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发现嫌疑人 另一条路就是向检举信的作者调查。这位作者是实名举报，不但署名，还有地址，跟被检举人祝修玉同一条街，门牌号是连在一起的，严家是双莲巷56号，他是58号，大名叫普心照。在云南，这个姓氏很容易使人以为他是少数民族，其实他是地地道道的汉族。 普心照是祖传中医。中医这一行，很容易跟“祖传”、“秘方”、“宫廷”什么的联系起来，但这位普郎中却是例外，双莲巷58号门侧墙上钉着的那块“祖传国医”的牌子吸引不了多少患者。他的医术虽是祖传的，可是他的祖上医术平平，系江湖走方郎中出身，加上普郎中的老爸是老来得子，四十岁出头方才有了小普，待到儿子十几岁上开始学医时，老爸自己身体有恙，精力不济，所以小普学得就不咋样。不过，每天从早到晚到诊所的人还是络绎不绝，都是熟人朋友、街坊邻居，看病求医的有限，大多是来侃大山或是有其他疑难来讨教的。普郎中为人耿直，性格固执得近乎偏激，却少有私心，邻居朋友有难，不但肯解囊相助，甚至有几次还助拳拔刀子，因此众人都很佩服他。 为保护检举人，罗贵福是通过管段派出所悄悄给普心照捎口信到分局谈话的。普心照果然耿直，跟罗贵福、梁兴道甫一照面，马上不客气地嚷嚷说：“你们民警办案子，哪有先跟被检举人接触然后再找检举人的道理啊？我那检举信里写得很模糊，不过点了点情况，凭此你们就有把握去跟被检举人接触了？既然有把握了，那又何必再把我找来了解情况呢？” 罗责福只得好言相劝，梁兴道则沏茶递烟，总算使普心照的火气消了大半，然后言归正传。据普心照说，祝修玉私藏枪支弹药的情况还是自己的妻子邱菊花告诉他的。普心照跟邱氏结婚将近二十年，对妻子的大部分作为都满意，就是有一点非常看不惯，妻子特别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打听不到的就设法刺探。普心照屡劝无效，常发感叹：你若是个男丁，肯定被警察局聘去做包打听了。 邱菊花的这个特殊嗜好当然会影响到她跟邻里的关系，幸亏有丈夫的面子在，人家也就一笑了之，不跟她计较。普心照屡次劝说，近年来，邱菊花的这个毛病大有收敛。不过，对于窥私成癖的邱菊花来说，这个多年来的嗜好已经相当于毒瘾，可不是那么容易戒掉的。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还是要时不时犯一下。 前面说过，普、严两家的住宅原是一座宅子，原业主因急于出售而一分为二。院子一分为二，房屋也是一分为二，原业主为省钱省事，不管院墙还是房屋内部楼上楼下的墙壁，一律都是用横放的一块砖头砌成的单壁，隔音效果可想而知。邱菊花有窥私的嗜好，如果分隔墙是用木板制作的，没准儿她会用纳鞋底的钻子在上面扎个小孔窥探邻居的隐私也有可能，可是砖墙没法对付，她就退而求其次，耳朵贴着墙壁偷听邻居在卧室内的动静。 邱菊花对邻居的偷听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普心照却始终不知晓。每天晚上普郎中在楼下客堂跟人高谈阔论或者听收音机，他的妻子则在楼上的卧室里，把耳朵贴在墙上，一边偷听祝修玉夫妇的动静一边结着毛线或者纳鞋底，一脸的满足。邱菊花知道丈夫若是知晓此事肯定不依，一旦听见普郎中上楼就马上中止，竟从来没有被普心照发现过。 祝修玉替“钻天鼎”私藏枪支弹药的秘密，就是邱菊花通过听壁脚得知的。当时昆明刚刚解放，政府正在动员老百姓上缴私藏枪支，邱菊花对祝修玉藏枪并不特别在意，她感兴趣的是人家夫妻的隐私。邱菊花是那种活得稀里糊涂的市侩女人，于政治既不懂也缺乏兴趣，所以渐渐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如果不是这次严淑娟做通了老爸的思想工作，祝修玉跟老婆商量是否要把藏匿的手枪、子弹交出去时的那番话正好被她听见，这件事几乎就要被她忘得一千二净了。 这当儿的形势跟六个月前昆明初解放时又不同了，邱菊花已经参加了多次群众大会，属于被发动起来的大部分群众中的一个，再说这时民间私藏的武器都上交得差不多了，极少数刻意隐藏的已经被公安局拘捕了若干，还有人因此被判刑。所以，邱菊花对此也重视起来，就向丈夫透露了此事。不过，她没有说自己晚饭后躲在楼上卧室就是为了偷听邻居的隐私，只说她偶然间听见隔壁夫妇似在争论什么，不禁生出好奇心，就仔细听了听，结果听到了这么一件事。 新中国成立后，普心照比较要求进步，不过他的进步只是停留在接受新思想方面，在一些具体行动上比如靠拢组织、申请入党等等他是不干的，相当于“口头革命派”。他听说祝修玉竟然违反政府规定藏匿武器，便说这是大事，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若是知晓了，那就必须向公安局报告，否则就是知情不举，我们也犯法了。于是，他就寄出了那封实名检举信。 罗贵福、梁兴道对普心照所说的情况与祝修玉的交代作了对比，发现邱菊花偷听到的相关情况可以印证祝修玉交代的内容，这样，基本可以排除祝修玉在做出自首决定后又生悔意，把藏匿的武器转移他处的可能性。 当天下班前，罗贵福向周克庸汇报了调查情况，请领导指示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周克庸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公安，在破案方面有较多的实践，当下对罗贵福说：“你们的分析有道理，现在看来要查明被窃枪弹的下落，只有盯着一个方向：案犯是怎样进入现场的？是如何正好在严家四口全部不在家的情况下下手的？是偶然撞到机会呢，还是待在附近偷窥严家人的动静伺机下手？” 罗贵福说：“多谢领导指点，您知道，我虽然在旧政权干过刑警，不过时间太短，没直接主持过破案，基本没有实践经验。现在组织上让我负责刑侦……” 他的话立马被周克庸打断：“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是想增添人手？那没问题，分局刑侦队是你分管的，你可以调人嘛。” 罗贵福把留用老刑警朱古石调来参加侦查，三人组建了一个专案组。五十挂零的朱古石具有三十年刑侦经验，在昆明警界有点儿名气，他一来，罗贵福就把案情介绍一番，让他说说下一步该如何进行。朱古石说周局长说得对，还是盯着案犯如何进入现场这一点来追查为好。既然严家门窗完好，锁具无损，那就说明案犯是用钥匙开的锁，作案后又照样把门锁上了。这种案子我过去碰见过几件，都是从钥匙入手调查的。除了钥匙，还要调查案犯进入现场以及离开现场时是否有人看见其行踪，因为作案时间是下午至傍晚，双莲巷应该有人看见过这个人。即便那厮去双莲巷时没人留意，但他离开时应该是带着那口小皮箱的，那就比较引人注目，多半会有人留意到。当然，这还要看我们的运气。 罗贵福立刻作出安排，梁兴道负责去调查钥匙情况，罗贵福和老朱调查双莲巷是否有人看到过案犯。这时已是晚上六点，罗贵福性急，说晚上居民正好在家，叫上派出所户籍警一起去走访正合适。几个人随便吃了点儿东西，即刻出发。 梁兴道对这个使命很感兴趣，因为他正好可以去跟严淑娟见面，请她提供她家门锁钥匙的情况。罗贵福说老弟你去五祥路关帝庙门口待着，我和老朱去严家跟严淑娟说一声，让她去那里找你就是。 有老朱加入，似乎马上就转运了。罗、朱二人叫上户籍警老陈去双莲巷向居民调查，走访到第三家就了解到了情况。这户人家有两个上小学的男孩儿，一个三年级，一个五年级，哥儿俩考完试这两天正闲着。昨天下午哥儿俩在巷口空地上玩耍，看见有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提着一个小皮箱从巷子里出来，去了马路对面的烟纸店，买了烟当场拆开递给店主一支，自己也点了一支，两人抽着烟聊了片刻那人才走。 罗贵福三人就去找烟纸店主人。这个时候烟纸店已经关门打烊，不过这种小店铺都是前店后家的格局，叩门就可见到主人。店主姓丁．平生从未跟警察打过交道，忽有警察登门，自是暗暗吃惊。待到刑警说明了来意，他长长地松了口气，说原来你们是问龙拐子啊，他昨天是来买过烟，还跟我聊了几句闲话。 侦查员问龙拐子是何许人。店主说他住第二区醒仙路蝴蝶坝，好像没有固定职业，听说以介绍生意挣钱，不过店主曾经看到过他在庙会上摆摊头卖古董——可能是假古董。 醒仙路蝴蝶坝离双莲巷颇有一段距离，这人跑到双莲巷来干什么？这个问题店主没法回答，因为聊天时对方没有说。侦查员关心的是那个皮箱，便问店主是否见过。店主连连点头：“对，他是提着一个小皮箱。”说着还用手比画了一下尺寸，“这么大，咖啡色的。” 罗、朱二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皮箱尺寸、颜色都对上号了。六支手枪加上六百发子弹，应该有些分量，便问店主龙拐子拎着的那箱子看上去是重还是轻。店主想了想说：“这个倒没有留心，他没把箱子拎上柜台，聊天时那箱子是放在他脚边的。” 次日上午，罗贵福、朱古石便去醒仙路蝴蝶坝向管段派出所了解龙拐子其人。派出所方面告诉他们，龙拐子名叫龙超，彝族，三十九岁。此人年轻时曾参加过拐卖儿童团伙，国民党警察局对刑事犯罪打击不力，连坊间都知晓他是个人贩子，还给起了个绰号叫“龙拐子”，可警察局竟似充耳不闻，从来没有找过他。后来，龙超不知为何收手不干了，做起了掮客生意。此人的人际关系较广，利用这一资源获取各类供求信息，房屋、汽车、古董、牲口、药材、汽油甚至家具、自行车、钟表、小百货无所不包，虽无门面，却也混得不错，挣得了一些钱钞，买房娶妻，还生了两个女儿。新中国成立后，龙超仍旧干此营生，因为他并无政治历史问题和现行犯罪，所以民警没有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监控。 罗贵福决定由派出所出面立刻传讯龙拐子。
四、难道案犯是检举人？ 龙拐子身材高大，肤黑皮粗，说话声音沙哑。刑警见到他后，直截了当就问他前天下午去了哪里。这主儿面不改色，回答说去了双莲巷。刑警问他去干什么了。他回答说：“有人托我收购一套乾隆年间的宫内茶具，我是去找藏主询问是否有意出让的，那人名叫陈三福，住双莲巷115号。” 老朱问：“除了找陈三福谈生意，另外还干什么了？” 龙拐子一脸迷惘地望着刑警：“没干什么啊。陈三福说那套茶具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他又不缺钱用，不想出手。我以前跟他打过交道，也曾从他手里拿到过古董，算是熟人，他就留我坐了一会儿，喝着沱茶聊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告辞了。” “你从双莲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龙拐子想了想，恍然大悟：“哦！您二位说的是……那个皮箱？对对对，我是提着一个小皮箱呢！” 刑警就问这个箱子的来龙去脉，里面装了啥物件。龙拐子说那是一个空箱子，是他从陈三福家出来时，在陈家门前右侧的那个垃圾箱里捡到的。箱子上的两个搭扣都扣着，不过上面没挂着锁。打开一看，里面是空的。他觉得有点儿奇怪，这么一个七八成新的皮箱怎么丢到垃圾箱里了？又想既然是扔到垃圾箱里，那就是主人不要了，何不捡回家去？就把箱子拿上了。 不过，龙拐子并没把这个皮箱拿回家。他在回家途中经过老柏树（地名）附近的一家旧货铺时，寻思这口箱子不明不白地被扔进垃圾箱，莫不是装过什么不祥之物？把它拿回家去别招霉运，干脆卖给旧货铺子算了。于是就走进店铺，卖了八万元（旧版人民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八元，下同）。 当下，罗贵福、朱古石把龙拐子留在派出所，他们二人直奔双莲巷。陈三福证实龙拐子所言不谬，还出示了那套被龙拐子惦记着的乾隆年间的大内茶具，说那是他祖上传下来的。抗战胜利那年，有个朋友急于筹款上门求助，为凑够那笔钱款，他曾请龙拐子相帮找了个下家出让过一件古董。当时他曾说过家里藏有一套大内茶具，还拿给龙拐子看过。 离开陈宅，刑警又查看了那个垃圾箱，在陈宅和邻居家相连处的一个凹进去的位置，居民或者路人经过时扔废物、垃圾很是方便。如果龙拐子所言属实，那应该是潜入严家盗窃的案犯得手后，为防引人注目或者为了便于携带，取出箱子里的东西，随手把箱子扔掉了。 罗贵福、朱古石又去老柏树找那家旧货铺查问。旧货铺老板说前天下午确实有人来卖掉了一个咖啡色的旧皮箱，他开价八万元，对方没有讲价，直接成交拿着钞票走了。那个箱子现在还在，老板说着把刑警领到货架前，取下了这个已被加价百分之五十的小皮箱。 皮箱被带到分局后，刑警打电话给派出所，让他们悄然通知祝修玉前来辨认。祝修玉过来一看，马上确认就是“钻天鼎”交给他的那个箱子。他揭开箱盖，指着箱内黑色细绒布衬里上隐约能够辨别的油渍告诉刑警，那些手枪、子弹都是涂了牛油后用油布包裹上放在箱内的，他自“钻天鼎”交其藏匿时看过一眼，直到上星期六晚上决定自首了才再次打开，当时发现武器上面涂拭的牛油已微微渗透到油布表面，皮箱衬里绒布上的油渍应该就是这样造成的。 当天晚上，罗、朱、梁三人在分局刑侦队办公室碰头讨论案情。 梁兴道先说了昨天他从严淑娟那里打听来的关于她家门钥匙的情况。严家院门（大门）和屋门（二门）的钥匙有三套，父母和她各持一套，弟弟才十二岁，家里没让他持有钥匙，生怕他丢失，反正母亲无业整天在家，影响不到他放学后进家门。这三套钥匙一直由三人保管着，从未交给过其他人，即便有亲戚朋友来严家住宿，家里也是一直有人的，没有必要把钥匙暂时交给他们。 梁兴道于侦查工作虽然外行，但以前上学时，也读过一些中外侦探小说和报刊上报道破案情况的文章，尽管罗贵福和朱古石没有教过他，他还是想到了一种可能：到严家拜访的亲朋好友或者邻居甚至严淑娟弟弟的同学和家长中，是否有人动过严家钥匙的脑筋，瞅个空子偷偷用橡皮泥拓过印模（包括唆使弟弟拓模）。于是，他便让严淑娟把家里的亲朋好友以及与弟弟关系密切的同学列一份名单。 往下该怎么做，梁兴道心里没有底，因此今天一上班，趁朱古石还没跟罗贵福外出凋查，连忙向老刑警请教。老朱告诉他，比较简单的法子是先去找严家夫妇，听他们对自己亲朋好友的陈述跟你昨晚向小严了解的那份名单是否一样，如果有遗漏，那么要甄别是故意还是无意，若是故意，被遗漏的那人就应该列为重点调查对象；没有遗漏的话，那就可以跟他们聊聊这些对象中是否有人对钥匙产生过兴趣，以及之前是否有过什么可疑迹象之类。不管有没有人对钥匙产生过兴趣，都有必要找那份名单上的人了解情况。 梁兴道今天一整天就在干这桩活儿，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全城乱跑，累得人仰马翻却一无所获，此刻说起来一脸的沮丧。 罗贵福前天向分局领导要求增加人手加强侦查力量时所说的话并非虚言。他虽然当着分局治安股副股长而且分管刑侦，但即使算上奉命打人国民党警察局的时间，警龄也不到一年，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因暴露而撤离昆明，所以于刑侦也只能算是一个新手。此刻，他面对着眼前自己独立主持侦查的第一起案子，有一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要他发表对案情的见解，还真没法儿说。于是，他就让朱古石分析案情。以老朱的经验，他对该案已经作过反复考虑，心里形成了比较清晰的观点—— 祝修玉藏匿的武器被盗，应该不是案犯临时起意，而是蓄谋行为。因为案犯进入现场后的作案目的非常明确，没碰严家的箱笼橱柜和抽斗。严家虽然不敢说是富豪，但至少是中等偏上水平的家庭，况且像严蔚雯这样的出身，肯定有些金银首饰；而祝修玉长期跑单帮以及在后来的经商生涯中，肯定也有若干收藏。案犯既然选准该户居民下手行窃（配制钥匙），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他却没有翻找其他东西，单单窃走了那个装武器的小皮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他潜入严家就是为了盗窃祝修玉藏匿的武器。为此，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想方设法配制严家的钥匙，然后在暗中窥伺，及时掌握严家成员的动态，趁全家均外出的时候悄然潜入作案。 案犯为什么非要采用配钥匙的方式进入现场？老朱估计，这是因为他必须在白天严家无人时下手（晚上严家肯定有人，不论破锁而入还是用配制的钥匙进屋，危险性都比较高），如果使用损坏门锁的手段进入的话，双莲巷里人多眼杂，很容易被路人或者邻居发现。于是就引出了第二个话题：他怎么知道严家何时无人？而且主人必须外出一小时以上他才能有足够的时间作案。 严家的男主人祝修玉和女儿严淑娟白天基本都不在家，可女主人严蔚雯却是全职太太，平时除了买菜之外一般不大出门，而菜场就在附近，她又没有跟人唠东家长西家短的嗜好，很少在外面逗留一小时以上。所以，对于案犯来说，白天进入严家作案无疑有些勉为其难。可是，案犯恰恰准确掌握了严家全家都不在家数个小时的信息，得以潜入现场，从容作案。再者，案犯选择了一个没人注意的空当进入严家，这还说得过去。可是，他从严家出来离开双莲巷的时候，不管他走哪一头（双莲巷是一条两头都与其他马路相连的石板街），都要经过数十户人家或者店铺一一即便不是贼头贼脑鬼鬼祟祟一见就令人生疑的模样，但因为这条巷子一向少有陌生人经过，一个手里提着沉甸甸物件的陌生人肯定会被人注意到。可是，刑警访查下来，竟然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样一个目标，这不是有些奇怪吗？ 根据以上分析，刑警老朱归纳了案犯作案得以成功所需要的条件：第一，能够获得准确信息，这信息有两方面——第一，祝修玉藏匿武器和6月25日那天下午家中无人，甚至掌握祝修玉藏匿了多少数量的枪支弹药。因为他既然选择了把小皮箱丢掉，只拿里面的东西，那就得带上足够容纳六支手枪和六百发子弹的容器，多半是麻袋之类；第二，有直接或者间接获取严家钥匙印模的机会。 梁兴道发表意见说，这个案犯看来是个精于此道的老手，但有一点却又与“老手”身份不相符。他把盛放武器的小皮箱扔进了双莲巷的垃圾箱，此举无非是为了不引人注目，可是，既然如此，他又何必把小皮箱带出严家呢，留在现场岂不更省事？ 罗贵福说，看来案犯的本意是不想让祝修玉立刻发现武器失窃，可是他把小皮箱丢弃于垃圾箱内显然是有违此意，因为一个七八成新的皮箱被丢进双莲巷的垃圾箱，很容易被居民注意到，毕竟龙拐子这样的非双莲巷住户途经巷子又正好发现垃圾箱里有这么一个皮箱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这似乎表明了一种可能：案犯应该就是双莲巷的某个居民！ 朱古石也想到了这一点，听罗贵福这样一说，笑道：“呵呵，罗股长说到了点子上，其实，这个嫌疑对象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梁兴道惊问：“是谁？” 罗贵福马上猜到了老朱说的是谁，点点头说：“根据作案的必备条件对照一下，大体上就可以估测个八九不离十了。”他看看梁兴道，“你再想想。” 梁兴道恍然：“难道是那个……那个写检举信的普心照？！”
五、又一个嫌疑人 6月28日，专案组正准备对普心照启动外围调查时，普心照却找到分局来了。 之前，罗贵福带着朱古石、梁兴道一次次出没于双莲巷访查时，没向周围邻居提及该案，甚至连“严家”、“56号”这样的敏感字眼也没透露过。其他邻居也许不知道公安局便衣来查问这些内容意欲何为，但普心照夫妇心里应该是清楚的。普郎中一眼就看出主持这项调查的是罗贵福，所以在他们登门时询问过罗贵福的身份，得知其是分局治安股领导后，今天突然登门求见了。干什么呢？他是来查问那封检举信的下文的。 罗贵福听对方一说来意，心里随即有了对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严家窃枪案发生那天普心照的活动情况。他一面跟普心照不显山不显水地敷衍着，一面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往6月25日下午对方的活动情况上引。出乎意料的是，据普心照回忆，他那天下午没在诊所。去了哪里呢？去市中医业公会开会了。 旧时各地都有慈善会，其职责是冬舍粥夏施药，其经费一部分来自富裕市民自愿捐赠，一部分由政府拨款，慈善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务性质，不取任何报酬。从7月中旬到9月中旬这两个月，正是疾病高发时期，慈善会便要提前准备施药工作。这药不是随便施舍的，得针对贫穷患者的具体病症对症下药。所以，慈善会便要在每年的6月下旬通知中医、西医和中药、西药行业公会作好例行活动的准备。这四个公会接到通知后，便须开一个理事会，研究如何配合慈善会搞好这项活动。这两个月里，城隍庙开设义务诊疗点，由全市中西医生轮流坐堂问诊、把脉开方，患者拿着药方前往中西药店取药，不付分文——自然，那都是廉价药物。活动结束后，药店凭方子跟慈善会按进货价结算，医生、郎中则是尽义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慈善会解散，这一例行活动也就停止了。而昆明因为是建国后的1949年12月9日才解放的，新政权的工作重心还没顾及到这一块儿，所以次年夏天慈善会还未解散，贫穷市民也还大量存在，这项活动照常举行。普心照医术平平，原本是选不上中医业公会理事的，可是他的名气却摆在那里，因而成为了中医业公会唯一不是本地名医的理事。6月25日下午，他就是去参加这个会议了。 罗贵福把普心照打发走，自己去参加分局的局务会议，派朱古石、梁兴道两人前往市中医业公会调查普心照所言是否属实。梁、朱的调查结果证实，普心照那天下午确实去中医业公会开会了。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始到五点半结束，普心照提前半小时到达，他担任记录，中间没有离开过会场。会后，普心照又发起自助聚餐，每人出钱凑份子去公会对面的“富升馆”晚餐，到八时许方才散去。 面对着这个结果，三名刑警都傻眼了。昨晚分析得头头是道，运用逻辑推理已经把普心照钉死在嫌疑人的位置上了，可是这人没有作案时间啊！三刑警于是重新审议昨晚的思路，议来议去觉得没有差错，就引申开去考虑：会不会普心照本人并未入室作案，而是指使另外某个人下了手？ 另外那位是谁呢？那就要对普心照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了。一想到这一点，三刑警都觉得头痛。这个普郎中的交际面据说极广，如果要一一调查到，别说旷日持久时间上耗不起，就是经费也拿不出——他的很多朋友是在外地的。而且，即使耗得起时间拿得出经费进行这种调查，也有可能查到中间卡壳。以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云南特定的地理位置，这人结交的某些对象可能已经失踪，甚至越境去了国外。 梁兴道看着罗贵福和老朱，一脸愁云地问：“这事咋办？” 罗贵福想了想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个案子反正总得查下去的，我看要么这样，先易后难，把眼下可以进行的调查先进行起来再说。” 朱古石提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建议：绕开调查普心照的社会关系这个难题，改从其他方面着手。比如之前分析的案犯作案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是得有机会拓取严家钥匙的印模，这个分析应该没错，而普心照要拓取钥匙印模，就只有他自己或者指使其妻邱菊花出面，不可能是其他人一一毕竟要跟严家成员熟悉且有交往才能获取机会。所以，可以考虑有针对性地调查普心照夫妇是否有接触钥匙的机会。尽管之前向祝修玉、严蔚雯夫妇及女儿严淑娟调查此节时，三人一致否定普郎中夫妇有这种机会的可能，但那时并未把普心照放在嫌疑人的位置上考虑，这种调查也就是一带而过而已。现在重新调查，启发一下，没准儿他们能突然回忆起什么呢？ 老朱的这个建议获得了另外二位的赞同，接着，三个刑警分别找了祝修玉、严蔚雯和严淑娟。可是，这三位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普心照、邱菊花夫妇有什么机会能接触到他家钥匙。钥匙都是放在身边的，他们一家三口自2月初“钻天鼎”藏匿武器到家中失窃这段时间里，没人生过病，所以并未去隔壁的“普氏诊所”；严蔚雯也没有走东家串西家的“脚头碎”习惯，从来不去包括普家在内的任何邻居家串门。普心照、邱菊花虽喜好交际，但普心照的交际场所固定于其诊所，每天都在诊疗之余跟人高谈阔论，不必上邻居家去聊天；邱菊花倒是喜欢串门，不过这段时间她没去过严家——双莲巷新搬来三户居民，她正热衷于去新对象家打听底细刺探隐私呢。 梁兴道想想不死心，下午再次去母校找正在指导学生排练节目的严淑娟调查。两人在教室一侧正说话时，严淑娟的弟弟严钧鑫来了。这个五年级小学生原本是在西郊冷水湾义父那里度假的，因姐姐排练的节目里需要一个小演员，物色了几个都不满意，想到了自己的弟弟似乎可以胜任，就托人捎口信让他回来了。严钧鑫跟姐姐一样，也是文艺爱好者，接到消息就兴冲冲地返回城里，这会儿是来向姐姐报到的。 严钧鑫不知跟姐姐谈话的这个大哥哥是何许人，便静静地站在一旁听着。片刻，他插嘴说：“普师母上个月来过咱们家的，那天我生病没去学校上课，还是姐姐你帮我向老师请的假。中午普师母还端来一碗面条，说是普先生的生日面。妈妈当时和普师母说了一会儿话。” 这么一提醒，严淑娟也想起来了：“对呀，那天是5月4日星期四。” 刑警再去找严蔚雯谈话，提起这事，严蔚雯也想起来了，说确实有这件事。那么，邱菊花是否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拓取钥匙印模呢？严蔚雯摇头说不可能。她的那两把钥匙是用和钥匙圈连在一起的铜链条系在外套口袋自己缝制的暗扣圈上的。说着，严蔚雯当场把外衣口袋翻出来给刑警看。这样，就排除了邱菊花利用这唯一的接触机会偷偷拓F钥匙印模的可能性。 排除了普心照、邱菊花夫妇涉案的可能，专案组三刑警这下真是困惑了，寻思如果还坚持原先的观点，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普心照指使他人作了该案；另一种是普心照本人确实未曾涉案，而是其妻邱菊花单独作了该案。不论是上述哪种可能，其钥匙来源应排除从严家人那里拓取印模，也许是使用了万能钥匙或者开锁工具。 那么，往下应该怎么调查呢？三人讨论下来，决定还是采用先易后难的方式，先对难度相对比较小的邱菊花进行调查。这项调查说难度小，其实还是很费劲的，主要是无从着手，因为派出所对这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也是几无了解，除了户籍登记资料上的简单情况外，没有其他内容。而这所谓的简单情况那实在是太简单了，由于户籍资料是从旧政权的警察署接管下来的，而民国时的警察署对普心照、邱菊花这类不需要作为“重点对象”来控制的居民的户籍资料都不怎么重视，登记册上连邱菊花是从哪里嫁到普郎中家的也没显示。因为不能排除邱菊花受普心照的指使作案的可能，所以也不宜向普心照了解情况。 三人议来议去，最后想到了一个法子，通过居委会出面向双莲巷的群众收集邱菊花的情况。她已经在双莲巷待了二十余年，又是出了名的“碎碎嘴”，被称为全巷“第一嚼舌头”——即饶舌，言多必失，跟人交流了那么长时间，总会有一些关于自己以往情况的说法。双莲巷总共有百十户居民，只要有人还记得她所说的内容，相信就能调查到。 从6月29日开始，专案组启动了这项调查。不过，罗责福没有参加，因为四分局管辖区内发生了一起纵火凶杀案，分局领导让他暂时去负责该案的侦查。这样，对邱菊花的外围调查就只有梁兴道、朱古石两人了。朱古石是老刑警，梁兴道虽是新手，但对调查工作颇有悟性，也有积极性，在派出所户籍警老陈和居委会干部的协助下，两人的调查工作进行得还算顺畅，两天调查下来颇有些收获。诚如之前专案组所判断的，邱菊花在双莲巷生活多年，其习性导致她肯定要透露自己的经历，因为无论在她自己还是别人看来，那都并非不可告人的内容。 别看眼下的邱菊花是一个四十来岁、举止浅薄庸俗的家庭妇女，早年却是一个上过美术专科学校的女才子。邱菊花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其父是做竹木材生意的，所开竹木行的资金、规模在昆明可以列入同行中的前五位，其家境即便算不上富豪也笃定是富翁级别。因此，邱菊花一生下来就被称为“大小姐”。邱菊花自幼喜欢画画，父亲曾替她专门聘请过丹青高手教其绘画。十七岁初中毕业后，邱菊花竟然考入了著名画家刘海粟创办的私立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30年改为专科学校）造型美术院中国画系，不过是旁听生。但那也足以轰动春城，因为在当时人看来，能进入这所学校的，日后都有可能成为著名画家。 邱菊花就是在这种憧憬中赴沪上学的。可是，她的画家梦没有实现，因为在上海滩只待了三个月，就患上了肺结核。那时，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还没发现后来被认为是对付肺结核的唯一有效的药物盘尼西林（即青霉素），肺结核被认为是一种带传染性且几无治愈可能的绝症，人们对此谈虎色变。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师生也不例外，校方要求邱菊花立刻退学离校，宁愿奉还全部学费。兴冲冲赴沪的邱菊花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无比沮丧地回到了昆明。 邱家对于大小姐的疾病自然重视，邱老板遍请中西名医，但都是束手无策。最后，有人介绍了不是名医的普老栓一一就是普心照的老爸，说他曾经调治好几个同类患者。邱老板携女登门求医。普老栓搭了脉搏，问了病状，又聊了些其他话题，说邱小姐的病能否治愈要看她自己，如有毅力按照他所要求的做，那可能有一半以上治愈的希望。邱菊花看到了一线曙光，自是连连点头。普老栓说那就治治看吧，我也不收你诊疗费，你需要掏的不过是药钱，那是付给中药店的；另有一个条件，一旦认定由我来治疗，那就不能再去找其他中西医生了，这点你们须考虑清楚。当然，我也有私心，如果治好你的病，那就替“普氏诊所”这块招牌增光添色了。于是，邱氏父女就决定请普郎中医治。 这一治，整整三年。三年后，邱菊花果然康复，人前一站，精气神比以前未病时还好。这既借助干中药的药力，也靠普老栓传授的气功和养生术。普家祖上有人当过道士，习练道家气功颇有心得，传到普老栓手里，他就把气功和中医结合起来，通过增强患者的体质抵抗病菌来治疗肺结核病人。之前几年曾收治过一些患者，大多数都无法忍受站桩的那份枯燥寂寞或者缺乏悟性归于无效，只治愈过四人，邱菊花是治愈的第五个。当时，与邱菊花同龄的普心照已经是父亲的助手，很多时候都是由他根据老爸传授的方法指导邱菊花。如此，这对青年男女在治病练功的过程中频频接触，逐渐产生了感情，等到邱菊花康复，就对邱老板说要嫁给普心照。这当然跟当时择偶普遍的门当户对准则是不相称的，不过邱老板倒也开明，尊重女儿的选择，邱菊花就嫁到了双莲巷。 结婚后，邱菊花自然不可能再去上海学画了，人家美术学校也不会接纳她，原先的画家梦就成了一个肥皂泡。据说邱菊花曾想跟已经成为自己公公的普老栓学医，专攻肺结核诊治这个难题。可是，婚后三个月，年过六十的普老栓突发心脏病猝然去世，别说尚未拜师入门的邱菊花了，就是老郎中唯一的儿子普心照也没把老爸的本事学全。邱菊花知道丈夫医术平平，也就死了学医的心，安心做起了家庭妇女，一直到现在。要说邱菊花的社会交往，被访查到的数十位邻居都说也就不过跟双莲巷的居民来往，没见她接待过什么外人。当然，这不包括她有时打扮一番外出后可能跟其他人的接触，这方面大家就无法提供什么情况了。 专案组——这时其实就梁兴道、朱古石二位，根据上述情况进行了讨论，两人对走访时不止一个居民提到过的邱菊花“打扮一番外出”这个细节产生了兴趣，朱古石说莫非这个女人在外面有姘头？如果她真的涉案，是不是跟那个姘头有关系？ 接着，他们向正在忙活那起纵火凶杀案的罗贵福汇报了上述情况，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设想：循着邱菊花外出时去了哪里、跟什么人见面等进行调查。罗贵福表示赞同，说你们只管大胆去做，有什么困难跟我说，万一出了娄子也由我来承担责任。 可是，梁兴道、朱古石还没开始进行新的调查，突然发生了意外！
六、疑犯失踪 7月1日，专案组接到户籍警陈黎明的电话，告知了一个使梁兴道、朱古石吃惊的消息：普心照去派出所报告，称其妻邱菊花失踪！ 梁兴道、朱古石当即赶到派出所，普心照在那里等着他们。此刻普心照满脸愁云，声音也有点儿沙哑，他告诉刑警，前天下午两点左右，邱菊花外出就再也没有回来。以往妻子外出总要关照普心照一声的，可这次她没有吭声，从里间出来后穿过外间诊室只管往外走。当时普郎中正凝神给一老年患者诊脉，直到邱菊花走出门，方才站起来追到门外冲着邱菊花的背影问她去哪里。邱菊花头也不回地说：“我去看看妈妈！”——当年昆明颇有名气的邱氏竹木行的老板早已去世，竹木行也已易手转到了别人名下，其妻这年七十四岁，和邱菊花的哥哥一家住在一起，邱菊花每月都要去看老妈一两次。现在她照例去娘家，普郎中也就没再说什么，回屋继续给病人开方子。 当晚，邱菊花没有回家。普心照倒也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以前也时不时有过这种情况，比如正好碰上老岳母有个头疼脑热的，女儿放心不下，就留下过夜了。次日，普心照上午仍在诊所坐堂问诊，下午应中医业公会约请，前往城隍庙义诊，怕妻子回家见不到他担心，就留了张条子压在外间诊室的桌上。傍晚义诊结束后，他应一位同是中医业公会理事的老郎中金先生之邀，参加了其为即将移居香港的儿子而设的告别筵席，回家已是晚上八点。发现邱菊花还没回家，普郎中有点儿担心了。 以普心照的性格，本应立刻去岳母家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他喝多了酒，从饭馆出来脚步踉跄，还是金先生叫了三轮车把他送回来的。此刻他头晕脑胀，实在力不从心。于是他上楼进了卧室，连衣服也没脱，倒在床上便睡。一觉醒来已是天色大亮，邱菊花还没回家。普心照洗了把脸，连早饭也没吃就心急火燎地奔岳母家去看究竟。到得那里，岳母、大舅子夫妇告诉他邱菊花前天下午来过，坐了片刻，说还有事儿就告辞了。这下，一向颇有主意的普郎中慌神了，急让大舅子夫妇张罗叫人去其他亲戚家询问，自己奔派出所来报告。 当下，梁兴道、朱古石便随普心照返回双莲巷，进门方才坐定，先前那七八个分头去打听邱菊花下落的亲戚陆陆续续来报回音了，都说没有人知道邱菊花的去向！ 这样，这件事就值得重视了。刑警问普心照，前天邱菊花出门时穿了什么衣服，是空手还是拿了坤包，装束上是否跟平时有什么两样。普心照还真是大意，或者说当时他的心思都放在问诊上，根本没有留意，一时说不上来。幸好那个患者就是双莲巷的居民，户籍警陈黎明把陪同患者来看病的两个家属以及当时在诊所闲坐着跟普郎中侃大山的另两位邻居请来，一番询问，得知邱菊花前天下午出去时穿着一件浅绿色带淡黄小花的长袖衬衫和黑色中裙，脚穿咖啡色牛皮凉鞋，都是九成新的，手里没拿任何东西。罗贵福问普心照，这套装束跟平时她在家时的穿着有没有不同。普心照说这是她出门做客时穿的衣服，平时在家穿的都是些旧衣衫。 刑警又去了邱菊花的娘家，向忧心忡忡的邱母和邱菊花的兄嫂等了解相关情况，得知邱菊花确实是穿了那么一套衣裙去的娘家，还给老妈带去了两盒藕粉。邱菊花的嫂子告诉刑警，邱菊花每月都要去看母亲一两次，都是专门探望，有时带礼物，有时给母亲一些零钱，没有定规。要说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以前她来探望母亲时穿着不大讲究，除非逢年过节，一般都是穿家常衣服过来的，但最近一年多好像讲究打扮了，昆明尚未解放那段时间，她还时常抹法国香水。前天她过来时，神情似乎也跟平时不同，看上去有点儿委靡不振，说话声音也没平时那么响。嫂子还以为她不适，关心地问了问。她说没什么，可能是晚上没睡好。 梁兴道、朱古石返回分局后，马上把邱菊花失踪这一情况向罗贵福报告。罗贵福正为那起纵火凶杀案忙得不可开交，听了梁、朱的汇报，抽空和梁、朱一起对这一新情况进行了分析。邱菊花的失踪究竟是察觉到公安局正在调查她因而畏罪潜逃呢，还是某种偶然情况导致她因故不归？众人讨论下来，认为前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之前刑警在双莲巷对普心照、邱菊花夫妇进行外围调查时曾接触过多名群众，尽管向每个人都关照过要保密，但是毕竟人多嘴杂，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和想法，没准儿有人不以为然，随口就泄露出去了。邱菊花听说后，马上意识到不妙，就选择了畏罪潜逃。 正说到达当儿的时候，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证实了这个估测。邱菊花在双莲巷是个很引人注目的角色，这样一个角色的失踪当然是双莲巷的一桩特大新闻，居民们自然议论纷纷。户籍警陈黎明是个留用警察，性格稳重，一向小心翼翼。他以前在旧警察局曾干过一阵刑警，因为跟头头儿关系不睦被打发到下面的警署跑腿，昆明解放后警署改组为派出所，他被留用，还是跑腿。他之前参加了对普心照、邱菊花夫妇的外围调查，因此是知道窃枪案的侦查思路的。邱菊花失踪后，他寻思八成是接受过调查的群众中有人泄露了情况，就去居委会找主任和治保委员谈了这事，说最好由居委会出面悄悄调查一下。居委会干部分头找了那些接受过外围调查的群众，终于找到了泄露消息的人。 那是两个大婶，前天午前忙完了午饭，闲着没事在巷子里溜达。平时两人关系不错，无话不说，溜达时正好碰到，于是一个便压低了嗓音对另一个说公安局正在调查邱菊花，另一个顿时来了劲儿，悄声说人家也找我啦……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冷不防拐弯处邱菊花拎着个瓶子去打酱油，两人连忙刹车，跟邱菊花打了个招呼就各自回家了。 陈黎明办事认真，特地去问了那两个大婶，还让她们带自己去闲聊的现场实地测试了一下，在拐弯处是能够听见她们两人说话的，于是认定邱菊花已经知晓公安局正在调查她。 这时，纵火凶杀案专案组打来电话，请罗贵福去参加案情分析会。罗贵福临走前说：“老朱、小梁，你俩还得继续辛苦，接着往下调查，具体怎么查，老朱有经验。还是那句话，大胆去做，有困难跟我说，有事儿我担待。” 朱古石、梁兴道又议了议，决定去找普心照了解邱菊花平时的情况。两人再赴双莲巷，却扑了个空，普心照不在家，他叫了几个朋友继续寻找妻子去了。 考虑到普郎中肯定心急如焚，刑警生怕次日又碰不上，第二天一大早，在双莲巷的居民还没吃早饭的时候粱、朱二人就到了。一看普心照一脸倦色两眼血丝，刑警便知其寻找老婆毫无收获。果然，普心照主动说起，昨天他发动七八个朋友找遍了所有妻子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发现其踪迹，今天准备继续寻找。刑警说明来意，普心照便说了说自己与邱菊花婚后的情况—— 这些年夫妻俩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丈夫有一份固定职业，他的医术虽然平平，但为人够朋友讲义气，有些小名气，上门求医的患者还是不少，收入属于中等水平，而且两人未生子女，所以这份收入就足够他们过一份滋润日子了。由于经济上没有困难，两口子也没啥事儿值得争吵的。邱菊花没啥朋友，除了两家的亲戚互相走动走动，她也不跟除邻里以外的对象来往。普心照实在想不出妻子失踪的理由，他甚至怀疑会不会是因为他向公安局写了检举信，隔壁老祝为了报复，找他的江湖兄弟把邱菊花绑架了。 说到这儿，普心照突然问刑警，他检举祝老板私藏枪支弹药之事怎么查到现在还不见动静。老朱说那件事我们还在调查，一旦查明真相，肯定会给检举人一个答复的，如果检举情况属实，普先生还会受到奖励呢！接着，老朱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邱菊花最近情绪是否有异样上，普心照立刻予以否定。这一点显然跟邱菊花娘家人反映的情况截然不同。 应刑警的要求，普心照带他们查看了家里的各个屋子。据普心照介绍，邱菊花大前天出门时不但没带日常洗漱用品、替换衣服，甚至连抽斗里放着的夫妻俩应付日常支出的备用款也没动。由此可见，那天邱菊花是准备去娘家看看老母亲后就回家的。 梁兴道、朱古石回到分局，内勤正找他们。原来分局决定调整办公室，专案组使用的楼梯间改为刑侦队的仓库，他们要搬到另一间屋子去。那时讲究艰苦朴素，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搬家公司可供使唤，别说办公室了，就是整个机关搬迁也是干部自己动手，最多叫辆人力车来回运东西，好似蚂蚁搬家。因此，专案组的写字台、文件柜什么的都得梁、朱二位自己辛苦。没想到，这一折腾，竟然让梁兴道发现了邱菊花确实与窃枪案有涉的物证——那个放枪支弹药的小皮箱。 这个箱子从旧货店拿来后，因为没有结案，就存放在专案组的文件柜里。现在，梁兴道把柜子里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拿到箱子时，无意间发现箱子正面左侧下方的白铜包角上有一处划痕。他把这处划痕指给朱古石看，老刑警说这可能是箱子从高处落到地面时留下的痕迹。 梁兴道眼前突然一亮，说是不是邱菊花窃得这个箱子后，担心提着这么显眼的物件出门会引起邻居的注意，就隔着墙把箱子扔到了自家院子里，正好磕到了石头上？朱古石听着连连点头，说小伙子你还真是一块干刑警的好料啊，有这个可能！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普家看看，我记得他家院子的地面是用石板铺的，也只有石板地才能把箱子的铜角撞出这样的痕迹来，估计石板上也会留有痕迹。 两人再次去了双莲巷，一路上还担心普心照出门去寻邱菊花，家里没人。到得那里一看，普氏诊所的门开着，普郎中正坐在外间诊室替人看病呢。原来普郎中是打算吃过早饭就去寻找邱菊花的，不料出门下台阶时右脚给崴了一下，脚踝骨剧痛，不能着地。邻居见了，赶紧去把70号的骨科医生白天寿请来。白大夫是西医骨科，供职于一家私人医院，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给普心照作了一番检查后，说应该没有骨折，估计是伤了筋。普心照松了口气，但他的原计划却没法实施了，只好留在诊所里。 普心照人缘好，诊所开着，便有人登门求医，普郎中也就和平时一样诊脉开方了。当下，刑警便说要去院里看看，普心照不疑有他，说你们自己去吧，恕敝人不能奉陪了。 梁兴道、朱古石检查了靠近严家院墙一侧的地面，石板地上果然有一处新鲜的磕痕，一眼就可以分辨出那是被重物砸出来的。至此，刑警终于弄清楚了邱菊花的作案过程——先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严家的门进入现场，偷走那个装着枪支弹药的小皮箱，怕提着从严家出去会被人看见，就隔墙扔进了自家院子。然后，她回到自家院里，把箱子拎进屋子，用螺丝刀之类的金属工具拗断箱子上的锁扣，取出里面的手枪和子弹，再趁人不注意把空箱子扔进了巷子里的垃圾箱。 那么，从皮箱里取出的枪支、子弹又会藏在哪里呢？邱菊花是一个比较讲究清洁卫生的全职太太，不像有些家庭妇女那样喜欢收藏一些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得上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她家里每间屋子包括厨房的摆设都很简单。梁、朱二人一番检查下来，认为邱菊花不可能把赃物藏在橱柜、抽斗、床下等处——容易被普郎中发现（这时刑警已经基本排除了普郎中参与窃枪案的可能）。还剩下什么地方呢？灶膛和地下。灶膛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那是一天三次在使用的，柴火一烧，子弹受热后会爆炸，那就是自讨没趣了。那就只有地下了，可是刑警里里外外查看下来，屋里地面上并无被挖掘过的痕迹，院子地面上石板之间的缝隙里都有小草和青苔，也没有撬开过的迹象。 如果赃物不在屋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邱菊花盗窃得手后，随即把赃物转移了。据刑警之前调查到的情况，案发时段双莲巷除了115号陈三福家之外没发现来过外人，也没人反映邱菊花提着包裹或提兜之类的物件（六支手枪和六百发子弹，体积不会太小）在巷子里出现过，因此可以推断，有人在附近接应，拿走了赃物。 顺着这一判断继续往下分析，结合邱菊花察觉到公安已经注意到自己后突然失踪，梁兴道顿时一个激灵，说老朱你看邱菊花会不会已经让人灭口了？朱古石的观点是不一定，也许她不过是逃到哪里避避风头，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被灭口的可能。 刑警回到外间诊室，病人已经离开了，普郎中正和两个照料他的邻居聊天。老朱请邻居暂时回避，跟普心照聊了一会儿，内容自然是围绕着失踪的邱菊花。老刑警毕竟经验丰富，十几分钟后两人告辞出门，一出双莲巷，朱古石就低声对梁兴道说：“我们可能已经发现了线索……”
七、真相大白 普郎中应刑警的要求聊了妻子以往的一些琐事，梁兴道听着，除了感到琐碎外一无所获，可朱古石却从中捕捉到了一个被普心照一带而过的情况：大约一年半前，邱菊花曾参加了同学聚会。 朱古石头脑中那根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他忽然想到，以前一直没发现邱菊花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社会关系，但从其涉案情况来判断，她的背后应该是有人指使的。那个指使她的人会不会就是她二十多年前的某个老同学呢？也许，邱菊花跟那人的沟通，就是从那次同学会开始的？ 回到分局，梁兴道、朱古石发现罗贵福竟然一脸轻松地坐在刚刚整理好的办公室里。原来，那起纵火凶杀案已经破获，周克庸让罗贵福回来继续主持窃枪案的侦查。罗贵福听朱古石一说同学会的事儿，立马表示赞同：“老朱的判断可能对头！” 为什么呢？因为罗贵福想起一天前梁、朱汇报调查情况时提到过，邱菊花的娘家人反映了一个细节：邱菊花以前回娘家不怎么讲究穿着，有时甚至就穿着在双莲巷家中的日常衣服，可一年多前她开始讲究了。而同学聚会是一年半前，这两个时间节点是否过于巧合了？邱菊花是不是在那次同学聚会中和某个以前有过感觉的男生久别重逢，从而开始交往？人一旦陷入感情漩涡，智商往往会大打折扣。邱菊花很有可能向那个老同学透露了邻居祝修玉私藏枪支弹药的事情。而那个老同学正迫切需要获得武器，于是就说服邱菊花冒险作案。 当晚七时许，专案组三刑警前往邱菊花娘家打听那次同学聚会的情况。可是，娘家人却说不上来，因为邱菊花事前事后都没跟他们中的任何人说起过。那么，娘家人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娘家人倒说得上来：一个姓沈的小学同学曾上门向邱菊花之母打听邱菊花现在的住址，说是要举行一次同学聚会。 这样，总算打听到了一个知情人。不过，娘家人并不知道那个沈姓同学目前的住址，只知此人原先住在附近的土地店对面，后来搬走了。 次日，刑警前往土地庙一带打听，费时半日，总算打听到沈某现在是大钟寺“升富酱园”的老板。 大钟寺位于第四区，属于昆明市公安局第四分局的管辖范围，刑警在自己的地盘上，办事自然顺畅。他们很快就查到了这位沈老板的基本情况。沈老板叫沈继忠，家里自清同治年间就开酱园，传到沈继忠手里已是第五代了。沈继忠接班时年方十八，正读初中二年级，因父亲突发急病猝死，酱园这副担子就压到了他这个家中唯一的男丁肩上，只好辍学经商，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升富酱园”是老字号，自有一批老主顾认其牌子，只要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经营，就能正常维持下去。沈继忠生性老实本分，把酱园经营得还不错。抗战时，别的行业大多萧条，他的生意倒越来越好，因为军队从他这里定购了大量酱菜、辣酱、咸鸭蛋、豆腐乳等以备野战行军的需要。沈继忠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组织，也没听说与黑道有什么交往。 刑警马上去酱园拜访沈老板，了解到了那次同学聚会的来龙去脉。 沈继忠和邱菊花是小学同班同学，又一起考入了初中，不过进了初中后就不在一个班级了，他读到初二辍学做老板后，就跟邱菊花等同学中断了联系。一晃二十余年过去，忽一日，沈继忠意外收到了一封海外来信。这封信似乎有点儿来头，竟不是邮局送来，而是国民党昆明市警察局指派一名警察特地登门送来的，信封的落款处印着一排英文字母，沈继忠不识洋文，那个送信的警察说是“美国海军部”。沈继忠疑疑惑地抽出信笺一看，原来是小学时的一个同班女生鲁锦兰写来的。 鲁锦兰出身于牧师家庭，其父亲是四川人，早年留学美国攻读神学，后受派来昆明从事基督教传教工作，其职业是牧师。牧师是可以娶妻生子的，鲁牧师就在昆明娶了一个基督教家庭的女儿为妻，不久就生下了鲁锦兰。鲁锦兰是在普通小学上的学，跟沈继忠、邱菊花同班。小学毕业后，鲁牧师奉调离滇，家眷随同前往，从此就与沈继忠等同学失去了联系。 这封信里，鲁锦兰写了她离开昆明后的情况，先是去了南京，两年后转赴上海，很快又随父去了美国。她考上了纽约的一所医科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内科医生。二十六岁那年，她嫁给了美国男子罗伯斯。罗伯斯当时是海军中尉，现已是美国海军部的上校。鲁锦兰说自己如今年过四十，思念故乡，故拟回出生地昆明一游，和小学同学欢聚。但她不知时隔多年是否还能联系上当年的那些同学，就想先写信过来询问。 她没有任何一位同学的联系方式，偶然想起二战结束时丈夫曾给她带回过几样昆明酱园生产的腐乳、酱菜，那是军需品，按照战时规定，每件产品上都贴着生产该产品的商家字号，其中有一件注明“由昆明升富酱园制造”。这时她才想起，当初上小学时有一男生被同学们称为“酱小开”——意即“酱园小开”，依稀记得那位同学名叫沈继忠，他家开的酱园名号叫“升富”。现在要跟老同学取得联系，看来只有找这个沈继忠了。鲁锦兰不敢肯定沈继忠家现在是否还开着“升富酱园”，就把写给沈继忠的这封信封于另一封写给昆明市警察局的函件中，向警察局说明情况，如果“升富酱园”还是沈家在经营的话，就请帮忙转交。 考虑到中国当时的政局不稳，社会治安也一团糟，鲁锦兰有点儿担心把信寄丢了。丈夫给她出了个主意，由他通过海军部把这封函件寄往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请使馆设法转往昆明市警察局。于是，这封信函经过一番长途旅行，终于寄到了沈继忠的手中。沈继忠立刻给鲁锦兰回信，说他将会尽最大的努力召集老同学。然后，沈继忠就开始联络了。他们班当初有四十多人，时隔二十几年，互相之间大多断了联系。他经过多方打听，还出钱在报上刊登了启事，最后总算联系到十七人。 1949年元旦后，鲁锦兰风尘仆仆抵达昆明。由于其身份特殊，而且罗伯斯上校已经跟他上军校时的同学、时任美国使馆武官的格鲁克上校打过招呼，格鲁克以美国使馆的名义给国民党昆明市政府发了电报，要求保护鲁锦兰的人身安全，所以警察局派员提供其在滇期间的全程保护，市政府负责安排食宿。但鲁锦兰谢绝了这些安排。她在昆明已经没有亲戚，就下榻于“升富酱园”，沈继忠请联系上的那些老同学中的七名女生轮流陪伴她。 鲁锦兰在昆明逗留了八天，其间同学聚会了三次，一次是沈继忠出面在“松风楼”设宴为她接风洗尘，一次是鲁锦兰出面在滇池包了条大游船全日荡舟，第三次是在滇的同学凑份子在省府招待所食堂为鲁锦兰饯行。1949年1月11日，十七位老同学在机场与鲁锦兰洒泪而别。其后，沈继忠因为忙于生意，再也没跟包括邱菊花在内的那些老同学有过来往。半年多前，也就是昆明解放不久的一天下午，他外出办事时在大街上偶遇一位当年的女同学，对方告诉他有个男同学被人民政府逮捕了，听说是“军统”的秘密情报员什么的。 应刑警的要求，沈继忠开列了除他自己以及邱菊花之外那十五名同学的名单和住址，有工作的还写明了供职单位。专案组往下的工作，就是对这十五人逐个进行调查。这项工作进行了整整五天，总算把包括那个被逮捕的嫌疑特务分子（后查明是搞错了对象，无罪释放了）在内的六女九男都一一查了一遍。奇怪的是，十五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最近曾跟邱菊花有过来往，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在6月25日双莲巷发生窃枪案时有与邱菊花串通作案的时间；另外，除了那个被作为特务嫌疑分子逮捕的男同学，其余人都和沈继忠一样，没有任何历史问题，都是良民。 案子查到这里，侦查员们有点儿无从下手了。罗贵福跟梁兴道嘀咕，这事儿分析时说得头头是道，怎么查了几天却是这样一个结果呢？梁兴道说分析应该没错，也许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朱古石也附和，说小梁说得有道理，要不我们再查查看？ 正说到这里，周副局长把罗贵福唤去，要听他汇报窃枪案的侦查进展情况。一会儿，罗贵福回来了，他告诉粱、朱说，周副局长赞同我们刚才的观点，从明天起，我们重新进行调查。不过，不再采取个别走访分头交谈的方式了，干脆把他们聚在一起开个座谈会，既节省时间，又能使他们互相启发，也许能回忆出一些跟邱菊花相关的情节。 7月10日，窃枪案发生的第十六天，沈继忠等十六名当年的小学同学被专案组召集到分局附近的一所小学，一起开了个座谈会。不过，会上发言的人并不多，说的也无非是对邱菊花的印象，而不是刑警所期望的关于她涉案的蛛丝马迹。这个会开了两个小时，散会后，三刑警正把与会者喝空的汽水瓶收拢起来准备拿到店家去退，一个姓丁的女性与会者忽然去而复归，向刑警反映了一个因心存顾虑没敢在会上吐露的情况：她曾看见邱菊花和另一当年的男同学金晶煌像热恋中的男女那样手挽手步入一家电影院。 刑警闻言窃喜，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线索。向丁女士详细询问过一应情况后，刑警们认为这个金晶煌还真有些可疑。之前对金晶煌的调查中，他对刑警说自己自从去年初参加老同学聚会后，再也没见过邱菊花。可是，人家明明看见你小子跟邱菊花亲亲热热地一起进了电影院！你如果心里没有鬼，又何必向刑警隐瞒这个情节呢？刑警同每个对象谈话时，曾反复阐明了公安机关对几个容易引起顾虑的情况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男女私情，刑警保证不干预与本案无关的非犯罪行为，比如跟邱菊花有私情之类。试想，政府目前尚允许妓院存在，怎么会禁止男女私下交往？ 专案组遂对金晶煌进行重点调查。金晶煌出身资本家家庭，从小就过着优裕生活，不过，步入中年后的情况却并不如意——不但父母双双病故，连妻儿都不在人世了。那是五年前发生于昆明郊外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军用卡车跟迎面驶来的从昆明开往陆良的公交客车相撞，客车被撞翻，十四名乘客当场死亡，其中就有金晶煌的妻子和一对子女，两个孩子是跟着母亲去陆良外婆家过暑假的。 金晶煌当时供职于国民党昆明市政府，是庶务科的一名科员。之前他的工作表现就不尽如人意，每年考评总是“中等偏下”，出了这等大事更是精神恍惚，哪里还做得好庶务科的那些繁琐杂事？于是，这年年终，他被上头以“抗战胜利，奉令裁减”为由辞退了。金晶煌大怒之下，去报馆要求刊登声明退出国民党遭到拒绝，借着酒劲对报馆搞了一下规模较小的打砸，被警察局拘留。一个月后释放，去亲戚开的一家贸易公司帮忙，一直干到现在。 粱兴道悄悄跟罗贵福嘀咕，这主儿会不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啊，那一套玩意儿都是事先策划好的？罗贵福断然否定，说1945年底的时候国民党的势力如日中天，哪里料得到之后会一败涂地被赶到台湾去，用得着安排人潜伏吗？ 特务嫌疑可以排除，但枪案的嫌疑却似乎有点儿沾边：调查中刑警获悉，金晶煌确实跟邱菊花有染，是从1949年元月那次同学聚会后开始的，邱菊花每月大约两三次去其供职的公司或者单独居住的宅子。 7月13日傍晚，金晶煌在下班回家途中被刑警拦下带往分局。讯问之下，金晶煌承认跟邱菊花有染，因为他俩有“染上”的基础。早在初中时，他俩就偷偷飞过传情条子，邱菊花去上海读美专后，两人开始通信，不过没多久邱菊花就因病退学了。金晶煌听说邱菊花患了痨病，立刻潇洒转身，卿卿我我、情情爱爱之类，统统烟消云散。从此，金晶煌的脑子里就抹去了邱菊花这个名字——那年代，生痨病十有八九活不过十年，她应该早已远行了。所以，同学聚会上邱菊花冷不防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而邱菊花呢，就是一个鬼影了。有了这层基础，两个四十余岁的男女重新续旧情自然比较容易。 刑警还没问到枪案时，金晶煌所说的一个情节就使他们隐隐觉得眼前这主儿身上可能没戏。金晶煌说，三个月前他和邱菊花中断了来往。为什么呢？因为发生了口角，他不愿跟邱菊花再接触下去了。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好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寡妇，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目前已经进入了筹划举办婚礼的阶段。 到这当儿，刑警真的没辙了。金晶煌不会涉案，因为像他这样一个角色，缺乏作案动机。别说费老大劲儿拐弯抹角指使邱菊花去窃枪弹了，只怕就是现成的枪弹白送给他他也不会收。他要这干吗？自己不会用，况且公安还查得紧，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拿出去换点儿钱钞，可他又不缺钱花。不过，刑警还是让他详细回忆了窃枪案发生的6月25日和邱菊花失踪的29日那两天的活动情况。金晶煌说那几天的事很好记，6月25日他和连襟——就是公司老板——去永定镇（富民县府所在地，当时属武定专署，1958年划归昆明市）跟客户结账去了，住了一夜回来的。6月29日是他妻子儿女的祭日，每年他都会提前半月吃素，从6月28日晚上直到6月30日上午都在圆通寺烧香诵经，一连四年，圆通寺的僧人都认识他了。 这就是说，金晶煌没有作案时间。当然，这还需要予以核实。不过，专案组并未来得及核实，因为看多了中外侦探小说的梁兴道脑子里突然灵光闪现，也顾不上跟罗贵福、朱古石交换意见，唤住了已获准离开正准备走出屋子的金晶煌：“三个月前你跟邱菊花为啥事发生口角？” 就是这一问，终于打开了迷宫之门！ 金晶煌说那天他请一位朋友下饭馆吃饭，行前正好邱菊花去他供职的公司，自然一并前往。菜是金晶煌点的，一共要了四个，还有一瓶酒。邱菊花初时情绪正常，和他们谈笑风生。可是，等跑堂把菜肴上齐后，她却沉下睑一声不吭了。试想，接待客人时出现了这一幕，金晶煌是何等尴尬。那么，邱菊花为何突然变脸呢？ 原来，她曾跟金晶煌在这家馆子用过餐，对招牌菜“芙蓉肉片”赞不绝口，在情人面前还撒娇似的说以后来这家饭馆时，别忘了还要点这道菜。金晶煌当时随口答应，可是过后就忘在脑后了。邱菊花却是念念不忘，今天来这家餐馆就是她提议的。金晶煌点菜时她正和恰巧也来饭馆用餐的一个娘家老邻居相遇，说了一会儿话，料想情人肯定会把她的话奉为圣旨，所以并未提醒。哪知待到菜上齐，并无“芙蓉肉片”，于是就发作了。 邱菊花摔脸后，还抱着金晶煌能“及时醒悟”的念头，指望他赶紧弥补失误，唤过跑堂加点“芙蓉肉片”就是，哪知金晶煌只顾跟朋友喝酒聊天，根本没答理她。这个女人的修养功夫是在及格线以下的，当下就对金晶煌厉声指责。两人口角数轮，邱菊花起身拂袖而去，被客人扯回好言相劝，让跑堂的加上“芙蓉肉片”。不过，这顿饭吃得如何，可想而知。饭局结束，邱菊花一声不吭拔腿就走，金晶煌那朋友见邱菊花是这等性子，担心发生意外，说我们送她一程吧。金晶煌正在火头上，坚决拒绝，那朋友便追上去代他把邱菊花送回了双莲巷。从此，金晶煌、邱菊花就再也没通过信息。 三刑警听金晶煌这么一说，不约而同想到了一种可能：邱菊花会不会跟金晶煌那位朋友勾搭上了？于是便向金晶煌了解那位朋友的情况。 那位朋友名叫龙迹生，系贵州兴义人氏，与金晶煌的母亲是同乡，还沾着点儿亲。他虽然跟金晶煌同龄，但按辈分说应是金晶煌的表舅。金晶煌从两岁到八岁是在兴义外婆家过的，与龙迹生是一对玩耍伙伴。后来，金晶煌回到昆明的父母身边，两人分别在昆明、兴义上学。龙迹生犹自念着跟金晶煌的友情，头年夏天放暑假时，这个九岁孩童竟然瞒着家人，用平时积蓄下的压岁钱作为旅费，独自完成了兴义到昆明的跨省之旅。须知那还是1919年，兴义与昆明之间的长途汽车尚未开通哩。之后，家里只好每年派人或者委托顺路亲友送他来昆明度假，继续与金晶煌搭伴游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初中毕业。 龙迹生读完初中后，又作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不考包括军校在内的任何学校，也不想谋一份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很容易获得的体面职业，而是投奔第九路军当了一名普通士兵。龙迹生会武术，对近身格斗颇为擅长，被总指挥周西成看中，调往司令部卫队。次年，周西成率部与滇军作战时中流弹身亡，护卫人员恐被追究保护不力之责，开小差者甚多，其中就包括龙迹生。龙迹生从此断绝了从军的念头，后来兵源紧张时，为躲避抽壮丁逃往他乡多年。之后的情况，金晶煌就不清楚了，他再没见过这个伙伴，直到这次（1950年4月初）龙迹生忽然登门。 龙迹生告诉金晶煌说他想在昆明谋发展。金晶煌还记着两人以前的那份情义，主动提出为其介绍工作。龙迹生婉言谢绝，说他对昆明很熟悉，自己四处转转肯定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果然，龙迹生只在外面转了三四天，就在“致顺油坊”谋得了一个账房职位，穿上长衫像模像样地做起了会计。 刑警随即通过管段派出所对“致顺油坊”新来的账房先生进行调查，出乎意料的是，油坊老板说账房先生名叫徐企成，也不是贵州兴义人氏，而是本省楚雄人，他拿出的证明就是楚雄方面的派出所出具的；至于其他情况，老板说不清楚，不过，有一个貌似邱菊花的女子倒是来过油坊不少次。 罗贵福说：“行了！这家伙肯定有问题，先抓了再说！” 鉴于龙迹生精通擒拿格斗，专案组不敢大意，报请分局借调了一个班的解放军前往协助逮捕。不过，龙迹生并未反抗，进了分局后犹自一副蒙受冤屈的良民样子。直到从油坊后院挖出了埋藏的被窃枪弹，他还是摇头称“不知道”，甚至还“恳切”地建议提取他的指纹进行比对。至于邱菊花，他说有过来往，但最近没有看到过。 专案组一连审了三天，龙迹生依旧什么也不肯吐露。周克庸副局长指派另一路人对油坊里里外外进行了大搜查，没有发现邱菊花被害的迹象。 第四天，昆明市公安局收到楚雄专区公安处的一封电报，称有群众报告曾在当地横行多年的惯匪“七把刀”钟开天以账房先生的身份隐藏于昆明的某个字号，要求昆明方面协助调查。市局领导已经接到了窃枪案疑犯龙迹生落网的报告，当下断定“徐企成”——龙迹生应该就是“七把刀”。 专案组再次提审龙迹生，开出监房后二话不说先给他砸上脚镣。进了讯问室，又给他读了楚雄公安处的电报。龙迹生这才承认他就是惯匪“七把刀”，而枪弹上的指纹检验也有了结果——他擦拭得过于草率，有一处留下了痕迹，由此证实其确实涉案。 龙迹生供述，其在抗战前夕流窜到楚雄，加入了当地一股土匪，由于他会飞刀，所以报了个名号叫“七把刀”。自此十余年间，“七把刀”多次作案，绑票、杀人、抢劫、强奸，恶贯满盈。1948年，龙迹生“金盆洗手”，改名徐企成，买通警察局落户楚雄市，深居简出。不过楚雄解放后，还是被公安机关识破，抓捕时拒捕逃脱。 逃到昆明后，他准备停留一段时间，再设法逃亡境外。金晶煌请他在“芙蓉馆”吃饭时认识了邱菊花，由于他相貌堂堂，举止得体，再加上甜言蜜语，很快就把邱菊花勾搭到手。5月上旬的一天，龙迹生在与邱菊花聊天时得知其邻居祝修玉藏有枪弹，便授意邱菊花设法窃取。邱菊花于偷窃完全不在行，龙迹生便反复问明地形和严家人的活动规律，策划了作案计划。本来早就可以行动了，只是邱菊花一直没有获取严家钥匙的机会，只好等待。终于有一天，区里通知居民注射卡介苗。那是需要脱下外套的，邱菊花便借给严蔚雯拿衣服的机会拓取了钥匙印模。龙迹生据印模自制了钥匙，交邱菊花寻找机会下手。6月25日，邱菊花终于得手。诚如专案组所分析的，她得手后立刻把枪弹交给姘夫了。 可是，龙迹生说邱菊花自此再也没跟他见过面，更否认杀害了她。邱菊花的失踪就此永远成了一个谜。 龙迹生被押解回楚雄，干1950年11月上旬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 
发表于 2019-6-11 10:44:55
收藏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