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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土八路

『经典连载』 《吴法宪回忆录之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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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6:28: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却南下突破了国民党的内长城防线。与此同时,平`津方向的敌人也经卢沟桥`涞源`上寨等地,直逼平型关南侧之繁峙,阎锡山的几个军随之全线崩溃,向太原退却。由于正面的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使整个战场形势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并把我们置于了日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之中。根据中央军委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总部决定我们向五台山区纵深撤退,在那里休整待命。

撤退后,我们利用这个休整机会,进行了平型关战斗的总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战斗打得好,打得顽强。所以能够打胜,大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地形侦察细致,所选的伏击地点十分有利于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第二`正面有阎锡山的部队挡住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我们能够从后面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第三`保密条件好,战场周围的老百姓是绝对拥护我们`帮助我们的。在群众的帮助`带领下,我们可以毫无声息地从各条山沟通往我们预定的伏击点,而日军只能通行在两面毫无掩护的公路大道上。

第四`日军的行进全部依靠车辆,我们一发动突然袭击,他们一时之间下不了车,一个手榴弹扔在汽车上,他们马上就死伤一大堆。这一有利情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熟悉伏击战,习惯于打伏击战,而且林彪指挥伏击战很有经验。过去我们在江西打了很多仗,都采取的是这种办法。在直罗镇消灭东北军一O九师时也是用的这个办法。这种办法对我们来说是老一套,常用,但对日军来说却很新,他们没有尝过这样的滋味。

尤其好笑的是平型关战斗后,日军方面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这个林彪,在平型关偷偷摸摸地打,这不算,应当公开布置一个阵地,从正面来打。这封信后来被林彪送到了中央,成了当时的一个笑话。

后来,我们打山西午城镇时,也曾捡到过这样的信。信是铅印好了的,说你们八路军要打仗,应该从正面来,不准在后面偷偷摸摸地打。,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怎么打仗还要你来规定!

在民主总结平型关战斗经验的同时,大家还对一些具体的战术进一步作了研究。例如怎样打汽车,怎样打汽车前面的摩托车部队,还有飞机来了怎么办等等。大家认为,在战斗进行中,如果来了飞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它,因为这时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敌人是不敢随便扫射`随便乱扔炸弹的。

在总结中大家都谈到一个现象,就是平型关战斗确实没有抓到一个活着的日军这件事。大家都说,这些小日本还真够顽强,你就是把他杀了,他也是不投降`不缴枪。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认为,双方语言不通是个主要问题,语言不通,就无法展开攻心战术。于是,在这次短暂的休整时间内,各部队掀起了一个学日文的高潮。

邓华给我们派来一个日语教员,名叫张秀珂,黑龙江人,是流亡学生,也是著名女作家肖红的弟弟。张秀珂以后一直给我当秘书,直到一九三八年冬。张秀珂来了以后,我们在邓华的带领下,先集中了各营的教导员`各连的指导员,以及团政治处的全体同志,大家坐在一个大草棚里,先学字母,然后学几句战场上常用的简单日语。

记得当时学的主要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没收你们私人的财务”`“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你们为什么到中国来,我们并没有到你们日本去”等几句。唉,就这几句话,我们就学了整整一个星期!当时我们是反复地学`反复地念,念不准确,教员就一个一个纠正。大家的决心很大,认为学日文是战斗的需要,非学不可。平型关战斗,我们在军事上的许多特长都发挥出来了,可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才影响了战斗的进一步胜利。

平型关战斗中,我们曾缴获了日本人的几十匹马。这种马很大`很好看,不过我们全部交给了一一五师的骑兵连。从那以后,我们在行军中经常可以看到,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日本的大洋马,带着一个骑兵排穿越我们的部队往前走,先到宿营地去工作。聂荣臻有时和他在一起,有时不在。战士们见到林彪`聂荣臻都很高兴,因为是他们领导我们打了胜仗。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了五台山顶。五台山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山高三千零五十六米,周边长二百五十公里。五台山的峰顶平坦宽阔,好像是土筑成的一个平台,所以称之为五台山。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山上共有寺庙四`五十座。这些寺庙大都建筑壮观,金璧辉煌,寺内的彩画精美,塑像雕刻栩栩如生。一般情况下,寺庙里香烛很多,香气撩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这样漂亮的寺庙。

在五台山顶上,我碰到了黄克诚同志,当时他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两匹马来我们这里检查工作,同邓华一起住在一座庙里。邓华要我同他一起向黄克诚汇报了团里的工作。

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延安新华总社的一个记者来拍电影,要六八五团重演一次平型关战斗。为此,杨得志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终于第二天趁有太阳时拍成了电影。

我们在五台山期间,华北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战争开始后,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的短短几个月内,华北日军即占领了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四省大部和山东省一部,控制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对此,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二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又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军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多打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中国。”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来支持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总部的决定,我们六八五团当时的任务,是随一一五师主力前去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由于晋西南地区既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也是陕甘宁边区联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纽带,因此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要。

这时,日军板垣师团已占领太原,阎锡山的部队在全线崩溃后,已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宜川的丘陵地区。由于太原沦陷,山西省其它没有沦陷的地区因得不到指令,大都各自为主,乱成一团。我们接到一一五师师部的命令,要六八五团在五台山的豆村休整一个星期,以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接到休整命令,杨得志和邓化便想趁机进行一次党内的组织纪律教育,要我起草一份教材。可真把我难住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参考材料,加上我很长时间没写这种文件了,但杨得志和邓华的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当晚,我费尽了心思,用了一个通宵写了一个“党员组织纪律教育十八条”。内容主要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支部组织分工和支部生活:党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必须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个人生命等,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天亮后,我将这份草稿交给杨得志和邓华修改后,立即油印发给全团各连进行教育,并规定全团党员必须在一周时间内学完。

就在我们快离开五台山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命令,要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带一批干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把黄永胜留下了,邓华和陈正湘也留下了,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六八五团二营曾国华也留下了,要杨得志`萧远久和我带着六八五团的一营`三营和团直属队南下。这样,六八五团就在五台山分了家。我们赶紧叫司务员买了几只老母鸡,准备了点酒菜,我把政治处王辉球`曾思玉等几个股长都找了来,一起为邓华送行。这一顿送行酒,我们一直吃到天快亮的时候。次日天刚亮,我们出发了,邓华也就留下了。

之后,我们六八五团从豆村出发,经五台`盂县`寿阳一路南下,到达了石拐镇。这天,杨得志告诉我,要我带领政治处的全体同志,跟随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到晋南去扩兵,这样,我和杨得志在石拐镇分了手,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专职任务就是扩兵,不再管部队的工作了。

从石拐镇出来,我带着团政治处的同志随左权`杨勇一起,经沁源`安泽到达临汾。在临汾附近,我们见到了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杨尚昆决定,杨勇留在临汾,在这一带扩兵,要我去运城地区,找运城特委的同志联系。于是,我们又来到了运城。

运城位于晋西南的三角地带,因为西傍黄河,历史上又将其称之为河东。在运城境内,海拔千米的中条山(太行山支脉)横亘在东南部,像只卧虎似地保卫着这块富绕的盆地。据介绍,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历史名人迭出,上至传说中的舜`禹`成汤,下到名将关羽`薛仁贵等人的故乡,都在这里。

我们来到运城时,阎锡山的运城行政公署还在城里,我们的党还没有公开,是秘密的。运城的特委书记名叫张稼夫,他已得到北方局的指示,要特委把扩兵工作视为地方党和部队的共同任务。所以他们全力进行协助,出了很多的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运城行署下辖十几个县,我们的扩兵工作就在这十几个县里进行。我把政治处的人分成相应的小组,分别派到各个县,我自己则留在运城城内扩兵,居中协调指挥。宣传股长王辉球带了一个组到河津,民运干事石瑛带了一个组到夏县,组织股长曾思玉带了一个组到临猗,还有一个保卫股长带一个小组到万荣。

扩兵期间,我们到处召开大会,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知道中国抗战的形势已十分险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还用各种事例向群众说明,日军所到之处,祖国的大好河山为日军铁蹄所践踏,到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我们号召有志热血男儿奋起参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救亡图存,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山西,赶出华北,赶出全中国。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地方有名望的人士`抗日进步人士进行统战工作,要求他们齐心协力,同仇敌慨,团结自救,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运城扩兵期间,我带着技术书记杨永松和一个警卫班,住在城里一座已经停课的中学校内。除了具体负责城里扩兵工作外,我还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跑几十里地去各地检查扩兵工作,听取有关扩兵情况的汇报。

各县扩来的新兵,多了就直接送到临汾团部,少了则先在运城集中,然后由运城转送临汾。一般来说,每半个月我们送一次新兵去临汾团部,交给杨得志。我们在运城搞的这次扩兵,一直搞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年底。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我们扩到了一千多人,其中有包括个别学生在内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些中学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到了部队以后,我们都相应地给他们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由于原先曾国华带领的二营留在了五台山,一直没有归队,以后萧华以曾国华这个营为主力,到了天津以南`济南市以北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创抗日根据地。这次新扩的一千多人来到团里之后,杨得志就把他们编成一个新二营,并任命周长胜为营长,蔡元兴为教导员,同时从一营`三营中抽调人员去担任各班`排`连长。新二营的人员是比较充实的,就是枪不够。其实当时我们发现了阎锡山在那里封存的一窑洞枪`炮以及鸦片,而且窑洞没人看守,但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我们没有动这些武器。这样,新二营的武器问题,就只能依靠战斗来解决了。

经过这次扩兵,我们六八五团不仅重新健全了三个营的建制而且全团有了将近四千人,应当说已经很满员了。

平型关战斗后,一一五师的两个旅就分开了,三四三旅由师部率领,先到晋南后到晋西,准备创建晋南根据地;三四四旅则在徐海东`黄克诚的率领下,转到了晋东南,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晋西南这次扩兵,我们一一五师师部`三四三旅旅部和六八五团`六八六团都在驻地附近扩大队伍,共扩到了三`四千人。这些新扩大的人员除了补充老部队外,师部又将其余的人加上晋西南原有的地方武装,编成了一个补充团,并任命陈士榘为团长。这样,三四三旅在原来两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一个团,等于扩大了三分之一。

一九三七年年底,扩兵任务告一段落后,我们全部人员收兵回到临汾,六八五团团部住在汾河以西一个叫苏家村的村子里。在这里,我们渡过了一九三八年的元旦。

在我们去运城扩兵期间,团里只有团长杨得志和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在家。由于团里没有了政治干部,罗荣桓派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唐亮来团里协助主持政治工作。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后,中央军委又任命罗荣桓为一一五师政委。我回到团部后,唐亮就回去了。

元旦过后,萧华被任命为三四三旅政委,接替了周建屏,旅长是陈光。接着师里又下达 了一个命令,任命我为六八五团政治委员。这时的六八五团,团长是杨得志,政委是我,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这样,新的六八五团团部组成了,团里的几个主要干部基本配齐了,下面的干部也发生了变化:一营营长胡炳云,教导员王东保;二营营长周长胜,教导员蔡元兴;三营营长梁兴初,教导员刘忠英。

团政治处的干部中,由于曾思玉调旅政治部任民运科科长`王辉球调旅政治部作宣传科长,我们又任命了石瑛为民运股长,邱子明为宣传股长,还任命郭成柱为组织股长,还有一个青年股长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好这时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分配来了一批毕业生,其中有一个名叫肖麦萍的同志,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错,我们把他安排到团政治处当了青年股长。

随着这批抗大学生的到来,我们还逐渐把全团所有连队的正`副指导员和文化教员,都换成了抗大学生。同时,以营为单位,将所有的干部按文化程度进行编班学习。各营除正副营长`教导员外,都另设一个文化组长,专管全营的文化教育。当时有个叫李恩求的抗大学生,就在二营当文化组长。团政治处还设了一个日文教员,名叫张秀珂,他不但日文好,写作能力也很不错,以后一直在六八五团教日文,这样一来,部队的文化水准有了提高,为以后开展军事`政治学习打下了基础。学习的空气很浓。

另外,我们还从延安来的抗大学生中,选择了二十多个人组成团里的宣传队,结束了六八五团没有团宣传队的历史。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兵几路,像梳篦子一样沿铁路及公路南下,向晋西南发动进攻,先后侵占了介休`孝义等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林彪决定先避敌锋芒,让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的几个团从临汾向西撤退,进入山区,然后再寻求战机,再打几次像平型关战斗那样的伏击战。

为了布置这次撤退和实施自己的歼敌计划,林彪率领师部来到了兑九峪附近的碾头村。林彪来到后,立即就在师部召集三四三旅旅部的干部以及所属三个团的干部开会。杨得志和我前去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就在林彪所住的民房内召开。屋的中间摆了一张四方桌子,桌旁有几条长板凳,我们就在那里开会,板凳上坐不下了的,就往旁边的炕上坐。

林彪要我们先汇报部队的情况。杨得志首先对六八五团的情况作了总的汇报,我补充汇报了扩兵情况。接着,杨勇`陈士榘等依次作了汇报。林彪听了很高兴,表扬我们说:平型关战斗后,我们转移很顺利,扩兵成绩很大。现在我们不仅队伍扩大了,减员很少,没有开小差的,而且部队的士气旺盛,斗志很高,一路上群众纪律也很好,这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接下来,林彪对当时的全国形势作了分析。他说,目前,日军正沿着津浦`同浦`平汉铁路线南下,整个华北已完全沦为敌后。今后,游击战争即将成为华北战场抗战的主要形式。但他认为,虽然华北已完全沦陷,但全国的抗日形势,将会越来越好。

他还向我们介绍,三四四旅经中央命令进入晋东南,在长治地区待命,由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北方局和一一五师师部在一起,率三四三旅暂在黄河东岸`同蒲路西坚持斗争,在这里开创和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我们的任务是在敌人南进中再打几个胜仗,以打击敌人的气焰,扩大胜利成果。最后,他布置了我们下一阶段的具体任务是:一`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要打好仗,多打胜仗,多打牺牲伤亡小`胜利大的胜仗;二`要开创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由我们自己派乡长`区长和县长,通过我们自己的政权筹款`筹粮`筹草和收税,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三`扩大组织抗日武装,三人一组,五人一队,逐渐扩编,从游击队改编成八路军主力;四`同国民党的抗日队伍真诚和作,一起消灭日军;五`支持在北方局领导下`由薄一波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以及由薄一波负责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六`对妥协投降`甘心当汉奸的,给予严厉打击,没收其财产以补充军费;七`在农村地区开展减租减息`改善贫苦人民的生活;八`部队严守纪律,爱护山西人民。

我们回到部队后,很快就将林彪的这一讲话精神,向排以上干部和全体党员作了传达。之后,部队准备转移。

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就在一一五师师部向交口以南地区转移时,林彪带了一个骑兵连,骑着缴来的日本大洋马,身穿缴来的日军制服,沿着公路向隰县疾进,准备到隰县城宿营。由于当时日军正向南攻击前进,因此隰县城内驻守的阎锡山部队看见林彪等人,认为是日本人来了,就要林彪一行停止前进。谁知林彪正跑在兴头上,没有听清楚他们喊什么,仍旧沿着公路向县城前进。这下子发生了误会,城头上辟里叭拉的打开了机枪,把跑在最前面的林彪打成了重伤,伤口离肺部很近。由于敌后医疗条件差,在进行紧急救护后,中央下令立即把林彪送去延安治伤。林彪负伤,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罗荣桓事后向我们通报的。我们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难过。在这之前,林彪经过许许多多次战斗,从没受过伤,在打平型关那样残酷的战斗中也没有负伤,现在反而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伤在了阎锡山的部队手中。好在隰县离延安还不算远,否则情况可能会更糟。

林彪负伤后,中央军委命令由陈光任一一五师代师长。
就在林彪负伤后不久,日军从祁县出发,沿几条公路南下,于二月底前后相继占领了隰县`军渡和碛口,从而使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受到威胁。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奉总部之命,带领我们六八五团`六八六团和补充团,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准备在公路上与敌人纠缠,敌人每前进一步,我们就伏击他一次,从而以这种方式来牵制敌人的兵力,保卫黄河渡口。这样的战法与敌人接触和打仗都很多,在敌人进入到隰县和午城之间时,我们就已经打过五`六次仗了。

在我们的节节抗击中,日军的一个中队占领了午城镇,但后续部队尚未赶到。这是一个大好机会。陈光`罗荣桓当即决定,要消灭午城镇的这个日军中队,并命令六八五团主攻,六八六团打援。

当天晚上,六八五团三个营在杨得志的统一指挥下,居高临下,由两边塬上往下攻,直逼午城镇。在攻进镇子后,我们又逐段地攻击前进,与敌人一间房一间房地进行激烈争夺。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们整整打了一个晚上,才最后消灭了那个中队,但这一仗我们自己的伤亡也不小,也伤亡了百把人。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开始尝试用刚学来的日本话喊口号。但战士们喊口号,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听懂了,但为时已晚。一个中队的士兵,基本上都已打死打伤,最后只抓到了一个活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抓到的活着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把他送师部后又转送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了。

因为敌人一共只有一个中队,所以这一仗我们缴获的武器并不多。但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找到了阎锡山部队溃败时埋藏的武器。阎锡山溃败时,丢下了不少武器和资财,有的埋在地下,有的放在窑洞里。

那是在我们正在打扫战场时,一营来人报告,说是发现了阎锡山部队埋在地下的枪和炮。听了这个报告,杨得志和我都很高兴,立刻就动员全团战士一起去挖,结果挖出很多“三八式”步枪和一箱一箱子弹,并且还有山炮。当时我们觉得山炮的用处不大,就没有要。挖出的枪和子弹,除补充本团外,其余都上交给了师部。

打了午城这一仗,终于迫使这一路敌人转而向东,到临汾与同蒲路的敌人合流了,从而粉碎了敌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这一仗的战果尽管不算很大,但对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巩固陕甘宁边区河防都有重要意义。午城战斗后,部队奉命在大宁休整了几天。

一天早晨,杨得志起得特别早,起来以后就在外面散步。我起得晚一点,就跟着他在后面走。走了一会,突然发现村子里的好些窑洞都是封起来的,我们觉得奇怪,就去问老百姓。老百姓告诉我们,那都是阎锡山封的,谁也不准动。得知是阎锡山封的,我俩就上去看了看,发现窑洞里堆的都是鸦片烟,而且并没有人在那里看守。于是我们商量,给罗荣桓打个电话请示一下,看能不能弄点鸦片来作军费!问他要不要呀!如果要,就请师部派人来弄。

我当即回到团部给罗荣桓打了个电话。罗荣桓立即答复:“绝对不能动,要照顾到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对阎锡山在山西的东西,一点也不能动。”

根据罗荣桓的指示,我们就没有敢动。阎锡山的鸦片可真多,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看守,难道不怕人偷和抢吗?后来一查,这些鸦片原来还是有人世间负责看守的,只是都化装成了老百姓,住在老百姓家里了。当然,我们即使弄了,看守人员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但影响总是不好。

一九三八年四月,陈光`罗荣桓又奉命率一一五师主力转而往北,向汾阳`太原方向前进,深入敌后,在晋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经过几天行军,我们来到了同蒲路的边上。师部又回到兑九峪的碾头村,我们六八五团在汾阳东南的孝义`介休`灵石`平遥一带活动,团部住在西埠头。而六八六团在汾阳以西,背靠黄河,过河就是陕甘宁边区。补充团则在后面和师部在一起。这时,日军为控制晋西南地区,已经沿着同蒲路建立了不少据点。这样,我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展开了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活动。

建立根据地,首先要做的就是铲除伪政权,消灭维持会,建立包括乡政权`区政权和县政权在内的各级政权。此外,要扩大抗日武装,组织游击队,建立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性抗日组织,坚持敌后抗战,并开展情报工作,深入敌人据点,掌握敌人动向。与此同时,积极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尽力帮助群众抢收抢种`搞好环境卫生等。还要向地方进步人士及地主进行统战工作等等。

罗荣桓按照北方局杨尚昆的统一计划,对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抓得十分深入细致,经常召集我们汇报和部署工作。

部队休整下来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展开了一系列的训练和学习。军事方面的训练,主要是组织广大干部`战士学习军事理论和基本战术`技术,特别是着重学习怎样打好夜间的仗击战和破袭战(破坏公路`铁路)。

政治方面的学习,则主要是组织营以上的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理论和中国近代史。每个星期,各团营以上的干部都要集中到三四三旅旅部,由政委萧华主持,由罗荣桓政委和杨尚昆书记分别给我们讲一次课。罗政委讲的是中国革命近代史和现代史,杨尚昆书记给我们讲的是联共党史和哲学,我们听课回来后,再向连排干部作传达,组织他们一起学习。

罗荣桓还特别强调干部学文化,要求能写的干部都要写日记。他还指示,对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团以上干部,可以配备专职的文化教员。例如我们六八五团的副团长萧远久是工农出身,没有文化,罗荣桓就专门交待,要我们给他配备一个专职的文化教员。后来萧远久对我说:“不要为我专门配文化教员了,调个学生给我当警卫员吧,既当我的警卫员,又教我学文化。”

我说:“好,就按你的意思办!”就从部队中选调了一个从平遥扩来的学生,给他当了警卫员。但是他不懂军事,没有战斗常识。有一次战斗中,萧远久要他把望远镜拿过来,结果他不知道反正,就倒着把望远镜拿给了萧远久。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对萧远久说,那个学生兵还不懂得怎样搞好警卫工作,就让他专门教文化,另外再单独调个警卫员来吧!可萧远久不同意,说不用了,他就要这个学生兵,因为这个学生兵人很好。不久萧远久得了肺病,很厉害,我们报告了师部,师部又报告了中央。中央认为,萧远久是个老干部`老红军,应当照顾,要他回延安进行治疗和休养。萧远久对杨得志`我等几个人都依依不舍,走的时候都哭了。最后,我们要供给部门给他拿了一点钱,他就骑着马带着那个警卫员走了。

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直到十月,我们在汾阳东南一住就是半年多,基本上没有打什么大仗。这期间,杨得志和我经常带着侦察员,穿着便衣,由当地的老百姓作向导,跑到日军的据点附近去侦察地形,想寻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打伏击战,但日本人始终在据点里不出来,弄得我们一次伏击也没有打成。

有一次出去侦察,时间一长我们两人的肚子都饿了。但是找不到东西吃,因为当地的老百姓很穷,据点附近的老百姓就更穷。杨得志只好掏出一块钱,请带路的老乡帮忙给买点鸡蛋,结果他用一块钱买了二十斤。好家伙,这下可吃不完了!我们每人只吃了几个鸡蛋,剩下的全都带回团里给了炊事班。

我们出去侦察地形,经常到一家老百姓那里去,时间一久,彼此之间就熟悉了。一次那个老乡问杨得志:“长官,你有老婆没有,我给你找一个吧?”杨得志同他开玩笑说:“我还没有呀,你给找一个吧。”

结果那个老乡把这话当了真,事后还真的去找了一个高小毕业的姑娘,当地人,长得挺俊。那天是姑娘的父亲带着她一起来同杨得志见面的,一见面,姑娘看到杨得志很年轻,很威武,就同意了。这边,杨得志也觉得姑娘不错,可姑娘的父亲有条件,他硬是要杨得志拿出一百块钱当彩礼。这一下,杨得志犯了难,说“我哪来的一百块钱呀,公家的钱又不能给。”

我就给杨得志出主意说:“给他几百斤粮食算了。”那姑娘是愿意的,可是她父亲硬是不干。没有办法,这事只得暂时作罢。

这之后的一天,杨得志和我一起到师部去开会,我就代杨得志写了一个结婚报告带在身上。开会前,杨得志先试探着问罗荣桓:“现在有的干部想找老婆,怎么办?”罗荣桓马上说:“找什么老婆,还早呢!连陈光师长都还没有结婚,别人着什么急?”听罗荣桓这一说,杨得志赶紧过来跟我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把报告拿出来,连师长都还没有老婆,我这个当团长的怎么能跑在前面。”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死心。不久,由于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因病回延安疗养,中央军委决定调杨得志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当时,三四四旅在晋东南活动,为了保证杨得志的安全,我将杨得志送到汾河以后,又特意派二营护送他过汾河去晋东南赴任。就在渡过汾河之前,杨得志还想把那个姑娘一起带走,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一百块钱来。

杨得志走后,师部下达命令,将彭明治由参谋长升任为团长。因为梁兴初也是资格很老的同志,经我提议,师部同意将梁兴初由营长提升为副团长,同时任命田维扬为参谋长,并将一一五师政治部青年部长王凤凰鸣调任六八五团政治处主任,我还是任团政委。这样,六八五团新的班子又组成了。

这一阶段,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曾多次骑着马来我们团检查工作。过去我同罗荣桓接触较少,对他不太了解,经过几次接触后,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耐心,也非常和气,虽然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但态度好,对人和蔼可亲,能让大家说出心里话。他每次下来检查工作之前,总是先写个条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就骑着马到前面去接他。通常他都是上午来,下午回去。来了以后,总要到连里看看,听听汇报,只要看到部队干部,`战士的情绪高,他就很高兴。

代师长陈光也经常来我们团检查工作,但到六八六团去的时候更多一些。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三个月内灭亡全中国。由于当时日军的进攻重点是放在正面战场上,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很少出来对我们进行“扫荡”,因此这一阶段我们也就没有打什么仗。

但我军挺进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也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对于我们六八五团来说,在晋西南的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在根据地建设,还是在部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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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6:29:06 | 显示全部楼层
四`苏鲁支队挺进山东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日军相继占领了武汉与广州。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日军被迫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采取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并将主要兵力逐渐转移来对付打击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从而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相持的新阶段。

针对这一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的六中全会上,确定了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的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个总的战略方针,中央决定在不同的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具体方针。如在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充分发展的华北地区,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作好在新阶段里抗击敌人残酷进攻的准备。而在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的华中及华南地区,主要方针则是迅速地建立`发展和扩大根据地,以防敌人回师后发展困难。

为贯彻中央大力巩固华北的方针,同时针对日军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战略,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三个师的全部主力,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的平原地区和山东,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并且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罗荣桓带着一份从延安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来到我们六八五团驻地,召集我`彭明治`梁兴初`田维扬`王凤鸣一起开会。在会上,他给我们看了这份中央来的电报,大意是,要一一五师派出一个团,东进到太行山十八集团军的总部接受命令,然后开赴山东敌后,开创游击根据地。

在看完中央的电报,罗荣桓告诉我们,萧华已经带三四三旅旅部和我们六八五团的老二营从晋东出发,到达了冀鲁边区,这是我们的第一批先遣部队。接着他宣布:“经师部研究,现在决定要六八五团作为第二梯队,过汾河`越同蒲路,到太行山十八集团军总部接受命令,然后东进山东。”

他又告诉我们,在六八五团东进山东以后,师部以及六八六团`补充团,也将作为最后一个梯队进入山东,时间可能是在一九三九年春。他介绍说,一二0师大概已进入山西,准备向冀中发展,而我们一一五师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在整个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和河南部分地区发展。

因为我们以后是单独活动,为了让我们在心里有个底,罗荣桓又把中央的整个部署及当时的形势,向我们作了一下介绍。从总体说,现在整个华北都已沦陷,同蒲路`津浦路`正太路等主要铁路干线,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不过由于敌人的兵力不够,无法全面`有效地控制所占领的地区,在广大已经沦陷的平原地区也有不少的空隙。另外,我们所要前去的那个区域,各派武装十分复杂和混乱,不仅有日伪军队,有土匪,还有少部分留在敌后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也有,但不多,也不强,需要主力部队前去支持和帮助。

罗荣桓特别强调,今后的抗战是持久战,要想在短期内把敌人打出去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长期的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反对妥协投降。他还告诉我们,国民党内已经有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苗头,到了预定的活动地域后,部队的作战方式仍要以游击战`伏击战以及交通线上的破击战为主,在注意消灭日军`伪军`亲日派和土匪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同国民党军队发生磨擦战,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游击队和各种抗日团体,要做好群众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让我们的军队和群众融合在一起,使抗战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事业,这样我们就将战无不胜。

罗政委还对我们说:“六八五团单独行动后,要多注意集体领导,注意集体研究和决定问题,多思索,多考虑。因为单独行动和在上级指挥下统一行动是不一样的,在上级指挥下的统一行动,实际上那是等待命令,不叫你走,你就不走,要你走,你就走,而且怎样走都安排好了。单独行动全靠你们自己。六八五团是红军的主力之一,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任务的,我对你们是有信心的。”之后,罗政委当即指定由我们参加会议的五个人,组成一个军政委员会,并指定我为书记。

罗荣桓最后嘱咐我们,要作好各种准备。首先是作好物资上的准备,师部可以补充少数东西,如鞋`袜`粮食等,但整个部队的冬装,要到总部去解决,总部已对此作了准备。至于军事上的准备,最重要的就是侦察好汾河流域和同蒲路的敌人据点`碉堡情况,选择好渡口和过封锁线的道路,并且最好是到灵石和介休一带去选择。

当天下午,罗荣桓就回去了。我们送他到村头时,他又告诉我人,关于东进山东的准备情况,要我们过几天去师部汇报一次。

大约过了半个月,罗荣桓来信要我和彭明治两人一起到师部去汇报情况。我和彭明治赶到师部,就我们团东进的准备情况,向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一一作了汇报。陈`罗听完汇报后,告诉我们,大致上是在十月底`十一月初向山东进发。先向总部发个电报,至于具体的从那天开始行动,由你们自己决定。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以后怎么和师部联系呀,就问罗荣桓,他答应给我们一个电台,说有什么事可以发报。接着他又补充说,六八五团到晋东南以后,就直接归总部指挥,师部将不再给团里什么指示,所以我们只向师部报告一下情况就可以了。最后,陈`罗叫人弄了几个菜,留我们吃了一顿饭。吃完饭,我们俩就告辞离开了师部。

在送我们出村庄时,陈光`罗荣桓又对行进路上应注意的一些事项,对我们作了再一次的具体交待。陈光说:“你们行军,每天走六`七十里就行了,不要走得太猛,要注意保持士气,防止减员,防止掉队落伍。过封锁线时,要注意选择好道路,通过时一定要沉着,要待两面的警戒部队都布置好了以后再过。同蒲路旁有条汾河,但水不深,涉水是可以过去的。沿途要注意保密,不要暴露部队的行踪。”待陈光把事情都交待完毕,我们就向陈光`罗荣桓敬礼`握手告别。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四点,我们全团三千七百多人,从团部驻地西埠头出发,开始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行进。

当天晚上九点,我们就来到了汾河与同蒲路的边上。同蒲路是傍着汾河修的,路与河十分靠近,自北向南,几乎就是并行线。

我们的渡河点是选在灵石与霍县之间。当我带着团的主力到达汾河边时,彭明治`梁兴初两位正`副团长已经在预先选择好的渡口附近,亲自部署了两面的警戒队伍,准备指挥渡河。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开始渡河。八月份杨得志去晋东南时,我就是在这里送他过的河,没想到隔两个多月,我自己也在这里渡过了汾河。

渡过汾河,接着我们又抢过了同蒲路。一过同蒲路,就进入了太岳山区。太岳山的西部较低,东部较高,抬头一看,就可见到一条黑黝黝的山脉挡在面前。翻过这道山脉,我们就进入了太行山区。太行山为华北平原至山西黄土高原的交通要道,要想从山西东进山东,这里是必经之地。

在走出太岳山之前,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们一直都是夜间行军,直到进入了太行山区,才改成白天行军,晚上休息的正常行进。我们每天行进六`七十里,这样走了七`八天之后,就来到了十八集团军总部指定我们集结待命的北马庄。一到北马庄宿营地,我和彭明治就立即骑马赶往总部所在地,向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报到。左权要我们先在北马庄一带驻下来待命,领取冬装`钱粮,作好下一步进军的准备。

这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刚闭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由延安经西安`洛阳,回到了晋东南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回到总部后,他们立即召集一二九师部分团以上干部开会,准备传达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得知我们已到达总部附近,就让我和彭明治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彭德怀作传达报告。报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上六个月抗日战争的总结,后一部分是对当时形势`任务的分析,并重点阐述了全会制定的党在敌占区的各项政策。最后,朱德也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会上,我见到了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也见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和前方总部(集团)野战政治部主任陆定一。开完会,傅`陆两位副主任要我和彭明治到总政治部,去汇报六八五团的政治工作情况。

听完汇报,他们很高兴,说本来想到部队去看我们的,但因为忙没有去成,所以才叫我们到总政治部来,听取我们的汇报。

接着,傅钟和陆定一又在总部附近的村子里,召集总部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开会,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这 次会议的规模不小,到会的约有六`七百人。在我们的要求下,六八五团的团`营干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和彭明治又听了第二次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会议还选举我参加主席团,坐在主席台上。就这样,我们前后大约学习了半个月。

从十一月起,太行山区就下开了雪,满山遍野都是雪,天已经很冷了。十二月的一天,总部用电话通知团里,说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次日要来北马庄,召集我们全团指战员讲话。我们赶紧临时修了个大操场,并搭了个大台子,以供开会用。同时,还想法弄了点茶,买了点花生。

第二天,晴日,万里无云。一早起来,彭明治`梁兴初`田维扬就忙着集合队伍,在大操场里列队等朱德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检阅。上午八点,朱德`左权等人骑马过来了。他们首先来到团部,和我们几个团的干部及各营营长`教导员见了面。朱德那时大约四十多岁,看上去还很年轻,而且身体健壮,精神抖擞。左权看上去更是如此。

到了团部以后,大家向朱德和左权致敬问好。朱德说,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他只给我们带来了两盒苏联纸烟作为礼物。这种纸烟,有三分之二是个纸筒子,只有三分之一是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了不起的好烟了。

抽着朱德带来的好烟,大家很高兴,都乐呵呵地同朱德司令拉手,同左权参谋长拉手。然后我们请朱德和左权先在团部休息一会儿,围着炭火喝杯茶,吃点花生。但左权说不用休息了,要先去看看队伍。于是我和彭明治便引领着朱`左二人来到会场。

我们到达会场时,部队早已整理完毕。大操场上,全团近四千人以连为单位,成分列式,整齐地站立着,准备接受检阅。看到我们来到会场,已先到会场等候的梁兴初发出了立正的口令,立刻全团肃立,向朱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致敬。接着大家此起彼落地呼喊口号,热烈欢迎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到来。喊完口号,朱德`左权在我们几个团干部的陪同下,检阅了全团队伍。

检阅完毕,朱德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六八五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之一,原来是南昌暴动的底子,到井冈山后组成了红四军,以后又与红三军`红二十二军合并为红一军团,最后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是有光荣传统的主力红军之一。因此,要我们一定要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抗战以来,六八五团已经打了两个胜仗,一个是平型关战斗,一个是午城战斗,可以说已经有了打胜仗的经验。到了山东敌占区后,一定要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发扬红军`八路军的威力,多打胜仗,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左权讲话的重点,是对我们挺进山东敌后的具体指示。他要求我们:一`在敌后,以打游击战为主,但也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二`搞好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凡是抗日的,我们都要同他们联合;对消极抗日的,我们也暂时不要理他,不要动他。三`对地方抗日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人员,要尊重他们,可以向他们要求供应我们部队的钱粮,但要注意同他们协商。四`注意发动群众,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注意调查敌情`民情和友军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左权最后说:“现在进到敌后的部队越来越多,要很好地注意锻炼自己在敌后单独活动的能力。仗该不该打,怎么打,都靠你们自己处理,自己来解决。”

朱德`左权讲话后,我代表六八五团全体指战员讲了话。我说,我们这次来,见到了朱总司令`左权参谋长,感到很荣幸。朱德总司令原来就是我们红军的总司令,左权参谋长是我们一军团的参谋长,后来又是我们一军团的军团长,今天能得见面,感到格外亲切。我还特别感谢朱德`左权来检阅我们的队伍,并祝他们身体健康。

我讲完话,彭明治即向全场发出立正口令,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兼集团总参谋长左权立正致敬。随后全团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散会后,我们买了几只鸡,弄了点菜,请朱德和左权吃了顿饭。吃完饭,我问左权,我们是否把各营的营长`教导员找来,请他再作些指示。左权同意后,我赶紧派人通知各营的营长`教导员来团部集合。

等各营的主要干部集合好了以后,我请左权作指示。左权首先说:“你们下太行山以后,要从林县和汤阴之间过铁路,然后过卫河,经濮阳`东明,到山东的荷泽,再走定陶`成武,到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的微山湖一带活动。那里有我们一个敌后游击队,叫挺进支队,原来说有七`八百人。现在那里的地方党很孤立,挺进支队的处境也很危险,被汉奸`日军逼得没有出路,有被搞掉的危险。国民党队伍则是明哲保身,一心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想打仗。你们就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支持地方党的发展,巩固和扩大当地的游击队,创建苏鲁边区的抗日根据地。”

他接着说:“你们要实行党的集体领导,组成团的军政委员会,团一级的干部都应成为委员,重要事情都要经过军政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我告诉他,在从晋西南出发之前,罗荣桓政委已帮我们组织了团的军政委员会。左权问谁是书记。我回答说,当时罗政委指定我为书记。左权点了点头,说:“好。”

由于当时罗荣桓只指定我为书记,于是我又向左权建议,以彭明治为团军政委员会的副书记。左权立即表示同意。就这样,以我为书记,以彭明治为副书记的六八五团军政委员会,在太行山上正式成立了。

下午四点,朱德和左权一行人离开北马庄回总部,我和彭明治率全团营以上干部集体送他们出村口。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特别着重于安排行军路线。为此,我们派人到总部去领了河北`山东两省的地图。这些地图都绘制得非常精细和详尽。

十天之后,总部来电话通知我们,要求我们于十二月九日从北马庄出发东进,并且为我们拟定了一条下太行山的详细路线。我们还听说,在这之前杨得志`黄克诚他们下太行山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走这条路,总部所在地是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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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6:29:36 | 显示全部楼层
五`东进湖西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清晨,我们全团近四千人从北马庄出发,开始了东进山东敌后的征程。

按照总部拟定的下山路线,走了二十多里路,我们就来到了总部所在地。在这里,彭德怀派出他的秘书专门在路边等着我们。他告诉我们,彭德怀要我和彭明治两人到他所住的窑洞里去一下。我们听了很高兴,因为这次来,我们曾当面听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指示,可就是没有时间当面请示和聆听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尽管我们曾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听过他的报告。

一来到窑洞口,就看见彭副总司令在那里迎接我们。他拉着我和彭明治的手,很热情,要我们看他墙上挂着的地图,我们告诉他,那天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亲自来到部队作了动员,作了布置。

彭副总司令说:“那好,他们都给你们交待好,我就没有多少话讲了,但有几点你们要注意。第一`你们一路行军,不要进县城,因为县城里都驻有国民党的队伍。要走小路,走村庄,尽量注意隐蔽。第二`沿途多做统战工作,我们现在是借路经过,尽量少找麻烦,不要引起纠纷,人家给你们打招呼,你们就要有礼节;不给你们打招呼,你们就走你们的。第三`撤销六八五团的番号,改为八路军苏鲁支队,下面的营就改为大队。因为一说六八五团,人家就知道你们是一一五师的,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改为苏鲁支队,那就是地方的游击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戴的是青天白日的帽微,只要你们不吭声`不宣传,谁也不会知道你们是八路军,你们只管走你们的。第四`下太行山以后,过平汉路时,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的附近,有三四四旅黄克诚的队伍,到时候可以找他们帮帮忙,给你们指指路。“

作完这些细致的交代后,彭副总司令亲自送我们到窑洞口,我们就此告别了。

随后,部队从总部门口出发。我们走了一段平路,中午稍事休息一下,部队便开始离开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的太行山,慢慢地下山了。

第二天还没有走出太行山区,就碰到了一支游击队,并意外地遇见了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谭甫仁。谭甫仁是我在红军时期的老熟人,多年不见,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巧遇了!之后,我带了一个警卫员,到他们支队去呆了一个多小时,听谭甫仁介绍周围的一些情况。

第三天,我们来到了太行山脚下,到了山西`河南交界处的林县林祁镇附近。在这里,我们驻下休息一天。

驻下以后,我们听说黄克诚同志就在附近,就想去找他。黄克诚这时已由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调任三四四旅的政委,带着一部分部队就在附近。而杨得志带着三四四旅的另一部分部队在另外一个地区活动。但不等我们去找,黄克诚政委自己骑着一匹马就找来了。我在五台山见过黄克诚政委,因此他认识我,却不认识彭明治。不过一见面,得知彭明治也是湖南人,他们也很快就相通了。

跟随黄克诚一起来的,还有三四四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周振华。红军时期,我曾经与周振华一起度过了长征的艰难时刻,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这次他听说我到了这里,特意随黄克诚跑来看看我。他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经过了长征的考验,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久,黄克诚就派他去团里当了政委。他打仗很勇敢,最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一直到一九四O年黄克诚同志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时,我向他问起周振华,这时他告诉我,周振华已经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难过了好几天。

    黄克诚来到我们驻地以后,详尽地给我们介绍了当地情况,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有日军据点,哪些地方有国民党队伍,在什么地方过平汉路最适当,过了路到什么地方去最好。他还告诉我们,平汉路一带到处都有日军的据点,几乎是每隔三十里就有一个,其中最大的据点是汤阴和安阳,我们要过路,就必须得从这些据点中穿过去。他说,他可以派部队掩护我们过铁路,负责把汤阴`安阳这两个大据点监视好,有情况及时通知我们,但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派队伍进行警戒。

黄克诚特别重视部队的纪律,在谈话中一再强调沿途一定要把纪律搞好,因为这是区分我们和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标志。他说,群众对我们亲,对国民党军队疏,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纪律好。当天下午,黄克诚就回去了,准备组织部队掩护我们过平汉铁路,我们也立即着手准备过路。

第二天黄昏,我们全团整队出发。走到离平汉路还有二十多里路的时候,我们就休息下来了。我们先来到一个村子里集结隐蔽,进行冲过平汉路封锁线的最后准备工作。我们派出了警戒队伍,由梁兴初`田维扬各带一个连,一个向南`一个向北进行警戒。当晚九点,趁着天黑,部队按照预定的路线,一口气冲过了平汉路。

相比较起来,过平汉路比过同蒲路容易,因为平汉路两边既没有沟,也没有护路的河,我们感觉很好过。可是一过了路就感觉不对了。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到处漆黑一片。过了路以后就听见前面响起了劈哩叭啦的枪声,却看不见哪里有敌人。这个情况,黄克诚同志没有给我们介绍过,我们也没有思想准备,加上部队长时间没有听到过敌人的枪声,一些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一过铁路,大家跑得那个快呀!没有一个掉队的。但由于平汉路以东是一大片平原,到处都是道路,处处可通,队伍开始走散了。

当时我和彭明治带着团直属队走在前面,梁兴初和田维扬带着团的主力走在后头。过路以后,我们几乎一直听到劈哩叭啦的枪声,但又弄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和彭明治就问带路的老乡,为什么到处打枪,是不是日军出来了?他们说不是,说打枪是当地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这一带地主的土寨子很多,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有土寨子,差不多每个村都有土围墙。外面有外墙,里面有碉堡,碉堡里守夜的都有枪。一到晚上,岗楼上守夜的人就开始放枪。放枪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互相联系,是一种寨子之间`碉堡之间的联络信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伪军和土匪的骚扰,防止他们拉牲口`抢东西。老乡们都说,日军晚上一般不会出来,他们都是白天出来。

尽管枪不是日本人打的,也不是冲着我们打的,但那天晚上我们可乱了套,除团直属队外,只有三营跟着我们到了预定的五陵镇宿营地。就是团直属队,也有一些单位和伙夫担子走散了。见到这种情况,彭明治很着急,要自己出去找。我劝他再等一等,因为夜色漆黑一团,往哪里去找?反正出发时规定在五陵镇宿营,各营`连干部都知道,他们一问老百姓就会自己找来的。果然,我们耐心等到天亮以后,失散的队伍就逐渐在五陵镇集拢来了。

五陵镇位于卫河边上,是当地一个较大的镇子,也是个渡口。第二天,我们在五陵镇休息了一天。我和彭明治召集了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这次通过平汉路的经验教训。在会上,我们先解释了晚上地主土围子持续打枪的原因,之后强调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在行军中都一定要按照预定的路线行进,不能各走一条路,否则就会走乱。最后,要求各单位清点人数,看有掉队落伍的没有。

第三天从五陵镇出来,我们就改为正常行军,白天走路,晚上宿营。一般早晨六`七点钟出发,下午三`四点钟宿营,每天行进约有六`七十里。同时,沿途利用休息时间,我们向部队进行平原地区行军的教育。因为一进入平原地带,大家一方面感到兴奋,另方面也感到生疏,需要时间去熟悉它。

我们部队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不是在平原地区长大的,而平原地区的行军却有着不同于山区的一些特点。我们下太行山一出林祁镇,在山底下,向东一看,一坦平原,根本就看不见山,这块平原,比西安的平原地区大得多。这对我们这些在山沟里走惯了的人来说,就好象到了国外一样,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陌生环境,被搞得蒙头转向,没有山,我们就辨不清方向。在山区我们辨别方向很容易,因为我国的山脉,一般都是东西走向,而且山上的道路有限,一般只有一条道路可通。而一到平原,到处都是路,象蜘蛛网一样,大路小路到处都通。不容易分清东西南北。黄克诚同志给我们介绍情况时也曾说过,他刚下山时,也是这样,感觉很不习惯。

为学会辨别方向,使部队能按指定的方向前进,我们专门作了一番调查,请教了当地的老百姓,对干部进行了教育。要在平原地区辨别方向,一个是看村庄,一般村庄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居多。另一个方法是看土地庙,土地庙的门一般都是朝南的,再一个是摸树,朝南的一边比较光滑,朝北的一边比较粗糙。晚上最主要的是看北极星,要学会认识北极星的方位。

闯过平汉路以后,我们就亮出了八路军苏鲁支队的旗号。与此同时,我的名字也报请上级批准,由吴文玉改成了吴法宪。

部队从五陵镇出发,经濮阳`东明`菏泽`定陶`成武,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江苏`山东交界处的微山湖以西地区。按照行前彭怀德的指示,这一路上,凡是经过的县城,我们都没有进去,而且连地主土围子也不进,住的都是一些小村庄。除我们自己所带的粮食外,沿途就派干部向土寨子要粮食。实在没有粮食,就在地里找老百姓遗下的地瓜吃。秋收过后,留在地里的地瓜还有的是。

尽管我们当时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载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并没有表明八路军的身份,可看到我们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同时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论在哪里宿营都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而且凡请向导带路和雇车马拉东西都给钱,跟别的队伍完全不一样,所以老百姓很块就认出了我们的八路军身份。当时,常常是我们刚进到一个宿营地时,村里的老百姓还躲躲藏藏的,可等第二天我们离开村子时,老人`小孩都出来看我们,送我们,对我们很亲,这充分证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威力。

在山东成武,有一天我们想进入一个大寨子宿营,但寨子里的人却对我们说,只要我们不进去,我们要猪他们送猪,要粮食他们给粮食,一句话,我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既然他们这么说,那好,我们就不进去,就在外面露宿。结果他们真的送来了粮食和猪。这样,他们很高兴,部队也很高兴。以后,凡是遇到有地主土围子的大寨子,我们就采取这个办法,只要他们送吃的东西出来,我们就不进寨子。至于寨子里的枪,我们一条也不要,因为那都是他们用来保家的。经调查,这些枪大都是国民党军队在平汉路溃退时扔的,被地主捡来用以保家。在这个地区都是一个地主,带一大片地。地主住的都是高墙的砖平房,贫下中农住的是草房破屋。就这样,我们一路较为顺利地到达了微山湖以西地区。

我们一到微山湖地区,就开始打听挺进支队。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在一个叫鸡顺集的小村子宿营,驻下以后,就派人出去侦察,目的是想找一找看附近有没有挺进支队的人,再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可一问老百姓,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挺进支队,只知道国民党的刘跃庭带着一部分人住在单县县城里,究竟有多少人,他们也弄不清楚。

正在我们不知如何找到挺进支队时,天黑以后,有一个人穿著便衣,带着两个人来到我们驻地附近,恰好同我们的侦察人员迎面相遇。侦察人员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是挺进支队的,来搞联络。

来到支队部同我们几个支队干部见面以后,那个穿便衣的自我介绍说,他是挺进支队的政委,名叫郭影秋。他说,前几天得到山东分局的通知,知道我们快到这里了,所以到这里来迎接我们。他还介绍说,挺进支队的司令员是李贞乾,留在支队照顾部队,没有来。他是遵照分局的指示,来找我们联络的。

得知他们正是我们要找的挺进支队,我们很高兴。我说:“那正好,我们正等着你们呢!”

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还请郭影秋参加了会议。会上,我首先请郭影秋介绍当地的情况。郭影秋一开始就说,这里的形势现在非常危急。他介绍说,在我们驻地往东不远的地方就是丰县,那里有一支号称有七千人的汉奸王献臣(外号王歪鼻子)的队伍。虽然这支汉奸队伍实际只四千人左右,但却非常猖狂,非常嚣张。现在正在全线向挺进支队发动进攻,已经把挺进支队逼到了欢口镇以北的十字河地区。挺进支队现在只剩下一`两百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一些干部`战士已经开始带着枪回家隐蔽起来了。由于战局不利,湖西特委和挺进支队在当地很孤立。幸亏我们及时赶到,不然再过一个星期,挺进支队就有可能被打败。

    至于附近几个被国民党占领的县城,凡是坚持抗日的,几乎都垮了,如砀山县政府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沛县县长冯子固的手里也没有了多少队伍,只有丰县县长董玉珏手下大概还有百把人。这个董玉珏原来和我们是合作的,但现在他的态度已变。单县县城里还有国民党的一个旅,旅长叫刘跃庭,手下大概有三千人左右,他们与日伪军是互不侵犯。在整个湖西地区,真正的日军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丰县和沛县两个地方。丰县的据点里大概有三`四百人的样子,沛县的日军稍多,约有六`七百人。汉奸队伍里,最大的就是王献臣这支队伍,他占领了丰县以北的大片土地。可以说,王献臣是湖西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

听完郭影秋的情况介绍,我们就开始研究先打哪里,什么时候打,怎样打法。郭影秋的意见是,擒贼先擒王,要打就先打汉奸头子王献臣,而且要打就快打,打就打他个措手不及。当然,这得看我们的部队疲劳不疲劳。

经研究,我们同意了郭影秋的意见,决定次日就开始向王献臣部发起进攻。从太行山下来一路东进,部队虽然疲劳,但一路上都是正常行军,部队还不算太累,完全有精力打好这一仗。另外,根据郭影秋介绍的情况,王献臣这支队伍虽然有四千多人,但兵力却很分散。在他所占领的丰县以北大片村庄中,差不多每个村庄都驻有他的部队,人数从几十人`百把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部队大都是些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又不懂得做工事,只是凭借几个土围子来进行守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突然开始进攻,把他们完全消灭是不成问题的。

接着,彭明治同志提出了作战计划和部署及具体打法,我们全体同意。于是我们连夜召集各大队长`教导员开会,部署作战,发布作战命令。除介绍情况外,主要是摊开地图,研究如何打法。

根据会议最后决定的作战计划,这次战斗以一大队和三大队打主攻,由西往东,一路向王献臣司令部所在地崔庄攻击前进;二大队打援,负责切断王献臣的退路,并阻击可能由丰县出来增援的日军。一大队由副支队长梁兴初带领,二大队由支队参谋长田维扬带领,三大队由大队长刘宗英`教导员蔡永指挥,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带领一个特务连,随主攻方向追击前进。我们计划,次日凌晨天亮以后各部队就开始行动,从曹马集出发,争取一天时间解决战斗。

会后,支队司令部作战股长黄炜华立即草拟了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支队军政委员会成员传阅后,由彭明治和我共同签署,并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各部队开始出发。一个半小时以后,到八点钟,枪声响起,战斗正式开始。由于我们的部队很整齐,战斗素养好,战斗力强,而且武器装备也好,所以打得敌人一触即溃。战斗开始没多久,我们一大队`三大队两个大队全线推进,很快就将王献臣部占领的村庄,一个接一个地攻了下来。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一起,带着一个特务连,一直紧随在主攻队伍后面前进。

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就把敌人都包围在两个较大的庄子——崔庄和大王庄之内了。彭明治当即下达命令,要一大队攻占崔庄,三大队攻占大王庄。之后,两个大队稍作了一下准备,就发起了攻击。下午一点钟,两个大队就先后攻进庄子,解决了战斗。

这时,丰县的日军百余人出来增援,被守候在那里的二大队击退。当时,王献臣正好在崔庄,他见势不妙,立即带了三十多个便衣,从二大队防线旁边的村子溜过去,跟随增援的日军逃进了丰县城。

这一仗,打得王献臣最后只剩下了几十个人,队伍基本被消灭。战斗结束后清查战果,共俘获一千五百余人,另有一部分逃散了。经过清查,俘虏中有一些是老百姓,真正的伪军官兵八百多人。我们还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机枪三十余挺,驳克枪三`四十支。不过,由于战斗中一些枪弹打在麦垛和房子上,使有的村子着了火,崔庄和大王庄也都烧掉了一些房子,给群众造成了一些损失。

战斗结束后,我们部队在郭影秋的带领下,经两天的行军,到达顺河集以北的十字河口肖庄,同挺进支队和湖西特委会合。这时,已是一九三九年的元旦,老百姓纷纷送来慰劳品。部队和湖西特委`挺进支队一起会餐,共同祝贺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并欢庆首战胜利。

在中共湖西特委的所在地肖庄,我们住了一个短时期。当时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机构称为特委,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改为湖西区党委,当时的特委书记是白子明,特委下属的各县都有党的组织,有县委,也有区委,但人数都很少,而且大多还处于秘密状态。各级组织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发展抗日武装,组织游击小组`游击分队,没有建立其它的群众组织。

当湖西特委知道我们在八路军总部听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以后,就请求我们向他们传达会议精神。经支队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同意他们的请求,由我向特委进行传达。参加这次传达六中全会精神会议的,有特委组成人员及几个县委书记,约十余人。我首先传达了全会精神,然后,对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同时根据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湖西地区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统战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和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作了重新部署和安排。由于当时地方工作还是归特委负责,我们只是给予协助,所以我在会议上只是建议特委,要充分利用我们到来的这个时机,掌固和发展崔庄战斗的胜利,打开局面,恢复和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

在我们消灭了王献臣这一股湖西地区的最大的敌人后,湖西地区的形势很快就扭转过来了。原先回家隐蔽的挺进支队干部`战士纷纷带枪归队,挺进支队新的领导班子也组成了。挺进支队的新领导班子共四人,即司令员李贞乾`政委郭影秋`副司令员李发`参谋长孙鹤一。挺进支队司令员李贞乾,在当地群众尊称为“李司令”。李贞乾出身于丰县北部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曾是国民党丰县县党部委员和进步人士,在当地群众中威信很高。丰县一沦陷,中共湖西特委就以他的名字号召,组织了一个抗日义勇军挺进支队,队伍发展很快,一下子就发展到了七`八百人。挺进支队组织起来以后,日本人把他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把他家里的人也杀了,可以说为了抗日,他是倾家荡产,为抗日救国作出了重大牺牲。

挺进支队政委郭影秋,原为国民党铜山县政府的教育科长,是中共地下党员,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战。挺进支队成立后,湖西特委派他担任这支抗日武装部队的政委,是挺进支队的主要领导者。副司令员李发,参谋长孙鹤一都是老红军干部,是由部队派去负责军事指挥工作的,就由他们几个人组成了挺进支队的新的领导班子。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队伍又恢复到了原有的规模。

按照总部的决定,部队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微山湖西,东部就到微山湖边为止。我们在肖庄小住一段时间以后,便迅速把三个大队分别撒了出去:一大队撒到往沛县这一边,向东朝铜山发展;三大队撒到鱼台`金乡那一边,向西北方向发展;二大队撒到丰县那一边,向南往砀山和单县发展。挺进支队则在丰县以北`鱼台以南地区活动,并寻机向东往微山湖边发展。我们支队部和区党委靠拢在一起,在单县`丰县`鱼台`金乡一带活动。一时间,军地双方密切配合,工作进展很顺利。

国民党的几个县政府知道是我们八路军到了,纷纷向我们靠拢,希望依靠我们来帮助他们恢复政权。首先是丰县县长董玉珏`县大队长黄体润,大摆了一桌宴席,专程来支队请彭明治和我去县政府吃饭。然后是砀山县县长窦雪岩,派人给部队送来了粮食和猪肉。最后沛县县长冯子固也来要求我们派部队,去沛县支持他们的抗日斗争。他们甚至公开向我们表示,现在他们离省政府很远,省政府对他们是鞭长莫及,管不了他们,因此他们愿意把我们当成上级领导看待,在日军“扫荡”时,听从我们的指挥,叫他们怎么打就怎么打。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我们同他们商定,由这几个县供给我们粮食和物资,平时双方互通情报,战时配合作战。

在我们的帮助下,几个国民党的县政府很快就巩固了政权,他们利用这个时机,拼命发展自己的武装。不久,丰县董玉珏`黄体润的队伍发展到了四`五千人,沛县冯子固的队伍更是发展到了六千多人,连砀山县窦雪岩的队伍也由几个人发展到了二千多人。这些人都是地头蛇,借助我们的力量,巩固了政权,发展了武装,队伍的发展比我们还快得多。

这个时期,是湖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高潮时期,不过事后看来,当时我们的思想有点“右倾”,对国民党人的支持太多,以至于他们以后还有能力反过来和我们搞“摩擦”。如果当时把他们搞掉,后来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但当时他们打的也是抗日的旗号,而我们又要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如果真的把他们搞掉了,极有可能还要说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建立自己的政权。占领了鱼台`全县和金乡等地以后,我们派出了自己的县长,其中金乡县的县长,就是我们支队政治部的民运股长李英。不久,我们又建立了两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并开始筹备成立专员公署,准备由李贞乾任专员。在部队的发展上,苏鲁支队经几次扩兵,队伍由三千多人发展到了近万人。挺进支队也发展到一千多人,下编为三个营。

当时的湖西地区有个特点,就是散落在民间的枪不少。原因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会战后,队伍全线溃退南撤到徐州的途中,丢下的步枪`机关枪`驳克枪和各种子弹不计其数。这些枪弹有的被地主搞走,拿去组织了地主武装,有的则被当地的老百姓收藏了起来。因此,有了人,就不愁没有枪。要想发展队伍,只要把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收集起来,就可以编成一支像样的队伍。

一九三九年二月,沛县北部有一支伪军部队,约一千四五百人,司令员名叫藉兴科,副司令员何玉祥,经我们同湖西特委的郭影秋同志的一系列工作,主动提出反正,要求我们派部队前去支持。结果我们队伍一到,他们就反正起义了。事后,经报请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我们将这支队伍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的独立大队,由何玉祥任大队长,郭影秋兼任政委。因为藉兴科年纪既大又吸大烟,不适宜在部队工作,所以由特委统战部门给他另行安排了工作。

这一年的三月,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师部`六八六团和补充团进入到了鲁西北和沂蒙山区,在恽城`宁阳`汶上等地连打胜仗,歼灭了伪军两`三千人。胜利消息传来,我们知道是师部到了,于是立即发电联系,。很快师部就来了命令,要我们将挺进支队正式编入苏鲁支队,统一对湖西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接到师部命令,我们立即向湖西特委作了

通报,并随即将挺进支队改编为苏鲁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贞乾任大队长`郭影秋任政委并兼独立大队政委,李发任副大队长,孙鹤一任参谋长。

不久,我们将支队下面原相当于营级建制的四个大队,改编为相当于团级的建制,并在每个大队下编四个营,每个营下编四个连。独立大队编入三大队,编入三大队下属的一个营,由何玉珏任营长。我们以苏鲁支队和湖西特委的名义共同发电报,将改编情况报告了一一五师`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同时报十八集团军总部,得到了批准。

经过我们几个月的作战与工作,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是打开了。湖西的抗日根据地,北面到了金乡`鱼台,东面到了微山湖边,南面逼近陇海铁路,占领了砀山等县。因为西面是国民党的占领区,我们没有过份进逼,可是也进入了中共鲁西南地委的所在地曹县。与此同时,我们苏鲁支队也发展到了一万二千余人,在当地是名声大振,称得上是当时整个苏鲁地区举足轻重的一支重要武装。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我们在湖西地区发展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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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6:32:05 | 显示全部楼层
六`南下陇海路,番号改为苏鲁豫支队

在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我们也曾多次寻求向南发展的机会,我们的部队就曾两次南下越过陇海路进入过萧县境内,当时萧县属于江苏省。

第一次越过陇海路,是应萧县县委之请。抗战开始以来,萧县的形势一直比较好,差不多整个县都在我们党的领导和控制下。县委书记叫李中道,解放后曾任过吉林省的省委书记。县长叫彭笑干,县委还有纵汉民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萧县的武装曾发展到四`五千人。但由于萧县距徐州较近,敌伪活动很厉害,这也给县委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听说我们支队到了湖西,从一九三九年三月起,县委就再三派人来,要求我们派一部分队伍南下支援他们。经支队军政委员会讨论,我们决定派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率二大队越过陇海路,去萧县开展工作,同时侦察了解情况。

半个月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陇海路很好过,只要两边搞好警戒,一下子就过去了。到了萧县以后,在县委提供的情报和带领下,半个月内打了好几仗,这里二百,那里二百,把一些土匪`汉奸的队伍打掉之后,局面就打开了。

他们还讲了一件事:有的土匪头子听说八路军到了,怕被我们消灭,就想向我们靠拢,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但萧县县委认为,这些土匪武装在打着抗日的旗号,依然还去抢老百姓的东西,坑害当地群众,性质根本没有改变,因此绝不能同他们搞统一战线。根据县委的意见,梁兴初`王凤鸣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一天,我们部队在白楼子东面一个叫洼子口的地方住下以后,搭了个台子,宣布要召开联合抗日大会,把那些土匪武装头子及其部下找来开会,并把他们放在会场中间,我们的部队则布置在会场的四周。一宣布开会,梁兴初就向空中打了一枪,以此为号,我们的部队立即举起枪,把那些土匪吓得要命,一个个乖乖地缴了枪,一下子就俘虏了四百多人,都交给了县委。

梁兴初等人还反映,在萧县搞枪很容易,那里村村寨寨都有国民党军溃败时扔下的枪支,那时发展部队,多么需要枪呀!二大队南下只半个月,就搞了十几挺机枪和几百条步枪。他们认为,在安徽宿县`河南永城等地区,尽管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但如果支队主力南下,相信很快就可以打开局面。

听了汇报,我和彭明治商量后认为,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总部和师里的指示,在湖西地区局面基本打开以后,队伍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向南发展。于是我们向湖西特委提出,留挺进支队在湖西坚持斗争,苏鲁支队的全部主力南下,往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特委同意后,我们又向总部及师部发电请示,总部回电报说,按照情况,是否南下,由我们自己考虑决定,如果决定南下,要注意同彭雪枫部队取得联系。总部还告诉我们,一一五师师部已经进入山东,我们的行动以后由一一五师直接指挥,与总部只要保持联系就可以了。

接到总部的电报,我们决定南下。四月初,支队部率领一`二`三大队和独立大队开始越过陇海路南下。我们这次南下的目的是铜山以南`宿县以东`灵壁以西地区,主要是想把这一地区的伪军和土匪队伍消灭掉,压缩敌占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我们很顺利地过了陇海路,之后又在地方党的帮助下,在徐州和宿县之间的夹沟顺利通过津浦路。在津浦路东,我们第一个袭击的目标是位于濉唐河边的灵壁重镇时村。

濉唐河是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来往船只很多。在时村设有伪军的一个收税大卡,据说一天可以收到好几千块钱。时村驻有伪军三百多人。

在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就由彭明治和我亲自指挥三大队向时村发起突然攻击。当时我们一个大队已经发展到了两千多人,两面一包围,很块就攻进去了,三百多名伪军全部被消灭,一个也没有跑掉。这次战斗一共缴获了步枪三百余枝,机枪七`八挺,子弹上万发,另外还有包括布匹`食盐等在内的一大批资材。听说我们打下了时村,国民党灵壁县县长许之信马上就来了。由于我们和地方党一时联系不上,只好把时村交给了他。

我们在时村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就又回到津浦路以西,开始向豫东方向推进,一直前进到了永城。我们南下后一直都很注意与彭雪枫支队取得联系,可我们后来得知,彭雪枫支队还在平汉路以东,与我们相距较远,相互之间一时联系不上。于是我们向东走了一圈,最后回到萧县。

通过这次侦察性的南下行动,我们认为,部队向东发展很有前途。当然,向西发展也有着相当的空间,但那里已经有彭雪枫支队在活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们回到萧县时,中共湖西特委刚刚改组为湖西区党委,区党委书记仍为原特委书记白子明。湖西区党委听说日军即将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就要求我们返回湖西地区,准备反击日军的“扫荡”。我们决定尊重区党委的意见,即刻返回湖西。我们走丰县南部,顺路消灭了那里的一部份伪军以后,就回到了湖西和区党委会合,并休整了一个时期。

由于八路军苏鲁支队两次南下,威胁到了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从而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为了加强守备,日军不仅将沿津浦路`陇海路一线的各个据点都增加了兵力,而且在丰县`沛县也增加了部队,准备对湖西根据地进行“扫荡”。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我们回到了湖西以后不久,日军湖西地区的“扫荡”终于开始了。日军的这次“扫荡”,主要依靠汽车来完成,而且攻击的对象也包括国民党县政府的部队。一开始,敌人是坐着汽车出来“扫荡”,沿着公路跑一圈就回去,让我们打都不好打。后来我们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在公路旁边的各个村子里进行分散伏击,等日军的汽车一来,就用机枪扫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还很奏效,我们每进行一次伏击,都能杀伤他们一些人员。我们打了五`六次这样的小仗以后,日军就退回据点,再也不出来了。

日军对湖西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敌人的“扫荡”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但作为支队的领导,我们感到不能这样盲目乐观。为此,我们专门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对这次反“扫荡”行动进行总结。

大家认为,平原地区,村子稠密,大车路`公路四通八达,汽车到处都可以通,敌人一扫荡,我们就很困难。只要有路的地方,他的汽车就一定比你跑得快。而我们的部队白天就不能转移,一转移就很可能会暴露目标,就会有伤亡。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村子以后,就必须得在那里坚守一整天。这种情形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挖沟。湖西地区是平原,既不利于部队隐蔽,也无险可守,但是可以挖沟,让村与村之间都以深沟相通。这样,一则部队可以利用这个地形来有效袭击敌人,二则在日军“扫荡”时,老百姓可以从沟里跑掉,以减少损失。最主要的,我们在公路和大车路上挖出的沟,可以使日军的坦克`汽车不能够横冲直撞,从而让它们无用武之地。

总结了前一段反扫荡的经验之后,支队军政委员会认为,一定要动员群众,把村与村之间的道路,统统挖成沟。我们认为,湖西地区土质松软,少有石头,只要大家心齐,挖成沟应该是问题不大的。经商量,这个挖沟的具体任务,我们就交给了支队副参谋长黄纬华,让他去组织调查研究,画出路线图来,并具体组织实施。先动员几个村子,挖出个样板来,然后要各县来参观学习,统统按照这个办法来搞。

在区党委的支持和推动下,在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时间不长,整个湖西地区村与村之间的沟都挖通了。当时,大家管这种沟叫“抗日沟”。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在军民上下心气相通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们接到十八集团军总部的一份电报,命令我们往南,向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电报告诉我们,彭雪枫支队正从河南的竹沟往东发展,要我们尽快与彭雪枫取得联系,以配合彭雪枫部打开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大别山以北这一大片地区的局面。同时,总部正式批准,将我们的番号由八路军苏鲁支队改为苏鲁豫支队。

接到总部命令,我们立即进行研究`部署,决定兵分两路,将四大队(原挺进支队)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为加强四大队的力量,再从其它三个大队各抽一`二个老连队,编入四大队,并留下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由他们兼任四大队的大队长和政委。另外,立即给湖西区党组织一个警卫营,同时把各县的游击大队也都划归区党委直接指挥,以保证区党委能安全开展工作。同时,由支队部率一`二`三大队南下,配合彭雪枫支队向豫东`皖北发展。我们将这一南下部署,报告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师部后,很快得到了总部和师部批准。

随后,我们立即将南下部队集中在单县`丰县和砀山之间,然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全部越过陇海路,再次进入到皖北萧县境内,当时的萧县县委,已归属于湖西党委的领导。

我们到了萧县,彭雪枫支队的政治部主任萧东望带了一个骑兵连来和我们联系。当时彭雪枫是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我们双方各自介绍了部队的活动情况,商讨了今后的联系办法。萧望东主任提出,他们准备要往东来,要我们慢慢地同他们靠拢,他建议把重点放在西面,先打开津浦路以西地区的局面,然后再逐步向津浦路以东发展,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

要打开津浦路西的局面,首先就要把萧县的工作做好。当时,萧县县委领导下的县大队有一千七百多人,大队长耿蕴斋,副大队长孙象涵`吴信容。我们到达萧县后,又把这支部队编为苏鲁豫支队的第七大队,并派去兰廷辉当了政委。七大队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在津浦路以东,由孙象涵率领,大约有五个连。一部分在津浦路以西,由耿蕴斋带领,也是五个连。我们到萧县后,除县城外,帮助所有的区都建立了民主政权,同时,又帮助县委新组建了一个县大队,很快又发展到一`两千人。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仗,但由于我们收缴了大量国民党遗弃的枪支,武装了部队,队伍发展极其迅速。

不久,我们又越过津浦路,向灵壁`泗县`睢宁推进。这样,就从西北到东南再到西南,形成了对徐州的三面包围之势。我们的这一行动,使得日军大为恼火。在此之前,日军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他们狂妄地认为,八路军只是一些手持土枪土炮的农民,用伪军就足以对付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八路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而且还闯入了他们的心脏地区。这使日本侵略者大吃一惊,开始认识到八路军绝对不是一伙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因此,开始准备认真对付我们。

六月初,专门针对八路军的日军大“扫荡”开始了。在扫荡以前,我们就得到消息说,日军的这次“扫荡”,集中了近六千兵力,从徐州`夹沟`宿县`灵壁`睢宁`时村,分七路向我们苏鲁豫支队进行合围,下定决心要把我们搞掉,最少也要把我们撵出徐州东南地区,解除对津蒲路的威胁。

过去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大规模的“扫荡”,当时,支队部只剩下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我们三人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应付敌人的这次“扫荡”,就必须将部队集中到四面都有山的铜山县张山集和褚兰集一带去。因为我们的部队刚刚南下,还没有开展挖“抗日沟”的活动,敌人一来“扫荡”,我们在平原地区没有什么依托,而敌人的汽车`坦克却可以横冲直撞,畅通无阻。在这种情况下,要准备反“扫荡”,就必须要依靠山。张山集`褚兰集一带四面都是山,虽然山不是很高,但比平地还是要好得多。

彭明治和我随即发出命令,命令部队立即全部集中到张山集和褚兰集地区。当晚,部队经一夜急行军,全部到达了指定位置。部队刚部署完毕,就发现敌人的坦克`汽车一路一路浩浩荡荡地过来了。很快,将近六千人的日军的快速部队,就包围了张山集和褚兰集。除步兵外,日军还配置有五十多辆汽车`二十门大炮和两辆坦克。

根据战前的部署,我们四个大队各挡一方,日军用坦克冲了几次,始终也没有冲过来,反而冲到山沟里去了。山区不通公路,敌人的汽车也过不来,日军便改用大炮轰。从中午十二点一直打到天黑,不知道打了多少炮。那里的山没有树,都是光秃秃的石头,炮弹打来,石头就满天飞,弄得我们很难受。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各在一块石崖下,用电话指挥部队。队伍各自依凭紧急筑起来的工事,独立顽强抗敌。就这样,敌人发起的几次攻击,都让我们给打了下去了。一直到晚上,敌人也始终没能前进一步。我们守住了这个山区。

随着黑夜的来临,彭明治问我:“政委,怎么办呀?”我说:“你的意见呢?突围吧!”彭说:“对,要突围,还回到津浦路西去,西面的萧县`永城是我们的根据地,往东不行,我们对那里的地形不熟对我们不利。”

我完全同意他的想法,认为应该趁着黑夜突围出去。我们当即安排全支队分三路突围,一大队`二大队各一路,三大队和七大队一起为一路,支队部随一大队跟进,二大队断后。

天黑以后,我们派侦察部队下山侦察,发现前来围攻的七路敌人之中,已有四路由原路退回了,只有三路敌人还没有走,村子里没有动静,敌人的包围圈中出现了空隙。

我们迅速从敌人的空隙中穿插行进,因为队伍没有什么辎重,都是轻装,很容易的就突了围。敌人还在那里打炮,我们就已经走到敌人的后面来了。我们随即加快脚步,整整走了一个晚上,仍从夹沟越过了津浦路。因敌人抽调兵力围攻我人,这里防守空虚,是个空档。一过津浦路,天就大亮了。

夹沟的西面有一块叫黄藏峪的山地,山里有个大寺庙,庙前有个大森林。过了津浦路后,我们考虑部队打了一整天,又接连两个晚上都在赶路,就把二大队放在黄藏峪的口子上警戒,让其余部队在森林中稍事休息。不料还没等我们吃上饭,敌人已跟踪前来。听到枪响,部队顾不得吃饭就冲上了山顶。彭明治下了死命令,要二大队无论如何也要在山口守住。敌人拼命地攻,二大队坚决抗击,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由于战场是在山区,敌人的坦克`汽车无法前进,而山背后却是我们的根据地,因此我们在二大队顽强阻击的掩护下,支队主力很快就撤回到王白楼`洼子口地区,回到了根据地。就这样,经过两天一夜的阻击,我们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七路围攻。前来围攻的日军全部退回了据点。

这一仗,是我们到苏鲁豫边区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战斗。我们全支队伤亡近六百人,当然是伤的多`亡的少。二大队政委蔡元兴被炮弹击中牺牲了,牺牲了这么好的一个干部,真令人痛心!除此之外,还牺牲了一些连`排干部。

应当说,彭明治在这次战斗中指挥若定,表现得很沉着,很坚定。本来,敌人的这次七路围攻,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超越过我们,敌人把我们看成是心腹大患,不把我们撵走他就不会放心,所以下定决心发动这么一次大“扫荡”,对我们来说这一仗非常难打。当时彭明治的身体不好,梁兴初又不在,但他仍然同我和田维扬一起坚持了两天一夜,没有犯病,而且始终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最终指挥部队突出重围,打破了敌人精心布置的七路围攻。

部队能基本完整地回到根据地,我很高兴。回来后,我直夸彭明治这次指挥得好。他却说:“政委,你还说这个话。这次我没有搞好,伤亡了这么多人。”我说:“还要怎么好法呀?想把敌人全部消灭,那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是机械化部队,武器装备好,行动迅速。主要是我们的伤亡大了一点,这是个损失,不过我们把伤兵都弄回来了。而且,经过这一次战斗,我们尝出了滋味,知道敌人的大‘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小‘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这种经验对我们以后进行反‘扫荡’很有意义。最重要的是,从这次战斗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条经验,对我们八路军,日本鬼子就是没奈何。”彭明治很赞同我的意见,说:“政委,你说得好啊!”

经过了这次反“扫荡”,我觉得彭明治在打仗这方面很有经验,他很沉着,很稳重,从不冒失,经过这段时间单独行动的考验,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军事指挥员。

结束了这次反“扫荡”,我们便从王白楼`洼子口地区继续向西,往萧县`砀山`永城前进,最后在孙老庄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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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6:33: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七`挺进皖东北

一九三九年六月底,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在梁兴初所派的一支队护送下,带动一个骑兵排,出乎意料地来到了我们支队部。看到陈光到来,大家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刚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现在师长又来了,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

陈光代师长住下以后,首先听取了我们汇报。我们汇报的主要内容是:

一`队伍发展情况。我们六八五团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从山西离开一一五师师部以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由三千多人发展到了一万二千多人。现在的苏鲁豫支队一共是五个大队,每个大队下编四个营,每个营下编四个连,同时每个大队还另编有一个重机枪连。此外,我们还有四个县属游击大队。由于国民党军溃退时,在湖西等地区遗弃了大量枪支,部队的武器装备都得到了更新,原有的都移交给了游击队。

我介绍说,彭明治很注意炮兵的建设。我们经过调查,挖到了一门山炮,于是彭明治就组编了一个炮兵连。由于缺少炮弹,这门山炮我们平时都舍不得用,但在打汉奸土围子时就很有用。一次在河南永城有个汉奸土围子,他有一百多条枪,就是不开门`不投降。彭明治就下令调来山炮,结果,我们只对着城门打了一炮,他们就吓得乖乖地开门缴了枪。

汇报到这里,我开玩笑地说:“那么厉害的山炮是很好,但敌人的这次七路围攻,炮弹打了千百发,我们不是也挨住了吗?并没有吓倒我们嘛!”

陈光也插话说:“师部在反‘扫荡’时,也曾在陆房挨了日军很多炮弹,但我们也没有被吓倒。”

二`彭明治同志就苏鲁豫支队这段时间的战斗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粗略计算,这段时间内我们大体上打了四`五仗,粉碎敌人大小“扫荡”共五次,最大的一次就是铜山东南张山集敌人七路围攻的这一次。在这些战斗中,我们共俘获敌人,主要是伪军,将近三千人,也缴获了数千支枪支。

三`创建了根据地。我说,我们在金乡`鱼台`萧县`永城以及单县`沛县`丰县`铜山的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县`区政权。这些地区的敌伪都已基本赶走或肃清,只剩下日军孤立地留在据点里。在根据地内,为抗击敌人的军事“扫荡”,挖“抗日沟”的活动正在逐步推广。

四`开展了同国民党抗日部队的统战工作。同国民党的县政权`地方部队联合抗日,他们都听我们的调遣`指挥,只是对国民党人恐怕是有点“右”,以致于现在他们的武装也发展起来,而我们又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搞掉。

在汇报的最后我们强调,湖西地区的局面之所以能够打开,主要是因为我们执行了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师里的指示,积极组织地下党`地下武装和情报网开展工作,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如原挺进支队和萧县县大队等,在我们创建湖西根据地的工作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彭雪枫支队对我们的配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湖西地区局面的打开,完全是上级正确的领导,以及地方党`地方党领导的军队和兄弟部队对我们支援的结果。

听完汇报以后,陈光代师长也简略给我们介绍了师部东进以来的情况,以及日军在陆房进行大“扫荡”的情况。接着就和我们一起研究苏鲁豫支队的下一步工作部署。

陈光代师长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下一步将苏鲁豫支队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一`四大队继续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由于在军事上一时找不出适当的人选,仍由副司令梁兴初兼任四大队大队长,政治部主任王凤鸣兼任四大队政委。又由于湖西地处陇海路北,离支队部较远,陈光代师长的意见是,四大队就直接归一一五师师部指挥,我们表示完全同意。

二`一大队加七大队的孙象涵部,进入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洪泽湖以北的皖东北地区活动,以打通和鲁南师部的联系。陈光代师长非常同意这一安排,说:“这个意见好,这样一来,师部和你们之间的联系就打通了,占领了这一地区非常重要。可是要谁去指挥呀?”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可不可以呀?”陈光说:“很好,就你带一大队和孙象涵部东去吧,只是可能会遇到困难。”彭明治说:“政委还能离开支队部吗?”陈光说:“没有关系,还有你们嘛!”

三`支队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田维扬,副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率支队主力二`三大队及七大队耿蕴斋部,在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地区活动,打通同彭雪枫支队的联系。

四`七大队耿蕴斋部和孙象涵部由于历史形成的关系,暂不合编,仍旧分两部分活动。

下一步的行动计研究决定之后,陈光代师长高兴地说:“这一部署实现以后,徐州的西北`西南和东南都有苏鲁豫支队在活动,如果我们山东的部队再南下,就将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徐州在历史上向来就是个重要战略区,我们如果能够控制这个地区,在这一地区坚持抗战,就能牵制住大量日军,这对全国的抗战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还交待说:“我回去后,口头向师部`向罗荣桓政委汇报这一新部署,你们就不用再发报了。”

研究完工作以后,我们又陪陈光代师长到部队去检查了一圈工作,接着就召集各大队的大队长`政委开会,请陈光给大家讲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对苏鲁豫支队过去的工作,他表示满意,认为我们在湖西地区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今后的部署,陈光代师长强调主要是发展根据地,压缩敌占区,消灭伪军`孤立日军`建立和扩大自己的队伍。在战术上,要尽快打小仗`打胜仗,以牵制敌人兵力。他还告诉我们,对津浦路`平汉路`陇海路,暂时都不要去破坏它,破也破不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去控制敌人的交通线,所以任何的破坏都只能是暂时的。相反,如果我们那样做了,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从而促使敌人发动大“扫荡”,增加我们活动的困难。

讲话的最后,陈光代师长还要我们很好地总结反“扫荡”的经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继续在平原地区开展挖“抗日沟”的活动,准备粉碎日军的大“扫荡”,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占区。同时,他还要我们注意经常与师部保持联系,并答应给我们增加一个电台,供我和东去的部队使用。

陈光代师长在支队部住了一个星期以后,说他离开师部很久了,准备回去,要我们派两个连送他,并说,这两个连将来有可能回来,也可能就留在师部。临走的那天,我们牵着马,依依不舍地将陈光代师长一直送过了陇海路,才在那里和他分手告别。他带去的两个连到师部后没有回来,被编入了其它部队。

按照与陈光代师长一起商定的计划,一九三九年七月初,我率一大队及七大队一部从驻地出发,开始往东向皖东北行进。彭明治`田维扬`黄炜华`郭成柱等一直送我到村口,我和他们也分了手。彭雪枫支队特意派出的张爱萍和刘玉柱二人和我们一起东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皖东北建立区党委。从此,我们三人就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部队出发的第三个晚上,我们按预定计划在宿县以南`固县以北地区,顺利越过了津浦路。过去的几次过路,我们走的都是宿县以北的夹沟,这次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我们改走了宿县以南。

越过津浦路的当晚,部队在杨屯集宿营。宿营地距固镇`宿县敌据点有五十里路,距灵壁敌据点也是五十里,距时村据点二十五里。另外这个地区是河网地带,有新濉河`老濉河`濉唐河`新河`沱河等五条河流,从西北到东南横贯其间。河网密布的特殊地形,使得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顺利通行。我们原以为,在这样的地区宿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料第二天早晨,前面担任警戒的部队发现,敌人正从宿县`固镇`灵壁分三路前来合围我们。由于在河网地区,他们无法使用汽车,每路约七`八百人,徒步前进,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大队部的附近,等警戒部队发现他们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离大队部驻地只有一里路左右了。

所幸当时正值青纱帐起,遍地都是一人多高的高梁`玉米,敌人突然来袭后,我们急忙进到青纱帐里去隐蔽。我和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赶紧指挥队伍挖掘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派出侦察员到前面去侦察敌情。

由于青纱帐很密,敌人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敌人,整整一天,敌人没有发动攻击。他们都只是在外面用炮轰,看样子是想把我们撵走就算。正当敌人开始炮轰,我忙于指挥队伍挖掘工事时,张爱萍主动提出,要我派几个警卫员给他,他要去前面看看地形,帮助我们侦察一下敌情。时间不长他就回来告诉我,看样子敌人一时还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果然,我们前面的几个连同敌人顶住了,打了一天也没有什么伤亡。到天黑以后,我们顺利地突围了出去,敌人并没有追击,很快也退了回去。就这样,我们刚过铁路,就跟敌人打了一整天。晚上突围后,脱离了敌人的追击,进入了我们预定的区域孙家寨一带宿营。

以前南下时,我们到过这里,对这一带地区比较熟悉,所以队伍住下以后,我就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和七大队副大队长孙象涵来共同研究,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先向哪里发展。孙象涵是夹沟人,对附近的地形和情况都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经研究,大家认为,按照陈光代师长交待的要同鲁南师部打通联系的任务,队伍应当首先向北发展,如再往南走,就会进到大濉河流域,河流更多,更不好活动。最后我们决定,部队下一步先转而向东,经泗县`泗洪靠向洪泽湖西岸,再沿运河向北发展。张爱萍同志也同意了这一方案。

部队来到了泗县时,张爱萍同在皖东北活动的地下党负责人杨纯联系上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皖东北专员公署就设在泗县,专员名叫盛子瑾。为了隐蔽在国民党的专员公署里,杨纯这个女同志竟然推光了头,女扮男装,化装成了一个男人。

不久,山东分局又派来了金明,由他担任皖东北的区党委书记。这样,就由金明`张爱萍`杨纯组成了中共皖东北区党委,来共同负责皖东北地区的工作。从此,张爱萍和刘玉柱就留下来专搞地方工作,不再跟随部队活动了。我专门派了一个连掩护他们。他们经常派人来同我们联系。我也曾到区党委驻地住过两次。我去区党委的目的,是想多了解些情况,同时也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看区党委需要我们向那里发展,好及时派部队过去。

至于地方党的建设工作,我们不参加意见,不作任何干预,但我们和区党委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分别同盛子瑾`许志远搞好统战关系。具体分工是,区党委负责对盛子瑾专员的工作,我负责对许志远的工作,共同做好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盛子瑾的专员公署里,除了杨纯外,还有我们地下党的另一位负责人江上青及地下党员吴云村。自我们来到皖东北以后,他们两人就开始同我们取得联系,供给情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关于盛子瑾及皖东北地区的一些情况,我主要是从江上青`吴云村那里了解到的,他俩曾两次前来我们驻地,向我们介绍情况。据江`吴二人介绍,盛子瑾本人是坚持抗战的,手下也有一千多人的一支武装,但他的部队打仗很少,战斗力较弱。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天,由张爱萍和我分别做工作,动员盛子瑾和许志远在张大路镇进行会谈,以消除相互之间的敌意,共同携起手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天的会谈进行得较为顺利,双方达成了再不“摩擦”`握手言和`共同抗日的协议。

会谈结束后,江上青`吴云村在随盛子瑾回专员公署的途中,突然遭到大柏圩子村地主柏逸荪武装的袭击。袭击中,江上青不幸当场牺牲,吴云村侥幸逃脱,来到我们驻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之后皖东北区党委在泗县的李杨镇附近为江上青举行了追悼会。区党委金明`张爱萍`杨纯等参加了追悼会,张爱萍在追悼会上致敬悼词。我也专门从五十里外的部队驻地,赶去参加了这个追悼会。我们一起为江上青安葬,并修了墓。

这一段时间,我们接连打了七`八仗,基本上打开了灵壁`泗县`睢宁这一个三角地区的局面。但我们还有后顾之忧。一个叫高楼的寨子里有一支地主武装,对我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高楼位于灵壁以北,寨子里共有八百多户人家,为首的是一家姓高的地主,手下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共有四十多挺轻机枪`两千多支步枪。高楼的土围子很坚固,不仅里面筑有炮楼,而且周围有一道很深的壕沟,沟里都是水,水很深,人过不去。对这个土围子,谁也不随便动它。日本人不动它,是因为这个寨子与敌伪有关系;国民党部队和我们不动它,是因为要是硬攻,伤亡就会比较大。

当时一大队三营教导员石瑛,搞民运工作很有经验,他自告奋勇,说愿意进寨子去谈判。于是,我要秘书写了一封公函,希望他们与我们共同合作抗日,并供给我们一部分粮食和款子。

石瑛拿着公函去了,受到了很好的土款待。回来时也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来了,支援你们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力量有限,杯水车薪,多了不行,少供给一点是可以的。石瑛还向我汇报说,他感觉他们只是敷衍,说得很好,但实际上不给。要他们跟我们合作的希望不大。我说:“那我就再写信,限期要他们把粮`款送过来。”

好,过了几天,他们不但不给我们粮`款,还集合了一千多人,从北往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向我们攻击,见我们就打。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开始只是避让,后来见他们过于猖獗,就拿出一个主力营绕道到他们后面,待他们的队伍离开围子后,一下子就把他们的退路掐断了,然后围而歼之,缴了他们一百多条步枪,四`五挺机枪,还抓了四`五百俘虏。

由于对方背信弃义,让我当时非常生气,我马上集合俘虏进行训话,斥责他们跟日本人站在一边,想把我们撵走,是汉奸`卖国贼。接着,我询问他们,是谁领头来袭我们的。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吭气,都不作声。石瑛在旁边告诉我,中间有一个人是他们最坏的头子。这时我掏出了枪说:“你们不讲,我就先枪毙你们一个。”

结果我一开枪,打在那个坏头头的腰上,虽然没有把那个坏头头打死,但却把其他人吓坏了。他们口口声声地告饶,说只要放他们回去,马上就给我们送粮食来。我说:“那好,就放你们回去,如果再出来骚扰绝不会再这么客气,一定消灭你们。”

我们把这些俘虏放回去以后,他们很块就送来了粮食和猪肉。虽然很少,但也就算了。从此,他们就龟缩在自己的土围子内,再也不敢出来挑衅了。我们也没有再动它,只是让它孤立起来就完了。

后来日军出来“扫荡”时,一下冲进去抄了他们的家,把东西抢得光光的,枪也给收缴了。从那以后,这个寨子的态度改变了,逐渐的向我们靠拢,和我们互通情报,要求共同抗日。这个寨子解决后,我们在这个地区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之后,我们又继续往东发展,逐渐进入了洪泽湖畔的半城`南新集`蒋坝等地区。这期间,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带部队出去了半个多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缴了几百条枪。从此出了名。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苏鲁豫支队有个胡老大。当时,在伪军中曾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因为在这里,再没有其它的主力部队在活动了。

打开皖东北局面的同时,我们也顺利地同鲁南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山东南进支队的近千人,由支队长李浩然`政治部主任胡茄(唐棣华)率领,来到睢宁以南同我们会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同鲁南的部队打通联系。以后李浩然`胡茄等经常同我们联系,有时两支部队还共同开展活动。

在此之前,有个叫抗敌演剧第六队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皖东北找到我们,想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山东去。这个演剧队全队约有五`六十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大`中学生,他们是在重庆响应周恩来`郭沫若的号召,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支文艺演出队。他们在皖东北逗留期间,非常活跃,经常给部队演戏`唱歌,帮助做群众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南进支队会合后,我们就把演剧队交给了他们,请他们把演出队送到沂蒙山区去。

到了八月,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黄春甫)又带领一个团南来,在睢宁`宿迁之间同我们会合。团长翁徐文,原是一一五师的供给部长,和我很熟悉。这次在敌后重新相见,我们都很高兴。会合后,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互相交流了经验。这是我们第二次同鲁南部队打通联系。从此,我们与在山东的师部`党组织及山东的部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顺利完成了陈光代师长交待的任务。

不久,江华返回山东,但翁徐文这个团没有跟着回去,一直留在皖东北活动。到后来重建新四军`张爱萍出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时,翁徐文的这个团同孙象涵`韦国清所带的部队一起,合编成了九旅的一个主力团,韦国清还成为九旅的政委,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是朱瑞。朱瑞是安徽宿迁人,知识分子出身,红军时期曾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对我比较熟悉。我们打通与山东的联系后,他得知我以前叫吴文玉,是一军团下属的一个干部,就给我发电报说:“我是宿迁人,在宿迁的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拟了一封信,致宿迁及苏北的父老兄弟,请你用我的名义印好后散发出去。”

我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叫人出去买纸。当时纸张极其困难,我们到处买纸,也只能油印二百多份。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把他这篇《告苏皖边父老兄弟书》,在苏北`皖东北各地散发了出去。

就这样,到一九三九年的夏末秋初,我们把皖东北包括一部分苏北地区的局面基本打开了,东到运河边,西到津浦路,北到徐州附近,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有自己的政权,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游击队,有主力部队在活动,军队`地方各负其责,局面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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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7:06:17 | 显示全部楼层
八`湖西“肃托”事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我们召开了地方`军队联合庆祝大会。大会由我主持,并由我讲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讲话之后,张爱萍代表皖东北区党委讲了话,。随后吴云村也讲了话,会开得热闹而简单,唱了《国际歌》,就结束了大会。

就在这次大会的进行过程中,我突然接到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专门给我的一分电报,命令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电文大意是:吴法宪同志:我来到你们支队部已有一个礼拜了,我来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你们支队部业已回到湖西,请你也立即回来,我在这里等你,请你马上动身。

接到电报,我立即在会后把情况告诉了张爱萍。随后,我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在一起,告诉他们,罗荣桓政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一大队`七大队在这个地区的任务不变,由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组成集体领导,要他们把张爱萍当作上级领导,因为他代表区党委,有什么事情都应当及时向他请示汇报。同时,我也希望张爱萍在我走后多帮助照顾一下这支队伍。

十一月八日,我把电台留给一大队,自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就出发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一大队派出一个连护送我。这时树上的叶子已开始转黄,天已开始转冷。我带着这个连,先过津浦路,再过陇海路,经过五天的急行军,终于回到湖西,来到了支队部。

这时,支队部正好又住在我们初到湖西时和挺进支队会合的地方——十字河口的萧庄。我进村后,首先见到了罗荣桓政委。他同我紧紧握手后,说我一路赶来很辛苦,要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谈。罗荣桓单独住在村中一个地主家的一间房子里。

晚上,我来到罗荣桓的房间,先向他汇报了我们在皖东北`苏北的活动情况。罗政委只是听,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告诉我,这次湖西“肃托”,搞得一塌糊涂,有很多干部被杀,很多干部被抓,最后甚至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差一点把他给枪毙了。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他才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专程前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他们来了以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所以先把支队部调了回来,又发电报要我回来,已经等我一个多礼拜了。他说:“郭洪涛`张经武已去延安汇报情况,等我来后,把一些情况谈清楚以后,他也要回山东去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同我谈了一夜。他告诉我,湖西肃托的错误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大概在这一年的八月左右,湖西区党委干校的学员因不服从分配而闹事,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去处理。王须仁将闹事的主要责任者魏定远抓到区党委来亲自审讯,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了一份“托派”名单。接着,王须仁在得到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支持后,将这一“肃托”行动扩大到了区党委内。后来,王须仁又取得了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的支持。于是,王凤鸣`王须仁两人在部队和地方相互配合,开始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地搞“肃托”扩大化。他们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等各种刑罚,进行逼供`指供`串供,几乎将湖西区党委的所有部长和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全部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如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组织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干部,都被抓了起来,被王凤鸣`王须仁等严刑逼供。再以后,“肃托”行动越来越扩大化,最后发展到县区干部大部分被抓,打成托派,扣上“托派”帽子,最后将抗日挺进

支队长李贞乾`王文彬`郭影秋等主要负责人都抓起来,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之后,他们竟然把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诬蔑梁兴初同徐州日伪有联系,是“托派”总司令,最后差一点把梁兴初`郭影秋`李贞乾枪毙了。

在整个“肃托”行动中,白子明和湖西区党委被王凤鸣`王须仁控制摆布,不起任何作用。王凤鸣`王须仁可以随便抓人`杀人,终使大批干部被抓,近三百人被冤杀,最后甚至连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这样大的事情,王凤鸣独断独行,不请示`不报告师部。在师部和山东分局知道此事后,几次电令王凤鸣停抓停杀,但他们不听,仍然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政委只好亲自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一起,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

罗荣桓政委还告诉我说,我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初步处理完了湖西“肃托”事件,被冤枉的干部全部给予了平反,被错杀的也全部给恢复了名誉,给予道歉,并按照烈士标准给予抚恤。对此,湖西地区的党和人民万分感激山东分局这一处理。被平反的干部和党员及其家属对罗政委永远铭记在心。

罗荣桓认为,王凤鸣`王须仁他们没有接受我党`我军历史上所犯的“肃反”`“肃托”“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教训。这次湖西“肃托”,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我根据地内第一次犯这样大的错误。这次“肃托”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湖西地区几乎全部垮掉了,队伍削弱了,党的影响搞垮了,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受到损害,湖西群众因“肃托”同我们开始疏远了。七大队的耿蕴斋已叛变投敌,国民党顽固派队伍则剩我们之危扩大了,丰县`沛县队伍都已发展到六`七千人,砀山县也发展到两千多人。如果罗政委和郭洪涛`张经武不来这里,湖西的局面就很难挽救。

最后他对我说:“我们查明,那个王须仁才是真正的‘托派’,他想以‘肃托’来保护自己,夺取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权。为此,他残害了大批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已经将他逮捕了。对他的错误,我们还要请示中央和山东分局后再作出处理。至于王凤鸣,暂时仍让他兼任四大队政委,四大队由梁兴初和王凤鸣率领东去鲁南,归师部直接领导和指挥。以后怎么处理,也要由中央和山东分局来作出决定。”

听了罗荣桓这一番有关湖西“肃托”经过的介绍,我惊心动魄,我向罗政委解释,我是七月份离开支队部的,离开时绝没有想到湖西竟会发生这样大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肃托的事,我的电台同四大队不通报,支队电台可以通,但彭明治`郭成柱也没有说到湖西肃托问题,我连传说都没有听到。我根本不知道梁兴初被抓起来了,王凤鸣无法无天,我不清楚。我提出想见梁兴初,但罗荣桓说:“梁兴初已带四大队离开湖西去鲁南了。”后来才知道因为罗政委要走,梁兴初带着队伍到微山湖东边滕县和邹县布置警戒去了。因此,我这次回来连梁兴初的面也未见着。

罗荣桓政委最后说:“正因为你不知道‘肃托’的事,所以我才要你回支队部。‘肃托’的错误我不怪你,你不用多心。”

但紧接着,他又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是苏鲁豫支队的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你离开大部分主力部队,单独带一支部队出去活动,这是为什么?这样做行吗?”

我表示,罗政委批评得完全对,我完全接受,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去历史上这样的沉痛教训多得很,想不到现在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不过我同时也向罗荣桓说明,当时我们将整个支队一分为三,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是陈光代师长来这里时同意决定下来的。陈光代师长要我向东打通同山东鲁南的联系,要彭明治向西打通同彭雪枫支队的联系,梁兴初`王凤鸣留守湖西地区。这些都是代师长点头批准并亲自安排的。陈光代师长当时还特别交待,留在湖西的部队由师部直接指挥。

没想罗荣桓听了我的解释后却说:“陈光同志来你们这里,并没有经过党委批准。在罗坊战斗中,我们带着师部突围后,他就到你们这边来了,这事当时我不知道。”

我继续检查说:“我们把梁兴初和王凤鸣留在湖西时,没有给他们之间规定领导上的主次关系,结果王凤鸣竟然把梁兴初给逮捕了,这是我们的错误。幸亏罗政委及时赶到,不然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说到这里,彭明治和王凤鸣来了。罗荣桓当场又将王凤鸣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一顿,王凤鸣只能唯唯称是,不敢作声。

第二天上午,我在征得彭明治的同意后,又跑去找罗政委向他建议说:“现在一大队在皖东北已发展到一千七`八百人,还有孙象涵部的八百多人,加起来将近三千人,是不是再派一政委去,以加强领导。”罗荣桓问:“叫谁去呀?”我回答说,我已征得彭明治的同意,想让参谋长田维扬去一大队兼任第一政委,让王东保任第二政委。这样,两个政委,领导力量就增强了。罗荣桓听后回答:“好,同意。”

我又说:“如果你同意,我就留在支队部不回去了。我从一大队还带了一个连在这里,向田维扬交代清楚以后,就要他跟这个连马上出发到一大队去,我就不走了,先解决了这个问题。”罗荣桓很快回答:“完全同意,就照这么办。”我们当即下了命令,任命田维扬兼任一大队第一政委,通知他马上走。

那天下午和晚上,罗荣桓又接连找我们支队部的几个同志谈话,研究苏鲁豫支队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在谈话中,他首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一年来苏鲁豫支队的队伍壮大了,地区局面打开了,现在大片土地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下,这很好。今后,坚持湖西地区的斗争,挽回‘肃托’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还是要依靠你们苏鲁豫支队。只要把情况向群众讲清楚,群众是会相信你们的。”

关于我们以后的主要任务,罗荣桓指出,第一要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要恢复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恢复地方政权,恢复地方武装部队,恢复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第二是要继续处理好因“肃托”扩大化而还留下来的问题,给所有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山东分局准备再派人来帮助湖西区党委处理“肃托”问题,进一步把“肃托”事件调查清楚。

罗政委接着说:“第三是今后支队部不要再离开这个地区了,支队部和二`三大队留在湖西坚持斗争,把四大队交给我,仍由梁兴初`王凤鸣率领,跟我走,渡过微山湖,到微山湖以东,陇海路以北的地区活动。队伍直接归师部指挥,你们可以同他们联系,但指挥权属师部。你们要赶紧把队伍疏散开,在整个湖西地区扩大宣传,宣传“肃托“是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只是党内极少数人造成的,目前正在清查纠正中,要力争尽快地恢复党的影响。第四是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是‘肃托’问题的直接责任者,已无法再主持区党委的工作。我无权委任你们哪一个人继任区党委书记,因为这是要由山东分局决定的事,但是我可以代表山东分局指定吴法宪暂时帮助湖西区党委的工作。这些问题,我也已经向区党委交代清楚了,今后湖西地区的工作,主要要依靠苏鲁豫支队的帮助,区党委开会,要请你吴法宪到会。”

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第二天,罗政委就走了。我和彭明治等一直送他到谷亭,就在那里向他告别。他要经谷亭`南阳,直奔微山湖。梁兴初已于先几天到达微山湖东边准备船只,组织掩护迎接罗政委东渡。后来,梁兴初率领的四大队一直在微山湖东的邹县`滕县一带活动。至于在活动时是继续沿用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的名义,还是师部又另外授与了什么番号,我就不清楚了。

送走罗荣桓以后,我和彭明治`郭成柱等经过研究,决定按照罗政委的交代,首先把两个大队撒出去,把二大队撒向沛县`砀山` 铜山一带,三大队撒向鱼台`金乡`单县一带。支队部带领警卫营驻谷亭,要区党委也一起转移到谷亭。

然后,我们立即开展罗政委布置的工作。我们召开了营长`教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把这次湖西“肃托”的全过程向他们交代清楚,说明这次湖西“肃托”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只是王须仁一个,这个人已被逮捕`关押,查明情况后,已被处决。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王凤鸣,他已随四大队离开了湖西。对这次错误,山东分局还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现在,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党,做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恢复党的影响。

第一步先做区党委的工作,把区党委的干部都集中起来,这时白子明`郭影秋`李贞乾`郝中士等一批区党委和区党委部长都已被释放出来,要他们先出来工作,继续办公,纳入正轨。区党委工作仍由白子明主持,他一边检查,一边工作,重大问题由区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不要互相埋怨,要团结一致,先执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要把湖西地区恢复过来,至于那些没搞清的问题,要相信党组织以后一定会逐渐搞清楚的。

第二步,恢复地方政权,重新建立鱼台`金乡县政府,以及丰县`沛县`铜山的几个区政府政权,并恢复了各地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对“肃托”中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一律释放,被打伤的养伤,伤愈后恢复工作,被杀的追认他们为烈士,安抚其家属,开除了党籍的恢复党籍。同时,向广大群众公开道歉认错,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第三步,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出警告,同他们公开谈判,指出他们的错误,告诫他们不要利用我们“肃托”的错误,公开的孤立我们,侵占我们的地区,限制我们的发展,并把我们挤走。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功绩是磨灭不了的,希望他们不要忘了一年多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援和帮助,迅速退回原来的地区,把侵占了的地区还给我们,继续共同抗日,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王歪鼻子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当时他们都同意了,都退回到了原来的地区。这个时候,双方虽然还没有发生磨擦,但对立情绪已经明显增加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这以后,丰县的黄子珏`黄体润,沛县的冯子固,砀山的窦雪岩,单县的刘耀庭,都明显的同我们疏远了,态度完全变了,处处戒备我们,不同我们接触。我们也向部队指战员,地方党和政权作了交代,要防止顽固派对我们的挑衅。

第四步,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恢复党的影响。当时春节已过,春耕即将开始,我们便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积肥`翻地,准备种子,给麦子浇返青水。我们还特别注意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逐渐挽回影响。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以后,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情况开始得到好转。党和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恢复。

这个时期敌伪的“扫荡”次数减少了,只有砀山和金乡的敌人出来过一次,转了一圈,经过五`六天后,就又回到了据点里。在这次敌人的“扫荡”中,国民党的县大队同我们一起,与敌伪打了一些小仗。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没有什么损失,但在前一段“肃托”期间,一部分“抗日沟”因下雨而垮塌了,没有及时得到修整。这时我们又加紧动员群众抢修,以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新的“扫荡”

一九四O年二月,罗荣桓政委派山东分局保卫部长刘居英来到湖西,直接调查和处理“肃托”问题,并负责指导湖西区党委的工作。刘居英在湖西期间,住在我们支队部,由我们负责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肃托”善后工作情况。

    我向他建议说:“你没来以前,罗荣桓政委要我兼管一下区党委的工作,现在你来了,是不是就请你直接主持区党委的工作,以后区党委的活动我就不再参与,以便集中精力照顾部队工作。”刘居英表示同意,于是我便脱离了区党委的工作。

刘居英在湖西一共待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四月份才返回鲁南的山东分局。

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军区来电报说,准备在鲁南师部召开高级会议,要我与彭明治两人中去一个参加会议。彭明治看了电报说:“我去参加会议,你还要照顾区党委的工作,担子很重,还是你留在湖西主持工作。”我同意了。

到了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彭明治和一一五师保卫部长朱涤新一起回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朱涤新是来检查工作的,彭明治在一边也不吭声。后来我问彭明治,朱涤新来干什么,彭明治这才告诉我,朱涤新是来当政委的。他还说:“罗荣桓政委要我转告你,同你说一下,因你曾对罗政委表示过,不愿意当政治委员,愿意当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是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决定的。”

听了彭明治的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很不高兴。我想我是曾经对罗荣桓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愿意带着部队单独出去活动,又得当个政治委员太不容易,担子太重。但领导真的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又使我感到十分伤心。虽然我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欢迎,但内心不痛快。

当天晚上,我给罗荣桓政委发了一份电报,说朱涤新政委已经到职,请求调动我的工作。我因一时感情冲动,还写了一些很生气的话。我写道:“罗政委你当时在湖西,并没有同我谈要调动我的工作,相反还表扬了我,现在突然之间就把我降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为什么?请回答。”当时我这些话说得很“冲”,也很不冷静。但罗政委的涵养好,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给我回电报。

第一份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我就又给罗荣桓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现在已到了政治部,支队部的工作我已向朱涤新政委交待清楚,希望尽快把我调离苏鲁豫支队。我要求离开苏鲁豫支队,是因为我好象已犯了什么严重错误,可组织上又什么也没跟我谈,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动。”

同样,第二份电报也没有接到复电。见此情况,三天后我就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当时同区委住在一起,于是区党委的一些同志就天天来找我。这样,我就又开始插手过问一些区党委的工作。

我到了政治部后,朱涤新专门来找我。他对我说:“我来,是罗政委要我来的。我当时说情况不熟,罗政委说没有关系,一些工作还是要吴法宪来做,区党委的工作也还是要吴法宪帮助抓,你只是在总的方面多管一下。这样我才来了。”

我说:“那好。”因为这件事不怪朱涤新,我对朱涤新没有成见,不愿意使他太难堪。我只是对罗荣桓有点意见,认为他不该在决定前不找我谈一谈。

但不久之后我也想通了,服从组织决定,必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嘛,无所谓,可上可下嘛!加之以后朱涤新凡事都同我商量`同我研究,彭明治他们也像过去一样地尊重我,我的思想也就逐渐地稳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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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7:07:13 | 显示全部楼层
九`南下苏北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的策略,改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日军逐渐将其主要的兵力,用来打击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巩固其占领区,并把自己的打击重点放在了华北。针对日军的这一策略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以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而在华中和华南,则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求巩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间,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华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会议按照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结合华中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深入研究了我们在华中的战略发展方向。会议认为,苏北地区已成为敌后,国民党只有韩德勤部在那里活动,而韩部内部矛盾重重,深为人民所痛恨,因此我们如向东发展,开辟苏北,不仅在政治上有理,在军事上有利,而且苏北地区靠近山东,还可与山东的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共同发展。据此,中原局会议决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

刘少奇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命令八路军的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苏北根据地。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中共中央复电完全同意,并指出,在整个江北,都应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绝不停止。复电还强调,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

    一九四O年三月,我们收到一一五师师部的一份电报,除传达上述中原局的决定外,还命令苏鲁豫支队全部离开湖西,南下并东进苏北,以配合新四军的渡江行动。电报通知我们,湖西地区的工作由黄河支队来接替,要求我们立即作好准备,包括思想上的准备(政治动员)和物质上的准备(夏装)。至于支队留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概不动,一律不带走。

我们接到电报以后一个星期,黄河支队就呼呼地下来了,并很快在丰县`单县和金乡接替了我们的防务。黄河支队共三个团,支队长彭雄,政治委员张国华,他们两人是同一个县的,都是江西永新人。张国华先到支队部来拜访我们,我们大致上给他谈了一些情况,他要求我们派人去他们那里,对湖西的情况作一下详细的介绍。彭明治`朱涤新当即答应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吴法宪到你们那里去汇报。”张国华当即表示欢迎。接着,我便跟随张国华去了一趟黄河支队。

在黄河支队,我受到了他们非常热情的接待。我将湖西地区的敌情,即日军`伪军`汉奸的情况,以及国民党部队顽固派的情况`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地方工作情况`根据地建设情况等,都向黄河支队的同志作了全面的介绍。我还特别向他们介绍了湖西曾经发生的“肃托”错误,以及我们为清除这一错误所做的各项工作。

我回到支队部之后不久,彭雄`张国华又来到我们支队部看望彭明治和朱涤新。在闲谈中,我说起国民党在湖西的部队已有近两万人,这些部队原先同我们合作得很好,随着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反共高潮的到来,他们的态度就变了,不断同我们发生“磨擦”。我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错误,因为刚开始他们只有千把人,而我们苏鲁豫支队则有八`九千人,一摆出去,不就把他们搞掉了吗?如果那个时候就派我们的人去当县长,这政权也就都是我们的了。

   彭雄是个工农干部,完全是工农干部的本色,性格比较直率,他一听我这话就说:“现在我就派部队去把他们搞掉。”我赶紧告诉他,现在国民党部队的力量大了,我们可不能轻举妄动,只能加以严密的防范。最主要的还是,如果他们不向我们主动进攻,党的政策就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

    当时,由于苏鲁豫支队的一大队和七大队孙象涵还在皖东北没有回来,于是我们发电报请示师部,询问对孙象涵如何处理,是编入一大队,还是另行编制。师部复电说,孙象涵部不动,留在皖东北交由张爱萍领导指挥,一大队可以带走。

一九四O年六月,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湖西但还没有走的时候,黄克诚率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五个团一万二千余人,从河北南部下来,先我们过了陇海路,在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支队会合了。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这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活动区域是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随后,我们苏鲁豫支队也越过陇海路到达泗县。这时,八路军第四纵队的两支部队还未来得及整编。

我们到达泗县不久,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关于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的战略意图,急电催促黄克诚率部越过津浦路,东进皖东北。八月中旬,黄克诚率部到达盱贻县中原局驻地。

在此前后,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具体方针。之后,经被中央批准,由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包括其下辖的第四`五`六旅共九个团一万七千余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包括新编第三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统一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三支队随即又编为七`八`九三个旅,共九个团两万余人,执行东进淮海的任务,配合新四军的北上部队,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

在这次整编中,苏鲁豫支队的番号被撤销,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以后又编为第五纵队的第七旅。第一支队下辖的一`二`三大队分别改称一`二`三团,支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副支队长田维扬,我仍为政治部主任。一团团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二团团长黄炜华,政委冯志祥,三团团长王良太,政委罗友荣。

部队整编结束后,队伍立即东进,准备渡过运河进入淮海区,所谓淮海区,即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南`废黄河的西北,直到黄海边的大片区域,包括淮阴`涟水`泗阳`沭阳`灌云`海州等县`       镇。这一区域内,有运河`监河`沂河`沭河`六塘河`灌河等河流横贯其间,由西南向东北流向黄海,完全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

作为第五纵队的先头部队,我们率一支队二`三团一路东进,经皖东北根据地到达了十九团的驻地南新集。在南新集,我们停下来布置侦察,部署渡运河。

经过几次侦察,我们了解到,运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全部被日伪所占领,运河边上都建有敌人的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大约有二`三十里路的空隙。与南新集隔河相望的淮阴`王营`鱼沟是日军三个较大的据点。北面的泗阳`众兴`陈道口也有日军驻防,而东北面的陈集`徐溜等地则为伪军所驻守,各有伪军七`八十人到百把人。

八月底的一个晚上,正好运河涨水,我们决定趁这机会实施渡河行动。我们以一团为主,向清江市警戒,并佯攻日军驻守的鱼沟,以保证渡河部队右侧的安全,向左,则向泗阳加强警戒,与此同时,支队主力很快渡过了运河,在日寇的据点之间穿插行进,按原计划,顺利打下徐溜`成集`钱集三个伪军据点,敌人全部被消灭,我们自己伤亡不大。

随后,黄克诚率第二支队也渡过运河,与一支队会合在一起。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占领了南到淮阴`涟水,西到泗阳`宿迁,东到射阳,东北到响水口`灌云。淮海广大地区,虽然没有占领一个县城,但重要集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便以支队部所在的陈集`钱集为中心,三个团分别向南`向北`向东北方向继续发展,以扩大我们的占领区。

在我们进入淮海地区后,原皖东北区党委负责人之一的杨纯,也奉命进入淮海区,任淮海地委书记,跟我们政治部住在一起。这时,部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重点也是开展地方工作。

淮海地区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因此,我们每控制一个地区,就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权。不久,我们就相继建成了沭阳`涟水`淮阴`泗阳`灌南五个县政府及县委领导,并由地委负责筹备成立淮海专员公署。

九月,我们在钱集召开淮海区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淮海专员公署。在这次大会上,经杨纯推荐,选举我兼任淮海区专员,选举原沭阳县委书记徐一鸣任专员公署秘书长。从这以后,我的工作重点便转为配合地委搞地方工作,一支队的大部分政治工作,我则交给了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

这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九月二十八日,刘少奇急电黄克诚,要八路军第五纵队火速向东南推进,控制阜宁`益林地区,支援新四军在黄桥反击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接到电报,黄克诚急调以张爱萍为支队长`韦国清为政委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进入淮海区,接替一支队的工作。同时命令我们一支队,即刻南进渡过盐城河,进占阜宁`盐城,开辟盐阜区,争取同新四军的苏北指挥部会合,以配合新四军的黄桥反顽斗争,使苏北同山东根据地联成一片。接到命令后,黄克诚亲自来一支队进行动员和布置,帮助我们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经过几天准备,九月三十日晚,我们从涟水和响水口之间东渡盐河,进入阜宁地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沿羊寨`阜宁`上冈,南下盐城;另一路沿甸湖`东沟`益林`湖垛,向盐城夹击。两路部队边打边走,沿途连续战斗,击溃`消灭了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保二旅`第八旅各一部分,占领了阜宁县城`盐城县城及下属的大部分地区,共消灭敌人约两千人。

在我们进入阜宁地区之前,为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东进黄桥,并于七月奉命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九个团七千余人。

在苏北地区,国民党的力量较强,仅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就约有十万人。由于韩德勤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任其部队鱼肉乡里,他深为苏北人民所痛恨。当时在苏北群众中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呀,偏偏欺侮老百姓,咳!”

新四军进入苏北后,韩德勤企图乘我北上的新四军立足未稳之时,开始调集重兵共四十个团,计五万人,向新四军发起了进攻。他还挑拨`拉拢与威胁驻在苏北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出兵七千余人,与他一起围攻新四军。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的指挥下,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于十月初将韩德勤的主力一万余人歼灭于黄桥地区。黄桥一战后,韩德勤率残部逃往曹甸`兴化,苏北局面随之打开。

黄桥战役,新四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群众的帮助。在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常常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当年有首流传甚广的歌,就是说这种情景的。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的烧饼真好看。烧饼要用热火烤哟,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我军刚到黄桥,就受到当地群众携老扶幼的热烈欢迎,他们以当地特产黄桥烧饼犒劳我军。

我们进入苏北地区时,新四军正在进行黄桥战役。为支持新四军的黄桥战役,我们一支队在歼灭韩德勤的部分主力部队,并占领了盐城`阜宁后,奉命继续挥师南下。十月十四日,八路军第五纵队一支队一团进抵东台县白驹镇,与新四军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率领的二纵队六团会师。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苏北第一次胜利会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师,使我华北根据地终于和华中根据地联成一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上,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南下,共同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不久,八路军第五纵队另一支主力部队二支队也相继南下,占领了阜宁的东坎`八滩等地,从而控制了阜宁全县。随后,又攻占了淮安的东部和车桥的北部。这样一来,南面是新四军,北面是八路军,我们就把韩德勤所率领的部队紧紧包围在车桥`曹甸之间一个狭窄的区域里了。

一支队南下时,因为我在淮海区兼任专员工作,一时脱不开身。所以带着队伍东渡盐河,南下苏北的是彭明治`朱涤新`田维扬和郭成柱。待我到达苏北时,支队部已经进盐城,正着手部署成立盐城县政府和县委。

苏北地区是鱼米之乡,比北方富裕,人民生活水平比北方高,农忙季节以及过年时农民的餐桌上可以见到鸡鸭鱼肉,海边盛产刀鱼`虾`螃蟹,整个地区的人口比较稠密,文化程度比较高,商业比较发达,当地的风俗民情也比较开化。

盐城,有人口两三万人,市内有一部分小手工业,小作坊,商业是主要的。这里河网交织,水路交通是主要的,可以通达上海`南通`扬州`镇江等地,南来北往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

进驻盐城后,我们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地方工作。为了尽快稳定民心,我们首先是出安民布告,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地方秩序。我们的重点是,稳定工商界,使之照常开业,`照常营业,同时建立党组织,建立盐城县政府,组织民兵和游击队,开展统战工作,建立财政税收,恢复经济,恢复市属各大小镇子的工作。南方的城市比较繁华,凡有五十户以上人家的小镇子,沿街都开设有不少店铺,有饭馆和澡堂子,这在北方还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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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7:07:46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参加苏北抗敌和平会议

一九四O年十月下旬,正当我们在盐城陆续开展这些工作时,突然接到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的一份电报,说苏北的新四军要召开一个抗敌和平会议,邀请八路军派代表参加,并指定我代表八路军第五纵队去参加这一会议。接到电报后,我当即给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询问会议地点,复电说,会议地点是在泰州的曲塘。

随后,我便去与彭明治`朱涤新商量,说我过去从没有走过这条路,沿途的敌情不太清楚,苏北又是个水网地区,加之青纱帐已落,一旦遭遇敌人,不好隐蔽,是否带点警卫部队去。他俩都说,当然要带,最好带一个骑兵连去。我认为一个连一百多人`一百多匹马,太多了,走起来不方便,还是带个骑兵排,去个连长带队,就足够了。这样一共三`四十匹马,路上也好一点。听我这一说,他俩都表示同意。

十月二十七日,我带着骑兵排从盐城出发,前往曲塘参加苏北抗日和平会议。我们沿着一条被破坏了的从灌云到南通的公路走。头天我们经伍佑`大冈`白驹,到达东台宿营。因为马多,为便于喂马,我在城南找了一座学校住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由东台出发,经梁垛`安丰`富安`到达了驻在海安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见到了副总指挥粟裕。刚一见面,他就告诉我,曲塘现在就等我去开会,要我赶紧去,并且说已经为我准备了一条汽船。他要我把骑兵排统统留在海安,由指挥部负责安排照顾,我和警卫员马上坐汽船走。我们赶紧上了汽船,大约两个小时后就到了曲塘,这时天还没有黑。一下汽船,我马上去见陈毅总指挥。陈毅见了我,当即把我介绍给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说这是八路军的代表吴法宪。

晚上住下后,我去请示陈毅,对他说:“陈总指挥,对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黄克诚司令员叫我来听候你的指示,请你安排。

陈毅听了很高兴,他告诉我说,这个会议是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的。中央指示,在苏北要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和扩大军队。根据这个指示,苏北指挥部为进一步争取李明扬等人与我们合作,决定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会议除邀请了李明扬`李长江`陈应泰以及国民党江苏省参议员韩国钧`苏北地方代表黄玉峰等人以外,还邀请了韩德勤的代表,但遭到韩德勤的拒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苏北地区实现统一战线,划分防区,团结抗日,共商大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两李“(李明扬`李长江)和陈应泰,孤立韩德勤。

说完这些以后,陈毅就同我拉开了家常。他先问我是否参加了长征,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了些什么地方。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说:“总指挥,你可能把我忘了,你在江西军区当司令员兼政委的时候,我在六十四师当青年科长,当时你住在兴国县草鸡窝的一个天主教堂里。江西军区政治部召开青年工作会议时,你还给我们作过政治报告。“

陈毅马上说:“啊,那是老部下了!”我说:“是啊。是老部下,你是我们的老司令员。我那时是个青年科长,是个小小的干部。”

抗敌和平会议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三十日结束。会议大致定下来两条:一`当前的大前题是共同建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筹备召开苏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成立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县`区政权,吸收广大非党人士参加政权;二`坚持苏北地区国共两党军队现在的各自的防区,互不侵犯,互不攻击,停止“磨擦”战,不打消耗仗,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团结对敌。会上各个代表发表了一通意见,都表示同意陈毅总指挥的意见,口头上达成协议,但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随同陈毅坐一条小船回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又见到了粟裕。在海安,我向陈毅`粟裕简略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的情况,他们也把新四军的情况向我作了简略介绍。我请陈毅`粟裕在本子上给我签个字,他们一人给我写了几句话,作为鼓励。他俩对我们在各自分别经过敌后游击战争和长征后,又重聚在一起,表示十分高兴。

当天晚上,由陈毅及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出面,请包括韩国钧`黄玉峰等当地知名人士吃饭,也请政治部的同志和我参加。十月份,正值盛产螃蟹的季节,大家兴致勃勃地吃了一次螃蟹宴。

十一月一日,我准备回去了,但陈毅总指挥挽留我再住一天,说让我参观参观海安这个镇子。海安这个镇子比较繁华,商业也比较发达。正好当天下午,韩国钧回请陈毅`粟裕`钟期光等,把我也邀了去。参观了他的家庭花园,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十一月二日,我向陈毅`粟裕正副总指挥和钟期光主任告别,当天回到了东台,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又在白驹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处住了一晚。十一月四日,我们回到了盐城。

由于黄克诚当时率纵队部驻在东沟`益林地区,因此回到盐城后,我以电报向他请示,准备去他那里汇报一下这次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可黄克诚复电说:“不用来了,简单写个书面报告就可以了。”

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个简短的会议情况报告,并转达了陈毅`粟裕对他的问候。同时,我也向彭明治`朱涤新等转达了陈`粟两位首长的问候,以及对我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的问候。

回到盐城,我的工作重点放在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上,当时的阜宁`盐城两县,各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过程中,黄克诚曾指示我用淮海区专员的名义,委任宋乃德为阜宁县长。宋乃德是山西人,老干部,以后他成了盐城区行政公署的专员。另外,我还委任了盐城县县长,是个本地人,地下党员,但是他的名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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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7:08:27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新四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

一九四O年十一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副总指挥。

不久,总指挥部准备北移。彭明治和朱涤新认为,应当把盐城让出来,让总指挥部驻盐城,我们搬到二团驻扎的冈门镇。在得到批准后,我们很快搬到了在盐城西面约二十里的冈门。冈门这个镇子很大`很繁华,有两`三万人。

我们刚刚搬到冈门,陈毅就坐着汽船来了。他是代表新四军来看望我们的,我们热烈欢迎了陈毅。当天晚上,陈毅跟我们几个支队的干部,相互之间谈了很多情况。陈毅同志还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

陈毅同志刚走,过了三`四天,刘少奇同志又从洪泽湖经淮海区`阜宁地区,来到了盐城。彭明治`朱涤新和我赶紧回到盐城,接待刘少奇同志。

在盐城,刘少奇详细地给我们阐述了东攻西防的重要性。他说,在长江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慢慢向东发展,而皖南的新四军向北转移,这样就可以逐渐地把华北`华中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可以扩大抗日队伍,增强力量,必要时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国民党原来强令新四军把江北的部队全部调到江南的一块狭小地区,企图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以便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此计不成,又强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对此,中央决定的对策是,在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同意转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必要时粉碎其军事进攻。在全国发动大规模的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亲日派的阴谋挑衅。

刘少奇强调说,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建设苏北根据地。而盐城,又是苏北的中心,因此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中原局都准备迁到盐城来。他还告诉我们,他已向中央提出建议,将陇海路以南包括第五纵队在内的所有八路军,统统编入新四军,而且所有的干部统统都要留在华中,不再北调。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山东军区的一道命令,将原苏鲁豫支队改编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旅,同时命令我回山东去,任教导第二旅政委,旅长是曾国华。我把这个命令给刘少奇看了,并请示他怎么办。看完电令,刘少奇立刻说:“一支队的部队肯定不回山东了,你也不能回山东。现在应当是干部向南来,而不是向北去。你应当就在苏北工作。”就这样,刘少奇把我留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下达命令,将我由一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提升为第五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我又去请示刘少奇同志,他答复我,这个命令要执行,因为这是经中原局同意,又经过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的。不过,他要我暂时还留在盐城这里不动。因为中原局和总指挥部现在要管整个华中的工作,盐阜地区的工作一时管不过来,所以暂时还得由我们一支队政治部先管着。他说:“过几天调几个干部来,等他们组织起盐阜地委和盐阜行政公署,正式开始工作后,你就可以离开一支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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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7:36:20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二`断桥事件

这里我顺便讲一下我们从盐城迁向冈门时发生的一件事。

苏北地区的最大特点,就是这里的大江小河连在一起,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有的河,如沭河`盐河等,直通黄海。海船四通八达,可以直通上海,也可以转入长江,通往南通`镇江`南京等地。这里的公路大都已被破坏。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许多村庄就直接建在河边,一出家门就可以上船。

在水网地带,在陆上的行动就很不方便,一出门就得过桥,桥很多,但都不是什么坚固的大桥,有的是独木桥,也有的是用几棵树,用绳子把两头一绑,连接在一起,就算是一座桥,这样的桥很不坚固。当然也有稍好一点的,是用石板或木头建筑而成的桥。

地形变了,在战术上就要不断的总结经验,做出改变。在水网地带打仗,要跑掉是很容易的,春夏秋三季岸边的芦苇很多很高,也便于隐蔽。但是要包围和消灭敌人就比较困难,有时候明明你看到了敌人,可偏偏有一道河淌在面前,你就是过不去。所以一打仗,首要的任务就是控制桥和船,有了桥和船,就可以过河。大部队展不开,就用小分队,这样运动迅速,便于包抄敌人。

彭明治是个军事指挥员,他很注意占领桥梁和渡口,很注意保护桥的完好,这是完全对的。

那天,我们从盐城移防到冈门,把盐城让给中原局和总指挥部住。冈门原为二十团驻地,他们往西挪了挪,把冈门让给了我们。从盐城到冈门,一共只有二十多里路,就过了十几二十座桥。快到冈门的时候有一座桥比较长,有三截。我们旅部行动的时候,常把骑兵连和侦察连放在前面。正当骑兵连在这桥上过一半的时候,马把桥踩断了,六`七个战士摔进河里,马也掉进了河里,不会水的人就被淹死了。

彭明治闻讯以后非常气愤,立即赶到前面去处理这一问题。他严厉查问桥是怎么断的,是谁在桥上掉下去了。正好这时从河里爬上来一个青年干事,彭明治就问,你为什么把桥踩断了,万一有个情况怎么办?结果不问三七二十一,拨出手枪,“砰`砰`砰”连打三枪,把那个青年打死了。

我和朱涤新得知了此事,觉得彭明治这样随便枪毙人不对,就批评彭明治说,骑兵连已经过了那么多,很可能是前面的人把桥踩坏的,恰恰他倒霉,走到这里,一下掉进河里,几乎淹死,结果一上来,你“砰`砰`走”几枪就把人家给打死了,这样做很没有道理。

彭明治不敢分辨,只说,他当时脾气上来了,想也没想就开了枪。已经开了枪,怎么办哪?

我们说,这样做不对,第一`这不是战场,在战场上你有权力,谁不执行命令就枪毙谁,但现在我们是在移防,不是在打仗。第二`究竟是谁把桥踩坏的,现在弄不清楚,其实我们当时不应该要骑兵走这个桥,应该让他们骑马游泳过去就行了。

彭明治一听,也有点后悔了,说:“人已经死了,没有办法了。”我们当时也就原谅了彭明治,但表示,事情还是要上报。朱涤新和我两个人就把这件事情,上报给黄克诚和刘少奇。

黄克诚是个群众观点很强的人,刘少奇更是如此。但刘`黄二人考虑到一支队是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之一,打仗很得力,彭明治在军事指挥上又很有经验,不便在战争吃紧的时候给予他太重的处分,就指示我们批评一下就算了。这件事就这样了了。

这件事情,说明了在水网地区保护桥梁的重要性。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个青年被枪毙得够冤枉。我只记得他是个山西人,叫什么名字也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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