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调查受挫 到这当儿,专案指挥部只好放弃针对叶高玉生前活动这个方向的调查,转而开辟一个新的侦查方向。这个侦查方向,是隋留宝处长提出来的。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策反信”的信笺、信封打出的名号是业已歇业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字号中药店“南槐堂”,案犯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也就是说其动机是什么?若说是为了防范公安机关对“策反信”的侦查吧,那干脆用白纸作为信笺、用白纸糊些信封不就得了?其时国家邮电部虽已成立,但对寄信所使用的信封没有什么限制,只要贴足邮票就行了。可是,如果说案犯没有防范意识和反侦查之心吧,却在刻意隐瞒笔迹等方面做得很是到位。这个情形初看上去可能会使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细细一想也就明白了。案犯之所以要使用—个看上去似乎有些江湖味道的字号,是为了制造假象,以图扩大这些“策反信”的影响。当然,从本案发生后专案指挥部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上有关心理战的分析来判断,案犯在心理战方面并不专业,其作为似有“野路子”之嫌。案犯想制造其作案的声势,扩大影响,所以考虑使用某个似乎比较响亮的字号,可是从其所写的“策反信”文字水平来看,其文字功底有限,所以,他也就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字号来。想不出,却又执意要用,那怎么办呢?就从曾经听说过的叫得响的字号中抓一个来凑合着用吧。南宁地面上类似“南槐堂”这样的字号有的是,可是如果把市面上还存在的字号拿来使用,那就难免显得过于儿戏,就无法制造声势扩大影响了,所以必须使用已经歇业的老字号的名称。如此,就有了“南槐堂”之想。 这样,就可以构勒出案犯的基本特征了:读过书,但文化水平有限,古汉语水平更是一般,甚至连《古文观止》是否读过也还是个问题;平时可能喜欢阅读武侠小说,对书中描述的江湖上那一套颇有感觉;年龄不会超过三十五岁,有接触并仔细察看原“南槐堂”信笺、信封的机会,可能出身于商人家庭。 于是,就定下了下一步的活儿:安排侦查员分别对“兴德典当”和翠姑庵进行调查。 侦查员时根坚、祖郎受命调查“兴德典当”。这家典当行前面已经出现过,是因为翠姑庵住持静洁法师向侦查员提供情况说,张氏出家后,大约民国五年时,曾奉当时的住持梦修法师之命给“兴德典当”写信联系赎当之事,侦查员于是就去“兴德典当”调查,结果拿到了那封信函的原件。把原件与“策反信”对比后发现,“策反信”的信笺、信封系按照“南槐堂”原件式样复制的,所有特征都相同,唯独字体有了改变。因此,就有必要对“兴德典当”进行调查,看这家百年老字号里到底什么人有条件接触“南槐堂”信笺、信封。 侦查员邹晃、王大培两人受命调查翠姑庵,目标是该庵是否还使用“南槐堂”信笺、信封跟其他商家或者个人有过沟通,如果有,那些沟通过的对象就和“兴德典当”一样,也将逐家接受专案指挥部的调查。 民国五年时,“兴德典当”的老掌柜翟虚正早已作古,其子翟怀鑫如今也已是七旬老翁,典当行早在十多年前就交给其子翟若阳经营。翟若阳这年五十来岁,但这些年都是兵荒马乱的,经营典当行得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看上去其外貌要比实际年龄大七八岁。翟老板接待了时根坚、祖郎,可能他正忙着生意上的事儿,对侦查员二次登门访查似乎有些想法,一上来就主动开腔说上次你们已经把我爷爷的那封信拿走了,现在还有什么事儿啊。侦查员说还是关于那封信的事儿,有细节需要向您调查,然后就询问了“兴德典当”对生意上来往信函的保管情况。翟若阳虽然有些不耐烦,但旧时生意人笃信和气生财,脾气一般都好,尤其是典当行跟警察打交道时,更是要具备足够的耐心加和气。因此,翟老板把其老爸请出来一起回答侦查员的问题。 据翟怀鑫介绍,“兴德典当”自咸丰年间创始以来,一向严格按照创始人、其高祖翟泊舟定下的规矩:开典当行的,因为每天都有可能误收赃物,或者被人栽赃,所以每一笔生意、每一项对外业务交往都要有记录,以便随时可以作为凭证向官府自证清白无辜,免得遭受无妄之灾。这是头条店规,每年的正月初五迎接财神爷的仪式上都得由老板亲自誊抄一遍,向全体店员宣读,然后悬挂于店堂内。因此,“兴德典当”自创始以来的每笔交易、每封来往信函,都是保存着的,收到的信函是原件,发出的信函是抄件,下面注明着寄往何处、何人以及寄出的日期。这些商业档案都存放于二楼库房一侧单独隔出的一个小房间里,以前一直由老板亲自掌管,店里的其余人一律不准沾手。到了翟若阳手里,初时还是由其亲自掌管,后来因为事儿多,忙不过来,正好出嫁的女儿翟谷贤其时死了丈夫受到婆家挤兑被迫回了娘家,于是就由其负责记录保管。 这样,侦查员自然要了解翟谷贤的情况了。不过因为对方是翟若阳的女儿,就只能像是聊家常样的随口聊几句,无非是读书情况、多大年龄、何时出嫁、何时丧偶,等等,至于日常活动和交往情况,那是不便了解的。翟谷贤今年二十七岁,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去一家小学当老师。二十二岁出嫁,夫家是南宁有名的大户人家,丈夫许以诚比翟谷贤大五岁,系“信宁药厂”的会计。三年前,许以诚车祸身亡,翟谷贤还没从丧夫之痛中解脱出来,其幼子又罹患脑膜炎而殁。夫家笃信阴阳,当下全家上下除公公许老爷子外一致认定是翟谷贤带来的厄运。许老爷子旧时在广西地面上是有些威风的。他出身富家,曾在李宗仁部队当过少将旅长,退伍还乡后摇身一变当上了帮会头目。1947年时,许老爷子已经七十二岁,不过脑子还没进水,虑事思路清晰。他对阴阳之说既信又不信,于是就让人请来南宁地面上赫赫有名的卜卦先生、江湖上号称“一卦定终生”的张鼓翼给翟谷贤算了一卦,结论是:此女犯克,一克夫,二克子,三克己。全家人因此主张将翟谷贤逐回娘家,但许老爷子却摇头,说她已经把该克的——我的儿子孙子——都克了,往下要克也就克她自己了,又何必赶她出门坏我名头呢?老爷子一言定乾坤,当下翟谷贤就留了下来。哪知,许老爷子这句话说了不过七天,就脑溢血猝死了。于是,许家连丧事也没让翟谷贤参加就把她赶回娘家了。翟谷贤受此刺激,万念俱灰,回娘家后什么也不想做。祖父翟怀鑫就让其父以忙不过来为由,把生意记录和保管账目两桩活儿交给了翟谷贤。 时根坚、祖郎离开“兴德典当”后,去了派出所,让户籍警把“兴德典当”所在地的居委会主任和治保干事请来,向他们了解翟谷贤的情况。听下来,他们对翟谷贤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这是由于:一是同样作为旧社会过来的妇女,她们对翟谷贤丧夫失子后又被许家赶回的遭遇深表同情;二是她们反映说翟谷贤从小就一直颇获邻居们的好评,说她极富同情心,乐于助人,常瞒着家里偷偷拿钱拿衣服食物周济乞丐、穷人,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三是翟谷贤的师范毕业资格,在那时已经算是“大知识分子”了,在周围这些大多是文盲的家庭妇女中,属于凤毛麟角,所以居委会、街道甚至区妇联都时不时找她帮忙搞个黑板报、墙报或策划一台文艺晚会什么的,她也非常乐意参与,尽心尽力。区妇联领导曾有意把她作为积极分子来培养,但跟她谈下来,她因家庭出身(资本家)以及婆家的背景(其已故公公系反动军官、帮会头目、恶霸)心存怯意而拒绝了。 侦查员问,翟谷贤的政治立场如何?平时有没有散布落后言论什么的?对方回答说没有散布过落后言论,有时听见别人发牢骚说怪话还会当场反驳。一旁的户籍警也说翟谷贤的政治立场应该是端正的,上半年她还曾在菜场后门当场抓住一个张贴反动标语的地痞,差点儿挨打。 那么,翟谷贤平时跟什么人交往呢?居委会方面说没见她跟什么人交往,平时如果居委会、街道、区里有活动有事儿要她参与、帮忙什么的,她就出来;没有事儿,她就待在当铺里做她的事儿。听说曾有人想给她介绍对象,说都新社会了,妇女翻身,婚姻自主,但她一口回绝了。 侦查员把调查到的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大家都认为翟谷贤应该没有作案嫌疑,于是对“兴德典当”的调查就到此为止了。 侦查员邹晃、王大培负责对翠姑庵进行调查,接待他们的是住持静洁法师。之前静洁已经接受过一次调查,因此对于侦查员再次提出“南槐堂”信笺、信封之事并不觉得突然。出家人心静,上次接受调查之后,她按照侦查员说的认真回忆了一番,竟让她想起另外五次使用静慧(张氏)出家时带来的“南槐堂”信笺、信封的情况,这五个收信对象是:鱼行街“吴记香烛店”,寄函过去是与该店结算返销香烛钱款;葛塘巷“修善斋”,结算素斋席的账目;五象西二街财主“金大善人”,催促其向翠姑庵支付三年账款;石埠街“大缘米行”,向新老板致贺及询问账款之事;水街“天福堂国药店”,对该店向翠姑庵无偿施药表示谢意。 这五封信函的寄发时间应该是在民国十年前后至民国十九年之间,因为静慧(张氏)是在民国十九年去世的。临终前,静慧要求死后把她出家时带来的全部物品一件不留都焚烧掉,住持尊重其遗愿,集合全庵尼姑举行了一个仪式,当众一件件清点后全部焚烧了。静洁记得很清楚,其中还包括剩余的“南槐堂”信笺、信封。 “特一号案件”发生后第六天,12月20日,专案指挥部启动了对上述五家商号的调查—— 第一路由隋留宝处长、侦查员小沈与派出所一名民警对鱼行街“吴记香烛店”进行访查。“吴记香烛店”名号很俗气,但在南宁地面上也算是一家老字号了。该店原址是一座庙堂,后来失火焚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直到民国初期才被一个从柳州来的吴姓商人买下,在上面盖房开了一家香烛店。开张后不久,民间就纷纷传说该店出售的香烛供奉菩萨很灵,众人想起店址原是庙堂废墟,于是恍然大悟,“吴记”的牌子就这样打出来了。那么,翠姑庵跟“吴记”又是什么关系呢?双方的关系跟如今贪官向家门口的商店出售名酒名烟差不多。翠姑庵经常接待一些达官贵人的家眷,这些贵妇人平时对待仆人、乞丐形同一毛不拔的铁母鸡,待到要向菩萨许愿有事相求时,忽然就变得慷慨大方了,购买大量上等香烛携带来庵,却又不想亲自耗时费劲供奉礼拜,就委托庵方代理,当然为此得供奉一点儿香火钱的。庵里这班尼姑哪里真会替人代烧、磕头,库房里一放就算是庵里的财产了。这种香烛,一般都是卖给香客的,但有时太多了卖不掉,于是就削价打折返销给香烛店,翠姑庵的定点返销店就是“吴记”。静洁法师所说的那封信函就是为年底结算香烛返销款之事。 那么,“吴记”是否像“兴德典当”那样还保存着那封信呢?接待侦查员的吴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说这件事我知道,那是民国十三年的事了。那时我跟着先父学经营,信是写给先父的,先父拆阅后就交给我,让我和账房王先生核对一下账目,后来就让王先生把款子送往尼姑庵了。那封信,已经忘记怎么处理了。 隋留宝问:“贵号对于其他此类来信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吴老板答:“都是由账房先生保存的。”。 于是就问账房先生,竟然还是那个王先生。隋留宝问其年龄,已经六十六了,看上去倒还精神抖擞,不禁佩服其养生之道。问到那封信函,说还记得,那次去翠姑庵送钱款时,尼姑还请他吃了一碗素面哩。然后,就问那封信的下落。王先生把侦查员领到账台前,从一口柜子里取出按年一扎扎用绳子捆着的信函,找到民国十三年那扎,一共有二十来封,打开查看,并无“南槐堂”的那封。侦查员怀疑是把时间记错了,于是让查看前后三年的,一一查看下来,还是没有。隋留宝说索性全部查看一遍吧,也许是错放在另外哪扎里了。可是,翻遍了每一扎,都没有那封信。 隋留宝觉得似乎有些可疑,便问王先生这些旧信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动过。答称没有。隋留宝又问,那么,这口柜子除了你有钥匙,店里还有其他人有钥匙吗?王先生说吴老板也有钥匙,不过去年底已经给嘉玮了。嘉玮是谁呢?吴老板的儿子,香烛店二十五岁的少东家。吴老板有心让其继承衣钵,就让他学着熟悉店里的每一个岗位,从扛原料大包到做祖传秘制的香烛,从站柜台接待顾客到坐账台拨拉算盘。这几天,市工商联举办一期会计业务培训班,吴老板早早就给儿子报了名,让其早出晚归天天去学习技艺。 隋留宝离开“吴记香烛店”时,心里打了个问号 第二路是侦查员邹晃、王大培对“修善斋”进行调查。这是一家素菜馆子,在南宁城有些名气。可是,该馆子有几道素菜却怎么也烧不过翠姑庵。“修善斋”两代老板都曾数次亲自出马到翠姑庵向住持求告,请求向该馆厨师传授秘制技艺,均遭婉拒。而颇有一些顾客就是喜欢翠姑庵的那几道素菜,无奈之下,“修善斋”只好跟翠姑庵商量:是否可以每年选定几个时节,由贵庵派出擅长烹饪的师傅来敝馆为客人烧那几道菜。这不是想偷技吗?翠姑庵方面当即一口回绝。“修善斋”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就由我们派出厨师到贵庵门外空场上搭起席棚作为临时馆子,你们安排师傅在庵内烧出菜后,一道道送出来上席,敝馆向贵庵支付一定的费用。翠姑庵这才同意。于是,每年几个大时节的前后数日,翠姑庵前就像赶集一样会热闹一番,全城各处都有素食爱好者前来品尝“修善斋”和翠姑庵联手烹饪的素菜。这种场面,一直延续到日军第一次侵占南宁方才结束。这样,翠姑庵每年的年底就要跟“修善斋”结算一次账目。静洁住持所说的那封用“南槐堂”信笺、信封写给“修善斋”的信函,就是为的此事。侦查员过去一看,“修善斋”还在,可是,跟老板崔贵一说此事,崔老板的回答却使他们顿时泄气。崔贵说跟翠姑庵合作那是他父亲那时候的事儿,后来父亲去世馆子传到他手里时,所有往来信件、账目都在,可是1941年“修善斋”失了一次火,虽然没有太大损失,但那些信函、账目什么的都在救火时给毁了。 第三路由侦查员陈百勇、小牛在派出所副所长老刘陪同下对“金大善人”进行调查。“金大善人”是朝鲜族,本名金钟懿,据说其祖父精通医术,在太平天国时期被征召入伍当了一名太平军的军医,随天王去了南京。天京失陷前三个月,其祖父卷了许多金银珠宝化装逃回南宁,在乡下一座寺庙里躲了整整十年,待风头完全过去后方才重新露面。从此弃医经商,置地造屋,以南京带回的那些金银珠宝作为本钱,因为经营得法,几年后就成为南宁有名的财主。老爷子晚年笃信佛教,乐善好施,每年冬施衣被,春发种子,夏舍汤药,秋散粥食,临终前留下遗言将此立为家规,民间就称其为“金大善人”。之后,其子金志亮,其孙金钟懿都效法老爷子,“金大善人”之名也就传承下来。不过,金钟懿生性吝啬,一面遵循祖训向贫穷百姓施舍,一面却跟商家玩欠债。翠姑庵的那封信函就是催促“金大善人”已经拖欠了三年的请该庵做法事的费用。 陈百勇、小牛和老刘登门时,七十开外的“金大善人”已经卧病在床,不过脑子尚清醒,问其那封信函之事,他倒还记得,说收到那封信后没几天他就去翠姑庵付钱了,那信函也带去了,付过钱后住持出具了一纸盖了庵章的收据,他就把那封信留在那里了。 第四路由侦查员解中堂、祖郎负责对“大缘米行”进行调查。这家米行四开间门面,在南宁城里算是比较大的米店。老板姓包,已经六十来岁了,因一心要续香火,大老婆却只生女不生子,所以四十岁上又娶个小老婆,小老婆不负夫望,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儿子是盼望许久方才得到的,故取名“盼得”。过了四年,小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包老板大喜,取名“盼到”。新中国成立后,米行的生意已经交给包盼得打理了。侦查员登门,二十四五岁的包盼得热情接待,闻听来意后,说此事我不清楚,我把老爹请出来你们问他吧。包老爷子的态度跟儿子截然不同,他本就一张冷脸,加上似是刻意冷淡,更显得雪上加霜。听侦查员说明来意后,先点头,后摇头——记得有此事,但信函已经没了。怎么没的呢?这个却记不起了,估料应是处理废品时一并处置了。这种结算米款的信函,一年之中米行收到的多了去了,库房里怎么保存得下? 第五路由侦查员时根坚、金志清在派出所户籍警小杨的陪同下对“天福堂国药店”进行调查。旧时的中药店有一个行规,每年由行业公会组织起来与中医界联手搞一次义诊。郎中诊脉开方不收钱,开的方子上写着可去哪家中药店免费赎药——当然,郎中开的方子都是一些廉价草药。那么,这跟翠姑庵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是因为“天福堂”张老板的老母久病不起,张老板是有名的孝子,就让其妻前往翠姑庵许愿:如若老母病愈,就由“天福堂”出资礼请十名郎中以翠姑庵名义义诊,所开药石由“天福堂”免费提供。数月后,老母病情减轻,能够起床行走了,张老板遂按诺还愿。这对于翠姑庵来说,当然是一桩扬名的好事儿,是得记住的,所以,年终就致函“天福堂”表示谢意。 当晚,指挥部汇总上述五路的调查情况,分析下来,对“吴记香烛店”那封信函的遗失情形似有怀疑,于是,就决定对“吴记”进行调查。 次日上午,隋留宝指派侦查员前往“吴记”所在地的派出所调查,永宁分局忽然来电,说“大缘米行”有职工向分局反映了一个情况:昨天侦查员前往米行调查时,少东家包盼得表面上对侦查员甚是客气,可是他在入内请其老父出来回答侦查员的问题时,竟然对老父叮嘱说“不必当真,问什么都说不清楚就是了”。 隋留宝听了,就觉得这“大缘米行”似乎有问题。想了想,叫上三名侦查员说我们去一趟。到得米行,包盼得正指挥着一班伙计往米囤里倒米,见一下子来了四个便衣警察,不禁愕然,但随即反应过来,恢复了昨日的热情和客气,还主动询问是否要把其老父请出来接受调查。侦查员说今天不调查了,要对贵号作一番搜查。包盼得闻言强作镇定,但眼神里闪过的一丝惊恐还是让隋留宝那双锐眼给捕捉到了。 侦查员对米行搜查的结果,“南槐堂”的信函确实没有,可是却搜出了木工、木刻工具各一套,还有一些大如杂志小似巴掌、经高温蒸过后阴干的优质木板。侦查员当即将包盼得传唤到指挥部。 包盼得称,这些工具、木板都是其弟包盼到的。他解释说,包盼到喜欢写字画画什么的,从小就爱鼓捣刻印章,一直到现在还乐此不疲。侦查员问包盼到现在干什么工作,在何处。包盼得说其弟在桂林读美术专科学校,明年夏天就要毕业了。这些工具确实是弟弟的,每年寒假暑假回南宁,他总是会拿出来鼓捣一番。 隋留宝问明包盼到毕业于南宁哪所中学后,随即让人打电话去了解,得知包盼到确实于1948年考取桂林美专,现在那里上学。于是,当即指派侦查员时根坚、祖郎前往桂林找包盼到调查。包盼得先予留置,待调查其弟后视情处置。 这时,另一路对“吴记香烛店”的外围调查也有了结果。派出所和居委会反映,“吴记”父子平时一贯胆小守法,向无劣迹,也无交友不慎之说。指挥部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决定排除“吴记”的涉案嫌疑。 从这时起,指挥部就把希望寄托于侦查员时根坚、祖郎身上,指望他们的桂林之行有所收获。不久,时、祖从桂林发来加急电报称:包盼到承认工具为其所有,系其用于创作木刻版画所用。另,美专方面证明包本学期从未离开过学校,也无外人前往学校找他。 众侦查员传阅了电报,各自叹息。 线索断了!
六、破获案件 这天是12月24日,是“特一号案件”发生的第十天,离张云逸规定的破案期限还有五天。 下午四点,指挥部举行了由覃应机主持的案情分析会议。覃应机在宣布开会之前,跟隋留宝交换了意见,拍板决定将包盼得解除留置,释放回家。包家为此很感谢人民政府,两个月后包盼得报名参军,光荣入伍。他赴朝作战仅仅两个月,就在美军的空袭中不幸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是“特一号案件”专案指挥部组建十天以来为时最长的一次案情分析会,从下午四点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半,整整开了六个半小时。覃应机厅长因另有紧急会议要去参加,在八点退席。专案指挥部其他成员(两名去桂林出差尚未返回)继续开会,根据覃应机厅长的要求,众人回顾了十天来的侦查工作中每一个侦查员所干的活儿,目的是揣摩侦查方向是否有偏差,在这个基础上,再对案情进行分析。大家议来议去,觉得之前选定的侦查方向应该没错:只有盯着有条件接触“南槐堂”信笺、信封的那几家商户进行调查。 隋留宝说那就让我们分析一下,把调查的重点放在这六家中的哪几家。“大缘米行”和“吴记”已经了解清楚,就不必考虑了,其他四家呢?于是逐家讨论下去,最后认为对“兴德典当”似有必要继续调查。 12月25日上午,隋留宝和侦查员解中堂、王大培、陈百勇前往“兴德典当”所在的中兴派出所了解该商号以及翟家的情况,派出所之前已经对此作过介绍,这次再度介绍,还是那些内容。但介绍情况的户籍警老汪可能意识到侦查员第二次前来,而且是省委社会部隋留宝处长带队,猜测可能有情况,说话时就显得小心翼翼。侦查员听其介绍下来,觉得不论是“兴德典当”还是翟家成员,都没有涉案疑点,不禁心凉。 隋留宝想了想,说老汪要不麻烦你领着我们几个去居委会看看,跟居委会同志和居民随便聊聊。老汪自无二话,于是头前带路,领着四位侦查员去了居委会。到了那里,隋留宝让老汪留下陪着自己跟居委会同志拉家常,解中堂、王大培、陈百勇三人出去“自由活动”。隋留宝跟居委会同志东聊西扯,重点是了解“兴德典当”和翟家的情况,一直聊到中午时分,并无任何收获。这时,解、王、陈三人结束访查回来了,隋留宝看他们脸上的神情,估计也没啥收获。 于是,隋留宝就说咱们回市局吧,还能赶上食堂供餐时间。可是,当一行人走出居委会所在的巷子来到马路上,老汪开口跟大伙儿说“再见”时,隋留宝却不知怎么改变了主意,说我们干脆就在这里找个地方吃午饭吧,老汪同志辛苦了一上午,也和我们一起用餐。老汪,你领我们找家小馆子,我用伤残金请大伙儿打个牙祭,不过说好了,有菜有饭就是没酒,不是我舍不得多付一份酒钱,而是下午我们还有事儿,还要跟外界接触,喝了酒就不好看了,容易产生不好的影响。 隋留宝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头两年在战斗部队,从战士一路干到连长。反扫荡期间,一次过铁路时与一支日伪军混合部队遭遇,战斗中负伤,至今体内还留有三块弹片。三个月伤愈后,领导把他从作战部队调往敌工部,从此开始干起了情报、保卫工作。后来评定伤残时,隋留宝就给算上了,每月可以领取一点儿伤残金。那时都是供给制,隋留宝的级别可吃中灶,零花钱也比下属略多若干,他不抽烟,所以还有积余,加上伤残金,有时就请客。不过,以其职业习惯,即使是请客、逛街这种跟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儿,他也是经过事先策划的,他做事从来没有“随意”之说。可是,今天似乎是个例外,这是为什么呢? 导致隋处长从“回市局食堂”到“下馆子请客”这个变化的,是他有了一个发现。他刚才从居委会那条巷子里出来到巷口时,无意间瞥了一眼巷口壁报上用粉笔书写的一段标语,其中有几句吸引了他,“黑暗与光明,就在一念间”、“坦白且检举,免罪又立功”。当下他就是一个激灵,觉得这两句的风格跟“策反信”酷似。他随口问跟在后面的居委会主任:“这标语是谁写的?”主任告诉他,居委会的壁报由“兴德典当”老板的女儿翟谷贤负责,这标语也是她写的。因为那天出壁报时多出了版面,要画个图吧,费时太久,她说就写几句标语填补吧,当场站在那里,也不打草稿,就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一边一句一句地写了出来,旁边包括主任在内的围观者都夸她是“才女”。 隋留宝心里“咯噔”一下,暗说:这真可借用辛弃疾那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形容了,尽管立意有别。“兴德典当”果然疑得没错,这个小寡妇,疑窦重重!就在这一刻,隋留宝心里的扣子拴住了翟谷贤。他决定不回市局,下午对翟谷贤进行重点调查。于是,就有了改变主意掏钱请客吃饭的决定。 一行五人去一家小饭馆午餐时,隋留宝并没有透露这一点。众人吃过饭后,老汪跟隋留宝握手正要告别,隋留宝开口道:“我们先不走,和你一起去所里坐一会儿吧。” 到了派出所坐定,隋留宝这才把壁报上那几句标语的事儿说了。他的记性甚好,也就这么驻步扫视了一遍,竟然就把那几句标语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众人一听就知道这几句标语是配合正在进行的“镇反运动”写的,要说水平根本谈不上,但其劣质打油诗的风格跟“策反信”正好匹配。再跟“兴德典当”的那封“南槐堂”信函联系起来,就形成了翟谷贤的疑点。 隋留宝于是决定,以派出所的名义出面把“兴德典当”的店员一个个叫来所里个别谈话,了解翟谷贤的情况。为防止打草惊蛇,应该让派出所摆出一副查办刑事案子向全市各典当行进行调查的架势。交代完毕,就让老汪把所长荣光正请来,隋留宝跟其单独作了沟通,制订了一个以不打草惊蛇为宗旨的方案。谈话完毕,随即实施—— 先是由荣所长带了老汪前往“兴德典当”,对老板翟若阳说,接到市局的紧急布控通知,要求向全市各典当行、首饰店、古玩铺子、钟表店铺进行调查,查明是否有成交过金银首饰,皮衣、古玩字画、钟表这四种物件的,如有,则需通知市局专家前往鉴别;如无,则知会上述各行业店家留意布控,一旦有人持上述物件前往交易,先扣后报,各派出所、分局必须立马派员查看处置。翟老板见派出所所长亲自登门,料想肯定是市里交办下来的大案,不敢怠慢,其实店里最近进行过什么交易老板都是清清楚楚的,但他唯恐荣所长是外行,就说我让账房顾先生把账本拿来给您过目,敝号一向守法,从未有过收赃交易。荣所长说账本我是要看的,还要带回所里去请懂行的人来审阅,确认无误,这才可以向上级交代。另外,市局派下来的调查人员一会儿就要到所里了,他们如果提出让你铺子里的店员去谈话以了解情况,你得配合。翟老板哪知警方这样做是为了调查他的女儿,自是点头。 “兴德典当”一共有八名店员,隋留宝不敢打草惊蛇,只好一个个传至派出所谈话,让老汪待在当铺里跟翟老板喝茶聊天,其实是监督的意思,以防翟家转移或者毁灭证据。侦查员跟八个店员轮番谈下来,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隋留宝跟账房顾先生谈话时,请对方回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翟谷贤是否有跟平时相比显得反常或者异样的行为。顾先生说了一点,翟谷贤在国庆节后忽然练起了书法,买了好几本帖子说要临摹,两天后又来找他请求写一些标语什么的书法供其临摹用。写了些什么呢?无非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秋季不宜露宿”、“打倒反革命首脑”等等。隋留宝一听顿时兴奋,这些书法中不是每条都含有“策反信”里的一个或者几个字吗?难道“策反信”版子的字体是翟谷贤从顾先生的书法中挑选出来的?当下,隋留宝便说,顾先生你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请你随我去一趟市局。顾先生大吃一惊,脸露惧色。隋留宝安慰说我保证你没事。 到了市局,隋留宝从案卷里拿出一封“策反信”让顾先生看,后者只看了一眼,就差点儿吓昏过去——这不就是顾先生的笔迹吗?隋留宝让他不要紧张,说这确是你的笔迹,但信不是出自你之手。这样吧,我念几个字,你用与这封反动信件上相同的字体写下来,大小也要相同。当下,随口就念出了“宜”、“国”、“金”、“赏”、“迷”、“返”、“马”、“暗”、“明”、“共”十个字,顾先生一一写下。然后,唤来秘书科的一名干事,让其陪同顾先生回当铺,关照顾先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离开,有什么不便随时可以跟留守在那里的老汪说。 隋留宝当即向覃应机厅长汇报,覃厅长看了顾先生所写的字,说确实很像“策反信”的笔迹,马上通知省厅来鉴定。那时,连省厅也没有专业笔迹鉴定人员,还是让文化厅请了几个南宁市的书法界大腕来作的鉴定,一致认定顾先生的笔迹与“策反信”完全一致。 覃应机闻报,当即下令:逮捕翟谷贤! 这天,翟谷贤随其母去亲戚家了。侦查员担心走漏风声导致其潜逃,立刻前往其亲戚家,却只有其母在,一问,说是与亲戚邻家的两个姑娘去逛公园了。侦查员在公园找到她时,正是下午五点整,闭园铃声也响起了。 翟谷贤到案后,先是佯装无辜,哭着大呼“冤枉”;继而又玩沉默,无论跟她说什么都不吭声。隋留宝和几名侦查员耐心地向她反复交代政策,直到晚上十点钟方才开腔,对其策划并实施“特一号案件”的全过程交代如下—— 事情要从翟谷贤与叶高玉的同学关系说起。翟、叶两人相差三岁,是南宁市第二师范学校的前后届同学,叶高玉入学读一年级时,翟谷贤刚升入三年级。按照学校的规矩,一年级新生入学时,二三年级的学生要做迎新工作。那时候虽然是旧社会,但在大学,对于男女生没有“管理”之说,宿舍也没有阿姨把守着大门,同样,迎新时也没有男女之防。当时,叶高玉正好是翟谷贤迎接的,两人就这样相识了。相识之后并没有擦出火花来,迎新之后两人也就各归各了,平时在学校里难得碰上,碰上也不过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翟谷贤跟叶高玉的重新见面,是1950年元旦前夕。当时,学校举行了一次校友会。这是一次内容比较丰富的活动,不但聚餐,还有歌舞晚会。翟谷贤是个精力充沛的活跃分子,马不停蹄地邀请男性校友跳舞。当她邀请到叶高玉时,遭到拒绝,因为叶高玉不会跳舞。初时叶高玉还没认出对方来,正要离开时,忽然认出刚刚邀请自己跳舞的正是当初自己入学时的“迎新使者”,于是两个人舞也不跳了,坐在一旁一直聊到活动结束。 就这样,翟谷贤、叶高玉开始了交往。1950年春节后,叶高玉邀请翟谷贤前往他在“致韵茶馆”后院的账房间。翟谷贤去过一次后就喜欢上了那个幽静的去处,以后一周中总有四五天晚上前往。叶高玉为方便翟谷贤进出,给她配了一把后门钥匙。叶高玉在那里放置了一台美国进口的十七灯收音机,两人除了聊天,时常欣赏音乐,渐渐就由收听外国音乐转而顺便收听“美国之音”、“BBC”、“玫瑰之春”(由驻日美军操纵)以及台湾、西贡、香港等当时被称为“敌台”的对华广播。一段时间听下来,两人就产生了投奔“自由世界”的念头。 最初,翟谷贤跟叶高玉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到了8月上旬,两人收听到台湾、香港和西贡电台广播的一个通知,该通知称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在中国广西省防城与越南交界处的越南境内设置了一个秘密的“大陆同胞水陆接待站”,该接待站不分昼夜派出武装力量在陆路边境和海面上“策应大陆投奔自由世界的同胞”,大陆同胞只要抵达边境线或者海上,就会得到接应人员的支援,平安抵达异国,随即转赴香港,最后抵达台湾。如果出境后不想去台湾的,可以任意选择要去的目的地,“大陆工作委员会“保证提供经费,安全地把投奔者送达。翟谷贤、叶高玉听了不禁心动,商量越境投奔台湾。 叶高玉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此冒冒失失投奔过去,寸功全无,恐怕会被人家看不起,应该在这边立下一份功劳,作为投奔过去的进见之礼。别看翟谷贤是一介女流,却是一个武侠迷,打从十几岁开始就阅读武侠小说,十余年看下来如痴如醉。根据武侠小说给予她的信息,她认为叶高玉的想法不无道理,于是两人就密议应该建立一份什么样的功劳。思来想去,寻思最好的就是制造一场针对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暗杀活动,次之则是爆炸军火仓库或者部队营房、党政机关,但这都是空想,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能量。于是就结合自己的特长想到了搞“文”的,张贴反动标语什么的。可是仔细想想又觉不妥,贴标语不安全,容易被人发觉,弄得不好标语还没贴几张,人已经给拿下了,得不偿失。再往下商量,最后叶高玉就想到了给广西省政府的全体委员寄发“策反信”——之所以只选择省政府而忽略了中共广西省委,是因为当时的党组织班子对外是不公布的,所以他们不知道省委由哪些成员组成。 主意打定,两人开始考虑怎样具体实施。翟谷贤提出,应该像武侠小说里那样有一个堂名。对于女友的这个创意,叶高玉表示不敢苟同,认为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容易暴露。可是,资本家家庭出身的翟谷贤平时耍惯了大小姐派头,患有严重的“公主病”,跟人交往只有别人围着她转,没有自己顺着他人的时候。这女人脑子甚是活络,当下马上找到了反驳的理由,说这本是为了立功,不搞出点儿声势来,到了那边人家会把咱当回事吗?所以,不但要起个堂名,还得印制专门的信笺、信封。叶高玉想想似有道理,于是也就赞同了。 然后,就是起堂名了。这方面,向来不看武侠小说的叶高玉没有这个意识,翟谷贤呢,有这个意识,可是缺乏才气,想来想去想不出来。次日在当铺整理老爸让她管理的那些信函档案时,无意间看见了翠姑庵用“南槐堂”的信笺、信封寄给当铺的那封信函,寻思这个堂名倒不错,既含蓄又雅致,还显得气派。遂佯作好奇拿了包括“南槐堂”信函在内的十来封老字号信函去向爷爷翟怀鑫请教,这些老字号现在是否还存在,老爷子一一道明,于是她就得知“南槐堂”早在前清就已关门了。这样,“策反信”的落款也就定下了。 当晚,翟谷贤去跟叶高玉一说,叶高玉赞同用此堂名。往下,就是制作信笺、信封了。这方面,翟谷贤有些了解,因为旧时当铺为把物品卖出高价,有制作木刻仿古印戳的传统,请木版匠师刻制版子后,当铺朝奉就在库房印制仿古标签。朝奉操作时,翟谷贤经常去旁边凑热闹,有时还动手制作。因此,她认为只要有了版子,她就可以用当铺库房里的仿古旧纸印出信笺、信封来。那么,版子应该去请谁刻呢?翟谷贤想到了以前当铺经常联系的刻版名匠师韦玉林,不过,出于保密方面的考虑,她不便去找韦玉林,于是就让叶高玉出面。叶高玉答应了,不过自己并未出面,而是让表妹去找的韦玉林。 伪造“南槐堂”的信笺、信封问题解决后,往下就是“策反信”的内容了,还是由翟谷贤操刀“创作”了一首打油诗,叶高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看了只是叫好。翟谷贤说好就行了,往下就是刻版子了。叶高玉闻之一惊,说怎么又要刻版子了?这种内容,一刻不是立马暴露了?翟谷贤却已看主意,说我看了那个木刻高手韦师傅刻的版子,觉得好像也没有啥,不就是把多余的木头用刀削掉,留下字体就是了?我自己刻。不过上面的字倒是得像点儿样子,不能让人哂笑,因为这版子到时候要带出境作为我们立功的凭证的。我可以从字帖里找。 可是,翟谷贤去书店买下了各种字帖,翻遍了也没找到能够凑满“策反信”内容的字,又不能用不同的字体。想来想去,最后只好以习练书法为名请账房顾先生写了一些嵌进了“策反信”文字的标语和其他词句。翟谷贤从中拣出“策反信”所需的文字后,先用描红纸描下,拓印于从库房里找出的当铺用于制作仿古印戳版子的木板上,试刻了一块,印出来看看还像样。当下信心大增,又精心刻了一块正式的版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往下就是邮寄了,翟谷贤让叶高玉去实施。叶高玉出于谨慎,跑了好几家邮局和代销店,集零为整凑齐了三十五张四百元面值的邮票。又想到写信封名址时不能留下自己的笔迹,于是就再次麻烦表妹,让其前往邮局请代人写信的老先生写了三十五个信封。 后来指挥部通过追查陶小蕊抓获了叶高玉。叶高玉侥幸脱逃后没回五井巷自己家里,而是去了“致韵茶馆”后院的账房间,在那里,他给翟谷贤写了一封绝命函,告知事已泄,为保全她,他决定自尽,为避免警察因追捕他四处调查时找到当铺,他决定去自己家门口的五井巷投井。然后,叶高玉就在从茶馆去五井巷的途中把绝命函投进了路边的邮箱。这封没贴邮票的信函以“欠资”形式送到了“兴德典当”,顾先生付了四百元方才得到。不过,顾先生在跟侦查员谈话时并未说起此事,不是他存心包庇翟谷贤,而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就忘记了。翟谷贤收到信后,立刻连信带木版一焚了之。 至此,“特一号案件”终于真相大白。侦查员让翟谷贤在笔录上签名并写下了时间:1950年12月26日晨一时二十二分。这时,距张云逸指定的破案期限还有四天。 当时正是“镇反运动”伊始,案件处理得很迅速,仅仅过了一个多月,1951年2月4日,小年夜那天,翟谷贤就在市军管会举行的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陶小蕊、韦玉林也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年后,韦玉林又因历史问题被军管会以汉奸罪加刑八年,1961年病殁于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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