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最后的电波》

文如玉

　　十一
　　清明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山上的环境开始好转，食物也丰富起来。那段时间，我父亲的收发报技术巳有不小的长进。在李安本的指导下，已经能够上机作业。我父亲心里十分高兴，可老李却泼冷水说你还早着哩，对我父亲的训练要求更加严了。他告诉我父亲，会发报和发好报这是两回事。后者不仅要用手，更要用脑。他还说,要提高发报速度必须增加乐感。“节奏!”他每每强调说，“你明白吗?”为了弄明这个问题，他常常带我父亲去山间的溪水旁，闭上眼睛静听潺潺的流水声。“听出来了吗?”他说,“这就是节奏。”他还在电键上演示给我父亲看。他的发报如同行云流水，让人叹为观止。“这都是因为有了节奏。”他说，“你必须找到你的节奏。”他还对我父亲说，这个太重要了,节奏对了，速度就上去了，节奏一乱就会出错。“这都是经验之谈。”我父亲对我说，不过，当时他并不完全理解，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经验增多，才有切肤之感。
　　五月间，青城地下党组织与山上取得了联系。一天,常与第三团来往的猎户带来了一个陌生人。此人三十来岁，穿着十分破旧，看打扮像个采药的。他自称是青城地下党的交通员，叫小林，个头不高，操着当地口音。杜参谋担心他是奸细，对他严加盘问，可他什么也不肯说,非要见顾团长不可。杜参谋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团长姓顾?那人说，我不仅知道他姓顾,还知道他叫顾少宾。杜参谋一听更感到意外了，知道这人有些来历。这时,顾团长和参谋长正在窝棚外边听着,于是便掀开草帘子走了过去。
　　“你是什么人？”顾团长说，“我就是顾少宾。”
　　那人抬眼打量了一下顾团长，然后点点头说:“看来没错，你就是顾团长。”据他后来说，上山前组织向他描述过顾团长的长相,因此他一下就认出来了。之后，他从身上掏出一个木制的烟斗，材质是核桃木的。“我一看,就激动起来。”许多年后，顾伯对我说，“这东西我太熟悉了！”那是他亲手刻的，有一次去师部开会，让师长瞧见了，说小顾子，你手艺不错嘛，给我了。团长当时还有些舍不得，说这个没刻好，烟斗咬口崩了一块，以后再给你刻个好的。“不用了，”师长说,“就它了！”
　　如今一见这烟斗，顾团长便叫起来：“师长!是他派你来的!”那人说,他是受青城地下党负责人老汤委派前来与他们联络的。原来，青城地下党遭到破坏了，于一九四一年底恢复。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中共青城地区特工委书记，名叫汤维卓。我曾查过有关史料，汤维卓，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间,一直领导青城地下党工作，代号鱼鹰，公开身份是文昌纸墨店老板。
　　据小林说，第三团发给江北的电报全都收到了，由于上级在突围后一直没有联系上第三团，以为他们已遭不测，按规定毁掉了全部密码。可第三团用的还是老密码，因此江北收到了电报却无法译出。但从电报的方位和密码看，这应该是第三团发出的。至于第三团怎么到了白马山区，现状如何，上级并不清楚。直到青城地下党恢复后，他们通过地下组织前来与第三团联系。
　　“太好了！”团长激动地握住小林的手说，“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当天晚上，他和参谋长、杜参谋一起来到通讯班,召集大家开会。会上,他表扬了大家,宣布要向师部报告，给
　　通讯班集体请功。他还特别表扬了李安本,认为他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要奖励你十条烟!”他说。李安本一听，金鱼眼一下子鼓起来。他已好久没烟抽了，只能用山上的干树叶揉碎了解馋。“不过，”团长接着又说,“现在没有，等我有了，再给你。”李安本一听顿时泄了气，鼓起的金鱼眼又趴了下去。众人哈哈大笑。李安本吧唧着嘴说，团长你现在给我一支，那十条我都不要了。团长说，你想得美,别说十条了，就是一百条也换不来啊!大家又是一阵笑。
　　“我们真是高兴极了！”我父亲对我说，“你无法想象我们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突然大人找来了！”
　　又过了几天，小林送来了新的密码和呼号。我们很快与上级取得了联系。第一次给师部发报时，团长、参谋长都站在边上看着。李安本亲自上机，他的发报速度飞快，师部的报务员应接不暇，几次中断。李安本火了，不停地要求换手。直到师部那边换了一个老手才勉强跟上。“我是压了键的，”李安本事后得意地说，“就他们那水平，根本不行啊。”半个小时后，师部电台终于给了收据。在这份电报中,第三团详细报告了他们突围之后，坚守白马山的情况。很快，师部回电了，对第三团的战斗精神高度赞扬，并传达了总部首长的指示,要求该团休整待命，待时机成熟，即行归建。当天晚上,团长向全团官兵传达了这一精神。立时，群情振奋’最后团长亲自指挥大家高唱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每个人都热泪盈眶。李安本也站在队列中,跟着大家一起唱,虽然他不知道歌词,旋律也不熟悉，但同样情绪激动，高声唱着，仿佛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自从与上级电台取得联系后，通讯班的任务繁忙起来。除了与师部联系外，还与青城地下党电台定期联络。为了随时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团长还把我父亲找去，要求我们抄收新闻台的电讯。我父亲有畏难情绪，因为电台报务员少(就我父亲和李安本两人),新闻报一般较长，拍发速度快，抄收起来有难度。那时，我父亲已经能够上机，但毕竟还是新手，收发报都还不熟练。而对新闻抄收,李安本认为没啥意思，不大爱抄，大多推给我父亲。这下,我父亲可苦了。一上机，有时连上厕所都来不及。“其实,苦一点不算啥，”我父亲对我说，“问题是常常出错，漏抄、错抄,层出不穷，经常是收不完整。特别是山区雷雨多,每当信号不好，还有整段都收不下来。团长看了我父亲抄的新闻，便直皱眉头，说这样可不行，新闻台和联络台一样重要,马虎不得。“这是思想问题，”他不听我父亲解释，指着脑袋说，“你们首先要提高认识。”我父亲挨了批评,便找李安本谈话，敦促他上机，与此同时苦练收报技术。那段时间，我父亲的收发报技术都提髙很快。“老李还教了我一手，”我父亲说，“那就是压码抄收。”所谓压码抄收,就是对方发第一个数码时,并不急于抄收,而是用心记忆，等对方发出第二个数码时才抄第一个码子，如此类推。优秀的报务员可压一组(四个数码)，甚至更多。压码越多，水平越髙。李安本收报时,有时可压三四组数码。“真是太厉害了!”我父亲说,“这样的水平，除了他,我再也没见过。”
　　压码最大的好处是提高抄报速度,提升抗干扰能力。在李安本的悉心指导下，我父亲的收报速度提高很快。离开白马山前，他的抄报速度已能达到了每分钟一百四十码，这已是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与组织取得了联系，第三团的生存状态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青城地下党组织给了我军很大的支持。在后勤供应上，他们不仅帮着秘密筹粮，还雪中送炭,送来山上紧缺的食盐、药品，包括无线电配件以及铅笔、纸张(这些都是收发报急需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耳目变得灵通了。山下敌伪军的动向可以随时掌握。地下党的同志还通过电台和交通员给我们送来大量的情报。利用这些情报,第三团趁敌人不备，发动突袭，敲掉了敌人的几个据点，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当地百姓深受鼓舞，一些青壮年纷纷上山投奔第三团,使部队进一步壮大，人数达到五百余人。
　　八月份，进人了炎热的夏季,这时第三团在白马山巳坚持一年多了。终于，有一天，师部来了电报，通知第三团时机成熟,总部巳决定他们择机北上,与大部队会合，并附有详细的计划和行动路线。李安本收完电报后，立即0K,给了收条。杜参谋译完后，感到情况重大。“要不要再确认一下？”他对我父亲说。老李在一边,马上不高兴了，他说你不相信我,我老李收的报还要确认?他感到受到侮辱。杜参谋说，不是不相信，是确保万无一失，尤其是行动计划和路线，不能有丝毫差错。“错不了，我敢保证，”李安本坚持说，“错一个字，你们杀我的头。”
　　这时,团长接到报告，走了过来。他看完电文，然后说杜参谋说得对，马上确认。李安本有些抹不下面子了，他说:“谁爱确认谁确认，我可没这个闲工夫。”说着，双手往胸前一抱，靠在了边上的石头上。
　　“李安本!”团长这时突然叫了一声。李安本吓了一跳，因为团长从没把他当作自己的兵,对他说话向来客客气气,也从没用过这个口气。他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下意识地应了一声：“是！”
　　“马上确认，我命令!”
　　“是。”李安本又应了一声，连忙上机呼叫。确认结果，准确无误。事后，参谋长说,这个老李像个兵了。团长一听便笑了，嗬，你瞧我，一急倒把这巷给忘了，还真把他当成自己的兵了。老李也挺高兴，他说本来嘛，我早已是你们的人了。

文如玉

　　十二
      原定的北上计划是八月底。团长与青城地下党联系，打算在离开白马山之前,将李安本送走，让他与家人团聚。李安本得知这一消息，既高兴又有些恋恋不舍。临走前，我父亲组织全队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团长也来参加了。炊事班烧了几个好菜，司务长还拿了两瓶当地产的青城老窖。大家边吃边喝，情绪都十分激动。团长说，老李是第三团的大功臣，我们永远都别忘了他。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好好报答他。众人都说是啊,纷纷念起李安本的好来。就连那些过去对他有意见的战士也动了真感情，紧紧和老李抱在一起。老李眼泪汪汪，一个劲儿地检讨,说自己脾气臭，得罪了大家，你们能多担待，我就放心了。他还举起酒杯,敬了老彭、张虎娃等牺牲的同志，说他今生报答不了他们,等来生结草衔环也要报答。说完，把酒洒在地上,大哭不止。
　　按照事先的安排，第二天早上，交通员小林来接李安本下山。当天夜里，为了让老李休息好,我父亲便自己值班。半夜里突然传来师部电台呼叫，此时天降大雨，雷电交加。我父亲按照正常操作办法，调试频道，按下电键，又试了馈线却没有出现火花,这说明信号没有传输出去。这是咋回事?我父亲急了，又连着试了几下,还是没有反应。这时，警卫员巳通知杜参谋，因为密码由他保存，听说师部来电，而且是夜间，肯定很紧急，于是杜参谋立即赶了过来。我父亲急得满头大汗，开始手忙脚乱,杜参谋也急得团团转。“老李呢?快把老李找来！”他大声喊道。不一会儿，老李赶到了。他检查了发报机，没有发现异常。又检查手摇发电机,证明有电力输出。于是，怀疑发射管有问题。可换上备用管后，仍然没有信号输出。他马上抽出平时教我父亲时画的线路图和零件配置图’一边指给我父亲看，一边用万用表检査，最终发现输出一端的一根接线松开了，因此信号无法传至馈线上去。找到原因，故障很快排除。“好了，”他又试了一下发报机，示意我父亲，“收吧。”
　　然而，这时雨更大了。雷声隆隆直响，闪电不时照亮夜空。由于干扰太大，耳机里传来嗞啦嗞啦乱响声，信号根本听不清，难以抄收。我父亲急得满头大汗，不断要求对方重复。对方也火了，要求换手。“飞锤，”师部报务员回电说，“让飞锤上！”他们说的“飞锤”就是李安本。我父亲连忙示意老李，让他上。李安本上机后，一边调试好收报机，一边从容不迫，全神贯注，唰唰唰’没一会儿就抄收完毕，然后给了收据。对方显得很高兴，连着给了两个“TKS”（thankS,谢谢），而后又来了个“GB”(good-bye,再见）。
　　这是一份重要的紧急电报。总部首长指示，第三团北上计划有所改变，具体指示由青城地下党传达。
　　第二天一早，小林就上山了，准备接李安本动身。但李安本突然决定不走了。“我还是等几天吧，”他对我父亲说，“一年多都过去了，也不差这一天两天。”原来他是担心昨晚的事再发生。“在这节骨眼上，我还是留下来的好。”我父亲大喜过望,确实，紧急情况下再发生昨晚的事，岂不要误了大事?我父亲连忙把这事报告了团长。团长说好啊,这个老李觉悟提高了。杜参谋也说，有他在我们就放心了。我父亲把这话转告给了李安本。“什么呀,”李安本说，“啥觉悟不觉悟?将心比心，我就是想再帮帮你们。”
　　又过了几天，眼看就要到白露了。山下地下党来人了。这一次是青城地区特工委书记老汤亲自出马,可见事情重大。汤维卓中等身材,微胖,戴着黑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举止沉稳，显得老成持重。那是我父亲第一次见到他。“从模样上看也没有什么特别,”我父亲对我说，“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就是代号鱼鹰的传奇人物。”
　　汤维卓上山后，与团领导谈了整整一上午，中间几乎没有停顿。谈完之后，他就下山了。团长立即把我父亲找了去，布置任务。“你准备一下，马上跟老杨下山。”他吩咐道。原来，汤维卓带来了新的指示，青城伪军第一二二团已做好起义准备。上级要求第三团配合一二二团起义。起义后的一二二团与第三团建立东进独立旅，由顾少宾任旅长，原一二二团团长许江东任副旅长，向江北开进。总部指示，必须保证这次任务顺利完成。尤其是一二二团起义对敌伪势力是极大的震慑，更要确保他们安全地进人江北根据地’不容半点闪失。为了保证这次任务完成，总部更换了新的密码，由汤维卓带来。考虑到山上装备落后，易于被敌无线电侦察,总部还要求采取更严密的反无线电侦察手段，即每隔一个时段便通过密语变更波长和呼号。
　　团长交代完任务后，我父亲立即返回通讯班进行传达。根据团长的指示，电台和李安本留守山上，我父亲随杨参谋长下山，与山上联络时可用一二二团电台。
　　当天晚上，杨参谋长便带着我父亲下山了，随着参谋长一起下山的还有一个班的警卫，事先都换上了一二二团的服装。
　　一二二团驻地在长沟镇。团长许江东原是西北军的团长，毕业于陆军大学，河南信阳人。他与赵九一向不和。赵九出任保安旅长后,处处刁难他。上渡口惨案后，许江东对赵九的做法极度不满。赵九为此怀恨在心，诬告许江东通共。还以煽动学生闹事为由，把许的弟弟许江南(青城师范校长，进步人士)抓了起来，后许江南死于狱中。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
　　青城地下党利用许、赵矛盾,一直在做许江东的工作，希望他弃暗投明。许江南死后，赵九进一步罗织罪名，意欲置许江东于死地。在此情况下，许江东决意率部起义。
　　一二二团共三个营，其中第一、二营是许江东原在西北军的老班底，营长也是许的老部下,但第三营是后来招募的，营长蒋庭顺，外号蒋扁头，是赵九在青帮的门徒，极不可靠。此外,为了加强对许江东的监视，赵九还委派自己的一个把兄弟范鸣三到一二二团任副团长。范是师爷出身，爱抽大烟。他的护兵随时都携带烟具,以方便他吸用。
　　参谋长带着我父亲等人进人长沟后，为了不引人注意，在许江东的安排下住进了他的私宅。“那是一个很大的宅院，”我父亲说，“前后有好几进。”我父亲他们住在后院，许宅原有一部电台，也交由我父亲使用。
　　起义时间就定在白露那一天。当日，赵九在长沟召集一二二团营、连长会议,布置新的清剿任务。各乡长、镇长、区署主任、部分参议员等也参加了。可不巧的是,第三营营长蒋扁头偏偏身体不适,请假没来。许江东与杨参谋长商量，认为赵九来长沟只带了一个连的卫队,机会难得，决定执行原定计划。我父亲立即开机与山上联系，报告情况。很快，山上便来了回电。那熟悉的手法一听就是李安本的。而且他有意放慢了节奏，以便我父亲抄收。“这家伙好起来，倒是很能体贴人的。”我父亲对我说这话,语调里充满了感激。我父亲译完电文后，交给参谋长。参谋长一边看着,一边说好，好,团长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当天下午,青城特委书记汤维卓也悄悄潜人了长沟镇。他在房间里与参谋长,还有许江东的副官(许由于参加赵九的会议，无法脱身)进行了一番密谈。谈话结束后，老杨让我父亲马上给山上发报，具体报告了实施方案。开机后,我父亲先发了一句密语，得到对方回复后，随即改变了波长和呼号。这是一种有效的反侦听手段，即使敌人能够破译我们的密码，由于波长和呼号的突然改变使他们无法及时跟踪侦听。等到他们重新捕捉到我们的电波，电报巳经发完了。这个手法简单易行,是我军通信兵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
　　按照实施方案,第三团于夜间八时下山，派出一营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于小杨岭一带设伏，防止第三营蒋扁头部增援长沟，其余主力则前往长沟，消灭赵九，确保一二二团起义成功。
　　凌晨一时，起义开始了。事前，许江东已做好工作，第一、二营营长都支持起义。他令驻扎长沟的第一营包围镇子，令驻三里店的第二营于夜里一时全部开抵长沟,配合第一营行动。行动开始后，许江东坐镇团部，带人首先抓捕了范鸣三，带到院中就地正法。这家伙还没反应过来便稀里糊涂送了命。与此同时，许江东的副官带人直奔镇上的董家祠堂。当天晚上散会后，当地士绅设宴款待赵九。他喝完酒后，天已太晚,便没有回城，住在了这里。许江东的副官带人来到祠堂，谎称有事禀报，乘岗哨不备,便缴了他们的械，然后直扑卧房，将赵九从床上提溜了起来。赵九大喊大叫：“高达民,你想干什么？你敢背叛长官，我饶不了你!”高达民是许江东副官的名字,他被赵九这一通大喊大叫，猛地吓住了。这时，杨参谋长带着人从后边赶来了。他大喝一声：“赵九,你的死期到了，还敢耍横？”赵九看着来人眼生,便说你是何人?”
　　“我是新四军!”
　　赵九一愣，转身扑向床边想取枪，老杨抬手便是一枪，打在他的后背上。他往前一扑，倒在地上。老杨又跟上去，补了一枪。他肥胖的身体在地上挣扎了一下，便不动了。

文如玉

　　十三
　　起义顺利地取得了成功。东进独立旅也宣告成立。但一二二团驻三里店的第二营在向长沟开拔时,有一个连发生哗变,使消息走漏，青城敌伪军调集了大批军队前来围剿，这就打破了我军原先的计划。“我们原想抢占上渡口，从那里向繁昌进发，”我父亲告诉我，“但由于敌人事先觉察，迅速向上渡口增兵。部队开至半途’得知情报，只能退回。”江北指示,执行第二套预案。即退回白马山，由那里绕道南陵前往江北。当时往南陵的路有两条,一条向北，一条向南。“都是山路，”我父亲说，“向北走距离较近，向南走相对较远，而且道路险峻。”一般看来，我军会选择向北之路，这样可尽快抵达南陵。但实则不然。我军决定走南路，这样出其不意。为了掩护南路大部队行动，独立旅和青城地下党制订了一个声东击
　　西的方案。具体办法是,派一支小分队向北走以引诱敌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丨”顾团长，这时已是顾旅长，把杜参谋和我父亲找去。“你们带上电台,沿途不停地发报’造成大部队行动的假象。明白吗?”
　　“明白。”
　　“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吸引敌人。”旅长交代说,“要大量地发报，以假乱真’让敌人相信我们正在向北进发。”
　　“是”
　　“你们只有吸引了敌军，大部队才有可能脱身。”他接着又强调说，“这次你们孤军作战，没有任何人接应。大部队到达南陵前也不会与你们联系。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也很危险。你们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是。”杜参谋和我父亲都说，“请旅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汤维卓这时插话说，我们会派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同志配合你们行动。杜参谋说好，谢谢地方同志。
　　旅长走过来,握了握杜参谋和我父亲的手，“时间紧迫，快去准备吧。”
　　“等等。”这时,一直没说话的许江东开口了，他说高副官有话说,接着向高副官示意了一下。高副官从一边走到顾少宾和汤维卓面前，轻声嘀咕了一会儿。顾少宾面有为难之色。“这个,怕不合适。”
　　“怎么了？”
　　“他不是我们的同志。”
　　高副官看了一下许江东，他们似乎有些不相信。“这怎么会？”许江东说。旅长一时也无法解释,他扭过头来，看了我父亲一眼，问：“老李走了吗?”
　　顾少宾突然这样一问，我父亲也不知道他的意思，便说巳把他交给交通员了，他们会送他走。
　　许江东说，先不要让他走。
　　“这个,”我父亲一愣，因为早就说好了，在我们转移前送他走的。“我不明白。”
　　许江东这时解释说，敌军长期监听第三团的电台，对李安本的手法非常熟悉。“他是贵团电台的骨干,”许江东说，“刚才高副官提醒得好,如果敌人发现发报的不是他，很可能会引起怀疑，使我们的计划功亏一篑。”
　　应该说，这个考虑不无道理。敌人也不是傻子，极有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一般骨干电报员肯定是跟着大部队，跟着首长的，这也是常识。“可是，这不现实，”我父亲说，“他已经做得够多的了，不能再让他冒这个险。”
　　许江东坚持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关键在这个“明”字上。要想声东击西，不露破绽，必须事前思虑周全,否则，行动就失去了意义。他建议我们再考虑一下。汤维卓也认为许江东的意见有道理。“计划必须完美，”他说如果连我们都能轻易发现的问题，敌人肯定也会发现。”但我父亲仍然坚持己见，认为这事无论如何开不了口，而且他也不会答应。双方为此几乎争执起来。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声“报告!”
　　“进来。”顾少宾说。
　　门开处，李安本走了进来。众人一愣，顾旅长说你怎么还没走?“我是来告别的。”李安本说。“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停了一下，他又说。顾少宾走到他面前，说，老李，你既然都听到了，我们也不瞒你了。这次转移关系到全旅生死存亡，但我们决不会勉强你。“绍明说得对，”他看了看我父亲，“你为我们做得够多的了。我们不能再要求你。”在旅长说这番话时，李安本一声不吭,静静地听着。等到旅长说完了，他忽然来了一句:“我没问题。”顾少宾一愣，仿佛没明白他的意思。“我是说，”李安本这时补充道，“我可以去。”
　　我父亲大感意外。“老李……”他叫了一声,李安本鼓起金鱼眼，朝我父亲翻了一下，说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嘛。”
　　旅长说这很危险，李安本说我知道。他的表情显得很郑重，似乎早已深思熟虑。“什么都不用说了，”许多年后，顾伯回忆说，“他站在我面前，像个真正的战士。”他走过去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好样的!”

文如玉

　　十五
　　部队顺利地撤到了江北。此后，我父亲调到军部电台工作，由于技术好,一直跟随军部首长，参加一系列的重大战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地方。调回省里工作后，他曾去白马山旧地重游。特别了解了一下当年北路诱敌之事。可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当地百姓只记得一九四二年秋，日伪军调集重兵沿着白马山北侧一路追杀新四军,在大龙山一带发生激战。被围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曾查阅过由青城市政协编撰的一套文史资料选辑。上边有不少关于新四军坚守白马山并突围的记载。其中部分文章也提到过北路诱敌，掩护大部队转移之事，但都非常简略，更别说提到李安本了。“其实，我以为他早死了。”我父亲曾经对我说。直到“四人帮”粉碎后,青城市有人来找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已官复原职。“李安本？”我父亲又惊又喜,“他还活着?”来找我父亲的就是李安本的大儿子黑蛋。他那时已经四十多岁，我父亲对他并无印象。“不过，错不了，”我父亲说，“瞧他那长相，尤其是那双金鱼眼，活脱和老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原来,李安本是从报上得知我父亲的消息，便让他儿子来找我父亲。“文革”中，老李由于历史问题(曾参加过国民党部队)，被打成“四类分子”。他要求平反，因为他曾帮助过新四军,但空口无凭。黑蛋来找我父亲，就是想请我父亲帮他证明这件事。“这没问题，”我父亲说,“你爸不仅帮过我们,而且立过大功。”过了几个月，我父亲去青城出差,便顺道去看了李安本。这是他们分别三十多年后第一?欠见面,两人都激动不已。“没想到，你老兄还活着！”我父亲一下子和他抱在了一起，久久不愿松开。那时，李安本的家已安在小杨岭。一九五〇年，修建白马山水库，桃花坞、油坊嘴一带的村庄都沉人水底，村民也都整体迁出。“难怪我没找到你哩!”我父亲说。谈到那次北路诱敌，李安本说，他们三十多人，包括部分游击队，利用山路掩护，边走边发报，后来敌人越集越多，最后他们被围在大龙山，全部战死，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这多亏了杜参谋!”李安本说,当时接到我父亲呼叫时，只剩下他和杜参谋了。在这之前，杜参谋巳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不仅销毁了密码，还下令砸掉电台，恰在这时你的呼叫到了。“由于密码已毁,我只能使用脑记密码,”李安本回忆说，
　　“天亮时分,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杜参谋口授了最后一份电文，然后令我砸掉电台。”据李安本说，在敌人冲上来之前，杜参谋用绳子将他放下悬崖，然后砍断了绳索。“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李安本说到这里，闭上眼睛,好像在缓和一下情绪，“他对我说,下去后别管我，赶紧走。我说你呢?他说，我答应过团长,要保证你的安全，就一定要做到。”李安本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他埋下头狠狠地抽着烟。尽管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依然激动不巳。“你们全是好样的，”他说,“老彭是的，杜参谋也是的。”
　　“我算服了，”停了停，他又说,“我也不瞒你,我原来挺讨厌他的。”他指的是杜参谋,“平时总是绷着脸，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可到了节骨眼上，却顶天立地，是个了不起的汉子!”
　　我父亲说，你也很了不起，没有你，也许就没有我们成功的突围。后来，我父亲为了帮助李安本落实政策，多次和有关方面说过这个话。
　　一九八五年,接到李安本病危的电报后,第二天我便随父亲赶去看他。当时，李伯老年痴呆已好几年了，什么人都不认识，很多事也不记得。我和父亲赶到后，已是黄昏时分。李安本已陷人弥留期。我父亲拉着他的手,连声叫着老李,老李，我来看你了。李安本微微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父亲。“我是绍明，是你的徒弟，你还记得吗？”我父亲大声说，“白马山……电报……”说着，用手指在桌子上嘀嘀嗒嗒敲了几下。
　　李安本的眼睛慢慢地亮了起来。他费力地挣扎着，让黑蛋把他扶了起来,接着，伸着枯瘦的手指在桌上轻声敲击起来：嘀嘀嗒嗒，嘀嘀嗒嗒……“我仿佛在梦中，那熟悉的手法又回来了。”我父亲说，但他听着听着，眼泪再也止不住，蔌簌地滚落下来。因为他听出来了,老李敲的是：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文如玉

　致敬我的父亲母亲
　　季　宇

　　在我父母先后离世后，整理他们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套《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看到这套资料，我心里突然感到一丝内疚。
　　我父母亲都是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我父亲季经龙，江苏泰兴人，1921年生人，属鸡，高小毕业。他的理想曾经是做一名艺术家，高小毕业后一度离家去苏州报考美术学校。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四军。那是1940年，由于有文化（高小毕业在当时已属难得），被分配到军部电台工作。但他对艺术的爱好丝毫未减，在战斗工作之余画了不少速写，但留下的很少。“文革”前，我曾见过一本速写册，是他自己装订的，纸张已经发黄，画的多是一些景物和部队生活。1983年，父亲离休后，又重新拿起画笔。据我弟弟评价说，老爷子画得挺不错，只是缺乏专业训练，功力稍差点。我弟弟季红跃是大学美术专业毕业的，曾在全国美展中多次获奖，并在第十届全国美展上拿过银奖，这是安徽在全国美展上获得的最高奖，至今无人打破。我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小儿子，除了因为他排行最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艺术梦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我母亲原名贺凤英，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贺志健，江苏丹阳人，1928年生人，属龙，也是高小毕业。她家里的成分是破落地主，为此她感到很不光彩，一直讳莫如深。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填的一份表格，才知道她的成分，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中，地主是一个坏名词。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弟妹，不知怎么传到我母亲耳中，她大为光火，先是纠正我讲错了，她的成分不是“地主”，而是“破落地主”，好像后者比前者要好一些；尔后又指责我不该翻她的东西。那次，她发了很大的脾气。其实，她冤枉了我，那张表是她自己不小心落在桌上的，并不是我故意翻的。
　　我母亲参加新四军是1945年。据她说，在学校期间，她读了不少进步小说，像巴金的《家》等，思想上要求进步。当时，她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是地下党，名叫张卿，解放后曾在安徽省物资局工作。在这个地下党老师的引导下，我母亲和一些同学秘密地投奔了新四军。当时，新四军的游击区在苏北。她们是通过地下党联络站，从苏南被一站一站送到了苏北。到了部队后，我母亲她们这批有文化的学生，或被送去进行医务培训，或被送去进行无线电培训。我母亲被送去进行无线电培训，后留在军部电台工作。我父亲与我母亲就是在这期间认识的。
　　虽然我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但我从心里对他们并不十分佩服。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太过平凡，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事迹，也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他们甚至没有冲过锋陷过阵，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小学时，有个同学的爸爸来学校做报告，拉开衣服，身上布满了刀疤枪伤，赢来了一片掌声和惊呼，让我们崇拜不已。可我的父母身上连块伤疤都没有。有一次，我说起这事，我母亲笑着说，你哪儿懂？电台的重要性，可比冲几次锋，杀几个敌人重要得多。
　　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缴获一部半电台，以此为基础创立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王诤任队长。我军通信兵“一部半电台起家”之说即由此而来。
　　父母的老战友多是从事通信工作的，有时从外地来，到家里吃饭，大家谈起往事，也大多与电台的工作和生活有关。从他们的口中，我知道了曹丹辉、廖辉这些名字，他们都曾经是新四军电台的领导。因为军部电台与军首长形影不离，他们也常谈到陈毅、粟裕等首长。这些首长的性格和工作习惯虽不同，但对电台都极为重视。据说，遇到重要的事情，陈毅、粟裕等常常会亲自来到电台旁，守在一边，等候电报。我父亲说，我军的电台初期很落后，技术力量也很薄弱。电台设备多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技术上只能依靠从国民党俘虏过来的电报员，或从地方上找一些无线电技术人员来教我们。这些人中，有的不错，慢慢改造过来，经过煅炼成了我军电讯方面的骨干；有的则靠不住，关键技术不肯教，遇到危险和艰苦环境，还有脚底板抹油一走了之的。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技术人员，这个情况才逐步改变。
　　据我母亲说，我父亲的技术很好，在军部也是很突出的，很早就当上了通信参谋。有一次，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回来，我父亲对我说，李白（即电影中李侠的原型）的电台出事后，延安曾指示军部电台就近联络他的呼号。由于事情重要，他亲自上机，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始终未联络上，这才向延安报告。解放后，我父亲到杭州去疗养，恰好李白的夫人也在那里疗养，讲起这事才知道，延安当年要他们联络的电台就是李白的电台，当时他已经被捕了。
　　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
　　我父亲由于长期在电台工作，经常熬夜，加上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这种病民间俗称痨病，相当于现在的绝症，后来有了雷密封才逐渐控制住。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是病歪歪的，经常住院或疗养。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受到冲击，关进牛棚。记得有一次数九寒天，他被造反派推上汽车游街示众。我那时已经上了中学，每次去牛棚送饭都感到很屈辱。而负责看守的造反派怕我们传递消息，每次送饭送水都要把送去的饭菜倒进另一个碗中扒开来检查，送去的开水也要倒进另一个水瓶中过一遍才放心。由于天寒地冻，经过这样一折腾，热饭热水也变凉了，这让我非常气愤。有一次，我联络了几个好朋友，打算在这几个造反派晚上下班时，趁黑砸他们的砖头。但事到临头，我又放弃了这个计划，担心这样会给父亲带来更大的麻烦。
　　我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个性坚强。他做事极为执著，认准的事从不放弃。他的口头禅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凡事都要努力。干成干不成是天意，但如果不干以后就会后悔。他的这种人生哲学对我们子女影响很大。1992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了。父亲走后，我母亲显得十分孤独。但她喜欢静，不愿和子女一起生活。我妹妹原打算和她住在一起，可住了一段时间，她就嫌人多吵闹，最后还是一个人生活。我和弟妹轮流去看她。那段时间，她常常会向我们聊起过去，聊起在部队上的事。记不清哪一年了，我应临沂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鲁运庚教授邀请前往临沂。我母亲听说了，便对我说，临沂城里有一个天主教堂，部队南下时，她们曾在那里住过，你去看看可还在。我到了临沂，问起鲁院长，他说在。第二天便陪我去了。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这座教堂保存完好。在教堂后边，当年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现在还建起了纪念馆，陈列了陈毅、粟裕等领导的照片和曾经用过的实物等。据教堂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司令部，周围的一些房子里也住过部队。
      我把这些房子都拍了下来。回去后拿给母亲看，她显得很激动，依稀记得电台当时就放在右边的那一片房子中。她还说起她们驻扎在那里的一些趣事。比如，南方人吃不惯大葱，闹了不少笑话等。
　　有一次，我回家，看到母亲坐在桌旁写什么。一问才知道，《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向全国通信兵老战士约稿。一些老战友也来信让她写点回忆，为通信兵史提供点资料。她把约稿信和老战友的来信拿出来给我看。我一看约稿信，最早的一封时间是1989年9月11日。那时，我父亲还健在，而且有些来信是写给我父亲和母亲两人的。我问她，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想起要写了？我母亲说，那时你爸爸还在，我也没想那么多。现在他不在了，我就想写一点东西，为他留点回忆。听她这样说，我心里一热。我知道她在思念父亲。她们这一代人表达感情总是很节制的。许多感情常常放在心里。我当即表示，这个值得写，你写好后，我来帮你润色。母亲听了很高兴，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她又把这事搁置了。我问她怎么不写了。她说，人老了，眼睛不行了，手也不灵光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帮我写吧。我说好啊，这事不急吧。她说，不急，什么时候你有空再说。可我那段时间太忙，也没太重视，心想以后有的是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转眼好几年过去了。没想到的是，2013年，我母亲查出了胃癌。本来好好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垮了。这是我们事前根本没有料到的。因为她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一些老年常见病，基本上没什么大病，尽管那一年，她已是85岁高龄。
　　母亲去世后，当我看到这套《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时，突然想起当初对母亲的承诺，便感到很后悔，也很难过。其实，写一篇回忆，对我这个长年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来说并非难事。可我却忽略了，如今想弥补也来不及了。
　　回到家中，我专门抽出时间来翻阅起那一本本《选编》。《选编》是内部资料，已经印到第七辑。纸张、印刷都很粗糙。其中有一本《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干部名录（建国前部分）》，是1990年7月编印的，居然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出来并油印后装订成册的。《名录》中有些人的名字前用铅笔打了勾，不知是父亲打的，还是母亲打的，我想，这些打了勾的可能都是他们认识的战友。在《选编》中，有一些回忆出自我父母老战友的手笔，他们在回忆中也提到了我的父亲母亲。看到这些，我就更后悔了，深感没能帮我母亲完成她的心愿。不过，从那些发黄的纸张中，从一篇篇回忆中，我开始对通信兵有了重新认识。他们其实很了不起，虽然没有面对面地与敌人作战，但许多指挥千军万马的指令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指发出的，而他们经历的艰苦，面临的危险、困境，以及付出的牺牲，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尽管他们的事迹不显山不露水，也很难惊天动地，但他们的作用毋庸置疑，他们的贡献也有目共睹。这其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而我的父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为此我感到无比骄傲。
　　于是，我下决心要写一写我父母的生活，写一写关于通信兵的生活。
　　于是，便有了《最后的电波》这篇小说。
　　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它们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从许多真实的人和事中提炼出来的。这些人和事有的是从我父母那儿听来的，有的来自于史料和回忆，因此故事的细节和通信兵的战斗生活都是真实的，有依据的。最后，有两点感受值得一提：
　　一是，过去常听人说，写作要带着感情写。对此，我体会不深。但这次写作，由于涉及到我父母，写作中总感到父母亲的身影在眼前晃动，好像他们就站在我面前向我娓娓道来。小说中多次插入父亲的讲述，就像纪录片中的同期声，我这样做一来想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二来视角上的变化，也使父母过去与我讲的一些人和事变得鲜活起来，自然地流于我的笔下。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我母亲获得了一枚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我们回家时，她兴冲冲地拿出来给我们看，还高兴地哼起了《新四军军歌》。作为新四军老战士，我父母亲都对《新四军军歌》饱含深情。我母亲80多岁了，还能够哼唱。为了找到写作的情境，我特地从手机上下载了《新四军军歌》反复不断地播放。听着那悠扬、雄壮的旋律，写到动情处，我的心里也抑制不住阵阵发热。
　　二是，去年春天，我们去新疆采访。新疆建设兵团政委孙金龙同志，曾是我们在安徽的老领导。他接见我们时谈到一件事。兵团有个老兵，解放初进疆再也没有离开过，他把一生都奉献给
了新疆。到了晚年，他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什么都不记得了，包括自己的名字和家人，但你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会立马报出某团某营某连某排某班，而且分毫不差。我当时听了很感动。
小说中的李安本在身患老年痴呆多年后，临终前突然敲出了“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电码，就是受这个故事的启发。这也再次说明了，创作离不开生活。

文如玉

　致敬我的父亲母亲
　　季　宇

　　在我父母先后离世后，整理他们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套《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看到这套资料，我心里突然感到一丝内疚。
　　我父母亲都是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我父亲季经龙，江苏泰兴人，1921年生人，属鸡，高小毕业。他的理想曾经是做一名艺术家，高小毕业后一度离家去苏州报考美术学校。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四军。那是1940年，由于有文化（高小毕业在当时已属难得），被分配到军部电台工作。但他对艺术的爱好丝毫未减，在战斗工作之余画了不少速写，但留下的很少。“文革”前，我曾见过一本速写册，是他自己装订的，纸张已经发黄，画的多是一些景物和部队生活。1983年，父亲离休后，又重新拿起画笔。据我弟弟评价说，老爷子画得挺不错，只是缺乏专业训练，功力稍差点。我弟弟季红跃是大学美术专业毕业的，曾在全国美展中多次获奖，并在第十届全国美展上拿过银奖，这是安徽在全国美展上获得的最高奖，至今无人打破。我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小儿子，除了因为他排行最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艺术梦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我母亲原名贺凤英，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贺志健，江苏丹阳人，1928年生人，属龙，也是高小毕业。她家里的成分是破落地主，为此她感到很不光彩，一直讳莫如深。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填的一份表格，才知道她的成分，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中，地主是一个坏名词。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弟妹，不知怎么传到我母亲耳中，她大为光火，先是纠正我讲错了，她的成分不是“地主”，而是“破落地主”，好像后者比前者要好一些；尔后又指责我不该翻她的东西。那次，她发了很大的脾气。其实，她冤枉了我，那张表是她自己不小心落在桌上的，并不是我故意翻的。
　　我母亲参加新四军是1945年。据她说，在学校期间，她读了不少进步小说，像巴金的《家》等，思想上要求进步。当时，她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是地下党，名叫张卿，解放后曾在安徽省物资局工作。在这个地下党老师的引导下，我母亲和一些同学秘密地投奔了新四军。当时，新四军的游击区在苏北。她们是通过地下党联络站，从苏南被一站一站送到了苏北。到了部队后，我母亲她们这批有文化的学生，或被送去进行医务培训，或被送去进行无线电培训。我母亲被送去进行无线电培训，后留在军部电台工作。我父亲与我母亲就是在这期间认识的。
　　虽然我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但我从心里对他们并不十分佩服。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太过平凡，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事迹，也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他们甚至没有冲过锋陷过阵，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小学时，有个同学的爸爸来学校做报告，拉开衣服，身上布满了刀疤枪伤，赢来了一片掌声和惊呼，让我们崇拜不已。可我的父母身上连块伤疤都没有。有一次，我说起这事，我母亲笑着说，你哪儿懂？电台的重要性，可比冲几次锋，杀几个敌人重要得多。
　　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缴获一部半电台，以此为基础创立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王诤任队长。我军通信兵“一部半电台起家”之说即由此而来。
　　父母的老战友多是从事通信工作的，有时从外地来，到家里吃饭，大家谈起往事，也大多与电台的工作和生活有关。从他们的口中，我知道了曹丹辉、廖辉这些名字，他们都曾经是新四军电台的领导。因为军部电台与军首长形影不离，他们也常谈到陈毅、粟裕等首长。这些首长的性格和工作习惯虽不同，但对电台都极为重视。据说，遇到重要的事情，陈毅、粟裕等常常会亲自来到电台旁，守在一边，等候电报。我父亲说，我军的电台初期很落后，技术力量也很薄弱。电台设备多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技术上只能依靠从国民党俘虏过来的电报员，或从地方上找一些无线电技术人员来教我们。这些人中，有的不错，慢慢改造过来，经过煅炼成了我军电讯方面的骨干；有的则靠不住，关键技术不肯教，遇到危险和艰苦环境，还有脚底板抹油一走了之的。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技术人员，这个情况才逐步改变。
　　据我母亲说，我父亲的技术很好，在军部也是很突出的，很早就当上了通信参谋。有一次，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回来，我父亲对我说，李白（即电影中李侠的原型）的电台出事后，延安曾指示军部电台就近联络他的呼号。由于事情重要，他亲自上机，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始终未联络上，这才向延安报告。解放后，我父亲到杭州去疗养，恰好李白的夫人也在那里疗养，讲起这事才知道，延安当年要他们联络的电台就是李白的电台，当时他已经被捕了。
　　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
　　我父亲由于长期在电台工作，经常熬夜，加上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这种病民间俗称痨病，相当于现在的绝症，后来有了雷密封才逐渐控制住。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是病歪歪的，经常住院或疗养。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受到冲击，关进牛棚。记得有一次数九寒天，他被造反派推上汽车游街示众。我那时已经上了中学，每次去牛棚送饭都感到很屈辱。而负责看守的造反派怕我们传递消息，每次送饭送水都要把送去的饭菜倒进另一个碗中扒开来检查，送去的开水也要倒进另一个水瓶中过一遍才放心。由于天寒地冻，经过这样一折腾，热饭热水也变凉了，这让我非常气愤。有一次，我联络了几个好朋友，打算在这几个造反派晚上下班时，趁黑砸他们的砖头。但事到临头，我又放弃了这个计划，担心这样会给父亲带来更大的麻烦。
　　我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个性坚强。他做事极为执著，认准的事从不放弃。他的口头禅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凡事都要努力。干成干不成是天意，但如果不干以后就会后悔。他的这种人生哲学对我们子女影响很大。1992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了。父亲走后，我母亲显得十分孤独。但她喜欢静，不愿和子女一起生活。我妹妹原打算和她住在一起，可住了一段时间，她就嫌人多吵闹，最后还是一个人生活。我和弟妹轮流去看她。那段时间，她常常会向我们聊起过去，聊起在部队上的事。记不清哪一年了，我应临沂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鲁运庚教授邀请前往临沂。我母亲听说了，便对我说，临沂城里有一个天主教堂，部队南下时，她们曾在那里住过，你去看看可还在。我到了临沂，问起鲁院长，他说在。第二天便陪我去了。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这座教堂保存完好。在教堂后边，当年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现在还建起了纪念馆，陈列了陈毅、粟裕等领导的照片和曾经用过的实物等。据教堂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司令部，周围的一些房子里也住过部队。
      我把这些房子都拍了下来。回去后拿给母亲看，她显得很激动，依稀记得电台当时就放在右边的那一片房子中。她还说起她们驻扎在那里的一些趣事。比如，南方人吃不惯大葱，闹了不少笑话等。
　　有一次，我回家，看到母亲坐在桌旁写什么。一问才知道，《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向全国通信兵老战士约稿。一些老战友也来信让她写点回忆，为通信兵史提供点资料。她把约稿信和老战友的来信拿出来给我看。我一看约稿信，最早的一封时间是1989年9月11日。那时，我父亲还健在，而且有些来信是写给我父亲和母亲两人的。我问她，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想起要写了？我母亲说，那时你爸爸还在，我也没想那么多。现在他不在了，我就想写一点东西，为他留点回忆。听她这样说，我心里一热。我知道她在思念父亲。她们这一代人表达感情总是很节制的。许多感情常常放在心里。我当即表示，这个值得写，你写好后，我来帮你润色。母亲听了很高兴，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她又把这事搁置了。我问她怎么不写了。她说，人老了，眼睛不行了，手也不灵光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帮我写吧。我说好啊，这事不急吧。她说，不急，什么时候你有空再说。可我那段时间太忙，也没太重视，心想以后有的是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转眼好几年过去了。没想到的是，2013年，我母亲查出了胃癌。本来好好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垮了。这是我们事前根本没有料到的。因为她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一些老年常见病，基本上没什么大病，尽管那一年，她已是85岁高龄。
　　母亲去世后，当我看到这套《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时，突然想起当初对母亲的承诺，便感到很后悔，也很难过。其实，写一篇回忆，对我这个长年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来说并非难事。可我却忽略了，如今想弥补也来不及了。
　　回到家中，我专门抽出时间来翻阅起那一本本《选编》。《选编》是内部资料，已经印到第七辑。纸张、印刷都很粗糙。其中有一本《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干部名录（建国前部分）》，是1990年7月编印的，居然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出来并油印后装订成册的。《名录》中有些人的名字前用铅笔打了勾，不知是父亲打的，还是母亲打的，我想，这些打了勾的可能都是他们认识的战友。在《选编》中，有一些回忆出自我父母老战友的手笔，他们在回忆中也提到了我的父亲母亲。看到这些，我就更后悔了，深感没能帮我母亲完成她的心愿。不过，从那些发黄的纸张中，从一篇篇回忆中，我开始对通信兵有了重新认识。他们其实很了不起，虽然没有面对面地与敌人作战，但许多指挥千军万马的指令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指发出的，而他们经历的艰苦，面临的危险、困境，以及付出的牺牲，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尽管他们的事迹不显山不露水，也很难惊天动地，但他们的作用毋庸置疑，他们的贡献也有目共睹。这其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而我的父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为此我感到无比骄傲。
　　于是，我下决心要写一写我父母的生活，写一写关于通信兵的生活。
　　于是，便有了《最后的电波》这篇小说。
　　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它们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从许多真实的人和事中提炼出来的。这些人和事有的是从我父母那儿听来的，有的来自于史料和回忆，因此故事的细节和通信兵的战斗生活都是真实的，有依据的。最后，有两点感受值得一提：
　　一是，过去常听人说，写作要带着感情写。对此，我体会不深。但这次写作，由于涉及到我父母，写作中总感到父母亲的身影在眼前晃动，好像他们就站在我面前向我娓娓道来。小说中多次插入父亲的讲述，就像纪录片中的同期声，我这样做一来想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二来视角上的变化，也使父母过去与我讲的一些人和事变得鲜活起来，自然地流于我的笔下。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我母亲获得了一枚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我们回家时，她兴冲冲地拿出来给我们看，还高兴地哼起了《新四军军歌》。作为新四军老战士，我父母亲都对《新四军军歌》饱含深情。我母亲80多岁了，还能够哼唱。为了找到写作的情境，我特地从手机上下载了《新四军军歌》反复不断地播放。听着那悠扬、雄壮的旋律，写到动情处，我的心里也抑制不住阵阵发热。
　　二是，去年春天，我们去新疆采访。新疆建设兵团政委孙金龙同志，曾是我们在安徽的老领导。他接见我们时谈到一件事。兵团有个老兵，解放初进疆再也没有离开过，他把一生都奉献给
了新疆。到了晚年，他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什么都不记得了，包括自己的名字和家人，但你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会立马报出某团某营某连某排某班，而且分毫不差。我当时听了很感动。
小说中的李安本在身患老年痴呆多年后，临终前突然敲出了“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电码，就是受这个故事的启发。这也再次说明了，创作离不开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