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文如玉

　　两座都城的世纪大碰撞

　　由于安阳殷墟已被学术界证明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也就无可争辩地确认了什么是晚商文化。同样地，由于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学术界认为这座都城的文化早于殷墟文化，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属于商代中期(商汤之后第10位王)中丁隞都的可能性最大。以此类推，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就应是赫赫有名的商王朝的开国之君——汤，打败夏朝最后一个叫桀的王之后，所建立的一座叫“亳”的都城。如果确认二里头遗址就是商汤的亳都，那么就找到了商文化的起点。以这个起点为坐标，早于亳都的就自然是夏文化。但令学者们头痛也放心不下的问题是，郑州商城真的是隞都，二里头遗址真的是亳都吗?邹衡对郑州商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并给予重新分期后，第一个对上述隞都和亳都之说给予了否定。

　　按照邹衡的分析推断，郑州商文化延续时期很长，而郑州商城所包含的年代也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反的是，商代中期那位叫中丁的王所居隞都不过20来年，无法与都城延续时间相合。而据当时的14C测定，郑州商城的年代最早已达到公元前17世纪，照历史学界的一般估算，此城已接近甚至达到夏朝的记载时期。又据古文献记载，郑州所处的位置与隞都所在的地望不合。因此，邹衡认为郑州商城决不可能是中丁所居的“隞”都。

　　既然隞都予以否定，那么号称二里头遗址为“亳”都的观点也跟着发生了动摇。邹衡认为，如果二里头遗址是汤都西亳，则与古文献记载完全矛盾。据《吕氏春秋·慎大览》所载，商汤伐桀，“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也就是说，商汤的军队从所占据的中国东部向西攻打夏朝的最后一个王——桀的武装力量。又据《书·序》云：“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这句话的意思是商汤的军队灭了夏之后，又回到了亳都。这些记载说明，亳和桀住的夏都不在一起，且亳都的方位在桀住的夏都之东。这个“东”在哪里，从文献记载看，应该在豫西之东，不会是在二里头所处的豫西位置。故此，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同样得到了否定。

　　两座都城的性质相继否定，到底商汤所居的“亳”在何处?邹衡根据多方考证，特别是对郑州商城出土的“亳”字陶文的辨认和考释，大胆地提出郑州商城就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汤所居的“亳”。

　　既然郑州商城是“亳”，那就意味着这里应是商文化的起点，而二里头文化又早于郑州商城文化，且两种文化又不相同，因此邹衡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因为二里头文化是属于一脉相承的同一类型的文化，不存在突然断裂和突然侵入、兴起的外来因素，所以就用不着操刀在这个文化整体上切来切去，大呼小叫地一番乱抡了。也就是说，原来由学术界认可的一、二、三、四期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而这个整体全部属于夏文化。

　　邹衡的“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与“二里头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说”的提出，如同一块巨石砸进平静的水面，立刻在学术界掀起了巨浪，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有关夏文化的探索也相继进入了一个高潮迭起、色彩纷呈的新时代。

　　正当邹衡引爆的关于夏商文化的争论越演越烈，各种观点、各种理由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繁，甚至越来越乱腾之时，许多有识之士感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已形同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处于难分难解的胶着状态。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症结就是各种说法都有证据和理由，又有明显不足的一面。于是，学术界希冀有一天通过地下最新的发现，使这个悬而未决的疑案云消雾散，水落石出。可能这个心愿感动了上苍或者土地庙中的神灵，来了个天、地、人联合大行动，使这个机会很快到来了。

　　1983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段鹏琦等人，在配合河南首阳山火力发电厂基建选址过程中，在偃师县城(今偃师市区)西部，距二里头遗址6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段夯土城墙，随即进行了大规模钻探和局部解剖发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初步确认了西、北、东三面城墙的位置、走向、长度、夯筑结构及保存状况，并由此判定城的形状为长方形，其中南北最长达1700米、东西宽约1215米，总面积近200万平方米。城墙宽度一般为17—21米，最宽处竟达28米，但未发现南城墙，据段鹏琦等考古专家推测，此段城墙已被洛河水冲毁。

　　除此之外，考古人员在北城墙中部发现“城门”一座及由此“城门”向南的大道，并在城内发现数处大型建筑夯土基址群。在编号为第1的建筑群中有一圈围墙，通过考察认为是一座近似方形的小城，应是宫殿区所在。考古人员经过对城墙及其附近试掘，发现了大量具有商代郑州二里岗时期文化特征的遗物，由此初步推断该城的年代与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相当。

　　而最令发掘者为之激动和振奋的是，有一条低洼地贯穿城址，显然是早年一条干涸的河道。这条看似不起眼的干河沟，当地土著世代相传唤作“尸乡沟”，而《汉书·地理志》在河南郡偃师县条下明确记载：“尸乡，殷汤所都。”据此，发掘者首次向世人提出了如下三种学术观点：

　　一、偃师商城具有都城性质，宫殿区分布在城南部。

　　二、偃师城早于郑州商城，其城址和二里头遗址关系密切，两者同处古洛河的北岸，相距如此之近，若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定会有助于二里头文化时代及其性质的问题早日解决，加速夏商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古文献所言的“尸乡”、“亳坂”等就在偃师商城所在的地域，而偃师商城很可能就是商代前期商王汤率众攻灭夏朝之后所营建的都城——“西亳”。

　　从发掘者的观点看，既然偃师商城为西亳，那么以前争论不休的二里头和郑州商城遗址都不存在谁是亳都的问题了。

　　偃师商城的发现，犹如一声震耳的春雷在学术界炸响，与此相关的各色人等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一重大考古新成果。此时，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不得不暂时停止争吵和辩论而面对这一现实，并以此重新检索、思考自己的观点。

　已被偃师商城的发现震懵了的学术界，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最早作出反应的是长期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赵芝荃。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早期，他和大多数考古工作人员一样，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商汤的亳都。但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和拓展，观点也慢慢有所改变，认为二里头遗址一、二、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而考古学文化进展到第四期时，最为显赫的中心区一、二号宫殿已经倒塌废弃，这个时候若再把第四期作为汤都已不可能。如果二里头不是汤都西亳，哪里又是西亳呢?正在困惑之时，偃师商城发现了，不久又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二期宫殿基址的夯土。赵芝荃在实地勘察后，神情大振，认为困惑已久的问题豁然开朗——偃师商城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商汤所居的西亳。依次推断，当二里头中心区一、二号宫殿倒塌废弃之时，便是偃师商城崛起之日。这样，偃师商城的第一期正好衔接在二里头四期的尾末，中间无半点缺环，可谓一脉承袭而来。为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和新的理论推断，兴奋异常的赵芝荃跑到偃师县城，在一家上等酒店，摆了一桌宴席，邀请偃师商城的发掘人员段鹏琦等人，开怀畅饮了一番，以示庆贺。

　　随着赵芝荃观点的转变，考古界许多学者也开始倾向于“偃师商城即汤都西亳说”的观点。一时间，偃师商城即汤都西亳说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并有压倒一切有别于此说的气势。当这种潮流和气势形成之后，学术界又难免将目光集中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的主将邹衡身上。正如十几年后赵芝荃在回忆中所言：“偃师商城的发现，使整个考古学界为之震动，我根据这里的发掘情况，找到了历史记载中商汤所居的西亳，并且我们认为二里头中心区宫殿废弃之日就是偃师商城崛起之时。但邹衡先生依然坚持他的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这样就好比一个马产生了两个头，而两个头是不可能的，头只有一个，否则就是怪物。你邹衡先生既然坚持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那么偃师商城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邹衡先生就必须做出回答……”

　　仍然是十几年后，据邹衡回忆：“偃师商城发现之后，国内外许多报纸刊发了消息，其中《参考消息》报道说中国的克里特岛发现了，日本《读卖新闻》头版头条特字号刊出成汤西亳的新闻。偃师商城的发现与消息的报道，对我来说，好像是很大的冲击。我的一些好心的朋友、老师都为我担心。北大历史系有些老教授纷纷对我表示，干脆公开承认错误算了。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也托人告诉我，说我对了一半(指二里头夏文化说)，也错了一半(指郑亳说)。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错了，我只能全错，不可能只错一半。我当时的最大感受是，由于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的二期夯土突然发现，使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是否为汤都西亳，及其相关的二里头文化是否仍以二、三期间划界分为夏、商两种文化等主流观点，都必须重新考虑。于是，原来观点的坚持者很快开始分化。”

　　按照邹衡的说法，不管从那方面条件来看，把偃师商城作为西亳总比二里头更具备优势。因为商城的位置正是西汉以来大量文献所记载的西亳(或尸乡)所在。相反，没有一条文献记载西亳是在二里头，而且商城及其内部的宫殿基址都具有相当的规模，显非一般城址可比，其为王城和王宫遗址无疑。 邹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分析之后，开始回答赵芝荃所说的“一个马何以产生两个头”的问题。邹衡说：“至于偃师商城是否为商汤首都亳城，我觉得有必要重新研究。因为两汉文献从未直称‘尸乡’为亳，称亳始自皇甫谧，所指地望在今南蔡庄一带，东去偃师商城已有5公里，且皇甫谧并未言亳地有城。据我考证，最早称偃师商城附近为亳者是《晋太康地记》，该书最早记载亳地附近有城，即太甲所放处。所以我认为偃师商城就是桐、桐邑或桐宫，是自成汤以来的早商别邑、离宫，而不是汤之首都亳城。退一步说，由于偃师商城的发现，至少曾风云一时的二里头西亳说该彻底破产了。而由二里头西亳说导引出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二三期、三四期为夏商分界的诸种学说也都因此而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否定的句号。就是说，夏文化的讨论至此已告一个段落，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不管你承认与否。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搜集材料，回答偃师商城的性质问题。1984年4月，我带领几个研究生到偃师商城去参观、考察，不久，有人传言说：邹衡参观偃师商城后都哭了。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论文提要《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这时已经校对完毕。”

　据《史记·殷本纪》载：太甲，成汤之长孙，是成汤之后商朝的第三代王。当年幼的太甲即位三年之时，由于不遵守商汤之法，暴虐、乱德，被成汤的重臣伊尹流放于桐宫，国家的行政事务暂由伊尹代行处理。太甲居桐宫三年之后，由于悔过自责，并有了好的表现，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1984年夏，邹衡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摘要)》一文，1990年出版的《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卅周年论文集》中，又发表了题为《西亳与桐宫考辨》的长篇论文。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论证并提出了偃师商城并非汤都西亳而是太甲流放的桐宫，即早商离宫的学说。同时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作了比较。文中称：“首先，从时间先后而论……由于两城址的繁荣期基本相同，始建期稍有先后，说明郑州商城决不可能是从偃师商城迁去，因而决不可能是中丁所迁隞都；偃师商城应该是当郑州商城开始兴起后才建立起来的，因而也决不会是成汤的亳都。其次，从规模大小而论，偃师商城城墙周长比郑州商城短1060米，前者的面积比后者小l／3，据此，偃师商城不可能是当时的国都亳城，而只能是早商的别邑(或别都离宫)。再次，从地理方位而论，郑州商城作为汤之亳都，不仅合于伐桀前‘汤始居亳’的条件和伐桀时‘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的方位，也与伐桀后‘复归于亳’的记载相符。而偃师商城却与文献上的这些记载格格不入。据此说明，偃师商城遗址实为太甲所流放处桐宫，乃早商时期商王之离宫所在。成汤在灭夏之后作宫邑于此，显然是为了监视夏遗民，而未都此，乃东还于亳。……”从文章观点中可以看出，邹衡肯定了这座商城(宫邑)是成汤时所建，同时提出这座商城(宫邑)是早商时期的离宫，也就是太甲所流放处的桐、桐邑或桐宫。

　　邹衡的偃师商城桐宫说一经提出，又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震动，有人支持，有人怀疑，有人反对。几乎与此同时，在偃师商城西亳说和桐宫说之外，又繁衍出了许多学说。如有人认为偃师商城可能是商汤灭夏之后，商人建于夏墟的一座军事重镇，其作用和目的在于征服和监视夏朝遗民。有人认为是商汤灭夏后所建的都城，同郑州商城一样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两京制”。有人仍坚持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说”。时为二里头遗址发掘队队长的考古学家郑光就是“西亳说”的拥护者和坚持者。按郑光的观点，整个二里头遗址不是分为四期，而应分为五期，夏商分界在一、二期之间，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只有一小部分属于夏，绝大部分属于商，其遗址就是商汤所居的“西亳”。有人认为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商王朝第10任帝太戊的都城。有人干脆认定是商代中晚期商王盘庚所迁之都城，也就是说当年的盘庚不是迁到了今安阳的小屯一带，而是迁于今偃师尸乡沟一带去了。

　　偃师商城的发现，不仅未能像学术界期待的那样，为夏文化的争论画上句号，反而又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争论，学者们都按自己的学识和思想理论去推导这座横空出世的商城，其结果是论战各方僵持了十余年，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结论，夏文化仍然处于扑朔迷离的雾气之中。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了。

文如玉

　　第一个悬案的了结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设置来看，在“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这一课题中，分设了4个小的专题，即：

　　早期夏文化研究；

　　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

　　《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

　　《夏小正》星象和年代。

　　如果要将这4个专题落到实处，其研究主要遵循下列三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代积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年；三是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只要将这三项研究成果汇总起来，然后再对比、交叉、考证，夏代纪年的框架就相应地建立起来了。

　那么，第一条研究途径，也就是文献所见的夏代积年是多少呢?专门负责文献资料与天文数据准备的罗琨等专家，通过对近400种古籍进行普查和检索，发现夏代积年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471年说。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又据《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所引《汲冢纪年》载：“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由于《太平御览》成书年代比《路史》为早，“工程”专家组经反复讨论、斟酌，认为应以年代较早的471年为准。

　　二是431年说。据《易纬稽览图》载：“禹四百三十一年。”这里的“禹”是指整个夏代而不是禹本身执政的年数。而《世经》载：“伯禹，……天下号日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这个年数比前一种记载多了一年。另一种文献《帝王世纪》继承了《世经》的说法，并明确指出夏代的432年是自禹至桀并包括羿、浞在内的十九位王。

　　从以上两种说法来看，431年与432年之间仅一年之差，专家组学者们认为这一年之差可能是传抄导致的笔误，因为《易纬稽览图》成书年代早于《世经》，故专家组认为应当取431年为是。

　　纵观471年和431年两种说法，中间相差整整40年。对于这个不算太小的差距，中国历史上无数学者进行过研究与考证，大体上分两种解释：

　　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而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

　　二是471年自禹代他的前辈舜事开始起算，431年则起自禹执政的第一年，也就是禹元年开始起算，故有40年之差。

　　据文献记载，当夏王朝的历史进展到禹的孙子太康称王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太康失国事件。太康相当荒淫，经常带着家眷和一帮狐朋狗友到洛水北岸打猎，有时一连几个月不回朝听政。有一位叫后羿的夷族酋长利用夏民对太康的怨恨，出兵夺取了太康的帝位，号称有穷氏。后羿是当时最著名的射手，专喜欢打猎。后来他的亲信寒浞与羿的妻子暗中私通，可能被羿察觉，或没有察觉而这位寒浞想与羿妻成就百年之好，于是寒浞淫火攻心，反意萌生，暗中收买了羿的家奴将羿杀死，寒浞趁机霸占了羿的全部妻妾和家业，如愿以偿。再后来，太康的后辈少康纠集人马，卷土重来，一举攻灭寒浞建立的临时政权，又夺回了太康失去的帝位，史称“少康中兴”。

　　关于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篡位、有穷覆亡、少康中兴的故事，在《楚辞》中亦有记述，在残存的《竹书纪年》中也可找到“羿居斟鄩”之类的印证。可见后羿、少康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夏王朝发展过程中部族间争斗的情形，远非后代人所伪造。有鉴于此，在关于夏代纪年的最终取舍中，专家组学者们经过反复论证，决定采取471年说，即整个夏代积年自禹起，终于桀，其间包括羿、浞代夏，建立临时政权的“无王”阶段。

　　文献记载夏代总积年的问题已被选定，接下来就要在实际中验证，也就是用国学大师王国维早年提出的文献与发掘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加以考证。这样得出的结果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于是，学者们面临的第二个重大任务就是对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二里头文化问题做一个彻底了结。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专门设立了“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这一专题，其目的在于充分吸收以往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同时，进一步确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分期，以此建立比较详细的考古编年序列。在此基础上，详细比较二里头文化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文化，初步制定夏商文化的年代分界。最后，根据14C测年数据，大体确定夏王朝的终止年代。这一专题由正在主持二里头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郑光负责。

　　由于种种原因，在二里头工作队已有的发掘资料中，对研究夏文化上限至关重要的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材料比较缺乏，不仅不能提供足够的14C测年样品，而且难以满足分期工作的需要。因此，当郑光接手“工程”分配的研究专题后，同青年考古学家张立东等二里头发掘人员一起，在全面清理了该遗址诸次发掘资料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的选择与“工程”专题有关的样品。随后，根据已收集到的样品情况，在作了综合研究和分期、分类，并于1997年3月至5月间，同14C测年专家仇士华等一道，在二里头遗址内选择几个主要地点进行补充发掘和系统采集样品。通过这次发掘，找到了清楚的地层叠压关系和新品类陶器，特别是找到了二里头文化一期的系列含碳样品，这些收获在加深了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的同时，也为14C测年断代打下了基础。

1997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在河南召开，有50余名国内关于夏商研究的不同学科和单位的一流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来到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及两遗址的出土文物陈列室，进行现场观察和讨论。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与会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此前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划分是正确的，二里头文化与偃师商城的文化大不相同，偃师商城的文化基本上等同于郑州商城的文化，即商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决不是商文化，只能是另外一种文化，早于商文化而又与商文化中间无隔隙的文化只能是夏文化。因而，在这次会议上，尽管尚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但还是普遍达成了共识，即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自此，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20多年悬而未决的疑案总算得到解决。这个结果无疑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关夏文化研究探索的重大收获之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李伯谦在最后总结性的发言中指出：就早期夏文化的探索研究问题，不能否认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关系，但除二里头文化之外，应集中精力到王湾三期龙山文化晚期中去追寻。此前工程专家组布置的豫西地区对河南禹县瓦店、登封王城岗、二里头等文化遗址有针对性复查和发掘的田野工作基本结束，后一阶段的工作将转入室内，重点是对出土材料的整理，尤其重要的是把各典型遗址、不同期别的测样标本选好，准备进行14C测年。只有进行14C测年，许多疑难和争论不休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如果没有14C测年技术的加盟与支持，要想在夏商周断代中得出可靠的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伯谦所言不虚，如果没有14C测年技术的支持，要想进行远古文明的准确断代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启动之初，就将14C测年技术列于工程的课题之中，并且将这门技术看成是工程成败的最为关键的项目之一。

文如玉

放射性碳素的革命

　　14C测年技术是放射性碳素断代技术的简称。自1949年这项技术发明以来，已成为现代考古学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测定年代的方法。这种技术应用于考古学之后，使全世界的史前年代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此，学术界将14C测年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称之为“放射性碳素的革命”。

　　1949年3月，当《科学》杂志公布了第一次利用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数值时，立即引起了整个考古学界与地质学界的瞩目，人们在称赞这项新的重大科学发明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向它的创始人利比教授投去了敬佩、感激的目光。为此，14C的发明者利比荣获了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

　　随着时间的发展，14C测年技术在考古学界和地质学界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它使全世界几万年来的历史事件和地质事件有了统一的时间尺度，对欧洲史前年代序列的建立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也因有了确切年代断限和年代序列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当然，14C测年技术也不是尽善尽美和绝对的，它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所测定的年代并不能精密到可以确定哪一年，甚至所测定的误差有100年甚至几百年之大。这误差的出现，一方面标本的年代远近有关，年代越远，误差也就越大。另一方面也和标本的纯粹程度、实验时间的长短有关。由于各种原因，过去大气中的14C放射性水平不是恒定的，所以，利用统一的现代C标准计算出来的14C年代并不是日历年代，只能称为14C年代。如何解决14C年代与日历年代间的关系问题并把14C年代转换成日历年代，这就要通过14C年代一树轮年代校正曲线来进行校正。

　　1986年，在第12届国际14C会议上，测年专家发表了几条高精度树轮年代校正曲线，14C年代误差缩小到只有正负十多年。几条曲线稍有差异，但总的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更有利于把14C年代校正到日历年代。因为大气中的14C交换循环相当迅速，因此树轮校正曲线原则上可以是全球通用的。如日本奈良古坟时期的一土墩墓中的一根木头，外皮保存完好，将其树轮连续取样测定14C年代，同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匹配拟合，确定出木头的砍伐年代是公元320±5年。这同古坟时期是相合的。如果木头砍伐的年代同该墓的建造年代一致，则该墓的年代就十分确定了。

　　正是鉴于14C测年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所发挥的独特而巨大作用，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对14C测年技术寄予了厚望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按照“工程”专家组制定的计划，14C测年技术专门成立了一个课题组，组长由“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仇士华担任。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14C实验室之外，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和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加速器质谱(AMS)实验室也相继开展工作，以保证测年工作的顺利完成。

　　按照“工程”的要求，14C测年技术的目标，是在原有夏商周考古成就的基础上，把田野考古的层位和文化分期的相对年代关系转换为精度较高的绝对日历年代，同时确定与夏商周有关的某些关键事件的时间标志点，从而建立起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框架。其整个操作程序是：

　　1．采集与考古层位和文化相关的含碳样品。

　　2．测出精确可靠、误差符合实际的14C年代数据。

　　3．充分应用考古信息，将有先后时序的系列14C样品数据，通过高精度校正曲线转换，定出考古的日历年代。

　　4．由14C测年专家和考古学专家共同讨论，建立夏商周考古的14C年代框架。

　　5．同历史文献、天文研究的结果和金文历谱的研究等作综合交叉研究，共同建立夏商周三代年表。

　　就中国的14C实验室而言，尽管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1965年建成之后，又有数家科研单位陆续建成了40多个实验室，但能开展工作的只有20多个，其整体水平同国际上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主要来自设备仪器的相对落后。所谓科技考古，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先进程度，没有先进优良的装备，要取得世界一流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之初，就极有远见地注意到非改进测年技术装备不可。于是，“工程”领导小组决定，将整个“工程”课题的一半经费用于购置14C测年实验室的各种先进装备，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拟投入工作的三个实验室设备仪器老化、落后的问题，使高精度测年成为可能，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当先进的仪器在14C测年实验室得以配置后，测年专家进行了一系列实用程序编制、样品瓶试制与生产、淬火效应校正等工作，最后测试精度达到了千年之中误差为20年左右的国际水平。

　从1998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生物物理所合作)、北京大学考古系等两个14C实验室分别进入稳定测试轨道，这标志着建构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代整体框架的关键性工作由此正式开始。

　　根据“工程”领导小组的分工，“工程”首席科学家仇士华在主管整个14C测年课题外，兼管考古所14C实验室的具体事宜。而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则由陈铁梅、原思训负责。

　　按照14C测年的操作程序，首先要解决如何正确采集系列样品的问题， 14C测年专家经过和工程专家组研究，在工程所涉及的大量考古遗址中，选择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二里头、小双桥等10多个关键性遗址作为测年重点，要求每个遗址按照不同的考古地层关系，提供30—60个采集样品以供检测。当然，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每个遗址的采集样品是多多益善。为了尽可能地做到准确无误，除采用原考古发掘时所出标本外，仇士华、陈铁梅、原思训等14C测年专家亲赴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丰镐等遗址，和考古学家一起进行小规模试掘，从中提取对测年研究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样品。当样品采集工作完成后，14C测年专家根据有关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和样品清单，进行选择、排队，然后按计划分别测定，再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出结果。

　　以上提及的两个实验室的测年专家仇士华、蔡莲珍、陈铁梅、原思训、吴小红、张雪莲等，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拟合，并与考古分期成果相互整合后，所推定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年代范围见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直争论不休的二里头遗址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880——1521年，其时间跨度为359年。显然，这个时间长度和文献记载的已被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采用的夏代积年的471年说尚有110多年的差距，这样一个不算太小的差距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只是“后羿代夏”这一事件引起的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非早期文化，早期文化只能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去寻找。如果找到了夏代早期文化，那么整个夏代积年便有可能和文献记载相合。工程专家组对二里头遗址的测年结果似早有预料，所以“工程”一开始，就列有“早期夏文化研究”这一专题，并决定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14C检测。

　　河南龙山文化又称南王湾三期文化，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于20世纪50年代末发掘南王湾遗址后作出的一个文化分期。南王湾三期文化在年代上晚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又明显早于二里头文化，其分布主要在豫西地区。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除南王湾之外，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禹州瓦店等遗址都是规模较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在这些遗址中，考古人员曾发现有大型房基、奠基坑及精美的玉器和陶器。所有这些发现为探寻早期夏文化提供了线索，也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打下了基础。

　　根据文献记载，河南嵩山南北地区是夏人立国前后的主要活动区域，传说中的禹之居阳城，启之都阳翟，太康之都斟鄩就在嵩山南北的登封、禹州、巩义境内。因此，嵩山南北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上限的主要对象。早在1959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就专门组织了一个夏代文化遗存调查组，根据文献记载和前贤考证，以及有关历史传说中提供的夏代都城和夏人活动地点在河南豫西地区的地望为线索，进行了一次探索夏文化遗存的考古调查。根据调查的线索，从1975年起，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原文物工作队)即把登封王城岗一带作为探索夏文化遗存的发掘重点。

　　1977年春，河南考古队的安金槐与考古人员在一位当地老者的带领下，来到一个被称为“王城岗”的地方开始考古钻探。在一个距地表深约1．2米处的探孔中，发现了土质坚硬类似夯土的迹象，接着又发现了龙山文化黑陶片。未久，在告城镇西北约0．5公里和东周阳城仅一条五渡河之隔的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也就是当地人传说的“王城岗”上，接连发掘出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土城垣遗址。从钻探的情况看，两座城址尚存面积1万多平方米，其中西城内发掘出龙山文化中晚期残存房屋的夯土基址，在夯土基址下面发现有奴隶奠基坑和成排的灰坑、窖穴等遗迹，并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致、品种多样的灰黑陶器、黑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甚至还有一件形似铜斝的残片。根据出土的遗物和地层关系，安金槐等考古研究人员将王城岗遗址分为早晚五个文化期，并根据地理位置和有关文献资料记载，结合前贤所考证的夏代早期“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地望、名称，以及在附近发现的东周时代的阳城等等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就是夏代大禹王所居的“阳城”。

　王城岗发现夏代阳城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被誉为20世纪以来探索夏文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但有许多学者对这一发现和认定表示不敢苟同，认为王城岗遗址的年代要早于学术界一般认定的夏代积年，更主要的是王城岗遗址的规模太小，与二里头遗址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具备王者之气，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城邦”，所以不能认定是夏禹王所居的“阳城”。

　　尽管王城岗是否为夏禹所居的阳城这一问题，学术界未取得共识，但它作为河南龙山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却是不争的事实，要研究早期夏文化，这个遗址是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方燕明等河南省考古学者，自1996年下半年开始，在对登封王城岗原有的文化分期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收集了已有含碳样品和试掘采集样品，对新采集的标本和原有发掘品中精选出的200多份含碳样品进行初步整理后，选出45份有代表性的样品供14C实验室进行测年。当这项工作结束后，专题组人员在方燕明指挥下，于1997年4月又开始了对禹州瓦店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

　　瓦店遗址于1979年发现，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曾进行过多次发掘，认为这是一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但由于范围较大，文化堆积层深厚，对遗址的性质一时还无法搞清。

　　为了解瓦店遗址的范围和面积，方燕明等考古人员对该遗址的东北角和东南角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钻探结果表明，这是一个总面积为20万平方米的遗址。通过有针对性的对重要地点的发掘，发现灰坑近百个，房址9座，另外有墓葬、陶窑等，整个出土遗迹和遗物文化内涵丰富，地层清楚，从发掘品中收集的木炭、骨等含碳样品，为14C测年提供了重要而珍贵的依据。

　　继禹州瓦店之后，工程专题组人员又对河南龙山文化的另一个典型遗址——煤山遗址，重新进行了钻探和发掘，采集和收集了大量含碳标本。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王城岗还是瓦店、煤山遗址，原有发掘品和这次试掘采集到的含碳样品，由于质量较小，大都无法利用仇士华、陈铁梅领导的常规14C实验室测定年代，而只能使用需用样品较少的加速器质谱法来进行测年。鉴于此，工程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决定，来自河南龙山文化以王城岗为代表的含碳样品，由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利用加速器质谱仪来完成这一艰巨的测定任务。

文如玉

　　AMS测年技术的应用

　　加速器质谱学(简称AMS)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国际上兴起的一项现代核分析技术，主要用于测量长寿命放射性核素的同位素丰度比，从而推断样品的年龄或进行示踪研究。

　　加速器质谱14C测定法与常规14C测定法相比，其主要优势在于所需样品量少和测量工作效率高，而测量的灵敏度与精度可达到3‰—5‰。AMS法需要的标本量不到常规法使用样品量的千分之一，几毫克的碳样标本利用加速器质谱测量，一般仅需数十分钟即可测定，而常规14C测年法，则要48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在时间紧、样品多的情况下，加速器质谱法就自然发挥出它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用加速器质谱法进行14C测年可以达到相当高的测量灵敏度，若用行内的理论来讲，常规法14C测年的上限约为5万年，相应的14C／12C测量灵敏度为2．3×10-15。目前国际上先进AMS实验室14C测年的上限可超过6万年，相应的14c／12C测量灵敏度好于6．7×10-16。这个数据，如果用小米做个通俗的比喻，就是要在多于l，500，000，000，000，000粒相同的小米中，用AMS找出一粒稍重一点的小米来。这一千五百万亿粒小米放在一起有多大一堆呢?大约有五百万立方米。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面积是72万平方米，把这些小米铺满故宫博物院的话，还要堆到7米高!夏商周断代工程样品的年龄不超过4千年，其14C／12C的值大约是上述灵敏度的1000倍，但该值的测量精度要好于5‰。就是说，要在一千五百万亿粒小米中，把这一千粒稍重一点的小米的粒数捡出来并数清楚，漏掉和数错的粒数不能超过5粒。而且正由于加速器质谱计使用样品量小，对于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如甲骨以及遗址中出土的炭屑、骨片、残存的少量有机物，甚至于陶器、铜器上的烟炱等等，都可以采样用来测定年代，而常规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则显得无能为力。

　随着加速器质谱法的发明和不断发展、完善，这门学科在地球科学、考古学、古人类学、物理学以及天体物理学、环境科学、生物医学等领域广泛应用，加速器质谱学已被越来越多的科学界人士所认知和熟悉，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宗教界和科学界利用AMS测年法对都灵裹尸布这一千年悬案成功的破译，使它的名气几乎在一夜之间响遍了整个世界。（页下注：1998年4月21日，不列颠博物馆的考古权威和大主教一起来到都灵大教堂，把传说中耶稣当年受难时的裹尸布剪下长7厘米、宽1厘米的布条，分成三小块，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寄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AMS测年实验室检测。实验表明，三家实验室达到了极佳的一致性，各个结果的差异在120年以内。裹尸布在公元1260年到1380年之间制成的可能性为95%，而有100%的肯定性表明决不会早于公元1200年。1988年10月13日，都灵大主教、红衣主教巴莱斯特雷罗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这件几个世纪以来被基督徒奉为圣品的耶稣基督尸布，并非耶稣受难时所用，而是中古时期织出的一件赝品。至此，所谓的耶稣裹尸布真相大白。）

　　正是深谙加速器质谱仪的重大威力和高效的作用，“工程”在前期立项中就特设了AMS测年这一专题，其主要研究目标和预期成果是：

　　将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仪的14C测量精度提高到0．3％—0．5％(相当于±40年)的水平；

　　提高AMS测量的功效和系统的可靠性，完善AMS14C测年的方法；

　　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测量样品250个。

　　工程领导小组任命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多年从事AMS工作的郭之虞教授担任该专题组组长，并全权负责AMS14C测年事宜。

　　从1996年初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AMS测年专题组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调研，并召开了多次方案讨论会。1996年5月下旬，专题组成员、青年核物理学家鲁向阳副教授在参加第七次AMS国际会议期间，曾与世界上各AMS实验室的专家就设备技术升级改造问题进行探讨，并向他们了解对当时两种流行的商品化离子源的评价。1996年11月，专题组组长郭之虞与专题组成员、年轻的学者汪建军两人赴美国进行考察，访问了几家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AMS实验室，与美国专家深入讨论了有关技术问题，并访问了美国国家静电公司(NEC)，考察了其商品化的AMS专用离子源。当时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工作的专题组成员、青年学者刘克新副教授，也及时将他在该处调试与使用NEC离子源的情况与经验反馈回国。在此基础上，专题组经过与国外两家商业公司直接谈判，并综合考虑到价格等因素，最后确定了购置设备、仪器的整体方案。

　　从1997年4月开始，AMS专题组开始购置和安装新的设备，到1998年3月，设备安装基本结束，开始全系统联调，对不够理想的部位进一步改造和完善。

　　1998年12月初，夏商周断代工程向AMS专题组提供4种样品进行盲检(检测者事先不知道样品的出土地点和年代)，测定结果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等两个常规14C实验室所得到的年代值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基本一致。稍后，专题组还选出7个样品，送往世界同行中颇负盛名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加速器质谱学实验室测量，以和北大AMS的结果作比对参考。再后来，AMS专题组对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提供的标准样品进行了比对测量，前后两期比对的结果均显示了良好的一致性。与此同时，AMS专题组有计划地对一些样品安排了复测，以检验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并对一些考古学家有疑问的数据也安排了复测。通过一系列盲检、复测和比对，结果表明，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仪的测量结果有较高的可信度，所给出的年代数据与真值的偏差，一般不会超过2a的范围(95％置信区间)。鉴于以上取得的可行性效果，北京大学AMS专题组开始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的批量样品进行测定，并在测量过程中继续深入地进行14C测年方法的研究，以使测量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

　　自AMS专题组正式为“工程”提供的样品进行检测后，得到了北京大学校领导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先后有26名学者分别承担了物理、机械、真空、电子、计算机等不同专业的工作。需要特别提及的是，AMS测年设备，不像一般人想的那样是几台电脑和几根试管构成的，其设备的总重量达几千吨，需要3000多平方米的空间（约半个足球场）才能合理摆放，否则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在设备改造期间，专题组人员四处采购部件，运回后自己动手安装，当安装最大部件时，正处于夏天的酷暑时期，青年学者鲁向阳等顾不得斯文，光着汗淋淋的膀子，和其他学者们一道喊着号子来回搬运。1998年初，加速器质谱计的设备改造接近尾声，调试工作和方法学研究即将开始。这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谁来担此重任?郭之虞首先想到了刘克新副教授。他是著名核物理学家陈佳洱指导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曾在建造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仪的第一期工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在AMS调试上有丰富的经验。但此时他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且因工作出色外国老板希望他能延期回国。这样的机会不易多得，但郭之虞还是狠下心发出了要求他按期回国的信息。刘克新得知国内情况后，立即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奉召回国，并随即投入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中。

　　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计在成功地改进之后，14C测量精度已由原来的1％一2％提高到0．4％一0．5％，测年误差在32—40年之间。就批量样品的测量而言，所测样品超过工程指定的250个，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其他方面也完全达到或超过了工程预期的效果。

　　AMS法专题组，对考古人员提供的木炭或骨制样品，陆序进行测定。当14C年代值测出后，由对系列样品树轮校正法和贝叶斯统计学作过深入研究的青年学者马宏骥，进行树轮曲线校正和计算，最后通过拟合换算出一个误差较小的日历年代。

　　关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分为三段：

　　第一段 以王城岗一期、煤山一期为代表；

　　第二段 以王城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煤山二期为代表；

　　第三段 以王城岗四、五期，瓦店三期为代表。

　　经过对王城岗遗址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AMS14C年代测定并拟合，得出下列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时间排序为公元前2190—前1965年。

　　由于此前用14C常规法所测二里头遗址的最早年代为公元前1880年，这就不难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最晚段公元前1965年，与二里头遗址最早段公元前1880年之间有85年左右的缺环，从文化传承关系和考古发现的层位关系来看，二里头一期遗存常常叠压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之上，两者在时间上紧密相接，其间不可能再有什么缺环。但比较它们的文化面貌，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个区别表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出现过文化中断现象，产生过突变。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不是河南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河南龙山文化也不是形成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来源，只是有点“商鉴不远，在夏之后”的味道。于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部分学者认为，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以某些单位为代表的遗存，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根据这条线索，“工程”于1999年开始安排考古人员对新砦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发掘结果证明新砦文化二期上接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文化一期，正好填补其间的空白。由此，整个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14C测年的年代跨度，其上、下限为公元前2190—前1521年，总积年为669年。

　　当然，这个积年只能说是一个大的时间框架，并不能代表整个夏代的年数，有关夏代积年还要参照其他学科的研究情况进行整体推算。于是，便有了天文学的介入。

文如玉

　　科学无情与有情

　　中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史前时代，先民们对寒来暑往，月圆月缺，植物的生长、成熟和动物的活动规律，就积累了一定的知识。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先民就开始对日、月等天象进行观测。古代人类除对日、月运转分外关注外，对红色亮星“大火”相当重视。“大火”，现代天文学称为“天蝎座α星”。传说在中国古帝颛顼时代，就设置“火正”之官，观察大火运行，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因而天文学在各门自然科学中被称为是最早产生的一门学科。诚如恩格斯所说：“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天文学。”

　中国早期天文学在“定季节”的同时，还伴有鲜明的占星术特点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周易·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系辞·上》也说：“天垂象，见吉凶。”这里说的天文就是天象。历史上的占星家关注的天象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奇异天象，另一类则是五星运动。而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全，系列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正是古人留下的这笔珍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

　　不难理解的是，由于天象自身所具有的周期性，根据其运行规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完全可以对文献记载中早已逝去的天象进行回推，这种推算方法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已达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完全可以推算出这些天象发生的准确时间，从而可以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年代学，特别是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某些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席泽宗、李学勤等专家就注意到天象的研究将在工程中起重大作用，因而参考国外的天象研究方法，专门列出了“仲康日食”、“武王伐纣天象”、“懿王元年天再旦”等研究课题或专题，并由工程首席科学家、科学史界的翘楚、以《古新星新表》蜚声国际天文学、科学史两界的著名天文学家与天文史专家席泽宗院士具体负责。

　　在“工程”的早期，席泽宗受有关方面的委托，邀请全国各地的部分天文学家如吴守贤、张培瑜、陈美东、陈久金、薄树人、刘次沅、江晓原、孙小淳、胡铁珠等，在京召开了一个专业性的座谈会，就如何利用天文学方法研究夏商周年代问题进行了讨论，就相关问题达成了共识，并按各自受领的任务分头行动起来。

　　从文献记载看，夏代有五星聚合、仲康日食两条天象记录，这两条记录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推加以推算。

　　据《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另据《古微书》载：“帝王起，纬合宿，嘉瑞贞祥。”

　　五星聚合是指五大行星在夜空中会聚在很近的距离内，或如连珠，或如拱璧，异常壮观。这种特殊的天象，自然引起特别的关注与诠释。古人多认为五星为五德之主，它的行度、动态与政治、灾祥有密切关系。“五星循度，为得其行，则天下太平，政和民安；乱行则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由于五星聚合关系到天下兴亡，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并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许多五星聚合的现象被记录下来，并得以留传后世。

　　关于“禹时五星聚”的天文记录推算，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韬和南京大学天文系蒋窈窕两位天文学家负责。

　　夏朝建国的年代，按学者们推算的结果，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两位学者应用美国ARC软件公司开发的先进软件，在围绕这个年代前后相差一二百年的范围内搜寻，结果发现有一次非常理想的五星聚合。这次特殊的天象就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2月。电子计算机显示，从2月中旬起，在黎明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自下而上排成一列，非常醒目壮观，完全可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种天象奇景一直延续到3月初。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夜，五大行星几乎团聚在一起，相互之间的角距小于4度，更增加了“五星连珠”的神秘色彩。据此，两位天文学家断言：“这个天象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发生的最难得的‘纬合宿’即五大行星团聚现象。它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嘉瑞贞祥’，暗示‘帝王起’，要建立新的王朝。如是，则上列两条记录反映出夏朝建立时发生的天象，其绝对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953年。”

　　很明显，徐、蒋二人的这个推算，是建立在文献记录绝对可靠、日历换算也绝对准确的基础之上的。现代研究证明，古代关于天文现象的记录，绝大多数是出自实际观测，应该是可靠的。就五星聚天象而言，也应是准确和可靠的，不存在后人伪造的情况。但不能排除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记录者出于对时局、灾祥的附会，或许会将天文现象发生的年月做些改动。再加上记录中出现的缺失和传抄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其绝对值也是难以保证的。因此，“禹时五星聚”天象记录推算出的公元前1953年只能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一个参考基点，而不能作为定点。

　　中国在遥远的古代，就将天象观测作为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政事，每一朝代都设置位高的专官，专门从事这种观测工作。而朝廷对于天官的期望也往往很高，督促极为严格，若不认真观测，很容易闹出乱子，天官本人也将遭到被诛戮的命运。如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书经》中有一篇叫《胤征》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司天的天官因玩忽职守遭到杀头的悲剧故事。由于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之早和具有的典型意义，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夏代经过禹、启到太康时代，国势就有些不妙，而这位称做太康的帝王掌管朝政之后，放情纵欲，不理朝政，既不关心历法，也不过问天官的工作，使国家政务和农事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这种局面终于遭到了以后羿为代表的武装集团的反对，并起兵夺取了国家政权。太康等兄弟五人在后羿军队的凌厉攻势之下，不得不放弃京都而出逃。

　　太康死后，其弟中康继位。为了吸取太康一朝的教训，中康对朝廷内外进行了整顿，不仅新设立了司天的职官羲和，还任命胤侯执掌兵权，很有些中兴的势头。正在这个时期的某一个朔日，突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见原本高悬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阳正一点一点地消失，顿时天色由灰变暗，由暗变黑，几步之内难辨人影。在野外游荡的鸡狗鹅鸭甚至微小的蚂蚁，都因急于寻找归宿以致在黑暗中团团乱转，路上的行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天象变化，个个惊恐万状，争相夺路而逃。按照当时的认识和天命的宇宙思想，凡日食出现，预示着国家将有灾难发生，这个灾难可能会危及帝王的地位或者性命。只有国王亲率众臣到殿前设坛焚香舍钱才能将太阳重新召回，灾难也可以避免。这个过程称为“救日”。

　　此时，宫中乐官眼看太阳一点点沉没，无尽的黑夜就要笼罩大地，焦急与惊恐之中迅速敲响了救日的钟声，洪亮急促的钟声穿过一层层富丽豪华的大殿，惊动了夏帝中康和文武百官，主管钱币的财官啬夫慌忙赶往财库取钱礼天，中康帝也满面肃穆，慌慌张张地跑出后宫上朝率百官举行救日之礼。就在朝廷上下一片惊恐混乱，鸡飞狗跳之时，独不见负责司天的关键人物羲和前来说个究竟。中康帝心中正为羲和没有提前报告日食之事大为恼火，又不见其人前来行救日之礼，自是愤恨不已，情急中急忙派人去找寻。意想不到的是，这羲和刚与几个哥们从洒肆里喝酒回舍，醉卧铺榻，发着酣声做着金钱美女之梦，外面发生的一切似乎与他毫无关系。几个找寻者见状，忙将其抬起来向宫中大殿奔跑，想不到这羲和突然酒醒，并借着洒劲把几个当差的一顿飞拳乱脚，差役们一气之下，索性不再顾及，径自赶回宫内报告。中康闻讯，顿时脸色铁青，暴跳如雷。根据夏朝政典规定，凡不及时上报日食的天官“杀无赦”。于是中康咬牙切齿地高声喊道：“快把这个擅离职守、违背朝纲的昏官王八蛋给我砍了!”只这一句，正哼哼唧唧，沉湎于美梦中的羲和，脖子上那个椭圆形的肉球，随着一道寒光闪过，“噗”地一声滚落到污泥浊水之中。肉球上的眼皮伴着有些发白的睫毛，于血污的滚动中迷茫而吃力地眨巴了几下，便不再动作。

　　这个故事明确表述了夏朝中康时代的一次日食记录，也是全世界所知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在流行的《古文尚书·胤征》中，曾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而与《古文尚书》记载的这次事件相呼应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载：“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梁代天文学家虞邝认为文献上记载的这次日食就发生于仲康元年，号称仲康日食。此后历代天文学家如僧一行、郭守敬、汤若望、李天经等都利用不同的推算方法进行过推算，至20世纪80年代已有13种不同的结果。夏商周断代工程同样注意到了这次日食记录，并委托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天文系等单位的吴守贤、周洪楠、李勇、刘次沅等学者进行推算，以考察夏年。

　　吴守贤等专家用现代方法，并使用最新的太阳和月亮历表对历代天文学家的13种说法进行核算，发现每一种说法都存在问题。最后专题组将文献记载的“季秋”这个天文学概念，设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间，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50年至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共有11次，其中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4次可以作为夏初年代的参考。

　　至此，关于夏代年代学研究的三条主要途径即：文献记载中的夏代积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14C测年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等已全部完成。那么夏代到底起始于何年，又终止于何年?由于夏代总积年已被工程专家组根据文献记载选定为471年，只要找出夏朝灭亡的那一年，再由这一年上推471年便是夏朝的始年。根据“工程”关于商代年代学专家们的研究结果，选定夏朝灭亡、商朝建立之年为公元前1600年。那么以公元前1600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应为公元前2071年，这个年代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因此，工程专家组为取整数，定公元前2070年为夏的始年。

　　至于这个夏商分界之年，也就是公元前1600年是如何推算出来的，且听下回分解。

文如玉

夏商界标的论争

　　夏代纪年已有结论，接着要叙述的是商代纪年的推定。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设置，整个商代以著名的殷墟文化为界，分为商前期和商后期两部分，每一部分各设几个小的专题。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属于商前期的重要遗址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和东先贤遗址等。如果以上述遗址的发掘和分期研究为基础，就可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当然，在这几处遗址中，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又是主要研究探寻的对象，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两座都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才能确立夏商文化的分界。

　　前文已述，关于二里头遗址文化一、二期之间，二、三期之间，三、四期之间，四期与郑州二里岗下层之间等等，到底哪里是夏商文化分界的争论，在1997年11月于河南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上，专家们通过对实物的观察，普遍趋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也有个别人表示到死的那一天也不与其他学者共识）。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已不存在商文化的问题了。那么最早的商文化在哪里?郑州商城或偃师商城哪一个是夏商划分的标志?随着问题的提出，学者们在将目光集中到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这两座文化遗址的同时，也围绕上述问题再度展开了激烈争论。

　　“工程”开展不久，为便于14C测年研究，“工程”首席科学家专门安排考古人员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某些区域进行了发掘，提取了具有典型性的含碳标本。就在这次发掘中，偃师商城的考古人员在原来大城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一座南北长约1710米、东西宽约740米的小城。小城内外有壕沟、道路、墓葬、水沟、灰坑等遗迹。从发掘的遗迹、遗物看，小城明显早于大城，大城正是在小城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尤其在小城内宫殿区北部发掘出的一条大灰土沟，时间跨度几乎涵盖偃师商城所有时期，这一发现对其早期遗存面貌的认识和对城址性质的正确判定起到了关健性作用。据此，“工程”专题组成员、偃师商城的发掘者杜金鹏、王学荣等考古专家认为：小城的规模不是很大(面积约80多万平方米)，并不构成否定其为早商王都的理由。小城的狭小和在建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仓促与简陋，以及在城墙设计方面所具有的浓厚的军事色彩，应与商汤灭夏之初，为了镇抚夏遗民、巩固统治权而在夏王朝的腹地傍临夏旧都新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时所面临的政局不稳，人力、财力匮乏等情况正相符合。相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若商汤能在河洛地区迅速建筑起一座规模庞大的城池，倒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值得注意的是，小城城垣、宫室以及墓葬朝向等特点，与郑州商城、黄陂盘龙城、安阳殷墟的商代建筑是一致的。根据学术界的共识，二里头文化的大部分属于夏文化，偃师商城的建造是夏商文化的一个界标。那么偃师商城小城属于商文化遗存，显然是没有疑问的了。……综上所述，偃师商城小城应为早商时期的王都遗址。联系到小城的地理位置正与史传汤都西亳的地望相符合，小城在二里头遗址之近旁突然拔地而起，以及小城与二里头遗址(从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间一兴一废的更替，使得我们有较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考古学事实正是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说商汤灭夏“作宫邑于下洛之阳”的最好注脚。这是划分夏、商文化的一个重要界标。

　　针对偃师商城这一新的发现，“工程”专门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有的专家认为，新发现之小城可能是同期打破关系，并不意味着小城时间更早，仍坚持郑州商城早于偃师商城，夏商分界的界标自然以郑州商城为准。

　　坚持郑亳说的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认为，偃师商城小城刚刚发掘，所出遗物很少，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而且关于偃师商城的认识与发掘材料出入较大。小城的断代没有确凿依据，大灰沟最早一期的地层单位与城墙没有关系。从已发掘的材料看，偃师商城也不会早于郑州商城，故不能以偃师商城为界标。如果14C对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所提供的含碳标本测得正确，有可能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会在以上三个遗址的测年比较中得到解决。如果14C测年证实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年代相差不大，那么以这两个城共同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也是可以的，但偃师商城不能作为惟一的界标。

针对邹衡的观点，杜金鹏就偃师商城的情况作了三点说明：第一，偃师商城的发掘并不像邹衡所说的那样糟糕，其地层是清楚的，大灰沟出土的遗物也是清楚可辨的，灰沟第一段出土的遗物以二里头文化因素居多，第二段遗物单纯，主要属于商文化因素。第二，偃师商城的分期是在很多专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的，现在的分期根据新的地层关系早晚搞得更加细致可靠。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请了专家前来考察、把关，应该说，我们的工作是被学术界认可的。第三，关于偃师商城的年代问题，最早的那个小城，我们在1996年就发现了线索，1997年开始发掘，所出的材料确实不算多，已尽可能地将材料发了简报。但在小城中发现有墓葬、墙、水沟之间的关联关系，大灰沟在宫殿区，周围有墙，可能也是建筑遗迹。它在第一、二段使用，四段时被填平，此时在其北面出现了石砌的水池。另外，发掘的宫殿遗迹有五个在第二段使用，第三段时扩建，此时又出现了大城，这也可作为旁证。

　　针对杜金鹏的说明，曾参加过偃师商城发掘的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王巍补充道：“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还没有得到直接证据，但现在至少证明小城比大城早。尽管目前尚不能证明城墙本身早到第一段，不过可以结合城内的遗迹关系相互证明得出结论。小城范围内的最早的遗迹是大灰沟一段的，其遗迹与四号宫殿共用一墙，两者可能有必然的关系，而不是像邹衡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关系。”

　　关于夏商文化的界标问题，王巍对杜金鹏等人的观点表示认同，并指出在郑州商城要区分先商、早商文化是困难的，而偃师商城出现于夏都二里头附近，它的出现应晚于夏的年代，进入了商王朝时期，所以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应近于夏商文化的分界。这个观点，同样得到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玉彬的支持。杨玉彬认为，夏商文化如果要定界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偃师商城，因为偃师商城比郑州商城的工作更扎实，前者作为夏商的界标更明了，也易被学术界接受。

　　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底谁早谁晚、谁有资格充当夏商界标问题的争论，“工程”专家组成员、考古学家殷玮璋颇不以为然。他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考古学界干了些什么事呢?就是为郑州商城早还是偃师商城早而进行争吵，而这个争吵是没有结果的。你说这个早，他说那个早，有什么凭据?是不是偃师商城就比郑州商城一定要早，那郑州商城以后再发现早的遗址怎么办?这种争论把我们的精力挪到了不应讨论的问题之中，恰恰忽视了或者说没有把我们应该研究的东西抓起来。1995年在偃师召开商文化讨论会，这个会议由我主持，有许多专家参加，会上大家依然是争论不休。当时仇士华先生对我说，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底谁早的问题，14C测年可以解决，如果14C测年出来，我想这就有了依据。事实上，大家都坐在家里讨论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就考古学的角度而言，必须对一座都城挖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把这个遗址的情况了解清楚。否则，讨论来讨论去总是没有抓住根本，没什么意义。”

　　至于能否用都城作为夏商界标的问题，殷玮璋也有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看法，他说：“我不同意用都城来解决夏商分界问题，考古学上的断代必须用考古本身的方法来解决，用考定某个都城的方法是解决不了考古学上的问题的。文献上记载着亳，你就说这个都城是亳，有什么证据?你找的那些证据许多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当然，这个假设是允许的，但必须在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再作第二个推论。可有些学者不等这个假设予以证实，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连串的假设都出来了，看起来头头是道，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惜考证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这是超前意识，凭空想象，而科学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由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之争，牵涉到二里头文化的分期问题，殷玮璋讲道：“我认为二、三期之间有非常突出的变化，从出土的陶器来看，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但邹衡先生就是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二、三期之间有变化，但太少，是量变，不是质变。试想一个朝代的变迁，在文化上不可能是突变。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才搞了北京十大建筑，现在看到的高楼大厦，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许多生活用品也是慢慢地淘汰、更换，没听说在毛主席率大军一进城，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个人把自家的锅碗瓢盆全砸了。如果有这样的人，也是个神经病患者。即使你砸了，想换新的，工厂也一时造不出来。”又说：“再如秦始皇灭六国，实行天下统一，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你在六国之内很难找到秦的历史影子。这就证明朝代的变更跟文化的变更是不同步的。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等人提出要建一个新都，结果毛主席把梁思成批了一顿。按理说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开辟了历史新纪元，是一个历史伟人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了，他为什么不去建个新都?这就说明一段历史或一个朝代的更替并不意味着就要建都。历史上也是这样，当一个王朝诞生后，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要轻徭薄赋，减租减税，不可能立即劳民伤财地去建新都。可以说，历史上几乎没有一座都城是由于改朝换代而建的，都是由于一些更复杂的因素决定的。如商代盘庚迁殷这个事件，在迁都之前，盘庚将官吏、百姓召来好一通训话，他说他是为了大家的好处而决定搬家，如果你们不同意搬，我就怎样怎样，又是利诱，又是威胁等等，这就证明要迁一座新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再例如，周灭商之后，商王还在哪里管理他的臣民，周王派两个弟弟在一旁监视着他。周朝本身也没有因为把殷灭掉了就又建一座都城。所以新建都城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的分界线。换句话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无论谁早谁晚，都不能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

　对殷玮璋的论点，偃师商城的发掘者、夏商周断代工程“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负责人杜金鹏表示不敢苟同。他认为偃师商城大城与小城的发掘，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了分期的坐标，且是惟一的坐标。杜金鹏说：“按照以邹衡为代表的郑亳说的观点，郑州商城作为商的老据点，如果建城，在夏朝灭亡前就已建立，那么这个城就应属于和夏代平行的先商时期。当灭夏的战争爆发后，商人是从河北一带到郑州，然后再到偃师。而灭夏之后，商人又回到了郑州，回去后的商人造没造城，什么时候筑造很难准确地下结论。但偃师则不同，由于和二里头相隔十余华里，不灭夏就不可能造城，可以说偃师商城肯定是商人灭夏之后建造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建造的，通过发掘和对城墙的解剖，我们发现偃师城墙中都包含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片，且这些陶片是二里头二期或三期之中的，绝对没见到二里头四期的陶片。这个现象就有一个反证，证明偃师商城不可能早于二里头三期，只能晚于三期，应是建于二里头四期之时。”如果证明二里头四期后半段确是商文化，再将王朝灭亡这个时间差考虑进去，则二里头三、四期的中间就有可能是真正的商灭夏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分界。

　　“但问题是”，杜金鹏又说道：“发掘实物就在这里放着，偏偏有人说早，有人说晚，没办法了，我说实物就在这里摆着，你还不统一认识吗?肯定方法上出了问题，如果大家都是一种方法，一种逻辑，是可以有个统一认识的。有的学者反对用都城作夏商的界标，认为应该用考古学文化分期来划分夏商是最准确的，但这个方法就更麻烦，更说不清、划不明。如殷玮璋先生一直坚持不放二里头二、三期划分法，郑光先生坚持一、二期划分法。按殷先生的观点，认为二、三期东西不一样了，不一样就是夏商分开了嘛!照这个说法，郑光先生的观点就更对了，他说一、二期的差别比三、四期的差别更大呢!夏商就更应该在一、二期之间划分。我们以前也是这种逻辑，也是这种方法，但后来放弃了。为什么放弃呢?因为殷先生说的那个方法是软性的，夏商本来是邻邦，你居西南边，我住东北边，且有一段时间商臣属于夏，是夏的附属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文化交流是很密切的。既然如此，在二里头文化中出现商的东西完全可能，也是属于很正常的事情。不过这个现象也存在一个标准问题，比如说二里头文化中出现多少件商的东西算文化交流，出现多少件是王朝更替?是50件还是100件?这就是软性的，难以说清楚。而以城邑作标准，就是硬性的。我们从软的标准退守硬的标准，是因为软的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些个公公婆婆们争论了十几年仍没有结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当媳妇的不得不退到这个硬的标准上来。如果按殷先生坚持的那个方法，再争论50年恐怕还是没有结果，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说的对，别人说的不对，卖瓜的不说瓜苦，只说瓜甜。你说二里头出了商的东西，他说是文化交流，别人又说是王朝更替，这样势必坠入一个模糊不清的迷宫。这样的争论包括二里头宫殿的废弃也基本相同。有人说，你看这宫殿都废弃了，夏王肯定是被赶下台了，宫殿都没有了，他还能在这里继续称王称霸吗?但也有人反过来说，这本来就是个土台子，没灭亡也到了应该倒塌的时候了。有的人又说，北京故宫400年没修过，也可能哪一年地震它就趴下了，但这能说王朝灭亡了吗?这样的标准自然又属于软性的了。赵芝荃先生原来也将二里头宫殿废弃作为夏朝灭亡的一个条件，但这只是辅助性的旁证，惟一的标准还在偃师商城。夏朝不灭亡，商人不可能在其旁边筑城，而商城崛起了，标志着夏朝已经完蛋，此时正是二里头宫殿废弃之时。两个条件相互对应，才说明事情的真相。如果没有偃师商城的崛起，单靠一座宫殿的倒塌就企图证明夏朝的灭亡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当然，以偃师商城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不是单纯的王朝更替这个事件的标志，只是文化分界的标志。商灭夏之后，不可能马上就兴建一座城池，这里有人力、物力和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其间必有一个时间差问题。这个时间差是3年、5年，还是10年、8年，考古学本身无法解决。但除了考古学以外，其他任何一种方法也无法解决，包括精密的天文运算也无能为力。除非发现像殷墟甲骨文那样的文字记载，但这个发现希望是很渺茫的，因此这个难题也只有靠偃师商城来解决。换句话说，偃师商城就是夏商分界的界标。”

　对于杜金鹏提出的软性与硬性的划分观点，殷玮璋依然颇不服气，他说道：“什么是硬性的标准?通过发掘所发现的材料才是硬性的，划分夏、商的标准要用材料说话，而不是笼统地用一座城衡量，只有将发现的材料哪个属于夏，哪个属于商，准确地划分出来，才能说其他的问题，否则是无从谈起的……”

　　尽管学者们对夏商分界各自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并围绕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到底谁早谁晚，谁更有资格充当界标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是，就以上两座商城而言，它们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遗址，其始建年代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这一个大的框架，学者们并无争论。鉴于此，只有依靠14C测年来了结这段争论了十几年的公案。

文如玉

　　无声的结局

　　根据“工程”专题人员杨育彬等考古学家的划分，郑州商城的商前期文化分为四期，在四期之前，是被直接压在商城城墙下的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洛达庙类型遗存。各期的14C测年数据见下表：

　　1997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在河南省郑州和偃师召开。会议期间，“工程”研究人员仇士华、殷玮璋，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询问有没有现成的可供14C测年的木炭标本。河南方面的考古人员回答说，在仓库里保存着一根完好的井框圆木可以测试。这根后来编号为T1J3的圆木，属于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一期的遗物，当仇士华、殷玮璋见到时，只见这根圆木不但保存完好，更可喜的是木头的外皮还保留如初。于是，仇士华就从这根圆木的最外轮开始，每隔几轮向里取一个样品，直至成为一个系列，带回北京进行14C测年。结果得出圆木最外轮的年代为公元前1408—前1392年，这个数据应是该井的建造年代。若以这个数据和所测的二里岗上层一期其他的样品对比，发现其年代基本相合，从另一个测面证明了郑州商城14C测年范围的正确性。

　　从14C测年数据可以看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基本相同，都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数据，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底谁早谁晚的争论，在持续了十几年之后，总算宣布暂告一个段落了。只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底谁有资格充当夏商分界界标的问题依然没有达成共识。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工程”专家组根据两座都城的性质和14C测年数据，在《1996—1999年“工程”阶段性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中，作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并存，其始建年代都是夏商分界的界标”的结论。对这个结论，在1999年9月24日至26日，由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程”阶段性成果学术报告会的讨论中，部分与会学者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曾长期主持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后又主持偃师商城发掘的考古学家赵芝荃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简稿》把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作为夏商的分界是不妥当的，不能因为在郑亳说和西亳说两者之间难以做出取舍，就把这两座商城都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从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土器物来看，偃师商城应该早于郑州商城，因此，偃师商城才是夏商分界的界标。”这个意见得到了部分与会学者的赞同。

　　由赵芝荃等人的意见又引发出与会者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座城同时作为界标不大可能，因为这两座城显然不会是同一年兴建的，总会有先有后，在哪个城先建、哪个城后建的问题上，还是尽量说清楚，确定一座城作界标为好。到底选哪一座，这要看它们各自具备的条件而定。另一种观点认为“界标”这个词的概念应该界定一下，如界标的标准和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遗迹或遗存才可以作为界标?这些问题都应该首先说明。因为界标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标尺，定了一个上下限，这个城哪一年建成就应该是商灭夏的年代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商灭夏以后并不是马上去建这座城，而且很快就建成了，它有个相当的过程。界标充其量只是说跟商汤灭夏的时间比较近而已。尽管接近，但毕竟还要差几十年。所以简单地用“界标”两个字，容易混淆概念。

　除以上两种观点外，山东考古学家张学海认为，诸如郑州二里岗下层这样的概念，应该看成是考古学文化的界标，而相关历史事件的界标最好是以某一墓葬或其他某一具体的遗迹为界标比较合适。

　　对于“界标”这一概念的解释，“工程”首席科学家仇士华认为，《简稿》中之所以这样称，是表示一个时间段。他认为这个时间段是可行的，只是“界标”这个词需要重新斟酌，如果不合适，那就不要再用，以免引起概念上的混淆。会议之后，“工程”专家组根据学者们提出的意见，将“界标”之说弃之不用，并将前面提到的一句话改成“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规模的遗址，其始建年代应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经过了这一番车轮大战式的折腾，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界标”之争，最后以抹掉“界标”二字划上了句号。呜呼！

　　继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后，按照考古学文化序列排比，便是小双桥和花园庄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遗址。

　　据郑州考古工作站发表的简报说，小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北约20公里的石佛乡小双桥村和于庄村之间，坐落在一片比周围略高的平坦台地之上，海拔高度105米左右。北依索须河，遗址北部地势较高，向东、南渐趋低平，为平缓的冲积平原，遗址南部有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引黄入郑渠从西向东穿过。土壤以褐色黏土、潮土为主，附近有索须河等水系。从考古人员掌握的资料看，该遗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4)0米，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在0．50—2．0米之间。郑州考古工作站的宋国定等考古人员，于1990年元月开始对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之后又对重点地区进行了多次钻探和发掘，发现该遗址总面积达144万多平方米，有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础、祭祀坑和青铜冶铸遗存。

　　从整体上看，小双桥遗址延续时间较短，在年代上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二期。关于小双桥的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商代中丁所迁的隞都；另一种认为是郑州商城使用期后期商王室的祭祀场所。关于该遗址的文化分期与14C测年见后表。

文如玉

　　洹北商城的重大发现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距安阳市老城北约3．55公里处的洹北花园庄及其相邻的三家庄、董王渡村一带，屡有商代文物出土。历年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1996年，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开始着手在洹北花园庄村一带进行钻探，并发现了遗址线索。1997年，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安阳工作队正式对遗址开方发掘，揭露面积136平方米，获得了首批较为丰富且地层关系明确的科研资料。1998年，围绕1997年的发掘地点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密集布孔钻探。钻探表明，遗址规模不少于150万平方米。其分布范围包括今三家庄、花园庄、董王渡、韩王渡、屈王渡等5个自然村。通过钻探得知，上述几次考古发现，实际是同一遗址不同地点的遗存。钻探还查实，遗址的核心部位分布有大面积夯土建筑，遗址内绝大多数地点的文化层堆积较厚，而且包含的文化遗物十分丰富。这一钻探成果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99年10月至12月，安阳工作队考古队刘忠伏等学者再次在洹河北岸钻探，终于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商代城址。城址位于著名的殷墟遗址的东北外缘，与1961年国务院划定的殷墟保护范围相毗邻且略有重叠。整座城址深埋于现今地表2．5米以下，平面近方形，方向北偏东13度。从试掘情况看，城墙系夯筑而成，基槽的横截面呈锅底状，宽约10米。经钻探，城址四面城墙的长度都在2000米以上，城的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远远大于郑州商城。通过对城址进行局部解剖和从出土器物分析，其遗址的主体堆积显然属于中商时期，晚段遗存属于学术界原来所划分的殷墟文化一期偏早，约当盘庚、小辛、小乙时代，早段遗存则略晚于郑州小双桥遗址。

　据文献记载，整个商代自成汤以后的都城迁徙，《竹书纪年》记了5处：嚣、相、庇、奄、殷。《尚书序》记了4处：嚣、相、耿、殷。《世本》记了4处：隞、相、邢、亳。《史记·殷本纪》与《世本》相同。由于商代最后一个都城可以确认至少是武丁以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又同为早商都邑(亳或隞)，故洹北花园庄商城遗址的发掘者认为，若文献不误，中商时期应与河亶甲居相、祖乙居邢(耿或庇)、南庚迁奄或盘庚迁殷相涉。

　　对此，遗址发掘者杨锡璋、徐广德、刘忠伏、唐际根等考古学家推断，关于商王祖乙居邢，文献记载与安阳无关。从考古资料尤其是近年的新资料看，祖乙之“邢”应当在今天的邢台西南曹演庄、东先贤一带。南庚迁奄的有关文献也与安阳无干。且南庚徙都可能时间极短，未必能够从考古遗存中辨析出来。因而若论洹北花园庄遗址的性质，要么是“相”，要么是盘庚所迁之“殷”，要么它只是一处大型中商邑聚。

　　据《尚书》、《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商代后期商王盘庚曾迁都至“殷”。随着安阳小屯甲骨文被学术界发现并成功释读，特别是王国维发表了两篇著名论文以后，多数学者认为殷墟已经找到。科学发掘小屯遗址的发掘报告公布以后，学术界皆笃信以安阳小屯为中心的面积约24平方公里(后改30平方公里)范围曾是盘庚所迁之“殷”。

　　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员注意到，数十年来小屯“殷墟”发现的主体遗存均属商王武丁至帝乙、帝辛时期。武丁以前盘庚、小辛、小乙等数王时期的遗存甚少且规模很小，远不能与王都遗存相提并论，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怀疑小屯殷墟是武丁所迁之都而非盘庚所迁之“殷”。

　　由于殷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非凡地位，关于殷墟遗址性质的讨论，并不单纯是商史研究的问题，也是整个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所瞩目的大事。洹北花园庄遗址的勘探与发掘，为澄清小屯殷墟究竟是盘庚迁殷还是武丁迁殷的历史之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遗址的发掘者唐际根等根据出土资料，大胆提出了一个假说：“洹北花园庄遗址是盘庚所迁的‘殷’；小屯‘殷墟’虽确为商代后期都城，但实非盘庚、小辛、小乙三王所居，而是武丁以后各王都邑所在。”这一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小屯殷墟迄今一直未能发现早于武丁的宫殿基址、王陵，以及不出武丁以前甲骨卜辞的疑团。由于洹北花园庄遗址的地理位置也在洹河附近，这一解释同样也可符合《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

　　唐际根等人弄出的这个假说，如同羊群里突然窜出一只黑驴，令学界大哗。有的学者拥护，有的表示反对，有的如坠九霄云雾，不知其所然与所以然。但无论如何，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那就是洹北花园庄商城的发现，是中国近百年来商代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从区域研究的角度看，洹北商城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殷墟作为商代最后一处都邑出现于洹河岸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及洹河流域古代聚落的发展演变规律。同时还为完善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框架提供了关键性资料。在过去的考古工作中，虽然有学者意识到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可能还存在时间缺环，但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予以证明。洹北商城的发现，不仅以确凿证据证实了该缺环的存在，而且提供了能够对该缺环阶段进行考古分期的实物资料和地层依据。这个发现对于确立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商年框架无疑产生重大影响。

　　除洹北商城外，另一个被“工程”列入14C测年的东先贤遗址，位于邢台市西南郊约3公里的东先贤村附近。据考古调查，遗址被东先贤村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村北部分已知面积近10万平方米。整个遗址商文化可分为五期，以考古学划分的H15和H34为代表的东先贤一期的年代晚于小双桥遗址，而与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的年代大体相当。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小双桥、花园庄和东先贤遗址出土的系列样品进行AMS测年后，其拟合结果如下：

　　据《竹书纪年》、《尚书·序》、《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盘庚迁殷前的商代前期，有成汤居亳、中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以及南庚迁奄等都城变迁。由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故“工程”专家认为郑州与偃师两座商城分别为汤所居之亳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宫邑”，亦即“两亳”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其他如小双桥、洹北花园庄和邢台曹演庄、东先贤等大规模商前期遗址的发现，无疑也为推定中丁迁隞等都城的地望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工程”通过对上述遗址的分期和14C测年研究，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其排序为：

　　第一期 以郑州商城C1H9、偃师商城宫城北部灰沟最底层(如96YSJlT28⑧、⑨、⑩)为代表；

　　第二期 以郑州商城ClHl7、偃师商城8611D5H25为代表；

　　第三期 以郑州商城C1H1、C1H2乙、偃师商城85YS5T1H3为代表；

　　第四期 以郑州白家庄第二层、小双桥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代表；

　　第五期 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97G4、98AHDH11、99AHDM10和邢台东先贤遗址一期98H15、H34为代表。

　　以上五期文化序列的建立，为推定商前期的年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工程”课题的设置，建立商前期年代学框架三个主要依据的研究已基本完成，那么从商朝建立到盘庚迁殷这段历史的年代跨度是多少?它始于何年又止于何年呢?要推算出结果，首先要对文献记载的商代积年加以比较研究。根据此前罗琨等学者对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的成果，先秦及汉代文献关于商代积年的记载主要有：

　　《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鬻子·汤政天下至纣》：“汤之治天下也，……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易纬稽览图》：“殷四百九十六年。”

　　《汉书·律历志》引《世经》：“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年。”

　　“工程”专家组认为，《世经》记载的629年，不见于先秦文献，是汉代刘歆据三统历推算出来的，不足凭信。

　　古本《竹书纪年》等书记载的496年说，因《竹书纪年》明确记载是29位王的积年，不足《史记·殷本纪》商代30王的数目(如计入未立而卒之太丁为31王)。中国现代著名史家、考古学家陈梦家通过对古文献研究后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引述《纪年》者所加的说明，《纪年》原文可能如《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汤数至文丁(文王受命)是29王，没有帝乙、帝辛。据“工程”专题人员常玉芝等学者对晚商祀谱的排比，帝辛在位30年(公元前1075—前1046年)，帝乙在位26年，二王共在位56年，故商代总积年当为496+56=552年(含1046)，若将伐桀之年计入，则为553年。也有学者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指从汤至帝辛即位，29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太丁和帝辛。如是，则商积年为496+30(帝辛在位年数)=526年。《鬻子》记载的576年与553年接近，《左传》所说的“载祀六百”可理解为约数。

　　专家们认为，可以用于“工程”的商代积年有三说较可信，一为《鬻子》的576年说，二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陈梦家解释的552年说，三为另一种解释的526年说。由于“工程”已从“武王克商研究”这一课题的成果中，选定周武王灭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那么以这个数字为定点，分别上推三说的商代积年，可得到公元前1622年、公元前1598年和公元前1572年三个数字。根据此前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的14C测年研究，已得结果为公元前1600—前1560年之间，这个时间段与以上三说基本吻合。有鉴于此，工程首席科学家研究决定，商的始年就在这个框架中取舍，并首选公元前1598年。为取整数，定为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1600年作为夏商分界之年，在回答了前面已经叙述为什么夏代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1600年加夏代积年471年，取整数为2070年)。同时，也有一个关键的数字需要交待，这就是建立商代始年基点的历史上著名的武王克商之年——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在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如果武王克商，也就是说商朝灭亡、周朝建立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得不到建立和确定，夏商的年代学体系就不可能较准确地建立起来。当然，在武王克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有关商代后期的历史脉络和各王年代还是要先行说明的。这就面临着要解开又一个历史年代学之谜，即历史上著名的盘庚迁殷事件到底发生于何年?

文如玉

帝国的荣光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划分方法，商代后期是自盘庚迁殷开始至商朝灭亡这一历史阶段，而作为分界的遗址性标志就是著名的安阳殷墟。

　　纵观殷商的兴亡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都邑频繁迁徙，汉代张衡曾概括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这里说的“前八”是指成汤建国前之八迁，“后五”则为成汤建国后之五次迁徙。关于成汤之前八迁的具体去处，已无明确的文献记载，现代史学巨擘王国维曾对此作过考证，指出了“八迁”的具体方位，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和考古学上的证实，自然难成定论。成汤之后的“五迁”，虽有文献记载，但又不尽相同，如可信度较高的三种文献《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殷本纪》，其记载就有差异，参见下表：

　　由于文献说法不同，汉代之后的研究者也就众说纷纭，难有一致的结论。不过这个争论主要针对各王迁徙的具体方位而言，对总体上的“后五”并无非议。

　　盘庚迁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关于《盘庚》三篇颇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章，司马迁没有转载，却在《尚书》中保存了下来，由此成为研究殷人特别是盘庚迁都的惟一的重要依据。

　　无论盘庚迁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举动本身却成为整个殷商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人屡迁”的动荡生活的终结，同时也使长期处于低迷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现了“殷道复兴”的局面。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局面的出现，才有了后来包括盘庚在内的8世12王270余年商代历史的延续。

　　其8世12王的世系如下：

　　随着商周更替，世道轮回，至迟在秦代，盘庚所迁的殷都已成废墟，具体地望和位置渐渐不被人所知，直到甲骨文被重新发现和释读，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筹备时，首先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并于西北岗王陵区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属祭祀坑。1958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安阳考古工作队，1959年又设立了工作站，开始对殷墟进行长期的连续性发掘和研究。

　　从1958年至1966年，安阳考古队在保护区内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发掘了部分铸铜遗址、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圆形祭祀坑、车马坑等遗址。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殷墟的发掘被迫停止，直到1969年才恢复工作。在之后的30年中，考古人员对殷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及遗物，尽管“文革”风潮特别是后期批林批孔等政治风浪，对殷墟发掘造成巨大冲击，但工作还是艰难地维持了下来。“文革”结束后，殷墟发掘总算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随着妇好墓的发现，使殷墟再度震惊寰宇。

　　1976年，著名女考古学家郑振香率领考古人员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约100米处，发现了妇好墓。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葬未设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筑基址的痕迹，据发掘人员推测，可能是一座用于祭祀的墓上建筑。由于此墓埋压在殷代文化层之下，受到自然条件的保护，因而虽历经几千年沧桑而未遭盗掘。墓中除发现16个殉人和6只殉狗外，还出土了铜器、玉器、骨器等极其珍贵的文物1928件，其中铜器的总重量达到了1625公斤。在21O件青铜礼器中，不少器类都是前所未见的重器。而大多数礼器上都铸有铭文，为考证墓主身份、墓葬年代，研究随葬品的组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妇好墓是惟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并确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有专家认为妇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辞中所称的“妇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庙号“辛”，即乙、辛周祭祀谱中所称的“妣辛”。

　　自1928年殷墟首次发掘，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历史时期，有数十座宫殿遗址、10余座陵墓和10多万片甲骨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铜、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发掘出来，其数目之多、种类之齐全，是其他任何遗址都无法匹敌的。殷墟的发掘不仅对中国新史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专门围绕殷墟文化设置了“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的课题，并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殷玮璋具体负责。同时根据“工程”提出的“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的目标，特设了“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参与、主持殷墟发掘多年的杨锡璋负责。

　　杨锡璋和徐广德等考古学家积殷墟几代学者70年发掘、研究之经验，在前贤的基础上加以研究，将殷墟文化分期进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对应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

　　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

　　分期划定之后，杨锡璋、徐广德、唐际根、刘忠伏等专题组人员，着手从历年发掘所积累的资料中选出部分样品，并于1997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坟南地和东南地作了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50余个含碳样品。但是，当这些样品送往北京后，仍然不能满足14C测年的需求，特别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样品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于是，“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研究，决定继续提取样品，并派出课题组负责人殷玮璋和14C测年专家仇士华赴安阳，和专题组的杨锡璋等考古学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取样方式，并抵达洹北三家庄等地考察选点。

　　专题组人员在安阳考古工作队队长唐际根的安排下，于1997年秋—1999年秋，在殷墟的三家庄东地、花园庄西地、董王度西南地及其他几个地点作了不同规模的发掘，获得了一批含碳样品。经过3年的努力，专题组从殷墟12个地点共采集含碳样品111个，基本满足了14C测年的需要。鉴于发现材料的增多，专题组将原来所划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称“三家庄阶段”，并从第一期中划分出来。原第一期晚段改称第一期，并据此推定为武丁前期遗存。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就在专题组人员为寻找样品在洹水北岸几个地点勘查与发掘过程中，偶然发现了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垣。这是整个20世纪发现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震动。殷墟发掘70余年来，无数学者曾苦心积虑、疲精劳神、孜孜探寻而不得的殷墟城垣，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而在洹水北岸发现，这一重大成果，无疑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多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

　　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作常规14C测年后，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

　　从14C测年数据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为公元前1370年，最晚为公元前1036年，一期文化与四期文化之间的总跨度为334年。尽管上述每期的年代范围是否就是它们的实际年代，此时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证实，上述年代序列与分期序列完全一致，没有出现祖孙颠倒的现象。至于这些年代能否同其他的年代衔接和匹配，并不发生矛盾，当然还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来验证。

文如玉

　　殷墟甲骨的测年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长达一个世纪里，甲骨文出土约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34844片。而自殷墟科学发掘之后，对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科学而深入地展开，一时名家辈出，大师云集，遂使甲骨学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要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当第三次殷墟发掘的第二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大连坑”内出土了“大版四龟”。董作宾对这十分难得的材料进行了长时间的细心研究，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论文《大版四龟考释》，从而奠定了甲骨文断代体系的基础。

　　1933年，董作宾又将其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之于世。这篇洋洋十万言的宏文，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它标志着甲骨文的研究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董作宾在《大版四龟考释》的基础上，经过深入、严谨的研究。创立了科学而缜密的甲骨文断代体系，这就是通行半个多世纪的著名的“十项标准”和“五期”说。所谓十项标准，即：

　　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法，9．字形，10．书体。

　　根据这“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墟200多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个时期，即：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在时流亡日本东京的郭沫若，看到董作宾的断代体系后给予了高度评价：“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郭沫若对其贞人说尤为推崇：“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

　　新中国成立后，殷墟甲骨仍在不断出土。 1973年，考古人员在小屯南地发掘中又发现刻辞甲骨5335片，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辞卜骨近百版。这批甲骨出土时多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91年秋，考古人员在花园庄东100多米处发现了一个甲骨坑，编号为花东H3，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刻辞甲骨579片。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其中完整的刻辞卜甲达300多版。刻辞内容较为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者根据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共存陶器及卜辞内容判断，此坑甲骨属武丁前期。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把中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但甲骨文绝大多数属于卜辞，也就是说是王或王室贵族占卜向鬼神询问吉凶的文字记录，要单纯依靠甲骨文恢复商代社会的原貌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建国后，陈梦家等甲骨学者在董作宾提出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的基础上，将甲骨文进一步分组，凡属于同一位贞人所占之卜辞，都归为一组，如宾组、历组、黄组等，并建立了区分其年代先后的学说。新的研究表明，甲骨年代并不完全按照王世划分，有时可以跨越两王，如以前被认为是武丁甲骨的宾组卜辞，实际上可以下延到祖庚之世。这些甲骨分期的新成果，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准确判定甲骨月食的顺序，进而回推其年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比较成熟和准确的分期断代标准，选择分期明确、有断代价值的卜骨，利用高精度加速器质谱计进行系列14C年代测定，就成为一种可能。

当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时，专家们就已考虑到利用加速器质谱仪对殷墟甲骨进行测定的方案。经过反复论证，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案终于得以实施。

　　“工程”对殷墟甲骨测年所设置的目标是：用改装后的加速器质谱仪，对各期、各组有字卜骨进行测年，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研究，将测得的数据转换成日历年代，进而排出商代后期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同时，工程对样品的选取条件制定了五条严格的标准：

　　一、卜辞中有称谓，时代明确者。

　　二、有天象记录(如日、月食)者。

　　三、有年祀者。

　　四、有重要贞人或重要事件者。

　　五、地层关系明确者。

　　在以上诸多条件中，至少符合其中之一，方可入选。

　　殷墟出土甲骨多达15万片，要从中选出符合以上条件者，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这次选择不是直接到甲骨的收藏处一件件查找验看，而主要是依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甲骨文合集》这部著作进行查寻。《合集》共收集甲骨41596片，编排体例依照学术界通行的五期分期法，将甲骨文资料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武丁时期；第二，祖庚、祖甲时期；第三，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武乙、文丁时期；第五，帝乙、帝辛时期。

　　由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门负责“文献资料库”专题的罗琨，以前在历史研究所参加过《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对有关情况比较熟悉，“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甲骨文样品的收藏处所由罗琨提供，而具体的选取任务，由社科院考古所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家负责完成。

　　对照书中的甲骨拓片，刘一曼、曹定云等学者经过一个多月认真的核对，缜密的筛选，严格的鉴别，终于选出了300多片符合条件的甲骨。但在这300多片甲骨中，许多条件优良者并不在国内，它们被分别收藏于英国、日本、美国等地。如甲骨文所记录的天象，比较明确的可用以定年的是五次月食卜辞。其中，乙酉夕和己未夕■庚申两次月食记有月名，是“工程”研究的重点。乙酉月食两版都是龟腹甲，庚申月食既有月名和月食的时间范围，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食的测年对“工程”就显得格外重要。但遗憾的是，两片月食记录的甲骨均藏英国的博物馆。显然，要让这些国家和地区收藏的甲骨拿出来测量是不现实的。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国外和台湾等地收藏的甲骨。经初选、复选，最后确定利用保存于国内的150片甲骨用以测年。为慎重起见，“工程”利用社科院考古所的甲骨藏品作了取样实验后，对各地甲骨的取样作了严格的规定：1、不伤及刻辞卜骨上的文字；2、不伤及卜骨背面的钻凿痕迹；3、尽量从卜骨不重要的位置如骨臼或骨板下部取样；4、取样部位要修补上色。根据这4项规定，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者先于考古所以无字甲骨试验并取得成功。所用甲骨修复上色后效果很好，不知情者几乎看不出来。这样做的优点是：既不影响原件的研究价值，也不影响陈列与收藏；甚至还因年代的测定，使它的收藏价值更高。工程领导小组专门派甲骨学专家刘一曼、曹定云、黄天树等人，同考古所技术室的文物修复人员一道南下北上，赴各地大学、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等收藏单位提取甲骨样品。按照加速器质谱计的要求，每片甲骨只要取1～1．5克，即相当于指甲盖大小便可满足测量需要。经过和若干个单位多次协商，最后，“工程”派出人员终于采集到107片殷墟文化一至四期的卜骨样品。

　　就AMS测年法而言，无论是测木头还是骨质样品，都要经过事先化学处理这一环节，而对有字甲骨的测定，这个环节就尤其显得重要。为此，工程特设了“骨质样品的制备和研究”专题，由北京大学14C测年制样实验室的原思训教授主持，其主要工作程序为：

　　1．对骨质样品14C测年中的分离与纯化作了深入研究，经前处理分离，纯化得到的测年能够满足高精度测年要求。

　2．建成了用元素分析仪作燃烧、分析与制备装置的AMS测年用C02制备系统。

　　3．建立了4套合成石墨装置。

　　4．研制成功样品气体回收系统。

　　5．至1999年底共制备石墨样品514个，其中断代工程测年石墨样品274个。

　　当上述一系列程序完成之后，再交加速器质谱仪进行测定，所得数据见下表。

　　从甲骨样品测定并拟合后的情况看，所得日历年代与“工程”确立的商后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利用AMS法进行有字甲骨测年，在标志着这门技术为商后期年代学研究做出独特贡献的同时，也对世界AMS测年学科的应用和发展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