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文如玉

　　琉璃河燕国墓地的断代

　　武王伐纣并取得胜利之后，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周王朝的统治，除了安抚殷商遗民之外，周政权还采取了“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亲戚和功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拱卫周王室的屏障。史载最早一批受封的人员中，就包括周公家族的鲁，召公家族的燕和姜太公（吕尚）家族的齐。

　　作为周武王最重要的辅佐臣僚之一——召公，是武王的堂弟，因早年采食于召地，故史称召公。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与周公并称，《尚书》中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可见召公在西周初年是一个位高权重的显赫人物。《诗经》载当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辅佐下，一天开辟疆域达上百里，后来历经成王、康王，位居三公、太保之要位，与周公平起平坐。武王得天下后，最早给予召公分封就国的奖赏，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召公受封的领地具体在什么地方，一直是史学界存有争议的问题。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在河南偃城一带；而另一位史家陈梦家在他的《西周铜器断代》中干脆作出了“西周时代燕国的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考古工作者终于在琉璃河发现了线索。

　　从1972年开始，由北京市文物部门组织的考古队在琉璃河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材料明白无误地证明，琉璃河就是召公的始封地，而琉璃河的黄土坡就是燕侯家族墓地，召公的领地终于被考古学家找到了。

　　从1981年开始，北京市文物考古队与已划归中国社科院的考古所合作，共同组成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队，队长由社科院考古所考古学家殷玮璋担任。考古人员连续解剖了两处遗址，发掘了200余座墓葬与车马坑。1982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到琉璃河发掘工地参观、考察，面对庞大的发掘气势和考古人员的工作成就，张光直写下了“叹为观止”的留言，表达了自己的赞誉之情。而1986年10月发掘的著名的M1193号大墓，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从而把燕国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据殷玮璋回忆， 这座大墓曾遭到过盗墓贼的光顾，有些器物或毁坏，或被拿走。当整个墓坑被挖到底部时，考古人员发现这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在整个琉璃河遗址发掘过程中，过去曾发现过一条或两条墓道的墓葬，具有四条墓道的大墓还是首次发现。尤其引人注目并感到惊奇的是，四条墓道分布在墓室的四个角上，并以墓坑为中心，呈■字形向外散开。整个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四壁整齐，但愈往下，四壁渐趋收缩。经测量，墓穴至距地表8．4米时，南北长度为5．6米、东西宽为3．44米，墓底距地表10．25米。就其规模而言，这座大墓是琉璃河遗址任何一座墓葬都无法匹敌的。从已发现的商代和西周的大型墓葬看，凡有墓道的墓都为具有贵族身份的人所用。至于有四条墓道的墓，从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发掘情况来看，应属于王侯一级的人物所使用。因此，琉璃河遗址所发现的M1193号大墓，其主人必然是一地位显赫的燕侯。至于究竟是哪一代燕侯，当然需要结合墓中的其他出土物进行综合分析。

　当M1193号大墓发掘到底部时，已是1986年的11月下旬。严寒的冬天来临了，天空开始飘起雪花。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加快了速度，冒雪清理。就在清理即将结束的前一天，负责墓底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员，意外地从墓坑东南部的泥水中发现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物——铜罍和铜岙。墓葬中有铜器出土，其意义和价值就非同一般。由于两件铜器锈蚀严重，加之从墓底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工作队长殷玮璋决定先放入工地库房，待墓葬清理完毕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想不到两个月后，经考古所技术室文物保护专家的除锈，这两件器物立即名声大振，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其原因就是在两件器物的盖内和器沿内壁上发现了相同的各为43字的铭文：

　　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

　　于乃辟。余大对乃享，

　　令克(侯)于匽(燕)。□、羌、马、

　　□、□、驭、微、克、□、

　　匽入土□(及)厥辞。”

　　用作宝□彝。

　　经考古人员对铭文的释解，认为此文记录了周王褒扬召公太保明德贤良，对王室忠诚，册封他为燕侯，并把□、羌、马、□、□、驭、微等氏族，连同燕国一起纳入有周的版图，由他管辖的史实。

　　铭文的出土，是继20世纪50年代在江苏丹徒发现宜侯矢簋之后又一篇关于周王封邦建国、授民封疆的重要文献。它的文字虽不如宜侯矢簋长，研究价值却毫不逊色。

　　燕国之封，史书有载。《史记·周本纪》在说到武王灭商以后曾“分封功臣谋士”，其中提到“封召公爽于燕”。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又一次说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把燕国之封，记在召公爽的名下。在这次发现的长篇铭文中，以“王曰太保”开头，先褒扬了太保其人，又有“令克侯于匽”的册命。由于周初任太保的是召公奭，所以把封燕之事与召公联系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因铭文中多有省文，时间、地点、作器者等都已省去，特别是对于“令克侯于匽”句中“克”字，究竟是名词还是助动词，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全铭的释读和解释出现了岐意。专家们一致认定M1193号大墓是西周燕侯的陵墓，且是燕国第一位君侯之墓。但在第一代燕侯是谁的问题上便产生了分岐。殷玮璋认为M1193号大墓就是太保召公之陵，召公受武王的册封成为第一代燕侯，并亲自到位就封。不过他在成王、康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在丰镐供职太保，死后才归葬于燕国。

　　有的学者根据唐人司马贞在解释《史记》“封召公于北燕”时说的一句话，认为当初召公本人并未亲自到燕国就封，而是像周公一样，由自己的长子去燕国就封，召公本人一直在宗周做太保。因此，第一代燕侯应是召公的长子，那么M1193号大墓也就自然是召公长子之陵了。

　　关于墓主是谁的分岐一时无法做出统一的结论，但取得共识的墓主是燕国第一代君侯的结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为早期燕国史和西周初年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M1193大墓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北京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琉璃河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于1997年被正式列入“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设置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测定”这一专题。专题分别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赵福生、王鑫、田敬东，北京大学考古系雷兴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柴晓明等考古学家承担。在“工程”开展后的几年中，赵福生等考古专家通过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以及对城址、宫殿区附近的祭祀遗址等进行补充发掘，得出了一个可靠的分期结论。关于西周燕都遗址的始建年代，赵福生等研究后认为，琉璃河遗址内应有三种文化共存：“周文化、商文化和土著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其中商文化系统的陶器有些可能早到殷墟四期，延续到西周初期。但在西周燕都遗址中的居住址发掘的所有遗迹中出土的陶片，一直未见单独只出商文化系统陶片的遗迹，基本上是与周文化系统的陶片同出，有些甚至还有土著文化的陶片，这种现象就说明一个问题，即西周燕都城址内所有文化遗迹及文化堆积，都是召公封燕以后形成的。”

　“工程”专题研究人员结合城墙基础和城外护城河内出的遗物推断，认为燕都城址始建于召公封燕之后，而绝不会早到商末。这样，就彻底避开了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难以区分的纠葛，为确定早期燕文化及武王伐纣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下限年代标准。根据文献记载，“工程”专题组认为，周初封燕之事应为成王时，因武王之时，召公还不是太保而只称召公。另从《史记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的记载推断，虽然召公被封于北燕，但召公本人未就国，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见，克罍、克盉铭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

　　琉璃河遗址M1193墓葬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个数值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行中，赵福生等专题人员于1996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一层和第三层中，发现了三片刻字龟甲。其中第一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周”两字，这两个字的发现，对年代学的研究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断代意义。

　　据文献记载，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年。因此，“成周”卜甲的发现，表明H108的年代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会超过成王时期。从H108灰坑发掘的情况看，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周遗存之一。通过对其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H108的年代应属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将所出碳化样品用AMS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之间。这个测年结果与M1193号大墓的测年数值对比研究，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成王封燕说。 据此记载，封燕及修筑燕都之事更可细推为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之间，也就是说，燕都遗址内的最早测年数据，应在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这一范围之内。

　　如前所述，通过“工程”专题组人员对居址器物分期和墓葬分期，可以看出西周燕都遗址的最早年代就在周初，这个年代已接近武王伐纣之年，因而，遗址的最早年代便成为检验武王克商年代的下限。根据琉璃河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推定，这个下限应是公元前1020年。也就是说，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不会晚于公元前1020年。

文如玉

　　沣西的考古发现

　　为了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工程”研究人员按照预定计划分头行动，其中由考古学家承担的“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组，在陕西境内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丰镐遗址是周人建都岐之后的第二个都城遗址。周人自古公亶父迁岐后开始崛起，经历三代，文王末年，处于战略考虑，开始将都城向东迁移，坐落于沣河西岸的丰京即其迁都之地。到武王时，又在沣河东岸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史称镐京。因丰京与镐京甚近，且武王居镐之后，丰京仍然保留着周王宗庙，而西周诸王常居于丰或在丰处理国事，故史家向来将丰、镐并称，丰镐是文王、武王直至平王东迁这一历史时期内整个西周的都城。

　　关于丰镐都城的湮没过程史无详记，但从流传于世的零散线索看，两处都邑的部分或大部分宫室毁于周幽王被杀之役是完全可能的。应当说，自平王东迁洛邑后，丰镐就衰落了。尽管世传“丰邑在丰水之西”，但自北宋以后人们已经不能分辨古丰水的位置了。于是，整个周都丰镐的地望也就无法确指。明清以来，许多学者试图查明丰镐的具体位置，并为此做过不少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丰镐遗址像西方的特洛伊古城一样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自田野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后，丰镐遗址又成为学术界注目的焦点，学者们试图以新的考古学方法来破译这个久悬于人们心中的谜团。1933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学会的著名学者徐旭生领导的，常惠、苏秉琦先后参加的考古调查队，在沣河沿岸作了首次考古调查，并在调查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丰镐位置的一些看法和猜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丰镐地区持续进行调查发掘，并专门设立了考古工作站，这是在国内首批设立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考古工作点之一。自此之后，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除“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顿外，基本没有中断。

　　1951年春，由苏秉琦领队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考古队在沣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并在一个叫客省庄的北部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与西周文化的三叠层。

　　1953年秋，中科院考古所再次派出由石兴邦率领的考古调查队，在1951年春季调查的基础上，沿沣河两岸的一定地区，作了比较普遍的调查。这次调查，在沣河中游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西周时代遗址墓葬十余处。从这次调查的报告看，考古人员只是感到“这些西周遗存的出土，提供了一些史料，对西周问题的解决，实在是可注意的一个地区”。但是，“究竟丰京的中心地点在什么地方，尚难确定”。

　　1961年至1963年，丰镐考古队在胡谦盈等学者的带领下，查明了丰水、鄗水、滈池和昆明池等古代水道位置，并在白家庄、上泉北村、洛水村等地试掘遗址面积约500平方米，初步搞清了遗址中的地层堆积、分期和年代，为探索镐京中心所在位置提供了佐证。

　　196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在沣西张家坡一带清理了西周墓葬124座，出土了大批陶器、铜器等器物。著名考古学家张长寿、胡谦盈等对这批墓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根据对这批墓葬随葬陶器的组合和发展序列的分期断代研究，将这批墓葬分为六期，即：

　　1．早期居住遗址；

　　2．第一期墓葬；

　　3．第二期墓葬；

　　4．第三期墓葬；

　　5．晚期居住遗址和第四期墓葬；

　　6．第五期墓葬。

　　至此，沣西地区周人墓葬的分期序列得以基本建立，并为学术界所接受。根据出土青铜器等器物的特征，张长寿等考古学家推定，第一期墓葬的年代被推定在成康时期，而以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其起始年代可能在文王作邑于丰之时。在随后的30多年中，学者们又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对以上的分期给予了补充和修正，得出了更加可靠的考古学年代序列，并初步断定第一、二期考古学文化，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四个时期，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就包含在这六期文化之中。

　　尽管以上研究提供的考古学年代分期框架基本可信，但有一个明显的缺憾，那就是直接的地层关系较少，出土材料零星分散，加之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墓葬的发掘，有关遗址发掘很少，具有明确地层背景的系列测年样品几乎没有。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按照首席科学家的意见，“丰镐遗址分期断代”专题组，拟对沣西遗址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考古发掘，以便找到预期的地层关系和层位明确、时代背景清楚、多样化的系列测年样品，供14C测年测定具体年代数值。

　　据文献记载和学术界的研究共识，以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为界标，周人灭商前在丰镐活动约10年时间，以后即进入西周时期。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的分工，“丰镐遗址的分期与断代”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承担，主持人为丰镐考古队队长、青年考古学家徐良高。

　　徐良高受领任务后，与考古学家杨国忠等人首先对过去的发掘资料进行了检验，然后做考古调查，以便选择适当的地点进行田野发掘。颇为幸运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徐良高等考古人员最终还是在丰镐遗址的马王村西和大原村北两地发现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马王村位于今长安县沣河毛纺厂东部，以前考古人员曾在此处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1959年曾在村北发现了两处残缺的西周夯土基址。1961年冬，考古人员在村西发现、清理了一座铜器窖藏，共出土青铜器53件。1976年，在马王村北再一次发现了三座西周夯土残基址，并在一座基址内发现了陶水道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徐良高等考古学家才发现了探寻日久的目标，并决定在此处进一步钻探和发掘。

当然，最终让徐良高下决心将发掘点选在此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马王村原来准备筹建一个造纸厂，后来造纸厂半途而废，又将原址改成了一个养殖场。这一废一改，使许多原准备大兴土木的地方被搁置起来，成为野草丛生的空地。既然已在此处找到了重要线索，又有一块空地可为发掘的场所，不但减少了许多和当地官员因协商相关问题而大费口舌的麻烦，也减少了经费的额外支出，选择此处就成为一种必然。或许是苍天有情，大地有性，天地在冥冥之中给以相助。当徐良高作出这一抉择之时，西周考古史上一项巨大成果也应运而生了。

　　1996年冬天，徐良高等考古人员开始在马王村外的空地处实施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现了一批西周早期墓葬和地层堆积物。既然出现了墓葬，又出现了西周早期文化现象，就标志着要寻找的目标已经显现，倘继续工作，必然会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此时已是大雪纷飞、春节临近，根据以往的惯例和气候条件，徐良高决定暂时停工，待春节过后再行发掘。临走前，他担心遗址、墓葬遭到破坏和盗掘，专门找到马王村养殖场的一位负责人，提出让他们帮忙，对已发现的墓葬区加以防范，免得盗墓贼乘虚而入。令徐良高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担心不久就变成了现实。

　　在陕西这个地下文物密布的地区，按照以往的规律，凡考古队钻探的地方，盗墓贼总是格外注意，并暗中观察，一旦得到机会便大肆盗掘。当徐良高等考古人员在马王村外的空地上钻探时，就发现有几个当地打扮的人经常神秘兮兮地以不同的方式前来打探消息。由于考古人员经常出没于工地，使他们一直没有得到盗掘的机会。自考古人员暂时停工并离开工地后，盗墓贼凭着敏锐的嗅觉，知道机会来临了。这一年春节过后的第三天夜里，天空下起了大雪，盗墓贼瞅准这一天赐良机，借着月黑风高，于茫茫的雪夜里携带工具悄悄潜入发掘工地，根据事先观察到的线索，开始了盗掘墓葬的行动。将近黎明时分，马王村养殖场一个守夜的老汉到户外小解，突然听到考古发掘工地传来异常的响动，立即意识到一定是盗墓贼在作怪。因为有了徐良高的嘱咐，老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回到屋里，迅速叫起了一同在此守夜的另一位老汉，两人稍作商量，便一人打着手电，一人挑着灯笼，高声呼喊着“有人盗墓了”的号子走了出来。经他们一阵狂呼乱喊，盗墓贼不敢在此久留，匆忙收拾工具离开了发掘工地，消失在风雪交加的夜幕之中。

　　待春节过后，徐良高等考古人员重返马王村发掘工地时，发现有两座墓葬遭到盗掘。其中一座墓在此之前就已被盗，这次盗墓贼又将盗洞打到了墓底。或许盗墓贼并不是老手，所打的盗洞其方位有误，本来应打到墓葬的头部，结果却打到了脚部。按照周代墓葬的规律，随葬器物大都放置于死者的头部，因而当盗墓贼进入墓坑后，不会有太多的收获。从劫后的遗存情况看，墓坑中残留了两件破陶器，大概盗墓者感到价值不大，索性没有理会，只是用手或用脚拨弄到一边了事。也许正因为这个墓葬在盗掘中的失误，盗墓贼毫不甘心地又转而盗掘另外一座墓葬。同样令他们扼腕的是，这个墓刚掘进一半，就被养殖场的老汉发现而不得不半途而废，弃墓中宝物而逃之夭夭。既然墓葬已被盗，徐良高、杨国忠等考古人员分成两组，对两个墓葬分别进行了发掘和清理。结果发现此前被盗的那座墓，的确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器物出土。而盗墓贼刚刚盗掘了一半就放弃的那座墓葬却正好相反，不但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还出土了铜鼎、铜爵、铜觯3件西周初期的铜器。后来得知，这是在马王村工地所有发掘的20座墓葬中惟一出土的青铜器具，且青铜器的铸造年代有可能在武王伐纣之后，对西周文化分期和断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两座被盗的墓葬清理完毕后，徐良高和杨国忠又分别带领考古人员在马王村工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在所划分的两个组中，一组负责发掘灰坑，另一组负责发掘墓葬。

　根据钻探的情况，徐良高等人先挖了两个小型灰坑，结果并不理想，于是又在马王村考古工地的中间部位划出了一个长10米、宽2米的探方，并编为T1号，然后带考古人员开始下挖。当挖至30厘米的深度时，发现了扰土层，扰土层下面开始陆续出土陶片和兽骨等西周中晚期的器物。当下挖至1米深时，发现了黄土层。就在这个地层中夹杂着一件异样的陶片，细心的徐良高捡起一看，和已出土的陶片有明显的不同，其形制属于先周晚期典型器物。在发掘之初，徐良高一直担心这个探方下面是否能找到自己想找的东西，随着这件陶片的出土，他眼前猛地一亮，情不自禁地对同伴们喊道：“这次行了，有希望了，先周晚期的陶片找到了，天助我也！”

　　为了检验这一希望的前景，他命令停止发掘，用考古探铲实施钻探。当钻到2米多深时，从带出的土样观察，发现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接着往下钻，当钻至地表以下7米多深时仍不见文化堆积穷尽。徐良高见状大喜，按照考古学的常规和发掘经验，如此之深的文化堆积，不但标志着要寻找的目标颇有希望，而且有极大的希望。鉴于这种情况，徐良高决定将原有探方的宽度再扩2米，形成了一个长10米、宽4米的大探方。按照当时的预算，这个探方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完成，但发掘之后才知道，其难度要比预想的大得多，发掘了两个多月仍不见底。而越往下挖，堆积越厚，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其中炭样、小米、陶片、兽骨等纷纷出土。在整个探方内包含着5个小的灰坑，最为理想和最具价值的就是后来在考古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的H18号灰坑。

　　H18号灰坑位于探方的正中部，南北宽4．50米一3．50米，东西长约6．30米，两边均超出了已挖探方的范围，只是用探铲钻探得知其大约的长度。其形状为口大底小，深达5．20米，坑内堆积呈南北向中间倾斜状。在考古人员后来为“工程”提供的研究报告所作的划分中，确定叠压在H18灰坑之上的，是Tl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而叠压或打破第四层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层等，其中H16、H11属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层属于西周中期。著名的H18灰坑又可分为四个小层：

　　(1)灰土层。夹杂红烧土、木炭，有草拌泥块和夯土墙皮，出土有罐、鬲、簋等陶器以及兽骨等。陶鬲包括袋足鬲和联裆鬲两种。

　　(2)浅灰土层。质软，包含陶片丰富，兽骨炭屑数量很多，另出有碳化粟米粒，并出土大量螺壳。

　　(3)浅灰土层。含兽骨、陶片较多，另有部分炭屑。

　　(4)黄土层。质较纯，陶片很少，有鬲、罐等。

　　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T1探方总算在整体上发掘完毕。当徐良高等考古人员在室内整理出土器物时，发现H18灰坑内四小层中出土的陶片，彼此间往往可以拼对在一起。从各层的包含物来看，难以辨别早晚的分期特征。由此推测整个H18灰坑的堆积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形成的，其时代应为先周时期——这是丰镐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先周文化堆积。而以H18号灰坑为代表的器物群，可以作为先周文化晚期的标准器物群并以此为定点加以研究。据文献记载，文王迁都于丰至武王伐纣之年仅隔13年，因而以H18号灰坑为代表的堆积应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而T1探方的第四层，应是武王灭商后西周初期的典型文化单位，这个发现无疑为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可以说，武王克商之年就包含在T1第四层和H18灰坑这一年代范围之内。

　　沣西发现典型先周文化遗存的消息很快在学术界传开，引起广泛关注。1997年10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在西安召开了“先周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学者们专程赴沣西发掘工地，考察了上述探方的典型地层关系的剖面，仔细检验了H18等各单位的出土陶器和其他遗物，确认了上述发掘结果，对沣西地区的先周文化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这是西周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和重大突破，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14C测年专家分别用常规法和AMS法对以上这组地层中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作了测定，其中H18第二、三层出土的碳化小米，应是当年的生植物，所测年代可以反映该层的真实年龄。利用1998年树轮校正曲线对所测数据进行高精度扭摆匹配，常规14C测年法得出武王克商年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10年之间，其时间跨度为40年。用AMS测年法得出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60—前995年，其时间跨度为65年(见下表)。

　　沣西H18灰坑的发现与系列含炭样品测年，为商周分界确定了年代范围，对推断武王伐纣的年代，排除多种不确切说法提供了重要依据。与此同时，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徐良高等“丰镐遗址的分期与研究”专题组人员，又在沣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对确定丰镐遗址的性质、探索其聚落布局以及研究丰镐遗址乃至更大区域的周文化考古学分期及年代，再度作出了新的贡献。

　　徐良高等人在这一专题的研究中功不可没，但仅凭一个H18灰坑，尚不能确定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还需有其他方面的密切配合。因而，除丰镐遗址外，“工程”专家组认识到，与推定武王克商年代范围有直接辅助性关系的考古遗址，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地方，这便是周初的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和山西天马—曲村遗址。

文如玉

牧野鹰扬唱大风

　　据相关的史料和传说，作为商朝最后一个帝王的纣，执掌权柄后，恣意妄为，腐化堕落，恶贯满盈。他大造离宫别馆，在殷墟都城外的朝歌又劳民伤财建造了一个专门贮藏金银珠宝的高大的“鹿台”，在矩桥兴建了一个专门贮存粮食的仓库。为了满足自己寻欢作乐的欲望，他派人搜寻天下美女，贮存于自己的床前帐下，可谓妻妾成群，歌妓盈门，同时命乐师制作靡靡之音，日夜歌舞不休。更为甚者，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命宫女歌妓们赤身裸体追逐其间，供自己和宠妾妲己开心取乐。他甚至荒诞到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在腹中如何养育的境地。……荒淫无耻的生活，闹得百姓怨声载道，诸侯众叛亲离。对此，商纣王非但不醒悟，反而变本加厉，制定了许多残酷的刑法，如“肉脯”，即把人杀了切成肉片晒成肉干；“肉醢”，即把人杀了剁成肉酱。还有“蛇坑”等酷刑，专门对付那些敢于指责他的臣僚。最为残酷的是，他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炮烙”之刑，即把一个空心铜柱子烧得通红，然后将受刑人绑到铜柱之上，致使受刑人被烙焦而死，其状惨不忍睹。

　　殷纣王滥施酷刑，诛杀无辜，堵塞言路，弄得庙堂之上人人自危，君臣之间离心离德。面对大厦将倾的危局，纣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穷兵黩武，不断用兵向外扩张。商王朝已是日暮途穷，面临着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在沃野千里的黄土高原上却吹拂着和煦的春风——一个历史几乎与殷商民族同样古老的民族正在崛起。从先王弃开始的周族历经坎坷磨难，惨淡经营。在“重农慎狱，敬天保民”的旗帜和号令下，周族全体上下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同时，扶弱济困，主持公道，使周族赢得了众多方国的尊敬。周族的见贤思齐，求才若渴，又使四方人才趋之若鹜，纷纷来附。

　　与殷纣王同一时代，且被纣王没计弄到商都囚禁过10年的周文王大难不死，侥幸脱离虎口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励精图治，开始了灭商的大计。他请来了具有大智大勇之才的原朝歌著名贩牛专家兼屠夫吕尚（又称姜尚，姜子牙）做他的助手，并尊称吕尚为太公望。在吕尚的扶持下，周族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就荡平了周边的数个小国。第六年，周族出兵大举伐崇，把战火推进到殷的腹心地带。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崇国被灭，最终使周族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战略格局，并渐渐完成了对殷都离宫朝歌的包围。在这种情形下，周文王审时度势，毅然决定把都城由岐（宝鸡岐山一带）迁至丰（长安县南沣河一带），为灭商做了最后的准备。遗憾的是，就在大功垂成之际，周文王不幸与世长辞。继位的武王姬发继承父亲的遗愿，决心完成文王的未竟之业。

　　此时商纣王的荒淫残暴日甚一日，域内域外烽烟四起，诸侯纷纷叛离，东南两处，刻无宁宇，殷商王朝的大厦已是风雨飘摇，几欲沉坠。

　　眼看伐纣的条件业已成熟，但武王还是没有轻举妄动，商王朝毕竟经营了数百年，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王和群臣对面临的形势作了冷静、客观的分析后制定出正确的策略，首先把都城由丰迁到离朝歌更近的镐，积极作灭商的准备，然后率大队人马，东观兵于孟津，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和检阅。此时有800多个诸侯小国前来参加盟会，周武王赢得如此众多的盟国，深知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殷商的灭亡已为期不远了。

　　又过了两年，武王得知殷纣王更加昏庸暴虐，杀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最后连少师疆也抱着乐器连夜出逃。贤臣良将一个个离去，纣王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周武王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亲自率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大举伐纣。周师从镐京出发，一路浩浩荡荡向东推进，在殷商离宫朝歌郊外的牧野与前来援助的几百个方国联军会合，召开了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武王以激昂凌厉的语气作了战前动员，说道：古人曾有这样的话，‘母鸡没有在早晨啼叫的，如果一只母鸡在清晨扑扑楞楞的乱叫一气，就会家破人亡。’现在商纣王这个王八蛋，只听女人的话，置祖宗基业于不顾，把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鸡飞狗跳，天下民众痛苦不堪，因此该死。我现在代表上苍来要革他的小命，努力吧，将士们！如果不努力杀敌，你们自己就会招致杀身之祸。（见《牧誓》）
当殷纣王听到周军会师牧野，兵临城下的消息后，惊恐之中不得不从爱妾妲己的怀里踉跄走出，匆忙拼凑起17万人马，号称70万大军到牧野迎战。

　　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牧野之战开始了，周武王命令吕尚率勇士数人前去挑战。只见吕尚如老鹰奋击长空，大有一口将纣王吞入腹中之势。随后，武王以精锐部队“虎贲(勇士)三千人，戎车(兵车)三百辆”为先导，如急风暴雨般向商军阵地冲杀过去。商纣王的军队原本就是以奴隶和流氓无产者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平时受尽压迫和虐待，对殷商王朝早已恨之入骨。面对周军的凌厉攻势，不堪一击，随之在阵前哗变，纷纷掉转戈头，与押送他们的商兵头领厮杀起来。号称拥有70万之众的商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商纣王见大势已去，转身逃回城中，登上鹿台，眼望从四面潮水般涌来的周军，知道自己已无逃脱的可能，于鹿台之上自焚身亡。

　　周人及其友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商都朝歌内的百姓满怀喜悦迎接周武王的到来。灭商的第二天，周武王命人扫除道路，重整河山，举行了一次即位仪式，并隆重宣布：按上天旨意，周革殷命，政权更迭，当今是周家天下。自此之后，周为天下共主，一个新兴的王朝在华夏大地诞生了。

　　武王克商无疑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分界线的推定，对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积年的起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可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因而这个定点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由于武王克商有着重大而非凡的影响力，所以传世文献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比较丰富，同时史料中还含有若干历日和天象的记录，这就为古今中外的学者利用文献和天文历法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可能。但是，武王的军队何时出征，决战的鼓声何时敲响，鹿台的大火何时点燃……这一切，学者们的推算仅仅“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而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单纯的理论推算复杂、困难得多。因为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抵牾和歧异，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悬殊。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董作宾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人尝试解决了。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当推西汉末年与王莽同一时代，曾一度追随过王皇帝且荣登国师之位，显赫一时的刘歆。

　　公元前7年，刘歆制定了著名的《三统历》，并根据《三统历》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这一结论在此后2000年间影响至深，几乎成为正统。如宋代邵雍《皇极经世》、刘恕《通鉴外记》、郑樵《通志》、元代金履祥《通鉴前编》等皆从其说。尽管刘歆的推算并不可靠，但学术界还是公认他制定的历术开创了推算武王克商年代的先河，对后世学者给予了很大启示。

　　继刘歆之后，关于武王克商年的研究，影响较大者乃唐代僧人一行根据《大衍历》所推算的公元前1111年之说。这一结论得到了董作宾等现代学者的支持。

　　除一行之外，关于对武王克商之年的推算，代不乏人，并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孔颖达疏《毛诗·大雅·文王》推算的公元前1130年说，据皇甫谧《帝王世纪》推算的公元前1122年说，据今本《竹书纪年》推算的公元前1050年说等等。而学者姚文田在《周初年月日岁星考》中，一次共推出了公元前1067、1066、1065年三种说法。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研究武王克商之年的学者越来越多，参与研究的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学者。研究者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尽管彼此之间仍有很大的悬殊和差异，但毕竟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开辟了新的道路和前景。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专门设置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这一课题，专家组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课题是工程所涉全部问题关键的关键，只有把克商之年这个定点抓稳抓牢，才有可能建立起三代年代学的坚固大厦。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前人的成果有个全面的了解，以达到知己知彼，百尺竿头更进一尺的效果。但是，涉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学术文献非常繁杂，且分散于国内外各个地区的各种报刊之上，有些论著在国内外著名的图书馆也难以寻觅，从而给研究、借鉴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面对此情，工程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彭林等学者，毅然提出由北师大国学研究所牵头负责搜集编辑、翻译有关文献的设想。这一计划自1997年3月开始行动，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在此之前，关于武王克商之年到底有多少种说法，一直是人言人殊，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有的说共23种，有的说共28种，一般认为最多可到30多种。在这30多种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只看到引文而不见原文，这就使各种说法越发变得扑朔迷离。通过彭林等学者对国内外文献的搜集和发掘，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已达57篇，共有44种关于克商之年的说法，其中日本学者7种，美国学者7种，英国、瑞典、韩国学者各1种，其他为中国学者的结论。这些结论每一种都来自原作，并非辗转传抄而来，从而成为有关武王克商之年最完备的第一手学术研究资料。

　　在彭林的主持下，学者们将搜集到的各种文献，编辑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出版。从书中可以看到，在44种说法中，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显然，以上44种说法，不可能都是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历史上真实的克商年只有一个。真正的克商之年该怎样推定呢?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缜密考虑和筹划，制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与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出一个最佳年代。

文如玉

　　盘庚迁殷与列王的年代

　　鉴于甲骨五次月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夏商周断代工程曾几次召集相关的学者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学者们对“日界”的问题以及“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格外关注。“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席泽宗，曾向学者们介绍了天文史学家江涛所著的《论我国史籍中记录下半夜观测时所用的日期》一文。按此文的观点，在中国的史籍中，记载下半夜观测，85％用的是上一天日期，15％用的是下一天的日期，如果用的日期是下一天，则绝大多数天象出现在本地时间3时之后。席泽宗认为此文颇有道理，并倾向于“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是一次带食而没的月食，这样，常玉芝推算的1166年最可取。另有学者范毓周也有相同的看法，并认为“日界”问题应重视民间传统，以鸡鸣为日始，春夏秋冬有差别。同时，刘一曼、曹定云、葛英会等学者也主张商代的“日界”应定在天未亮到日出之时较为合理。也就是说，常玉芝的推算结果是可取的，而张培瑜的结果不可取。

　参加“工程”的古文字学家黄天树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认为“旦”之前的“夙”应该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裘锡圭也认为，一天的开始至少不会晚于夙。也就是说，“日界”不会是在天亮之时。

　　按张培瑜的解释，月食的时间计算，涉及地球自转改正值的取值，他所推算的食甚在夜里22点51分的结果，采用的是过去通用的地球自转改正值。如果采用现在新的地球自转改正值，月食时间应该推后2个小时左右，这样就更符合月食发生在两天的分界之时。以此推算，常玉芝所主张的早晨5时之后，已成为晨7时或者8时左右，已经是天大亮且太阳升起的时候，很难说是上一天和下一天的过渡阶段。

　　古文字学家裘锡圭认为，从字体上看，五次月食的距离不应该拉得太远，应在30年以内较为合理。常玉芝的五次月食推算，有将同一贞人拉得过长的问题。

　　就以上两种不同的结果，经古文字学家和天文学家反复论证后认为，商代的“日界”应从半夜开始，“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是发生在己未夜并向庚申的前夜过渡的一次月食，天文推算结果应以张培瑜的推算为是，即商代武丁晚期到祖庚二王之间所发生的五次月食在公元前1201一前1181年共20年这个时间框架之内。

　　至于武丁在位年代到底属于哪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根据《尚书·无逸》、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太平御览》、《皇极经世》等文献可以看到下面的记录：

　　从以上四种记载中可以看出，武丁在位59年应是可信的。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1)如果“乙酉夕”月食在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9—前1181年。(2)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

　　因武丁在位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400—前1160年的范围，而在此范围内，“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只有公元前1192、1166年两种选择，“甲午夕”月食最早为公元前1229年，所以，张培瑜等研究者认为，即使不采用根据新的甲骨分期分类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顺序，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确定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应该是较为合理的。这个意见最终被“工程”专家组采纳。

　　武丁的年代范围已经确定，利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还可推算出殷商最后两个王——帝乙、帝辛的年代，所依据的方法则是——周祭祀谱。

　　从可考的材料看，远古时期，人们采用多种方法纪日，如结绳、刻木等等。当历史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采用干支纪日法了。

　　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总称。天干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个天干配一个地支，天干在前，地支在后，排尽所有组合，共六十对，以甲子开始，癸亥结尾，可以不重复地记录六十年，六十年以后再从头循环。

　　干支纪日的方法与干支纪年一样，每天用一种干支表示，六十天一个周期，循环往复，可以无穷。这种干支纪日法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它的优点就是用干支纪日不会发生错误，也不会造成重叠。此种纪日法从悠远的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未间断，可见它的生命力是多么强大。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十数万片甲骨刻辞中，记有干支日的甲骨为数众多，从特点上看，殷人纪日虽然绝大多数是天干地支均书，但也有不少只记天干而不记地支，这种纪日法在历组卜辞中最为多见。

　　到了商代晚期，商王及王室贵族每当遇有重要事情需要进行占卜或铸铭纪念时，往往都要在刻辞和铭文的最后部分附记上当日的周祭祭祀，以此作为一种纪日的方式。由于以周祭的五种祀典对先王先妣轮番祭祀一周需要的时间是三十六旬或三十七旬，与一个太阳年的日数相当，所以一般在没有闰月等情况下，一种祀典对一位祖先的祭祀在一年中只会出现一次。因此，学者们称为周祭。用周祭祭祀纪日与用干支纪日同样方便，但商人往往是将此两种纪日法结合起来，在卜辞和铭文中前记干支日，后记当日的周祭祭祀。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看，帝辛的周祭材料较为可靠，依之排出祀谱，可确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从而确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

　　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这6件青铜器关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谱最有根据的一段。殷商历法研究专家常玉芝对此排出了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这个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合历的原则，在周祭上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所以应属可信。经相关学者研究，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按照这一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1080、1075、1060年等多个年代。因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没有发现更多的祀数，所以帝辛元年以选在公元前1075年较为合理。

　　按过去学者们的研究，从帝乙二祀到十祀材料密集，依之可以排出这段时间的周祭祀谱和月份。常玉芝将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得到帝乙应为21年或26年。如采用帝乙在位21年，则帝乙时月份和周祭与季节均不对应。如采用帝乙在位26年，月份与季节虽不对应，但周祭与季节基本对应，故以帝乙在位26年较为合理。“工程”决定采用帝乙在位26年这一方案，并由此推定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101年。 ．

　　既然武丁、帝乙、帝辛等三王的在位年已推算出，那么著名的盘庚迁殷之年又是多少呢?

　　盘庚迁殷到商亡的总年数，见于《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个“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不同版本有所不同。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群碧楼藏明嘉靖王廷喆刊本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书局翻王廷喆刻本以及日本泷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金陵书局本作“二百五十三”。由此看来，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显然有误，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但这样改动如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饶宗颐所论，“亦乏依据，盖其确数靡得为详”。也就是说单从文献上难以判定275、273、253三说之正误。

　　因为已定周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因武丁元年被确定为公元前1250年，考虑到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总年数的合理性，“工程”专家组认为以253年说较妥，由武王克商的1046年上推25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为取整数定为公元前1300年。

　　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00年。据宾组月食记录，武丁元年定为公元前1250年，则武丁以前有50年，这50年内应包括小辛、小乙两个王。据《无逸》记载，武丁在位59年。又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武乙和文丁分别在位35年和11年。故取武乙35年，取文丁11年。据商末周祭祀谱，帝乙为26年，帝辛为30年，由此可得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如下：

　　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

　　盘庚(迁殷后)、小辛、小乙：共50年。公元前1300—前1251年。

　　武丁：59年。公元前1250—前1192年。

　　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共44年。公元前1191—前1148年。

　　武乙：35年。公元前1147—前1113年。

　　文丁：11年。公元前1112—前1102年。

　　帝乙：26年。公元前1101—前1076年。

　　帝辛：30年。公元前1075—前1046年。

　　从以上得到的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来看，被推断为武丁时期至祖庚、祖甲时期的殷墟第一、二期的年代，同宾组五次月食推定的武丁年代(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基本一致或相当接近，整个商后期的积年和王世排序，与商前期以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序列自然衔接，没有明显的矛盾。这就说明，“工程”对商代晚期年代的研究所建立的年代框架是合理可信的。

　既然整个商代前期和后期的年代已有结果，接下来要叙述的，就是在“工程”中处于大厦基石地位的、至关重要的武王克商之年，即1046这个年数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文如玉

　　甲骨卜辞透露的隐密

　　由于甲骨、铜器多为考古发掘而得，其中甲骨文、铜器铭文记载的天象、历日是当时的记录，这些记录不像文献记载，成书较晚，真伪掺杂，因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已发现的铜器铭文中，除月相外，未发现其他天象的记录。因而，甲骨文中的天象记录就更加珍贵，其中的日月食记录，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可望得出天文定年结果的重要依据。

　　在已发现15万片甲骨文中，被学术界认为可以用来推算的日月食记录有：

　　1．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记录。

　　2．宾组卜辞中一条被释读为“三焰食日”，并认为是日全食见日珥的记录。

　　3．历组卜辞中五条带有干支，并且可能是日月食的记录，其中一条记“日月有食”，三条记“日又哉”，一条记“月又哉”。

　　在以上三种天象记录中，有关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记录的可信性，学术界没有争议，并且经学者们研究，这组卜辞属商王武丁到祖庚时期。在3000多年前，于这一不太长的时间范围内，竟有五次月食记录，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天文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历组卜辞中，关于卜辞的时代和所记是否为日月食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较大的争议，尽管断代工程开始后，学者们又进行了重新研究，但由于仍存异议，工程专家组决定，历组卜辞的记录暂不作为依据用于讨论商后期年代。用于工程讨论的只有第1、第2两种天象记录。

　　对于“三焰食日”这条天象记录，最早注意和研究者之一是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作为安阳殷墟最早的发掘者之一，董作宾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历，他在研究“大版四龟”之时，就从第四版卜旬之辞中发现了殷历有大月和小月之分。1934—1943年间，董作宾积时十载，潜心钻研，终于写出了鸿篇巨著《殷历谱》，从而开创了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年代之先河。就在这部著作中，董作宾曾举出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一版卜甲作为商代日食的例证。这片卜甲的拓本后来发表于《殷墟文字乙编》。其卜辞为：

　　甲寅卜觳贞，翼乙卯易日。一。

　　贞，翼乙卯(乙卯)不其易日。一。

　　王占曰：“止勿荐，雨。”乙卯允明■，乞■，食日大星。

　　这里，董作宾把卜甲上面卜辞的验辞后半段“乞■，食日大星”解释为“三焰食日，大星”。之后许多学者沿袭其说，并认为是一次日全食时出现巨大日珥的记录。著名天文学家刘朝阳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一文中，也认为这段卜辞为“三舀食日，大星”。

　　董、刘等人对卜辞的这个解释，在很长时间没有人表示怀疑，直到很多年之后才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但由于董作宾在甲骨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该版卜辞拓本不很清楚，即所谓“三焰食日”的卜辞位于腹甲上部反面，文字夹刻于钻凿之间，且该处甲质疏松，在拓本上显示为一片麻点，使字的笔画难以辨认等等原因，董作宾之说一直被大多数学者引用和予以推算。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此说才被“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之一李学勤正式否定。

　根据台湾甲骨学家严一萍对所谓“三焰食日”卜甲所做的摹本，李学勤在反复考证后认为：董作宾所说“三焰”的“三”，其实是一个“乞”字，而下一个字“焰”应是“■”字。“食日”不是日食发生的天象，而是一天中的时段名。至于“大星”的“星”字，应释读为“晴”，不是平时看到的某颗星象。

　　按李学勤的考证释读，这版卜甲的卜辞内容大致是：

　　在甲寅这一天，由殼贞问次日乙卯是否天晴，这是为了祭祀的事。武丁根据占卜的结果，判断说：不要陈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天亮时果然阴天，停止陈放祭品，上午吃饭的时候天气大晴。

　　甲寅日又贞问武丁鼻子有病是否神灵降祸。正面贞辞附记“王占曰”，却没有内容，大概是武丁身体不适，活动中断。反面贞辞改由王臣判断，认为应该停止“金■”一事，这无疑是为了照顾武丁的健康状况。

　　有了这版卜辞的正确释读，李学勤认为：这条颇为著名的几乎被国际甲骨学界和天文史界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甲骨文“日食”材料——“三焰食日”，与日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此条卜辞排除在殷商年代学研究的应用、参考之外。

　　既然殷墟甲骨文中共三条被认为是日月食的记录已连续排除了两条，那么只有第一条，也就是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记录可以应用了。

　　按前文所列的第一种月食记录可以看到，这五次月食最独到之处是都记有日名和干支，分别为：

　　1．癸未夕月食。

　　2．甲午夕月食。

　　3．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

　　4．壬申夕月食。

　　5．乙酉夕月食。

　　由于上述五条记有月食的记录皆出于验辞，故学术界并不怀疑它们的可信性，但因月食易见，任何一个地点平均每年都能见到一次月食，而同一干支的月食有时五年后重新出现，所以对上述五次月食的不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各不相同的结果。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据学者们推算，这五次月食的年代有22家提出的40种不同的结果。由于“乙酉夕”和“己未夕■(向)庚申”两次月食记有月名，因而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研究的重点。天文学家张培瑜，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裘锡圭、黄天树、彭裕商和甲骨学家常玉芝、刘一曼、曹定云等都对五次月食进行了深人研究。尽管学者们对五次月食发生的年代和日期存有异议，但争议最大的则是“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这条卜辞的记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商代月食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董作宾的说法，认为这次月食是庚申那一天发生的月食。只是后来有德效骞、周法高两位学者提出异议，并认为是己未那一天夜里向庚申那一天凌晨过渡时发生的月食。很明显，这前后两说对月食认识不同的关键点是取决于对卜辞中“己未”和“庚申”两个相接的干支日之间“■”字的解释。别看这个不起眼的“■”字，却对月食的推算起着重大而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是差之毫厘便谬之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董作宾认为这个“■”字是祭名，或指天象，而德效骞和周法高则认为此字意味着“中夜”或“连续到”之意。德效骞还基于商代纪日法是以夜半为始的观点，推算出这次月食发生于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到28日，即安阳当地日期己未日下午九时五十三分，复圆在庚申日凌晨零时四十分。

　　除董作宾、德效骞、周法高等学者外，关于卜辞中的“■”字，学者们还有多种解释，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常玉芝在其所著《殷商历法研究》中搜集的材料看，不同的解释有十数种。但这些解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无法在学术界达成共识。真正对“■”字给予正确释读和考证出其含义并在学术界取得共识的，当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裘锡圭。

　　1993年，裘锡圭在其发表的论文《释殷墟卜辞中的“■”“■”等字》中，通过细致严密的考证，认为“■”字应释为“皿”，它“插在前后相接的两个日名之间而构成词组(前一日名之后有时加‘夕’字，这种日名并可用‘之’代替)，如‘甲乙皿乙丑’……都应该是表示介于前后两天之间的一段时间的”。同时指出，这种用法的“皿”应读为“鄉(■)”即“向”，与《诗经》“夜鄉晨”的“鄉”同义。如“甲子鄉乙丑”，可言“甲子夕鄉乙丑”，是指甲子日即将结束，乙丑日即将开始之时。按同类词组的意义类推，则“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的意思是：月食发生在己未夜向庚申这一天过渡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即这是一次在己未日夜间快要结束时发生的月食，该次月食发生的日期是己未日，不是庚申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甲骨学家曹定云又将这个“■”字释为“敦”字，按他的解释，“敦”字是过渡之意，和“向”字的意思基本相同。由此，流传日久的董作宾的“庚申月食”说就此宣告终结。

有了对卜辞的正确释读，就可对“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发生的具体年份进行天文推算。不过，对这个年份的推算，又涉及另外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即商代的“日界”是从半夜开始，还是从天明开始?这是甲骨学界和天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裘锡圭、张培瑜为代表的专家，认为商代的“日界”从半夜开始，而以常玉芝、刘一曼、曹定云为代表的专家，则认为应从天明开始。一个“半夜”，一个“天明”，尽管看起来时间相差不多，但要以此推算几千年的月食，其结果就有了很大不同。“工程”开始后，关于甲骨文天象记录中五次月食的推算由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具体负责。

　　此前，张培瑜积几十年刻苦研究之经验，相继完成、推出了《中国先秦史历表》和《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两部著作，填补了古代天文历法和年代学研究的空白。这两部著作由此成为历史年代学家、考古年代学家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参考书。张培瑜也因为这两部力作的问世，奠定了他在这门学科中的重要学术地位。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工程首席科学家聘为“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这个极其重要和关键的课题的负责人，并主持“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这一专题的具体研究任务。

　　当张培瑜接手“工程”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后，除组织安排“武王伐纣”这个大课题的相关事宜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甲骨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的研究之中。由于刻有“乙酉夕月食”记录的两版都是龟腹甲，而“庚申月食”既有月名和食时时间范围，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食”的测年，对“工程”尤其重要。但记此食的两版甲骨均藏于英国博物馆，按张培瑜的设想，如果通过协商或采取合作的方式，争取到英国取一点“庚申月食”的卜骨进行14C测年，无疑会对这次月食年代的确定，起到重大的互证作用。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个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关于甲骨月食年代的确定，只有靠中国人根据现有的条件自己解决。为了排除日常琐事的干扰，他打破正常的作息规律，吃住都在紫金山天文台，在山上一呆就是几个月，对专题中所涉及的内容，反复研究，仔细求证，在一层又一层的迷雾中，逐步廓清历史的真相。。

　　根据对卜辞的分期分类，工程专题人员彭裕商、黄天树对五次月食的先后顺序作了排列，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果，认为“癸未夕”月食最早，“乙酉夕”月食最晚。从字体分析，五次月食发生于商代武丁中晚期的30年之内。由于文献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商代灭亡，其间不足300年，张培瑜在天文计算中，将这段时间前后延长200年。于是，以“日界”从半夜开始，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可排出在中国全境包括安阳在内的44个城市可见的日食情况和月食表。月食表详细列出了安阳的见食情况。结果标明，在安阳可见的月食中，自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300年中，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且这个结果正好在武丁中晚期的30年之内。具体数据如下：

　　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

　　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

　　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

　　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

　　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

　　关于“己未夕■(向)庚申”月食的精确时间，张培瑜的计算结果是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22点51分。但是，甲骨学家常玉芝却另有别论，她认为“日界”应从天明开始，并以此推算出“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发生在公元前1166年8月14日早晨5点之后。这个结果同张培瑜的推算相差26年。

文如玉

　　殷墟甲骨的测年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长达一个世纪里，甲骨文出土约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34844片。而自殷墟科学发掘之后，对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科学而深入地展开，一时名家辈出，大师云集，遂使甲骨学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要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当第三次殷墟发掘的第二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大连坑”内出土了“大版四龟”。董作宾对这十分难得的材料进行了长时间的细心研究，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论文《大版四龟考释》，从而奠定了甲骨文断代体系的基础。

　　1933年，董作宾又将其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之于世。这篇洋洋十万言的宏文，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它标志着甲骨文的研究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董作宾在《大版四龟考释》的基础上，经过深入、严谨的研究。创立了科学而缜密的甲骨文断代体系，这就是通行半个多世纪的著名的“十项标准”和“五期”说。所谓十项标准，即：

　　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法，9．字形，10．书体。

　　根据这“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墟200多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个时期，即：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在时流亡日本东京的郭沫若，看到董作宾的断代体系后给予了高度评价：“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郭沫若对其贞人说尤为推崇：“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

　　新中国成立后，殷墟甲骨仍在不断出土。 1973年，考古人员在小屯南地发掘中又发现刻辞甲骨5335片，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辞卜骨近百版。这批甲骨出土时多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91年秋，考古人员在花园庄东100多米处发现了一个甲骨坑，编号为花东H3，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刻辞甲骨579片。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其中完整的刻辞卜甲达300多版。刻辞内容较为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者根据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共存陶器及卜辞内容判断，此坑甲骨属武丁前期。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把中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但甲骨文绝大多数属于卜辞，也就是说是王或王室贵族占卜向鬼神询问吉凶的文字记录，要单纯依靠甲骨文恢复商代社会的原貌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建国后，陈梦家等甲骨学者在董作宾提出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的基础上，将甲骨文进一步分组，凡属于同一位贞人所占之卜辞，都归为一组，如宾组、历组、黄组等，并建立了区分其年代先后的学说。新的研究表明，甲骨年代并不完全按照王世划分，有时可以跨越两王，如以前被认为是武丁甲骨的宾组卜辞，实际上可以下延到祖庚之世。这些甲骨分期的新成果，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准确判定甲骨月食的顺序，进而回推其年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比较成熟和准确的分期断代标准，选择分期明确、有断代价值的卜骨，利用高精度加速器质谱计进行系列14C年代测定，就成为一种可能。

当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时，专家们就已考虑到利用加速器质谱仪对殷墟甲骨进行测定的方案。经过反复论证，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案终于得以实施。

　　“工程”对殷墟甲骨测年所设置的目标是：用改装后的加速器质谱仪，对各期、各组有字卜骨进行测年，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研究，将测得的数据转换成日历年代，进而排出商代后期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同时，工程对样品的选取条件制定了五条严格的标准：

　　一、卜辞中有称谓，时代明确者。

　　二、有天象记录(如日、月食)者。

　　三、有年祀者。

　　四、有重要贞人或重要事件者。

　　五、地层关系明确者。

　　在以上诸多条件中，至少符合其中之一，方可入选。

　　殷墟出土甲骨多达15万片，要从中选出符合以上条件者，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这次选择不是直接到甲骨的收藏处一件件查找验看，而主要是依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甲骨文合集》这部著作进行查寻。《合集》共收集甲骨41596片，编排体例依照学术界通行的五期分期法，将甲骨文资料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武丁时期；第二，祖庚、祖甲时期；第三，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武乙、文丁时期；第五，帝乙、帝辛时期。

　　由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门负责“文献资料库”专题的罗琨，以前在历史研究所参加过《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对有关情况比较熟悉，“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甲骨文样品的收藏处所由罗琨提供，而具体的选取任务，由社科院考古所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家负责完成。

　　对照书中的甲骨拓片，刘一曼、曹定云等学者经过一个多月认真的核对，缜密的筛选，严格的鉴别，终于选出了300多片符合条件的甲骨。但在这300多片甲骨中，许多条件优良者并不在国内，它们被分别收藏于英国、日本、美国等地。如甲骨文所记录的天象，比较明确的可用以定年的是五次月食卜辞。其中，乙酉夕和己未夕■庚申两次月食记有月名，是“工程”研究的重点。乙酉月食两版都是龟腹甲，庚申月食既有月名和月食的时间范围，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食的测年对“工程”就显得格外重要。但遗憾的是，两片月食记录的甲骨均藏英国的博物馆。显然，要让这些国家和地区收藏的甲骨拿出来测量是不现实的。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国外和台湾等地收藏的甲骨。经初选、复选，最后确定利用保存于国内的150片甲骨用以测年。为慎重起见，“工程”利用社科院考古所的甲骨藏品作了取样实验后，对各地甲骨的取样作了严格的规定：1、不伤及刻辞卜骨上的文字；2、不伤及卜骨背面的钻凿痕迹；3、尽量从卜骨不重要的位置如骨臼或骨板下部取样；4、取样部位要修补上色。根据这4项规定，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者先于考古所以无字甲骨试验并取得成功。所用甲骨修复上色后效果很好，不知情者几乎看不出来。这样做的优点是：既不影响原件的研究价值，也不影响陈列与收藏；甚至还因年代的测定，使它的收藏价值更高。工程领导小组专门派甲骨学专家刘一曼、曹定云、黄天树等人，同考古所技术室的文物修复人员一道南下北上，赴各地大学、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等收藏单位提取甲骨样品。按照加速器质谱计的要求，每片甲骨只要取1～1．5克，即相当于指甲盖大小便可满足测量需要。经过和若干个单位多次协商，最后，“工程”派出人员终于采集到107片殷墟文化一至四期的卜骨样品。

　　就AMS测年法而言，无论是测木头还是骨质样品，都要经过事先化学处理这一环节，而对有字甲骨的测定，这个环节就尤其显得重要。为此，工程特设了“骨质样品的制备和研究”专题，由北京大学14C测年制样实验室的原思训教授主持，其主要工作程序为：

　　1．对骨质样品14C测年中的分离与纯化作了深入研究，经前处理分离，纯化得到的测年能够满足高精度测年要求。

　2．建成了用元素分析仪作燃烧、分析与制备装置的AMS测年用C02制备系统。

　　3．建立了4套合成石墨装置。

　　4．研制成功样品气体回收系统。

　　5．至1999年底共制备石墨样品514个，其中断代工程测年石墨样品274个。

　　当上述一系列程序完成之后，再交加速器质谱仪进行测定，所得数据见下表。

　　从甲骨样品测定并拟合后的情况看，所得日历年代与“工程”确立的商后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利用AMS法进行有字甲骨测年，在标志着这门技术为商后期年代学研究做出独特贡献的同时，也对世界AMS测年学科的应用和发展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

文如玉

帝国的荣光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划分方法，商代后期是自盘庚迁殷开始至商朝灭亡这一历史阶段，而作为分界的遗址性标志就是著名的安阳殷墟。

　　纵观殷商的兴亡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都邑频繁迁徙，汉代张衡曾概括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这里说的“前八”是指成汤建国前之八迁，“后五”则为成汤建国后之五次迁徙。关于成汤之前八迁的具体去处，已无明确的文献记载，现代史学巨擘王国维曾对此作过考证，指出了“八迁”的具体方位，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和考古学上的证实，自然难成定论。成汤之后的“五迁”，虽有文献记载，但又不尽相同，如可信度较高的三种文献《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殷本纪》，其记载就有差异，参见下表：

　　由于文献说法不同，汉代之后的研究者也就众说纷纭，难有一致的结论。不过这个争论主要针对各王迁徙的具体方位而言，对总体上的“后五”并无非议。

　　盘庚迁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关于《盘庚》三篇颇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章，司马迁没有转载，却在《尚书》中保存了下来，由此成为研究殷人特别是盘庚迁都的惟一的重要依据。

　　无论盘庚迁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举动本身却成为整个殷商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人屡迁”的动荡生活的终结，同时也使长期处于低迷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现了“殷道复兴”的局面。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局面的出现，才有了后来包括盘庚在内的8世12王270余年商代历史的延续。

　　其8世12王的世系如下：

　　随着商周更替，世道轮回，至迟在秦代，盘庚所迁的殷都已成废墟，具体地望和位置渐渐不被人所知，直到甲骨文被重新发现和释读，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筹备时，首先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并于西北岗王陵区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属祭祀坑。1958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安阳考古工作队，1959年又设立了工作站，开始对殷墟进行长期的连续性发掘和研究。

　　从1958年至1966年，安阳考古队在保护区内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发掘了部分铸铜遗址、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圆形祭祀坑、车马坑等遗址。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殷墟的发掘被迫停止，直到1969年才恢复工作。在之后的30年中，考古人员对殷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及遗物，尽管“文革”风潮特别是后期批林批孔等政治风浪，对殷墟发掘造成巨大冲击，但工作还是艰难地维持了下来。“文革”结束后，殷墟发掘总算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随着妇好墓的发现，使殷墟再度震惊寰宇。

　　1976年，著名女考古学家郑振香率领考古人员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约100米处，发现了妇好墓。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葬未设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筑基址的痕迹，据发掘人员推测，可能是一座用于祭祀的墓上建筑。由于此墓埋压在殷代文化层之下，受到自然条件的保护，因而虽历经几千年沧桑而未遭盗掘。墓中除发现16个殉人和6只殉狗外，还出土了铜器、玉器、骨器等极其珍贵的文物1928件，其中铜器的总重量达到了1625公斤。在21O件青铜礼器中，不少器类都是前所未见的重器。而大多数礼器上都铸有铭文，为考证墓主身份、墓葬年代，研究随葬品的组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妇好墓是惟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并确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有专家认为妇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辞中所称的“妇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庙号“辛”，即乙、辛周祭祀谱中所称的“妣辛”。

　　自1928年殷墟首次发掘，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历史时期，有数十座宫殿遗址、10余座陵墓和10多万片甲骨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铜、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发掘出来，其数目之多、种类之齐全，是其他任何遗址都无法匹敌的。殷墟的发掘不仅对中国新史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专门围绕殷墟文化设置了“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的课题，并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殷玮璋具体负责。同时根据“工程”提出的“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的目标，特设了“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参与、主持殷墟发掘多年的杨锡璋负责。

　　杨锡璋和徐广德等考古学家积殷墟几代学者70年发掘、研究之经验，在前贤的基础上加以研究，将殷墟文化分期进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对应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

　　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

　　分期划定之后，杨锡璋、徐广德、唐际根、刘忠伏等专题组人员，着手从历年发掘所积累的资料中选出部分样品，并于1997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坟南地和东南地作了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50余个含碳样品。但是，当这些样品送往北京后，仍然不能满足14C测年的需求，特别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样品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于是，“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研究，决定继续提取样品，并派出课题组负责人殷玮璋和14C测年专家仇士华赴安阳，和专题组的杨锡璋等考古学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取样方式，并抵达洹北三家庄等地考察选点。

　　专题组人员在安阳考古工作队队长唐际根的安排下，于1997年秋—1999年秋，在殷墟的三家庄东地、花园庄西地、董王度西南地及其他几个地点作了不同规模的发掘，获得了一批含碳样品。经过3年的努力，专题组从殷墟12个地点共采集含碳样品111个，基本满足了14C测年的需要。鉴于发现材料的增多，专题组将原来所划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称“三家庄阶段”，并从第一期中划分出来。原第一期晚段改称第一期，并据此推定为武丁前期遗存。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就在专题组人员为寻找样品在洹水北岸几个地点勘查与发掘过程中，偶然发现了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垣。这是整个20世纪发现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震动。殷墟发掘70余年来，无数学者曾苦心积虑、疲精劳神、孜孜探寻而不得的殷墟城垣，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而在洹水北岸发现，这一重大成果，无疑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多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

　　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作常规14C测年后，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

　　从14C测年数据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为公元前1370年，最晚为公元前1036年，一期文化与四期文化之间的总跨度为334年。尽管上述每期的年代范围是否就是它们的实际年代，此时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证实，上述年代序列与分期序列完全一致，没有出现祖孙颠倒的现象。至于这些年代能否同其他的年代衔接和匹配，并不发生矛盾，当然还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来验证。

文如玉

　　洹北商城的重大发现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距安阳市老城北约3．55公里处的洹北花园庄及其相邻的三家庄、董王渡村一带，屡有商代文物出土。历年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1996年，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开始着手在洹北花园庄村一带进行钻探，并发现了遗址线索。1997年，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安阳工作队正式对遗址开方发掘，揭露面积136平方米，获得了首批较为丰富且地层关系明确的科研资料。1998年，围绕1997年的发掘地点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密集布孔钻探。钻探表明，遗址规模不少于150万平方米。其分布范围包括今三家庄、花园庄、董王渡、韩王渡、屈王渡等5个自然村。通过钻探得知，上述几次考古发现，实际是同一遗址不同地点的遗存。钻探还查实，遗址的核心部位分布有大面积夯土建筑，遗址内绝大多数地点的文化层堆积较厚，而且包含的文化遗物十分丰富。这一钻探成果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99年10月至12月，安阳工作队考古队刘忠伏等学者再次在洹河北岸钻探，终于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商代城址。城址位于著名的殷墟遗址的东北外缘，与1961年国务院划定的殷墟保护范围相毗邻且略有重叠。整座城址深埋于现今地表2．5米以下，平面近方形，方向北偏东13度。从试掘情况看，城墙系夯筑而成，基槽的横截面呈锅底状，宽约10米。经钻探，城址四面城墙的长度都在2000米以上，城的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远远大于郑州商城。通过对城址进行局部解剖和从出土器物分析，其遗址的主体堆积显然属于中商时期，晚段遗存属于学术界原来所划分的殷墟文化一期偏早，约当盘庚、小辛、小乙时代，早段遗存则略晚于郑州小双桥遗址。

　据文献记载，整个商代自成汤以后的都城迁徙，《竹书纪年》记了5处：嚣、相、庇、奄、殷。《尚书序》记了4处：嚣、相、耿、殷。《世本》记了4处：隞、相、邢、亳。《史记·殷本纪》与《世本》相同。由于商代最后一个都城可以确认至少是武丁以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又同为早商都邑(亳或隞)，故洹北花园庄商城遗址的发掘者认为，若文献不误，中商时期应与河亶甲居相、祖乙居邢(耿或庇)、南庚迁奄或盘庚迁殷相涉。

　　对此，遗址发掘者杨锡璋、徐广德、刘忠伏、唐际根等考古学家推断，关于商王祖乙居邢，文献记载与安阳无关。从考古资料尤其是近年的新资料看，祖乙之“邢”应当在今天的邢台西南曹演庄、东先贤一带。南庚迁奄的有关文献也与安阳无干。且南庚徙都可能时间极短，未必能够从考古遗存中辨析出来。因而若论洹北花园庄遗址的性质，要么是“相”，要么是盘庚所迁之“殷”，要么它只是一处大型中商邑聚。

　　据《尚书》、《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商代后期商王盘庚曾迁都至“殷”。随着安阳小屯甲骨文被学术界发现并成功释读，特别是王国维发表了两篇著名论文以后，多数学者认为殷墟已经找到。科学发掘小屯遗址的发掘报告公布以后，学术界皆笃信以安阳小屯为中心的面积约24平方公里(后改30平方公里)范围曾是盘庚所迁之“殷”。

　　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员注意到，数十年来小屯“殷墟”发现的主体遗存均属商王武丁至帝乙、帝辛时期。武丁以前盘庚、小辛、小乙等数王时期的遗存甚少且规模很小，远不能与王都遗存相提并论，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怀疑小屯殷墟是武丁所迁之都而非盘庚所迁之“殷”。

　　由于殷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非凡地位，关于殷墟遗址性质的讨论，并不单纯是商史研究的问题，也是整个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所瞩目的大事。洹北花园庄遗址的勘探与发掘，为澄清小屯殷墟究竟是盘庚迁殷还是武丁迁殷的历史之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遗址的发掘者唐际根等根据出土资料，大胆提出了一个假说：“洹北花园庄遗址是盘庚所迁的‘殷’；小屯‘殷墟’虽确为商代后期都城，但实非盘庚、小辛、小乙三王所居，而是武丁以后各王都邑所在。”这一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小屯殷墟迄今一直未能发现早于武丁的宫殿基址、王陵，以及不出武丁以前甲骨卜辞的疑团。由于洹北花园庄遗址的地理位置也在洹河附近，这一解释同样也可符合《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

　　唐际根等人弄出的这个假说，如同羊群里突然窜出一只黑驴，令学界大哗。有的学者拥护，有的表示反对，有的如坠九霄云雾，不知其所然与所以然。但无论如何，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那就是洹北花园庄商城的发现，是中国近百年来商代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从区域研究的角度看，洹北商城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殷墟作为商代最后一处都邑出现于洹河岸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及洹河流域古代聚落的发展演变规律。同时还为完善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框架提供了关键性资料。在过去的考古工作中，虽然有学者意识到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可能还存在时间缺环，但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予以证明。洹北商城的发现，不仅以确凿证据证实了该缺环的存在，而且提供了能够对该缺环阶段进行考古分期的实物资料和地层依据。这个发现对于确立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商年框架无疑产生重大影响。

　　除洹北商城外，另一个被“工程”列入14C测年的东先贤遗址，位于邢台市西南郊约3公里的东先贤村附近。据考古调查，遗址被东先贤村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村北部分已知面积近10万平方米。整个遗址商文化可分为五期，以考古学划分的H15和H34为代表的东先贤一期的年代晚于小双桥遗址，而与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的年代大体相当。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小双桥、花园庄和东先贤遗址出土的系列样品进行AMS测年后，其拟合结果如下：

　　据《竹书纪年》、《尚书·序》、《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盘庚迁殷前的商代前期，有成汤居亳、中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以及南庚迁奄等都城变迁。由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故“工程”专家认为郑州与偃师两座商城分别为汤所居之亳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宫邑”，亦即“两亳”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其他如小双桥、洹北花园庄和邢台曹演庄、东先贤等大规模商前期遗址的发现，无疑也为推定中丁迁隞等都城的地望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工程”通过对上述遗址的分期和14C测年研究，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其排序为：

　　第一期 以郑州商城C1H9、偃师商城宫城北部灰沟最底层(如96YSJlT28⑧、⑨、⑩)为代表；

　　第二期 以郑州商城ClHl7、偃师商城8611D5H25为代表；

　　第三期 以郑州商城C1H1、C1H2乙、偃师商城85YS5T1H3为代表；

　　第四期 以郑州白家庄第二层、小双桥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代表；

　　第五期 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97G4、98AHDH11、99AHDM10和邢台东先贤遗址一期98H15、H34为代表。

　　以上五期文化序列的建立，为推定商前期的年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工程”课题的设置，建立商前期年代学框架三个主要依据的研究已基本完成，那么从商朝建立到盘庚迁殷这段历史的年代跨度是多少?它始于何年又止于何年呢?要推算出结果，首先要对文献记载的商代积年加以比较研究。根据此前罗琨等学者对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的成果，先秦及汉代文献关于商代积年的记载主要有：

　　《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鬻子·汤政天下至纣》：“汤之治天下也，……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易纬稽览图》：“殷四百九十六年。”

　　《汉书·律历志》引《世经》：“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年。”

　　“工程”专家组认为，《世经》记载的629年，不见于先秦文献，是汉代刘歆据三统历推算出来的，不足凭信。

　　古本《竹书纪年》等书记载的496年说，因《竹书纪年》明确记载是29位王的积年，不足《史记·殷本纪》商代30王的数目(如计入未立而卒之太丁为31王)。中国现代著名史家、考古学家陈梦家通过对古文献研究后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引述《纪年》者所加的说明，《纪年》原文可能如《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汤数至文丁(文王受命)是29王，没有帝乙、帝辛。据“工程”专题人员常玉芝等学者对晚商祀谱的排比，帝辛在位30年(公元前1075—前1046年)，帝乙在位26年，二王共在位56年，故商代总积年当为496+56=552年(含1046)，若将伐桀之年计入，则为553年。也有学者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指从汤至帝辛即位，29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太丁和帝辛。如是，则商积年为496+30(帝辛在位年数)=526年。《鬻子》记载的576年与553年接近，《左传》所说的“载祀六百”可理解为约数。

　　专家们认为，可以用于“工程”的商代积年有三说较可信，一为《鬻子》的576年说，二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陈梦家解释的552年说，三为另一种解释的526年说。由于“工程”已从“武王克商研究”这一课题的成果中，选定周武王灭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那么以这个数字为定点，分别上推三说的商代积年，可得到公元前1622年、公元前1598年和公元前1572年三个数字。根据此前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的14C测年研究，已得结果为公元前1600—前1560年之间，这个时间段与以上三说基本吻合。有鉴于此，工程首席科学家研究决定，商的始年就在这个框架中取舍，并首选公元前1598年。为取整数，定为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1600年作为夏商分界之年，在回答了前面已经叙述为什么夏代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1600年加夏代积年471年，取整数为2070年)。同时，也有一个关键的数字需要交待，这就是建立商代始年基点的历史上著名的武王克商之年——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在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如果武王克商，也就是说商朝灭亡、周朝建立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得不到建立和确定，夏商的年代学体系就不可能较准确地建立起来。当然，在武王克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有关商代后期的历史脉络和各王年代还是要先行说明的。这就面临着要解开又一个历史年代学之谜，即历史上著名的盘庚迁殷事件到底发生于何年?

文如玉

　　无声的结局

　　根据“工程”专题人员杨育彬等考古学家的划分，郑州商城的商前期文化分为四期，在四期之前，是被直接压在商城城墙下的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洛达庙类型遗存。各期的14C测年数据见下表：

　　1997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在河南省郑州和偃师召开。会议期间，“工程”研究人员仇士华、殷玮璋，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询问有没有现成的可供14C测年的木炭标本。河南方面的考古人员回答说，在仓库里保存着一根完好的井框圆木可以测试。这根后来编号为T1J3的圆木，属于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一期的遗物，当仇士华、殷玮璋见到时，只见这根圆木不但保存完好，更可喜的是木头的外皮还保留如初。于是，仇士华就从这根圆木的最外轮开始，每隔几轮向里取一个样品，直至成为一个系列，带回北京进行14C测年。结果得出圆木最外轮的年代为公元前1408—前1392年，这个数据应是该井的建造年代。若以这个数据和所测的二里岗上层一期其他的样品对比，发现其年代基本相合，从另一个测面证明了郑州商城14C测年范围的正确性。

　　从14C测年数据可以看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基本相同，都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数据，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底谁早谁晚的争论，在持续了十几年之后，总算宣布暂告一个段落了。只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底谁有资格充当夏商分界界标的问题依然没有达成共识。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工程”专家组根据两座都城的性质和14C测年数据，在《1996—1999年“工程”阶段性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中，作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并存，其始建年代都是夏商分界的界标”的结论。对这个结论，在1999年9月24日至26日，由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程”阶段性成果学术报告会的讨论中，部分与会学者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曾长期主持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后又主持偃师商城发掘的考古学家赵芝荃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简稿》把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作为夏商的分界是不妥当的，不能因为在郑亳说和西亳说两者之间难以做出取舍，就把这两座商城都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从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土器物来看，偃师商城应该早于郑州商城，因此，偃师商城才是夏商分界的界标。”这个意见得到了部分与会学者的赞同。

　　由赵芝荃等人的意见又引发出与会者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座城同时作为界标不大可能，因为这两座城显然不会是同一年兴建的，总会有先有后，在哪个城先建、哪个城后建的问题上，还是尽量说清楚，确定一座城作界标为好。到底选哪一座，这要看它们各自具备的条件而定。另一种观点认为“界标”这个词的概念应该界定一下，如界标的标准和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遗迹或遗存才可以作为界标?这些问题都应该首先说明。因为界标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标尺，定了一个上下限，这个城哪一年建成就应该是商灭夏的年代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商灭夏以后并不是马上去建这座城，而且很快就建成了，它有个相当的过程。界标充其量只是说跟商汤灭夏的时间比较近而已。尽管接近，但毕竟还要差几十年。所以简单地用“界标”两个字，容易混淆概念。

　除以上两种观点外，山东考古学家张学海认为，诸如郑州二里岗下层这样的概念，应该看成是考古学文化的界标，而相关历史事件的界标最好是以某一墓葬或其他某一具体的遗迹为界标比较合适。

　　对于“界标”这一概念的解释，“工程”首席科学家仇士华认为，《简稿》中之所以这样称，是表示一个时间段。他认为这个时间段是可行的，只是“界标”这个词需要重新斟酌，如果不合适，那就不要再用，以免引起概念上的混淆。会议之后，“工程”专家组根据学者们提出的意见，将“界标”之说弃之不用，并将前面提到的一句话改成“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规模的遗址，其始建年代应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经过了这一番车轮大战式的折腾，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界标”之争，最后以抹掉“界标”二字划上了句号。呜呼！

　　继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后，按照考古学文化序列排比，便是小双桥和花园庄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遗址。

　　据郑州考古工作站发表的简报说，小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北约20公里的石佛乡小双桥村和于庄村之间，坐落在一片比周围略高的平坦台地之上，海拔高度105米左右。北依索须河，遗址北部地势较高，向东、南渐趋低平，为平缓的冲积平原，遗址南部有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引黄入郑渠从西向东穿过。土壤以褐色黏土、潮土为主，附近有索须河等水系。从考古人员掌握的资料看，该遗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4)0米，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在0．50—2．0米之间。郑州考古工作站的宋国定等考古人员，于1990年元月开始对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之后又对重点地区进行了多次钻探和发掘，发现该遗址总面积达144万多平方米，有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础、祭祀坑和青铜冶铸遗存。

　　从整体上看，小双桥遗址延续时间较短，在年代上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二期。关于小双桥的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商代中丁所迁的隞都；另一种认为是郑州商城使用期后期商王室的祭祀场所。关于该遗址的文化分期与14C测年见后表。

文如玉

夏商界标的论争

　　夏代纪年已有结论，接着要叙述的是商代纪年的推定。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设置，整个商代以著名的殷墟文化为界，分为商前期和商后期两部分，每一部分各设几个小的专题。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属于商前期的重要遗址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和东先贤遗址等。如果以上述遗址的发掘和分期研究为基础，就可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当然，在这几处遗址中，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又是主要研究探寻的对象，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两座都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才能确立夏商文化的分界。

　　前文已述，关于二里头遗址文化一、二期之间，二、三期之间，三、四期之间，四期与郑州二里岗下层之间等等，到底哪里是夏商文化分界的争论，在1997年11月于河南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上，专家们通过对实物的观察，普遍趋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也有个别人表示到死的那一天也不与其他学者共识）。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已不存在商文化的问题了。那么最早的商文化在哪里?郑州商城或偃师商城哪一个是夏商划分的标志?随着问题的提出，学者们在将目光集中到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这两座文化遗址的同时，也围绕上述问题再度展开了激烈争论。

　　“工程”开展不久，为便于14C测年研究，“工程”首席科学家专门安排考古人员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某些区域进行了发掘，提取了具有典型性的含碳标本。就在这次发掘中，偃师商城的考古人员在原来大城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一座南北长约1710米、东西宽约740米的小城。小城内外有壕沟、道路、墓葬、水沟、灰坑等遗迹。从发掘的遗迹、遗物看，小城明显早于大城，大城正是在小城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尤其在小城内宫殿区北部发掘出的一条大灰土沟，时间跨度几乎涵盖偃师商城所有时期，这一发现对其早期遗存面貌的认识和对城址性质的正确判定起到了关健性作用。据此，“工程”专题组成员、偃师商城的发掘者杜金鹏、王学荣等考古专家认为：小城的规模不是很大(面积约80多万平方米)，并不构成否定其为早商王都的理由。小城的狭小和在建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仓促与简陋，以及在城墙设计方面所具有的浓厚的军事色彩，应与商汤灭夏之初，为了镇抚夏遗民、巩固统治权而在夏王朝的腹地傍临夏旧都新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时所面临的政局不稳，人力、财力匮乏等情况正相符合。相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若商汤能在河洛地区迅速建筑起一座规模庞大的城池，倒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值得注意的是，小城城垣、宫室以及墓葬朝向等特点，与郑州商城、黄陂盘龙城、安阳殷墟的商代建筑是一致的。根据学术界的共识，二里头文化的大部分属于夏文化，偃师商城的建造是夏商文化的一个界标。那么偃师商城小城属于商文化遗存，显然是没有疑问的了。……综上所述，偃师商城小城应为早商时期的王都遗址。联系到小城的地理位置正与史传汤都西亳的地望相符合，小城在二里头遗址之近旁突然拔地而起，以及小城与二里头遗址(从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间一兴一废的更替，使得我们有较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考古学事实正是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说商汤灭夏“作宫邑于下洛之阳”的最好注脚。这是划分夏、商文化的一个重要界标。

　　针对偃师商城这一新的发现，“工程”专门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有的专家认为，新发现之小城可能是同期打破关系，并不意味着小城时间更早，仍坚持郑州商城早于偃师商城，夏商分界的界标自然以郑州商城为准。

　　坚持郑亳说的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认为，偃师商城小城刚刚发掘，所出遗物很少，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而且关于偃师商城的认识与发掘材料出入较大。小城的断代没有确凿依据，大灰沟最早一期的地层单位与城墙没有关系。从已发掘的材料看，偃师商城也不会早于郑州商城，故不能以偃师商城为界标。如果14C对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所提供的含碳标本测得正确，有可能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会在以上三个遗址的测年比较中得到解决。如果14C测年证实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年代相差不大，那么以这两个城共同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也是可以的，但偃师商城不能作为惟一的界标。

针对邹衡的观点，杜金鹏就偃师商城的情况作了三点说明：第一，偃师商城的发掘并不像邹衡所说的那样糟糕，其地层是清楚的，大灰沟出土的遗物也是清楚可辨的，灰沟第一段出土的遗物以二里头文化因素居多，第二段遗物单纯，主要属于商文化因素。第二，偃师商城的分期是在很多专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的，现在的分期根据新的地层关系早晚搞得更加细致可靠。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请了专家前来考察、把关，应该说，我们的工作是被学术界认可的。第三，关于偃师商城的年代问题，最早的那个小城，我们在1996年就发现了线索，1997年开始发掘，所出的材料确实不算多，已尽可能地将材料发了简报。但在小城中发现有墓葬、墙、水沟之间的关联关系，大灰沟在宫殿区，周围有墙，可能也是建筑遗迹。它在第一、二段使用，四段时被填平，此时在其北面出现了石砌的水池。另外，发掘的宫殿遗迹有五个在第二段使用，第三段时扩建，此时又出现了大城，这也可作为旁证。

　　针对杜金鹏的说明，曾参加过偃师商城发掘的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王巍补充道：“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还没有得到直接证据，但现在至少证明小城比大城早。尽管目前尚不能证明城墙本身早到第一段，不过可以结合城内的遗迹关系相互证明得出结论。小城范围内的最早的遗迹是大灰沟一段的，其遗迹与四号宫殿共用一墙，两者可能有必然的关系，而不是像邹衡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关系。”

　　关于夏商文化的界标问题，王巍对杜金鹏等人的观点表示认同，并指出在郑州商城要区分先商、早商文化是困难的，而偃师商城出现于夏都二里头附近，它的出现应晚于夏的年代，进入了商王朝时期，所以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应近于夏商文化的分界。这个观点，同样得到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玉彬的支持。杨玉彬认为，夏商文化如果要定界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偃师商城，因为偃师商城比郑州商城的工作更扎实，前者作为夏商的界标更明了，也易被学术界接受。

　　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底谁早谁晚、谁有资格充当夏商界标问题的争论，“工程”专家组成员、考古学家殷玮璋颇不以为然。他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考古学界干了些什么事呢?就是为郑州商城早还是偃师商城早而进行争吵，而这个争吵是没有结果的。你说这个早，他说那个早，有什么凭据?是不是偃师商城就比郑州商城一定要早，那郑州商城以后再发现早的遗址怎么办?这种争论把我们的精力挪到了不应讨论的问题之中，恰恰忽视了或者说没有把我们应该研究的东西抓起来。1995年在偃师召开商文化讨论会，这个会议由我主持，有许多专家参加，会上大家依然是争论不休。当时仇士华先生对我说，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底谁早的问题，14C测年可以解决，如果14C测年出来，我想这就有了依据。事实上，大家都坐在家里讨论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就考古学的角度而言，必须对一座都城挖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把这个遗址的情况了解清楚。否则，讨论来讨论去总是没有抓住根本，没什么意义。”

　　至于能否用都城作为夏商界标的问题，殷玮璋也有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看法，他说：“我不同意用都城来解决夏商分界问题，考古学上的断代必须用考古本身的方法来解决，用考定某个都城的方法是解决不了考古学上的问题的。文献上记载着亳，你就说这个都城是亳，有什么证据?你找的那些证据许多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当然，这个假设是允许的，但必须在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再作第二个推论。可有些学者不等这个假设予以证实，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连串的假设都出来了，看起来头头是道，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惜考证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这是超前意识，凭空想象，而科学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由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之争，牵涉到二里头文化的分期问题，殷玮璋讲道：“我认为二、三期之间有非常突出的变化，从出土的陶器来看，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但邹衡先生就是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二、三期之间有变化，但太少，是量变，不是质变。试想一个朝代的变迁，在文化上不可能是突变。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才搞了北京十大建筑，现在看到的高楼大厦，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许多生活用品也是慢慢地淘汰、更换，没听说在毛主席率大军一进城，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个人把自家的锅碗瓢盆全砸了。如果有这样的人，也是个神经病患者。即使你砸了，想换新的，工厂也一时造不出来。”又说：“再如秦始皇灭六国，实行天下统一，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你在六国之内很难找到秦的历史影子。这就证明朝代的变更跟文化的变更是不同步的。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等人提出要建一个新都，结果毛主席把梁思成批了一顿。按理说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开辟了历史新纪元，是一个历史伟人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了，他为什么不去建个新都?这就说明一段历史或一个朝代的更替并不意味着就要建都。历史上也是这样，当一个王朝诞生后，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要轻徭薄赋，减租减税，不可能立即劳民伤财地去建新都。可以说，历史上几乎没有一座都城是由于改朝换代而建的，都是由于一些更复杂的因素决定的。如商代盘庚迁殷这个事件，在迁都之前，盘庚将官吏、百姓召来好一通训话，他说他是为了大家的好处而决定搬家，如果你们不同意搬，我就怎样怎样，又是利诱，又是威胁等等，这就证明要迁一座新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再例如，周灭商之后，商王还在哪里管理他的臣民，周王派两个弟弟在一旁监视着他。周朝本身也没有因为把殷灭掉了就又建一座都城。所以新建都城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的分界线。换句话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无论谁早谁晚，都不能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

　对殷玮璋的论点，偃师商城的发掘者、夏商周断代工程“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负责人杜金鹏表示不敢苟同。他认为偃师商城大城与小城的发掘，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了分期的坐标，且是惟一的坐标。杜金鹏说：“按照以邹衡为代表的郑亳说的观点，郑州商城作为商的老据点，如果建城，在夏朝灭亡前就已建立，那么这个城就应属于和夏代平行的先商时期。当灭夏的战争爆发后，商人是从河北一带到郑州，然后再到偃师。而灭夏之后，商人又回到了郑州，回去后的商人造没造城，什么时候筑造很难准确地下结论。但偃师则不同，由于和二里头相隔十余华里，不灭夏就不可能造城，可以说偃师商城肯定是商人灭夏之后建造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建造的，通过发掘和对城墙的解剖，我们发现偃师城墙中都包含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片，且这些陶片是二里头二期或三期之中的，绝对没见到二里头四期的陶片。这个现象就有一个反证，证明偃师商城不可能早于二里头三期，只能晚于三期，应是建于二里头四期之时。”如果证明二里头四期后半段确是商文化，再将王朝灭亡这个时间差考虑进去，则二里头三、四期的中间就有可能是真正的商灭夏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分界。

　　“但问题是”，杜金鹏又说道：“发掘实物就在这里放着，偏偏有人说早，有人说晚，没办法了，我说实物就在这里摆着，你还不统一认识吗?肯定方法上出了问题，如果大家都是一种方法，一种逻辑，是可以有个统一认识的。有的学者反对用都城作夏商的界标，认为应该用考古学文化分期来划分夏商是最准确的，但这个方法就更麻烦，更说不清、划不明。如殷玮璋先生一直坚持不放二里头二、三期划分法，郑光先生坚持一、二期划分法。按殷先生的观点，认为二、三期东西不一样了，不一样就是夏商分开了嘛!照这个说法，郑光先生的观点就更对了，他说一、二期的差别比三、四期的差别更大呢!夏商就更应该在一、二期之间划分。我们以前也是这种逻辑，也是这种方法，但后来放弃了。为什么放弃呢?因为殷先生说的那个方法是软性的，夏商本来是邻邦，你居西南边，我住东北边，且有一段时间商臣属于夏，是夏的附属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文化交流是很密切的。既然如此，在二里头文化中出现商的东西完全可能，也是属于很正常的事情。不过这个现象也存在一个标准问题，比如说二里头文化中出现多少件商的东西算文化交流，出现多少件是王朝更替?是50件还是100件?这就是软性的，难以说清楚。而以城邑作标准，就是硬性的。我们从软的标准退守硬的标准，是因为软的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些个公公婆婆们争论了十几年仍没有结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当媳妇的不得不退到这个硬的标准上来。如果按殷先生坚持的那个方法，再争论50年恐怕还是没有结果，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说的对，别人说的不对，卖瓜的不说瓜苦，只说瓜甜。你说二里头出了商的东西，他说是文化交流，别人又说是王朝更替，这样势必坠入一个模糊不清的迷宫。这样的争论包括二里头宫殿的废弃也基本相同。有人说，你看这宫殿都废弃了，夏王肯定是被赶下台了，宫殿都没有了，他还能在这里继续称王称霸吗?但也有人反过来说，这本来就是个土台子，没灭亡也到了应该倒塌的时候了。有的人又说，北京故宫400年没修过，也可能哪一年地震它就趴下了，但这能说王朝灭亡了吗?这样的标准自然又属于软性的了。赵芝荃先生原来也将二里头宫殿废弃作为夏朝灭亡的一个条件，但这只是辅助性的旁证，惟一的标准还在偃师商城。夏朝不灭亡，商人不可能在其旁边筑城，而商城崛起了，标志着夏朝已经完蛋，此时正是二里头宫殿废弃之时。两个条件相互对应，才说明事情的真相。如果没有偃师商城的崛起，单靠一座宫殿的倒塌就企图证明夏朝的灭亡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当然，以偃师商城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不是单纯的王朝更替这个事件的标志，只是文化分界的标志。商灭夏之后，不可能马上就兴建一座城池，这里有人力、物力和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其间必有一个时间差问题。这个时间差是3年、5年，还是10年、8年，考古学本身无法解决。但除了考古学以外，其他任何一种方法也无法解决，包括精密的天文运算也无能为力。除非发现像殷墟甲骨文那样的文字记载，但这个发现希望是很渺茫的，因此这个难题也只有靠偃师商城来解决。换句话说，偃师商城就是夏商分界的界标。”

　对于杜金鹏提出的软性与硬性的划分观点，殷玮璋依然颇不服气，他说道：“什么是硬性的标准?通过发掘所发现的材料才是硬性的，划分夏、商的标准要用材料说话，而不是笼统地用一座城衡量，只有将发现的材料哪个属于夏，哪个属于商，准确地划分出来，才能说其他的问题，否则是无从谈起的……”

　　尽管学者们对夏商分界各自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并围绕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到底谁早谁晚，谁更有资格充当界标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是，就以上两座商城而言，它们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遗址，其始建年代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这一个大的框架，学者们并无争论。鉴于此，只有依靠14C测年来了结这段争论了十几年的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