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颍上人是上海人的农民市长，差点成了安徽省委书记

老八路

说起宋日昌，安徽人知道的不多，年长一点的上海人就再熟悉不过了。

这个被称为泥腿子“农民市长”曾经让上海人感激涕零，在为数不多的“安徽黑”的上海人是没有这个记忆的。

因为这个曾经做过陈毅市长搭档的安徽颍上人，让上海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饱了饭发展经济。

不过，这已经是距今60多年的事情了。

想一想，在三年里，安徽饿死近500万人口，而这个差点成为安徽省委书记的农民市长却让上海人吃饱了饭。

这个曾经是阎锡山看中的“文司令”，王亚樵的斧头帮拼命救出的“老表”，后来在安徽沦陷区抗战的老革命，又成了上海第一任市委的成员。

他的一生，不可谓不传奇，也值得后人为之骄傲。

回首一段历史，记下一段故事，会发现已经逝去的人依然光辉耀眼，庇佑后人。

宋日昌同志1948年任山东省行政厅副厅长时，在革命老区郓城的留影

王亚樵等人口中的“老表”

宋日昌是安徽省颍上县人，辛亥革命烈士宋吉生是他的父亲，这样的家庭中，宋日昌身上的标签就是革命。

而他也是中共早期的老党员，从1926开始加入中共之后，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之中。

一年后他在叶挺的第二十五师当排长时随部队参加了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

起义军在广东境内被打散后，宋日昌不气馁，流亡上海，这一段时间里，危险又艰难。

此时的上海，被新崛起的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把持着，这个时候的杜月笙和蒋介石走得很近，而为蒋介石赏识的就是这三个流氓帮助将解除上海的劳工势力。

其中名震一时的“上海纠察队”，就是被这帮流氓冲击杀害。

跟随叶挺的大小军官均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这份黑名单也暗中交到了杜月笙的手中。

刚开始，宋日昌找了一份工人的工作，老老实实地在工厂呆着，即便如此还是被杜月笙的弟子询查到。

从宋日昌租住的云霞里到上班的地方，只有一里路左右，流氓在他家的弄堂里埋伏着。

那天宋日昌和一位工友下班回去，宋日昌被流氓直接抓走，这一幕被工友看见。

这个工友是安徽人，而王亚樵的上海斧头帮就是维护安徽工人的劳工协会，工友赶紧回去搬救兵。

郑抱真亲自带着一帮人赶到杜月笙处要人。杜月笙无奈，只好偷偷地将宋日昌放掉。

但是流氓也绝不会轻易放过他，当时的杜月笙在法租界，宋日昌的事情也被杜月笙知会了其他租借的军警，一旦有机会，立即抓铺，当场处置。

但郑抱真将宋日昌引荐给王亚樵的时候，才知道宋日昌的父亲宋吉生跟王亚樵当年都是追随中山先生的人。

王亚樵嘱咐郑抱真，一定要安全地将“老表”安全送出上海。

就这样，宋日昌终于躲过了杜月笙的追杀，安全离开上海。

离开上海，宋日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组织，而这个时候，组织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工作。

宋日昌在妻子游云去世后所拍全家福

名震一时的“清凉山小组”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清凉山小组”，这个小组的核心人物就是宋绮云和宋日昌。

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许多中共组织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遭到屠杀。

在白色恐怖中，中共地下党成立了“清凉山小组”，坚持斗争。这个小组存在的时间，大约是一年左右。

或许今天大家听过更加惊险的故事，但是想一想这个小组是在蒋介石的眼皮下进行地下活动，危险可想而知。

宋绮云的故事不在这里赘述，我们小学课文中的“小萝卜头”，就是宋绮云之子，作为政治犯被关押，全家杀害。

1927年底，中央军委派遣宋日昌来南京，加入“清凉山小组”的地下活动。

他胆大心细，善于应变，几次巧妙地摆脱了国民党警探的跟踪。他曾扮成卖货郎，挑着货郎担子在南京街巷间出没，也曾以城南某一典当行估价员的职业掩护情报工作。

宋日昌的父亲是辛亥烈士，宋日昌就利用这一层关系，和当时在南京闲居的皖籍国民党元老柏文蔚攀上关系弄到不少重要的情报送交组织。

后因叛徒的指认出卖，宋日昌还是不幸被捕，单他坚不招供，熬过了敌人的酷刑拷打，一直于审判的人都认为这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家人闻讯，找关系托同乡33军副军长鲍刚出面疏通，才得以被放出来“监视居住”。

既然是在蒋介石的眼皮下，宋日昌在没有像在上海那般能找到合适的方式离开。

宋日昌审时度势，被迫亡命日本，这一去八年。即便在日本，这种监视也并没有放松。

“七七”事变后，宋日昌返回祖国，投身神圣的抗战。

阎锡山最看重的文司令

1937年11月，经由皖籍同乡、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引荐，宋日昌进入阎锡山的晋绥军担任骑兵军的“文司令”(相当于副参谋长)，主管政工和教育。

宋日昌留学日本，在日本的学习，很多观念和深受日本军事教育的阎锡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至于阎锡山对自己的这个文司令相当欣赏。

他的妻子游云随同前往，主要做骑兵军军官太太们的统战工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为了动员更多的革命青年加入新军，父亲找到骑兵军驻地的地下党组织，会见了地下党的负责人，并将组织介绍信交给了地下党的负责人。

他相当活跃，与薄一波、罗贵波领导的新军保持秘密联系，对联合抗日出力甚多。

“新军”发展神速，阎锡山担心山西被“赤化”，便开始制造所谓“清党”的白色恐怖。

那个地下党负责人叛变了，将父母的党组织介绍信交给了阎锡山，请功邀赏。

这时阎锡山才发现自己所赏识的“文司令”原来是共产党，于是将他们夫妻“驱逐出境”，即勒令离开山西。

宋日昌打起行袋，声称去西安，然后悄悄地到了延安。

1940年，宋日昌被派往皖苏豫边区任新四军四师彭雪枫部的农工部长、后勤部副部长。

在敌后抗战的数年里，宋日昌一直待在沦陷区做敌后战争，解放时，宋日昌已经成为中共皖北行署的主任。

上海人的“农民市长”管吃饱

如果不出意外，在撤销皖南行署后，宋日昌会担任安徽的党委书记，但是这一职务被空降的曾希圣担任。

之后的十年里，安徽成为曾希圣的天下，也早就了“曾霸王”的恶名。

宋日昌从皖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部长。

1956年9月全国各大行政区撤销后，宋日昌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协助陈毅市长、曹荻秋常务副市长分管郊区农业生产、防台、防汛工作，还兼管过交通、公用事业、民族、宗教、侨务等工作。

按照道理说，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农业更像是无足轻重的业务。

但宋日昌对分管的工作，敢抓敢管，勇于负责。

他兼任上海防台防汛总指挥时，每次强台风和大潮汛来临，都亲临各县江、海塘和危险地段进行一线指挥。

在宋日昌专用公车里必备的三件用品是：长统胶靴、橡胶雨衣、手电筒。

称宋日昌为“农民市长”，因为他的时间表和农民一样：春忙耕种，夏忙“三抢”，秋忙收获，冬忙农田水利和田间管理。

宋日昌的足迹走遍了上海十个郊县各公社和各个农场。

1959年到1961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上海市区居民粮食限量供应，每人每月只能买到很少的猪肉及食油，蔬菜等副食品也很紧张。

每到过年过节，宋日昌就忙着调拨上海超额生产的工业产品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拖拉机等，然后到浙江、江苏、安徽兄弟省市去交换禽、鱼、肉、蛋和粮、油、蔬菜等副食品，以保证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在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后，中共上海市委及市人委果断地作出决定：围田垦荒，变崇明芦苇草滩为城市副食品基地。

1960年8月，市人委成立围垦指挥部，由副市长宋日昌任总指挥，市政工程局局长徐以枋等人为副总指挥，组织市区十多个局、区的机关干部约十万人组成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奔赴崇明、长兴岛、奉贤、南汇等地，划片包干，围垦滩涂。

宋日昌总指挥向围垦大军发出“向海滩争地、向荒滩要粮”的豪迈誓言，一场惊天动地，向自然界开战的围垦发动起来了。

到1961年6月，全市已围垦土地30万亩，建立国营畜牧场14个，它们生产的粮食、家禽、蔬菜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改善了上海市区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

而这三年里，安徽却发生了饿死人的大灾难，这个数字最终被官方确认为500万。

而宋日昌却让上海人在自然灾害时候还能吃饱肚子。

如果宋日昌留在安徽，或许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灾难。

落实政策的带头人

在十年动乱中，上海首当其冲。宋日昌同志也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达七八年之久。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本以为“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可以迅速彻底平反，但由于出现“两年徘徊”，这个愿望未能很快实现。

1978年老同事和宋日昌见面，他愤愤不平地说：“有些人不给我们平反，我们就自己平反。”

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以纪念曹荻秋市长逝世三周年名义，写了《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好市长》一篇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以后该文又由香港三联书店收入《泪雨集》一书。

文中，就是揭露了“四人帮”在上海的罪行，并呼吁为受迫害者平反，恢复名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宋日昌得到彻底平反。

宋日昌在政协任职期间，坚持的只有一件事情，拨乱反正，推动各项政策落实。

当时还有许多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同志的私房和抄家物资尚未发还，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必然要影响上海各界人士的情绪。

1983年7月30日组织的一次大检查，兵分五路，。宋日昌为第五组组长，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单位，检查被查抄的工艺品情况。

检查发现已有一批工艺品被出售到国外。宋日昌闻讯大怒，当场拍案决定：在“文革”中被查抄的工艺品立即封存，停止出口，听候市委决定。

事后，市政协党组将检查情况向市委领导进行了汇报。市委同意市政协党组及宋日昌同志的建议，立即冻结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单位收购的被抄家来的工艺品出口，并清理仓库中这类存货，由市政协检查组协助有关部门，陆续退还原主。

最为著名的事件就是上海国际礼拜堂，是国内外很有影响的教堂，“文革”中受到破坏又被“样板团”占为活动场地。

“文革”后，久久不能落实政策，因为那是“老虎屁股”谁也摸不得。宗教界人士因宋日昌“文革”前是分管宗教的副市长，所以请他帮助解决。

宋日昌敢于碰硬，找文化局和剧团领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还教徒们一座顶礼的圣堂。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到1987年落实政策共发还私房35.7万平方米，归还文物工艺品67.4万件、书画236万余册。

对已售出或找不到物品的，都分别作价适当补偿。对属于各省市抄家文物、工艺品，也如数交有关省市退还原主，江苏、江西、浙江、安徽有关部门都来信表示感谢。

宋日昌说：“平反，平的是人心，凭的是良心”。

1995年，这个让上海人永远怀念的安徽人在上海逝世了，却遗留了一生的历史给后人，也值得所有安徽人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