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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只卖滞销书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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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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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4 12:38: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62㎡的豆瓣书店,在北大清华门外经营了14年。老板卿松每日坐在没有窗子的小仓库里,对着书单选书、买书,把喜爱的人文书籍进上几百本,再花10年的时间卖出去。人们常带着“情怀”、“坚守”的预期来怜悯豆瓣书店,很少意识到,小店的吸引力远非如此——出身贫寒、做事慢条斯理的卿松,是消费市场的失败者,又是个人自由意志成功的捍卫者。他投入全部身家,维系对书籍品位的忠实信仰,即便是周边名校的学者,这一点上也很难及他。我们想展示一家小书店的多种角色:它是店主修复童年伤痛的避难所,是趣味相投者的社区,也行使着书店古老的权力——决定你看什么书。算法会推荐相近的趣味,奖项会鼓励一时之选,但书店会遵守最苛刻的标准:时间。不能温和地将选书的权力交付于别人,是书店屡受挑战、却不曾消失的原因。

❶ 165块赊账
给一摞书扫完码,卿松说,“都打六折,一共165块钱。”
中年男人掏出手机,发现没电关机了。他翻找衣兜,身上的现金也凑不够。卿松看看书,又看看男人,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男人想了个办法:我先把书拿回去,回家充上电,再转账到书店的微信上?卿松痛快地答应了。他给那6本关于法国艺术史的专著打上捆,目送男人抱着这摞书出了门。
直到半小时后,被太太邓雨虹抱怨前,37岁的卿松都没意识到这一单有什么问题。豆瓣书店每天销售两三千块钱,毛利率约20%,还要扣除房租、水电、店员工资各项成本。如果165块不到账,小半天就白干了。
“他说打钱,就肯定会打的嘛。”卿松嘟囔着。他性格温吞,有张圆圆的娃娃脸,小个子,是个好脾气的中年男人。卿松抱着一种平静的态度,好像从不会为什么事发怒起急,“放心吧,会到的。”
豆瓣书店已经开了14年了,小店一直守在北大东门1公里外的一处门脸中,主营人文社科类的打折书。这一度是个赚钱的生意。在2009年年底,卿松抢到一大批上海出版集团的清仓库存,《洛丽塔》、《屠格涅夫文集》、迟迟没有再版的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这些市面上稀缺的书,大批量出现在书店里,还打五折。



在那几个月,每天傍晚上新书时,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涌到书店里来,守着两张桌子拼成的新书台,一包书传过来,大家争抢着帮忙拆开牛皮纸,好第一时间占据自己想要的那一本。一次一位店员提前扣下一本稀缺书,发在豆瓣小组里炫耀,甚至引发了一场骂战。
在行情最好的时期,豆瓣书店每天能卖6000多块钱,这让卿松还上了2家分店倒闭欠下的40万债务,甚至还凑上一笔首付,让夫妻俩买了一个40多平的小房子。
转折点是2010年,京东“6·18”特价那天,连豆瓣书店的店员都守在电脑前抢一套半价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实体店的兴亡史也自此开始。光合作用、风入松、更远一点儿的第三极、单向街圆明园店……五道口附近一度赫赫有名的品牌们都消失了,留下的几家,也在倒闭的阴影下生存。
2017年2月的一天,乌云飘到了豆瓣书店头上,十几个城管上门,留下一张通知:一个月内,书店的门窗要被封死,“完成整改”。邓雨虹气愤地在网上发日记:“为什么现在开个小书店,这么难?”日记出人意料地引出来无数前读者,大家蜂拥到书店里,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如今的媒体记者、学术新星、民谣歌手、青年画家和无数从海淀区毕业的学生们,都曾与这家袖珍的小书店有过密切的关联。
与影响力不匹配的是,豆瓣书店还是同样的旧书架、旧桌布和几万本老老实实排列的书籍。不卖咖啡、不搞活动,只卖折扣书,十几年里居然没有任何变化。
在11月末的这个冬夜,165块钱变成了一个梗,大家总恶作剧地突然提起这笔钱:
“钱到了吗?”
“还没有,再等等。”

❷ 库存书中寻宝
去年11月初的一天,我跟卿松一起去东南五环外的王四营批发市场,这是北京最大的图书批发市场,书籍像装修材料、像大米粮油一样,一垛一垛地堆积在各家的门市里。
乍一看,每家的选书也不错,最多的是世界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猎人笔记》、《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新设计的素雅封面,塑封得整洁平整,进价只要三五折,看上去是不错的货源。
卿松在书堆里转来转去,什么书都不买,扑哧偷笑了一声,还被女店员发现了。他拿起一本《羊脂球》,一本《局外人》,小声提醒我注意译者的名字:都是同一个人。眼前这些法国名著,译者皆为“杨风帆”;俄罗斯名著,全是“羊清露”翻译;一个叫“麦芒”的人,几乎承包了所有英文作品,不分英国美国,不分作家流派,欧·亨利、毛姆、勃朗特……全是ta的翻译范围。
“这都是洗版的书,随便找人攒出来的,一般都卖给图书馆做馆配,要不就卖给超市。”卿松又带我参观了一个巨大的图书仓库,里面除了一些色彩拙劣的绘本和几本一看就是伪书的《李嘉诚全集》、《乔布斯全集》,没有任何真正让人提得起兴趣的图书。
最后,卿松带我去了两家仅剩的,他认为“能买”的店。一进门,老板就起身热情地打招呼,第一句是:“好久没来了!”第二句完全相同:“什么时候把你的书拉走啊?”
“快了,快了。”卿松已经贴在了书架上,飞快地一排一排往下看,他突然发现有2015年华夏出版社出版,哲学家陈嘉映的文集《从感觉开始》、《无法还原的象》,只打听了一句折扣,马上就说“这一摞我都要了”。两个伙计前后围着他,话音一落就立刻躬身抱起一摞书,搬到门口堆好。





“这个来20本,这个来10本,这个我全都要……”卿松陆续发现了《尼采引论》等十几种文史哲书籍,店门口很快堆起了两三百本书,卿松一圈转完,看到书堆,恍然大悟似地发现居然订了这么多。
这些书封面颜色朴素,腰封上只有内容介绍,没有大幅的名人推荐。内文里谈论的是尼采、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白宫水门事件、美国陪审团制度……我打开手机搜了陈嘉映的那本《从感觉开始》,京东页面第一行字就标红“适读人群 :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大众读者”。陈嘉映被称为“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一个哲学家的随笔集,在眼下无论如何不会是一本畅销的通俗大众读物。
然而卿松对它们有极大的热情。在订货的瞬间,卿松不再是那个终日躲在书店后台十几平方米小仓库,脸色有些苍白,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店主,他变成了网络段子里那种大老板,到店里用手指头指,这个、这个、这个,全都给我包上。
2003年,22岁的卿松刚到书店打工时,看起来怯懦、内向。他出身农村,家里很穷,小学去城里亲戚家寄宿,却一直被当校长的姨父家暴。在学校、在家,姨父总是毫无来由地突然打骂,这让他长期精神高度紧张。放学后,卿松孤立无援,一个人藏在安静的学校厕所里,挨到饭点再回家。读书时,卿松总拿着一本盗版的路遥《人生》来回翻:“举着一本书,别人就不来打扰你了,实际上什么内容我都没看进去。”
来到北京,他在北大朗润园里租了一个大杂院的单间,一边泡图书馆,一边在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打工,他幸运地赶上了北京学术书店最后的鼎盛时期——从1993年开始,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等学术书店各自在北京创立,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固定买书、办论坛、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风入松的老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炜,他曾经于1996年在书店举办过“陈寅恪的最后20年”学术讨论会,邀请季羡林等北大学者座谈,让沉寂多年的陈寅恪研究重回大众视野。书店还搞过唱反调的图书讨论会,直接批评过度炒作的《亚洲大趋势》学术价值不高,给畅销书降温。
风入松的经理叫卢德金,对店里各种图书如数家珍,拿起一本书,从译者、出版社、责任编辑、版本区别都能讲上半天。
有一天,卢德金路过“科普”书架,随意地从角落里抽出来一本《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本书怎么放这儿了?”卢德金问。
没有人回答,书放在这儿一年多了,从没人买。
现在卿松知道,这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经典著作,分析科学研究中的范式演变,应该放在科学哲学,至少放在哲学架子上。
“摆出去看一下。”卢德金随手把书交给卿松,让他放在新书台上。
《科学革命的结构》此后一直被留在推荐位,一年卖出了五六十本。在书台上,卢德金摆过“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红学研究”的主题,把库房里积压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拿出来,重磅推出,一周卖出上百本。
跟着“卢大师”,卿松第一次发现,书店其实是一种有强烈价值判断的行当,“真正的高手就是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我说这个书不错,而且会得到(顾客的)公认。”
22岁的卿松开始展露出一种沉默的执拗,他整日泡在风入松,试着读加缪、卡夫卡,书中很多细节如今都已淡忘了,他只记得《罪与罚》的主人公也是个贫苦青年,悲剧故事让他“精神都要崩溃了,整个人都是极其地恍惚”,这种激烈的阅读体验让他至今钟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编内刊时,为了介绍汉学家,卿松主动跑了四五家书店查书,像写字典一样,把海外汉学家按照师承的源流,一个一个地梳理下来。
卿松记得住每一本书的位置,文学区店员邓雨虹托他找一本艺术书,他连着三天忙忘了,等到大家跟店里借书时,卿松看到小邓借了一本《驼背小人》,“天啊,她喜欢读本雅明!”卿松终于把这个女孩记得牢牢的。
在书店,卿松体会到被器重的滋味,老卢让他编内刊,推举他做店长,等到2004年卿松离职时,老卢把自己在北大周末书市的地摊也转给了他和他的女朋友邓雨虹。
摊位只是一米宽、两米长的木板,两个人用自行车驮书,一人弓背往前推,一人低头捡掉下来的书。等送到地方,从脚尖到头发丝都往外喷着汗,内衣已经湿透了。有时赶上天气不好,先去的人就发短信:“风大,速送鹅卵石过来。”
书摊卖的是出版社积压的库存书,卿松反复证明,一些库存书只是没有遇到它合适的读者。第一笔生意,是卖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套文库从周易、楚辞,到契诃夫、萧伯纳,涵盖了古今中外的社科经典,在市面上不多见,拿到北大校园打五折出售,很多人一捆一捆地抢购,一个周末就卖了两千多块。
很多青年学者、博士开始出入书摊,卿松戴着眼镜,微笑羞涩,站在摊边更像是在寻找知音,常有人以为他也是北大学生。他销售康德、叔本华,对每本书都略知一二,有老读者说:“他识货,分辨的出好坏,至于究竟好在哪里,他无法给出鞭辟入里的分析,但他至少不肯当一个肤浅的书评家。”
书摊渐渐变成北大东门外的小门市,卿松渐渐掌握了卢德金点石成金的本事,在新书里挑宝贝太容易了,榜单那么多,推荐语比书做得还漂亮,从旧书中选宝贝才考验知识量。从书堆里盯到一本多年前的好书,卿松会立刻心跳加速,一种强烈的快感迅速袭来,一直延续到这本书上架为止。十几年来,这种快感从未削减,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等到有懂行的顾客发现宝贝,惊叫“这本书你们都有?!”——期待的反馈到了,那种战栗的快感又再次降临。
豆瓣书店至今还保存了几本1984年一版一印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原价2.4元,译者是民国学者李述礼,卿松坚信他的翻译远远好过后续的现代译本。2007年,有位个人卖家找到卿松,带他去了西苑一个尘封已久的仓库,卿松看到眼前足足有500本《旅行记》时,立刻双眼放光,以5元的价格全部收下。自己兴冲冲地用三轮车往店里拉,骑到一半,车胎都被压变了形。
那次采购,花掉了书店仅有的2500块流动资金,卿松赌对了,500本书在几年内持续稳定地卖出,豆瓣书店有好书的名声渐渐开始流传。等到2017年卿松翻出最后几本时,在网上,这本书已被炒到60块钱一本了。

❸ 旧知识分子与新算法

也有很多书卖不出去,一些书已经摆放有年头了,从2008年开始,几本《储安平与〈 观察〉》和《储安平文集》就出现在书架上了,好像永远没有被卖完的那一天;书店角落里还有一摞《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也已经卖了五六年。
卿松喜欢储安平,储是中国现代学者,新闻界知识分子,曾担任《光明日报》主编。从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有过一段储安平研究热,他被当作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样本,曾带领过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浪潮。
最近10年,这股研究热已经降温,豆瓣书店这两本书销量并不好,几个月都没有人买一本。10年前,卿松两种书一共进了2300多本,原因只是喜欢储安平的文章和为人。最初销售时,他还做了一张手写的海报,宣传语是:能卖这种知识分子的书是我们的荣幸。
“我觉得有他的书,就是代表我对他的尊重。”卿松郑重地说完,又有点儿不好意思,“这么说是不是太装了?”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是卿松弟弟进的——弟弟10年前在书店帮工。跟卿松相反,弟弟对经营书店没什么兴趣,偶尔搬书时抱怨:“我不是干这种活儿的人。”他照着电商排行榜,一下子批发了500本网络上畅销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套书自称是精神病患者访谈录,实际上全为虚构,心理学和物理学的内容错误百出。
弟弟如今在老家经营一家男士皮包淘宝店,每天研究广告投放、首页导流,手里没有一个皮包,靠做电商分销,每个月收入大几万。他留下的那500本书堆在店里,像个碍眼的钉子。曾有北大教授在店里翻了几页,生气地质问:你家怎么还能卖这种伪科学?卿松有苦说不出,500本资金量太大了,总不能扔掉吧?
“《天才》那本书马上就卖完了,只剩最后几本了,一想到卖了这么多,其实心里是很难受的。”卿松再一次坚决地表明态度后,又小心翼翼地解释,“你可能觉得这话太假了……但真的不舒服……”
“不舒服”的还有教辅。2008年,卿松在重庆开了一家分店,门可罗雀。重庆店长每天眼看着一到放学时间,一大堆孩子涌到街对面的教辅书店,自家一整天一个客人都没有,问,能不能进点儿教辅,先把店撑下去?“不可能、不允许,太可笑了,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卿松在电话里瞬间炸了:“书店要努力地生存,但不会为了生存卖这些书。”持续亏损8个月后,重庆店直接关掉了。
在豆瓣书店之外的世界,实体书店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天前,我与一名前店员约在一家美术馆装修现代的书店里采访,女孩大一时在豆瓣书店做兼职,卿松夫妇影响了她的阅读品位,一定程度上促使她选择继续攻读文化研究,成为了一名文化行业从业者。
女孩讲了很多反消费主义的看法,聊到一半我忍不住承认,我一直在看她身后走来走去的顾客,其中看到了两个微博网红,大概4个香奈儿手袋,3个Gucci 挎包等各种名牌。在我们聊天过程中,在这家光鲜亮丽的书店里,她身后走过的奢侈品流量已经二三十万了。
逛时髦的连锁书店等于宣告消费品位,我们一起回头看身边不停拍照的顾客们,女孩撇嘴:“豆瓣书店那种环境,就没什么好发朋友圈的,对吧?”
在书店行业,现在的商业明星是西西弗书店,在2018年12月,这个品牌开了第180家连锁店,每一家都布置得像个party现场,日均几千客流量,经营秘诀是“依靠数据”。
这更像是弟弟淘宝上卖皮包的经营方法,西西弗书店过去也经营人文学术,创始人退出后,新公司成立了选品部,把一本书拆成作者、出版社、定价、主要内容等分类信息。同时,书店顾客也被解构,城市、年龄、教育程度、单身已婚、消费水平……两边的标签被严格匹配,“根据顾客的已知信息就能判断出他会买什么样的书,反之也成立。”
这些模块化的数据库,让连锁书店快速自我复制,大量畅销书、成功学书籍伴着“新零售”、“坪效”的字眼涌入商场里的新书店,西西弗董事长金伟竹有句著名的反问——他从不去自家的书店买书:“懂书有什么了不起,你懂市场吗?”
另一个成功案例是单向空间。今年1月,我见到了单向空间的联合创始人张帆,他们在杭州刚刚开了一家2800㎡的新店,一回到北京,张帆就召集编辑团队开了一下午会,“就是讨论怎么用媒体化的方式,把书推介出去。”
2005年,单向空间跟豆瓣书店同年诞生,前者现在已经是个拿了风投的文化公司了。张帆对选书、采购这些并不在行,三位创始人都是资深媒体人出身,他们更擅长“用媒体化操作的思路引导大众”。比如同样卖冷门书,杭州新店做了一个“滞销榜”书架,一开业就变成了读者发朋友圈的热点。
单向空间早已不靠卖书盈利了。张帆告诉我,公司现在有出版物、文创产品、有偿冠名的沙龙……收入足以养活4家实体店,让书店继续保持知识分子的阅读品位。他们用全新的媒体方式,推介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同样是推荐陈嘉映,单向空间在《十三邀》做了一期对谈,视频浏览量达到了1698万——卿松进的几十本文集不知道几年才能卖掉,在当下,网络视频更容易抵达那些“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大众读者”。





“单向空间他们太厉害了,创始人都是媒体人,像许知远,又能写又能说,这样很容易把书店做起来。”卿松说自己做不到。有朋友让他参加论坛,跟互联网的大佬们对谈;也有北大的读者建议他,把常来的教授、博士们组织起来做些文化活动,卿松全都拒绝了,他身上隐约还有少年时被欺凌的怯懦,“我是一个无能的人,做不了这些。”
卿松从来不写文章,也很少在网上发言(豆瓣书店微博微信都是店员代管),他说自己“算不上知识分子”。他影响力最大的产出,是设计过70多本书的封面,《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时蔬小话》、《在北大课堂读诗》……大部分是素淡清净的底色,配上一叶小舟,一个简笔人物小像。其中一些作者也常来豆瓣书店,他们都不知道眼前这个小个子老板就是封面的设计者。最近半年,店员催促卿松为日后做考虑,让他在微博上开了一个@八月之光设计的账号,介绍每本书的设计过程。账号只有134位粉丝,每一条微博都像是自言自语。
西西弗的创始人薛野,也曾经是豆瓣书店的常客,卖掉书店后,薛野离开了北京,很少再来了。“西西弗已经天差地别了,”卿松猜测,薛野宁愿从这样的书店里退出,“如果有一天别人来这么经营豆瓣书店,哪怕商业上很成功,我也会退出。”
连师傅卢德金也变了。卿松一直期待卢大师开一家自己的书店,结果老卢在孔夫子上开了一家全品类的网店,当年“那么在意书的品质、厌恶垃圾书”的人,现在什么书都卖。卢大师老了,从风入松离职后,他一直没遇到合适的空间,就连这家全品类的网店,现在页面也空空如也——卢德金3年前中了风,半边身子偏瘫,已经没办法继续工作了。
对于外界的所有变化,卿松能掌控的是不做什么。比如一本许渊冲和一本傅雷翻译的《高老头》,即使前者因为央视综艺大火,卿松还是把他的书摆在角落里,仅做品类的补充,“真正要读,还是傅雷的译本更好吧。”
每天下午,卿松到了书店,都走到最里面十几平方米的小库房里,这是卿松的办公室,他在这里看选进货,给一些出版社做封面设计,反复画一只蜻蜓的草图,试验怎么摆放在封面上更合适。
小房间没有窗户,黄色的灯整日开着,一半是写字台,一半是一摞一摞累积到房顶的进货。卿松总是躲在巨大的电脑显示屏背后,有人喊,一抬头,才能发现他在那里。

❹ 老熟人与偷书贼
在11月末的那个夜晚,165块钱迟迟都没有到账。卿松回忆中年男人的脸,记不清这是不是一个老顾客了。
豆瓣书店有很多常客,人大政治系教授张鸣10年前就开始来店里买书,店员总见他急匆匆地一头扎进店,买完书又急匆匆地出去。张鸣在媒体和学术圈以口无遮拦、爱放大炮闻名,卿松见过他的另一面:张鸣资助的一个农村孩子,有一年给他寄了一袋花生,张鸣找到卿松,给了他400块钱,让他以豆瓣书店的名义选些书寄回去。
常来的还有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卿松给近十家出版社设计过新书封面和内页。编辑们常常跑到书店的小仓库,一下午一下午地跟他对着屏幕调整版式。如果喜爱的设计被否,卿松最激烈的举动,就是把两三版书皮打印出来,找一本厚度相似的书,包上,坐一个多小时地铁,赶到出版社去,再拿给编辑们看看。如果还不通过,他也不会再说什么。
另一位熟客,是清华的曾老师,他年过八旬,四五年前,每天都来店里转一圈。有一年冬天,他开始每天带一份饭菜,逛完书店,再去给住院的老伴送饭。第二年开春,曾老师还天天出现在书店里,但那份饭菜已经不见了。
邓雨虹眼看着曾老师越来越瘦,人渐渐枯干下去,记忆力也明显减退,总把买重的书拿回来退,有次新进了译文出版社的名著全集,曾老师不得不把家里的书架抄了一遍,回来一个一个比对了再买。邓雨虹见过他在马路对面来回来去地走,寻找自行车,车放在哪里、有没有骑出门,老人都想不起来了。



一位店员送了他一个老年助步器,怕他一直佝偻着走路容易摔跤,老人来店里的频率越来越混乱,最后不再出现。两年后,书店终于忍不住跟常来的清华老师打听,得知曾老师早已不在了,他因为失智,最后孤零零待在家里,连饭都不知道要吃了,去世时身边无人知晓。
“我后悔去问这个结果。”邓雨虹说。
时间在豆瓣书店是静止的。卿松指着墙上几年前的一张旧照让我看,我实在看不出区别,他讪笑了一下:当时整洁一些。
少有的变化,是书店新安了监控——邓雨虹很反感监视读者,直到5年前的一天,刚摆到书台上的书,不到一小时,就被偷走了两本。发现时书台还是很平整——偷书贼从旁边书架抽了两本书,偷偷垫在书堆上,自己把最值钱的两本摄影集拿走了,一本是森山大道的《犬的记忆》,一本是荒木经惟的《东京日和》。
两本书都是铜版纸印刷的,定价126元,豆瓣书店的进价是75块6。邓雨虹愤怒地在网上写日记计算:
“昨日我们的流水1585.7,毛利是475.7,一天的店面房租是372,不算库房不算水电不算车费不算电话宽带所有员工不吃不喝白干,净利润是103.7。谢谢您,我们还剩了28.1。”
邓雨虹回忆那个偷书贼,大学生模样,就像一种行为艺术,他临走还买了一本书,是劳伦斯·弗莱的《假装的艺术》。
这个其貌不扬的书店,吸引的是同一个频段的读书人,连偷书贼都是斯文的相貌,各有独特的品位,偷古籍研究,偷研究宋元明器物的扬之水专著,也偷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
一些偷书贼还是书店的熟人,有时碍于面子,卿松夫妇发现了也不言语。最令人吃惊的,是一个清华研究生,这名研究生过去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还在武大店做过兼职店员。他胆子已经大到就站在收银台边,把一套8册的木心作品,拿了4册直接往包里塞。
“这套书要买最好整套买。”邓雨虹隐晦地警告,学生故作镇定地把4册又放了回去。
一周后,研究生又来书店,刚离开,一个胖子顾客立刻提醒卿松,快把他追回来。卿松叫回研究生,眼看着他脸色绯红,从书包里掏出一本王蒙的《中国天机》。卿松心里也不好受,“我跟他很熟啊,熟得要死。”
“我无法理解,之前不算是朋友,也算是熟人,能没事儿过来聊聊天什么的。”邓雨虹比丢书更生气的是,“就为了偷这么一本书,你可能失去了一个书店,没办法再来了,不会觉得这个损失有点儿大吗?他觉得值得吗?”
当天更让夫妇俩出乎意料的,是这个难堪的对峙过程中,旁边举报的胖子嘟囔了一句:“偷一次两次就算了,老偷就没意思了。”
夫妇俩讲到这儿,已经觉得事情荒诞得令人发笑了:“所以这胖子也偷过我们的书!”

❺ 侥幸的避难所
201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邓雨虹看店,屋里突然进来了四五个中年人,为首的看起来是个领导,领导背着手,迅速地在书店里转了一圈。
“这书店还挺好的。”领导说。
“是,这家干了很多年了。”旁人回答。
眼前的旧书架已经漆皮斑驳,密密匝匝摆了几万本书,一把多余的椅子都放不下。它的租金已经涨到了一个月1万8,在这个炎热的下午,因为酷暑,半天都没等到顾客。邓雨虹一个人坐在收银台里惊讶地看着这群人,揣测他们的身份,但没有人主动拿起一本书翻翻,也没有人跟她说一句话。
领导又环顾了一下,说,这个书店要保留啊。转身推门出去了。
前后不到两分钟,邓雨虹始终一头雾水,不知道来者何人。几天后,这一排门脸中有两家店被关掉了,大门被砖封上,租户们猜测那两家被赶走的原因,始终没有什么头绪。只知道那两家内部都与隔壁打通,业主出租的面积没有减少,只是两家店突然消失了。
刚收到整改通知时,卿松夫妇急得每天都在五道口附近奔波,他们看了中国地质大学附近的门脸(死胡同,过路人太少)、看了五道口地铁站旁边11楼上的小开间(没法办营业执照),犹豫要不要接马路对面一家马上倒闭的旧书店(二楼来客不便)……在寸土寸金的五道口周边,已经没有第二个门面能容得下一家利润微薄的小书店了。
与此同时,书店里正忙成一团,看到闭店消息的顾客们站满了小店,2008、2009年的盛况又回来了,店员忙得手脚不停,连从库房取书的时间都没有,每天都有近一万块钱的销售额。到了晚上,店员和老板都累得直不起腰来,心里却觉得,也许这一次真的要告别这个行业了。
2017年2月的那一次限期整改通知,最后不了了之——跟很多事情一样,并没有一个“拆”或“不拆”的明确通知,业主催大家交租金,每一家都续了新一年的全款。夏天的这次领导视察,好像一只靴子落了地,被封堵门窗的威胁,暂时悄无声息地放下了。





卿松从来没想过离开北京大学、五道口、蓝旗营的生活。他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2003年,他本来是想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在租住的大杂院,卿松第一次感受到了平等的氛围。2000年前后,那是个尚且不耻于谈理想的年代。有男孩自称要做导演,因为“当演员有什么意思?演员又表达不了自己的想法!”广东女孩家境殷实,去过西藏,会画画,狂热地旁听北大课程,天天开个烂吉普车在校园里乱跑;院子里还有正宗的北大学生,一个四川的小姑娘,瘦瘦小小的,因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报了地球物理学系,自己搬到大杂院里住,天天写诗。更多的人是来考研考博, 几年都考不上,潦倒地漂在校园里,每天晚上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和哲学。
最窘迫的时候,卿松兜里只剩7块钱,靠几包挂面吃了一周。为了赚伙食费,卿松去风入松书店找了份兼职,在那里,他遇到了卢德金,认识了邓雨虹,无意识地给未来的人生抛下了两根锚。
13年过去了,风入松倒闭了,朗润园拆迁整治园中村,变成了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严格限制入校外来者数量,那批自由的年轻人早已四散,剩下卿松和邓雨虹两个人。
书店以后怎么办?“等开不下去了再说。”夫妇俩埋首在各自的日常中,邓雨虹已经把店里一整个书架的日本推理小说读完了,卿松躲在小仓库里画画,他梦想以后有一天能好好画一下“真正美好的东西”:在去城里寄宿之前,他也有过无忧无虑的农村童年生活,水塘、农田,那些记忆都是彩色的,没有被恐惧玷污过。
此前,卿松给宫崎骏的传记中文版做过设计,他在页眉、页尾精心画上小雨伞、小飞机,一棵刚刚长出来的小蘑菇——是只有尚有天真童心的人才能画出的朴稚笔触。“可惜心理压力太大了,没完成。”卿松关掉页面,叹了一口气,童年的家暴创伤在3年前突然压垮了他,卿松一度住院,所有设计工作都做不下去了。
再次回到书店,他长久地躲在书堆里,有时邓雨虹到小仓库来,会发现丈夫在自言自语——那些创伤还在折磨着他。
小仓库一年比一年拥挤,卿松攒了许多没有再版的旧书,一组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外国文学诗选,一摞肖斯塔科维奇1998年版的《见证》,汪曾祺全集的第三、第六卷,一套资中筠文集……这些书常常是放在书店里,突然有一天,被顾客四五本连着抱走,再一查,才发现这些书已经被炒成了高价。卿松囤积了一批属于自己的库存,它们印刻着不同时代的阅读偏好,那是被他记录的一个小世界。
最近店员小钟要离职了,她从银行辞职后来做店员,收入减半,但能睡到自然醒。工作马上满两年,她打算重新回到大公司找个工作。邓雨虹招过很多类似的店员,他们是前插画师、民谣歌手、律所助理,其中一位形容,豆瓣书店有点儿像大海里中途歇脚的小岛,是一个城市的避难所。
在2018年末的这个夜晚,周五9点半,小岛要休息了。卿松顺着脖子掏出一张公交卡——他弄丢过二十多张公交卡,现在全天都把卡挂在脖子上,像个小学生。他打算一会儿到家继续看《镜花缘》,那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唐代幻想世界,他期待能给这本书画一本连环画。
五道口刚刚进入夜生活时间,在回家的路上,卿松将看到另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快手、搜狐的霓虹灯闪亮在半空中,地铁旁边的酒吧街刚开场,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们奔赴酒局,能闻到他们身上荷尔蒙的味道。
这一夜豆瓣书店暂且是安全的,“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卿松突然看了眼手机,语气欣喜:“165块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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