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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日本人接受了日本间谍培训,最后却成了我党的一名红色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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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5 00:36: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红色特工活跃在隐蔽战线,是保卫民族抗击外敌的隐形守护者,今天小编要带来的是一个特别的红色特工,这位红色特工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是个日本人!

中西功


这个日本籍红色特工名叫中西功,姓中西,名工。出生于1910年,日本三重县人。他成为一名红色特工的故事,还要从他的求学经历说起。
这是当时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一所学校——东亚同文书院。它是日本爱知大学的前身,1900年5月成立于南京,当时称为南京同文书院。同年8月迁到上海并正式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


在东亚同文书院中国的文字、语言、历史、地理都是日本学生最重要的课程,不仅如此他们还学方言,特别是上海方言,所以东亚同文书院出来的学生,各个都能说会写。
这所学校,名义上是为了加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为了针对中国培养一批“中国通”间谍。

王学文


1929年夏,19岁的中西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公费留学资格,来到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就是在这所学校,中西功遇到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王学文。
王学文早年曾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后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王学文学识渊博,又熟悉中日两国文化,因此日本人便聘请他担任东亚同文书院的教授。

晚年王学文


王学文在接到日本人的“邀请”后,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向中共作了汇报。因为王学文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情报系统的成员。
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是周恩来,他在了解到王学文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打入日军内部的绝佳机会。因此,中共批准了王学文去东亚同文书院当“老师”。
进入这所学校之后,王学文便一边教书,一边秘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密切关注进步学生的情况。在王学文的启蒙下,这批学生中间的有些人就萌生了国际共产主义思想,其中就包括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等一批日本进步青年。

图中从左至右分别为尾崎庄太郎、西里龙夫、中西功


1930年中西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1931年在满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就职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1938年,出于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崇敬,中西功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青年中西功


满铁,全称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总部设在大连。它曾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实际是日本的一个国策公司,先是接管中国东北的中长路铁路,后来又接管了华北的铁路,表面上是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它赋有日本的一个秘密国策,就是掌管中国的经济命脉。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


满铁有个调查部,专门负责调查中国各地的地质情况,兵要地质,画的中国地图,收集的中国经济情报特别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间谍机构。进入满铁后,中西功开始自己的“潜伏”生涯,并且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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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5 00:37:03 | 显示全部楼层
秘密战是最复杂的斗争,国家之间尚未开战,秘密战争早已交手。
1901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第二年,日本在中国上海开设东亚同文书院,招收日本优秀青年到中国官费留学,实际是个间谍学校。
而中共在1925年就在这个日本间谍学校建立了中共秘密党支部。1929年,中央特科王学文到同文书院任教,发展了一批日籍学生加入共青团,组建“日支斗争同盟”。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上海同文书院的毕业生纷纷进入日本特务机关高层。这些中共早年培养的日本关系,也就成为双重间谍。他们中间的一位传奇人物,就是曾任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部顾问、日本满铁驻沪办事处调查室主任的中西功。
在日本间谍学校加入共青团
中西功,1910 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一户贫苦人家。幼年的中西功学习勤奋,1929 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东亚同文书院,是近卫家族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同时,也是日本针对中国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中西功就读之时,校长就是后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特工组织中,酷似黄埔军校在民国时代军界的地位。其毕业生,凭借严格的训练和已经在日本各特工机构中占有优越地位的同窗学长协助提拔,往往可以找到飞黄腾达的道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都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高材生,这给了他们在日本特工机关如鱼得水般发展以有利条件。
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并通过在学院教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与西里龙夫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担任了同文书院团支部的组织委员。
无名谍王王学文年轻时的照片
在校期间,中西功曾参加向到沪日本海军学员散发反战传单,以及抵制1932 年日军进攻上海的行动。由于当时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他们的行动被同文书院中秘密活动的特高课特务福田信一(1937 年晋升大尉,被军统暗藏在同文书院的女间谍安占江、吴仪梅引诱到南市活捉)侦破,他和西里龙夫并曾因此被捕,后因无实据而释放,随全体学生返回日本。这次被捕大大增加了中西功的对敌经验,同时也种下了他十年后不幸暴露的隐患。
敌人心脏里的“红色特工小组”
1934 年,西里龙夫返回上海,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同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即南满洲铁道公司,是日本殖民东北的急先锋,相当于日本的“东印度公司”,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因为中西功工作能力强,提供了被认为极有价值的一系列描述中国内部情况的分析文件,1938 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并兼任日本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
日本满铁调查部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中西功
同年,中西功在王学文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已经担任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西里龙夫,在北平的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尾崎庄太郎(同文书院毕业生),太原的“商人”白井行幸共同构成了一个红色间谍网。中西功在上海借“满铁”名义建立的“特别调查班”,包含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是这个网络的核心机关。
由此可见,以中西功—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特工小组,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中共烙印。他们都属于中国共产党日籍党员,向“红色小开”潘汉年负责,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领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以中西功为首的这一小组和以佐尔格———尾崎秀雄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方面的核心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王学文不仅发展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个对日情报战的王牌间谍,还发展了另一个潜伏在国民党政权心脏内的重要红色特工,这就是曾打入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的沈安娜。从这个角度说,这位中西功的导师也可称是“谍中教父”了。
以中西功为首的小组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了三年半之久,向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均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
侦获日本袭击珍珠港超级战略情报
中西功的红色特工生涯,可谓智勇双全。1941 年10 月,在佐尔格小组在东京被破获的严酷情况下,为了完成确认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重大任务,已经得到报警的中西功毅然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由于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还被封锁,他首先向尾崎家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证明他的安危并希望担任原首相近卫秘书的尾崎给他提供需要的情报。
接电话的不是尾崎,中西功在电话中巧妙地与对方周旋,最后挂断了电话,再通过试探另一名地下工作者浜津良胜时,也同样碰壁,并证实了他们已被警视厅逮捕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功依然没有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本来想找与他熟悉的报道部记者武藤癸二了解情况,却没有找到。迫不得已,中西功使用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坐在记者中听他们高谈阔论,相互交流采访成果,结果收获颇丰,得知日军参加“关特演”演习的部队,已经南下到小笠原群岛,武藤就是到台湾去采访前线部队的。这显然说明日军即将南进进攻南洋,而不是北上进攻苏联。
“关特演”是日本陆军1941 年7 月在大连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普遍被认为是针对苏联开展的前奏。然而,受尾崎秀实委托到大连观看演习的中西功,却凭借同文书院的间谍训练看出了一些异样的端倪——“关特演”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的滩头登陆演习。进攻苏联,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功做出了日军这次大演习可能只是幌子,其战略意图并不明朗的判断。
然而,仅仅判断出日军即将南下仍不够,中西功在东京极力奔走,试图找到更加可靠的证据,甚至确定日军开战的时间。
不过,由于日本全国当时一片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民间所谓“防谍”意识十分强烈,以至于中西功在各方面的信息搜集工作还远不如从那些记者的大嘴巴里掏出来得多。
正在焦急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功在回旅馆的路上意外遇到了那个去了台湾的记者武藤癸二,才知道他已经回到东京。中西功见到武藤,立即开门见山地问:“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武藤开始感到意外,随后想起对方原是“满铁”的大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自己在前方采访的情况,包括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谈判的截止日期是11 月30 日等。
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功如获至宝,迅速返回上海,核对满铁内部机要文献《编内参考》《帝国作战纲要》等,并综合西里龙夫的情报后得出结论,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 月30 日截止,不再拖延,而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 月8 日(即美国时间12 月7 日,珍珠港事变的日子)。
这一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在潘汉年的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 号”程克祥、彭寿两名特工转重庆,发给美国大使詹森。
从中西功提供判断日军南进、珍珠港事变发生时间情报的过程,可以看出其胆大心细的工作特点。
“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都超过自己的生命”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西功性格中,与其说他是一名“智者”,更应该说他是一名“勇者”。在佐尔格被捕后,他的情报组曾经用最后的努力向中西功发出了警报——中西功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落款为他自己曾用过的笔名“白川
次郎”。这显然是提醒他东京已经发生了可能导致他暴露的问题,中西功需要立即向中共的根据地撤离。然而,此时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9 月18 日,德军突进到距离莫斯科40 公里处,并歼灭苏军66 万多人,苏联政府机构开始撤离莫斯科。
尽管佐尔格被捕前曾经发出了日军即将南进的情报,但对苏德战争爆发产生过错误判断的苏联统帅部再也不敢完全依靠来自单一途径的情报。此时,苏联方面急需了解日军确切动向,以决定是否能从远东抽调部队参加莫斯科保卫战。为此,潘汉年不得不与中西功商量,让其冒险执行这一任务。
中西功没有任何怨言,冷静地接受了任务。他后来回忆自己的想法是由他在满铁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正是黄金的运转时期,存在的每一天都能够向延安提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果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就必须立即撤毁,这意味着多年心血化为灰烬。因此,中西功的意见是自己不走,尽可能一面完成任务,一面拖延情报网覆灭的时间,为组织提供更多的情报。中西功认为在美国参战之后,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都超过自己的生命。
实际上,这不仅意味着中西功必须留下来坚守岗位,也要求他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员无人离开,无人叛变,否则任何一人的离去,都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然而,留下来,就意味着特高课已经伸出的魔爪随时会落在自己头上。
已经得到警报却不能撤退,这对任何地下工作人员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但,中西功和他的战友们,无论是日本人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还是中国人李得森、程和光(中西功的单线联络员,被捕时跳楼自尽)都一直坚持工作到被捕的最后一刻。
在1941 年10 月尾崎秀实被捕后,已经供出了在同文书院曾经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假如日本特高课根据这一线索追查,几乎可以立刻找到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当初被捕的记录(后来正是这个记录证实了中西功的嫌疑)。但由于中西功利用自己在满铁中的关系给特高课的调查设置了种种障碍,也由于佐尔格的刻意掩护,中西功小组直到1942 年6 月才被破获。
从得到警报开始,他们足足坚持了八个月的时间。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中西功说:“我们是个整体,整体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以组织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生命来衡量行动方案,他们的理想主义不得不令人感到钦佩。
中西功被捕后,曾遭受酷刑,但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反而成为法官和警察佩服的对象,并以能听他和西里龙夫在审讯中的发言为幸。但他仍在1943 年被判处死刑。
不过,死刑没有执行,据说是中西功在被判刑的同时开始写《中国共产党党史》,其翔实和严格的逻辑分析让特高课十分感兴趣,于是准备让他写完了再行处决。
中西功越写越多,并提出要同判死刑的西里龙夫协作,两人写到1945 年8 月15日,书还没有写完。因为发现自己上了当,恼羞成怒的狱方和官方在日本投降后仍蛮横地判处他无期徒刑,然而中西功很快就被作为政治犯释放。出狱后的中西功,一度成为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权威,但因他不愿与战后日趋现实主义的日本共产党高层打交道,中西功1950 年曾被开除党籍五年之久。
采访原日共党员稻川时,他认为中西功是个爱国者。原因是尽管他与法西斯政府作对,但他在传出日军进攻日期为1942 年12 月7 日后,美国方面坐等日军来袭,不做战斗准备令他十分恼火,竟至于对妻子和女儿大打出手。原因呢?中西在日本法庭上描述,他希望自己送去的情报,能让美国加强戒备,避免和日本陷入全面战争,保护日本民族的总体利益。“中西功是想唤醒这个民族,看来,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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