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文如玉

　　揭秘正在继续

　　善夫山鼎是20世纪60年代由陕西省乾县农民李培乾捐献给陕西省博物馆的一件青铜器。此鼎高45厘米，立耳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带。内壁铸铭12行，共121字。其中的铭文“惟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是已知西周金文中纪年最高的一例。从铭文日历看，不适合于宣王。研究者考虑到此鼎的形制、纹饰等均接近于厉王末年、宣王初年的颂鼎等青铜器，其时代应属厉王，由此可证《周本纪》所载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是可信的。若取共和当年称元说，厉王三十七年当为公元前841年，三十三年当为公元前845年。从晋侯苏钟铭文日历和纪时语看，该年依建丑：

　　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十四日；

　　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十八日；

　　二月甲戌朔，既死霸壬寅二十九日；

　　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初七日。

　　研究者认为以上第二条二月干支有误，决定将“癸卯”改为“辛卯”，从而变成：二月甲戌朔，既望辛卯十八日。这样干支、历日俱合。作为这一旁证，再次证明晋侯苏钟“三十三年”为公元前845年的准确性。

　　由于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奔彘，至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

　　通过对上述青铜器的研究，西周晚期的王年已经推定，而中、早期王年，同样可以用青铜器加以推定。揭秘正在继续。

　　1．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

　　事情就是这样的巧合，当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的1996年8月，从陕西传出消息，一件青铜虎簋盖在陕西丹凤县被发现。经专家推断，这件青铜盖应是和虎簋连在一起的，遗憾的是器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盖埋入泥土之中。此盖剔除土锈后，发现是一件西周青铜器，上有铭文161字，起首云：

　　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格于大室，密叔内(入)右虎，即位，王呼入(内)史曰：……

　　虎簋盖发现之后，立即引起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青铜器专家的普遍重视，遂集中精力对此盖的铭文进行研究。陈久金等金文历谱专家根据铭文月相、干支推定，此器放在宣王和穆王时代都可相合。为此，关于虎簋盖到底属于哪一个王的问题，专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正当大家为此争论不休时，一个意外的插曲出现了。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应邀到台湾作学术交流，其间他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看到了一件师虎簋，是西周懿王元年之器。其盖的花纹跟陕西丹凤出土的虎簋盖相同，铭文中均有“文考日庚”字样，用字措词也均相同，由此可见两件器物为同一人所作。从虎簋盖铭记王命虎“胥(佐助)师戏”的记载看，当是虎初袭职时之事。因台湾收藏的师虎簋为懿王元年之器，则虎簋盖必在其前。

　虎簋盖铭文的王年为三十年，西周中期穆王、共王、懿王等诸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盖当属穆王时代的器物。

　　据工程专题研究人员陈久金等对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十五年趱曹鼎等推排的结果，共王元年为公元前922年，而《史记·周本纪》所载穆王在位55年，按共王当年改元计算，前推55年，则穆王元年应为公元前976年，三十年为公元前947年。按金文历谱推算，该年四月丙寅朔，甲戌为初九，虎簋盖的历日正好与此相合，可知以上推定的共王、穆王年代可信。

　　2．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鲜簋作为西周时期的一件青铜器，在学术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但这件器物长期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1986年春天．李学勤应邀赴英国同当地学者合作研究欧洲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就在此期间，无意中在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商行见到了他盼望已久、寻访了几年的神秘“鲜盘”。通过对原件和照片的反复观察，认为是真器真铭，并非伪造，只是器物并非《汇编》所称的盘，而是一件簋，应称鲜簋为是。

　　此器通身覆有光润的青绿色锈，布有红褐色锈斑，铭文共5行，44字。经释读为：

　　惟王卅又四祀，唯五月

　　既望戊午，王在弅京，禘

　　于昭王。鲜蔑磨，裸，王□ (赏)

　　裸玉三品、贝廿朋，对王

　　休，用作，子孙其永宝。

　　按照李学勤的考释，这篇铭文的大意是：在王的三十四年五月既望戊午这一天，王在弅京(宗周宗庙所在)向昭王进行稀祀。鲜受到王的褒奖，饮了鬯酒，王赏赐他三种裸礼用的玉器(裸用瓒挹取鬯酒，瓒系金勺玉柄，其柄属于圭、璋之类)和二十串贝。他感激王的恩惠，乃作此器，使子孙长期珍藏纪念。

　　据文献记载，西周早期昭王以后至西周中期夷王之前，在位33年以上者，惟有穆王。因此，“工程”专题研究人员推断，此器的时代惟一的可能就是穆王三十四年。按虎簋盖铭文推算的时代，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则穆王三十四年为公元前943年。从历日干支看，五月壬寅朔，戊午为十七日，与既望相合，所以以上推定的年代应是可靠的。

　　3．静方鼎与昭王之年

　　1996年，日本出光美术馆出版了《馆藏名品选》第三集，其中编号为67的一件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静方鼎。这件器物在此之前不为学界所知，前些年李学勤和其他学者去日本访问这家美术馆时，也未曾见到。当静方鼎突然公布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5—1997年期间，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徐天进赴日本对部分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做了初步调查。经出光美术馆的同意，徐天进对该馆所藏部分青铜容器进行了实测和墨拓，其中的静方鼎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就该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等做了研究，并发表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据徐天进后来说，他对此器出土、流失情况曾专门问过该馆的人员，但没有人告诉他其中的经过。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永远是一个不得其解的秘密了。中国学者惟一能做的，就是根据器物的照片和铭文的墨拓做一些学术上的研究。

　　所见静方鼎内壁铸铭9行，共68字。经李学勤、裘锡圭等专家释读，此铭首文为：

　　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昭王十六年南伐楚荆，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卒于汉水中。与此事有关的青铜器，有明记十九年的睘卣、析尊等，“工程”专题组按照这个系统进行了排比，得知静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与“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以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上推，昭王十八年为公元前978年，十月癸亥朔，甲子为初二日；十九年为公元前977年，昭王元年就应为公元前995年。八月戊午朔，庚申为初三日，合于初吉，丁丑为二十日，合于既望。可见以上推定合乎历史事实。

　4．《尚书》与成、康之年

　　据文献记载，西周成王、康王在位总年数不少于40年。前已推定昭王元年为公元前995年，那么成王元年就不得晚于公元前1035年。

　　《尚书》中有成王七年历日“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和“惟三月丙午胐”。《汉书·律历志》引古文《尚书》的《毕命》篇，记有康王时历日“睢十有二年六月庚午且出”。康王十二年历日合于公元前1009年，成王七年历日合于公元前1036年。

　　据此，“工程”确定成王元年应为公元前。1042年，康王元年则在公元前1020年。

文如玉

　　天再旦

　　中国古代文献《竹书纪年》中，有一条“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这条记载被天文学家认为是当时在郑地发生的一次日出时的日全食。它所造成天亮后转黑并再次天亮的现象，使古人产生了“天再旦”的感觉。由于西周懿王在中国最早的确切纪年“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前四代，所以这次日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列王年代学研究”课题中就显得极为重要。如果搞清楚这次日食发生于中国古代的何时何地，懿王元年这个坚固的支点就可建立起来，同时还可依此点为基础验证此前、此后各王已推定的结果是否准确。如果文献记载不误，现代天文学完全有把握确切计算出西周时期的这次日食。“工程”启动后，这一研究任务由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国家天文观测中心研究员刘次沅承担。

　　刘次沅在接受“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一专题研究任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文献资料和以往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从已知的文献看，“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最早记载于河南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但自从这部书失传后，就只能从其他书籍中辑出其中片言只语了。后人所看到的“天再旦”一条最早的来源，出自唐代司天监官员、印度裔天文学家瞿昙悉达所著《开元占经》的引用。《开元占经》本是朝廷秘籍，严禁外传，到宋代已不为人所知。这部著作之所以完好地流传下来，恐怕要归之于它那传奇式的发现经过。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挹玄道人程明善因极度喜好佛事，便不惜重金为一尊古佛重塑金身，想不到竟在古佛腹中发现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这就是佚失已久的《开元占经》。此书引用了70余部古代星占学著作，保留了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天文观测的许多资料，《竹书纪年》所载的“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也保存其中。

　　尽管“天再旦”的记录来源如此周折、神秘，中国古代又不乏伪造天象的例证，但当今学术界似乎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其重要原因在于这样的记录历史上仅此一例。古人并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没有伪造的动机，只是作为“存疑”流传下来。

　　“天再旦”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千百年来似乎没有人加以明晰研究，只是到了1944年，才由现代著名天文学家刘朝阳指出是一次日全食或环食所引起的天光变化：

　　此为日食之记录，历来学者初不甚加以注意。盖其所以再旦，必因先有再夜。据今所知，仅有日全食或环食之时，其中心带所掠过之地球上某一区域，可于大光明之瞬间，骤然黑暗，如黑夜之再临，鸟雀归林，鸡鸭归埘，大星灿然出现在天上。案日全食甚时，非举火几不能见什物。日食完了，光明重来，恍如再旦，此为一般人所普知。

　　环食甚时，虽不如全食之暗，然其食时食后，一暗一明，时亦可令人有再旦之感。

　　刘朝阳对这次日食有了初步的认识后，经过多方面的研究推算，最后选定公元前926年3月21日的日环食为“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记录。尽管他的推算结果后来被学术界证明是错误的，但这个举动本身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曙光。继刘朝阳之后，又有许多科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推算，但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始终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面对以上研究状况，刘次沅在分析后认为：研究带食而出前后的天光变化规律和人眼的感受，是确定“懿王元年天再旦”确切日期的重要一环。日食时太阳为月亮所掩，天光肯定会因而减弱，引起人们的注意。需要深入研究的是，日食究竟能否引起天再旦的感觉?什么样的日食能引起这种感觉?这就需要对此类现象从多方面考虑。

　　除了对日食天光做理论性研究外，刘次沅同时感到做一次多地点的实际观测日出前后日食所造成的天光变化，将有利于加深对这条天象记录的理解和研究。或许，实际观测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那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进行实际观测呢?难道真的还会有“天再旦”的现象出现?带着这些问题，刘次沅怀着侥幸心理开始利用计算机进行天文推算。或许是上苍的恩赐，计算结果表明，在日出前发生的日食，20世纪内在东亚大陆惟一的一次机会是1997年3月9日，日出前能够看到全食的地区在中国新疆北部与哈萨克斯坦、蒙古及俄罗斯交界处。结果还表明，20世纪末之前的另外4次日食，其相应位置都在大洋中，陆地无法观察。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原定要在1999年底完成的计划，发生于1997年3月9日的日全食，就是天赐的最好也是仅有的一次机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刘次沅经过反复权衡，决定约其好友、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兼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馆长，对历史、考古、天文学颇有研究的周晓陆一起赴新疆进行布点观测。后因经费紧张，决定由周一人赴新疆观察，刘在天文台留守。

　　1997年3月1日，周晓陆肩负着“天再旦”实际观测的学术使命，赶赴新疆乌鲁木齐，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新疆各地的科协、教委、中学、气象台等单位联系，请他们在预定的阿勒泰、富蕴、塔城、克拉玛依、博乐、霍城、伊宁、石河子、奎屯、阿克苏等北南一线近20个地点，联络、组织群众和天文爱好者进行实际观测。当这一切安排妥当后，周晓陆于3月7日自乌鲁木齐亲赴新疆北部的塔城市，与塔城地区教委教研室主任、地理学家徐精华汇合，共同商讨、组织观测的具体事宜。

　　根据刘次沅、周晓陆的推算，对考察“天再旦”现象，塔城的地理位置与日食表现，对于日出前10分钟以上所发生日食食甚的条件，明显区别于北邻的阿勒泰地区，这里正处于能否发生“天再旦”的临界线上。故此，周晓陆才亲赴塔城组织观测。

　　在塔城地委和塔城市政府的协助下，“天再旦”天象观测中心设在塔城最高的一座建筑物——银翔大厦顶端平台，这座建筑物共13层约45米高，而当地海拔高度约为500米，其纬度远远高于北京、兰州、西安、南京等城市。因没有大工业污染，天象观测条件极尽人意。可以说，此次观测活动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条件。但是早春的塔城正是西风带气旋活动频繁的时期，气象条件极不稳定，这个现状又不免让周晓陆等观测人员多了一份担心。事实证明，到了3月8日，天气突变，小雨夹雪笼罩了整个塔城，使每一位观测人员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按天气状况分析，如果雨雪不停，第二天，也就是3月9日黎明的观测效果将受到很大影响。就在大家为如此糟糕的天气忧心忡忡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到了3月8日北京时间23时，雨雪突然停歇，天空渐渐由阴转晴。到了3月9日凌晨4点，阴霾散尽，万里苍穹露出了清晰的面容。此刻，海尔—波普彗星正横斜于东北天际，其离子尾与尘埃尾皆明晰可辨；猎户座、仙女座、飞马座、天鹅座恰似一盏盏耀眼的银灯，横挂在西南天际，火星的光亮灿烂夺目。已云集于银翔大厦顶端平台、由多民族组成的观测人员，在格外明亮的北极星、北斗星的映照之下，面对无垠的苍穹和刺目的星光，久悬的心怦然落下，一时欢声雷动。

　　据周晓陆的观察记录：从3月9日晨7点25分开始，东方天际露出了淡淡的青玉痕，到8点左右，阵风从对面吹来，观测人员普遍感到寒气袭人。此时东边天际开始发亮并吐出鱼肚白。自8点10分始，观测人员已经能在熹微的光亮中彼此可以辨认面目了。设在银翔大厦观测中心、塔城市二工乡烈士陵园观测点、塔城市一中操场观测点等处的观测人员，开始用照相机、摄像机拍摄不断变化的天象。

　8点10分之后，天空开始由晴转少云，东方的地平线云量增大，由暗红色渐渐转变成淡淡的铁红色，并从低处慢慢浸染到云层顶端。此时，东风达到了4—5级，明亮的星星逐渐隐没于晨曦之中。8点20分左右，曾耀眼夺目的海尔—波普彗星也隐去了，晨曦的光越来越明亮。8点30分左右，东方地平线之下，太阳的光线喷射而出，如同根根赤柱和条条红色的丝缕冲向天顶，大块大块的鱼鳞状、瓦片状的云层，由鲜红转为橘红色。正当注目着东方地平线与天顶的人们感到眼前的朝霞似乎十分腼腆，远未达到应有的热烈与炽亮之时，天空又明显地开始变暗了。

　　8点35分，黎明时的朝晖竟转换成夕阳沉没的晚霞，太阳射出的光线渐渐收敛，刚才橘红色的云裙变成血红色，接着又慢慢深染为铁灰色。天顶淡淡的红意也在逐渐消褪，稍现白色的西边天际也暗了下来。8点38分，已隐没的海尔—波普彗星忽然再现于东北天际，并呈喷射状以匕首般的光芒刺破天穹。彗星的高度呈40度左右，周围许多亮星相伴出行。观测者在寒风凛冽的清晨，面对持续了2分多钟的彗星突刺，不免产生了一种惶惑、恐怖的感觉。

　　从8点45分起，东方天际的云霞又渐渐由红转黄，天顶由暗变亮，所有的星星都隐没于朝晖之中。8点53分，太阳带食跃出，在约60公里之外的地平线上，映衬出起伏的山峦优美的曲线。太阳的左下方，带着明显被掩的月影，恰似一弯红亮的新月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凹凸不平的山影轮廓在光照中若隐若现，宛如海面上漂浮的海市蜃楼。9点35分，残缺的太阳已全部复圆，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整个塔城和周边山野田畴在阳光的照耀中分外壮观美丽。——至此，“天再旦”的天象观测圆满结束。特别值得庆幸和回味的是，就在众人撤离观测现场之后，塔城地区天气再度由晴转阴，接着天幕合拢，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整个塔城浸染在白色苍茫的世界之中。

　　苍天有情，苍天有性，苍天诸公以绝妙的安排和盛情，使观测人员在两次雨雪之间短暂的空隙中，对近3000年来的一个天象公案予以破解。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叹为举世奇观。

　　“天再旦”在新疆观测获得圆满成功的消息，随着一道道电波传往西安、北京和世界各地，当时有300多家中外媒体对这一成果作了报道，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之后，刘次沅与返回西安的周晓陆收到了新疆天山南北各个观测点发送来的观测汇报。经过整理分析，获得了极具价值的天文观测资料。而刘次沅在陕西临潼的观测是：薄云但不影响太阳成像。食甚前几乎可以直视太阳，食甚前后大约5分钟时间，在楼上向北室内，明显感到光线变暗。测光显示天光减弱l／2。

　　根据各地观测结果，刘次沅、周晓陆进一步研究认为：当年刘朝阳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以日出前后的日食天象(再结合如地貌、气象等因素)，来破解“天再旦”这段历史记载，可能是“最巧妙也是最佳的方法”。

　　通过在塔城的观测可知，“天再旦”现象以食甚0．97，食甚时与日出时约14分钟的时差，造成了黎明时分突然产生了“落日余辉，晚霞绚烂”，然后再度天亮的感觉。日出前后发生日食(大食甚偏食、全食)，以往几乎没有报道，而此次的观测者却亲身感受了。除直接观测者之外，据周晓陆调查的情况，其他人以及各种动物几乎没有反应，绝不像太阳升出之后日食(全食、环食)的景象。如果没有预报，没有带着任务专门观测，这种发生在早晨的天文事件可能不会为人们所知。

　　中国历代有史官观察并记录天象的传统。商代甲骨卜辞证实，这一传统当时已经形成，商代卜辞中已经确认了日月食记录。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刘次沅认为，在周初时，王者身边就有史官(巫卜)随侍，注意观察天象和气象，并进行卜祭与记载。自然，他们对日月食、风云之类的现象是熟悉的(当时或许不能预报日月食)。就天色突然变暗这一现象而言，食分很大的日食、沙尘暴、很浓厚的乌云、遮天蔽日的蝗虫等现象都可能引起。对于一个专事观察天象的史官，因计时报时的需要，看到了东方旦一再暮一再旦的景象，但并未看到日食或带食而出(商周时代日月食现象人们已不陌生)，于是，这位天官带着不解与迷惑，忠实地记下了“天再旦”这3个字。或许，对于阴云掩盖或山岭遮蔽的日食，“天再旦”便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这一点，在阿勒泰所进行的实地观察中已作出了最好的明证。正如刘次沅所言，“对于一个注意观察天空而又未得到日食预报的人，这一现象的确是震撼人心的”。

　历代天象记录，极少有人言及观测地点，因为这些记录来自史官。而史官随侍王的左右，其地点自然是在京城。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王朝诸王，自穆王以下居大郑宫。因为当时天子不在京城，所以史官在记下天象以后，特别注明地点在“郑”，这个特殊的记录，使后来的研究者增加了对该事件的可信度。

　　由以上分析，刘次沅认为，“天再旦”的记载是西周懿王的史官在随王居住郑地时，早晨例行观察天象(尤其是东边日出方向)时发现的。当时“天再旦”现象不是很强烈，普通人即使发现，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震动。但是对于每天专职观察日出的史官来讲，这样明显的异象，足以引起他的惊恐，继而报告天子，载诸史册了。

　　根据刘次沅的解释和计算，可以确知文献中记载的“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发生于日出之际的一次日全食，这是对历史上天文名词“天再旦”的又一次可靠的诠释。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早晨，观测地点在陕西凤翔大郑宫。刘次沅通过天象记录对历史年代“懿王元年”即公元前899年的准确推算，把历史上的帝王纪年年号与公元纪年年号对应起来，从而形成了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惟一的一个精确到年、月、日、时、分的时间概念和支撑点。这项成果的重大意义，除了成果本身对“工程”年代推定的价值外，同时也是一项世界性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

　　继刘次沅观测推算的这一结果问世之后，在此之前所拟定的关于“工程”所列的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的研究全部完成。

　　当然，有了以上七个支点，并不意味着“工程”中整个西周列王年代研究的终结。按照此前的课题设置，以上的研究成果还需要金文历谱的验证与支持。同有字甲骨的14C测年一样，将金文历谱应用于年代学的研究，也是国外没有而中国独享的一大特色。

　　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西周金文历谱”这一专题，意在以西周青铜器的类型学为基础，以上述所开列的七个支点为框架，通过西周晚期66条年、月纪时词语和日干支确定的文献与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历谱，以验证西周每个王年的时代。这一专题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久金具体负责。

　　对以上青铜器铭文和文献七个支点的研究可知，在历谱中，只有懿、孝、夷三位王的在位之年不能确定，但由于此前已经论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懿、孝、夷三王共22年。属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可排出三王年数不同的几种方案，结合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的人物关系，工程专家组认为以懿、孝、夷分别在位8年、6年、8年为最佳方案，孝、夷元年分别为公元前891年和公元前885年。

　　为了验证金文历谱的可信度，“工程”将其王年与西周考古14C测年对照，发现两者年代基本吻合。

　　从上表可以看出，整个西周列王的年代自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起，一直到曾制造了著名的“烽火戏诸侯”荒唐之举的那位幽王的覆亡，每个王的年代全部列出，整个西周的时间跨度为275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文献专题组的研究，关于西周的积年，两汉以后的文献记载分歧很大，且多不可靠，较可靠的先秦文献所载的西周积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因而，以上利用几个学科交叉推出的275年，应是合乎文献记载和历史真相的。至此，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设置的整个西周列王年代的推算已全部完成。

文如玉

学界大检阅

　　经过200多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预定的第一至第八个课题的结题工作，于1999年春季基本完成。由于8个课题的结果是根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和路线多层次建构而成，就需对各项成果进行一系列分析研究，并进行整合、匹配，才能建立起整个夏商周三代的总体年代学框架。为此，“工程”在启动之始，就专门设立了“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课题，对各种成果进行收集、审查、分析、比较、研究，最后获取一个尽可能相互趋同并合乎历史真实的总成果。

　　自1999年5月中旬起，各课题、专题成果基本得以汇总，以李学勤为首的“工程”首席科学家，一面进行成果研究整合，一面着手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以下称《简稿》)的起草工作。

　　1999年8月，“工程”召开专家组会议，就完成的《简稿》进行审议。在长达7天的讨论中，专家们对《简稿》的部分内容和观点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工程”首席科学家与起草小组对《简稿》文本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和修改，进一步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此稿就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研究途径、实施情况，以及各课题、专题的研究成果等作了简要而较全面的介绍，并附有《夏商周年表》。该年表中，所列的几个大的年代支点是：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之年为公元前1300年，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在这个大的框架之内，还有商后期与西周各列王的年数。

　　在成果正式对外公布之前，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由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会同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1999年9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联合举办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学术报告会”，就“工程”制定的《简稿》广泛征求学界的意见。受邀请的200多位专家、学者，满怀期望与惊喜之情，纷纷从22所大学与30多个科研单位云集会场，聆听“工程”报告并参加研讨。面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与会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群情激昂，精神振奋，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这些成果体现和代表了当今年代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工程”所采取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学术探索，在自身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工程”成果所体现的众多专家、学者相互合作的群体意志和团队精神，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几位代表又根据自己参加“工程”成果研讨的体会作了典型发言。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说道，我没有具体参加某个课题组，只是断断续续地参加了一些课题的研讨会议，对工作中的一些情况直接地，或是间接地有一些了解。我所知道的，是课题组的同事接到任务以后，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挚热的事业心，积极高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孜孜不懈、勤恳拼搏。不论在考古工地还是在室内，都认真负责地探索和求索，以求真谛。“工程”200多位专家、学者在几百、几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在大量资料中，历史性地、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夏商周三代发展过程的主要数据和积年的范围，取得了阶段性的辉煌成果。这些成果，是所有参与“工程”的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我们表示敬佩和庆贺。

　　当然，在充分肯定“工程”成果的同时，学者们也对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无保留地提出了改进意见。如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范毓周教授用形象的比喻说道，关于历史年代问题，就好比是一串断了线的珍珠撒在了河水里，随着河水的冲刷和泥沙的淹没，珍珠的位置更加散乱。现在要把这些已过去几千年的珍珠重新捡回来，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要想全部捡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一部分捡了回来，重新串连，也不一定是原来的顺序了。因此，对我们的成果要谨慎对待，建议“工程”报告在处理有关学术问题时，参考外国年代学研究的方法，不要追求惟一解，可采用“最优解”、“次优解”、“待解”、“无解”等有分寸感的提法。只有这样，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范毓周教授的意见，一直从事国外古文明研究的刘健博士表示赞同，她除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国外年代学研究及年表处理的情况外，同时提出，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依据材料的多少而对具体年代作不同的判断是一种常规。如两河流域的年代学研究中，关于公元前1000年的年代，由于天文记录、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录相互吻合，因此，绝对年代就得以明确。而对公元前2000年的年代学，由于材料较为缺乏，就只能提出框架。至于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由于城邦林立，很多年表不统一，考古材料又太少，因此，相关的年表只能冠以“大约”字样。再如，对同一考古材料提出不同见解，也是正常现象。正因为如此，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者在处理一些具体年代时，往往采用上限、中限、下限，或早期、中期、晚期等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又往往以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的形式发布。刘健认为，以上两点，值得“工程”参考和借鉴。

这次为时3天的学术会议，标志着学术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一次大检阅的同时，也体现出与会专家对“工程”寄予的殷切期望，对该成果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文如玉

　　科学进程的里程碑

　　1999年10月18日，“工程”召开了专家组组长会议，对收集到的意见作了归类和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案。 “工程”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已有成果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2000年5月11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邓楠、陈佳洱、韦钰、张文彬、江蓝生、刘恕、钱文藻(代表路甬祥)等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工程”特别顾问李铁映、宋健等，共同听取了“工程”专家组的汇报。与会的领导人员对“工程”所进行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宋健在《喜颂初获，不恤闲言》的讲话中说道：关于中国古代史，已经争论了2000多年。三代年代学的难度之大是众所周知的，当年孔夫子作《春秋》，就战战兢兢，没有把握，并产生了“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但是，2000多年来，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探索，成为中华民族历代学者和仁人志士所追寻的科学理想和怀有的伟大志向。每逢盛世，庙堂民间，就有人站出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努力和贡献，其中不少鸿学硕儒为此耗尽了自己一辈子的生命。西汉的司马迁，唐代的张守节就是典型的代表。不过从司马迁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之前，对三代年代学的研究都是孤身奋斗，发奋而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以多种学科相结合的阵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就我们正在进行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言，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把大家团结起来，沿着共同方向，为一个目标而努力。我们应感谢四位首席科学家和参加“工程”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各个学科的自然科学家。正是大家的同心合力，才取得了这样一个阶段性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学事业的一大进步。

　　稍后，宋健又在《酬“断代工程”初遂》中说道：“年代学对人类和世界的影响是潜在的，多方面的。无论哪个民族，人们总想知道他们的历史，了解祖先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前覆后鉴，知故创新。这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人类共有的禀赋和文明的觉醒。 爱国爱族和念祖之心是人之常情，人人皆有。研究自己人民的历史是科学界的责任和义务，绝无可非。关于中国古代史，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研究下去。特别希望下一代人，年轻的历史学家们，不恤闲言，勇往直前，续攀科学高峰，超过前人，在科学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继宋健之后，“工程”特别顾问李铁映在总结性的发言中讲道：在中华文明史上，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式的意义。在科学领域，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但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尚不充分。我想，人类首先要把自身的问题搞清楚，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搞清楚。社会科学的重要就在于它是关于人的自身、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在20世纪末，特别是面临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如何找到一条途径，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并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这种结合，卓有成效地对一些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理论和学术问题进行探讨，是我国科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会看到“断代工程”这个成果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建议，应该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和方法，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在探索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以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具有同等复杂性和综合性课题进行研究的成功个案，推广到其他研究领域，以加快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

　　最后，李铁映讲道，在充分肯定这项科研成果的同时，还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在对外公布时的文字表述上，诚恳地说明这是当代中国科学家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不是终极的真理。欢迎世界各地学者乃至我们的后人对成果加以修订和补充，使之更加准确和完善……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自2000年6月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各个课题相继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

2000年9月15日，由科技部组织的“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验收会”正式召开，验收专家组由15人组成，分别是：

　　组 长：陈佳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院士

　　副组长：钱文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研究员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研究员

　　成 员：柯俊，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院士

　　方守贤，中国科学院高能所研究员、院士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所教授

　　张岂之，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詹子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石兴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郑振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卢 央，南京大学天文系教授

　　杜升云，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教授

　　蒋崧生，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

　　陈传宏，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

　　副研究员

　　谢焕忠，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

　　根据国家科研项目验收会所规定的一系列议程，验收专家组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进行反复审议后一致通过。验收专家组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预定的研究目标已经达到，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夏商周年表》，是我国古代历史自西周晚期共和元年以前，迄今最有科学依据的年表，是现阶段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结果。工程在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和14C测年技术领域都取得了前沿性的成绩。特别是在“工程”中改进的14C测年技术，取得了国际先进水平的可喜成果。与此同时，通过这一“工程”的实施，有效地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和复合型人才，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培养锻炼了一支新生力量……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在北京对外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定的三代年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中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了三代年代学的框架。工程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同时排出西周10王具体在位年数和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12王大致的在位之年。历史的迷雾终于得以廓清，遗留千古的学术悬案得以破译。至此，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纪年向前延伸了1229年。

　　除在国内引起的一系列反响和赞誉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同样引起了世界性的瞩目，寓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给予了极大重视和关切。美国最大的中文报刊《世界周刊》，于1997年春节，刊载了《大陆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了》的长篇报道，该文除对“工程”的实施表现出相见恨晚的真情实感外，对“工程”研究的学术路线和方式、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此文刊出后，东西海岸的华人、华侨激情荡漾，奔走相告，以真切的欣喜之情，企盼“工程”通过科学研究，早日对三代纪年“廓清悬疑”，把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带人信史。

　　毫无疑问，“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解决了一批历史纪年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廓清了遗留千古的学术迷雾，填补了中国古代纪年中最令人迷茫的一段空白。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领域最为重大的研究成果之一。这项成果在弥补了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领域一个缺憾的同时，也将2000多年来历代鸿学硕儒对三代纪年探寻的理想和求索的火种得以延续，并了却了逝者难以释怀的遗愿。同世界上其他远古文明以不同的方式孕育了它的子孙一样，博大久远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坚毅的性格、不屈的灵魂和宽广的胸襟，炎黄子孙在这母体的滋润中，也在不断地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强壮不衰的养分和永不枯竭的源泉。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扇当代学者开启古老文明的窗，是一声当今人类投给历史的呼唤，是一种新的关切和拥抱中国的开始。它将作为一盏文化的灯火，在未来的漫漫征程中，映照出一条科学的、远航的路，使更多的有识之士，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历史的长河中溯流而上，去作更加高深的研究，缔造更丰硕的成果，追索与探寻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历史的源头，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当然，由于时间、研究条件和科技水平等诸方面的局限，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达到的只是当前最好的成果，“不敢相信这是最后的真理”。但是，随着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的到来，中国古代文明大厦在科学家们不断的探寻与追索中，将以更加清新、亮丽、辉煌、壮观的面目呈现于世人的眼前，而这座古老文明大厦所昭示的，将是在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崛起的繁荣富强、民主自由的现代化中国。

　　——历史在期待!

　　2001年5月北京定慧寺成稿

　　2006年10月18日亚运村改毕

　　鸣谢

　　在本书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各位专家/学者的关怀与帮助，特别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主任朱学文，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为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创造了良好条件。“工程”办公室秘书长周年昌/副主任王肃端/以及学术秘书江林昌等，对本书的采写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在此对各位专家和领导一并表示感谢。

                                                 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