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围棋史话

安徽小刀

围棋发展数千年来，是中华民族文化与思想的光辉杰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安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探索围棋在安徽的流传和发展，研究各个时期的名家可以获得对当时安徽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的了解，从而更加深刻地去认识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文化上的起起落落。

曹摅所著《围棋赋》曾产生较大影响

据文献记载，围棋起源于商代。历史上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使古徽州这块土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文特点。虽然不是地处文化起源和经济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但是由于文化的交融，围棋文化大约在两晋时期就传播到了安徽。

史册中最早记载的安徽籍围棋人物是南北朝时期的霍山人何尚之，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出现在西晋时期，来自安徽亳州的曹摅。他是一位弈论家，所著的《围棋赋》对围棋的基本模型做了形象的描述，可惜他在壮年时死于兵乱。

到了大唐盛世，作为文人们养性怡情的工具，围棋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并自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规则和等级约定，以及胜负的计算。同时，通过交流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等邻近国家围棋的发展。只是贯穿整个盛唐围棋史，似乎没有安徽籍名手的记载。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由于推行抚民清政的治国方针，在建国几十年后成为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几位皇帝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南唐士人好弈成风，有记载可查的安徽籍国手有休宁人查元方和贵池人陶守立，查曾任水部员外郎之职，而陶则是一位画家隐士。

宋朝的围棋活动有别于从前，其范围不再局限于贵族士大夫阶层，而是更加大众化。不过围棋的竞技性有所减弱，变成和琴、书、画一样的休闲工具了。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当时的中央首府，徽州文化空前发展，围棋在安徽的发展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些文人写下了许多关于围棋的诗作，如南宋进士、祁门籍著名诗人方岳。

三分天下有其一

明代中期的围棋，永嘉派、新安派、京师派三足鼎立，互相争胜。古新安即徽州，明代府治就设在歙县，这块土地上民多技艺，徽刻、徽墨、徽画、徽弈均独树一帜。当时，统治者公开征招弈师进京做官，带动起一个国手频出的年代。

新安派围棋的开创者为婺源人汪曙。汪的棋力稍逊于永嘉派的鲍一中。及至歙县程汝亮出现，多次与京师派的李釜角逐，一开始常常落败，但后来不相上下，遂一举奠定徽派围棋的地位，程汝亮著有《白水遗局》等作品。王世贞《四部稿》评鲍、程、颜(京师派颜伦)、李四大家围棋：“譬之用兵，鲍如淮阴侯有抟沙之巧，李则武安君横压卵之威，颜则孙吴携必胜之算，程则诸葛修不破之法。”

到万历年间，新安派的阵营又不断扩大，出现了方子振、江用卿、汪绍庆、吕济等一大批著名弈人，总称皖派。他们中还不少人著书立说，如苏之轼有《弈薮》，雍熙日有《弈正》。

如果说，在这些棋手中不少是以棋为生的职业弈人的话，富商汪廷讷则是个例外。汪廷讷，安徽休宁汪村人，自幼出继于同宗的富商为养子。大约22岁前后进入南京的文人圈子，又出钱取得南京国子监生员的资格。30岁时捐资当上监课副提举。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家乡松萝山下大兴土木，修建坐隐园和环翠亭，次年开挖七尺许的昌湖，布置了100多景点，日为诗酒琴棋之会，又撰写《坐隐弈谱》。汪廷讷由富商而为朝廷命官，再为隐士，走过了一条中国士人常走的道路。

皖籍棋手名家辈出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歙县汪汉年，与来自江苏六合的周东侯齐名，两人争雄于扬州，难分胜负。后两人又与新安程仲容、江苏盛大有会于杭州，相与角逐，还刻谱刊行。其中汪汉年与盛大有一局，以太极图布局，一时传为佳话。后又有汪幼清，据说他曾从钱谦益于行营中冲锋陷阵，又在秋猎在上马张弓，勇不可当，其弈亦有侠气，“沉稳精悍，绝伦逸群，每一遇敌，目光崩裂，透出方罫间，出奇制敌，横纵背触，譬如骏马追风，饥鹰洒血，推枰决胜，掷帽大呼，虽受其攫撇者，未尝不拍手叫绝也”。

到清中叶，随着歙县程兰如的出现，皖派围棋可说达到高峰。程兰如，歙县人，棋风灵活，棋理清晰，着法浑厚工整，时人评价：程兰如如齐楚大国，地广兵强。他因此与梁魏今、范西屏、施定庵并称清代围棋四大家。程兰如壮年游北京，与徐星友对弈十局，多次胜之。后又在湖州与施定庵多次交锋，不相上下。作为围棋大国手，程兰如留下90多局对弈记录，对围棋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程兰如还是著名的双枪将，象棋也为一绝。李斗《扬州画舫录》甚至说他“弈棋不及施、范，而象棋称国手”。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围棋运动走入低潮。晚清棋界最杰出的代表是周小松、陈子仙，两人卒后，清末棋坛彻底衰落。

“对围棋干了好事”的段祺瑞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国运急速衰落，依附上层建筑的围棋文化也因此走入历史的低潮。安徽也不例外，受时局混乱和经济凋敝的影响，除非地主官僚们，普通百姓已无暇下棋吟诗。因此在这一时期除了偶尔出现的周小松、陈子仙寥寥数人，再没有大国手的出现。到1909年日本棋手高部道平四段访华时，中国围棋与日本的差距已经非常大了。与当时较为著名的棋手王彦卿、陈子俊等，授二子尽管说互有胜负，其实也是负多胜少。据传，另一高手合肥人张乐山先后曾与高部道平对弈达80多局，张只胜13局。

不过，在这一历史时期，安徽出现了一位并非棋手但对中国围棋发展起到很大作用的人物，这就是段祺瑞。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此人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已有定论了，不过说到对近代中国围棋的发展，按陈毅元帅的说法就是，“段祺瑞的一生干了很多坏事，但对围棋还算干了些好事。”

晚清到民国初，合肥一带围棋还算兴旺。合肥人刘铭传和李鸿章门人常邀各地名手来合肥交流，并在合肥组织棋社，结纳棋友。段少年在弈风甚盛的环境中长大。当上大军阀后，段祺瑞利用自己的权势，资助围棋高手，对推进中国围棋的交流，确实起过积极作用。

1909年日本四段棋手高部道平来华旅游，段祺瑞左右的中国棋手竟无人能敌，高手张乐山、汪云峰被让二子，段祺瑞本人则要让五子。从此高部道平便成为段府的上宾，往来中日之间前后17年。日本围棋棋艺的引进，使中国围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座子等旧的一套模式终于被冲破。

尽管自己的棋艺水平有限，但段祺瑞从嗜好围棋出发，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保护中华围棋文化的积极作用。作为承其志者，段祺瑞长子段宏业，则是这一时期我国围棋的高手，研究甚勤，与当时的汪云峰、伊耀卿、顾水如等一流高手齐名。

民国初期，促进中日围棋交流影响最大的还是六段棋手广濑平治郎、濑越宪作以及本因坊秀哉的访华。这几个人的访华表演棋艺，都同段祺瑞有关。在北京，秀哉与中国棋手下了近20天的让子棋，随后南来上海访问。在这期间，他曾授予顾水如、段宏业等人的围棋段位，授予段祺瑞本人“名誉段位”。

段祺瑞为中国围棋做了好事的另一侧面是资助汪云峰、顾水如等一批围棋名手，使他们有条件增进自己的棋艺。顾水如是金山枫泾人，1914年离沪进京，年方22岁，段祺瑞视他为“弈林不可多得之人才”，并出资送他去日本留学深造。顾水如归国后棋艺称霸于北方，成为段府的“第一棋士”。

还有一件在近代围棋史传为佳话的事，即天才棋手吴清源的出道，也同段祺瑞有关。段爱吴的棋才，每月拨款100元作为“学费”让吴留京下棋，并经常出入段府。1928年，吴清源东渡日本，成为一名杰出的棋手，独步棋坛20年，被誉为“昭和棋圣”，至今仍是围棋界仰慕的人物。

1933年，段祺瑞客居上海，在他的影响下，30年代上海迅速取代北京，成为全国围棋名手汇集的中心。他去世后，陶菊隐在《从下棋讲到做人》的文章中说：“老段死后，斯人在，斯道(围棋)尚有人提倡。现在我国围棋高手们自段合(祺瑞)一瞑不视之后，惶惶然有曙后孤星之感。”这确也反映了中国围棋事业的艰难处境。

解放前的安徽社会百业萧条，开展围棋活动的城市仅限于合肥、芜湖、安庆、屯溪等少数几个。会下围棋的人数之少，是当今爱好者难以想象的。1927年在沿江的当涂县，诞生了后来的全国围棋冠军黄永吉，才迎来六七十年代安徽围棋一度兴盛全国的局面。（朱宝训 龙红泥 程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