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在坦克向法西斯射击的时候，步兵还坚持防御。但当坦克兵的弹药用完，油料即将耗尽时，坦克去加油。而步兵则立刻把这当成退却的信号，开始向南撤退。这时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对步兵进行轰炸并用机枪猛烈扫射。奉命用直接瞄准射击敌坦克的共和军两个炮兵连受普遍退却的人流的影响，撤离了发射阵地，也开始退却。第50旅司令部人员便立刻跟着他们爬上汽车，赶过步兵向后方疾弛而去。当时路标旁边有十五名士兵、三辆坦克和数名指挥官。前面出现了敌人。在敌人面前朝我们这方面退却的是该旅剩下的战士，也就是该旅最坚强的战士。沿公路直接向我们驶来的是十五至十八辆坦克组成的意大利坦克群。在坦克后面行驶的是汽车纵队。距我们三公里远的地方，几个法西斯炮兵连从森林里射击。公路右边是一片延伸到地平线空旷原野，而公路左边的远处能看见一些人，他们象一条小链向西南方向移动。稍后我们获悉，这是佛朗哥“美洲”营的先头分队在进攻。
　　B ·卡阿列已去摧促自己的国际旅战士。该旅的五百人仓卒地挖好了掩蔽工事，分散在公路两旁，于八十八公里处进入了防御。突然从南面开来了一辆汽车，第12师师长从车上下来。拉卡列上校怀着掩饰不住的惊奇心情开始观察眼前出现的情况，然后沿散兵线走去，并问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是谁回答说：
　　“难道您没看见吗？意大利人！”
　　“在哪里？”上校喊了起来。
　　“他们就在那里。”
　　“他们在干什么呢？”
　　“干什么？正在进攻市里韦加呢！”
　　师长听到这一情况，立刻坐上汽车往回走，临别时喊道：“我的家属在那里！”他虽从第11国际旅所属的德国营旁边疾弛而过，但甚至没停下来打听一下这是哪个部队，开往何方。卡阿列将该营配置在八十三公里处。B ·M ·西蒙诺夫到托里哈去了，目的是要把巴黎公社营也调到这个地方来。送来的报告说，左翼还在坚持，而在右翼的意大利部队正在迅速逼进。从布里韦加调到这里的是第48旅的预备营，我们把“特鲁埃尔营士兵”的武器交给的就是这个营。令人难忘的瓦达拉哈拉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截至3 月11日，共和军在顽强激烈的战斗中成功地顶住了意大利人的进攻。同一天，通过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正如某些人所建议的，不从首都撤退，而是相反，准备转入反攻，从首都击退法西斯分子。还决定联合瓦达拉哈拉方向上的一切部队，将其置于统一指挥之下，并由这些部队组成正规兵团。有必要进行四昼夜的紧张战斗，让国防委员会知道局势的严重性，从而接受把所有独立旅归并成四个师，再把各师组成第4 军的建议。为补充该军的各兵团，方面军司令部要再派几支部队来。
　　瓦达拉哈拉方向上的部队是按下述方法改编的。国防委员会任命原第1 师师长胡拉多中校为步兵第4 军军长。在哈拉马河附近作战的第3 军的原参谋长穆埃德拉少校任该步兵军参谋长。B ·M ·西蒙诺夫被任命为该步兵军军长的首席顾问。步兵军编成中首先包括第12师。在防御战斗的关键时刻表现昏庸无能的该师原师长由共产党员尼诺·纳涅季中校接任。由他指挥的除第48、49、50和71旅外，还包括一个新建的第35旅。该师的任务是掩护瓦达拉哈拉附近的共和军部队配置线的左翼。以恩里克·利斯特尔为首的第11师受命在中央地段沿法国公路作战。由他指挥的有以下精锐兵团：原隶属于利斯特尔的第2 旅，第11和第12国际旅，第1 突击旅。在右翼作战的应是以无政府主义者梅拉少校指挥的第14师。其编成包括新开到的第65和第70旅，以及第72旅。最后，把预备队所属的几个独立部队合起来，再组成一个师。一个坦克旅和两骑兵团也编入这个师。步兵军的活动由方面军航空兵——七十一架飞机组成的集群予以保障。在一星期内，所有上述部队和兵团都要重新进行部署并作好反攻的准备。
　　由我、B ·M ·西蒙诺夫和д·г·帕夫洛夫三人签署的对付意大利远征军团的战役计划呈交给了方面军司令部。同时，由我和B ·E ·戈列夫两人签署的关于采取紧急援助措施的电报则发给了巴伦西亚的总军事顾问，这些措施是我们所期待的和总军事顾问必须报告给共和国政府的。方面军司令部审查并批准了这项计划。
　　与此同时，从3 月11日凌晨开始，共和军再次打退了意大利各部队的冲击。无论是西班牙部队还是国际部队，作战都很出色，他们坚定和勇敢地坚持下来。类似在托里哈附近战斗头几天那样的情况没有发生过。从当日凌晨起，新任指挥官也开始到职。胡拉多军长迅速弄清了情况，后来的行动也很高明、果断。如果他不强调自己的“超党性”和不怕同共产党人接触的话，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他的参谋长穆埃德拉的工作能力很强。他实际上把军司令部全部工作的担子都拉到自己肩上。他拟制的文件文词异常华丽，词汇非常丰富，能把一项简单的命令写成一封长长的文艺性书简。他在陈述问题时是那么善于辞令，以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爱好文学语言手法的倾向。这两位军官的一个共同缺点，就是都愿意呆在司令部指挥作战。他们在这方面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所有军官在西班牙旧军队里都是这样受训的。
　　共和军取得的胜利鼓舞了当地居民。数万居民自愿地手拿铁锹和丁字镐挖掘掩体和防坦克壕。他们举着这样的横幅标语：“打倒墨索里尼！”。“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西班牙不是阿比西尼亚。”记住这句话甚至能当特别通行证用。过往行人发出的口令是“西班牙”，紧接着的回答便是“不是阿比西尼亚”。
　　不久共和军转入反攻。反攻的进程使人相信，不仅完全能够在瓦达拉哈拉击退意大利部队，而且还能够打败他们。我作为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顾问曾向马德里防御委员会的委员们反复强调这一点。从一般反应来看，与部队和分队军官直接打交道的所有其他军事顾问都在各处大力支持我，而西班牙共产党员也在从下到上地宣传同样的精神。
　　米亚哈将军也不反对采取积极行动。但是他力求不把保卫城市的各兵团从马德里远远调开。此外，突然又出现了政治上的分歧：左派共和政体拥护者、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瓦达拉哈拉附近的军队突击集群由共产党员利斯特尔率领。开始了“政治调解”。我尽力不让这种分歧进一步发展，但又不得不涉及事情的政治方面，我遗憾地看到，“内部分歧”是多么严重地妨碍卡瓦列罗政府巩固共和国的防务。
　　直到3 月17日，双方都在整顿部队和加强自己的阵地。只是在两翼常发生局部性的战斗。新的预备队和补充人员都陆续来到。疲惫的各分队被调去休息，并由其他分队接替。进行了战斗侦察。有几份落到我们手中的命令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曼尼奇将军及其参谋长费拉里斯曾企图用这些命令鼓励士兵的士气。例如，其中载有这样的话：在“十五年的法西斯时代，”初级指挥人员受到了只顾自己和和平主义思想的毒害；士兵故意枪伤自己以逃避战斗的情况越来越多；“伤员”的绷带下面没发现伤口；“俄国的坦克不会施魔术，没有什么神秘的”；“当我们还在淋雨的时候，国际战士也不会在饭店进餐”，等等。
　　俘虏和投诚者提供情况说，意大利的指挥官神经过敏。法西斯分子把我们每次侦察搜索都当成是转入反攻，把每次炮击都当成是开始炮火准备。这种心理也传染给了部属。只有狂妄的法西斯分子还在叫嚷要“进入”马德里。而大多数士兵指望能顺利地进行防御，已经不作“在马德里的凉台上休息”的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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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达拉哈拉战役的第二阶段就这样结束了。由军事顾问拟制并向国防委员会提供的打败法西斯的计划，仅仅是以现有部队为基础的。计划的内容就是对意大利部队实施一系列连续突击，各个歼灭意大利远征军团。这就排除了建议对部署作重大变更的方案，并导致决定加快战役的进程。
　　起初的建议是以几乎得到全部坦克和航空兵支援的最强的共和军各旅的突击，粉碎布里韦加集团，随后从东面佯攻布里韦加而从西北包围该城。尔后，突击集群急剧改变进攻方向，并沿法国公路从南面同时实施牵制性攻击，切断“利托里奥”师的退路。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完全恢复到意大利部队进攻前的态势。这种企图使共和国有可能用较少的兵力打败意大利部队在这里的优势兵力。方面军领导未加修正地接受了这一计划，但提出的条件是三天完成这项计划，因为他想以后从瓦达拉哈拉抽调部分部队去哈拉马河和埃尔帕尔多。
　　3 月19日开始了反攻。3 月20日共和军追击退却之敌，截至21日日终前，战役实际上已告结束。当利斯特尔指挥的师退下来休息时，沿途居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些胜利者，首都的工人代表团来到各个部队，向官兵们转达了劳动人民兄弟般的问候，并赠送了礼品。
　　据报道，法西斯将军曼奇尼、他的两名师长和一些旅长被撤职，而意大利的宣传机构则一改腔调大喊大叫，要“复仇”、“为自己恢复名誉”，等等。可是在1937年春季，他们在这里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瓦达拉哈拉的惨重失败终于产生了影响。“瓦达拉哈拉”这个词已成为家喻户晓，正如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阿杜阿村和卡波雷托城遭到惨败，当时被写进两地的地方志一样，而被载入了史册。
　　上述战事也引起了法西斯营垒内部的隔阂。俘虏供认，1937年春，西班牙叛军的军官拒绝在街上或饭馆向意大利军官打招呼。最初大量刊登摩洛哥部队消息，后来又大量刊登墨索里尼志愿兵消息的佛朗哥报刊又改变活题，转而吹捧起佛朗哥的新“近卫军”——纳瓦拉部队来了。叛军司令部暂时放弃攻占首都的任何企图，转移到北部作战，而在北部的比尔巴鄂和桑但德地区，共和军只驻有战斗力较弱的几个旅。德国人肯定马上就会利用意大利影响下降这一点。这是后来在意大利部队非常紧张地撤退时才弄清楚的。3 月20日，佛朗哥同希特勒的使者签订了关于扩大德国对叛军援助的秘密议定书。
　　目前共和国必须利用瓦达拉哈拉的胜利，以便在其他战线也能取得同样的胜利。但卡瓦列罗政府不这样做，而是再次搞反对共产党人的阴谋。后来在巴塞罗那爆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叛乱。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机会主义分子在愤怒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让步和以胡安·内格林为首的新政府上台。在他任期内，人民阵线得到了巩固，而马德里前线，在布鲁内特开始了一次重要的战役。这次战役正在展开时我已不在那里，关于战役的过程我是从报上得知的。
　　我返回祖国的日期到了。西班牙的同志与我热情告别。共产党员的握手是极其热烈的。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忘记，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向我们讲的充满兄弟般情谊的话。帕西奥纳丽亚的微笑，我使劲地握住她那纤细的手。与共事的朋友们的拥抱……临离开巴伦西亚之前，为了欢送我们，举行了斗牛表演，使我见到了闻名的斗牛的情景。此后，西班牙海岸被烟雾遮住，消失在地中海的远处……
　　我高兴地意识到，苏联政府高度评价了我在西班牙的活动：为表彰1936年秋保卫马德里和在哈拉马河战役中建立的功绩，授予我第二枚红旗勋章（我荣获第一枚红旗勋章是由于在喀山战斗中立有战功），为表彰我参加粉碎瓦达拉哈拉附近的意大利远征军团而授予我一枚列宁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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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暴风雨前夕

　　在总参谋部和各军区
　　祖国你好！同沙波什尼科夫在一起。什么是总军事委员会。在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列宁格勒的安全。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什特科夫……建设，再建设！边境加强戒备！
　　1937年6 月1 日，我坐火车从法国出发途经德国和波兰回到了祖国。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中一个特殊阶段——战前四年的生活。以往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占据过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委任给我的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在总参谋部工作和在军区担任高级职务；参与在1939—1940年期间巩固苏联西北边界和在迫在眉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及其第一阶段中加强整个我军实力的措施的落实工作；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作……
　　就当时我所感到的紧张程度而言，只有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堪与这四年相比。在这段时间里，我与苏联党政活动家有过多次直接接触，并受益匪浅。他们教会我不仅要以一个军人，而且要以一个高级军人的身份来思考问题。我在认真地观察我们的党政机关怎样决定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怎样提出和讨论与之有关的问题过程中，学习了从宏观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学习了首先从全国的利益出发，从大处观察这些事件的方法。
　　那种认为以前没有这样做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大家从上到下，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包括在靶场上准备投身与真正的敌人战斗的红军战士，在机床旁制零件的工人，为祖国收集粮食的集体农庄庄员，研究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的学者，以及在机关统计日常收支的工作人员，都在为共同的事业作出贡献。但是，以前我从未这样尖锐地感觉到，我在委托给我的岗位上所做的准确无误的工作，也在某种尽管是有限的程度上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幸福。于是，当我更强烈地感到我所承担的责任重大时，就怀有更大的感激和崇敬心情回忆起那些引导我步入社会的人们。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我面前展示了生活的真正道路；共产党教育和培养了我；老同志和朋友们向我传授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在回忆中，眼前不时闪现出那些还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而劳动着，而有些则已不在人世的一个个饱经风霜的面孔：米科夫凸起的前额，奥什马林塌陷的面颊和小胡子，戈沃尔科夫颧骨突出的脸，斯捷平刚毅的眼睛，乌博列维奇的英俊容貌……
　　1937年6 月是令人难忘的，因为我在离别9 个月后又踏上了祖国的大地。
　　很快，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部部长A ·C ·布林通知说，我被任命为B ·M ·沙波什尼科夫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
　　同沙波什尼科夫一起工作和受他直接领导是很荣幸的，然而也是对每个人的工作能力的严峻考验。沙波什尼科夫被看成是司令部工作的“长老”。当时，他已在总参谋部里担任了大约二十年的领导职务，按其功绩来说，堪称苏军司令部的著名专家，因此我非常不愿意让他看不起自己。他把以下两件事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即各司令部应最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具有司令部工作素养。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发挥早在д·A ·米柳京和H ·H ·奥布鲁切夫任职时就存在于俄国总司令部活动中的，以及后来在苏军机构——全俄总司令部（1921年前）和工农红军司令部（1935年前）中提高到现代要求水平的所有那些优点。正是他和其他著名的苏军总参谋部人员一起，全力以赴地彻底实现了M ·B ·伏龙芝关于建立和发展“强大而灵活的无产阶级国家军事理论参谋部”的遗训。
　　我担任新职后，回想起我是怎样在熟悉了и·П·乌博列维奇的著作并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到直接首长的思维方法和习惯行动方式后，得以轻松地和他接触的经过。当然，在长期的司令部工作中，我不止一次地查阅过有关的具有重大价值的专著，譬如说H ·戈洛温著的《总司令部勤务》或ф·马克舍耶夫著的《俄国总司令部》。在莫斯科与乌博列维奇共事时，我对当时刚刚问世的B ·M ·沙波什尼科夫的三卷集《军队大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现在我决心再一次仔细地研究这部著作，而且就象生活中所证实的一样，这将不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这个集体中的大多数人我早已认识。它是由有才能和有天才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和一心扑在军事工作上。总参谋部的同事们热爱工作的精神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如果情况需要，他们可以不分昼夜地工作直至完成任务。
　　我在担任副总参谋长期间，还兼任总军事委员会的书记。这一职务赋予执行者以重大的责任，此外，还要求有主动精神、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很好的体力，这是因为它的工作常使人感到疲劳。总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一星期举行二至三次。通常，在会议上要听取各军区司令员或各兵种司令员的汇报。
　　总军事委员会包拾八名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由人民委员担任主席。委员会对每个研究的问题都作出决定。决定由人民委员批准并呈交给и·B ·斯大林，这意味着，摆在国家面前的任何一个军事或军事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直接参与下决定的。党和政府的决议草案从总书记那里送往苏联政府部门审查并通过，有时作某些修改，随后再送往总参谋部，这时的决议草案已成为必须履行的决议了。斯大林常出席总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在晚上邀请总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各军区的司令员和参谋长到他那里去吃晚饭。在那里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因为斯大林会向军事首长们非常详细地询问各地的形势，问问有什么需要、要求、愿望和缺点，因此他总是熟悉全军的实际情况的。
　　我开始担任新的职务时也曾闹过笑话。接受任命后，我等待B ·M ·沙波什尼科夫找我谈话和下达工作指示。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熟悉情况，而首长总不召见我。过了一天两天、三天……怎么办？可能总参谋长想观察一下我能否发挥独立性和主动性，也许他有别的考虑。我只是看到应该做点什么。任职的命令既已签署，就意味着我有权开始工作了。我熟悉了情况后，开始召见部属和下达命令。大约过了一星期，部属一个接一个向我报告说，沙波什尼科夫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采取另一种方式，是谁下的命令等等。很快，他召见了我。我向他报告了这些天所做的一切。他认为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无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还是人民委员会都非常重视苏联的国防问题。党中央书记处经常关心红军的状况，и·B ·斯大林常常认真地和几乎是不间断地研究红军的实际情况，据此，我可以不夸大地说，党的领导人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保障社会主义强国的安全上，放在全国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侵略上。无论是在工业或农业领域内，还是在党、政府和社会活动范围内，任何一项重大任务的解决，都考虑到了怎样把它同巩固苏联的防御能力联系起来，以及对苏联的国际地位会产生什么影响和怎样反映在工农红军实力增强的问题上，在我担任总军事委员会书记的一年多一点时间里，党和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各种重大军事措施的决议，采取这些措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我们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取得的任何一项成就，国际形势发生的任何转变，都会导致军队建设计划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反之，工农红军方面提出的每一个重要要求同样也会引起反应，必定会对国防工业提出新的任务。
　　有一段时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那是因为发生了另一件事：我荣幸地被选为第一届最高苏维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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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9 月，不知为什么，и·B ·斯大林召见了我，并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问我是否感到困难？我回答说，我所担任的职务能使一个人学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开始深深地懂得什么是政府工作，我的知识和眼界明显地扩大了。当然事实上复杂的事不少。况且，要同时兼顾履行两个职务的责任不是容易的事。斯大林沉思着，然后发表意见说，看来我是对的。一个人长时间呆在这两个岗位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事情确实是不轻松的。我们两人有时都有点急躁。他让我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将任命我为一个军区的司令员。他说，看来我是应该担任军区司令这个职务了。
　　不久，我真的接到了担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的任命。在我出发前，斯大林再次同我谈了话，他想知道我是否能胜任。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不过，提出了他一定要帮助我这一先决条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答应给予帮助，并履行了诺言。我在军区工作时不止一次地得到了他的帮助。
　　古比雪夫州委书记H ·г·伊格纳托夫也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同他保持了很好的工作联系，晚些时候，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我在视察过程中还访问了他担任州委书记的奥廖尔州。
　　我担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的时间并不长。在短暂的时间内，要想取得重大的成果是困难的。当我知道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我为中央候补委员时感到特别高兴。就在此不久之前，我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在出发去列宁格勒之前，我顺便去了一趟国防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指示，尽可能更细致地调查清楚全年各个季节的战场情况，尽力详细分析部队的状况及其战备程度，由于国际形势非常紧张，冲突的危险迅速增大。接着，K ·E ·伏罗希洛夫提醒说，党中央政治局和и·B ·斯大林本人都非常关心我国西北边境的局势。政治局对芬兰加紧靠近资本主义列强感到担心，我必须赶紧报告所看到的情况。
　　我到达列宁格勒后，决定首先熟悉一下军区司令部里现有的作战计划。我觉得这些计划好像有点过时了。这首先与芬兰有关。要知道，一旦帝国主义同盟反对苏联时，资产阶级的芬兰无疑将站在我们敌人的营垒一边。因此，了解其军队、经济状况和总的政治计划，对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来说，而且不仅仅对他自己，都是迫切需要的。我们掌握了丰富的政治材料。但是，有关芬军的具体材料却不够充足。其次，这涉及到芬兰的潜在同盟者。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将怎样具体利用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呢？这同他们想把波罗的海沿岸三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拉入反苏冒险行为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呢？军区再次询问了莫斯科的军事情报机关。我们收到了内容广泛的情报。但经济政治情报占了多数。纯军事情报，特别是有关位于卡累利阿地峡的著名的曼纳林防线的芬军军事设施的情报不多。
　　我认为在新的岗位上，第二位重要的措施是同州和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建立同志式的工作联系。C ·M ·基洛夫惨遭杀害后，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由A ·A ·日丹诺夫担任，日丹诺夫同时是联共（布）中央书记，从1939年3 月起成为政治局委员，他在我们西北地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是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日丹诺夫告诉我说，他很乐意给予帮助，但由于经济方面和其他事务太繁重，而且常常待在莫斯科，他建议我在决定问题时特别在决定不需要扫‘扰政治局的问题时，同T ·Ф·什特科夫和A ·A ·库兹涅佐夫同志保持经常的联系。我很快同他们建立了全面的联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是市委书记，他很年轻，但却是一个主动精神很强的工作者，他常常帮助我，特别是在研究制定军区和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全部措施时更是如此。联共（布）州委第二书记捷连季·福米奇·什特科夫成了我多年的战友。晚些时候他断断续续地担任过第7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尔后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担任过三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他的军事生涯是从芬兰战局开始的。我同他从1939年秋天开始就在一起工作，而在此之前，我多半是去找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研究各种问题。地方党组织也吸收我参加党务方面的活动，而且我是作为列宁格勒州委、市委和州常委的委员参加工作的。
　　冬天，我首先熟悉了军区的情况。从二十年代初我到这里视察工农民兵地方机构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好长时间，但是这一带的自然景色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一进入卡累利阿地峡，汽车就被厚厚的积雪包围了。蜿蜒于山丘之间的道路离国界已相当近。当然，我清楚知道，国境线离列宁格勒只有三十二公里。但是，如果不亲临其境来考虑这个问题时，是一回事，而当了司令员后，亲眼证实了边防哨卡以外的邻国的远射程炮兵能直接从自己的领土上射击列宁格勒的街道时，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敌人的炮管已经直接顶住了列宁格勒军区的心脏。
　　卡累利阿共和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拉多加- 奥涅加地峡被积雪覆盖得更加严实。这里有稠密的森林，有盖在积雪下的不冻的湖泊和沼泽，有陡峭的小山。地形很难适应军事行动的需要。看来，在这个地区需要建设战场和训练军队，特别要注意的是下列几件事：修筑良好的道路，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络，在森林沼泽地区一年四季进行训练，供应冬季保暖服装，举行专门的滑雪竞赛，保障更大的弹药消耗量，火炮防冻油……
　　所有这些问题都一个接一个地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并要求尽快地检查一下各兵团的状况。了解到边防勤务，特别是象拉多加湖到科拉半岛的一千公里地段上这种荒无人烟地区的边防勤务时，使人不得不严肃地加以思考。整个这片广阔的大地只有若干稀疏的呈散兵线配置的边境警戒小队担任守卫，兵力加起来不过几个边防总队。不仅能潜入单个破坏者，而且能潜入成批敌人的地方也不可胜数。边防战士的日常生活有待改善。道路不好，通信落后，居住条件恶劣，缺少库房和好的澡堂，远离文化中心……甚至不是所有的边境警戒小队都有无线电设备。报纸和信件经常氏时间中断。然而我们英勇的边防战士们却在难以置信的条件一，毫无怨言地执行着勤务，顽强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可是，如果具备另外一种物质基础的话，他们履行职责的情况可能好得多。所以应该建设、建设、再建设……
　　军区在该地段的兵力也比较薄弱，在凯姆方向上只驻有一个不满员的（缺一个团）山地步兵师。在坎达拉克沙方向上驻有一个只配备一个炮兵连的山地步兵团。还有一个地方配置了一个由B ·и·谢尔巴科夫指挥的步兵师。该师的训练水平要比配置在南边一点的同类兵团好一些，查明的情况证实，该兵团的战士滑雪不好。我返回列宁格勒后，立即给国防人民委员部呈送了报告。然后前往日丹诺夫处。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军区的形势不大有利。我看，当前有许多建设要搞，同时，还必须进行长期的训练，而这就需要有物质保障。在我们西北地区，苏联的安全保障暂时还谈不上。要想建立这种保障，一天也不能耽误。
　　日丹诺夫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些话。他听完我的话后，决定再亲自去看一看这一切。首先，我们前往卡累利阿共和国。我们乘车在坎达拉克沙附近的雪地上走了很长时间，研究了如何掩护彼得罗扎沃茨克以西的国境线问题。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才到达一些边境警戒小队。在一个地方，我们的汽车几乎一路都挂在一辆拖拉机上。日丹诺夫本人非常清楚，一旦冬天在这里发生战斗，作战将是很困难的。应该从建设道路网开始。掌握了卡累利阿地峡的情况后，更肯定了这一想法的正确。我们商定，从现在开始准备，并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政府提出必要的申请，夏季就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日丹诺夫负责动员我们西北地区党、政、经各界的力量，而我则在早春季节里把各兵团和部队的指挥员召集到一起。在集训中下达了关于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刻不容缓地训练全体人员以及军队参加当前建设的指示。
　　同时，我给各边防总队的领导发了一封便函。他们反应迅速而坚决。这样一来，卡累利阿的五个边防总队在4 月份就合并成了一个边防区。边防区指挥员多尔马托夫少校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6 月，召开了卡累利阿边防战士的第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在边防区的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快沿边界线展开了大规模的建设。出现了一些建有辅助房屋的边境警戒小队，修建了许多新道路和电话线。秋天举行了校阅之后，我满意地得知，卡累利阿边防区就校阅总成绩来说在苏联边防军中得了第二名。
　　春天，尔后在夏天，列宁格勒军区的首长们进行了数次视察。这一次，我又同日丹诺夫一道视察了军区的南部地区。我们两人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楚德湖东南面和东面的开阔地带没有修筑工事，敌人有可能通过波罗的海沿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苏联实施突击。因此，向国防人民委员部提出了在普斯科夫和奥斯特罗夫方向上修建筑垒地域，而在北部地区紧急修筑道路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并且在1939年的整个下半年里，и·B ·斯大林经常关注此事，问我们事情进展得怎样，军区是否有什么要求。不曾有过什么要求，因为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定期向建设工地派送人员和必要的物资。但后来还是了解到，工事的建设速度应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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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战局
　　曼纳林男爵及其他。世界大战逼近。准备好反击！普遍义务兵役法。迈尼拉附近的挑衅。关于地雷场。怎样通过永备火力点？通往维堡之路。事后之见解。
　　众所周知，同芬兰的战争是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 月间进行的。然而，我国领导人在此之前就预料到国际帝国主义可能会把资产阶级芬兰用于其反苏计划。因此，开始时最好叙述一下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事件。问题在于，1939年下半年，在欧洲发生的所有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到芬兰统治集团的立场，如7至8月，英、法、苏军事谈判趋于失败，与此同时，英法集团指望我们单独同德国发生冲突的企图电落空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破坏了上述集团把法西斯侵略的祸水首先引向苏联的企图；德国入侵波兰，国际反动势力指望苏德发生冲突的希望死灰复燃，为此，英法一面在西方进行一场奇怪的战争，一面却使波兰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苏联和德国关于在波兰划定分界线的协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土并入苏联版图后）；由于这个原故，英法期望苏德军队在波兰发生冲突的妄想化为泡影，于是他们把新的希望就寄托在芬兰身上……
　　当时执政的资产阶级芬兰的狂妄的当权者们把自己的人民诱惑到不需要的政治赌博之中，不是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而是使形势白热化。我们警惕地注视着这一政策，因为，哨所那边的反列宁格勒的挑衅能够刺激帝国主义冒险家，使他们达成建立统一的反苏联盟的企图。
　　苏联政府屡次向芬兰政府建议解决对双方有利的问题：列宁格勒以西的国境线向前推数十公里。我们以奥涅加湖西北的一大片领土作为交换。但是，适得其反。莫斯科遭到拒绝，而我们边防战士得到的回答则是对方射来的枪弹。资产阶级芬兰的当权者们到底依仗什么呢？当然，不是依仗自己为数不多的军队。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大国所作的给予军队和技术装备上的帮助的诺言；他们人为将成立反苏联盟；沉醉于从波的尼亚湾到白海和伊尔门湖“伟大的芬兰”的民族主义奢望之中；而且还认为，一旦进攻列宁格勒受挫和芬军转入防御，曼纳林防线的坚固性是可以信赖的。
　　曼纳林男爵曾是沙皇的中将侍从武官，1918年芬兰革命的刽子手，芬兰元帅，从十凡革命开始就是苏维埃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后掌握了芬兰军队的指挥权，在他的监视下，靠乞求外国的金钱，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芬兰工人的双手，外国工程专家们在卡累利呵地峡的芬兰区域建成了强大的永备防御体系。据报刊上发表的材料说，它可与德国的齐格菲防线或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相媲美。
　　首批防御工事早在1920年至1929年间就已建成。1938年再次开始建设，第二年夏天，又建成了一批新的筑垒工事。特别是称为“百万”（指价值）是永备火力工事和抵抗枢纽部被吹得神乎其神。当然，有关整个曼纳林防线的详细数据哪里也没有发表过。我方情报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正如从送往列宁格勒军区的材料上看到的一样，这条防线简直跟宣传的没什么两样。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这是严重的失算。
　　芬兰在苏联边境线上集中了五个战役军团。1939年底，它们被合并为瓦列尼乌斯将军的拉普兰集群（摩尔曼斯克方向），图奥姆波将军的北方集群和林杰尔将军的瑞典志愿兵旅（坎达拉克沙方向），赫格伦德将军的步兵第4 军（白海方向），塔尔韦尔将军的集群（波得罗扎沃茨克方向入埃斯蒂那尔曼将军的第，集团军和奥兰集群（列宁格勒方向）。
　　前四个军团的部队从一开始就担任进攻的任务，第五个军团则依赖曼纳林防线，企图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战斗中消耗红军部队，然后对列宁格勒实施突击。敌人总共拥有十五个师，其中八个部署在卡累利阿地峡。与这些部队相对峙的是起初数量上少得多的工农红军的若干兵团，这些兵团我在前面已经提及。1939年的初秋季节，为了以防万一，才向摩尔曼斯克附近派遣了增援部队，在那里职务最高的是B ·A ·弗罗洛夫师长。
　　1939年6 月底，N ·B ·斯大林召见了我。我在他的办公室里遇见了共产国际的杰出工作者、联共（布）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O ·B ·库西年。当时，我同他是初次见面，在后来的谈话中，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了总的政治形势，并谈到我们的领导人对芬兰政府奉行反苏路线的担心。斯大林嘱咐我说，今后如有必要，可找库西年商量与芬兰有关的问题。晚些时候，在芬兰战局期间，库西年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逗留时，我不止一次地就作战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征求过他的意见。
　　库西年走后，斯大林再次询问了列宁格勒的情况。芬兰国境线上的局势动荡不安。列宁格勒处在射击的威胁之下。同英、法订立军事同盟的谈判还未成功。德国已准备好从任何一个方向向自己的邻国，包括波兰和苏联发起猛攻。芬兰可能会轻易地成为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一帝国主义集团——德国集团和英、法、美集团的进攻基地。不能排除他们将会达成联合进攻苏联的协议。而在这种情况下，芬兰可能会成为他人阴谋中的一个筹码，变成受人唆使而攻击我们的大战挑起者。
　　情报部门报告，国境线芬兰一侧正继续加紧修建工事和道路。为防备芬兰对摩尔曼斯克和列宁格勒的突击，我们已制定出各种反击的方案。在这方面，我承担了起草报告书的职责。报告书中将提出在芬军挑衅的情况下如何掩护国境免遭其侵略和实行反击的计划。
　　N ·B ·斯大林强调说，今年夏天德国方面还可能有重大行动。无论是什么样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触犯我们和芬兰。因此，应赶快把事情办完。过两三个星期我就应该到莫斯科报告自己的计划。不管此事如何，为了防备万一，还得加强军队在接近实战条件下的训练。而且还应加速列宁格勒军区已展开的军事建设。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应保守秘密，以免在居民中造成恐慌。应让日丹诺夫随时掌握情况。措施要荫蔽，要分批实施，就象平时进行演习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显露出我们马上就可能卷入一场大战之中。
　　7 月下半月，我再次被召到莫斯科。N ·B ·斯大林和K ·E ·伏罗希洛夫听取了我的汇报。他们同意所提出的在芬兰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掩护国境和实行反击的计划，并建议反击应在最短暂的期限内实施。当我谈到，实施这种规模的战役用数个星期不够的时候，他们向我指出，我是从列宁格勒军区的能力出发的，应该想到全苏联的力量。我试图再提出一个异议，即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同芬兰一起参加对苏挑衅。他们回答我说，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并指示我在初秋再一次报告防御措施计划实施的情况，随后他们让我返回军区。
　　好像还有其他的反击方案。斯大林不是把每个方案都提到总军事委员会共同讨论，而是单独地或同一定小组的成员研究制定，几乎每次的人员都不同。对这些研究制定计划的工作，我能作出非常清楚的判断的只有一项，那就是晚些时候在我方文献中提到过的《沙波什尼科夫计划》。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对芬兰进行反击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认为反击需要打一场紧张而艰难的不少于数个月的战争，甚至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不直接卷入冲突的情况下打这场战争。这个观点再次证明沙波什尼科夫具有冷静的头脑和军事远见。
　　有关反击计划的所有问题，我却直接给斯大林通了电话。无论是在1939年的夏秋两季，还是在芬兰战局的第一阶段，所有涉及芬兰的情况，我都向他本人报告过。有两三次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而最后一次则见到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Л·3 ·梅赫利斯和财务人民委员A ·Г·兹韦列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我经常碰到H ·H ·沃罗诺夫。这个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领导红军炮兵的杰出专家当时就已赫赫有名。对此我很高兴。在西班牙，我就被尼古拉·尼古拉那维奇的优良战斗素质和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因此非常愿意去征求他的意见。在炮兵发挥特别重大作用的芬兰战局期间，他的全部建议，特别是炮兵方面的指令，经常是恰当地和卓有成效地帮助了共同事业。
　　在那几个月里，我还必须根据1939年秋签订的苏联同爱沙尼亚之间的条约训练部队和落实各项措施。在爱沙尼亚领土上修建了空军和海军基地。因此就应考虑怎样防护它们的问题。万一苏联的敌人在我国西北边境进行大规模的挑衅或从波罗的海沿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组织对苏联领土的进攻，这些基地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列宁格勒军区部队在作战活动方面的负担。
　　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同外交人民委员B ·M ·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说明情况的谈话。当我们的部队在爱沙尼亚的新基地部署时，外交人民委员部把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研究交往细则的事情耽误了。然而时机是不容贻误的。
　　作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我要为设在爱沙尼亚的基地安全负责。在一个地区，急需保障某一地段不受侵犯。我同爱沙尼亚政府进行了接触，得到其必要的允许，然后征得该地段的主人，一个爱沙尼亚地主的同意，命令开始修筑工事。
　　然而就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我报告新基地的情况时，莫洛托夫指责我搞“不切实际的主动性”。我打算反驳，但是他不听。我觉得很不痛快、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接过话头，他微微笑了笑向莫洛托夫说道：“那为什么你的人民委员部行动迟了？军队不能等到你的人积极起来的时候。而对梅列茨科夫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又不能把修建好的工事夷平。”到］比，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想谈谈某些军事历史文章的提法。从这些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战局期间苏军有六个集团军同芬兰作战。可由此推论，从一开始我方兵力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向一个坚固设防的地带进攻是困难的。因此，我们竭尽全力在橡曼纳林防线那样的决定性地区造成进攻力量的优势，其方法是抽调其他地段的兵力，1940年3 月战役结束前，步兵所占优势2.3 ：1.炮兵为2.8 ：1 ，在坦克方面则占了绝对优势，但是，在1939年12月还没有这种优势。当然，补充兵力和援军不断地来到了这里，只不过不是全都恰当地使用罢了。例如，从伏尔加河岸调来的基尔波诺斯领导的那个师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另一个从乌克兰草原调到前线的师，由于士兵没有预先经过森林、沼泽，山地和积雪很深的条件下的训练，结果就差一些。尽管该帅没有在当时我所指挥的地段上作战，但别人向我介绍了该师的遭遇，该师完全不能适应它所处的环境，遭受了重大伤亡，帅长也牺牲了。
　　至于苏军六个集团军的说法，我要指出，名副其实的集团军开始时只有笔者——二级集团军级司令员指挥的第7 集团军。它占领了战线最靠左边的翼侧。其右面是B ·Д·格连达利为军长的由三个师组成的集群。12月底，该集群扩编为第13集团军。在其他方向上有几个不大的诸兵种合成集群在作战。晚些时候，经过相应地改编后，它们被授予第8 、第9 和第14集团军的番号。最后，在1940年2 月，在拉多加湖以北展开了第15集团军，春天，所有这些部队都准备成为完全够格的集团军，以防战事拖延。在曼纳林防卫上激战正酣时，尽管先前说过是数星期的战斗，然而那种出乎意外的可能出现的情况己不可避免。但是，到春天的激战之前，情况毕竟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红军能够完成所交给的任务和相当迅速地给侵略者以回击，这要比我们国外敌人估计的快得多（如果他们全都这样想的话），但是比我们在芬兰战局开始时所推测的要缓慢一些。

老八路

　　1939年9 月通过的普遍义务兵役法，在为前线筹建预备队的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其意义是，在已经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苏联非常及时地采取了彻底废除混合制（正规军同地方民兵相结合）的方针，现在只能指望基干军了。两年后，当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时，我们才充分认清这一步骤的重要性。
　　具体他说，战事到底是怎样扩大的？1939年夏未之前，芬军全部动员起来了，占领了筑垒地域，并在边境地带突然加强了侦察。在西方，从9 月起就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战争。而就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同芬兰军方磋商，给芬兰运送技术装备，答应派遣远征军。我们打算，如果芬军进攻红军，将由列宁格勒军区的兵力予以反击，而第7 集团军则由B ·Ф·雅科夫列夫率领穿过卡累利阿地峡去实施反突击。但在最后一刻，斯大林却建议任命我担负这项任务。
　　11月26日，我接到了紧急报告，报告中说，迈尼拉村旁的芬兰部队向苏联边防部队进行了炮击，打死四人，打伤九人。我命令军区部队监视整个国境线后，立即向莫斯科作了报告。莫斯科下达准备反突击的指示。规定用一个星期进行准备，但实际上不得不把期限缩短到四天，因为芬兰军队在许多地方越过了边界，侵入我方领土，并向苏联后方派遣破坏小组。接着，苏联方面发表了政府声明，并在11月30日上午8 时，红军正规部队开始了对这一入侵行动的反击。苏芬战争已变为既成事实。
　　向部队下达的命令是，把敌人从列宁格勒赶走，保障卡累利阿和摩尔曼斯克州国境的安全，强迫帝国主义列强的傀儡停止对苏联的进一步军事挑衅。这时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卡累利阿地峡的军事据点。
　　作战开始前，我又询问了莫斯科的情报部门，但得到的情报后来证明并不真实，因为过分低估了曼纳林防线的实际威力。遗憾的是，这造成了重重困难。红军不得不直接碰一碰曼纳林防线，以便弄清它的底细。我们的企图只是进行集团军规模的战役，只有九个师和三个坦克旅参加了作战。战局第一阶段开始了，它持续到1940年2 月9 日。第一阶段又分成许多小阶段。首先必须突破保障地带，它设有发达的多层障碍物配系。整个保障地带都由铁丝网隔开，均挖掘了壕沟和崖壁，覆盖着桩砦，由占据永备火力点（主要是土木火力点）和其他防御设施的军队据守。然而，开始时我们最复杂的任务是通过地雷障碍。
　　芬兰部队埋设了各种各样的地雷，有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和大威力的地雷、普通地雷和诡雷。芬军在退却的同时，疏散了平民，屠宰或赶走了所有的家畜，把放弃的地方掠夺一空。在村子里和道路上，到处是丢弃的自行车、皮箱、留声机、钟表、钱夹子、烟盒和收音机。但只要把物体稍微挪动一下，就立即发生爆炸。即使在一些看来什么也没有的地方，行走也是很危险的。房屋的楼梯和门坎、水井、树墩、树根、林间通道和树林边缘、路边都埋上了地雷。部队遭到了伤亡。战士们不敢向前走。必须赶紧找到清除地雷的方法，否则有可能破坏这次战役。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有效的排雷器材，而且在通过这类障碍方面没有受过训练。
　　当时日丹诺夫和我请了许多列宁格勒的工程师，其中有军事通信学院的一位首席教官H ·M ·伊久莫夫教授，向他们介绍了出现的情况：需要探雷器。大家想了想说，可以设法，但想知道一下期限，日丹诺夫回答说：
　　“一昼夜！”
　　“到底怎样理解您的意思？这简直不可思议！”工程师们吃惊地说。
　　“不可思议，但是需要这样。部队正经受着巨大的困难。目前，作战的胜利就指望你们的发明创造。”
　　尽管有点不知所措，然而工程师和教官们却十分激动地回到了试验室。第二天就制成了第一种探雷器。经过试验后，即被批准投产，在进攻部队前面携带探雷器的工兵成散兵线排开。他们仔细搜索每一米地面，只要在耳机里响起蜂呜声就立即发出信号，然后引爆地雷。这种活动程序严重地减缓了前进速度。但是安全得到了保障。因此部队敢于前进，同时还在零下四十五度寒风刺骨的情况下克服了积雪和风卷雪造成的困难，并且还不断地同“布谷鸟”（指隐藏在我们后方高树上的芬兰狙击手）作了斗争。
　　12月12日前，突破了掩护曼纳林防线主要地带的保障地带。经短暂的侦察后，部队试图用战斗从行进间一举突破曼纳林防线，但是未能如愿。在炮火准备期间，芬兰士兵从堑壕跑到靠近铁丝网障碍物的地方，而当炮兵对铁丝网炮击以便为红军战士开辟通道时，敌人重新回到了堑壕。坦克指挥员Л·Г·帕夫洛夫没有把情况搞清楚。他误认为我方已突入敌人的堑壕，而自己的炮兵则对其进行射击。他给伏罗希洛夫打了电话。国防人民委员听到所发生的事后命令停止炮火准备。待查明实情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因此，帕夫洛夫所部直接担负的突入敌人驻地的任务未能完成。失掉了战机。
　　在这以后进行的详细调查证明，这次炮火准备主要是打击永备火力点之间的野战防御工事，目的是消灭敌有生力量。因此许多永备火力点没有被识破，也没有对其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而另一种射击又没能摧毁永备火力点，因此当时连一个永备火力点也没有被摧毁。这样一来，部队或者是前进不得，或者是遭受严重伤亡。当准备再次组织突破时，我们研究了已被突破的保障地带。保障地带向纵深延伸二十至六十公里（在各个地段上），系野战型防御工事。集中在道路两旁。保障地带内很少有永备人力点，但却有八百多个土木质火力点。军事工程专家们发现有数十公里的防坦克壕，各个地段上有近一百公里的桩砦，一百多公里的树干鹿砦，二百多公里的铁丝障碍物和近四百公里的地雷场。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什么是主防御地带呢？
　　经过五天的准备后开始了新的强攻。攻击了主要地带，但是没有成功。再次感到缺少突破这种防御工事的经验和手段。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发现，未能压制住敌人的防御。永备火力点沉默着，而当我们的坦克向前冲击时，它们便开始射击，用两侧和后方的武器打坏坦克，再用机枪驱除步兵，使冲击受挫。当时的坦克没有大威力火炮，不能独自压制永备火力点，最多不过能用自己的车体遮蔽其枪眼。后来还了解到，发起冲击的距离不能大远，虽说有很深的积雪，还是需要使冲击的出发位置靠近永备火力点。由于在工程障碍物中通道的数量很少，坦克拥挤在一起，成了很好的靶子。还由于野战电台装备的很少，战斗中指挥员上下左右联系不上。因此各兵种协同不好。专门对付永备火力点和土木质火力点的强击小组也不够用。航空兵只是对敌防御纵深实施轰炸，而对通过障碍的部队帮助基少。
　　最使人伤脑筋的还是永备火力点。我们打了一次又一次，但是摧毁不了，因为炮弹不能击穿它们。斯大林火了：为什么我们不向前推进？他强调说，作战行动不利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政策。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红军的威信是苏联安全的保障。如果我们在如此弱小的敌人面前耽搁太久，那将鼓舞帝国主义营垒的反苏力量。
　　我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后，他指示我直接领导战斗侦察并查明芬军永备人力点的秘密。我下令在三个方向上实施这种侦察。结果查明了在什么地方有永备火力点及其数量的情况。但是，它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我叫来了一位带领一个工兵组的军事工程专家，给他们下达了任务：潜入敌人后方，炸毁一个永备火力点，研究它的覆盖层，并带回一块混凝土以供研究。后来，我们把这决混凝土送到了莫斯科。科学研究院进行了分析，随后通知说：是600 号水泥。
　　这就是轻型火炮不能击穿混凝土的原因。加之发现许多永备火力点的战斗室有射孔的一面覆盖着数层装甲钢板，钢筋混凝土墙和覆盖层的厚度为一米半到两米，在它们上面还覆盖了两三米厚的夯实了的土层。
　　我同沃罗诺夫商量了一下，决定用大威力火包瞄准射击。我们把总指挥部预备队的203 —280 毫米的火炮运到靠近前沿的地方，开始对永备火力点及其射孔直接瞄准射击。问题马上得到了解决。然后，再积极组织各兵种的协同。
　　只是在这个时候，我这个集团军司令员才第一次得到了个人用的无线电台。我们研究确定了（我们第一次）强击组攻占和爆破永备火力点时采用的编成和行动程序。后来，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这个经验被广泛运用于对筑垒地域的突破。我们还加强了航空兵侦察，给它下达了对曼纳林防线照相的任务。张罗这件事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2 月初，我们终于有了标出敌防御配系的地图。现在可以制定切合实际的突破防御的计划了。斯大林召见我和日丹诺夫时，我报告了这个计划。在场在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沃罗诺夫和格连达利。所提出的计划得到了批准。
　　晚上大家在斯大林那里吃了晚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询问了侦察的结果，进一步修改了突破计划的细节，阐明了战役的政治方面。斯大林特别对芬兰部队怎样反冲击感兴趣，这洋的情况是不多的。有一次是我亲眼见的。当时，我正同Ф·Д·戈列年科军长一起视察他的军。戈列年科的部队和邻近的斯塔里科大的军遭到了突击。在斯塔里科夫那里，正好在前沿配置了用于摧毁永备火力点的炮兵。他们立即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并击中了反冲击的敌人，使其受到很大伤亡。
　　在戈列年科那里，敌人与一个坦克军遭遇了。坦克手们展开了队形，击溃了反冲击的部队。芬兰部队伤亡非常大。后来被俘的军官供称，他们的司令部命令以后要回避反冲击，而应依靠防线，消耗红军。晚饭结束时，斯大林预言将有一些变化。在极北地区不是一切都那么顺利。必须直接在战斗行动地幅内建立战役的集中领导，投入新的兵力和进一步明确进攻的进程，其中为第7 集团军提出的计划起着主要的作用。到春汛之前，无论如何也要占领曼纳林防线——这就是基本任务！
　　在战争第一阶段末期进行了改组。列宁格勒军区变成了西北方面军（司令员为一级集团军级C ·K ·铁木辛哥，军事委员会委员为A ·A ·日丹诺夫）。眼下的集团军进攻战役由主要是第7 和第13集团军兵力实施的方面军进攻战役所取代。他们利用在苏马、维普里（维堡）方向上相邻的两翼部队实施了主要突击。突破正面从武奥克西湖到卡尔胡雷（佳特洛沃），宽四十公里。第13集团军以右翼部队向凯克斯霍尔姆（普里奥焦尔斯克）进攻，左翼部队则经过屈里奥利亚（克拉斯诺谢利斯科那）和里斯特谢普佩利亚（日特科沃）向安特雷阿（卡缅诺戈尔斯克）进攻。第7 集团军（在我们指挥下）以右翼部队经过基亚米亚里亚（加夫里洛沃）向维堡（敌防御体系中防守最强的方向）进攻，左翼部队则向马克斯拉赫蒂（普里贝洛沃）进攻。第7 集团军编有均为3 个师建制的第34、第10、第50和第19步兵军。此外，集团军还拥有一个步兵机枪旅，十一个炮兵团，五个坦克旅和两个独立坦克营。九个师在右翼穆奥兰（格卢博科那）湖以西实施主要突击，三个师在左翼卡尔胡雷以东实施：辅助突击。
　　在每公里正面上，我们平均集中了五十门火炮。现在在谈射击密度时都把迫击炮统计在内。当时，迫击炮像自动枪一样刚刚装备部队，并且要使用它们还不得不克服某些人的习惯势力。
　　给航空兵也规定了任务。根据与方面军航空兵军级司令员E ·C ·普图欣的协议，方面军三分之一的歼击机，用于摧毁主阵地的四分之一的轰炸机和四分之三的夜航轰炸机均归第7 集团军航空兵军级司令员C ·П·杰尼索夫指挥。
　　在苏马方向上突破筑垒地域时，装有大威力火炮的试验性KB型重型坦克大显身手。这种坦克是基洛夫工厂制造的，制造工人和工程师们在战斗中检验了它。它穿过了芬兰部队的筑垒地域，尽管被芬兰部队的炮火击中多次，然而却不能击毁它，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在当时来说无法摧毁的坦克。这是我国工业的巨大成就，为增强部队的战斗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KB型坦克，只要有可能，总是尽力设法拥有这种坦克。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给我们调来了一个曾是民兵师的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兵团。关于这个师，我将在下面叙述。骑兵的情况不妙。指挥员没有及时注意到马蹄铁的问题。当需要进攻时，战马却在冰上滑倒了、冲击受挫。但是这也只是某些个别的失利。他们承受了数十公里的十分艰辛的路程带来的困难。

老八路

　　1940年2 月11日的强大炮火准备标志着战局第二阶段的开始。六天后，芬兰军队在主要防御地带上的绝望抵抗被粉碎，当时，Ф·Ф·阿利亚布舍夫上校的步兵第123 师表现得很突出。这个防御地带的纵深为八公里，包括二十多个抵抗枢纽部：二百多个永备火力点和近千个土木质火力点。在每公里正面上平均有两个永备火力点和五个土木质火力点，它们之间有堑壕相通，有工事和各种障碍物，并且彼此间保持侧射和斜射火力的联系，而在重要的湖泊间和沼泽中的隘路方向上，它们的密度要大几倍。
　　突破主要防御地带后，我们在数公里长的距离上还突破了斜切阵地，在这些阵地后面又遇到了新的防御地带。航空兵部队报告说，在八公里以外的地方还有第三防御地带。突破这条防御地带用了两个星期。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在维堡城前有一个环形防御的双层筑垒地域。侦察部门报告说，该地域有渠道同赛马湖相通。3月到了。如果我们拖延时间，芬兰军队就会放水淹没整个地段。
　　我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T ·Ф·什特科夫一起去了一个师，我对师长M ·П·基尔波诺斯说，晚上请侦察一下维堡筑垒地域，我们将增派一个大威力炮团到这里来。基尔波诺斯决定尝试一下从西北绕过部分筑垒工事。先前，我们曾通过冰道派遣了数支部队，但被冰窟窿所阻。数辆坦克沉入水底。师长主动地再一次尝试。他的弟兄们巧妙地无声无息地干掉了所有的芬兰哨兵。这时，基尔波诺斯立刻把整个第70师调到维堡湾西岸。而当我早上返回时，在这儿连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这件事发生在3 月4 日。我表扬了第川师，并用配属部队加强基尔波诺斯的兵团，使这些部队在西岸向维堡推近，从后面迂回该城，而后我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胜利。
　　炮兵开始采用直接瞄准射击。逐个摧毁敌防御工事，第7 集团军向维堡推近。几天后，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下达了在两、三天内夺取该城的任务：曼纳林防线落在了后面；列宁格勒离得远了，现在它再也不受威胁了。我们不想从芬兰人手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为了签署和平条约，就必须使敌人相信通往赫尔辛基的道路正波打通。因此，维堡的陷落对芬兰人来说是最后一个警告，如果拖延战争，法国人和瑞典人就会派来援军，那时我们就不是同一个国家作战，而是卷入了同一个联盟的战争。
　　正在电话中进行交谈时，对维堡的攻击开始了，最后以攻占维堡而告终。现在，通往赫尔辛基的道路已被打通。芬兰政府确信抵抗无望时。开始举行谈判。3 月12日，和约条款得到了批准，从3 月13日中午12时起停止了军事行动。新的国境线从维堡以西通过，离早在十一世纪中叶的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维奇公爵时期的俄罗斯国境线的走向不远。
　　党和政府高度评价了苏联军人的勇敢精神。九千人荣获战功奖赏，四百零五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我也被授予这一崇高的称号。1940年5 月，在维堡城要塞街旁的苏沃洛夫广场上，M ·N ·加里宁主持授了勋章。
　　我在去莫斯科前的一个星期里，再一次视察了曼纳林防线，列宁格勒军区的工作人员则进行了计算。建有防御工事的地域总分深为八、九十公里。在这些工事中，有三百五十个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二千四百个为土木结构，它们都经过周密的伪装。平均每道铁丝网障碍物都有三十道。桩砦达十二列。无论那一个居民点都另一个工事枢纽部，设有无线电和电话通信，还有医院、厨房、弹药库和燃料库。抵抗枢纽部大都有五个支撑点，每个支撑点通常有四个机枪和火炮永备火力点。1938—1939年构筑的具有一、两个火炮射击孔和三、四个机枪射击孔的永备火力点特别出色。它们由住宅地下室的一个排到一个连的守备部队使用。在地面上只露着具有环形视界的火炮和机枪射孔的工事战斗部分。地下设有作战室、库房、厨房、厕所、走廊、公用房间、军官宿舍、机器房、炮塔人口和备用出入口。这种永备火力点的覆盖层用钢筋混凝土制成，厚度达两米。为了进行试验，我下令当着我的面对一个没有被我们摧毁的永备火力点进行近距离射击。钢筋混凝土板承受住了203 毫米炮弹的直接命中。
　　顺便说说，德国人详细地从芬兰军事领导人那里收集了他们对曼纳林防线质量的所有考察材料，并认真地把芬兰报刊上的有关材料装订成册。伟大卫国战争后，在德国，这种附有专家评价和法西斯最高机构加了某些按语的小册子落到了我们手里。
　　在1939—1940年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的复杂年代里，我国的国防能力有了重大改善，而苏联西部的整个国境线几乎都前移了。

老八路

　　前夜
　　边防团加强戒备。需要掌握经验。1940年的演习。总参谋长的职责。12月的会议。1 月的座谈会。注意，坦克！不安的春天。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芬兰战局结束了，但是并没有消除我们的忧虑。一些地区的国境线发生了变化。接踵而来的就是首先要考虑新地区的设防问题。因此，就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后，我和参谋长H ·E ·奇比索夫中将回到了列宁格勒军区，我们马上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边防军领导和各舰队司令员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我们同北方舰队一起根据我们关心的计划接收了摩尔曼斯克以西的雷巴奇半岛和斯列德尼半岛的部分地区；同波罗的海舰队一起接收了芬兰湾中奥布群岛附近的汉科半岛；同边防部队一起组织了卡累利阿、科拉半岛和卡累利阿地峡等区域内西移了的国境线的防御。我军官兵忘我地劳动着，以便在最短期内把基地转移到新地点和组织好完全陌生地区的防御。在老区，苏联居民积极帮助部队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在这里则没有什么人可依靠，因为昨天的敌人在退却时疏散了和平居民，而从我国其他地区来的移民还不能马上到达。
　　当时，B ·H ·多尔马托夫少将指挥的边防区部队所属的一些边防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它这些团是1940年1 月组建的，参加了反击侵略的战斗。例如，仅仅在卡累利阿，这些边防团到3 月中以前就消灭了七十个越过我国边境的敌人支队。后来，这些边防团积极地参加保卫新国土的活动。森林中响起了电锯的轰鸣声和斧子的砍击声。出现了林间小道。沿中立地带竖起了界标，设置了绵延不断的铁丝网障碍物，而在它们的前面则清晰地显示出一条足迹检查地带。后者需要特别的关注。在被溪流隔断，布满沼泽、湖泊，遍地顽石、坎坷不平和被森林及山丘覆盖的地区不得不用人工修建一条宽阔的碾压式道路。官兵的生活设施也得到了安排，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做到的。然而主要的生活设施已按时完工。就在这个春季，德军占领了丹麦和挪威，希特勒的军官们也开始常常成为芬军总参谋部的座上客。
　　苏联政府给列宁格勒军区交待了一项任务，要它向其他军区传授战斗经验。我征询了参谋长H ·E ·奇比索夫和我的副手M ·П·基尔波诺斯中将的意见，然后我们决定首先应区分出，在这方面哪些是其他军区已有的，哪些是还没有的，如其他军区还没有新式坦克。自动枪、迫击炮和探雷器。其中，我们向白俄罗斯军区和基辅军区充分提供了探雷器。然后在我们这里举行了示范演习和指挥员集训，讲了课，出版了教材。一年半后，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北部战场上反击德芬突击部队时运用了这些经验。它们也适用于其他将要开辟的战线。至于我，后来在类似的作战条件下指挥独立第7 集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时，更是经常回想和运用在卡累利阿地峡交战中的经验教训。
　　1940年夏季，我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国防人民委员是苏联元帅C ·K ·铁木辛哥，总军械部部长是H ·H ·沃罗诺夫上将。芬兰战局的其他许多参加者也获得了相应的提升。例如，稍晚一些时候，M ·П·基尔波诺斯被任命力基辅军区司令员。
　　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法西斯德国扩大了侵略，法国北部被德寇占领，而士气沮丧的法国军队混乱地退向西部和南部。比利时和荷兰遭到了占领者铁蹄的践踏。我们暂时还置身世界大战之外。但是，能长此下去吗？1939年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获得的喘息还能延长多久？揣测可能是形形色色的，但准确的谁也不知道。
　　我曾负责军训部和高等军事院校部的工作。任职后，刚刚来得及熟悉情况，听取所属各部长的报告，研究文件，人民委员就指示在一些军区举行师级实弹战术演习。第一次这样的演习是在莫斯科军区的一个营地进行的。参加的有国防人民委员C·K·铁木辛哥，总参谋长B ·M ·沙波什尼科夫，炮兵主任Г·N ·库利克（当时，总军械部部长的职位是单独的），莫斯科军区司令员C ·M ·布琼尼和我。这次演习动用了一个步师。演习课题是“步兵师对防御之敌的进攻”。为该兵团提供的炮弹和迫击炮弹数均为最低限额。师长决定将其一部分用于炮兵急袭射击，另一部分则用于护送部队进攻的徐进弹幕射击，我们对炮兵条令的各项规定在实践中会得到什么结果，各级指挥员在组织战斗和指挥分队、部队和兵团方面的能力如何，以及部队的战斗协调程度都进行了观察。这次演习是可以借鉴的。该兵团的许多指挥员在军事方面训练有素，能很好地指挥分队和部队。
　　人民委员召集了指挥员会议，会上对演习作了详细的讲评。在许多人发言之后，会议作了总结。认为这次演习是非常有益的，必须在所有的军区举行类似的演习。决定首先由不久前在哈拉哈河和卡累利阿地峡取得作战经验的部队进行这种演习。为此，国防人民委员部一些工作人员前往外贝加尔，而铁木辛哥和我则去了列宁格勒。
　　同在营地一样，演习过程中炮兵和坦克进行了实弹射击，而步兵则实施进攻，用轻武器射击。在芬兰战局中久经战火考验的列宁格勒军区的部队行动纯熟巧妙，但是在人力准备中则暴露出一些缺点。此时，我们更加确信，应该在红军所有的兵团内进行接近实战条件下的实弹战术演习的做法是正确的。资产阶级的军队在已开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获得了经验。我们的军队则必须在日常训练中获得作战经验，而训练的最好样式从当时的正确看法来说是师级实弹演习。
　　红军部队正在积极地掌握战争的经验，提高战斗素质和准备保卫我们的国境线。
　　1940年夏季，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发挥出旺盛的革命热情，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资产阶级政府被推翻了。由于这些国家的领土上有红军部队，使得反动势力不能凭借外部帝国主义分子的援助来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在研究当时不很熟悉的新加盟共和国的某些地区和在继续加强新的国境线时，以及在研究那些一年前刚成为苏联的国境线（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防务时，认为部队的演习是我国国防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时由Д·Г·巴甫洛夫上将任司令员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成了这种演习的下一个地点。在这里也进行了师级实弹演习，演习后，我们对怎样从空中保卫新国境线的问题进行了检查，这条国境线的走向是先沿东普鲁士，接着沿波兰领土上立有德国界标的分界线延伸。我们特别注意了格罗德诺方向。1914年，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俄国的两个集团军在同恺撒的国防军作战中陷入了奥古斯托夫森林和马祖尔沼泽地，遭受了重大伤亡。而现在我们则同危险得多的邻人接壤。我方的列车向西运行。迎面驶来的是轰隆作响的德国火车（经栋布罗瓦到格罗德诺，经比亚韦斯托克到沃尔科维斯克，经比亚瓦一波德拉斯卡到布列斯特，经海乌姆到科韦利）。机车乘务人员相互交班，两国的列车员们有礼貌地迎送旅客。但是，就是用肉眼也可以看到，在头顶上盘旋的，在波兰领空横冲直闯的是德国飞机。
　　在白俄罗斯，我们在两个机械化军里进行了司令部演习。在演习总结时，大家认为该方向特别危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坦克军从这里调走。这样就为未来作出了决定。
　　不久，在基辅特别军区进行了数次演习。有关四个军区的训练总结，我们是在莫斯科作的，夏末，国防人民委员同副人民委员们一起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报告了各军区之行的情况。各步兵兵团的训练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炮兵的训练水平及其同步兵的协同能力是高的，空军的训练也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但对坦克部队的印象不一。我尽力注意我军经验中和德军西欧作战经验中有关坦克部队的新作用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的坦克兵团和坦克军还为数很少，而且训练不够。人民委员则持较乐观的看法。后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加深了。
　　会议结束后，同往常一样，大家在斯大林的住所吃了晚饭。在那里重新讨论了军事问题。突然、斯大林说道：
　　“我们现在需要一位较年轻的身体健康的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同志时常闹些小病。此外，有必要利用他干些其他工作。正在大规模建设筑垒地域。我们可能让沙波什尼科夫任主管筑垒地域修建工作的副人民委员。同志们，你们是怎样想的，谁可以接任总参谋长的职务，我期待你们推荐。”
　　出乎我的意外，在场的人都提到了我的名字，提出的理由是我受过专门的训练，参加过作战，曾是几个军区的司令员，而且就在总参谋部工作。斯大林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执意谢绝，我推说这项工作异常繁重，而我的经验又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工作。
　　“这样吧，”斯大林说，“我们说好，您现在就接手工作，等我们选好候选人，就替换您。我们不会委曲您。您将得到适当的任命。今天就到这里吧。”

老八路

　　第二天，我就开始履行新的职责。
　　……1940年深秋，预定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军事演习。在此之前，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刚加入德、意。日三方条约。英国上空的空战正处于紧张的关头。报纸上每天都报道德国空军空袭英国城市的消息；可能许多人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德国入侵苏联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大多数人认为：假如明天德苏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它只会给敌来带来重重灾难。我们将在敌方领土上作战，以小的代价和强大的突击打败敌人。当然，这种支配大量苏联公民思想的和大力宣传的看法对工农红军的所有领导人来说不是都无条件同意的。德军在西欧的胜利迫使人们不得不警惕起来。
　　于是，我们准备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军事演习。国防人民委员部不止一次地为它规定了期限。待我们刚准备就绪，演习就改了期。政府担心在边境军区举行演习会引起德国人的戒备，所以尽力避免与德国纠葛，以推迟同它逐渐迫近的冲突。最后，斯大林批准了这次演习，但是，建议派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我的第一副手H ·Ф·瓦杜丁为这次演习的领导人。
　　“如果这次演习由铁木辛哥或梅列茨科夫指挥，”斯大林说道，“那么德国人将会采用各种手段来弄清其性质。而这对我们是完全不利的，因为德国会知道，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现在在于些什么。让瓦社丁去，仿佛是抱有视察的目的。”
　　演习是成功的，政府对其总结给予了良好的评价。不久，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决定对工农红军高级指挥人员进行普遍集训。12月23日，各军团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各军区参谋长，以及一些兵团指挥员应召来到莫斯科。会议是在中央红军之家召开的。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包括六个报告。我作了题为《陆军、空军的战斗训练和高级指挥人员的战役训练的任务和总结》的报告；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Г·K ·朱可夫大将作了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红军空军总局局长П·B ·雷恰科夫空军中将作了题为《在进攻战役中和争夺制空权的斗争中的空军》的报告；莫斯科军区司令员N ·B ·丘列涅夫大将作了题为《现代防御战役的特点》的报告；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坦克兵上将作了题为《机械化兵团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使用和机械化军进入突破口》的报告；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员A ·K ·斯米尔诺夫中将作了《步兵师在进攻和防御时的战斗行动》的报告。
　　可见，这次会议讨论了我军最重要的训练问题。会议延长到12月29日，在讨论这些报告中有六十人发了言。其中有国防人民委员，两位副国防人民委员，炮兵、汽车装甲坦克兵和骑兵的总监察员，总参谋部的两位副总参谋长，各防空总局局长和汽车装甲坦克兵司令员，军训部部长，空军参谋长，空军、炮兵和步兵的副总监察员，十一位军区司令员，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一名军区副司令员，七位军区参谋长，三位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五位军区空军司令员，三位军区炮兵主任，两位集团军司令员，五位机械化军军长，四位步兵师师长，一位坦克师师长。一些同志还发了两次言。
　　我认为，这些报告和发言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部队备战的实际问题和实施进攻战役和战斗、防御战役和战斗的理论问题，以及航空兵和装甲坦克兵的战斗使用问题。
　　我想较详细地谈谈自己的报告。担任总参谋长的四个月，尽管时间不长，然而为了能够就部队的战备和作战能力的各个方面发表意见，我了解了相当多的情况。部队训练中的许多疏忽之处使我感到非常担心，而国际形势则要求应尽快改正它们。因此，我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那些亲自（在各次演习中和视察部队中，在各个司令部里）发现的或在查证过的材料中看到的缺点上，并着重找出纠正这些缺点的办法上。
　　首先，我指出了我军的条令已经过时。它们已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例如，进攻时的战斗队形曾这样规定，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部队编入突击群，而三分之二则编人钳制群。组织防御时的战斗队形通常也具有类似的缺点、此时只是向数个主要方向上派出数量不足的兵力兵器，其办法就是抽调第二梯队和从未受到攻击的地段机动来的兵力。对防御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曾有一段时间，总是（引报告中的话）“害怕谈可能进行防御的问题。然而，在注意到西方的战争经验，又准备实施积极的进攻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对部队作好现代防御准备的问题有所认识；这种防御应是纵深梯次配置的，能进行对坦克防御和对空防御的。
　　应该研究制定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条令。
　　后来，参加多次演习和分析它们的过程时，我得出这样一个论，这些演习是在不怎么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许多情况下，对待战士就像对待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我们好像不是在培养准备为祖国甘洒热血的保卫者。
　　对军队训练的这一批评性的评价，使得有些人感到不快，在会议之间的休息时，有些人怒气冲冲，但是，在发言中都没有替自己辩护。国防人民委员警觉起来。批评也触及了他。诚然，C ·K ·铁木辛哥当国防人民委员不久，但是，在他身上和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及总参谋部工作的我的前任身上都有许多过错。当然，我认为自己也应对存在的缺点负责。
　　然而，在会议总结时，国防人民委员公正地对他们作了评价。这次会议确实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条件下，他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实际上，高级指挥人员在这次会议上了解了战斗训练各个方面的方针。
　　现代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红军指挥人员的活动中有那样多的缺点该怎样解释？
　　首先，到1940年底时，我们的指挥干部大多数还相当年轻。一些指挥员在过去两三年里先后担任过数种职务，领导军区、兵团，担任参谋都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替换了在1937—1938年离职的军事首长。被新任命为司令员、指挥员和参谋长的绝大多数具有优良的素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班牙、哈拉哈河和芬兰战局的作战中获得了经验。但是，他们刚刚适应自己的新职务，因此有时会出现疏忽是很自然的。
　　其次，由于新技术兵器，主要是飞机和坦克的蓬勃发展，而且无论是我们或者西方，都通过作战迅速提高了这些兵器的战斗使用理论水平，在这样的时期，部队、高级军事首长和司令部的训练工作更加复杂化了。因此，需要重新解决许多问题。早先颁布的条令和细则很快就过时了。
　　所有这些都迫使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召开一次范围很广的扩大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和随后的战役战略演习，提高军队高级领导人员的训练水平，共同讨论根据我们和西方的作战经验以及各种演习的经验所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尔后在此基础上颁发指导军队行动的新条令和细则。
　　有必要改变各军区、集团军和兵团的工作方式、使部队迅速地、精力充沛地准备好应付日益迫近的战争。战斗训练是根据“按实战需要训练部队”和“练为战”的原则实施的。还采取了一些加强一长制、军人纪律和部队秩序的措施。
　　1941年1 月初，大多数与会者先后离去。领导人员小组留下来进行图上战役战略演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Г·M ·马林科夫和A ·A ·日丹诺夫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由国防人民委员亲自领导。战役演习收益很大。
　　演习结束时进行讲评，并且为此准备了一昼夜。随后，一少部分演习参加者被突然叫到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了会议。由我介绍12月高级指挥人员集训和：月战役战略演习的过程。整个介绍规定用十五到二十分钟。哪知我刚刚把敌人的行动部分谈完，讲评实际上就结束了，因为斯大林打断了我，并开始了提问。
　　这些问题的实质归结到一点，就是怎样看待最近几个月里从分析德军在酋欧和北欧的作战中掌握的关于德军的侦察情报。但是，我根据侦察情报得出的看法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给我规定的时间已过，于是讲评中止了。瓦杜丁想发言。然而没有让他讲话。斯大林让国防人民委员讲话，但他没有支持我。
　　后来，与会的军事首长们谁也没有再要求发言。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后停下来，沉默了一会，说：
　　“铁木辛哥同志请求任命朱可夫同志为总参谋长。让我们同意吧！”
　　当然没有反对意见。我也感到很满意。五个月前，斯大林在任命我担任这一职务时曾许诺，当找到合适的人选时再替换我。他履行了诺言。我重新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再度钻研军队的战斗训练问题。我认为朱可夫是我们这些军事首长当中最适合于当总参谋长的一位。
　　回到原来的职位后，我得到通知，斯大林审批了我在任总参谋长时呈送给他的作战文件。由于有这个作战文件，总参谋部当时研究制订的机械化军的展开计划引起了重视，该计划的各个草案都是在坦克兵的参与下经过详细讨论的。有关这些讨论的传闻，在扩散时往往歪曲了事实真相。在现时的一些出版物中，有时会看见这样的评论，似乎那些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坦克手们不加批判地把战斗经验搬到苏联。其中谈到他们好像是在否定坦克兵的独立作用，断言坦克只能够伴随步兵。在这方面特别经常地提到Д·Г·巴甫洛夫的名字。
　　我想在此为他的名誉辩护。攻击是徒劳无益的，其作者本未倒置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事情正好相反。巴甫洛夫正确地证实了我们所装备的像T —26那样的轻型坦克不能完成重大的任务；同时，坦克兵的作用正日益提高；也就是，我们必须改善现有的技术装备，制造威力更大和更灵活的新型坦克。事实上这个论点已落到实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就为其作了辩护。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著名的T —34和其他坦克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Д·Г·巴甫洛夫寄厚望于钢铁的宿愿的体现。从这里可以看出，把他对过时的技术装备提出的批判性意见硬拉到坦克兵使用原则上来，这是很不对头的。
　　斯大林在任命朱可夫为总参谋长的三天后，把我叫到了他那里。在办公室里有莫洛托夫。斯大林打过招呼后，生气他说：
　　“我的老弟，怎么啦，您重新当了副国防人民委员，就不再向我报告日常事务了？”
　　“斯大林同志，以前我也不是主动到这里来的，您召见我，我就来了”
　　“那么为什么不把组建机械化军的计划带来看看？”
　　“斯大林同志，您修改过的这个计划的草案已经重新打印。朱可夫说他要亲自把它交给您。”。
　　“我们已同朱可夫谈过。他想使机械化军的数量比计划中提出的多一倍。”
　　“您知道我的看法，斯大林同志。我是不会放弃它的。当前，我们的新坦克太少。到今年夏季，计划中提出的那些机械化军也不能筹建好。应早点开始组建。根据我们提出的草案，各机械化军应在1942年春季加入战斗序列。朱可夫关于把军的数量增加一倍的想法很好，只是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待物质基础具备时，他的建议到1943年前即可实现。”
　　在下面的谈话过程中，斯大林指出，到1943年前我们肯定不会置身于战争之外。我们将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去。但是，不能排除，到1942年以前我们将置身战争之外。因此，将再次讨论机械化军编入战斗序列的程序。当前，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军队的训练上。斯大林说，政治局认为，国防人民委员部在我回去后将予以加强，并希望能积极地开展工作。
　　同斯大林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我把全总心思都转到部队的战斗训练和教育工作上。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爆发，我很少见到斯大林。
　　我认为在接近实战条件下进行实际演习是训练部队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于是拟订了这方面的行动计划，并打算前往许多军区。国防人民委员未作大的修改就批准了这些计划。

老八路

　　1941年春季，我参加了M ·M ·波波夫上将为司令员的列宁格勒军区的数次演习。这次出差到列宁格勒军区，我认为是成功的。指挥人员正确地完成了所受领的任务。部队训练有素。在此之后，我去了基辅特别军区。5 月底，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N ·X ·巴格拉米场上校向我报告了情况。局势正渐渐地临近了战争。德军集中到了我国边境线的附近。巴格拉米扬列举了不断增多的非常令人不安的数字。在向莫斯科报告之前，我决定再次对整个情况重新检查一遍。我去了利沃夫，到了军区的各个集团军。各集团军司令员一致地提到了同样的情况。当时，我还亲自在前沿的边境哨所里观察了很长时间，亲眼看到了德国军官们异常活跃的情况。
　　那时，在基辅特别军区的右翼构筑了一个筑垒地域。工事已经建成，但是，还没有装上设备。用于防守筑垒地域的部队也有了。我采用了机断行事的办法。通知第5 集团军司令员M ·N ·波塔波夫坦克兵少将说，我将派一名助手带去一道命令，要进行一次以集团军部队进入筑垒地域的试验性演习，以便在演习之后让第5 集团军留驻筑垒地域。在其他地区，防御工程作业还没有结束。筑垒地域的修建是B ·M·沙波什尼科夫负责的，于是我决定在莫斯科再同他谈谈。
　　尔后，我视察了边防部队，。所有这些部队都处于戒备状态，然而我几乎到处都听说，对面的情况对我方不利。我从边境回到了利沃夫。这里又犯了一些错误。几乎所有的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同时被改编，因此，一个反坦克炮兵旅放弃了战斗准备。为了使集团军的指挥人员确信这一点，我同他们一起进行了军事演习。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在演习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坦克几乎可以畅行无阻。在讲评中，我强调指出失策的严重性。集团军司令员由引用军区的指示来辩解。我在芬兰战局中的同事和战斗指挥员M ·П·基尔波诺斯上将是该军区司令员。他也在利沃夫。基尔波诺斯解释说，改编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必须分阶段进行，他答应纠正错误，并立即前往设在基辅的军区司令部。
　　然而，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6 月初，军区组建了数个装备有牵引车的反坦克炮兵旅。而两个星期后就爆发了战争。尽管第6 集团军英勇作战，但是没有能抵挡住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坦克。在战争的头两个半星期里，该集团军的部队从边境线急速后退了三。四百公里，平均每昼夜后退了十八至二十公里。在这点上不仅仅只是军区的领导有错。他们在战斗技术装备、运输工具和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差不多是尽力而为的。
　　这已是战争初期发生的事了。而在战争前夕，当时我从基辅去了敖德萨，在那里遇见了军区参谋长M ·B ·扎哈罗夫少将。我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从中可以了解到，就在这里，在国境线上也呈现出一幅令人忐忑不安的景象。此后，我同他一起去了罗马尼亚警戒线。我们观察着对方，而那里也有一群军人在观察我们。后来得知，这群军人就是德国军官。
　　M ·B ·扎哈罗夫在部队的作战准备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组织警报演习，曾当着我的面令边区的飞机起飞进行警报演习，然后命令从常驻机场起飞的飞机降落到野战机场上，这是防备战争的计划规定要这样做的。这次演习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只是有六架飞机由于雨后土地泥泞未能再次起飞。
　　就在那时，根据我的指示，还进行了一个机械化军的演习。该军以训练的方式进入边境地区，并留在那里。后来，我对扎哈罗夫说，军区里有P ·Я·马利诺夫斯基少将的一个军，该军在演习期间也应进入边境地区。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在白俄罗斯军区共过事，我们一起在西班牙作过战，因此我了解，对这位指挥员是用不着费什么口舌的。扎哈罗夫说，这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军，实际上，马利诺夫斯基只有一个师。他指给我看，何处将集结马利诺夫斯基的兵团，我高兴地看到，深谋远虑的参谋长已准备好了军的指挥所。后来扎哈罗夫还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所有这些我都很感兴趣。他也是我在白俄罗斯军区的同事。我们参加过各种训练和警报演习，并且一起积累了经验。我知道，扎哈罗夫的路子是对的，因此比较放心地离开了敖德萨。
　　在莫斯科，我同C ·K ·铁木辛哥一起到斯大林那里，讲了所看见的一切。他们两人都非常注意这个汇报。并且还命令我另外检查一下空军的状况，如果可以办到的话，就举行一次战斗警报演习。我立即飞往西部特别军区。
　　战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过去了。早上我听完部属的报告之后，宣布下午进行空军的警报演习。过了一个小时，演习正处在高潮之中，突然一架德国飞机在我们所在的机场上着陆了。机场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成了德机空勤组的观察对象。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询问了军区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他回答说，根据苏联民航局长的指示，在这个机场上准许接收德国客机。这使我感到愤怒。我命令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报，报告民政官员的错误行为，并因为巴甫洛夫不向国防人民委员部报告类似的指示而把他痛斥了一顿。然后，我对军区航空兵司令员苏联英雄И·И·科佩茨说：
　　“你们这里发生的是什么事呀？一旦爆发战争，军区航空兵部队不能够摆脱敌人的突击，那时您将怎么办？”
　　科佩茨十分平静地回答：
　　“那时我就开枪自杀！”
　　我清楚地记着我同他的那次急躁的谈话。谈话中提到了为祖国应尽的职责。最后他承认说了蠢话，然而很快就清楚了，这次谈话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问题不在于那次谈话。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的失误之处还在于对自己的干部不够了解。科佩茨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但是领导军区航空兵部队并不称职。战争刚一开始，法西斯分子真的在第一天就摧毁了该机场上几乎所有的飞机，科佩茨真的自杀了。
　　熟悉了西部边境的情况和听取了巴甫洛夫的汇报后，我确认德国在这里也集中了自己的兵力。
　　我飞往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飞机在一个歼击航空兵团的机场上着陆。陪同我的指挥员向该机场派出了轰炸机，命令在此举行战斗警报演习。
　　歼击机团团长立即向我报告，在本地区上空有一架德国飞机在飞行，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对付它，因为是不允许将其击落的。我命令迫降德机，并马上向莫斯科请示。过了一刻钟，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击落德机。关于迫降则避而不谈。而我们已经将其迫降。后来，这架飞机及其空勤组的情况怎样，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很快就爆发了战争。
　　警报演习进行得很顺利。，无论是歼击机，还是轰炸机都迅速升空，并完成了要求它们所做的一切动作。然而，愉快的心情很快就被坡坏了。军区副司令员E ·П·萨夫罗诺夫向我报告了德军在边境的集结情况。我飞回了莫斯科。我毫不隐瞒地向国防人民委员汇报了自己在边境上的印象和视察情况。C ·K ·铁木辛哥当着我的面给斯大林打了电话，并立即前往斯大林处，以便向他亲自汇报。但为了不挑起德国人的进攻，斯大林仍然命令在边境上维持原状。
　　M ·П·基尔波诺斯非常严肃地对待所出现的局势，下达了占领基辅特别军区各边境筑垒地域的野战阵地的号令，并开始集结第二梯队所属的部队。有关此事报告了莫斯科。第二梯队各兵团的调动得到了批准。但是，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被迫放弃了最前面的防御地带，并实施了后撤。事情没有涉及到审查敖德萨军区类似的主动性问题。因为该军区的部队实际上处于战争的前夜，可以认为是处于战斗准备状态之中，而基辅和西部特别军区的部队则还谈不上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