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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山书院位于江西弋阳县城东望江路177号，关于该书院的来由，明汪俊在《叠山书院记》中写道：“有宋忠臣叠山先生谢公枋得既仗节二十四年，门人虞舜臣率其徒筑室买田祀公于弋阳之东，元省臣请于朝，为‘叠山书院’。元亡，院废。久莫克复。至景泰甲戌，郡守姚公堂择地于郡城之南为屋以祀先生，仍匾曰‘叠山书院’，志存旧也。迄今垂六十年，凡几修矣。” 可见，该书院乃是谢枋得去世后24年，由他的门人虞舜臣带领一些弟子出钱出力建造而成者。叠山乃谢枋得之号，该书院以谢枋得之号来命名，显然与他有直接的关系。 
宽阔的信江 谢枋得原本就是戈阳县人，在宋宝佑三年中举，转年与文天祥成为了同科进士。他所历之官有江西招谕使知信州，而信州就是如今的江西上饶市。在此阶段，他协助江东宣抚使赵葵辟与元军作战，失败后，他流亡隐遁在福建建宁唐石山。 宋代灭亡后，谢枋得隐姓埋名以卖卦和教书为生，曾多次拒绝出仕元朝官职。明刘儁在《叠山先生文集序》中称：“公之为文，一字一语，悉忠孝之所发，即足以见公之德，而能感人于千载之下。如读《上程雪楼书》，则孰不兴夫孝，而世之忘亲夺情者，始见为不仁；读《上留忠斋书》，则孰不慕乎忠，而世之弃君保身者，始知为不义，其余诸作，无一不在是。” 
侧旁的院落 程雪楼乃是程钜夫，他为元朝名臣，元世祖命他推荐江南文人，而他举荐的二十余人中其中就有谢枋得。但叠山为了不仕元，故写了封《上程雪楼御史书》，他在此信中以尽孝为理由拒绝出仕：“某亲丧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违礼背法，从郡县之令，顺执事之意，其为不孝，莫大焉！皇帝以道德仁义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亲而急于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圣君贤相所忍闻也。” 谢枋得的这封信写得有理有据，他认为自己若违反孝道仕元有悖天理，但这同样让元朝的皇帝和丞相所不能忍。之后他还写过一篇有名的《与参政魏容斋书》，谢枋得在《书》中明确地称：“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愿学夷齐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万世知皇帝之量，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能使谢某不失臣节，视死如归也。”而后他又讲出了这样的话：“容一谢某，听其为大元闲民，于大元治道何损？杀一谢某，成其为大宋死节，于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误大宋，后误大元。” 
继续向前 元至元二十五年冬，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奉皇帝之命强迫谢枋得北上，在前往京城的路上，谢枋得开始绝食，但后来他为了能够活着来到大都，以便能见到被元军俘虏的谢太后和恭宗后，故他每天只吃少量的蔬菜水果。到达北京后他被关在了悯忠寺，关押他的房间内有《曹娥碑》，谢枋得读到此碑中大为感慨地说：“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于是又开始绝食，五天后绝食而亡。谢枋得去世后，在至元二十六年，他的儿子谢定之将灵柩运回故乡，而后安葬在弋阳宋山谢氏祖坟。 谢枋得为什么誓死不仕元廷？一者，这乃是中国文人自古而有的忠臣不仕二主的观念；二来，元朝初期虽然任命了一些汉族官员，但汉族文人的地位在社会上十分低下。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称：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其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院落最高处 虽然谢枋得在这里讲的是滑稽戏中的所言，但基本上也道出了那时的实际状况。因为在元朝时，文人的地位低于娼妓，仅比乞丐高一等，十等人中排在第九等，这也是后世贬知识分子为“臭老九”一词的来由。故谢枋得在此文中又直接谈到了那时知识分子地位的低贱： 学官似尊贵，实卑贱，禄不足以救饥寒，甚者面削如，咽针如，肌骨柴如。嘈类啁啾，相呼而谋曰：“我国朝治赃，吏法最严，管僧食僧，管医食医，管匠食匠，御史按察不敢问，岂不曰时使之然、法使之然；教之必不改，比而诛之则不忍也?吾徒管儒，不食儒，将坐而待毙乎?”……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又曰：“管儒者益众，食儒者益繁，岂古之所谓兽相食者欤?抑亦率兽而食人者欤?”儒不胜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医、入匠者什九。 由这些都可了解到元朝对汉族知识分子只是进行利用，但却缺乏整体上的尊重，而谢枋得乃是宋朝进士出身。入元后知识分子的地位之低下，足以表明新的统治者对汉文化并不在意。在这种状况下，他当然要体现出汉族知识分子的骨气，所以他通过绝食表达出了中国士人阶层应有的骨气。 
朱熹所书“碧落洞天”刻石 谢枋得去世后，他的弟子们仍然聚在一起纪念先师。关于后来的情形，樊昌生、赖德劭在《江西弋阳叠山书院》一文中简述道：“门人虞舜臣为祭祀先生和启迪后人的爱国精神，率其徒于元皇庆二年（1313）首先在县城东门置田筑室，兴建‘谢文节公祠’，每年春秋两季到此祭祀叠山先生。后元朝省臣请奏朝庭，更名‘叠山书院’。这是最早的叠山书院。元延佑四年（1317）增建明伦堂。元至正元年（1341）在城西城隍庙侧又建叠山书院一所，亦为祭祀谢枋得之所，明朝一度称为二贞祠。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由弋阳知县陈乔枞主持，将城西的叠山书院拆迁合并到城东叠山书院，自此，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完整的古书院建筑群。” 可见，叠山书院建造于元皇庆二年，其原本是虞舜臣等弟子建造的谢文节公祠，而文节公乃是谢枋得去世后弟子们给他的私谥。因为谢枋得弟子众多影响很大，故当地官员奏请朝廷，经过批准将此祠改为叠山书院。 
残碑 叠山书院建成后，也曾进行过多次的扩建和修整，汪俊在《书院记》中简述道：“正德庚午大雨雹，公私屋瓦尽坏，是祠殆将压焉。太守陆徵大惧，无以妥神灵谨时祭也，亟命修葺。于是凡材之腐于屋者，石之勒于址者，瓦之圯于垣者，率教而新之，而祠宇复完。提学副使李梦阳适来视学，仰睇循观，焕若初构，嘉侯之有作也。爰命后记其事，以诏来者。夫天下有治乱，国家有兴废者，此天之所以常运，地之所以常处，日月之所以常明，江河之所以常流，万物之所以并育、且蕃，而不至于泯灭者也。” 为什么要努力地保护好叠山书院呢？汪俊认为：“初，宋亡为元也，天下不复知有宋矣，而先生艰难逃遁，卒不食其粟以死。曰吾宋臣也。以天下之大，不能夺一人之心，非其所以不亡者取。虽然先生事宋忠矣，而无救于宋之亡，心则尽，而功则寡也。呜呼！君臣之分，万世之义也。先生独能全其不忘者以死，而君臣之义明。于是天常运，地常处，日月常明，江河常流，万物常育，率皆不失其所。先生之忠在宋，宋不及报之，先生之功在后世，则夫崇奉之典，庙食之隆，固当垂之无穷焉。” 叠山书院进入清代后，也同样进行过多次扩建，王立斌著《叠山书院》一书中录有本书院内的碑石原文，其中一通清代所刻《叠山书院记》未署撰写者姓名，此记中也谈到了叠山书院原本就是谢枋得讲学之所：“弋阳旧有叠山书院，为宋儒谢文节公讲学所，元季毁兵，明景泰中，郡守姚堂，择地于郡之南为屋以祀先生，匾曰‘叠山书院’，志存旧也。” 而后来的扩展情况，本记中又有如下详细的描述：“而弋阳之故址数百年来原涸没无可考焉，我朝康熙五十六年，前令吕文樱始立义学于文节公祠，延师教授生徒。其后学馆颓废，名存实亡。乾隆十一年前令陈元麟以皇华亭旧基构堂室数楹，为葛溪书院。乾隆四十六年邑人士以近市湫隘欲请移建他所，事亦未果行。道光二十八年余奉檄蒞兹土时，学宫、大成殿、明伦堂均就倾圮，而书院屋舍则荡然无存，心为怅然者久之。夫移风易俗，使百姓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所能为，然而学校弗修，弦歌久辍。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是亦守土者之过也。爰兴教谕彭君定澜谋捐赀以为民劝，选邑绅士之能者董其役，先撤学宫新之，复度地于东城隅创立书院，地故为玉峰讲舍，两距文节公祠不数十武，负山面河据一邑，形势之胜，于是贸易民地，拓展广轮，高者平之，下者培之，饬材庀其鸠工经始。建文昌宫于东南前，奎星阁后为书院讲堂，而山长所居则枕乎后山之址。中辟经道以达大门北，营堂宇以礼乡贤，正西南建小楼三间，迤北而西以次立学舍数十间，间区自门堂以至讲堂，皆拾级数十步以上，每进益高，豁然明爽，缭以周垣翼曲槛庖，滔有所讲，习有地，仍颜曰叠山书院，以志景仰之思。” 对于这段记载，王立斌在《叠山书院》一书中有如下简述：“概隆十一年（1746），知县陈元麟因皇华亭故址及店房之毁于火，构堂室两厢，颜曰‘葛溪书院’，又以前令吕文樱所置义学田分拨经蒙两馆，由书院经官。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邑绅禀请知县颜文楷移建于东门高庙之左。以庙后有丁姓山地，系生员舒冲、舒浩等，愿捐入书院为添建基地。其后以赀绌中止，于是建书院于西街城隍庙右，而以东门山地为万寿宫。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有人谓书院地宜高耸，群议以万寿宫与葛溪书院互为转移，因改建书院于东门，更其门曰‘叠山书院’。而移万寿宫于西即葛溪书院故址也。其后复扩购基地，前为文昌宫、魁星阁，其中为讲堂，旁有校舍、旁台及仓库公所，增置田亩。” 可见，在清代中期奠定了现有叠山书院的格局，而本书院的名气自叠山以下有很多名人在此主掌书院及讲学，比如明代苏州大画家沈周就曾来此书院授课，而明末清初时期，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等大儒都曾在叠山书院讲过课。 对于该书院的教学理念，王立斌在其专著中录有《叠山书院条规》十八则，此条则乃是康熙五十六年弋阳县令吕文樱所制定，该条规除了讲求敦伦纪、端品行、贵立志、习礼仪之外，在谈到学习理念时，首先讲习经学，而这一则学规首先简述了五经的递传过程以及师承传授，而后讲到了宋儒对经书的解读所作出的贡献：“晋宋之际，经学失传，师承无自，其后又崇尚博综，不屑专守一家，或择焉不精，语焉不详，而经学以衰。至宋儒始领独得之解，迨元明而师承复乱，渐且等五经于陈言，三传、三礼不识其异同，古文、今文莫知其真伪，既有概然思古之士，其谁与取正哉？学者有志通经，古人即吾师也。惟于所习之经，博采诸家之说，而约守之，深之为性命，浅之为文章，礼乐、政事、天文、地理、经世之业，以及山川、草木、官名、象数、车服之类。究其本末，晰其异同，而后更治他经，互相证据，则所得自深，不难继古人而作矣。” 
望江楼 经学之外，另一条学规谈的则是史学：“史学之难，昔人固尝言之，然非独作史难也，即读史亦难。盖史家牢笼古今，冥搜百代，能使所书之事与所书之人，是非善恶了然于心，又复折衷古人发凡起例，故其去取有法，详略有体。然而立言之旨引而不发，或一人事迹互见他传，或一事得失旁证他事，离其篇什不能寻其脉络，摘其章句不能得其精微，所谓作史难，读史亦难也，太史公尝言之矣，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这一段话谈的乃是史学的浩繁，但即使如此，吕文樱仍然劝学子们要通读《二十一史》，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实学：“夫如是，则二十一史前后贯穿，乃能晓然于史家精微脉络之所在，而可究其得失，辨其体例。斯为善读史者。诸生研习八股。须究心史学，举笔为文，庶能包孕一切，有识见．有根本，不如是不足以言实学也。” 
从窄门穿过 在正经正史之外，本学规中又单独列出一则“正文体”，然其所说的文体不是指文章之体，乃是单指宋代理学家的著作：“我朝文教诞敷．远无不届，加以圣天子屡降论旨，以清真雅正为归。复颁《钦定四书文》以为程式，士子谨守格法，莫敢为怪僻以破绳墨也；辞尚体要，莫敢饰雕藻以诡时趋也。斯文丕振，无过此时。然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故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士必立身圣贤之域而识地超，专心圣贤之学而精思出，然后研求六经，参观《或问》《大全》《性理》诸书，优而游之，涣然有得于中，而后出之不必有一定之格，而立格必符，不必摹形似之词，而措词必雅。” 康熙年间，皇帝重视理学，而奉朱子之学为理学的正统，故本条规在“尊传注”一则中首先强调：“五经四书传注诸书，不下数百家，惟朱子集注立言尤醇，近日功令遵之，所以崇正学黜异说也。” 县令吕文樱认为给儒家经典所作注释者有几百家之多，只有朱熹的《四书集注》观念最为纯正，所以他认为要以朱子观念为正统。但他同时强调读经就要读专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古代圣贤的思想：“士子束发受书，无不读注，而每多忽略，无不解注，而未能会通。夫圣贤垂训，言近指远，传注所以阐发其精微，若非殚心研究，则于圣贤立言之旨不能窥其毫末，故为文则茫无定见，敷衍成篇何曾有一字道着，是读犹未读，解犹未解也。至若自创臆说，翻驳前人，离经畔道，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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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30 11: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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