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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在的开国将军目前尚存14人。他们基本都是在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平均年龄已在百岁上下。分别是： 原沈阳军区副政委邹衍（1915） 
1928年，参加崇贤秘密农民协会。不久又参加儿童团，当上指导员。 1930年，任少先队队长，参加了浪川区清剿民团的战斗。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政治部宣传员，补充一师一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邹衍一直在总政治部任通信班长。他经常往返于总部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之间，传递情报和重要信件。 1936年，初进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分配至西北保卫局任检查科科长，甘肃华池县保卫局长，陕甘宁省保卫局侦察科科长，定边（中心）县保卫局长。 1938年，再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政治处主任，边区政府保卫团政治委员兼延安南区分区卫戌司令。 1942年，大生产运动中因领导部队抓生产成绩显著，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并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表彰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军区晋西支队副政治委员兼第二团政治委员，牡丹江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八师政治委员。在此期间，邹衍率部参加上党战役，领导了牡丹江地区的剿匪、土地改革运动，参加了解放吉林、围困长春和辽沈等重大战役，为东北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北解放后，独八师归属十纵队指挥，后改为一六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邹衍所部奉命留守北京，参与组建中央公安部队，任政治委员，负责保卫党中央、毛泽东的安全和北京地区的卫戌工作。他参与组织部队迎接党中央和毛泽东安全进驻北平，保卫了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参加了开国大典和国庆周年纪念的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春任东北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五十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顾问。任职东北公安部队期间，参加领导、指挥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1952年，率公安部队与地方公安部门一起歼灭、俘获美蒋海上派遣特务3组80人、空降特务5起33人。最富传奇色彩并轰动世界的是生擒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唐奈和费克图。受到了周恩来的表扬。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了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1915） 
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1929年5月在立夏节起义影响下参加革命。1931年2月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5月入党，功勋卓越，曾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曾获得过朝鲜金日成主席授予的国旗二级勋章两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保卫局科员，第二十八军直属队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第四纵队独立营政治教导员，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二支队三十六大队政治委员，第九团营长，挺进军教导大队大队长，挺进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八团团长，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冀察纵队第九旅旅长，第八旅旅长，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冀热察军区代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0九师师长，参加了张家口保卫战和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副军长，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两枚、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枚。195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28军军长。1965年担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 1966年11月10日，詹大南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以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至1969年8月，以后调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詹大南从南京军区副司令位置退了下来。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九八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原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熊兆仁（191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独立第九团三营排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永（定）平（和）（南）靖游击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红军主力长征后，在闽西南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二营五连连长、军部特务营连政治指导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务营政治委员、第二支队新三团参谋长。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七团政治委员。一九四三年进入中共华东党校学习。毕业后任苏浙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十六旅四十六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苏浙皖边区司令部司令员，苏浙皖边军事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在苏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一九四九年任皖南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北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四年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毕业后，任福建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福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参谋长。当选为福建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1917） 
1917年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银坑平安寨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他12岁就参加了儿童团，两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2月，年仅15岁的方槐报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干事、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 抗日战争开始后，新疆军阀盛世才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下，一度成为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盟者。他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办了一个新疆边防航空队附设的航空教育班。为培养解放军飞行人员，为来日建立人民空军作准备。 1938年4月8日，是方槐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包括方槐在内的25名红军战士，第一次飞上了蓝天。他们认真向教官学习，反复揣摩，严格训练，学员们很快就能单独飞行了。 1942年，由于形势变化，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了蒋介石，露出了杀人魔王的反动本质，包括航空队在内的140多名中共党员全部被他囚禁，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遭他残酷杀害。包括方槐在内的其余同志，经党中央通过张治中多方营救，才于1946年回到延安。 方槐于1946年7月12日回到延安后，经过短期整训，受命前往东北，参加创办我军第一个航校的工作。初时，方槐任航校训练处协理员，后历任第四飞行大队长、航校驻沈阳办事处主任等职。 1949年9月，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决定让初创的人民空军参加开国大典阅兵仪式，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当方槐和他的战友从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那里接受这一光荣的任务后，立即在南苑机场讨论了受阅方案，从飞行员的选择、机型的组编及应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等方面，都作了全面认真的研究，并制定出了详尽的受阅飞行演习计划。 1949年10月1日下午4时许，方槐、刘善本、邢海帆各率一个飞行梯队，由南苑机场起飞，从东往西朝天安门广场上空飞去，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当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方槐他们为表达全体空军指战员的心愿，三次摆动机翼，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人民致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槐历任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防空部队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军委民航局航务处处长兼电讯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空军第三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 1951年12月30日，毛主席签发命令，任命他为军委民航局第二民航学校(中国民航大学的前身)校长。 1955年，方槐被授予少将军衔。他荣获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原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杨永松（1918） 
杨永松，1919年7月生于广东省梅州大埔县。1930年在永定县委参加革命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平型关战斗时任115师685团政治处技术书记。1945年12月底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53年1月调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7年任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1968年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1981年以副兵团级离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永定县儿童团团部组织科科长，组织部部长，巡视员，红12军101团文书，二师政治部技术书记。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343旅685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师直政处教育干事，师政治部秘书、师直政处教育股长，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秘书长，教导二旅五团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部秘书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秘书长，第四野战军战车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1934年9月，为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杨永松所在的部队开始向福建永安地区进发。部队过汀州时，杨永松因病被留后方医院休养。后来由于战事紧张，所有人员需转移到一个叫“九堡”的医院。杨永松和几个战友赶到九堡医院后，让他们意外的是，那里除了一片用砖头搭起的床铺外，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原来，医院在一天前就转移了。他们不顾伤病的折磨，坚持赶路，终于在第5天的下午赶上了红一军团的部队。杨永松在寻找三团的驻地时，遇见了一师的聂鹤亭参谋长。“小鬼，你年龄还小，身体又很虚弱，能跟得上吗？”聂参谋长关心地问杨永松。“红军不怕苦和难，我能行！”杨永松斩钉截铁地答道。聂参谋长看他小小年纪，革命的决心这么大，心里十分高兴，给三团打了个电话，把他留在了师部，让他和一个叫赖可可的同志一块负责文书工作。 1934年10月，杨永松随部队踏上了长征的征途。他们一路攻坚克难，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向新田进发。部队由毛儿盖出发，杨永松所在的三团走在军团的前面，翻过一个小山后，开始过草地。一路上，有时见到浮在泥水中的军帽和死在灌木丛中的同志。他回忆当时的情形： “到草地的第五天夜晚，我们在一条小水沟边宿营。到了半夜，突然下起大雨。人不能躺着，只好在原地坐着。我有一件短袖油布上衣，用它盖在身上，上半身还能遮雨，但下半身却泡在冰冷的雨水里，越坐越感到腿累腿酸，最后就麻木了，觉得活动不自如了。第二天天亮后，才看到腿肿得老高，打不了弯。此时，我的心情糟透了，难道走不了啦！革命到头了，要死在这茫茫草地了吗？这时，我想了许多许多。最后，爬到一个土坎上，拿出在湖南买的、始终舍不得穿的一双新袜子穿上。横竖也是死，还留它做什么？这种念头闪出来后，我自己又把它克服了。我鼓励自己，不能这样倒下，一定要走出去。队伍出发了，我找了一根别人当柴烧没烧掉的树枝做拐杖，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队伍比我走得快，我就在后面努力往前赶。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老天爷开眼，我的腿开始消肿，死神终于从我身边被赶走了。现在想来，如果当时不咬牙坚持，我或许真的就死在草地了。” 抗日战争时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开始往北撤，到了陕甘边地区实行整训，并进行时事教育和思想动员。党中央则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的报告，阐明民族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二十九军的抗日壮举，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在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方面加紧同国民党谈判，一方面红军从陕甘边区向西安附近集结。 1937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在三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115师被编为两个旅，一个旅两个团。343旅是红一军团的部队改编，344旅是红十五军团部队改编。杨永松所在的红二师就改编为343旅685团，红四师改编为686团。 在出发之前，召开了誓师大会。因为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红军也要换衣服、换帽子。当时红军的帽子是红五星帽，要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很多战士因为随红军征战多年，对红军有深厚的感情，舍不得换下红五星帽，但为了抗战的需要，忍痛把帽子摘下来放到包袱里面，作为永久的纪念。 1937年8月24日，杨永松所在的685团作为前卫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部队经过富平、韩城等地，在芝川渡黄河向侯马前进。经过荣河县、万泉县（现万荣县）时，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当地群众在桌上摆了点心慰劳我军，八路军战士们没有一个人过去拿，纪律十分严明。 战士们在侯马等了三四天火车才来。这些车皮有的运过骑兵，车皮又脏又臭；有的运过煤，上去以后弄得人的脸都是黑的。但是大家都没计较，想着要上前线抗战，这种脏和臭又算得了什么呢。 按照与阎锡山商定的作战计划，八路军115师向平型关前线大营集结。在原平下了火车后，115师急行军奔赴大营。在路上，杨永松和战友们碰见从前线退回来的阎锡山军队，这些队伍没有伤亡，非常整齐。战士们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整齐？原来，这支队伍离敌人还有几十里路，听到炮一响或者飞机一响，就往后撤。他们还对八路军说日军的炮和飞机很厉害，八路军战士们问他们：厉害到什么程度啊？你们伤了多少人？他们又说不知道。看不上友军的胆怯，战士们下决心，非得打个好仗扬我军威。 当时，晋绥军和中央军在平型关内长城沿线集中了20多个团，准备抵抗日军进攻，八路军则负责深入日军后方寻找机会打击敌人。那时，灵丘、广灵一带已经沦陷，当地老百姓报告，日本兵非常野蛮，老百姓在庄稼地里干活，日本兵拿着枪把干农活的老百姓当靶子打。 9月24日晚上12点，部队冒着大雨连夜来到伏击地点，在山上等着进攻开始。战士们都淋湿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战士们的情绪，大家还是想着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担任隐蔽伏击任务的是343旅685团和686团。687团接应，另派出小部队打援。25日清晨，在伏击圈等待了一夜的八路军将士们终于等到了钻入口袋里的日军。 进入伏击圈的是从平型关撤下的向东开进的日军汽车队。发起进攻时，师部、旅部打出信号弹，团以下就吹冲锋号。当时685团在左翼，686团在右翼，战士们冲下去，敌人退到对面山上老爷庙和东西跑池村抵抗。大部分被打散的日军藏入公路边的雨水沟里。按照国内战争的经验，这时可以下去抓俘虏了。结果日军非常狡猾，枪也打得很准，你要一露头，他一枪就在你头上打个洞。八路军马上改变策略，朝那里扔了一两个手榴弹，再下去就没有日本兵抵抗了。 686团负责解决老爷庙里的敌人，687团也加入战斗，战斗非常惨烈，我方伤员很多。最后，被八路军昼夜攻击的敌人连夜向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军队的阵地突围，由于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军队放弃阵地，被围残敌得以突围而逃。 这场战斗成为八路军出兵抗战的第一战，日军遭遇了战斗意志坚决的八路军，八路军在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取得了首战的艰难胜利。 据《正面战场作战记》记载：115师在平型关战斗中，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缴获炮1门、步枪300多支、机枪20多挺、炮弹3000多发及大批军用品，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2] 抗日战争初期，杨永松在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参加了首战平型关战役。他是目前亲历这场战斗、建国后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唯一健在者。 1945年4月23日，杨永松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当时出席七大的代表中建国后被授予共和国元帅、解放军将官者共207人，（其中正式代表171人，候补代表36人）。杨永松是这些将帅里目前唯一健在者。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杨永松在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战车师任政委。当时四野特种兵司令员是万毅，萧华任政委，萧华调任空军政委后钟赤兵任政委，副司令员贾陶、匡裕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副政委邱创成，政治部主任唐凯，政治部副主任分别是刘登瀛、吴涛、谢唯进。四野特种兵司令部下辖炮兵一、二师，战车师，高炮指挥所，工兵指挥所，辎重团，朱瑞炮兵学校。杨永松到战车师任政委时，师长是曾克林，副师长赵杰、副师长兼教导团团长李国华，参谋长孙三、副参谋长吕正哲，政治部主任牟永春、副主任谢金山。 战车师下辖坦克团、装甲团、教导团。当时，战车团装备的坦克是日式的，有重18吨、8吨、6吨、4吨、2吨等各种型号的坦克100多辆。主要是抗战胜利后，我军在东北各地收集日军的，也有在平津战役中接收傅作义部队的。四野战车师部队的建设为我军机械化、专业化、正规化、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杨永松的战车师参加受阅，坦克编队以整齐的队形，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53年1月，杨永松调任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1954年，华北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改称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杨永松定居北京。 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9月27日下午3点，杨永松按通知持请柬来到中南海，参加在京将军授衔授勋仪式大会。预授将军衔的300多名同志，先集中到中南海国务院礼堂，听习仲勋同志宣读授衔命令，大家笔挺立正站了近两个小时，才听完宣读名单，这时习仲勋同志也出了满头大汗，杨永松被授予少将军衔。大家一起来到礼堂后台，每个人按名字找到预先放在那儿的礼服箱子，打开，将事先已缀好领花、军衔、帽徽的礼服和大沿帽换上。把来时穿的“解放服”放入箱子，待会后自行带走。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我们去怀仁堂出席授勋仪式大会，两会之间隙安排有会餐。我们先到怀仁堂的二三十名同志，见门前广场上摆放了两三个餐桌，没有椅子，上面有些菜肴、饮品，那时还不懂什么叫“自助餐”，以为饭菜不多，谁也不好意思去吃，就直接进了怀仁堂，在会场的座椅上歇息等候开会。事后才听说又陆续摆了几十个餐桌，饭菜、酒水十分丰盛，周恩来总理还向大家敬酒祝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赶上。 晚7时30分，授勋仪式开始。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以及元帅、大将们在主席台上，与会人员有上千人。杨永松等300多人安排在观众席的中间位置，各自按坐签入座，桌面上放着每人应授予的勋章，毛主席在台上为元帅、大将们授勋时，台下上将、中将、少将们自己动手挂上个人的勋章。杨永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手抚着勋章，松永松泪眼模糊了，他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没有看到全国的解放，他们的鲜血洒在了革命的征途上，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和平。 原南京军区工程兵主任黎光（1914） 
黎光的祖父黎志仁是农村教书先生，因妻子没有生育，为续香火，从一户沈姓人家抱养个儿子，取名为黎志祥，就是黎光的父亲。黎光6岁时，爷爷、奶奶、父亲和妹妹相继去世，短短120天内，黎家接连死四人。他开始分担养家糊口的担子，割草、放牛、担水、耕地、打谷，样样农活都得干。不幸的遭遇，艰苦生活的磨练，使他养成了倔强的性格。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来到黎光家乡，他参加了地方武装独立营，任排长。独立营成立后，首战大东山。这里盘踞着地主武装大刀会，他们疯狂反对苏维埃政府，袭击红军。独立营领受任务后，战士们情绪高涨。他们手里虽然没有枪，全凭着大刀、梭标，硬是把自吹打不穿，杀不进的大刀会匪徒打得仓惶出逃，并把三个大刀会头目活捉了两个。黎光带着竹叶刀英勇追杀敌人，第一次经受战争的考验，就表现出了他的英勇顽强。 1933年，独立营编入红31军91师，黎光先后任师部特务营班长、排长、276团副连长、军部特务营连长。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黎光17岁时，担任红25军共青团团委书记。当年，《共产国际》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介绍红25军，称之为儿童军。当时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团营干部多是20岁出头，很少有18岁以上的战斗员。黎光回忆说：红25军有不少12、3岁的少年儿童，甚至个别只有8、9岁。有一位红军战士偷偷背着儿子参加长征，这个红军娃娃”到达陕北后，仍不够参军年龄。 1934年，在一次战斗中，黎光的小腿被敌人子弹打中，伤口感染化脓。医生要他截肢，他坚决不同意：我革命刚开始，没有腿怎么打敌人？后来，黎光被送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经抢救，保住了腿。 1937年，黎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开始后，黎光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1营1连排长。在和日军作战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穿过，打入左下颚，从右耳根穿出。当晚，日军又袭击了伤病员住的村庄，战友将他用一床毯子裹好，把他藏在厕所里，才幸免于难。 黎光后任冀中军区第3军分区第26大队营教导员、营长、第25大队大队长。任营教导员时，旧军人出身的营长谋反，黎光摆了个“鸿门宴”，拿下了营长；他在担任大队长时，善打硬仗，在任丘、河间、霸县一带颇有名气。 1939年冬，黎光任晋察冀军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第9支队兼第8军分区30团团长。 1940年10月，黎光任晋察冀军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30团团长。 1942年9月，黎光任冀中军区直属第6支队29团团长。一次战斗中，29团被日军包围，血战了一天，29团的干部烧掉了日记和文件，准备和日军拼到底，突然枪炮声稀疏下来，他立即派一名干部带着侦察员去侦察，发现日军正在开会，侦察员们乘机扔了几颗手榴弹，日军反而乱了阵脚，他率29团反败为胜，还活捉了敌酋多多良。吕正操称赞黎光“个性强、作战勇敢、决心硬”。 1943年9月，黎光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3团副团长。1944年秋，杨成武成为提拔冀中军区司令，提拔肖应棠任一分区司令，接替肖应棠任三团团长的，并不是这个副团长黎光，而是团参谋长郑三生。 1945年8月，黎光在担任20团团长时，奉命率部西进。路过张家口，因对张家口情况十分了解，他突发奇想：“部队枪支子弹少，何不摸进张家口，搞些武器弹药再西去？”他派出的侦察员报告张家口日军正向北平逃跑，黎光率部乘夜摸进张家口，基本控制了全城。上级遂取消20团西进任务，命令该团坚守张家口。 1945年9月起，黎光任晋察冀军区冀察军区第13军分区20团团长、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40旅11团团长、据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老人回忆，在柴沟堡打马占山骑兵师打的不错，但接下来是集宁战役，竟然看错了地图，跑了百多里冤枉路，也因此贻误了战机。以后集宁撤退、怀来战役，每一仗都打得很不顺利。尤其1947年7月到9月的保北战役、大清河北战役，虽然完成了任务，得到了数面锦旗，但损失惨重。全团在战前的两千三百多人，战后仅存五百来人。 黎光任第6旅副旅长、华北军区第7纵队21旅旅长。参加了清风店、平津等战役战斗。1949年2月，华北野战军第7纵队21旅改编为华北军区直属第69军207师，黎光任师长。5月，第69军的番号撤消，206师及207师一部组成华北军区独立第25师。1949年2月，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第13纵队37旅改编为华北军区18兵团第61军181师（属头等主力师），黎光任181师副政委。后任第66军198师师长。 建国之后 1950年2月8日，川北军区剑阁军分区（第61军182师兼）成立，黎光兼任政委。 1950年5月，第二野战军和所属兵团番号取消，所辖部队划归西南军区建制，黎光兼任川北军区剑阁军分区政委。 1952年，黎光毕业于军事学院。同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68军20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和金城战役。获得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5年回国后，黎光历任第68军副军长、连云港要塞司令员、上海吴淞口守备15师师长、南京军区工程兵副主任、主任、军区司令部顾问。 黎光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原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杨思禄（1917） 
杨思禄，1917年出生于江西于都县，1930年加入儿童团，任少共国际师战士。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任班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排长、代连长、营长、营教导员、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旅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师长。建国后任第五航校副校长、第十一航校校长，副军长、军长、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 杨思禄曾用名张友、方力。江西省雩都（今于都）县曲洋乡曲洋村人。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警卫班班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警卫连排长、代连长，冀热察挺进军第三十七团副营长，营政治教导员，冀东军分区特务营营长，冀热辽军区特务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热河纵队第二十五旅旅长，冀东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教导第三师师长，第二野战军直属教导第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航空学校参谋长、副校长，空军航空兵第19师师长，第十一航空学校校长，59年任空六军副军长，空三军军长，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一九六一年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任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解放后，杨思禄到空军工作。 原江西省军区政委张力雄（1913） 
张力雄（1913年－－），福建省上杭县才溪区通贤乡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2军34师100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红五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政治部巡视员、随营学校政委，第45团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三过雪山草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随西路军进入甘肃，参加了高台血战等战役。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陕北，随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一大队二队队长、一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治处主任、四大队协理员，抗大总校太岳独立大队政委，抗大第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第六支队政委兼六军分区政委等。参加了林南、水林、伏牛山等战役和开辟豫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委，鄂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野战旅政委，华东野战军第12纵政治部副主任，江淮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炮兵部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第13军副政委、政委，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政委，福州军区顾问。当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张力雄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红五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政治部巡视员、随营学校政治委员，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二队队长、一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治处主任、四大队协理员，抗大总校太岳独立大队政治委员，抗大第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第六支队政治委员兼六分区政治委员。参加了林南、水林、伏牛山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治委员，鄂西军区第三分区政治委员，野战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江淮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炮兵部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十三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福州军区顾问。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1年张力雄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34年9月底，张力雄接军团长董振堂命令，率800余名学员，在兴国老营盘白云山阻击国民党军。战役丿打了三天两夜，顶住了兵力是己10多倍敌人的轮番攻击，为红军主力集结转移赢得了时间。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前的最后一仗。随后，张力雄率部集结到于都河边，从那里踏上漫漫远征路。 在夹金山下，国民党飞机扔下的重磅炸弹落在张力雄和大队长鲁瑞林身边约10米处，炸起的土块和泥沙几乎把他们全部掩埋。危险接踵而至。 张力雄回忆：“夹金山上，我突然打起了摆子。警卫员赖国标背着我向上爬，一脚没踩稳就滚了下去，幸好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了。在收容队的轮流搀扶下，历经12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我终于把‘死亡之山’留在了身后。” 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张力雄所在的红5军团改为红5军后随张国焘的左路军行动。在噶曲河边，张力雄突接通知：“立即出发，南返阿坝！” 一年多后，已是红5军45团政委的张力雄率部第3次过草地。45团是全军的后卫，承担掩护和收容任务。 1936年夏，红五军与红四方面军一起第三次过草地后，向甘南挺进,10月中旬，到达甘肃省会宁县境内，驻扎在离会宁城约30公里的华家岭一带。 10月19日早晨，军部通信员急匆匆来到四十五团驻地，通知张力雄政委和叶崇本团长到军部去。来到军部，军长董振堂把大家引到桌前，用铅笔指着桌上一张军用地图说：“国民党军胡宗南、于学忠等部共数十万人马，妄图阻止我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并伺机在静（宁）会（宁）地区围歼我军。为确保三个方面军在一起举行长征胜利庆祝活动，上级命令我们在华家岭一线组织防御……” 受领任务后，张力雄和叶崇本心头都感到沉甸甸的，平时经过的战斗不计其数，但这一仗关系重大。他们决心打好这一仗，确保会师顺利进行。 20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敌人猛攻三十七团马营一线的防御阵地，密集的枪炮声响了一天。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艰苦，在这次战斗中，罗南辉副军长不幸牺牲。罗副军长牺牲的消息传到四十五团后，更激起了指战员们对敌人的仇恨，大家决心为罗副军长报仇。 21日，晨曦初露。敌人用重炮猛轰四十五团前沿阵地，霎时间阵地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全团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在整整一天的战斗中，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进攻，毙伤敌数百人，俘敌30余人。22日，敌人在正面进攻多次受阻后，突然改变战术，一方面仍在正面继续猛攻，另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企图从侧翼迂回突破。如果敌人这一企图得逞，势必打乱团防御部署，团指挥所受到极大威胁。情况万分危急。 张力雄和叶团长亲率特务连和一营跃出掩体，朝迂回之敌猛扑过去。叶团长手执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冲在最前面，张力雄从特务连战士手中接过一挺轻机枪向敌猛射。正当张力雄抱着机枪扫射时，一梭子子弹从他胸前掠过，他只觉得右胸像被什么东西擦了一下，手一摸才发现右胸口袋里一本厚厚的土造笔记本被子弹打得粉碎，所幸没有伤着身体，但站在他右侧的旗语员小王却被打断了左腿。 战斗至下午3时许，全团奉命迅速撤出战斗，向会宁方向转移。红五军完成了牵制防御任务，这一天，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顺利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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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0 20: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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