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往事：惨案、割手与尸体辨识

安徽警察

利维坦按：就一般人而言，法医这个职业实在是太过吓人，经常要和尸体打交道，这不仅需要足够强大的心理建设，还需要足够的专业技能以及职业操守。严格来说，法医全称是法医病理学（forensic pathology），作为病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门运用病理学知识，对尸表、尸体进行检验，进而对死因、死亡方式和犯罪手法等作出解释的学科。验尸通常是最主要的法医病理学检验内容，并经常应用到法律和司法案件中。本文涉及到的也不例外，他需要通过死尸来尽量还原事件真相——当然，这里面包含了太多死者家属乃至公众对于其的深刻误解。

文/Richard Shepherd

译/北泽彦太郎

校对/何里活

原文/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9/apr/18/how-to-identify-a-body-the-marchioness-disaster-and-my-life-in-forensic-pathology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北泽彦太郎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在柏林法律医学和法医科学研究所，摄影师帕特里克·布登兹（Partik Budenz）跟拍法医的日常工作，拍摄了一组记录摄影作品，《寻找证据》（Search for Evidence）。图源：Partik Budenz Photography

1989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打来电话让我做好准备，说刚刚爆发了一起惨案。当时正在暑假期间，那一年，我是负责伦敦东南区所有法医事务的法医病理学家。在那一瞬间，没人知道事故现场会有多少具尸体，人们只知道一件事：尸体绝不在少数。

这起惨案发生在泰晤士河上，我等到获悉更多消息之后才动身，第一站在伦敦市东部的泰晤士河沿岸，是沃平（Wapping）警务码头。一艘游船在南华克（Southwark）附近沉船，从船体内打捞出来的尸体也还在事故现场。到达事发地的时候，这些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信息。在现场，一位年老的警长和我打了个招呼，令我相当惊奇的是，当时他几乎就要哭出来了。

“我马上就要工作30年了，医生。结果呢，现在遇到这样一起大案，25具从水里打捞出来的死尸，24具从船上打捞出来的，还有一具尸体居然是从这里向西边的第八座桥，沃克斯豪尔桥（Vauxhall Bridge）附近找到的。当了30年警察，我从没想到过会遇到这样的案子，他们还都是孩子，不过才20来岁。”

泰晤士河地图，图中标红的三个地点分别为沃克斯豪尔桥、南华克、沃平。图源：Google Map

当时我猜测，这艘沉船肯定是那种专门用来开派对的游艇，人们租用这样的船在泰晤士河上游、下游到处行驶游玩。我曾经很多遇到过这样的船，即显眼又聒噪，那些船上的年轻人站在甲板上，他们的衣服在灯光下随风飘舞，好像巨大的蛾子。在泰晤士河的两岸，都能清晰听到他们发出的笑声和音乐声。整艘船无论是窗户还是舞池，无论是阴影还是有灯光的地方，无不传出噪声。当我正想着，那位警长又说道：“警方的医生已经来过了，还证实他们全部死亡。”说到这里，他真的哭了出来，一边走开一边摇着头。我能听到他在拉开警车车门之前擤鼻涕，接着就乘上车，回到他的工作桌案后面，躲避媒体去了。

沃平警务码头是一所维多利亚时期建造的警察分局，就坐落在河岸边。在这所警察分局的背后，警员们已经隔离出一片区域作为临时的停尸房。临时搭建的停尸房甚至只能算是一间小屋，在小屋的遮盖之下，混凝土地面几乎铺满了裹尸袋。所有袋子都敞开着，每一个都盛殓着一位青年的遗体，每一具遗体都为了派对盛装打扮，衣着鲜亮。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先后发生了几起惨案，都导致惨烈的伤亡。在这些惨案中，几乎没有哪一起可以被称为天灾，它们几乎都暴露了严重的制度问题。1987年3月，英国的一艘名为“自由企业先驱者号”的汽车、乘客渡轮在比利时的泽布吕赫港海域倾覆，仅仅是因为没有人关上船首舱门，包括船员和乘客在内，一共193人丧生。

1987年8月，在泰晤士河的亨格福德桥（Hungerford Bridge）上，名为迈克尔·莱恩（Michael Ryan）的狂欢型杀人狂突然展开无差别的杀戮，在饮弹自尽之前，一共射杀31人。

1987年11月，伦敦市中心的国王十字车站，一根点燃的火柴顺着电梯的缝隙掉落到传送带下方，这根火柴引发的火灾夺取了31人的生命，100多人在事故中受伤。

1988年7月，在英国苏格兰地区阿伯丁市东北方向190公里以外，位于北海（North Sea）海域中的派珀·阿尔法（Piper Alpha）钻井平台发生爆炸，167人在事故中丧命。

迈克尔·莱恩。图源：BBC

1988年12月12日，伦敦旺兹沃思区的卡立芬交汇站（Clapham Junction Railwaystation），由于指示信号有误，三辆列车在此处相撞，事故造成35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其中69人重伤。

同年同月，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客机因机舱内炸弹爆炸坠落于苏格兰小镇洛克比（Lockerbie），机上259人全部死亡，由于坠落地点为小镇的谢伍德新月广场，还造成了11名当地居民死亡。

1989年1月8日在洛克比空难之后还不到3周，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机从距离诺丁汉市仅仅32公里的东米德兰机场（East Midlands Airport）起飞，起飞后很快发生了一个引擎故障，由于两名飞行员同时判断错误并进行了不当操作，这架客机坠落于机场跑道不远处的M1高速路护坡上。机上一共126人，其中47人丧生，74人受重伤。

1989年4月，在谢菲尔德市的希尔斯堡球场（Hillsborough Stadium）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伤亡事件，造成96名球迷死亡，超过700名球迷受伤。1989年8月，泰晤士河上一艘挖泥船和一艘游船相撞，两艘船上共计51人死亡，大多数人年龄不到30岁。

短短几年中，每一起惨案都让英国举国震惊，每一起惨案都最终推动了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当人们的情绪最终平复终于展开严谨的分析，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故起因才真正水落石出。古老的制度大修大补，健康安全相关的制度文化迎来春天。雇主们开始意识到职员培训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大到一国，小到一家公司对风险与责任的态度是多么重要。这些领域的问题突然间变得非常严肃，安全问题不再被安排在经营管理优先级的尾端，而是提高到了必须必要的位置。

我参与了以上惨剧的紧急应对或者事故分析工作，这些惨剧教会了人们如何应对大规模伤害惨剧——无论是如今的病理学还是我个人，都积累了大量知识。正是在那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期，我们从一系列惨剧中吸取的知识，让我们能在21世纪有效地应对恐怖活动引发的伤害。

在1989年的那个平静夏夜，泰晤士河上的惨案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在事发当晚，一艘巨大的挖泥船“鲍伯利号”（Bowbelle）在南华克桥附近与一艘小游艇“侯爵夫人号”（Marchioness）相撞。当时鲍伯利号正在执行清挖河道的任务，刚刚在南华克桥上游大概5公里远的“九榆树”区（Nine Elms）河岸边倾倒了船上的泥沙，正在向着下游方向行驶，准备继续挖泥清淤。租用侯爵夫人号的年轻人正在举行生日派对，一群年轻人正在船上狂欢。

发生撞击事故之前，侯爵夫人号的船体结构。图源：The Guardian

起初，鲍伯利号撞击了侯爵夫人号小船的右舷，这次撞击让小船直接翻船，船底朝天。根据一名目击证人的描述，鲍伯利号接下来“船首骑上了小船船体，像是按压一个玩具那样，把小船推入水中。”事实上，整个碰撞过程包括两次撞击，第一次撞击点是右舷，第二次撞击点在左舷。第二次撞击之前，挖泥船鲍伯利号的船锚撞击了游艇的二层甲板，并掀掉了二层甲板的所有木制结构，而第二次撞击迫使游艇从船底朝上的状态继续翻滚，直至右舷再一次朝向鲍伯利号。

侯爵夫人号被撞击后的残骸。图源：The Guardian

突然撞击产生的翻滚速度非常快，再加上船舱内家具会随之翻滚，浑浊的河水涌入后船舱内环境会突然变得漆黑而寒冷，这些条件下，一些原本能使用的逃生出口将变得难以触及、无法到达，这一切都极大削减了游艇内乘客的逃生机会。想从这样的环境中脱身，无论对爆发力还是耐力都是极大考验，对于一些乘客来说，逃生几率瞬间就趋近于零。

第二次撞击留下的痕迹。图源：The Guardian

在事故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和我的团队致力于还原事故过程，并确定每一位死者的死因。无论是对于那些与惨案有关的人，还是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还原事故过程的工作都非常重要。作为人类，我们总是有一种理解死亡的需要，不仅对于那些特定的死亡，也对于死亡本身。

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对于死亡产生了兴趣，可能是因为我的一位儿时玩伴的父亲是个全科医生。我们13岁那年，我的朋友从他父亲的书架上“借”来一本医学图书，并带到学校里。那本书是基斯·辛普森（Keith Simpson）教授的《辛普森年代法医学》（Simpson’s Forensic Medicine）的第三修订版，那是一本破旧的小开本图书，装帧样式毫无惊奇之处。

但是翻开这本书，充满了尸体的图片，而且几乎都是遭到谋杀的死者——他们或是被勒死，或是被电死、被绞死、被刀具刺杀、被枪击，或者窒息而死。对于作者辛普森教授来说，他已经见过了所有可怕的死法。

有一张照片中，死者的皮肤呈现出蕨类植物的图案，那是被闪电击中后留下的。还有一张照片是从一名死去的男孩颅骨内部拍摄的，他的死因是被砖块击中头部。还有一系列照片展示了各种子弹射入、射出身体留下的伤口，画面十分吓人。甚至还有一系列照片，展示了尸体在腐烂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来的样子。

在我9岁的时候，我的母亲死于心脏衰竭。她住院的那家医院离我家很远，她死后，当然没有人会认为应该让我去看看她的遗体。即使最业余的心理分析师也会推断，我之所以对那本满是尸体的书如此着迷，是因为我有一种探索死亡表现形式的需求。不仅仅是对此感兴趣，而是对此着迷。

那一天，我抱着那本书连续读了好几个小时，也许我想看看什么是死亡，经由伟大的辛普森教授的阐述，透过他超然的、临床的、理性分析的视角，我认识到了这件被称为死亡的事，一件我们可能会遭遇的，最可怕的事情。也许是辛普森教授的著作让我理清了原本混乱的思绪，或者是这种医学混合着侦探技巧的信息让我感到兴奋，总之，我对未来突然就感到很明确了。

一具溺水身亡的尸体，或者是一具在死后泡在水中的尸体，最初的特征是部分皮肤出现不透明的褶皱。只要任何人花极长时间在澡缸里泡澡，也会出现这样的皮肤特征。英国俚语称呼这种褶皱为“洗衣女的手”（Washerwoman’s Hands），无论死者的种族，一旦手指、手掌、脚底的角蛋白（Keratin）被浸泡到柔软的状态，看上去就是一片白色的厚厚的褶皱。如果尸体在水中浸泡几天，这部分泡软的皮肤就会逐渐脱离尸体。

侯爵夫人的沉船时间大约是8月20日的凌晨1点46分，然而直到那一天就要过去了，我们仍然不知道船上到底有多少乘客，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尽管在这段时间里我和一位来自盖伊医院的同事紧急处理了已打捞上岸的尸体，并简单查看了尸体状况。我们明显看到救援人员从水中救起了不少幸存者，所以我们都在心里暗暗期待不会有更多尸体被打捞上岸了。

根据法律，这些尸体应由当地验尸官负责管理，事发地点属于伦敦市下属的威斯敏斯特自治市，当时正在休假的验尸官保罗·纳普曼（Paul Knapman）闻讯从德文郡赶回伦敦，我们和另外几位警方高层官员开会商议如何安置死者。作为验尸官，纳普曼首先需要确认尸体的身份，当时我们就在讨论如何进行这一步工作。

在重大伤亡灾难的善后工作中，误判死者身份可以说是最糟糕的一类失误。很显然，这会让所有人心生厌恶，特别是当一个家庭在事后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可能把别人的遗体埋入墓中。因此纳普曼验尸官很自然地希望用最精准、最保险的方法来确认尸体身份。在今天，我们可以分析死者的DNA，但是在当时，这项技术还不能帮助我和纳普曼。当时最保险的方法，还是做指纹对比，以及将死者的牙齿特征与牙医记录做对比。对比牙齿特征这个方法的麻烦在于，你必须知道死者的名字，才能着手寻找牙医的信息，只有找到了那个牙医，你才有可能调取牙科记录。很显然，这种方法非常耗时。

遇难的侯爵夫人号船体，大部分沉没在泰晤士河水面以下。图源：Tony Harris/PA

在大规模伤亡惨剧之后，那些可能是死者亲属的人情绪非常容易崩溃，他们要面对自己也许已经失去亲人的事实，而这一人群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简单直接地把他们请到停尸间里，走过那一排排停放的尸体，确认自己的亲人到底是否在其中呢？侯爵夫人号遇难者的亲属们也有这个疑虑，他们认为确认自己的亲人肯定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并且提出建议，希望给他们进入停尸间的权利，他们认定自己会很快确定家人是否在其中。我很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也明白他们的逻辑，但这根本行不通。而且让他们进入太平间，这一做法本身就毫无人道可言。

依靠亲人观察辨认大规模灾害遇难者尸体是非常不可靠的，特别是尸体遭到了严重的外力创伤，或者曾经在水中浸泡过。事实上，即使是没有受到巨大外力破坏的，并非四分五裂的尸体也往往很难被亲友辨认出来，因为尸体与亲友记忆中那些活生生的人仍然有很大区别。一旦我们的身体失去了基本自我意识，没有了生气、表情、动作，看起来就会和我们相差很多。虽然事实就是如此，但人们总是很难相信这些，当亲友（甚至是直系亲属）在巨大压力下辨认尸体就非常容易犯错，不仅有可能认定一位陌生人的尸体就是自己的亲人，也有可能看着亲人的尸体却无法辨认出来。

记录摄影集《死前的生》（Life Before Death）中，一位癌症晚期病人在2004年1月15日拍摄了左边的肖像照片，2004年2月4日，当他去世后，摄影师拍摄了右边的入殓照片。图源：Walter Schels

经过讨论，处理侯爵夫人号遇难者尸体的验尸官决定获取每一具尸体的指纹。根据一份疑似在事故中失踪的人员名单，警方前往这些家庭收集他们的私人物品，并借此获取指纹（除非警方已经获得了名单上人员的指纹信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与尸体上采集的指纹进行对比。

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这些尸体曾经被水浸泡过，也很可能被破坏过，无论是被水中的肉食动物蚕食，还是与岩石、桥墩、船体或其他水下障碍物发生过磕碰。除此以外，经过浸泡的尸体表面还会因为正常腐烂出现膨胀和变色，以及其他出现于皮肤的早期变化。尽管当时停尸间内的遗体已经从水中打捞上来几个小时了，但手指上的皮肤褶皱是不可逆的，指纹采集难度很大，如果出现手掌皮肤剥落的情况——我们称之为“脱手套”——想从深层皮肤采集指纹的难度更大，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

第一具漂浮于泰晤士河水面的尸体，是在周日早晨7点之前被发现的。当天人们没有发现更多尸体，但是在当晚成功将侯爵夫人号打捞上来。当我抵达沃平警务码头的时候，已经从沉船中找到了24具遗体。在转移到威斯敏斯特停尸间之前，我们在尸体上固定了标签。

在这样规模的灾害应对中，我们的工作环境充满了不断在变化着的信息，总有一些消息一次次被更正。对于侯爵夫人号遇难者的善后工作来说，核心问题就是没有人确定知道船上到底有多少人，也没人确定知道那些乘客的身份。当第一具尸体还没被发现（漂浮于沉船点西南河段大约4.8公里的沃克斯豪尔桥附近），就在救援小组仍然在救助幸存者的同时，几个小时内当局就通过电话成立了一个信息中心，我们从疑似受害者的朋友、亲戚那里收集信息，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确认尸体身份。到了当天晚上，就在威斯敏斯特停尸间为接收遇难者遗体做准备的时候，侯爵夫人号乘客的亲人已经带着疑似遇难者的生活照片到达警察局，并描述这些乘客可能佩戴的饰品作为补充信息。

到了遇难当天的24点，警方确信侯爵夫人号在遇难时一共有150名乘客，乘客中有65人失踪，其中有24人的遗体已经被找到。

我第一次做验尸工作的时候，已经快30岁了。死者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因为严重的胸痛到医院检查，住院一段时间后，死于冠心病重症监护病房。当时之所以上级把这位死者交给我验尸，是因为这一案例的死因非常简单明了，当时的我虽然进步很慢，但还算能胜任工作。我把自己所有对于死者的感受，所有对这位老妇人遭受胸痛的同情心都放到一边，回忆起自己曾经接受过的训练，并按照临床医生那样一步步指导自己完成工作。当工作结束后，在我进行清洗的时候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我没想到的是，验尸工作并不是那天最困难的一件事，面对死者家属对我的挑战非常之高。如果我有选择权的话，我希望自己不用去见那些家属。但他们极力要求见到那位负责验尸的病理学医生，并期待我能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亲人是因何逝去的。

那天我的同事救了我，是他从头到尾在负责沟通。我完全无法胜任这件事，也没有察觉到当时逝者的亲人是如何从震惊转变为哀伤的。事实上，当我直面那些亲属的情感波动，我只感觉到深深的无助。他们的那些痛苦似乎自动传递给了我，我的身体和心灵都直接感受到了那种痛苦，就好像我们被隐形的信号线连通着。我甚至不记得自己到底说话了没有，哪怕只是一句——就算我说了，大概也只是重复着我对他们痛失亲人很遗憾。我只清晰记得，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在同事说话时不停点头。

这次交谈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我突然认识到生者与逝者之间的矛盾是多么可怕，一边是毫无知觉的逝者，另一边是失去亲人的生者，情绪崩溃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在走出那个房间的时候我如释重负，在心里暗暗决定，未来一定要尽可能远离那些逝者的家属，我只想躲在那个只有逝者的安全世界中——在逝者的世界里，只有事实、测量，都是确定的事物；在逝者的世界中，永远不会出现一丝一毫情绪。

在侯爵夫人号沉没的第二天，我到达停尸间，展开尸体身份确认以及验尸的漫长工作。当时警方通知我们：幸存者一共87人，都确定了各自身份。而我们已经接收了25具尸体，也就是说，如果警方宣布的乘客人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还会接收到更多遇难者的遗体。

因为预计会出现更多尸体，我们在保证准确的前提下尽可能加快速度工作，那一周的工作强度非常之大。在停尸间看到这么多年轻人的遗体，这不仅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更让见者触目惊心。尽管对于那些家庭来说我只是个外人，但是我在停尸间都能感觉到那些父母的痛苦，他们一边等待着新的消息，一边又在深深惧怕听到那些消息。我们能给这些家庭的唯一帮助，就是又快有准确地完成验尸工作，停尸房一共有6个验尸台，我们在每个停尸台上都放置一具尸体，几个人同时对一具尸体验尸，然后毫不停歇地转到下一个停尸台。

到了事故第二天的夜里24点，停尸房一共接收了30具尸体，警方认为还会打捞到27具尸体。但是在这个时刻，尸体在泰晤士河中的浸泡时长已经造成了不小的破坏。褶皱的皮肤已经开始从手掌脱落，警方几乎无法通过惯用的墨水拓印方法获取指纹信息，当时的情况需要专科医生使用复杂的工具和特殊手段。这些工具当时存放在南华克区的一个实验室里，但那里并没有保存尸体的条件。

警方在打捞侯爵夫人号的沉船船体。图源：Graham Turner/The Guardian

因此，当时的方案是，针对一部分在泰晤士河中长时间浸泡，难以获取指纹的尸体，为了获得指纹信息，需要将整个手切下，运送到南华克区的实验室采集指纹，最终在送回我们的停尸间与尸体缝合。考虑到那些家长可能无法承受，为了避免带来更多痛苦，我们需要在缝合后处理缝线，完全隐藏切断的痕迹。验尸官通过了这项计划，我们也很快展开行动，切下了17具遗体的双手。到了事故后的第三天，我们一共接收了48具尸体，尽管我们已经尽全力在工作，但仍然有6具尸体甚至还没进行初步验尸。当时，警方通知我们，他们认为更准确的数字是：船上乘客140名，其中有84名幸存者，死亡及失踪人数共计56人。

当时我们正在向南华克区实验室发出申请，要求他们尽快归还17具遗体的双手，这样我们也可以更早地开始缝合，同时，我们又向实验室送出了8具尸体的双手。在那个瞬间，我们手头突然没有了等待处理的尸体，能做的只有等待。我记得那天是英国银行假日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在停尸间外，我们能看到市民正成群结队地离开市区去度假。在停尸间里，我们正等待着牙科记录资料，等着实验室送来指纹信息，也等待着更多的遗体——当时我们已经对50具遗体进行了尸检。在不间断的高强度工作之后，停尸间突然迎来了一段奇怪的安静时光。

当时我以为，我们工作很卖力，已经为那些家庭提供了最大的帮助。但后来我才知道，当我们沉浸在工作中的时候，停尸间外面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在这次惨案之后，所有人都做出了快速反应，所有人都在尽职尽责完成工作。正因为救援人员付出了巨大努力，当他们面对批评的时候，总是很难接受，因为这些马后炮的批评，总是把矛头指向那些在巨大压力下做出的紧急决策。比如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些80年代后期的重大灾害，那些应急救援团队和后续服务人员总是发现自己收到暴怒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总是能推动制度改革。在侯爵夫人号沉默后，我们遇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我后来得知，尽管在救援行动早期，一些亲属就已经在停尸间的一个特别房间看到了亲人的遗体并确认了亲人的身份，但他们只是少数，更多的逝者亲属、家长被告知：由于尸检工作进展缓慢，再加上尸体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腐败，因此救援人员不允许他们进入停尸间确认亲人的遗体。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生者与逝者的悲剧重逢并不会发生于停尸间，而是由殡仪服务人员将尸体转移并完成后续工作。但是殡仪服务人员以及警方都在当时宣称：他们收到指示，要尽力拒绝这样的探视，哪怕亲属表达坚持要探视，也一定要阻止亲属看到遗体。我并不知道是谁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我当时以为，下达这样命令的人大概是出于同情心做了这个决定，他可能认为家长看到儿女腐烂的尸体太悲惨、太残忍了。结果事实证明，不让家长看到那些遗体，是个更悲惨、残忍的决定。

再过几年，当这次惨案的全部资料公开后，就会有更多信息公之于众——特别是这次惨案受害者的家长们，以及我们这些灾害应对工作人员——大概也能解释为什么当时有很多家长没有看到孩子的遗体，为什么那些棺木没有被打开。

这次惨案发生之后都过了3年，事情仍然没有尘埃落定。当然，那些失去亲人的亲属们，他们的痛苦永远不会有消退的那一天，但他们的痛苦渐渐转变成了愤怒。而我们这些专业应急人员还以为，对于我们来说，这次惨案已经被划上句号了——也许这次惨案的救援工作以及一些善后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但人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事故的起因。人们发现，在那一夜的泰晤士河上，有太多安全措施没有被严格执行，普遍认为最直接的事故原因，就是这两艘船都没有正确对周围环境进行观察，以至于两艘船都没有及时发觉对方的存在。

还有一个事实是，挖泥船鲍伯利号的船长在事故前一天从下午就开始过量饮酒，所有遇难者的家属对此都表现极度狂怒，当时这位船长正在等待潮水改变流向，这样船只就可以利用潮汐的推力行进。但是一些专家表示，对于皇家空军对于饮酒的那条著名的禁令，“饮酒后必须经过8小时才可以飞行，”这一标准并不适用于海上航行的海员。另外，专家认为在船长当晚酒后睡觉之后，基本上已经摆脱了酒精对自己的影响。因此，最终这位船长面临的指控，只是没有尽责观察船体周围情况。

此案在法庭上先后两次开庭，两个陪审团都没能给鲍伯利号船长道格拉斯·亨德森（Douglas Henderson）定罪。不久后，遇难者家属曾经试图起诉挖泥船的船主，但这一次尝试没能诉诸公堂之上，不了了之。

随着鲍伯利号一案迟迟没有判决，当年那位验尸官认为针对这一事件重新展开调查并不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当时警方已经完全查清了沉船的各种原因，泰晤士河的河运安全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是他的想法却引发了遇难者家属新的痛苦：很多人认为验尸官的想法有所偏见，特别是后来这位验尸官并未深思熟虑就对一位遇难者家属面对媒体的言论做出回应，很快就被媒体争相报导。结果所有的遇难者家属的情绪都再次剧烈波动，他们不仅要求再次进行全面调查，还要求进行全面的公开调查。

火上浇油的是，在那个时间另一篇报导进一步激怒了亲属——他们从每周日的那些小报获知，为了确认尸体身份，一些遗体的双手曾经被切断。更糟糕的是，这些小报宣称尽管被切断的手最终又送回了停尸间，但一些尸体再也没和手重新缝合在一起。因此遇难者家属开始怀疑，之所以当局阻止他们查看子女的尸体，并不是因为那些尸体过度腐烂，而是因为那些尸体没有双手。

于是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验尸工作中的病理学家，也就是我。如果站在他们的角度，我确实也会生气，但当是的我是这些愤怒矛头所指，那种状态太可怕了。面对那些伤心欲绝的家长，我不可能告诉他们在当时的尸检情况下，切断手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即使说了，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或者告诉家长们，为了获得在水中浸泡过的尸体的指纹，必须把尸体送到拥有相关大型设备的实验室，这一项工作无法在停尸间进行——在当时说这些也毫无用处。然而在事后重新讨论也只是马后炮，并无意义，因为这些切除手段只有在当时的情况下，才是标准而常规的操作。

事实上，大众很多关于细节的讨论都与我无关，无论是下达命令切除死者双手，还是这些手是否真的被切掉了，然而没有人听我，当我提出抗议，这又被认为是一大罪状。我的照片开始不断地出现在报纸的报导文章中，旁边就是非常刻薄、充满攻击性的言论。我开始在全天接到记者打来的电话，时不时还会被记者堵门采访。

至于我的一些同事，对我切断尸体双手的操作摇了摇头，并落井下石对媒体说：“难道他就不能阻止尸体被断手吗？”在这场由媒体、逝者亲友掀起的愤怒风暴中，我感到完全被孤立了，无论我如何表现自己对逝者的同情，我都被放在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

死难者家属们继续追查侯爵夫人号沉船一案，而且顽强地坚持了11年，最终，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尽管他们花费了大量金钱，但这些亲属认为，这次让他们遭受痛苦的惨案仍然可以提供很多启发，重新开展一次全面公开调查，让公众重新开始讨论这一次惨案，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直到2001年，关于侯爵夫人号惨案的最终报道终于发表出来了。针对侯爵夫人号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安置措施，克拉克大法官（Lord Justice Clarke）不仅主持了正式调查，还主持了非法定调查，后者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更具弹性，手段更多样的调查方式。在这一次调查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改进泰晤士河安全规范、救生措施的建议。克拉克大法官证实，侯爵夫人号的事故原因的确是人为失误以及制度漏洞。

他的报告书也指出，对尸体的管理工作、身份认定工作确实存在混乱之处，他提出：在假期中的上级与执勤的下级之间，在警方不同级别的警官之间，在警方、验尸官一方、指纹鉴定实验室一方之间，在验尸官与殡仪馆工作人员之间，这些不同角色之间存在大量的协作混乱与信息误传。而病理学家面对被指控的错误，并无责任。就像这样，在那场灾难发生后的第11年，我生命中的一个章节终于被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