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杨尚昆回忆录》——前国家主席的戎马生涯

老八路

发展山西新派


　　山西新派，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以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与阎锡山合作而发
展起来的革命力量，主要是指抗战爆发前夕改组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
会）；抗战初期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和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
（简称工卫队，后成立工卫旅）。它们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党领
导指挥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武装。它们打着阎锡山的旗号，戴着山西帽子，做进步的、
抗日的工作。因为是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这些组织和武装的成员中也包括一部分
阎锡山的旧势力。例如，牺盟会的总干事是阎锡山的表任也是他的亲信梁化之，但
实权掌握在薄一波他们手中，薄的职务是副总干事。决死队的军事领导人最初大多
是阎锡山委派的旧军官，但政治委员大都是由以牺盟会面目出现的共产党员，他们
权力极大，一切问题由政委作最后决定。直到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对新军决死
队的晋西南事变后才把决死队中的旧军官清洗出去。
　　梁化之这个人物很重要，当时他在山西的权力很大。少奇同志见过他，我也见
过他。我们在太原主要是跟梁化之打交道，告诉他我们共产党有个北方局机关在太
原，是帮助你们做抗战工作的，搞抗日的群众工作。我们不干涉你们山西的事情，
不挖你们的墙角。希望彼此能真诚地合作抗战。阎锡山对于抗日群众运动是有顾虑
的，他认为“不发动群众是个空子”，共产党可以利用；“群众发动起来是个乱子”，
他管不了啦。但当时他没有力量保卫山西，只好接受我们的帮助。
　　同阎锡山的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是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而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
　　北方局在太原时期，牺盟会的工作主要由我分管。当时，有一个秘密党员在阎
锡山那里做局长，管军服。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碰头，少奇同志有时也去，我和省
委张友清也去，薄一波去得最多，有时我们一起办公，交流情况，研究问题。那时，
少奇同志有个意见：凡是有牺盟会的地方，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胸前挂一个牺
盟会的徽章，有了这个牌牌，警察就不敢惹我们，这很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地下党
的同志开始时不理解，少奇同志说服了他们。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军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时，阎锡山的旧军在作战
中溃不成军，他有建立一支新军的想法。北方局从秘密党员胡仁奎那里知道这个情
况后，就要薄一波去争取。因为阎锡山有个兵工厂、有枪，这是成立新军的有利条
件。一次，我和薄一波在防空洞里躲空袭警报时，商量了这个问题。他说成立新军
的事，阎锡山找他谈了。我问他，由你们来搞新军行不行？他说行！我就和他研究
了新军的发展计划和有关的负责人选，这就是后来成立的山酉青年抗敌决死队。
　　空袭警报解除后，我立刻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同薄一波商量成立新军的问题。少
奇同志就当即决定：可以。那时，彭真已被派到晋察冀，朱瑞去了河南新乡，李大
章也走了。所以，研究问题无所谓开会，就是我和少奇同志两个人商量。那时也有
一个顾虑：薄一波本来在阎锡山身边，阎锡山讨论什么事，我们的信息很灵通。如
果要搞新军，薄一波就得离开阎的身边，我们的“情报”来源也就断了，怎么办？
我又找一波商量。他说：没关系，现在阎锡山那里乱哄哄的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来，
他希望我赶快帮他把新军和政权搞起来，巩固起来，好像山西仍旧是他的，就放心
了。这样，薄就离开阎的身边先搞起一个决死总队（团），并由间委任为山西第三
区专员公署（太岳地区）专员。以后，决死队一共编了4个纵队，薄一波是第一纵队
政委，第二、三、四纵队的政委分别是张文昂、戎子和及雷任民，分别在晋西南、
太行、晋西北地区。八路军先后派了十几个营级干部去，帮他们建立军队，学打仗。
4个纵队中，第一纵队最大。薄一波的地位很特殊，在山酉除晋察冀以外的另外3个
专署有什么事情都要问他，他这个专员成了维系各专员公署和领导决死队的中心，
成了实际上的大区总管。晋察冀因为聂总他们已成立了军区，新军没有插进去；但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协文也是山西的新派人物，地下党员，阎锡山曾委他
当过五台县县长，第一区政治主任、专员公署专员等职。
　　新军中，除了薄一波等领导的决死队外，还有一部分是工人武装。这支武装的
来历是这样的：那时，山西的工会系统由张友清任书记的山西省委领导。其中，康
永和（共产党员）组织的铁路工会力量比较强大，有1000多人准备组织工人游击队。
正在这时，薄一波告诉我，阎锡山领导的山西工人委员会的主任干事郭挺一也有七
八百人，准备建立新军。郭挺一原来是共产党员，后来脱党，投靠了阎锡山。我觉
得这是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把他和康永和的力量合在一起成立合法的工人
武装，这样武器装备就不成问题了。我就出面做工作，把这两部分力量联合组成工
人武装自卫队，由共产党员索列波任队长，郭挺一任政治委员，党在太原的基本力
量大多输入了工卫队。

老八路

　在临汾培训干部


　　这时，山西战局仍在继续恶化。10月下旬，娘子关失陷，日军沿正太铁路西进
直逼太原。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在太原以北的忻口保卫战中，坚守20多天，歼灭
大量日军。娘子关失陷后，它的后路受到威胁，不得不从忻日撤退。这样，太原失
陷已是早晚的事了。
　　太原失陷前，山西的各种军队、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纷纷向临汾撤退，一路
上非常混乱。阎锡山准备什么时候放弃太原，根本不告诉我们。当时薄一波正集中
精力创建决死队，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由牛荫冠主持，通过他们才了解到阎锡山撤出
太原的部署。北方局由少奇同志率领从太原撤到临汾，驻在临汾附近的刘村，这个
村以卖帽子出名，大家称它为“帽儿刘村”。恩来同志把我和叶季壮留下。后来，
我们两人比恩来同志先一天离开太原。到他离开时，太原城门已经堵住，好不容易
找到守城的士兵把城门弄开才出了城。走到汾河边，河上的桥已被作为路障的公共
汽车堵塞住，无法通过，只得从公共汽车顶上爬过去。幸好在河那边，叶季壮已经
留下两辆汽车等着，所以恩来同志多次夸奖叶季壮办事周到。
　　北方局撤到临汾附近后，同很多地方的党组织一时失去了联系，所以恢复和加
强同各方的联系的任务很繁重。太原失陷后，华北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
八路军为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11月17日，少奇同志和我从临汾
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说：“华北已进人游击战争新阶段，因我党是华北最
大政党，红军有游击特长，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游击战争领导责任就自然地落
在我党身上。”当时八路军正在大力扩军，北方局在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
织。工作上需要加强配合协同，因此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比过去密切了。
　　在临汾期间，彭真和朱瑞走了，组织部长由林枫担任，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山
西省委书记张友清和民先总队队长李昌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临汾只住了三个半月，
训练了一批干部。训练的方式：一是办党训班、县长训练班等，由少奇同志主持；
二是办学兵队，由我主持。学兵队这个名称听起来不很正规，有人还误认为是训练
新兵的组织。其实，这个机构很重要，它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办事处办的，实际上
由北方局主持。主要招收平津和太原一带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原来我们准备
办一个抗大分校，但当时阎锡山在临汾也办了个民族大学。如果我们办抗大分校，
民族大学内的这些知识分子可能都到我们这儿来了，这对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
利。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只办了个学兵队。当时向学兵队讲课的主要是我，向学员
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少奇同志也去讲过。另外，彭雪枫、张震等都去讲
过。我们很注意在学员中发展党，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华北各地，并抽出一部分人
输送到延安去。后来，学兵队学员中出了不少干部，特别是女干部。晋西南县委级
干部几乎全都经过党校和短训班培训，本地干部的比重逐渐增大，“文革”中我被
“发配”到临汾看管时，当地还有不少人认识我。
　　民族大学虽然是阎锡山办的，但学生大部分倾向进步，因此，难免同阎锡山会
发生一些矛盾，有时还很尖锐。比如，民族大学学生中有的人同延安的抗大、陕北
公学的学员有书信往来，被阎锡山发现后，认为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渗透到民大来了，
就下令搜捕了20几个学生，由他的亲信梁化之进行审问，但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
然。就在这时，这20多人中有一个人突然病死在阎的特务队中，一时舆论大哗，民
大学生纷纷“请假” 出走，表示抗议。阎锡山是个精于盘算的人。他感到这件事如
果处理不好，民大的学生可能会走光，终于下令把人放了；但要他们留在他的“民
运科”工作，借以对他们进行监视和观察。从此以后，阎锡山、梁化之对共产党员
的政策从过去的压迫、拘捕改变为软化、收买，企图与我们争夺人才。他对部下说：
“如果在我们机构中发现了共产党员，你们可以送给我，让我来‘教育’他们，决
不要使他们难受。”
　　在临汾还有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就是以民大学生为主的一批进步青年同张慕
陶的斗争。张慕陶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内很老的干部，以后成了托派分子。现在看来，
说托派等于汉奸这个结论不恰当，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当时托派的分裂活动确是
有害于抗战的。张慕陶也是阎锡山网罗来的一个“人才”，最初对他很信任，委他
当高级顾问，任政治主任；他也乘机向阎锡山出反对共产党的主意，挑拨阎锡山同
共产党的关系。他在民族大学讲课或在其他公开场合也经常攻击中国共产党。当时
在临汾有两个苏联记者，张主动同他们联络，宣传托派的主张，污蔑我党与国民党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投降”而不是合作，还吹嘘他们在山西及全国有多少多
少力量。
　　民大学生对他这种破坏抗战的言行早就不满。一天上午，正当日本飞机飞临临
汾上空时，他又要外出活动，被民大学生阻止。张不服劝说并且拔出手枪进行威胁，
被赶来的阎锡山的宪兵缴了械，又到他家中搜查，不但搜出了枪支弹药，而且还搜
出了许多写有“反蒋抗日”、破坏统一战线的极左口号的标语，其中有一条是“打
倒阎锡山的封建社会主义”，这下惹怒了阎锡山，最后把他送到西安。后来经蒋鼎
文、胡宗南之手，把他“密裁”了。
　　阎锡山这个人是很特殊的。他统治山西叨余年，尽管中国政坛历经风波，他也
几经沉浮，却始终不倒，积累了一套维护统治的权术。他网罗了一批文化人，其中
不少是进步的，甚至是共产党员，比如徐冰（共产党员）、温坚公（进步教授）等，
他们是去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的。也有一些文化人，他们帮阎锡山搞了一套学术性
的主张，把他的统治权术提高到理论上来阐述。比如，阎锡山有所谓“二的哲学”，
即唯心主义的唯中哲学，它的目的在于平衡或制造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便于他从
中取利。他曾说过，抗战中他“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一
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
所谓“三个鸡蛋”就是指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他随时权衡利弊，
经常改变策略，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同他的关系，就是利用他的
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来推行我们的政策。

老八路

在临汾培训干部


　　这时，山西战局仍在继续恶化。10月下旬，娘子关失陷，日军沿正太铁路西进
直逼太原。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在太原以北的忻口保卫战中，坚守20多天，歼灭
大量日军。娘子关失陷后，它的后路受到威胁，不得不从忻日撤退。这样，太原失
陷已是早晚的事了。
　　太原失陷前，山西的各种军队、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纷纷向临汾撤退，一路
上非常混乱。阎锡山准备什么时候放弃太原，根本不告诉我们。当时薄一波正集中
精力创建决死队，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由牛荫冠主持，通过他们才了解到阎锡山撤出
太原的部署。北方局由少奇同志率领从太原撤到临汾，驻在临汾附近的刘村，这个
村以卖帽子出名，大家称它为“帽儿刘村”。恩来同志把我和叶季壮留下。后来，
我们两人比恩来同志先一天离开太原。到他离开时，太原城门已经堵住，好不容易
找到守城的士兵把城门弄开才出了城。走到汾河边，河上的桥已被作为路障的公共
汽车堵塞住，无法通过，只得从公共汽车顶上爬过去。幸好在河那边，叶季壮已经
留下两辆汽车等着，所以恩来同志多次夸奖叶季壮办事周到。
　　北方局撤到临汾附近后，同很多地方的党组织一时失去了联系，所以恢复和加
强同各方的联系的任务很繁重。太原失陷后，华北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
八路军为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11月17日，少奇同志和我从临汾
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说：“华北已进人游击战争新阶段，因我党是华北最
大政党，红军有游击特长，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游击战争领导责任就自然地落
在我党身上。”当时八路军正在大力扩军，北方局在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
织。工作上需要加强配合协同，因此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比过去密切了。
　　在临汾期间，彭真和朱瑞走了，组织部长由林枫担任，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山
西省委书记张友清和民先总队队长李昌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临汾只住了三个半月，
训练了一批干部。训练的方式：一是办党训班、县长训练班等，由少奇同志主持；
二是办学兵队，由我主持。学兵队这个名称听起来不很正规，有人还误认为是训练
新兵的组织。其实，这个机构很重要，它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办事处办的，实际上
由北方局主持。主要招收平津和太原一带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原来我们准备
办一个抗大分校，但当时阎锡山在临汾也办了个民族大学。如果我们办抗大分校，
民族大学内的这些知识分子可能都到我们这儿来了，这对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
利。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只办了个学兵队。当时向学兵队讲课的主要是我，向学员
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少奇同志也去讲过。另外，彭雪枫、张震等都去讲
过。我们很注意在学员中发展党，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华北各地，并抽出一部分人
输送到延安去。后来，学兵队学员中出了不少干部，特别是女干部。晋西南县委级
干部几乎全都经过党校和短训班培训，本地干部的比重逐渐增大，“文革”中我被
“发配”到临汾看管时，当地还有不少人认识我。
　　民族大学虽然是阎锡山办的，但学生大部分倾向进步，因此，难免同阎锡山会
发生一些矛盾，有时还很尖锐。比如，民族大学学生中有的人同延安的抗大、陕北
公学的学员有书信往来，被阎锡山发现后，认为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渗透到民大来了，
就下令搜捕了20几个学生，由他的亲信梁化之进行审问，但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
然。就在这时，这20多人中有一个人突然病死在阎的特务队中，一时舆论大哗，民
大学生纷纷“请假” 出走，表示抗议。阎锡山是个精于盘算的人。他感到这件事如
果处理不好，民大的学生可能会走光，终于下令把人放了；但要他们留在他的“民
运科”工作，借以对他们进行监视和观察。从此以后，阎锡山、梁化之对共产党员
的政策从过去的压迫、拘捕改变为软化、收买，企图与我们争夺人才。他对部下说：
“如果在我们机构中发现了共产党员，你们可以送给我，让我来‘教育’他们，决
不要使他们难受。”
　　在临汾还有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就是以民大学生为主的一批进步青年同张慕
陶的斗争。张慕陶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内很老的干部，以后成了托派分子。现在看来，
说托派等于汉奸这个结论不恰当，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当时托派的分裂活动确是
有害于抗战的。张慕陶也是阎锡山网罗来的一个“人才”，最初对他很信任，委他
当高级顾问，任政治主任；他也乘机向阎锡山出反对共产党的主意，挑拨阎锡山同
共产党的关系。他在民族大学讲课或在其他公开场合也经常攻击中国共产党。当时
在临汾有两个苏联记者，张主动同他们联络，宣传托派的主张，污蔑我党与国民党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投降”而不是合作，还吹嘘他们在山西及全国有多少多
少力量。
　　民大学生对他这种破坏抗战的言行早就不满。一天上午，正当日本飞机飞临临
汾上空时，他又要外出活动，被民大学生阻止。张不服劝说并且拔出手枪进行威胁，
被赶来的阎锡山的宪兵缴了械，又到他家中搜查，不但搜出了枪支弹药，而且还搜
出了许多写有“反蒋抗日”、破坏统一战线的极左口号的标语，其中有一条是“打
倒阎锡山的封建社会主义”，这下惹怒了阎锡山，最后把他送到西安。后来经蒋鼎
文、胡宗南之手，把他“密裁”了。
　　阎锡山这个人是很特殊的。他统治山西叨余年，尽管中国政坛历经风波，他也
几经沉浮，却始终不倒，积累了一套维护统治的权术。他网罗了一批文化人，其中
不少是进步的，甚至是共产党员，比如徐冰（共产党员）、温坚公（进步教授）等，
他们是去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的。也有一些文化人，他们帮阎锡山搞了一套学术性
的主张，把他的统治权术提高到理论上来阐述。比如，阎锡山有所谓“二的哲学”，
即唯心主义的唯中哲学，它的目的在于平衡或制造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便于他从
中取利。他曾说过，抗战中他“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一
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
所谓“三个鸡蛋”就是指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他随时权衡利弊，
经常改变策略，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同他的关系，就是利用他的
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来推行我们的政策。

老八路

辗转晋西南


　　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陷。少奇同志和我的意见是北方局要随八路军总部一起移
往太行。但中央要我们留在晋西，因为晋西是从延安通往华北、华中的通道，所以，
没有同总部靠拢。
　　撤出临汾后，少奇同志和我率领的北方局和山西省委机关对外称八路军总政治
部后梯队，最初经蒲县、大宁、吉县向永和方向转移。途中中央来电要少奇同志回
延安。3月15日，少奇同志走后，就由我带领大家随八路军—一五师陈光旅（三四三
旅）转移到石楼县的垃堵坪，直接指导吕梁山区党的工作，筹建晋西省委。这时，
我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还带着一个学兵队的女生队和一部分男生。电台这个东西
很惹眼，我怕阎锡山的队伍对我们袭击，尽量避开他们，就靠这点力量活动于石楼、
离石、中阳、永和一带，开展群众工作，组建游击队。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联系
山西的几个地区；联系党和牺盟会的工作，并直接指导在晋西南活动的张文昂、韩
钧他们那个决死二纵队，开展晋西南的工作。
　　3月下旬，中央决定少奇同志留在延安工作，仍担负着华北党的领导职务，由我
留在吕梁地区代理北方局书记。华北各地的党和群众工作以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
我报告外，还要向延安少奇同志报告。
　　4月，我奉命去延安汇报工作，顺便把学兵队的女队员带去，交给中央组织部的
一个训练班，那时还没有中央党校。我在延安只住了五天就回来了。根据中央决定，
撤消山西省委和晋西省委，成立了晋西南省委，由林枫任书记。为了便利工作，我
带领北方局和新成立的晋西南省委转移到孝义县宋家庄同—一五师师部会合。鉴于
阎锡山已退到黄河西岸陕西省的秋林镇，为了及时了解阎的情况，并便于同各方面
联络，我们在秋林设了一个八路军办事处，由王世英负责。这时，八路军已经从山
西的山区发展到河北、山东，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北方局的工作也随着向河
北、山东发展，加紧联络指导当地党组织积极配合八路军行动。当时我的主要精力
用在直接指导晋西南省委的工作，着手创建并发展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5月份我在宋家庄召开了晋西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西南省委机
关干部，洪（洞）赵（城）、汾（阳）孝（义）两个地区县上干部及少数在政权和
统战部门工作的干部，一共30多人。会议认为晋西南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
点，是八路军和华北各地党组织同延安保持联系的通道。中央很重视，要我们下功
夫去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会议确定急需开展的工作是：第一，恢复政权，在原有名
称和形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充实，逐渐使它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第二，建立在
党领导下的基干游击队，每个特委有一个1500人左右的大队，每县也要有 100人左
右的游击队；第三，恢复、建立、充实和扩大各种群众组织，如农民、青年、妇女、
工人组织和不脱产的自卫队；第四，大量发展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健全党的各级
领导机构，组建五个特委。当时开展工作比较顺利，因为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只占领
了城镇，汉奸伪政权尚未普遍建立，广大农村都是我们活动的地区。
　　经过一段时期工作，当地政权开始民主化，许多县长都是进步分子，党员已发
展到1000多人，武装力量除当地决死队有4000多人外，还建立了3个游击大队。5个
特委也建立起来了，它们是：一、乡宁特委，辖乡宁、吉县、汾城、新线、河津、
稷山、临汾、襄陵8个县，由武光负责。二、、隐县特委，辖股县。蒲县、永和、大
宁4个县，由解学恭负责。三、洪赵特委，辖洪洞、赵城、灵石、霍县、汾西5个县，
由王一夫负责。四、汾东特委，辖汾阳、平遥、介休、孝义4个县，由马佩勋负责。
五。离中特委，辖离石、石楼、中阳3个县，由杨树义负责。
　　由于党组织发展迅速，新党员比较多，党的干部严重缺乏，北方局和晋西南省
委开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训练了几百名党员干部，充实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临汾失陷后，阎锡山渡过黄河，退到陕北宜川县的秋林镇。不久，他又从秋林
重新返回山西，把总部设在吉县，表示西渡不是他的本意，今后要在山西坚持“守
土抗战”。他也要在这个地区恢复政权，扩大军队。阎锡山身边的旧派人物开始活
跃起来。我们在晋西南的工作环境就变得很复杂了。阎锡山是一个矛盾集合点，他
要在山西境内“守土抗战”，就不得不依靠新派和八路军的帮助；但是，他不可能
与旧派势力脱离关系，必定会继续加紧对共产党的防范和反对，并同新派存在着一
定的矛盾。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的方针是：加强自己，扶助新派，争取旧派
中一切愿意进步的分子，打击最顽固的分子；同时，推动阎锡山进步，在山西建立
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山西情况复杂化的同时，河北也开始发生麻烦。自从国民党军队败退河北以
后，旧政权已不再存在，而我们党在河北仍坚持原地斗争，配合八路军在冀南、冀
中等地赶走日寇，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6月，蒋介石突然派鹿钟麟来河北
担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唆使他从八路军和共产党手中“收复失地”。于是，
河北也开始发生磨擦并逐步升级。这时，王明在党内散布他的一套右倾机会主义理
论，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我去
延安出席六中全会时，华北已建立了晋察冀，冀鲁豫、冀南区党委、山酉分局等，
辖28个地区，Zll个县委，共有党员约17万人，农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
日救亡团体都已组织起来，此外还有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老八路

　 第九章 抗日相持阶段的北方局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从1938年9月29日召开的。为了集中精力开会，中央决定这
次会议不在延安而在桥儿沟召开。到会的人很齐。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大多都去
了，项英也去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现在留下一张在桥儿沟教堂前
拍摄的合影。
　　我去出席会议时已是10月份了。会上，毛主席肯定了华北的工作，认为华北已
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的地区。会议还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决定少奇
同志去华中工作。
　　临汾失守后，八路军总部已去太行，而北方局在吕梁山西麓的德县，偏处一隅，
难以发挥领导华北地方党的作用。11月9日，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
聂荣臻、关向应、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央北方局委员，以朱德、彭德怀、杨
尚昆为北方局常委，以杨尚昆为北方局书记。”这样，北方局就同八路军总部汇合
在一起了。
　　会后，我去晋东南时，和邓小平同志同行。我们经西安，先把少奇同志送到河
南泥池，然后经垣曲去长治。林枫率领北方局机关人员，跟随已奉命去山东的陈光
旅（三四三旅），从瞑县来到长治，同我会合。这以后两年时间里，我一直战斗在
太行山上，直到1940年11月返回延安。


　　　　　　　　　　　　　　　在太行顶逆流


　　在太行时期，北方局是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单位，跟着八路军总部行动。主要
是靠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办法，站不住嘛！北方局平时开会就是朱、彭、杨3个人，
其他委员分散在各根据地担任领导职务，如果要他们参加，就得出动部队接送，兴
师动众，那是很困难的。后来朱老总也走了，百团大战前，前方只剩下彭总和我两
个人。我回延安后，由彭总代理北方局书记。彭总回延安参加七大时，由小平同志
代理书记。七大以后，北方局就没有了，小平同志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
　　北方局到太行后，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对军队的事情我不管，只管华北各地
的党的工作。我们首先在1939年元旦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作为北方局的机
关报；不久又创办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半月刊，我在这两个报刊上曾发表
过不少文章，用来指导各地区的工作。同时，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充实了北方局
的工作机构，相继设立党校、政权工作部、社会部。城市工作部、秘书处、调查研
究室、华北财政委员会等。那时，北方局主要是对各地区进行政策指导。各地区的
群众工作、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以及发展游击战争等工作，由当地党组织执行。
　　我＠侧到太行，正碰上晋冀豫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晋冀豫区就是晋东南或太
行，是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等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和神经中枢，
地位十分重要。我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并在会上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提出建设根据
地。保卫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扫荡”的任务；部署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任务。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必须把政权工作、群众运动、武装建设和敌区工作引向深人。
　　正当我们积极部署加强敌后抗日斗争的时候，国内政治形势却发生了逆转，国
共关系走向恶化。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把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转向
对内，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华北各地反共磨擦事件逐渐增多。阎
锡山对政治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很快就跟着向右转。他认为：“蒋先生脑筋中决
无抗战之意”，“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3月份他在秋林镇召开军政民高级干
部会议。所谓高级干部是指军中师长及独立旅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
以上行政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秋林会议
是阎锡山开始公开反共、倒退和对日妥协的重要标志。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要取消新
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强调这是蒋委员长的决定，必须照办。这
实际上是要缩小山西新派的权力，特别是剥夺他们的军权，限制他们的活动。会上
新旧两派斗争得非常激烈。这次会开了几个月。由于北方局远在太行，同参加秋林
会议的新派领导人之间又没有电台联系，难以及时了解情况，进行指导。好在秋林
离延安较近，那里有王世英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他们可以间接地了解一些会
议的进展情况。直到6月初，薄一波、戎子和回来向我们汇报后，我们才了解了秋林
会议的全部情况。
　　秋林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河北的反共磨擦事件也日益增多，日益严重，甚至
发生了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部活埋共产党员的恶性事件；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又
极力排挤我们，坚持取消原有的冀南行政专员公署，由他重新委派专员和县长，彭
德怀同志代表总部前去同他谈判。一时乌云任城，党内许多同志对这种情况的出现
并不理解，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许多疑问，“左”的、右的都有，思想比较混
乱。为了澄清认识，5月1日，我在《党的生活》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统一战
线与磨擦问题》，分析形势，指出：有些同志“对统一战线的了解只看其统一，不
看其对立；或者只看其对立，不看其统一，都是不对的。”“磨擦是一种斗争，是
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表现方式”；“进步是在斗争与磨擦中发展与巩固”的。
“如对方磨擦，我们只是让步，会失掉自己政治上、组织上的立场，而取消共产党，
统一战线没有了，抗战会失败”；“如果斗争过火，加上日寇、汪派的挑拨，统战
也会破裂，抗日也会失败。”在“坚持统战、巩固国共合作”的前提下，“不能一
味让步，必须正确的对付磨擦，说明我之正确主张与严正批评对方的错误。” 同时，
提出了“扩大自己力量”，“发展党、严密党与加强党的教育的任务。”
　　6月7日，在听取薄一波等同志关于秋林会议的情况汇报后，我又向地委委员以
上干部写了《关于山西时局与统战问题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宜川会议（即秋
林会议）是阎锡山向右转的一个会议。”阎锡山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确
保山西地盘”，继续玩弄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的政治权术，一方面防范共产党在山
西“窃夺政权”，竭力压抑新兴力量，挑拨他们与我党的关系，其举措是缩小进步
力量掌握的各专员的权限；决死队改为独立旅，取消政委；取消晋西北动员委员会；
限制工农运动等，预计今后阎与我党我军的“磨擦可能增加”。另一方面，阎也很
警惕蒋介石的势力渗入山西。蒋的势力表面上支持阎，待站稳脚跟后拉拢晋军的旧
势力和地主豪绅，彼此“互为表里”，以“瓦解山西力量”。“阎表面接受，实际
抵制”，他的策略是“将与国民党中央有密切关系的高级军官，用升集团军总司令
的办法，剥夺军权”。因此，我在信中指出：认识阎向右转是“必要的”，但同时
要“防止夸大这种危险”，使干部群众悲观失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失却信心”。
我认为从“阎个人及山西整个的局势，尚不致有基本上的重大变化”，这决定于客
观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全国继续抗战；（二）山西的新兴势力渗透在各方，
有5万人的武装；（三）抗战中新派表现了力量，旧派无能为力；（四）我党统一战
线政策的影响。因此，我在信中强调要“具体灵活地去执行统一战线，善于团结一
切进步分子，善于孤立分化顽固分子，则争取阎锡山停止其向右动摇，推动其继续
进步，仍然是可能的。”我们今后的工作“必需摆在这样一种积极的精神之上”，
“继续扩大与巩固山西的统一战线”。具体办法是：
　　第一，在“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的口号下，提出“巩固山西内部团结”、
“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八路军与晋绥军团
结”的口号下，用一切努力促进山西内部团结，推动阎继续进步。在山西各方面已
得的阵地，决不轻易放弃，特别是军队与政权中。
　　第二，继续支持新派势力，帮助他们巩固阵地，调整与旧派关系，集中精力反
对复兴社、CC分子。
　　第三，争取旧势力，特别注意农村中的统一战线，争取士绅地主阶级，团结其
中较开明分子，助其内部分化，但决不帮助其扩大军队实力。
　　第四，抵制国民党，坚决反对顽固分子。
　　经过我们的工作，多数同志对统一战线和磨擦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可
能到来的反共高潮有了一定思想准备；所以，当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的第一
次反共高潮压来时，我们是有所准备的。只有少数同志，如决死三纵队的领导，思
想麻痹，结果吃了大亏，3个主力团的大部被拉走了，晋城、沁水。阳城、浮山共有
七八十名县区村干部惨遭杀害，数十人失踪，200多人被捕。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1940年1月12日，北方局在山西武乡王家峪召开
扩大会议，讨论在反逆流斗争中自卫反击的问题。2月1日，党中央发出争取时局好
转的指示，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讲话。经过我们的有力反击，蒋介石、阎锡山的反
共逆流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反而吃了不小的亏，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
发展。2月，我在《斗争生活》上发表《论晋南政治事变（即十二月事变）的教训》
一文，总结这次反逆流斗争中我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晋南地区的教训，强调：（一）
要正确认识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才能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团结
和斗争问题，坚决打击已经明目张胆地实行投降反共的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和中产
阶级，继续抗日下去；严重的正确的斗争可以保持已取得的革命阵地，可以团结整
顿革命队伍，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二）要提高革命警觉，预见情况发展趋
势，恰如其分地处理问题。临汾失守后，山西境内逆流横行，有人主张停止新设施，
打击进步青年，排斥进步军队，有的同志常常从“顺境”方面着想，丧失应有警惕；
原因是在民族抗战怒潮中发展起来的党，“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缺乏革
命失败的切身体会”，这就要扩大政治眼光，注意国内国际的政治动向，学习党的
历史，恰如其分地处理“可能到来问题”。（三）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
清除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彻底改造抗日的政权机构。（四）学习布尔什维克的领
导方式等。

老八路

黎城会议


　　在山西取得反逆流斗争胜利的同时，在河北也消灭了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
冰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华北的形势好转了。在山西，我们同阎锡山仍旧保持
着统一战线关系；但是，过去那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已不存在，薄一波他们
同阎锡山的关系也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新军决死队已列人八路军序列，牺盟会停止
活动后，我们党已不必打着牺盟的旗号来做群众工作了。一切从事公开工作的干部
都要改变过去采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由于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顽固势
力已被排除，我们可以放手地建设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可以放手地对付敌人的“扫
荡”了。
　　这时，华北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近三年来，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力量已经在70
00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了敌后根据地，成立各级党委，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巩固西北、华北，发展华中，中央的战略部署是将华北直到皖
南、江南的敌后地区打成一片，化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牢牢保持西北、华北
和华中间的战略通道晋东南地区，中央曾指示：“晋东南是持久战争，朱、彭、杨
直接指挥该区斗争，该区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我们把
分散的根据地政权统一起来，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统一财经货币，统一认识，加
强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局决定召开一次高干会议。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北方局在山西黎城一二九师的司令部召开了由冀南、太
行、太岳3个根据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通常称为黎城会议。出席会
议的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宋任穷、薄一波、戎子和、杨秀峰、安子文、李
雪峰、李达、黄镇、李一清、李警玉等。当时，朱总司令正准备去洛阳同卫立煌谈
判，行前特地挤时间从总部到黎城来了一次，那时会议已快结束，他问了些情况后
就匆匆上路了。
　　黎城会议由我主持，我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的报告，主要是传达3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的内容，并联
系山西的实际，提出建政、建军、建党三项任务，纠正在反逆流斗争中出现的“左”
的思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为适应新阶段根据地建设的需
要，北方局已考虑把冀南、太行、太岳3块相连的根据地统一起来，精简机构，确立
统一的财经政策和建立预决算制度，实行统一累进税，统一货币，抵制伪币，调剂
金融，促进生产等等。北方局起草了一个《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报告，考虑到报
告内容由行政方面的领导人作比较合适，就由担任太岳行署主任的薄一波同志在会
上讲，李青玉、李雪峰、安子文3同志分别作了冀南、太行、太岳3个区党委的工作
报告。邓小平同志就成立三区联合办事处和财政经济政策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刘伯承同志在会上作了《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
　　会议决定：在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统一的抗日
民主政权，即后来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同时决定以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为边区统
一流通的货币。这在根据地建设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在日军的反复扫荡和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下，各根据地的物质困难达
到空前严重的程度。特别是八路军已发展到十几万，要吃，要供给，钱和物资从哪
里来？抗战开始，国民党当局还按八路军改编时3万多人的编制发饷；后来队伍扩大
了，军切却一直没有增加，皖南事变后，连这点也没有了。但军队不能不吃饭，打
仗不会没有消耗。靠阎锡山那个所谓“合理负担”以及没收汉奸财产和爱国人士捐
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多数供给还是要靠政权，靠群众来解决。在山西，
因为以前一直戴着阎锡山的帽子，虽然太岳和太行两个专员薄一波和戎子和都是共
产党员，但他们是阎锡山委任的，名义上是受他领导的。阎锡山在经济上很精，对
每一个县有多少粮食，怎么开支，都有一本详细的账，还要派人来查账，所以薄一
波他们不能像别的地区那样放开手来供应八路军，相比起来晋察冀在太原失守后已
经是半独立了，阎锡山管不了，情况就不同。而对太行、太岳，阎锡山可以直接过
问。薄一波他们只得虚列账目，应付上级。这样，真正能供应八路军的钱物的数量
有限。这就经常发生冲突：在下面的一些县长和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
很有意见，总希望太行、太岳专员公署能多供应一些钱物。大家对薄一波的意见最
大，认为他卡得最紧。阎锡山批准太岳行署可以发行钞票，八路军希望他提供一些
“山西票”；他要求用法币去换。八路军许多同志不理解他的苦衷，甚至骂他，怀
疑薄一波究竟是阎锡山的人还是我们的人？一二九师的领导同志也曾多次向我反映。
北方局对薄一波的情况还是清楚的，尽我所能地向他们作了解释，但下层干部，这
种情绪一时很难平息。
　　黎城会议后，我们在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晋冀豫专署。
经中央批准，把发行钞票的权力也集中到专署所属的晋冀豫银行，薄一波也完全赞
成，此后，我们有意使原来的山西票贬值，发行“太行票”来代替它，金融就独立
了，阎锡山管不了啦。
　　为了克服困难，加强经济工作，各分区也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党、政、
军的财政政策，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开办财政经济
学校。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行政、银行粮食、贸易生产3个科，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
同时，经请示中央后，又决定将晋冀豫边区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
行、山东北海银行和西北农业银行实行5行通汇；还决定在有较高工资收人的技术人
员中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五。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来活跃经济，
增加收人。当然，最基本的还是靠开展生产运动，不但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军队和
一部分干部也在不影响作战、训练和工作的情况下参加生产运动。这样，华北各根
据地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坚持敌后抗战。
　　黎城会议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在强调争取中间势力（这是对的）的同时，对
晋冀鲁豫地区的进步势力发展估计偏高，群众运动发展得不够深人，不够巩固。进
步势力是抗日力量的核心，没有强大的进步力量，不能有力地打击顽固势力，中间
势力也会发生观望和动摇；而对刚发动起来的群众斗争中的局部性的毛病，指责为
“左”了，“过火了”，也说得严重了一点。
　　黎城会议上对发动群众问题有过不同看法。后来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经
过太行同彭德怀同志交谈时，批评太行发动群众不够，批评得很尖锐，彭总接受不
了，两个人都拍了桌子。那时我已回延安，是后来听彭总讲的。我对少奇同志的批
评也有些看法，后来，我看到新四军一个电报，反映新四军在军民关系上同样存在
一些问题，我就去对少奇同志说。他马上严肃起来，批评我这是幸灾乐祸，说我这
个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你少奇同志对我们批评得太厉害了，
我们有点委屈。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在发动群众问题上的确存在一些缺点，但总的
来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后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要补充部队，一二九
师在太行扩大队伍30万，整个行军中没有开小差的。淮海战役中山东100万人推着小
车支前，推着大军过长江。这些不是几天就能见效的，如果过去我们没有发动群众。
教育群众，没有使群众得到利益，这些是不可想象的。在延安时，也有人在这个问
题上批评我“右倾”，这种看法可能倒是“左” 了。

老八路

回眸百团大战


　　要谈百团大战，先得从交通破袭战讲起。
　　自从我们在华北各地建立根据地以后，日军就以我敌后根据地为“皇军之大敌”，
认为“若不剿灭共产则华北明朗无望”，因此不断地对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
荡”。为了割裂和缩小抗日根据地，他们竭力强化交通，所谓“东亚新秩序由交通
出”。除了严密控制原有的铁道线外，在各根据地周围增修铁路、公路，并不断向
根据地内延伸，在路侧还挖掘交通沟，修筑碉堡，宣称“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
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根据地装在他们的“囚笼” 中。这就是所谓“囚笼政策”。
在反“扫荡”的斗争中，交通问题一直是斗争的焦点。
　　“囚笼政策”的确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时，我们已经发明了地道战，首
先是冀中发明的。这对粉碎敌军“扫荡”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为铁路、公路掌握
在敌人手中，他们可以随时调兵，而我们的交通却非常不方便，所以很需要破袭他
们的交通线，主要是破袭铁路。破袭铁路还有个附带的目的，就是想搞一些铁轨。
当时华北好几个根据地都有了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晋西北贺总对这个抓得很紧，晋
察冀和别的根据地也都有小型兵工厂，搞了铁轨来造枪、造迫击炮。铁轨当时对我
们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实际上，从山西、河北一直到山东，对平汉路。正
太路等铁路，能够挖的地方都在挖铁轨，还有很多民兵参加。所以，交通破袭战在
百团大战以前一直在进行着，不过规模都比较小，影响也不大。
　　百团大战原来叫交通破袭战，不过这次是有统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交通破袭
战。这个问题在八路军高层领导中酝酿了很久，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而且在战役
发起前也报告了中央，中央是知道的。根据总部在战役前发布的《战役行动命令》
规定，只有20多个团参战；可是，由于各地吃尽了敌军“囚笼政策”的苦头，都想
打破敌人的“囚笼”，大家踊跃参战，所以事后一统计，参战的单位100个团都不止。
当然，这是把一些地方部队都算上了。那时的团也不规范，有大团、有小团，比如
华国锋同志的家乡交城的那个团，只有几百人，也称团。这样加起来共有100多个团。
　　百团大战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在大破袭战胜利后，新华社要发消息，
记者来找副总参谋长左权，问这个消息怎么发。他们在商议中觉得破袭战的名称不
响亮，参加这次破袭战的有100多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吧！消息一发，百团大战的名
声就传开了，对全国人民起了很大的振奋作用。当然，百团大战后敌人发动报复
“扫荡”，我们也受到不少损失。北方局机关在敌军“扫荡”时被包围了，张友清
等几个重要干部被敌人捉到太原去杀掉了。当时我已回延安，如果还在那里，可能
也跑不掉。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很高兴。据彭德怀同志讲，毛主席曾发
电表扬，并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9月11日，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李富春同志的提议，讨论了庆祝
百团大战胜利的问题。9月23日，毛主席在杨家岭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
中又说：“百团大战的估计：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
反攻……它有打击了敌人。鼓励了人民、孤立了顽固派的伟大意义。顽固派不能再
说什么游而不击”了。以后，还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宣传百团大战的运动。
　　后来，有些人批评百团大战，说它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兵力来对付
八路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百团大
战。因为，它大规模袭击敌军，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战果很大，政治影响也很大，
也减轻了友军的压力，这对抗日是有利的，是我们党和军队对民族、国家作出的重
大贡献。而且让日寇控制着交通，把我们的根据地隔断，我们很不方便，也不容易
发展。从现在来看，百团大战应该说是正确的。至于说日军的报复“扫荡”，确实
使我们受到损失，可是，打仗总会有牺牲，就是你不打他，或者打他打得不厉害，
随着敌后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他同样要对我们进行“扫荡”。从我们在华北各地
敌后建立根据地以来，敌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残酷“扫荡”，实行“三光”
政策灭我之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批评百团大战最厉害的是在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议。这次会议，从根
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还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谈到反逆流斗
争中有些地方不讲政策、随便杀人、不尊重人权时，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
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它成为华北工作会议上批判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内
容，因为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时不高兴，认为没有阶级分析。文章发表时，我已经
回到延安，后来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平时，彭
德怀同志个性正直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为人不矫饰，不阿决；治军严格，
律己刻苦，但有时失诸急切，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一些人。所以，在20多天的批判
中，不少同志的发言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公正。毛主
席这时没有说百团大战不对。他说抗日战争期间的问题要等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才
能作结论、才能说清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不作结论。这样，表面上是不了了之，
实际上是把问题挂起来了，彭德怀同志很不高兴。
　　会议本来是总结工作，后来发展到集中批彭德怀，不但事先没有给彭打招呼，
连我这个北方局书记对会上批彭不断“升温”也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人同我来商量
过。
　　所以，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批彭是不应该的，会议的结果不好，批评者上纲
上线，被批评者有口难辩，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
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老八路

　　 第十章 延安岁月：整风运动前后


　　1940年11月，我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同行的有广东
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区梦觉等党在华南很有名的领导人。他们从广东先到苏北，
再转山东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也和我们同行。
那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日军又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路上
很不安全。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送我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了一个旅来接应我
们，在这年年底到达延安。
　　那时，延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七大。中央原来决定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七大，
地点不是在杨家岭，而是在枣园的后沟，在那里修了个礼堂，还挖了些窑洞，准备
给代表住。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很紧张，会期就推迟了。我们留在延安，先参加
整风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分配我担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
又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长任弼时兼的。1943
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3人组成的书记处，下面
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和中央研究局。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主席，组织委员会书
记是少奇同志，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和我，并由我
担任委员会秘书。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兼任局长，我是副局长。对各抗日根据地的
指导，中央也作了统一分工。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中央决
定由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
后方，我负责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同志直接对书记处负责。北方局书记的名义尽管
仍由我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同志代理。


　　　　　　　　　　　　　 毛主席对华北工作的评价


　　从1940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后，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就在
紧张地进行着。代表资格的审查，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
等组成一个委员会，早已开始进行。1941年初，中央又成立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
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提纲，由任弼时和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博古和凯丰三
人组成，我到延安后随即参加这个委员会，不久，从晋察冀归来的彭真同志也参加
进来。这个委员会是捉时同志率的头，从1月11日开始，每两周讨论一次，到4月下
旬，一共研讨了9次，制订出劳动政策、土地政策、军事、文教、锄奸、三三制政权
和财政经济等七项政策提纲，准备经书记处讨论后提交七大审议通过。王明、康生、
王若飞和李富春等常来参加研讨或起草工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是这个
时候制定的。它由边区政府的同志提供初稿，再经弼时、博古、凯丰、王若飞和我
修改补充，最后毛主席又作了大量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先在5月1日的《新中
华报》上公布，作为出席边区参议会的中共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的提案。这个纲领把
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理论，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具
体化，成为可操作的政策条文，纠正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错误，调整了阶级
关系，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起了示范作用。所以，
中央十分重视这个纲领，要求在重庆、上海、香港、菲律宾、新加坡和纽约等大城
市广泛“征求各界意见与批评”。
　　2月19日，我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
　　抗战初期，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我是副书记，那时是工作大发展时期。党的
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调任华中局书记，我接替他的职务，这时的工作方针是巩固
地发展。三年来，华北的八路军主力扩大到37万人，县级政权建立了300多个，党员
发展到化万人。基本地区，除“模范根据地”晋察冀外，又建立了晋东南和冀南根
据地；晋西北根据地也已走上正轨，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华中的部分地区是华北
的八路军向南发展形成的。我们的缺点是向河北和山东的发展晚了一点，政权建设
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由于受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的限制，对群众的利益保护
不够。在同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方面，总的原则没有大错，但对反磨擦斗争中怎样根
据自卫原则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理解不够，常常容易犯“左”的毛病，例如有
的同志提出不怕打内战，和顽固派分裂越早越好；政权工作中的“三三制”贯彻得
不够好，有的地方领导班子成了“清一色”，不利于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这些，
正在纠正中。
　　对百团大战，我在汇报中说，当时主要目的是破坏敌占区的交通线，打击敌军，
巩固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军威。虽然在日军报复性的“扫荡”下，我们付出的代
价大了些，但政治意义很大。对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事先是估计到的。刘伯承同志
曾说：敌人像是一窝马蜂，你捅他一下，他一定会出来叮你，那时我们要多背一点
敌人，这是小道理；我们打一个胜仗，彻底破坏正太路，使晋东南和晋察冀两块区
域连成一片，既可以冲破日军封锁我们的“囚笼政策”，又可以制止当时国际上诱
蒋降日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
的。
　　总之，我在汇报中认为：北方局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缺点和错误主要是
“左”。
　　1943年9月，彭德怀同志回延安时，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华北的工作，
并将北方局6年的工作总结送给毛主席看。他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
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缺点。”毛主席看后，用毛笔将“基本上”三个字删去，并
写了这样的批语：“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
　　就在我作汇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结论中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的
工作。会议决定我协助王稼祥管理华北、华中委员会的工作，研究这两个地区向中
央报送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因此，我经常列席政治局的会议，整风学习时也编
入中央学习组。

老八路

整风是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
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
法论人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
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
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
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
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
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
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
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
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
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
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
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
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
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
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
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
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
选”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
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
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
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
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
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
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五个系统，指定专人管
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
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
况，他亲自作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
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
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
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
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
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
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
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会
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思
想斗争，取得了共识。
　　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
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
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
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
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
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
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
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
　　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
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
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
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
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
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到新中国成立
后，他借治病的机会，跑到苏联，不再回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
和赫鲁晓夫一起反共反华。
　　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
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
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随着整风学习的逐步深入，从各根据地又抽调许多干部回来参加。那时，留在
根据地坚持的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
反攻作准备的意思。
　　所以，参加第二次九月会议的人比第一次要多。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
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
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
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
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
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
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
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
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
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
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
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对教条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说：教条主义还是革命的，不过是搬教条就是了。
他们同我们有3点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国主义；第二，反对蒋介石；第三，
主张分田地给农民。他不提这个，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下不了台呀！其实很多同志那
时也不过跟着走就是了。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么一说，有利于抑制那股“左”的
情绪。
　　毛主席还说：党内的宗派主义，也可以说没有组织系统，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
和政治纲领。对教条宗派来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纲
领就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处理阶级关系等一系列“左”的政策
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学后期支部局的委员之一，被列人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
什维克”。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家对我的批
评，有些话也很厉害，那没有什么，又没有给处分，治病救人嘛！后来，在党的七
大的大会发言中，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郑重的自我批评。担任支部局委员期间，中
山大学进行了“清党”，这是按联共（布）的办法进行的，支部局书记是苏联人，
清党委员会的3名委员都是苏军参谋部派来的，在他们的主持下，以宗派的标准给每
个党员做了政治鉴定。凡是同支部局靠拢的，就是好同志，不靠拢或半靠拢的，就
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调和分子。戴上这些政治帽子的人，回国以后，即使表
现很好，常常或一直不受组织的信任。左权同志曾在伏龙芝军事大学学习，清党时
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他心里很不平，向我说过，想请党中央给他平反。这使我
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政治后果。清党时，博古已经回国了。洛甫到红色教授学院深
造去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中有4名中国学员，两位已经牺牲，另一个叛变了，因
此我有责任向党说清楚。我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个问题上，博古也好，洛甫也好，
责任没有我大，他们不是当时的支部局委员，没有发言权。左权同志1930年回国，
进人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历次反“围剿”的战争。长征中参与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
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代理军团长。抗战初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
5月牺牲于山西抗战前线。那时，整风没有结束，他是抱着遗憾离开我们的！至于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许多中大学生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的
挖苦和讥讽，很难确定地说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风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条宗
派的“组织”系统，结果，谁也没法开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名单，有人列出了四五
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为以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整风总结时，毛主席代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对这些问题作了公正的结论。1944年
5月对日，经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形成如下文字决议：
　　1 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
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风错误问题。
　　2 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
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
　　3 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
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 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真正确
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
　　5 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
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
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
向。
　　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
　　这项决议，书记处原来讨论确定的只有前五项，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
席除对前五项作了说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项。他说两个宗派已经没有了，“历史上
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丢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并提请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决议。
　　谁能料到，作为当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的康生，后来当了“中央文革
小组”顾问，居然推翻政治局的决议，指鹿为马，重算老账，使许多老同志遭受残
酷的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8月，由孙冶方同志建议，经党史领导小组的胡乔木
同志同意，约请当年中山大学学员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举行座谈。会议由中共中央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会议鉴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说
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
它的性质和危害，在给中央书记处报告的《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问题
调查纪要》中写道：“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
　　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
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
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
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
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起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
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
来交代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至于“抢救运动”，那就“抢救”得没有边了！这
一点，我在下面再说。

老八路

　康主和“抢救运动”


　　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
实行特务政策，力图派人打进我们内部来，1943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
潮，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确实非常必要，
但后来严重地扩大化了，康生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年4月底，政治局批准成
立反内奸的专门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华中回到延安的刘少奇，副主任就是专管情报
工作的康生，由他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康生审干的办法，是按照苏联的“经验”。
当时，共产国际有一名联络员住在枣园，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
平。平时由康生同他联系。他介绍说：审干应该从下面往上追，最危险的敌人是埋
藏在上层的人。
　　审于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
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
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
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么证据。我
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闹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
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
下工作的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
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
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
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
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旦柯
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家经
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
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
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
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抢救运动”中，又变本
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抢救运动”是1943年7月15日开始的。这时，正逢上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
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活
动，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康生又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之
前，他先制造了两件轰动延安的错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案”；
一件是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42年春普遍整风开始，在发扬民主、检查
领导时，他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词尖锐，冷嘲热讽，而有片面性。5月底研
究院对他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王
实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
章，这时，康生插手了，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决定追查王实味与“托匪”
的关系，成为敌我矛盾。其实，王实味过去和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1941
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要追查，中研院党委又召开了两个星期的“座谈
会”，不但“追查”王实味，还有同他接近的4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为“五人反
党集团”，把问题的性质上升为“党外斗争”了。我和范文澜、陈伯达都参加了会
议。会议结束后，10月，康生授意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并责成我到中研院去作
一次发言。10月31日，我在发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调，说“我们这次斗争，按其性
质已经是一种党外斗争了。” 当时有同志反映：座谈会的斗争过火了，不够‘与人
为善”。我回答说，明白了斗争的性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至于所谓
“五人反党集团”的其余4位同志，我讲了两点：一是确认座谈会对他们“仍然采取
了严肃的、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与发言，并未用敌对的仇视的态度
对待他们”，这是“希望他们能翻然觉悟”，“考验他们是否还希望当一个共产党
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当有人提出座谈会应对他们作组织结论时，
我回答说：“在今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年底，康生将王
实味关押审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会部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对王实味同志从思想批判发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后来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这
是十分惨痛的教训。
　　虽然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案，已于1992年2月由公安部认真复查，予以平反
昭雪；但是，每想到这个教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对枪毙王实味，毛主席十
分不赞成。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我在场，他拍了桌子，指着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
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因为当时是把人交给边区保安处的。当然，林老同这件
事并没有关系。
　　继王实味案之后，康生又制造了张克勤“坦白典型”案。张是由甘肃省工委介
绍通过西安办事处进延安的地下党员，年仅19岁，在陕北公学学习。在审干中，康
生用逼供信的办法，要张承认是打进来的“红旗特务”，成了“坦白典型”。7月1
5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康生在会
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接着，张克勤上台
“坦白”。说甘肃省工委是国民党批示要他们出来组织的，实际上是国民党，是打
着红旗的假党，所以叫“红旗党”。随后，从河南、河北等省来的人中也有人出来
讲自己是“红旗党”。这一来，延安各机关、党校、女子大学等纷纷召开“抢救大
会”，一时“坦白”成风。那时，恰好有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的消息，所以气氛十
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出来说话了。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很
困难，因为说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下党是“红旗党”，矛头其实是对着他的。在李
维汉同志问他“红旗党”是怎么回事时，恩来同志明确地回答：“没这回事。”弼
时同志是非常正直的人，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意见。毛主席也觉察到了“抢救运动”
中的问题，几次作出指示，规定政策，不许搞逼供信，断然地说：一个不杀，大部
不捉。8月5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
延安搞了20天的“抢救运动”刹了车，但陕甘宁边区如绥德地委等，继续在逼人坦
白。结果在这个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新
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三。后来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
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延安撤退时，他又特别关照我：所有审干的档案都要带
出延安，不能损失，以便将来能根据事实平反。
　　应当说，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为康生是最早起来反对王明的，常在同
志中称赞他，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而不是书记处或政治
局。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锡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孔
原是老资格，原名陈铁挣，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王明和康生是驻共产
国际的代表，孔原讨厌王明，觉得他不正派，反对王明反对得很厉害，王明和康生
也恨他，开除了孔原的党籍。回延安后，孔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
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
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
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
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
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到晋
绥去搞土地改革。
　　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
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后来
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分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
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
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
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同学在延
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
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
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
“反共救国队” 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
每一次知识分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
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
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康生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毛主席，毛
主席对敌情的估计也严重了，不然康生不敢开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但
是毛主席也发现并制止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
结论要有证据；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发现康生这
个人不大可靠。特别是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一系列的表现，使毛主席认为这个人
“左”，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讲：“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
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