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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土八路

『经典连载』 《吴法宪回忆录之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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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7:06:17 | 显示全部楼层
八`湖西“肃托”事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我们召开了地方`军队联合庆祝大会。大会由我主持,并由我讲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讲话之后,张爱萍代表皖东北区党委讲了话,。随后吴云村也讲了话,会开得热闹而简单,唱了《国际歌》,就结束了大会。

就在这次大会的进行过程中,我突然接到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专门给我的一分电报,命令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电文大意是:吴法宪同志:我来到你们支队部已有一个礼拜了,我来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你们支队部业已回到湖西,请你也立即回来,我在这里等你,请你马上动身。

接到电报,我立即在会后把情况告诉了张爱萍。随后,我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在一起,告诉他们,罗荣桓政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一大队`七大队在这个地区的任务不变,由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组成集体领导,要他们把张爱萍当作上级领导,因为他代表区党委,有什么事情都应当及时向他请示汇报。同时,我也希望张爱萍在我走后多帮助照顾一下这支队伍。

十一月八日,我把电台留给一大队,自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就出发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一大队派出一个连护送我。这时树上的叶子已开始转黄,天已开始转冷。我带着这个连,先过津浦路,再过陇海路,经过五天的急行军,终于回到湖西,来到了支队部。

这时,支队部正好又住在我们初到湖西时和挺进支队会合的地方——十字河口的萧庄。我进村后,首先见到了罗荣桓政委。他同我紧紧握手后,说我一路赶来很辛苦,要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谈。罗荣桓单独住在村中一个地主家的一间房子里。

晚上,我来到罗荣桓的房间,先向他汇报了我们在皖东北`苏北的活动情况。罗政委只是听,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告诉我,这次湖西“肃托”,搞得一塌糊涂,有很多干部被杀,很多干部被抓,最后甚至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差一点把他给枪毙了。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他才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专程前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他们来了以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所以先把支队部调了回来,又发电报要我回来,已经等我一个多礼拜了。他说:“郭洪涛`张经武已去延安汇报情况,等我来后,把一些情况谈清楚以后,他也要回山东去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同我谈了一夜。他告诉我,湖西肃托的错误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大概在这一年的八月左右,湖西区党委干校的学员因不服从分配而闹事,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去处理。王须仁将闹事的主要责任者魏定远抓到区党委来亲自审讯,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了一份“托派”名单。接着,王须仁在得到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支持后,将这一“肃托”行动扩大到了区党委内。后来,王须仁又取得了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的支持。于是,王凤鸣`王须仁两人在部队和地方相互配合,开始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地搞“肃托”扩大化。他们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等各种刑罚,进行逼供`指供`串供,几乎将湖西区党委的所有部长和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全部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如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组织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干部,都被抓了起来,被王凤鸣`王须仁等严刑逼供。再以后,“肃托”行动越来越扩大化,最后发展到县区干部大部分被抓,打成托派,扣上“托派”帽子,最后将抗日挺进

支队长李贞乾`王文彬`郭影秋等主要负责人都抓起来,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之后,他们竟然把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诬蔑梁兴初同徐州日伪有联系,是“托派”总司令,最后差一点把梁兴初`郭影秋`李贞乾枪毙了。

在整个“肃托”行动中,白子明和湖西区党委被王凤鸣`王须仁控制摆布,不起任何作用。王凤鸣`王须仁可以随便抓人`杀人,终使大批干部被抓,近三百人被冤杀,最后甚至连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这样大的事情,王凤鸣独断独行,不请示`不报告师部。在师部和山东分局知道此事后,几次电令王凤鸣停抓停杀,但他们不听,仍然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政委只好亲自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一起,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

罗荣桓政委还告诉我说,我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初步处理完了湖西“肃托”事件,被冤枉的干部全部给予了平反,被错杀的也全部给恢复了名誉,给予道歉,并按照烈士标准给予抚恤。对此,湖西地区的党和人民万分感激山东分局这一处理。被平反的干部和党员及其家属对罗政委永远铭记在心。

罗荣桓认为,王凤鸣`王须仁他们没有接受我党`我军历史上所犯的“肃反”`“肃托”“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教训。这次湖西“肃托”,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我根据地内第一次犯这样大的错误。这次“肃托”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湖西地区几乎全部垮掉了,队伍削弱了,党的影响搞垮了,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受到损害,湖西群众因“肃托”同我们开始疏远了。七大队的耿蕴斋已叛变投敌,国民党顽固派队伍则剩我们之危扩大了,丰县`沛县队伍都已发展到六`七千人,砀山县也发展到两千多人。如果罗政委和郭洪涛`张经武不来这里,湖西的局面就很难挽救。

最后他对我说:“我们查明,那个王须仁才是真正的‘托派’,他想以‘肃托’来保护自己,夺取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权。为此,他残害了大批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已经将他逮捕了。对他的错误,我们还要请示中央和山东分局后再作出处理。至于王凤鸣,暂时仍让他兼任四大队政委,四大队由梁兴初和王凤鸣率领东去鲁南,归师部直接领导和指挥。以后怎么处理,也要由中央和山东分局来作出决定。”

听了罗荣桓这一番有关湖西“肃托”经过的介绍,我惊心动魄,我向罗政委解释,我是七月份离开支队部的,离开时绝没有想到湖西竟会发生这样大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肃托的事,我的电台同四大队不通报,支队电台可以通,但彭明治`郭成柱也没有说到湖西肃托问题,我连传说都没有听到。我根本不知道梁兴初被抓起来了,王凤鸣无法无天,我不清楚。我提出想见梁兴初,但罗荣桓说:“梁兴初已带四大队离开湖西去鲁南了。”后来才知道因为罗政委要走,梁兴初带着队伍到微山湖东边滕县和邹县布置警戒去了。因此,我这次回来连梁兴初的面也未见着。

罗荣桓政委最后说:“正因为你不知道‘肃托’的事,所以我才要你回支队部。‘肃托’的错误我不怪你,你不用多心。”

但紧接着,他又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是苏鲁豫支队的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你离开大部分主力部队,单独带一支部队出去活动,这是为什么?这样做行吗?”

我表示,罗政委批评得完全对,我完全接受,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去历史上这样的沉痛教训多得很,想不到现在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不过我同时也向罗荣桓说明,当时我们将整个支队一分为三,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是陈光代师长来这里时同意决定下来的。陈光代师长要我向东打通同山东鲁南的联系,要彭明治向西打通同彭雪枫支队的联系,梁兴初`王凤鸣留守湖西地区。这些都是代师长点头批准并亲自安排的。陈光代师长当时还特别交待,留在湖西的部队由师部直接指挥。

没想罗荣桓听了我的解释后却说:“陈光同志来你们这里,并没有经过党委批准。在罗坊战斗中,我们带着师部突围后,他就到你们这边来了,这事当时我不知道。”

我继续检查说:“我们把梁兴初和王凤鸣留在湖西时,没有给他们之间规定领导上的主次关系,结果王凤鸣竟然把梁兴初给逮捕了,这是我们的错误。幸亏罗政委及时赶到,不然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说到这里,彭明治和王凤鸣来了。罗荣桓当场又将王凤鸣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一顿,王凤鸣只能唯唯称是,不敢作声。

第二天上午,我在征得彭明治的同意后,又跑去找罗政委向他建议说:“现在一大队在皖东北已发展到一千七`八百人,还有孙象涵部的八百多人,加起来将近三千人,是不是再派一政委去,以加强领导。”罗荣桓问:“叫谁去呀?”我回答说,我已征得彭明治的同意,想让参谋长田维扬去一大队兼任第一政委,让王东保任第二政委。这样,两个政委,领导力量就增强了。罗荣桓听后回答:“好,同意。”

我又说:“如果你同意,我就留在支队部不回去了。我从一大队还带了一个连在这里,向田维扬交代清楚以后,就要他跟这个连马上出发到一大队去,我就不走了,先解决了这个问题。”罗荣桓很快回答:“完全同意,就照这么办。”我们当即下了命令,任命田维扬兼任一大队第一政委,通知他马上走。

那天下午和晚上,罗荣桓又接连找我们支队部的几个同志谈话,研究苏鲁豫支队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在谈话中,他首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一年来苏鲁豫支队的队伍壮大了,地区局面打开了,现在大片土地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下,这很好。今后,坚持湖西地区的斗争,挽回‘肃托’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还是要依靠你们苏鲁豫支队。只要把情况向群众讲清楚,群众是会相信你们的。”

关于我们以后的主要任务,罗荣桓指出,第一要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要恢复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恢复地方政权,恢复地方武装部队,恢复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第二是要继续处理好因“肃托”扩大化而还留下来的问题,给所有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山东分局准备再派人来帮助湖西区党委处理“肃托”问题,进一步把“肃托”事件调查清楚。

罗政委接着说:“第三是今后支队部不要再离开这个地区了,支队部和二`三大队留在湖西坚持斗争,把四大队交给我,仍由梁兴初`王凤鸣率领,跟我走,渡过微山湖,到微山湖以东,陇海路以北的地区活动。队伍直接归师部指挥,你们可以同他们联系,但指挥权属师部。你们要赶紧把队伍疏散开,在整个湖西地区扩大宣传,宣传“肃托“是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只是党内极少数人造成的,目前正在清查纠正中,要力争尽快地恢复党的影响。第四是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是‘肃托’问题的直接责任者,已无法再主持区党委的工作。我无权委任你们哪一个人继任区党委书记,因为这是要由山东分局决定的事,但是我可以代表山东分局指定吴法宪暂时帮助湖西区党委的工作。这些问题,我也已经向区党委交代清楚了,今后湖西地区的工作,主要要依靠苏鲁豫支队的帮助,区党委开会,要请你吴法宪到会。”

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第二天,罗政委就走了。我和彭明治等一直送他到谷亭,就在那里向他告别。他要经谷亭`南阳,直奔微山湖。梁兴初已于先几天到达微山湖东边准备船只,组织掩护迎接罗政委东渡。后来,梁兴初率领的四大队一直在微山湖东的邹县`滕县一带活动。至于在活动时是继续沿用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的名义,还是师部又另外授与了什么番号,我就不清楚了。

送走罗荣桓以后,我和彭明治`郭成柱等经过研究,决定按照罗政委的交代,首先把两个大队撒出去,把二大队撒向沛县`砀山` 铜山一带,三大队撒向鱼台`金乡`单县一带。支队部带领警卫营驻谷亭,要区党委也一起转移到谷亭。

然后,我们立即开展罗政委布置的工作。我们召开了营长`教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把这次湖西“肃托”的全过程向他们交代清楚,说明这次湖西“肃托”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只是王须仁一个,这个人已被逮捕`关押,查明情况后,已被处决。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王凤鸣,他已随四大队离开了湖西。对这次错误,山东分局还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现在,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党,做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恢复党的影响。

第一步先做区党委的工作,把区党委的干部都集中起来,这时白子明`郭影秋`李贞乾`郝中士等一批区党委和区党委部长都已被释放出来,要他们先出来工作,继续办公,纳入正轨。区党委工作仍由白子明主持,他一边检查,一边工作,重大问题由区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不要互相埋怨,要团结一致,先执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要把湖西地区恢复过来,至于那些没搞清的问题,要相信党组织以后一定会逐渐搞清楚的。

第二步,恢复地方政权,重新建立鱼台`金乡县政府,以及丰县`沛县`铜山的几个区政府政权,并恢复了各地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对“肃托”中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一律释放,被打伤的养伤,伤愈后恢复工作,被杀的追认他们为烈士,安抚其家属,开除了党籍的恢复党籍。同时,向广大群众公开道歉认错,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第三步,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出警告,同他们公开谈判,指出他们的错误,告诫他们不要利用我们“肃托”的错误,公开的孤立我们,侵占我们的地区,限制我们的发展,并把我们挤走。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功绩是磨灭不了的,希望他们不要忘了一年多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援和帮助,迅速退回原来的地区,把侵占了的地区还给我们,继续共同抗日,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王歪鼻子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当时他们都同意了,都退回到了原来的地区。这个时候,双方虽然还没有发生磨擦,但对立情绪已经明显增加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这以后,丰县的黄子珏`黄体润,沛县的冯子固,砀山的窦雪岩,单县的刘耀庭,都明显的同我们疏远了,态度完全变了,处处戒备我们,不同我们接触。我们也向部队指战员,地方党和政权作了交代,要防止顽固派对我们的挑衅。

第四步,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恢复党的影响。当时春节已过,春耕即将开始,我们便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积肥`翻地,准备种子,给麦子浇返青水。我们还特别注意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逐渐挽回影响。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以后,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情况开始得到好转。党和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恢复。

这个时期敌伪的“扫荡”次数减少了,只有砀山和金乡的敌人出来过一次,转了一圈,经过五`六天后,就又回到了据点里。在这次敌人的“扫荡”中,国民党的县大队同我们一起,与敌伪打了一些小仗。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没有什么损失,但在前一段“肃托”期间,一部分“抗日沟”因下雨而垮塌了,没有及时得到修整。这时我们又加紧动员群众抢修,以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新的“扫荡”

一九四O年二月,罗荣桓政委派山东分局保卫部长刘居英来到湖西,直接调查和处理“肃托”问题,并负责指导湖西区党委的工作。刘居英在湖西期间,住在我们支队部,由我们负责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肃托”善后工作情况。

    我向他建议说:“你没来以前,罗荣桓政委要我兼管一下区党委的工作,现在你来了,是不是就请你直接主持区党委的工作,以后区党委的活动我就不再参与,以便集中精力照顾部队工作。”刘居英表示同意,于是我便脱离了区党委的工作。

刘居英在湖西一共待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四月份才返回鲁南的山东分局。

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军区来电报说,准备在鲁南师部召开高级会议,要我与彭明治两人中去一个参加会议。彭明治看了电报说:“我去参加会议,你还要照顾区党委的工作,担子很重,还是你留在湖西主持工作。”我同意了。

到了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彭明治和一一五师保卫部长朱涤新一起回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朱涤新是来检查工作的,彭明治在一边也不吭声。后来我问彭明治,朱涤新来干什么,彭明治这才告诉我,朱涤新是来当政委的。他还说:“罗荣桓政委要我转告你,同你说一下,因你曾对罗政委表示过,不愿意当政治委员,愿意当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是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决定的。”

听了彭明治的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很不高兴。我想我是曾经对罗荣桓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愿意带着部队单独出去活动,又得当个政治委员太不容易,担子太重。但领导真的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又使我感到十分伤心。虽然我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欢迎,但内心不痛快。

当天晚上,我给罗荣桓政委发了一份电报,说朱涤新政委已经到职,请求调动我的工作。我因一时感情冲动,还写了一些很生气的话。我写道:“罗政委你当时在湖西,并没有同我谈要调动我的工作,相反还表扬了我,现在突然之间就把我降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为什么?请回答。”当时我这些话说得很“冲”,也很不冷静。但罗政委的涵养好,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给我回电报。

第一份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我就又给罗荣桓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现在已到了政治部,支队部的工作我已向朱涤新政委交待清楚,希望尽快把我调离苏鲁豫支队。我要求离开苏鲁豫支队,是因为我好象已犯了什么严重错误,可组织上又什么也没跟我谈,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动。”

同样,第二份电报也没有接到复电。见此情况,三天后我就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当时同区委住在一起,于是区党委的一些同志就天天来找我。这样,我就又开始插手过问一些区党委的工作。

我到了政治部后,朱涤新专门来找我。他对我说:“我来,是罗政委要我来的。我当时说情况不熟,罗政委说没有关系,一些工作还是要吴法宪来做,区党委的工作也还是要吴法宪帮助抓,你只是在总的方面多管一下。这样我才来了。”

我说:“那好。”因为这件事不怪朱涤新,我对朱涤新没有成见,不愿意使他太难堪。我只是对罗荣桓有点意见,认为他不该在决定前不找我谈一谈。

但不久之后我也想通了,服从组织决定,必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嘛,无所谓,可上可下嘛!加之以后朱涤新凡事都同我商量`同我研究,彭明治他们也像过去一样地尊重我,我的思想也就逐渐地稳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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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7:07:13 | 显示全部楼层
九`南下苏北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的策略,改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日军逐渐将其主要的兵力,用来打击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巩固其占领区,并把自己的打击重点放在了华北。针对日军的这一策略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以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而在华中和华南,则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求巩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间,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华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会议按照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结合华中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深入研究了我们在华中的战略发展方向。会议认为,苏北地区已成为敌后,国民党只有韩德勤部在那里活动,而韩部内部矛盾重重,深为人民所痛恨,因此我们如向东发展,开辟苏北,不仅在政治上有理,在军事上有利,而且苏北地区靠近山东,还可与山东的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共同发展。据此,中原局会议决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

刘少奇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命令八路军的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苏北根据地。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中共中央复电完全同意,并指出,在整个江北,都应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绝不停止。复电还强调,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

    一九四O年三月,我们收到一一五师师部的一份电报,除传达上述中原局的决定外,还命令苏鲁豫支队全部离开湖西,南下并东进苏北,以配合新四军的渡江行动。电报通知我们,湖西地区的工作由黄河支队来接替,要求我们立即作好准备,包括思想上的准备(政治动员)和物质上的准备(夏装)。至于支队留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概不动,一律不带走。

我们接到电报以后一个星期,黄河支队就呼呼地下来了,并很快在丰县`单县和金乡接替了我们的防务。黄河支队共三个团,支队长彭雄,政治委员张国华,他们两人是同一个县的,都是江西永新人。张国华先到支队部来拜访我们,我们大致上给他谈了一些情况,他要求我们派人去他们那里,对湖西的情况作一下详细的介绍。彭明治`朱涤新当即答应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吴法宪到你们那里去汇报。”张国华当即表示欢迎。接着,我便跟随张国华去了一趟黄河支队。

在黄河支队,我受到了他们非常热情的接待。我将湖西地区的敌情,即日军`伪军`汉奸的情况,以及国民党部队顽固派的情况`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地方工作情况`根据地建设情况等,都向黄河支队的同志作了全面的介绍。我还特别向他们介绍了湖西曾经发生的“肃托”错误,以及我们为清除这一错误所做的各项工作。

我回到支队部之后不久,彭雄`张国华又来到我们支队部看望彭明治和朱涤新。在闲谈中,我说起国民党在湖西的部队已有近两万人,这些部队原先同我们合作得很好,随着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反共高潮的到来,他们的态度就变了,不断同我们发生“磨擦”。我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错误,因为刚开始他们只有千把人,而我们苏鲁豫支队则有八`九千人,一摆出去,不就把他们搞掉了吗?如果那个时候就派我们的人去当县长,这政权也就都是我们的了。

   彭雄是个工农干部,完全是工农干部的本色,性格比较直率,他一听我这话就说:“现在我就派部队去把他们搞掉。”我赶紧告诉他,现在国民党部队的力量大了,我们可不能轻举妄动,只能加以严密的防范。最主要的还是,如果他们不向我们主动进攻,党的政策就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

    当时,由于苏鲁豫支队的一大队和七大队孙象涵还在皖东北没有回来,于是我们发电报请示师部,询问对孙象涵如何处理,是编入一大队,还是另行编制。师部复电说,孙象涵部不动,留在皖东北交由张爱萍领导指挥,一大队可以带走。

一九四O年六月,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湖西但还没有走的时候,黄克诚率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五个团一万二千余人,从河北南部下来,先我们过了陇海路,在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支队会合了。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这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活动区域是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随后,我们苏鲁豫支队也越过陇海路到达泗县。这时,八路军第四纵队的两支部队还未来得及整编。

我们到达泗县不久,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关于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的战略意图,急电催促黄克诚率部越过津浦路,东进皖东北。八月中旬,黄克诚率部到达盱贻县中原局驻地。

在此前后,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具体方针。之后,经被中央批准,由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包括其下辖的第四`五`六旅共九个团一万七千余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包括新编第三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统一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三支队随即又编为七`八`九三个旅,共九个团两万余人,执行东进淮海的任务,配合新四军的北上部队,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

在这次整编中,苏鲁豫支队的番号被撤销,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以后又编为第五纵队的第七旅。第一支队下辖的一`二`三大队分别改称一`二`三团,支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副支队长田维扬,我仍为政治部主任。一团团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二团团长黄炜华,政委冯志祥,三团团长王良太,政委罗友荣。

部队整编结束后,队伍立即东进,准备渡过运河进入淮海区,所谓淮海区,即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南`废黄河的西北,直到黄海边的大片区域,包括淮阴`涟水`泗阳`沭阳`灌云`海州等县`       镇。这一区域内,有运河`监河`沂河`沭河`六塘河`灌河等河流横贯其间,由西南向东北流向黄海,完全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

作为第五纵队的先头部队,我们率一支队二`三团一路东进,经皖东北根据地到达了十九团的驻地南新集。在南新集,我们停下来布置侦察,部署渡运河。

经过几次侦察,我们了解到,运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全部被日伪所占领,运河边上都建有敌人的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大约有二`三十里路的空隙。与南新集隔河相望的淮阴`王营`鱼沟是日军三个较大的据点。北面的泗阳`众兴`陈道口也有日军驻防,而东北面的陈集`徐溜等地则为伪军所驻守,各有伪军七`八十人到百把人。

八月底的一个晚上,正好运河涨水,我们决定趁这机会实施渡河行动。我们以一团为主,向清江市警戒,并佯攻日军驻守的鱼沟,以保证渡河部队右侧的安全,向左,则向泗阳加强警戒,与此同时,支队主力很快渡过了运河,在日寇的据点之间穿插行进,按原计划,顺利打下徐溜`成集`钱集三个伪军据点,敌人全部被消灭,我们自己伤亡不大。

随后,黄克诚率第二支队也渡过运河,与一支队会合在一起。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占领了南到淮阴`涟水,西到泗阳`宿迁,东到射阳,东北到响水口`灌云。淮海广大地区,虽然没有占领一个县城,但重要集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便以支队部所在的陈集`钱集为中心,三个团分别向南`向北`向东北方向继续发展,以扩大我们的占领区。

在我们进入淮海地区后,原皖东北区党委负责人之一的杨纯,也奉命进入淮海区,任淮海地委书记,跟我们政治部住在一起。这时,部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重点也是开展地方工作。

淮海地区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因此,我们每控制一个地区,就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权。不久,我们就相继建成了沭阳`涟水`淮阴`泗阳`灌南五个县政府及县委领导,并由地委负责筹备成立淮海专员公署。

九月,我们在钱集召开淮海区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淮海专员公署。在这次大会上,经杨纯推荐,选举我兼任淮海区专员,选举原沭阳县委书记徐一鸣任专员公署秘书长。从这以后,我的工作重点便转为配合地委搞地方工作,一支队的大部分政治工作,我则交给了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

这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九月二十八日,刘少奇急电黄克诚,要八路军第五纵队火速向东南推进,控制阜宁`益林地区,支援新四军在黄桥反击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接到电报,黄克诚急调以张爱萍为支队长`韦国清为政委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进入淮海区,接替一支队的工作。同时命令我们一支队,即刻南进渡过盐城河,进占阜宁`盐城,开辟盐阜区,争取同新四军的苏北指挥部会合,以配合新四军的黄桥反顽斗争,使苏北同山东根据地联成一片。接到命令后,黄克诚亲自来一支队进行动员和布置,帮助我们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经过几天准备,九月三十日晚,我们从涟水和响水口之间东渡盐河,进入阜宁地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沿羊寨`阜宁`上冈,南下盐城;另一路沿甸湖`东沟`益林`湖垛,向盐城夹击。两路部队边打边走,沿途连续战斗,击溃`消灭了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保二旅`第八旅各一部分,占领了阜宁县城`盐城县城及下属的大部分地区,共消灭敌人约两千人。

在我们进入阜宁地区之前,为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东进黄桥,并于七月奉命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九个团七千余人。

在苏北地区,国民党的力量较强,仅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就约有十万人。由于韩德勤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任其部队鱼肉乡里,他深为苏北人民所痛恨。当时在苏北群众中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呀,偏偏欺侮老百姓,咳!”

新四军进入苏北后,韩德勤企图乘我北上的新四军立足未稳之时,开始调集重兵共四十个团,计五万人,向新四军发起了进攻。他还挑拨`拉拢与威胁驻在苏北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出兵七千余人,与他一起围攻新四军。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的指挥下,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于十月初将韩德勤的主力一万余人歼灭于黄桥地区。黄桥一战后,韩德勤率残部逃往曹甸`兴化,苏北局面随之打开。

黄桥战役,新四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群众的帮助。在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常常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当年有首流传甚广的歌,就是说这种情景的。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的烧饼真好看。烧饼要用热火烤哟,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我军刚到黄桥,就受到当地群众携老扶幼的热烈欢迎,他们以当地特产黄桥烧饼犒劳我军。

我们进入苏北地区时,新四军正在进行黄桥战役。为支持新四军的黄桥战役,我们一支队在歼灭韩德勤的部分主力部队,并占领了盐城`阜宁后,奉命继续挥师南下。十月十四日,八路军第五纵队一支队一团进抵东台县白驹镇,与新四军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率领的二纵队六团会师。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苏北第一次胜利会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师,使我华北根据地终于和华中根据地联成一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上,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南下,共同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不久,八路军第五纵队另一支主力部队二支队也相继南下,占领了阜宁的东坎`八滩等地,从而控制了阜宁全县。随后,又攻占了淮安的东部和车桥的北部。这样一来,南面是新四军,北面是八路军,我们就把韩德勤所率领的部队紧紧包围在车桥`曹甸之间一个狭窄的区域里了。

一支队南下时,因为我在淮海区兼任专员工作,一时脱不开身。所以带着队伍东渡盐河,南下苏北的是彭明治`朱涤新`田维扬和郭成柱。待我到达苏北时,支队部已经进盐城,正着手部署成立盐城县政府和县委。

苏北地区是鱼米之乡,比北方富裕,人民生活水平比北方高,农忙季节以及过年时农民的餐桌上可以见到鸡鸭鱼肉,海边盛产刀鱼`虾`螃蟹,整个地区的人口比较稠密,文化程度比较高,商业比较发达,当地的风俗民情也比较开化。

盐城,有人口两三万人,市内有一部分小手工业,小作坊,商业是主要的。这里河网交织,水路交通是主要的,可以通达上海`南通`扬州`镇江等地,南来北往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

进驻盐城后,我们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地方工作。为了尽快稳定民心,我们首先是出安民布告,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地方秩序。我们的重点是,稳定工商界,使之照常开业,`照常营业,同时建立党组织,建立盐城县政府,组织民兵和游击队,开展统战工作,建立财政税收,恢复经济,恢复市属各大小镇子的工作。南方的城市比较繁华,凡有五十户以上人家的小镇子,沿街都开设有不少店铺,有饭馆和澡堂子,这在北方还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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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7:07:46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参加苏北抗敌和平会议

一九四O年十月下旬,正当我们在盐城陆续开展这些工作时,突然接到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的一份电报,说苏北的新四军要召开一个抗敌和平会议,邀请八路军派代表参加,并指定我代表八路军第五纵队去参加这一会议。接到电报后,我当即给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询问会议地点,复电说,会议地点是在泰州的曲塘。

随后,我便去与彭明治`朱涤新商量,说我过去从没有走过这条路,沿途的敌情不太清楚,苏北又是个水网地区,加之青纱帐已落,一旦遭遇敌人,不好隐蔽,是否带点警卫部队去。他俩都说,当然要带,最好带一个骑兵连去。我认为一个连一百多人`一百多匹马,太多了,走起来不方便,还是带个骑兵排,去个连长带队,就足够了。这样一共三`四十匹马,路上也好一点。听我这一说,他俩都表示同意。

十月二十七日,我带着骑兵排从盐城出发,前往曲塘参加苏北抗日和平会议。我们沿着一条被破坏了的从灌云到南通的公路走。头天我们经伍佑`大冈`白驹,到达东台宿营。因为马多,为便于喂马,我在城南找了一座学校住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由东台出发,经梁垛`安丰`富安`到达了驻在海安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见到了副总指挥粟裕。刚一见面,他就告诉我,曲塘现在就等我去开会,要我赶紧去,并且说已经为我准备了一条汽船。他要我把骑兵排统统留在海安,由指挥部负责安排照顾,我和警卫员马上坐汽船走。我们赶紧上了汽船,大约两个小时后就到了曲塘,这时天还没有黑。一下汽船,我马上去见陈毅总指挥。陈毅见了我,当即把我介绍给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说这是八路军的代表吴法宪。

晚上住下后,我去请示陈毅,对他说:“陈总指挥,对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黄克诚司令员叫我来听候你的指示,请你安排。

陈毅听了很高兴,他告诉我说,这个会议是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的。中央指示,在苏北要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和扩大军队。根据这个指示,苏北指挥部为进一步争取李明扬等人与我们合作,决定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会议除邀请了李明扬`李长江`陈应泰以及国民党江苏省参议员韩国钧`苏北地方代表黄玉峰等人以外,还邀请了韩德勤的代表,但遭到韩德勤的拒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苏北地区实现统一战线,划分防区,团结抗日,共商大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两李“(李明扬`李长江)和陈应泰,孤立韩德勤。

说完这些以后,陈毅就同我拉开了家常。他先问我是否参加了长征,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了些什么地方。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说:“总指挥,你可能把我忘了,你在江西军区当司令员兼政委的时候,我在六十四师当青年科长,当时你住在兴国县草鸡窝的一个天主教堂里。江西军区政治部召开青年工作会议时,你还给我们作过政治报告。“

陈毅马上说:“啊,那是老部下了!”我说:“是啊。是老部下,你是我们的老司令员。我那时是个青年科长,是个小小的干部。”

抗敌和平会议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三十日结束。会议大致定下来两条:一`当前的大前题是共同建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筹备召开苏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成立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县`区政权,吸收广大非党人士参加政权;二`坚持苏北地区国共两党军队现在的各自的防区,互不侵犯,互不攻击,停止“磨擦”战,不打消耗仗,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团结对敌。会上各个代表发表了一通意见,都表示同意陈毅总指挥的意见,口头上达成协议,但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随同陈毅坐一条小船回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又见到了粟裕。在海安,我向陈毅`粟裕简略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的情况,他们也把新四军的情况向我作了简略介绍。我请陈毅`粟裕在本子上给我签个字,他们一人给我写了几句话,作为鼓励。他俩对我们在各自分别经过敌后游击战争和长征后,又重聚在一起,表示十分高兴。

当天晚上,由陈毅及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出面,请包括韩国钧`黄玉峰等当地知名人士吃饭,也请政治部的同志和我参加。十月份,正值盛产螃蟹的季节,大家兴致勃勃地吃了一次螃蟹宴。

十一月一日,我准备回去了,但陈毅总指挥挽留我再住一天,说让我参观参观海安这个镇子。海安这个镇子比较繁华,商业也比较发达。正好当天下午,韩国钧回请陈毅`粟裕`钟期光等,把我也邀了去。参观了他的家庭花园,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十一月二日,我向陈毅`粟裕正副总指挥和钟期光主任告别,当天回到了东台,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又在白驹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处住了一晚。十一月四日,我们回到了盐城。

由于黄克诚当时率纵队部驻在东沟`益林地区,因此回到盐城后,我以电报向他请示,准备去他那里汇报一下这次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可黄克诚复电说:“不用来了,简单写个书面报告就可以了。”

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个简短的会议情况报告,并转达了陈毅`粟裕对他的问候。同时,我也向彭明治`朱涤新等转达了陈`粟两位首长的问候,以及对我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的问候。

回到盐城,我的工作重点放在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上,当时的阜宁`盐城两县,各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过程中,黄克诚曾指示我用淮海区专员的名义,委任宋乃德为阜宁县长。宋乃德是山西人,老干部,以后他成了盐城区行政公署的专员。另外,我还委任了盐城县县长,是个本地人,地下党员,但是他的名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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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7:08:27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新四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

一九四O年十一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副总指挥。

不久,总指挥部准备北移。彭明治和朱涤新认为,应当把盐城让出来,让总指挥部驻盐城,我们搬到二团驻扎的冈门镇。在得到批准后,我们很快搬到了在盐城西面约二十里的冈门。冈门这个镇子很大`很繁华,有两`三万人。

我们刚刚搬到冈门,陈毅就坐着汽船来了。他是代表新四军来看望我们的,我们热烈欢迎了陈毅。当天晚上,陈毅跟我们几个支队的干部,相互之间谈了很多情况。陈毅同志还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

陈毅同志刚走,过了三`四天,刘少奇同志又从洪泽湖经淮海区`阜宁地区,来到了盐城。彭明治`朱涤新和我赶紧回到盐城,接待刘少奇同志。

在盐城,刘少奇详细地给我们阐述了东攻西防的重要性。他说,在长江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慢慢向东发展,而皖南的新四军向北转移,这样就可以逐渐地把华北`华中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可以扩大抗日队伍,增强力量,必要时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国民党原来强令新四军把江北的部队全部调到江南的一块狭小地区,企图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以便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此计不成,又强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对此,中央决定的对策是,在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同意转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必要时粉碎其军事进攻。在全国发动大规模的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亲日派的阴谋挑衅。

刘少奇强调说,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建设苏北根据地。而盐城,又是苏北的中心,因此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中原局都准备迁到盐城来。他还告诉我们,他已向中央提出建议,将陇海路以南包括第五纵队在内的所有八路军,统统编入新四军,而且所有的干部统统都要留在华中,不再北调。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山东军区的一道命令,将原苏鲁豫支队改编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旅,同时命令我回山东去,任教导第二旅政委,旅长是曾国华。我把这个命令给刘少奇看了,并请示他怎么办。看完电令,刘少奇立刻说:“一支队的部队肯定不回山东了,你也不能回山东。现在应当是干部向南来,而不是向北去。你应当就在苏北工作。”就这样,刘少奇把我留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下达命令,将我由一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提升为第五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我又去请示刘少奇同志,他答复我,这个命令要执行,因为这是经中原局同意,又经过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的。不过,他要我暂时还留在盐城这里不动。因为中原局和总指挥部现在要管整个华中的工作,盐阜地区的工作一时管不过来,所以暂时还得由我们一支队政治部先管着。他说:“过几天调几个干部来,等他们组织起盐阜地委和盐阜行政公署,正式开始工作后,你就可以离开一支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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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7:36:20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二`断桥事件

这里我顺便讲一下我们从盐城迁向冈门时发生的一件事。

苏北地区的最大特点,就是这里的大江小河连在一起,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有的河,如沭河`盐河等,直通黄海。海船四通八达,可以直通上海,也可以转入长江,通往南通`镇江`南京等地。这里的公路大都已被破坏。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许多村庄就直接建在河边,一出家门就可以上船。

在水网地带,在陆上的行动就很不方便,一出门就得过桥,桥很多,但都不是什么坚固的大桥,有的是独木桥,也有的是用几棵树,用绳子把两头一绑,连接在一起,就算是一座桥,这样的桥很不坚固。当然也有稍好一点的,是用石板或木头建筑而成的桥。

地形变了,在战术上就要不断的总结经验,做出改变。在水网地带打仗,要跑掉是很容易的,春夏秋三季岸边的芦苇很多很高,也便于隐蔽。但是要包围和消灭敌人就比较困难,有时候明明你看到了敌人,可偏偏有一道河淌在面前,你就是过不去。所以一打仗,首要的任务就是控制桥和船,有了桥和船,就可以过河。大部队展不开,就用小分队,这样运动迅速,便于包抄敌人。

彭明治是个军事指挥员,他很注意占领桥梁和渡口,很注意保护桥的完好,这是完全对的。

那天,我们从盐城移防到冈门,把盐城让给中原局和总指挥部住。冈门原为二十团驻地,他们往西挪了挪,把冈门让给了我们。从盐城到冈门,一共只有二十多里路,就过了十几二十座桥。快到冈门的时候有一座桥比较长,有三截。我们旅部行动的时候,常把骑兵连和侦察连放在前面。正当骑兵连在这桥上过一半的时候,马把桥踩断了,六`七个战士摔进河里,马也掉进了河里,不会水的人就被淹死了。

彭明治闻讯以后非常气愤,立即赶到前面去处理这一问题。他严厉查问桥是怎么断的,是谁在桥上掉下去了。正好这时从河里爬上来一个青年干事,彭明治就问,你为什么把桥踩断了,万一有个情况怎么办?结果不问三七二十一,拨出手枪,“砰`砰`砰”连打三枪,把那个青年打死了。

我和朱涤新得知了此事,觉得彭明治这样随便枪毙人不对,就批评彭明治说,骑兵连已经过了那么多,很可能是前面的人把桥踩坏的,恰恰他倒霉,走到这里,一下掉进河里,几乎淹死,结果一上来,你“砰`砰`走”几枪就把人家给打死了,这样做很没有道理。

彭明治不敢分辨,只说,他当时脾气上来了,想也没想就开了枪。已经开了枪,怎么办哪?

我们说,这样做不对,第一`这不是战场,在战场上你有权力,谁不执行命令就枪毙谁,但现在我们是在移防,不是在打仗。第二`究竟是谁把桥踩坏的,现在弄不清楚,其实我们当时不应该要骑兵走这个桥,应该让他们骑马游泳过去就行了。

彭明治一听,也有点后悔了,说:“人已经死了,没有办法了。”我们当时也就原谅了彭明治,但表示,事情还是要上报。朱涤新和我两个人就把这件事情,上报给黄克诚和刘少奇。

黄克诚是个群众观点很强的人,刘少奇更是如此。但刘`黄二人考虑到一支队是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之一,打仗很得力,彭明治在军事指挥上又很有经验,不便在战争吃紧的时候给予他太重的处分,就指示我们批评一下就算了。这件事就这样了了。

这件事情,说明了在水网地区保护桥梁的重要性。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个青年被枪毙得够冤枉。我只记得他是个山西人,叫什么名字也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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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7:36:35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三`曹甸战斗

在一九四O年十月黄桥战斗胜利后,国民党韩德勤部虽号称为苏鲁豫战区,实际上已只剩下三千人左右,龟缩在盐城到淮安之间的曹甸`车桥一带。韩德勤顽固坚持其反共立场,不断利用手下的残余力量,对我苏北根据地寻隙挑衅,制造“磨擦”,成为我们苏北抗日战争的一大障碍。

刘少奇`陈毅等进驻盐城后,不久,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二支队,也到达阜宁的八滩`东沟等地区。于是,陈毅决定打击苏北地区最顽固的反共分子韩德勤,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他们的中间分子,如李明扬等,同我军合作抗日。

十一下旬,陈毅亲自侦察了曹甸的外围地形。曹甸这个镇大约有几千户人家,镇子的外面筑上围子,是座土城。从运河下来的水,一直流入曹甸外城的堑沟,成为城周围的一道有水的防御工事。另外,韩德勤的部队刚进驻曹甸不久,没有修筑什么坚固的工事,主要就是利用这个有水的外壕和围墙据守。

陈毅下令,要我们五纵队一支队由东向西,首先肃清曹甸外围。我们一路横扫,从盐城的冈门出发,经楼王庄和安丰开始战斗,一直打到运河边上,抵达曹甸西侧,切断敌人的退路,完成了肃清外围的任务。

之后,陈毅旋即命令我们一支队继续向东力攻曹甸,同时调集新四军在苏北的主力部队,由粟裕`叶飞率领,由南向北对曹甸发起攻击。同时,又调集第五纵队二支队的四团,由北向南夹击曹甸。这样,曹甸就完全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应当说胜利是有把握的。

然而事出意料,十二月十三日晚八时,,总攻曹甸开始时,北面的第二支队四团在水网地区受阻,没有及时赶到,我们一支队一团和二团担任主攻,在曹甸西门外城水壕边,连续猛攻几次,但都因沟宽水深,我们的攻城器材准备不足,加之部队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经验,这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攻城部队在敌人的猛烈反击下,伤亡不小。结果,北面的队伍没有赶到,东面的队伍也没有攻进去,只有南面粟裕`叶飞指挥的队伍约一千多人,突入了曹甸镇内,致使韩德勤得能集中力量反击新四军。最后,突入部队孤军奋战,伤亡较大,只得撤出曹甸。

这次总攻开始时,陈毅就在我们一支队指挥部,在距曹甸大约四里路的地方,坐镇指挥。当天晚上,陈毅看到没有攻下曹甸,就准备下令再攻。

但黄克诚不同意进行第二次攻击。他认为,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刚刚到达淮海`盐城地区,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到处骚扰暴乱,根据地内很不稳定,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剿灭顽匪,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然后再相机解决韩军为好。(见黄克诚回忆录308页,编者注)

粟裕`叶飞等这时也不赞成再打了。他们认为,这次攻击,部队伤亡太大,再攻也不太好打了。看大家都不同意再攻,陈毅当即决定,那就把部队都撤回不打了。

接到撤出战斗的决定,我们一支队便开始撤回盐城。但部队刚走到安丰附近,刘少奇同志亲自来了。要求我们重新回攻曹甸。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我们跟随刘少奇又回到了曹甸附近。

刘少奇来到曹甸附近后,亲自侦察了解情况,并相继同陈毅`粟裕`叶飞`黄克诚`彭明治`朱涤新等一起研究。大家的意见还是逐渐趋向一致,认为韩德勤就那么几千人,局促于曹甸`车桥一带,西面是日军,东面是我们,谅他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就让他在那里耽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妨过一段时间再打。

最后,刘少奇同意了大家的意见,也认为仓促之间没有准备,再打也难以打好,不如把队伍先撤回各自的驻地,肃清土匪,进行根据地建设,准备迎接日军“扫荡”。他说,能把韩德勤消灭在曹甸当然更好,暂时留在那里问题也不大,苏北根据地已经建成,暂时不打,对我们的妨碍也不大。勉强去打,就会过多地消耗我们的力量。

曹甸战斗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曹甸战斗,实际是一次失败的战斗。

对曹甸的攻击没有奏效,原因很多。一九四二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斗时曾指出,曹甸战斗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口口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见黄克诚回忆录311页,编者注)

我个人认为,陈毅的看法是对的。对这次曹甸战斗,确实存在着轻敌思想。我们调集的部队共两万余人,而韩德勤实际上只有几千人,所以总认为攻下曹甸,消灭韩德勤是十拿九稳,以我们在攻城的准备工作上,过于简单草率。运河下来的水是切断了,但曹甸外壕的水并没有减少,说明外壕的水并不完全来自运河,我们对水源判断有误。又由于我们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的经验和过水沟的器材,木板`小船也极少,攻城的梯子也准备不足,没有一定数量的爆破材料,没有炮兵的配合,主攻方向突破的选择和确定,也缺乏仔细的侦察研究。我们一支队选择的突破方向,恰恰是最难攻的地方,所以一攻不动,再攻也不动,这场本来应该打好的仗,最后没有打好。

另外我还认为,当时因八路军和新四军刚刚会合,相互之间缺乏一定的了解,动作不够协调,而且内部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这也可能是打败仗的原因之一。

在这之后,韩德勤一直在曹甸坚持了两年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春,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调动新四军三师`二师的部分主力,和四师相互配合,才一举全歼韩德勤所部,终于彻底扫除了国民党顽固派留置于苏北的这一抗战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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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盐城会议

曹甸战斗后,我一支队回驻盐城附近。一九四O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盐城召开 一次干部会议。到会的有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五纵队一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等。会议历时三天,首先由刘少奇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中共中央一九四O年十一月一日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

对国内外形势,刘少奇同志讲话的大意是,一九四O年夏秋以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德`意法西斯在西方所取得的胜利,助长了日本的南进野心。现在,日本侵略者决心乘英`美无力东顾之际,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直接影响日本侵华的方针政策,也直接影响国民党的内外政策。

他指出,一方面,日本在中国的重点,将转为以打击敌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主,力求巩固其占领区。而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将暂时不作大规模的进攻。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看到日本决心实行南进政策和改变侵华方针后,必定会决心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调整其军事部署,包括加强华中兵力。蒋介石已密令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密令苏鲁战区的韩德勤进攻苏北新四军。

因此,华中的敌后抗战,将面临着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我党我军在华中斗争的特点,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都必须根据这一特点来布置。

刘少奇同志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九四O年十一月一日发出的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学习华北的经验,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坚决实行“三三制”。根据地的各项政策,要以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依据;要准备长期抗战,节省民力`物力;要特别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要密切党群关系,严格军队纪律,并做好联络友军的工作;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刘少奇同志最后强调,对这个指示,一定要在苏北`苏中贯彻落实。

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着重阐述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与策略,强调要孤立日军,消灭伪军,缩小敌占区,扩大和巩固苏北`苏中根据地。同时,要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针对国民党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应实行一面团结`一面进行反顽斗争的革命的两个政策。在反顽斗争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苏北地区,要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韩德勤,争取团结李明扬`李长江一道抗日。

会议最后,刘少奇宣布,由新四军一师负责苏中根据地的建设`由八路军五纵队负责苏北根据地的建设,并指定粟裕负责苏中的一元化领导`黄克诚负责盐阜区和淮海区的一元化领导。同时,他代表中原局,指定了各个部队的驻地范围:指定五纵队一支队住盐城,并担任保卫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任务;二支队驻阜宁的东坎`东沟`益林一带;纵队部和三支队住淮海区。他指出,五纵队和一师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准备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成立苏北区党委。另外,他还要求一师和五纵队的政治部,除抓好部队的建设外,重点要放在协助开展苏北`苏中的政权工作和地方党的建设工作上。

以上就是当时这一会议的主要内容,在讨论中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但一些详细情况,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后所召集的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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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抗日战争(二)新四军三师

一`建设新四军三师政治部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蓄意制造了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一月二十五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了。将我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共七个师,一个独立支队,计九万余人。我八路军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的第一`二`三支队依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的第七`八`九旅。

盐城会议结束后,黄克诚因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要继续留在盐城一段时间,就要我不用再管一支队的事情,尽快到纵队部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我当即离开盐城,赶到阜宁县益林镇的纵队部。不久,军委来了调令,把纵队参谋长韩振纪调到军部另行分配工作,把政治部副主任邓逸凡调到军政治部任秘书长。这样,就剩下了我带领着三师的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等直属机关驻在阜宁。一月下旬,黄克诚同志从盐城回来了,就开始和我一起调整并充实三师的各级领导机构,要我重点负责建设政治部。

我首先是要健全政治部的机构。当时政治中下面不设二级部,都设科。经我提议,调来了沈铁兵任组织科长,调王恨为宣传科长,调王央公为政工科长。给我还配备了一个秘书,起初是跟了我多年的张秀坷,后来是廖一帆。他们两个都是大学生,都会日语,对我的帮助都很大。

接着,我开始抓办刊物,编教材,指导三师各旅及盐阜`淮海两分区的工作。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办报纸的条件,黄克诚同志提出,要政治部先办个杂志,定名《先锋》,半月一期。黄克诚同志还专门请陈毅题写了刊名。为办杂志,黄克诚同志下令抽调七旅政治部的李恩求同志来师政治部,专门主持杂志的编辑工作。

为办杂志,又必须建设起一个印刷厂,要解决纸张`印刷机械和印刷工人问题。为此,李恩求同志在驻地附近到处搜集,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秘密地办起了一个小型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很小,主要着眼于一旦出现敌情,便于打埋伏,或是搬动。

《先锋》杂志主要是负责上下情况的交流,转截上面的东西,包括延安党中央`十八集团军总部`中原局`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另外,转截延安新华社的时事通讯,同时发表三师军政委员会`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和司令部`政治部负责人的指示及文章。再就是部队工作的经验交流,通讯和一些小文艺。

就这样,《先锋》杂志很快就办起来了。我们又通过地方根据地的联络站,很快地建立起了一条完整的发行路线,使杂志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投送到各个部队。

在创办《先锋》的同时,我们决定让朱鸿同志负责整个部队的教育工作,负责主编部队的各种教材。

这是当时三师政治部的两项主要工作,一个是办杂志,一个是编写教材。

这时,三师直属总支书记丁仲提出,他们也要办一个师直单位的油印小报,黄克诚同意了他们的请示求。于是,又从各部队调来了几个刻制蜡版的人,出版了一个油印的师直小报。出版日期三天`五天的不定。

在当时三师的直属机构中,司令部的各科是健全的,供给部也是健全的,由刘炳华任供给部长。相对而言,由张化一任卫生部长的卫生部就差一点。后来,我们从军部调来了齐仲恒`吴之理,相继任师卫生部长,加强了领导。与此同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我们又集中力量建设了一座野战医院,放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东沟`益林`东坎`八滩`羊寨等地开设了一些商店,以筹集一点经费,支援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

黄克诚一直力主机关要精干,越精干越好,认为只有这样才便于行动,便于在敌后坚持斗争。因此,当时我们的整个师直属队,包括司`政`供`卫各部门在内,一共只有四百人左右,即使加上警卫部队也只不过才六`七百人。

机构整顿完毕,我们师部便按照军里原来的决定,于二月初开始向淮海区转移。我们从东沟`益林出发,经羊寨`佃湖,第二天晚上就渡过盐河,越过了封锁钱。第三天,我们到达六塘河边上,驻在六塘河附近一个叫刘老庄的较大庄子里。

在刘老庄住下的第二天,黄克诚即要我和他一起到了九旅旅部。当时,九旅旅长张爱萍`政委韦国清,他们热诚地欢迎并接待了我们。黄克诚向他们传达了中原局会议的情况,他们也向黄克诚汇报了九旅的工作情况。

九旅有两个团是我熟悉的,一个是翁徐文带领的从山东南下淮海区的一个团,另一个就是孙象涵率领的一个团。孙象涵的这个团原来在皖北是苏鲁豫支队七大队的一部分,一九三九年曾随我南下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我离开皖东北以后,这个团被改编为九旅的一个团,归属九旅指挥。我特地去看了看他们,久别重逢,彼此都倍感亲切。

这时,我已辞去了淮海区专员的职务。当时的淮海地委已很健全,地委书记杨纯是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后来,华中局又把金明调来任淮海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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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盐城高干会议

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召开高干会议。黄克诚带了几个通讯员和一个骑兵班去盐城参加会议,责成我们带领三师直属队留在淮海区活动。这时,彭雄还没有到职,司令部就一个参谋处长沈启贤,我感到担子很重。

五月中旬,黄克诚来电报,说他不再回淮海区了,要我带领三师直属队返回盐阜地区。于是我带领部队又渡盐河,重过封锁线,回到了盐阜区,驻在羊寨以南的一个村子里。大约六月九日黄克诚回到了师部,召集各旅的干部开会,传达盐城高干会议和中央军委华中分区会议决定,同时部署苏北根据地的工作。

从黄克诚的传达中我们得知,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盐城主持会议,宣布了一个重大的组织变动: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中央军委华中分会,由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任华中局副书记。

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华中局又在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少奇同志在会上总结了华中地区前一段的工作,大意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予我们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敌顽的夹击中求得巩固与发展。

六月上旬,华中局又在盐城召开了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陈毅同志在所作的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工作,建设一支正规化党军的任务;同时作出了建立军区`军分区和加强地方武装的决定。

根据这个决定,一师兼苏中军区,二师兼淮南军区,三师兼苏北军区,四师兼淮北军区,五师兼鄂鲁豫皖军区,六师负责苏南地区的工作,七师负责皖北地区的工作。这样,新四军七个师都分别兼任所在根据地的军区,或负责所在地区的工作,统一领导和指挥主力和地方武装。各师的军政委员会兼任军区的军政委员会委员。

黄克诚最后还宣布,根据中央军委五月三十日的电令,新四军第三师军政委员会由黄克诚`吴法宪`彭雄`彭明治`朱涤新组成,黄克诚任书记。

黄克诚同志同大家商量后决定,由九旅兼任淮海军分区,七旅`八旅不兼军分区,盐阜区单独成立一个军分区,由洪学智同志任军分区司令员。
三`第一次反“扫荡”

一九四一年春,重建新四军军部后,我们很快夺取了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苏北`苏中两个抗日根据地,并同山东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这一情况,很快就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注意。日军决定对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扫荡”,并加紧威逼利诱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投降。二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指挥一师讨伐公开投敌的李长江,共俘虏李部官兵五千余人。这一胜利,更加引起了日军和汪伪军的重视。

三月中旬,日军开始调兵遣将筹集兵力。到七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第十二军一部及伪军李长江残部,集结在东台`兴化`盐城以西的射阳和陈家洋等地,准备重点进攻根据地。

新四军军部对日军这一企图早有察觉,早于六月三日就向各师发出了反“扫荡”的指示,大意是:

第一`这次敌人进攻的重点,将是我苏北根据地的中心盐城,作战方式可能是多路分进合击和突然袭击。

第二`华中局和军部机关分散隐蔽,主力部队也应适当分散,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避免过早与敌作正面的决战,地方武装以连排为单位,准备广泛袭击`疲惫敌军。

第三`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桥梁道路,控制船只,粮食等重要物资应分散隐蔽于芦苇荡里。

第四`一师和三师应作好充分准备,密切注意上海`南京`扬州`蚌埠`徐州`连去港等地的敌情,分工负责,搜集情报,加紧侦察工作,及时主动掌握情况。

为便于指挥,新四军军部于七月十日撤离盐城。七月初,三师师部移驻射阳河以西,司令部住桥头,我们政治部住硕家集,都紧靠射阳河。

大概是七月十九日的清晨,突然之间,刘少奇`陈毅`曾山`赖传珠等领导同志,从射阳河坐小汽船,一下子就到了我们师部政治部的驻地硕家集。我一面匆忙迎接他们上岸登陆,一面给他们做饭吃,并立即通报黄克诚同志。

他们吃完饭,稍事休息后,黄克诚同志赶来向他们汇报了反“扫荡”的准备情况,他们表示满意。然后,军部继续西进,进到陈家集西北的岔头。因为岔头是阜宁地区的中心地带,相对比较安全,于是华中局和军部就决定暂时驻在那里。随即决定三师司令部也西移到瓦屋许,离岔头约七`八里路,靠近军部。我们师政治部住和尚庄,离司令部约二里路,这样,军部和三师师部靠到一起,指挥就非常方便了。

从七月二十日开始,日伪军一万七千多人,开始由东台`兴化`射阳和陈家洋等地,南北同时出动,从南面`东北面`西南面和北面四个方面,对盐城分进合击。我三师的主力部队,避开敌人的锋芒,转移至敌人侧翼,向刘庄`陈家集`板湖等地区隐蔽集结。

七月二十二日,日军占领盐城,占领了原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接着,日军便以盐城为中心,对四周地区进行“清剿”,并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对这一地区实行分割封锁。他们在水网地区使用特制的装甲汽船,到处搜索,寻找我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由于我们事先进行了分散转移和隐蔽集结,使敌人连连扑空。

七月二十八日以后,日军的扫荡重点转向阜宁`东沟`益林地区,并占领了阜宁县城。新四军军部立即命令三师七旅部队,尾随袭击敌人,命令八旅部队在正面迎战敌人。同时,命令一师二旅破袭盐城至东沟的交通,阻断敌人的补给线;命令其它一师主力在苏中向日伪各个据点进行围困攻袭,骚扰敌人后方。

就这样,苏北和苏中的军民,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相互策应,使敌人顾此失彼,完全陷于被动局面。

八月七日,日伪军大部不得不从盐城`阜宁地区南撤,东沟`益林地区被我们三师收复。到八月底,日军没有达到目的,被迫停止在苏北的“扫荡”行动,撤退了。

根据当时的战报,在这一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中,新四军各部队共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三十余次,用自制水雷击沉敌汽艇三十艘,毙伤敌伪一千九百余人,俘日伪军一千余人。而新四军伤亡一千余人,大大少于敌人。

这是我们在创立苏北根据地之后,苏北`苏中的党政军民经受的第一次考验。我们取得了第一次反“扫荡”的胜利。盐阜军民经受了考验,尤其是一些新从上海来参军的学生,青年知识分子,通过这次战火洗礼,更提高了他们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通过反“扫荡”,他们吃苦耐劳,英勇战斗的精神大大地培养和发扬起来了。他们在敌后根据地成长发展`壮大胜利,树立起了必胜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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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对稳定时期

一九四一年八月底,粉碎敌人的夏季大“扫荡”以后,苏北根据地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新四军三师于九月五日至九月十五日,在瓦屋许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的是全师团以上干部。为开会,借用老百姓的木头`竹杆和稻草,搭了一个大草蓬,作为会议室,兼作食堂。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三师进入苏北以来对顽军的作战和反“扫荡”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教训,以及总结部队的工作`检查部队的纪律。在执行纪律的问题上,会议着重批评了七旅和八旅。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十分关心这次会议,亲自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同志亲自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建设华中根据地的任务和政策的报告,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政策。陈毅代表华中军分会讲话,就加强军队的军政工作,特别是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军事训练`加强军民关系`整训部队和整顿纪律等问题,作了指示。当时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饶漱石,又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会议上作了增强党性修养的报告。

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讲了话,对加强根据地和军队建设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黄克诚同志根据中央和华中局军分会的指示精神,提出三师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趁粉碎敌人“扫荡”之际,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伪占领区,恢复各种组织,恢复各项工作,恢复抗日政权,进一步精简机构,调整组织,全面加强苏北根据地的建设,即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根据地的建设,力求同皖东`皖北和山东打成一片。经过讨论,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在此之前,我已得知黄克诚与刘少奇`陈毅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打曹甸,黄克诚就不赞成;对华中局在日军大“扫荡”前提出保卫盐城的口号,也有不同的意见。为此,刘少奇和陈毅对他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右倾”,作战不力,但当时我并不太清楚其中的详情。后来我看到《黄克诚回忆录》中有关于此事的叙说,现将这一段抄录于此:

曹甸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我“右倾”,作战不力,撤了我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职务,第五纵队司令员一职由陈毅兼任。但陈毅作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需要照管全局,并没有到第五纵队视事。因此,我这个政治委员还得兼管司令员的工作。后来日军“扫荡”开始,我又与华中局发生保卫盐城之争,华中局及军部就认为我不服从指挥,在阜宁停翅巷召开干部会议,对我进行批评。我不服争辨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我联系打曹甸和反“扫荡”作战情况说:“这两次都是上级指挥失误,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这次会议华中局领导最后下结论认为我是错误的,坚持要我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有的争论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想当时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事后,我找到陈毅对他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有什么不服从指挥?”一九四二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役时曾指出:“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我觉得陈毅的这番话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注,见黄克诚回忆录 。编者注)

这次会议的召开,成了我们加强苏北根据地建设和三师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开端。为贯彻落实会议决议,会后我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加强组织建设。经华中局和军分会批准同意,我们成立了苏北区党委,黄克诚同志兼任书记,金明为副书记,统一苏北地区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苏北根据地下设盐阜`淮海两个根据地,建立两个地委,两个行政公署,两个军分区。由金明兼任淮海地委书记,李一氓为淮海行署主任;向明担任盐阜地委书记,曹荻秋为盐阜行署主任。

同时,我们三师的部队也做了一些调整。在这之前,新四军四师十旅,在豫西反顽斗争中失利,部队受到较大损失。经黄克诚同志提议,华中局和军部批准,将四师十旅与建制完整比较充实的三师九旅对调。十旅归属三师建制,九旅归属四师建制,旅团番号不变。九旅旅长张爱萍调任三师副师长。因此,淮海军分区改由十旅兼任。十旅旅长刘震,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十旅政委吴信泉,兼任淮海军分区政委,盐阜军分区仍是单独组织,由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光池任政治部主任。七旅和八旅仍为机动部队。

我们在军分区下面,分别建立了县人民武装部`区武装中队`乡游击小组等各种地方抗日武装,健全和建立民兵制度。

不仅如此,师的领导也比以前充实了。除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和政治部主任的我外,参谋长彭雄已于八月反“扫荡”期间到职,副师长张爱萍也于九月初来到师部,这就增加了师的领导力量。

在调整充实部队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政权建设工作。由于当时的盐城`阜宁两县较大,各有一百二十万人口。为了便于管理,将原阜宁县分为阜宁`阜东和射阳三个县,将盐城县分为盐城和建湖两个县。这样,再加上淮安`灌南和涟东,盐阜共有八个县。其后,我们分别建立了八个县委和县政府,加强了地方建设。

当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都做了精简,把华中局和军部的一些干部,下放到地方,加强了地方党的工作领导。军部把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下放到我们三师。早在日军夏季大“扫荡”开始后不久,抗大五分校就由副校长冯定`洪学智率领,转移到了我们盐东。当时,他们的女生队曾遭到过日军的偷袭,一死一伤一被俘,损失了几个人。好在敌人的人数不多,洪学智在发现情况后,指挥离女生队最近的男生四队,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击溃了。这次抗大五分校归入三师建制后,校长为谢祥军,政委为吴盛昆,政治部主任为于辉。

军部的鲁迅艺术学校也同时下放到了三师,改组成为鲁迅文艺工作团,由孟波任团长,归政治部直接领导。鲁迅文艺工作团共有一百七十多位团员,大部分是从上海来的学生。还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著名文艺工作者和音乐家,如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牧等。随后,又有如阿英`鲁莽`戈扬等著名新闻`戏剧`绘画`木刻家`分到我们师政治部来工作。

第二`加强组织纪律性,尊重群众,尊重地方,提高部队的政策观念。我们进入苏北以来,部队的纪律一般是比较好的,但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也不少,干涉地方工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对这些问题,在三师高干会上,黄克诚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特别是对七旅的批评更多一些,这就使七旅的同志对我发生了误会,以为一些问题,都是我到师政治部以后向黄克诚反映的。黄克诚同志对此作了解释,说明这些问题是由各个方面反映上来的。我个人认为,尽管七旅原来是红军`八路军的主力之一,战功卓著,但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黄克诚同志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次会议以后,七旅在遵守纪律方面有很大的转变,八旅`十旅也都有提高,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从此,地方对军队更加尊重,军队更加支持`帮助地方工作,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的新局面。

第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我们在根据地实行了统一的财政税收,实行公粮制,军队所需的粮食`蔬菜`衣服及其它物资的供给,统一由地方政府筹划供应。为开辟财源,减轻地方负担,我们在素有金东坎`银八滩之称的一些重要集镇开设了商店,以筹集部分资金。此外,我们在阜宁东部海边开辟了一个棉垦区,每年种植的棉花远销至上海`南通`苏州等地。同时,同地方一样,军队本身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种菜`喂猪`喂鸡,有条件的地方还自己养鱼`捕鱼`捉虾,力争做到部分副食品自给。少数部队还利用海水晒点盐,这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种好办法。

在这次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整个三师从机关到部队,上上下下都在搞生产。那一段时间里,早晨部队都不出操,起床后即分散外出去拾粪;晚饭后,则去菜地浇水`施肥,管理自己的一块菜田,种的菜地是向老百姓借的,给老百姓一定的补助。如果打仗了,就交给地的主人暂时看管,打完仗回来再搞生产。如果不回原驻地,就连地带菜都交还给群众。敌后生产,当然不可能像南泥湾那样大规模地去搞,但我们也从一九四二年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三年秋,我们曾开过一次三师直属队的生产展览会,著名作家`诗人白桦参加展览会后,写了一篇《记师直生产展览会》。现将这篇文章照录如下:

大路从中间穿过去,把展览会的场子分成东西一样长的两块。

西边是“小菜场”,一摊挨一摊,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各摊前都插起用木头做的招牌。

特务一连的一棵黄芽芽十五斤,它和四个五十斤以上的大冬瓜摆在一起,活像一窝净的肥猪。

菜的种类是数不清的,有大锅煮`大碗吃的青菜`萝卜,也有调味的葱`蒜之类。

还有冬天的小菜`酱菜`干菜`腌咸菜,也有自做的豆腐和豆芽。

还有不少的手工作品:篓子`篮子,各式各样的布鞋`气眼鞋`线结鞋。战士们自做自穿,跑路打仗,淌水都方便。

东面是家畜场,猪`羊`鸡`鸭,闹闹嚷嚷一大片。政治部的小马驹,看见人就乱蹦乱跳。老母猪的大肚皮着地,爬下哼哼的懒得动。供给部的那些“九斤黄”的雄鸡,长到七斤半,今天在人面前,不敢喔喔高喊了。

展览会的墙上贴着各单位的生产统计表,全直属队合计生产各种疏菜十七万六千一百九十斤,平均每人一百八十五斤。特务一连成绩最好,共生产三万零七百斤。

展览场的松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

到前线拿枪,在平时拿锹,是战斗英雄,又是生产模范。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菜,改善自己生活

横幅是:亲自动手。

除了大力发展生产以外,我们还大力提倡节约运动。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都不发钱,只是每人每天有一定数额的伙食费。节约下来的钱就叫“伙食尾子”。每月的“伙食尾子”,我们都平均分配给每个人,有时可以分到一元,有时分到五角。这点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先用来交党费`团费,剩下的钱,有的就买点烟抽,有的就买点牙刷`牙粉`肥皂之类的日用品。

为活跃地方经济,我们对城市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同时进行二五减租政策(即减收百分之二十五)以改善群众生活。当时在盐阜的一些沿海地区,经常有海水灌入,淹了不少地。我阜宁县长宋乃德,领导群众修筑了一条九十华里的海堤,挡住了海水的倒灌。当地群众把这条堤坝称之为“宋公堤”,很好地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当地的影响。

第四`清剿土匪。苏北地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当时,一些土匪还有政治背景。他们与国民党顽固派相勾结,与韩德勤那些被打垮的部队搞在一起,抢劫残害群众,杀害我们地方干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大“扫荡”过后,我们即下决心抽调部分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开展清剿土匪的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大大小小的艰苦作战与政治攻势,同时教育争取一些窝藏土匪的不法分子,终于将横行苏北多年的土匪完全剿灭。

肃清了土匪以后,我们将一部分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大力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时,有的地方群众心里有顾虑,害怕地主报复,白天减的租,晚上他们又偷偷送回去给地主,形成明减暗不减的情况。阜宁县委书记唐棣华派出检查组,到各地检查进行教育,全面纠正,为群众撑腰。当时阜宁县委工教科有个干部编写了一个剧本叫《照减不误》,到处公演,轰动阜宁以至全盐阜区。其中有一个女演员薛飞曾大出其名,红极一时。

第五`整训部队。清匪反霸工作告一段落以后,部队立即开始了全面的整训。整训工作由黄克诚统一领导,张爱萍`彭雄负责军事训练,我负责政治教育。

军事训练方面,一是着重搞投手榴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和炸药爆破五大技术训练;二是以班`排为单位进行进攻和防御的战术训练。同时,我们还加强军容风纪`内务卫生等方面的教育,力求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是学习`贯彻华中局关于建立巩固的苏北根据地的决定,学习党在敌后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健全连党支部`营党总支`团党委,健全部队的党`团生活制度,坚持每周上一次党课,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党性和党员的修养的教育。同时还在干部中进行抗日持久战`游击战等教育,并且在连队里开设语文`数学`历史等各项课程,以帮助干部`战士学习文化。

此外,部队里的年轻人多,我们还特别注重加强青年工作,在青年中进行组织发展工作。针对年轻人喜好娱乐的特点,我们恢复了连队俱乐部的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包括唱歌`体育`墙报等,表扬好人好事,注意发展党团员。我们还要求连队的经济公开,在各个连队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连队的伙食。另外,要求各连队一个月开一次军人大会,以发扬民主,动员战士对部队的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经过整训,部队的军事技术得到提高,政治觉悟有了进步,整个部队的团结增强`情绪高涨。

一九四二年夏,师军政委员会决定开一个运动大会,为对部队这一段军政教育的成果进行一次检阅。当时我们就在司令部的驻地孙河庄与政治部的驻地戴舍之间,借用了几十亩土地,修了一个大运动场,搭了一个大篷子和一个戏台。运动大会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四个项目进行竟赛。有关军事技术`作战学习,由张爱萍`彭雄负责组织测验,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的测验题,以及歌咏比赛`体育竟赛,包括蓝球`排球`田径`游泳等,统由政治部负责,后勤部还组织了一个伙食比赛。

部队不可能全部集中竟赛。就由七旅`八旅`十旅`师直属队`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各组织一个代表团参加大会,每个团抽调一个连,每个旅共抽四个连组成一个代表团,竟赛期间的晚会,由鲁艺工作团和各旅的宣传队负责组织。司`政`供`卫各部门全力组织竟赛,前后搞了有半个多月。

从各团参赛的代表团比赛结果来看,成绩都比较好,最后总结时,刘少奇`陈毅`饶漱石都来讲了话。在竟赛过程中,他们有时也来观看比赛。在新四军军部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如范长江`扬帆`贺绿汀`吕振`姚汝觉等都到三师参观过,并在会上作过讲演。陈毅经常带一些文化人到我们政治部同黄克诚和其他人下围棋。

总之,通过这段时间的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政策水平`组织纪律性,都有较大的提高,是部队工作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第六`培训干部,参加党校学习。粉碎敌人“扫荡”过后,环境比较安定。华中局在阜宁板湖附近的汪朱集办了一个党校,抽调新四军各师的团以上干部,地方县委以上干部,轮流到党校学习。学习期限一般为半年至一年。除此之外,也吸收外地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学习。刘少奇兼任华中局党校的校长,陈毅`饶漱石和华中局的组织部长曾三`宣传部长彭康等,都是党校的当然教员。学习的科目主要是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

由于我们的驻地离党校不远,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凡是党校组织讲大课,我必定带着师直属队的一些干部前支听课。一般每个星期都去两`三次。

我记得,刘少奇当时主要是讲联共党史和中共党史,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首先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然后再讲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他还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讲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和怎样对待错误,讲当时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陈毅主要是讲持久战的问题,讲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讲国共之间“磨擦”与反“磨擦”斗争的策略问题。彭康主要讲哲学,讲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讲唯物文辨证法。

一些著名学者和文化人也经常作各种报告,如钱俊瑞`范长江`李恩求的时事报告,骆耕漠`孙冶方`薛暮桥的经济学报告,齐仲桓`吴之理的卫生与保健讲座,邹韬奋`阿英的文学报告等。办党校,使一些干部得到了一个理论学习的机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华中局当时还出版了一个理论刊物叫《真理》,对指导干部的理论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七`成立“文化村”,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共同抗日。一九四一年秋,日军进占上海的英法租界前后,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如邹韬奋`范长江`阿英`薛暮桥`贺绿汀`钱俊瑞`孙冶方`骆耕漠`孟波`崔雨田`沈其震`吴之理`章央芬`扬帆`胡考等,陆续撤退到苏北根据地。为便于照顾他们的生活,陈毅军长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找了一个村子,取名“文化村”,安排他们集中居住在那里,由陈毅军长直接管理和指导他们进行活动。

以后,华中局给一部分上海来的人相继分配了工作,如钱俊瑞当了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沈其震成了新四军的卫生部长,冯定和薛暮桥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当了副校长和训练部部长。有一些从上海来的著名文化人,如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牧`阿英`鲁莽`戈杨`吴之理`章央芬`胡考`芦芒等,则被分配到了我们三师来工作。其中孟波担任三师政治部鲁艺工作团团长,吴之理`章央芬在三师卫生部当了卫生部长和医务主任。

阿英到三师后继续搞创作,他曾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写了一个叫作《闯王进京》的剧本,公演后一举轰动整个盐阜区,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另外,胡考和芦芒在分到三师政治部宣传部后,继续搞他们的书画和木刻专业。后来由芦芒负责设计,我们在阜宁芦浦还修建了一个烈士纪念塔。

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扬帆,先是在盐阜区担任公安局长,以后又到我们三师政治部任保卫部长。一九四三年夏,在延安“整风”中不幸遭康生陷害,由延安方面负责用电报通知我们将扬帆送至华中局驻地关押,不久他被放了出来,但解放后,他在上海市出任公安局长时,又遭到逮捕,并冤死在狱中。

除了分配到各单位工作的人外,其他人就住在“文化村”。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文化村”的一些同志非常活跃。由于三师离军部较近,他们时常下部队来作报告,帮助部队和地方开展文娱活动,培养了一大批群众文艺骨干,繁荣了苏北根据地的文艺宣传活动。

当时在苏北根据地,还有一个青年文艺工作团体在活动,叫新安旅行团。新安旅行团最早是于一九三五年十月由江苏淮安新安学校十五个贫苦儿童组成的,以后逐渐扩大,由陶行知负责组织和领导。抗战开始后,郭沫若也曾以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厅长的名义,领导过这个团体。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历经十九个省。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他们由重庆来到苏北根据地,在盐阜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副主任兼财政厅长宋乃德`教育处长戴白涛的领导下,开展文艺宣传和青少年的组织工作。我记得,当时新安旅行团的团长好像叫汪逵之,一些团员后来成了我们的文艺骨干。

总之,当时新四军大量吸收了上海来的地下党员`知识分子`进步人士,他们在敌后做了不少工作,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后来在敌人“扫荡”时期,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华中局将他们分散地护送到山东,再转赴延安。

在根据地内,我们还恢复和发展了中小学教育,普遍建立小学,各县建立中学,还办了不少公学`冬学,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第八`开展统战工作。刘少奇`陈毅都十分重视各阶层有代表性人士的工作,亲自与一些地方开明绅士接触。当时在盐城`阜宁`淮海地区有影响的人士,如计雨亭`杨芷江`庞友兰`韩紫石等,都很尊重刘少奇`陈毅以及黄克诚同志,经常来三师拜会黄克诚师长,我们则根据“三三制”的原则,把他们吸收到抗日民主政权中来,团结他们一起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他们在抗战救国中的特殊作用。

第九,加强对敌宣传工作,特别是对伪军的宣传工作。通过工作,伪军中间有不少同情我们,经常有人和我们通情况,同我们联络。我们的侦察人员经常在敌伪据点进进出出,通行无阻。在盐阜和淮海之间有条封锁线,那就是盐河,但少数人就可以畅行无阻,随时都可以过。那时敌伪据点缩得很小,交通往来很方便。

第十`提倡爱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解决解决问题。部队除自己发展生产外,一旦群众的生产发生了困难,例如遭了淹,受了旱,部队就立即行动起来,帮助防涝抗旱,农忙季节,帮助抢收抢种,那是经常的。另外,帮助驻地群众打扫卫生,挑水,有病帮助看病,更是普遍现象,几乎天天如此。军队爱护人民,人民就更加热爱自己的子弟兵。打仗时,替我们传递情报,运送伤员,保护我们的家属`孩子,和一些带不走的物资,包括书籍`文件`       印刷机器等,使之免受损失。所以坚持敌后抗战,基本上就是军民一家,分工合作,互相掩护,互相帮助,互相解决困难。这个时候军民关系是最好的时候,确实是军民亲如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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