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文如玉

　　交相辉映的世界文明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各路专家、学者按照“工程”的规划和各自承担的课题、专题纷纷行动起来。鉴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且这种研究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门设立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以期通过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让所有参与工程的专家、学者深入了解世界古代年代学研究的情况并取得借鉴。由于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必须产生于其他诸如考古、天文、历法等课题的前面，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慎重考虑与讨论，认为只有将这一复杂繁重的工作，交由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纯教授领衔的众位专家，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得知夏商周断代工程特设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并由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承担研究后，林志纯兴奋，顾不得年老体迈，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使命感，率领研究所12位教师和博士生，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立即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并很快完成了关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12篇高质量研究报告。这批研究成果提交夏商周断代工程后，使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一步了解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也拓宽了眼界，增添了见识，受到了启迪，从而促进了各自承担的任务更加科学有效地完成。

　　就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言，从林志纯及其他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当代的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途径，并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主要是14C测年技术)和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总体上适应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中外的条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一、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希腊最早是奥林匹克第一次赛会的举办之年，即公元前776年。雅典则以一年一任的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为界。罗马的标准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据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为最早的纪年。而在埃及、两河流域则处于混乱和模糊状态，没有确切的界标。中国的确切纪年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由以上对比可知，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中国早于希腊、雅典、罗马甚至埃及和两河流域。以中外的确切纪年为标志，在此之前的古史纪年，不只是中国多有歧异，国外也同样是模糊不清，这一点中外是趋同的。就年代学的研究状况看，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汉代刘歆的《世经》开始，一直到清朝，可谓历朝历代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问世。而西方经过小罗马之后，年代学的研究就几乎中断了，近东和两河流域更是如此。但自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随着后来欧洲和西方列强对东方的占领和统治，才引爆了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欧美等国凭着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强势，产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便是中外在年代学研究中的历程和差异。

　　二、文献方面。相同之处在于中外各有文献记录，且这些记录都是真伪掺杂，不甚确切。如国外年代学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书早已不是原来的版本，而是后人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这个本子同中国学者一直使用的《竹书纪年》等文献具有相同的性质，两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不同的方面在于，中国的传世文献多于埃及、两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文献的丰富是中国的强势——尽管这些文献并不是完全可靠。

　　但是，在埃及、两河流域的年表，如《亚述王表》中，它记载了从亚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国后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数，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间的相对年数和全部王朝的总年数。遗憾的是，这些王表大都残缺不全，无法从一个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不过，这些残缺不全的版本，分散为一个个不同的版块，有的版块记有许多个连续的王年，有的版块只记两三个甚至是一个王年。但就整体而言，这些残破的版块是在一个大的框架里

　　面，只要把公元前1千纪中的后半期、中期、前半期的各个王的年代版块对接起来，这些年代就清楚和较为准确地显示出来了。依这种方法对接，亚述王表可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数都很清楚。

　　就中国的文献而言，缺乏的则是如亚述王表这样的版块。正如著名世界诸文明年代学研究者刘家和所言，“司马迁老先生太过于谨慎，他在读《历谱谍》的时候，由于‘古文咸不同，乖异’，他就弃之不要了。若老先生把这些‘乖异’的材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该是多么大一笔财富呵，可他就是不留。于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三代，只有世表，这样，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研究起来就没有人家方便了”。从这一点上看，又是中国文献的弱势。

　　三、材料的互证：古代近东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个国家同时并存，它们的文献与考古材料往往有紧密的联系，研究者可以凭借这个特点，互相对照补充，往往取得令人比较满意的效果。而中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夏商周三代是以中原为中心，各个王朝疆土广袤，与边远地区的联系，不像近东与西方古典时期那样有序和密切。年代学家在采用“同时期参照法”时，其效果就比国外逊色得多。尽管如此，这个材料互证的方法仍然适用于中国。

　　四、考古方面：无论中外，历史年代学之所以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论，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发掘的证明。尽管在田野考古学方面，中国起步较晚，但在建国后的近50年里，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被公认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在这些田野发掘资料中，文字记录都是中外倍感兴趣和重视的凭据。如国外的碑文、纸草或泥版文书，中国的金文、甲骨文等。只是记录这些文字的材质有所不同。国外的文字多记录于石碑和纸草、泥版上，而中国多记录于青铜器、竹简、甲骨上，真可谓大同之中又有小异。

　　正是有了以上这些异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也就注定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范例，而只能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年代学研究条件和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华民族文明的特色，走出一条独到的研究和探索之路。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和手段以及将要获得的成果，在构筑起华夏文明大厦的同时，也必将对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有所启示，并对整个世界历史年代学研究作出非凡而独特的贡献。

　　同国外在年代学研究中极其重视古代文献一样，为了提高研究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负责这一课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杨升南和副主任罗琨。

　　课题组受领任务后，首先要对从先秦至清代文献中有关年代、天象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辑集，建立计算机资料库，供研究者长期检索研究。与此同时，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文献所载夏商周积年、诸王世系、在位年数及编年研究中的定点定位等问题进行异说排比，分析研究造成分歧的原因，判定其中比较接近史实的记载，为夏商西周编年研究和天文年代学研究提供比较坚实的依据。经过罗琨、王贵民、张永山、曲英杰等学者的努力，先后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中，对近400种古籍进行了普查，从中选录出有关三代年代和天象记载的史料总计30余万字，录入计算机，使资料库得以建立并投入使用。负责夏、商、西周编年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凤瀚和北京师范大学彭林教授，在全面汇集有关典籍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关夏、商、西周诸王世系与在位年数、积年的诸种说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辨析，找出了不同说法的分歧所在，说明各种说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时对文献中反映出来的不同的纪年体系进行科学分析，解释其编排依据并加以鉴别，然后将这些研究文献编辑成书予以出版。由彭林主要组织和编辑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以朱凤瀚主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两部专著，为整个夏商周断代研究，特别是为《夏商周年表》的编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从罗琨等学者选录的传世文献中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记载枝蔓繁杂，神话、传说、史实和揣测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年代的划分上，更是众说纷纭，形同一团乱麻。但若从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两个系统仔细分析研究起来，还是可以看出整体的脉络，特别是从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更能看出夏商周三代的概况。

　　关于夏代之前的历史，不仅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极其模糊，连时间、地点、人物及世系等诸要素也是云遮雾罩，难窥真颜。司马迁收罗各家异闻传说，把那些远古的人物事迹如黄帝、炎帝、蚩尤、颛顼、高辛（喾）、尧、舜等等三皇五帝加以梳理编排，统统归入《五帝本纪》，权当《史记》的卷首开篇，接下来就是对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历史的叙述。

　　按照《史记》的说法，夏的第一位帝叫禹，之前是舜和尧两位帝，他们都是五位古帝的后代。据历史留下的文献资料看，尧号陶唐氏，都平阳，居地在西方；舜号有虞氏，生于诸冯，卒于鸣条，从地理位置看应属于东方。禹的父亲鲧，居地在崇，崇即嵩，应为河南嵩山一带。禹原住在阳城，后都阳翟，这两个地方后世学者大都认为应在河南偏西地区。如果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等几位重量级人物对后世留下的影响来看，禹的名声最大。同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不可抗拒的天灾——洪水一样，据说在帝尧之时，也遇到了波浪滔天的洪水，搞得天下人民苦不堪言。为了治理洪水，让百姓安宁，帝尧让鲧主持治理，结果9年而无功，洪水照样泛滥成灾。尧一看这种状况，不得不另请一位叫舜的高人出面没法。舜得到重用后，以天子的权力四处视察灾情。结果发现鲧搞的那一套以堵为主的治水方法乱七八糟，压根不能凑效。为树立朝廷的威仪尊严和平息小老百姓们的哀怨之气，年轻气盛的舜一怒之下将鲧杀死于羽山之野。此举令天下百姓为之叫好，都认为杀得好，杀得及时，大快人心。事过之后，可能舜感到自己对鲧的问题处理有些过火，心生惭愧，遂产生了同情弥补之心。或者禹本身在道德、才能等软件和硬件上都具备了为官治水的条件，并有幸落入舜的法眼。未久，舜就举荐鲧的儿子禹出来继承其父的事业，治理仍滔滔不绝，泛滥成灾的洪水。

　　禹上任之后，想到自己的老子治水不成被砍头的事。为了保住肩膀上那个圆圆的且散发着温热的肉球。乃劳心焦思，吸取以前失败的教训，改堵的方法为疏导、疏通之术，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在外奔波13年，三过家门而不敢入，深怕一不小心被身首异处，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经过一翻艰苦卓绝的折腾，终于使洪水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于是天下太平，禹也自然成为后世备受人们崇拜和赞颂的一位神人。

　　当时与禹同时治水的还有一位叫伯益的非凡人物，传说伯益最早发明了凿井之术，有了井，人们便可以离开经常泛滥的河流，到不受洪水所害的地方居住和生产，人身安全和农业的发展都有了保障。差不多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发明了车，车的发明是古代社会生活中一项革命性成果，这个成果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按一般的说法，黄帝以下诸帝，部落联盟逐渐扩大，战争也变得频繁起来。到尧舜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到了禹做大酋长时，对苗族的战争获得了较大的胜利，使当时势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苗族和黎族被迫退到长江流域，黄、炎族开始占有了黄河中游两岸的中原地区。从流传下来的史料可以看到，神农时用石头做兵器，黄帝“以玉为兵”，到了禹的时候则用铜做兵器。如此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奠定了伟大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基础。

　　在流传下来的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尧、舜、禹的帝位传承是采取“禅让”的制度。当尧在帝位的时候，咨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承人。舜受到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得以正式即位，而即位后的舜像先帝尧一样，是位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依例咨询众人，听取各方意见，最后推选禹为自己的继承人。舜死，禹继位。继位后的禹仍照过去方针办，依原有的制度，将皋陶(偃姓，夷族)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想不到这位皋陶未来得及即位就一命呜呼，撒手人寰。众人与悲痛中又推举皋陶的儿子、曾发明凿井术的伯益为继承人。想不到历史总是和皋陶父子过不去，当禹死后，应该继为帝的伯益正在梳洗打扮，穿衣戴帽，未来得及登常入室蹲坐大位，蓄谋已久的禹子启，就率领一帮狐朋狗友和私人武装，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将伯益的衣服扒光，帽子打掉，于慌乱中踏着流淌的鲜血进得厅常，爬上大位，自称为帝。从这次政变开始，原来的“禅让”制度被废弃，“公天下”从此变为“家天下”。这一重大历史性转折，影响了以后几千年中国的政治制度，自此历代帝王都以“家天下”为己任，世间的一切再也没有小老百姓们什么事了。

　　自启篡位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增多，启之后的政治集团和所属部落渐渐强盛于众小邦之上，各种制度日趋完善和巩固，原来的部落联盟渐渐向国家过渡，因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形成了。

文如玉

　　1996年4月24日，刚刚获得国际亚洲研究最高奖——1996年度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AAS奖)的美国哈佛大学人类考古学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来到北京进行学术访问。4月26日，受宋健的邀请，张光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李学勤、席泽宗、张长寿等学者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紫光阁与宋健会见，并着重就夏商周断代工程如何具体实施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光直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即将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纳入“九五”计划重中之重的科研项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并预言，只要中国的学术界通力合作，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做，一定会在古史年代学的研究中有突破性的贡献。

　　从张光直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位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前景，同史学界诸多先贤和后学一样，同样是充满了信心与希望的。

　　“工程”研究计划既已立项，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等4位首席科学家，即着手起草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经费使用计划及推荐工程专家组成员名单。

　　在起草的可行性报告中，“工程”的最终目标，是推算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但是，由于学者们对三代不同历史阶段所掌握的材料不同，所以，“工程”在制订目标时，按照由近及远的路线，提出了详略不等的要求。其具体目标是：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工程”研究的途径：

　　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研究，并遵循下列三个步骤：

　　(1)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14C年代测定。

　　(3)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以及其他途径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有了以上三条大的途径，接下来就是对课题和专题的设置。由于这是一个既宽泛又具体的问题，所以在设置时让4位首席科学家颇费了一番脑筋。

　　经过反复斟酌思量，“工程”决定突破以往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用全新的角度，采用后一种风险较大，但明显有利于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案，对课题、专题予以设置。

　　经过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共设9个课题，下分36个专题，设置情况如下：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发现，又陆续增设了以下8个专题：

　　(1)金文纪时词语(“月相”)研究；

　　(2)甲骨文宾组、历组日月食卜辞分期断代研究；

　　(3)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4)邢台东先贤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5)禹伐三苗综合研究；

　　(6)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

　　(7)周原西周文化分期与研究；

  　(8)洹北商城的遥感与物探。

　　从以上的划分可以看出，三代年代学这个看起来庞大无边、深不见底的题目，经过9个课题44个专题的分解、搭配，如同庖丁解牛，豁然开朗。这个呈树形结构的课题与专题的设置，其功能明确，内在逻辑紧密，覆盖了国内外研究夏商周年代学曾提出的所有途径和方法。每一个专题的任务都源于总目标的一个分支，每一个专题的成果都会最终输入“工程”目标的主体，从而使三代年代学的大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交叉论证，得以构建起来。可以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命题。

　　根据“工程”领导小组的指示和“工程”的特点，由首席专家提出，国家科委聘任相关学科的21名专家组成“工程”专家组，专家组下设精干的课题组，并再聘任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联合攻关。此次直接参与工程的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内共九大学科的优秀学者达200多人，其人员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烟台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

　　工程专家组主要人员，除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等4人外，分别是：

　　马承源 专家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马福臣 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副主任、研究员

　　朱凤瀚 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安金槐 专家组成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严文明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邹 衡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辛德勇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长寿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培瑜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陈久金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铁梅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俞伟超 专家组成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原思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殷玮璋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郭之虞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彭 林 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

　　裘锡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以上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人文社会科学专家13人，其中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5人，考古学家8人；自然科学专家8人，其中测年技术专家4人、天文学家3人、地学家1人。这个由老中青三结合的专家队伍，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又具有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并有能力起到“工程”领导小组所要求和期望的“起学术领导，把握研究方向的作用”。

　　“工程”课题、专题组部分主要成员：

　　杨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罗 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廖名春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郑杰祥 河南省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徐振韬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

  　胡铁珠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

　　吴守贤 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

　　郑 光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杨育彬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

　　杜金鹏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蔡莲珍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雪莲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宋国定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

　　杨锡璋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徐广德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唐际根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刘一曼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曹定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常玉芝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王占奎 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曹 玮 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徐良高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张立东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刘 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徐天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雷兴山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吴小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刘克新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鲁向阳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马宏骥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赵福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世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陈公柔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刘次沅 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陈美东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彭裕商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林志纯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吴振武 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刘 雨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研究员

　　罗 新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黄天树 北京首都师大中文系教授

　　蒋汉英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张 强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吴宇虹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刘 健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博士

　　为协助专家组进行项目的总体设计和实施中的组织协调，经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批准，设立以历史学家朱学文为主任，周年昌为专家组秘书长，王肃端、王正、徐俊为副主任、江林昌、徐凤先为学术秘书的项目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在中南海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专家组、项目办公室以及有关单位及专家、学者近50人。李铁映、宋健听取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邓楠、专家组组长李学勤等有关人员的汇报，并为参加工程的21位专家组成员颁发了聘书。会上，宋健作了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长篇报告。在这篇气势恢弘的报告中，宋健说道“中国的历史科学要想在世界上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中国的历史学家首先要站起来，要敢于做大题目，使历史科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支柱性科学，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能正是一种纲领性的工作。20世纪即将结束，我们不能把古史上的迷茫就这样传给下一代。自晚清封建帝制崩溃直至进入21世纪的100多年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建国后40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处于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应该做一个总结，对三代纪年这个关键问题归纳出一个轮廓”。

　　继宋健之后，李铁映满怀激情和信心地讲道：解释历史的疑团，拨亮历史明灯，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更辉煌，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自信心，是这一项目的意义之一。从各种条件来看，现在我们有大量的考古发掘，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又有国外的研究可以借鉴，我们的条件不比德国人研究埃及史的条件更差，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完成这一课题。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前进的动力，创新本身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夏商周断代问题，2000多年来没有得到解决，说明它有难度。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要去掉一切迷信和一切因循守旧。在“工程”开始之时，就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开拓这一研究的新局面……。

　5月16日的会议，标志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古老的中华文明将以此为新的基点，在时代的呼唤与研究者的汗水中逐渐显现出它自身的辉煌与荣光。

文如玉

　缘 起

　　1995年9月29日上午，中南海小会议室，国务委员宋健正在主持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是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严文明、俞伟超；天文学家席泽宗；14C测年专家仇士华等5位一流学者。会议就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大厦是否可以在探寻中构建的问题展开讨论。由于这次会议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没有条条框框的禁锢，学者们遂畅所欲言，满怀热情地倾吐自己的见地。

　　经过一个上午的座谈讨论，大家对相关问题初步取得了共识：自19世纪末叶以来，历史学、考古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夏商周年代学的研究，在文献、考古和天文历法等方面已取得很多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没有对夏商周年代学做出多学科的综合攻关，一般是个人就某一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其工作比较分散，不够系统，所获数据也不够充分。而夏商周年代学本身犹如无涯之海，博大精深，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单凭个人力量孤军奋战，显然难有令人满意的成果，通过政府出面组织，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则是目前世界上这一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考古学和测年技术等方面已取得的许多重大进展，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与古埃及王国的年代框架，已由考古学家、天文学家、14C测年专家等多学科联合攻关，基本建立起来，从而使湮没了几千年的巴比伦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再次显现于世，为当代人类所瞩目。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天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考古学也已走过了近70年的历程，其他学科也相应地建立和发展，已经到了可以并且能够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时候。若各学科集中起来联合攻关，夏商周年代学框架也会像古巴比伦、古埃及那样得以科学的建立。最后，由宋健提议，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实施，就取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

　　这次座谈会，令宋健既看到了希望又增强了信心。之后，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共同多次主持会议，更广泛地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并联络相关的部委，一起酝酿夏商周断代工程，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工程”既是以解决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纪年问题为宗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大型年代学项目，也是自信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为寻找2800多年前历史年代坐标而进行的一次多学科合作的科学实践。

　　1995年12月21日，李铁映、宋健主持会议，进一步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问题作了研究和部署。会议决定：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国家重大科研课题。研究工作应坚持以我为主，并采用政府支持，专家研究，权威学术机构公布成果的方式。课题1996年开始启动，要求于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前完成并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由李铁映、宋健担任“工程”的特别顾问。为了加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统一领导和便于有关学科的协调配合，成立“工程”课题领导小组，负责管理课题经费、审批工作计划、定期听取汇报并部署工作等事宜。重大问题报国务院。国务院一年听取一次课题领导小组的汇报。其领导小组成员为：

　　组 长：邓 楠 国家科委副主任

　　副组长：陈佳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后晋升为主任)

　　成 员：韦 钰 国家教委副主任

　　路甬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晋升为院长)

　　滕 藤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改为继任副院长江蓝生)

　　张德勤 国家文物局局长(后改为继任局长张文彬)

　　刘恕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

　　甘师俊 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后改为继任司长刘燕华)

　　三、聘任李学勤等4人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并由领导小组聘任相关学科专家成立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负责组织科研工作。专家组组长由李学勤担任，仇士华等3人任副组长。其成员和学科构成为：

　　李学勤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仇士华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伯谦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教授

　　席泽宗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院士

　　四、为保证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工作如期完成，由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文物局、中科院共同安排经费900万元人民币，另由财政部自1996年至1999年，每年拨款100万元支持。

文如玉

   1962年，在美国费城的一个会议上，美国作家协会主席赛珍珠（Pears.Buck，1892-1973），针对西方反对和封锁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行为，发表了一篇演讲。她说道：“各位，我知道中国，我在中国住过很多年，有很多朋友，我在南京教过书。我还记得我那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们，他们是在如何地奋斗、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知识。……时常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高比例的中国人是卓越的人呢？是绝对卓越的人民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很久，今年是黄帝纪元4660年。在4600多年中，中国一代一代地经历过苦难、贫困、死亡，只有最强的人、最聪明的人才能留存下来，弱者都死光了。……我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很信的，现在留下的中国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人。”

　　在演讲的第三段，赛珍珠说：“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杰出的一个民族，现在他们拼命地搞现代化建设，搞工业化建设。你们可以相信，他们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他们的工业化建设。……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几年前，美国把通向中国的大门关闭了，应该尽早地开放，要和他们交流、对话，可以提建议，提批评，但不能这样绝交。我相信，这件事必须在最近完成，否则是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污辱。”（页下注《回忆赛珍珠》RobertTemple：MyMemoriesofpearlBuck，June18，1998）

　　赛珍珠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就被满怀"拯救世界"宗教热情的父母亲带到了中国。她一生中的前４０年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曾一度做过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外文教授，并与师生及附近郊区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8年，也就是赛珍珠回国定居的第三年，因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地》"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其描述真切而取材丰富，以及她在传记方面的杰作……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事隔几十年，赛珍珠在费城的这段演讲还让许多人记住并为之感动。她所说的黄帝纪元，是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为了表示与满清王朝划清界线，根据东京历史学家的推算，倡导改用由中华始祖黄帝开始的纪年（公元前2698年），这个纪年在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曾一度流行开来。在中国生活工作的赛珍珠记住了孙中山选定的这个纪元，并以这个年代为起始，论述了中国四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可以看出，历史年代的勘定，对整个社会和世界人类的精神意志都产生潜在的、多方面的重大影响。当赛珍珠这篇讲话过去的第十个年头，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跨过辽阔的海洋，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那间普通的书房。随着两位巨人的大手握在一起，冰冻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开启，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尼克松于1985年9月最后一次来中国访问时，曾说过这样一段深情的话：“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参观中国的过去，也有机会看到中国的现在，而且意识到未来中国的潜在力量。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来一百次也不能对它进行全面了解。”

　　中国及整个东方世界的神秘，不但一个外国人无法全面了解，即是祖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难一全面了解和诠释。

　　当年孙中山倡导起用的黄帝纪元，由于政治界、知识界在中国历史纪年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各路门派的有识之士与无知之辈在相互吵嚷攻击了一阵子之后，最终把这个黄帝纪年搞成“没有”，方才罢休。

　　事实上，中国古代纪年，在庙堂和坊间就争论了2000多年，尤其是中国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转折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勘定，更是争论不休，难有定论。当年孔子作《春秋》时，就曾战战兢兢地认为没有把握，并产生了 “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在后世子孙的心中已经很遥远了，遥远得如同朦胧的夜空中隐去的星际，只留下了一片迷惘与混沌。面对这一独特的历史场境，后世有不少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在“不能全面了解”的同时，干脆放言：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上传下来的史影罢了。”

　疑古派们至所以悍然对中国古代历史史实大胆怀疑和全盘否定，自有有历史纪录的缺憾所在。尽管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几千年沧桑巨变而未曾中断的惟有中华文明，但在传世文献上，中国最早的确切纪年，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追溯到的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便模糊一片，难辨分明。可以想象的是，伟大的史学之父司马迁为编纂千秋《史记》，在考证自黄帝到夏、商、西周三代的具体历史年代时，一定是竭尽心力，百般穷究，反复推研，设法求本溯源，追之史实。但由于条件所囿，最终未能将中国远古文明的链条清晰而确凿地连接起来。这让后人在对太史公求真务实的精神产生敬仰的同时，也掺杂着难言的遗憾──这是司马迁的不幸，也是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不幸。

　　这双重的不幸，在历史长河的流动中，逐渐郁结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华夏子孙心中膨胀，它压迫人们的血肉，牵动民族的神经。继司马迁之后的2000多年来，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探索，成为历代学者和仁人志士所追寻的科学理想和伟大志向。每逢盛世，庙堂民间，就有人站出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努力和贡献，其中不少鸿学硕儒为此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无数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如班固、刘歆、皇甫谧、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顾炎武、阎若璩、梁启超、章鸿钊、刘朝阳、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张钰哲等代代贤哲，从古代流传下来和不断发现的文献、甲骨文、金文、天文记录等透出或明或暗的蛛丝马迹，对东周之前的史实作了无数次论证与推断，但由于历史本身的纷繁杂乱以及研究条件所限，总是难以如愿。也就是说，司马迁当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纪年依然是迷雾重重，难以廓清。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链条，特别是自黄帝以来至夏、商、西周三代的确切纪年，便成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学术悬案。

　　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向流传千年的学术难题发起冲击，经过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的200余名国内一流专家、学者近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解决了一批历史纪年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廓清了遗留千古的学术迷雾，填补了中国古代纪年中最令人迷惘的一段空白。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明史领域最为重大的研究成果，这项成果在弥补了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领域一个巨大缺撼的同时，也将2000多年来历代鸿学硕儒对三代纪年探寻的理想和求索的火种得以延续，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关于夏商周断代解密的故事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