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鹫消失在中国 – 日本王牌飞行员山下七郎生死之谜

老八路

文/萨苏

编辑/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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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4日，“越洋爆击”而来的日本木更津航空队轰炸机群突袭杭州，与前来拦截的中国空军狭路相逢。激战中人称天神的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首开纪录，当即击落一架日军九六式中型攻击机。

高志航的这凌空一击，揭开了中日两国航空兵八年血斗的序幕。

由于当时的航空兵对两国而言均为精锐，训练水平和作战意志普遍较强，因此双方的交锋被视为中国飞将军与日本荒鹫的对决。开战之初，中日双方的优秀飞行员纷纷脱颖而出，通过舆论报道，很快形成了两国闻名遐迩的所谓“四大天王”，他们中每一人都是曾击落对手五架飞机以上的王牌飞行员。

中国空军的四大天王，是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和梁添成，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四大天王，为南乡茂章，加藤建夫，山下七郎和潮田良平。

战后，日本军史学家神立尚纪在进行中日空战史研究的时候，惊异地发现，当战争结束时，两国的四大天王都已经不复存在了。1939年6月11日，梁添成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血洒蓝天，中国的四大天王至此全部战死沙场。1941年，加藤建夫毙命缅甸，日本的四大天王至此也尽数遭到击落。当时空中战斗之惨烈，于此可见一斑。

唯一让神立感到有些困惑的是其中一名日军天王，海军航空兵大尉山下七郎。此人在1937年已经不再出现在战斗序列之中，却直到1944年才被从飞行员名单中除去，计入阵亡人员。而且，这位大尉并没有如一般日军军官，在战死后得到特进一级的待遇。

山下七郎（右侧）

山下七郎，毕业于日本海军兵学校第57期，曾因技术优秀担任试飞员，中日开战时担任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大尉分队长，驾驶126号九六式舰载战斗机。根据日方记载，他在1937年9月26日，于掩护轰炸机队攻击南京途中失踪。

神立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山下未得进阶一事提出了疑问，并最终找到了原因 -- 原来，山下七郎在1937年9月被击落之后，并没有当场阵亡，而是被中国方面俘虏，并自此一去不归。此时的日本军队把被俘视为极大的耻辱，这可能是日军将山下列入阵亡名单时未加追晋的重要原因。而日军将其列入阵亡名单的原因，则是从中国方面传来了山下的死讯。据说，他是在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时，因炸弹误中战俘营而中弹身亡的。

一切都很合乎逻辑，事情似乎可以写下一个句号。几十年前一名军人的命运，今天似乎已经无关紧要。这样一朵历史研究中的小小涟漪，很快消失在纷繁的世事之中。

然而，2003年一名日本记者*1却爆出了让人难以相信的消息– 在战争结束之时，山下七郎还活着，他并没有死在战争之中，而是此后又生存了五十年之久。日本记者是在战争结束后五十年，在中国西部遥远的兰州找到他的。这名昔日的日本王牌飞行员，此时的身份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除了昔日的回忆，从他身上几乎找不到一点当年“荒鹫”的影子。

一个日本王牌飞行员，怎么会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并在曾经的敌国度过自己的后半生？这会不会是一条假新闻？

消息传出之后不久，日本方面的舆论反应大多是不可相信。但很快便有人回应，认为这很可能是真的，因为确曾有日本被俘人员在四十年代于重庆见到过山下七郎，说明他当时还活着。

山下七郎到底是生？还是死？

按照国民政府方面的记录，山下早已死去。但细看中方的记载，很快发现了破绽– 山下七郎竟然死了两次！

第一次是战时发布的，称1938年山下七郎被关押在的战俘营中时，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致死。虽然这样的死法太过凑巧，但直到中山雅洋写作《中国的天空》第一版时，他到台湾采访，参加过当年空战的老人依然这样回答他关于山下七郎的问询。

但是，在有人于此后见过山下七郎的消息传播开来之后，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更加“官方”和颇有细节的山下七郎死亡版本。

这个版本里面，山下七郎曾假作与中国方面合作，却于1944年卷入一起日军俘虏逃亡事件。据说，当时四名日军俘虏从成都的战俘营出逃，最终在沿江向下游逃跑时遭到逮捕。调查结果，他们逃跑时携带了山下七郎提供的中国军队情报。山下七郎因此于1945年遭到审判，在成都被判处死刑，死亡时间在日本投降之后。

这个说法似乎颇为严密，但战后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态度相当宽容，怎么会在战争已经结束之后枪毙这个战俘？何况即便山下七郎作战俘作得不够老实，从对其所作所为的描述来看，似乎也属于罪不至死，为何说杀就杀了呢？

当时笔者不知道国民政府的记录中，山下七郎还有第三种死法呢，否则很可能会抓狂。

有道是反常即妖，面对如此记录，这位日本天王的最终下落似乎真有些可疑。

一份回忆录揭开了山下七郎魂归兰州的真相，这份回忆录的作者是抗日空军名将罗英德。

罗英德，广东人，原金陵大学物理系学生，1933年进入空军官校学习。七七事变后，在战斗机部队加入抗日之战，曾与高志航，刘粹刚等并肩作战，先后出动达两百八十次，曾在蒋介石自南京乘专机撤离时担任护航任务，八年中共击落八架日机，任第五大队大队长，是中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之一。战后曾担任我国台湾空军副总司令，官至空军上将。

在这份回忆录中，罗英德详述了他从击落山下七郎到与其成为莫逆之交的经过。

山下七郎究竟是谁击落的，曾有高志航和罗英德两个版本。但综合当时情况，高志航于1937年8月15日空战中负伤治疗，9月26日山下被击落时尚未返回前线。而罗英德对击落山下的过程记录十分详尽，计入其战绩似更可靠。

罗英德在回忆录中如是描述了击落山下的过程：

“九时四十分，防空监视哨报告：镇江、仪征附近有机声；九时五十五分，机声由六合转到乌衣去了。我问刘粹刚队长「作何打算？」他反过来问我：「你说呢？」我说：「就速度言，大概是九六式侦察机，来看看天候状况，在这种天气里，即使他们用大编队，来了也不一定能够占得很大的便宜。」他说：「那么请你上去看看吧！」我说：「好的！」我召集了徐葆畇和邹赓续两个小组，作了三分钟的会报。

我告诉他们说：「低空乱云那么多，我们必须分开三条路去找。就是高空一组，低空南京以西至安庆一组，南京以东至丹阳一组。我问邹赓续他愿意飞那个位置，他表示愿飞高空。徐葆畇说，他愿意去乌衣方向找找看。因为他判断敌机还会去芜湖一带侦察。」我说：「好，那我就去句容。」我们决定在十时十分徐葆昀一组离地，跟着邹赓续那组起飞；我则在十时十三分离地。

……

我们在云底下盘旋，经过两个多小时日晒之后，云层比两小时以前薄得多了，云高五千呎，云底下乱云还是很多。不过，栖霞山方面已经有云洞，紫金山北面也有阳光照下来。于是，我由大连山与汤山之间，向北飞向栖霞山，然后转可来，始终对紫金山严密注意着。十时三十分，忽然在紫金山方西，有一点亮光反射入我的眼帘，只有百分之一秒就过去了。我猛然想起，这是玻璃的，或者是金属的反光，我知道此刻我们在那个位置并没有飞机，尤其是我们没有铝金属的飞机，那么，那一定是敌机到了。

我立刻急转向紫金山，并依靠着乱云作掩护，说时迟、那时快，在我左前方的乱云底，约三千呎左右，一架九六式战斗机向东飞行，正侧着机翼向他的右边地图查看。我立刻向僚机打个信号，失速倒转下去，正好对着他的尾巴，以零度射向，发射了一串子弹。他立刻垂直上升，转眼就升入云顶上去了。

这时我的高度只有两千五百呎，乃用全速升高至云底下，同时请张韬良转到我的右翼位置。我知道，我是绝对打中他了，因为位置实在占得很好，而且距离似乎也够了。我想，他跑不了，他既然受伤，绝对不敢在云上飞行，所以我带着张韬良直接飞向句容去等他。果然没有多久，他就从宝华山南边的云洞穿下来，我以全速度追下去，直到丹阳，我正想再次射击，可是射程太远。他也以全速东飞，当我用尽了马力，想再靠近一点时我发现他机身有缕白色雾状的气体，连串地从右翼后漏出来，形成一条白线。我很清楚，我已打中他的油箱了。

这时，我比他高约五百呎，但是，我追不上他。过了无锡，快到昆山白色的雾线忽然间就没有了，他飞机的速度突然明顺地减低。我知道，他的汽油漏光了，我在昆山上空追上了他，见他已经在地面迫降，同时看着他的飞机翻了过去，那是在嘉定东边的一块田地上。“

这架迫降的日军战斗机，便是山下七郎的126号机。

两天以后，有人告诉罗英德，那个被俘的日军飞行员被送到附近的看守所了。年轻好奇心盛的罗英德便跑去看对方。

按照罗英德的说法，当时山下七郎态度十分生硬，开始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被打下来的，直到罗英德详细地描述了空中的情形，才哑口无言。但仍然不肯说出身份。中国方面是根据他飞行服上的姓名才知道打下了日本海航天王山下七郎。

据在场人员回忆，山下七郎在跳伞落地的时候摔伤了一支胳膊，罗英德用自己的钱交给看守，改善山下七郎的生活，并要求军医为其治疗。罗英德说，尽管他是敌人，但他也是我的同行。

山下似乎颇受触动，谈起自己有妻子和一个八个月的孩子。但他拒绝了罗英德替其给妻儿寄信的好意，不希望家人知道自己被俘。这时候的山下，虽然渐渐改变强硬的态度，但仍表现了相当顽固的一面。

当1938年初，罗英德在武汉参加后撤行动的时候，他在后撤的人群中发现了山下七郎。罗英德很高兴地帮他和其他日俘解决了住所问题，并为他们提供了一批飞行皮衣，还曾经邀请山下七郎一起去洗澡。罗英德注意到此时山下七郎已经有意为中国方面工作。他表示自己一路上目睹日军飞机空袭三十余次，“在这四十天的后退行动中，我见到日本飞机对逃难民众的无情攻击，自己感到无限內疚和耻辱还有悲痛，日本军应该攻击的只有中国的陆军，而我所见到的飞机轰炸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日本的武土道到哪里去了？我实在在你的面前感到惭愧和悲哀！”罗英德叹道：“我知道，人到底是人，他还有人性。”

罗英德将山下七郎介绍给了空军通信科科长夏伧一，并促成他和另一名日本飞行员进入中国空军监察大队，为中国服务。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协助破译日军密码。山下很认真地投入了工作，而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39年秋，两人再次相见，山下七郎见到罗时非常高兴，向他介绍自己在中国已经重新成婚，有了一个漂亮的妻子，一个孩子，另一个也要在明年出生。兴致勃勃的山下同时也问罗英德，“你什么时候结婚呐？”结果罗英德的回答是，我们中国飞行员没办法结婚，因为我们在空中的寿命平均只有六个月。空军里的寡妇太多了，他不想再祸害别人家的女儿。

山下七郎沉默良久，后来对罗英德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真想重新上天，在你的后面护卫你。”

以后，两人又有多次相见，罗英德回忆山下无论国语还是四川话，都比自己讲得好。

两人最后一次相见，在1948年，按照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公布，山下此时已经被枪毙三年了。然而，罗英德见到的山下依然活得好好的。

这时罗英德正在西安，奉命调去驻英国大使馆任武官。山下七郎找来后，罗英德问他，为什么不回日本去？他说他绝对不能回去，因为他不回去，家人还可以领撫恤金过活，他如果回去，家人就沒有饭吃了。而且在这里，他又有太太和三个孩子，他沒有其他选择，只有留下來。罗问他生活如何？他表示，战争结束，他开始失业了，因为他的工作对象已经消失，虽然航空委员会依然发月薪，但是他个人总自感惭愧。所以，他决定去兰州一所乡村的中学教书，教的是数学、理化和英文，孩子們也可以免费上学。这次來西安他是要转去兰州的，特別停下來看看罗英德。

罗英德开战时的战友，绝大部分都已经以身殉国，所以此时百感交集。他应山下七郎的要求赋诗一首，以壮行色。

诗曰：

送山下兄之兰州

鸿飞偶遇战句容嘉定城边恨未东

紫金山畔承君让也曾金锁释飞熊

军部狂言原幻影田中奏摺尽成空

八年苦难应强記南海乡间葬巨龙

因为这份友谊，当罗英德随部队撤退到台湾后，还曾关心山下七郎的下落，向日方打听他是否曾回国。但国民党政府驻东京的武官陈昭凯回复道：“山下七郎作战被俘，已病死狱中，未回日本。”

面对这份令人哭笑不得的回复，罗英德写道：“可是，我知道他可能还在兰州。五十年了，遙望神州，我还记得他依依不忍离去的样子！”

这段叙述十分详尽，但有一点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山下七郎究竟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转变，以至于愿意为中国空军服务呢？

直到几十年后，日本记者在兰州寻访到山下七郎，他才自己讲述了转变的过程。

淞沪抗战打到1937年10月，不能自己制造飞机的中国空军因为损失太大已经逐渐居于劣势。然而，中国空军却在此时集中所有兵力向上海日军发起了全面反攻。以寡敌众时还要这样强攻，给空军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这段埋没于历史之中的惨烈攻势，其实背后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此时美国已经因为中立法案而不再向中国提供武器，而苏联援华战斗机，轰炸机即将到来，如果在前线保留原有美式飞机的供给线并建立新的苏式飞机供给线，后勤无力负担。因此，上峰便决定通过攻势作战消耗掉大部分美式装备，从而无须为其保留后勤供给线，残余装备则调入航校作为教练机。

然而，底层的飞行员不了解这一切，只知道这是杀敌报国的时刻。他们展示了极大的勇气，以寡敌众，杀入上海空域，冒着敌机的攻击和纷飞的高射炮火猛攻日军阵地。当时的地勤人员回忆，有一架雪莱克攻击机从上海的战场返回到南京，已经千疮百孔，落地后即歪在一边。地勤人员冲上去，看到座舱里血迹斑斑，飞行员徐汉灵已经昏迷。空勤人员惊讶而痛苦地看到，在打破的飞机挡风玻璃上留下了四个血字——“还我河山”。

这是徐汉灵用打断的手指所书。

这场空战非常残酷，山下七郎此时关押于南京大校场机场，亲眼目击了这次战斗。

他看到中国空军飞出去的是十几架飞机，回来只有两三架，再飞出去十几架，回来还是只有两三架。每次出击的时候，战友们都会站在跑道的旁边，挥动帽子向他们送行。而挥动帽子的飞行员又随即跳入自己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冲向上海。

他看到几名中国空军的高级军官当时就站在跑道的侧面，前面还有一位仪容优雅的女士。每当看到有负伤飞机飞回的时候，山下可以看到他们在祈祷。

忽然，有一架中国空军的轰炸机摇摇晃晃地带伤开始返回大校场机场，动作非常迟缓。山下看到，那位女士和身后的中国官员们全都跪在了跑道上。他想，他们是在乞求这架飞机平安归来。

可是，天不从人愿。因为受伤太重，那架飞机在眼看就落到跑道的时刻，一头栽进了机场旁边的护壕里，机毁人亡。

那一刻，不知道苍天有没有为我中国空军勇士而哭。

山下七郎说，他的转变，就在那一天。

在得知山下七郎的生死之谜后，笔者曾与日本著名作家，《陆军下士官兵物语》的作者斋藤邦雄相约到兰州对他进行一次访问。可惜的是，出发前斋藤先生了解到，上一次采访之后不久，山下七郎即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并埋葬在他生活了五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地上。

非常可惜。但会不会是这位回避着故乡的传奇人物再一次和我们玩起了捉迷藏呢？

其实，寻访是次要的，真心的期待，是想和这位彻底告别了战争的传奇的老人说一句：“和平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