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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开年大作谍战剧《天衣无缝》的热播，掀起新一轮的“谍战狂热”。 战场上的“明争”与“隐蔽战线”上的“暗斗”紧密相关。 很多观众大呼“烧脑”！ 然而，真实的历史比电视剧更加精彩。 一些曾在军统局任职的人员后来在著作里提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由驻美国使馆副武官、军统驻纽约站站长肖勃通知美国海军。 【注：如《军统内幕》、《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戴笠轶事》等。】 然而，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蓄意挑拨日美关系，并未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这种说法广为流传，然而却是明显的讹误——言者连“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和“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是两个不同的单位都没搞清楚。 据称破译这则消息的池步洲是“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人，根本就不归军统管。 而且，他破译的日本外务省12月3日的紧急通知文电，只是从中可以看出某种迹象而已。 侍从室第二处直接审阅拟办“军委会技术研究室”送呈破译密电第一人张令澳早已说明： 整个战争时期，有关日本陆军和海军的重要密电码始终未曾被我方及时破译过，并没有确切的情报告知，究竟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发动偷袭珍珠港。“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并没有送呈过这样具体的破译密电，遑论是谁破译出来的。 不过，张令澳掌握的情况也是片面的。 事关日本偷袭珍珠港准确时间的绝密情报确实被中国人掌握并送出的。 只不过，做这件大事的是中国共产党。 并且，这份重大情报的获取，与一位世界顶级特工的被捕紧密相关。 此人就是被称为二战“谍王”的佐尔格。 1、“世界第一特工”竟然这么轻易地招供了？理查德·佐尔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公认最优秀的特工之一。 当代英国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更是直言：佐尔格“是二战期间最出色的间谍”，甚至“是历史上最出色的间谍”。  （图为传奇特工佐尔格）
1895年，佐尔格出生于高加索地区，年幼时全家移居德国。后来，他从军参加一战，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加入苏联籍和苏联共产党，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特工。 此人到底有多厉害？ 看这两个例子就知道了： 其一，在纳粹德国施行“巴巴罗萨”计划、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之前一个月，他就已判明德国人发起进攻的时间和计划，可惜未被苏联当局重视。 其二，同年8月，他断定日本不会在这年向苏联发起攻击。这一情报使得苏联当局能够放心地从东线调拨主力部队赴西线作战，从而逆转了莫斯科保卫战的战局。 佐尔格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重要的情报，与他在中国上海和日本东京的工作密不可分。 在东京，他作为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将军的顾问，组建“拉姆扎”小组，收集珍贵机密情报。 1941年10月10日，小组核心成员画家宫城与德被捕，供出核心成员尾崎秀实、电报员克劳森。 【注：尾崎秀实时为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兼私人秘书。】 15日，尾崎被捕。 18日，克劳森和佐尔格被捕。  （图为日本影片《间谍佐尔格》中的画家宫城）
这个时间点正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节骨眼上。 为什么这么说？ 佐尔格被捕的两天前，日本发生了一件大事——近卫内阁总辞职，“战争狂人”东条英机正在走向舞台中央。  （图为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就出自他手）
佐尔格的特工组织此前已探明日本将采取“南进”的战略，这就意味着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将随时谈崩，日军将向美国发动进攻。因此，搞清日军进攻的时间和计划尤为关键。 这时佐尔格被捕所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位世界最顶级的特工，竟然在狱中向敌人招供了！ 光是日本特高课对他审讯和录供的时间就长达半年多，内容极为详实和重要。 据其亲密战友张放（曾受周恩来指派加入佐尔格在上海建立的共产国际情报小组并成为该小组核心成员）分析，佐尔格不但承认自己是苏联红军总参四局派出的谍报人员，而且写了5万多字的供述材料，全面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内容涉及到在德共、在共产国际总部、红军总参情报以及被派到上海、日本的工作情况。 最重要的是，他还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和红军情报工作的基本战略战术！ 张放认为，佐尔格是为了获释，因此“对敌人的审讯不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然而，这个解释说不通。按苏共特工的纪律，一旦开口招供反而会失去组织救援的机会；如果他指望奥特大使为代表的德国方面“捞”他出来，显然也不应招供。 事实上，佐尔格在开口后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在奥特获准与他见面时，他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 据日方资料以及前往探问的奥特大使所见，佐尔格并未受刑；他的供词中最详细的，是他的情报如何造成日军屡屡惨败，这种显然会激怒日方的供述，似乎也不会出于一个想讨好日本人以求保命的人之口。 那么，佐尔格到底为什么做出如此不符合常理的举动？ 2、这条情报线，绝不能断！佐尔格入狱后，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 首当其冲的是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小组之前获取的战略情报可能完全作废。 佐尔格被捕前，日本近卫内阁已经确定了南进的战略决策，但尚未确定开战的时间。日本人在得知此情报已经被佐尔格报告莫斯科之后，会不会因此改变战略或者推迟行动时间呢？ 这是佐尔格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佐尔格小组虽是为苏联提供情报，但他们联系范围非常广泛，情况完全可能透露给英美。与佐尔格小组联系紧密而被日本逮捕的有苏联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等。】 他考虑到情况发展的几种可能： 其一，日本在战略意图已暴露的情况下调整战略，改向北集中兵力，以陆军主力陈兵中苏边界，以海军主力包围海参崴，牵制苏军远东部队不使其西调，配合德军首先解决苏联。 其二，日本将计就计，表面上仍取南进态势。当远东苏军主力西调并与德军纠缠无力东顾之后，于1942年春突然袭击苏联，从背后打击苏联并取得西伯利亚地区的战争资源。 其三，日本坚持原定战略，在太平洋地区发起对美英的进攻。如果这样的话，摸清其进攻发起时间就非常关键。 就在局面如此复杂、急需对日战略情报的关键时刻，苏联在日本的情报系统和人员由于佐尔格的情报组织被“端掉”而不复存在。 佐尔格知道，此时，苏联获取对日战略情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另一个方向的两条情报线上了。 这个方向，就是中国。 两条情报线，一条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情报科，它的战略情报员，包括打入上海满铁调查课的中共日籍党员中西功和打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中共日籍党员西里龙夫； 另一条线就是红军总参四局派遣原佐尔格上海小组的中共党员，分别部署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构成的情报网络，这些小组都有电台，直接与莫斯科联系，张放就是天津站站长。 佐尔格知道，这两条线将能够继续侦查并向莫斯科提供日军的战略动向。其中，中共上海情报科的能力更强。 此前获知日军“南进”战略的情报，其实就是出自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中西功之手。  （图为中西功）
【注：由于佐尔格在供词中将获取该情报的情况揽在自己身上，后来苏、美等国的书籍都将此事记在佐尔格小组名下，但其实佐尔格知道真相，他这样说，可能与他向日本人招供的原因相同。】 就在希特勒闪击苏联后不久，1941年7月，日军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向“满洲”集结，引起苏联和中共的高度警觉。 延安要求上海情报科查明日军的真实目的，任务交给了中西功。 恰在此时，满铁派中西功回东京参加“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到东京后，中西功约见了尾崎秀实。尾崎告诉他，7月2日御前会议确定的方针是：在北方对苏积极备战的同时，准备南进作战。 因此，这次大兵北调，名义上是“演习”，但有“北进”苏联的威胁。 尾崎建议：“你不妨在回上海时，路过满洲实地观察一下，把所见所闻告诉我。因为不能完全排除陆军用既成事实的办法压迫内阁的可能。” 按照尾崎的意见，中西功回上海时，特地到大连逗留了几天。满眼所见，尽是日军士兵，连街头公园、学校、工厂全挤满了兵。车辆、马匹、坦克、被服、弹药、汽油，一条战备物资的洪流从大连海边向岸上流淌。 但是，中西功却看到，士兵们在海边进行登陆演习！ 这说明，日军是以“北进”为名，为“南进”做准备！ 回到上海，中西功通过上级明确地回答延安：所谓“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是“南进”的演习，至于是否会北攻苏联，要依苏德战场形势而定。 中西功同时将情况通报了东京的尾崎秀实。 这就说明，佐尔格小组与中共上海情报科通过尾崎秀实与中西功之间的联系互通情报、协同作战。 佐尔格对他们是很了解的，即便在狱中，也能够指望上海情报科接替佐尔格小组继续为反法西斯战线提供对日战略情报。 但是，当检察官吉川把尾崎、宫城和克劳森等人的供词拿给他看时，佐尔格恐怕一下会觉得心凉了半截。 宫城和克劳森对中国的这两条线倒是一无所知，但尾崎秀实对中共上海情报科的几位日籍党员都非常了解。 当年，中央特科的王学文在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时，在日本学生中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发展其中的一些日本学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后来加入中共的一批日籍党员都是出自这个小组。 当时，尾崎秀实作为派驻上海的日本记者，同情中国革命，也经常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因而与中西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和长期的联系，中西功进入“满铁上海调查课”就是尾崎秀实介绍的。  （图为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中国上海兴办的东亚同文书院）
尾崎秀实已经开口招供，一旦供出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这条线必然全面崩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打入日本、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将丧失殆尽，损失无可挽回！ 事实上，尾崎也确实供出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如果特高课立即顺着这些供词追查下去，很快就能挖到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 怎么办？ 佐尔格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以掩护中国情报机构继续完成任务。 为此，他必须做到两点： 第一，为拖延时间，他得多说。 说得越多，拖延的时间就越长。他不但说，而且要求用打字机写，写比说慢得多。他写了半年，一直到1942年3月，共写了5万多字。 第二点，要让日本人充分相信自己。 佐尔格肯定清楚，特高课绝不会轻易相信他的供词，必定进行查证，只要有一句被证明是假话，他为掩护中国战略情报机构说的话，日本人就很难相信。 从被捕到1944年11月7日就义，佐尔格没有与自己人接触的机会，也就无法把他的真实想法传递给组织和后人，因此前面的推测难以证明是否确实出自佐尔格的主观故意。 但是，后来的情况说明，他的做法至少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中国情报机构的作用。 试想，如果佐尔格缄默不语，特高课必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尾崎秀实身上，根据他的供词穷追到底，那么中共上海情报科就不可能继续工作8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上海情报科发出了日军奇袭珍珠港和进攻中途岛两大至关重要的战略情报。 3、向西去？不！偏向虎山行佐尔格被捕后，上海情报科的情况如何呢？ 中共上海情报科，是中央特科的延续，是“最后的特科”留下的种子。 1934年到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反复大规模破坏。 为保存力量，1935年8月决定撤销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特科等机构并分批撤离。 特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 1935年11月18日，国民党特务又将特科上海办事处破获，丘吉夫被捕。  （图为位于上海市武定路930弄14号的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但是，上海特科并没有溃散，剩下的少数人员在徐强领导下继续工作。 1936年4月，陕北中央派冯雪峰回到上海。冯雪峰指示徐强，将主要任务转向情报工作。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之后，上海特科被改组为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之所以能够担负这项任务，是因为特科的王学文发展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名日籍党员。 1933年春，西里龙夫来到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 1934年，他设法找到王学文，加入中共，开始进行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 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西里龙夫就任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打入日军高层。 1934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就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认为日本侵华的策划中心已移至上海，于是设法调到上海，通过西里龙夫与王学文接上联系。 1938年，中西功加入中共，就任日军“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派驻上海委员，打入日本驻华情报机构。 1939年，徐强调回延安，吴纪光接手上海情报科工作。 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吴纪光调整加强了上海情报科： 上海以中西功为核心，利用中西功的地位，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名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名义上，这个调查班的任务是搜集南京、延安和上海租界方面上层人物的活动情报；实际上，这个特别调查班里安插了多名上海情报科的中共党员，特别调查班的班长程和生担任联络员。 【注：程和生为化名，本名郑文道。】 在南京，有西里龙夫、李一峰（伪“中央社”采访部主任，汪伪特工总部顾问）、汪敬远（汪精卫随从秘书）三名战略情报员，李得森及其妻子张敏以行医为掩护设立南京情报站，张明达担任与上海方面的联络员。 在华北，尾崎庄太郎打入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任情报课长，白井行幸在太原以经商名义活动，并派钱志行到北平建立联络站。 这样，上海情报科构成了埋伏在日军内高层的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以及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 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总部均能提前得到可靠的情报。 1941年10月，佐尔格、尾崎秀实被捕。不久，中西功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 【注：此时上海方面对尾崎等人的被捕尚不知情。】 这令中西功大为吃惊，因为这个“白川次郎”其实就是中西功他自己。 1938年，日本取缔共产党，中西功就此写了一篇报道性的文章，题目叫作《镇压日本左翼的状况》，严厉抨击日本当局“正在制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尾崎秀实协助，传递到上海，在《中国论坛》杂志上用“白川次郎”的笔名发表。这个笔名，只有同文书院几名关系密切的同学才知道。 因此，很显然，这是一封报警电。 怎么办？程和生请示吴纪光，吴纪光请示潘汉年。潘汉年听完说：延安转达莫斯科方面的请求，要求我们迅速查清日军南进的开战时间。这是关键问题的关键时刻，必须慎重考虑，容我想一天再说。 潘汉年应该知道，周恩来早就给中央特科定下过规矩，一旦有人被捕，不论此人是否可能叛变，与之有关联的其他人都必须立即撤退隐蔽。 不过，这时候，潘汉年还不知道佐尔格小组出事的情况，但是他知道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他知道此时日军战略情报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潘汉年再与吴纪光会面时，他已下定了决心。 潘汉年对吴纪光说： “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非常严竣，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第一重要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抗日的范围。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们用一切力量注视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方向问题。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过，他对日本南进还是北进非常关心，非常焦虑。说如果日本北进的话，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因为英美有可能跟日本妥协。他还说，果真出现那种局面的活，共产主义大本营和全世界、全人类都要经受一段黑暗时期。你看，形势多么严重。现在，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央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日期，这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提供更进一步的明确的战略情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纪光问。 潘汉年说：“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东去’。只有向东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但是考虑到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可以先征求他的个人意见。” 吴纪光明白，这是冒着被捕的巨大危险，提着脑袋深入虎穴夺虎子的行动。对于中共党员来说，在万不得已时，确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情况，但中西功毕竟是日籍党员啊。因此，听了潘汉年的决定后，吴纪光甚至都不知道怎样向联络员程和生传达。 果不其然，程和生听了上级的决定，眨巴着眼睛，半天都没有说话，最后打了个冷颤，挤出一句：“就这样决定了？” 吴纪光看着程和生的样子，尽管心里很不是滋味，嘴上仍然坚定地说：“决定了。” “如果，”程和生抱着最后的希望问：“如果中西功持反对意见呢？” 程和生这么问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于中西功拒绝冒这样大的危险。 “当然，我们得尊重他的意见。不过，你得一字不改地把决定传达给他，快去吧。” 程和生没有想通，所以在向中西功传达上级指示时，便带着一种情绪。在他想来，中西功定会表现为难，甚至可能婉言推辞。 如果他推辞，是在情理之中，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吴细细商量，改为把中西功送到根据地去（即“向西去”）。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中西功听后，竟肯定地点点头，说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满口答应了。中西功倒反过来劝他，说老吴的决定是如何如何正确，任务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草率撤退。至于到东京以后，不必为他担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护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等等。 原来，就在程和生请示上级的同时，中西功也在反复地思考相同的问题——要不要“向西去”？中西功想起程和生看了电报后同他谈话的表情。程和生为他的安危担心，极力主张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为了保护他。 可是，那么一来，程和生、倪之骥、程维德这些在“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都转移吗？如果都转移了，“满铁”这个重要情报点岂不就彻底撤销了？不但如此，一旦他“向西去”，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都会因为与他关系密切而暴露。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图中从左至右分别为尾崎庄太郎、西里龙夫、中西功）
不能容许这个局面出现！ 一定要保住这个情报网！ 怎么做？ 办法很简明，他仍旧坚持在“满铁”，不向西去。 他在，情报网就存；他走，情报网就亡。 “建立这样一个深入的情报网是多么不容易啊！”中西功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之后，下定了决心。 这时，中西功也想到，如果他坚持留下来，那么也就意味着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也要冒着同样的危险留下来坚持。这事，必须征求西里龙夫的意见，并且与他商量面临的局势与应对的办法。想到这里，中西功立即乘夜车赶往南京。 两人一见面，开门见山，根据近卫倒台、东条组阁的情况，推测近卫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很大可能随之受到某种牵连。 “尾崎秀实凶多吉少。”西里龙夫口气断然。 “也说明在近卫的档案库里有关于我们的报告材料。”中西功说。 “是啊！不过，情况不明，任何判断都是盲目的。” “所以，我想回东京去一趟，实地侦察一下。” 西里龙夫隔着眼镜片向他投来的眼光充满惊愕，脸也渐渐伸长了。 好一阵，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着，谁也不说话。 “那，”西里龙夫问：“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后说：“东条的广播讲话，虽然承袭了近卫关于战争国策的调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夫，比近卫更急于发动战争，‘南进’好像要开始了。我要掌握这个战争之神的脉搏。” 中西功边说边观察西里龙夫的脸色，见他仍旧那么惊愕地直视着自己，显然是觉得这个回答文不对题。 中西功便进一步阐说，他拟东京之行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希望侦得东条发动南进战争的具体计划和准确的时间，然后再决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坚持使“满铁”这个情报点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他有点激动地说：“我的作用是别人难以代替的。我向西去了，对上海情报科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不作无谓牺牲，但我绝不怕牺牲。”  （图为东条英机，这位“战争狂人”的上台，使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更为紧迫）
西里龙夫的眼帘隔着眼镜片渐渐垂了下来。 中西功并没有直接指出，自己“向东去”，西里龙夫就必须在南京坚持，其实冒着同样危险，但他知道，西里龙夫是同意他的想法的。 1941年10月底，中西功在上海日清码头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 4、独闯龙潭，危机四伏这次返日，他的首要目标要设法拿到日军发动“南进”战争具体时间的确切情报，其次要搞清楚“白川次郎”发出“向西去”的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中西功寄希望于尾崎秀实——什么事瞒得过首相顾问兼秘书？虽然近卫下台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见到尾崎秀实，就有希望。 中西功不知道，当他踏上日本国土时，尾崎秀实已经被捕半个月了。尾崎不仅供出了他本人和佐尔格的各种活动情况，而且在供词中提到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团体，提到了中共在那里建立的支部和发展的党员。 如果特高课的大桥兴助警部顺着这个线索追下去，不难把当年同文书院中与尾崎秀实关系密切的学生列出，包括中西功在那里曾因向日本海军士官生散发反战传单而遭逮捕并被停学一年的档案记录，也不难发现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东京因参与“无产阶级研究所”的活动而先后被捕的记录。 如果特高课发现中西功这时候秘密回到东京，只要跟踪和窃听他的电话，看他与谁联系，立即就能逮个正着，让中西功有来无回，将中共上海情报科一网打尽。  （图为尾崎秀实）
然而，大桥警部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时他正忙着倾听着佐尔格滔滔不绝的供词，企图从中找到更多的线索。 到达东京后，中西功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就去电话间给尾崎秀实打电话。拨了号码之后，半天没有回声。 “怎么回事？难道近卫下台，尾崎的电话也撤销了？还是出了意外？” 他轻轻挂断了电话，又拿起话筒，拨了另一个号码。 对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声音尖细：“你是谁？” “请找水野成先生说话。” 过了一阵，传来男人的声音：“你是哪位？” “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因为我有点感冒，您是哪位？” “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听出来我还要问你吗？你是谁？”对方紧追不放。 “噢，我是你叔父彦三郎，我应征入伍了，马上要上船，来不及去看你了。” “是吗？噢，多多保重……哎，哪个彦三郎？” “好的，再见。” 中西功重重叩上话筒。 接电话的人不是水野成，如果是他，在听到他第一句话后，便会惊喜地轻叫一声；然后用调侃的语调，学他的话：“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这是他们每次通话的习惯，后来变成接头暗语似的。 而且，从口气听，十有八九不是水野成家的人。 那么，接电话的是什么人？水野成也出了意外？ 他又拨号码，找浜津良胜。 “请问，浜津良胜先生在吗？” “浜津良胜？”对方温和地反问：“你找他干什么？” “朋友，好久不见了，想念他。” “到警视厅看他去吧。”对方挂上了电话。 中西功手握话筒怔住了。事情很明白了，这些接电话的人一定是警视厅留在那儿等待“自投罗网”者的警察！浜津良胜进了警视厅，尾崎和水野也不必找了。 看来，“白川次郎”发警报确实是事出有因，情况危急。  （图为如今日本东京的警视厅本部）
但是任务还是必须完成。 中西功转而苦苦思索完成任务的途径。他想去海军部看看，可是那里没有熟人。他又想到总参谋部去一趟。 但是，凭一个“满铁”调查员的身份证明，硬闯进去，是毫无道理的。即使闯进去，有谁会对你谈什么“南进”不“南进”？谁会给你看绝密文件？即便有熟人，有亲友，要想进那个大门，警卫也是不允许的。那是何等森严的机关！ 只有到军部报道部去试一试，那里有个佐藤癸二，是个记者，过去有过一面之识，从他口里也许能探得一点消息。 事实上，情况对中西功十分危险。因为他打的这两个电话，等于再次给特高课提了个醒。 特别是他找的这个水野成，与他是同文书院的同班同学，当年他们因散发反战传单，一同被领事警察逮捕拘留，水野被学校开除，中西功被停学一年。 水野被捕后，他的这段历史已经被特高课记录在案。如果特高课多少警觉一点，查一查水野有没有个叫“彦三郎”的叔父，立即就能发现打来电话的人非常可疑，再把水野历史上的好友们排查一遍，中西功在劫难逃，哪里还容得他在东京满世界地到处找人探听帝国的机密？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留守的人员根本没把电话当回事，他们的头头大桥警部正在倾听佐尔格的供词，腾不出时间去关照那些张网等鱼的下属们。 后来的情况说明，如果大桥这时候每天听听汇报，情况会完全不同。 中西功没有想到这一切，他脑子里都是如何完成任务。 第二天，中西功来到军部报道部，可是没有找到佐藤癸二，佐藤去台湾了。万般无奈之下，中西功采取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赖在那里不走，倾听记者编辑们的议论。记者们的夸夸其谈，帮了他大忙。 他了解到，驻在中国南方的日军，正在向台湾集结，佐藤癸二去台湾，就是去随军报道。也就是说，集结在台湾的部队将有作战行动。同时，7月调到“满洲”参加“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部队，正在海运南下，有的在小笠原群岛集结，有的直开东印度。 无疑，“南进”作战已经在行动中了。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得到计划中的开战日期。 至于坚持“满铁”情报点的“万全之策”，待回到上海再研究不迟。因为形势正在急剧变化，未来难以预料。 怎么能得到开战日期呢？从哪里下手？ 一般机关和人员谁也不知道。正在进行的内阁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连军部报道部的采编主任都不得入场。  （图为电视剧《智者无敌》陈宝国饰演的主角中村功，其原型就是中西功）
怎么办？ 中西功疲惫不堪地回到旅店，店主告诉他：“先生，有人给你来过电话。” “谁？” “他没有告诉我姓名，只叫我转告您，请您到西边去。我问他到西边什么地方，他说您知道。” “啊？”中西功暗暗吃了一惊——这人到底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到了东京，住在这儿？也许，这位朋友就在军部报道部。只是他不愿意把自己暴露给我，而在暗中帮助我？ 中西功决定再去军部报道部探一探。一路上，中西功故意慢慢地走，希望那位友人从路边走出来，但是没有。 到了军部报道部，他在走廊里，在楼梯口，在记者间，在各编辑室走来走去，凡有人问“您找谁”，他便说“看个朋友”，同时用最友好的微笑争取和人家谈话，譬如“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你们很忙啊？”“我好像见过您”。 令他非常失望的是，没有一个人向他显露出他想看到的那种眼神和脸色。 在回旅社的路上，他心中已经明白：这位朋友不会在大庭广众出面和他打招呼的，只能寄希望于他再来电话。 第二天，除了外出吃饭，他没离开房间一步，但始终没收到一个电话。 这位朋友是谁呢？他又着急，又紧张。 不管是谁吧，朋友的好心忠告，不可辜负，应该赶紧离开东京。 5、这本应成为二战最重要情报，然而……但是，日军发动“南进”战争的日期是哪一天？ 这个任务不完成怎能离开东京？ 在这里会被警视厅发现而出现麻烦吗？ 中西功相信不至于，茫茫东京至今还未发现有人跟踪他。除了那位暗中相助的朋友。 就这样，辗转反侧了一夜，中西功又想起一个名叫佐山伊之助的同学，在银座经营一个小书店。 中西功找到佐山，闲聊之中听说他有个姐夫在军部担任通讯参谋管收发电报。于是，中西功缠住佐山，每天去找他侃山，请他吃饭，以帮助佐山在上海开店的名义，让他找姐夫打听开战的时间，说最好在开战前让佐山跟他到上海走一趟，等等。 孰料，过了些日子，佐山竟对他笑道： “我姐夫说了，开战不开战还没定呢，也许明天就对美国佬开火，也许永远不打他们了，得看和他们的谈判。美国答应我们的条件，就不打他们；不答应，就不客气。还说，这种秘密，不要我问。他说现在背叛天皇的人很多，谈话不小心，就会被俄国间谍听去。我姐夫是个一心向上的人。” 此路不通。中西功失望地走出佐山书店，在回旅店的路上却碰见了脸色黝黑、胡子拉茬的军部报道部记者佐藤癸二！ 佐藤刚从台湾回到东京，中西功赶紧把他拉进路边酒店。中西功急切地问：“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 佐藤先是愣怔了一下，继之仿佛想到了这位在“满铁”的朋友是掌握全盘军情的人物，便平淡地说： “没有。在等待，看谈判。驻德国的来栖大使已经到美国去帮助野村特使了。谈判最后日期限在月底，到30日为止。内部消息说，没有成功的希望。海军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完毕，我想要求到那里去，没批准，今天还得回台湾。”  （图左为前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三郎，右为前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但是，还需要查对一下，中西功估计，在他逗留东京期间，“满铁”收到的“编内参考”里，会有这方面的消息。 马上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中西功进了“满铁”，一头扎到资料研究室，匆匆翻阅近期新到的各种“编内参考”、“情报交流”、“调查通报”、“军部通报”、“军密”、“绝密”、“机要”…… 终于找到他需要查对的条目了。在1941年11月6日的《编内参考》上“对美国谈判要领”栏内刊载： 来栖大使今日飞香港转美，协助野村特使与美国谈判，详细申明日本对美谈判条件之最后让步，坚决要求按甲案迅速达成协议。对美方徒尚空谈的非现实态度，要促使其对日本可能接受限度的认识，谈判以11月30日为限，不再拖延…… 接着，中西功在《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密件里，又看到了这个“以11月底为限”。那里是这样写的： 一、以驻满洲、朝鲜的16个师团对苏戒备； 二、按既定方针对中国作战； 三、对南方，以11月底为限，加强对美英的战争准备… 在《皇军大东亚战争南方部署》中： 坂田中将，三个师团，泰国； 今村中将，三个师团，马来亚； 本间中将，四个师团，菲律宾； 寺内大将，二个师团，香港。 看来，战争在11月底、12月初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 回到家，程和生正在等他。程和生给他带来了南京联络员送来的西里龙夫的密信： 中西君： 近卫倒台，尾崎秀实君境况如何？甚为悬念。你的此行安危，我魂牵梦绕，不敢设想。收效如何？更不敢奢望。为助君功成，特将我日前应邀参加‘总军’欢迎关东军参观团招待会上得来的点滴资料奉告： ——关东军留20万防苏，其余全部南调； ——海军集结作战待机海域：择捉岛卑冠湾； ——11月下旬舰艇启动，航向东南。 消息系参观团团长酒后密告。不知是为讨好我这报道部顾问，抑或向我宣扬他广知军情？皆不必细究，然准确无疑。因该君虽已微醉，但口齿清楚，装腔作势地出言庄肃。  （图为电视剧《智者无敌》中谢钢饰演的西里龙夫）
看完密信，中西功对程和生说：“马上安排，我要面见老吴。” 1941年11月中旬，中西功向吴纪光报告：根据各方面情报综合分析，特别是“日美谈判以11月30日为限不再拖延”，以及海军航行时间推算，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是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星期天。 这个情报立即报告到了延安。潘汉年还指示吴纪光，将这个消息捅给军统上海站“21号”。 晚上，吴纪光约见了那两位21号的“朋友”，明确告知他们：“据从高级方面得到的可靠消息，日军将在12月8日发起南进战争，你们赶紧报告上峰。到时候战争一打起来你们定会时来运转。” 这两人追根刨底问他：“哪个最高方面？姓皇还是姓汪？” 吴纪光笑笑说：“上海人王黄不分，赶紧上报去吧。” 【注：“姓皇”即指日本方面，“姓汪”即指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方面。】 12月2日，中西功在“满铁”资料研究室新收到的《编内参考》上看到一条“宫内讯”称：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宫中举行政府和重臣恳谈会，出席者，政府方面为首相、陆相、海相、企划院总裁，重臣为若槻礼次郎、阿部信行、广田弘毅、近卫文麿、林铣十郎、冈田启介、米内光政。 若槻告诫政府：“南进战争，若为求日本之独立与生存，开战宁败也无悔；若非为此目的而诉诸武力，则危险非常。” 广田、林铣、阿部三重臣称：“既然政府决心已定，只好表示信赖。”经首相诚恳解释，全体重臣对政府开战决心，最后“表示谅解”。 3日，中西功再次派程和生去见吴纪光，转告： “战争肯定将在12月8日爆发。” 12月8日这天，中西功把自己关在家里，等待着来自太平洋战场的消息。当他听到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取得辉煌大胜”时，压抑在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拍桌子打板凳地对妻子发火。 最使他难以理解甚至愤怒的是：自己出生入死冒生命危险换来的重大情报，竟丝毫未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在这之前，中西功内心一直抱着某种希望，希望他的情报能够促使美国向日本发出警告，以便遏止这一场注定会将日本拖进灾难的战争。但是现在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图为在珍珠港基地遭日军攻击爆炸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中西功冒生命危险获得的情报被美国无视） 6、佐尔格争取到的8个月有多重要？就在中西功、西里龙夫他们成功地获取日本战略情报这段时间里，日本特高课在干什么呢？ 特高课的大桥警部正在紧张地审讯佐尔格。 到11月下旬，特高课获取了佐尔格的第一批供词，日本人需要德国人协助调查供词的真实性了。 他们私底下捅给德国大使馆纳粹特派员毛森格上校一份供词，又通过外交渠道交给奥特大使一份供词。 佐尔格的供词很快被送到德国。 12月初，德国秘密警察开始对佐尔格案展开调查，除了对档案资料进行调查之外，还动用苏联境内的间谍组织进行查证。 德国大使馆和日本警视厅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德国秘密警察的查证结果。奥特和毛森格不相信佐尔格会是苏联人的间谍，日本警视厅不相信佐尔格说的都是实话。 与此同时，大桥对佐尔格的审讯仍在不间断地进行，仅在12月8日突袭珍珠港这天休息了1天。  （图为电影《间谍佐尔格》中受审讯的佐尔格）
上海这边，1942年的元旦，吴纪光特意将中西功和程和生找到一起。吴纪光高兴地告诉中西功，延安发来专电，表扬上海情报科的工作。 吴纪光表示，莫斯科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美英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由此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但是中西功显得忧心种种，并不怎么高兴。吴纪光觉得，可能是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被捕对中西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于是问他：“你跟尾崎很熟悉吗？” 中西功说：“无话不谈。” “他会把你供出来吗？” “不会。” “其他人呢？” “也不会。”中西功显得很自信。 “……？”吴纪光疑虑地看着中西功。 程和生看到这个场面，赶紧捅捅中西功。 中西功明白程和生的意思，但没有理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下去。 原来，中西功担心的，是日本短期内战争实力的增强，以及在日本海军“重大胜利”面前日本陆军可能的冒进行为。 会见之后，程和生陪着中西功走回家。 路上，程和生不满地对中西功说：“先生，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两次要你对他说对你安排的意见，你怎么就是不说？” 中西功皱眉点头道：“我听懂了，倒是你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我们是个整体，要想整体，个人是第二位的。” 程和生默然了。  （图为程和生）
1942年元旦过后不久，德国使馆接到柏林盖世太保的来电。来电说：东京寄来要求查证的关于佐尔格的材料，已经全部由档案材料和“有关方面”的调查所证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特高课的大桥根据尾崎秀实等人供词中多次提到在上海的活动，终于开始怀疑到佐尔格小组与中国方面的联系。 他瞄上了与尾崎秀实交往密切的中西功。 不过在佐尔格审讯结束之前，大桥也抽不出更多的精力旁顾，这件事只能先放一放。 到了1942年3月，特高课对佐尔格的审讯终于结束了。 大桥找来负责东京所有侦破点线的特高课长、警部补松本和警吏野村。 “你们有什么可报告的吗？”他问道。 “没有。”野村说。 “一点没有？” “没有。”松本作证。 “一点可疑的也没有吗？” 野村看了看松本，吞吞吐吐他说：“好像有人给尾崎秀实家通过电话。” “那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尾崎家的电话，在搜查时被拆卸坏了。” “噢！” “有个人给水野成家通过电话，说是水野成的叔父彦三郎应征入伍了。” “水野成有这么个叔父吗？” “现在应征的人很多，或许有。” “或许有？查过吗？” “没有。没有查过。” 大桥脸色陡变：“为什么不查？” “或许水野家族确实有个应征的彦三郎。”松本壮胆地说。 “或许，或许，或许，或许！”大桥拍打着桌子咆哮起来，震得记事册和电话机都跳起来。 松本和野村互相看一眼。他们对大桥这般发作全不理解，很为奇怪，像在说：“这有什么可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的？现在应征的人确实很多嘛，水野家族有没有个应征的，有什么奇怪？！” “或许他就是我们要捕捉的呢？”大桥神经质般吼叫。 松本和野村又相视一眼，显然这是他们根本不相信的事。 大桥怒气冲冲，对他们咬牙瞪眼好一阵；然后强按怒火，压低声音，狠狠地又问：“还有什么或许？” 松本沉吟片刻才怯怯地说： “也有个人给滨津良胜家打过电话。” “是谁？” “只说是朋友，许久不见面，很想念他。” “没请他到滨津家里来会面？” “他要请滨津亲自接电话，监听的回说滨津不在家。对方便追问：‘他到哪里去了？’监听的急了，说：到警视厅去找他吧。对方随即挂断了电话。” 听到下属的拙劣表现，大桥仰天长叹了一声：“这不等于明白告诉他：滨津已经被捕了吗？！” 松本和野村面面相觑，以为高桥又要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地跟他们两人急，孰料大桥却定睛凝思起来： 好你个佐尔格！你这么痛快一说就是六个月，原来是掩护中共的“佐尔格”在跟帝国玩“谋略”呢！ 随即，大桥派遣松本和野村到上海调查。 反复碰壁、几经周转后，二人设计，于1942年6月16日，在中西功上海的家中将他抓捕。同一天，西里龙夫在南京被捕。之后，尾崎庄太郎在北平被捕，白井兴幸在山西被捕。  （图为中西功与家人合影）
由于佐尔格的招供，至少可以说从客观上起到了拖住日本特高课的作用，中共上海情报科从1941年10月中旬到1942年6月中旬继续工作了8个月。 根据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方知达的回忆，在这段时间里，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向延安提供了一系列重要情报： 关于日军将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期和兵力部署的情报； 关于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战略方针：1、战略封锁，攻占我国东南沿海从宁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监视美英海军活动，2、正面作战，进攻豫南、赣北、晋南和长沙，逼迫蒋军，3、巩固占领区，对华北进行“强化治安”，对苏北进行“大扫荡”，用大兵力歼击作战，配合南进作战； 关于华中、华北日军兵力及其调遣情况； 关于占领区经济危机，汪精卫访日求援、日本贷给3亿日元，实际上是以缴获蒋军的武器折价支付的情况； 关于蒋军高级将领投敌和阎锡山策划投日的情况； 关于日对美开战后第13军成立“对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况； 关于关东军留守兵力和对苏戒备情况；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四个月来日本舰船损失的统计； 关于日军接收租界后13军、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汪伪“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关于日本政界强烈希望在占领新加坡后即与美英谈判停战，但军阀一意孤行的内斗； 关于日本军阀中一部分冒险势力欲在开冻以前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沼泽地带进攻苏联，但因力不从心未能实现的报告； 关于海战剧烈进行，日本国内粮食来源断绝、口粮分配锐减、人民集体自杀时有所闻的报告； 关于第三期清乡将在澄、锡、虞修筑三百公里竹篱笆，在苏杭公路设置铁丝网，以后又要将清乡扩大到浙、苏、沪占领区全部的报告； 关于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日军部署调整情况的报告； 关于日本为支援南进在华中敌占区搜刮物资掠夺金融的策划； 关于美机轰炸日本造成的损失以及第13军等进攻浙东国民党第三战区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国在玉山的战略轰炸机基地的报告； 关于日军占领爪哇后再无力向前推进的分析报告； 等等。 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送出了关于日军将发起中途岛战役及其兵力使用的情报。 
（图为中途岛战役被美军俘虏的日军“飞龙”号航母幸存者，这次二战转折性战役，就有中共情报机构的一份功劳） 中西功等人被捕后，上海情报科考虑到他们的身份尚未最后暴露，为了保护他们，下令所有中共党员坚守岗位，不得撤离。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明知非常危险，但是没有一人逃跑。 特高课后来查证确认，中西功等人的案子属于“中共谍报团案”，接着展开了大搜捕。 程和生首先在上海被抓捕，为了向其他人发出警报，乘囚车路过上海的繁华街市时，他跳车自杀未遂，被抬到医院时去世。 随后，日本警视厅特高课接着逮捕陈一峰、汪敬远、李得森、张敏、郑百千、程维德、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里的程鸿钩等中共党员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南京站联络员张明达乘乱逃生。 1944年11月7日，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日本人执行死刑。 两个星期后，张放乘着鬼子哨兵喝酒昏醉的机会，从天津日本宪兵监狱成功越狱。 47年后，张放在《佐尔格在日本》一书中说： “佐尔格在保护敌区工作的同志和组织方面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他在答复敌人的审讯中采取了避重就轻的方法。……他只提到和他最接近的那个中国人姓王，他指的就是我，但我从来没有姓过王，可见他是任意编造，用以应付敌人的。……因为他们始终未曾审问与佐尔格案有关的问题。如果这种关系被他们发现，我们必被送到东京归案。由于我的案子未被当作与佐尔格案有关的事件看待，我才得以在敌人麻痹大意的情况下，越狱逃脱。” 张放越狱后，一路“向西去”，走了六个月，到达延安。 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虽遭到严酷的刑讯逼供，但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后，根据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的命令，最终得以被释放出狱。 参考资料： 《左（佐）尔格在日本》（内部刊物，作者张放，笔名方文） 《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东方出版社，作者方知达、梁燕、陈三百） 作者简介：王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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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6 00: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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