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时刻 安徽》①：合肥解放的“有惊无险”与“又一伟大胜利”

老八路

如果要用两个词语来概括合肥的解放过程，用“有惊无险”和“又一伟大胜利”比较贴切。那么，这“有惊无险”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又一伟大胜利”的意义又表现在哪里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

说到合肥解放的光辉时刻，时光就要拉回到71年前的1948年秋。

这一年的10月，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战争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的新变化。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危机日益严重，政权已摇摇欲坠。这充分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机已经到来。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按照既定战略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下，由谭启龙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担负起解放合肥的任务。

而此时的合肥城，老百姓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为合肥解放创造了条件。

据合肥党史资料记载，1947年上半年，外地巨商大批抢购粮食外运，致使合肥米价猛涨，市民掀起了抢米风潮。4月27日，上海米商在合肥抢购绿豆、大米、花生等粮食约200余石，企图偷运出口，以图暴利。当粮船行至城郊卫杨村、快要出境时，百余饥民蜂拥而上，将所载粮食全部抢光。5月16日，一股国民党军队押送粮食出境时，又遭到合肥市民的拦截，押粮卫兵当即枪杀了一位少女，这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

与此同时，合肥城区爱国学生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暴行的游行示威，合肥城内很多商店、粮行罢市数日，支持学生这一革命运动。而除学生外，合肥工人的罢工、游行、请愿斗争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例如，当时的三河榨油工人不堪贫困，要求增加工资，坚持罢工4天，迫使厂方承诺每月增加工资国币25元，罢工取得胜利。

而1948年7月11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将这种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了高潮。当时，国民党合肥政府为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合肥，想加固城防，于是强行向群众索取城防工事费，这激起各界人士的不满。7月11日这一天，各界300余人集会，并派代表前往参议会请愿，要求取消城防费，不料遭到拒绝。消息传来，群情激昂，愤怒的代表将副议长拖出游街，从段家祠堂经大东门，绕转三牌楼。最后，慑于群众的力量，国民党地方政府被迫同意取消该项费用。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些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使得合肥解放指日可待。

有惊无险的和平解放

关于合肥解放过程，合肥党史书籍是这样记载的：1949年1月19日，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指挥部率第一、第四支队进驻合肥东乡梁园镇。随即，部队用电话命令国民党合肥县长：“在解放军到达合肥前，负责保护全城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不准任何破坏，听候我方接管。”第二天，纵队部又命四支队一大队先向合肥进发，侦察合肥敌情。一大队队长李锡风、政委齐平接到命令后，于21日晨3时许抵达肥东磨店（今属合肥瑶海区），7时许到达合肥东门外飞机场边沿。为了弄清敌情，大队派一侦察班前往侦察，正好和一伙从合肥城逃出来的敌人遭遇，一大队战士奋勇还击，但敌人似乎士气低落，支撑一会后就向南逃窜了。

看到这里，肯定有不少读者至少有两个疑问了：一是解放军怎么能命令国民党合肥县长保护好合肥城呢？二是，守卫合肥城的国民党部队为什么几乎不战而退？而要解开这两个疑团，就不得不提到进步人士——1948年被李宗仁委任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顾问的朱传礼。

在合肥工作的朱寅，是朱传礼的旁系后人，按辈分应该喊朱传礼为六爹爹。他告诉记者：“当时驻守合肥的是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的部队，和六爹爹私交甚好。时任合肥县长的龚兆庆是位进步、开明人士，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就与六爹爹取得联系。”朱寅回忆，“刘汝明驻扎合肥期间，六爹爹一直伴随左右，在国共两党之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将探查到的驻军情况通过中共地下工作者传递给当时的皖西军分区，一方面维持合肥地区稳定，一方面为中共提供消息，为以后解放合肥打下基础。”

朱寅为我们讲述了朱传礼为合肥解放起了关键作用的两个故事。当时前线战事吃紧，刘汝明有意退守南京，但是打算在撤退之前将合肥火车站的火车头和铁路线都破坏掉，以免被解放军所得。朱传礼得知情况后，立即上门面见刘汝明劝说，“铁道线路不能炸，一方面影响合肥地区的民心，一旦炸了车站，说不定造成动乱，对于军队撤退不利，另一方面，国共双方交战胜负未分，说不定哪天就能打回来，现在把铁道线路毁了，以后重建就难了。”就这样，朱传礼劝止了刘汝明破坏铁路交通的想法，同时联系共产党地下组织将部分火车线路破坏，防止刘汝明将火车头运走。而留下的八个火车头后来为解放军大军渡江，运送兵员、武器等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9年初，随着解放军南下日近，皖西军分区联系到朱传礼，希望他能设法使得刘汝明部队早日撤离，和平解放合肥。此时刘汝明正担心合肥周边地区共产党的活动，因此让朱传礼进行调查。朱传礼就此心生一计，想出了一个兵不厌诈的计划。几天后，朱传礼写了一个假报告，报告说合肥东乡、北乡、西乡都有共产党的力量，其中西乡力量最强，有数千人之多。这份报告以县政府名义提交刘汝明，让刘汝明深感不安，唯恐自己陷入共产党军队的包围之中，于是他决定立即退出合肥，向没有共产党活动的南方转移。这才有了前文所说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消极抵抗。

刘汝明部队撤退后，合肥城内还留有早已决定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合肥县县长龚兆庆等人，因龚已与我方有联系，因此他们均按照解放军的命令执行公务，保护仓库物资，造具清册，等候移交。解放军了解到这一情况，决定立即进城，于是就有了那个载入史册的时刻——1949年1月21日下午3时许，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一大队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从东门进入合肥城。人们欢欣鼓舞，成群的市民拥上去，兴奋地欢呼：“晴天了！晴天了！”顿时合肥城内爆竹声响彻云霄，合肥人民以无比喜悦之情，热烈欢迎解放军解放合肥。从此，合肥这座千年古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

“又一个伟大胜利”

解放军进城以后，军事首脑机关就驻在长江路小东门附近的洪家花园及旁边的中学里。合肥和平解放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就及时发布了新闻，并赞扬合肥和平解放是“继北平和平解放后又一伟大胜利”，号召当时大江以南各城市以合肥和平解放为榜样。而合肥刚解放一周，就的确迎来了一件喜事。1949年1月27日，国民党杭州空军军官学校学员周梦龙和李延森分别驾驶152号PL--P17型教练机、157号PL--P17型教练机起义，由杭州笕桥机场飞抵合肥三里街机场，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合肥人民的热烈欢迎。

合肥解放后，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军抓紧进行各项接管工作：1月22日，合肥市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很快就于2月5日正式成立合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合肥市军事管制时期最高权力机构，统一全市军事行政管理事宜。

随着合肥的解放，其周边的一些地区也相继解放。1949年1、2月间，相继成立了中共肥西县委、县政府和独立团，中共寿（县）合（肥）县委、县政府和县总队，中共三河县委、县政府和三河武装县大队，中共肥东县委、县政府和县总队。最终，在1949年1月31日，中共江淮区委决定，成立了中共合肥市委；2月1日，合肥市人民政府成立；同时还成立了合肥城防司令部，市党、政、军机构分属江淮区党委、行署、军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