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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与叶剑英的“无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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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 11:05:2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作者 潘前芝

这几天,《建军大业》正在热映。片中,小爱饰演的叶剑英,利用自己的秘密身份,从汪精卫、张发奎那里获取重要的情报提供给周恩来,为起义的举行并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桥段并非编剧想象出来的,历史上,确有其事。

叶剑英,生于1897年4月,广东梅县人,南昌起义前,刚刚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已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且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所器重。但他却对中国共产党情有独钟,曾数次向党组织申请入党。因他之前担任过蒋介石嫡系部队教导团团长,还参加过国民党右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在当时中共党内“左倾”思潮影响下,根本没有接纳他的可能。

据叶剑英后来回忆,他当时作为师级干部,每月差不多有二三万元收入,从个人讲,可以有个不错的出路,但他内心坚定认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而他认为最具革命性的共产党又不愿接纳他,所以他很苦恼。

《建军大业》中,小爱饰演叶剑英(图/豆瓣)

当时在国民党内任职的中共党员包惠僧回忆说:“他(指叶剑英)曾到政治部同我谈过两次话,并借阅马列主义书籍,我们经过了多次接触,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当时我们对他重视不够,没有吸收他入党。”

为了排遣这种苦恼,他去找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想让邓帮他去苏联留学,未果;又去找当时的共产党员李世安诉苦。李是叶的同乡,对叶的历史和想法比较了解,于是就秘密找到周恩来,向周汇报了此事。周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期间共过事,当即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让他不要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叶挺、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和共产党分裂。此后几天,大部分意志不坚定分子纷纷通过登报或通电,表示脱离共产党组织,以免祸及己身。中共中央此刻也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部队主要为驻扎在九江一带的叶挺、贺龙等部队。

彼时,叶挺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贺龙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同情共产党的做法路人皆知,而且,贺龙的部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任职。汪精卫、张发奎对此一清二楚。他们要分共,叶、贺二人的部队就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等人密谋,决定通过张发奎,以召开军事会议的名义,邀请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以三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的部队。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出席了会议。黄琪翔平时对共产党比较有好感,对汪的提议又不能不执行,于是满腹心事,找住在第四军军部的参谋长叶剑英商量。叶与黄琪翔是同乡,交情深厚,是黄比较信任的人。叶剑英从黄琪翔处得到消息后,连夜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的密谋告诉他,他们立即通知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等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商讨对策。在湖中的小船上,叶剑英将汪、张要调贺、叶部队的消息告诉大家。

贺龙一听急了,首先发问“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

“名义上要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实际上要把你们扣留起来,罢掉兵权。”叶剑英说。众人都表示坚决不能上山,经磋商,最终形成三项决定:1.贺、叶不上庐山;2.不能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立即乘火车到南昌去;3.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行动。会后,叶挺、贺龙两人就开始调动部队奔赴南昌。

叶挺(左)与贺龙(右)肖像

7月28日夜,汪精卫带孙科、张发奎离开汉口赶赴九江,次日到达庐山,协商加紧“清共”。唐生智、朱培德、黄琪翔、金汉鼎都与会。会议决定:1.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2.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3.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共产党人。叶剑英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通知廖乾吾等人。他们三人迅速离开九江,赶赴南昌。而会议所决定要解决的贺龙、叶挺等人,此时已经在南昌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事宜了。

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手下朱晖日等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当时情况下,如果张发奎同意,那么南昌起义部队就将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择机向张发奎陈述厉害,力阻不追。他分析道,广东有李济深部队,起义部队要去,两者相斗,我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如果跟在后面追击,损耗自己,还得不到好处。张发奎听后,认为有道理,于是只发了个“奉令追缴,已经出发”的电报,始终跟在起义部队后面,追而不打。

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利用自己的职位为中共革命保留了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在武汉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全校师生4000余人,中共在校内建立了较为健全的组织。汪精卫反共后,该校师生中已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先后撤走,其余人员被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全团编成三个营,以及炮、工、辎重和警卫各一个连,另有一个约30人的女生队,团内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团长由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

南昌起义后,教导团赶到九江。叶剑英在与谢膺白的一次聊天中,谈到教导团问题。谢满腹牢骚地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叶听后,急忙去找张发奎,告知谢膺白的想法,表示自己想接手。在那样一个年代,谁多支武装,谁说话的嗓门就能高点,更何况叶剑英还是自己比较看好的人,于是张发奎答应了叶。

叶剑英就任教导团团长一职后,了解到教导团因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不少人觉得前途渺茫,纷纷离队,就召开大小会议,耐心劝导。叶过去的辉煌经历使他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团里官兵的认可,浮动的人心逐渐稳定了下来,已经离开的听说叶剑英担任团长后又回来了,达到了2000余人的规模。

教导团在九江稍事整顿后,开赴南昌。南昌是朱培德的地盘,在起义中吃了共产党亏的朱培德知道教导团的到来后,向张发奎提出解除教导团武装的要求,因为朱培德之前了解到这个团里有不少共产党人。叶剑英得知后,面见张发奎,提议将教导团名字从二方面军教导团改为第四军教导团,直接并入第四军建制,并承诺自己将严加管束。得到张发奎同意后,他又去找朱培德,表示自己将会在教导团内开展整肃和清党行动,保证不会在南昌闹事。朱培德知道叶的能耐,也不愿意把关系搞僵,于是勉强同意了。

就这样,这支共产党掌握的武装保留了下来。

8月中旬,叶剑英率教导团沿赣江南下广州。此时的叶剑英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把这支部队带到广州,在那里举行武装起义,按他后来的说法,就是“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9月中旬,他们到达广东南雄。叶剑英先去广州筹备起义事宜,教导团驻扎在花县新街进行整训。

叶剑英抵达广州后去见张发奎。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跑去见张发奎,说叶剑英这个人靠不住,过去蒋介石对他那么好,结果他反蒋,这个人留不得。张没有听,让叶继续担任四军的参谋长。

1927年12月10日凌晨,教导团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叶剑英正式结束“卧底”身份,作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共产主义大旗。

话题再回到南昌起义,如果没有叶剑英的情报,不明就里的叶挺、贺龙二人很可能就上庐山开会,他们的部队就会按张发奎命令的那样向德安集中。这两支中共当时所倚重的主力如果都到不了南昌,那南昌起义实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后来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叶剑英类似行为还有多次,充分体现他在历史的“大关节”处明断是非,果敢抉择,谋虑缜密的一贯做事方式。所以,毛泽东评价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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