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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土八路

『经典连载』 《吴法宪回忆录之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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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5 16:01:23 | 显示全部楼层
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

——山城堡战役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在陕甘宁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就有了四`五万人,这对蒋介石的震动极大。他急调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的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共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根据地,并亲临西安坐镇指挥,以图把红军消灭于甘肃`宁夏地区。

追逼我们最紧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胡宗南所率的四个师,已经进占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哨马营`保牛堡一带,对陕甘宁根据地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主力应迅速向山城堡靠拢,集中全力,准备在山城堡地区打好对胡宗南部队的这一仗。中央军委指出,打好这一仗,对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否则敌人会以为我们可欺,将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山城堡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由一军团`十五军团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担任主攻,二方面军负责打援。

从军团部领受任务回来,杨得志`萧华将敌我情况向各团领导作了详尽的传达,并告诉我们,红二师将由西南向东北进发,担任山城堡战役的主攻任务。师里决定,由四团和五团在前面主攻,二团作为预备队在后面跟进。任务明确后,队伍迅速北上。经过四天的夜行军,进入了山城堡以西地区,利用山联塬,塬联沟的地形,隐蔽在沟里,决心打好这一仗。

十一月中下旬的西北高原相当寒冷,经常下雪。我们天天艰难地行进在雪地上,天冷,我们的棉衣单薄,沿途村子稀少,有时一夜行军七八十里,竟然连一个庄子都看不见。这里是沙漠地区的边缘,每年都被沙漠吞噬掉一些村庄和窑洞,老百姓害怕沙漠,大多搬走了,有的空窑洞还很大,一个窑洞就可以住上百把人。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大村子,全团人都住下了。但由于村子里没有人,我们自己带粮食,带菜,和着雪做饭吃。

部队虽然顶风冒雪,忍饥挨冻,长途行军来到山城堡附近,但大家的士气非常旺盛,决心要以打好这一仗的实际行动,来庆祝三大主力军的胜利会师。

经过侦察我们了解到,胡宗南的部队是从湖南起程,经过湖北兼程北上,当时刚刚到达山城堡一带。这里人烟稀少,收集粮食困难,水源也缺乏,所以他们也是人困马乏,面临的困难并不比我们少。不过他们比我们有利的,是上有飞机`下有汽车可以帮助运输,但靠汽车运输毕竟有限。而我们,地形熟悉,又东靠陕北根据地,有可靠的后勤保证。况且我们到山城堡附近时已休息了几天,可以以逸待劳。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们各参战部队完成了对山城堡的包围。当天下午,首先开始肃清外围,并逐渐向山城堡向山城堡镇内压缩。黄昏时分,外围基本肃清,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进行猛烈攻击。经过一夜苦战,到天快亮时,山城堡被攻了下来。接着,部队开始分割包围,干净彻底地消灭了山城堡及附近的敌人。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共消灭胡宗南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同时其它方向进攻的敌人也被红二十八军击退。不过,我们部队的伤亡也不小,二师五团政委陈雄同志就是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的。

在山城堡战斗打响的当天晚上,我们二团奉命没有动作。第二天早晨接到命令,要我们团进到山城堡以北,防止残敌向宁夏方向逃窜,同时警戒并阻击可能从甜水堡方向来增援的马家军,以掩护进攻部队最后解决山城堡的战斗。因敌人的增援部队未来,我们二团这次没有打上仗。

经山城堡一战的沉重打击后,胡宗南部的主力向西撤退,蒋介石精心部署的整个进攻计划被粉碎。山城堡战斗后,部队回到陕北边境的桂家口进行休整。这时,三大主力红军已占领了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相交的一大片地区,约有三十多个县。这一大片地区里,到处都驻有我们的队伍,真是人欢马叫,好一片兴旺景象。

部队休整期间,朱德`彭德怀`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召集三个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庆祝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战斗——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都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气氛十分热烈。

我们团一级干部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是师政委萧华回来向我们传达的。据萧华说,在会上,朱德总司令非常高兴,热情洋溢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致以亲切的问候,而张国焘则不大吭声,只是在表面上对大家应付一下。

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部队干部`战士的士气。根据地的老百姓也都非常高兴。

山城堡战斗实际上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战,战斗的胜利,对国内和平的实现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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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5 16:01:56 | 显示全部楼层
九`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电话命令我们二团继续向宁夏前进。次日凌晨四时,我们全团按照师部的命令,作为前卫开始向宁夏甜水堡前进,准备消灭驻扎在甜水堡的敌人。

那一天,梁兴初带着尖兵连走在前面,我带着团部和其它各连在后面跟进。我们走得很快,到天亮时已走了四十多里路。师部随后来了没有也不知道。到上午十一点,我们已在途中休息了两次,可一看后面,师部还是没有来。因为没有接到别的命令,虽然我们的心里有些疑惑,还是命令部队继续前走。

当我们走到离甜水堡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突然师部派来了一个骑兵,送来了师部的一封信,要我们向后撤回原地。至于为什么要后撤,信上没有说明,我们也不知道。这时梁兴初带着尖兵连已在前面跑得很远了,离我们大约有好几里路了。我们团没有骑兵,我只好自己骑着马去追上梁兴初,把梁兴初及其尖兵连找了回来。一路上,我们俩都在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回原驻地的路上,我们正好经过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部的所在地。我和梁兴初就跑上去找三十一军的军首长,想问问情况,当时三十一军军长是萧克,政委是周纯全,他们住在一个土窑洞里。虽然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但他们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萧`周二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要北上了,要南下,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所以部队要南下去支援张`杨。

听到蒋介石被抓起来的消息,我和梁兴初不知道该有多么高兴。当时,萧克`周纯全要留我们俩吃饭,我们说什么也不吃,只想着赶紧回去。跟蒋介石打了近十年仗,没有抓住他,这一下可把他抓住了,大家那个高兴呀,真是没法说!心里一高兴,走路也不觉得累,平时行军走上十里`八里就要休息一次,这一下也不休息了,一阵风似地跑回了师部。

在师部,杨得志`萧华`邓华告诉我们,十二月初蒋介石由洛阳亲赴西安,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剿共”,并且决定如张学良`杨虎城不听命令就解除他们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于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发动“西安事变”,拘捕了蒋介石,之后他们电请红军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住蒋介石后的善后事宜。对此,中央已作出紧急部署,令红军南下,支援张`杨的部队,防备国民党亲日派的乘机进攻。他们还解释说,师里在清晨接到军团的电话后,还没来得及通知,我们就已经走了,只好派一个骑兵通讯员去通知我们。现在队伍回来了,很好。他们让我们就在附近休息一下,明天就向南往庆阳前进。

从师部回来,我和梁兴初决定召开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把“西安事变”的消息简要地告诉大家。我们把干部集合在一小块草坪上开会,梁兴初首先讲话,他一开口就告诉大家,蒋介石在西安被活捉了。大家一听都怔住了,整个会场静得鸦雀无声,不过看得出来,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高兴。片刻之后,才有人回过神来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梁兴初说:“请政委给你们讲。”

接着我告诉大家,刚才团长和我到师部,师首长告诉我们不再向北前进,而要转而向南,向西安前进,因为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双十二”。我解释说,“双十二”就是十二月十二日两个“十二”的意思。接着,他们又问是怎么捉住蒋介石的。我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怎么告诉你们哪?这是好消息,我们大家都高兴。现在部队要向西安前进,去支援张`杨对蒋介石作战。我们抗日的力量大了,形势也大有好转,不过形势究竟怎么好转,要看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文件才知道,你们不要再问了,上级有了指示,我们会场告诉你们的。但目前我们就知道这么多。”我要求在会议结束以后,各连都要向全体战士传达会议所谈的情况,以鼓舞斗志和提高士气。

最后,我向各连布置了南下西安要注意的事项。南下可能要急行军,昼行夜宿,要注意做以下的四项工作:一`要做好巩固队伍的工作,减少掉队,防止逃亡;二`由于南下经过的地方都是新地区,而且是张`杨的地区,要特别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努力扩大红军的影响;三`要把东北军`西北军看作友邻部队,要向他们明确表示,红军是来支援他们的;四`可以在新区适当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个别地吸收一些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以充实部队的实力。

十二月十三日,二师开始向庆阳前进。我们二团由北上时的前卫,变成了全师的后卫。

一路上,部队情绪极高,大家一边走,一边议论,猜测全国形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但高兴之余,大家也存有一些疑虑。因为红军就那么多,根据地也只剩下陕甘宁一个,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得多,抓住了蒋介石,内战是不是能就此停止?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究竟能不能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些都还没有把握,对此不能盲目乐观。另外,究竟是如何抓住蒋介石的,在什么地方抓的,张学良抓蒋介石同我们党和红军有什么关系,没有人清楚,都纷纷乱猜。至于抓到蒋介石以后应当怎样处理,大家的议论就更多了。总的来说,大家一致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认为这是一种正义的行动,至于抓起来以后怎样处理,大多数人主张枪毙了他,也有不少人主张把蒋介石长期关起来,只有少数人主张逼蒋介石抗日后放了他。

对“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估计,大家也是议论纷纷。一种估计是,事变后我们和张`杨的部队联合在一起,可以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在内的整个西北联合起来,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以对抗国民党的部队。另一种估计是,把蒋介石扣起来以后,亲日派何应钦乘机调兵进攻张`杨的部队和红军,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第三种估计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下属军官意见不一致,导致张`杨部队内部分裂。还有一种最坏的估计,就是张`杨可能会在国民党亲日派部队的进攻下失败,像当年的十九路军一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并且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议。但事变不久,他们就在蒋介石的重兵压迫下失败了,十九路军被编散。

当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种结果是,内战就此停止,团结蒋介石一致抗日。这种分析的根据是,除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外,还要看到全国各个阶层`各爱国人士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救亡图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民心不可侮,中华民族一定会走向进步,抗日救亡一定能实现。当然,也有人提醒说,张学良`杨虎城是不会替共产党说话的,而且我们也指挥不了他们,所以要谨慎,要提高警惕。

这时,一军团政治部来了批示,要求我们按照中央所发表的新闻报导,向部队进行宣传解释,并搜集各种反映,向上级汇报,以便编发统一的宣传解释材料。军团政治部还向我们通报说,中央已先后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参加谈判。

向部队干部`战士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我们党历来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内的全国各党各派各民族阶层,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以拯救中华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救亡图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个责任就担在我们党和红军身上,我们要以 实际行动,影响东北军`西北军,影响全国的军队和人民;这次“西安事变”处理的好坏,是关系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大事,大家要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不要没有根据地乱猜瞎想,至于对蒋介石怎么处理,我们要等待中央的决定,中央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执行。

军团政治部要求各部队把上述这些内容编成教材,对所属部队进行系统的正面教育,作为我们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第一课。

当时我们团以上干部还知道,“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内部也是一片混乱。何应钦`汪精卫`张群等亲日派主张投降日本,何应钦已与日本签订了出卖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何梅协定》,

在得知蒋介石被扣后的第二天,何应钦就自封为国民党军队的代理总司令,并在河南组织了总指挥部,加紧调兵遣将,组成所谓的“讨逆军”,准备进攻红军及张`杨的部队。一时间,国民党的大军云集郑州`潼关一线,随时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何应钦还在洛阳集中了大批飞机,准备用来轰炸渭南和侦察西北,其目的就是想乘机夺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以进一步和日本妥协。

国民党内的另一派,就是宋美龄`宋子文`孙科等蒋介石的亲属。他们认为只要一开打,蒋介石就非死不可,因此竭力主张首先要把蒋介石救出去。

还有其它各省的军阀队伍,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山东的韩复榘,各有各的想法,各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捞一把。

当然,国民党内也有主张抗日的,如宋哲元`马占山`傅作义等。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向平津`冀东`察哈尔`热河`绥远步步进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远见卓识,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安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当前的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间派在动摇中。”对此,中央认为,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

周恩来在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详细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并代表中共和红军与张`杨及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经过一系列艰苦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以“领袖人格”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并发出撤兵的手谕。之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挽救中华民族`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张`杨二人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虎城全家遭杀害,张学良在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被扣留,失去自由长达五十余年。

此时,我们部队继续南下,走到离庆阳不远的地方时,前面伟来消息,说前卫部队已经在庆阳同东北军会合了。庆阳是甘南比较重要的一个县城,驻有东北军的一个团。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认为以后和东北军大概是不会再打仗了。

部队一面南下,一面开始进行一系列针对东北军`西北军教育。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还专门为此作了一个指示,大意是:越往南走,和东北军`西北军接触的机会就越多,他要求我们,第一`要注意部队的军容风纪,着装要整洁,队列要整齐;第二`要有礼貌,同级别干部要互相敬礼,遇见对方的上级,要先敬礼,后握手问好,走时要告别;第三`队伍行进时,遇到友军要主动让路,领队人员要主动和对方打招呼;第四`态度要热情`诚恳`友好;第五`对方请我们吃饭,一律婉言谢绝,如坚持要请就去,但要注意礼尚往来,有来有往,送东西也是如此。对聂荣臻的这些指示,我们向全团排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我们还对如何落实这些指示,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等我们来到庆阳,见到驻守在那里的东北军时,感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友好,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为我们烧好了水,等着在那里接待我们。当时庆阳还是由东北军来防守,我们只是经过那里,按规定不住庆阳城内。为表示谢意,我和梁兴初专门到城北东北军部队的团部去拜访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我们是经过这里的最后一批队伍,在我们后面就再也没有队伍了。

从庆阳出来,再走两天,就到了甘肃和陕西交界处的宁县。这时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洛阳。与此同时,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也已开始撤往潼关。

我们队伍在宁县附近接到命令,要部队暂时停下来休整待命。部队休整期间,师部住在离宁县县城大约三十里地的早胜镇。早胜镇地处塬上,比较繁华,大约有八`九百户人家。师部决定,我们二团住在宁县县城里,并负责和县政府取得联系。

宁县县城是建在塬下的沟里,穷得不得了,只有破破烂烂的一条街,一共不到两百户人家。县政府设在一个窑洞里,里面没有多少人。宁县的县长是个浙江人,穿着件旧长袍子,带着个老婆,一看就知道是个穿县长。不过这个县长挺精明,像一个小政客。我们进去时,他正蹲在窑洞里。看见我们进去,一开始他吓得要死,后来看我们并无恶意,才平静下来。我告诉他,我们部队要暂时住在县里一段时间,请他多帮助。他听了之后不住地说:“好呀,你们住在这里,欢迎你们!只是我们这里穷得什么也没有,招待不周,还请你们原谅。”

我跟他说,我们只是住在城里,不干涉他的事务,他管他的县务,我们管我们的队伍,只是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粮食`烧草和马料,其它的事情我们自己负责解决。对我们的要求,他满口答应。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县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后来得知这个县长还抽鸦片烟。

后来,那个县长请我们吃了顿饭。过了两天,我们想,按照要礼尚往来的规定,得回请他们。于是我又去县政府对县长说:“今天一来是看看你们,二来是我们队伍住在这里,有什么违反纪律之处,请向我们提出,我们一定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再就是请你到我们那里吃顿饭,请你的夫人也去。”县长听后非常高兴。那一顿饭,我们搞了十几个菜,并请他们喝了点酒。

接着,师政治部就来了电话,说准备派民运科长到县城来和县长直接联系,因为早胜镇属宁县管辖,许多事情还得通过县政府来解决,要我们带他去见县长,介绍一下。以后这个民运科长就住在县政府内,有关的一切事情都通过他去办理,我们就不再插手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在他的纵容下,何应钦等人又重新调集了二十多个师,进逼西安。随后,我们也奉命继续从宁县南下,经陕西的旬邑和淳化,到达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地区,准备协同东北军`西北军迎战何应钦部队,这里已离西安不远了。三原地区,除西安外,是陕西最好的地区之一,渭河两岸土壤肥沃,人烟稠密,农业发达,盛产小麦和棉花,有“八百里秦川”之称,就在这个地区,我们渡过了一九三七年的元旦和春节。

利用在这里休整待命之机,我们开展了扩兵活动,各个部队都派出了扩兵小组,在自己的驻地周围开展工作。我们二团由梁兴初留在团里照顾部队,我则带着一排人到富平至临潼一带扩兵。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扩到了三百多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贫农`雇农,也有少数学生。我们整个一军团扩了几千人。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的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团结抗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的最大心愿。

正当我们在三原地区欢度春节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调一批干部去延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学习,为形势的发展培养和储存干部。抗大原名红大,驻保安瓦窑堡,一九三七年一月初,随党中央进驻延安而迁往延安。命令下来后,大家踊跃报名,都不想错过这个学习机会,但结果还是军事干部被批准的多,政治干部被批准的少。二师师长杨得志被调去学习,黄永胜又调来二师当师长,接替了杨得志。二团团长梁兴初也被调去学习,四团副团长季广顺调到二团当了团长。我要求去延安学习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留在部队继续工作。这时红一军团的代理军团长是左权,政委仍是聂荣臻,政治部主任则由邓小平接替,朱瑞调延安学习。

我扩兵回来不久,就欢送梁兴初去延安学习,那个时候干部调动很简单,一个命令下来,说走,集中到军团部就走了。那天,我叫人买了两只鸡,买了点肉,还买了点酒,请梁兴初好好吃了一顿饭,就算欢送他走了,至于黄永胜来,杨得志走,我们都没有到师部去参与欢迎和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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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5 16:03:00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宁县整训——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中共中央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会上虽未对中共中央的建议作出明确表示,但却确定了将武装“剿共”改为“和平统一”`适当扩大民主的政策,表示可以跟共产党进行谈判。这标志着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至此,国共合作初步形成,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鉴于这一形势变化,中央决定,进驻三原地区的红军队伍撤回原驻地。于是,经过七天行军,我们二团回到了甘肃的宁县县城。一军团的三个师,一师驻正宁县,二师驻宁县,四师驻旬邑县,军团部则住在宫和镇这个较大的镇子里。

回到宁县时,除沿途人民热烈欢迎我们之外,县政府`保安团`商会及地主`士绅也都出来欢迎我们,他们的态度跟过去大不一样,对我们都挺友好。这一变化,使我们十分直接地感受到,十年内战停止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亲眼目睹这一转变,使大家兴奋不已。

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中央决定红军各部队进行集中整训,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好各方面的准备。我们团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在所驻的宁县进行整训。以后这个阶段应当说是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首先是抗战的思想准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后,中央曾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陆续发出了许多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一九三七年五初,毛主席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相继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央的这些指示`教育材料和毛主席的报告,即成为我们进行思想准备工作的重要学习材料。在整训中,我们全团指战员通过反复学习讨论,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克服了若干怀疑`抵触`盲目乐观情绪和“左”倾主义倾向,增强了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解。

在这一过程中,一军团政治部还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编成了系统的教材,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讲起,讲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再讲一九三一年日本策画的吞并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讲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热河全省的事件,最后讲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满州国”第二的阴谋,说明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了我们半个中国,如不奋起反抗,亡国灭种的惨祸即将面临到我们的头上。通过对这个教材的学习,更加激发了全团指战员的民族仇恨,增强了他们把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是抗战的组织准备。为促成全国抗战,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提出,将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番号`编制统一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为适应这一变化,中央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统一的相应教育。但对内强调:番号`名称着装可以变,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坚持共产党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绝对不能变。特区政府的一套独立制度不能变。当然,对一些政策作了相应的改变。如在土地政策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的口号,代替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以抗日累进税代替过去提出的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主张。

为增强党内团结,整训期间,我们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活动。记得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红一`红四方面军联合在红一军团军团部驻地宫和镇开了一次两个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大会,我们二团是我和季广顺两个人参加了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军团部临时搭了个草棚,我们就在这个棚子里开会。

任弼时专程由延安代表中央到宫和镇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其他领导还有杨尚昆`聂荣臻`左权`袁国平等。会议首先由任弼时作报告。他系统地谈了张国焘的错误,讲了懋功会议`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上张国焘同中央的分歧,讲了张国焘怎样阻止红军北上,怎样拉队伍南下,讲了张国焘在被迫北上后,又怎样力主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以致西路军遭到失败,大部分同志被杀害,枪支被缴械,队伍被消灭,仅剩下少数同志一个一个地分散回到陕北苏区。在系统谈了张国焘的错误后,任弼时又强调要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分开。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全体干部英勇奋战的精神,强调一`四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大意义。

任弼时的报告后,接着发言的主要是四方面军同志,其中以王新亭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他发言中批判揭露材料最多,我们一方面军的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只是一般性地表了表态。

会议前后历时十天左右,张国焘本人没有到会,批判是背靠背的。会后,中央还将张国焘的错误传达到了全体干部和党员。最后,中央为争取和教育张国焘,给予了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至于张国焘最后只身逃出边区,投入国民党的怀抱,那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了。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除派遣部分干部去延安抗大等学校学习军政理论之外,各部队对在职干部的学习也都抓得很紧。由于我们这些干部特别缺乏军事理论知识,除了系统学习军政理论外,还把毛主席在抗大所讲的战略战术问题,向我们作了传达,以帮助我们深入学习军事理论。

在部队的军事训练上,则主要是强调对战士进行队列战术的教育,有计划地开展军事训练。同时,在部队开展以识字和算术为主要内容的学文化活动,由各个连队的文书兼文化教员。

邓小平就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问题,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抓得很紧,有时还进行测验。一次邓小平给红一军团每个团以上干部发了一份试卷,上面有十几个问题,要求大家写出答案,由他亲自一一批改。记得那次考试我得了九十五分。另外,邓小平还要求大家写日记,把每天做了此什么事都写出来,一是可以帮助记事,二是可以借此来提高文化水平。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了许多年。可惜的是,我写的那些日记,后来在战争年代中都散失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军团还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参赛的有一师`二师`四师和军团直属队。那时一师的师长是杨成武,政委是邓华,二师师长是黄永胜,政委是萧华,四师师长是李天佑,政委是杨勇。二师选了五团为代表,由萧华亲自带队参赛。

运动会大概开了半个来月,一共分军事`政治`体育三大项目。先是军事技术比赛,如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爬障碍`修工事`过独木桥等。然后是体育比赛,包括篮球`排球`跑步`跳高`跳远等。最后是政治测验。每天晚上,各参赛队还进行唱歌和演节目比赛。在这次运动会上,由于一师的杨成武`邓华`特别是邓华抓得很紧,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结果一师在大部分项目中得了第一,总分也是第一,二师全面败下阵来。二师本来是一军团的主力,各方面工作一直都是走在前面的,这一次败阵,弄得二师的同志都很不高兴。萧华好胜要强,这时候一看二师成绩不好,就认为是裁判不公正。于是,在开会总结发奖的前一天晚上,私自把五团带回了驻地。对此,军团聂荣臻政委`邓小平主任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萧华。

后来萧华被调去延安学习,邓华调到二师当了政委。邓华要求严格,以身作则,什么事情都从自己做起,从师司令部`政治部做起,他每天都亲自到操场去和大家一起参加训练。有个小青年干事,跳木马跳不过去,他就帮助推着跳过去,这一下,大家都紧张起来了。军事技术`体育运动`政治等几大项目,很快的就都上去了。黄永胜对军事训练抓得也很紧,天天亲自带着部队演习`下操,亲自到场检查,部队很快就变了样。

通过整训,部队的军容风纪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几个月下来,各个部队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讲卫生`讲整洁`讲礼貌`讲文明。当时,部队的住地比较宽裕,生活条件比较好,活动也比较多,真是有面目一新的感觉。

这个时期,部队大大的巩固了,那些在直罗镇战斗被俘后参加红军的原东北军战士,大多经过正规训练,基础比较好,军事上都有一手。因此,在政治上得到提高以后,许多原东北军战士被提拔当了班长`排长,甚至有当副连长的。当然,也有极少数原东北军战士开了小差,甚至有个别带枪逃跑,被抓回来枪毙了的,那个时候部队里有条规定,凡是带枪开小差的,抓回来一律枪毙。

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我们二团在宁县一共进行了六个月的整训。这是我参加红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休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以前我们都是三天两头地打仗,甚至有一天打两三仗的。从我参加红军以来,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休整半年不动的,这是形势空前大好的一个标志。从山城堡战斗以后,部队就再也没有打过仗。战士们体力强壮,情绪饱满,虎劲很大,部队巩固,朝气蓬勃。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整训,为即将到来的抗日出征,从各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抗日出征的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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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6:27:3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抗日战争(一)建设苏北根据地

一`三原改编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北平城郊宛平县芦沟桥的中国守军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芦沟桥的枪声打响了,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中共中央于七月八日发出《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央军委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作“抗日先锋,跟日军决一死战”。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休整待命,准备开赴华北前线。

八月上旬,遵照总指挥的命令,我们从宁县出发,按照上一次去三原的路线,又来到三原地区,休整待命。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日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政策。会上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保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然后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通过这次会议,明确了我军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所必需实行的军事战略转变。

洛川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必需进行的政治`军事战略的转变。因此,洛川会议决议传达到三原地区以后,我们普遍进行了深入学习,力求很好领会会议的精神实质。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出整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根据命令,由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由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O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每个师的编制人数为一万五千人左右。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共辖三四三`三四四两个旅,一军团改编为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孙毅;十五军团改编为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陈漫远,政训处主任崔田民。我所在的二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黄永胜,副团长兼政训处主任邓华(实际为政委),参谋长彭明治,四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十二师的四团改编为一营,营长姓刘,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五团改编为二营,营长曾国华;我所在的二团改编为三营,梁兴初以后回来当了营长。

由于部队改编,各级干部通通都降一级使用——师长改任团长,团长改任营长,营长改任连长,连长改任排长。由于我在二团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哈达铺整编来到二团以后,就一直在二团工作,因此这次三原改编中,组织上没有要我去三营任教导员,而是把我调任六八五团政训处副主任兼组织股长。当时六八五团的宣传股长是王辉球,民运股长是曾思玉。

二师接到改编命令后,即在三原驻地召开了八路军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全师三千多人全体到会。大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军团的决定,宣布了部队改编后的番号和对各级干部的任命,特别强调要在部队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保持红军的本质,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坚决拒绝和自觉抵制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

会后要求大家立即换装,要大家脱下身上所穿的红军军装,改穿国民党军队的制服。我看到,许多人都将八角帽和红五星帽微珍藏在自己的包袱中,准备留作永久的纪念。经过一段时间教育,虽然极少数的同志还有点抵触情绪,但是绝大部分同志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一致认为只有国共两党团结抗日,才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

红军时期从此结束了。三原改编,正式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开始。从这一天起,我们这些以前的红军战士,便身着八路军军服`投身到了抗日战争的峰火之中。


由于当时采用的是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因此部队不设政委,政治部(处)也改称为政训处,。其后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命令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任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政委,政训处也恢复为政治部(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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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6:27:54 | 显示全部楼层
二`首战平型关

“七七事变”的爆发,成为我国全面抗战的起点。日本帝国主义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开始,日本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七月底,日军攻陷北平与天津,之后,日军又以平津地区为基地,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中国军队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八月中旬,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图攻占上海,并夺取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由于华北战局十分危急,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我们没有改编完全就绪,就在三原地区誓师出征。出征前,八路军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向我们传达说,当时侵华日军成立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兵力已增至三十余万人。敌人沿着三线南下,采取大迂回的进攻态势,意在攻占太原,进而完成夺取华北五省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华北战局已陷于混乱状态,因此中央军委要求我们立即开赴山西前线,支持友军作战。中央军委强调,我们不负担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不打硬仗,而是要坚持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深入到敌后,广泛地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敌人,使敌人不能顺利南下。要设想在敌人占领整个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当时进入山西的日军,正兵分两路直攻太原。两路日军,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进攻平型关,如果这两个关失守,太原必然沦陷。中央决定,八路军立即兵分两路迎战日军,一二九师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驰援平型关。

八月底,六八五团从三原出发,日夜兼程,赶到黄河边韩城的芝川镇集结,准备渡河后,继续西进至侯马,改乘阎锡山派来的火车北上。河边的船只早就准备好了,只用了两个小时,我们全团的三千多人就渡过了黄河。

渡河以后,部队继续前进,又走了二`三十里路,在天还没有完全黑时,部队来到离侯马不远的地方驻了下来,准备在侯马改乘阎锡山派来的火车北上。侯马地处晋西南,平型关地处晋东北,从侯马到平型关,几乎要穿越整个的山西省。因此,在到达侯马之后,各个部队除忙于计算人数`分配车厢外,还准备了大量的干粮,并带了不少的咸菜和油`盐及调料,我们整整忙了两天。

到达侯马附近的第二天晚上,我刚刚从下面部队回到团部,罗荣桓和萧华就骑马来到了我们的驻地。当晚,他俩召集团里的几个领导开了个小型会议,就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桌上点着一盏油灯。会议的重点是批评黄永胜,主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罗荣桓当场宣布将黄永胜调师部另行分配工作,由杨得志来接任六八五团的团长。我当时对这个调动不理解,但因刚到团部,不了解情况,在会上就没有发言。会议一直开到了十二点左右,最后黄永胜表示,调动工作是常事,我服从组织决定。第二天他就走了。队伍由邓华带领到了侯马,又调来了陈正湘和萧远久两位副团长。这时梁兴初也从抗大学习回来了,当了三营营长。

经过两天的准备后,部队从侯马上了火车。我们全团三个营加团直属队,一共坐了五列火车。每列车只有少数几个客车厢,大部分是闷罐车。在这些闷罐子车里,干部`战士一排一排地按次序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坐下以后,便不能随便乱动了。我这是第一次坐火车,绝大多数人也是第一次,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阎锡山修的铁路,铁轨比较窄,火车比较小,和省外的不相通。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阎锡山要搞独立王国的野心。九月九日上午,火车开动后,一直沿同蒲路北上。火车停下来的第一站是临汾,第二站是赵城,走了一天才到达霍州。到霍州时正好碰上下大雨,从车厢里可以看到汾河里的水流很急。

    从霍州到介休,铁路所走的大都是山区,两边的山很陡。由于山势陡峭`路轨狭窄,一下大雨,两边的泥石流就冲下来把铁路压住,让火车无法开行。那一段铁路,我们常常是乘火车走几里,就得下来把铁轨上的泥石铲掉,然后再上火车往前走。由于火车头的马力不足,有时上坡时还得叫我们下去推。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但我们就硬是推起了火车,就这样,从霍州到介休,连修路带推车,一`二百里的路,我们走了一天一夜,到九月十一日下午才到达介休。

到介休以后,路就好走了,天也晴了。九月十二日,我们经平遥`祁县,来到了同蒲路与正太路相交的榆次县。九月十三日继续乘火车北上,途经太原城时,天已黑了,远远望去,只见到城内一片灯光。我们在太原站停了约几个小时,就又继续北上。以后,再经阳曲`忻州到达原平。在原平我们下了火车。部队集结起来后,迅速沿着公路向平型关急进。我们相继经阳明堡`代县`繁峙,一路急行军来到了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命。

九月二十四日,团长杨得志去师部接受命令,并由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带领去侦察平型关的地形和前面的敌情。回来后,他召集了干部会议,对领受的任务和观察到的情况进行了传达和介绍。我们得知,平型关位于古长城上,关内关外群山重叠,地势十分险要。从平型关东北口到灵丘县南部的东河南镇,是一条狭窄的谷道,其间从关沟至东河南镇长十三公里的地段,地形最为险要,而在这十三公里长的地段内,两侧高地十分便于我军隐蔽部署兵力,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

杨得志传达说,林彪`聂荣臻已决心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出敌不意,伏击正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第五师团(即板垣师团)的第二十一旅团,以配合友军作战。林彪还指定由三四三旅的六八五团`六八六团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七团担任主要突击力量。在师长林彪带领大家侦察地形的同时,就已划分好了突击区域,明确了各个团的任务。

我们六八五团的任务是: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由于平型关正面有国民党部队七个军约二十万人在防守,因此我们从后面截断敌人以后,就向平型关攻击前进,争取把敌人消灭在灵丘和平型关之间的山沟里。

师部命令我们团于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前到达指定地点,把包括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在内的火力阵地筑好,完成各项战斗准备。同是,为保证这次战斗的突然性,师部要求各个参战部队一定要注意保密,保持高度的隐蔽性。

接着,政委邓华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战斗,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也是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同日军进行的第一次战斗。日军侵华以来,所看见的都是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因而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这次一定要给予他们迎头的痛击,要打得勇敢顽强,敢于同敌人拼刺刀`白刃相搏,打出我军的威风来。这次战斗,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地形险要,而且林彪`聂荣臻等师首长亲自带领各团领导干部在前沿阵地作了详尽侦察,选择了最有利的地形,对整个战斗作了周密的部署。其次,我们所采取的战术是伏击战`运动战,突然袭击,这对我们来说是拿手好戏,而对敌人来说,由于他们一直没有同我们作过战,对我们这套拿手好戏还缺乏经验。再就是,作战地点是在中国,对地形,我们比他们熟悉,爬山也比他们行。他们的装备笨重,靠的是坐汽车,而我们是轻装,靠的是两条腿,在山区要比他们轻便灵活得多。

邓华还特别强调:我们六八五团在这次战斗中一定要打好,不能落后于其它兄弟部队,要打出红军主力部队的威风来。最后,他还要求我和政治处的几个股长,立即分别到各营去帮助进行战斗动员。

根据邓华指示,我于当晚到了二营,找到营长曾国华`教导员刘振球,共同商量,然后集合全营指战员进行战前动员。为保证消息不被走露,我们在动员会前规定这次动员会上不准喊口号,不准有火光,不准鼓掌等。

接着,由我进行战前的政治动员。我首先把自己刚刚了解到的情况,向全营指战员作了传达,之后向他们提出了坚决打好这一仗的几点要求。然后,曾国华向全营指战员宣布了出发路线`联络口号`口令等。曾国华宣布完,部队立即出发。根据邓华的指示,我在这次战斗中随二营行动。

当天晚上,天下着倾盆大雨,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为了相互照应和联络,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把自己白色的洗脸手巾,绑在左手臂上作为联络信号。我们冒雨前进,个个淋得像个落汤鸡,全身都是泥巴,好在山路并不太难走,路面有碎石子,走起来还不算很滑。

我们整整走了一夜,到九月二十五日拂晓,终于在规定时间之内来到指定地点,在公路南侧的山背后埋伏了下来。等部队埋伏好了以后,我爬到山顶上往下观察,看到山下是一条深深的沟,沟两侧的山既高又陡。深沟里,一条从东北向西南的公路,直通平型关。那时只给团长`副团长配备望远镜,我是政治部的副主任,没有望远镜,但从山顶也可以看见,公路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既没有人,也没有汽车,只是隐隐约约听到灵丘方向有炮声,证明板垣师团正在沿着这条公路前进。

我们在埋伏地点等了两个多小时,仍然没有见到日军的队伍,包括营里几个干部在内的许多人有点着急,担心我们会扑空。为此,曾国华跑到团里,去问杨得志和邓华敌人怎么还不来。杨得志叫他不要着急,要好好掌握队伍,特别是要把火力点布置好,掌握发突击的时机,准备一声令下,就开始攻击。杨得志还告诉曾国华,有什么事情,团部会派通讯员给各营传达,叫他以后不要再往团部跑。

等到八点左右,我们终于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汽车马达声,接着又隐隐约约在山下的公路上看见了汽车的影子。一会儿,就看见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过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惊叹:啊,这么多呀!看起来可能有一百多辆,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挂着一面太阳旗,一字长蛇阵的汽车后面,还跟着一大批马车。汽车车厢里,身上穿著黄大衣`头上戴着钢盔`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枪的日军士兵,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坐着,每辆车有一个排的样子,约三十多人。日军的汽车一辆挨着一辆,走得很慢。

见到日军的这种阵势,我们又是第一次拦截车阵,不少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于是都来问:“汽车好打吗?”曾国华说:“好打,他们在车上没有准备,我们一打枪,他们就连车都下不来了。”大家一听高兴了,说:“是呀,我们突然一打,就能叫他们连下车都来不及。”

眼看着从我们面前过了几十辆车以后,林彪从指挥阵地上给杨得志来了电话,命令队伍出击。接到林彪的命令,团部立即吹起了冲锋号。顿时,我们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开火,各个部队像猛虎一样冲下山去。我也随着二营冲下山去。

下山时,正好经过师的指挥阵地,我看到林彪正手拿着一个大望远镜,在那里边看边指挥队伍出击。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师指挥部离我们六八五团的指挥阵地并不远。

我们这猛一开火,立刻就把日军打得懵头转向,一时间弄不清是从哪里打来的枪。车是开不动了,他们慌慌张张地想从车上下来,有的就在车上向我们还击,下了车的,就凭借车辆向我们回击。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我们这迎头一击,很快就封闭了敌人前进的道路,把日军的一百多辆汽车和二百多辆马车,全部堵塞在公路中间四`五里路的范围内,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我亲眼见到二营五连冲在最前面,连长曾宪生,指挥沉着,利用地形地物,一直冲到沟里的公路上,两只队伍搅在一起,都分不清了。日军想往上跑,而我们则从山上往下压。结果他们不少人就利用公路上的汽车和辎重作掩护,或用自己携带的铁锹,在公路两旁迅速为自己挖个单人掩体,单个作战。

那些单兵作战的日本兵非常顽强,拼命抵抗,你不过去,他不开枪,你一过去,他就开枪。为消灭他们,我们只好分散开来,用手榴弹`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去打。就这样,这场混战一直打到中午时分,枪声才基本停止。此时,活着的敌人已没剩下几个。

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还真厉害,日本兵都是被我们打死的,一个投降的也没有,以前我们打国民党军队,一打就俘虏多少,这次却一个也没有俘虏到,都是一个一个地拼刺刀,我们一个坑一个坑地搜索前进。

这一仗,我们同日军基本上是打了一场哑吧仗,双方都是闷声不响地拼刺刀`拼手榴弹,一直到把包围起来的日军全都消灭。因为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语言不通,打起仗来,只听见他们哇啦哇啦乱叫,不知道他们究竟讲的是什么。同样,我们喊“缴枪不杀”,他们也听不懂,再加上枪声`炮声`手榴弹声搅在一起,喊什么都听不清。

战斗结束后大家分析,这次战斗之所以没能抓来一个俘虏,除日本帝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欺骗教育外,语言不通,无法开展攻心战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敌人基本被消灭后,我跟随着二营在战场上搜索残敌。这时,聂荣臻突然来到了公路上,见到我就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负责找人把汽车上的东西,全都搬到我们来的那个沟里去。”

我表示当时执行这一任务有困难,因为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部队正在搜索残存的敌人,抽不出人来。聂荣臻就说:“那你就叫机关的同志和伙夫来搬,另外到附近村子里去找一些老百姓来帮着搬,无论是枪支`弹药`物资`衣服`食品`罐头等等,统统都要搬走,然后等待命令,放火把汽车都烧了,我们要这些汽车没有用,开不走。”我说:“好,执行命令!”他又强调说:“这个地段就归你负责了,要快。”

我立即派通讯员先去找来团政治处的人,派他们到处去动员`集合人员来搬东西,不到两个小时就把汽车里的东西都搬完了。

正在这个时候,天上来了一架日军的飞机。也许是因为闹不清情况,分不清敌我,这架飞机既没有扫射,也没有扔炸弹,只是绕了几个圈,侦察一下就走了。

等敌人飞机走后,我就带领几个人把汽车都给烧了。烧汽车很简单,用刺刀把油箱一捅,划根火柴,马上就能把汽车烧成了一片火海。那些马车我们没有烧,因为正好利用它们来拉缴获的东西。

我们从车上搬下的东西还真不少,堆在那里有一大堆,其中有三八式步枪和轻`重机枪,有一箱一箱的弹药,还有日本大衣`钢盔`鞋等等。吃的东西中,数饼干最多,都是用塑料袋包装得好好的。牛肉罐头也不少,大的有几十斤重,中的有五`六斤重,最小的也有一`两斤重,一个大罐头就够一班人吃的。还有糖,东西还真不少。

到下午两三点钟,东西搬完了,枪声也不响了,队伍撤回到了山上,准备着日军的增援部队来到。上山不久,就听说由于六八七团的堵截,日军的增援部队没有能够过来。平型关战斗胜利结束。

打完仗开饭时,几乎全团战士都美滋滋的吃了一顿饼干加牛肉罐头。大家一边吃还一边高兴地说:以前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现在这个日本的运输大队长也不错嘛!当时吃不完的就交给了各个连队管生活的司务长,司务长可忙开了,动员大家把东西搬上马车就往附近的村子里撤,一路上就像长蛇阵似的,真够热闹。缴获的枪就由战士们分头背上,准备换装。

当天下午,我们清理战场,掩埋牺牲同志的尸体,及时把伤员运往后方医院,进一步搜检战利品。这时我们看到一些死了的日本兵,身上都带有护身符,是求神保佑他们不死。可这些护身符并没能保佑他们,最后他们还是无谓地死在这侵华战场上,家中的妻儿老小依然日夜盼望他们能回国团聚,真是可悲又可叹。

平型关一战,我们共消灭了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有说消灭了三千多,我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缴获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马车二百余辆,烧毁汽车一百余辆。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很大,仅六八五团就伤亡二百多,其中以二营五连伤亡为最重。五连因为是冲在最前面,拼刺刀也拼得最厉害,最后共伤亡了六`七十个,一个连差不多损失了多一半。最令人痛惜的是五连连长曾宪生,他在同敌人肉搏中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曾宪生是一个著名的战斗英雄,壮烈牺牲时才二十多岁,真是英勇顽强。

也有经不起考验的人。平型关战斗之前,就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时任一一五师参谋长的周昆,奉命去洛阳国民党政府第一战区领取一一五师的第一次军饷,这个周昆竟然见利忘义,将领到的三万银元贪为已有,携款私逃,脱离部队,成了一名可耻的逃兵。以后周昆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心和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同时也极大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在郑律成所作的《八路军军歌》中,就有“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歌词,给平型关战斗很高的赞誉。这首歌,一时成为部队指战员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流传军内外。

平型关战斗,是一一五师领导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正确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结果,是林彪等正确指挥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一五师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将永远载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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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却南下突破了国民党的内长城防线。与此同时,平`津方向的敌人也经卢沟桥`涞源`上寨等地,直逼平型关南侧之繁峙,阎锡山的几个军随之全线崩溃,向太原退却。由于正面的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使整个战场形势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并把我们置于了日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之中。根据中央军委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总部决定我们向五台山区纵深撤退,在那里休整待命。

撤退后,我们利用这个休整机会,进行了平型关战斗的总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战斗打得好,打得顽强。所以能够打胜,大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地形侦察细致,所选的伏击地点十分有利于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第二`正面有阎锡山的部队挡住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我们能够从后面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第三`保密条件好,战场周围的老百姓是绝对拥护我们`帮助我们的。在群众的帮助`带领下,我们可以毫无声息地从各条山沟通往我们预定的伏击点,而日军只能通行在两面毫无掩护的公路大道上。

第四`日军的行进全部依靠车辆,我们一发动突然袭击,他们一时之间下不了车,一个手榴弹扔在汽车上,他们马上就死伤一大堆。这一有利情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熟悉伏击战,习惯于打伏击战,而且林彪指挥伏击战很有经验。过去我们在江西打了很多仗,都采取的是这种办法。在直罗镇消灭东北军一O九师时也是用的这个办法。这种办法对我们来说是老一套,常用,但对日军来说却很新,他们没有尝过这样的滋味。

尤其好笑的是平型关战斗后,日军方面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这个林彪,在平型关偷偷摸摸地打,这不算,应当公开布置一个阵地,从正面来打。这封信后来被林彪送到了中央,成了当时的一个笑话。

后来,我们打山西午城镇时,也曾捡到过这样的信。信是铅印好了的,说你们八路军要打仗,应该从正面来,不准在后面偷偷摸摸地打。,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怎么打仗还要你来规定!

在民主总结平型关战斗经验的同时,大家还对一些具体的战术进一步作了研究。例如怎样打汽车,怎样打汽车前面的摩托车部队,还有飞机来了怎么办等等。大家认为,在战斗进行中,如果来了飞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它,因为这时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敌人是不敢随便扫射`随便乱扔炸弹的。

在总结中大家都谈到一个现象,就是平型关战斗确实没有抓到一个活着的日军这件事。大家都说,这些小日本还真够顽强,你就是把他杀了,他也是不投降`不缴枪。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认为,双方语言不通是个主要问题,语言不通,就无法展开攻心战术。于是,在这次短暂的休整时间内,各部队掀起了一个学日文的高潮。

邓华给我们派来一个日语教员,名叫张秀珂,黑龙江人,是流亡学生,也是著名女作家肖红的弟弟。张秀珂以后一直给我当秘书,直到一九三八年冬。张秀珂来了以后,我们在邓华的带领下,先集中了各营的教导员`各连的指导员,以及团政治处的全体同志,大家坐在一个大草棚里,先学字母,然后学几句战场上常用的简单日语。

记得当时学的主要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没收你们私人的财务”`“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你们为什么到中国来,我们并没有到你们日本去”等几句。唉,就这几句话,我们就学了整整一个星期!当时我们是反复地学`反复地念,念不准确,教员就一个一个纠正。大家的决心很大,认为学日文是战斗的需要,非学不可。平型关战斗,我们在军事上的许多特长都发挥出来了,可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才影响了战斗的进一步胜利。

平型关战斗中,我们曾缴获了日本人的几十匹马。这种马很大`很好看,不过我们全部交给了一一五师的骑兵连。从那以后,我们在行军中经常可以看到,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日本的大洋马,带着一个骑兵排穿越我们的部队往前走,先到宿营地去工作。聂荣臻有时和他在一起,有时不在。战士们见到林彪`聂荣臻都很高兴,因为是他们领导我们打了胜仗。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了五台山顶。五台山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山高三千零五十六米,周边长二百五十公里。五台山的峰顶平坦宽阔,好像是土筑成的一个平台,所以称之为五台山。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山上共有寺庙四`五十座。这些寺庙大都建筑壮观,金璧辉煌,寺内的彩画精美,塑像雕刻栩栩如生。一般情况下,寺庙里香烛很多,香气撩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这样漂亮的寺庙。

在五台山顶上,我碰到了黄克诚同志,当时他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两匹马来我们这里检查工作,同邓华一起住在一座庙里。邓华要我同他一起向黄克诚汇报了团里的工作。

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延安新华总社的一个记者来拍电影,要六八五团重演一次平型关战斗。为此,杨得志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终于第二天趁有太阳时拍成了电影。

我们在五台山期间,华北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战争开始后,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的短短几个月内,华北日军即占领了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四省大部和山东省一部,控制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对此,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二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又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军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多打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中国。”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来支持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总部的决定,我们六八五团当时的任务,是随一一五师主力前去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由于晋西南地区既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也是陕甘宁边区联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纽带,因此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要。

这时,日军板垣师团已占领太原,阎锡山的部队在全线崩溃后,已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宜川的丘陵地区。由于太原沦陷,山西省其它没有沦陷的地区因得不到指令,大都各自为主,乱成一团。我们接到一一五师师部的命令,要六八五团在五台山的豆村休整一个星期,以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接到休整命令,杨得志和邓化便想趁机进行一次党内的组织纪律教育,要我起草一份教材。可真把我难住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参考材料,加上我很长时间没写这种文件了,但杨得志和邓华的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当晚,我费尽了心思,用了一个通宵写了一个“党员组织纪律教育十八条”。内容主要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支部组织分工和支部生活:党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必须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个人生命等,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天亮后,我将这份草稿交给杨得志和邓华修改后,立即油印发给全团各连进行教育,并规定全团党员必须在一周时间内学完。

就在我们快离开五台山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命令,要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带一批干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把黄永胜留下了,邓华和陈正湘也留下了,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六八五团二营曾国华也留下了,要杨得志`萧远久和我带着六八五团的一营`三营和团直属队南下。这样,六八五团就在五台山分了家。我们赶紧叫司务员买了几只老母鸡,准备了点酒菜,我把政治处王辉球`曾思玉等几个股长都找了来,一起为邓华送行。这一顿送行酒,我们一直吃到天快亮的时候。次日天刚亮,我们出发了,邓华也就留下了。

之后,我们六八五团从豆村出发,经五台`盂县`寿阳一路南下,到达了石拐镇。这天,杨得志告诉我,要我带领政治处的全体同志,跟随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到晋南去扩兵,这样,我和杨得志在石拐镇分了手,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专职任务就是扩兵,不再管部队的工作了。

从石拐镇出来,我带着团政治处的同志随左权`杨勇一起,经沁源`安泽到达临汾。在临汾附近,我们见到了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杨尚昆决定,杨勇留在临汾,在这一带扩兵,要我去运城地区,找运城特委的同志联系。于是,我们又来到了运城。

运城位于晋西南的三角地带,因为西傍黄河,历史上又将其称之为河东。在运城境内,海拔千米的中条山(太行山支脉)横亘在东南部,像只卧虎似地保卫着这块富绕的盆地。据介绍,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历史名人迭出,上至传说中的舜`禹`成汤,下到名将关羽`薛仁贵等人的故乡,都在这里。

我们来到运城时,阎锡山的运城行政公署还在城里,我们的党还没有公开,是秘密的。运城的特委书记名叫张稼夫,他已得到北方局的指示,要特委把扩兵工作视为地方党和部队的共同任务。所以他们全力进行协助,出了很多的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运城行署下辖十几个县,我们的扩兵工作就在这十几个县里进行。我把政治处的人分成相应的小组,分别派到各个县,我自己则留在运城城内扩兵,居中协调指挥。宣传股长王辉球带了一个组到河津,民运干事石瑛带了一个组到夏县,组织股长曾思玉带了一个组到临猗,还有一个保卫股长带一个小组到万荣。

扩兵期间,我们到处召开大会,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知道中国抗战的形势已十分险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还用各种事例向群众说明,日军所到之处,祖国的大好河山为日军铁蹄所践踏,到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我们号召有志热血男儿奋起参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救亡图存,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山西,赶出华北,赶出全中国。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地方有名望的人士`抗日进步人士进行统战工作,要求他们齐心协力,同仇敌慨,团结自救,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运城扩兵期间,我带着技术书记杨永松和一个警卫班,住在城里一座已经停课的中学校内。除了具体负责城里扩兵工作外,我还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跑几十里地去各地检查扩兵工作,听取有关扩兵情况的汇报。

各县扩来的新兵,多了就直接送到临汾团部,少了则先在运城集中,然后由运城转送临汾。一般来说,每半个月我们送一次新兵去临汾团部,交给杨得志。我们在运城搞的这次扩兵,一直搞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年底。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我们扩到了一千多人,其中有包括个别学生在内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些中学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到了部队以后,我们都相应地给他们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由于原先曾国华带领的二营留在了五台山,一直没有归队,以后萧华以曾国华这个营为主力,到了天津以南`济南市以北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创抗日根据地。这次新扩的一千多人来到团里之后,杨得志就把他们编成一个新二营,并任命周长胜为营长,蔡元兴为教导员,同时从一营`三营中抽调人员去担任各班`排`连长。新二营的人员是比较充实的,就是枪不够。其实当时我们发现了阎锡山在那里封存的一窑洞枪`炮以及鸦片,而且窑洞没人看守,但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我们没有动这些武器。这样,新二营的武器问题,就只能依靠战斗来解决了。

经过这次扩兵,我们六八五团不仅重新健全了三个营的建制而且全团有了将近四千人,应当说已经很满员了。

平型关战斗后,一一五师的两个旅就分开了,三四三旅由师部率领,先到晋南后到晋西,准备创建晋南根据地;三四四旅则在徐海东`黄克诚的率领下,转到了晋东南,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晋西南这次扩兵,我们一一五师师部`三四三旅旅部和六八五团`六八六团都在驻地附近扩大队伍,共扩到了三`四千人。这些新扩大的人员除了补充老部队外,师部又将其余的人加上晋西南原有的地方武装,编成了一个补充团,并任命陈士榘为团长。这样,三四三旅在原来两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一个团,等于扩大了三分之一。

一九三七年年底,扩兵任务告一段落后,我们全部人员收兵回到临汾,六八五团团部住在汾河以西一个叫苏家村的村子里。在这里,我们渡过了一九三八年的元旦。

在我们去运城扩兵期间,团里只有团长杨得志和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在家。由于团里没有了政治干部,罗荣桓派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唐亮来团里协助主持政治工作。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后,中央军委又任命罗荣桓为一一五师政委。我回到团部后,唐亮就回去了。

元旦过后,萧华被任命为三四三旅政委,接替了周建屏,旅长是陈光。接着师里又下达 了一个命令,任命我为六八五团政治委员。这时的六八五团,团长是杨得志,政委是我,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这样,新的六八五团团部组成了,团里的几个主要干部基本配齐了,下面的干部也发生了变化:一营营长胡炳云,教导员王东保;二营营长周长胜,教导员蔡元兴;三营营长梁兴初,教导员刘忠英。

团政治处的干部中,由于曾思玉调旅政治部任民运科科长`王辉球调旅政治部作宣传科长,我们又任命了石瑛为民运股长,邱子明为宣传股长,还任命郭成柱为组织股长,还有一个青年股长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好这时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分配来了一批毕业生,其中有一个名叫肖麦萍的同志,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错,我们把他安排到团政治处当了青年股长。

随着这批抗大学生的到来,我们还逐渐把全团所有连队的正`副指导员和文化教员,都换成了抗大学生。同时,以营为单位,将所有的干部按文化程度进行编班学习。各营除正副营长`教导员外,都另设一个文化组长,专管全营的文化教育。当时有个叫李恩求的抗大学生,就在二营当文化组长。团政治处还设了一个日文教员,名叫张秀珂,他不但日文好,写作能力也很不错,以后一直在六八五团教日文,这样一来,部队的文化水准有了提高,为以后开展军事`政治学习打下了基础。学习的空气很浓。

另外,我们还从延安来的抗大学生中,选择了二十多个人组成团里的宣传队,结束了六八五团没有团宣传队的历史。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兵几路,像梳篦子一样沿铁路及公路南下,向晋西南发动进攻,先后侵占了介休`孝义等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林彪决定先避敌锋芒,让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的几个团从临汾向西撤退,进入山区,然后再寻求战机,再打几次像平型关战斗那样的伏击战。

为了布置这次撤退和实施自己的歼敌计划,林彪率领师部来到了兑九峪附近的碾头村。林彪来到后,立即就在师部召集三四三旅旅部的干部以及所属三个团的干部开会。杨得志和我前去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就在林彪所住的民房内召开。屋的中间摆了一张四方桌子,桌旁有几条长板凳,我们就在那里开会,板凳上坐不下了的,就往旁边的炕上坐。

林彪要我们先汇报部队的情况。杨得志首先对六八五团的情况作了总的汇报,我补充汇报了扩兵情况。接着,杨勇`陈士榘等依次作了汇报。林彪听了很高兴,表扬我们说:平型关战斗后,我们转移很顺利,扩兵成绩很大。现在我们不仅队伍扩大了,减员很少,没有开小差的,而且部队的士气旺盛,斗志很高,一路上群众纪律也很好,这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接下来,林彪对当时的全国形势作了分析。他说,目前,日军正沿着津浦`同浦`平汉铁路线南下,整个华北已完全沦为敌后。今后,游击战争即将成为华北战场抗战的主要形式。但他认为,虽然华北已完全沦陷,但全国的抗日形势,将会越来越好。

他还向我们介绍,三四四旅经中央命令进入晋东南,在长治地区待命,由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北方局和一一五师师部在一起,率三四三旅暂在黄河东岸`同蒲路西坚持斗争,在这里开创和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我们的任务是在敌人南进中再打几个胜仗,以打击敌人的气焰,扩大胜利成果。最后,他布置了我们下一阶段的具体任务是:一`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要打好仗,多打胜仗,多打牺牲伤亡小`胜利大的胜仗;二`要开创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由我们自己派乡长`区长和县长,通过我们自己的政权筹款`筹粮`筹草和收税,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三`扩大组织抗日武装,三人一组,五人一队,逐渐扩编,从游击队改编成八路军主力;四`同国民党的抗日队伍真诚和作,一起消灭日军;五`支持在北方局领导下`由薄一波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以及由薄一波负责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六`对妥协投降`甘心当汉奸的,给予严厉打击,没收其财产以补充军费;七`在农村地区开展减租减息`改善贫苦人民的生活;八`部队严守纪律,爱护山西人民。

我们回到部队后,很快就将林彪的这一讲话精神,向排以上干部和全体党员作了传达。之后,部队准备转移。

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就在一一五师师部向交口以南地区转移时,林彪带了一个骑兵连,骑着缴来的日本大洋马,身穿缴来的日军制服,沿着公路向隰县疾进,准备到隰县城宿营。由于当时日军正向南攻击前进,因此隰县城内驻守的阎锡山部队看见林彪等人,认为是日本人来了,就要林彪一行停止前进。谁知林彪正跑在兴头上,没有听清楚他们喊什么,仍旧沿着公路向县城前进。这下子发生了误会,城头上辟里叭拉的打开了机枪,把跑在最前面的林彪打成了重伤,伤口离肺部很近。由于敌后医疗条件差,在进行紧急救护后,中央下令立即把林彪送去延安治伤。林彪负伤,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罗荣桓事后向我们通报的。我们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难过。在这之前,林彪经过许许多多次战斗,从没受过伤,在打平型关那样残酷的战斗中也没有负伤,现在反而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伤在了阎锡山的部队手中。好在隰县离延安还不算远,否则情况可能会更糟。

林彪负伤后,中央军委命令由陈光任一一五师代师长。
就在林彪负伤后不久,日军从祁县出发,沿几条公路南下,于二月底前后相继占领了隰县`军渡和碛口,从而使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受到威胁。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奉总部之命,带领我们六八五团`六八六团和补充团,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准备在公路上与敌人纠缠,敌人每前进一步,我们就伏击他一次,从而以这种方式来牵制敌人的兵力,保卫黄河渡口。这样的战法与敌人接触和打仗都很多,在敌人进入到隰县和午城之间时,我们就已经打过五`六次仗了。

在我们的节节抗击中,日军的一个中队占领了午城镇,但后续部队尚未赶到。这是一个大好机会。陈光`罗荣桓当即决定,要消灭午城镇的这个日军中队,并命令六八五团主攻,六八六团打援。

当天晚上,六八五团三个营在杨得志的统一指挥下,居高临下,由两边塬上往下攻,直逼午城镇。在攻进镇子后,我们又逐段地攻击前进,与敌人一间房一间房地进行激烈争夺。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们整整打了一个晚上,才最后消灭了那个中队,但这一仗我们自己的伤亡也不小,也伤亡了百把人。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开始尝试用刚学来的日本话喊口号。但战士们喊口号,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听懂了,但为时已晚。一个中队的士兵,基本上都已打死打伤,最后只抓到了一个活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抓到的活着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把他送师部后又转送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了。

因为敌人一共只有一个中队,所以这一仗我们缴获的武器并不多。但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找到了阎锡山部队溃败时埋藏的武器。阎锡山溃败时,丢下了不少武器和资财,有的埋在地下,有的放在窑洞里。

那是在我们正在打扫战场时,一营来人报告,说是发现了阎锡山部队埋在地下的枪和炮。听了这个报告,杨得志和我都很高兴,立刻就动员全团战士一起去挖,结果挖出很多“三八式”步枪和一箱一箱子弹,并且还有山炮。当时我们觉得山炮的用处不大,就没有要。挖出的枪和子弹,除补充本团外,其余都上交给了师部。

打了午城这一仗,终于迫使这一路敌人转而向东,到临汾与同蒲路的敌人合流了,从而粉碎了敌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这一仗的战果尽管不算很大,但对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巩固陕甘宁边区河防都有重要意义。午城战斗后,部队奉命在大宁休整了几天。

一天早晨,杨得志起得特别早,起来以后就在外面散步。我起得晚一点,就跟着他在后面走。走了一会,突然发现村子里的好些窑洞都是封起来的,我们觉得奇怪,就去问老百姓。老百姓告诉我们,那都是阎锡山封的,谁也不准动。得知是阎锡山封的,我俩就上去看了看,发现窑洞里堆的都是鸦片烟,而且并没有人在那里看守。于是我们商量,给罗荣桓打个电话请示一下,看能不能弄点鸦片来作军费!问他要不要呀!如果要,就请师部派人来弄。

我当即回到团部给罗荣桓打了个电话。罗荣桓立即答复:“绝对不能动,要照顾到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对阎锡山在山西的东西,一点也不能动。”

根据罗荣桓的指示,我们就没有敢动。阎锡山的鸦片可真多,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看守,难道不怕人偷和抢吗?后来一查,这些鸦片原来还是有人世间负责看守的,只是都化装成了老百姓,住在老百姓家里了。当然,我们即使弄了,看守人员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但影响总是不好。

一九三八年四月,陈光`罗荣桓又奉命率一一五师主力转而往北,向汾阳`太原方向前进,深入敌后,在晋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经过几天行军,我们来到了同蒲路的边上。师部又回到兑九峪的碾头村,我们六八五团在汾阳东南的孝义`介休`灵石`平遥一带活动,团部住在西埠头。而六八六团在汾阳以西,背靠黄河,过河就是陕甘宁边区。补充团则在后面和师部在一起。这时,日军为控制晋西南地区,已经沿着同蒲路建立了不少据点。这样,我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展开了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活动。

建立根据地,首先要做的就是铲除伪政权,消灭维持会,建立包括乡政权`区政权和县政权在内的各级政权。此外,要扩大抗日武装,组织游击队,建立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性抗日组织,坚持敌后抗战,并开展情报工作,深入敌人据点,掌握敌人动向。与此同时,积极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尽力帮助群众抢收抢种`搞好环境卫生等。还要向地方进步人士及地主进行统战工作等等。

罗荣桓按照北方局杨尚昆的统一计划,对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抓得十分深入细致,经常召集我们汇报和部署工作。

部队休整下来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展开了一系列的训练和学习。军事方面的训练,主要是组织广大干部`战士学习军事理论和基本战术`技术,特别是着重学习怎样打好夜间的仗击战和破袭战(破坏公路`铁路)。

政治方面的学习,则主要是组织营以上的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理论和中国近代史。每个星期,各团营以上的干部都要集中到三四三旅旅部,由政委萧华主持,由罗荣桓政委和杨尚昆书记分别给我们讲一次课。罗政委讲的是中国革命近代史和现代史,杨尚昆书记给我们讲的是联共党史和哲学,我们听课回来后,再向连排干部作传达,组织他们一起学习。

罗荣桓还特别强调干部学文化,要求能写的干部都要写日记。他还指示,对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团以上干部,可以配备专职的文化教员。例如我们六八五团的副团长萧远久是工农出身,没有文化,罗荣桓就专门交待,要我们给他配备一个专职的文化教员。后来萧远久对我说:“不要为我专门配文化教员了,调个学生给我当警卫员吧,既当我的警卫员,又教我学文化。”

我说:“好,就按你的意思办!”就从部队中选调了一个从平遥扩来的学生,给他当了警卫员。但是他不懂军事,没有战斗常识。有一次战斗中,萧远久要他把望远镜拿过来,结果他不知道反正,就倒着把望远镜拿给了萧远久。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对萧远久说,那个学生兵还不懂得怎样搞好警卫工作,就让他专门教文化,另外再单独调个警卫员来吧!可萧远久不同意,说不用了,他就要这个学生兵,因为这个学生兵人很好。不久萧远久得了肺病,很厉害,我们报告了师部,师部又报告了中央。中央认为,萧远久是个老干部`老红军,应当照顾,要他回延安进行治疗和休养。萧远久对杨得志`我等几个人都依依不舍,走的时候都哭了。最后,我们要供给部门给他拿了一点钱,他就骑着马带着那个警卫员走了。

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直到十月,我们在汾阳东南一住就是半年多,基本上没有打什么大仗。这期间,杨得志和我经常带着侦察员,穿着便衣,由当地的老百姓作向导,跑到日军的据点附近去侦察地形,想寻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打伏击战,但日本人始终在据点里不出来,弄得我们一次伏击也没有打成。

有一次出去侦察,时间一长我们两人的肚子都饿了。但是找不到东西吃,因为当地的老百姓很穷,据点附近的老百姓就更穷。杨得志只好掏出一块钱,请带路的老乡帮忙给买点鸡蛋,结果他用一块钱买了二十斤。好家伙,这下可吃不完了!我们每人只吃了几个鸡蛋,剩下的全都带回团里给了炊事班。

我们出去侦察地形,经常到一家老百姓那里去,时间一久,彼此之间就熟悉了。一次那个老乡问杨得志:“长官,你有老婆没有,我给你找一个吧?”杨得志同他开玩笑说:“我还没有呀,你给找一个吧。”

结果那个老乡把这话当了真,事后还真的去找了一个高小毕业的姑娘,当地人,长得挺俊。那天是姑娘的父亲带着她一起来同杨得志见面的,一见面,姑娘看到杨得志很年轻,很威武,就同意了。这边,杨得志也觉得姑娘不错,可姑娘的父亲有条件,他硬是要杨得志拿出一百块钱当彩礼。这一下,杨得志犯了难,说“我哪来的一百块钱呀,公家的钱又不能给。”

我就给杨得志出主意说:“给他几百斤粮食算了。”那姑娘是愿意的,可是她父亲硬是不干。没有办法,这事只得暂时作罢。

这之后的一天,杨得志和我一起到师部去开会,我就代杨得志写了一个结婚报告带在身上。开会前,杨得志先试探着问罗荣桓:“现在有的干部想找老婆,怎么办?”罗荣桓马上说:“找什么老婆,还早呢!连陈光师长都还没有结婚,别人着什么急?”听罗荣桓这一说,杨得志赶紧过来跟我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把报告拿出来,连师长都还没有老婆,我这个当团长的怎么能跑在前面。”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死心。不久,由于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因病回延安疗养,中央军委决定调杨得志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当时,三四四旅在晋东南活动,为了保证杨得志的安全,我将杨得志送到汾河以后,又特意派二营护送他过汾河去晋东南赴任。就在渡过汾河之前,杨得志还想把那个姑娘一起带走,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一百块钱来。

杨得志走后,师部下达命令,将彭明治由参谋长升任为团长。因为梁兴初也是资格很老的同志,经我提议,师部同意将梁兴初由营长提升为副团长,同时任命田维扬为参谋长,并将一一五师政治部青年部长王凤凰鸣调任六八五团政治处主任,我还是任团政委。这样,六八五团新的班子又组成了。

这一阶段,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曾多次骑着马来我们团检查工作。过去我同罗荣桓接触较少,对他不太了解,经过几次接触后,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耐心,也非常和气,虽然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但态度好,对人和蔼可亲,能让大家说出心里话。他每次下来检查工作之前,总是先写个条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就骑着马到前面去接他。通常他都是上午来,下午回去。来了以后,总要到连里看看,听听汇报,只要看到部队干部,`战士的情绪高,他就很高兴。

代师长陈光也经常来我们团检查工作,但到六八六团去的时候更多一些。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三个月内灭亡全中国。由于当时日军的进攻重点是放在正面战场上,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很少出来对我们进行“扫荡”,因此这一阶段我们也就没有打什么仗。

但我军挺进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也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对于我们六八五团来说,在晋西南的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在根据地建设,还是在部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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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6:29:06 | 显示全部楼层
四`苏鲁支队挺进山东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日军相继占领了武汉与广州。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日军被迫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采取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并将主要兵力逐渐转移来对付打击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从而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相持的新阶段。

针对这一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的六中全会上,确定了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的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个总的战略方针,中央决定在不同的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具体方针。如在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充分发展的华北地区,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作好在新阶段里抗击敌人残酷进攻的准备。而在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的华中及华南地区,主要方针则是迅速地建立`发展和扩大根据地,以防敌人回师后发展困难。

为贯彻中央大力巩固华北的方针,同时针对日军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战略,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三个师的全部主力,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的平原地区和山东,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并且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罗荣桓带着一份从延安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来到我们六八五团驻地,召集我`彭明治`梁兴初`田维扬`王凤鸣一起开会。在会上,他给我们看了这份中央来的电报,大意是,要一一五师派出一个团,东进到太行山十八集团军的总部接受命令,然后开赴山东敌后,开创游击根据地。

在看完中央的电报,罗荣桓告诉我们,萧华已经带三四三旅旅部和我们六八五团的老二营从晋东出发,到达了冀鲁边区,这是我们的第一批先遣部队。接着他宣布:“经师部研究,现在决定要六八五团作为第二梯队,过汾河`越同蒲路,到太行山十八集团军总部接受命令,然后东进山东。”

他又告诉我们,在六八五团东进山东以后,师部以及六八六团`补充团,也将作为最后一个梯队进入山东,时间可能是在一九三九年春。他介绍说,一二0师大概已进入山西,准备向冀中发展,而我们一一五师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在整个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和河南部分地区发展。

因为我们以后是单独活动,为了让我们在心里有个底,罗荣桓又把中央的整个部署及当时的形势,向我们作了一下介绍。从总体说,现在整个华北都已沦陷,同蒲路`津浦路`正太路等主要铁路干线,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不过由于敌人的兵力不够,无法全面`有效地控制所占领的地区,在广大已经沦陷的平原地区也有不少的空隙。另外,我们所要前去的那个区域,各派武装十分复杂和混乱,不仅有日伪军队,有土匪,还有少部分留在敌后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也有,但不多,也不强,需要主力部队前去支持和帮助。

罗荣桓特别强调,今后的抗战是持久战,要想在短期内把敌人打出去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长期的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反对妥协投降。他还告诉我们,国民党内已经有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苗头,到了预定的活动地域后,部队的作战方式仍要以游击战`伏击战以及交通线上的破击战为主,在注意消灭日军`伪军`亲日派和土匪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同国民党军队发生磨擦战,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游击队和各种抗日团体,要做好群众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让我们的军队和群众融合在一起,使抗战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事业,这样我们就将战无不胜。

罗政委还对我们说:“六八五团单独行动后,要多注意集体领导,注意集体研究和决定问题,多思索,多考虑。因为单独行动和在上级指挥下统一行动是不一样的,在上级指挥下的统一行动,实际上那是等待命令,不叫你走,你就不走,要你走,你就走,而且怎样走都安排好了。单独行动全靠你们自己。六八五团是红军的主力之一,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任务的,我对你们是有信心的。”之后,罗政委当即指定由我们参加会议的五个人,组成一个军政委员会,并指定我为书记。

罗荣桓最后嘱咐我们,要作好各种准备。首先是作好物资上的准备,师部可以补充少数东西,如鞋`袜`粮食等,但整个部队的冬装,要到总部去解决,总部已对此作了准备。至于军事上的准备,最重要的就是侦察好汾河流域和同蒲路的敌人据点`碉堡情况,选择好渡口和过封锁线的道路,并且最好是到灵石和介休一带去选择。

当天下午,罗荣桓就回去了。我们送他到村头时,他又告诉我人,关于东进山东的准备情况,要我们过几天去师部汇报一次。

大约过了半个月,罗荣桓来信要我和彭明治两人一起到师部去汇报情况。我和彭明治赶到师部,就我们团东进的准备情况,向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一一作了汇报。陈`罗听完汇报后,告诉我们,大致上是在十月底`十一月初向山东进发。先向总部发个电报,至于具体的从那天开始行动,由你们自己决定。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以后怎么和师部联系呀,就问罗荣桓,他答应给我们一个电台,说有什么事可以发报。接着他又补充说,六八五团到晋东南以后,就直接归总部指挥,师部将不再给团里什么指示,所以我们只向师部报告一下情况就可以了。最后,陈`罗叫人弄了几个菜,留我们吃了一顿饭。吃完饭,我们俩就告辞离开了师部。

在送我们出村庄时,陈光`罗荣桓又对行进路上应注意的一些事项,对我们作了再一次的具体交待。陈光说:“你们行军,每天走六`七十里就行了,不要走得太猛,要注意保持士气,防止减员,防止掉队落伍。过封锁线时,要注意选择好道路,通过时一定要沉着,要待两面的警戒部队都布置好了以后再过。同蒲路旁有条汾河,但水不深,涉水是可以过去的。沿途要注意保密,不要暴露部队的行踪。”待陈光把事情都交待完毕,我们就向陈光`罗荣桓敬礼`握手告别。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四点,我们全团三千七百多人,从团部驻地西埠头出发,开始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行进。

当天晚上九点,我们就来到了汾河与同蒲路的边上。同蒲路是傍着汾河修的,路与河十分靠近,自北向南,几乎就是并行线。

我们的渡河点是选在灵石与霍县之间。当我带着团的主力到达汾河边时,彭明治`梁兴初两位正`副团长已经在预先选择好的渡口附近,亲自部署了两面的警戒队伍,准备指挥渡河。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开始渡河。八月份杨得志去晋东南时,我就是在这里送他过的河,没想到隔两个多月,我自己也在这里渡过了汾河。

渡过汾河,接着我们又抢过了同蒲路。一过同蒲路,就进入了太岳山区。太岳山的西部较低,东部较高,抬头一看,就可见到一条黑黝黝的山脉挡在面前。翻过这道山脉,我们就进入了太行山区。太行山为华北平原至山西黄土高原的交通要道,要想从山西东进山东,这里是必经之地。

在走出太岳山之前,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们一直都是夜间行军,直到进入了太行山区,才改成白天行军,晚上休息的正常行进。我们每天行进六`七十里,这样走了七`八天之后,就来到了十八集团军总部指定我们集结待命的北马庄。一到北马庄宿营地,我和彭明治就立即骑马赶往总部所在地,向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报到。左权要我们先在北马庄一带驻下来待命,领取冬装`钱粮,作好下一步进军的准备。

这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刚闭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由延安经西安`洛阳,回到了晋东南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回到总部后,他们立即召集一二九师部分团以上干部开会,准备传达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得知我们已到达总部附近,就让我和彭明治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彭德怀作传达报告。报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上六个月抗日战争的总结,后一部分是对当时形势`任务的分析,并重点阐述了全会制定的党在敌占区的各项政策。最后,朱德也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会上,我见到了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也见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和前方总部(集团)野战政治部主任陆定一。开完会,傅`陆两位副主任要我和彭明治到总政治部,去汇报六八五团的政治工作情况。

听完汇报,他们很高兴,说本来想到部队去看我们的,但因为忙没有去成,所以才叫我们到总政治部来,听取我们的汇报。

接着,傅钟和陆定一又在总部附近的村子里,召集总部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开会,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这 次会议的规模不小,到会的约有六`七百人。在我们的要求下,六八五团的团`营干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和彭明治又听了第二次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会议还选举我参加主席团,坐在主席台上。就这样,我们前后大约学习了半个月。

从十一月起,太行山区就下开了雪,满山遍野都是雪,天已经很冷了。十二月的一天,总部用电话通知团里,说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次日要来北马庄,召集我们全团指战员讲话。我们赶紧临时修了个大操场,并搭了个大台子,以供开会用。同时,还想法弄了点茶,买了点花生。

第二天,晴日,万里无云。一早起来,彭明治`梁兴初`田维扬就忙着集合队伍,在大操场里列队等朱德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检阅。上午八点,朱德`左权等人骑马过来了。他们首先来到团部,和我们几个团的干部及各营营长`教导员见了面。朱德那时大约四十多岁,看上去还很年轻,而且身体健壮,精神抖擞。左权看上去更是如此。

到了团部以后,大家向朱德和左权致敬问好。朱德说,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他只给我们带来了两盒苏联纸烟作为礼物。这种纸烟,有三分之二是个纸筒子,只有三分之一是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了不起的好烟了。

抽着朱德带来的好烟,大家很高兴,都乐呵呵地同朱德司令拉手,同左权参谋长拉手。然后我们请朱德和左权先在团部休息一会儿,围着炭火喝杯茶,吃点花生。但左权说不用休息了,要先去看看队伍。于是我和彭明治便引领着朱`左二人来到会场。

我们到达会场时,部队早已整理完毕。大操场上,全团近四千人以连为单位,成分列式,整齐地站立着,准备接受检阅。看到我们来到会场,已先到会场等候的梁兴初发出了立正的口令,立刻全团肃立,向朱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致敬。接着大家此起彼落地呼喊口号,热烈欢迎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到来。喊完口号,朱德`左权在我们几个团干部的陪同下,检阅了全团队伍。

检阅完毕,朱德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六八五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之一,原来是南昌暴动的底子,到井冈山后组成了红四军,以后又与红三军`红二十二军合并为红一军团,最后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是有光荣传统的主力红军之一。因此,要我们一定要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抗战以来,六八五团已经打了两个胜仗,一个是平型关战斗,一个是午城战斗,可以说已经有了打胜仗的经验。到了山东敌占区后,一定要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发扬红军`八路军的威力,多打胜仗,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左权讲话的重点,是对我们挺进山东敌后的具体指示。他要求我们:一`在敌后,以打游击战为主,但也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二`搞好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凡是抗日的,我们都要同他们联合;对消极抗日的,我们也暂时不要理他,不要动他。三`对地方抗日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人员,要尊重他们,可以向他们要求供应我们部队的钱粮,但要注意同他们协商。四`注意发动群众,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注意调查敌情`民情和友军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左权最后说:“现在进到敌后的部队越来越多,要很好地注意锻炼自己在敌后单独活动的能力。仗该不该打,怎么打,都靠你们自己处理,自己来解决。”

朱德`左权讲话后,我代表六八五团全体指战员讲了话。我说,我们这次来,见到了朱总司令`左权参谋长,感到很荣幸。朱德总司令原来就是我们红军的总司令,左权参谋长是我们一军团的参谋长,后来又是我们一军团的军团长,今天能得见面,感到格外亲切。我还特别感谢朱德`左权来检阅我们的队伍,并祝他们身体健康。

我讲完话,彭明治即向全场发出立正口令,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兼集团总参谋长左权立正致敬。随后全团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散会后,我们买了几只鸡,弄了点菜,请朱德和左权吃了顿饭。吃完饭,我问左权,我们是否把各营的营长`教导员找来,请他再作些指示。左权同意后,我赶紧派人通知各营的营长`教导员来团部集合。

等各营的主要干部集合好了以后,我请左权作指示。左权首先说:“你们下太行山以后,要从林县和汤阴之间过铁路,然后过卫河,经濮阳`东明,到山东的荷泽,再走定陶`成武,到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的微山湖一带活动。那里有我们一个敌后游击队,叫挺进支队,原来说有七`八百人。现在那里的地方党很孤立,挺进支队的处境也很危险,被汉奸`日军逼得没有出路,有被搞掉的危险。国民党队伍则是明哲保身,一心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想打仗。你们就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支持地方党的发展,巩固和扩大当地的游击队,创建苏鲁边区的抗日根据地。”

他接着说:“你们要实行党的集体领导,组成团的军政委员会,团一级的干部都应成为委员,重要事情都要经过军政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我告诉他,在从晋西南出发之前,罗荣桓政委已帮我们组织了团的军政委员会。左权问谁是书记。我回答说,当时罗政委指定我为书记。左权点了点头,说:“好。”

由于当时罗荣桓只指定我为书记,于是我又向左权建议,以彭明治为团军政委员会的副书记。左权立即表示同意。就这样,以我为书记,以彭明治为副书记的六八五团军政委员会,在太行山上正式成立了。

下午四点,朱德和左权一行人离开北马庄回总部,我和彭明治率全团营以上干部集体送他们出村口。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特别着重于安排行军路线。为此,我们派人到总部去领了河北`山东两省的地图。这些地图都绘制得非常精细和详尽。

十天之后,总部来电话通知我们,要求我们于十二月九日从北马庄出发东进,并且为我们拟定了一条下太行山的详细路线。我们还听说,在这之前杨得志`黄克诚他们下太行山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走这条路,总部所在地是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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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6:29:36 | 显示全部楼层
五`东进湖西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清晨,我们全团近四千人从北马庄出发,开始了东进山东敌后的征程。

按照总部拟定的下山路线,走了二十多里路,我们就来到了总部所在地。在这里,彭德怀派出他的秘书专门在路边等着我们。他告诉我们,彭德怀要我和彭明治两人到他所住的窑洞里去一下。我们听了很高兴,因为这次来,我们曾当面听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指示,可就是没有时间当面请示和聆听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尽管我们曾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听过他的报告。

一来到窑洞口,就看见彭副总司令在那里迎接我们。他拉着我和彭明治的手,很热情,要我们看他墙上挂着的地图,我们告诉他,那天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亲自来到部队作了动员,作了布置。

彭副总司令说:“那好,他们都给你们交待好,我就没有多少话讲了,但有几点你们要注意。第一`你们一路行军,不要进县城,因为县城里都驻有国民党的队伍。要走小路,走村庄,尽量注意隐蔽。第二`沿途多做统战工作,我们现在是借路经过,尽量少找麻烦,不要引起纠纷,人家给你们打招呼,你们就要有礼节;不给你们打招呼,你们就走你们的。第三`撤销六八五团的番号,改为八路军苏鲁支队,下面的营就改为大队。因为一说六八五团,人家就知道你们是一一五师的,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改为苏鲁支队,那就是地方的游击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戴的是青天白日的帽微,只要你们不吭声`不宣传,谁也不会知道你们是八路军,你们只管走你们的。第四`下太行山以后,过平汉路时,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的附近,有三四四旅黄克诚的队伍,到时候可以找他们帮帮忙,给你们指指路。“

作完这些细致的交代后,彭副总司令亲自送我们到窑洞口,我们就此告别了。

随后,部队从总部门口出发。我们走了一段平路,中午稍事休息一下,部队便开始离开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的太行山,慢慢地下山了。

第二天还没有走出太行山区,就碰到了一支游击队,并意外地遇见了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谭甫仁。谭甫仁是我在红军时期的老熟人,多年不见,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巧遇了!之后,我带了一个警卫员,到他们支队去呆了一个多小时,听谭甫仁介绍周围的一些情况。

第三天,我们来到了太行山脚下,到了山西`河南交界处的林县林祁镇附近。在这里,我们驻下休息一天。

驻下以后,我们听说黄克诚同志就在附近,就想去找他。黄克诚这时已由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调任三四四旅的政委,带着一部分部队就在附近。而杨得志带着三四四旅的另一部分部队在另外一个地区活动。但不等我们去找,黄克诚政委自己骑着一匹马就找来了。我在五台山见过黄克诚政委,因此他认识我,却不认识彭明治。不过一见面,得知彭明治也是湖南人,他们也很快就相通了。

跟随黄克诚一起来的,还有三四四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周振华。红军时期,我曾经与周振华一起度过了长征的艰难时刻,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这次他听说我到了这里,特意随黄克诚跑来看看我。他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经过了长征的考验,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久,黄克诚就派他去团里当了政委。他打仗很勇敢,最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一直到一九四O年黄克诚同志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时,我向他问起周振华,这时他告诉我,周振华已经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难过了好几天。

    黄克诚来到我们驻地以后,详尽地给我们介绍了当地情况,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有日军据点,哪些地方有国民党队伍,在什么地方过平汉路最适当,过了路到什么地方去最好。他还告诉我们,平汉路一带到处都有日军的据点,几乎是每隔三十里就有一个,其中最大的据点是汤阴和安阳,我们要过路,就必须得从这些据点中穿过去。他说,他可以派部队掩护我们过铁路,负责把汤阴`安阳这两个大据点监视好,有情况及时通知我们,但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派队伍进行警戒。

黄克诚特别重视部队的纪律,在谈话中一再强调沿途一定要把纪律搞好,因为这是区分我们和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标志。他说,群众对我们亲,对国民党军队疏,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纪律好。当天下午,黄克诚就回去了,准备组织部队掩护我们过平汉铁路,我们也立即着手准备过路。

第二天黄昏,我们全团整队出发。走到离平汉路还有二十多里路的时候,我们就休息下来了。我们先来到一个村子里集结隐蔽,进行冲过平汉路封锁线的最后准备工作。我们派出了警戒队伍,由梁兴初`田维扬各带一个连,一个向南`一个向北进行警戒。当晚九点,趁着天黑,部队按照预定的路线,一口气冲过了平汉路。

相比较起来,过平汉路比过同蒲路容易,因为平汉路两边既没有沟,也没有护路的河,我们感觉很好过。可是一过了路就感觉不对了。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到处漆黑一片。过了路以后就听见前面响起了劈哩叭啦的枪声,却看不见哪里有敌人。这个情况,黄克诚同志没有给我们介绍过,我们也没有思想准备,加上部队长时间没有听到过敌人的枪声,一些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一过铁路,大家跑得那个快呀!没有一个掉队的。但由于平汉路以东是一大片平原,到处都是道路,处处可通,队伍开始走散了。

当时我和彭明治带着团直属队走在前面,梁兴初和田维扬带着团的主力走在后头。过路以后,我们几乎一直听到劈哩叭啦的枪声,但又弄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和彭明治就问带路的老乡,为什么到处打枪,是不是日军出来了?他们说不是,说打枪是当地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这一带地主的土寨子很多,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有土寨子,差不多每个村都有土围墙。外面有外墙,里面有碉堡,碉堡里守夜的都有枪。一到晚上,岗楼上守夜的人就开始放枪。放枪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互相联系,是一种寨子之间`碉堡之间的联络信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伪军和土匪的骚扰,防止他们拉牲口`抢东西。老乡们都说,日军晚上一般不会出来,他们都是白天出来。

尽管枪不是日本人打的,也不是冲着我们打的,但那天晚上我们可乱了套,除团直属队外,只有三营跟着我们到了预定的五陵镇宿营地。就是团直属队,也有一些单位和伙夫担子走散了。见到这种情况,彭明治很着急,要自己出去找。我劝他再等一等,因为夜色漆黑一团,往哪里去找?反正出发时规定在五陵镇宿营,各营`连干部都知道,他们一问老百姓就会自己找来的。果然,我们耐心等到天亮以后,失散的队伍就逐渐在五陵镇集拢来了。

五陵镇位于卫河边上,是当地一个较大的镇子,也是个渡口。第二天,我们在五陵镇休息了一天。我和彭明治召集了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这次通过平汉路的经验教训。在会上,我们先解释了晚上地主土围子持续打枪的原因,之后强调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在行军中都一定要按照预定的路线行进,不能各走一条路,否则就会走乱。最后,要求各单位清点人数,看有掉队落伍的没有。

第三天从五陵镇出来,我们就改为正常行军,白天走路,晚上宿营。一般早晨六`七点钟出发,下午三`四点钟宿营,每天行进约有六`七十里。同时,沿途利用休息时间,我们向部队进行平原地区行军的教育。因为一进入平原地带,大家一方面感到兴奋,另方面也感到生疏,需要时间去熟悉它。

我们部队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不是在平原地区长大的,而平原地区的行军却有着不同于山区的一些特点。我们下太行山一出林祁镇,在山底下,向东一看,一坦平原,根本就看不见山,这块平原,比西安的平原地区大得多。这对我们这些在山沟里走惯了的人来说,就好象到了国外一样,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陌生环境,被搞得蒙头转向,没有山,我们就辨不清方向。在山区我们辨别方向很容易,因为我国的山脉,一般都是东西走向,而且山上的道路有限,一般只有一条道路可通。而一到平原,到处都是路,象蜘蛛网一样,大路小路到处都通。不容易分清东西南北。黄克诚同志给我们介绍情况时也曾说过,他刚下山时,也是这样,感觉很不习惯。

为学会辨别方向,使部队能按指定的方向前进,我们专门作了一番调查,请教了当地的老百姓,对干部进行了教育。要在平原地区辨别方向,一个是看村庄,一般村庄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居多。另一个方法是看土地庙,土地庙的门一般都是朝南的,再一个是摸树,朝南的一边比较光滑,朝北的一边比较粗糙。晚上最主要的是看北极星,要学会认识北极星的方位。

闯过平汉路以后,我们就亮出了八路军苏鲁支队的旗号。与此同时,我的名字也报请上级批准,由吴文玉改成了吴法宪。

部队从五陵镇出发,经濮阳`东明`菏泽`定陶`成武,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江苏`山东交界处的微山湖以西地区。按照行前彭怀德的指示,这一路上,凡是经过的县城,我们都没有进去,而且连地主土围子也不进,住的都是一些小村庄。除我们自己所带的粮食外,沿途就派干部向土寨子要粮食。实在没有粮食,就在地里找老百姓遗下的地瓜吃。秋收过后,留在地里的地瓜还有的是。

尽管我们当时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载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并没有表明八路军的身份,可看到我们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同时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论在哪里宿营都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而且凡请向导带路和雇车马拉东西都给钱,跟别的队伍完全不一样,所以老百姓很块就认出了我们的八路军身份。当时,常常是我们刚进到一个宿营地时,村里的老百姓还躲躲藏藏的,可等第二天我们离开村子时,老人`小孩都出来看我们,送我们,对我们很亲,这充分证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威力。

在山东成武,有一天我们想进入一个大寨子宿营,但寨子里的人却对我们说,只要我们不进去,我们要猪他们送猪,要粮食他们给粮食,一句话,我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既然他们这么说,那好,我们就不进去,就在外面露宿。结果他们真的送来了粮食和猪。这样,他们很高兴,部队也很高兴。以后,凡是遇到有地主土围子的大寨子,我们就采取这个办法,只要他们送吃的东西出来,我们就不进寨子。至于寨子里的枪,我们一条也不要,因为那都是他们用来保家的。经调查,这些枪大都是国民党军队在平汉路溃退时扔的,被地主捡来用以保家。在这个地区都是一个地主,带一大片地。地主住的都是高墙的砖平房,贫下中农住的是草房破屋。就这样,我们一路较为顺利地到达了微山湖以西地区。

我们一到微山湖地区,就开始打听挺进支队。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在一个叫鸡顺集的小村子宿营,驻下以后,就派人出去侦察,目的是想找一找看附近有没有挺进支队的人,再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可一问老百姓,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挺进支队,只知道国民党的刘跃庭带着一部分人住在单县县城里,究竟有多少人,他们也弄不清楚。

正在我们不知如何找到挺进支队时,天黑以后,有一个人穿著便衣,带着两个人来到我们驻地附近,恰好同我们的侦察人员迎面相遇。侦察人员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是挺进支队的,来搞联络。

来到支队部同我们几个支队干部见面以后,那个穿便衣的自我介绍说,他是挺进支队的政委,名叫郭影秋。他说,前几天得到山东分局的通知,知道我们快到这里了,所以到这里来迎接我们。他还介绍说,挺进支队的司令员是李贞乾,留在支队照顾部队,没有来。他是遵照分局的指示,来找我们联络的。

得知他们正是我们要找的挺进支队,我们很高兴。我说:“那正好,我们正等着你们呢!”

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还请郭影秋参加了会议。会上,我首先请郭影秋介绍当地的情况。郭影秋一开始就说,这里的形势现在非常危急。他介绍说,在我们驻地往东不远的地方就是丰县,那里有一支号称有七千人的汉奸王献臣(外号王歪鼻子)的队伍。虽然这支汉奸队伍实际只四千人左右,但却非常猖狂,非常嚣张。现在正在全线向挺进支队发动进攻,已经把挺进支队逼到了欢口镇以北的十字河地区。挺进支队现在只剩下一`两百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一些干部`战士已经开始带着枪回家隐蔽起来了。由于战局不利,湖西特委和挺进支队在当地很孤立。幸亏我们及时赶到,不然再过一个星期,挺进支队就有可能被打败。

    至于附近几个被国民党占领的县城,凡是坚持抗日的,几乎都垮了,如砀山县政府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沛县县长冯子固的手里也没有了多少队伍,只有丰县县长董玉珏手下大概还有百把人。这个董玉珏原来和我们是合作的,但现在他的态度已变。单县县城里还有国民党的一个旅,旅长叫刘跃庭,手下大概有三千人左右,他们与日伪军是互不侵犯。在整个湖西地区,真正的日军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丰县和沛县两个地方。丰县的据点里大概有三`四百人的样子,沛县的日军稍多,约有六`七百人。汉奸队伍里,最大的就是王献臣这支队伍,他占领了丰县以北的大片土地。可以说,王献臣是湖西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

听完郭影秋的情况介绍,我们就开始研究先打哪里,什么时候打,怎样打法。郭影秋的意见是,擒贼先擒王,要打就先打汉奸头子王献臣,而且要打就快打,打就打他个措手不及。当然,这得看我们的部队疲劳不疲劳。

经研究,我们同意了郭影秋的意见,决定次日就开始向王献臣部发起进攻。从太行山下来一路东进,部队虽然疲劳,但一路上都是正常行军,部队还不算太累,完全有精力打好这一仗。另外,根据郭影秋介绍的情况,王献臣这支队伍虽然有四千多人,但兵力却很分散。在他所占领的丰县以北大片村庄中,差不多每个村庄都驻有他的部队,人数从几十人`百把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部队大都是些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又不懂得做工事,只是凭借几个土围子来进行守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突然开始进攻,把他们完全消灭是不成问题的。

接着,彭明治同志提出了作战计划和部署及具体打法,我们全体同意。于是我们连夜召集各大队长`教导员开会,部署作战,发布作战命令。除介绍情况外,主要是摊开地图,研究如何打法。

根据会议最后决定的作战计划,这次战斗以一大队和三大队打主攻,由西往东,一路向王献臣司令部所在地崔庄攻击前进;二大队打援,负责切断王献臣的退路,并阻击可能由丰县出来增援的日军。一大队由副支队长梁兴初带领,二大队由支队参谋长田维扬带领,三大队由大队长刘宗英`教导员蔡永指挥,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带领一个特务连,随主攻方向追击前进。我们计划,次日凌晨天亮以后各部队就开始行动,从曹马集出发,争取一天时间解决战斗。

会后,支队司令部作战股长黄炜华立即草拟了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支队军政委员会成员传阅后,由彭明治和我共同签署,并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各部队开始出发。一个半小时以后,到八点钟,枪声响起,战斗正式开始。由于我们的部队很整齐,战斗素养好,战斗力强,而且武器装备也好,所以打得敌人一触即溃。战斗开始没多久,我们一大队`三大队两个大队全线推进,很快就将王献臣部占领的村庄,一个接一个地攻了下来。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一起,带着一个特务连,一直紧随在主攻队伍后面前进。

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就把敌人都包围在两个较大的庄子——崔庄和大王庄之内了。彭明治当即下达命令,要一大队攻占崔庄,三大队攻占大王庄。之后,两个大队稍作了一下准备,就发起了攻击。下午一点钟,两个大队就先后攻进庄子,解决了战斗。

这时,丰县的日军百余人出来增援,被守候在那里的二大队击退。当时,王献臣正好在崔庄,他见势不妙,立即带了三十多个便衣,从二大队防线旁边的村子溜过去,跟随增援的日军逃进了丰县城。

这一仗,打得王献臣最后只剩下了几十个人,队伍基本被消灭。战斗结束后清查战果,共俘获一千五百余人,另有一部分逃散了。经过清查,俘虏中有一些是老百姓,真正的伪军官兵八百多人。我们还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机枪三十余挺,驳克枪三`四十支。不过,由于战斗中一些枪弹打在麦垛和房子上,使有的村子着了火,崔庄和大王庄也都烧掉了一些房子,给群众造成了一些损失。

战斗结束后,我们部队在郭影秋的带领下,经两天的行军,到达顺河集以北的十字河口肖庄,同挺进支队和湖西特委会合。这时,已是一九三九年的元旦,老百姓纷纷送来慰劳品。部队和湖西特委`挺进支队一起会餐,共同祝贺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并欢庆首战胜利。

在中共湖西特委的所在地肖庄,我们住了一个短时期。当时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机构称为特委,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改为湖西区党委,当时的特委书记是白子明,特委下属的各县都有党的组织,有县委,也有区委,但人数都很少,而且大多还处于秘密状态。各级组织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发展抗日武装,组织游击小组`游击分队,没有建立其它的群众组织。

当湖西特委知道我们在八路军总部听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以后,就请求我们向他们传达会议精神。经支队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同意他们的请求,由我向特委进行传达。参加这次传达六中全会精神会议的,有特委组成人员及几个县委书记,约十余人。我首先传达了全会精神,然后,对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同时根据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湖西地区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统战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和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作了重新部署和安排。由于当时地方工作还是归特委负责,我们只是给予协助,所以我在会议上只是建议特委,要充分利用我们到来的这个时机,掌固和发展崔庄战斗的胜利,打开局面,恢复和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

在我们消灭了王献臣这一股湖西地区的最大的敌人后,湖西地区的形势很快就扭转过来了。原先回家隐蔽的挺进支队干部`战士纷纷带枪归队,挺进支队新的领导班子也组成了。挺进支队的新领导班子共四人,即司令员李贞乾`政委郭影秋`副司令员李发`参谋长孙鹤一。挺进支队司令员李贞乾,在当地群众尊称为“李司令”。李贞乾出身于丰县北部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曾是国民党丰县县党部委员和进步人士,在当地群众中威信很高。丰县一沦陷,中共湖西特委就以他的名字号召,组织了一个抗日义勇军挺进支队,队伍发展很快,一下子就发展到了七`八百人。挺进支队组织起来以后,日本人把他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把他家里的人也杀了,可以说为了抗日,他是倾家荡产,为抗日救国作出了重大牺牲。

挺进支队政委郭影秋,原为国民党铜山县政府的教育科长,是中共地下党员,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战。挺进支队成立后,湖西特委派他担任这支抗日武装部队的政委,是挺进支队的主要领导者。副司令员李发,参谋长孙鹤一都是老红军干部,是由部队派去负责军事指挥工作的,就由他们几个人组成了挺进支队的新的领导班子。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队伍又恢复到了原有的规模。

按照总部的决定,部队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微山湖西,东部就到微山湖边为止。我们在肖庄小住一段时间以后,便迅速把三个大队分别撒了出去:一大队撒到往沛县这一边,向东朝铜山发展;三大队撒到鱼台`金乡那一边,向西北方向发展;二大队撒到丰县那一边,向南往砀山和单县发展。挺进支队则在丰县以北`鱼台以南地区活动,并寻机向东往微山湖边发展。我们支队部和区党委靠拢在一起,在单县`丰县`鱼台`金乡一带活动。一时间,军地双方密切配合,工作进展很顺利。

国民党的几个县政府知道是我们八路军到了,纷纷向我们靠拢,希望依靠我们来帮助他们恢复政权。首先是丰县县长董玉珏`县大队长黄体润,大摆了一桌宴席,专程来支队请彭明治和我去县政府吃饭。然后是砀山县县长窦雪岩,派人给部队送来了粮食和猪肉。最后沛县县长冯子固也来要求我们派部队,去沛县支持他们的抗日斗争。他们甚至公开向我们表示,现在他们离省政府很远,省政府对他们是鞭长莫及,管不了他们,因此他们愿意把我们当成上级领导看待,在日军“扫荡”时,听从我们的指挥,叫他们怎么打就怎么打。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我们同他们商定,由这几个县供给我们粮食和物资,平时双方互通情报,战时配合作战。

在我们的帮助下,几个国民党的县政府很快就巩固了政权,他们利用这个时机,拼命发展自己的武装。不久,丰县董玉珏`黄体润的队伍发展到了四`五千人,沛县冯子固的队伍更是发展到了六千多人,连砀山县窦雪岩的队伍也由几个人发展到了二千多人。这些人都是地头蛇,借助我们的力量,巩固了政权,发展了武装,队伍的发展比我们还快得多。

这个时期,是湖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高潮时期,不过事后看来,当时我们的思想有点“右倾”,对国民党人的支持太多,以至于他们以后还有能力反过来和我们搞“摩擦”。如果当时把他们搞掉,后来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但当时他们打的也是抗日的旗号,而我们又要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如果真的把他们搞掉了,极有可能还要说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建立自己的政权。占领了鱼台`全县和金乡等地以后,我们派出了自己的县长,其中金乡县的县长,就是我们支队政治部的民运股长李英。不久,我们又建立了两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并开始筹备成立专员公署,准备由李贞乾任专员。在部队的发展上,苏鲁支队经几次扩兵,队伍由三千多人发展到了近万人。挺进支队也发展到一千多人,下编为三个营。

当时的湖西地区有个特点,就是散落在民间的枪不少。原因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会战后,队伍全线溃退南撤到徐州的途中,丢下的步枪`机关枪`驳克枪和各种子弹不计其数。这些枪弹有的被地主搞走,拿去组织了地主武装,有的则被当地的老百姓收藏了起来。因此,有了人,就不愁没有枪。要想发展队伍,只要把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收集起来,就可以编成一支像样的队伍。

一九三九年二月,沛县北部有一支伪军部队,约一千四五百人,司令员名叫藉兴科,副司令员何玉祥,经我们同湖西特委的郭影秋同志的一系列工作,主动提出反正,要求我们派部队前去支持。结果我们队伍一到,他们就反正起义了。事后,经报请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我们将这支队伍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的独立大队,由何玉祥任大队长,郭影秋兼任政委。因为藉兴科年纪既大又吸大烟,不适宜在部队工作,所以由特委统战部门给他另行安排了工作。

这一年的三月,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师部`六八六团和补充团进入到了鲁西北和沂蒙山区,在恽城`宁阳`汶上等地连打胜仗,歼灭了伪军两`三千人。胜利消息传来,我们知道是师部到了,于是立即发电联系,。很快师部就来了命令,要我们将挺进支队正式编入苏鲁支队,统一对湖西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接到师部命令,我们立即向湖西特委作了

通报,并随即将挺进支队改编为苏鲁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贞乾任大队长`郭影秋任政委并兼独立大队政委,李发任副大队长,孙鹤一任参谋长。

不久,我们将支队下面原相当于营级建制的四个大队,改编为相当于团级的建制,并在每个大队下编四个营,每个营下编四个连。独立大队编入三大队,编入三大队下属的一个营,由何玉珏任营长。我们以苏鲁支队和湖西特委的名义共同发电报,将改编情况报告了一一五师`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同时报十八集团军总部,得到了批准。

经过我们几个月的作战与工作,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是打开了。湖西的抗日根据地,北面到了金乡`鱼台,东面到了微山湖边,南面逼近陇海铁路,占领了砀山等县。因为西面是国民党的占领区,我们没有过份进逼,可是也进入了中共鲁西南地委的所在地曹县。与此同时,我们苏鲁支队也发展到了一万二千余人,在当地是名声大振,称得上是当时整个苏鲁地区举足轻重的一支重要武装。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我们在湖西地区发展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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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6:32:05 | 显示全部楼层
六`南下陇海路,番号改为苏鲁豫支队

在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我们也曾多次寻求向南发展的机会,我们的部队就曾两次南下越过陇海路进入过萧县境内,当时萧县属于江苏省。

第一次越过陇海路,是应萧县县委之请。抗战开始以来,萧县的形势一直比较好,差不多整个县都在我们党的领导和控制下。县委书记叫李中道,解放后曾任过吉林省的省委书记。县长叫彭笑干,县委还有纵汉民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萧县的武装曾发展到四`五千人。但由于萧县距徐州较近,敌伪活动很厉害,这也给县委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听说我们支队到了湖西,从一九三九年三月起,县委就再三派人来,要求我们派一部分队伍南下支援他们。经支队军政委员会讨论,我们决定派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率二大队越过陇海路,去萧县开展工作,同时侦察了解情况。

半个月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陇海路很好过,只要两边搞好警戒,一下子就过去了。到了萧县以后,在县委提供的情报和带领下,半个月内打了好几仗,这里二百,那里二百,把一些土匪`汉奸的队伍打掉之后,局面就打开了。

他们还讲了一件事:有的土匪头子听说八路军到了,怕被我们消灭,就想向我们靠拢,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但萧县县委认为,这些土匪武装在打着抗日的旗号,依然还去抢老百姓的东西,坑害当地群众,性质根本没有改变,因此绝不能同他们搞统一战线。根据县委的意见,梁兴初`王凤鸣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一天,我们部队在白楼子东面一个叫洼子口的地方住下以后,搭了个台子,宣布要召开联合抗日大会,把那些土匪武装头子及其部下找来开会,并把他们放在会场中间,我们的部队则布置在会场的四周。一宣布开会,梁兴初就向空中打了一枪,以此为号,我们的部队立即举起枪,把那些土匪吓得要命,一个个乖乖地缴了枪,一下子就俘虏了四百多人,都交给了县委。

梁兴初等人还反映,在萧县搞枪很容易,那里村村寨寨都有国民党军溃败时扔下的枪支,那时发展部队,多么需要枪呀!二大队南下只半个月,就搞了十几挺机枪和几百条步枪。他们认为,在安徽宿县`河南永城等地区,尽管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但如果支队主力南下,相信很快就可以打开局面。

听了汇报,我和彭明治商量后认为,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总部和师里的指示,在湖西地区局面基本打开以后,队伍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向南发展。于是我们向湖西特委提出,留挺进支队在湖西坚持斗争,苏鲁支队的全部主力南下,往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特委同意后,我们又向总部及师部发电请示,总部回电报说,按照情况,是否南下,由我们自己考虑决定,如果决定南下,要注意同彭雪枫部队取得联系。总部还告诉我们,一一五师师部已经进入山东,我们的行动以后由一一五师直接指挥,与总部只要保持联系就可以了。

接到总部的电报,我们决定南下。四月初,支队部率领一`二`三大队和独立大队开始越过陇海路南下。我们这次南下的目的是铜山以南`宿县以东`灵壁以西地区,主要是想把这一地区的伪军和土匪队伍消灭掉,压缩敌占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我们很顺利地过了陇海路,之后又在地方党的帮助下,在徐州和宿县之间的夹沟顺利通过津浦路。在津浦路东,我们第一个袭击的目标是位于濉唐河边的灵壁重镇时村。

濉唐河是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来往船只很多。在时村设有伪军的一个收税大卡,据说一天可以收到好几千块钱。时村驻有伪军三百多人。

在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就由彭明治和我亲自指挥三大队向时村发起突然攻击。当时我们一个大队已经发展到了两千多人,两面一包围,很块就攻进去了,三百多名伪军全部被消灭,一个也没有跑掉。这次战斗一共缴获了步枪三百余枝,机枪七`八挺,子弹上万发,另外还有包括布匹`食盐等在内的一大批资材。听说我们打下了时村,国民党灵壁县县长许之信马上就来了。由于我们和地方党一时联系不上,只好把时村交给了他。

我们在时村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就又回到津浦路以西,开始向豫东方向推进,一直前进到了永城。我们南下后一直都很注意与彭雪枫支队取得联系,可我们后来得知,彭雪枫支队还在平汉路以东,与我们相距较远,相互之间一时联系不上。于是我们向东走了一圈,最后回到萧县。

通过这次侦察性的南下行动,我们认为,部队向东发展很有前途。当然,向西发展也有着相当的空间,但那里已经有彭雪枫支队在活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们回到萧县时,中共湖西特委刚刚改组为湖西区党委,区党委书记仍为原特委书记白子明。湖西区党委听说日军即将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就要求我们返回湖西地区,准备反击日军的“扫荡”。我们决定尊重区党委的意见,即刻返回湖西。我们走丰县南部,顺路消灭了那里的一部份伪军以后,就回到了湖西和区党委会合,并休整了一个时期。

由于八路军苏鲁支队两次南下,威胁到了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从而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为了加强守备,日军不仅将沿津浦路`陇海路一线的各个据点都增加了兵力,而且在丰县`沛县也增加了部队,准备对湖西根据地进行“扫荡”。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我们回到了湖西以后不久,日军湖西地区的“扫荡”终于开始了。日军的这次“扫荡”,主要依靠汽车来完成,而且攻击的对象也包括国民党县政府的部队。一开始,敌人是坐着汽车出来“扫荡”,沿着公路跑一圈就回去,让我们打都不好打。后来我们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在公路旁边的各个村子里进行分散伏击,等日军的汽车一来,就用机枪扫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还很奏效,我们每进行一次伏击,都能杀伤他们一些人员。我们打了五`六次这样的小仗以后,日军就退回据点,再也不出来了。

日军对湖西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敌人的“扫荡”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但作为支队的领导,我们感到不能这样盲目乐观。为此,我们专门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对这次反“扫荡”行动进行总结。

大家认为,平原地区,村子稠密,大车路`公路四通八达,汽车到处都可以通,敌人一扫荡,我们就很困难。只要有路的地方,他的汽车就一定比你跑得快。而我们的部队白天就不能转移,一转移就很可能会暴露目标,就会有伤亡。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村子以后,就必须得在那里坚守一整天。这种情形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挖沟。湖西地区是平原,既不利于部队隐蔽,也无险可守,但是可以挖沟,让村与村之间都以深沟相通。这样,一则部队可以利用这个地形来有效袭击敌人,二则在日军“扫荡”时,老百姓可以从沟里跑掉,以减少损失。最主要的,我们在公路和大车路上挖出的沟,可以使日军的坦克`汽车不能够横冲直撞,从而让它们无用武之地。

总结了前一段反扫荡的经验之后,支队军政委员会认为,一定要动员群众,把村与村之间的道路,统统挖成沟。我们认为,湖西地区土质松软,少有石头,只要大家心齐,挖成沟应该是问题不大的。经商量,这个挖沟的具体任务,我们就交给了支队副参谋长黄纬华,让他去组织调查研究,画出路线图来,并具体组织实施。先动员几个村子,挖出个样板来,然后要各县来参观学习,统统按照这个办法来搞。

在区党委的支持和推动下,在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时间不长,整个湖西地区村与村之间的沟都挖通了。当时,大家管这种沟叫“抗日沟”。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在军民上下心气相通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们接到十八集团军总部的一份电报,命令我们往南,向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电报告诉我们,彭雪枫支队正从河南的竹沟往东发展,要我们尽快与彭雪枫取得联系,以配合彭雪枫部打开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大别山以北这一大片地区的局面。同时,总部正式批准,将我们的番号由八路军苏鲁支队改为苏鲁豫支队。

接到总部命令,我们立即进行研究`部署,决定兵分两路,将四大队(原挺进支队)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为加强四大队的力量,再从其它三个大队各抽一`二个老连队,编入四大队,并留下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由他们兼任四大队的大队长和政委。另外,立即给湖西区党组织一个警卫营,同时把各县的游击大队也都划归区党委直接指挥,以保证区党委能安全开展工作。同时,由支队部率一`二`三大队南下,配合彭雪枫支队向豫东`皖北发展。我们将这一南下部署,报告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师部后,很快得到了总部和师部批准。

随后,我们立即将南下部队集中在单县`丰县和砀山之间,然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全部越过陇海路,再次进入到皖北萧县境内,当时的萧县县委,已归属于湖西党委的领导。

我们到了萧县,彭雪枫支队的政治部主任萧东望带了一个骑兵连来和我们联系。当时彭雪枫是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我们双方各自介绍了部队的活动情况,商讨了今后的联系办法。萧望东主任提出,他们准备要往东来,要我们慢慢地同他们靠拢,他建议把重点放在西面,先打开津浦路以西地区的局面,然后再逐步向津浦路以东发展,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

要打开津浦路西的局面,首先就要把萧县的工作做好。当时,萧县县委领导下的县大队有一千七百多人,大队长耿蕴斋,副大队长孙象涵`吴信容。我们到达萧县后,又把这支部队编为苏鲁豫支队的第七大队,并派去兰廷辉当了政委。七大队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在津浦路以东,由孙象涵率领,大约有五个连。一部分在津浦路以西,由耿蕴斋带领,也是五个连。我们到萧县后,除县城外,帮助所有的区都建立了民主政权,同时,又帮助县委新组建了一个县大队,很快又发展到一`两千人。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仗,但由于我们收缴了大量国民党遗弃的枪支,武装了部队,队伍发展极其迅速。

不久,我们又越过津浦路,向灵壁`泗县`睢宁推进。这样,就从西北到东南再到西南,形成了对徐州的三面包围之势。我们的这一行动,使得日军大为恼火。在此之前,日军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他们狂妄地认为,八路军只是一些手持土枪土炮的农民,用伪军就足以对付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八路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而且还闯入了他们的心脏地区。这使日本侵略者大吃一惊,开始认识到八路军绝对不是一伙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因此,开始准备认真对付我们。

六月初,专门针对八路军的日军大“扫荡”开始了。在扫荡以前,我们就得到消息说,日军的这次“扫荡”,集中了近六千兵力,从徐州`夹沟`宿县`灵壁`睢宁`时村,分七路向我们苏鲁豫支队进行合围,下定决心要把我们搞掉,最少也要把我们撵出徐州东南地区,解除对津蒲路的威胁。

过去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大规模的“扫荡”,当时,支队部只剩下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我们三人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应付敌人的这次“扫荡”,就必须将部队集中到四面都有山的铜山县张山集和褚兰集一带去。因为我们的部队刚刚南下,还没有开展挖“抗日沟”的活动,敌人一来“扫荡”,我们在平原地区没有什么依托,而敌人的汽车`坦克却可以横冲直撞,畅通无阻。在这种情况下,要准备反“扫荡”,就必须要依靠山。张山集`褚兰集一带四面都是山,虽然山不是很高,但比平地还是要好得多。

彭明治和我随即发出命令,命令部队立即全部集中到张山集和褚兰集地区。当晚,部队经一夜急行军,全部到达了指定位置。部队刚部署完毕,就发现敌人的坦克`汽车一路一路浩浩荡荡地过来了。很快,将近六千人的日军的快速部队,就包围了张山集和褚兰集。除步兵外,日军还配置有五十多辆汽车`二十门大炮和两辆坦克。

根据战前的部署,我们四个大队各挡一方,日军用坦克冲了几次,始终也没有冲过来,反而冲到山沟里去了。山区不通公路,敌人的汽车也过不来,日军便改用大炮轰。从中午十二点一直打到天黑,不知道打了多少炮。那里的山没有树,都是光秃秃的石头,炮弹打来,石头就满天飞,弄得我们很难受。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各在一块石崖下,用电话指挥部队。队伍各自依凭紧急筑起来的工事,独立顽强抗敌。就这样,敌人发起的几次攻击,都让我们给打了下去了。一直到晚上,敌人也始终没能前进一步。我们守住了这个山区。

随着黑夜的来临,彭明治问我:“政委,怎么办呀?”我说:“你的意见呢?突围吧!”彭说:“对,要突围,还回到津浦路西去,西面的萧县`永城是我们的根据地,往东不行,我们对那里的地形不熟对我们不利。”

我完全同意他的想法,认为应该趁着黑夜突围出去。我们当即安排全支队分三路突围,一大队`二大队各一路,三大队和七大队一起为一路,支队部随一大队跟进,二大队断后。

天黑以后,我们派侦察部队下山侦察,发现前来围攻的七路敌人之中,已有四路由原路退回了,只有三路敌人还没有走,村子里没有动静,敌人的包围圈中出现了空隙。

我们迅速从敌人的空隙中穿插行进,因为队伍没有什么辎重,都是轻装,很容易的就突了围。敌人还在那里打炮,我们就已经走到敌人的后面来了。我们随即加快脚步,整整走了一个晚上,仍从夹沟越过了津浦路。因敌人抽调兵力围攻我人,这里防守空虚,是个空档。一过津浦路,天就大亮了。

夹沟的西面有一块叫黄藏峪的山地,山里有个大寺庙,庙前有个大森林。过了津浦路后,我们考虑部队打了一整天,又接连两个晚上都在赶路,就把二大队放在黄藏峪的口子上警戒,让其余部队在森林中稍事休息。不料还没等我们吃上饭,敌人已跟踪前来。听到枪响,部队顾不得吃饭就冲上了山顶。彭明治下了死命令,要二大队无论如何也要在山口守住。敌人拼命地攻,二大队坚决抗击,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由于战场是在山区,敌人的坦克`汽车无法前进,而山背后却是我们的根据地,因此我们在二大队顽强阻击的掩护下,支队主力很快就撤回到王白楼`洼子口地区,回到了根据地。就这样,经过两天一夜的阻击,我们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七路围攻。前来围攻的日军全部退回了据点。

这一仗,是我们到苏鲁豫边区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战斗。我们全支队伤亡近六百人,当然是伤的多`亡的少。二大队政委蔡元兴被炮弹击中牺牲了,牺牲了这么好的一个干部,真令人痛心!除此之外,还牺牲了一些连`排干部。

应当说,彭明治在这次战斗中指挥若定,表现得很沉着,很坚定。本来,敌人的这次七路围攻,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超越过我们,敌人把我们看成是心腹大患,不把我们撵走他就不会放心,所以下定决心发动这么一次大“扫荡”,对我们来说这一仗非常难打。当时彭明治的身体不好,梁兴初又不在,但他仍然同我和田维扬一起坚持了两天一夜,没有犯病,而且始终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最终指挥部队突出重围,打破了敌人精心布置的七路围攻。

部队能基本完整地回到根据地,我很高兴。回来后,我直夸彭明治这次指挥得好。他却说:“政委,你还说这个话。这次我没有搞好,伤亡了这么多人。”我说:“还要怎么好法呀?想把敌人全部消灭,那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是机械化部队,武器装备好,行动迅速。主要是我们的伤亡大了一点,这是个损失,不过我们把伤兵都弄回来了。而且,经过这一次战斗,我们尝出了滋味,知道敌人的大‘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小‘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这种经验对我们以后进行反‘扫荡’很有意义。最重要的是,从这次战斗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条经验,对我们八路军,日本鬼子就是没奈何。”彭明治很赞同我的意见,说:“政委,你说得好啊!”

经过了这次反“扫荡”,我觉得彭明治在打仗这方面很有经验,他很沉着,很稳重,从不冒失,经过这段时间单独行动的考验,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军事指挥员。

结束了这次反“扫荡”,我们便从王白楼`洼子口地区继续向西,往萧县`砀山`永城前进,最后在孙老庄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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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6:33: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七`挺进皖东北

一九三九年六月底,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在梁兴初所派的一支队护送下,带动一个骑兵排,出乎意料地来到了我们支队部。看到陈光到来,大家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刚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现在师长又来了,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

陈光代师长住下以后,首先听取了我们汇报。我们汇报的主要内容是:

一`队伍发展情况。我们六八五团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从山西离开一一五师师部以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由三千多人发展到了一万二千多人。现在的苏鲁豫支队一共是五个大队,每个大队下编四个营,每个营下编四个连,同时每个大队还另编有一个重机枪连。此外,我们还有四个县属游击大队。由于国民党军溃退时,在湖西等地区遗弃了大量枪支,部队的武器装备都得到了更新,原有的都移交给了游击队。

我介绍说,彭明治很注意炮兵的建设。我们经过调查,挖到了一门山炮,于是彭明治就组编了一个炮兵连。由于缺少炮弹,这门山炮我们平时都舍不得用,但在打汉奸土围子时就很有用。一次在河南永城有个汉奸土围子,他有一百多条枪,就是不开门`不投降。彭明治就下令调来山炮,结果,我们只对着城门打了一炮,他们就吓得乖乖地开门缴了枪。

汇报到这里,我开玩笑地说:“那么厉害的山炮是很好,但敌人的这次七路围攻,炮弹打了千百发,我们不是也挨住了吗?并没有吓倒我们嘛!”

陈光也插话说:“师部在反‘扫荡’时,也曾在陆房挨了日军很多炮弹,但我们也没有被吓倒。”

二`彭明治同志就苏鲁豫支队这段时间的战斗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粗略计算,这段时间内我们大体上打了四`五仗,粉碎敌人大小“扫荡”共五次,最大的一次就是铜山东南张山集敌人七路围攻的这一次。在这些战斗中,我们共俘获敌人,主要是伪军,将近三千人,也缴获了数千支枪支。

三`创建了根据地。我说,我们在金乡`鱼台`萧县`永城以及单县`沛县`丰县`铜山的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县`区政权。这些地区的敌伪都已基本赶走或肃清,只剩下日军孤立地留在据点里。在根据地内,为抗击敌人的军事“扫荡”,挖“抗日沟”的活动正在逐步推广。

四`开展了同国民党抗日部队的统战工作。同国民党的县政权`地方部队联合抗日,他们都听我们的调遣`指挥,只是对国民党人恐怕是有点“右”,以致于现在他们的武装也发展起来,而我们又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搞掉。

在汇报的最后我们强调,湖西地区的局面之所以能够打开,主要是因为我们执行了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师里的指示,积极组织地下党`地下武装和情报网开展工作,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如原挺进支队和萧县县大队等,在我们创建湖西根据地的工作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彭雪枫支队对我们的配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湖西地区局面的打开,完全是上级正确的领导,以及地方党`地方党领导的军队和兄弟部队对我们支援的结果。

听完汇报以后,陈光代师长也简略给我们介绍了师部东进以来的情况,以及日军在陆房进行大“扫荡”的情况。接着就和我们一起研究苏鲁豫支队的下一步工作部署。

陈光代师长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下一步将苏鲁豫支队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一`四大队继续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由于在军事上一时找不出适当的人选,仍由副司令梁兴初兼任四大队大队长,政治部主任王凤鸣兼任四大队政委。又由于湖西地处陇海路北,离支队部较远,陈光代师长的意见是,四大队就直接归一一五师师部指挥,我们表示完全同意。

二`一大队加七大队的孙象涵部,进入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洪泽湖以北的皖东北地区活动,以打通和鲁南师部的联系。陈光代师长非常同意这一安排,说:“这个意见好,这样一来,师部和你们之间的联系就打通了,占领了这一地区非常重要。可是要谁去指挥呀?”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可不可以呀?”陈光说:“很好,就你带一大队和孙象涵部东去吧,只是可能会遇到困难。”彭明治说:“政委还能离开支队部吗?”陈光说:“没有关系,还有你们嘛!”

三`支队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田维扬,副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率支队主力二`三大队及七大队耿蕴斋部,在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地区活动,打通同彭雪枫支队的联系。

四`七大队耿蕴斋部和孙象涵部由于历史形成的关系,暂不合编,仍旧分两部分活动。

下一步的行动计研究决定之后,陈光代师长高兴地说:“这一部署实现以后,徐州的西北`西南和东南都有苏鲁豫支队在活动,如果我们山东的部队再南下,就将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徐州在历史上向来就是个重要战略区,我们如果能够控制这个地区,在这一地区坚持抗战,就能牵制住大量日军,这对全国的抗战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还交待说:“我回去后,口头向师部`向罗荣桓政委汇报这一新部署,你们就不用再发报了。”

研究完工作以后,我们又陪陈光代师长到部队去检查了一圈工作,接着就召集各大队的大队长`政委开会,请陈光给大家讲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对苏鲁豫支队过去的工作,他表示满意,认为我们在湖西地区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今后的部署,陈光代师长强调主要是发展根据地,压缩敌占区,消灭伪军`孤立日军`建立和扩大自己的队伍。在战术上,要尽快打小仗`打胜仗,以牵制敌人兵力。他还告诉我们,对津浦路`平汉路`陇海路,暂时都不要去破坏它,破也破不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去控制敌人的交通线,所以任何的破坏都只能是暂时的。相反,如果我们那样做了,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从而促使敌人发动大“扫荡”,增加我们活动的困难。

讲话的最后,陈光代师长还要我们很好地总结反“扫荡”的经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继续在平原地区开展挖“抗日沟”的活动,准备粉碎日军的大“扫荡”,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占区。同时,他还要我们注意经常与师部保持联系,并答应给我们增加一个电台,供我和东去的部队使用。

陈光代师长在支队部住了一个星期以后,说他离开师部很久了,准备回去,要我们派两个连送他,并说,这两个连将来有可能回来,也可能就留在师部。临走的那天,我们牵着马,依依不舍地将陈光代师长一直送过了陇海路,才在那里和他分手告别。他带去的两个连到师部后没有回来,被编入了其它部队。

按照与陈光代师长一起商定的计划,一九三九年七月初,我率一大队及七大队一部从驻地出发,开始往东向皖东北行进。彭明治`田维扬`黄炜华`郭成柱等一直送我到村口,我和他们也分了手。彭雪枫支队特意派出的张爱萍和刘玉柱二人和我们一起东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皖东北建立区党委。从此,我们三人就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部队出发的第三个晚上,我们按预定计划在宿县以南`固县以北地区,顺利越过了津浦路。过去的几次过路,我们走的都是宿县以北的夹沟,这次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我们改走了宿县以南。

越过津浦路的当晚,部队在杨屯集宿营。宿营地距固镇`宿县敌据点有五十里路,距灵壁敌据点也是五十里,距时村据点二十五里。另外这个地区是河网地带,有新濉河`老濉河`濉唐河`新河`沱河等五条河流,从西北到东南横贯其间。河网密布的特殊地形,使得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顺利通行。我们原以为,在这样的地区宿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料第二天早晨,前面担任警戒的部队发现,敌人正从宿县`固镇`灵壁分三路前来合围我们。由于在河网地区,他们无法使用汽车,每路约七`八百人,徒步前进,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大队部的附近,等警戒部队发现他们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离大队部驻地只有一里路左右了。

所幸当时正值青纱帐起,遍地都是一人多高的高梁`玉米,敌人突然来袭后,我们急忙进到青纱帐里去隐蔽。我和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赶紧指挥队伍挖掘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派出侦察员到前面去侦察敌情。

由于青纱帐很密,敌人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敌人,整整一天,敌人没有发动攻击。他们都只是在外面用炮轰,看样子是想把我们撵走就算。正当敌人开始炮轰,我忙于指挥队伍挖掘工事时,张爱萍主动提出,要我派几个警卫员给他,他要去前面看看地形,帮助我们侦察一下敌情。时间不长他就回来告诉我,看样子敌人一时还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果然,我们前面的几个连同敌人顶住了,打了一天也没有什么伤亡。到天黑以后,我们顺利地突围了出去,敌人并没有追击,很快也退了回去。就这样,我们刚过铁路,就跟敌人打了一整天。晚上突围后,脱离了敌人的追击,进入了我们预定的区域孙家寨一带宿营。

以前南下时,我们到过这里,对这一带地区比较熟悉,所以队伍住下以后,我就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和七大队副大队长孙象涵来共同研究,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先向哪里发展。孙象涵是夹沟人,对附近的地形和情况都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经研究,大家认为,按照陈光代师长交待的要同鲁南师部打通联系的任务,队伍应当首先向北发展,如再往南走,就会进到大濉河流域,河流更多,更不好活动。最后我们决定,部队下一步先转而向东,经泗县`泗洪靠向洪泽湖西岸,再沿运河向北发展。张爱萍同志也同意了这一方案。

部队来到了泗县时,张爱萍同在皖东北活动的地下党负责人杨纯联系上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皖东北专员公署就设在泗县,专员名叫盛子瑾。为了隐蔽在国民党的专员公署里,杨纯这个女同志竟然推光了头,女扮男装,化装成了一个男人。

不久,山东分局又派来了金明,由他担任皖东北的区党委书记。这样,就由金明`张爱萍`杨纯组成了中共皖东北区党委,来共同负责皖东北地区的工作。从此,张爱萍和刘玉柱就留下来专搞地方工作,不再跟随部队活动了。我专门派了一个连掩护他们。他们经常派人来同我们联系。我也曾到区党委驻地住过两次。我去区党委的目的,是想多了解些情况,同时也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看区党委需要我们向那里发展,好及时派部队过去。

至于地方党的建设工作,我们不参加意见,不作任何干预,但我们和区党委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分别同盛子瑾`许志远搞好统战关系。具体分工是,区党委负责对盛子瑾专员的工作,我负责对许志远的工作,共同做好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盛子瑾的专员公署里,除了杨纯外,还有我们地下党的另一位负责人江上青及地下党员吴云村。自我们来到皖东北以后,他们两人就开始同我们取得联系,供给情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关于盛子瑾及皖东北地区的一些情况,我主要是从江上青`吴云村那里了解到的,他俩曾两次前来我们驻地,向我们介绍情况。据江`吴二人介绍,盛子瑾本人是坚持抗战的,手下也有一千多人的一支武装,但他的部队打仗很少,战斗力较弱。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天,由张爱萍和我分别做工作,动员盛子瑾和许志远在张大路镇进行会谈,以消除相互之间的敌意,共同携起手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天的会谈进行得较为顺利,双方达成了再不“摩擦”`握手言和`共同抗日的协议。

会谈结束后,江上青`吴云村在随盛子瑾回专员公署的途中,突然遭到大柏圩子村地主柏逸荪武装的袭击。袭击中,江上青不幸当场牺牲,吴云村侥幸逃脱,来到我们驻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之后皖东北区党委在泗县的李杨镇附近为江上青举行了追悼会。区党委金明`张爱萍`杨纯等参加了追悼会,张爱萍在追悼会上致敬悼词。我也专门从五十里外的部队驻地,赶去参加了这个追悼会。我们一起为江上青安葬,并修了墓。

这一段时间,我们接连打了七`八仗,基本上打开了灵壁`泗县`睢宁这一个三角地区的局面。但我们还有后顾之忧。一个叫高楼的寨子里有一支地主武装,对我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高楼位于灵壁以北,寨子里共有八百多户人家,为首的是一家姓高的地主,手下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共有四十多挺轻机枪`两千多支步枪。高楼的土围子很坚固,不仅里面筑有炮楼,而且周围有一道很深的壕沟,沟里都是水,水很深,人过不去。对这个土围子,谁也不随便动它。日本人不动它,是因为这个寨子与敌伪有关系;国民党部队和我们不动它,是因为要是硬攻,伤亡就会比较大。

当时一大队三营教导员石瑛,搞民运工作很有经验,他自告奋勇,说愿意进寨子去谈判。于是,我要秘书写了一封公函,希望他们与我们共同合作抗日,并供给我们一部分粮食和款子。

石瑛拿着公函去了,受到了很好的土款待。回来时也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来了,支援你们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力量有限,杯水车薪,多了不行,少供给一点是可以的。石瑛还向我汇报说,他感觉他们只是敷衍,说得很好,但实际上不给。要他们跟我们合作的希望不大。我说:“那我就再写信,限期要他们把粮`款送过来。”

好,过了几天,他们不但不给我们粮`款,还集合了一千多人,从北往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向我们攻击,见我们就打。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开始只是避让,后来见他们过于猖獗,就拿出一个主力营绕道到他们后面,待他们的队伍离开围子后,一下子就把他们的退路掐断了,然后围而歼之,缴了他们一百多条步枪,四`五挺机枪,还抓了四`五百俘虏。

由于对方背信弃义,让我当时非常生气,我马上集合俘虏进行训话,斥责他们跟日本人站在一边,想把我们撵走,是汉奸`卖国贼。接着,我询问他们,是谁领头来袭我们的。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吭气,都不作声。石瑛在旁边告诉我,中间有一个人是他们最坏的头子。这时我掏出了枪说:“你们不讲,我就先枪毙你们一个。”

结果我一开枪,打在那个坏头头的腰上,虽然没有把那个坏头头打死,但却把其他人吓坏了。他们口口声声地告饶,说只要放他们回去,马上就给我们送粮食来。我说:“那好,就放你们回去,如果再出来骚扰绝不会再这么客气,一定消灭你们。”

我们把这些俘虏放回去以后,他们很块就送来了粮食和猪肉。虽然很少,但也就算了。从此,他们就龟缩在自己的土围子内,再也不敢出来挑衅了。我们也没有再动它,只是让它孤立起来就完了。

后来日军出来“扫荡”时,一下冲进去抄了他们的家,把东西抢得光光的,枪也给收缴了。从那以后,这个寨子的态度改变了,逐渐的向我们靠拢,和我们互通情报,要求共同抗日。这个寨子解决后,我们在这个地区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之后,我们又继续往东发展,逐渐进入了洪泽湖畔的半城`南新集`蒋坝等地区。这期间,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带部队出去了半个多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缴了几百条枪。从此出了名。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苏鲁豫支队有个胡老大。当时,在伪军中曾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因为在这里,再没有其它的主力部队在活动了。

打开皖东北局面的同时,我们也顺利地同鲁南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山东南进支队的近千人,由支队长李浩然`政治部主任胡茄(唐棣华)率领,来到睢宁以南同我们会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同鲁南的部队打通联系。以后李浩然`胡茄等经常同我们联系,有时两支部队还共同开展活动。

在此之前,有个叫抗敌演剧第六队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皖东北找到我们,想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山东去。这个演剧队全队约有五`六十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大`中学生,他们是在重庆响应周恩来`郭沫若的号召,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支文艺演出队。他们在皖东北逗留期间,非常活跃,经常给部队演戏`唱歌,帮助做群众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南进支队会合后,我们就把演剧队交给了他们,请他们把演出队送到沂蒙山区去。

到了八月,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黄春甫)又带领一个团南来,在睢宁`宿迁之间同我们会合。团长翁徐文,原是一一五师的供给部长,和我很熟悉。这次在敌后重新相见,我们都很高兴。会合后,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互相交流了经验。这是我们第二次同鲁南部队打通联系。从此,我们与在山东的师部`党组织及山东的部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顺利完成了陈光代师长交待的任务。

不久,江华返回山东,但翁徐文这个团没有跟着回去,一直留在皖东北活动。到后来重建新四军`张爱萍出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时,翁徐文的这个团同孙象涵`韦国清所带的部队一起,合编成了九旅的一个主力团,韦国清还成为九旅的政委,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是朱瑞。朱瑞是安徽宿迁人,知识分子出身,红军时期曾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对我比较熟悉。我们打通与山东的联系后,他得知我以前叫吴文玉,是一军团下属的一个干部,就给我发电报说:“我是宿迁人,在宿迁的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拟了一封信,致宿迁及苏北的父老兄弟,请你用我的名义印好后散发出去。”

我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叫人出去买纸。当时纸张极其困难,我们到处买纸,也只能油印二百多份。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把他这篇《告苏皖边父老兄弟书》,在苏北`皖东北各地散发了出去。

就这样,到一九三九年的夏末秋初,我们把皖东北包括一部分苏北地区的局面基本打开了,东到运河边,西到津浦路,北到徐州附近,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有自己的政权,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游击队,有主力部队在活动,军队`地方各负其责,局面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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