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

老八路

部队从清晨血战至黄昏，敌我双方又一次混搅在一起，敌人的飞机、大炮都失去了作用。我军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战，许多战士挥舞着大刀、刺刀，冲进敌群，手刃敌军，鲜血染红了战衣，刺刀为之钝锉。白刃格斗，惊心动魄，人们都明白，这肉搏战就是你死我活。红军战士们甩着大刀砍向敌人，雪亮的刀刃上流淌着鲜血，浑身上下溅满了血污。肉搏战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兵力的对比，而取决于士气的高低。我们的战士在拼命，在声嘶力竭地呐喊，反正是一死，多杀一个赚一个!敌人一堆堆地倒下了。
我和团指挥所的同志们登上了一个小土坡，只见夕阳斜照，一片刀光剑影。零星的枪声，伴着刀刃金属的铿锵碰撞声、变音的喊杀声，响彻整个山谷。战斗场面是如此惨烈！流弹不时飞过我们的头顶，手榴弹爆炸的碎片哗哗地落在我们四周，敌人的冲锋被我们打了下去。曹团长紧锁着眉头，命令我速带领运输队，将弹药送到一、二营阵地。我带着运输队二十多人扛着弹药，冲进阵地。山谷里，到处都是死尸和伤员，遍地是血，没脚背的小溪流淌的全是红水。我见到一个牺牲的红军战士，背上插了把刺刀，死不瞑目，双手还紧紧掐着一个敌兵的咽喉，那壮烈之场面，让人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把弹药送上去了，一、二营已伤亡过半，战士们杀红了眼，又开始向敌阵地冲去。敌军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打阵地战的本领不错，凭借工事固守阵地，其顽强程度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我攻敌防，寸土必夺，又一场血战！
太阳西沉在山边，枪声终于停止了。阵地前血流成河，尸体遍地。那昏蒙蒙的夕阳映照着漫山的血影，让人不寒而栗。红军每夺取一道战壕，每占领一座山头，都要前仆后继，反复冲杀，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我所知道的鄂豫皖根据地前所未有的一次大恶战。
残阳坠落下去，混沌灰暗的暮色笼罩着战地，山谷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我军在前沿阵地消灭敌人两个团，敌人第二师顶不住了，开始溃退。红军总部下达总攻击令，五个师的红军战士像尖刀一样直刺敌阵。黄安独立一师和红十二师，再加上我们少共国际团，分为两部分，拼命向敌第二师的两翼纵深插去。敌人发现了我军的意图，惟恐全军覆没，整个师万余残兵败将没命地向西逃跑。我军在倒水河西展开了一场气势浩大的追击战。
夜色深重，我军一鼓作气，乘势向前推进了七八里，直插白马嘶河，占领敌第二师指挥部，敌第二师残部败退笔架山据守顽抗。经过一整天拼杀，此时红军的攻击也到了强弩之末，已无纵深突击的力量。如果敌人继续败退，我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下去，仍可能消灭敌人一路，敌第二纵队必定全军覆没。然而卫立煌救了陈继承一命。蒋介石的嫡系卫立煌率第六纵队火速北进，很快与陈继承第二纵队汇合，并呼叫张钫纵队火速增援七里坪。整个七里坪战役，敌人的兵力由一个纵队增加至三个纵队。卫立煌调第三师和八十师纠合第二师疯狂反扑，我反击的红军又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人不断增援，五个师的红军多次攻击受挫，虽英勇顽强战斗，但终因敌众我寡，不能彻底消灭敌军。天亮时，我军撤出了战斗，向檀树岗方向转移。
七里坪这一仗，红军共毙伤敌军五千多名，但自己也伤亡惨重，仅黄安独立第一师就伤亡近三百人，我少共国际团伤亡近一百人。江传正告诉我，秦懋保身负重伤。我在担架队的担架上找到了懋保哥哥。只见他浑身是血，头上裹着的绷带早已被血染透，右肩锁骨下被刺刀捅了个窟窿。他双眼紧闭，那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紧闭着的嘴角浸出一条血痕。我扑上去哭着大叫哥哥，旁边的人拉开了我。九连的战士告诉我：在肉搏时，连长与敌人拼刺刀，右肩被敌人捅了一刀，冲锋时又被机枪击中头部才倒下的……
担架抬走了，我哑着嗓子哭喊着、呼叫着……
解放后，我回红安老家省亲，见到哥哥肩窝的刀痕与头部的枪伤，锁骨下大片的肌肉萎缩，被刺刀捅搅后的伤疤历历在目，那枪伤从前额到左眉凹陷进去了一道槽，能活着真是九死一生呀！
七里坪战斗，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一场著名的血战。我军主力损失很大，伤亡两千多人。为了补充主力的战斗减员，黄安独立第一师被拆散，第二、三两个团编入补充各个主力师。七里坪之战从战斗本身来讲，红军应该说是取得了胜利，但从战略上看，我军的胜利却很有限。由于敌人过于庞大，红军不可能扭转整个战局，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并没有由此而打破。与此同时，由于敌人的进攻，整个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危急局势还在加深。敌人虽受重创，企图聚歼我军的部署被打乱，但红军并没有击破敌之一路，故我军仍处于被动地位。敌人又纠集力量重新部署，北面张钫纵队、西面陈继承纵队和南面的卫立煌纵队，三路合围，妄图置我军于死地。我军为了摆脱危险局面，即向北转移进入新集（现河南新县）。北移的目的本想集中兵力打敌张钫纵队，因其为相对较弱之一股。张钫纵队却停止前进，就地固守，等候援兵。敌西线陈继承和南线卫立煌纵队亦加紧北上，妄图将我军围困在新集，一举消灭。红军意外地打了一场同时对付三面敌人的新集保卫战。
9月1日，以胡山寨为中心的战斗打响了。这是七里坪血战的再现。不同的是，敌人此次打得极有耐心，不但加大了兵力，而且不计人员物资的消耗，他们要同红军拼实力。先是飞机大炮的轰炸，然后是步兵成营成团地冲锋。敌人多次突破我军的阵地，两军不时搅在一起进入了肉搏拼杀。敌人一批批拥上来，拼杀一阵又退下去，飞机大炮轰击一阵，再换步兵冲上来。敌人的兵力不断投入，我军不仅没有反击的机会，反而伤亡越来越大，粮食、弹药的补给供应十分困难。我军人数本来就比敌人少，加之武器装备差，再这样拼下去肯定是一场消耗战，我们极可能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因敌众我寡，相持不利，我们接到总部的命令，撤出新集，向皖西转移。敌人步步紧逼，新集、商城均被敌人占领。
皖西也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当年六霍起义建立的部队转战南北，而在苏区每年“扩红”，年年都有新的队伍成立。我们到达皖西，乡亲们奔走相告，都说老部队回来了，但红军此时疲惫而来，又匆匆而去，乡亲们都感到，红军有难处，红军的仗没有打好。
在商城，部队连续征战，疲惫不堪，粮食告罄，战士们早已饥肠辘辘。因战乱，老百姓早已跑光了。我少共国际团接到命令，当夜抢割谷子，以充军粮。
夜色笼罩着山野，没有星光，黑黢黢的，对面几步就看不见人。我们团指战员下了田，用刺刀割谷，只听田里“唰唰唰”一片割谷声，没人说话。割着割着，有人的胳膊碰到了我，我偏头看了一眼，山与天相交处的夜空衬出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我发现他戴的帽子比我们的大，深感奇怪，伸手将他的帽子捋了下来，用手一摸，心里“格登”一下，吓了一身冷汗，那是顶国民党军的大沿帽。那大个子操起山东口音骂起了人：“他娘的，吃饱了，干活开什么玩笑。”说着跪在地上胡乱摸，找他的帽子。
我拿着帽子飞快地跑出了田地，找到了曹团长，悄悄报告说：“敌人和我们在一个田里割谷，他们没发现我们。”
曹团长没敢惊动部队，带上团部的一个排，悄悄到了田边。敌人的枪都支架得好好的，被我们全部收缴了。曹团长又悄悄通知自己的部队撤到田边准备行动。只听一声枪响，我们大喊：“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田里的敌人作了慌，跑到田地边去取枪，哪里还有枪呢？几百号敌人乖乖地当了我们的俘虏。
天亮后，这群敌人一看，押解他们的都是一群年少的娃娃兵，嘟囔着不服气。曹团长说：“不服气？再打一仗如何？”我们的战士都笑了。
我少共国际团随红军主力部队西越淠河、独山一线，边打边走，南下英山，尔后转向西，经罗田，入黄冈，攻新洲，进八里湾，占高桥。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沿着鄂豫皖根据地的边边转了整整一个大圈。
倾盆大雨将行进中的部队浇得透湿，我们默默地在雨中行军，所经之处几乎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敌人的各路“围剿”部队开进鄂豫皖根据地内，苏区几乎全部陷入敌军的重围之中。我们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补充，沿路走沿路打，那仗越打越困难，越打越窝囊。昨天还在一起的战友，今天一仗下来就没了。这打的是什么仗呀，许多人哭了，那哭声被淹没在滂沱大雨之中，热泪和雨水交融变凉了，而更凉的是那一颗颗曾经赤热的心……　　
红军的撤离，并未使敌军放弃“围剿”，近两个月来，敌人围追堵截，在黄安西部附近的河口地区，我红四方面军已被敌三十万大军围困在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从8月上旬开始到10月中旬，红军苦战两个月，历经了冯寿二、七里坪、新集三次大血战及无数次的小战斗，虽歼敌万余人，但终未能扭转战局，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
① 秦基伟（1914—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参加了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排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三十一军二七四团团长、补充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游击纵队司令员、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司令员、第十五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委和司令员，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老八路

13（第四次反“围剿”）


从1931年的冬天到1932年的夏天，仅半年的时间，鄂豫皖苏区军民团结一致，反击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经过几大战役，消灭了大量的敌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然而蒋介石灭我红军之心不死，又开始组织力量，部署对我苏区的第四次大“围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委员长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6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第四次“围剿”的战略部署。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分三路共三十万人全力“围剿”鄂豫皖苏区，蒋介石兼任中路司令官。
第四次“围剿”动用的兵力数量超过以往的历次，而且多为蒋介石嫡系精锐。在部署重兵压境的同时，蒋介石接受前三次单纯军事“围剿”的教训，采取重新编组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动员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政治手段，以配合其军事进攻。
那时候，我党我军正处在发展时期，政治、军事上尚不成熟，加之临时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等影响，致使军事战略决策发生偏差，作出错误的决断，导致了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那段时间，红四方面军与敌军进行了数十次血战，打了一些胜仗，也打了一些败仗。按常理，胜败乃兵家常事，但红军不只是因为这些失败的战斗损失严重，而且丧失了主动权，不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甚至基层战斗部队不知晓上级的意图，上级布置的任务也因为环境、地形、敌情不清无法贯彻执行。总觉得那些仗打得乱，打得怪，打得累，打得窝囊，往往一仗下来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部队不满情绪在滋长，牢骚怪话也多了起来。
临时中央要求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在扩大巩固鄂东地区的同时，兵移平汉铁路，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进攻黄陂，威胁武汉，最好拿下一两个中心城市。而红四方面军经过半年的征战，部队已相当疲劳，亟待休整，从兵力来讲尚不具备攻占大、中城市的优势。可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被前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严重形势做出错误的荒谬的估计。张国焘认为：国民党动员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一击。他认为国民党已成为“偏师”，今后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自出马担任主力军。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的临时中央，不了解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作出不切合实际的决定。张国焘盲目从事，不向中央反映当时的情形，不顾部队的实际情况，刚愎自用瞎指挥，坚持命令部队执行中央的指示，西出平汉铁路，进逼罗山，出击信阳、广水，夺取花园，而威胁武汉，以完成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
6月下旬，部队在信阳一线遇敌打了几仗，虽攻下鸡公山、消灭敌人一个团，但战果并不大。而蒋介石频繁向平汉线调动部队，布置军事力量，“围剿”在即。
张国焘、沈泽民一错再错，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认为敌人已被红军打趴下了，新的“围剿”不会马上来临。中央分局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强令红四方面军执行其冒险主义的作战计划——攻打麻城。
红军是纪律严明的队伍。黄安独立第一师接到命令，立即行动，叫南下就南下，服从命令听指挥。大家喊着口号：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甚至还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
鄂东的7月，骄阳似火，气候炎热，整个山野一丝风也没有，夏蝉叫个不停，人们心里毛焦火辣的。由于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相当匮乏，吃盐少，许多战士出现浮肿，有不少指战员患烂脚病。大家忍着病痛，拖着红肿的脚板，强行军东进麻城。
关于这烂脚病，大家传说是敌人在路边的草木上撒了毒药，人腿沾上毒药就烂，是否属实不得而知。我的双腿肿得老粗，小腿溃烂流着血水，疼痛难忍。直到今天我双腿仍清晰可见当年溃烂的疤痕，这疤痕成了我红军时代征战鄂豫皖的永久见证。
麻城是敌三十师的驻地，麻城西南部有一条重要的公路干线，经宋埠与黄安的永河、桃花相连，直达黄安县城。当地俗话说：麻城三大集，歧亭、宋埠、中馆驿。这三个集一路摆在这条重要的公路干线上，敌人用重兵把守着，这条交通线也就成了敌人的生命线。
我们黄安独立一师和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南下后，当即向麻城的外围据点发起攻击，还是采取前几次反“围剿”的战术——“围点打援”，以实现孤立和围困麻城，以诱歼黄陂、武汉之援敌。
7月上旬，我军首先占领了长岭岗、邓家竹园一带，并在红石堰、七里桥围住了敌人三十一师的九十三旅。这一仗生俘敌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两千多人，缴枪二千三百多支，机关枪几十挺，还有迫击炮多门。与此同时，我主力部队控制着麻姑洞至红石嘴一带麻城以西的高地，又围住了中馆驿的敌三十师的九十二旅，切断麻城经宋埠至黄陂的这条交通线，卡住了敌人的咽喉。
徐向前总指挥又带领一部分兵力和赤卫军，将麻城北部黄土岗、福田河一带的地主民团反动武装和土顽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横扫百余里，完成了对麻城的围困。
敌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见麻城被围，便调黄陂的敌三十一师增援。狡猾的敌人，前几次吃了我们“围点打援”的亏，这次他避开了我军的打援战场，绕了一个弯子，经宋埠绕道北杲前进，妄图营救被困的部队。敌人这个旅躲过了我们设在麻城西南中馆驿的打援部队，开进了麻城，麻城守敌力量加强，士气复振。敌变化了战术，我军也随之改变原计划。徐向前总指挥见麻城守敌力量增强，我军攻城势必增加困难，于是仅以我独立师两个团监视麻城守敌，而率方面军主力乘虚南出。这样部署，一来因为我军欲声东击西，避开强敌，调动敌军，拟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二来也是因为不得不执行临时中央让红四方面军攻打武汉的指示。接到命令，我独立一团也随大部队向南挺进，逼近黄陂。
7月中旬，我们独立一团配合红十二师一举攻占了黄陂以东离汉口仅五六十里的重要据点——仓子埠。敌人被击溃逃散，我军没收食盐万余斤。当时大别山根据地的食盐完全依靠汉口等地输送，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造成根据地食盐匮乏，许多人浑身浮肿，一些人得了粗脖子病。军队和地方都极度缺盐，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在搬运食盐时，我团又搜寻到敌人的一个商铺，发现那里有许多银元和银元宝。曹光南团长说：“这就是银锭，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回去，今后作为部队的经费。”我是生平第一次见到银锭，长长的，两头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用一条包裹布背了十多锭，压得肩膀生痛。
是夜，我独立团正准备撤出仓子埠，敌军水陆并进，小火轮从湖里沿河开到仓子埠。船上的大探照灯发出强烈的光柱来回照射岸边，那雪亮刺眼的灯光，晃得人眼都睁不开。船上的重机枪“咕、咕、咕”地响了起来，子弹打在水边和岸坡，溅起丈余的水花和泥块。我们这些红军战士都是来自山里的土包子，平时连照明电灯都极少看到，哪见过这种灯，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惊慌失措中，许多战士吓得乱跑。我在慌乱中被人挤倒，背上背的十多个银锭撒在河滩上弄丢了。
还是曹团长见多识广，他集合部队说：“这是轮船上的照明灯。船离我们还远，不要害怕，不要乱，灯光不会伤人。躲开敌人的重机枪，马上随大队撤离仓子埠。”
我们避开了敌人的探照灯，也就避开了敌人的重机枪。
红军攻占仓子埠，引起武汉三镇的恐慌。蒋介石急令汤恩伯八十九师和郝梦龄五十四师连夜出动，在汉口以北设防；令麻城、宋埠三十、三十一师出动，向西南压来，妄图对我军实施南北夹攻。徐向前总指挥接到麻城之敌南出的情报后，命令我军三个师立刻调头北上。我独立团随红十二师撤出战斗，连夜回师北上。我们部队在靠山店、甘棠铺一带迎敌三十、三十一师，杀了他个回马枪。战斗打响了，那不高的丘陵山岗上杀声震天。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敌人一个多旅，缴获枪械千余支。敌溃退回宋埠、歧亭据点。我们绕过敌人，又返回到麻城，展开了第二次围攻麻城的战斗。
在第一次围攻麻城的战役中，红军就遇上了一只拦路虎。这就是麻城外围的陡拔山。陡拔山是一座平地突兀耸起的山包，既不雄伟，也不巍峨，可四周是阡陌纵横的一片平地，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稻田，使得独耸的陡拔山更显气势。山上的敌人守军只不过是一个团，这个团也不是正规军，都是些当地的土匪、地痞、流氓、赌棍，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兵痞子们，这些渣滓纠合在一起，占山为王，后被蒋介石收编成为国民党第三十二师的一个团。他们凭借山势，据险防守，成为红军攻打麻城的一只拦路虎。
其实，红军部队在第一次打麻城之前，并没有攻打陡拔山的任务。王树声的红十一师路过此地时，只是准备捎带打下它。可没想到敌人的战斗力很强，红十一师伤亡多人，也没有将它打下来，接到命令，主力南下去打黄陂，只得将它放弃。红军打了仓子埠和甘棠铺后回师麻城，此时敌我双方的兵力都集中在麻城的西北方向，陡拔山更成了红军围攻麻城的障碍。
总指挥徐向前下决心要拿下陡拔山。任务就交给了红十一师，还有我们独立一团和少共国际团。战斗从中午开始，红十一师负责攻打北面和西门，我独立一团负责打南面，少共国际团负责打东门。敌人从坚固的工事里拼命向外射击。弹药充足的敌人依仗地势险峻，十几挺机枪就没有歇过气。山下的整个稻田，被敌人的机枪搅翻，被红军冲锋的脚步踏烂。
黄昏时分，曹光南团长接到命令，因少共国际团政委牺牲、团长负伤，该团暂由他统一指挥。徐总指挥命令：在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陡拔山。
曹团长让我去少共国际团通知二连长，在我独立一团从南面发起进攻的同时，该团二连一定要夺下东门。我立马去了少共国际团，向二连长秦基伟①传达命令。
秦基伟，这位比我年长三岁的小连长，是我秦氏宗祠的本家血脉。按宗派辈分排行，“基”字辈比我“懋”字辈要低两辈，也就是说我是秦基伟的长辈了。秦基伟比我年长，可他见了我，照规矩还得叫“爷”。我俩虽说不在一个部队，可同一宗祠的本家相见也十分亲热。
接到命令的秦基伟让我回去转告曹团长：二连一定拿下东门！
接着他咧嘴对我笑道：“我要是打下东门，以后在别人的面前就不叫你‘爷’了，中不？”
我说：“中！”
红军的第五次冲锋开始了。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少共国际团的少年红军们又踏进那被数次冲锋的脚步搅翻了个的稻田，向陡拔山的东门冲去。秦基伟光着膀子，领着一群战士高举大刀呐喊着冲锋。红旗和大刀上的红布穗子，在风中呼呼地响。前几次冲锋，许多战士倒在了稻田里，现在又有人倒下了。鲜血染红了被搅得稀烂的稻田，殷红的泥浆和西方的晚霞浑然一色……
红军从几个方向攻上了陡拔山，全歼了顽敌。几面千疮百孔的红旗插上了陡拔山，伴着硝烟和晚风猎猎飘扬。战斗结束时，我才知道二连长秦基伟胳膊负了伤。
红军打陡拔山伤亡不小，转而又去攻打麻城。
8月初，鄂东地区闷热难当，火辣辣的太阳照着山野，蒸腾起股股热浪，让人透不过气来。我们红军的几个师围攻麻城，可城内敌人凭借工事固守待援，麻城久攻不下。连日征战已打了几个月，部队极度疲劳，面对这根难啃的骨头，人们心里更是焦灼难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从指挥部领回命令，令我团随大队速返黄安。原来，就在我们围攻麻城之际，蒋介石的八个师的精锐部队从东、西和北几个方向，齐头并进，直指我苏区黄安城和七里坪，乘我兵力空虚，对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全面的进攻。第四次“围剿”和反“围剿”拉开了战幕。
西线敌情变化使得黄安苏区的形势岌岌可危，此时麻城，同黄安和七里坪相比，似乎不重要了。总部命令：“放弃麻城，回师黄安，保卫根据地！”
独立第一师放弃了围攻麻城的计划，星夜向黄安转移，准备迎击敌主力部队。黄安当地有句俗话：从麻城到黄安，九十里当一百三，会走的走天半，不会走的走两天。曾中生师长心急如火，命令我团强行军，限期赶赴河口，阻止敌人进犯黄安。独立一团刚撤出战斗，疲劳至极，许多人烂脚。“烂脚不是病，行军要老命”，只有历经战争的艰辛，从那个时代滚爬过来的人，才能体会这句顺口溜描绘的情景。行军速度总快不起来，曹团长要我传达他的命令，三个营交替上前，轮换带路前进，不能延误时间。我拖着一双红肿溃烂的脚跑前跑后，到各营传达命令。
送达完命令，我才看到自己的脚血糊糊的一片，与那双烂草鞋粘在了一起。想起背包上还有一双草鞋，于是坐在石头上，咧着嘴，把粘在烂脚上的破草鞋扒下来。草鞋连皮带肉撕下来一块，痛得我哈哧哈哧直抽冷气。部队还在急行军，我不敢耽搁，一瘸一拐地追赶队伍。
仲夏的夜一丝风也没有，燥热难忍。战士们汗水湿透了军装，拖着疲惫的双腿，快步赶路。离开麻城时我获得一支牙膏。那时候我们从不刷牙，我见过别人刷牙是用牙粉，根本不知道牙膏是何物。拧开盖子用鼻子嗅一嗅，有点香味，再用舌头舔一舔，凉凉的，甜甜的，味道还真不错。一路上我把它当解渴之物，一支牙膏在天亮之前就吃完了，那支空牙膏皮我久久也舍不得丢。
部队进入黄安境内，战士们真是又累又饿又渴。到达永河时，一场大雨把大家浇了个透。黑暗中，有人发现一个水坑，战士们不顾一切都围拢来喝水。天蒙蒙亮时，人们才发现那是被雨水浸泡着的茅房，大家把整坑粪水喝了个精光。
部队急行军，一些体弱的同志累得吐血，有的昏倒在地，不少人掉队，队伍越拉越长越稀疏。曹团长命令一刻也不能停，掉队的先不管，由后续部队收容，争取时间就是争取胜利。不到中午，独立一团已抵达黄安县城以西的倒水河边。群众听说我主力红军西去打仗，忙端茶倒水送鸡蛋，慰问红军。可战士们手里拿着杯、碗、鸡蛋，倒头就睡着了。部队太累了！曹团长不得不命令部队休息半个时辰后继续赶路。大家睡得正香，曹团长的那匹白马不知何故受惊，乱蹦乱跳，在睡觉的人群中乱跑乱撞，踩伤了几个战士。刚好我那表弟陈定国就在旁边，这位为二营长喂马的饲养员还真有些办法，拉住缰绳，轻轻吹着口哨，三下两下稳住了那匹白马，摸摸它的脸，拍拍它的脖子，使它安静下来。要不是陈定国，那可要出大乱子了。
独立一师正赶往河口，在高桥河地区遭遇敌汤恩伯八十九师。后来我才知道，我军五个师回撤黄安，陈赓的红十二师为先导首先进入河口以东的冯寿二地区，与敌人接上火，红十一师随后增援。此时，我黄安独立第一师赶到冯寿二的南面，保护我军的左翼，没想到遭遇上敌八十九师。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师奋起迎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击退、毙伤敌一部。我独立一师与敌人展开了整整一天的拼杀，虽然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但我们死守着阵地，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我们能听见冯寿二方向隆隆的炮声，枪声像连环炸鞭一样响成一片。我知道红十一、十二师正阻击敌先头部队李默庵第十师，两军交战，异常激烈。我军主力陆续赶到那里，冯寿二之战将是一场大血战。
敌八十九师被我黄安独立一师拦在了高桥。疯狂无比的汤恩伯极力想突破我师的防线增援冯寿二战场，于是加大力量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
为保证我军冯寿二阵地的安全，我团奉命堵住敌人，死守阵地，整个战场已是一片火海。三营坚守在一个小高地上，临时挖的战壕早已被炮弹掀起的土填平，炮弹仍呼啸着倾泻在小高地上。爆炸声、枪弹声震耳欲聋。敌军发起无数次冲锋都被三营打了下去。炮火中，三营通信班长跌跌撞撞来到团指挥所，他的军装被鲜血染得透红，已身负重伤。他断断续续地向曹团长报告说：“敌人进攻太猛，七连、八连的阵地刚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九连还在坚守，但伤亡过半。营政委牺牲了，九连连长和指导员都已阵亡，没人指挥，我营……营……”
通信班长话没说完，歪头倒在了曹团长怀里。他闭上了眼睛，可肩上和前胸还汩汩地冒着血。
曹团长眼里冒着火，大声喊道：“秦懋书，传我命令，令九连一排长秦懋保接替指挥，任九连连长兼指导员，指挥全连坚决顶住敌人！”
“是！”我大声回答着冲了出去，直奔九连。
在阵地上，我传达了曹团长的命令。懋保哥哥早已顶替连长和指导员指挥着全连。他浑身湿漉漉的，身上染着血，不知是他的还是敌人的。我着慌了，大叫：“哥，你挂彩了？！”
懋保哥哥打着枪，头也不回地说：“不是。我的命大着哩。你快下去报告团长，说我们一定能顶住。”
我跑下阵地回到团指挥所，向团长报告阵地情况。团长又令我马上去阵地要三营撤出战斗，速向七里坪转移。我迎着战斗间隙的硝烟，冲了出去。
原来国民党陈继承纵队共四个师，从宣化店向七里坪进袭，我军南北受敌，东面与敌相持，后路极有被敌抄袭的危险。总部命我团急赴七里坪迎敌。为了迷惑敌人，在撤离高桥战场前，上级命令我们做出加固阵地准备再战的样子。部队将阵地工事又重修了一遍，当夜悄悄撤出了阵地，沿倒水河急速北进。
撤出高桥，黄安独立一师迅速向七里坪进发。少共国际团也随我师行动。经过麻城、高桥河两次战斗，我团人员伤亡太大，上级决定将黄安独立一师第一团并入少共国际团，曹光南任团长。原一团年龄大些的人员编入其他的主力部队，年龄小的战士全部都留在了少共国际团。
七里坪，是黄麻起义的策源点，是老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敌人要侵占我们红色中心，激起了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大家义愤填膺，表示坚决打击进犯之敌，保卫我们的红色根据地。独立第一师到达七里坪以南，我少共国际团控制古风岭，准备迎敌。当地群众见红军主力到来，全力支前。新谷还未熟，粮食极为困难，群众将麦种拿了出来，还从田间挑选早熟的稻谷，边收边打，以作军粮。红军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家表示：“吃群众一粒米，就要消灭一个敌人！”“誓死保卫我红色政权！”
8月中旬的一天拂晓，敌陈继承纵队从七里坪向柳林河村以东的红军阵地发起猛攻。黄安独立第一师和我少共国际团奉命据险扼守，配合主力红军向敌反击。敌人飞机飞临我团阵地上空，轮番轰炸、扫射。我们打退敌人的屡次冲锋，冒着炽热的炮火，徒涉柳林河，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一营通信班长江传正、二营通信班长阙子清分别报告：一、二营冲入敌阵地，枪弹已所剩无几。曹团长急红了眼，大声命令：“上刺刀！”
他们两人刚返回，我军运输队将弹药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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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不是‘改子派’”）


黄安战役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迅猛发展，苏区红军已主动跳到外线作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黄安独立一团仍坚持在黄安东南部牵制黄陂和麻城方面的敌人，三个营分别独立作战，其间打了不少的仗，也能消灭整连整营成建制的敌人。战事繁忙，我这个通信班长的腿跑得就更勤了。
那还是在黄安战役之前，一天，我传达团首长的命令去三营，从营部出来，我忽然看见我那八岁就开始给人放牛、打长工的亲哥哥——秦懋保。两三年没见面了，一直没有哥哥的消息，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他。我叫住哥哥，他见到我也大吃一惊，忙问起家里的情况。我说我也有一年多没回家，离家不久爷爷和奶奶因病无钱医治，相继去世了。懋保哥哥伤心了好一会儿，埋怨我不该出来。他说他离家多年，家里男孩子中，年长的就数我了，指望我能在家照顾父母，怎么也跑出来了呢。我告诉他，我近一年来的情况，也问起他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懋保哥哥拉着我，在村边的竹林里坐下，慢慢讲起了他这几年的经历。
懋保哥哥原来给人放牛，后在外打长工，很久没回家。黄麻暴动时，他随农民自卫军参加暴动，家里人都不知道。那以后他就参加了红军，在改编时，被编入红一军第三师，在周维炯、萧方的部队里任排长。后来在打霍山外围的战斗中负伤，不得不离队休养，伤好预备返回部队时，原部队已跳出外线作战，找不到了。他找到特委，特委将他分配到黄安独立团，在三营九连任排长。
真没想到我们在同一个部队，兄弟相遇非常高兴，今后可以经常见面了。军令在身，不能久搁，哥俩挥手告别，我急匆匆返回团部了。
早在4月，曹团长就告诉我们，中央派代表到我们鄂豫皖根据地来了。其中有党内颇有名气的老党员张国焘，他是我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听说来了这么一位“大人物”，想到我们红军一定又要大发展，根据地要更壮大，都非常高兴。
不久，上级派特派员来我团，不知为什么，我渐渐发觉人们眼里流出异样的目光，人与人之间都处在相互戒备状态，心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又见到了懋保哥哥，哥哥悄悄对我说，以后千万不要说我们是亲兄弟，我们也尽量少接触。我问为什么？哥哥说，现在在抓什么“ＡＢ团”① “第三党”，还有“改什么派”，不太懂。只要几个人亲密点，都会被怀疑是什么派，要抓走的，我们也不要再说话了，只当不认识；另外陈定国表弟现在二营营部当饲养员，营长的马都是他在照料，你们见面也不要讲话。我闹不清楚，只有按懋保哥哥的话去做。既然哥哥这么说，我就尽量少见哥哥的面，见面也不说话了。
我们这些红军战士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握锄头的手拿起枪就成了军人，战斗中士气高昂，凭着勇敢不怕死那股莽劲，也打过一些好仗，可是许多人都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不太会打仗，更谈不上有过硬的军事技术了，因此，俘虏了一些白军的下层军官，或让他们当班长、排长，或带领、指导我们这些战士学习一些军事技术。他们在传授军事技术的同时，也把白军中许多军阀作风、坏习气带到了红军部队。那时部队经常发生一些打人骂人现象，军阀作风、流寇习气严重，甚至还有霸道、烧房子的行为。由于生活艰苦，这些人有时在队伍中也散布一些不满情绪。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同时也不断地派遣特务、探子来苏区进行破坏、策反。上级有指示要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反革命，这样，部队不知何时开始了“肃反运动”。
在复杂的环境中，为了清理自己的队伍中的腐朽、祛除部队中的杂质，“肃反运动”是有必要的。但那时的“肃反运动”扩大化了，“肃反运动”成了党内军内“某些人”的政治斗争工具。受极“左”思潮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肃反运动”在红四方面军、在整个鄂豫皖根据地，都愈演愈烈。在红四方面军英勇与敌作战的同时，红军内部却弥漫着极“左”的血色迷雾。在红军中，许多人对“肃反运动”除了迷惑不解，就是担心与不满。直到几年后，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我才慢慢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开始执行以王明为代表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31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派沈泽民、张国焘和陈昌浩来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主持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书记和主席均由他担任，同时撤消了原鄂豫皖特委。张国焘掌握了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权后，为了排斥打击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解除了原特委书记曾中生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他利用“改造”后的政治保卫局，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大“肃反”，即在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肃清所谓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
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一边行军作战同敌人斗争，一边得屈受内部“肃反”的苦难。“肃反”的血雾从上至下弥漫而来，我们团也未能幸免，团政委被杀，曹光南团长整天锁着眉头不说话。今天还在战场上同敌人拼杀，可下了战场有的人就被带走，再也不能回来。从团长到战士人心惶惶，不知哪天自己就会被“肃”掉了。
终有一天，曹光南团长也被捕了，说他是“ＡＢ团”的，是反革命。我们都懵了，这么好的团长，同敌人作战那么勇敢那么坚决，怎么会是反革命？后来，曹团长被放了出来。很久以后我才听说，曹团长当时被绑赴刑场，他高喊着：“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杀我也罢，让我死在战场上吧！”
就在要处决他的当口，恰遇敌人偷袭，“肃反运动”使许多干部被杀，部队打仗都快没人指挥了，保卫局的人迫不得已放他出来指挥战斗，这一仗打赢了。曹团长被放了回来，这也算是侥幸吧！
“肃反运动”不断扩大，“肃反”的血雾从上至下一直弥漫到部队的基层。
一次，部队集合，一位战士风纪扣未扣好，有人说这就是“某某派”的联络暗号，因此特派员找这个战士谈话，说什么他就是“第三党”。不久，再也未见到这位战士。那时部队里流传一句话，叫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
团部有个小战士，平时我俩关系挺好，不知为什么他顶撞了哪个领导，被诬为“ＡＢ团”分子，将他抓起来审讯，听说被打得死去活来，非逼他交待同伙。经过几天的审讯逼供，这位小战士迷迷糊糊中不知怎么就说出了我的名字。这下可不得了，特派员找我谈话了。
“有人说了，你是他们一伙的。有什么问题想好就交待。”
我说：“我跟谁也不一伙，我不晓得有么问题。”
“你要好好想，你是第三党，还是改组派？”
我迷惑了，我只知道有共产党、国民党，未必还有别的什么党？什么“改子派”？我都没听说过。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一点也不明白。谈话后，我被关押起来，让我一个人单独“反省”了半天。后来，那些人又逼问我：“你说，你是第三党？还是改组派？”
我稀里糊涂，心中极度恐惧。但我明白，不管我搞不搞得明白，最后都是要杀头的。我冤枉呀，不能这么死，于是大声喊道：“我不是‘改子派’！我不是‘改子派’！”
那几个人愣住了，本来还气势汹汹的，听我这么一喊，还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其中一个说：“连‘改组派’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看他把‘改组派’叫成‘改子派’，牛胯高的伢，懂个屁！”
就这样把我放了。我回到通信班，满肚子的委屈不知找谁说。后来曹团长悄悄地告诉我，部队正在“大肃反”，你要少说话，免得惹火烧身。
几年后，在川陕根据地，我才慢慢明白，那时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是我党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几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多名红军指战员。黄麻暴动的领导人戴克敏、曹学楷，红军军长许继慎，师长周维炯、萧方等，都先后被逮捕杀害。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也惨遭枪杀。地方政府的许多优秀领导者也均被错杀。我们紫云区有名的妇女干部，徐向前总指挥的妻子程训宣②也遭遇不幸。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心里拧的这个疙瘩好几年就是解不开，为什么？为什么？！
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段时间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党内军内、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ＡＢ团”的所谓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张国焘也趁机利用“肃反”打击不同意见，排除异己，建立自己的宗派集团。“肃反”运动造成了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一场革命，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
没想到倒是当年的那一句“我不是‘改子派’！”救了自己一条小命。
①  “AB团”的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②  程训宣（1911—1932），女，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七岁入私塾，聪明好学，相貌俊俏，热情泼辣。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麻起义时做救护、运输等后勤工作。曾任乡苏维埃政府委员。1929年与徐向前结婚。1931年“肃反”时被关押，逼她供认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未果。1933年在黄安王锡九村附近的黑洼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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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三次反“围剿”）


黄安战役的胜利，鼓舞了我根据地的军民。在黄安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黄安独立团休整了数天后，在永河与其他部队被合编为红安独立第一师。曾中生①任师长，吴永达任副师长，焦福兴②任政治委员。独立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曹光南，第二团团长赵赐吾，第三团团长由副师长吴永达兼任。我那时候仍在第一团团部当通信班长。第一团有三个整建制营，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特务连，大约有一千人。
曾中生原是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拉山头，搞宗派，排斥异己，撤消了特委，成立中央分局。黄安战役后，红军拟向外转移，准备跳到外线作战。红军上层领导间对战略方针各抒己见，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本来很正常，但张国焘心胸狭隘，对此耿耿于怀。曾中生、徐向前为首的红四军领导人，对部队东出还是南下的军事战略方针与张国焘有过不同意见，对张国焘的错误军事行动方针进行了抵制，因此张国焘怀恨在心，借“肃反”运动、反“改组派”的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撤消了曾中生的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将其安排在红四军任政委，而后又派到红安独立第一师当师长。然而曾中生在我们红军战士中享有非常高的威望。黄安战役期间，我就听曹团长说曾中生要下派到独立师，没想到他现在是我们的师长。战士们对他的到来非常高兴。
那天，曾师长来一团视察，曹团长在队列前向师长报告，并将连营干部和团部人员介绍给曾中生。当师长走到我面前时，我一个立正，喊了声：“敬礼！”右手靠住帽沿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师长停步还了我一个军礼，并扶正了我的军帽，说：“小鬼头，我认识你的。要当个好兵！”
这句话说得人心里热乎乎的。是啊，“要当个好兵”，多少年来我总也忘不了这句话。
黄安战役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军，由原来的十个师增加到十五个师以上。敌人调动了大量的部队开始策划对我根据地实施第三次“围剿”。鄂豫皖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当时的敌我态势，提出了以外线出击的进攻策略打破敌第三次“围剿”的计划，包括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与湘鄂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打通联系，为造成湘、鄂、赣、闽、豫、皖六省的整片根据地打基础。按分局的决定，我军的几个主力师积极开展了外线进攻。
红四方面军在县城经过十多天的休整，离开红安北上商城，东进皖西，随后又回师豫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发起了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三次战役。我们红安独立第一师奉命留守八里湾、永河一带，保卫红安苏区。我一团仍驻扎在红安东南部牵制敌人。从1月到4月间，独立师连同赤卫军，在加强边界地区武装防御的同时，先声夺人，伺机主动出击，歼灭敌人，即两次攻打敌三十师师部驻地麻城的青山玉阁。我一团作为预备梯队在战斗外围监视其他敌军，二团和其他红军部队投入了青山玉阁战斗。
敌彭振山第三十师，在黄安战役期间，曾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在十里铺被我们消灭了一个团，一直心有余悸，现龟缩在麻城的几个据点里负隅顽抗。我军对敌人发起了攻击，战斗激烈，并持续了很久。在攻击敌人主阵地时，独立二团团长赵赐吾在战斗中身中数弹，为党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牺牲，激起了我军将士们的无限悲愤，战士们高喊着“为团长报仇”的口号，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冲锋，打垮了敌人，将独立第一师的战旗插上了青山玉阁的顶峰。
战斗胜利后，我得知赵团长牺牲了，悲痛万分，失声痛哭，不能自已。
赵赐吾团长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者，他教会了我许多的革命道理。在黄麻暴动前，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赵赐吾是我们黄安紫云区许家冲人，他父亲是个大地主。土地革命时，他亲手处决了这个民怨极大的反动父亲。投身革命后，他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土地革命中一直在黄安坚持武装斗争。他刀劈土豪、空手夺枪的故事，在黄安广为流传。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因他两眉间长有两块对称的胎记，像两只眼睛，黄安的许多人都知道他，亲昵称他为“赵四眼”。而敌人十分害怕他、憎恨他，骂他为“四眼狗”。在鄂东地区，赵赐吾是颇有威望的三位武装领导人之一（另两位是邱江甫和徐海东），人民群众把他们三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编成顺口溜为：
黄安的赵赐吾，
麻城的邱江甫，
黄陂的臭豆腐（徐海东的雅号）。
老百姓中还流传着一首歌谣：
黄安有个赵赐吾，
革命坚决胆子粗。
土豪见了吓得哭，
白军见了直叫苦。
由此可见，赵赐吾在黄安人民心目中有多么高的地位，他为黄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的心目中，他仍是穿着长布衫、头戴礼帽的“赵先生”，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从未磨灭。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黄安人民的心中。
就在我们独立师攻打麻城一带的敌人时，我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在商城、潢川打了个大胜仗。红军三个师狠敲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汤恩伯的第二师，歼敌四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取得了商潢战役的胜利。
春天来了，大别山的峰峦沟谷，都染上了新绿。曹团长告诉我们，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开始了。我们独立师还是以团为单位活动，主动出击作战，开始了新的斗争。
主力红军在苏家埠战役中同样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方针，围住了三个据点的敌人。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向蒋介石频频告急求援，蒋介石委任的“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在增援“围剿”中被我军活捉。整个战役历时四十多天，红军共歼灭敌军三万多人，还俘虏了五个旅长、十几个团长和两万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继苏家埠战役后，我红军主力紧接着发起了潢(川)光(山)战役，在豫南打破了敌人的防御体系。整个战役仅用几天时间就胜利结束，歼灭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一些反动民团近万人，收复扩大了豫南根据地。
这些胜利的消息传到我们独立师，战士们高兴万分，许多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都纷纷要求北上参加战斗。方面军的首长曾在大会上说过：“我们红军主力在皖西、豫南打了胜仗，如果没有你们独立第一师在黄安南部的战斗中牵制敌人，主力红军就不可能放心大胆地去打大仗。独立师在这些战斗中，不仅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而且牵制了敌三十师、三十一师、十三师等部，使敌军滞留于黄安外围，无法进剿苏区，也无法东援，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这几次战役的胜利，同样有独立第一师的功劳。”
现在回想当年的情景，虽已记不起是哪位首长讲的此话，可首长那音容笑貌和独立第一师干部战士激奋的场面的确令人难忘。
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同仇敌忾进行了几次战役，每战皆捷。总共歼灭敌人四万五千余人（包括黄安战役，实为六万人），彻底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部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得到迅猛发展，红军的总兵力扩充到四万六千余人，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红色政权。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盛况空前的局面。
① 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担任鄂豫皖边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鄂豫皖苏区特委书记、中共鄂豫皖苏区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5月开始遭张国焘打击、排斥，1933年8月被撤职后非法关押。1935年在未解除监禁的情况下参加了长征。该年8月被张国焘派人杀害于四川卓克基密林中。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被平反昭雪。1984年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三十三位军事家之一。
②  焦福兴（   —193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红军黄安独立师政委。1928年当选为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先后任孝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黄安战役后任黄安独立一师政委。1932年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后因“肃反”扩大化被错杀。全国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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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围点打援战黄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全国民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可是蒋介石反动派却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置东三省几千万民众之死活于不顾，继续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一心要“剿灭”各根据地的红军。
我们那时在山沟沟里，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对全国的动荡形势知道不多，但对蒋介石的疯狂“围剿”深恶痛绝。我们根据地的红军一面整编和扩大红军队伍，一面又准备对付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围剿”。
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
七里坪披上节日的盛装，黄麻暴动的策源地这天热闹非凡，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刀枪林立，红旗招展。西门外的倒水河淙淙流淌，在那宽阔的河滩上，苏区军民隆重集会，庆祝红四方面军成立。
田坎上、山坡上，聚集着无数前来庆贺的乡亲们。他们从各县、区赶来同部队一起庆祝这次大会的召开。歌声、口号声、鼓声、军号声、欢呼声响彻河谷。我们部队仍在黄安南部，曹团长和政委作为代表参加大会，我们几个人随行也来到七里坪。看到这热烈的场面，看到我们威武雄壮的红军队伍，心里别提有多高兴。鄂豫皖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庆祝大会后，曹团长和政委在七里坪接受了战斗任务，我们当日返回部队。第二天，红军主力十一、十二师挥戈南下，发起了黄安战役。
蒋介石灭红军之心不死，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他将包围鄂豫皖根据地的原兵力十个师增加到十五个师以上，在鄂东南，部署有汤恩伯第二师、曾万钟十二师、戴民权四十五师；在鄂东地区，部署了张印相三十一师、葛云龙三十三师、彭振山三十师、萧之楚四十四师，还有我们独立团的老冤家夏斗寅十三师，赵冠英六十九师。
赵冠英六十九师这年入驻黄安县城。这个国民党杂牌军的师长依仗着自己的装备比红军精良，吹嘘黄安城防坚若磐石、固若金汤。然而这个师有个致命的弱点：孤军深入，处在我根据地的包围之中，是个“穿头榫子”，它虽可以得到宋埠、黄陂的敌三十师、三十三师的支援，但只要红军阻截援军，它必死无疑。
赵冠英这个戎马半生的老行武，别看他只有一只眼睛，可他却颇有眼力。他把师部和一个旅设在城内，另一个旅部署在城外，控制东、北、西几个方面，相互可依托支援。配属该师的敌三十师一个团分驻在南面的桃花镇至高桥河一带，以维护通向宋埠、黄陂的运输线，保证军需供应。
根据这种情况，我军没有重武器，没有火炮支援，不能硬攻黄安县城。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充分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首先扫清外围据点，切断黄安与外界的联系，围困守敌，阻截援敌，诱敌出城，最后歼灭之。
我们独立团同红十一师为该战役的主力部队，麻城赤卫军与我们相配合，首先对黄安南部高桥河、桃花一带的敌三十军二七○团发起攻击。经过近十天的战斗，消灭了敌二七○团一部，阻击消灭麻城宋埠的援敌，并将高桥河、桃花镇等据点全部攻克，切断了敌人的军需运输线，完成了红四方面军首长交给我们团的任务。
我独立团奉令移师北上，同红十二师一起担负紧缩对黄安守敌包围圈的任务。作为主力团，我们的主攻阵地是俯瞰钳制全城的制高点——锞子山。红十一师仍配置在黄安南部的大、小峰山和嶂山一线，准备打援。
接连几日，我们围城部队就攻占了黄安城的东关、西关和北关，惟独城东北的锞子山据点明碉暗堡工事坚固难克，仍在敌人手中。我们独立团是攻坚的主力部队，面对这块硬骨头拿不下来，又急又气。
除锞子山阵地外，敌人已被我军牢牢地围在城内。敌军在城内修工事，我军在城外筑工事。他出来，我们就打。敌人的粮草，有耗无补，难以为继。赵冠英两次派兵出城，企图向南突围，均被我军打了回去。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赵冠英站在城防的制高点——锞子山的阵地上，从望远镜里看到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被红军攻占的外围据点上，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喊声震天。红军的主力到底有多少？黄安外围哪来这么多的部队？赵冠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怀疑他的情报是否准确：这决不止五六个团的人！
原来这是红四方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政工人员，把黄安城外成千上万的群众动员组织起来摇旗呐喊，为红军助威。
“红军把赵瞎子围住了！”
消息很快传遍黄安各乡及附近几个县，群众们欢欣鼓舞，组成了支前队伍，送来了粮食、猪肉、鸡蛋等慰问品。妇女们赶赴前线日夜为我们烧水煮饭，洗衣缝补，救护伤员。儿童团在各交通要道设岗放哨，盘查行人。为了这场胜利，全黄安的民众投入到火一样的支前行列之中。那真是：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①
红军得到群众的支援，斗志更旺盛。而敌人在城内粮草断绝，只能靠空投。我们为遏制敌人空运，削弱守敌，就用机枪对空射击。敌机吓得不敢低飞，将空投物资乱丢一气，许多降落伞都飘落在我们的阵地上。当敌机来的时候，有的战士故意在阵地上摆出“T”字布，诱敌将物资空投到我方阵地。我们有吃有喝，而被困在城内的敌人缺粮断顿已到了“拆民房当柴烧，杀猫宰狗填饥肠”的地步。
两场大雪过后，敌营一片啼饥叫饿声，赵冠英此时只能发出：“危城绝地，孤军挣扎，天寒地冻，弹尽粮绝”的哀嚎。他惟一的希望就是固守待援。可是北面的敌军不敢动，南面宋埠、黄陂的敌军屡次出援，都被我红十一师阻截在小峰山、嶂山一带而不能贴近黄安。几天激战，我军歼敌数千人，击溃敌人四个旅八个团，我红十一师和赤卫军乘胜追击，威逼黄陂、宋埠，敌人损失惨重，已无力再增援。
敌锞子山阵地距我独立团前沿阵地仅百米远，离团指挥所还不足四百米。锞子山守敌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枪弹不时打到我团指挥所周围，溅起的雪屑和尘土撒在我们身上。曹团长完全没有理会这些，他正举着望远镜观察前沿阵地。只听“嗖”地一声，警卫员刘昌义大叫不好，上前一把将曹团长推倒，自己也趴在地上。“轰”地一声响，一发迫击炮炮弹在几步外爆炸，硝烟散后，大家从地上爬起来，还好，没有人受伤。曹团长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观察情况。刘昌义不满地喊道：“团长，指挥所太靠前，太危险了，是不是往后撤些。”
曹团长说：“锞子山攻不下来，指挥所就不移！”
急得周参谋直骂娘：“打下黄安，非把那个裸日的赵冠英的那只眼抠下来不可。”
军首长要我们独立团沉住气，不着急，赵冠英跑不了，要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
战士们把标语牌插到阵地上，用自制的小弓箭将传单射向敌人的阵地。白天，战士们蹲在战壕里向敌人喊话：“白军弟兄们！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立功有赏，回家发大洋！”“穷人不打穷人，不要替赵冠英卖命！”
到了夜晚，战士们又唱起了当地歌谣。那时候红军中流传着许多歌谣，以当地的民间小调配上新歌词，在军中广为流传，人人都会唱几句，句句歌词触动着白军士兵心头的隐痛：
叫声哪白军兵友你站拢来，
站拢来请听我说开怀。
你们呀当兵实在划不来，
划呀划不来。
官长呀士兵呀不平等，
想打想骂随他愿。
他们哪，呢绒衣，虎皮毯，
你们冬夜把岗站。
夏天日头如烈火，
军饷克扣没鞋穿。
军阀混战对头杀，
官长得势笑得欢。
挡枪子，当炮灰，
死我弟兄为哪般!
…………
歌声此起彼伏，白军饥饿冷冻难捱，军心涣散，那真是四面楚歌。挨到半夜，一些白军士兵纷纷跑到我们阵地投降。他们向红军诉说：“断粮十多天了，弟兄们饿急了，能吃的都吃了，再过几天怕是要吃人了。”
这些饿得皮包骨头的白军士兵围着火堆，吃着我们端来的饭菜，禁不住泪流满面，放声痛哭。有个士兵说：“长官，你们快攻城吧，弟兄们都不想打了。赵瞎子逼我们打，我们不从，他一下枪毙了几个人。你们再不打，我们可活不下去了。”
敌人已到了穷途末路。我团接到上级的命令，22日夜将对黄安城发起总攻。
12月22日上午，阴沉多天的天空放晴，天空一片蔚蓝。由远而近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一架飞机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银光。曹团长对我们几个在他身边的同志说这是我们红军的飞机，是“列宁号”②。过去，总是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顶轰炸、扫射，我们吃尽了敌机的苦头。今天，我们自己的飞机该显显威风了。
我们许多战士一开始并不知道是自己的飞机，以为还是敌机袭扰，大家屏住气，警惕地注视着天空。飞机飞越我军阵地，开始在黄安县城上空盘旋。敌人以为是他们的飞机来了，纷纷从工事里跑了出来，白雪覆盖的地面顿时被穿黄军装的敌兵搅得乱七八糟，死寂般的阵地顷刻喧闹起来。敌军官兵纷纷举起手臂向空中招手，他们随飞机奔跑着，呼叫着，盼望着天空掉馅饼的好事。飞机急剧下滑，机身一歪，漫天飘散着红红绿绿的传单。锞子山上的敌守兵叫骂着，奔跑着，盼望着空投食物。飞机转了个圈，在锞子山的上空再次下滑，敌军阵地上一片欢呼，只见飞机翅膀一抖，突然投下几颗炸弹，火光伴着浓烟夹着泥土翻飞，几座工事被炸塌了，敌守兵被炸得人仰马翻，哭爹喊娘，四处逃窜。红军战士们这才知道是自己的飞机，这回轮到我军阵地上一片欢呼了，大家举起刀枪，挥舞红旗，向我军的第一架雄鹰致意。
趁敌混乱之际，曹团长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枪声骤起，锞子山前沿阵地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曹团长和周参谋都举着望远镜注视着战况。枪声爆豆似的响着，冲锋号“嘀嘀哒哒”地吹响了，周参谋兴奋地报告说：“三营九连冲上去了。”
我一听此话，抢过周参谋的望远镜对准了锞子山的主峰。
不高的山峦上，一个小旗手先冲了上去，红旗在摇动。一名手举驳壳枪的红军战士也冲了上去。不高的身影是那样熟悉，“是懋保哥哥！”我激动地喊了起来。从望远镜里我看见小旗手扶着旗杆慢慢地跪了下来，鲜血染红了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军装。他负伤了，我的心缩成一块。只见懋保哥哥一手搂着小战士，用肩膀护着那面红旗，一手挥枪射击。他张嘴呼喊着，枪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淹没了他的声音，而那面千疮百孔的红旗正裹着寒风和硝烟在锞子山敌阵地上猎猎飘扬。
周参谋从我手中夺过望远镜继续观察。曹团长放下望远镜，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说：“九连一排占领了主阵地!要给他们记功！”
我红军战士冲上了敌阵地，守敌纷纷举手投降。锞子山被我们攻占了，敌人失去了俯瞰全城的制高点，黄安守敌失去了赖以固守的最后一个要点。
当夜十时，我红军对黄安城守敌发起了酝酿已久的总攻。
枪炮声连成一片，火光中，敌人的碉堡坍塌，工事翻飞，鹿砦着火。赵冠英苦心经营的那“坚如磐石”的防御阵地，在滚滚浓烟中飞灰烟灭，大片的敌人举手投降。我独立团冲入城内向敌人师部进击。赵冠英山穷水尽，在挣扎无望的绝境下，令他的敢死队拥向南门突围，他自己却化装成士兵率残兵从西门逃命。
午夜，城内敌军全部被歼，从南门夺路而逃的敌敢死队被全歼在倒水河畔。第二天，西逃之敌被我红军和赤卫队堵截，敌手枪队全被消灭，赵冠英及其亲信被赤卫军活捉。
至此，历时四十三天的黄安战役遂告结束。总计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盘踞在城内的黄安民团团总秦子卿及反动县长、商会会长均被生擒。这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一仗，打出了军威，可谓旗开得胜!
战后，黄安人民为了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召开了庆祝大会，并宣布将黄安改名为红安。
① 20世纪50年代，郑位三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红色的黄安》时，又将原歌谣订正为：“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② 1930年3月16日，国民党空军中校队长龙文光驾机因大雾迷航，油料耗尽，将飞机迫降在河南罗山陈家河附近的河滩上，被红军俘获。龙文光参加了红军，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航空局局长。该飞机修复后，徐向前代表鄂豫皖苏区政府，将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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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一、二次反“围剿”）


1930年，我们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利用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军阀混战，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连连获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度恐慌。军阀混战以西北军的失败而收场，蒋介石站稳了脚跟后乘机收编了许多杂牌军队，国民党阵营内出现暂时稳定的局面。蒋介石腾出了手，积极准备围攻我各革命根据地。这年冬天，蒋介石开始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重点主要是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亲赴南昌指挥。而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则是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负责。敌人从11月开始，逐步形成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包围，从几个方向部署了七八个师近十万人的兵力，并扬言在“三个月内肃清”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
我红军主力在根据地跳动作战，避开敌人的锋芒，在新洲、罗田、皖西、商（城）南及京汉铁路的柳林、李家寨游动出击，屡屡获胜。为了保证主力红军作战，我们独立团则在黄安的南部，牵制敌人夏斗寅的十三师和郭汝栋的二十六师。敌人驻扎在麻城宋埠、黄陂、黄冈一线，依仗着武器精良、实力雄厚，盘踞控制着交通要道。而我们避开敌人占据的交通干线，活跃在永河至桃花一带。独立团分成连、营活动，袭击敌人小股部队，破坏敌人的通讯线路，截击敌人的后勤装备，靠运动战、游击战的方式大造声势，拖住敌人，不许他北进，以保证我主力红军在北部作战无后顾之忧。
一天，我们的侦察员获悉敌人的后勤部队将要运送弹药和军服，同时，群众也送信来证实了这个情况。按团长的命令，我通知二营的营长、教导员来团部开会。曹团长布置了任务，下达了战斗命令。营长和教导员马上返回部队动员，这场战斗就打响了。
我随二营部队二百多人埋伏在永河附近的一片松林里，那是敌人的必经之路。下午，敌人一个连的兵力押运物资远远开来，骡马大车走了一溜线，前后拖了有一里多路。敌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他们一点也没发觉自己已钻进红军布下的口袋。骡马大车轮轴的吱吱声和敌人的吵嚷声响成一片。当敌人走进这片松林时，只听一声喊：“打！”我们二营的排枪一齐响了起来，敌人被撂倒了一片，顿时整个车队乱成了一锅粥，像炸了窝的蚂蚁四处乱蹿。突遭袭击被打懵了头的敌人不知所措，好一会才反应过来。队尾的敌人举枪还击，负隅顽抗。只听枪声密集，到处是一片喊杀声。白军弄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人，抵抗了一阵子，无心恋战，慌乱中四处逃散。我们的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冲出树林，插进了敌人的车队，短兵相接，战士们有的和敌人拼起了刺刀，有的挥舞着大刀，杀声震天，那气势盖过了敌人。白军的斗志彻底瓦解，许多人举手投降，一些敌兵扔了枪，没命地逃跑。
二营政委喊道：“阙子清，到后面看看！”
二营通信班长阙子清提枪跳出战壕，向车队的尾部跑去。我按捺不住，几次要冲出去参战，都被二营长抓着后脖领按倒在地。二营长说我是团部的人，不许我参加战斗，我只得跟着他。整个战斗我都没捞到机会放几枪，心里猴急，也没办法。
枪声停了，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二营政委苗宗元让我赶快回团部报告，派人来拉战利品。我跑步回团部报告了战斗情况。不一会儿，二营营长也兴冲冲地赶到。他满脸是汗，抓下帽子，头上冒着热气，一激动，这结巴营长更是说不清楚：“报、报…告团长，我们缴了好多的子、子…弹，还…有、有好…好多的军、军…服，快点派、派人拖。”
曹团长高兴极了，命令团部的人都去了战场拉战利品。由于一营、三营都分开活动，不在此地，团部的人也不多，我们动员了乡亲们一齐去到战场。到了晚上，缴获的东西拉回来，堆了许多堆，大多是军服，还有子弹、手榴弹和枪支。这一仗除了逃脱十几个敌人外，全歼敌人一个连，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军民。
就在我们独立团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从前方也传来好消息，我们主力红军集中六个团的兵力，在双桥镇打了个大胜仗，消灭敌军上千人，俘虏五千多，缴枪六千多支，还有山炮和迫击炮，并活捉了敌师长岳维竣。双桥镇大捷，打破了敌人的狂言，大振了红军的声威。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鄂豫皖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先后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口达二百多万，红军也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我们的胜利，宣告了敌人第一次“围剿”的彻底破产。4月间，敌人出动十二三万人对我根据地实施第二次“围剿”。蒋介石限令，“5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敌人增派了部队，重布重兵，对我根据地实施包围。北面主要是国民党吉鸿昌部三十师、三十一师、三十三师，南面是夏斗寅、萧之楚两个师。南北形成合击的态势。吉鸿昌部原本就不想与红军打仗，“进剿”时走大路，对两边的山头放放枪，开开炮，应付了事，没有按蒋介石的旨意进攻我苏区，5月间就从宣化店退至罗山。我们独立团与光山、罗山的独立团相互配合，采取侧击、骚扰、打敌尾巴的战术对付敌人，经常歼敌小股，使得南面的敌人不敢分散兵力，也不敢孤军深入。敌人的第一步“围剿”鄂豫边红军的计划，根本就无法实施。
我主力红军在皖西作战歼敌一部，在独山镇又打了一仗，消灭白军陈调元部两千多人，攻克了许多敌据点，这些好消息大大鼓舞了我们。5月间，我红军主力挥师南下，围攻黄安南面的桃花镇。这是我们独立团长期袭敌扰敌的地域。我们独立团配合主力红军在十里铺设伏，诱敌深入，敌人一个旅落入我军的圈套。我们打了一个痛快仗，桃花镇也被我军攻克，共消灭敌军近两个团，还俘虏了许多敌人，缴获了不少的武器装备。
打扫战场后，枪支弹药成堆。当时我们战士都没见过那些崭新的枪支，拿在手里不知如何摆弄，又都撂在地上，去拣那些“奉天造”①的新步枪。一个俘虏兵说我们红军傻，放着那么好的“自动步枪”（当时对轻机枪的称呼）不要，而去拣步枪。我们一个战士听了，拾起“自动步枪”，对那俘虏兵说：“我们都是穷人，穷人不打穷人。你告诉我，这‘自动步枪’怎么用？”
那俘虏兵接过枪，用拇指推开保险锁，朝着远处的田埂一掳扳机，“嘟嘟嘟……”打起一片泥土，那威力比步枪大得多。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又都扔下“奉天造”去拣“自动步枪”。我们这些出身农民的红军战士就是这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用敌人的装备武装了自己。
敌人屡遭打击，最后龟缩到黄安城，遂闭城固守，不敢再犯我苏区。蒋介石“5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的梦想成为泡影，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鄂豫皖苏区军民的反“围剿”又取得了胜利。
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沈阳制造的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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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的团长曹光南）


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鄂豫皖边地区以黄安、麻城、光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由黄麻起义点燃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在鄂豫皖边界地区迅猛燃烧，红军也得到极大的发展。红军的主力部队不断地扩充，我们白区工作委员会经过一年的斗争，也不断发展壮大。1931年初，我们这支武工队被编入黄安县独立团。
我见到了独立团团长曹光南。曹团长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广东人，四方脸，右上齿镶着一颗金牙，长得很英俊。他一身灰军装，头戴八角帽，帽前正中缀着一颗红彤彤的布帽徽，腰扎一根宽牛皮带，别一把手枪，露出半截红缨，很威武。改编那一天，曹团长同我们武工队的队员们一一握手，欢迎我们编入独立团。轮到我，孟思林把我介绍给曹团长，我抬头看见他的笑容慢慢凝固了。我只齐他的胸高，他低头看看我，皱了皱眉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他那带广东调的口音，我听起来有点费劲。我回答道：“今年十五岁。”（其实三个月前我刚过十三周岁的生日）
他看了看孟思林，对我说：“你太小了，回去长两年再来吧！”
我急了，嚷道：“不行！为什么不要我？我都当了一年的红军了。”
曹团长不理我，回头喊了声：“枪！”
五步开外的一名红军战士抬手将一支步枪平推出了手。只见那支枪直立着在空中飞了过来。团长侧身用右手“啪”的一声接住了枪。这动作真漂亮，我看傻了眼。
他把这支“汉阳造”①跺在地上说：“你比比，有没有枪高？”
我挨紧了枪，挺起胸脯，可那枪的准星还在我的头顶上。我踮起脚来，同那枪差不多高。可曹团长把枪提上了一点说：“你长，枪就长。回家吧，过两年再来，我一定要你。”
我急哭了，开始了我的拿手好戏——耍赖：“凭什么不要我？我当红军都一年了。你还不是这么高长大的。我能背枪，能打仗……呜呜……你欺负人。”
这委屈谁受得了？！我“哇、哇”直哭。
这下把个大团长闹得没办法，他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孟思林在旁边也为我说话，他说：秦懋书是好样的，别看人小，个子小，执行任务不含糊，几次战斗和侦察都有他的功劳哩。
曹团长同另一位领导（我后来知道是团政委，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商量了几句，转身对我说：“好了，哪有红军哭鼻子的！收下你了，就在团部当通信员吧。”
我眼里还含着泪，破啼为笑，挺起胸，举手敬了个不规范的军礼，说：“是！”
就这样，我穿上了灰军装，戴上了有红五星的八角帽，圆了我要当真红军的梦。
我的个儿不高，军装太大了，穿在身上像件道袍。我找到经理处经理（相当于现团后勤处的处长）汪进先，要求调换。他嫌麻烦不理我。我趁他不注意，在房里翻到一件小号的军装，拿了就跑。汪进先生气了，在后面直追。指导员刘克先拉住汪说：“算了算了，那小家伙鬼精鬼精的，多给他一件算了。”
几十年后，我们几位老红军战士相聚在一起，谈及我调换军装的事，汪老还笑呵呵地对此耿耿于怀。
团部通信班担负送信任务，团部的命令都由我们几个人送达下面各营、连。我和袁方堂（七里坪袁英河人）跑得最多，因此同各营的通信班长混得很熟了，如一营通信班长江传正（后来在战斗中负伤，一直残疾在身）、二营通信班长阙子清②（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一员能征善战的猛将，也是我最要好的战友之一）。由于我办事利落，深得团首长的好评，不久我就当了团部通讯班副班长。
那时候，部队武器少，我原来缴获的那支撇把子交公了。通信班没有给我配短枪，就给了支锯短了枪托的半截子小马枪。看见别人背好枪，我心里总是痒痒的。曹团长的警卫员刘昌义③比我年长几岁，我太稀罕他常背着的那支德国造的驳壳枪了，总是想方设法摸到手里玩玩。我们相处很好，但刘昌义还是不高兴我动他的枪。我说：“你莫跩（黄安方言：别得意）!我缴过敌人的枪，到时候我还会再缴一支好枪的。”
话虽这么说，闲着无事手痒痒，我就去摆弄我的竹筒弹弓了。
部队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的小狗，不知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我打好的绑腿，它给我拽散了。晚上睡觉，它单单把我的绑腿不知衔到什么地方去了，第二天早晨出操我没了绑腿，挨了批评。一气之下，我逮住小狗，把它拴在屋后的树上，叫它成了我练竹筒弹弓的活靶子。
那小狗被泥弹丸打得吱哇乱叫，引来了它的小主人——房东的儿子。房东的儿子和我一般大，为这小狗，我们吵了起来，最后打了起来。他哪里是我的对手，几下子我就把他摁到水坑里。这下惹了祸，这小子告到曹团长那里，害我大会小会吃批评。会后，团长找我谈心：“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你是红军战士，不是普通老百姓。红军的纪律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知道。”
“知道，你还犯纪律。你必须向房东赔礼道歉。”
我在团长的陪伴下进了房东的屋。房东大叔早知道这事，他对曹团长说：“细伢们杠祸，不如的（黄安方言：小孩子们打架闹着玩，不要紧）。”
我诚恳地向房东大叔赔礼道歉，同房东的儿子拉手和好，并把我的竹筒弹弓送给了他，房东的儿子很高兴。大家笑了，曹团长也笑了。
独立团的战士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绝大部分人没读过书，不识字。曹团长有空就给战士们上文化课，讲科学知识，我慢慢地也学到不少东西。
那年的冬天，部队参加黄安战役，打了大胜仗后，在驻地休整。冬日的太阳昏昏蒙蒙，晒得人懒洋洋的。老百姓大多冬闲在家，村子里静悄悄的。我在屋里正补着我的袜子，突然，只感到大地在颤抖，桌上的油灯倒了，屋墙角火塘上挂的瓦壶来回摆动，撞到墙上破碎了。我坐不稳，跌倒在地。外面的人们骚动喊叫着，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挺害怕，爬起来冲出房屋。人们慌乱一片，到处乱跑。只见曹团长指挥团部警卫排正疏散老百姓。村里有几间破房子和牛棚坍塌了，有一间房还着了火，到处烟尘滚滚。曹团长要我立刻去连队传达他的命令：组织部队救险，保护部队和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跑步到一营传达了命令。不多久，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部队和老百姓的损失不大。人们都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老百姓说，这是“鳌鱼翻身，大地才抖动的”。
回到团部天已黑，我们几个通信员和警卫员聚在一起，谈论白天发生的事。刘昌义也说是我们脚下的大地底下有一条大鳌鱼，平时它睡着了，醒来后，一翻身，这大地就抖动，房屋要倒，什么都要毁。曹团长正好进屋，听了哈哈大笑道：“什么‘鳌鱼翻身’，这是地震！”
“地震？！地震是么事？”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问。
曹团长简单地说了几句，我们还是弄不懂。他说：“许多人都不懂什么是地震。明天团里干部开会，我专门来讲这门科学，你们可以来听。”
第二天在全团干部会上，曹团长专门讲了什么是地震，为什么会发生地震的科学道理，我们几个小兵才真懂了。曹团长最后说：“我们闹革命就要像闹地震一样，彻底震垮国民党的反动基础和建筑，闹他个地动山摇，在一片废墟上再建立起我们的新中国。”
我站在那儿，深深敬佩我们的曹团长：他懂得真多！
① 汉阳兵工厂生产的一种老式步枪，简称“汉阳造”。
② 阙子清（1915—2000），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加过不同时期的著名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1980年恢复工作，享受副厅级待遇。
③ 刘昌义（1914—1999），又名刘昌毅，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侦察科科长、师部轮训队队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一纵队三旅旅长、一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纵队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海军旅顺、青岛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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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加红军）


1930年1月1日，我拿着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和共青团的介绍信，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在部队里，有的红军战士说：今天是元旦，是1930年的第一天，今天过新年。我很奇怪，说今天哪里是过年呢？离过年还远着哩。我那时只知道农历，年代是民国十九年，根本就不懂还有公历。我那傻愣愣的样子，逗得大家捧着肚子笑弯了腰。
不一会儿，部队的一位领导（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你是在1930年的第一天参军的，这个日子很好记吧!现在派你到白区工作委员会去，这就是你的主任。”
我回头看见是孟思林同志，这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太熟悉了呀。我随孟思林来到另一个小村子，那里已有二十多个同志。他们都穿着便衣，除了一些人身上带着枪外，同老百姓没什么两样。这就是红军？我心里直纳闷儿。
孟思林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笑着说：“我们是红军，是不穿军装的红军。我们这支队伍叫白区工作委员会，也叫武工队，我是主任又是队长。看来你不高兴参加。”
我着急地说：“我要参加穿军装、戴红五角星军帽的红军。”
在场的人哄的一声都笑了。
在我心目中，红军就要穿军装，戴红五角星军帽，再佩支枪，那才神气哩！
孟思林说：“穿不穿军装，那要看需不需要。我们这支红军，就是不穿军装的红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白区的工作，宣传群众，监视、打击那些反动的地主恶霸，打击那些民团，侦察敌情，让红军主力去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
我虽然心感委屈，但毕竟是参加了红军，比我在家放牛强。
这时，有个同志拿来一套衣服，孟思林要我穿上。那是件大半新的素色条布衫，青色的裤子，还有一双新鞋子。孟思林帮我换好衣服后，又替我穿上一双高腰的袜子。那是一双英国产的长统线袜，我一直把它提到膝盖上，在屋里来回走了两趟，大家都说我好神气。我从小长这么大，从没有穿过这样好的衣服，心潮涌动着，眼里闪着泪花。我要把我那破衣烂衫扔掉，孟思林说：“别扔，留着它,以后有用呢。”
我这套破烂衣衫还真派上了用场。
过完年，天气渐渐变暖，可乍暖还寒。我红军主力准备打敌人的正规部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其一部，因此要了解周边各敌人据点的分布及兵力调动情况。对黄安东南部的侦察任务交给了我们武工队。我接受了这次任务，又穿上了我那套破烂衣衫，趿拉着那双前露“生姜”、后显“鸭蛋”的破布鞋，腰里别上一把柴刀，手里拿着赶牛鞭，上了路。孟思林不知从哪里找了顶旧瓜皮帽，扣在我的头上，这活生生就是一个放牛娃。我向敌人的盘踞地——楼子冲走去。
楼子冲是个较大的村庄，敌人的正规军有一个营原驻扎在这里，加上地主的民团、反动红枪会，人数不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我顺路砍了些枝丫柴背在身上，一路溜达接近了楼子冲。迎面走来一个站哨的民团团丁，他横挎着枪拦住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的牛丢了，来冲里找牛。我那地道的乡音和那身破衣服解除了他的疑虑，他说了声：“找了就快走。”
我应声回答了，还甜甜地喊了他一声“叔叔”后就进了冲。
在冲里，我没有发现敌人的正规军，于是就接近那地主的大宅院。只听院里一阵乱哄哄的吆喝声，我探头一看，一些民团团丁正在舞刀弄枪，大约有四十多人。我正看得起劲儿，后脑勺挨了一巴掌，背后有人骂道：“小裸日的①看么事？”
我回头一看，是个像伙夫的胖团丁。他围着围腰，嘴里叼着烟，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我说：“我的牛丢了，我来找牛的。”
“这里哪有你的牛！滚滚滚！”
我刚要走，他又叫住我：“回来，把你这柴禾给我送到灶房里去。”
我假装不愿意，其实我巴不得哩！
我背着柴禾跟他进了院子，在灶房里放下柴禾，说：“老总的队伍住了那么多人，我这点柴禾哪里够呢？”
这伙夫说：“那几百号人都开拔去了黄陂，和我们不相干。好了，没你事了，滚吧！”
“你拿了我的柴禾还没给我钱。”我倔犟地站在伙房里不走。
“咦，个小裸日的，你还要钱？老子给你两火钳。”那伙夫骂着抄起火钳，对我挥着走来。
我躲开火钳，跑出门，那伙夫在后面追赶。我故意在院子里乱蹿，和他捉起了迷藏。胖伙夫抓不到我，磕磕绊绊摔了一跤，民团的团丁们看着都哈哈大笑，我却把民团的装备和人员数了个遍。
出了院子，我在冲里又找了几个放牛娃，说我的牛丢了，在这附近找到就好，要是跑到两道桥那边去就麻烦，那边是红区哩！这冲里民团不知去不去，要是去，我就跟他们一起去，找我的牛。
放牛娃们说，民团没有白军一起，他们单个才不敢去苏区哩！这里白军的队伍几天前才开走的。后来才知道，这个营是夏斗寅的部队，他们开到武汉，然后北上，去参加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之战去了。
我探得消息走出村。在村边又碰到那站哨的团丁，他问我：“牛找到了吗？”
我说：“没哩，找不到牛，东家会打我的。”说着，我就哭了起来。
那团丁说：“快走快走吧，莫在这里给我惹祸。”
我回到武工队里，将那里的情况报告给了孟队长。几天以后，我们得到消息，红军主力打了胜仗。又没过几天，红军端了楼子冲民团的老窝。孟队长高兴地对我说：“这两仗都有你的功劳。”
我们这支小队伍，在赤白交界的地方神出鬼没，除了搜集情报，就是打击那些反动的地主恶霸。在一个叫曹家的村庄，有个姓曹的地主，曾带红枪会袭扰我乡政府。黑夜，我们武工队入村逮住了他，本要枪决他，但经过教育，这小子称他再不敢了，我们饶了他，后来争取了他，他还给红军传递了不少情报哩。
我们武工队也经常打击敌人小股部队，也在敌正规部队附近活动，搞得敌人坐卧不安。敌人来了，我们马上钻山入林。敌人一走，我们尾随放枪。敌人闻枪回头寻找，又不见我们的踪影。
夜晚，我们把土炮架在山头，隔会儿放它几枪、轰它几炮，偶尔也摸到敌驻地刷些标语、撒发些传单，吆喝一阵，弄几挂鞭炮点燃就撤，闹得敌人心惊肉跳，搞不清情况，也抓不到人，因此不敢冒然进犯苏区。
有一次在俄公寨，我们武工队偶遇红枪会。敌人只有二十来人，我们和赤卫队近百人。为吓唬敌人，我们先把那么几只老套筒“砰、砰”地放了几枪，接着就把爆竹放在洋油桶里点燃，“乒乒乓乓”炸响起来，远听就像打机关枪。我们大叫“喔呵”，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我们一路追去，捡回敌人慌乱中丢下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了武器。
武工队常在郑家塝以北楼子冲一带活动，偶然发现敌人进剿返回时，在其大部队尾后，经常掉些散兵游勇，或一两个班断后。经过多次侦察，孟思林决定，我们打这些“尾巴”，就叫它“剿尾战术”。
我第一次参加的同敌人真刀真枪干的战斗，是在狮子口附近。
敌人的部队返回驻地途经一段山沟，那里树林茂密，我们武工队和农民赤卫军共四十多人埋伏在山沟两边坡上的树林里。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除了孟思林几个人有驳壳枪，再加上几支老套筒外，其余都是土铳、大刀、梭标和脚鱼叉子。我支起我的竹筒枪②，拉开竹签撞杆，上了颗胶泥丸，静静地等候着。
敌人的大部队来了，前面是正规军约有一个营，后面跟着几十人的民团，从我们眼皮子下过都没有发觉我们。我们放过了这帮敌人。果然不出孟思林所料，远处走来敌人的一个班、还有民团团丁，共十四个人。眼见敌人走进我们的埋伏圈，我的心紧张得“扑通扑通”狂跳不止，那种感觉就像猎人见到猎物走到了自己的陷阱边，大气不敢出，担心气儿大了惊跑了野兽，也担心野兽伤了自己。当敌人来到我们眼前，只听孟思林大喊一声“打”，几支枪一齐开火，顿时撂倒六个敌人。我用竹筒枪瞄着一个民团团丁也搂了板机，距离很近，“啪”地一声，只见那家伙一扬手丢了手里的枪，跌坐在地上捂着流血的眼睛，紧跟着爬起来没命地奔跑。我跟着大家冲下山坡，拣起刚才那小子丢下的枪。武工队和赤卫军挥舞大刀、梭标，同敌人搏斗。这时只听前面响起枪声，敌人大部队发觉这边的情况，打了回来。孟思林喊了声“撤”，我们迅速上山，钻进树林里去了。敌人回到山沟找不到我们，扑了个空，只得拖着死尸回黄安城去了。
这次战斗，我们武工队打死敌人六人，活捉六人，缴枪十二支，还有很多子弹，自己无一伤亡。我捡的那支枪是支撇把子③，孟思林批准我背这支枪，我高兴坏了。但我舍不得扔了我那竹筒枪，这支枪立了功。我想，挨我弹子的那家伙，今后肯定是个独眼龙。
我们红军的装备和武器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在这次战斗中，我发现赤卫军的土铳打不远，装上火药后再装铁砂子，射杀面积有簸箕那么大，可射程不远，威力较小。逃跑的那两个坏蛋都中了土铳，浑身被打得血流，可没有打中要害，还是让他们跑了。我想，如果土铳像我的竹筒枪一样装上弹丸，一定能打得远。那时，我这山里的孩子根本没见过真枪，更谈不上如何制造子弹。我想起，乡下下雨天，农民穿的水鞋，那底下钉的铁钉钮和土铳的口径差不多，我们找了些铁钉钮试了几次都不行。太硬了，要么打不出去，要么打不远。最后在湿泥地上按下钉钮的印模，将盛酒的锡壶熔化倒入这印模里，冷却后成了锡弹丸，再将它在石头上磨光就成了“子弹弹头”。那弹头有手指头般粗细，我们将它去试枪，射程比散弹远多了，威力也极大。在后来的几次“剿尾战斗”中，这些土铳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我们都是近距离作战，这些土铳的杀伤力极大，打在敌人身上就是一个大窟窿，有时可以轰掉半条胳膊。敌人惊恐万分，不知我们用的什么武器，吃了几次亏，再也没人敢在行军时掉队或作尾巴了。
在武工队的日子里，孟思林告诉我很多的事情。他说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红军，共产党的中央在江西井冈山，中央派了领导人来指挥我们黄安的红军，领导人的名字叫徐向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徐向前的名字。以后我编入红四方面军，跟随徐向前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二十五年后，徐向前成了我们共和国的元帅，这是后话了。
我又关切地问起了“赵先生”和“陈先生”。孟思林告诉我，“赵先生”（赵赐吾）现在七里、紫云一带工作，以后有机会能见到他，“陈先生”（吴光浩）去年5月在罗田一带遭到敌人的伏击，不幸牺牲了。听说“陈先生”牺牲了，我难过极了。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者，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他那不高的身影，在我心目中是那样高大，他的音容笑貌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发誓要多打国民党反动派，为“陈先生”报仇。
在武工队的日子里，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放牛娃，而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
①    这是鄂东地区人们的一句口头习惯骂语。
②    竹筒枪，乡下孩子们用毛竹自制打鸟用的类似弩的弹弓。
③    撇把子，一种性能较差的手枪，打一粒子弹，掰开后再上一粒子弹，才能打第二枪。

老八路

6（从儿童团长到共青团员）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的贫苦农民，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劣绅们的极度恐慌。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兵遣将，纠集地主豪绅的清乡团和反动的红枪会，阴谋策划对黄麻起义和县城的军事进攻，企图消灭由农民自卫军改编成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扼杀刚刚诞生的黄安红色政权。
国民党反动政府派遣正规军一个师进犯黄安，鄂东军进行了顽强地抵抗，终因敌我的力量悬殊太大，黄安城被敌人攻占，鄂东军撤出了黄安。国民党的部队向起义的人民疯狂反扑，地主豪绅们勾结国民党军进行“清乡”、“剿共”，实行白色恐怖。
我们紫云区两道桥乡大约有七八十个村庄，从地形上看，丘陵起伏，山峦叠嶂，森林密布，交通不便。由于远离县城，那里也就成了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反动武装对他们认为的“赤匪灾区”——七里坪进行大“清剿”，而无暇顾及我们两道桥与麻城毗邻的偏远山乡（当时交通闭塞，没有通讯，离县城远上几十里就成了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豪劣绅都逃到县城和其他地区避难，国民党反动派鞭长莫及的地方，就成了共产党活动的地区。虽然反动的红枪会经常勾结国民党反动军队下乡“清乡”、“剿匪”，但他们一来，老百姓就跑了躲起来，他们找不到东西吃，寻不到共产党打，也就立不住脚。敌人兵力虽然强大，但在赤卫队和广大群众的袭扰下，总是提心吊胆，不敢轻举妄动，加上食不饱、睡不宁，不得不白天来、晚上走，疲惫不堪，锐气大减。这赤白交界的地方慢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赵赐吾、来显仁等一些共产党人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1928年春，撤离到黄陂木兰山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一部返回了黄安和麻城一带。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先后歼灭或赶跑反动民团。在我们两道桥打了一仗，消灭了反动的地主武装。他们发动群众，让农民自觉拥护革命，参加革命斗争。同时他们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成立了农民赤卫军。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黄安的革命之火很快又燃了起来。我们村那一带都成立了自己的农民政府（后来称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妇女和儿童等组织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革命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我们两道桥一带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闹了起来，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经常召开农民大会，聚集周边各村的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农民们的热情很高，就连我村的秦涵林老先生也参加了这些活动。老先生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人称“多多秀才”的老先生是我们那一带最有文化的人，每次开大会，秦涵林都帮助写标语，有时候还上台带领喊口号。他还将自己的女儿（我们叫她宝姐），嫁给了共产党人张治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张治堂是我党早期革命者，在武汉读书时就参加了董必武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回到黄安领导农民运动，此后被党派往莫斯科学习。宝姐出嫁后一直留在家乡生活，解放后由人民政府赡养至终。
我参加红军以后还听说，秦涵林老先生积极参加农民运动的事情被反动军队和地主清乡团得知，此后，豪绅地主勾结国民党军进行疯狂的报复，在“清乡”中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农民。他们抓捕了秦涵林，说他是秀才造反，并将老先生残害致死。
那时侯，我年龄虽小，不太懂得很多的道理，但为“耕者有其田”“农民要翻身过好日子”这样的口号所激励，投入到革命运动中的热情很高。每次开大会，贴标语，在各样的活动中，都有我的身影，我成了农民活动的积极分子。     
192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邓成春找到我，说我为革命做了一些事他都知道，要我下午去桃花河边开会。邓成春是两道桥邓家冲人，那年他大约有十七岁，我知道他是共青团员，是乡政府的秘书。我到桃花河畔的会场时，那里已聚集了好几百男女儿童。这都是一些八岁至十五岁的穷孩子，许多人我都认识，大家能这样聚在一起可开心了。
邓成春开始讲话，他说：“我们儿童要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成立儿童团，要为我们自己的政府做更多的事。今天，我们在这里成立儿童团，儿童团就要有人当团长，我们来选举，大家说选谁好？”
周光荣①说：“我看秦懋书不错。”
周光荣刚说完，幺伢子也喊了起来：“对！选书庭当团长，他能干，会讲故事，会打架……”
幺伢子的话没说完，我看见周光荣在幺伢子的后脖颈上打了一下，幺伢吐了吐舌头，把后半截话咽了下去。
在一片“要得，要得”声中，大家都举起了手表示赞成。邓成春带头鼓起了掌，桃花河畔掌声响成了一片。邓成春宣布：“我们乡的儿童团成立了，秦懋书为儿童团长，周光荣为副团长。现在请我们的团长讲话。”邓成春把我推到前面，要我给大家讲话。自小到大，我还从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眼见面前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我站在那里，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羞涩窘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我当上了儿童团长。
我和其他乡的几个儿童团长一起集训，听邓成春、孟思林等农民政府其他的人讲课，给我们布置任务。当时，我们这个乡的儿童团是一个大队，每个村是一个小队，我这个儿童团长管几十个村。儿童团员每人都有自己的“武器”──木头矛子，站岗放哨都拿着它。我这个团长除木头矛子外，身后还有一支“手枪”。那时我没见过真家伙，用木头想象着削了支像“母鸡腿”式的“手枪”，别在身上可神气了。我们儿童团的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监视地主和其他坏分子，为苏维埃政府和地方革命武装送信，破除封建迷信等。
那时乡下联络不便，往来传递消息全靠我们这些儿童团员送信。两道桥东、西各分一片，我们就靠一双小脚板，把许多重要的文件送到苏维埃政府和赤卫军手里。那时候敌人经常“清剿”苏区，我们苏维埃政府领导的赤卫军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几支鸟铳加上矛子、梭镖和大刀片，就是全部的装备，而敌人个个都有快枪，要是面对面地打，我们肯定不占上风。我村南面有个叫狮子口的地方，狮子口以北是我们的苏区，往南则是敌占区。敌人清剿苏区，就常从狮子口过来，我们儿童团派人和赤卫军一起在那附近的山头上立起消息树，一旦发现敌情就倒标报警，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地倒标传递消息，乡政府很快就能知道，并迅速组织群众转移。敌人的几次出动都扑空了，乡政府说这里有我们儿童团的功劳。
儿童团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宣传革命，破除封建迷信。要说破除封建迷信，我们也挨了不少骂。那时乡下妇女都要缠脚，小女孩脚被缠得紧紧的，痛得流泪，我们儿童团想法子破除缠脚的陋习，收缴裹脚布。这个行动得到许多小女孩和年轻姑娘媳妇们的拥护。我以团长的身分布置任务，周光荣对执行这个任务很积极，她带头收缴了许多裹脚布。我们用竹篙子将别人洗净晒在外面的裹脚布挑下来，没收、烧掉了，惹来不少的骂声。其他儿童团员说我祖母的裹脚布还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耐，为了带头革命，我回家将祖母的裹脚布偷出来，当着大伙的面烧了。在一阵欢呼声中，我这个团长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可怜，祖母没了裹脚布，连路也走不了，晚上回家我挨了父亲一顿饱打。要说破除迷信，还得说说打菩萨。我们当时常唱的《打菩萨歌》是：
菩萨是个假东西，
稻草和黄泥，
说它有神气，
实在是骗人的。
一天，我们先去打了碾天凹庙的菩萨，拿棍子敲菩萨的头，用绳子拉倒菩萨，砸它个稀巴烂，可开心啦！又一天，我带了二十多人上三角山的庙里去打菩萨，和尚们拦不住我们，躲到一边去了。我们用棍子捣烂了几个金刚菩萨，发现木柱上有个马蜂窝。我刚想说话，不知是谁用竹竿子捅了几下，只听“嗡”的一声，眼前无数黑点飞舞。我知道大事不好，大叫：“快跑!”二十几个儿童团员都跌跌撞撞仓皇逃出寺庙，一路狂奔。可那蜂群尾随紧追不放，我顿觉后颈窝蛰痛，还没顾得后面，脑门上又有几下，两眼满是金星，疼得我眼泪直冒。我赶紧要大家用上衣包着头快跑，自己脱下布衫子一路挥舞，才逃出了危险之地。在回村的路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衣服破了，鞋也没了，那鼻青脸肿的狼狈模样，让人忍俊不禁。
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那肿得像桃子般的眼睛，一阵心痛。边忙着给我清洗边埋怨地说：“那三角山的菩萨是打得的？！叫你莫去惹祸，莫去打菩萨了，你不听。这下知道厉害了？！打菩萨那是要招报应的！”
几天没出门，我想，我这儿童团长对封建迷信还是要破的，对菩萨还是要打的，因为那是革命工作。
我们儿童团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很多大人都说：书庭这伢能干！
转眼天凉了，1928年的初冬，邓成春通知我晚上去水果寺里开会。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清冷的月光洒满大地。我进了庙里，看见有十多个人，有好几个人我都认识，孟思林、邓成春、周光荣、张家运都在那里。邓成春说：“人都齐了，我们开会。
“今天，我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孟思林说：“你们都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入了团就和共产党在一起了，你们要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你们……”
话未说完，门外放哨的人急忙进来说：远处有人打火把朝这边走来，要赶紧转移。那时候，虽然苏维埃政府对外公开，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身分是不公开的，是保密的。孟思林马上带我们从庙后门出去，翻过一道山坡，在一段田垅边停了下来，继续开会。
孟思林说：“应该说年满十五岁才能参加共青团，秦懋书年龄不到，可他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又是儿童团长，我愿做他的介绍人，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一直向往着像邓成春那样成为一名共青团员，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邓成春从怀里掏出一面红旗，铺在田垅上，几个人面对红旗举起右手宣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严守秘密，执行决议，对团忠诚，积极工作，为人民准备牺牲一切，永不叛团。
在那月光下，我虽看不清红旗的颜色，但我眼前一片透亮，心里像燃着一团火。我热血沸腾，因为我是共产党的人了。
那时党团员少，因此都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身份对外是绝对秘密的，我参加共青团，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这个十一岁的儿童团长，在党的关怀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① 周光荣，邻村姜家湾的一个女孩，那年十四岁，平时待我很好，后来也参加了共青团，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95年在红安老家去世。

老八路

５（我经历的黄麻起义）


1927年深秋，田里的谷已经割完了，乡下地主土豪们又开始了收租集捐。这年的年景并不好，地主土豪们重利高租残酷盘剥农民，随意巧立苛捐杂税，包揽诉讼，草菅人命。贫苦的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那日子没法过了。前几次的暴动虽然打击了地主土豪，但他们勾结反动官府及国民党反动武装，变本加厉地报复贫苦农民。广大农民无比愤恨，暗暗摩拳擦掌，决心与他们拼个死活。阶级仇恨像堆积的干柴，一点就燃。
11月，我认识的几个共产党人赵赐吾、吴光浩、孟思林等，常来宋家冲和我们村开会。涵亨叔叔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周围几个乡的农民们也走动得很勤。我常常听到人们说：
“暴动，杀尽土豪劣绅！”
“暴动，分田地！”
“暴动，一切权利归农会！”
“暴动，推翻反动政府！”
“农民革命万岁！”
我们几个小伙伴家里还有人在打制大刀和矛子（梭标）。我感觉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那天太阳落山时（史料证实这天是1927年11月13日），我们村和周围的宋家冲、包家冲、姜家河以及两道桥乡许多村的贫苦农民，都在河边集合起来，大约有上千人。人们拿着锄头、冲担、矛子、土铳，高喊着：“暴动，夺取政权！杀尽土豪劣绅！”
天完全黑了下来，人们打着火把，火光照亮了人们激愤的脸庞。有人站在石头上对贫苦农民们讲话，我和小伙伴们都在看热闹。涵亨叔叔告诉我，农民义勇军正出发去打黄安县城，他也去的，要我好好看家。农民义勇军人人胸前佩着红布带，左膀上系着白布条。有人将藏在家中的农民协会的犁头旗打了起来，接着又打起了好多镰刀斧头的红旗。人们高举着火把，喊着口号，伴随着“喔呵”“喔呵呵”的喊声，浩浩荡荡向县城开去。虽然大地蒙上了一层层冰冷的霜花，颇有几分寒意，但人们心里却像燃烧着一团火，恨不能马上攻进城去，杀尽城内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反动武装。这团火要烧毁整个旧世界。
农民义勇军进城去了，整个山村又恢复了平静。黑夜笼罩着山野，这是一个漫长的夜。许多家里的老人和妇女都伴着松明子和油灯，等候义勇军的消息。我陪着祖父、祖母和父母亲，祖父坐立不安，手中的篾筐编编停停，停停编编。当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的时候，在母亲那架破纺车的嗡嗡声中，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一阵接一阵的欢呼声把我吵醒，只听外面有许多人在呼喊：
“暴动成功了！”
“我们打赢了！”
“我们胜利了！”
我揉揉惺忪的眼睛，太阳已经老高，出门见村里聚集了不少人，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交谈、欢呼。小伙伴幺伢跑过来对我说，村里义勇军从县城派人回来送信，说半夜里农民义勇军已攻下县城，现正在城里捉土豪呢，还说孟思林正在找我，让我快去。
孟思林，中共党员，紫云区两道乡的书记。我在村后山脚找到他。他说：“书庭，我们义勇军已打下县城，从县城来送信的人已经回去了，我这里有一封急信要马上送到县城里去，我想让你去，敢不敢？”
“敢！”
回答挺干脆，可说完我心就发怵。我从未去过县城，县城在哪里，离村有多远，我一点也不知道。
孟思林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你要是不怕就去。出村朝西走，大约有三十里路，途中要经过一个茅草茶亭，那差不多走了一半的路。你要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我们起义指挥部的人，一定要在晌午太阳偏西前赶到，信千万不能弄丢了，行不行？”
“行！”我回答道。
他让我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的话。我把信扎在腰里，一溜烟跑回家，悄悄揣了个红薯，正准备出门，母亲喊住我，问我去哪里，我瞅空钻出门说：“去县城找涵亨叔叔。”
只听母亲在身后着急地喊道：“小祖宗，去不得，那里在打仗哩，你快回来……”
我蹿出村，母亲的声音已听不见了。我撒开双腿向西跑去。
11月的大别山已进入冬天，草木凋零，一派冷清。树梢上、荒草上、屋顶上、凡是裸露在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挂上一层厚厚的白霜。而此时，昨夜路上的霜花在太阳的照耀下已化为冰凉的水珠。我在路上跑着，这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草鞋被水浸湿了。过那茅草茶亭时，一个红薯已下了肚。脚上的草鞋绳子断了，鞋底也穿了，我想起了孟书记嘱咐的话，一刻也不敢停，踢脚甩出了那双烂草鞋，光着脚丫子，拼命地朝西奔去。跑跑走走，走走跑跑，不知过了多久，当太阳在顶头正南开始偏西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了县城的东城门，门楼上插着一面红旗在风中飘扬。　
黄安县城里人山人海，不宽的街道红旗遮天，刀枪林立，人们正忙着搬东西，刷标语。我见人就问，指挥部在哪里。经别人指点，穿过几条街，我终于找到原国民党的县政府驻地，起义军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里面人来人往，我找到指挥部的人将信交给了他（后来得知，他就是起义总指挥潘忠汝）。
这时，我看见了“陈先生”（吴光浩），他正同别人说话，我跛着脚走了过去。一路上光着脚丫子奔跑，脚被石头划破了，因为天冷，倒也不觉得，这时才感到双脚火辣辣地痛。“陈先生”见到我，蹲了下来，双手抚着我的肩说：“小兄弟，呵呵，你叫书庭，你怎么来了？”
我告诉他，是孟思林派我来送信的。
看着我那双渗血的脚，“陈先生”说：“起义军马上要撤出县城。听说敌人离这里不远了。你要赶快离开县城回家去。”
“陈先生”走了，我想找涵亨叔叔，可是人太多，问谁都不知道紫云区的农民义勇军在哪里。太阳下山了，起义军从北门和东门出城。我跛着脚，走得太慢。天擦黑，敌人军队就进了城。所有的城门都关了，我出不去，找了一座僻静的小院，在那旮旯里猫了一夜。
天蒙蒙亮，城里乱哄哄一片，原来敌军进城后夜里宣布戒严，因害怕起义军反攻，时时吹号，通宵未眠，天不亮就开拔逃走了。城里空荡荡的。我瘸着腿，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家——竹林畈。
回到家，见到涵亨叔叔，他对我和小伙伴神气活现地讲起了他们紫云区的农民义勇队怎么同七里坪的农民自卫军配合，攻打东城门的。他们进城之后，在县衙门，活捉了反动县长贺守忠，那家伙想撬开地板躲进去，被农民自卫军抓住后吓得尿了一裤子。要不是起义军急着要撤出县城，枪毙了那小子，定会把他捉回来让你们牵着游乡。
我们几个小家伙听得开心，笑得前仰后合。
涵亨叔叔悄悄对我说，过两天他还要去县城，国民党军已经逃走了，农民们要开大会成立自己的政府。我央求着说：“带我去好不好？”
涵亨叔叔答应了，但不许我对家里人说。我和叔叔拉勾发誓。
那天（据史料记载是1927年11月18日），我随涵亨叔叔去了黄安县城，农民起义军在城南门外的土场上，召开了起义成功庆祝胜利的大会。城里城外人山人海，鞭炮轰鸣，到处贴满了布告和标语。台上坐着几个人，我只认识“陈先生”（吴光浩①）。叔叔一一告诉我，那是潘忠汝、戴克敏、曹学楷……农民政府成立了，曹学楷主席在台上讲话，台下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曹学楷在台上说：过去我们种田佬，只能交租交税给大老爷，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抓来打屁股、关监狱、砍脑壳；今天，还是我们这些种田佬、担粪的、放牛的，组织了自己的政府，我们要打他们的屁股，砍他们的脑壳。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这就是我们劳苦人民的世界，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
那时候，好多话我听不太懂，但知道，共产党为穷人说话做事，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起来造反、闹革命，才会有好日子过。
黄麻起义过去了七十多年，那时我虽然只是个放牛娃，但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赵赐吾②、孟思林等共产党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他们的光辉形象和斗争精神，激励着我，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轰轰烈烈的暴动，这就是我经历的黄麻起义。让我们永远记住这血与火的战斗，永远缅怀那些为人民的事业抛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① 吴光浩（1906—1929），湖北黄陂县人，原名光皓。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鄂南起义，不久任中共鄂东特委委员、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1928年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参加了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鄂东北特委军事委员。1929年在湖北罗田滕家堡牺牲。
② 赵赐吾（1906—193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亦名太喜、基旭。1926年考入武汉中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回乡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任赤卫队队长，当选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地方武装。1931年任黄安独立一师第二团团长。1932年作战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