克肖公开地对考尔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嘲笑，同时也讲了一些对梅农很不尊重的话，这就为他提供了对马内克肖及其一伙进行反击的机会。如同考尔自己所讲的那样：  

　　我们的某些高级军官，惯于发表轻率的和有倾向性的言论，公开地反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颂扬过去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他们有时还暗示说，只有采取某种独裁统治，才能使我国的事务摆脱混乱状态。我了解到有关少数高级军官反国家的轻率言论的具体案情——其中有些话是当着外国人的面讲的。我把这些情况书面报告了……塔帕尔将军，他转达给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又上报给总理。

文如玉

　　于是，就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审理对马内克肖的指控，指控是说他不逊地批评自己的上司和文职的领导官员，也就是说不忠诚。马内克肖进行了斗争，军事调查委员会指出他本来应该较为谨慎一些，同时不但宣布他无罪，还建议应惩处那些指控他的人——当然不是考尔，而是那些把马内克肖的一些话向上反映的下级官员。但无论如何，由于这次指控，马内克肖的提升被压下来了，而且如果没有发生一九六二年的那次大溃败，他会被迫退休，而退休时仍不过是个少将。 [ 投笔从戎注：后来(本书写作之后)，第三次印巴战争中，马内克肖在陆军参谋长任上表现杰出，获元帅衔。 ]  

　　马内克肖案件的教训是清楚的，它对已经受到损害的军官们的士气和团结进一步产生了破坏作用。军官们即使在朋友面前讲话，也都小心翼翼；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要想得到提升，唯一的途径就是博得考尔及其一伙的好感。由于害怕告密而出言谨慎，再前进一步就是选词择句来讨好军职或文职的上司。使得高级军官都变得不是奉承拍马，就是唯唯诺诺，其代价之大，在后来边界战争中得到了可悲痛的证明。  

　　造成这一切的动机，倒不象它所产生的后果那样清楚。考尔想当陆军参谋长这一点是肯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发生边界战争，他就会接替塔帕尔将军的职位。他是否还有更大的野心呢？一九六一年底某些印度的政治观察家认为他是有的。当时，孟买的一家政论周刊《潮流》写道：“考尔是个要当心的人物”，“他不但会当成陆军参谋长，终有一天他甚至会当成印度的总理”。但提出这种预言的思想是含糊的。“尼赫鲁对考尔将军已经有了信任，并且认为他是可以用来抵制任何破坏军队纪律和瓦解民主政治的保证。……”但《潮流》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本身的矛盾，接着写道：“如果尼赫鲁想要指定一名继承人的话，他甚至可能甩开所有的那批知名的老国大党人，而不会反对选择象考尔将军这样的非正统人物。”说考尔会按照宪法的程序被选为国大党领袖，取得政权，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提法是荒诞的；但当时关于考尔的前途的推测，更多地是考虑到：通过由他发动的或由于文官统治的总崩溃而产生的一次军事政变，而使他取得政权。一个美国作家威尔斯·汉根(Welles Hangen)是这样描绘这种可能前景的：

　　考尔可能把军事统治强加给印度，而同时自己又小心地躲在幕后。他自己可以充当纳赛尔式的人物，而由塔帕尔或其他年高德劭的头面人物扮演纳吉布的角色。……此外，考尔也不会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军事统治者。正如他解释自己同梅农的关系时那样，说得头头是道，他也能够巧妙地讲一堆道理，使得印度民主政治的退位变得合理化。在这个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世纪后半期里，他的登台表演，一定会比优柔寡断的印度民主政治干得更有劲头，更为漂亮……他会成为一切秩序爱好者们的崇拜对象。  

　　这种推测也有些牵强附会，这不只是由于在当时(在六十年代初期，该作家写下上面这一段话的时候)，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极小，还由于考尔的权势来源于文官统治的本身，来源于尼赫鲁和梅农对他的宠信，因而很不可能由他来领导一次军事政变。如果说考尔要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陆军以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话，但看来考尔本人还是很可能曾经产生这种念头。上述这位作家基本上根据考尔对自己所作的高度估价写下他对考尔的颇为赞赏的长篇描绘，他曾经引证说：考尔“象一般印度人那样相信占卜而他的星占则预言终有一天他将统治印度”。 [ 注：除了威尔斯·汉根对考尔的同情的描述外，还有两种对考尔的描绘。一个就是马诺哈尔·马尔贡卡(Manohar Malgonkar)所写的一部熟悉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初期印度陆军内情的小说(书名《远方战鼓》(Distant Drum)，Asia Publishing House 一九六O年出版)，书中的一个名叫卡马拉·坎特(Kamala Kant)的角色就是影射考尔的，写的是一个好搞阴谋，有政治野心的军官，大战年代担任参谋工作，后来又回到步兵以谋求提升，之后又当上驻华盛顿的武官。他的描述笔调辛辣，是根据马内克肖派的一名军官的观点写成的。再就是考尔本人的自述，书名《没有讲过的故事》(The Untold Story)，内容毫不坦率，但却颇有启发性。该书是在他下台后为了进行自我辩解和指控他的批评者们而写的，书中提到考尔的缺点之一可能是他对他自己的人品和作用作了不切实际的理解——这其中有些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的味道。 ] [ 译者注：沃尔特·米蒂是美国作家詹姆斯·瑟克(James Thurker)所写的一篇小说的主人公。书中的米蒂是个很平凡的小人物，但喜欢从事幻想，以逃避现实。他曾梦想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起的大人物，过着煊赫一时的生活。 ]  

　　梅农当时的动机也招致了怀疑。人们怀疑他要在陆军中拉上一伙人，制造派系，以便为自己建立基础，一旦尼赫鲁死后，能够从而争夺政权；《印度斯坦时报》在蒂迈雅辞职事件发生时，曾提到：“梅农先生所选定的一批军官秘密集会，认为武装部队将来有一天会奉命去执行一项政治任务，他们狂妄地把自己看成是必须为这种政治任务作准备的人。”但是，认为梅农为了自己的长远打算企图建立军事基础的假想，可能只不过是反映了人们当时对他的怀疑和厌恶之深；并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说明他怀有超越宪政的野心。他自己又是很讲现实的人，不会沉溺于这类梦想之中。看来，梅农是和尼赫鲁一样地委身于民主政体的；此外，他也是忠于这位总理以及总理的理想的。  

　　与其说梅农是想替自己搞政变铺平道路，不如讲可能他是认为他在采取措施，以制止某些高级军人搞政变。在印度政客们的头脑中，一直对军人不信任，甚至害怕他们发动政变——可能他们从来也不象西方政治学家那样相信印度文官执政体制是无懈可击和生气勃勃的。梅农干预提升，把自己的人安插到重要岗位，不让那些他特别不信任人出头，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分化陆军最高指挥部，使之不可能策划阴谋。如果对于蒂迈雅和维尔马的指控并不完全是开玩笑的话，那么，梅农及其文职的同僚们肯定是有些担心某些高级军官正在发展政治野心。  

　　在考尔当上了参谋局长的时候，他对陆军内部事务的影响是显著的——但他还不能影响关于军事开支或军队装备给养短缺的解决。考尔利用了他同尼赫鲁的关系，把陆军方面的意见和警告直接向尼赫鲁提出，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比那些通过惯常的途径反映问题的同僚们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些问题必须从政治上去考虑，尼赫鲁对于涉及外交政策的问题，当然宁愿依靠他自己的判断行事。因此，在听取了考尔的意见之后，根据考尔本人的记载，尼赫鲁讲到：考尔和其他的一些将军们“并没有充分理解形势。……无论是中国还是巴基斯坦，除了制造紧张之外，都不可能挑起一场[同印度的]战争，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需要解决”。还是前进政策的一条基本前提——就是认为中国人不会对它做出有力的反应。此外，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为止，考尔还强烈地支持与此有关的一个假想，就是认为在任何小规模的冲突中，印度陆军都会击败中国部队。  

　　前进政策形成的时间，也就是说印度有一天要把巡逻队和哨所推进到中国人所占领地区这种设想变为实际行动的意图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一九六O年初。但直到一九六一年底，这个政策才真正付诸实行。从开始采纳这个政策到开始企图贯彻这个政策，时间拖了这么长，这反映出陆军方面不愿意实施一项军事上绝对办不到的方针。  

　　印度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底时的政策，如尼赫鲁在他同年九月的备忘录中所提到的那样，是维持边境现状，并审慎地避免任何“不只是大规模的、甚至是小规模的”挑衅。 [ 注：见第一章第二节 ] 这样的政策也反映在当时陆军总部发给各有关军区司令部的指令中。十一月份，东部军区接到指令，要让全体官兵了解“我们必须避免同中国人进行实际的冲突，除非这种冲突的确是强加到我们头上”，而且任何巡逻队都不得进入距离麦克马洪线二英里以内的地段——唯有哨所恰好建立在这条线上的地区(如兼则马尼)除外。一九六O年二月，西部军区接到命令，要他们大体沿着穆尔古(Murgo)、错格斯察鲁(Tsogstsalu)、波布朗(Phobrang)、楚舒勒、碟穆绰克一线建立据点，并阻止中国人进一步入侵。当时，印度方面认为中国在最西部的阵地是在克孜勒吉勒尕(Qizil Jilga)、迪拉山口(Dehra La)、萨木崇岭(Samzungling)(地处加勒万河畔)、空喀山口及库尔纳克堡(Khurnak Fort)等地；因此，即使印度人建立了上述据点，双方隔开还有二十至五十英里的距离(碟穆绰克除外，该地距中国主要公路的南端不到二十英里)。  

　　但陆军即便对这样有限的和防御性的任务，也感到力量不足。当时在拉达克只有查谟和克什米尔民兵团 [ 注：这是一支在本地招募的轻装备的部队。这支部队在一九六二年的战争中打得很出色，因而转为正式部队，并更名为拉达克侦察部队(Ladakh Scouts)。 ] 的两个营——既没有正规部队，也没有支援火力。当时没有通向西部边境地区的公路，该地区内部也没有公路。从斯林那加(Srinagar)到列城之间的筑路工程，在一九五四年就开始了，四年之后又停顿下来，等候关于该工程开支方面贪污问题的调查结果。要到列城，只有一条骡子走的小道，或靠空运。列城和楚舒勒二地还有飞机跑道，而其他地方只能靠空投供应。当时根据西部军区的估计，除了已在该地区的两个民兵营以外，它还需要一个旅团(五个步兵营加上支援火力)。  

　　提出上述要求一方面是根据这样的情报：就是说中国在该地区已经集结了一个团的兵力(相当于印度的一个旅)，外加包括某些装甲部队在内的支援火力；同时中国的公路网已向前延伸得很远，这也使中国部队在供应和调动上都占有很大优势。西部军区要求在一九六O年内调来四个营，在一九六一年再调来一个营。

　　一九六O年五月，国防部在克里希纳·梅农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陆军在从什约克(Shyok)通向北面的古时商路上占据阵地，并在尽可能靠近喀喇昆仑山口的地方建立一个哨所。在完成上述任务后，将试探沿奇普恰普河谷向东进行巡逻的可能性。在目前，要对未被占领的地区进行巡逻；但部队应避免冲突，如果同中国人遭遇，就向上级报告对方的阵地，而不要企图赶走对方。这个决议可以说是朝着贯彻前进政策的方向作了某种试探，但还远远不是明确的和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训令。

　　这样的训令第一次出现在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外事秘书苏·杜德(S.Dutt)签署的一份文件中。文件指出：并没有限制印度方面派出巡逻队(尼赫鲁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当然是避免了承担这样的义务)；所承担的唯一义务是避免边境冲突。因此，文件建议在西段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巡逻政策；部队应避开中国的哨所，如果在那些地区，根据已知的情况，中国人尚未立足，就应毫不犹豫地跨越中国主张线进入那些地区巡逻并建立哨所，但无论如何，仍应命令部队不得对中国的哨所和巡逻队使用武力。  

　　这份文件送交给国防部，国防部又转给了陆军总部，但在以后的三个月内下达给部队的命令中并没有传达这个精神。在杜德签署了文件后的第四天，陆军总部发给西部军区的一份电报中事实上又重申了过去下达的命令。电报说，政府的政策是保持边界的现状，“坚守现由我方控制的，在国际边界我们一方的阵地。至于说到有争议的地区，则应维持过去一个时期来存在着的现状”。根据这项政策，陆军还必须“对于无争议和(或)未被占领的地区施行有效的控制，[并且]阻止对我国领土的进一步入侵”，电报接着写道，“这在某些情况下就要求向前进行巡逻，并且在我们目前的防御阵地的前方建立新的……哨所”。电文在关于实际行动部分的结尾，命令部队必须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任何冲突，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能开火。陆军总部的电报，一方面反映了杜德的文件中要求在西段进行更积极的巡逻的措词，同时又审慎地删掉了它的核心，即要求印度部队进入中国所主张的领土。陆军总部的指令只提到“无争议和(或)未被占领”的地区——这就是说，是指那些在中国主张线以外的印度方面还没有建立哨所或派遣巡逻队进入的地区。  

　　从一九六O年八、九月间陆军总部下达的一些新指示中，可以推断出印度政府曾催促军方，要他们在西段的巡逻向前推进。训令通知西部军区，可以派遣巡逻队进入中国所主张但尚未占领的地区，“以便弄清楚中国入侵的范围，[并且]保证不使中国部队向至今尚未建立固定哨所的地区继续推进”。这份电报规定要实施前进政策；但它是说可以做，而不是说必须做。是否派遣巡逻队进入中国主张的领土，将由西部军区根据战术上和后勤上的考虑，斟酌决定。印度政府在发出指示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军事因素，因此，陆军总部在执行政府指示方面显然是采取了拖延的态度。  

　　陆军总部在向西部军区下达上述新指示的同时，也向文官们提出了警告，指出政府所催促执行的向前推进巡逻的做法，在军事上将招致严重的风险。在参谋局递交给国防部的一份文件中指出：政府所要求的向前推进巡逻的做法，将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可能使目前处于平静状态的国际边界，变得沸腾起来”。它接着讲到：运输和给养方面的巨大困难，妨碍了增派新部队，陆军以其现有的有限兵力，将不可能有效地对抗中国的大规模入侵。(当时，蒂迈雅仍担任陆军参谋长，这份文件是由当时的参谋局长莱·普·森(L.P.Sen)中将执笔的。)  

　　国防部把这个警告转达给外事秘书，他就评论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五月份做出的决议到现在还没有付诸实行。”陆军总部受到了质问，要他们解释为什么对政府的一项重要和紧急的指示，在执行上表现拖拉。  

　　无论在当时或在以后的时候，文职人员——包括官员和政界人士在内——都没有能够理解后勤决定着陆军的能力，而且没有充分考虑对方做出反应的可能便制定政策。对于外交部、内阁秘书处和国防部的官员们来说，他们所认为是被中国非法占领的西段领土问题，基本上是个政治问题，运用政治手腕就可以把中国人赶走。他们不象军人们那样，把前进政策看做是对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家所进行的军事挑战，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微妙的外交手法的必要的和有形的延续。他们认为，采用和平的，甚至是非暴力的方法，派出巡逻队巡逻有争议的地区，并在这个地区插满印度的旗杆，就可以不放一枪地——除了偶然发生的小冲突外——把阿克赛钦搞回来。文职人员们对军人们的因循拖拉表示不满，而且当陆军总部及其下属提出由于运输和给养上的困难，文官们要求部队执行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时，他们感到不快和不能理解。这一切不只反映了他们确信中国方面不会做出有力反应，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对一切军事问题的完全无知。一位曾任国防秘书的有声望的印度文官说过：“印度文官们对军事问题是完完全全无知的……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印度政府，包括文官和政界人士在内，对于军事和技术问题都没有经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和技术问题已成了英、美文官训练内容的一部分)。印度文官对军事和技术问题缺乏经验，再加上国大党政客们从印度独立前承袭下来的那种对军人的疏远和不信任，很可以说明他们为什么不能把政治上的决定同军事上的因素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边境战争和印度的溃败。 [ 注：印度人接受了这个教训。在一九六五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短期战争中，政治和军事领导之间就结合得很好。 ]  

　　由于文职人员对军事问题的无知而产生的更直接的后果，就是他们不理睬军人们所提出的警告和异议，认为它们是别有用心的和毫不相干的，甚至指责军人办事拖拉、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一九六一年初，尼赫鲁为了对付议员们的批评，在议会中声称：西段的军事形势已变得有利于印度。当时负责西段的军长维尔马将军从报上看到了这段消息后，立即上书给他的上司塔帕尔将军，指出总理的讲话不符合当前的事实。维尔马在后来写给塔帕尔将军的报告中又多次重申了这一点，并要求把他的信件转呈陆军总部备案，借以表示他与总理所提出的关于军事形势的那种令人误会的乐观看法毫无瓜葛。塔帕尔要他撤回他的信件，告诉他说：政府充分了解西段的真实情况，尼赫鲁的讲话只不过是说给公众听听而已。但维尔马依然坚持。  

　　此后不久，莱·普·森中将出任东部军区司令，道拉特·辛格(Daulat Singh)中将任西部军区司令，这样，维尔马就被超越了。象他那样资历的军官被超越，按照传统习惯是要提出辞职的。于是，维尔马立即递交了辞呈。接着，就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导致了前面讲过的正式调查。文职情报人员把维尔马的档案从头到尾细细地翻阅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足以定罪的内容。但维尔马的退休金却被扣押了一年未予发放，直到他亲自向尼赫鲁申诉后才付清。这个事件的教训是十分清楚的：敢讲话的军官受到打击；不吭气的或看上级眼色说话的人受到赏识；而那些耿直和爱提意见的人则不受欢迎。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一批军官接管了陆军总部，他们对文职人员的要求百依百顺，并下定决心置军职的基本规程和据而提出的一切意见于不顾。从此以后，印度政府就听不到来自军队中下层的日益急迫的警告和抗议，而迅速地奔向灾难了。  

　　不管文官们和政客们在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的要求和态度怎样，这些要求还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碰了壁——或者说在拉达克东北部难以通过的高山峻岭面前碰了壁。西部军区要求在一九六一年底以前必须调来五个步兵营到西段，结果只有一个营按期调来。这个营(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于一九六一年夏调来后，印度在西段的兵力只有三个营(其中两个营是民兵)，没有支援火力，统一受驻防列城的一个旅部指挥。这几个营所建立的哨所和工事仍然是沿着陆军总部一九六O年二月下达的命令中所规定的一线——除碟穆绰克一地外，都没有跨越中国主张线。政府要求向前推进的压力，遭到有关军区的抵制，他们不愿把部队派往他们无法得到接济和支援的地段去。在维尔马将军指挥负责该地区防务的第十五军期间，只是碟穆绰克周围的某些哨所有所推进。一九六一年春维尔马辞职后，在喀喇昆仑山口下一个叫斗拉特别奥里地(Daulat Beg Oldi)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原来他反对建立的哨所；而这个地方也还是在中国所主张的领土之外。直到这时前进政策仍不过是个行动意图而已。  

文如玉

　　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印度在西段的兵力经过极大的困难才稍有加强，但与中国对比，它的地位则发生了急剧的、不利的变化。当时，印度的公路还没有修到列城(一九六一年十月运输队第一次试验性地通车到这个地方，在此以前部队给养全靠空运或骡驮)，而中国人修筑的公路支线已到达他们最西部的哨所。中国人施工处的地形相对平坦，并拥有充分的劳力和筑路装备。新德里把中国人在阿克赛钦的加紧活动看做是一种带有挑衅性质，甚至是威胁性质的发展。除了某些军人之外，没有任何人曾经想到中国人会对印度的外交姿态和军事集结——虽然是小规模的、缓慢的——做出反应。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军人后来曾提醒政府：阿克赛钦公路是中国的一条重要战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动威胁到它，即便是遥远地威胁到它，中国将会做出强烈的反应。 [ 注：见本章下文 ]  

　　到了一九六O年底，印度军事情报部门对中国在西段的兵力重新作了估计，认为中国的兵力为一个师，还有一些装甲部队，此外中国的公路网和摩托化运输使他们具有高度的机动性。于是，西部军区向陆军总部提出，为了遏制中国的威胁，需要部署一个整师的印度部队。  

　　需要的是一个师，而印度能部署的军队只有一个正规营和两个民兵营。中国集结的速度和力量，远远地超过了艰难行进的印度人，这种情况突出地说明了前进政策在军事上是不现实的——但印度政府看不到这一点，还是继续催促推行这个政策。  

　　印度政府要推行这个政策，并不是由于公众的压力。在一九六O年四月新德里高级会谈的高潮过去之后，公众对于边境争端的兴趣就冷下来了。六十年代是印度困难不断增加的年代。独立初期的那种勇往直前的乐观情绪和对国家前途的高度信心，很快地消失了，政府和公众在一九六O年面临着许多比中国人出现在人迹难到的阿克赛钦荒原更形迫切的问题。印度人称之为“分裂倾向”的某些地区和部族要求独立性，使新德里开始感到忧虑。经过长期的骚动之后，中央政府做出了让步，把它曾希望能保持使用两种语言的孟买邦划分为二，但坚决反对锡克族人自己建立一个邦的要求。 [ 注：一九六六年底终于同意了这个要求。 ] 在东北部，那加族人继续进行着要求分治的游击战争；在南印度出现了反对以印地语作为全国官方语文的骚动；克什米尔问题倒还平静，但远没有解决。第三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人们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提出时所具有的信心，现已丧失殆尽；这种信心现在只能在计划规定的指标上还有所反映，但人们对这些指标的实现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外交事务方面，一九六O年九月同巴基斯坦签订了印度河水条约，这似乎表明：只要双方怀有诚意、耐心和进行公平的调解，最棘手的争端也终能得到解决。但在条约签订后尼赫鲁和阿尤布的会谈却说明克什米尔依然是问题的核心，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所愿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巴基斯坦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尼赫鲁的会谈使阿尤布深刻地认识到：希望说服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同意达成某种可接受的妥协方案是不现实的，从此印、巴关系不断恶化，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爆发了战争。  

　　在这个时候以前，巴基斯坦及其西方盟国一直满怀希望想在次大陆搞联合防御。这种想法早在印、巴分治的时候就产生了，当时曾考虑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联合防御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尼赫鲁还在制宪会议中讲到：“联合防御的问题，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都是个重要的问题；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政府将乐于考虑这一问题。”但当一九五九年，阿尤布总统提出了联合防御的建议时，情况已大有变化，尼赫鲁马上就打掉了这个建议，反问道，“联合防御吗——防什么人？”  

　　在阿尤布的建议中没有公开说出的含义是：只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妥协(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把克什米尔河谷让给巴基斯坦)，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可以结束争端，并协调双方的防御政策；这就足以使印度感到整个联合防御的念头是荒唐的。此外，巴基斯坦又是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因而在尼赫鲁看来，任何引向联合防御的行动，都将导致同西方集团的挂钩，从而损害印度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立场。在巴基斯坦看来，这个念头本身同样是不现实的：巴基斯坦认为，只有印度是对它造成威胁的国家，正如印度认为对它造成威胁的只有巴基斯坦一样。阿尤布总统所提出的“联合防御”的建议，只不过是巴基斯坦用以哄骗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玩的一个把戏，这些人喜欢把几个相互联结的防御条约想象为沿着中国边境而建立的强大而又能遏制的锁链。巴基斯坦提出的联防建议不过是要说明：由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给共产党进攻整个次大陆提供了机会——事实上，尽管巴基斯坦是一些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它同印度一样认为这种可能性是远非现实的。  

　　一九六O年新德里高级会谈后，中印边境起初比较平静，只出现过一些孤立的和微不足道的事件。但这些事件也成为双方相互提出正式抗议的根据，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了两国总理关于避免摩擦的协议。双方也抗议对方飞机越境。北京说，飞越印度东北部高空的不是中国飞机，而是从曼谷起飞的美国间谍飞机 [ 注：在一九六一年中期，有这样的一架从福摩萨起飞的飞机在缅甸上空被击落。 ] ；中国方面又转而抗议印度飞机飞越阿克赛钦。新德里拒绝了这个指责，但并没有否认它，因为对印度政府来讲，在阿克赛钦中国占领的领土上空进行侦察飞行，不能被认为是侵犯了中国领空。  

　　两国在边境的对方地区定居的国民，也尝到了争端的恶果。在西藏的印度商贩和放债人感到障碍愈来愈多；印度指责说，被认为是印度国民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受到了刁难和恐吓。中国回答说，这些人除非自愿选择印度国籍，应当作中国人看待，并否认有任何人受到虐待——参与了最近的暴乱的人除外。中国就某些居住在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中国人被驱逐出境一事，提出指责；印度回答说，被驱逐的几个住在印度的中国人，曾从事于损害印度国家利益的活动。印度在中国驻噶伦堡的商务机构周围布置了岗哨，驻西藏的印度商务机构以及根据一九五四年协定进行旅行的印度官员，也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八月份，印度政府驱逐了新华社记者，并封闭了新华社在新德里的分社，说新华社记者“不是从没有什么地位的报纸、就是从反对政府的报纸……选用批评性的评论并突出报道与政府相反的意见”，因而他的报道所描绘的印度的形象是片面的。 [ 注：这是印度政府到目前为止所驱逐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一名外国常驻记者。政府官员对被认为是消极甚至是反印度的报道虽然感到不快，但是不使这种不快发展为制裁。新德里对外国记者来说还是个最自由的首都之一。 ] 印度抗议中国有关当局没收了一名印度香客所携带的草药；中国回答说，这些药品有很大的毒性。中国提出，印度哨兵曾举枪威胁一名前往噶伦堡中国商代处送豆腐、进行正当的买卖的商贩。印度回答说，最后还是让那个商贩进去了。  

　　双方官员会晤审查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这是一九六O年四月高级会谈的唯一成果——于六月中旬在北京开始，九月在新德里继续进行，十一月-十二月在仰光举行了另一次会晤后结束。正如尼赫鲁所预见到的，双方提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报告，报告虽然篇幅很长，但不过是对双方在外交信件中已经阐述了的论点的加工和修饰。在上述会晤中，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一份标明他们对传统习惯线走向的看法的地图，这份地图同周恩来所说正确地标明了西段习惯边界的一九五六年的地图是不一致的。印度人抗议说，这份新地图对他们的领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两份地图间的差异被称为“偷偷摸摸进行绘图上的侵略”，此后，新德里又在其外交争论中和宣传中，就中国的“一九五六的要求”和“一九六O的要求”之间的差异大做文章。  

　　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全图是个小比例图，边界线又画得很粗，线本身按比例就占有约十英里的宽度。这张图 [ 注：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地图已收印在《印度北方边境图集》(一九六O年新德里出版)中，为图集中的第三十八张图。一九六O年的中国地图见《官员报告》第二六四页对面附图。可以指出，有时两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取得协议后，双方地图若放在一起比较，仍可能有显著差别。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协议的双方附图就是个例证。只有对边界进行了联合勘测以后，才能指望双方的地图完全一致。 ] 标出的中、印边界西段，是从喀喇昆仑山口走向东南(而不是印度所主张那样大体走向东北)。一九六O年官员会晤中，中国方面提供的地图肯定了这个走向，它所标明的边界是从喀喇昆仑山口沿着喀喇昆仑山的主脉走向东南，而不是象印度所主张的那样翻过昆仑山脉走向北面。但如把这两张图叠放在一起比较，也可以看出两图在这一段边界标记的走向稍有差异。由于这是两张不同的地图，使用不同的比例，这样的差异是当然会有的；这种差异可以是由于两图在测绘上的差别而产生——譬如说，在两张图上连接两地的同一条线所经过的经纬度可能稍有不同。一九六O年的中国地图也是个小比例图，画出了中、印边界全线各段；中国提出的理由是，由于他们所画的只是一条“传统习惯线”，而不是一条正式划定的边界线，所以只能标明大体近似的边界走向，否则是不现实的。印度人则坚持他们所主张的边界线是绝对的、确定的，并且断然地、详细地标明了他们的主张线，同时又指出两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同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态度暧昧隐晦，有意在今后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  

　　中国早些时候(一九五六年)的那份地图上并没有、而且从它的性质来看也不可能标明精确的边界走向，中国所说的“传统习惯线”在图面上的唯一明确的表达，就是一九六O年那份地图。因此，印度以两份地图的严格对比为根据，指控中国不断提出愈来愈多的领土要求，这种作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也是缺乏根据的。  

　　双方在一九六O年官员会晤中，都提供了不少地图，支持各自的主张。西方的制图家所绘制的地图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地图对印度边界的画法，或是直接地以印度测量局的地图为依据，或是间接地依照牛津大学出版社或《泰晤士报》印行的，被认为是权威的地图集的画法。因此，为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地图广泛刊载的、约翰逊-阿尔达所主张的超越喀喇昆仑山的印度边界，出现在本世纪中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地图上——也继续出现在到目前为止刊行的地图上。另外一些制图师则采纳了一九五四年后印度对于中印边界西段的画法。至于说到东段，英国人很长时期没有把麦克马洪线刊印到自己的地图上，后来一般在制图中也延续了这种作法。这使得尼赫鲁所写的那本《印度的发现》(一九四六年)书中所采用的地图，也是把东北边界划在山麓小丘之下，而且根本没有标出麦克马洪线。中国人在他们的论辩和宣传中对此做了不少文章，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边界争端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已发行的地图都没有很大的作为确证的价值；这些地图更多地反映了某制图师——或某政府——对于边界应该在哪里的看法，而不是边界确切走向的客观资料。只反映印度对边界看法的地图目前广泛流行，可能是由于印度政府禁止了不根据它的看法标明边界走向的书籍入口——而对不少书刊的销售来讲，印度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市场。  

　　一九六O年高级会谈之后，关于边界争端是非问题的论辩也沉寂下来；到了当年年底，又在中国和缅甸签订的边界条约问题上重开争端，双方就此问题交换了一系列措词尖锐的照会。这是中国为解决边界问题所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当时中国同尼泊尔已达成谅解，但还仅只是处于正式协议的阶段)，因此，它是值得研究的。 [ 注：有关中缅解决边界问题的分析，可参看多萝西·伍德曼所著《缅甸的形成》(The Making of Burma)，伦敦Cresset一九六二年出版；以及达夫尼·惠塔姆(Daphne E.Whittam)在《太平洋事务》季刊(Pacific Affairs)第34卷第178页和加塔特(N.M.Ghatate)在《印度季刊》(India Quarterly)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一刊中所撰文章。 ] 此外，它和中印争端也是有联系的。  

文如玉

　　缅甸从一八八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是印度的一个行省，从那以后到缅甸独立前又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受英国的统治。英国在缅甸的边界问题上，与它在次大陆的其他的边界问题上不同，比较顺利地同中国达成了协议。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条约，以及英、中两国一九四一年交换的照会，确定了边界的中段和南段的大部分；但北段，也就是大约从北纬二十五度到中、缅，印三国交界处，并未划定。麦克马洪线延伸到北段的部分地区，但中国既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的这一段，也没有承认在它西面的麦克马洪线的主体。一九四八年，中国国民党政府通知新独立的缅甸政府说，缅甸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是不能接受的(它也同样地通知了印度)。一九五O年，缅甸向北京的新政府提出建议，要求谈判边界问题。中国人把它拖了下来。一九五五年，缅甸部队在瓦邦(Wa State)边境地带追击逃窜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时，同执行同一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发生冲突，从而使这个问题变成急待解决的问题。缅甸认为瓦邦以及在北纬二十五度以北的一大块，是自己的领土，中国在自己的地图上认为这是属于中国的。双方有争议的地区共约七万平方英里。缅甸要求中国将部队撤出瓦邦，退到英国人一九四一年提出的边界线外，中国人回答说，他们不承认这条线——虽然国民党政府曾同意过这条线。  

　　这样，缅甸和中国就面临着四年以后印度和中国所面临的同样局面。中国的地图对缅甸认为是属于它的一大片地区提出了要求(同缅甸本身的面积相比较，这片地区的确很大，超过了缅甸领土的四分之一)，北京否认英国人过去企图确定的边界，主张边界必须重新谈判。一九五五年的冲突，是比后来朗久和空喀山扣交火事件规模更大的冲突，显示出危险。但缅甸并没有象印度后来那样，指控中国侵略，把缅甸国旗插到英国所主张的边界上，拒绝谈判；相反地，缅甸总理吴努于一九五六年访问了北京，寻求解决。他发现：中国断然否定过去同英国达成的边境协议，而在事实上却准备就以英国所建议的边境线作为谈判的基础。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是包含在“不平等条约”中的这些边界线的来源，这些条约是英国强加给中国头上的，而不是英国所建议的边界走向本身。北京并不愿接受这样的划线，中国在历史上也的确反对过这样的划线(甚至在一九三五年把争端提交国联)；但独立的缅甸继承了英国的主张，而缅甸政府又是同中国友好的，因此北京准备以此作为谈判解决的基础。  

　　中国提出了吴努称之为解决中缅边境全程的一揽子交易。中国建议：两国边界在北部沿着麦克马洪(当然，没有提到这个讨厌的名字)所划的线；然后通过萨尔温-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联结到同英国签订的条约中已划定的边界。中国对处于英国建议线缅甸一侧名叫片马地区的三个村庄，提出了要求，并说缅甸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对“南碗指定区”(Namwan assigned tract) [ 译者注：按即“猛卯三角地区”。 ] 保持的“永租”的旧有安排应予废除，因为它违反时代精神。中国人说，他们所设想的关于南碗地区的新安排是仍让缅甸占有该地，因为中国注意到联结缅甸两个省份的一条重要公路经过该地。缅甸方面则应象英国人一样，承认中国长期以来对片马几个村庄的要求是合理的。吴努在把中国的一揽子建议提交议会讨论时说，这是一项公平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但在两国外交交涉中，对这项一揽子建议的解释发生了分歧。中国同意把南碗地区让给缅甸，希望缅甸给与大小相当的地区做为交换；中国还主张片马村庄应是包括约一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区，而缅甸说它只有五十六平方英里。这时缅甸的政治舆论已开始在边境争端的问题上喧嚷起来，吴努的回旋余地也受到了限制，直到一九五八年奈温将军夺取政权以前，谈判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奈温上台后重开谈判，他在其他方面都坚持了其前任的立场，只是同意以一块大小相当的地区交换南碗地区。他表示愿亲往北京，达成协议。在北京谈判五天后，奈温在一九六O年一月二十八日签署了边界协议，协议肯定了缅甸独立以来所寻求的边界线；协议的边界线，除了几处微小的差异外，就是英国过去所主张的边境线。 [ 注：中国肯定了一八九四、一八九七和一九四一年同英国签订的协定，并接受了在最北部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中国让出了南碗地区，并放弃了根据一九四一年协定所赋予的，可在边境的缅甸一方开发某些矿产的权利。缅甸方面则让出了片马地区五十九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在一九四一年线缅甸一方毗邻中国的一块土地，这样，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就“调整了[班洪和班老]部落辖区被一九四一年线不合理地分割为中国和缅甸两部分的状态”，这个地区约六十五平方英里，和南碗地区的面积相同，双方对有关地区界限的不同看法将由联合边界委员会解决，委员会将测量、划定边界，并起草边界条约。 ] 奈温赞扬了中国人和他自己在解决一个“将近一百年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时的政治家风度。后来，吴努(他在此后不久又重任总理)又颂扬了中国领导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所表现的“善意和谅解”。周恩来后来讲到，中缅边界问题要比中印之间的问题复杂得多。  

　　中国人立即指出这个协议对那些“寻求合理地解决其边境争端的亚洲国家”所提供的教训；北京的《人民日报》接着问道：“中国和缅甸之间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不能办到？”但当奈温将军在北京签署了一个条约，表明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走向时，尼赫鲁却仍然拒绝同周恩来会见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印度忽视了缅甸和中国的协议对于印度自己的边界争端所具有的积极含义，而且直到一九六O年十月这个协议变成了正式条约之前，没有对它发表过评论。 [ 注：中缅边界的勘界、划界工作进行得很快——虽然那里的地形使这项工作变得十分艰巨——在吴努再一次访问北京参加一九六O年十月一日国庆典礼时，条约已制定完毕，等待签字。 ] 缅甸和印度接壤，因而中缅边界的西端必然成为中印边界的东端；由于中印边界争执未决，这就给中、缅双方在起草上造成了问题。 [ 注：中国和巴基斯坦解决它们之间的边界问题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中巴边界与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即杜兰线相接，而阿富汗对杜兰线是有异议的。 ] 他们设法避开了这个问题，在条约的措词上只提到他们的共同边界的“西端”，而未标明它的位置。但条约有一个附图，在图上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每一条线——除非是圆圈——最终都要有一个终点。条约的附图标出中缅边界的终点在底富山口(Diphu Pass)，与麦克马洪线的划法一致， [ 注：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德里由英国和西藏两方代表签署的地图上，清楚地标明了底富山口，地图的比例是一英寸等于八英里，麦克马洪所划的线恰好穿过底富山口。 ] 这看来是给予了印度坚持以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边界的主张以新的有力论据。但是印度不单是抓住这一点，而且争辩说，三国交界处不是在底富山口，而是在底富山口以北五英里！ [ 注：这个矛盾产生于英国人改变主意的结果。麦克马洪原来的划线是穿过底富山口，但后来的测量表明，对英国来说，在它以北五英里的塔卢山口(Talu Pass)是更好的边界地形。因此，英国地图就开始把边界画为穿过塔卢山口。照尼赫鲁说，缅甸在一九五七年接受了这点，但中国人主张，他们虽然准备以麦克马洪线为事实上的边界线，但只是麦克马洪划的那条线，而不是英国人和印度人所修改的线。 ] 与中国在其同缅甸的协议中接受了麦克马洪线这个事实对照来看，这就离题过远，但印度依然指责中缅条约附图把三国交界处标错了，“对印度的领土完整有着不利的含义”。北京回答说，只有等到有关三方都愿意合作，换句话说，只有等到印度同意通过友好谈判“求得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时，三国交界处的位置才能确定。  

　　就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所交换的照会，只是使印、中两国间的僵局更加突出。印度重申，它同中国之间的边界不容谈判，声称边界是已确定了的，“无需进一步或正式划定”。中国回答说，“这种……拒绝商谈，企图将它们片面主张的边界线强加于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是拒绝解决边界问题”；它警告说，只要印度坚持这种态度，并继续进行“无理纠缠”，中国就“绝不能”从自己原有立场“作丝毫退让”。  

　　中国心平气和并且公平合理地同它的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这使印度的立场显得理亏。北京戳到了这个疼处：  

　　既然缅甸政府和尼泊尔政府能够通过谈判同中国友好地解决了边界问题，既然巴基斯坦政府也……协议了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为什么印度政府不能同中国政府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呢？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确实是有些使人为难的。但是，对中国恼火是没有用处的。  

　　既然同其他一些国家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提高了中国的声誉，因此在当时就有人争辩说，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有人示意说，中国签署这些边界协议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使印度为难。这种解释是产生于这样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根据某桩事本身是否合情合理和实际可行，而是别有用心或怀有恶意的。对这样的解释就无从反驳了。  

　　当中国同巴基斯坦开始了边界谈判的时候，印度人的愤慨达到了顶点；这不只是再一次使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令人反感，而且也削弱了印度在克什米尔争端上的地位。中国对巴基斯坦所提出划定边界的建议，开始是采取了审慎的态度。这个建议是佐·阿·布托(Z.A.Bhutto)先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率领巴基斯坦代表出席联大回国后提出的，在联大期间他同缅甸人的接触使他深信，北京的确准备同那些具有同样愿望的邻国求得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但巴基斯坦的建议提出后，过了两年多中国才做出答复。  

　　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君(Maharajah)曾一度对巴基斯坦同中国的边境地带(从阿富汗到作为中印边界起点的喀喇昆仑山口)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自一九四七年大君归属于印度后，印度就对这一地带提出了要求。这个要求是法律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某些有关的地区从来就不是克什米尔本土的组成部分，也不能设想这些地区会在事实上变成印度联邦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双方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同时宣布为了发展友好睦邻关系和维护边界安宁，准备划定边界的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后者出于自己方面的原因) [ 注：巴基斯坦的立场是：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它同印度之间有争议的领土，这个问题应根据该地区人民的意愿，由联合国主持公民投票决定。因此，巴基斯坦并不主张，目前为它所控制的毗邻中国的这部分领土已在法律上构成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虽然在事实上是把它当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来对待的。 ] 都采取了一丝不苟的做法。他们把双方的边界描述为新疆和“由巴基斯坦控制其防务的地区相接壤的”一段边界；并声明双方将达成的协议是属于临时性质的；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解决了克什米尔争端后，如有必要可重新进行谈判。这样，签约双方就避免了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承担义务。而印度的立场是：克什米尔大君的一切领地都是印度的一部分，克什米尔的争端是不存在的；要讨好印度政府的都必须同意这个观点。印度这一次的反应特别强烈，因为新德里一直认为中国在克什米尔争端的问题上是偏向印度一方的。  

　　印度对中国提出抗议说，“巴基斯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共同边界”，并指控要在法律上属于印度的领土上划定“一条不存在的共同边界”的建议，是“为了达到中国近数年来一直追求的侵略印度的目的的一个步骤”。(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季当中，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外交信件来往中所使用的语言已经变得很激烈。)此外，印度接着说，“在这一段没有边界争端……”并宣布他们将否认中、巴之间的任何边界协议。 [ 注：以前，巴基斯坦曾从反面警告安理会说，“无论是印度或是中国，对于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领土所采取的立场或所做的任何调整，都是无效的”。自由克什米尔(巴占区)主席卡·哈·胡希特(K.H.Khursheed)说，如果中国“瞒着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同印度达成任何协议，将“意味着对印度的扩张主义政策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该邦印占区总理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Bakshi Ghulam Mohammed)则警告印度政府说“克什米尔人和拉达克人将不会接受对拉达克领土的任何割让”。中、印边界争端和印、巴对克什米尔争端之间的相互纠缠，将使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现在中国将会坚持，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解决前，中国同印度对边界西段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属于临时性质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就等于默认印度对克什米尔的主张，从而会牺牲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而另一方面，如果印度签署这样一个临时性质的协议，就等于自行放弃它长期来坚持的主张——就是说在一九四七年克什米尔邦的大君归属于印度时，克什米尔的法律地位就已最终地解决了。 ]  

　　北京在复照中悻然地质问印度“是不是在制造了中印边界纠纷之后，也希望在中巴之间出现同样的纠纷呢？”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扼要回答应该是“是的”。自从一九六O年以来，印度政府就一直企图教训巴基斯坦，在北方边界的问题上对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目的是要巴基斯坦采取与印度同样的立场。正如尼赫鲁所说的，“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曾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巴基斯坦政府，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边界问题上，他们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应该同我们正在采取的行动一致起来，而不应该相互矛盾”。印度的立场是：从阿富汗到喀喇昆仑山口之间这一段边界，已为习惯、传统和条约所划定，因此，它也同中、印边界一样，不能成为协商的题目。印度要巴基斯坦追随它的做法，否认边界争端的存在——这就是说，坚持要中国接受巴基斯坦对边界的主张。  

　　相反地，巴基斯坦同意了中国的看法，即认为两国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并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始谈判。(并非偶然的是，在同一天中国同它另一邻国蒙古签订了一个边界条约。)在进行了一番巴基斯坦代表称之为吃力的但是合理的谈判之后，两国政府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共同宣布，已经完全“取得了原则协议”，并建立了有关的程序着手进行签订边界条约的准备工作。 [ 注：中巴联合公报发表的时间，正是印度代表团抵达拉瓦尔品第拟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一系列会谈的时刻，很多人推断中国选择这个时间发表公报，是为了对这次微妙的外交谈判制造障碍。事实上，倒是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先生说服了北京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联合公报，他是希望这个巴、中友好亲善的见证，将促使美国加强对印度的压力，使之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妥协。不管美国施加多大的压力也达不到上述目的，这个策略，同谈判本身一样，都失败了。 ]  

　　第二年三月签订的条约，划定了巴基斯坦同中国之间的边界，这条边界的大部分都是循着一八九九年英国向中国所建议的边界线。新线同一八九九年线的最显著差异是有利于巴基斯坦的，使巴基斯坦在从星峡尔山口(Shimsal Pass)到穆斯塔格河(Muztagh River)之间的一段，取得了一条跨过喀喇昆仑山的边界；这个地区是洪扎享有放牧权的地区之一，过去是属于中国管辖的，北京把这个地区给予巴基斯坦意味着后撤，同时也是背离了指导其他地区划界的分水岭原则。这样，巴基斯坦放弃的只是地图上的要求，而中国却在实际上让出了约七百五十平方英里的领土。  

　　巴基斯坦和缅甸一样，也发现了中国在边界谈判中所坚持的只不过是要以边界并未正式划定为出发点(就中、巴段的边界来讲，就连印度也不能为自己的主张找出条约上的根据)；而在此之后，就准备同它的邻国取得妥协，决定一条为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线。  

　　这里提到中国同缅甸和巴基斯坦 [ 注：中国同阿富汗、尼泊尔和蒙古都分别签订了边界协定。中国在边界方面其他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同苏联的边界问题。一九六O年周恩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地图上有很小一点点差别，很容易解决。”这种乐观看法很快就落空了。 ] 如何解决边界的情况，打断了前面的叙述。现在要回过头来，从一九六一年春天讲起。在一个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读者看来，印度官员所提出的报告是支持印度主张的浩瀚文献。它也大大加强了尼赫鲁的信心，满以为它会使中国看出自己的错误所在。他在八月对人民院说：“我不能设想，他们读了这份报告却不感到自己的立场软弱无力。”为了要了解中国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R.K.Nehru，尼赫鲁总理的侄儿)在他从蒙古返国途中，曾奉命去北京，见到周恩来。他发现中国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准备着——实际上是渴望着——同印度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且再度暗示在谈判时，中国将同意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拟接受印度所主张的西段边界。印度既然坚持西段边界既不能妥协又不能谈判，因此解决边界的道路依然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