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方面军司令员笔记——科涅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4月25日
　　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和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步兵第128军(军长为П·Ф·巴季茨基少将)一整天都在柏林南部进行激烈的战斗。坦克兵们摊上了不寻常的任务——强击筑垒城市，攻占一幢幢房屋，一条条街道。
　　雷巴尔科的坦克兵攻占大城市已经有很多次了，并且几乎总是采用机动和迂回的方法，迫使敌人撤退或逃遁。而在这里必须一寸寸地攻占，并且还是在这种条件下：德国人装备有充足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这给坦克带来很大的危险。
　　坦克兵的逼攻取得了胜利：这天傍晚，他们向柏林市内推进了3—4公里，肃清了采伦多夫区和利希特菲尔德区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并且展开了夺取施特布利茨的战斗。
　　轮番进行强击的残酷斗争要求我们建专门的战斗组织——强击队在夺取柏林的战斗中，每一个强击队编有一个排到一个连的步兵，3—4辆坦克，2—3门自行火炮，2—3门重型火箭炮，一组携带强大爆破器材的工兵(应当说，他们在柏林战斗中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和几门随伴直瞄火炮——85毫米和122毫米加农炮，以及152毫米和203毫米加农榴弹炮。
　　越往后，我们的坦克兵与步兵的联系就越牢固，越密切，坦克在城市战斗条件下处境困难。坦克的能见度受到限制，在狭窄的街道上和居民稠密的街区尤其如此。而步兵的视界宽广，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帮助坦克兵。坦克兵们尽管都很英勇顽强，可是并不能独立地在巷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雷巴尔科的部队在柏林城内战斗时，列柳申科的部队继续在波茨坦东南为夺取哈弗尔河渡口进行战斗。列柳申科的近卫机械化第6军强渡过哈弗尔河，于中午12时与佩尔霍罗维奇将军的第47集团军第328师部队会合。现在，乌克兰第l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的部队已经在柏林以西直接联系上了，严实地闭合了合围圈。会合后，列柳申科的机械化第6军与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部队一起向波茨坦继续进攻。
　　在方面军最右翼，戈尔多夫的集团军正同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进行激战。
　　现在，德军第9集团军被两个方面军——从东面和北面进攻它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位于它南面和西南道路上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紧紧地钳住了，其处境越来越危险。但是，该集团军仍具有战斗力。4月25日，该集团军进行了变更部署，继续习·找仍想突破的地方，去与芬克的集团军会合。
　　在西部，普霍夫的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机械化第5军在原先的地区继续同芬克的集团军进行战斗。在这里，芬克在相当宽大的正面上层开了几个得到坦克支援的步兵师。
　　我认为，无论是德军第9集团军司令、第12集团军司令，还是“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都不能不面对现实：他们一心想要执行的计划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参加过这次战役的原希特勒将军们，其中包括蒂佩尔斯基希将军在其战后的著作中把当时一切不合理的命令主要归罪于希特勒一人，而凯特尔和约德尔仅负一点责任。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凯特尔最初参与了芬克集团军进攻的组织工作，他采用了常说的两面派的手法。他当着芬克的面没有完全说明被围的第9集团军和在柏林以西被半合围的第3集团军已经陷入的危险处境，从而使芬克还充满着徒劳的希望。而在向希特勒报告时，又明显过高估计了芬克集团军的实际能力。
　　结果，希特勒继续相信自己的计划可以实现——第9、第12和第3集团军的联合力量还可以拯救他和柏林。可能，他作出留在柏林的决定正是与这些希望有关。应当说，这一决定的前提不论多么希奇古怪，可它还是有某种逻辑性。我再重复一遍，德国人仍然希望，能在最后关头使我们同我们的盟国发生冲突。
　　4月25日，芬克的集团军在贝利茨一特罗因布里岑地域的新尝试也未能得逞。敌人的冲击是凶猛的，但我们十分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冲击，同时损失也很少。
　　梁赞诺夫将军为了在这天支援叶尔马科夫的近卫机械化第5军，特别成功地使用了自己的强击机。强击机通常是低空一批接一批地活动，向进攻的德军坦克投去小型反坦克炸弹。现在敌人的坦克部队已经体验到当年，即1941和1942年我们坦克兵所体验到的一切。当时德国法西斯空军不许我们的坦克兵生存。
　　看来，这天对于芬克来说是心理转变的一天。他继续执行受领的命令，但是他的行动使人觉得，干这一切已经没有实际目的：进攻只是为了转移视线。
　　到4月25日，敌人为柏林解围的一切企图，把乌克兰第1方面军分成两半，切断其突击集团与其余部队的联系的一切努力显然遭到了失败。任何东西已经不能使希特勒和躲在柏林废墟下面的残余部队摆脱他们所落入的陷井。
　　在希特勒军队的退却道路上，电线杆和树上吊满了士兵的尸体，似乎是因在战斗中胆怯和随意撤离阵地而被处死的。我用“似乎”一词是因为，按我的印象，德军的士兵在这种情况下作战是很顽强的。在这些日子里，能把必然结局钓到来拖延几天和几个小时的几乎唯一的实际力量，不是希特勒或者凯特尔和约德尔，而正是这些士兵，
　　法西斯上层人物绞死自己的士兵，力图推迟自己的末日。我说的最原始的含义——肉体的死亡。因为他们的精神死亡早就来临了。
　　所有这一切，究竟怎么说呢?只能说，这是够卑鄙、够狂妄的了。
　　在柏林，直接处于合围的有一个很大的德园法西斯军队集团，人数20余万，该集团包括：第9集团军6个师的残部，1个党卫军警卫旅，大批警察分队，10个炮兵营，2个强击炮旅，3个坦克歼击旅，6个反坦克炮兵营，1个高炮师，还有2个高炮师残部及数十个国民突击队营。而且，该集团在每天的战斗中，还或多或少地由市民加以补充。
　　所有可以彭动起来同我们的进攻部队作战的柏林市民，都鼓动起来了。他们不缺少武器。此外，市民们被用于进行防御作业，以及充当弹药搬运工、卫生员，甚至充当侦察员。
　　谈到柏林街道上穿便服同我们作战的那些人时，应当指出，这是战争最后几天和投降时将有的一种现象：一部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官兵，为了设法不被俘获，乔装成老百姓，混入当地居民中。
　　总之，参加柏林防御的有2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依据的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侦察机关提供的情报)，我想，这个数字不完全准确，最大可能是，它不会高于、而只会低于实际数字。
　　4月25日，在柏林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日终前，崔可夫集团军已在柏林市中心的东南街区作战，而在马林多夫区，崔可夫集团军左翼已与雷巴尔科集团军会师。加强有卢钦斯基集团军3个师的雷巴尔科集团军肃清了柏林西南郊的敌人，现在在进行争夺施马尔根多夫的战斗，迎波格丹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实施进攻。列柳申科在继续进行夺取波茨坦和勃兰登堡的战斗。
　　我想简要地谈一下在柏林战役现阶段上，我们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协同中出现的复杂性，并且，我要补充说一下，这种复杂性是难以避免的。两个方面军部队愈接近柏林市中心，出现的困难就愈多，特别是在航空兵的运用和瞄准方面困难更多。
　　在市内进行巷战时，确定航空兵对当时应该攻击的目标实施准确突击的方向，一般是很复杂的。一切成了废墟，一切都笼罩在火光、烟雾、尘土之中。从上面往下看，很难看清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
　　从雷巴尔科的报告我得知，曾有过他的部队遭到我航空兵突击而造成损失的个别情况。
　　很难搞清，究竟是哪个方面军的航空兵打了陷入巷战的混杂人群中的自己人。
　　而如果由于某种疏忽，在前线突然打了自己人，而且还造成了损失时，常会引起极度紧张。在争夺柏林战斗时，这种情况特别突出，尤其是4月25日的一整天，这类报告一个接一个地传来，而且，显然，不仅报告了我，也报告了朱可夫。
　　两个方面军的司令员都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建议，希望对柏林地区作战部队如何进一步组织协同的问题，加以明确，消除谁也不希望的争论。
　　于是，根据大本营的训令，划定了一条通过米腾瓦尔德、马林多夫、腾珀尔霍夫、波茨坦车站的新的分界线。军事文书指出，以上各点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负责。
　　这件事发生在傍晚。在确定分界线之前，雷巴尔科的1个整军和巴季茨基指挥的军，已过分界线很远，现已将他们所占地区划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作战地带。必须将他们从柏林市中心撤回分界线内。但是，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就难了。凡是打过仗的人都能理解，帕维尔·谢苗诺维奇将自己的坦克兵撤回分界线时的心情是多么难过。
　　而且确实是他们首先进入突破，首先转向柏林，夺取了措森，强渡了泰尔托运河，经过最激烈的浴血战斗，从柏林郊外突入市中心的。而在最后决战的紧张时刻，却突然接到将自己的作战地段交给友邻的命令。要经受住这个，是容易的吗?
　　然而，命令就是命令，无疑是要无条件地执行的。这项命令还是执行了，伹执行得不容易。
　　正如我们看到的，4月26目这天充满了重大事件，但其中最大的一个事件不是发生在柏林，而是发生在易北河，发生在扎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里，在那军里，巴克拉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34军与美军会师了。正是在这里，在德国的中心，希特勒军队完全被分割成两半。
　　在柏林、柏林附近和柏林以北，有德军第9、第12集团军和坦克第3集团军的部队，而在其南部，有舍尔纳元帅指挥的整个“中央”集团军群。
　　会师本身是在平静气氛中、在没有同敌人战斗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是多年斗争的结果，是一系列战役和交战的结果，是这些战役和交战导致了易北河会师的临近和最终实现。
　　我们曾给大本营一份报告，现摘录其中的一段：
　　“今年4月25日13时30分，在近卫第5集团军作战地带内，在易北河斯特列拉地域，近卫第58师部队与美军第l集团军陆军第6军步兵第69师的侦察组相遇。
　　同一天，在易北河托尔高地域，还是近卫第58师近卫步兵第173团先遣营，与美军第1集团军陆军第5军步兵第69师的另一侦察组相遇。”
　　我早就想谈一下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哪怕是简要地谈一下也好。看来，现在最适合这样做，虽然此时他还没有结束自己的战斗历程(这一战斗历程将通向布拉格)，但他的集团军已前出至易北河，并首先与美军相遇。
　　1943年6月，我在接管草原方面军部队时，第一次认识了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当时，他是中将军衔，任近卫第6集团军司令员。在此之前，他指挥的集团军在顿河方面军编成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其中，在战斗结束阶段，俘虏了以司令官施特雷克尔上将为首的所谓德军斯大林格勒北部集团的基本部分。该集团军就是从这里来到我们方面军的，并和整个草原方面军一样，作为预备队，进行战斗训练。
　　还在第一次见面时，也就是在巡视该集团军预有准备的防御地段时，扎多夫就以其开朗、明确和个人判断的正确无误，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往往有这种情况，当你在同某人第一次见面时，对他产生了敬重和信任，那么，这种好感以后你会一直保持下去。在我和扎多夫的相处中，就是这样。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对他的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战争，起初，一起在草原方面军，后来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最后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即使战后，当我担任陆军总司令，并能对他作为我的第一副司令进行评价时，我对他仍旧保持着这种敬重和信任。
　　在库尔斯克突出部会战期间，作为集团军司令员的扎多夫本人及其指挥的整个集团军，表现了无比的坚定性。扎多夫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罗特米斯特罗夫指挥的坦克第5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卡城郊打退了德军的突击，这对库尔斯克会战南部正面出现的整个局势，无疑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不久，近卫第5集团军前出至第聂伯河，并在克列缅丘格地域渡过该河，夺取了对岸的登陆场。
　　1944年1月，А·С·扎多夫率领自己的集团军，参加了基洛夫格勒战役。我们实施该战役的企图是：消灭伸向我方的德军突出部之敌，并为尔后的科尔孙—舍夫琴科夫斯基战役的顺利实施创造有利条件。但是，这一重要战役不得不在冬季，1945年1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同时，还遇上了由大量坦克部队组成的德军坚固防御。扎多夫的第5集团军完成了突破防御和解放基洛夫格勒的主要任务。该集团军部队表现了极大的坚定性和军人技能。整个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
　　1944年，当我被任命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并着手拟制大规模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计划时，方面军需要一支大的预备队，我请求大本营将扎多夫指挥的集团军转隶我们(当时，该集团军作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预备队，正在休整)。大本营同意了我的请求。从此以后，我就和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一起，度过了以后的整个战斗历程，直至战争结束。
　　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日子里，我长期克制住将近卫第5集团军从预备队中抽出，去完成那些没有该集团军的参加也能完成的任务的种种诱感，并且一直坚持到交战的关键时刻，即在维斯瓦河争夺桑多梅日登陆场的激战白热化时才使用它。
　　德寇往那里调遣了大量步兵和坦克部队，并一个劲地向我们压过来。情况很复杂，尤其是在左翼。
　　就在这时，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发挥了作用。该集团军使战斗性质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它从行进间击溃了部署在维斯瓦河东岸我们当面的整个敌军集团，扫清了通往渡口的道路，并确保了这些渡口。随后，该集团军渡至桑多梅日登陆场后，在那里占领了左翼的防御阵地。
　　德寇曾三次以数个坦克师的兵力实施密集冲击，近卫第5集团军打退了敌人，在自己司令员的指挥下，表现出了无比的坚定性，他们的这种坚定性尤其值得赞扬，因为参战的敌坦克中，除有“费迪南德”式、“虎”式和“豹"式坦克外，还首次使用了“虎王”式坦克。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对自己的所有决心，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情况了如指掌。凡是他定下的决心，都十分周密可靠。并且，这种可靠性并不妨碍其灵活性，恰恰相反，这种可靠性是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在战后的困难时期，当我们实行军队改编措施时，扎多夫认真探讨和总结战争经验，并将它们固定在条令和教令中，他是一位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我可以大胆断言，他对陆军的了解是那样深刻和详尽，是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
　　在谈到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战役时，我十分满意地回想起我最亲密的战友中的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他是一位天才的集团军司令员，一位真正勤勉于战争的人。和平时期，他又是部队训练和教育的大师。

老八路

　　4月28日
　　柏林战斗正在日以继夜地进行。我想在这里谈一下柏林防御的性质问题，而不把这种观察与某个具体日子联系在一起。
　　我曾碰到过这样一些议论，说什么柏林战斗本来可以不必那么激烈和匆忙，因而牺牲也可以小一些。
　　这些议论具有表面的逻辑性，但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实际的情况，战斗的实际紧张程度和入的实际精神状态。而当时，人们急不可待地期望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那些想评论这种或那种牺牲是必要的或是不必要的人，那些想评论晚一天或两天可以或是不可以夺取柏林的人，应当记住这一点。否则，对柏林战斗的情况，就根本什么也不可能明白。
　　众所周知，从4月24日起，指挥柏林防御的是原坦克第56军军长、炮兵少将魏德林。戈培尔是柏林防御的帝国委员，而防御的总领导，则由希特勒本人和戈培尔、鲍曼，以及他的最后一任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共同实施。
　　戈培尔领导民政当局机构，负责柏林市民防御的准备工作。至于魏德林，则在他就任柏林城防司令时，就在希特勒那里得到一项十分坚决的命令：保卫首都直到最后一个人。
　　希特勒匪徒将柏林构筑成坚固的防御，这种防御是作了长期打算的，是以猛烈的火力配系、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为基础的。越是靠近市中心，防御越严密。墙壁很厚的石砌建筑物适合于防御；许多楼房的门窗封死，只留有射击孔。
　　德寇将几座经过这样加固的楼房，组成抵抗枢纽部。翼侧由达4米厚的坚固衔垒掩护。街垒同时又是强大的防坦克障碍物。为构筑这些街垒，既用了木头，又用了土、水泥和钢铁。拐角上能实施侧射和斜射的建筑物得到了重点加固。所有这些，从组织防御的观点看，是很周密的。而且，德寇在防御枢纽部里备足了大量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它们是巷战中威力强大的反坦克武器。
　　在敌人防御体系中，地下建筑物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市内，地下建筑物是很多的。防空掩蔽部，隧道，地下铁道、地下干管、排水沟--总之，所有地下交通线，既用于机动部队，将部队在地下从一地调往另一地，同时又用于前送弹药。
　　敌人利用地下建筑物，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的部队将要夺取某个抵抗枢纽部时，好像这里的一切都结束了，而敌人却沿地下通道，将其侦察小组、单个的破坏分子和阻击手派往我们的后方。经地下交通线出现的这些冲锋枪手、阻击手、掷弹筒手和火箭筒手小组，向行进在已占领的街道上的汽车、坦克和炮兵开火，切断通信线路，在我们前沿的后方制造紧张局势。
　　在柏林市区作战，要求在自己地段上直接组织战斗的首长具有高超的艺术，首先是团长和营长，因为我们的强击群多半是他们指挥的。
　　苏军的推进还因遇到一系列的情况而变得困难起来。在柏林，尤其是在柏林的中心地区，建有许多专用的钢筋混凝土掩蔽部。其中最大的要数地面钢筋混凝土仓库，里面可容纳由三百名至上千名士兵组成的大型守备部队。
　　部分地面仓库有6层，高达36米，被复厚度从1.5米到3.5米不等，而墙的厚度都在2米左右，对于当时的野战火炮来说，实际上是打不穿的。在库房的平台上，通常配有数门高射炮，既可用来打飞机，又可用来打坦克和步兵。
　　这类仓库整个柏林约有400座，它们是特殊的要塞，均列入柏林市内的防御体系。市内还建有许多钢筋混凝土野战帽堡，里面可以坐机枪射手。我们的土兵在冲进工厂场区后，常会遭到德寇从这些钢筋混凝土野战帽堡射出的子弹袭击。柏林还有许多高射炮兵，在巷战期间，它在反坦克防御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不算长柄反坦克火箭弹，那么，我们在柏林损失的大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正是被敌人的高射炮击毁的。
　　柏林战役期间，德寇击毁、击伤我坦克和自行火炮800多辆。并且，这些损失的主要部分是在市内的战斗中造成的。
　　为了尽量减少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造成的损失，战斗过程中，我们采用了简易的，然而却是非常有效的办法——我们在坦克周围搞了一层“屏蔽”，即在装甲钢板上挂些铁片或铁板。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击中坦克时，首先穿过这第一层无关紧要的障碍物，而在这层障碍物之后，就是空隙，这样，当炮弹打到坦克装甲上时，已丧失其反作用力，因此，常常反跳，不造成坦克的损失。
　　为什么这么晚才采用这种屏蔽呢?显然是因为，实际上没遇到过在巷战中这样广泛使用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情况，而在野战条件下，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国民突击队营得到了特别充分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补给，在国民突击队营里，中、老年人和少年占大多数。
　　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是一种可以使实际上未经过训练和未学过战争的人，在心理上建立起自信感的兵器，使他们坚信，只要你昨天当上兵，今天就能干得好。
　　应该指出，这些火箭筒手通常都能战斗到底，并且，在这最后阶段，他们比那些饱经世故、但屡遭失败和遭受多年疲劳之苦的德国士兵，表现得更坚定。
　　德国士兵通常只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才投降。要说他们的军官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战斗锐气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暗淡的、毫无希望的决心，即战斗到上司下命令投降那天为止。
　　而在柏林决定性战斗的日子里，在国民突击队队伍里，我想称作歇斯底里的亡命精神的一种情绪占统治地位。这些第三帝国的捍卫者，其中包括那些完全还是小孩的人，把自己看成是最后希望的化身，与一切事物相反，期望在最后时刻发生奇迹。而希特勒在这期间的指示，他为打破柏林封锁所进行的所有努力，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向芬克、布塞、第3集团军司令、舍尔纳和他指挥的集团军群、海军元帅邓尼茨发出的指令(按照希特勒的想法，邓尼茨应率水兵突入柏林)，所有这一切，在当时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已没有能够实现的基础。
　　但同时，如果把他们的这些企图看成是完全荒谬的东西，也不是对的。我们是用自己的行动(在此之前采取的行动和在夺取柏林的战斗中采取的行动)使它不能实现的。希特勒的企图不是自行破灭的。它们之所以破灭。仅仅是我们武力作用的结果。正是苏军在争夺柏林的艰苦战斗中取得的胜利，才一天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使希特勒的最后希望、计划和命令变成了空想。
　　如果我们采取另一种行动，那么，希特勒的这些命令和计划，则可能不会这样不切实际。关于这一点，我们绝不应忘记。
　　到4月26日，我们在柏林地域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地域，“捕获”的被围部队越来越多。俘虏中有团长、旅长、师长和参谋人员。
　　我没有亲自审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我对我们情报机关审讯时记录的那些材料，当然是关心的。可是，所获的一些情报多半使我失望。事情使俘虏们惊呆到这种程度，以致很难从他们那里听出什么明白的东西来。也有一些俘虏故意装腔作势，似乎他们了解情况，而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从总的方面看，在这些天里，我所了解的敌军情况远比我们俘获的德国将军和参谋人员了解的多。各种情报资料和无线电截获的情报，提供了足够形象的画面，甚至被俘的高级军官提供的情况，也很少可以对它加以补充。
　　4月26日，我们继续解放分布在柏林附近各集中营里的犯人。获得解放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科特布斯周围的工厂区，其中包括地下工厂里，解放了许多战俘和外国工人，那里的战俘和外国工人不少。而在离柏林不远的地方，列柳申科的坦克兵解救了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埃里奥，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是第一批从事法苏亲善的人物之一。这一消息使我非常高兴，于是，我不顾这一天的紧张工作，抽出时间会见了埃里奥。
　　当他被带进我们的指挥所时，我首先尽力给他提供一点刚从德国集中营出来的人特别需要的起码的满足，我命令给他准备一个行军澡盆，让他洗个澡，并找些必需品，以便他能在去莫斯科之前换换衣服。
　　埃里奥极度虚弱，但是，尽管他历尽种种严酷考验，但从这个早已不是年轻人的身上，还是可以感到一种内在的力量、朝气和充沛的精力。
　　我们之间的谈话主要涉及战争的进程和性质。埃里奥对苏军的行动很满意，热情称颂在集中营里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位中尉，是他以自己的关心和照顾，给了埃里奥极深的印象。(我的回忆录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之后，我打听到了这位中尉的姓名，以及他从法西斯手中解救埃里奥的情况。他是原车里雅宾斯克—彼得罗库夫红旗近卫坦克第63旅第2冲锋枪连连长，现某军校的战术教员维托利德·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叶泽尔斯基。В·С·叶泽尔斯基在他写给我的信中，提到了来自斯大林格勒的塔玛拉·普鲁萨琴科，是她第一个通知我们的战士，说爱德华·埃里奥关在德国集中营，并参加了营救埃里奥。战后，叶泽尔斯基曾收到过埃里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在同我交谈中，他感到很幸福，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高兴的是，正是苏军解救了他。他还指出，对他来说，这又一次证明，他希望同俄国结盟是多么正确。
　　我们谈话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我知道我谈话伙伴的身体状况，并为他的健康担心。稍事休息后，埃里奥乘专机飞往莫斯科。
　　4月27日
　　这一整天，雷巴尔科继续在柏林向北和西北方向进攻。卢钦斯基集团军的3个师在作战方面隶属雷巴尔科。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在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共同努力下，消灭了敌波茨坦军队集团后，现正同防守万泽岛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展开战斗。在这个不大的岛屿上，集结了相当数量的德军部队，在消灭并俘虏他们以后，我们查明，这支部队约有2万人。
　　那一天，我对列柳申科很不满，因为他同该敌军集团纠缠的时间太长了，他的部队被从柏林吸引开了。可是，按他的想法，他是对的。2万人的敌军集团是不容忽视的。即使为对付该敌军集团而需要从柏林调开兵力，也应引起重视。
　　4日27日，在深深突入柏林市中心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我方面军部队的打击下，敌柏林集团已龟缩到市区由东向西的一条狭长地带内，这一地带长16公里，宽2—3公里，个别地方宽5公里。现在，所有敌占区域都处于我炮兵的不断打击之下。
　　与此同时，消灭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从各个方向对该集团实施向心突击。他们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第3、第69和第33集团军，乌克兰第土方面军戈尔多夫指挥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卢钦斯基指挥的第28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从空中消灭该集团的任务，由编入我方面军的克拉索夫斯基指挥的空军第2集团军担任。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3个集团军，分别从北面、东北和东面，以大量兵力和势不可挡的气势，对德军集团实施突击。他们力图通过突击分割敌军集团。可是，德国法西斯军队都从他们的打击中溜掉了，并将自己的部队收拢在一起，像压紧的弹簧一样，向堵住他们西南退路的我方面军冲过来。
　　从背后向他们压得越紧，打得越狠，他们越是以更大的劲头向前突围，向我们后方突围。从背后对他们实施的每次突击，好像在这里、在前面，在他们对我们实施的突击中都有反应。敌人收拢自己的战斗队形，拼命向我们反扑，但什么也没从中捞到。他们除投降外，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确，敌人本可以尝试穿过我们的战斗队形，而与芬克会师的。
　　这里也包含着情况的特殊性。消灭其他被围敌军集团的战斗行动，譬如说，消灭斯大林格勒敌军集团，或者是消灭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敌军集团，都是以沿向心方向实施的向心突击进行的。而这里的情况却完全是另一码事。该敌军集团本身是处于攻势的、运动着的。它要竭力突出包围，因而使用了全部的兵力和兵器。既然它是从我们这里突围，那么，我们的态势也就因此而变得困难起来。
　　战斗中，德国法西斯军队曾两次突破合围圈。第一次突破被制止了。他们又进行第二次突破，经过连续突击，向前推进相当远，到了贝利茨地域，到5月1日，他们在那里剩下不过5公里就可以同芬克集团军会师。当时，芬克部队正在从西面继续冲击。
　　但是，在这再次的突破中，德寇还是未能进到我们的后方。他们突围，又被合围，再次突围，再次被合围。他们始终在我军的合围圈中运动。然而，无论如何，这些战斗实例再次证明，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29万士兵就是20万士兵，更何况是为达成自己的最后目的而有目的地、拼命挣扎的20万士兵。
　　20万人中，突围到贝利茨地域的约有3万人。他们突围后重新置于我军的打击之下。
　　为了不放跑他们，我们不得不在继续以反转正面——正面向西，而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的正面向东和东北方向——同芬克作战的同时，将近卫机械化第5军部分部队，也转向东面作战，并投入第13和第28集团军的部分兵力，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几个旅，以及几支其他部队，直至方面军控制的摩托车团。里亚扎诺夫将军指挥的强击机，以超低空飞行积极行动。
　　每个苏军士兵和军官，都想活到已经为期不远的胜利日，他们经历了长期、艰难的战争岁月，但在这场战争的最后战斗中，为赢得战胜法西斯的胜利，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去献身。
　　希特勒匪徒曾数十次地企图经第28集团军反坦克歼击炮兵第530团的阵地突围。有时，德寇涌到了火炮跟前，这时，我们的炮兵以全部武器，直至军刀去对付敌人。炮兵们无比坚定勇敢。伤兵都不下火线。以帕维尔·沃尔科夫大尉为首的炮兵第4连全体成员，战斗到了最后一个人。这里所有的人都牺牲了，但他们没有后退一步。炮兵连长本人就是最后牺牲的人之一，他拉响反坦克手榴弹，与扑向他的一群法西斯匪徒同归于尽。
　　在萨拉瓦里上尉指挥的炮兵第6连，全体军官都牺牲了，剩下的只有几名伤兵。奇格林大尉，瓦里亚戈夫上尉指挥的各炮兵连，也都进行了忘我的战斗。
　　全团人员都表现了大无畏精神和英雄主义。反坦克歼击炮兵第530团用自己的炮火，消灭了约2000名法西斯匪徒。该团13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中6人是追认的。
　　过了近二十年，1962年，当我在柏林逗留，并参观巴鲁特区时，在郊外的村庄里，我还看到过这个战场的遗址。森林里留下了一些锈蚀不堪的钢盔和武器残片，在一个湖中，当时曾填满了尸体，以致其中的水都不能饮用。所有这些使人回想起德军第9集团军残部最后几天突围的情景。突围时，德寇无渭的牺牲，是和绝望时的鲁莽、必然灭亡前的悲观决心结合在一起的。
　　西方的历史编篡学家，有时明显地夸大了德国法西斯第9集团军中5月2日前突破合围向西逃窜的那些人的力量。某些历史学家甚至断言，突出合围的有2—3万人。显然，这是大大夸大了的数字。我，作为一个方面军司令员，可以证实，5月1日夜间，敌人与其说是向西突围，不如说是在战线的各地段穿过森林向西潜逃，而且只是少量詖打散的几股敌人，大概不多于3，000—4，000人。
　　合围并消灭法兰克福—古本集团，从4月22日实现战役合围算起，经过了10天的战斗。消灭该集团，主要不是在原合围地域进行，而是在尔后韵战斗过程中，在其企图向西突围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运动中进行的。
　　敌人实际上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别无他途，作出了最冒险、最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们竟敢在其他情况下不敢突围的地方突围。应该说，强大敌军集团在面积相对有限的合围圈内，采取密集配置，使其能够在需要的方向上迅速建立起突击力量，在狭窄的突破地段上形成了暂时的，但并非决定性的优势。合围地域内的大片森林，有利于敌人这样做，使它能在某种程度上隐蔽地变更部署。
　　形势要求我们迅速机动和很好地使用预备队，使德寇即使在短时得手的情况下，也不能得到机动的自由。我们极其冷静地对待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柏林地域的战斗是主要的。我们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紧张，把歼灭法兰克福—古本集团放到了应有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和它在整个局势中的作用一致的、恰如其分的。
　　空军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飞行员们参加了消灭该敌军集团的战斗，共出动强击机2，459架次，轰炸机1683架次。
　　在消灭该集团的战斗中，我们的炮兵打得特别好。即使在德国法西斯军队以重兵直接向他们的阵地前出时，他们也没后退，而是用榴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迎击敌人，以非凡的勇敢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如果将芬克指挥的第12集团军与迎芬克实施突破的敌第9集团军的战斗行动相比较，我认为，应说说，敌第9集团军要好一点。芬克在初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后来还是继续作战(如果可以这样客气地说的话)，但那只不过是执行命令，仅此而已。而第9集团军在突破合围时大胆坚决，拼命战斗。正是他们的这些坚决行动使我们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和困难。
　　4月28日
　　随着施潘道—威廉城地域敌屯兵场的拔除，以及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第47集团军从波茨坦到施潘道向哈弗尔河的前出，被合围于柏林的敌军集团向西突围实际上已成泡影。同时，柏林的希特勒匪徒开始感到食品严重不足，特别是弹药奇缺。敌人的仓库主要分布在已被我们占领的柏林市郊。我们发现了敌人从空中向被合围的德军部队补给弹药的企图。但无论如何，这是办不到的。几乎所有飞往柏林的运输机，还在飞往城市的途中就被我空军和高射炮兵击落。这一整天，我们两个方面军的部队都在继续进行激烈的巷战。
　　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决定向希特勒报告德国法西斯军队从柏林向西突围的计划。
　　魏德林在报告中指出，这些部队在市区最多只能战斗两昼夜，以后将毫无弹药。他计划在温肯城以南，以三个梯队沿安德赫大道向西突围。
　　计划将野战航空兵第9师的部队和加强有德军尚存的坦克和炮兵的基本部分的摩托化第18师，编入第一梯队。
　　计划由两个团和一个海军陆战队营组成的“蒙克”集群作为第二梯队，担任突破。早在4月26日，邓尼茨海军元帅已将该营空运到柏林。希特勒大本营也应随第二梯队一道突围?
　　“明谢贝格”坦克师残部、“本芬格尔”战斗群、“诺尔德兰德”党卫军摩托化第11师残部，以及野战航空兵第79师部队，计划编入第三梯队，掩护突围。
　　可是，希特勒没有同意这一方案。

老八路

　　将这个方案同4月28日日终前出现的局势对比一下，我认为，这个方案是毫不现实的。严格地讲，当投降这条明智的出路同样被否定、而又没有任何第三条出路的情况下，进行绝望的、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突围尝试、是毫无意义的。
　　头一天，雷巴尔科指挥的集团军已受领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与卢钦斯基集团军的第20军协同动作，于4月28日完全占领柏林西南部，并前出至兰德韦尔运河及其西南地区。
　　雷巴尔科的部队于夜间完成变更部署，经短时间的炮火准备，随即转入进攻。苏霍夫的机械化第9军，在卢钦斯基集团军第61师的协同下，向亨利五世公园—维多利亚大道总方向进攻，以便于4月28日傍、晚前夺取兰德韦尔运河地区。
　　还计划往这一地区投入配属有卢钦斯基近卫步兵第48师的雷巴尔科近卫坦克第6军。雷巴尔科近卫坦克第7军和卢钦斯基的第20师向蒂尔加登进攻，日终前，应攻占水族馆、跑马场和蒂尔加登公园西部。
　　与此同时，雷巴尔科的右邻——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坚决向西推进，直到兰德韦尔运河南岸，并前出至安特加尔车站、吕佐夫—普拉茨，以及普拉茨大街和马森大街的十字街头。
　　由于考虑到崔可夫部队的向西推进，和为了尽量不使我们的部队在巷战中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混在一起，因此，我命令卢钦斯基和雷巴尔科，在前出至兰德韦尔运河后，将自己推进最远的部队转向西面，在当时划归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新的作战地带内继续进攻。
　　我为此事而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所进行的电话交谈是极不愉快的。他声明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已指向市中心的各军，又要根据我的命令折转向西，改变进攻方向。
　　我很理解集团军司令员的心情，但我只能回答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向柏林的进攻发展顺利，按照划定的分界线，柏林市中心属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作战地带。
　　因为我了解雷巴尔科，所以我应该说，他之所以不满，不能看成是他冲进去再占领几条街道和几个广场，是为了扬名。他本来已经出了名。因为他在战场上，在战场的中心，并看到还能用某种行动去帮助尽快肃清柏林的残敌的直接可能性，但是，为了执行我的命令，他的的确确需要克制自己。
　　因此，我没有由于这些我所十分理解的个人心情而去指责他。
　　至于谈到我个人的看法，那么，我认为，在这一时节规定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精确分界线是没有必要的。应该消除一切造成混乱、由自己的火力带来损失和其他不愉快事情的可能性。这种不愉快是与部队混杂、特别是在巷战中的部队混杂相联系的。我认可对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分界线所作的调整是必要的，并认为这种调整是从事业的最高利益出发的。
　　这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不需要任何人的协助，便可完成受领的任务。现在与最初一些日子的局势完全不同，那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突破遇到了严重困难，形势使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希望、甚至直接需要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不论当时的心情怎样，柏林战斗最后几天发生的历史事件，不应给战斗的参加者留下任何不愉快的印象。
　　在任何环境和情况下，保持两个方面军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同志感情，无论比谁的个人自尊心都重要得多。我想，即使在那种心里不快的时刻，不论是卢钦斯基，还是雷巴尔科，都是深知这点的。不管怎样，他们都用自己以后的全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4月28日，在向沙尔洛腾堡进攻时，雷巴尔科的近卫第7军，在自己的右翼实施主突，在中央和左翼只留了一个近卫坦克第56旅。这时，从各个地域败退下来的3个德军集团，在近卫坦克第56旅的作战地幅内会合了。他们约有2万人，并有部分坦克和强击炮。
　　当敌军集团发现我左翼兵力薄弱后，便以猛烈的冲击，逼退了近卫坦克第56旅部队，并在迫其退却后，急急冲向哈弗尔河。但是，哈弗尔河西岸已被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部队占领。该德军集团在突然碰到第47集团军部队的坚固防御后被歼灭了，从而未能渡过哈弗尔河。
　　与此同时，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10军，同普霍夫集团军的第350师一道，仍在万泽岛上与敌军集团作战。该集团也很强大，约有2万人。这一整天，列柳申科都在准备强渡万泽岛以南的河道。其近卫坦克第10军得到了几支舟桥部队、一个“水陆两用”坦克营、二个强击工程兵营和一些炮兵的加强。
　　4月28日晚23时，经过短暂火力突击后，列柳申科的坦克兵和普霍夫的步兵，开始强渡万泽岛以南的河道，并于午夜夺取了北岸的第一个登陆场。随后，立即开始架设浮桥。
　　坦白地讲，此处渡口并非很合我的心意。本来，坦克在被岛屿和河道割裂的这一地域活动，对它非常不利。可是，既然近卫坦克第10军已经投入了夺取万泽岛的战斗，并为它准备好了渡口，我只好同意了这一方案。要改变这一方案，已为时过晚。
　　经过4月28日的战斗，敌人在柏林的处境急剧恶化，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和我方面军从南面实施的突击，加速了将被合围的敌军集团分割为三部分的时刻的来临。
　　有好几次，眼看连接这些敌军集团的狭口就要肃清了。被挤压在柏林北部地区的敌军集团和蒂尔加登公园地区的敌军集团之间的狭口缩小到总共只有1，200米了。另有一个狭口，则缩小到总共只有500米了。
　　现在，只有现存的完备的地下交通网和其他地下设施，使敌人还能及时机动残存的小股预备队，将他们从一地调往另一地。
　　争夺柏林的战斗已接近尾声。
　　在易北河，我军部队与美军会师已有三天了。在南面德累斯顿方向上，向我们反扑的德军部队，已被完全制止。只有南部，还有最后一个未被打垮的德国法西斯重兵集团——舍尔纳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以及“奥地利”集群，该集群仍占领着萨克森的一部分和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的大部分地区。
　　不管争夺柏林的战斗多么紧张，也不管乌克兰第1方面军面临的任务怎样繁杂，然而，越往后，越更经常想到舍尔纳集团军群的存在，该集团军群位于我们的左翼及其以南地区，位于左翼分界线以外，我们的友邻——乌克兰第2和第4方面军的当面。
　　因此，我不能说，大本营关于这一尚待解决的问题的电话，使我措手不及。
　　斯大林问我：
　　“您是怎么想的?谁去打布拉格?”
　　我分析着形势、并知道，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事实上已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在完成与柏林作战相关的任务后，不久就会腾出手来，因此，我懂得，我们方面军的情况看来将有利于去应付这种局面。
　　不管战斗怎样残酷，不管遭受的损失多大，我们各集团军仍有很强的突击力，因此，他们能够完成自北向南的快速机动，并在德累斯顿以西向布拉格实施突击。我将这一切再次考虑一遍后，便向最高统帅报告，看来，夺取布拉格的任务将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完成。
　　柏林战斗尚未结束，我们只有三个半昼夜的时间在市区作战，做完应由我们完成的全部事情，不让法兰克福—古本集团西逃。但与此同时，还必须在短期内准备、并向大本营提出关于我方面军部队参加未来的布拉格战役的建议。一件事还远未结束，而另一件事却已开始了……

老八路

　　4月29日——5月2日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之间的最后分界线，由大本营于4月28日24时划定。该分界线到马林多夫的一段仍和以前一样，而后，它经腾珀尔霍夫车站、维克托—路易斯练兵场、至萨维尼亚车站，往下沿铁路经沙尔洛腾堡、韦斯特克罗伊茨到鲁列本车站。
　　因此，我们不得不于4月29日从柏林市中心区，撤出处于这条分界线外的雷巴尔科坦克第3集团军和卢钦斯基第28集团军的部队。我们给他们下达了在自己的作战地带内，从舍纳贝格南部向萨维尼亚车站方向进攻的任务。
　　变更雷巴尔科和卢钦斯基几支已占领自己进攻地带的部队的部署，是和这天在柏林继续进行的激烈战斗结合进行的。雷巴尔科和卢钦斯基各部队，在向北部和西北方向进攻时，经过激烈战斗，又攻占了市内的几个街区。而这时，列柳申科集团军的近卫坦克第10军和普霍夫集团军的第250师，夺取万泽岛西南部后，继续在该岛作战。
　　列柳申科集团军机械化第6军，在和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部队一起，夺取波茨坦之后，现已指向米亨多夫地域。赋予该军的任务是从东面向勃兰登堡进攻。在发展进攻时，它与芬克集团军的部队遭遇了。芬克的部队在各个地段上仍企图突入柏林。这真是不期而遇，但是，对我们来说，遭遇是成功的，芬克集团军的部队被击溃了，被打退了。
　　列柳申科集团军的机械化第5军，仍旧占领贝利茨—特罗因布里岑一线，在一天的时间里，成功打退了芬克集团军的数次猛烈冲击，该集团军仍固执地企图从这一地段上突入柏林。敌人的冲击十分顽强，但是，当时我机械化第5军的态势已比以前大为稳固。普霍夫集团军各部队直抵该军的左翼。另外，坦克兵有了可靠的炮火支援，并且，在自己的第二梯队，还有一点预备队。所以，现在他们的事情进展得顺心多了，尽管芬克十分顽固，并继续盲目地执行希特勒的命令。
　　芬克千方百计地想突入柏林，以援救困在那里的敌军集团和希特勒本人。然而，他的这种努力毫无结果，既没给他本人，也没给他指挥的集团军带来丝毫荣誉。
　　像前面所谈到的一切一样，我谈一下乌克兰第1方面军进攻地带内部队的作战行动。但是，为了评价4月29日傍晚前希特勒军队和国家领导人所处的混乱状态和惊慌失措的程度，应该提醒一下，这天日终前，我们的友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已战斗在柏林的正中心，接近德国国会大厦和帝国办公厅。
　　芬克仍旧未能突入柏林。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这天日终，希特勒有充分的理由完全丧失对未来的信心。
　　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在他的供词中供认，4月20日晚上，在他向希特勒作了一个半小时关于无法在柏林继续抵抗的汇报后，希特勒仍没作出最后决定，可是，原则上同意放弃柏林，并且，如果最近一昼夜内不能从空中向柏林市中心补给弹药和食品，则进行突围。
　　不过，我想，再拖一昼夜才作最后决定，这不是敌人斗争意志顽强的表现，而恰恰相反，这种拖延，说明它惊慌失措和害怕亲眼看到事实的真相。
　　4月30日，两个方面军的部队继续在柏林进行激战，以消灭被合围的敌军集团。敌占区越缩小，敌人的战斗队形就越密集，火力密度也就越大。
　　4月30日这天，希特勒仍然犹豫不决。14时30分，他让魏德林自由行动，并批准实施从柏林突围的计划。而17时18分，魏德林又得到希特勒新的号令，撤销了前项指示，重申坚守柏林直到最后一个人的任务。希特勒坐卧不安，而柏林守备队在继续顽抗，为争夺每个街区每栋楼房而顽强战斗。
　　在我方面军进攻地带内，雷巴尔科集团军和卢钦斯基集团军，以其右翼向西北压过去，攻占了柏林的一个又一个街区，同时，制止了不断发生的小股敌人从柏林潜逃和突围，逃向芬克集团军的企图。
　　这天，列柳申科和普霍夫集团军部队，在万泽岛上继续作战，攻入了诺尔—巴贝尔斯贝格市。在该岛的中部和东南部，敌军抵抗已被摧毁，敌人开始投降。但在该岛最东南部，仍在进行激战，并且，在4月30日夜间，近6，000名德国法西斯士兵和军官从该岛渡过河道，逃到了南岸。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特殊态势：我军基本兵力渡河到岛上去，而希特勒的残部却从岛上渡河到陆上来，．渡到我基本兵力已离开，只留有较弱掩护力量的地方来。我认为，引述这一特定细节不是多余的。这些天来，遭到惨重失败的德寇，仍在利用我们的每一个失误而继续顽抗。应该承认，敌人这一次利用我们的失误是很成功的。
　　总的来看，4月30日日终前，敌柏林集团的处境是绝望的。它实际上已被分割成几支孤立的小股部队。实施柏林防卫指挥的帝国办公厅，在丢掉设在本德尔大道掩蔽部里的总指挥部的通信枢纽后，失去了电报电话联系，只剩下了不能正常工作的无线电通信。
　　这天傍晚，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指挥的近卫第8集团军先遣部队，离帝国办公厅总共只有800米。这时，传来了希特勒失踪和自杀的消息。这些消息我们是5月1日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通报中得知的。
　　希特勒的继承人派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到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来谈判。根据大本营的指示，所有与谈判、停止柏林的军事行动和随后德军投降有关的问题，均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Г·К·朱可夫负责。乌克兰第1方面军指挥部和司令部不参加这些谈判：而只获取有关这些谈判的必要情报。
　　虽然谈判业已开始，可是，激战仍在进行。
　　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地带内，雷巴尔科和卢钦斯基集团军，5月1日一整天，肃清了维尔默斯多夫区和哈伦泽区的敌人，并占领了90个街区。列柳申科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0军和普霍夫集团军第350师，解决了万泽岛上的敌军集团。4月30日夜间从岛上渡到陆上来的6，000名敌军官兵，都被逐个消灭，或在列柳申科集团军部队配置内就俘。最大的一股敌人，大约2，000人，于5月2日早上钻进了尚肯斯多夫西北的森林，正好列柳申科的司令部配置在那里。起初，在这股敌人和集团军司令部警卫部队之间发生了战斗，后来，近卫摩托车第7团和附近其他部队，也赶到了战斗地点。
　　反击德寇对集团军司令部的这一突然进攻，不得不由集团军司令员列柳申科亲自指挥。这种情况在战争初期是很普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战争的最后几星期和几个月里，大概这是唯一的一次。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这股德军被消灭和俘虏。
　　6月1日18时，在戈培尔和鲍曼拒绝了我们关于五条件投降的要求后，大本营向两个方面军同时下达了继续强击柏林的命令。18时30分，柏林苏军的全部炮兵，向德寇同时实施强大的火力突击，此后，5月1日一整夜，一直未停止战斗。
　　夜间，我们的部队迎向穿过被破坏的柏林街区，在几个地方会师了。卢钦斯基第28集团军和雷巴尔科坦克第3集团军的部队，在萨文尼亚车站地域与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的部队会师了。
　　5月2日，莫斯科时间2时50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近卫第8集团军近卫第79师的无线电台，收听到德寇的俄语广播：“喂，喂，我们是坦克第56军，我们请求停火。我们将于柏林夜间12时50分前，派军使到波茨坦桥。识别标志是：红底白旗。请回答。”
　　拂晓，敌军部队开始大批投降，5月2日上午6时，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也越过战线前来投降。
　　5月2日一整天，柏林希特勒匪军成分队成部队地投降。当投降的消息传到仍在继续防守的所有德军部队时，投降具有了普遍性，到下午3时，柏林守备部队在所有地方都完全停止了抵抗。
　　这天，在柏林地域共俘虏法西斯官兵134，000人，其中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俘虏34，000名。在下达投降命令后被苏军俘获的人数，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即柏林守备部队的总人数，看来大大超过了20万人。
　　我引用我给大本营就柏林战役写的最后一份战报摘录，来结束关于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柏林战役期间作战行动的描述。
　　“今天，1945年5月2日，我方面军部队，经过九天巷战，完全夺取了柏林市西南和中部各区(我方面军分界线以内)，并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一起，共同占领了柏林。”
　　现在去领会那几天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时，我得出一个结论，在柏林战役中，最明：显地表现了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的组织、指导作用。
　　斯大林认真听取了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同时，考虑了总参谋部的建议，确定了柏林战役的企图，然后，给方面军下达了明确的战役任务。根据这些指示，方面军司令员制定了战役计划，这些计划经过了最高统帅部审议和批准。最高统帅以其所具有的坚定性指挥柏林战役，严密注视柏林战役的发展，亲自协调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并给予必要的支持。由于他具有战略和军事历史方面的渊博知识，因而能切合实际地评价国际局势，敌人的计划和部署、经济状况、技术和装备能力，部队的精神政治状况。在作每个战役计划时，都考虑局势的一切特点，是斯大林工作作风的一个显著特点。
　　方面军进攻的巨大规模和高速度，要求总参谋部高度紧张和协调一致地工作。总参谋部在准备战略计划的意见和每天监督对最高统帅部训令的执行情况时，对前线局势的所有细节都很了解，它积极主动地帮助方面军司令员，并迅速解决保障战役成功的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
　　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和柏林战役期间，我特别经常和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打交道。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将军，有司令部工作的丰富经验，是位谦虚和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受到普遍的尊敬，并享有很高的威信。
　　作战部长С·М·什捷缅科上将，他的副职А·А·格雷兹洛夫中将、Н·А·洛莫夫中将，情报部长И·И·伊利切夫中将和其他许多将军和军官，和А·И·安东诺夫一起，真正代表了总参谋部。
　　柏林战役是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阶段最成功的战略性战役之一。它为战略和战役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样，5月2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完成了消灭敌柏林集团的任务，攻克了柏林。但战争尚未结束，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面临最后结束柏林战役的任务，还必须肃清易北河以东整个德国领土上的敌人。按照预先规定，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受领了新任务：消灭舍尔纳元帅的集团军群，解放捷克斯洛伐克。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Г·К·朱可夫受命不迟于5月4日在新的战斗分界线内，接替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5月2日，我们已将自己的战斗地段交给友邻，开始为准备即将进行的布拉格战役而进行转移和调动。 　    

老八路

第十三章 布拉格战役
　
　
　　布拉格战役前发生的情况，需要详细叙述。情况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役的企图、时限和速度，简单地讲，决定着战役的全过程。
　　粉碎柏林战略集团后，法西斯国家事实上已经瓦解。可是，希特勒为了延长法西斯制度的存在，在其政治遗嘱中任命了以海军元帅邓尼茨为首的德国新政府。舍尔纳元帅被推出任德国陆军总司令，当时，他任德国法西斯“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其部队主要驻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任命是有其理由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看来舍尔纳是握有权力的实际军事头目，而最主要的是他掌握有军队，而且掌握着不少的军队。
　　新的德国“政府”(我在这里和后面都要给政府一词加上引号)还掌握着一支数量很大的军队，用来继续进行战争。为了形成一个总的轮廓、有必要列出它们的名称。
　　在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有“库尔兰”集团军群。在波罗的海沿岸，“东普鲁士”军队集群仍在继续战斗。希特勒的第12集团军，虽然大部被击溃，但仍在柏林以西顽抗。在捷克斯洛伐克，集中驻扎着由舍尔纳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近50个精锐师和由原来的师组建起来的6个战斗群)。这个庞大集团在抗击着乌克兰第1、第2和第4方面军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最近转隶给舍尔纳的德军第7集团军(5个师)，在抗击着盟军。最后，还有德国法西斯“奥地利”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共30多个师，分别在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同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的部队以及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作战。
　　这样，布拉格战役绝不是象西方有时企图描述的那样，只具有一点象征性的意义。我们面临着一场同德国武装力量庞大集团的严重斗争。邓尼茨“政府”把赌注下在该德军集团上，指望保住了这一集团，就能使第三帝国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这个“政府”虽已死到临头，却仍企图竭力停止西线的军事行动而继续坚持东线的作战。这也是邓尼茨本人5月1日通过弗伦斯堡电台公开声明的政策的基调。他说：
　　“元首任命我为他的继承人。在德国命运的艰难时刻，由于意识到我所承担的责任，我接受政府首脑的职务。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将德国人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中拯救出来，使其免遭消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目前，在完成这一使命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方面的障碍，我们被迫也要防御他们……”
　　在邓尼茨“政府”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基本决定：
　　“必须用全部手段，继续东线的战争。”
　　毫无疑问，邓尼茨是希特勒的狂热继承人，他不顾现实情况，继续执行希特勒的政策，这一政策本身就威胁着德国人民的生存。其实，他正是靠这个才上台的。希特勒就是要任命这样一个继承人。从他的观点看，他选对了。
　　能够用一切手段继续在东线作战的现实基本力量，当然是曾在多瑙河以北、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和奥地利北部地区作战的德国法西斯集团。除“中央”集团军群外，还包括“奥地利”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以及当时简直是遍布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预备部队、分队和后备部队、分队。从西面掩护该军队集团的是德军第7集团军，在一定情况下，它也可以转过来对付我们。
　　邓尼茨“政府”希望尽快向我们的西方盟国投降，以便使近一百万人的军队集团转过头来对付苏军。我们必须挫败他的这一计划。
　　5月2日，希特勒的继承人曾计算过，舍尔纳集团不用三星期就能控制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但是，邓尼茨本人却坚持要舍尔纳迅速将军队撤往西南，在那里以后将比较容易向美国人投降。
　　凯特尔和约德尔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只要“中央”集团军群一撤退，就会被击溃，就会在苏军的打击下瓦解。
　　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假如这几天舍尔纳匆忙从比较有利的阵地撤出其军队，无疑，会在追击中被我军击溃，因此，他们就不见得能溜进美军控制区。
　　舍尔纳的参谋长纳茨默尔将军被召到邓尼茨的府邸，向邓尼茨报告了自己司令的看法：从牢固的阵地撤出是不适宜的。这些阵地是以苏台德山脉和鲁德内山脉，以及很大程度上还在战前就修筑的旧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事为依托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而且，他们甚至还讨论过由舍尔纳集团掩护，将“政府”迁往布拉格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还遗憾不已，邓尼茨没有同意这一主张。如果当时他同意这样做，那么，毫无疑问，我方面军部队就会将他们的“政府”连同舍尔纳军队的主要部分一同俘获。
　　这就是布拉格战役前夕敌方的军事政治形势。
　　至于谈到我们盟军，那么，恰在这时，邱吉尔给蒙哥马利元帅下达了臭名昭著的目前己众所周知的指示：“认真收集德军武器，并整齐地放在一起，以便在苏军的进攻一旦继续下去，我们不得不同德军士兵合作时，能较顺利地将它们重新分发给德军士兵。”
　　蒙哥马利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当时，即1945年春季的心情时写道，如果西方的政治首领们适当地对作战实施最高领导的话，那么，“我们会先于俄国人夺取所有这三个中心。”这三个中心指的是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
　　但是，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得到最高统帅部关于着手进行布拉格战役的训令之前，柏林已被我们占领，维也纳也被我们占领。蒙哥马利所说的三个城市中，只剩下了布拉格。我们从当时一系列的文件中发现，我们的盟国是以极不愉快的心情，放弃先于俄国人夺取这“第三个中心”的希望的。
　　4月30日，盟国西欧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信中，一方面建议我们划定一条分界线，我们原则上同意这样做，并且后来实际上划定了这条分界线；可是，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又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在5月4日写给我们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的另一封信中，又完全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形势需要的话，我们准备在捷克斯洛戊克境内推进至伏尔塔瓦河和易北河一线，以肃清两河西岸的敌人。”这种补充实际上将布拉格本身也包括进了美军作战区域。
　　看来，这封信反映了邱吉尔和刚上台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向艾森豪威尔以更强硬的手段施加的一种压力。
　　次日，即5月5日，我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复信。信中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军队混杂，请不要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盟军，向原商定的分界线以东推进。
　　在交换这些信件之后，在最初商定的分界线上，美军暂停了向捷克斯洛伐克纵深的进攻。
　　互相交换外交信件，是在我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实际上完成了布拉格战役的准备工作，军队已占领出发地位后进行的。
　　也就在这几天里。我会见了欧洲美军司令布雷德莱将军。我想谈一下这次会见，何况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一个战士的故事》中也写了我们的会见。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对他《故事》中对某些事件的论述同他辩论。但我认为，向读者提供我对我们这次会见的看法是有益的。
　　我第一次认识美第12集团军群司令奥马尔·布雷德莱，是在我军部队同美军在易北河会师之后一星期，离托尔高不远，托尔高东北约40公里处，我的指挥所里。
　　布雷德莱及其随行将军和军官，以及大批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来了，我甚至可以说，这批记者过多了一点。我方除我以外，参加会见的还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А·С·扎多夫和近卫步兵第34军军长Г·В·巴克拉诺夫。首先在易北河同美国人会师的正是他们的部队。在场的还有我们报纸的代表，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但是，与在场的美国人相比，我们要少得多。
　　在苏美关系上，有过不同的时期。而且，就是现在，这种关系仍远不能令人满意(并非由于我们的过失)。从历史的真实性出发，我要说，1945年5月5日那天，美苏两国的两位司令员的会见，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和布雷德莱都不是外交家，而是军人，这就给我们的会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的会见既是官方的，同时又是友好的。
　　我和布雷德莱将军仔细地看了他的地图。图上标示着5月5日这天美军的态势。布雷德莱简短地说明了他的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已前出至与我们商定的接触线。然后他问我，打算怎样拿下布拉格，在这个问题上，需不需要美军的援助。
　　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到突然。尽管苏军对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尚未开始，但美军丝毫也不会怀疑，进攻将在最近的将来很快开始。
　　我对布雷德莱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帮助，并且，美军向早先商定的分界线以东的任何推进，只能带来混乱，引起双方军队的交混，而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请不要这样做。
　　布雷德莱赞同我的意见，并说，他管辖的部队将遵守商定的接触线。
　　我概括地回答了布雷德莱提出的关于我们准备怎样拿下布拉格的问题，并指出，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部队能胜任，并一定能完成好这一任务。我没向他说明今后行动的细节。我认为不能通报自己的战役计划，虽然我相信，正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将在解放布拉格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提前说出来，不符合我们的习惯。
　　午餐时，我首先在正式祝酒词中谈到了苏军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考验和困难。我谈到了罗斯福总统在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以及在该同盟成立后的一切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罗斯福总统的逝世，我仍记忆犹新，我是深切感受到这一损失的人之一。因此，在对美国总统与世长辞表示哀悼的同时，在我的讲话中倾注了个人的感情，并且我希望，新任总统将继承罗斯福为之奋斗过的事业。
　　遗憾的是，这种希望落空了，罗斯福的继承人很快就干出了使苏美关系激化的事情。
　　在谈到我们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斗争时，我指出并高度价评了美第12集团军群官兵所作的无可争议的贡献。
　　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答词中，赞扬了苏军士兵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所表现的大无畏勇敢精神，按照他的话说，苏联士兵是美军士兵、军官和将军学习的榜样。在谈到罗斯福的功绩时，他深感遗憾的是，总统未能活到胜利的幸福日子，并提议为我们的会见干杯。
　　在正式祝酒之后，桌旁开始了友好的交谈，这种交谈多次被苏、美参谋部代表、集团军司令员，各兵种代表的祝酒所打断。祝酒是热情诚挚的。这表明，我们彼此相互尊重、并珍视我们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所产生和巩固的战斗友谊。午餐结束后，我提议布雷德莱及其一行看乌克兰第土方面军歌舞团的演出，应该说，这个于1943年在基辅由利季娅·切尔内绍娃领导创建的歌舞团，在前线是深受欢迎的。歌舞团有真正优秀的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
　　当歌舞团演奏美国国歌时，在场的美国人都跟着唱起来，当国歌演奏完之后，他们为我们的音乐家热情鼓掌。当歌舞团演奏完苏联国歌时，他们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天，歌舞团的演员们有着特殊的心情。他们除演唱了我国歌曲外，还演唱了美国逗乐的歌曲《西葫芦》、英国歌曲《蒂佩雷里》。所有这些歌曲都受到客人们的热烈欢迎。后来，又给他们表演了乌克兰果拍克舞和俄罗斯竞赛舞，这是我们舞蹈演员的拿手节目。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节目也会使人产生欢快的感觉，而在当时，它更增强了洋溢在我们和客人之间的节日般的愉快气氛。
　　布雷德莱将军和我并排坐在一起，他感兴趣地询问：这是一个什么歌舞团，演员们是从哪里来到前线的。我告诉他，歌舞团是由我们的士兵组成的，他们和方面军部队一起，走过很长一段战斗历程。然而，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不很相信。这也是枉然，因为歌舞团的大多数人的确是以士兵的身分开始战争的，并在后来，当歌舞团已经成立后，他们多次到第一梯队部队演出，有时还是在极不安全的条件下演出的。
　　布雷德莱感谢为他举行歌舞晚会，晚会结束后，他宣布美国政府奖给我——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一枚美国最高勋章的决定。随即将这枚勋章授给了我，在这种场合，他按惯例向我表示祝贺，并拥抱了我。
　　这次会见的参加者，方面军的同事们，都打内心赞许这种奖赏，他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我们盟国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斗业绩的高度评价。
　　授勋仪式结束后，我们和布雷德莱一起，从那间房子里走到室外，在那里，应该说，聚集着很多听众，等待美国客人的到来。我以乌克兰第1方面军军人的名义，授予布雷德莱将军一面红旗，作为我们战斗友谊的象征。
　　我了解到，布雷德莱打算赠我一辆“维利斯”牌小汽车作纪念，该车是从他的大本营直接用飞机运来的。我也给他准备了一份私人礼物：一匹战马。这匹马从1943年夏季我开始指挥草原方面军时起，就一直随我驰骋疆场。这是一匹漂亮的、驯教得很好的顿河牡马。我将它及全套装具赠给了布雷德莱将军。
　　我似乎感到，布雷德莱将军很喜爱这件礼物。
　　接受马匹后，他同样也给我赠送了一辆“维利斯”牌小汽车，上面题有：“赠给乌克兰第1集团军群司令，美军第12集团军群士兵赠”。和“维利斯”牌小汽车一同赠给我的，还有一面美国旗帜和一枝美军冲锋枪。

老八路

　　几天后，我到布雷德莱的大本营进行了回访……
　　我们乘坐自己的汽车到了托尔高。一位校级军官和翻译在那里迎接我们，然后陪同我们到莱比锡。邀我到他大本营作客的布雷德莱迎候我，由于他的大本营还在很远的威斯巴登，于是，我们又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去那里。
　　我们坐上了他的C—47型飞机。一路上有两个战斗机中队护送。他们在空中不断作各种机动飞行，变换队形，表现了编队飞行的高水平。当我们的飞机在离卡塞尔不远的地方着陆后，战斗机以各种不同高度，直至最低高度飞离，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不隐瞒，当时我觉得，这批战斗机在护送我们时，不仅给了我们荣誉，而且尽力显示了他们的飞机驾驶技巧。
　　离开卡塞尔机场，又有一支护送队护送我们，可这时已经是陆军的护送队：最前面是几辆装甲输送车，之后是一辆信号车，接着是我，布雷德莱和一名翻译乘坐的小车，后面又是几辆装甲输送车，三辆坦克排成的纵队断后。在我们经过的路上，有间隔地排列着军队——各军种的代表，似乎只有水兵除外。
　　在我们所到达的大楼里，聚集着许多参谋军官和更多的记者。
　　在十分讲究的大厅里，布雷德莱请我们出席鸡尾酒会，正如他对我们说的，这个鸡尾酒是按他的做法准备的。他们用长柄勺从一口很大的铜锅里，将鸡尾酒分斟给军人们。他们说，这是传统。那么好吧，传统就传统吧。
　　鸡尾酒会后，布雷德莱领我到该市另一头他的司令部驻地。在这里的大楼前，排列着由各军种代表组成的仪仗队。我们一起检阅队伍，我向他们问好，并请布雷德莱将军给部队下达“立正”口令，当他下达口令后，我受苏联政府委托，向布雷德莱将军授予一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布雷德莱是位善于克制自己的人，但我看得出来，此刻他的脸上也流露出激动的表情，我们亲切拥抱，我向他表示祝贺。
　　然后，我们又来到宴会大厅。宴会照例又是以祝酒开始。主人首先敬酒，我也为我们的会见、为布雷德莱、为在座的他的战友和朋友，敬了第二杯酒。
　　午宴中，几乎没谈军事问题。有关苏沃洛夫的交谈是唯一的军事题目。布雷德莱获得苏沃洛夫勋章后，便对这位历史人物感起兴趣来。原来，在此之前，他对苏沃洛夫一无所知。我只好就在这里、在桌旁，向他讲述这位俄罗斯统帅所进行的主要几次远征，其中包括对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
　　在结束关于苏沃洛夫的介绍时，我告诉布雷德莱，苏沃洛夫是俄国军队史上最富有统帅天才的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勋章，首先是统帅的勋章，是为我军指挥大兵团的军事首长规定的最高奖赏，斯大林元帅委托我(确实如此)亲自将这枚勋章授予他。
　　午宴结束时，两名身穿美军士兵制服的小提琴手，一老一少，以二重奏演奏了几支极好的短曲。我马上可以说，我一点也不为那天在布雷德莱大本营听到的小提琴演奏的极高水平所惊奇：因为这两位所谓的士兵是有名的提琴手亚沙·海菲茨和他的儿子装扮的。
　　节目休息时，布雷德莱好几次带有讽刺意味地看了看我。看来，显然我的如下推测是对的：他并不太相信我第一次同他会见时说的话，即我们的歌舞团是由乌克兰第土方面军的士兵组成的。他认为给他准备的歌舞晚会是一个小小的花招，因此也照样搞了一个善意的小骗局，将亚沙·海菲茨父子装扮成美军军人。
　　美方出席午宴的将军有：集团军司令、军长和师长。主人不时为巴顿将军不在场而遗憾，他评论巴顿指挥的集团军是美军优秀的集团军，巴顿本人是最杰出的一位美国将军，是位能大胆机动和果断使用坦克部队的人。
　　有一两次，由于布雷德莱首先提及，使谈话涉及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布雷德莱尊敬地谈到他，但更多地是把他当外交家，而不是当统帅评论的。从布雷德莱的言谈中，也可以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的许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协调盟军指挥部和盟国政府之间的行动上，因此，实际指挥欧洲美军的几乎全部重担都落到了布雷德莱的肩上。布雷德莱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赞同艾森豪威尔。
　　我们是通过翻译交谈的，因此，有可能他谈话的某些细微差别没沪我准确理解，但从谈话中给我总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布雷德莱本人，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军人，在这几次的会见中，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当时，1945年5月，他将近60岁，已经不年轻了，但还结实，是个安静和能自制的人他有兴趣并能基本正确地分析事件进程，深知强大的炮火、坦克和空军在战争中的意义，善于搞清现代战争的特点，正确想象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和次要作用的东西。他对我们的坦克、坦克的装备，装甲及发动机等十分通晓。
　　总之，我感觉到和看到的、与我并排坐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如何使用各兵种很有研究，我认为，这是指挥员高超技能的首要特征。
　　我对他有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军人，是一位能真正代表在欧洲作战的美军的军事首长。
　　我对他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在同我的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热情赞颂苏联人民和军队，我似乎觉得，他是以满意的心情真心实意地高度评价我们最近的几次战役的，同时，他也了解在同希特勒匪徒的斗争中，苏军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在其中一次交谈中，他曾这样直率地对我讲，我军承担了战争的主要重担，也就是说，他说的这点正是后来西方其他许多将军竭力沉默、甚至是加以否认的东西。在评价敌人时，我和他观点一致。他认为，德军是支强大的、受过训练的军队，作战顽强、勇敢，而且善于战斗。
　　我们的会见是在毫无拘束的友好气氛中进行和结束的。当时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好的关系。我离布雷德莱时心情很好，只是在路上，有件小事使我稍感不快。
　　当我们在餐桌旁就坐时，我发现我面前有只麦克风。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将宴会上的祝酒词对外转播，因而请求从我面前拿走麦克风。布雷德莱当场命令这样做了。可是，当我在返回自己指挥所的途中打开收音机时，却听到正在广播我的讲话。我在布雷德莱午宴上的祝酒词，还是被录了音，并且现在开始对外广播了。的确，我并不怎么太理会这样做。但是，我毫不掩饰地说，既然我们事先商定好了，那么，即使在不怎么重要的事情上违背诺言，也还是给我留下了不快之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猜想，这样做布雷德莱事前并不知道，而且，是记者当时欺骗了他本人。
　　显然，当耐同布雷德莱的两次会见，对我来说，是件有趣的事。然而，我却一分钟也没停止对未来布拉格战役的思考。情况越来越复杂，要求我们加快准备速度。
　　……5月的头几天，捷克爆发了起义。起义的火焰在布拉格炽烈地燃烧起来．法西斯在当地的代理人弗兰克，为了争取时间，开始同起义者谈判。而就在此时，舍尔纳给自己的部队下达了一项命令：“用一切手段将布拉格起义镇压下去。”德军从三个方向向布拉格推进。起义的布拉格市民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布拉格需要有效的援助，首先是需要我们的援助。
　　乌克兰第1、第2和第4方面军部队，处于包周舍尔纳集团军群的有利态势。乌克兰第2方面军从东南方向、我方面军从西北方向，向其两翼实施突击，使其面临被合围于布拉格以东的危险，同时，紧紧地堵死了往西的退路。
　　然而，对我们来说，要使这种诱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我军还需克服大片山地和德军事先构筑的纵深防御地带，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前面，敌主要防御地带纵深有的地方达18公里。
　　希特勒匪徒在易北河以东的格尔利茨地域构筑了最强的防御工事。在那里，我们同德累斯顿—格尔利茨集团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战斗。敌人在德累斯顿西北的防御显得很薄弱，还在上次战斗中，在那里就未获得稳定态势。易北河以西，是敌人防御中最薄弱的地段。就是在这一方向上，我集中了进攻布拉格的主力。
　　然而在那里，在敌防御纵深，有一条沿原德捷边境线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地带。如果我们在那里受阻，那么，这些工事加上山地地形，将是严重的障碍。要知道，在那里，鲁德内山脉蜿蜒150公里，宽约50公里。
　　诚然，约有20条公路自北向南，即顺我军的突击方向横穿过鲁德内山脉。而这在进攻的相应准备和进攻速度方面，给我们预示了甚至是在山地战条件下也并不坏的前景。
　　在这些日子里，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最担心的，不是敌人强大集团的抵抗，甚至也不是敌坚固防御工事，而是这一切同山地地形的结合。因为这次战役主要靠快，正是进攻的高速度才是我们得手的基础，因此，必须认真考虑，怎样才不致滞留在山里。
　　1944年的杜克拉山口战役，我始终没忘。当时，我们也是直接通过山地突破的。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支持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而进行的这次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尽管它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由于记住了这些来之不易的教训，所以我后来只有一点办法，就尽量不深入山地，而是以其作掩护。我确定，只有在确实需要、而又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迂回或机动——的情况下，才进山地作战。
　　可是，布拉格战役开始前的形势就正是这样。为了消灭盘居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约100万的舍尔纳集团，夺取布拉格，把它从破坏中拯救出来，把布拉格居民(而且，不仅仅是布拉格的居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直接通过鲁德内山脉进行突破。别的道路也没有，因为由北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接近地上，不论到哪里，到处都是山。就是说，只有克服它们。但是，必须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滞留，以便尽快越过山地，保障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机动的自由。
　　这样，必须预见到未来战役中的一切情况，从而不使敌人有在山口阻止我们进攻的机会。我们不打算仅用步兵去夺取山口。我们认为，我们的先遣支队从一开始就应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应由各兵种组成，拥有一切必要的破除障碍、爆破、摧毁防御工事的工程器材，而这类防御工事可能出现在鲁德内山脉我们前进的道路上。
　　在经鲁德内山脉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方向上，都组建了这样的先遣支队。每支先遣支队的行动，都得到足够数量的航空兵的保障。一开始，航空兵支援突破部队，而后则支援冲入战场的坦克继续推进。
　　为赶到出发阵地，我突击集团相当数量的部队，必须从柏林地域进行150—200公里的行军。虽然时间勉强够，我们还是尽量隐蔽地行军，特别是大坦克兵团要隐蔽行军。因为，一旦舍尔纳发现我坦克兵团的集结，随时都可能进行冒险：从长时间占领的阵地往西突围，向美军方向运动。我们绝不能促使他下这样的决心。
　　在制定战役计划时，大本营指定乌克兰第1方而军担任主要角色。这不仅与它对敌军集团处于威胁的态势有关，而且与它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团有关。我们能够把在柏林方向上腾出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和几个坦克机械化军用于突击。
　　根据总的形势和大本营的训令，我们在右翼德累斯顿西北方向上，建立了由普霍夫、戈尔多夫和扎多夫的三个渚兵种合成集团军、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两个坦克集团军、波卢博亚罗夫和福米内赫的两个坦克军和五个炮兵师组成的突击集团。该集团将向特普利采—沙诺夫—布拉格主突方向行动，从西和西北方向包围布拉格。
　　我们将在格尔利茨地域进行辅助突击。辅助突击由第二突击集团实施。该集团包括卢钦斯基和科罗捷耶夫的两个集团军、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突破炮兵师。辅助突击的总方向是齐陶—姆拉达—博莱斯拉夫—布拉格。
　　在开始实施布拉格战役的同时，还要附带完成一项并非不太重要的任务：消灭防守德累斯顿的敌军部队。夺取德累斯顿的任务，由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完成。该集团军加强有波卢博亚罗夫的近卫坦克第4军，并由波兰人民军的第2集团军及其坦克军予以协同。主突集团的其他部分，应立即向布拉格运动，不参加德累斯顿的战斗。
　　同时规定，主突方向上的渚兵种合成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应同时转入进攻，从而保证该方向上有最大的突击力，能迅速摧毁敌防御并向前推进，而不要像通常那样把坦克投入突破时这样费时。
　　我认为，这是布拉格战役的重要特点。战役既受局势的主使，又是根据战争经验并且是最新的最快速的战役经验行事的。在这些战役中，广泛使用了坦克集团军。
　　但是，为了正确运用这一经验，也不应忘记其他部分胜利。要求不仅要建立强大的坦克集团，而且还要建立强大的炮兵集团，要保证地面部队在突破时和在继续推进时都有航空兵的密集支援。
　　所有这些都做到，我们才有权指望胜利。
　　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它应在突破敌防御后，继续发展进攻，从西面迂回布拉格，而普利津则从东面迂回布拉格，用这种机动保障方面军右翼所有其他突击集团的安全。不难设想，战役展并后，希特勒匪徒将会竭尽全力向西突围，向我们与盟军的分界线突围。正好在这里，他们将突然遇上普霍夫的集团军。
　　为了切断德军可能的退路，配属给普霍夫的福米内赫将军指挥的坦克第25军，还应向纵深推进。顺便提一下，坦克第25军在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在关键时刻截住了几乎已到达美军那里的弗拉索夫师和弗拉索夫本人。关于这些后面还娶谈到。
　　坦克兵又完成了第二项任务：完整无损地夺取了莫斯特市内德国人修建的一座最大的合成燃料工厂，在最近一段时间，敌人的空军就是依靠该厂的产品维持的。
　　戈尔多夫近卫第3集团军直接从北面向布拉格实施突击，并协同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从东北方向和东部方向夺取该市，列柳申科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应从西面和西南方向突入布拉格。
　　夺取布拉格，计划在最短时限内完成。要求所有集团军都高速度地进攻。但是，计划的奥妙之处却在别的方面：首先，由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共同突破敌防御，然后，我所有运动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以情况和道路状况所能允许的最快速度，大胆向前冲击，向布拉格运动，不要顾及他们后面发生的事情。其任务归结为一点，即从行进间夺取布拉格。而后来，当他们展开战斗，并要切断敌人与舍尔纳集团主力会合的退路时，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将赶来支援他们。
　　虽然所有集团军都是高速度地向布拉格进攻(应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10个坦克军、1，600辆坦克向那里的勇猛冲击，却是决定的因素。
　　投入主要方向作战的1，1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坦克部队的全部汽车，有一个半以上的柴油和汽油基数。油料一直保证到整个战役结束，保证到攻下布拉格。没有任何一辆车是因缺油而被抛在路上的。
　　此次战役中，炮兵表现了出色的快速性。为了保证预案的实现，我们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限内(5月4-6日)，不仅耍将前面提到的5个炮兵师，而且还耍将约20个炮兵旅、大约相同数量的独立炮兵团和迫击炮团，以及大量的高射炮兵从柏林方向调集到主突集团的突破地段上。这几天，我们在主突方向上共集中了5，680门火炮和迫击炮。在扎多夫近卫第5集团军的突破地段上，每公里正面的火力密度达到200门以上。
　　С·А·克拉索夫斯基将军指挥的空军第2集团军，为支援主要方向和辅助方向上的作战，分别出动飞机1，900架次和355架次。航空兵除担负掩护部队、保障强渡易北河和对敌有生力量及技术兵器实施密集突击外，还担负了如下任务：切断布拉格周围的所有大型铁路枢纽，使敌人不能通过铁路进行机动。
　　我现在讲的是主突方向。而就在辅助方向上，在卢钦斯基和科罗捷耶夫那里，也集中了不少兵力，其中有约3，700门大炮和追击炮，约300辆坦克和两个突破炮兵师。同他们一起进攻的是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一个坦克军。
　　时间不够使我们不能按常规方法去准备进攻。我们只得在调集部队的同时，就地组成突击集团，我认为，假如某部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到达指定地点，而进攻仍将照样开始，那么，他们就只得在行进中追回损失的时间。实际上，不论是部队的调动。集结、还是转入进攻，所有这些，在布拉格战役中，都融合在一起，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过程。而这正是此次战役的一个重要特点。

老八路

　　4月4日，各集团军司令员被召集到方面军司令部开会。在当时讨论的面临战役的所有问题中，时间因素最突出。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一般地克服鲁德内山脉和苏台德山脉，而简直是要飞过这些山脉。
　　敌军状况是我们取胜的一个前提，会上也谈到了这一点。
　　我任何时候都不喜欢过低估计德军的抵抗能力。但在现在，当我要求各集团军司令员迅速地不停顿地进攻的时候，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尽管抗击我们的敌军集团在数量上还很大、装备上还很强，伹是，柏林陷落后，他们的士气，正像整个德军一样，是沮丧的，该集团已受挫折，剩下的只是彻底消灭它。从许多迹象看，德军司令部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准确地判断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我们不仅要大胆地、而且要果断地定下决心，既要表现出高超的战役战术水平，又要计算和节省每分钟的时间。
　　要求坦克兵脱离步兵，不参加争夺城市的战斗，绕过支撑点，大胆向前突进。要求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全部汽车，凡是可以利用汽车的地方，就不让他们步行一步。要求各指挥员和司令部，直至师、团司令部，不要在远距离上、而要在最近距离上实施战斗指挥，同时，要最广泛地使用无线电指挥：指挥员应直接位于战斗队形里，以便掌握一切，以便一切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我特别指示不能破坏城市、工厂、居民地。应当记住，我们是在友好盟国的土地上。
　　我要求部队，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尽量不去进行争夺居民地的战斗，因为我们不仅要保证部队推进的高速度，而且还希望避免和平居民的牺牲。
　　我们也不想使德国士兵多余地流血。我还命令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应向德国法西斯部队和兵团的翼侧和后方前出，迅速合围他们，将他们化整为零，向他们提出投降的最后通牒。在这方面，我既给各集团军司令员，又给各兵团司令员行使自主权的充分自由。
　　在“向布拉格前进！拯救布拉格！不让法西斯强盗破坏它！”的口号下，在部队进行了一切党政工作。应该说，虽然柏林战役后部队极度疲劳，但这些口号却到处都得到响应。
　　关于这点，在有各集团军司令员参加的那次两小时的会议上也谈到了(关于那次会议我已详细地叙述过)。结果，那次会议成了战争过程中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是在最后一次战役开始前，即将实施该战役的各集团军司令员，最后十次被召集到方面军司令部。想必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对那次会议记得特别牢。
　　在转到描述这次战役之前(该战役不是像原计划的那样6月7日开始，而是提前了一昼夜，于5月6日开始)，我想即使用几句话谈一下即将同我一起实施该战役的我的几位战友也好，因为我在前面的叙述中，还一直没提到过他们。
　　其中我要谈的第一个人就是第13集团军司令员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上将。我曾多次谈及该集团军的作战行动，不论是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还是在柏林战役中，以及在布拉格战役中，他的集团军都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赋予它的最复杂的任务。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战斗经验和本职工作经验的人。战前，他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过教，指挥过师和军，战争开初的几个月，他被推上了第13集团军司令员的职位，他和他所指挥的集团军一起，走过了从莫斯科城郊到柏林和布拉格的整个战斗历程。他参加了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战斗，承担了沿我军防御的北正面对德寇实施主要突击的任务。他指挥的集团军是第一批强渡第聂伯河的集团军之一，而且后来打遍了整个乌克兰和波兰。该集团军是第一批前出至维斯瓦河的集团军之一，他同坦克部队一起，强渡过维斯瓦河，并夺取了桑多梅日登陆场。
　　在强渡维斯瓦河时，普霍夫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随机应变能力、勇敢和坚定性。为了把我们从该登陆场赶走，敌人实际上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在争夺登陆场的初期，这些最残酷的反冲击不得不主要落在普霍夫集团军的身上。
　　在这次艰苦的战斗中，
　　第13集团军参谋长、具有天才参谋才能的Г·К·马兰金将军也表现得很出色。在组织党政工作中，集团军事委员会委员М·А·科兹洛夫将军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当我能亲自监督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时，我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从他们的工作中，可以使人感到有一种协调性、精确的组织牲和真正同志式的精神。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表现出了这样的榜样：在完全无条件的一长制情况下，这个领导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最有效地将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事业。
　　在同普霍夫工作初期，有时我觉得，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有点不干脆，不果断。在对他认识加深以后，我确信，这个外表温和和安祥的人，能在复杂情况下，表现果断，以强硬的手段维持部队的秩序。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善于依靠自己最亲密的助手，信任他们，并高度评价自己参谋长的长处。
　　在夺取柏林的那些日子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在我面前表现了有点出人意料的一面。我恰好在普霍夫那里庆祝五一节。当时，柏林实际上已被占领。就在他的指挥所里匆忙组织了一个节日宴会。虽然我们早在一起战斗了，可是，在那里我可能是第一次看到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直接充当好客主人的角色。
　　我从未料到，普霍夫竟是一位歌曲爱好者和唱歌能手。那天晚上，他唱了很多歌：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唱人，他吸引了所有的人。他特别擅长演唱抒情歌曲。他的那种由战争环境锤炼出来的全部真诚、热情和坦率，在这天晚上仿佛都进发了出来……
　　我们方面军里有几位集团军司令员，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由于情况条件的原因，没有在主要方向作战，而是在次要方向上作战。他们的集团军执行的是防御任务，掩护我进攻突击集团的翼侧，牵制敌人。也就是说，完成那些方面军范围内完成必要的、然而可说是不太显眼的任务。关于这些任务，通常只是最简要地提一下，而主要注意力则集中在方面军的突破地段上，集中在最重要事件发展的地段上。
　　第52集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阿波罗诺维奇·科罗捷耶夫将军，在战争的最后战役中，就是扮演的这种比较不太显眼的角色。他和他指挥的集团军，走过了光荣而艰难的战斗历程。虽然他没带领自己的集团军去直接攻打柏林，也没有进入布拉格，可是，他同样承担了方面军部队实施这些战役时自己应承担的一份责任，因此，他有完全正当的理由为这些战役的胜利而骄傲。科罗捷耶夫和他的部队，在交给他们的那些地方，其中包括格尔利茨附近的残酷战斗中，保障了这一胜利。当时在格尔利茨附近，德寇向他指挥的集团军进行了疯狂的反冲击。
　　遗憾的是，科罗捷耶夫将军也和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其他许多军事首长一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很显然，他的去世，正如现在通常说的那样，是由于战时“过多的工作”、对事业、对数万人的生命的责任感所带来的高度紧张造成的。这种高度紧张首先也是由战争的一年等于服役的三年这种计算事实决定的。
　　科罗捷耶夫是位经验丰富的集团军司令员，他总是最认真、最出色地完成方面军赋予他和他的集团军的一切任务。他打过很多仗，作战认真，不要滑头，从来也不躲避落在他身上的最复杂的战役……
　　伊万·捷连季耶维奇·科罗夫尼科夫是第59集团军司令员。在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中，他也是处在尽管重要，然而从方面军的整个任务看来仍属次要的方向上。情况不是像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时那样，那时，科罗夫尼科夫是处在其中一个主要方向上，并在解放克拉科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事件的重心移到了我方面军的右翼，因此，科罗夫尼科夫才处于不那么显眼的位置上。
　　第59集团军是于1944年底从列宁格勒方面军调给我们的。我很高兴同伊万·捷连季耶维奇相见，除了公务上的原因外，还有纯属个人方面的原因。
　　原来，在三十年代，当我在蒙古指挥特种军的时候，利·罗夫尼科夫就是这个军的政委，尽管他学的是指挥。我对他看法很好：他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出色的教育工作者、最好的同志、最正直的人。
　　而现在，当我们都以新的角色(我是方面军司令员，他是集团军司令员)碰在一起时，我到他那里去，就像到自己的老战友和老同志那里去一样。可是，应该说，我在任何方面从没给他打折扣，而是尽量地要求他。我打内心高兴的是，他总是圆满地完成了交给他的一切任务，因为假如完成得不好，我也不会看在老交情的份上而放过他。
　　在解放克拉科夫和上西里西亚战役中，科罗夫尼科夫将军和他指挥的集团军，作战特别积极而卓有成效。的确，有时他埋怨我给他的坦克太少了，而他又很熟悉坦克部队，并且对使用坦克部队很有兴趣。但是，毫无办法，情况就这样，大量的坦克不得不投入到别的方向上，尽管科罗夫尼科夫集团军不论是在柏林战役中，还是在布拉格战役中，都担着很重的担子，在拉得很长的战线上保障着方面军的左翼。
　　现在，当我回忆这个人的军事活动时，我应该说，他是一个值得深受尊敬的人。
　　我想谈一下在我们方面军作战的：由斯捷潘·阿基莫维奇·克拉索夫斯基上将指挥的空军第2集团军的飞行员们。
　　克拉索夫斯基将军本人是一位老战士，久经考验的战斗指挥员，他不仅熟悉空军，而且很了解地面部队，及他们的勤务和要求。
　　空军集团军司令员的地位通常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完全隶属于方面军司令员，另一方面，他又隶属于莫斯科的空军总司令。所有的物资、整个技术领导、都由那里负责。但是，С·А·克拉索夫斯基总是善于从因双重隶属关系而产生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因而在这种场合，我始终对他的非凡能力感到惊奇。
　　他指挥着一个最大的空军集团军，有近3，000架飞机。为了支援地面部队进攻，他不得不进行大范围的作战。由于斯捷潘·阿基莫维奇热爱航空兵，为了保障它免遭正确的、有时可能是不正确的责难，有时就故意夸大航空兵战斗使用的困难。可是，当战役计划已经拟定，并经批准后，他和他的司令部就既坚决贯彻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心。也坚决贯彻自己的决心。
　　关于克拉索夫斯基将军，我的看法是，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航空兵首长。他的部属——空军第2集团军各军的军长——都是富有战斗经验和光荣传统的苏联飞行员中的一辈杰出人物。这些战斗经验和光荣传统是在和平时期养成的。这些人都经受了战争初期最严峻的考验，当时，德寇空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飞行技术性能上，都比我们占有明显的优势。后来，在战争最紧张的时期，他们及其同行，实际上重建了我们的航空兵，组建了新的航空兵部队，训练和培养了飞行员，研练了新的航空兵战斗使用原则。
　　我始终都最尊敬地回忆起以下这些军长，如В·Г·梁赞诺夫，Н·П·马宁，Д·Т·尼基申，А·В·乌京，В·Г·布拉戈韦辛斯基，В·М·扎巴卢耶夫，М·Г·马钦，И·С·波尔宾。我还记得，波尔宾的突然牺牲，曾使我们大家非常震惊。这件事发生在战争即将结束，夺取布雷斯劳要塞城市的时候……
　　两次苏联英雄波尔宾将军，是近卫轰炸航空兵军的军长，是位非常勇敢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位勇敢得发狂的人。而且，他的这种个人勇敢是同他的良好的指挥和组织素养结合在一起的。整个战争中，他都亲自驾驶飞机去执行战斗任务，特别是那些重要的，或者是最危险的任务。
　　我知道，在临近战争结束前，波尔宾还在亲自驾机飞行，这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我通过克拉索夫斯基将军及其司令部，命令未经我同意，不许他从机场起飞。他只从指挥所指挥部属作战就够了，现在情况不需要他亲自参战。
　　波尔宾指挥的轰炸航空兵军驻在离布雷斯劳不远的地方。波尔宾将军知道，在这个被包围的要塞里发生了什么，而且，显然他感到很难受，因为我们这么久还未消灭被合围在那里的敌军集团。于是，有——次，当第6集团军司令员格卢兹多夫斯基请求波尔宾，对特别妨碍他们前进的某德军炮兵连进行压制时，这位只要不飞行就觉得枯燥的天生的飞行员，不顾我的禁令，升空9架轰炸机，并亲自带领它们飞向布雷斯劳。也真想不到，就在这次飞行中，他突然碰到了事先并未侦察到的敌高炮连。波尔宾的飞机是9架飞机中唯一被炮弹直接击中的一架，而他自己也被打死在空中。这位优秀的军长，无可指责的严守纪律的人，就这样牺牲了。这是发生在1945年2月11日的事情。
　　在谈到飞行员的时候，我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天才的指挥员А·И·波克雷什金。现在，他是三次苏联英雄，曾指挥过我们的一个歼击航空兵师。
　　在前线，他不仅表现出极大的个人勇敢，而且，是位极熟练的战斗组织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不仅掌握了极好的个人空战艺术，不仅出色地指挥了这些空战，每次他都选择最有利的战斗队形，消灭大量的敌军飞机，而且还善于在地面用最好的方法，对全体人员进行空战训练，比所有人都更快、更准确地转场，比所有人都更好地组织机场勤务。顺便提一下，正是他第一个从当作机场使用的德国汽车路干线上开始飞行的。波克雷什金是我们空军的骄傲……
　　最后，在回忆自己战友的时候，我想谈一下卡罗尔·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他是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司令员。读者早就知道，斯维尔切夫斯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是反抗法西斯武力逼攻的人之一。他在西班牙作过战，在那里指挥过一个国际旅。在那里，他使用的名字——瓦尔特——是共和西班牙最有声望的名字之一。
　　在我们方面军，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代表新组建的波兰军队——波兰人民军。他指挥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在柏林战役期间经受了战斗的洗礼。我要说，作为一个军人，在第一次战斗中就指挥集团军这样大的兵团，是不容易的。但是，卡罗尔·斯维尔切夫斯基及其司令部认真地准备了这次战斗。
　　该集团军的进攻起初尚好。后来，在它的作战地带内，出现了困难的、甚至是很困难的局面——德寇的优势兵力前出到了该集团军的后方。但是，就在这种战争紧急情况下，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还是勇敢、灵活地战斗。甚至当局势变得危急起来时，斯维尔切夫斯基还有摆脱这种局面的信心。而且的确他得到了及时的支援，于是，危险排除了。
　　斯维尔切夫斯基同志也参加了布拉格战役。他的名字在最高统帅关于夺取德累斯顿的命令中提到过。我当时并没想到，我的战友这样寿短。几年以后，卡罗尔·斯维尔切夫斯基同志在波兰牺牲于乌克兰民族主义恐怖分子手里的消息使我大为震惊。听到这位波兰人民的优秀代表、战斗指挥员、我们的老朋友惨死的消息，我的心情十分沉痛和难过……
　　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副司令员埃德蒙德·约瑟福维奇·普休尔科夫斯基，给我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他是1943年10月在我国国土上，在列宁诺开始其战斗生涯的。在那里，波兰部队第一次打击敌人，就使敌人尝到了他们武器的厉害。从那时起，普休尔科夫斯基就开始同自己的战友同甘苦、共患难。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组织者，经验丰富的政工人员，他十分了解官兵的情绪，善于鼓舞士气，并在他们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当波兰人民军参加解放波兰、前去彻底消灭敌人时，普休尔科夫斯基上校也像他的所有同志一样，欢欣鼓舞地去战斗。他在包岑和德累斯顿积极组织抵抗，他作为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组织者和政洽工作领导人，起了明显的作用。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布拉格战役上来。正如我已讲过的那样，尽管战役准备的时限很紧迫，但战役开始的时间还是不得不从5月7日改到5月6日。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5月5日爆发了布拉格起义，以及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兄弟用无线电向我们发出了求援呼吁。同时，我们还得到侦察情报，说舍尔纳元帅正匆忙向布拉格集结部队。5月5日，我给突击集团各部队下达了5月6日晨开始进攻的命令。
　　这一战役是这样逐日进行的：
　　5月6日
　　早晨，各集团军先遣支队刚一转入进攻，马上就发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第一，已经查明，敌人占领的不是绵亘防御，而是由若干枢纽部、抵抗中心和支撑点组成的防御。事先我们也有过这种假设，但是，进攻是直接从行进间发起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组织周密的侦察，因此，未能预先核实这种假设。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先遣支队很快发现，德国法西斯指挥部尚未发现我突击集团在易北河左岸，德累斯顿以西及西北方向集结。
　　正因如此，所以我相信，突击集团的突袭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应大胆地，毫不迟疑地行动。因此，我决定立即投入主力，发展先遣支队的胜利。
　　14时，在实施强大的炮火准备后，普霍夫和戈尔多夫各集团军转入了进攻。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也立即同他们一起，在他们的作战队形中向前推进。
　　扎多夫集团军的当前任务是，夺取德累斯顿，此刻，他尚未准备好进攻。我要他推迟到20时45分(柏林时间18时45分)开始行动。这一天，给扎多夫剩下的白天的时间不多了，但这并没使我感到不安。我认为，该集团军应于夜间投入进攻，因为这是情况提出的要求。更何况，第5集团军是什么任务都能胜任的。
　　我认为，毫不迟延地向德累斯顿方向实施突击特别重要。因为在德累斯顿当面，防守的正好是敌人的几个坦克师，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突击，使德军指挥部不能从那里撤走坦克师，而将其投入同我坦克集团军的作战。扎多夫应牵制住敌人的各坦克师。结果正是这样。
　　夜间，天老爷好像有意与人为难似的，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到处是一片泥泞。进攻困难，判定方位更困难。希特勒匪徒到处都在顽抗，在戈尔多夫的左翼和扎多夫的整个正面上，抵抗尤为顽强。在这里进行顽强防御的是敌“赫尔曼·戈林”坦克师、坦克第20师和摩托化步兵第2师的部队。
　　这一整天，德国法西斯军队为了阻止我们，在这个最困难的地段上，进行了殊死的努力。夜间，我们只推进了10—12公里。然而，在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的地带内和戈尔多夫的右翼，我军向前推进了23公里，完全完成了当日任务。这时，坦克兵暂时还在几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战斗队形中行动。
　　在通常情况下，取得这种成绩完全可以满足了。可是，考虑到目前布拉格出现的局势，每小时都是宝贵的。因此，我要求所有四位指挥员——戈尔多夫、普霍夫、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要以更快的速度进攻。步兵的任务是，在以后一昼夜内前进30—45公里，要求坦克兵一昼夜内前进50—60公里。我命令他们不分昼夜地、不顾疲劳地、不受任何干扰地进攻。当时主要障碍是雨水严重破坏了道路。就连我乘“维利斯”牌汽车到戈尔多夫的部队去，也是沿田野才艰难地到了那里。德累斯顿尚未攻占。所以，一些公路我们不能使用。各部队不得不沿乡间土路和绕道前进。雨后。简直一切都被轮子和履带耕过一遍，使我们的推进遇到很大困难。
　　主要方向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其他方向上，这天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
　　18时，布雷斯劳城防司令官尼克戈夫将军，深知继续抵抗毫无希望，于是，带领4万名守备部队投降了。该城是在格卢兹多夫斯基将军的第6集团军围困几周后投降的。尼克戈夫将军提供了一些重要口供。人们马上将这些东西报告了我。
　　原来，布雷斯劳守备部队计划于5月7日突围，与舍尔纳会合。编入“中央”集团军群的第17集团军部队，应同时迎突围部队开始进攻。这一构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它表明了舍尔纳集团甚至在其存在的最后日子里，也表现了某种积极性。
　　显然，我们的进攻彻底打?肖了德军的计划，因而尼克戈夫才决定投降。顺便提一下：尼克戈夫通过格卢兹多夫斯基将军向我转交了一封信，信中请求同我见面，说他不是被俘，而是自己投降。我命令转告他，方面军的战事使我没机会接见他，而我们将会同对待所有其他投降的德军部队一样对待他及其部属。
　　我的确没时间同尼克戈夫谈话。此外，我还认为，他根本也不值得特殊对待。尼克戈夫及其守备部队，在战斗中表现顽强，可是后来，特别是在柏林陷落以后，他们处于明显的毫无希望和毫无前途的境地，这种顽强是毫无意义的，并且，首先是对聚集在布雷斯劳的无数居民的犯罪。
　　这天的第二件大事，是在我们的次要方向上，在我们的左翼科罗夫尼科夫第59集团军的当面，突然发现敌人撤退。
　　在发现了敌人撤退的早期征候以后，科罗夫尼科夫马上组织追击，到傍晚，其部队推进了7公里。一切表明，希特勒匪徒已觉察到我军的突击是在德累斯顿方向，正确地认识到它是合围的威胁，并开始匆忙从舍尔纳集团配置范围内最远的地域抽调自己的部队。
　　舍尔纳看来干得很快，这就要求我们更快地行动。考虑到这一切，我给方面军中央和左翼各集团军(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第28、第52，第31、第21、第59集团军)下达了比预定时间提前两天转入进攻的命令。
　　这是我在布拉格战役头一天最后考虑的事。

老八路

　　5月7日
　　交战进行了一整夜，清晨仍在继续进行。主突集团部队沿易北河西岸向南推进越来越远，日终前，到达鲁德内山脉主山脊的北坡前。
　　这一天，推进速度达45公里。普霍夫集团军进攻特别顺利，以致与其协同的列柳申科的坦克兵，这一天怎么也没能脱离开普霍夫的步兵。当时，坦克兵是穿越山地和森林前进的。而只是在某个地方才稍微超过普霍夫的集团军一点。的确，列柳申科集团军的进攻是紧密的，我从许多迹象感觉到，为了继续向前突进、该集团军已作了一切努力。
　　我承认，这二天，我对普霍夫和列柳申科的行动特别满意，对分别以马兰金将军和乌普曼将军为首的这两个集团军司令部所进行的精确工作特别满意。
　　这天，情况复杂、进攻速度快。在这种条件下，为了对方面军部队实施指挥，需要从下面得到不间断的情报，以便及时调整部队的运动，保持运动的方向和速度。我必须随时知道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以便一旦进攻于某地受阻、进展迟缓或是遇上一次突击难以摧毁的防御时，相应地调动我所掌握的预备队。这一天，不间断的情报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应该对乌兰金和乌普曼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保证了不间断的情报。尽管第13和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在很远的外翼行动，但同他们的联系却是很好的。
　　关于第13集团军参谋长格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在他一生的最后时间里，担任过总参军事学院院长)，我不能不说上几句话。他是一位具有丰富参谋经验的人，也是位天才的组织者，以诚实和精确著称，从不许在自己的报告中粉饰或夸大某件事情。连一般通常不错的人常犯的毛病他都没有。
　　在布拉格战役中，马兰金向我提供了简明扼要的极其准确的报告，在他的那些报告中，表现了出色的参谋经验。戈尔多夫近卫第3集团军是马兰金的友邻部队。马兰金通报自己友邻推进的最后情况，有时甚至比友邻自己通报的还要早。
　　这天，戈尔多夫集团军和雷巴尔科坦克集团军的右翼，前进了25公里。雷巴尔科也同列柳申科一样，也没脱离步兵。而协助扎多夫夺取德累斯顿的坦克第6军，进行了15公里的机动，前出到德累斯顿西郊。
　　这天，戈尔多夫夺取了迈森及其著名城堡，以及一座出名的瓷器工厂。为了完整无损地夺取这座最古老、最漂亮的德国城市，第3集团军司令员采取了一切措施。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德寇坚守每道防线，进行顽抗，并以坦克的反冲击掩护自己撤退。
　　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扎多夫集团军部队于头天傍晚发起进攻后，打了一整夜、一早上、又加了一整天，直到一昼夜结束前，推进了30公里，开始了直接攻占德累斯顿的战斗。
　　从事件继续发展的观点看，我突击集团右翼、外翼(即普霍夫和列柳申科集团军)的快速推进特别重要。他们以其神速的进攻席卷敌人，不让敌人有机会占领防御，停留在沿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修筑的永备工事地带，从两侧控制住山口。
　　现在的天气比前一天的天气对我们更有利。诚然，地还没干，但是，天空晴朗，因此航空兵开始拼命地干。显然，这对减少我们推进中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至于说到敌人，那就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那天，“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制定了逐步将部队撤至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和奥地利北部地区，向美军方面撤退的计划。原来，这天凯特尔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签署了投降的初步协议后，立即给舍尔纳元帅发出了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然而，舍尔纳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开始将部队往西撤。
　　舍尔纳在5月7日发布的命令中写道：“敌人的宣传正在散布德国已向同盟国投降的谣言。我提醒部队，对苏战争将会继续下去。”
　　很清楚，舍尔纳的企图是，将尽最后的力量同我们战斗，而在危急时刻，将避开我们而向没同他们打过仗的人投降。可是，时间越搀后，舍尔纳的预案就越难以实现。
　　5月7日晨，按照大本营的总计划，Р·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部队转入了进攻，从东南方向迂回布拉格。乌克兰第2方面军М·С·舒米洛夫指挥的近卫第了集团军，和А·Г·克拉夫琴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迎着我们前进，以包围舍尔纳集团。同时，А·И·叶廖缅科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部队，从东面向南推进，在通往布拉格的道路上，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一片又一片新的地区。
　　不讲这一切，对所发生的事件就没有一个总印象。对那些想全面了解这些天发生的事件的读者，我建议参看已出版的、由我主编，集体撰写的历史著作《为了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书中全面地阐明了所有三个方面军的作战过程和特点，那些天他们面临的任务是怎样计划和完成的。正如前几章一样，我自然也是首先、而且是主要描述直接发生在我的视野之内的事情，也就是说，描述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事情。
　　如果说到5月7日日终时我考虑的问题，那么，它们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像以往一样，要求乌克兰第土方面军部队，以最大限度的军队作战强度行动，以便最迅速地前出至布拉格地域。必须尽快切断舍尔纳部队西退的道路。
　　5月8日
　　拂晓，在列柳申科集团军的作战地带内发生了一件事，它当时并没有弓1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无疑对以后粉碎和俘获舍尔纳集团起了自己的作用。
　　И·П·叶尔马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机械化第5军，夜以继日地快速向前推进，消灭了沿途遇到的一切敌人，在亚罗梅日和扎泰茨之间(布拉格西北)，从行进间粉碎并消灭了一支很大的德军司令部纵队。该军粉碎敌人后又继继前进，没有时间停留和仔细研究文件。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纵队呢?我们后来直到鸣放了胜利礼炮之后才搞清。当时查明，叶尔马科夫的坦克兵完全消灭了企图逃往美军那里的舍尔纳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
　　关于这一事件的意义，最好还是让我们听舍尔纳在自己的口供中是怎么说的吧：“从这时起，我就失去了对撤退部队的指挥。坦克的突破完全是出人意料的，因为5月7日晚战线还是存在的。”应当补充的是，在我坦克兵消灭了敌司令部以后，舍尔纳不仅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而且，根本就“转入了地下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穿上便服，逃进山里藏了起来。
　　而我们的快速进攻在继续着。突击集团各部队击溃了鲁德山脉地区的敌人。在那里，敌人曾企图抓住时机进行抵抗，并越过鲁德内山脉。我军部队一支又一支地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捷克人民以极大的喜悦、加盐面包和鲜花欢迎他们。人们用牛奶，个别地方甚至用酒招待苏军士兵。到处都传来了激动的欢呼声：“苏捷人民的永恒友谊万岁！”，“俄罗斯万岁！”“万岁!”5月8日，不仅是进攻的决定性一天，而且是整个战役的决定性一天。
　　就在这天，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在戈尔多夫、雷巴尔科集团军和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部队的协同下，完全占领了德累斯顿，并从行进间又推进了25公里。晚上，为夺取德累斯顿，莫斯科鸣放了战争期间最后几次中的一次礼炮。
　　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我知道，就在那时，当我军向前推进、去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在柏林正在进行签署德军全面投降书的准备工作。我正好收到总参谋部关于那里发生的全部情况的通报，当读到这一通报时，我似乎感到很奇怪：凯特尔元帅在准备签署投降书，而在我们前面，舍尔纳元帅(更确切地说，是舍尔纳的残部)却还在作战。
　　20时，为执行大本营的指示，我命令用电台向驻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领土上的所有德国法西斯军队广播，敦促他们无条件投降。同时，也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了指示：假如再过3小时，也就是说，到5月8日23时前，希特勒军队还不投降，就继续军事行动，对敌实施坚决突击，彻底消灭他们。
　　为防止法西斯将领和其他纳粹战犯从空中逃跑，我要求我军部队，在进攻中，首先占领机场和起飞场，为此，还派出了由坦克、装甲车和乘坐汽车的步兵组成的特种快速支队。
　　3小时的间歇开始了。我待在德累斯顿西北郊自己的指挥所里。我军部队刚一夺取这座城市，我就迁到了这里。同我一起来的人都守在各自的位置上。正如通常说的那样，用所有的前线之耳——所有电台全神贯注地收听着，等待着敌人的答复。但是，德国法西斯指挥部一直都没有回音。
　　23时整，方面军部队按照命令，对德寇进行了猛烈射击，并恢复了进攻。向前推进的不仅有主突集团和辅助突击集团的各集团军，而且还有方面军的全部12个集团军，直至最左翼的集团军。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发起进攻，但到日终前，方面军中央和左翼的7个集团军都前进了20—30公里。
　　到5月8日早晨，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科罗捷耶夫、沙夫拉诺夫、古谢夫、科罗夫尼科夫等将军的各部队，推进了15—20公里，肃清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及其境内许多城市里的敌人。
　　从发起进攻起，我航空兵共出动飞机4000架次，其中三分之二是5月8日出动的。主要对企图从布拉格向西撤退的敌军部队实施了空中突击。航空兵的行动制止了德寇沿尚未被我坦克兵切断的道路的运动。
　　这紧张的一天发生的事情看来就是这样的。囤为我们正是那时夺取了德累斯顿，而这座城市的名字又是和世界闻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就在这里讲述一下搜寻和抢救这一宝库的事情。
　　我们眼前的德累斯顿已是一片可怕的废墟。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英美空军尽管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必要，但却对它实施了轰炸。当我们看到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中心遭到残酷无情的破坏时，我们立即关心的是，闻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在哪里?现在怎么样?当时我听到一些传说，说该馆的珍品被藏到某处去了，而绘画陈列馆的建筑物己被破坏到不可辨认的程度。我乘车绕城走了一遍，事实证明，那些传说是真的。
　　我将不把搜寻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某种特别主动性归于我，伹是，在那紧张的时刻，我对此事给予了我所能给的重视。我关心的是搜寻工作是否在进行?谁在进行这项工作?我得知，在近卫第5集团军的战利晶搜寻队里，有一位艺术家拉比诺维奇，在搜寻绘画工作中，他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碰到了许多困难，必须帮助他：给他一个专业搜寻小队，并从侦察机关抽出一些对他有用的有经验的人员。
　　Л·Н·拉比诺维奇从职务上讲是战利品搜集队的一名军官，从所受的教育讲又是一位艺术家，应该说，他确实花费了许多精力，也想了许多办法。他一边从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一边不断扩大自己的搜寻范围。我同意他直接向我报告事情的进展情况。于是，他每天定时地向我作了报告。在这之前，参加搜寻的已有不少人，其中有以莫斯科的艺术家纳塔利娅·索科洛娃为首的一个专家小组。纳塔利娅，索科洛娃是位精力十分充沛的妇女。
　　有一次，无比喜悦而又十分激动的拉比诺维奇来到我的指挥所，向我报告，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珍品找到了。它们是在易北河对岸一个采石场的坑道内找到的。他补充说，现在还说不出油画保存完好的程度，但是，画是在那里，是他亲眼看见的。
　　我马上驱车前往采石场。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情景。
　　从采石场深处外运石头的铁路支线还保存着，但看起来，好像这里早就被人们扔下不管了。在坑道入口处，停着两节毁坏的车厢，但没有完全挡住入口。周围一片荒芜，你就好像是站在一座破旧的，被废弃的农村场院里。到处长着杂草和荨麻。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里会藏着什么宝贝，尤其是著名的油画。作为一个军人，我认为，它伪装的是很好的。简直没有丝毫痕迹会引起一点儿的怀疑。可是，在那里面，在这一切迷彩的背后，在这一切可见的荒废景象后面，出现了一道门，接着又是第二道门，后来又发现了电灯光，甚至还有维持坑道恒温的专门设施。
　　坑道有点象个大地洞。往这里藏油画的人大概以为，这个石洞里会是干燥的。可是，唉，这里个别地方正沿着石缝滴着地下水，看来里面的气温波动很大，当我们找到油画时，里面的空调设备已经坏了。
　　油画(在该洞约有700幅)放得很乱。有些用羊皮纸包上了，有些装进了箱子里，还有些是直接紧靠在墙上的。我走遍这整个地洞，并第一次看到了许多写生画杰作，现在，其中的许多写生画在己修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大厅可以看到。那里还有一幅《西斯廷圣母》油画。我在她前面站了几分钟，还是没有完全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们真的找到了她。
　　潮湿和地下水使我不安。当我得知，我们的工兵在坑道内发现地雷时，更使我不安。虽然这些地雷的危害性已经排除但是要知道，除了这些地雷以外，可能还有别的地雷。
　　我命令立即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并叫来了一个营保护艺术珍品。几小时后，以纳塔利娅·索科洛娃为首的一批莫斯科的专家来到坑道，在他们的指导下，所有找到的东西都被转移到德累斯顿效区萨克森国王的一座夏宫里。在这座很大的宫殿里，专家们晾干油画，为抢救油画做了他们应做的一切。
　　但我们很快发现，此处不是它们陈放的地方。在一座遭到破坏的城市里，不可能对这大批珍品组织绝对可靠和正确的保存。应将它们用专列在加强警卫和专家护送下，运往莫斯科。
　　然而，趁绘画尚在德累斯顿夏官的机会，我和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去看了一次，顺便提一下，И·Е·彼得罗夫是位写生画的酷爱者和鉴赏家。也许，正是在经历了四年战争之后，我是带着一种特别满意和喜悦的心情来欣赏这些有幸保存下来的伟大艺术作品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对德累斯顿居民给了很大的帮助。由于英美空军大规模的空袭，使德累斯顿市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著名德国作家格哈特·高普特曼后来证实：“在英美飞机极端嘈杂混乱的轰鸣声中，我亲身经历了德累斯顿的毁灭。”
　　我们知道德累斯顿居民的处境，他们的房屋和电车道，电站和煤气设施、自来水设备和下水道等均遭破坏。
　　我们已不是第一次看到废墟。遭受法西斯占领者蹂躏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城市和村庄，以及遭到希特勒铁蹄践踏的波兰土地，我们还记忆犹新。我们清楚地知道，莫斯科和列宁城也曾面临过变为废墟的危险。苏联士兵不能不产生复仇感，神圣的憎恨感。但是，我们从不把德国人民和法西斯战犯集团混为一谈。在被我们占领的德国土地上、苏联士兵表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光明正大。我军官兵在德累斯顿的所做所为，就是突出的例子。
　　德累斯顿解放后，我军和当地居民一起，立即开始了它的恢复工作。我们拨出了必要的物资、运输汽车和燃料。而最主要的是采取措施，组织供应德累斯顿居民的食品。方面军军事委员规定了高于法西斯制度统治时的供应标准。重体力劳动工人每天可得到450克面包和50克肉。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工作者的食品标准，也和重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即最高定量。工程师、技术员、教师，以及在医院就医的公民，按工人标准供应。各地方政权按等级去分配定额。
　　德累斯顿人民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报答我军的关怀。我认为，德国人很快就明白了，在我军到来之前，每每印入他们脑海里的戈培尔之流的宣传是多么虚伪。戈培尔之流曾宣传说，苏军士兵将要复仇，要惩罚和平居民。大批居民从西方迂回德累斯顿，就是此事的最好证明。每天从美军占领区迂回该市的有2，000—3，000人。他们说，美军绐他们提供的是难以忍受的条件，首先是完全不给他们供应食品。
　　而我们，为了尽快给居民创造正常的生活条件，的确动员了所有的汽车司机、粮食采购员、工程人员和后方机关。
　　顺便提一下，既然在这里我谈到了我们后勤人员的各种工作，那么，我想着重谈谈医生，这倒并不是因为其他后方勤务起的作用无关紧要；在战役的准备和实施中，许多事情取决于每种勤务，取决于官是怎样提出和组织的。但是，我要毫无保留地讲，显而易见，医生拽救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生命的劳动，是高尚的。而在死亡不加选择地夺走许多人的生命的战争中，医生的劳动尤其高尚。
　　我们方面军的医生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医院里，都立下了很多功劳，使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指挥员重返前线。在这里，我可以恰如其分地说，例如，百分之八十的伤员都从医院里返回了各自的部队，分从，这是多么了不起啊I
　　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中，在战役空间大、战斗紧张、部队进攻速度快的情况下，轻一点说，医护人员不得不承受的负担也是很重的。医生、护士、卫生员都是忘我地、竭尽全力地工作着。而高级和上级医疗首长，在组织伤员后送和调配医院及运输工具时，也表现了随机应变的能力。在交战的各个阶段，都保证了后送的快速性和可靠性，使伤员得到了及时的医疗救护。我对方面军的全体医生，首先是外科医生，表示最真诚的感谢，看来，外科医生遇到的困难比所有人遇到的都要多。
　　当时，当医生的主要是妇女，更不必说护士和卫生员了。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我那感激的话语就更有特殊的意义了。我们的妇女，不仅在后方，而且在前线，都为胜利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表彰医生给方面军作出的巨大功绩，在柏林战役结束后，许多卫生勤务将军和军官，护士和卫生员荣获了勋章和奖章，方面军卫生都部长、卫生勤务中将Н·П·乌斯季诺夫和方面军外科主任、卫生勤务少将М·Н·阿胡京荣获了苏沃洛夫勋章。
　　授勋是在德累斯顿，方面军的指挥所里进行的，授勋的情景是激动人心的。远不是所有应授勋的人都出席了授勋仪式。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并不太多的一批医生，对我们来说，却是勇敢的战争劳动者整个光荣队伍的化身，因此，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热烈欢迎他们，并祝贺他们获得奖赏。
　　必须指出，方面军、集团军后勤机关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我军的物质技术保障和医疗保障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红军总后勤部长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赫鲁廖夫大将和总军事卫生部长、卫生勤务上将叶菲姆·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的精确领导。
　　在回到1945年5月发生的事件上来时，我满意地回想起我同G·马特恩同志和其他德国共产党和民主党人的会见，他们都是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在供应德累斯顿居民食品和恢复城市的工作中，在组织地方管理的工作中，他们积极协助我们。在战争年代，他们的名字并不为我们所知。但我们知道，德国人民的优秀儿子，现在无愧于受到苏联战斗勋章奖励的、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不届不挠的战士们，经过多年最困难的考验，在自己的心中，充满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故乡的爱。
　　神奇的反法西斯组织的英雄舒尔采一博伊森和哈纳克，乌里希小组，泽夫科小组和雅各布小组，英勇的阿尔贝特·黑斯勒和伊尔莎·施特贝，德共老战士舒曼、奈鲍尔、波泽尔，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军队的许多其他光荣战士，不怕牺牲地勇敢战斗，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坚信红军的胜利和自己人民幸福的未来。
　　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的光辉榜样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在我们部队的战斗行列里，有他的许多追随者和学生。我还记得在1944年寒冷的二月，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中，我会见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领导人。该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有В·皮克，В·乌布利希、В·弗洛林、Г·马特恩同志，以及德国杰出的诗人Э·魏内特。“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及附属于它的“德国军官联盟”的代表决定向被合围的敌军集团的全体人员发出号召。在“德国军官联盟”里，还有被俘的德军将领塞德利茨、丹尼尔斯、科尔费斯。他们的号召促进了敌军官兵的觉醒。德国共产党后来在战俘中所进行的顽强工作，使其中的许多人变成了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真正战士，变成了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杰出活动家。

老八路

　　5月9日
　　谈这天的事情之前，我想简要地谈一下布拉格起义。现在，战后二十多年了，与这次英勇起义有关的事件己众所周知，在许多文章和专著中都已有描述。
　　这次起义有它的特点和矛盾。参加起义的有各种社会力量。起义加剧了驻捷德军本来就很危急的处境。法西斯当局和德军指挥部，在同起义者进行流血斗争的时候，同时机动部队，为自己寻找有利的迂回道路。为赢得时间，他们开始了谈判，而到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同意解除自己部队的武装，其条件是，准许他们武装通过布拉格、直到过了布拉格之后，再解除武装。
　　布拉格起义的领导者，对此建议态度各异。因此，很难说，这一切会怎样了结，也许，现在似乎准备解除武装，但仍处于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军队，还会再搞一次残酷的流血事件。
　　现在，无须对这一点进行猜测，因为整个这一团乱麻已被快刀斩断了，我们的坦克兵于5月9日晨3时突入了布拉格街道。此时，在布拉格各区，起义者同党卫军分子之间，还在继续进行流血冲突。当在一些街道上，我们的坦克兵受到兴高彩烈的布拉格市民欢迎的时候，在另外一些街道上，特别是在城边街道上，我们的坦克乘员却被迫从行进间投入战斗，从布拉格驱赶进行抵抗的法西斯匪徒。
　　在布拉格的奥尔尚基地，安葬着我们士兵和军官的遗体，他们是在布拉格战役的日子里牺牲的。当我在那里逗留的时候，我总是以悲痛的心情，默念着用鲜花装饰的墓碑上“5月9日”这个日期。实际上、战争已经结束，而这些人却牺牲在这里，牺牲在布拉格郊外，当我们全国欢庆胜利的时刻，他们在同敌人的最后一战中牺牲了，英勇地将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我将不去分析布拉格起义整个复杂变化的过程。只想谈谈布拉格起义中最重要的东西，即反法西斯占领者的全民总爆动、夺取武器、不怕危险和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帮助我们尽快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渴望，起义的英勇本质就在这里。
　　那时，二十年前，当我们为了从法西斯分子手中拯救布拉格，从很远的地方向布拉格突进时，我们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以很快的速度前去支援起义的布拉格市民。因为根据自己的经验，我们深知，只要法西斯匪徒还有力量，他们就会到处犯下残酷的暴行。
　　我们非常担心布拉格，我们迫切希望在法西斯分子用自己的优势兵力对布拉格人民进行迫害之前，尽快赶去支援自己的兄弟。我们普遍都有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既支配着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也支配着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集团军的坦克兵们。为了在早晨突进布拉格，他们在5月8日液间，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奔袭80公里。为尽快赶到布拉格，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尽我们的能力做了应做的一切。但是，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我想按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列举首先到达布拉格的那些部队。
　　Д·Д·列柳申科集团军的近卫乌拉尔第10志愿军(军长是Е·Е·别沃夫中将)的坦克，首先从西北进入布拉格。紧随其后从北面进入该市的是П·С·雷巴尔科集团军机械化第9军(军长是И·П·苏霍夫中将)的坦克兵。而总共只过了几小时之后在布拉格郊区已出现了诸兵种合成第13和近卫第3集团军的先遣部队。近卫第5集团军部队的主力，在消灭了布拉格东北的敌军集团后，其先遣部队也前出至布拉格北郊。上午10时前，布拉格被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完全占领，并肃清了市内的敌人。
　　13时，乌克兰第2方面军部队向我迎面开来。这是А·Г·克拉夫琴科将军的坦克第6集团军的先遣部队。他们在布拉格东南35公里处与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的部队会合。
　　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快速集群，快速追击退却之敌，其主力部队于5月9日18时前也抵达了布拉格。
　　对拒绝放下武器的驻捷德军集团的合围圈合拢了。陷入这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大包围中的有混乱和失去指挥的舍尔纳集团军群的50多万名官兵。现在，他们除了投降之外，已无别的出路，然而，同不愿放下武器的法西斯匪徒所进行的小规模零星战斗在各地还是持续了几乎一星期。
　　顺便指出，在这一星期里，我们还抓住了祖国的叛徒弗拉索夫。事情发生在比尔森东南40公里处。福米内赫将军的独立坦克第25军部队，俘虏了布伊尼琴科将军的弗拉索夫师。当坦克兵开始解除该师武装时，发现在一辆小汽车里坐着用两床被子裹着身子的弗拉索夫。他自己的汽车司机帮我们找到了这个叛徒。坦克兵和这位司机一起，将躲在被子里的弗拉索夫施了出来，将他装进坦克，随即直接开往第13集团军司令部。这就是这个叛徒整个前途的可悲的、完全合乎规律的结局！
　　弗拉索夫从第13集团军司令部被带到了我的指指所，我命令不要耽搁，立即将他送往莫斯科。为迅速和不流血地俘虏弗拉索夫师而应采取的坚决行动，是由坦克第162旅旅长И·П·米先科上校直接指挥的。而抓住弗拉索夫本人的是该旅摩托化步兵营营长М·И·亚库舍夫……
　　……现在，我回过头来叙述5月9日昼间发生的事情。
　　关于列柳申科和雷巴尔科的坦克兵出现在布拉格的情况，我是在他们到达那里后不久得知的。我几乎同时收到了雷巴尔科司令部作战处长和第13集团军马兰金有关这个问题的简短报告。可是，好像故意与人为难似的，同解放布拉格的各集团军司令部的有线通信都突然中断了。在许多小时里，无论通信兵怎样设法修理、都既不能同列柳申科集团军、也不能同雷巴尔科集团军，以及戈尔多夫集团军沟通联络，而在此之前，却一直同列柳申科集团军保持着顺畅的联络。同第13集团军，即同马兰金的通信没有中断，可是后来，他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自己的先遣部队联系上。
　　虽然我也相信，以后事态的发展是会顺利，而且也得到了布拉格已经解放的初步报告，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是使我不安。因为要向大本营报告，仅有一些初步的报告是不够的。
　　有线通信中断后，当然，也可以试着通过无线电用明语报文询问几个司令部，可是，我不想这样做。而且，遥远的距离加上山地，也难以保证成功。
　　当时，我从方面军司令部航空通信大队派出了一架飞机。我扳着指头计算着。无论怎样，两小时后，它是应该返回的。可是，过了三小时，飞机还是没回来。我不得不往第13集团军打电话训诫马兰金。他回答说，他已向布拉格派出了一辆汽车，上面坐着几名军官，可是，还没得到他们的报告。我命令他按这个办法，再派几名通信军官坐飞机去布拉格。
　　时间不断流逝，而派出的飞机又没回来，照样没有新消息。我又派了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的一名军官，乘坐通信飞机，同时命令克拉索夫斯基，起飞一个战斗机群，并让飞行员们从低空查明布拉格的情况。当他们回来后我们才得知，市内已看不到任何战斗，大街小巷到处是人群。
　　布拉格已获解放，已经清楚了。但是，始终都没有从任何一位集团军司令员那里，得到一份明确的报告。
　　后来才搞清，这种情况是由于布拉格市民的狂欢引起的。一支又一支游行队伍行进在大街上。当苏联军官出现时，他们立即被友好地包围，人们拥抱他们，亲吻他们，把他们抬起来往上抛。我派出的所有通信军官，都这样一个一个地被亲吻、款待、鲜花所包围……
　　后来，几位高级首长——如列柳申科，雷巴尔科，以及后来乘车去的戈尔多夫，也一个一个地陷入了这种友好的拥抱之中。他们谁也没能从布拉格脱身，迂回到自己的指挥所，返回到自己的通信枢纽部去详细报告情况。
　　情况不时通过电报到我这里，但是，我可以说，它们全都特别短：“布拉格夺取了”，“布拉格夺取了”，“布拉格夺取了”……而我不但要向最高统帅报告布拉格夺取了，而且要报告，是在什么情况下夺取的，在何地碰到了何种抵抗。有没有有组织的敌人，假如有，那么，他们在往什么方向撤退。
　　总之，布拉格解放的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极不平静的。通信军官找不到了，旅长、军长找不到了——所有去的人都找不到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们高兴到了发狂的程度!
　　后来，人们不止一次地问我，特别是在庆祝庄严的周年纪念日的时候问我，最后一天的战斗情况怎样?关于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我有什么感受?你们可以看得出来，问题绝非这样简单!
　　由于布拉格发生了导致通信中断的对我军的隆重欢迎，我实际上砒搁了最高统帅发布布拉格解放的命令几小时。我催促自己的部属，要他们提出详细报告，而这时，莫斯科又接连不断来电话：“您听着，要知道，今天应呜放庆祝完全胜利的最后一次礼炮：您的报告究竟在哪里?您在哪里?您那里出了什么事?全面投降书早已签字，而您那里还是什么也没有。”
　　总参谋长至少给我打了十次电话，要求提出最后报告，而我自己也没得到这样的报告，于是一拖再拖报告的时间。直到终于收到令我满意的报告，并加以核实后，我才写出了自己的报告。报告说，上午9时，布拉格完全解放，敌人已肃清。我重复一下，虽然我们的第一批坦克是夜间3时进到那里的……
　　在结束叙述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最后一次战役时，我想谈谈一名军事记者。他是第一个乘通信飞机到布拉格，并第一个写出有关布拉格解放的消息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一起，渡过了他整个的战斗历程。他就是的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沃伊。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战争初期，在加里宁方面军。后来，从1943年起，他作为《真理报》的一名优秀记者，先后在草原方面军、乌克兰第2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进行采访。
　　我个人认为，他最熟练、最客观地说明了战斗事件的经过，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和参加者。一方面，他描写了战斗生活中那些通常鲜明的，原则上有教育意义的事实。在他的通讯报导中，可以找出数十个真实可信的战争中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他始终了解发生在前线的所有事情的规模，常常拥有一切为他所用的情报，在事件的高潮中，总是出现在关键性的地段上，并在战争过程中，向《真理报》提供了不少有关前线最大战役的有益的、总结性材料。
　　他的军事通讯报导是很有学识的，都是用平静的、并非大吹大擂出语气写成的。它们在我们繁重的工作中，帮了我们的忙。
　　很遗憾，有些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却不能这样表现战争中的人。读到他们的通讯报导，有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好象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部大机器的轮子，而在那儿某个地方，在这个轮子的旁边，人还没有蚂蚁大。轮子，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部件，特别对于战争这部机器来说，更是这样。可是，不管怎样，战争中主要的还是人，是人想出了这个轮子，并使它转动。
　　依我看，一个作家不去努力表现人的心灵美，其中包括战场上的人的心灵美，就不能给苏联报刊和它的读者，其中包括军人读者带来很大好处。
　　而我喜欢波列沃伊的通讯报导恰恰在于，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对人的尊敬贯注到作品里了。后来，就因为这点，我喜欢上了他的《真正的人》这本小说。该书好像是战争期间他在前线所做的一切的继续。
　　战争的后三年，我同波列沃伊并不经常见面，而且，通常见面的时间也很短，因为自己总是忙。
　　在宽大正面上、司令员工作中的间歇是很少的，因为通常时而在右翼，时而在左翼，时而在中央——也就是要在某个地方采取积极的战斗行动。不知是进行局部作战，还是调整部署，还是改善态势。在大的战役进入高潮时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波列沃伊是个很了解前线情况的人，我要补充说一句，他是个对情况很敏感的人，他总是找到能在我这里拿到登报消息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乐意同他交谈，因为，我知道，他同我见面是为了事业，他可以在报纸上真实地、毫不歪曲地、不加任何臆断地介绍前线发生的事情。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经常待在部队，总是毫不犹豫地乘车或坐飞机到战斗最激烈、最危险的地段去，及时获取前线发生的全部情况。依我看，他可以说是战时我所碰到的苏联报刊许多真正代表中最讲时效的一个人。这个词符合我们的军事术语，于是，我用它来作为对波列沃伊完全应得的称赞。就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天，他仍表现了这样的时效性——他是所有记者中第一个出现在解放后的布拉格的人。
　　由于结束了战争的最后一个大事件，解放了布拉格，并完全合围了舍尔纳集团，乌克兰第1、第2和第4方面军的部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具有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的任务。
　　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的进程和结局，是苏联军事学术完全成熟的又一证明，是我们指挥干部高度的组织能力和苏军部队高超的战斗技能的又一证明。
　　为庆祝解放布拉格而鸣放的礼炮是战争的最后一次之前的一次礼炮。在此之后几小时，在莫斯科以一千门大炮鸣放了最后一次礼炮一胜利的礼炮。
　　我在自己的前进指挥所，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最后的礼炮声。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我的许多战友——军事委员会委员克赖纽科夫和卡利琴科，方面军各兵种司令和勤务主任、政治部、作战部军官。从各个方向响起的自行礼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增加了隆重的气氛。先遣部队向前开去很远了，他们当然也会在那里用各种武器齐放礼炮，但是，我们听不到。然而，此时第二梯队正不惜一切地在我们周围鸣放起来。用冲锋枪、卡宾枪和手枪向空中齐放的既有信号弹、也有空包弹、还有实弹。总之，每个人只要能放的都放了……
　　现在，我已记不清这一晚上的所有详情。我只记得那天晚上举行过一个时间不长的聚餐，我还记得，大家都以特殊的感情唱了很多歌，但当晚我对大自然的感觉记得最清。当时，春意正浓，一切都散发出香气并且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你重新看见了大自然似的。
　　胜利的喜悦当然是欢畅的，但是，起初我们甚至仍然没有充分感觉到这种喜悦。我老实地讲，这天我最大的一个愿望是睡个好觉。我想，看来，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即使不是今天，那么，也是很快的事了。
　　在那天夜晚，我自己还是没能睡个够。那么多刻不容缓的事几乎马上涌了过来！其中第一件事是，收到了一份出人意料的报告，在梅尔尼克地域，仍有相当数量的德寇在抵抗。我不得不立即下令派出坦克部队，前往消灭这一尚有一定力量的有组织的集团。
　　后来，别的事情也挤了进来，应该说，当时我简直没有领略到胜利日的整个欢乐。我想，不仅是我，而且还有其他方面军司令员，直到在莫斯科举行胜利阅兵和接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才真正感到了胜利的节日。在那里我才感到，一种担子真正从我肩上卸了下来，我感到了轻松，并允许自己为胜利干杯。
　　5月9日，我一直忙到深夜，而10日早上，就动身去布拉格。我所经过的道路，被堵得严严实实。好像有三支互不相混的人流在路上走着。第一支，也是最大的一支，是舍尔纳集团的战俘纵队。它的先头已经接近德累斯顿，而尾巴却还在布拉格附近。第二支，是被捷克人逐出捷境的苏台德区德国人。
　　第三支巨大人流是由从法西斯集中营返回家园的人们组成的。在这一地区，这样的集中营有不少。这里分布着许多军工企业，德寇利用从欧洲各国逼迫来的劳动力在这些企业里干活。从集中营返回家园的人们的样子，使我产生了双重感情——既高兴、又痛心。高兴的是，他们正在重返生活、重返家园。痛心的是，看到他们，简直使人难过，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那样虚弱和令人可怕地消瘦不堪。
　　后来，我又多次到过布拉格，而且很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是，自然，对它的初次印象简直是不可磨灭的。该市在继续欢庆自己的解放，而且，这种普遍欢庆胜利的场景，这些旗帜和鲜花，使它变得更美丽，充满了节日气氛。仅管在途中的某个地方，我们碰到了废墟和火灾遗址，这些遗迹是在布拉格起义的日子里，法西斯分子的扫射和轰炸造成的。

老八路

　　5月10日这一天，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布拉格。这时，我总的感觉是愉快的，因为布拉格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我们完好地保住了这座城市。
　　晚上，在布拉格近卫第3集团军的司令部，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М·В·克赖纽科夫一起，会见了我们的勇敢作战的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列柳申科、戈尔多夫和这几个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向全体军事首长衷心祝贺胜利。他们也同样祝贺我们。
　　然而，没有时间去长时间地互相祝贺，必须考虑恢复正常生活的问题，居民的供应问题，还要考虑任命布拉格卫戍司令和城防司令的问题。在这件事上，也出现了人们生活中常有的事，即使现在，过了二十多年，这些事还使我发笑。
　　我坐在戈尔多夫的司令部里，谈着刚刚结束的战役的结局时，当了一次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激烈争论的见证人。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谁先进入布拉格。按照从苏沃洛夫时代开始的我们俄国的军事传统，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哪位将军先进城，通常就任命他为城防司令。由于这一原因，使这场争论变得激烈起来。
　　两位英雄的坦克将军，无论如何也不相让第一的荣位，听到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我认为，不应加深他们的“内讧”，于是，我当即任命近卫第3集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上将为卫戍司令。这样，一下于就使两位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的希望失去了意义。接着我又任命一位可以说是中间人物的人为城防司令，他就是近卫第5集团军副司令员帕拉姆津将军。
　　就在这天晚上，在我用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任命戈尔多夫为布拉格卫戍司令的时候，我遭到了意外的反对。斯大林不明白，为什么要说卫戍司令，而他比较喜欢“警备司令”这个词。我只好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按照条令，在相应区域内的所有部队，都隶属卫戍司令，而警备令司则听命于他，主要负责卫兵勤务，维持内部秩序。
　　听完我的解释，斯大林才批准戈尔多夫为卫戍司令，并指示我，对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从科希策迁回布拉格，给予必要的协助。
　　我执行了这一指示。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坐飞机从利希策飞回布拉格。我们派了接运他们的飞机。
　　那天，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员到达布拉格时，在布拉格机场上，列队站着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的仪仗队。装甲坦克兵上将雷巴尔科、城防司令帕拉姆津少将和其他官员——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将军和军官，代表了我们军事当局。
　　第二天，我又去布拉格，在那里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部长会议主席兹德尼克·费林格，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和政府其他成员。在友好气氛中，讨论了布拉格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生活正常化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给了捷克斯洛伐克朋友们尽力的援助。
　　我特别亲切地回忆起当时我同我的战友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的会见，他曾领导过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1944年喀尔巴阡—杜克拉战役的时候。当时，我们实施该战役的目的在于支援斯洛伐克的民族武装起义。战役初期，斯沃博达是一名旅长，后来开始指挥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军，取代了因不称职而停止了指挥的克拉托赫维尔将军。
　　在残酷的流血战役中，卢德维克·斯沃博达表现突出，他是一位具有组织才能而又十分勇敢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战场上，他决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可是，有时他简直是太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了。我甚至不得不多次指示斯沃博达同志，让他不要经常出现在自己部队的战斗队形中，并请他即使在紧急时刻也还是不要成为一名冲锋枪手，因为作为一名军长，他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
　　战争期间，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驻在伦敦的时候，正规地讲，斯沃博达对于我们，只是一位外国的代表，而且是一位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我正式称呼他为“将军先生”，但在内心里，我无论怎样也不习惯这样对待他。对我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和战友，因此，在非官方和非外交需要时，在战斗情况下，我总是称他为同志。实际上，是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所有其他军官一样称呼的。而只是在少数情况下，当我对他的行为不太满意时，为了强调我的不满，才改称“将军先生”。可是，当他的事情进展顺利时(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我就称他“将军同志”或“斯沃博达同志”。
　　在许多战斗中，我真正了解了斯沃博达将军这个战斗的组织者。斯沃博达走过了从独立营长(1943年春在哈尔科夫)到军长的道路，他符合对战场上带领大兵团的人所提出的要求。他很坚定，能坚持执行自己的命令，但这并不妨碍他谦虚地对待部属。
　　在同苏军首长的关系上，斯沃博达总是坦率、友好、真诚的，我们也是同样对待他。
　　经过战争的考验表明，表现在共同的战斗事业中的那种友谊比任何口头上的东西更可靠。这种友谊是在完成重要的、需冒生命危险的复杂任务中形成的。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步兵军的军人们及其军长斯沃博达将军的战斗友谊，正是这样诞生和形成的。在战斗过程中，特别是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战斗中，这种友谊真正是以鲜血凝成的。由于在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表现了勇敢和英雄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军人O·雅罗什，A·索霍尔，C·瓦伊达，P·捷萨尔日克，游击队长Я·涅列普卡，和后来当上将军的众所周知的卢德维克·斯沃博达都荣获了苏联英雄的崇高称号。
　　我要以美好的语言，去回忆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1军的军官、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光荣儿子们。
　　斯沃博达将军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相信新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他是这支军队摇蓝边韵守护人)能够而且必将巩固。在战争年代，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是二名真正的爱国者，是带着本国人民美好追求和愿望的进步人类中的一员。他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相信他们都是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因而坚定地、毫不退缩地同他们一道，去经受各种考验——战争的和政治的考验。
　　斯沃博达是位真正的人民英雄，是我所知道的最勇敢的人之一，是一名最优秀的战士。
　　因此，可想而知，当我在终于从法西斯手中获得解放的他的故乡布拉格同他相遇时，我是多么高兴地拥抱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