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

老八路

53（延安岁月）


到中央党校报到后，我被分到四部第五支部。
在党校，我见到了陈赓旅长，他告诉我，太行来的干部大都分在党校四部。毛泽东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我们四部的主任是张邦英。
我们四部第五支部住在大砭沟，五支部的学员有四十多人，相互之间，大都原来认识。黎光、丁先国、岳朝胜、林恺成、张立国、周光策、刘汉才、彭传清、刘朋和我都在第一组，黎光任组长。
中央党校不像我们师部轮训队，也不像“抗大”。在轮训队和“抗大”，大家集中住宿、生活、学习，有制度约束，也有作息时间安排。中央党校似乎不像个学校，它一不正式上课，二不天天下操，连住宿都是分散的。也许学员都是团以上干部，所以党校对学员的管理并不严格，学习是靠自觉，除了中央首长和一些领导常来讲课时大家集中在一起外，平时都是分散学习，以自学读书为主。
中央党校下发了许多文件和书籍，我们都要认真学习，还有很多都是毛泽东主席的文章。记得有《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反对党八股》等等。在学习的基础上，我们都要对照检查，清算错误思想，澄清模糊认识，提高自觉性。党校的学习实际上就同整风运动连在了一起。
整风运动是1942年在我党全面展开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目的在于通过普遍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克服和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思想基础。
除了延安，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我们在太行时也学习了中央精神，同时开展了整风运动。由于太行处于敌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日军的“扫荡”，实行反“扫荡”斗争，从军事上打击日伪军；同时也为巩固我抗日根据地，与天灾、虫灾作斗争，与根据地群众一道，坚持生产，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物资匮乏的困难。因此，我们在太行根据地时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和感受不深。
来到延安，我系统地学习了我党我军的历史，从我党诞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各根据地红军部队的反“围剿”，到各红军部队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从我党多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不同时期我党的发展，到西安事变后的各党派团结抗日至今的全过程及党内曲折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我逐渐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逐渐认识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逐渐认识到什么是真马列主义，什么是假马列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形而上学、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关于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自参加革命后，我在不同的时期都学习过一些，但都不全面，不深刻。惟独在延安，才使我从理论上真正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只有将真正的马列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的革命获得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
刚到延安时住在招待所，我们这些从太行前线来的人，对延安什么事都感到新鲜。那时候，延安随处都可以见到扭秧歌的，哪里的锣鼓一响，我们就跑到哪里凑热闹。在窑洞里哪儿呆得住呀！
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演戏演节目也多。可中央党校礼堂演戏都是为中央首长和外来人士安排的，我们普通学员进不去。
一天，比我先来延安的战友贺立宝来看望我，我俩见面谈天说地，十分亲热。贺立宝问我：“你想看京戏不？”
“当然想看！可我们进不去呀？”
“走，走，你跟我走。包你有戏看。”
贺立宝拉着我向中央党校大礼堂走去，在大礼堂门口他让我等着。我说：“你要等谁呀？”
贺立宝神秘地笑笑说：“你不用管，等着就是了。”
好一会儿，从枣园那个方向走来一群人。等近了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等一行人。贺立宝迎了上去，在毛主席跟前敬了个礼。毛主席握着贺立宝的手说：“贺立宝，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真不知道贺立宝同主席这么熟，原来贺立宝曾当过主席的警卫员。贺立宝笑嘻嘻地同主席说话，并将我介绍给主席。毛主席笑容满面同我握手，他的那双大手捏得好重。
朱总司令招呼我们说：走吧，大家都进去看戏。
我说：“我们进不去，贺立宝让我在这里等的。”
毛主席哈哈笑道：“贺立宝，你个小鬼头，你是拿我开道呀!”
一行人走进大礼堂，贺立宝朝我扮了个鬼脸，我们也进去了。毛主席拉着我的手走向前面，我极不自在地说：“前面是首长席，我还是到后面去吧。”
主席说：“就坐前面，你也是首长嘛，我要向你了解前方的事呀！”
戏开演前，毛主席问了我许多问题，问我是哪里人，何时参加革命，现在什么部队，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当知道我十三岁参加红军时，毛主席侧身对朱总司令说：“老总，你看看，这又是个红小鬼哟。”
我告诉主席，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尔盖我曾随孙玉清军长见过主席。主席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是啊，是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十八岁的娃娃。记得当时我对你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说了一些话。我说过，北上是正确的，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我没说错吧？”
回想起当年毛主席说的那番话，我感慨万分。张国焘的南下，毛泽东的北上，最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毛主席的远见卓识，真是伟大呀！
刚来延安，新军装还没有发下来，我仍穿着从太行来时的那身旧军服。虽洗得很干净，可是补丁摞补丁的，在大礼堂里还是挺扎眼。主席见到我这身衣服，抚着我的肩头说：“你当供给部政委穿得这样苦，可想而知太行的部队和同志们了。”
我回答说：“在太行，上自司令员，下至战士，大家都一样。彭老总、刘师长、邓政委都和我们一样穿破旧的军装，吃同样的伙食。”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说：“回部队，你要告诉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戏开演了，毛主席和首长们都在认真看戏，我的心绪一直不能平静。前后左右都是中央领导，我如坐针毡，极不自在。那晚京戏演的是什么我全记不得了，可是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一起看戏，我却记了一辈子。
1943年年末的延安同几年前大不相同，整个陕甘宁边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陕甘宁边区是土地贫瘠的高原地区，生产不发达，经济落后，在和平年月要供养数量众多的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已不容易。而现在，日军的进攻，国民党的封锁，困难更大。特别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我们八路军那微薄的经费也已停发，国民党顽军还对我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边区财政经济困难。这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不单在陕甘宁边区存在，在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也普遍存在。为了打破日伪的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39年毛泽东主席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延安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
部队和边区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在这黄土高坡上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通过几年的努力，延安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远的不说，从我们中央党校的伙食就可见一斑，一日三餐，每餐四菜一汤、大盆的四方块红烧肉管你吃个够，听说原来都是八菜一汤，为了节约，现在还减了一半哩!这样的生活，在太行根据地想都不敢想，比起我们长征时期，这简直就是天堂了。
中央党校的学员都是分散住宿，我同我师的刘朋团长住在一个窑洞里，刘朋较我年长，我们在一起，他给了我许多的照顾。窑洞内的陈设简单，一个土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煤油灯，但上级十分关心我们学员的生活起居，发了一些木炭供我们烤火，还专门派了小通信员马双城为我们送水、做清洁。我到延安后不久，那身从太行穿来的破军装换成了崭新的灰色棉军装，人一经梳理，也显得精神了许多。
中央党校在进行学习和整风的同时，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半天整风，半天生产。刘朋比我早来延安，延安的情况比我熟悉。上级要求我们除学习外，还要完成每月上缴相当于五十斤小米价值的任务。我来时上级没有分给我耕地，想种庄稼也没地方，再说这大冬天又能种什么呢?刘朋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架纺车，说是纺棉线上缴也行，许多人都在纺线哩！
我们从党校管理员那里领来棉花，纺成纱后，公家按纺出棉线的重量和等级来计算我们的工钱，这工钱就可以当作任务上缴。刘朋不知何时学会了纺棉线，纺车“嗡嗡”作响，他坐在那里竟能将手中的棉花变成均匀漂亮的棉线。我年少从戎，除了行军打仗，还真没干过这行当。刘朋教我纺纱，我耐着性子坐下，折腾半天，两只手怎么也配合不好，手里的一团棉花一会儿全绞到纱锭上了，纺的那，哪叫“纱”呀，粗的有筷子般粗，细的比绣花线还细，那锭子上不是棉纱，是搅绕得紧绷绷的棉花团。我纺不好，就着急，越着急，就越纺不好，大冬天竟急出满头大汗。这是老娘们干的活，我哪干过这个？！又气又急，我那炮仗子脾气憋不住了，嚷着：“不纺了，不纺了，这不是我们男人干的活。”说着说着，一脚将那纺车踹出老远。
刘朋像个大哥哥样，笑着劝我：“你不要急嘛，慢慢来，就学得会。我原来也不会纺，纺多了，就会了。”
他将那被我踹出去的纺车拾回来，修理好，拉着我说：“算了算了，今天不纺了，我们出去玩。”刘朋拉着我去一部找人聊天，我们翻过小山垭，就到了一部。在那里，我看见王树声、陈赓、查玉升、杨国宇都坐在那里纺线，他们一边纺一边说笑聊天，我极不自在地同他们打招呼。王树声红军时期就是我们的军长、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陈赓抗战初期就是我们的旅长，首长们都在纺线，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我红着脸对刘朋说：“走!我们回去吧，你教我，我一定学会纺。”
思想稳定了，也就能克服急躁，我终于学会了纺线，不久我就能纺出二等棉线。后来，我的产品大都能达到一等。产品等级提高，核定的加工价也就高了，我的上缴任务也能完成了。
有一天，我和刘朋看完书，就坐在窑洞前纺线。延安冬日的太阳晒得人懒洋洋的，我俩边聊边纺，竟没觉得身后有人。忽然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是周恩来副主席，旁边还站着邓大姐。我和刘朋连忙放下手里的活，站了起来，向他们敬礼。周副主席笑着问：“你们是党校的学员，不好好读书学习，怎么也纺起了纱线？”
我俩回答：我们部的学员基本上是自学，每天自己看书，支部有时也聚在一起讨论，我们边学习边参加大生产，完成应上缴的生产任务。没有地种，只有纺线上缴，以加工费来充抵，完成任务。
得知我们是从太行来延安的一二九师的干部时，周副主席深情地说：“你们从敌后来，那里条件太艰苦了，回到延安，一是要好好学习充实自己，再就是要养好身体。你俩太瘦了，要增加营养，恢复体力。今后党中央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们去做呀！”
周副主席的话就像那冬日的太阳，让我们的心里暖融融的。
我们说着话，邓大姐在我的纺车旁坐下来说：“让我试试吧！”
说着，她摇起了纺车。纺车摇摇停停，那纺的不叫线，和我刚开始学纺线一样，那线粗的几乎有小手指般粗。周副主席笑着说：“你那是在纺棉绳哩！看我的吧！”
周恩来在刘朋的纺车前坐下，手里续了团棉花，纺车嗡嗡响了起来。不一会儿，纺车上的纱锭就有了拳头般粗细，我们都看呆了，那棉线纺得又匀又细，质量能算上一等线。我们真想不到周副主席竟有这样的好手艺。邓大姐住手站了起来，说：“唉，纺线真不容易，我这女人还不如你们男人呀!”
周副主席对我们说：“你们从敌后来不容易，在延安要加强学习，养好身体，这是最主要的。我回去和毛主席商量一下，争取把你们的生产任务免了。”
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走了。没过两天，党校传达中央来的通知，将我们从敌后来延安的学员的生产任务全免了，并给我们增加了保健费。我和刘朋都是二等保健（每月相当于当时三斤猪肉的钱）。
没有了生产任务，我们轻松多了。每天除了看书就是想到处走走看看，延安同敌后就是不一样，新鲜东西太多了，我们真想把延安看个够。
延安的春天是美丽的，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杨柳，延河水又恢复了生机，向东南哗哗流淌。党校学员们边学习、整风，边参加劳动。虽然上交的任务全免了，学员们仍自觉地参加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
我和刘朋分了一块地，我俩不知种什么，就学别人种上了西红柿。西红柿长得特别好，成熟了，我俩采摘后送到管理员那里准备作价上交（学员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价，换取现金归己）。管理员不收，说是由于许多人都种西红柿，上交得太多，伙食团都堆不下了。望着满地的西红柿，刘朋和我自己吃不了几个，深感无奈，只有让保育院的娃娃们摘着玩。遗憾的是，许多西红柿还是烂在了地里。
大生产运动给延安带来了生机，党校学员们不论是哪级干部都自觉参加劳动。有一次，我看见汪乃贵①旅长在拾马粪，他背着个畚箕，没有粪捞子，就用手拾。我说：“汪旅长，你捡粪怎么用手，不用粪捞子？”
他告诉我，现在拾粪的人多了，马粪都不易拾到了，再等着做粪捞子，哪里还拾得到呢？！
我见过汪旅长种的地，那土豆长得真喜人。
延安的岁月留给我太多的东西，它值得我终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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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乃贵（1905—1991），安徽金寨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商城独立五团连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副营长、营长，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副团长、团长，红十师、红九十师、红八十九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副团长、副旅长，东进纵队支队长兼冀南军区一军分区司令员，新编十旅副旅长，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司令员，第十三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鄂西北军区第三旅旅长兼三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五旅旅长，赣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贵阳警备司令员，公安部队师长，贵州省公安总队总队长，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老八路

52（回延安）


1943年9月，太行山的秋天似乎来得较早，天高云淡，金秋气爽。我们太行一军分区在秦基伟司令员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度过了抗日战争中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
中共中央出于长远战略考虑，决定将一批较有文化并经过实战锻炼的干部，调往延安受训储存。当时的太行各部队领导几乎都是分为两套班子，一套去延安受训，一套留在太行坚持斗争。
9月下旬，我正在司令部开会，秦基伟司令员递给我一份电报。电报是一二九师政治部拍发的，内容是调我回延安学习，说实在的，我很矛盾。在太行几年了，在一军分区工作整一年，真想回延安学习，去看看我们的红色大本营，可又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同志们。
秦基伟此时对我说：“伙计，你不去吧，我给师政治部去个电报说说。”
郭峰政委也劝我留下来。原来几天以前，师政治部也来了电报，通知我一军分区的另几位同志去延安学习，其中就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杨克冰大姐，还有郭峰政委。军分区一下子走了好几位干部，秦司令确实舍不得哩!我考虑再三，既然上级电报调令已到，就应该服从，我谢过司令员和政委对我的挽留，决定不日去延安。
巍巍太行沉浸在夕阳的余晖里，供给部驻地夜壶泉的那股从碗口粗的泉眼里涌出的泉水，仍在日夜不停地汩汩流淌。要离开太行根据地了，我眷念着战友们，眷念着太行的乡亲们，眷念着这块我们与鬼子拼杀、用汗水和鲜血浇灌的土地。真的要走了，我和刘清部长在村外的山道上久久漫步，后面还跟着“艄公”和“特勒”。
要走了，我同一些不在身边的战友一一打电话道别，此刻也想到了刘伯承师长。在他身边工作了好几年，来一军分区后虽不常见面，但总有机会通电话，此时就要离开太行，远行延安了，一定要去电话道个别呀。电话要通了，师长那亲切浓重的四川话又在我耳边响起，他告诉我去了延安一定要努力学习，并告知我不必来师部集中了（一二九师还有一些同志去延安，师部原定大家都将在师部集合出发），因中央来电调太行警备旅（既原冀中警备旅）也去陕甘宁边区，我可以随警备旅一起走。最后还告诉我，他也要去延安。我听到这消息真是高兴极了。
10月初，我策马去山西昔阳，在高乐镇找到太行警备旅。
警备旅来太行一军分区一年了，全旅的物资给养都是我供给部供应，我和几位旅首长都十分熟悉。王长江旅长和旷伏兆政委热情接待了我，并安排我同该旅的警卫连一道行军。非常凑巧，警卫连连长涂兴凯是原红四方面军九十三师我交通队一班的通信员，当年长征，我们两个伤病员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才得以翻过那千年大雪山。他见到我这个当年的队长非常高兴，两人有说不完的话。由于征程遥远，涂兴凯还让一位饲养员专门来照顾我的那匹马。
警备旅有三千余人，此行陕甘宁边区路途遥远，将横贯山西全境，其中将要穿越日军四道封锁线。大部队长途行军恐难以做到不留一丝踪迹，为了保证全旅顺利通过敌封锁线，部队作了几天的准备，决定如遇敌阻拦，将用武力打过去。
部队出发，一路向西。沿途遇小股敌人，为避免麻烦，不暴露行踪，能不打则不打。有许多地段，通过我们在伪军中的内线做工作，伪军们睁只眼闭只眼，等部队过去后就朝天放空枪。有几个据点没有我们的人，当地群众主动为我军带路，从敌人防守结合部穿过去。在夜间通过时，敌人摸不清我部队的底细，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也不敢放枪，我部队从据点旁通过如走大路。部队不久就抵达太谷附近。
从太谷到交城近二百华里，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日军在此设有四道封锁线：两条南北向的公路，还有同蒲铁路和一条汾河。敌人在交通线上建立了许多据点，修筑了大量的炮楼和碉堡。日军在公路的两边挖了很深的壕沟，铁路线上还有铁甲车来回巡逻，这给我们部队的行动增加了很大的困难。部队轻装前进，避开巡逻的铁甲车，越过同蒲路，蹚过汾河，即进入交城和文水交界的地方。这时我们遭遇日军一个联队的堵截，警备旅边打边走，十四个小时竟跑了二百里路。我们进入吕梁山，日军还在尾随追击。在横尖附近，我们部队一个回马枪给日军以突然袭击，鬼子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拖着几十具尸体逃走了。我们翻越吕梁山，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与一二○师取得联系，走了几天到达临县。很久以后才知道，警备旅在晋西北留了下来，中央军委将太行警备旅划归八路军一二O师管辖。
到了根据地就像到家一样，临县县委的同志请我们吃饭。那是羊肉莜麦花卷。在太行根据地我们吃糠、吃树叶，实在太艰苦，到这里能吃到这样的好东西，大家兴高采烈，敞开肚子吃了个大饱。可哪里知道莜麦那东西吃多了会涨肚子，许多人吃撑了，直喊肚子疼，路不能走，连马都不能骑，部队不得不在临县休整。两天后，我们在兔坂以西渡过了黄河，经佳县的乌龙埠最后抵达米脂，进入了陕甘宁边区。
我与警备旅分手后，即到中央处理委员会报到。在这里，我见到了原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此时他任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兼任处理委员会主任。处理委员会专门接待和考察从敌后调回的干部，并安排和分配这些干部去延安或陕甘宁边区工作或学习。我们从华北来的同志都要在这里报到。
王从吾同志先接待了我，后将我带到徐向前那里，徐向前主任主要负责团级以上干部的考察与分配。见到老首长，我不知有多高兴，几年不见了，徐总指挥还是那样精瘦，不过气色还不错。当他见到我这个原红九十三师的干部时，也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询问了许多太行的情况。
徐向前主任让我先在米脂住下，等一些同志到齐后再同往延安。就这样，上级发了些米面作为我的伙食，并将我安排到米脂城中一居民家休息。
我牵着马，驮着粮食和行装，随处理委员会的那位同志一道去了老乡家。这家姓杜，主人是位中年妇女，家里有两个女儿，还有她的小姑子。大女儿十九岁，小姑子十八岁，小女儿才十六岁，三个年轻女子都是县女子中学的学生，三个女孩儿个个面目姣好，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这家似乎没有男人，我还真有些拘束。
我将中年妇女叫大姐。杜大姐对我很热情，张罗着给我安排住宿，在东厢房给我铺好了炕。三个年轻的女学生围着我问长问短，我这才知道，米脂这地方几乎成了我各抗日根据地通往延安的中转站，绝大部分华北和山东来的同志都在米脂等待分配去延安，米脂城中的大多数居民家，都住着这些干部。
房东一家对我照顾得很周到，杜大姐时常去院里为我的马饮水上料。不过我好几次看到大姐抚着马愣神，独自一人郁郁寡欢，唉声叹气。猜想大姐可能有心事，我曾问过大姐。她说她父母都不在了，惟有个弟弟，可几年前在战争中失散了，至今没有下落。他也是个军官，不过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抗战初期，在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两党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的军队都一致抗日。日本鬼子的铁蹄踏遍半个中国，残酷的战争使得中国的万千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中失散的亲人太多了，对这事我也只能替大姐惋惜。
没两天，徐向前主任派人通知我去他那儿一趟。我去后，徐主任让我坐下，并说派我一个任务。我以为是分配我去延安的事，马上就答应了。徐主任笑着说：“去延安还没那么快。米脂县女子中学要求我八路军去作抗日形势报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睁圆眼睛张着嘴，愣了半天神才紧张地说：“总指挥（我们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习惯这样称呼徐向前），我哪里会作什么报告，没文化，又不会讲个话。这不行，真的不行!”
“你试都没试，怎么就知道不行？这个任务派给你了，你必须去！”
“我去讲么事呢？真的不会讲呀。”
“你就讲你们在敌后是怎样打鬼子的。讲你们怎样战斗，怎样生活。这都是你亲身经历的事，把这些告诉别人就是作报告。”
“那，那我就去试试。”我敬了礼，准备离开。
徐总指挥叫住了我：“等等，明天学校会派人去接你，你准备一下。回去换套好点的军装，要注意军容风纪。”
“总指挥，我只有这套军装了。”我有点为难。
敌后太行的战斗生活十分艰苦，物资匮乏，我们每人也就一套军装。冬装棉，夏拆单，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来陕甘宁边区，这地方人生地不熟，借都没地方借，我哪有军装可换呢?
“供给部政委也就这么套破军装。前方的同志们苦呀!不容易，不容易!”徐向前眼圈都红了，似乎是对我说，更是对他自己说。他转身让警卫员将他的一套军装拿来递给了我，我还想推辞。
“拿着，明天给我精神些！”徐主任将军装塞给了我。
第二天一大早，县女子中学的校长亲自来接我。我穿上徐向前那套洗得发白的军装似乎有点大，但扎上皮带，人显得很精神。
一进学校，全体女学生起立，热烈鼓掌。
校长主持报告会，讲台上铺着红台布，还放了一盆花。当校长说请前线太行山来的秦政委讲话时，场上掌声雷动。我走上讲台，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心里怦怦乱跳，在部队接触女性机会很少，面对这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我心里真有点发怵。我从未在这么多人前讲过话，更没有在这么多女人面前做过什么报告。台下的女学生个个漂亮，这都是米脂的姑娘呀!在部队早就流传着一首民谣：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
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陕北出美女，果真名不虚传呀!
我思想开了小差，半天没说话，满脸通红愣在那里。校长给我倒了杯水，再次带头鼓掌。掌声让我清醒，将我那信马由缰的思绪带了回来。我振作精神，开始了我的“报告”。
我从刚上抗日前线时，王近山副团长率领我们打七亘村之仗讲起，将我所亲历和知道的战斗都滔滔道了出来。黄崖底、神头岭、香城固、一场战斗就是一个故事。我完全忘记了刚才的羞涩和恐慌，讲了许多身边的人物，有首长，也有战士，陈赓、叶成焕、丁思林、刘昌义、尤太忠、田厚义、杜永波、张益州……这些娓娓道出的故事真实生动、人物有血有肉，感染着听报告的女学生们。
台下随着我的叙述，时而沉默时而欢腾。我讲了八路军，也讲了太行的人民群众；讲了我们吃糠咽菜的艰苦生活，也讲了太行军民的鱼水深情。台下又随着我的叙述时而唏嘘叹息，时而掌声雷动。我也不知怎么了，一口气竟讲了两个多小时，我哪里会做什么报告呀，这都是讲部队和我身边的事。
报告会结束了，女学生们都跑上前来争着与我握手。在人群中，我看到了我房东家的三个女孩儿，她们在向同学们炫耀，作报告的秦政委就住在她们家。
回到房东家，女孩们争着告诉杜大姐，说我今天在她们学校作了抗战的形势报告，可精彩了。报告中好像有个人的名字和舅舅差不多。
大姐拉着我问个究竟，我如坠入雾里。
原来，杜大姐的那位弟弟早年在南京国民党军事院校里读书，是位军官，自从日军攻占南京后就没有了消息。我作报告时讲的杜永波与她弟弟同名。我告诉杜大姐，我在轮训队工作时的军事教官杜永波就是陕西米脂人，我又讲了许多有关杜教官的细节。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杜大姐听着听着，泪如雨下，一把将我抱住，说道：“他就是我的亲弟弟呀，好多年了没有他的音信，他在哪儿呀？”
不知是悲还是喜，一家人哭成了一团。
我详细地告诉了杜大姐，杜永波离开轮训队后调到三八六旅任作战科长，在太岳根据地工作，一切都好。只是隐瞒了杜永波在战斗中负伤，眼睛失明的情况。失散多年的姐弟有了音信这是件喜事，我不能扫杜大姐的兴。
杜大姐有了弟弟的消息，并得知弟弟参加了八路军，真是喜上眉梢，心情开朗多了，像换了个人一样，成天乐呵呵的。11月的米脂天降大雪，我住的东厢房相当寒冷，大姐让我到她房里，我和她全家人围坐在热炕上，搭上一条大被暖脚聊天，真像一家人。
11月15日，徐向前主任来信让我去处理委员会。在那里，徐主任首先表扬我，说那天去县女子中学作报告，学校反映好极了。校长不住称赞，说八路军真不简单，那些女孩子们群情激动，都要求参加八路军哩!
随后，徐向前告诉我，我被分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第二天就走。另外，还有十多个同志一起去延安，由我带队，并将介绍信交给了我，嘱咐我到延安先找中央组织部。
我回到杜大姐家向她全家人道别，她们都依依不舍。我又托人将徐向前主任的军装捎带回去，因为那时候部队艰苦，即便是首长也不会有多套衣服，我怎能带走徐主任的军装呢。
从米脂到延安经过绥德、清涧、延川，我带队走了几天，到达了延安。
那天是星期六，我们一行人找到中央组织部时，天已黑了。组织部院门外有岗哨，我们说要进院报到并出示了介绍信，可门岗怎么也不让我们进去，说是星期六已经放假休息，里面没人工作。眼见天已晚了，阴霾的天空似乎要下雪，大家都还饿着肚子，延安这地方人生地不熟，这一夜怎么过呀!我们这群人都是华北前线来的军人，此刻个个像吃了枪药似的火爆了起来，十多人与哨兵争吵，动静越来越大。这时，院内走出一人，穿着便装，戴顶单帽，问哨兵吵什么。
我见他是位首长，就敬礼报告说，我们都是从敌后来延安的，徐向前主任让我们找中央组织部，到了组织部却不让我们进去，天这么冷，今晚在哪里过夜呢?
这人批评了哨兵，并自我介绍说：“我是陈云。你们先随我来，别着急，我给你们安排。”
陈云是中央的组织部长哩!我们相互望了望，吐了吐舌头，相互推攘着随陈部长进了院。
陈部长看过我们的介绍信，派人先安顿我们在中共中央招待所住下，过两天就去中央党校。
在中央招待所住了好几天，一二九师几位旅团级干部陆续到来，汪乃贵、文建武、吴钊统和我分在一个桌上进餐。延安的伙食真不错，每桌四菜一汤，不是红烧肉，就是冰糖炖猪蹄、焖羊肉、爆猪肝，新鲜蔬菜鲜亮亮的，比起太行前线吃南瓜、咽山药蛋、啃树皮、嚼野草根不知强到哪里去了，这真是在天堂呀!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当时他们接到中央通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们即从太行前线来到延安，见到彭老总和师长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过去仅见过彭老总两次，一次在红军过草地前，我去三军团送信见过他；另一次是在太行，当时他正同战士们一道替老乡修水堰，高挽裤腿站在水中，黑汗水流地扛着石头。我对彭老总并不熟悉，可全军指战员都知道彭老总秉性耿直，一身正气。
我们太行来的一行人都住在中央招待所，吃晚饭时，彭老总同我们打招呼，看到满桌的菜甚是高兴，他笑哈哈地说：“真走运呀，招待所会餐让我们赶上了，我们借了口福哟!”
一连两天，餐餐如此，彭德怀纳闷了，这延安怎么天天顿顿都会餐？于是叫来管理处长询问。管理处徐处长告知：延安和敌后不同，延安这里规定干部和战士伙食、待遇是有区别的，战士吃大灶，不同级别的干部也有中灶、小灶之分。住在招待所里的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所以吃小灶。彭德怀听着介绍眉头越皱越紧，不等徐处长把话说完，他“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嚷道：“太行的战士吃什么，你知道吗？吃南瓜！啃树皮！延安这小灶吃得下去么？”
在太行根据地环境艰苦，没粮吃，干部战士同甘共苦，彭老总同我们一样吃南瓜、啃树皮呀!
说着说着，彭老总将旁边的空饭桌一脚踹出好远。拿着一只空碗、一双筷子瓮声瓮气地说：“我吃大灶，带我去！”
我们吃得正香，见状都放下了碗筷，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谁说了声：“走，跟彭总司令吃大灶去。”人们都拿着碗筷走出了餐厅，留下了好多桌已上好的饭菜。
这就是我们的彭老总！
为等待中央党校的通知，我们在中央招待所一住就是好几天。
一天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召集从太行来的干部座谈敌我形势，在座的二十多人像聊天样地谈着。从不远处传来阵阵音乐声，悠扬的乐曲在夜空中飘荡，这在太行可是没有的。有些干部想去看热闹，坐不住了。刘师长让我去看看外面在干什么，我循声找去，原来在王家坪的桃园里，许多人正在那里跳交际舞。我从没见过跳交际舞，也不懂人们那是在干什么，只见桃园的许多桃树上挂着马灯，灯上套着红纸绿纸，在朦胧的灯影里，人们成双成对地在树林里晃来晃去。我还看见有人在吹笛子、拉胡琴，还有“歪脖拉”（我们当时对小提琴的称呼），也没搞清楚这是干什么，只觉得挺热闹，就赶紧跑回去告诉刘师长。在半路上，见到彭老总和师长带着刚才开会的干部，朝这边走来。我上前报告说，前面桃园里正在演戏。彭老总笑哈哈地说：“走，我们去看看热闹。”
那时的延安汇集了许多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到来也带来了许多新鲜事物，交际舞就是其中之一。
在夜色朦胧的桃林里，风吹彩灯摇曳，男男女女成双成对地和着音乐搂在一起走来走去。我们这些从太行出来的“土包子”哪里见过，个个都目瞪口呆，好一会儿缓不过神来。彭老总看着看着怒目圆睁，跺脚开口大骂起来：“好你个猪丫的！狗丫的!前线的战士啃树皮，吃草根，在和敌人拼命，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了撑不过，一个男人抱一个女人，这算什么东西！”
当跳舞的人得知这发脾气的人，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时，吓得全都跑光了。
刘伯承师长曾留学苏联，对交际舞可见得多了，于是赶紧给彭老总解释，这事才算完。
我与彭老总接触不多，他铮铮铁骨，豪爽耿直，眼里揉不进沙子。我们这些从战争走过来的人，无不敬佩他的卓越战功和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诚。他的革命精神、嘉言懿行，震古烁今，垂范后世。
从敌后回延安，不长的时间却见到许多新鲜的事物，延安同敌后根据地有许多地方真的不一样呀!不几日，我到中央党校报到，开始了我的中央党校的学员生活。

老八路

（51）太行风云


1941年底，战争风云密布全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亚洲，与轴心国德、意法西斯遥相呼应，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肆向东南亚、南亚进军。吕宋岛、婆罗洲、新加坡狼烟四起，太阳旗插遍南洋。日军长驱直入，一路可谓所向披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扩大侵略的需要，为了巩固在华的统治，变中国为其后方基地，日本侵略军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压力和经济掠夺，提出了“变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的新方针。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全面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从1942年2月开始，日军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空前残酷、毁灭性的“大扫荡”。
国民党政府虽正式对日宣战，但仍奉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政策，不断地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从而，更增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我一二九师的太岳、太行、冀南根据地不断被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这段时期，我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坚持长期抗战，为准备将来反攻，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军委提出的“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要求，进行了精简整编工作。一部分野战旅被分散，充实加强了各军区的力量，我太行军区的六个军分区也军政合一。地方抗日政府和军区紧密结合，号召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咬紧牙关，度过这段最为艰难困苦的战斗时期。
1942年4月，我就接到上级的命令，去太行一军分区任军分区供给部政委。此时正是日军对我太行南进行大“扫荡”时期。我们轮训队按师部命令突围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六月，我收拾好行装，告别轮训队的战友们，去了太行一军分区驻地——黄北坪。
在军分区的欢迎会上，秦基伟司令员将我介绍给军分区的各位领导。
秦基伟任军分区司令员，高扬任军分区政委（高扬原是地方干部，此时也兼任地委书记。一般情况下，军区及部队的事均由秦基伟负责）。军分区其他领导还有副司令员胡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峰①，政治部副主任杨克冰②、冷裕光等③。
军分区辖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
供给部部长刘清、政委秦懋书、副部长赵云龙。
欢迎会上，秦基伟司令员一手端着一只掉了瓷的搪瓷杯子，里面盛着野菜汤，另一只手拿着几个山药蛋致欢迎词：“伙计，你来了，冇得么事好招待的，今后我们要有肉吃就靠你和老刘了。”
这位秦氏本家、又年长我三岁的司令员，我们是同宗血脉，论排在秦家祠堂的辈分，要比我低两辈。此刻秦基伟又开起了玩笑：“各位同志，我还要向你们介绍，秦懋书政委是我的个爷。”
我马上更正：“司令员，在这里，你是我的‘爷’。”我俩哈哈大笑。
在场的同志听了我俩的对话都莫名其妙，后来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都开怀笑了。
秦基伟司令员送给我一匹纯色白马。他说，这马是匹走马，非常听话，走起来又快又稳。白马比起我带来的骡子好得多。这牲口给我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我十分珍惜司令员送我的这匹白马。
一军分区供给部单独驻在一个叫夜壶泉的小村庄，离军分区驻地黄北坪约有十多里路。供给部下辖几个部门：
办公室：六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财务科：四人，负责军分区机关、一个正规团和八个县大队及各县独立团的津贴和物资调配供给。被服科：下辖被服厂一百多人、鞋厂六十多人，负责全军分区的被服和军鞋的生产供应。
兵械科：下辖兵工厂八十多人，主要制造子弹、手榴弹和地雷，修理枪械。
运输队：约有一百四十多人，组成骡马、毛驴运输队，负责军分区部队及地方政府的物资给养运输任务。
警卫排：三十人，保障供给部的安全，执行警戒保卫任务。
我到一军分区时，正值日军进行“五一大扫荡”。日军对其占领区实行“清乡”，从政治、军事、文化上渗透控制；对我方游击区和接敌区则侧重“蚕食”；对抗日根据地主要进行反复“扫荡”。那时，我太行一军分区根据地尚不稳定，我军的实力不强。日军的严密封锁、清剿、“扫荡”给我根据地军民造成极大的困难。我一军分区所辖地域广泛，横跨晋、冀两省，包括山西的平定、昔阳、和顺，河北的井陉、元氏、赞皇、临城和内丘共八个县。其山西部分为太行山西麓，河北部分由晋冀交界的山地逐渐展沿成平原，无论是山地还是平原，这广袤地域都成了我抗日军民杀敌的好战场。
在我太行一分区，主力三十一团避开敌人的锋芒，跳到外线作战，广大军民根据实战经验开展了各种方式的游击战。在平原上，我们学冀中地区开展地道战，四通八达的地道家家相连，村村相连，地道甚至挖到了敌人的据点附近。利用可藏可打的地道，我们在这平原地区逐步站稳了脚跟。在山区，军民开展地雷战，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伤亡。山西和河北的煤矿和铁矿较多，我供给部的小兵工厂利用这些资源制造了大量的地雷。群众也自制了许多土地雷在山边、路旁、村外、河沟埋设，并作有暗号，那么多的地雷从未伤及我们自己人，而鬼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挨炸，那真叫“不见鬼子不挂弦”。由于有这些地雷，日军“扫荡”，一天就只能走几里地，从而大大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在配合地雷战的同时，我部队化整为零，同地方民兵三五成群利用地形一起展开“麻雀战”。敌人来时，我们这里一枪，那里一颗手榴弹，鬼子挨了打，连我们的人影也见不着，这样零敲碎打使敌人伤亡不小。我军分区军民用这些游击战法，消灭了不少的敌人。
当时的太行一带，每个县差不多都有三套政府班子：一套是我们共产党组建的抗日政府；第二套是国民党委任的县政府；第三套是日本侵略军设立的汉奸县政府。这三套政府各有各的背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共产党的抗日县政府是地下的，它领导着本县的民众进行抗日活动。国民党的县政府是虚设的，政府官员都逃到了后方，留下少数办事人员偷偷活动，有时连人影也见不着。日军设立的伪县政府表面上是公开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官员不敢露面。伪县政府的人，也不一定个个都愿当汉奸。所以，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这三个县政府之间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秦基伟司令员根据太行军区的指示，在我军分区成立了武工队，选派了许多干部、战士组成精干的武工队，每队一般是十多人。这些武工队深入敌后，在敌占区里隐秘活动，对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予以严惩，杀掉几个，威慑一大片，吓得伪县政府里的一些官员、伪维持会、伪联保主任、伪保长主动和我们联系，为我方提供情报，为他们自己留后路。
武工队对伪军发起了“良心大检查”的心理战，给伪军点“红点和黑点”。例如，某伪军官兵做了一次有利抗日的事，就在他的名字后面点上一个红点，若做了坏事，就点黑点，到时一起算账。武工队经常利用敌人的电话线，将电话打到敌伪据点里，指名道姓警告伪军。这一招挺灵，许多伪军官兵做事都非常小心。一个据点的伪军排长对自己的士兵说：“你们出去都给我小心点，不许败坏我的名声，要是八路军给我点上黑点，我就找你们算账！”
武工队常在晚上给伪军们上夜课，不少的皇协军偷偷离开据点来听课。此后，见了八路军或武工队他们也不打，为应付日军就朝天开枪，甚至给我们通风报信，掩护我们过铁路和封锁线。
武工队夜里活动，白天多半就在鬼子鼻子下面的维持会、伪联保主任、伪保长家养精蓄锐。武工队在敌占区的活动影响极大。
我军分区的抗日军民就是这样在当时几种不同政权背景的情况下，展开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942年秋天，日军对我太行山区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大扫荡”。日军“扫荡”通常从平汉铁路向西行动，在他们占领的平原地区大肆建立据点，修筑碉堡，开沟挖壑，封锁交通，阻拦我抗日军民的活动。
敌人开挖的封锁沟给我抗日军民的行动造成不便，其修建的据点碉堡对我们造成威胁。那时我八路军的武器质量低劣，大部分都是轻武器，这些轻武器攻击碉堡难以奏效，而敌人碉堡里的火力控制范围较广，常造成我抗日军民的伤亡。一次，我抗日政府的两位干部穿越封锁线时遭敌人碉堡里的机枪扫射，不幸中弹牺牲。八路军早就想消灭炮楼里的鬼子，可敌人平时住在炮楼里不出来。这些小鬼子欺负我八路军没有炮，奈何他不得。敌人的嚣张气焰惹火了秦基伟，他下决心要端掉几座碉堡，给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我军分区主力三十一团在一次战斗中缴获敌人两门野炮。司令员大喜，可惜这两门炮没有炮弹。秦基伟给我供给部下命令：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借也好，买也好，抢也好，五天之内必须弄到炮弹！
我同刘清部长商量，如何完成任务。刘清部长是湖南人，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司令员让我们搞炮弹，去借、去买？国民党军跑得连人影也见不到，借和买，根本不可能。去抢、去夺？我供给部只有一个警卫排，硬打恐怕也弄不来炮弹。剩下的就只有偷了，偷？！这是个好办法。我们派出了侦察员，又通过我们在伪军中的内线，探得情报，日军占领的赞皇县城内的军火库中就有炮弹。我和副部长赵云龙，还有警卫排的几个战士，化装成庄稼人。八路军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放牛的，种田的，脱了军装就是老百姓。我们一起的有两位河北籍的战士，乡土口音可以让敌人看不出破绽。我又在驻地附近找了七八个十来岁的孩子，让他们扮成要饭的叫花子，随我们一起混进了赞皇县城。
在城里，我们两位战士挑着炒得油光亮亮的板栗，在军火库门前晃来晃去地叫卖。香喷喷的糖炒栗子果然吸引了敌哨兵，鬼子连啃带拿嚼着板栗，放松了警惕。那群孩子乘机从后院翻进了军火库，竟偷出了七八箱炮弹。趁天黑戒严前出城不用检查之机，我们顺利地混出了赞皇县城。一路小跑，几十里路一下子就过去了。回到驻地一清点，竟有二十多发炮弹。秦基伟见了炮弹，乐得手舞足蹈，嘴都合不拢。他高兴地夸赞我们演了一出新“草船借箭”。
没几天，我们供给部得知，部队用我们偷来的炮弹打掉了鸭鸽营据点的三个碉堡，小鬼子从此收敛多了。
1942年至1943年间，华北各地遭受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先是连续的旱灾，后来又是虫灾，随之而来的是霍乱、疟疾等疾病的流行，加之日军的反复“扫荡”和封锁，那真是天灾人祸!太行根据地的人口锐减，面积缩小，财经状况恶化。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
日军更加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所到之处狼烟四起，村庄仅剩下瓦砾废墟，牲口和粮食被掠掳殆尽。在敌人的疯狂“扫荡”中，太行军民进行着反“扫荡”的顽强斗争。敌人一出动，部队和群众就迅速转移，部队掩护群众并寻机打击敌人。我们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深藏粮食，牵走牲口，掩埋水井，撤离村庄，在山里同敌人捉迷藏，让敌人抓不着人，抢不着粮，找不着牲口，喝不上水。随着斗争的加剧，日军的“扫荡”更加疯狂，对根据地的封锁更加严密。我们的生活物资日益匮乏，粮食更加紧缺，一线战斗部队人均每天定量为一斤小米，实际上只有七两；我后勤机关人员每天只有半斤。这段时间也停发了菜金、办公等费用。我们供给部的任务就是怎样搞到粮食和被服，让部队不饿肚子，不挨冻，保证部队的战斗力。
当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时，冀中形势亦更为严峻，冀中军区吕正操部的王长江旅长、旷伏兆政委所率的冀中警备旅，转移到我太行一分区。我供给部原供应我分区的部队和各县独立团的粮食与物资已经够困难了，现在又增加一个旅的供应，对我们来说确实是难上加难。部队开始还有小米、玉米、黑豆等粮食，后来就吃南瓜、红薯、山药蛋，最后只有吃野菜和树皮了。
我刚到一军分区时，供给部还养了上千只羊。由于粮食短缺，这些羊陆续分到部队宰杀充饥了。最后剩下一只种公羊，供给部要宰杀时，我说：“别杀了，最后一只留下做种吧!”
这只在屠刀下被我留下一条命的公羊是羊群中的头羊，平时大家都叫它“骚羖子”，我说，它是羊群中的头羊，是个掌舵的，叫“骚羖子”不好听，就改个名叫“艄公”吧。“艄公”似乎知道是我救了它一命，从此十分依恋我，无论我去哪里它都跟着，谁要对我不善，它就瞪起眼睛，犟着脖子随时准备用犄角顶撞对方。
我到供给部之前，部队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只日军军犬，战士们将这只年龄不大的狼狗送给了秦基伟司令员。随着战事频繁，秦基伟也无暇顾及它，就将它交给我饲养。这条具有德国血统的日本狼犬，腿长腰细个头大，黄黑相间的毛油光亮亮，禀性凶残。秦基伟把这个法西斯畜生起名叫“希特勒”，我简化了，就叫他“特勒”。刚来乍到，供给部优待“俘虏”，给它的伙食标准订得较高，每天的伙食相当于我们四个战士的标准。这家伙通人性，不久就和我混得稔熟。见到穿八路军军装的人，它摇头摆尾十分亲热。有人穿了件缴获的日军黄呢子大衣，它就怒目而视，“呜呜”地低吼着，不牵住它就会攻击对方。为这事，“特勒”不知惹了多少祸，挨了多少打。所以许多人见了它都躲得远远的。我怕它惹祸咬人，走哪都带着它。“艄公”和“特勒”成天在一起，晚上都守在我的床边，这两个家伙竟成了好朋友。
随着日军“扫荡”加剧，根据地的物资越来越短缺。“特勒”原来每天还有肉吃，后来就啃骨头，吃些动物内脏，再后来和我们一样吃粗粮、南瓜、山药蛋。“艄公”还好，食草动物每天可以自己上山打食，野菜、树皮、草根、藤蔓总能混个肚儿圆。可是“特勒”这个食肉畜生就惨了，每天有肉吃的好日子没有了，从四个战士的伙食标准降到和我们一样吃玉米碴子拌南瓜、窝头和野菜汤。它不干了，宁可饿着也不吃。我生气了，抓住它那为防狼咬带铁刺的项圈，照着它的长嘴甩了几个耳光，骂道：“你个法西斯畜生，这时候我都吃这个，你还想吃么事？！”
“特勒”乜斜着眼睛，用嘴角的犬齿叼着窝头，狺狺地呜咽着，委屈地躲在角落里，眼里潮呼呼地嚼着本不是它吃的东西。唉！这食肉动物也怪可怜的，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
1943年，这是太行地区连续遭灾的第三年。旱灾、蝗灾、瘟疫接连不断。日军不停地“扫荡”、封锁，到处修建碉堡炮楼，不仅修公路、挖封锁沟，毁占了大量的农田，而且大量地派工并强抓劳工，使许多的土地无人耕种。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更使得根据地人民没吃没喝，天灾加人祸，灾难更为惨重。
此时部队的生活十分艰难，没有粮食，没有蔬菜，部队除了吃南瓜、山药蛋，就是吃自己上山挖的野菜。附近的野菜要留给老百姓，我们就走更远的山路去挖，最后野菜也不多了。不知是谁想的办法，将玉米芯碾碎了拌小米壳和野菜煮着吃，可吃了这玩意后拉不下大便，人们在大便时就用手抠。作为供给部的政委，看着部队这个样子，我心里十分难受，深感自己失职，可又没有办法。
面对这恶劣的斗争环境，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为扭转局面，度过难关，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整训主力，加强军区建设，发展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尽管环境异常艰苦，战斗又十分频繁，我们太行一军分区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响应号召，一面握枪战斗杀敌，一面挥锄开荒种地，从司令员到战士都投入到大生产中。
秦基伟司令员动员部队利用鬼子“扫荡”回撤的间隙，在山上挖鱼鳞坑种南瓜。太行山山高石头多，土质贫瘠，坡地上的一点薄土老百姓都种上了玉米。部队只有在山上从石缝里抠出一点土，慢慢积在石凹里才能种点什么。这东一个坑、西一个坑，像鱼鳞一样，所以叫鱼鳞坑。
秦司令在一次会上说：“……现在困难，我们缺衣少食，可大家想想，长征苦不苦？就那样，我们都过来了。对我们来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我们想办法，一定能度过目前的难关。”
司令员总和我们一样忍饥挨饿，我真是过意不去。好不容易积了点小米派人送到司令部，可过了两天有人告诉我，秦基伟将那袋小米全送给了伤病员。秦基伟一直穿着和战士一样的军装，他最好的衣服是几年前缴获的一件皮坎肩。下雪了，我让供给部被服厂缝了件棉衣送过去，可他硬让人退了回来。在开会时他对我说：“伙计，谢谢你用心良苦，可你不能让我搞特殊化吧。战士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这样我就晓得战士们饿不饿。战士们穿什么，我就穿什么，我要是比战士们穿得多，战士的冷暖我就不知道。”
司令员的那番话真挚、朴实，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这最困难的时期，太行人民给了自己的子弟兵最大的支持与奉献。淳朴的太行人民用乳汁和血汗哺育和供养着我们，军民情谊真是鱼水难分。我们太行一军分区所辖的几个县横跨晋、冀两省，仅军分区的机关及部队就有近万人（包括冀中警备旅），地方政府筹集军粮，群众从自己的嘴里省下粮食上缴政府，从没人说一个“不”字。战士们穿的“踢死狗”山杠子布鞋底，都是太行的大婶大娘和媳妇们一针一线纳出来的。日军多次“扫荡”，我们部队坚壁清野的粮食和装备，群众都知道埋藏地点，部队转移了，乡亲们宁愿自己饿肚子也没人去动一粒粮食。我军分区管辖数县的电话线都在山里布设，为了避免日军发现破坏，群众主动帮助掩埋藏匿和维护，甚至冒生命危险引走敌人，保护我们部队电话线路畅通。供给部驻地的村庄——夜壶泉，这个上百户人家的山村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就连地主、富农在我党“减租减息”政策的感召下，也真心拥护抗日。
我的房东大娘是个抗日军属。儿子参加八路军在我们一二九师冀南军区当兵。老伴参加了我军运输队，常年在外。儿媳是村妇救会主任，大娘带着一个闺女在家。为部队做军鞋，大娘平时针线不离手，密密地锥，紧紧地纳，上交了多少军鞋底她自己也记不清。
一次鬼子又来“扫荡”，部队已掩护乡亲们离开村庄向山里转移。我带警卫排走在最后。忽然房东闺女跑来告诉我，她娘还在村里。眼看敌人就要进村了，原来大娘还在帮邻居埋藏粮食。刘部长急了，要带警卫排回村。我说这事交给我了，挥手带了一个班返回村里。途中正遇大娘和那乡亲，此时我已看见了敌人。原来先进村的是伪军，日军随后刚到村边，伪军胆小，进村后行动较慢。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开着枪，哇哇地向我们扑来。我们几个人边打边撤，掩护大娘和乡亲出村。可怜大娘的小脚走不快，子弹“噗噗”地打在我们周围。我急了，命令我的警卫员：“张永宽，你背上大娘快走，我来掩护。”
情况危急，不容争辩，张永宽背起大娘就跑。我们丢了几颗手榴弹，“轰轰”的爆炸震住了伪军。我们乘机也撤出了村庄，同张永宽汇合，这才发现大娘已负伤。鲜血顺着手臂流下来，好在没有伤着骨头，大娘还紧紧攥着那只尚未纳完的鞋底，鞋底被鲜血染得通红通红。我和战士们的心像被刀子扎着一样的痛。
这就是太行的乡亲，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有这样的人民，我们八路军就无往而不胜。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我们与天斗，与地斗（同久旱不下雨的老天抗争，向干旱严重的土地要粮食），与日本鬼子斗，在敌人“扫荡”的日子里，同日军藏藏打打，我们一军分区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垮，也没有被日本鬼子打垮，反而站稳了脚跟，坚守着我们的根据地。我供给部为了保障全军分区及警备旅的供应，想方设法弄来了部分粮食，伴着野菜及其他最简单的物资，使全军分区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为了缩短运送物资的时间，让短缺有限的物资发挥有效的作用，我带领一个小组，在军分区所辖的八个县内，翻山越岭，寻找到最便捷最安全的山路，并绘制了地图。这些隐秘的山路，就成了全军分区物资供应的生命线。
秦基伟司令员对我们供给部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军分区参谋长王远芬④是位年龄较大的老同志，这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在这艰苦的环境中身体被拖垮了，患有严重的肺病，不能正常坚持工作。一次，在军区分区会议上，他拉着我的手说：“秦政委，你们供给部跑遍了军分区八个县，我还没跑完啰!绘制地图本是我们司令部的事，是我参谋长的事呀。我这身体不行，实在是惭愧呀!”
在这困难时期，我们供给部的刘清部长呕心沥血为供给部做了大量的工作，繁忙的事务性工作几乎耗去了他大部分的精力。参加革命前，在湖南老家他是位银匠，有一手打制首饰的好手艺，由于银匠职业老是要低头弯腰锤打首饰，他那高大的身躯已有些佝偻。那年他有四十岁了，因无暇顾及自己的婚事，仍孑然一身。那时军中男女比例差异较大，男多女少，要找合适的对象可不容易，还没对象的我决定为刘清部长当回红娘。我想到我供给部下属被服厂的生产小组长张银素。这是位活泼开朗的十九岁的姑娘，平时没事她常来供给部，和我们几位都熟，也许是年龄相仿（我大不了她几岁），她有事没事就来供给部，找我也就更多些。
有一天我找她来，很认真地同她谈话，告诉她，组织上在考虑她个人的事，但也想听听她的意见（战争年代，组织上为干部考虑对象及婚姻问题是很正常的事）。张银素听到这话，羞赧地低着头，满脸绯红，双手撑着板凳沿，悠荡着双脚说没什么意见，一切听组织的。当我告知，我是为刘部长做媒时，她扬起脸，惊恐地瞪着我，脸一下子煞白，摔了凳子跑出了门。原来她觉得刘部长的年龄比自己大了太多。经过多次做工作，张银素终于同意了。刘部长没意见，可这婚姻还要组织上批准。为这事，我找到分区政治部，冷裕光副主任称张银素不是党员，这事不好办（那时组织上要求团级干部的配偶一定是中共党员）。我找到主任杨克冰大姐，大姐倒是赞成这门亲事，但也因这个问题她不好做主。我直接找到秦基伟司令员，秦基伟说：“哪来那么多条条框框，刘部长年龄大了，这事不能拖，只要他俩没意见，我批准了。吃喜酒一定叫我。”
就这样，红娘还真叫我当成了。我又张罗着他们的婚礼，结婚那天，秦基伟等军分区领导都来了。几支红烛照亮简洁干净的房间，粗劣的包谷酒，几斤炒花生，一钵山核桃透着喜庆。我让人弄来的猪肉做了好几大碗冰糖红烧肉，满屋飘香。新娘子还是穿着那洗得发白的军装，一头短发扎了一个发结，嫣红的脸蛋透着妩媚。刘清部长似乎挺直了腰板，乐得合不拢嘴。秦基伟司令员的祝酒词热情洋溢，婚礼简朴而热闹。多少年后，我知道他们仍是一对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恩爱夫妻。
在太行一分区那段生活艰难、战事紧张的日子里，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正值日军“扫荡”，我供给部刚转移到一个新地点，秦基伟司令员来我供给部下属的被服厂检查工作。随行有参谋和警卫员，还有一个警卫班。在老乡的房间里，秦基伟正同我和刘清部长研究全分区物资补给线路问题，桌上摊着我们绘制的物资补给线路图，秦司令员俯在桌上，专心制定我们去和顺的线路。正在这时，门“哐啷”一声被推开，急冲冲闯进一个人来。
进门来的是文化教员苏某某（现在已记不起他的名字），苏教员原是东北的进步学生，赴延安后分配来到华北前线，在我供给部下属的被服厂任文化教员。刚来华北前线不久的苏教员没有战斗经历。他满脸是汗,神情慌乱地报告：“报告，前、前面坡上发现敌人。”
我忙问：“有多少？”
“一个人（营ｙíｎｇ)。”
“一个营？是伪军？”我反问道。日军一般是以联队、大队、中队为建制。如果说是营，就应该是伪军了。
“是！后面落好远还有。”
“你没看错？”
“没错！真是一个人（营ｙíｎｇ），还扛着枪。”
一直在埋头看图的秦基伟直起身来。
这时，我已感到情况严重，一个营的伪军有三百来人，后面还有，一定是日军，通常鬼子“扫荡”就是这种阵势，伪军在前，日军在后。按这架势，日军少说也有一个中队。敌人来了五百人，而我们的战斗力量太少，警卫排才十来人（有一个班出去执行任务尚未返回），司令员带来的一个警卫班，再加上我们能战斗的也就是三十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况且，我们被服厂人员和设备已来不及转移，村里还有上百号老乡。想到这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慌么事！敌人离我们还有多远？”秦司令问道。
“二里地吧！”苏教员稍镇定了点。
“你要是谎报军情，我枪毙了你！”我瞪着眼睛对苏教员吼道。
“我不敢，真的没、没、没错。”苏教员又结巴了。
秦司令将抽得只剩小半截的喇叭筒烟摔在地上，从枪套里抽出手枪，对我下达命令：“赶快组织，掩护被服厂人员和老乡转移。”
我嚷道：“司令员，你先走，这里有我！”
“我往哪里走？！老子一个人都能顶它一阵子！”
就在这时，门外又进来一个人，这是我们派出去的前卫警戒岗哨。他告诉我们：“是老何来了。”老何是我们在伪军中的内线。
“就老何一个人？”刘部长问。
“就他一人。几天前，下边炮楼抢老乡的牲口，这次都送回来了。”
我扭头问苏教员：“你谎报军情呀！一个人（润rùn)，你说是一个营？”
“我没瞎说，真是一个人(营yíng)。”
秦基伟将手枪插进枪套：“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说个么事一个‘营’，这要是在战场上误了事，非枪毙你不可。”
苏教员狼狈地站到了一边。由于地方语言的差异，闹了个大误会。说真的，秦基伟和我的那口黄安话听起来也不怎么样。别人也说过我们：“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什么一个‘润’。”
在太行一军分区战斗和生活的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与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郭峰、供给部长刘清，还有许多战友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许多往事让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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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郭峰（1915—2005），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8月，由中共北方局选调到东北军做地下党工作，化名高翔。同年10月， “西安事变”期间，他在东北军53军军部及所属第119师做地下党工作，并在119师教导营任教官。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东北军53军工委领导成员，负责基层党的工作。任冀西游击队第四大队政治指导员。冀西游击队总队政训部主任。129师第11旅旅政治部主任。太行一分区副政委、政委，太行一地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吉黑边区纵队副政委、吉江省委委员兼吉江行署主任。辽吉省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辽吉省委民运部部长、秘书长、省委常委。东北全境解放，郭峰同志任辽北省委副书记、书记。省军区政委。1952年7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东北局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和“审查”，被下放到省“五·七”干校劳动，停止工作长达10年之久。1978年恢复工作，任辽宁省财贸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1979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2005年4月7日在沈阳逝世，享年90岁。
    ②   杨克冰（1909—2009），女，奉天（今辽宁）海城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女部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太行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４２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海城中心县委书记、辽南省委民运部副部长、东北妇女联合会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书记，辽宁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
    ③   冷裕光（1915—2000），又名冷玉光，湖北大悟县人。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团务委员会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为晋冀鲁豫代表团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 中共七大候补代表。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第二十五旅政治委员、第九纵队党委委员。中共豫陕鄂区第五地方委员会书记，豫西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委员。湖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第五十一军第二一一师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中南建工局副局长，西北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西安市国防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湖北省监察厅厅长、党组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校长、党校书记。1980年当选为湖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④   王远芬(1907～1962)，安徽六安人，1928参加农会和赤卫队，1930年参加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第一、二、三、四次鄂豫皖苏区和川陕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任红十一师三十二团特务连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侦察参谋。三八五旅独立团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任太行军区一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太行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参谋长。新中国建立后，任河南省军区参谋长和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老八路

50（反“扫荡”的日日夜夜）


1942年春，日军对我八路军各根据地开始大“扫荡”，尤以对冀中和冀南两个根据地为烈。敌人企图消灭我八路军主力部队，杀我人民，掠我物资，彻底摧毁我抗日民主政权，以达到其巩固华北占领区的目的。
这次敌人的“扫荡”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重点“扫荡”太行北部及冀中平原地区。日军在冀中实行了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那真是“村村飘白挽，处处是狼烟”。八路军冀中地区的主力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其他的根据地，一部分化整为零，仍坚持在当地同敌人打游击。冀中区委在残酷的环境中不得不作暂时的转移。
一日，一二九师李达参谋长给我们师属干部轮训队下达任务。李参谋长告诉我们，冀中区委书记黄敬①同志和区委一干人原本向一二九师师部所在的涉县转移，可转移途中同掩护部队失散。一二九师已派出几支部队寻找，目前仍然无消息。现在不得不调动我们师干部轮训队也参加寻找接应。李参谋长在地图上指出了大致的方位，说他们的位置大约在石家庄以南，应该迎着向北寻找。上级从师部直属队调了两个连，随同我队100多学员组成一个分队就出发了。
从涉县到石家庄南北有好几百里地，不知道他们是在平汉铁路的东面还是西面。那么大的范围要找到他们十几人，无疑是大海捞针。我们从涉县出发，经邯郸过武安，尽量避开日军的封锁线，一路向北寻找。在沙河县和邢台也通过我地下组织打探，毫无消息。在沙河的刘石岗附近遭遇小股日伪军打了一仗。我和刘昌义商量，我们俩白天兵分两路并排打探找线索，晚上在预定地点汇合，就这样连续几日，还是没有黄敬他们一行的音信。在内丘县，我们看见很多从冀中一带往南来的老乡，那都是躲避日军“扫荡”的老百姓。我们判断很有可能他们就混在逃难的乡亲们中了，于是我们两队又合在一起继续迎头向北。
那天中午，我们进入临城县的一个小镇，在镇边布置了岗哨，就准备休息。通信员张永宽带着随队的连长找到我，说是在另条街的饭铺里有几个人不像当地的老乡，让我过去看看。我和刘昌义过去一看，是几个穿长衫的生意人。于是同他们攀谈，他们滴水不漏谈的都是生意经，看得出还真是生意行家。可是我和刘昌义都觉得，他们看见我们穿着八路军军装虽然很警觉，但还是流露出一丝兴奋。我感觉有谱，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说是在寻找黄敬同志。那时，敌人有时也化装成八路军到我根据地收集情报或捕获我地方政权的同志。在斗争残酷环境复杂的情况下，他们的警觉是应该的。我和盘说出我们的番号、我们的出发地，以及寻找黄敬一行的目的。一个30岁左右模样像帐房先生的人站起来同我和刘昌义握手，说他就是黄敬。我们非常高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我们带着黄敬同志一行返回师部，一路上尽量避开平汉铁路和公路线。在邢台县遇上了三八五旅的一个团，原来他们也是受命寻找黄敬一行的。由于他们人多便于护卫，为了安全，我们将黄敬同志一行交给他们，先行返回师部，完成了任务。后来听说黄敬同志顺利到达了一二九师。
1941年后，日军更加紧了对晋察冀、冀中和太行敌后根据地的进攻，在华北连续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其占领区实行“清乡”；对我边沿区实行“蚕食”；对我根据地实行“扫荡”，并使三者结合起来，反复进行。日军为了进攻根据地，绞尽脑汁，派遣特战部队，化装深入根据地，妄想奇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并在不同的时期潜伏或安插特务，收集情报，在我内部进行破坏。记得有这么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
一二九师师部在根据地内数度搬迁，干部轮训队也随师部行动，驻地一般离师部不远，大约都在十多华里。记得有日，干部轮训队没有课程安排，大家休息。听说距我驻地约20里的深山里有座寺庙，规模不算很大，但香火旺盛。刘昌义约我还有另外几个干部学员一起去看看。那一带林木茂密，山清水秀，顺山谷有条山溪，流水淙淙，我们沿着山涧小道一路上行，别致的风景让我们留连往返。遇上沿途的香客，得知那寺庙还有七、八里地。在一个山涧的水潭里，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鱼。清苦的部队生活一下子激发了我们要改善伙食的热情。大家一商量决定不去寺庙了，就在这水潭里捉鱼。几个人脱了军装，都下到水潭嬉戏打闹，堵口抓鱼。山西老乡不吃鱼，那水潭里的鱼真是多，我们将裤脚扎紧装鱼，每人都兴致勃勃扛了满满一裤“袋”的鱼返回了驻地。寺庙没有看到，可我们收获不小。
很久以后我们得知，就是那座我们没有去成的寺庙发生着奇怪的事情。根据地保卫锄奸部门数次接到报案，一些上山还愿的妇女香客，离奇失踪。数次派人调查也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正巧部队有一科长肺部染病，需要静心疗养，组织上就联系到这寺庙，安排该科长前往。科长住下后，看见寺庙规模不大，由于寺庙坐落在深山里，白天香客不少，香火旺盛，到了下午香客都会下山返回，无人留宿寺庙。庙里也就是一中年主持和一小和尚。
庙中没有其他人，可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总有些奇怪的声音传出。庙中就两个和尚，可过不了多久，那中年主持就会下山买些粮菜上山。种种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科长的注意。科长让警卫员接触那小和尚，没想到那小和尚竟是个哑巴。该情况汇报到保卫部门引起了重视，经过侦察，发现这寺庙是日伪特工组织在我根据地建立之前，潜伏设置的一个秘密据点。那中年主持原本是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旅长，后投靠了日伪，按照特务组织的安排，杀害了原来寺庙的主持和其他和尚，并下毒手弄哑了幸存的小和尚留此作掩护。寺庙大雄宝殿后面千手观音菩萨下面就是地下暗道，下面的暗道密室里藏匿着二十几名匪徒，密室里设有电台。这密室还有地道通向寺庙外面。白天特务们在此隐蔽，晚上就外出潜入根据地要害部门进行破坏或收集情报。保卫锄奸部门一举破获了这个日伪隐秘据点，捣毁了敌人安插在根据地中心的窝点，逮捕了全部的特务，并意外地发现解救了十多位以前失踪的妇女。
原来在后殿东厢堂里，敌人安装一块活动的翻板，只要机会适当，那主持就会引着进香还愿的妇女进入该室，乘人不注意拉动翻板，进香妇女就会跌入密室，与外界失去联系。这些失踪的妇女落入魔窟，被那些匪徒禽兽糟蹋蹂躏。案件破获后，失踪的十多位妇女才重见天日。
解放后，这一案件作为原型被拍成了电影《古刹钟声》。
敌特破坏根据地的手段多变，对八路军也展开情报战。他们想方设法收集八路军干部的资料信息，一方面希望对个别意志薄弱者进行金钱收买策反；另方面希望掌握八路军高级干部的个人信息资料，准备实施暗杀。敌人的工作真是到了无孔不入。
有次我和刘昌义去师部开会，散会时被李达参谋长叫住，将我们带进一个房间。李参谋长说：“你俩看看，这里面会有你们吧？”
我和刘昌义一看，那桌上放着一大叠相片。我们翻看着，发现很多熟悉的面孔，这都是一二九师的干部。李参谋长翻出了两张照片笑着递给我们：“你们看看，这是不是你们两个狗东西？”
当我看见这张相片，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相片中的两个人面部不是十分清晰，但是能看清楚，那是我和刘昌义。我俩穿着缴获日军的马裤，打着绑腿，面对面站着说话。那相片的背后还写着“刘、秦”二字。刘昌义看着相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从小到大就没有照过像，原来只是听说过，根本就不懂如何照相，这相片是怎么来的呀？
李参谋长告诉我们，这是在战斗中缴获日军一只保密箱里的东西，有厚厚的一沓，这些相片中人基本都是一二九师团以上的干部。这些相片都是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偷偷拍照的。看来敌人已经渗透到我们内部，拍下这些相片就是想要掌握我师各级干部们的情况。所以我们内部一定要清查，同时李参谋长告诫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战争中除了勇敢地冲冲杀杀，头脑中还要清醒地挂着弦。敌人给我们上了一课，“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1942年春，日军开始对我八路军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5月，敌人完成第一阶段的“扫荡”后紧接着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扫荡”。重点是“扫荡”太行南部（邯长公路以南，浊漳河两岸），投入兵力约一万五千余人。目标就是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及在这一地区的机关和部队。敌人来势凶猛，部署严密，仍然使用所谓的“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战术，对根据地的“扫荡”空前残酷。
当时，一二九师师部驻扎在清漳河畔的赤岸，主力部队都在外围作战，身边仅有新一旅的一个团。日军数倍与我，敌强我弱，形势十分严峻。敌人开始“扫荡”势必出现在根据地腹地兵多，边地兵少，敌占区空虚和补给线延长的局面。太行地区地形复杂，群众条件好，我们熟悉地形。师部首长决定：师部机关和附近的部队一定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突围转移。李达参谋长命令干部轮训队不随师部行动，单独分散转移。并指出：轮训队不是战斗部队，尽量避免同日军直接战斗，应向东北方向迎敌而上，从日军的缝隙中穿插出去，保存干部实力，抵达安全区域。
我干部轮训队当时驻扎在南庄。刘昌义任队长，我任教导员。在敌“扫荡”前，轮训队已经结业，大部分干部都已返回原部队参加战斗，原三个轮训队剩下部分学员合并为一个轮训队。此时全队有100多人，跟随我队行动的还有一个战斗排。全队除原有的短枪外，还配备了长枪。轮训队学员基本都是战斗部队抽调来学习的营团级干部，几乎清一色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这些人身经百战，既有指挥能力又有实战经验。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按照命令完成转移任务。我和刘昌义还有一位副旅级干部学员研究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转移方案，布置任务开始转移。
炮声隆隆，枪声不断，敌人数路“扫荡”部队进入我根据地腹地。敌进我进，我们迎着敌军时而在山谷溪流中行军，时而登上山脊前进，选择林木草丛茂密的地方小憩，几次路遇“扫荡”的日军，都成功避开。夜行昼伏，我们已到达武安县的阳邑附近。
在这一带，感觉敌情不算严重，部队准备宿营休息。天黑后，通信员找到我说，傍晚时，他发现一处屋梁上停歇着一群鸽子，乘天黑后捕捉了几只准备打牙祭，发现其中一只与众不同。我接过通信员手中的鸽子一看，这鸽子体型比一般的鸽子壮硕，脚上还有一金属脚箍。掏出脚箍里的一张薄纸，那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日文，原来这是只日军传递情报的信鸽。小日本真是鬼，为防泄密，他们保持无线电静默，以古老的方式用信鸽传递情报。我赶紧找来我队的日本反战同盟的宫本教官。他翻译说，日军进山的某某部队，遵命提前结束扫荡计划，将回撤据点接收受新任务。
我们立即派人化妆返回寻找师部，要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上级。
此后我们得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挽救颓势，日军不得不从华北占领区抽调部队增援太平洋战场。提前结束太行地区的扫荡计划，抽调兵力回撤的原因正是如此。
次日，在一个村庄，我们遇上了地方武装的区小队。他们说，正有一支敌人“扫荡”部队向这个村走来，大约有100多人，全是日军，没有伪军跟随。我们估计是敌人的一个中队。刘昌义和我商议，我们原有100多人，再加上区小队就有200余人，占有优势，打它一家伙。我说李达参谋长命令尽量避免同敌人直接战斗，保存建制和实力。刘昌义说，我们这一打可以吸引牵制敌人，减轻师部那边的压力。遥望身后，炮声日夜不停，我们为师部机关和首长的安全捏着一把汗。我知道，刘昌义是多日没仗打，手痒了。我们判断，这很可能就是鸽子传递的情报中所说的提前结束扫荡计划，撤下来的日军，而这一个中队的鬼子就是回撤探路的先头部队。
比较了我们和敌人的人员装备，我也想干它一场。叫来区小队长一问，这村庄是敌我反复争夺的游击区，村里老乡都已转移到山里。村头的上房顶部有三个街垒工事，村里有几处地道，平时为使我方战斗有利，很多老乡将自家的院落都修成相通的。真没想到区小队这么熟悉地形，这下可是帮了大忙。与敌人相比，我们人员和武器都不差，地形地貌对我十分有利，而敌人全是日军，没有伪军的协助，地形不熟，那就是聋子瞎子，又没有准备，那就等着挨揍。我和刘昌义一拍即合，打！狠揍这些狗日的！
根据敌人以往的习惯，鬼子进村一般都是2-3人为一组分散进入各家各户搜索。我们制定方案，5人和1名区小队的战士为一组在房间和院落里对付鬼子。尽量不开枪，避免招来更多的敌人。刘昌义和我向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日军离我们大约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在村头和主要路口埋上了地雷，各就各位进入战斗位置。
鬼子进了村，果然也是三三两两地入户搜查。“挑帘战”此时派上了用场。华北农村的庄户人家，每家都习惯用布帘挂在里屋门框上挡灰土。鬼子入户后常常用刺刀轻挑布帘进屋，此时鬼子的动作不是刺杀姿势，胸前就挪出了空挡。我们的战士乘鬼子刺刀挑帘的时机，一个突刺就可以干掉鬼子。我这个组的学员手握步枪，那布帘刚被挑起就出枪，只听“噗”的一声，刺刀捅出去，门口的鬼子就栽倒了。我也听到隔壁左右院子里的砖瓦响动，那是鬼子在倒霉。突然一声清脆的三八大盖枪响，整个村子都响起了枪声，这是鬼子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我估摸此时鬼子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三分之一，于是冲出了院子。刚出院子就发现鬼子的一个尉官蹲在老槐树下指挥一个背报话机的鬼子在呼叫。那尉官也发现了我们，转身就闪进了旁边的一个院子。那个报话兵背对着我还在叽哩哇啦呼叫，不知是谁给了他一枪，鬼子一个狗吃屎爬在地上就不动了。我上前用驳壳枪打了一梭子，将那报话机打得稀烂。
战斗还在继续，整个村子到处都响着枪声。
我听见刘昌义在大喊：“挡住那几个鬼子，莫让他给老子跑了！”跟着，村边的地雷就炸响了。
在这村庄院落里，日军的长枪打起巷战就没有我们的短枪来得利索，双方往往同时发现对方，可我们的短枪先响，倒下的就是鬼子。我们这100多人学员队伍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非常强。短兵相接，日军携带的掷弹筒一发炮弹都没有来得及打。黄昏时分，枪声渐渐停息。我和刘昌义汇合打扫战场，清点人数。此战共消灭日军120余人，仅跑掉了10多个鬼子。为了避免日军报复，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撤离了村庄，向西北方向的青岩寨和峻极关疾行。
经过数日曲折往返路线的行军，我们避开了日军的“扫荡”部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突出重围的我们挂牵着一二九师师部机关和首长们，不知道他们能否安全转移。
六月中旬，我们干部轮训队到达了内丘、临城和赞皇的交界处，遇上了一分区的部队。从他们那里得知，师部机关和首长历经艰险，已突出重围，转危为安。五月反“扫荡”胜利了！敌人动用了那么大的气力，虽然还在山沟里鸣枪打炮，“合围”、“抉剔”，可他们什么也没有捞着，只能站在太行山下，仰头望峰兴叹。
八路军就是这座山！中华民族就是这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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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敬（1912-1958），本名俞启威，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北京。1931年考入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物理系。“九·一八”事变后，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一二.九”爱国学生示威游行活动。1937年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北平到天津、济南、太原等地。后任中共晋察冀区委员会书记。1938年春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参与组织领导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创建工作和反“围攻”、反“扫荡”斗争。1942年秋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平原军区政委。1946年冬到阜平，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区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等职。1948年夏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部长。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军管会副主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1952年8月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2月10日在广州因病逝世。

老八路

49（在刘伯承师长身边的日子）


1938年至1943年，我从延安“抗大”回到华北前线后，先后在一二九师直属队、师部随营学校、师干部轮训队和太行一分区几个部门工作过。这一期间，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同日军进行着极其艰难困苦的武装斗争。我虽不是刘师长身边的贴身警卫和参谋人员，但我工作的这些部门常同师部在一起，因此，我也常常受到刘师长的直接教诲与关怀。想起那些在刘师长身边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师长对我的言传身教感人至深，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良师益友，也是首长、家长，他是我一生中最敬慕的人之一。
我是放牛娃出身的革命战士，在家从未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参加红军后，在部队才开始识字，而我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刘伯承。
记得那是1937年二、三月份，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匪激战，风卷大漠，血染祁连，西路军被困，军情危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我红三十一军、四军还有其他的红军部队组成援西军，开赴甘肃镇原接应西路军。
当时我在随营学校学习，随营学校和司令部都驻在镇原县城里。学员多是连、排级干部，大部分人都是贫苦出身的农家子弟，没几个人读过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补习文化。
一个星期天，别的学员都在外面活动，为完成教员布置的作业，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练毛笔字。那时候，我们没有自来水笔，只有毛笔，为了便于携带，就将长杆毛笔截短，一点宝贝墨块儿也用纸包好，行军时就放在装洋瓷杯子的布袋里，要用时再用粗瓷碗底当砚台碾墨。纸张金贵，一张纸通常是先用铅笔写，然后再写毛笔字，反复利用。毛笔我拿不好，像捏筷子一样，写字更是没姿势，斜杵着肩，扭着腰，歪着脖子，几乎趴在桌子上，像捉虫样一笔一画认真写字，哼哧哼哧喘着粗气。写字真比干活还累呀！
我没有注意有人轻轻走到我背后，一把将我捏着的毛笔突然提起，糊了我一手墨汁。一股无名火窜上头顶，我转身刚要发脾气，一看是刘伯承司令员，他手里正拿着那支半截毛笔站在面前，顿时蔫了。举起那只墨手敬了个礼：
“报告司令员，学员秦懋书正在练写字。”
“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你叫啥子？”
“秦懋书。”
“哦，小秦，你看你，这哪么像写字的样子嘛？撅着屁股，躬着背，笔拿得像握刻刀，那哪么得行！去洗手，我教你。”
我洗掉手上的墨汁，恭恭敬敬地向刘司令学写字。
“坐要端，身要正，头莫歪，臂悬起，笔拿直啰！”司令员纠正着我的姿势，甚至手把手教我如何运笔。他最后端来一碗水说：“现在我们困难，没得那么多纸让你练字。你每天用这毛笔蘸水在这木板板上练，一天要写完这一碗水，我要检查的。”
司令员给我布置了任务，我得执行，于是每天老老实实蘸水练字。
刘司令连着几天还真的来检查我写字。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刘伯承的教诲。
1939年至1942年期间，我先后在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和师干部轮训队工作，离师部不远，同刘伯承师长接触就多了。刘师长有次来随营学校讲课，我当时是队指导员，在向他汇报学员情况时，他问道：“你是九十三师交通队的，是叫秦啥子书吧？”
“秦懋书，就是在镇原时，你夺我的笔，教我写字的小秦。”
“对头。小秦，我记得你。我布置的任务，你现在还在执行吗？”
师长还记得让我蘸水练字的事。
我红着脸嗫嚅不言。上了抗日前线，有仗打，那写秃了的毛笔早丢了，更谈不上每天练字写光一碗清水，我真不知如何对师长说。
在师部轮训队工作时，由于师部和轮训队相距不远，与师长的接触就更多了。他不厌其烦地督促我学习文化，有几次还亲自找我个别谈话，鼓励我，讲工农干部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意义，其后又多次告诫我要加强学习，遇到问题，不耻下问，直到弄懂为止。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的许多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的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有许多人后来又派到抗日前线。刘师长又告诫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要向知识分子们认真学习文化。师长对我们讲话和上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时还用很形象的比喻。为了阐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讲课时说：“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大多数人参军多年，风风雨雨，南征北战，打了很多的胜仗，也吃过亏，上过当，就是说大家都有经验和教训。经验好比铜钱，我们一双手最多能拿几十。如果我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我们就能把成百上千的铜钱串起，这就是把经验系统化，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们的战术素养才能得以提高，‘钱’多了我们才能‘富’起来。我们工农出身的干部要使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水平提高，首先要解决文化知识问题。我们有一些干部文化水平差，上级的书面命令看不懂，百事依靠别人，那哪么得行？！问题有两个方面，光有钱，没得钱串子，那钱背不起，带不走，那不行；当然啰，光有钱串子，没得铜钱，一文不名，也不行。空道理解决不了问题嘛！”
刘师长的这些比喻让人印象深刻，当年听起来只觉得对，日子久了，就慢慢掂出它的分量，更能体会出它是多么寓意深长！
在师部轮训队，我的空余时间较多，学习也有了相当的长进。师长常来轮训队，一有时间就找干部、战士聊天。他愿意直接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对轮训队也要求甚严。他经常到队里听取我们的汇报，要求我们写工作报告并直接交给他。
记得有一次，他让刘昌义和我分别写工作报告，介绍我队的政治思想、文化学习、军事训练方面的情况。这下可难倒了我，刚学了点文化，许多字还认不全，这就要写报告，实在是难呀！整整三天，我将自己关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向杨法军秘书请教，捉虫般密密麻麻写满了几张纸，最后将这报告交给了刘师长。我毕恭毕敬地站在师长面前，见他右手拿着我的报告，左手拿着放大镜，迎着光艰难地看着。
师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唉，小秦哪，你怎么就这样欺负我个瞎子呢？”
我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师长，我怎么会呢？”
“你看你，这报告的字这么小，像豆豆虫一般，我个瞎子哪里看得见哟！你这是不想让我看咧！”我一阵难堪，满脸窘迫：“师长，我没想到，对不起……”
“这样吧，这报告的字太小，我看不见，你拿回去重抄一遍。字要写大些，再拿给我看，明天怎么样？”
“师长，我拿回去重抄，明天一定交给你。”
我又将自己关在房里，重抄那报告。我写的字不是大就是小，怎么也抄不好。刘昌义的秘书史子谦进来告诉我，刘昌义队长的报告是他帮助誊抄的，报告已交给了师长，师长很满意。
我赶紧将我的报告推到史秘书跟前说道：“帮个忙吧，我实在写不好，师长批评我的字写的太小，他看不见，要我重抄，字要写大些。你好事做到底，帮我重抄一份吧！”
史秘书答应了，坐下帮我誊抄那报告，我赶忙为他端茶、研墨。一个多时辰，一篇漂亮的中楷毛笔字誊抄的报告出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中午就拿着报告跑到师部去了。
进了屋，师长不在，只有邓小平政委一个人在屋子里摆象棋谱。邓政委问我有啥子事，我说师长让我重抄的报告已抄妥，现在送来了。
邓政委说：“师长昨夜睡得太晚，现在正在休息，你等一下吧。来来来，跟我下盘棋。”
我那棋原是跟尤太忠学的，尤太忠的棋技比我强不了多少，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嘛，我那臭棋怎敢同政委下。再说邓政委平时不大言笑，一脸严肃，除了因工作必须向他汇报外，我们一般干部都不敢同政委说话，就连平时嘻嘻哈哈的陈赓旅长也不敢随便同政委开玩笑。要跟政委下棋，我心里直发怵。
“坐下坐下，没得啥子事，就下盘棋嘛！”
“政委，我不行，我那棋不行。”
“来嘛，没下就说不行。不下，那哪么得行？下！”邓小平已摆好棋，看着我。
我硬着头皮坐下来，哆哆嗦嗦地下了第一枚棋子：“当头炮。”
政委看着我那紧张的样子，笑了起来：“当头炮是进攻棋，抖个啥子嘛？”
我那棋艺本来就不怎样，加之心情紧张，没几个回合就输了。也许是邓政委的棋瘾发了，没人与他下，就抓住我不放。
“再来，再来，莫慌嘛，慢慢下。”
不一会儿，我又败下阵来。我不自在地说：“我说我不行嘛，你非要我下，我的棋臭得很。”
这时师部机要科的杨国宇科长进屋来，算是给我解了围。
邓小平说：“你那棋嘛，不太臭哦。马蹩腿都不晓得，就算有点臭吧。杨科长，你和我杀一盘。”刘伯承师长这时也进了屋，我正好脱身将报告交给了他。刘师长接过报告翻了几页，露出笑容：“这很好嘛，小秦，以后就这样写。”
我告诉师长，这是秘书替我誊抄的。
师长鼓励我说：“看得出来，这字不是你写的。这次报告是自己写的就可以了，今后要把字练好。记住，重要的事情都要自己做，不要依赖别人。其实让你和刘昌义写报告，目的就是督促你们学习，要尽快掌握文化知识，做合格的指挥员。”
师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为了让我们努力学习，刘师长真是用心良苦呀。
刘师长没有别的嗜好，不吸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下棋，有空就看书，读书就是他最大的爱好。战事频繁，他利用战斗间隙，利用点滴时间，以他深厚的俄语功底翻译了苏军的野战条例，为八路军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即便这样，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有空时就大声读俄语。听着那与我们黄安话完全不同的俄语，我十分好奇。
一天，我们几个人见师长在读俄语，就凑过去看热闹。那俄语是听不懂的，只觉得俄语的弹舌音挺好玩。我便问师长：“师长，这俄语好不好学呀？你教我几句好不好？”
刘师长笑眯眯地说了一句：“Хорошо”
“这是么事话呀？”我听不懂。
“这就是‘好’，‘行’的意思。”刘师长回答，紧接着又重复说了几次。
我的嘴咕咕叽叽没出大声，心里默默记着，我很认真在学。
师长说：“学俄语要脑勤，嘴勤，得天天开口说。我先教你这句，学会了我再教新的。”
“师长，俄语好学。你教我的这句，我会了。”
“会了？说我听听。”
“哈，哈大个苕。”我一本正经地用我那黄安方言说着刚学的俄语。
满屋子人一下子笑翻了，刘伯承好不容易忍住笑：“用你的地方话学俄语不行，那不得行。学俄语要坚定信心，刻苦勤奋才行。你那个‘哈大个……啥子……苕’，哈哈哈哈。”
俄语不那么好学，我终究没能学会，可我一辈子记得我向师长学俄语的“高招”，创造了“哈大个苕”。
刘师长与邓小平政委关系密切，人们总是将他俩连起来称“刘邓首长”。
师长身为军事指挥员，也常常配合邓政委做了许多的政治工作，邓政委不在时，他经常向党内外干部做形势报告或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由于他有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又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他的讲话极有说服力，人们不得不心悦诚服。刘师长常说：“不懂得政治，就不能当军事指挥员，也不可能当好军事指挥员。”
记得有次师长在我们轮训队讲课，讨论时来到我们三队。那是“百团大战”后不久，我队有两个团级干部学员因在战斗中部队损失太大，情绪沮丧悲观。刘师长针对这情况教导我们：“打仗是要死人的。我们的部队经过战火的考验，培养了大批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战士，这些战士都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我们不能轻易死人。我们的干部要对战士负责，如果歼敌三千，自损八百，干部既要受歼敌三千的表彰，又要承担自损八百的责任。‘百团大战’从局部看，我们一些部队确实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从整个战役，整个华北战场来说，我们获得了胜利。八路军狠狠打击了日军，牵制了敌人，支援了正面战场上的友军，打破了投降派的幻想，使全国民众树立起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个战役的得失我们大家是算得出来的。我们师的战斗力暂时受到了损失，只要我们相信中央的决策，相信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我们的队伍就一定能够发展。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一五师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南昌起义后没得多少人；一二○师的前身是红二方面军，那是两把菜刀起家的；我们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鄂豫皖时期也就是一支撇把枪开始闹革命的。我们现在要比那时强得多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和光明，要坚信我们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刘师长深刻透彻的讲话，使我们学员为之折服和振奋。
刘伯承师长生活简朴，作风平易近人。他经常到基层部队和战士门聊天，询问战士的家乡情况，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记得我在师轮训队工作期间，刘师长下部队检查工作，路过我轮训队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们请师长住下，第二天再回师部，师长答应了。当夜我和刘昌义争着让师长在自己的房间就寝，师长最后说在我房里休息，还闹得刘昌义满肚子不高兴。
太行山的冬夜寒冷，房内的土炕烧得暖融融的，我和师长并头躺在炕上聊天。师长亲切地问我家乡的情况，家庭成员和参军后的情况。我从放牛娃一直谈到当红军，从鄂豫皖斗争谈到川陕根据地，又从长征谈到打鬼子。师长不停地询问，几乎了解了我的全部身世。我那时年轻瞌睡大，也不知什么时候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师长拍着炕沿把我叫醒继续聊。我迷迷糊糊听到师长喊：“小秦，小秦，唉，年轻人就是瞌睡大哟……”
也许从这晚上，师长更熟知了我。
记得有次，师长同我聊天问到我们轮训队的情况：“小秦呐，我看你和刘昌义在一起搁伙还不错哟。昌义那是个炮仗子脾气，一点就着的，好多人都和他搞不来，你是哪样弄的哦？”
我说：“师长，你是冇看见，我们有时候也干仗的。不过，我们很熟了，自打参加红军就在一起。要是原则问题我也不让的，要吵就吵，要打就打，过两个钟头就冇得事了。不是原则问题，我就让着他。哪里有那么多的原则问题呀？”
“嘿嘿，你的名堂不少，也不省油哦。”
我真的没有明白师长的意思：“师长，么事不省油啊？我们点灯用油很过细的哟！”
师长大笑：“哈哈哈哈，小秦呐小秦，和昌义搁伙有时候是要装糊涂，你行，你行的。”
刘师长平时对部队要求严格，政治、军事、纪律等工作抓得很紧，作为一师之长，他有“慈不掌兵”之说，对中高级干部要求更为严格。他经常说：“战士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他，战士的错误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是有限的。可我们干部就不一样，一个干部的错误可以造成极大的影响，在战场上甚至可能造成极大的伤亡，我们一个干部的责任之大就在于此。”
师长是首长，对我们要求严格，当年已年近半百，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眼里，又是一位宽厚仁慈的长辈。
一个冬夜，我去师部办事，天色已晚，师长让我在师部留宿，在师长的外屋，我和师部的几个警卫员搭地铺躺下。屋内生了一盆炭火，师长未睡，不时替我们掖被子，又往火盆中添加木炭，屋里暖烘烘的，几个警卫员都进入了梦乡。换了新地方我睡不着，就眯着眼睛端详着刘师长和李达①参谋长。师长拿起我脱在铺头的棉鞋看了看，就进了里屋，不一会儿又出来了。他一手拿着我的鞋，一手拿着针线包，原来他看见了我的棉鞋破了。那是头几天晚上睡觉时我将棉鞋放在火边烘烤，离火太近，不小心将鞋头烧破了，这两天穿起来还露着脚趾头。
师长坐下，挑亮了油灯，要穿针引线为我补棉鞋。
“唉，眼睛不行了呀！”师长叹息道。
李达参谋长马上接过棉鞋：“我来，我来吧！”
师长将我的棉鞋递过去：“这个小秦呀，穿鞋像吃鞋一样，这，都张口了，会冻坏脚的。”
李达参谋长剃了个光头，架起了眼镜，他眯缝着眼睛，裹着棉大衣，盘腿坐在那里，像个老妈妈似的一针一线替我补棉鞋。
灯光伴着红红的炭火，师长在看书，参谋长在替我补鞋，这是一幅多么祥和的家庭图画呀。离家十多年了，早已忘却了家庭的温暖，那一刻，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口，我悄悄地拉上被子蒙住头，幸福地流着眼泪。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戎马疆场的多是男儿的事，战斗部队里清一色是男性。师部机关有不多的几个女兵，就显得与战斗部队不同了。
我在轮训队当教导员，常同刘昌义一起去师部公干。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我俩同师部一些部门的人都混得挺熟。师部财务室窗下有一排拴马桩，我和刘昌义的马总是拴在那里。几次抬头都看见窗内的那位女兵，后来知道她姓王，是师部的会计。王会计是个腼腆娴静的姑娘，不太大的眼睛总是羞涩地低垂着，长长的睫毛却透着妩媚，齐耳短发、黑红红的脸庞更显女军人的英姿。同样是粗布军装，穿在她身上就不一样，扎上腰带，打起绑腿，那身段显山露水，虽说不上漂亮，但也惹人注目。由于我们经常来，熟络了，见面打个招呼，她也大方了许多。
有次我将原缴获的日本望远镜送给了王会计，她非常高兴。王会计也经常将柿饼、黑枣、山核桃塞给我。一来二去，双方都觉得心里有了点什么。那时山西老乡不吃鱼和鸡，因此鱼和鸡也很便宜，师部买了一些物资，准备过年。我和刘昌义去师部开完会正准备返回，王会计叫住了我俩。她羞赧地递给我一只鸡和一条鱼说：“我的津贴不多，这是特意为你们买的。”
我极不自在地接过她递来的东西。
刘昌义哈哈笑着对王会计做着鬼脸说：“这不是给‘我们’买的，是给秦懋书一个人买的吧？”
王会计羞红了脸，头也不敢抬，转身跑进房，“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的心“扑通”乱跳，提着鸡和鱼不知如何是好。
刘昌义一路拿我开心，咧开嘴，哈哈笑着，露出他那被枪弹打豁的牙齿：“秦懋书，你俩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不用瞒我，想要娶媳妇，轮训队当不了这个家，这是要报政治部的。我看你还是先跟师长说说好。”
我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昌义，这事我怎么好开口对师长讲，你能不能帮帮忙，替我去说说？”
“是你娶媳妇，又不是我，还是你自己去吧。”刘昌义戏弄我说。
“帮帮忙，伙计，我不好说这事。”我恳求刘昌义帮忙。
刘昌义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去师长那里。
去师部办事，我俩决定向师长报告此事。见师长坐在小靠椅上看书，就向师长敬了个礼。师长将我俩让进屋，问道：“有啥子事？”
我俩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
“有啥子事，说嘛！”师长让我们坐下。
刘昌义吃吃地笑着。我红着脸，低着头，一声不吭。
“你们俩个搞啥子鬼?刘昌义你说呀！”
刘昌义憋不住了，咧开他那负伤的豁嘴，呵呵笑着，涎水顺着嘴角淌了下来：“秦懋书的事，让他自己说。”
我心里暗暗叫苦：关键时刻，昌义呀昌义，你这家伙不帮忙了。
“小秦，啥子事？你说。”
我的脸像血泼了般的红，嗫嚅地说道：“我，我想结婚。”
“结婚？找婆姨？哪家的婆姨？”
“师部的王××会计。”
“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师长霍地站起身，走了几步回身道：“小秦呀小秦，你伸手在胯裆里摸一下儿，看卵子长好了没有。你才杀裆（没穿开裆裤）几天，就想找婆姨。我说你，简直是乱弹琴!”
我窘迫得无地自容，真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师长手叉着腰说：“要结婚，我定的规矩是‘八五二八团’：参军满八年；入党满五年；年龄满二十八岁；团级干部。你哪年当兵的？”
“1930年。”
“唔，是老兵了，哪年入党的？”
“1933年。”
“也够了。嗬，是团级干部，这也没得错。多大年龄？”
“二十五（我报了虚岁）。”
“乱弹琴，还不到年龄，着啥子急嘛，再给我等几年，还怕找不到婆姨？”
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听着师长数落，真难为情呀!
从此，我躲着王会计，每次去师部，拴马的地方离她的门老远老远。
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和学习有三年多的时间，我时常受到师长的关怀和教诲，也不时领受师长的批评。我仰慕师长的雄才大略，博学多才，我更感激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师长无数次的关爱，在我心目中他是我永远的老师和尊敬的家长。
1943年，我离开太行一分区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刘师长那时也在延安，我时常去看望他。后来我随三五九旅南下，在中原军区工作，自1944年11月离开延安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敬爱的刘伯承师长。
80年代初，我出差北京开会，特地探望装甲兵林彬②副司令员。老战友相见格外亲热，话今叙旧，我俩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从红军时期谈到抗日战争，回忆太行的烽火岁月，我们谈到最多的就是敬爱的刘伯承师长。离开首长多年，十分想念，我对林彬说：“宗存，帮我联络一下，我们一同去拜望刘师长吧。”（多年来，一二九师的将士们都习惯地称刘帅为师长）
林彬沉默了好久，最后为难地说：“算了吧，懋书，刘师长年事已高，近年来身体也不好，眼睛几近失明。原一二九师的一些同志去探望他，他就激动，这对他身体不好。前不久，我们几位同志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们离开，满眼泪水，一激动病就犯了，医生也劝阻。我们后悔，真不该呀！”
我听了这话心里十分难受，多年的心愿不能了却，与敬爱的师长同在北京却不能相见，不免叹息万分。几年后刘伯承师长与世长辞，他也带走了我们这些跟随他南征北战的老战士的思念与挂牵，我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刘师长而终身遗憾。
在战争时期跟随刘伯承师长的日子不算长，可师长对我的关怀与教诲让我一生受益，我们的刘帅——一个真正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光辉形象一直矗立在我心中，他是我永远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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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达（1905—1993），原名李德三，陕西眉县人。1925年入平凉第二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西北军排长、连长。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第三团团长，红六军团参谋长，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处长，参谋长，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国家体育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②    林彬（1916—1995），原名熊宗存，安徽金寨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排长、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方面军总卫生部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十八兵站三分站教导员，绥德兵站办事处政治委员，军委经济建设部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五师四十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挺进支队司令员，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副旅长、旅长，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坦克学校校长，装甲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老八路

48（八路军是所大学校）


“蔡主任，早上好！”在村边碰到师政治部蔡树藩主任和其他几位首长，我举手敬礼，向他们问好。
蔡树藩还了礼，站在我对面，好一会儿没出声，最后嘿嘿笑道：“呵呵，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是你见到我第一次没吵着要分配呀。”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自从延安抗大学习回来，我一直在师部等待正式分配。起先只是随师部直属队工作，后来随大部队出太行在冀南沿晋冀鲁豫边境转了一大圈，回来后还处于“待命”状态，既不能回老部队，又没有安排新工作，这一阶段特别感到闲着无聊，老这样吊着，心中不免发毛，所以见到首长就吵着要分配。
蔡树藩主任扶了扶眼镜说：“最近安排了一批干部的工作，你可以去组织部问一下你的情况。”
“是！”我高兴地敬了个礼，拔腿向师部跑去，身后传来蔡主任他们的笑声。
组织部张南生部长和王科长找我谈话，说是看了我在延安抗大学习的鉴定很不错，现在组织上根据我的情况分配了工作。我这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师部的随营学校工作。一直想回部队上前线打鬼子，没想到让我去随营学校当管理干部，心里虽不高兴，可还得服从命令。我打起背包，赶往随营学校报到。
我到了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才知道红军时期我的老首长、原九十三师副师长易良品在那里当校长。易良品见到我，非常高兴。有老首长在这里，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去报到时，学校已经开学，学员大部分是部队的连、排级干部，许多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一二九师非常注重干部、战士的培养，在残酷艰难的战争环境里一直都在自办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基层干部。
学校政委袁鸿化找我谈话，并安排了我的具体工作。
说起袁鸿化，还真有点儿传奇色彩。那是1932年，我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西行三千里，进入四川，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军刚立足于川北的通、南、巴地区，西安方面的地下党组织就派员与红四方面军联络，地下党派出的四位联络人中，袁鸿化是负责人。地下党与红军隔绝多年，互不往来，当他们四人从陕南进入川北通、南、巴地区时，被红军发现并扣留，怀疑他们是国民党的奸细。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对外与四川军阀作战，对内仍实行“左”倾的政治路线，内部肃反运动正烈，许多忠诚的红军干部、战士稍有不慎，就惨遭杀戮。当时川北地区社会形势复杂，军阀、土匪多如牛毛，有些土匪甚至也冒红军之名招兵买马，真假难辨，袁鸿化等四人不摸底细，被红军扣留后也不敢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份。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政治路线领导下，多少还是带有鲁莽的军阀气息，对袁鸿化等四人分别审讯后，在没有弄清他们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就将其中三人枪杀了。最后又将袁鸿化绑赴刑场。袁鸿化在面对枪口的千钧一发之际，大喊了一声：“等一下，你们到底是不是红军？！”
得到回答：“是！”
“要是红军，你们就不能杀我！”袁鸿化大声喊道。
说与不说都是死，豁出去了，袁鸿化正气凛然：“我是共产党，是西安地下党派来的。我有重要的任务，要见你们的首长。”
就这样，袁鸿化逃过了这一劫，随后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历经沙场，在太行抗日前线担任了一二九师随营学校的政委。
随营学校分为三个营，一营营长皮定均；二营营长赵义山，我被分在二营五连任指导员兼军事教员。
那时，部队比较艰苦，干部没有薪水，只能发放津贴，而且少得可怜。太行地区都流通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冀南票，连级干部每月津贴为三元五角，我被任命为营级干部，每月津贴为四元五角。
同我共事的连长何化一是四川人，也经历过长征，何连长原在家读过几年书，这在当时来说已算是知识分子了。我们五连有四个排，约有一百二十人，学员多是连、排级干部。在这里主要是学习政治、历史、军事等。政治、历史等课程均由专职教员上课，而军事课就由我和何连长兼任教员了。我当了九年兵，大小仗打了不少，长期跟随师团首长，耳濡目染，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积累了不少的军事经验。我和何连长讲起班、排战术，包括连、排的进攻、防守、追击、伏击等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们的军事课是根据实地地形，现场解说，生动具体，学员们也可以与我们共同探讨，所以大家特别喜欢上军事课。我和何连长配合默契，五连在各方面也多次获优，我被增选为随营学校的党委委员。
说起军事学习，在这里着重讲讲。抗战初期，八路军同日军作战双方相互并不了解。我们以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白军一样，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部队间的战斗口号就是“比赛抓俘虏”。战斗打响后没想到日军十分顽强，单兵作战技能训练有素，非同一般。野战动作、射击和拼刺刀都比我们强。我们就是在人数占优势的战斗中，也常常占不到便宜。我们不了解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一场战斗下来根本就抓不到俘虏，打扫战场时，鬼子伤兵都会同我们战士拼命，所以，我们开始吃过不少的亏。
随营学校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虽说都是干部，但在战斗中和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在同日军作战过程中也找出了自己的差距，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因此我们非常重视战后总结经验和教训。大的战略战役是首长们的事情，当时我军以游击战为主，少有大兵团作战，各部队基本都是以营为建制活动，所以我们就非常重视连、排的战术和单兵的作战能力。大家经常在一起商讨切磋，谈的最多的还是拼刺刀。我同日军的几次战斗也拼过刺刀，从中悟到了一些经验教训。
要说日军拼刺刀，那要从他们的特点和装备说起。鬼子在白刃格斗之前，一定是要将步枪的保险锁闭，这不是鬼子的仁义，而是另有原因。
鬼子使用的三八式步枪是枪身长，加上刺刀其长度可以保证在白刃战中占据一定优势。三八式步枪的特点是枪管长，初速高，射得远，打得准。可就因为这个，子弹击中目标后基本都是贯通伤，伤口平滑，杀伤力反倒不大。可是子弹头穿过第一个目标后，速度就减慢了，还会翻滚，弹道变形，要是碰上第二个目标，杀伤力反倒会大大增加。拼刺刀的时候双方混战，在人堆里开枪，打中的第二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人，误伤的比例也就非常大了。所以小鬼子的条例就是拼刺刀前关闭保险钮。
鬼子的预备刺杀姿势是一手握紧护木，虎口压住护木上方，另一手握枪托的弯脖儿处，枪托下垂靠在胯骨侧面，刺刀尖差不多和眉毛齐平。侧身面对对方，避免暴露整个身体。这样的姿势，枪身的斜面正好护住自己的脖子、胸脯、和肚子。前脚虚步后腿蹬地，攻击时刺刀向前一推就可以突刺，避让时弹跳后撤也很便利。这样的预备突刺姿势就使得枪口斜上朝天了，如果格斗中，要作射击准备，食指就得放在扳机上，这样问题就很多：一是双方的枪一碰撞，很容易走火；二是手不能全力握枪，拼杀中使不上劲儿；三是三八枪太长，若要开枪，调转枪口的瞬间自己可能露出破绽就被刺倒。这就是日军在刺杀前先关保险钮，拼刺中绝不开枪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他们条令的教条，更不是日军的仁义。
小鬼子体能技能训练有素，拼刺刀时动作确实很利索，他们胳膊夹紧向前一突，眼睛盯着前方，脑袋一埋，一个垫步，刺刀就出去了。枪、胳膊、肩、脑袋基本成一条线。防左防右阻挡对方刺刀时，握枪的手腕子一翻，幅度很小，力量却很大，不是将对方的枪刺拨开去，而是将对方的刺刀“铛”地磕开，紧接着就会来个突刺。鬼子的拼刺往往占上风，一人可以对付好几人。         
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呢，武器装备不好，手里多半是“汉阳造”“奉天造”这样的步枪。这些步枪因为钢火不好，工艺不精，膛线很容易磨损，那子弹的射程不远，弹道不稳，弹头的穿透力也就不强。但是近距离射击，打中对方后，子弹反倒能留在对方的身体里，甚至还翻跟头，结果杀伤力更强。拼刺刀的时候，八路军战士多半拼刺技能不如鬼子，常常是几个人对付一个，性急时就扣扳机，所以白刃战场上时常能听到零零碎碎的枪响，不过枪响后，倒下的往往是鬼子。鬼子看不起八路军士兵在拼刺刀时开枪射击，有时候恨得牙痒。所以呀，那咱八路军为什么不占这个便宜？要是和鬼子讲那种“仁义”，才叫上当哩！拼不赢就搞他一枪！
再说拼刺刀，八路军战士多数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操枪的动作幅度很大，像抡大棒似的，胳膊挥动就闪出空挡，往往叫鬼子占了便宜。所以一般几个八路军战士对付一个鬼子都还有些吃劲儿。
从敌人那里学功夫，长记性，这是八路军的本事。我教学员们的刺杀技术就是从鬼子那里学来的。侧身向前，不给对方留下太多身体暴露面积。虎口压住护木上方，就是防止突刺时，被对方的枪刺防左动作将枪磕掉脱手。自己的防护动作不要大，避免露出破绽，用手腕的爆发力量将对方的枪刺拨开。突刺时双臂夹紧，前脚稳住而不是冲出去，以便灵活回撤。这些刺杀技能通过苦练，大家慢慢地娴熟起来。
单兵作战能力，尤其是刺杀动作交流传授，使学员们的战术动作大有长进。在抗大学习交流的这些单兵战术技能，使我在以后的战斗中受益匪浅。
随营学校驻在黎城东边的桃花庄，后又移驻杏树滩。学校离师部不远，师首长们经常来学校讲课。太行山山高谷深，山上树木不多，半人高的荒草漫山遍野，有限的耕地养育着辛劳的人们。老百姓只能在沟底坡面的薄田里栽种玉米、谷子，在贫瘠的土地里刨食度日，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八路军是人们的子弟兵，绝大多数人在家都是干农活的好把式。夏日到来，我们去地里帮老百姓割麦子，军民关系更加亲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口碑极佳。
杏树滩是个不大的村子，坐落在两山之间的谷地里，两边的山颇高，平时一条几乎干涸的溪流从谷沟里流过。山洪暴发时，石头随洪水翻腾而下，洪水退后，河滩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卵石。河滩上长着许多的杏树，因此得名杏树滩。
秋日里，上午九时阳光才能照进村里，下午四时太阳过去，山沟里渐渐昏暗，气温也慢慢凉了下来，到了夜里竟有了寒气。我连学员陈世乾在部队是连长，也是我的黄安老乡。他在红军时期是红九十三师我那个交通队里的班长，所以他一直习惯称我是秦队长，而不叫指导员。看到我的铺盖单薄，他将他在响堂铺战斗中缴获日军的毛毯送给了我，在不久后的百团大战中，陈世乾不幸牺牲。那条毛毯在此后的战斗岁月里伴随我许多年。
在太行山区，日军仅占据了一些县城及重要的村镇和主要的交通线，大片的地区控制在我八路军手中。日军一出动“扫荡”，我军就同日军“推磨子”、转圈子，出其不意予以打击。日军一走，我军又在当地开展抗日斗争，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我随营学校也随形势的变化，变更我们的驻地。
一天早操后，我忽听有人喊我：“秦队长！”
只有在红军时期与我一起生活和战斗过的人才这样叫我。我寻声望去，晨曦中一队人马缓缓走来，我看清了来人。
“赵青彦。”我喊了起来。这是红军时期，我师部交通队招收的四川新兵。
“秦队长。”赵青彦跑过来，向我敬了个礼，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伙计，这两年到哪里去了？都没看见你呀!”我摇着他的手臂说道。
“红军改编后，我从三八六旅又调到师部供给部，这两年没见到你，真想你呀!”赵青彦说着眼圈都红了。
两年多没见了，后来我才知道，赵青彦这个当年参加红军的四川旺苍坝的小伙子，因能写会算，师部调他去供给部工作，他一直在为部队筹集粮食，运物资。太行前线战斗紧张，生活艰苦，这支运粮的队伍为部队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运粮队走远了，赵青彦紧了紧枪带，给我敬了个礼，就挥手告别了。他这一去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听人说，由于汉奸告密，运粮队在一次行动中遭到日军的袭击，损失惨重，许多人牺牲了，赵青彦从此也没了下落。
红军时期，这位比我年长两岁的赵青彦是我交通队最活跃的战士，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多么好的小伙子呀!每每想起他，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这年10月，随营学校易良品校长调离学校任新七旅旅长。11月，随营学校的本期学员也毕业了。上级来调令，让我去新的战斗岗位去报到。
原来上级调我去武（安）涉（县）中心县委工作，任武涉大队政治委员，据说武涉大队有大几百人枪，是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我满心高兴，上级终于想到了我，这下又可以带兵打仗了。赴任前，我接到通知，说是师首长要见我们上前线的干部，我赶到师部，才知道是刘伯承师长亲自找我谈话。
“师长，我来了！”我进屋就向刘伯承敬礼。
刘伯承笑眯眯地招呼我：“来来来，小秦，坐下，坐下。”
刘师长让警卫员给我倒了一杯水，说道：“听说你总是吵着要回部队上前线，这下你高兴啰。”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看了你在随营学校的鉴定，不错嘛。”
刘伯承手拿我的那张鉴定，接着说：“你很有办法，很会管理干部。工作嘛，应该发挥你的特长。看来我得给武涉大队另派政委了。”
我一直在乐滋滋地听师长表扬我，可听到师长的最后一句话就觉得不对劲了，端杯子的手一歪斜，撒了一裤子的水，那展在脸上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
“师长，你不让我去武涉大队了？你不让我上前线，我能干什么？”
“还是让你去搞教育，去师部轮训队当管理干部怎么样哦？”刘师长不紧不慢地说。
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刚想嚷“不”，看着师长那慈祥的笑容，我又极不自在地坐了下来，半天没有说话。
“我晓得你小秦，你个炮仗子脾气就是坐不住，总想到前面去冲去杀。我们八路军的干部不光要会打仗，还要有政治头脑，有军事谋略，这些都要有文化。没得文化的军队啷个打得赢仗嘛。调你去干部轮训队不光是管理别人，你自己还要加强学习。去那里就是团级干部啰，眼光要放远点儿，不能光靠自己单打独冲，以后要领导部队，就要多读书，提高文化，光会写自己的名字那哪么得行嘛。”
虽然不想去轮训队，可师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我表示服从分配。后来在轮训队，乃至多年后，师长要我加强学习的这席话，我总牢牢记在心间，一生获益匪浅。
当时师部驻在辽县（今为左权县）的桐峪，我离开师部后直接去了干部轮训队，轮训队当时驻在桐峪和隘峪口之间的上武村。在那里，我开始了轮训队的战斗生活。
干部轮训队汇集了我一二九师的各级干部，张贤约任队长，吴钊统任政委。轮训队下辖三个队，一队学员全是副旅级以上的干部，由张贤约兼任队长；二、三队学员也都是营、团级干部，二队队长张振祥、教导员吴海堂，三队队长刘昌义、我任教导员。我到职后按正团级发放津贴，同时还发了一匹枣红马，安排了马夫和通信员。
轮训队使长期分散在各部队工作的老战友、老乡又聚在了一起。我的老乡，一队学员余伦胜当时是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他没事就溜到我这里找烟抽。余伦胜的烟瘾极大，战斗部队生活艰苦，没有香烟，他熬不住，只能抽槐树叶子，可那滋味实在不好。后来知道我这里有纸烟(这烟还是在随营学校时别人送给我，积攒下来的)，余伦胜就像猫闻到了鱼腥一样，一天不来我这里就浑身不自在，别看他在部队时是旅级干部(司令员)，其实那时他也很年轻。在轮训队，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闹起来就跟孩子一样，说起余伦胜，他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将在后面叙说。
我队学员中，还有许多原部队的战友。记得团级干部里就有何子成、七七二团副团长阙子清，营级干部还有王维国等。
刘昌义队长和我是黄安老乡，我俩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刘昌义比我还强点，在家曾读过两年的私塾。因此上级给我俩各配了秘书，平时帮我俩学文化，整理文件，同时他们也是我队的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我的秘书叫杨法军（解放后曾任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司令员），刘昌义的秘书是史子谦。我和刘昌义在队里管理日常事务，同时自己也抓紧学习文化，所以许多一般的事情都交给了我俩的通信员处理。我的通信员叫张永宽，河南人，当年十九岁，正式场合我是首长，他是战士，可在平时就没大没小了，我叫他“河南侉子”，他叫我“湖北蛮子”。张永宽聪明伶俐，参军前在家读过两年书，师部来的文件，还有学习资料都是张永宽帮助我整理。小伙子最能干的是同刘昌义的通信员去河里逮鱼，山西人不吃鱼，河里的鱼没人逮也就出奇地多，他俩每次下河都不会空手回来。因为有了他俩，我们的伙食也时常得以改善。
我的秘书杨法军教我学文化，很耐心。我不忍心什么事都拖住他，就问道：“小杨，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不认得的字一问它就晓得？”
“有哇，就是字典嘛。”杨法军答道。
“字典是个么家伙？”我哪里懂得什么叫“字典”呢。
“字典就是一本书，我那里就有。”
“你还有这宝贝呀，那好那好，你给我用一用。”我高兴得不得了。
杨法军将他的字典给了我，他说：“不过，你有字典，不懂国音还是不会读的。我教你国音，学会了，你就可以自己认字了。”
杨法军教我汉语注音，我整天都在念：“波、坡、摸、佛、啊、鹅、衣、乌、鱼……”
为了便于记忆，我将这些字母写在桌子上，一有机会见了就读。
一天上午，见到桌子上的“ㄛ(即现在的汉语拼音字母O)”，我一子“踌”住了，就是想不起来应该读什么音。刘昌义叫我去下象棋，我不去，发誓一定要自己想起来，否则就罚自己不吃饭。开中饭了，还是没有想起来，我没有去吃。一下午除了到队里转了一趟，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晚上开饭了，还是没有想起来，这饭还是不能吃。通信员张永宽将饭端了来，我看都不看，让他端走，张永宽急了：
“你病了？”他摸摸我的额头。
“没有。”我偏了偏头，甩开他的手。
“你哪里不舒服？”
“莫搅我，出去，出去！”我烦着哩！
张永宽看看我，出去了。不一会儿，又进了屋，急性子的他憋不住了，急得满屋乱转，自言自语道：“又没病，又没不舒服，又不说话，又不吃饭，这咋搞？”
他越闹我越想不起来，心里正烦哩。他对我大声嚷道：“你两顿饭没吃了，肚子饿不饿？”
我同他对嚷起来：“饿！咋不饿！”
“‘饿？’－‘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回是我兴奋得手舞足蹈，满屋子乱转。“饿”在我黄安方言中正是“哦”，“哦”就是“ㄛ”呀。张永宽疑惑地抓住我，盯着我，又摸摸我的额头：“你没病吧？你咋的啦？”
我高兴地喊道：“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吃饭，吃饭！”
不忘刘伯承师长给我极大的鞭策和鼓舞，在轮训队的这段时间，我刻苦认真地学习文化，还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我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队管理干部除了刘昌义和我外，还有几位军事教员。其中有两位是日本人反战同盟人员，原是被我军俘虏，经教育转变思想参加了八路军。还有两位是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有一位原是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因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解甲弃戎上五台山当了和尚，后来又投奔了八路军，刘伯承师长将他暂时安排在我队，不久他去了三八五旅任作战科长；还有一位叫杜永波，原是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日军攻陷南京以后，他对国民党军的无能深感失望，投奔了八路军。在轮训队，他们几位主要教授单兵战术动作及连、排、营的战术组织与配合。由于他们原来都与我军为敌过，现在虽然已经参加了八路军，但还不是共产党员，同我们在一起时，总显得有些怯生生的。开始，我思想有些狭隘，多少也还是心存芥蒂，认为这些我军的手下败将怎么配当我军的教员，所以同他们的关系总不那么融洽。
我找了刘伯承师长，要求为我队调换军事教员，刘师长狠狠地批评我说：“小秦哪，你这个思想要不得，怎么就是你抗日？你革命？别人就不能抗日？就不能革命？你参加革命早，抗日坚决，可人家也抗日，也革命哪。抗日不分早晚，革命不分先后嘛！我们应该团结广大的民众和各阶层人士，实行统一战线，哪怕原来是我们的敌人，只要他现在转变了，抗日了，他就是我们的朋友。他加入了八路军，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你好好想想吧!”
师长批评的对，我认真作了检查，回去后，主动与他们沟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在实际工作中我才发现他们确有许多的长处。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宫本教官讲单兵战术，的确不错，尤其是拼刺刀，几个人都对付不了他，我向他还真学了两手。
后来，我同宫本相处得很好，他有什么都对我说。有次聊天，他说：“八路的，这个，大大的好。”他竖起了大拇指。“可是八路拼刺刀的，这个，不好。”他又伸出小指头。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拼刺刀就拼刺刀，八路军拼不赢就扣扳机开枪打人，不正规。
我们听后大笑。宫本对此耿耿于怀。看来八路军中拼不赢刺刀就开枪的不光是我们，还大有人在哩！
杜永波是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的，他的军事理论及团体战术组织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这使我在以后的军事指挥中受益匪浅。思想问题解决了，我不但同他们改善了关系，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太行山的冬天非常寒冷，战争年代生活艰苦，我们和学员们只能用木炭生火取暖。有时木炭没有了，我们就自己上山打柴，扭草把子生火驱寒。长期烤火烟熏火燎，许多人火气上升，两眼红肿，口舌生疮，但没人叫苦，人们都在努力学习。
当时物资匮乏，轮训队的教材大都是自己编写的，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刘伯承师长翻译苏军的条例和文章。我们的军事教材是《一二九师抗战两周年的战术报告》，这本油光纸的小册子虽然印刷制作粗糙，但它是刘伯承师长根据我师在华北抗战两年来的许多战例，收集整理大量资料并执笔撰写的一部有实践有理论有创见的军事著作。
刘师长非常重视轮训队。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轮训队，也就写不出《一二九师抗战两周年的战术报告》。”
他还说：“《战术报告》都是我师各部队亲历的战例。我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可是战术素养和理论十分差。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把经验加以条理化，上升到理论，用它来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指导我们今后打更多更好的仗。”
刘师长多次来轮训队讲课，他把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思想结合许多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战斗，深入浅出地作报告，学员们容易接受，也非常爱听。由于刘师长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有独创的军事战略战术理论，再加上他的文学造诣及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是他那幽默诙谐有时还略带粗野的四川方言，每一次报告都让我们听得入迷，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刘师长在军事理论上有独创性，阐述通俗易懂。一次讲课时，他伸出一只张开的手说：“我们在下决心打仗之前要弄清五个基础，这就是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这五项法门。弄不清楚就要打败仗。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刘师长专门讲述了我军现时的战略战术，他说：日军的装备好，火力强，战斗素质高。我们武器差，许多人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我们打仗就不能硬碰硬，否则不但打不赢敌人，反而会吃老亏。我们要发扬我军之长，击敌之短，以游击战为主，零敲碎打地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直到夺取最后的胜利。
刘伯承把游击战概括为三种，这就是袭击、伏击和急袭。他在轮训队讲课时说：“袭击，就是敌人住着，我们找着去打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对防御之敌的进攻战斗。伏击，就是我们利用有利的时间、天气并选择有利的地形，埋伏好，等敌人来了再打他。当然啰，不能傻等，有时要有点‘勾头’。大家见过钓鱼嘛，钩上没得鱼饵，鱼儿怎么会吃钩呢？这就是诱伏，这种伏击战斗会发展成为正规战斗。急袭，就是碰着的时候打，拦打敌人之首，杀他的锐气，能击就击，不能击就游。追打敌人之尾，捞一把就走，不要恋战，叫敌人挨打，敌人又打不着我们。还有一种战术叫吸打敌援，这就是游击牵住敌人，集优势兵力威胁它，吸引另一部敌人来增援，在敌增援部队的必经的道路上伏击它。实际这就是袭击和伏击的混合运用。我们不是用这些办法打了许多胜仗吗？像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香城固这些都是我们游击战的典范。”
他还说：“我们游击战的特点就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何谓秘密？就是我军的兵力、布置、目的和行动，都要十分隐秘，封锁消息，让敌人毫无知觉。何谓迅速？就是一举一动要快，出击迅猛，能在几分钟内消灭敌人，让敌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等重武器来不及发挥作用，即使敌人援兵赶到，我军也已解决战斗。何谓坚决？就是一到战场，就站稳脚跟，用手榴弹、刺刀果敢勇猛冲锋，把敌人压下去，就是我们的胜利；如我不坚决，则敌将硬起来，反击溃于我。何谓干脆？就是打起来不拖泥带水，快刀斩乱麻，不啰嗦。蔫皮儿的庄稼，摆的是挨打的样儿，那不得行！”
在异常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为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刘师长主张抽调战斗部队的干部参加轮训，加强学习。一二九师培养了大批的政治军事干部，乃至多年以后，我军许多英勇善战智勇双全的百战将星都出自这支部队。
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更加复杂，日军在华北增加了大量的兵力。为了分割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在冀南平原地带陆续修建了大量的公路，在太行、太岳计划修筑铁路，在平汉线西侧也开始大量修建据点和公路。日军企图用这些交通线快速调动部队，切割和封锁我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达到囚困窒息各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就在八路军全力抗击日军的紧要关头，与我一二九师相邻的部分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麻烦。他们的方针由“政治防共”转到“军事反共”，摩擦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军事挑衅。这些反共顽军主要是鹿钟麟、石友三、张荫梧和朱怀冰等部。这年1月，我一二九师刚刚收复黎城、涉县，主要力量正在破击白晋线、平汉线、津浦线。
这些反共顽军企图把八路军逼到正太线、仓石线以北，迫使八路军在这一狭窄地区腹背受敌。我军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日，无数次与这些反共专家会谈，让其放弃反共主张，停止摩擦。这些顽军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认为共产党顾全大局的退让是软弱可欺，从而变本加厉扩大摩擦和挑衅。
面对复杂危急的形势，刘伯承师长指出：“我早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些反共专家们，你不教训他，他就不晓得自己姓啥子。日军扫荡，顽军挑衅，我们要前门打虎，后门拒狼。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要打破狼的一面（指顽军），求得专力打虎（指日军），这就成了当前的任务。”
我们一二九师决定给这些搞摩擦的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春节前，我军歼灭了进犯我抗日根据地的阎锡山一个整编旅，击毙其旅长和副旅长；2月份消灭了进犯我区的阎锡山整编第二师金宪章部的大部；3月又歼灭了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的近万人。这些战斗狠狠打击了顽军的嚣张气焰，顽军顿时老实多了。经过这几次战斗，基本上实现了刘师长在短期内“打破狼的一面”的任务，抗日军民得以“专力打虎”，抗击日军。
1940年春节后，日军在华北地区为对我进行分区“扫荡”，大肆修建铁路、公路、碉堡。刘伯承形象地称这是敌人的“囚笼”战略。他说：“作一个比喻，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抗日军民装进去，凌迟处死。”
针对敌人的政策，为粉碎日军的“囚笼”网，我一二九师展开了以破坏交通为主要任务的破击战。刘伯承称破击战就是以破坏日军修筑的铁路、公路和沿线碉堡据点，消灭敌人而发起的针锋相对的战役。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一二九师集中了三八五旅、晋冀豫边纵一团和三团、特务团、挺进支队等部队，展开了对白晋铁路①的大破击战。此战役歼敌一个警备大队，破毁铁路一百多里，炸毁铁路桥梁五十余座，破坏和缴获敌铁路器材若干。白晋破击战役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军民，坚定了我对敌开展交通斗争的信心。与此同时，刘伯承将此次战役的许多战例带到我们干部轮训队，让干部学员讨论归纳，最后总结出宝贵经验。刘伯承在榆社召开营以上的干部会，会上详尽深刻地作了此次破击战的战术总结，并将此经验介绍到我军华北各战区。粉碎敌寇“囚笼”战略的破击战，在华北抗日战场上遍地开花，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0年秋天，我八路军集中了在华北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对侵占华北的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役，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从正太路的破击战开始，以反“扫荡”结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战斗，我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块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将敌人的铁路、公路、据点连接而成的“囚笼”打得支离破碎，残毁不堪，日军的“囚笼”战略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日军不甘心于“百团大战”中的失败，恼羞成怒，以百倍的疯狂加紧“治安强化运动”。他们暂时放弃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对我八路军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的“总力战”，集中兵力向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敌人继续推行他们的“囚笼”政策，但在战术上由过去的短促“扫荡”改为长期反复“扫荡”，由分散“扫荡”改为集中优势兵力“扫荡”，由分区进攻改成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改为步步为营，由无组织的烧杀抢掠改成有组织的“三光政策”，斗争非常残酷。
从“百团大战”至“五一大扫荡”，近两年的时间里，日军采用了所谓的“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分进合击”、“辗转抉剔”等战术，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规模巨大的“扫荡”。刘伯承师长审时度势，提出许多对付日军新战术的游击理论，并将这些游击理论交给我干部轮训队讨论，讨论的最后结果就拿到战场实践。
在战争实践中，刘伯承师长经常来我们干部轮训队讲课，根据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形象生动地阐述他的观点。在讲解抗日力量时，他说：“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力量有三个因素，我们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这是第一因素，游击队是第二因素，广大民众是第三因素。这三个因素互相配合作战是非常必要的，这三个因素就像一个人的拳头一样，八路军就是拳头的骨，游击队是拳头的筋，广大民众就是拳头的肉，这就形成一个有机力量。这三者的动作协调一致，就可以狠狠打击敌人，三者缺一不可，这也可以说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
事实证明，抗日游击战争也是人民的革命战争，有了游击队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八路军清楚敌人的一举一动，敌人来了，我们可以运动到敌人猝不及防的另一边袭击。而敌人没有民众的支持，就像瞎子、聋子一样，一扑一个空。这就是为什么敌人越战越弱，而我们越战越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不光在战场上打击敌人，同时还做了大量的敌工工作，在敌人的内部攻心、渗透，使许多伪军只要日本人不在场就不主动向我们开枪。我们的“内线”随时向我们报告日军的动向。八路军的行动游刃自如。
记得1942年3月间，师部派出几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个军分区检查工作。师部队训科的刘贤润科长和我在一个工作组，刘任组长，我是副组长。刘贤润，这位湖北麻城的汉子，开朗、乐观，到哪里都能听到他的笑声。
我们一行十多人去太行六军分区检查完工作后，回师部路过敌人据点，距那炮楼约二百多公尺时，刘贤润的那匹骡子突然尥起蹶子，挣脱了缰绳，径直向敌人的据点跑去。人们十分惊讶，刘贤润的警卫员举枪要打死那骡子，我怕暴露目标，拦住了警卫员。刘贤润哈哈笑道：“这个裸日的叛变投敌，跟那狗日的张国焘一样，不用拦，随他去。”
我们迅速离开了那里，回到师部。没两天，那骡子被送了回来。原来骡子跑到敌人那里，伪军知道这是八路军的牲口，谁也不敢动，就让我们的“内线”给送了回来。由此可见，八路军对伪军的影响之深。
然而，我后来得知，就在这年的夏季日军对我太行根据地的大“扫荡”中，刘贤润科长为掩护我一二九师师部突围，率领骑兵连与日军周旋，不幸牺牲在河北赞皇的黄北坪附近。
轮训队虽然没有战斗任务，但许多事情都得自己动手解决，日军频繁“扫荡”，形势紧张，可轮训队几百号人要吃饭，粮食就要到几百里外去驮。
1942年秋季的一天，我领受任务，带队去武安运粮食。师参谋长李达告诉我：武安那一带是我八路军的游击区，日伪军也经常去那里，那一带是双重(两面)政权（即我抗日政权和日伪政权并存），这些粮食是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上缴的公粮。为了将这些粮食安全地交给八路军，各村的粮食只能在较短的时间集中。我运粮队既要规避敌人平时有规律的巡逻队，又要准备应对突发的敌情。运粮队去早了不行，去晚了也不行，所以，师部给我规定了详细的运粮路线和行动时间。我队和二队一百多学员组成了这支运粮队，三百多匹牲口都是学员们自己的坐骑，学员和随身的警卫员都携带短枪，运粮队没有其他的警卫部队掩护。我们按师部规定的时间出发了。
从涉县河南店到武安尽是大山。山路不好走，队伍行进慢，好歹按规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并与地方政府的同志接上了头。将粮食装上驮后天已全黑了下来，一切顺利。按师部的命令，我决定第二天凌晨四时出发返回，夜里我布置了岗哨就去睡了。心里有事怎么也睡不踏实，半夜醒来，迷迷瞪瞪睁不开眼，天还黢黑黢黑的，借着朦胧的月光看看表，也未看清楚，以为到了点，就吆喝大家起床出发。
天色黑蒙蒙的，队伍整顿好踏上了返程。山路崎岖，人牵着牲口成单列前进，队伍拉得老长。东方天边刚刚泛白时，我们才走了七八里地。我借着天光一看表，才四点半钟，原来我看错了表，将师部规定的返程出发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我头上沁出了一层细汗，搞错了时间，要是在返回的路上遭遇情况可就麻烦了，回去肯定会挨批评。
我正准备下令放慢速度时，忽听得身后传来密集的枪炮声，正是我们刚离开的村庄，伴着迫击炮炮弹轰隆隆的爆炸声和三八大盖的枪声，天边卷起了浓烟，火光冲天，那是敌人在烧村庄。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脖颈后的汗往下淌，将后背都打湿了一大片，我急忙下令加快速度，迅速离开此地。看来，鬼子是有目的而来的，我们的运粮行动肯定走漏了风声，敌人是来偷袭的，真险呀！幸亏我们提前了一个小时出发，敌人扑了个空，如若遭遇敌人，我们几十支短枪恐难以抵挡（一部分学员没有带枪），后果不堪设想。我催促队伍快走，牲口的蹄掌踏着山路“得儿得儿”地响，我的心也“怦怦”乱跳。翻过了一道山梁，火光看不见了，天已大亮，我们一刻也不敢歇气，拼命赶路，终于将全部的粮食安全运回了师部。
师首长们都在等候我们运粮队，见我们回来，迎上前来。邓小平政委握着每个人的手连连说：“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
从这阵势来看，首长一定知道我们差一点遭遇敌人。见到刘伯承师长，我上前敬礼，忐忑不安地报告：“师长，我们回来了。是我错了，我把表看错了……”
师长笑眯眯地把我敬礼的手按下来，说道：“小秦呀，你错得好呀，你这一错鬼子就扑了个空。大家都在为你们担心哩！”
后来才知道，敌人队伍出动，直扑我们运粮点的同时，师首长也得知了情报，立刻命令附近的部队接应我们。哪知我们提前出发与接应我们的部队错过了。敌人扑了个空，我的“错”也成了“对”。这是战争中的侥幸，现在想起来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事后，刘昌义对我说：“懋书，你那是个么裸表，表盘的数码都看不清，不如趁早甩了它。”
我说：“不怪表，是我看错了。”
“甩它甩它，我的这块给你。”
刘昌义将他的一块大表盘的日本表送给了我，这块手表一直伴随着我，直到解放战争开始，我中原部队突围时我还用着它。
从随营学校到轮训队，这两年里我没有机会去前线打仗。虽然是搞教育，当管理干部，可在这段时间里，我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加强了文化学习，在刘邓首长的关怀和指导下学习了许多军事理论，特别是游击战理论，通过学员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讨论，受益匪浅。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一生中获取知识最多的时期。我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娃，在革命军队里锻炼成长为一个中级指挥员，在首长和战友的关怀帮助下，我学到的知识真是一生受用。革命军队就是一座大熔炉，他锻炼人，造就人；八路军就是一所大学校，他培养了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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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晋铁路，指纵贯晋东南的白壁至晋城的铁路。

老八路

47（冀南之行）


1938年9月，我结束了延安“抗大”的学习生活，随一二九师的学员一道，再次东渡黄河，穿过数道日军的封锁线，重返华北抗日前线。
抵达太行已是初冬时分，我们学员中大部分人已回到自己的原部队。仅剩下七八个人在师部待命。我被告知，三八六旅原七七一团已与东进纵队的一个团及另一支部队合编为一二九师的独立旅。我原来所在的七七二团作为我旅的主力部队在晋东南各县活动。经过近一年的抗日游击战争，部队扩充了，干部调整了，我将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下可以肯定，我回不了原部队了。我团首长和同志们的笑脸不时浮现在我眼前，我真想回原部队和同志们一道战斗。经再三要求，师政治部同意暂让我随师部直属队行动。
那时候，日军已侵入晋东南地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一二九师与敌人周旋游击，不时袭击日军，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根据师部的命令，直属队与战斗部队及当地的群众对敌展开了骚扰破击战。
我们夜间行动，拆毁敌人的铁路，割断敌人的电话线，在公路上挖壕沟，迟滞日军的行动。敌人白天修复，我们夜间又把它们破坏掉，使日军道路不畅，通讯不灵。日军气急败坏，又打不着我们，只得依靠当地的伪军和汉奸。我们与地方部队一起，利用敌人的电话线，直接指名道姓同这些伪军和汉奸通话，警告他们不要替日寇卖命、为虎作伥、祸害百姓。同时又清除了一些铁杆汉奸，威震敌胆，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日军的行动受到了阻碍。
12月，我接到命令随队返回师部。在潞城微子镇，我们见到了邓小平政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矮矮的个子，壮实的身板，那张严肃的脸不露笑意，让人感到威严。
师部召开大会动员，部队将向东挺进，去平汉路以东的冀南地区开展斗争。部队就要出发了，我们几个待分配的营级干部也将随师部行动。
刘伯承师长告诉我们：冀南是一个平原地区。八路军过去都在山地作战，现在要去平原，部队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学会在平原作战。这次去冀南就是要适应环境，你们没有任务，去当一回“看客”。
冀南地区，纵横数百里的大平原，莽莽原野，阡陌纵横。这片富庶的土地在日军入侵之前，盘踞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土匪帮会、散兵游勇及反动武装势力。他们各自割据一方，鱼肉百姓。抗日战争爆发后，其中一些人又投靠日本鬼子，无恶不作。他们之间也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相互倾轧，因此长期战乱纷繁，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团结民众，我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早在年初就率东进纵队开进冀南平原，经过近一年的斗争，消灭了反共反人民的土匪武装，收编了许多繁杂纷乱的地方武装，扩充了八路军的实力，团结了广大的民众，初步建立了以南宫、枣强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1938年岁末，我一二九师师部及三八六旅主力从黎城开拔，出东阳关，向东挺进。经过响堂铺时，看见许多破烂的日军汽车歪斜在路边，别人告诉我，这就是上次被我三八六旅打烂的日军汽车，那次小鬼子可是吃了苦头。
部队向北前进，涉过快干涸的清漳河，经木作、石盆，抵达路罗镇休息。过将军墓时，大雪纷飞，天气寒冷，我在那里见到陈赓旅长。陈旅长来师部开会，他没说几句话就匆匆离去，我真想跟陈旅长重返老部队。
行军几日，不知在什么地方部队折头向东，午夜时分穿过平汉路，部队在一个村庄扎营休息，我稀里糊涂也不知到了哪里。
又一日，部队宿营，忽闻屋外喧闹，开门一看，原来是前面部队来人迎接我们。
“秦懋书！伙计，你么样在这里呀？”原红九十三师我们交通队的指导员，我的搭档查玉升看见我，高兴地嚷着跑了过来。
我搂着查玉升，格外亲热，两人又是闹又是笑。快一年了，见到我原部队的战友，别提有多高兴了。我谈到离队去延安学习，谈到回来尚未分配，我们要说的话太多太多了。从查玉升口里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南宫。
部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许多鸡、猪肉和白面，那天晚上我们打牙祭，可解谗了。
师部在南宫南面的张庄驻扎下来，漫天飞舞的雪花预示着旧年将逝，新年来临。元旦，部队休息，师首长们还在开会，部署了在新年期间要出发打击敌人。前线的各部队正在激战。
冬日的太阳无力地映照着白雪覆盖的原野，无遮无拦的村庄毫无生气，空旷的庄稼地渺渺无际，只有秃树枝桠在寒风中摇曳，整个大平原看不到一丝生机。
师部驻扎在七级（地名）的张庄，直属队警戒在师部的周围，我们住在张庄北面不远的双庙。每日里进出张庄的人不少，这都是前面部队派来与师部联络的人。远处不时响起炮声，日本飞机也经常盘旋在我们的头上，师部的人们非常忙碌，但张庄仍显得平静。我知道前面的战事正紧，日军对我们发起了新的“扫荡”。
我们在张庄一带一住就是十多天，从许多人那里，才知道冀南的情况。
1938年，武汉、南京相继失陷，日军向华中、华南进军，中国的半壁河山遭受日军铁蹄的蹂躏。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继续溃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在山西、河北及南方地区展开了游击战，并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消除了国民党军在民众中散布的“失败”和“恐日”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并创建了太行、冀南等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痛感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战场使得他们后院起火，如刺哽喉，下决心要解决此心腹之患，于是军事打击的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自己后方战场，在华北，加强了对冀南的八路军的进攻。
在此之前，蒋介石见八路军在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根据地，萌生了借共产党之手与日军抗衡，乘机“收复”失地的想法。于是，1938年8月，蒋介石委派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八路军采取了欢迎合作的态度。然而，反共顽固派鹿钟麟在冀南完全置国家利益而不顾，大力收编地方土匪武装，消极抗日，专门寻机向八路军挑衅，闹摩擦，惹起事端。
1938年11月间，河北各地的日本驻军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扫荡”，八路军避实就虚，采用游击战，不断地在运动中抗击敌人。我冀南党政机关也随部队撤出了根据地的首府——南宫县。
此时的鹿钟麟不抗击日军，反而乘火打劫，公然宣布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复存在，应予以取缔，并在这一地区委派了许多县长和其他地方官，妄图同共产党八路军抢夺政权。与此同时，他还调集顽固反共的石友三部队，纠合其他反动武装，到处袭击八路军驻地，残杀八路军官兵和抗日群众。一时间，好端端的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他搅得乌烟瘴气。
1939年1月，日军以三万余众分十一路，在天上有飞机、地面有装甲车的配合下，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不少县城相继被日军攻占。也就在此时，我一二九师主力三八六旅从晋东南开来支援冀南，与日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鹿钟麟纠集顽固武装数万余众，对八路军和抗日军民不断骚扰，这个搞摩擦的专家袭击八路军，残杀抗日军民，已经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事态越来越严重，内外忧患，使冀南的局势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日军大举‘扫荡’，我军严阵以待，可鹿钟麟却在我们背后捣鬼。我们顾全大局，采取忍让态度，可忍让是有限的，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决不允许有四！我们要前门打虎，后门拒狼……”刘伯承师长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一二九师进行反“扫荡”战斗部署，刘师长将冀南的部队分为几个机动集团：冀豫支队、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及三八五旅、三八六旅等部队都编入了战斗序列。
刘师长再三强调：同日军相比，我们暂处劣势，鬼子的兵力及装备都比我们强。在这平原上作战，他们有汽车、装甲车、骑兵，还有飞机助战。我们不能硬碰硬，要避开鬼子的锋芒，利用我们的游击战术，多造假相，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之弱点，这样才能取胜。
邓小平政委专门讲了在平原上作战要发扬我们的老传统，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克服骄傲自大和盲目乐观的倾向，要把反“扫荡”的具体工作做深做细。
各部队按部署同日军作战。三八六旅集团在曲周县安儿寨设伏，部队将树木砍倒横堵村口，在村中配备火力引诱敌人，我主力兵团埋伏于郭庄、赵固一线，我步兵向日军射击，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日军乘汽车追击我军，鱼贯冲入村中，敌骑兵也随后跟进，村口的树木堵住了日军的去路，我村中的火力齐发，机枪手榴弹响成了一片。鬼子的步兵队形还来不及展开，我军埋伏于郭庄、赵固的伏兵出击了，迫击炮弹发发在鬼子群中开花。敌骑兵在村口相互拥挤着转不过身来，那高头大马上的鬼子正好成了我步兵的枪靶子。在阵阵排枪声中敌骑兵全被打落坠地，敌汽车也燃起了大火，鬼子弃车同我军对射，他们用汽车作工事负隅顽抗。之后，鬼子又拼命抢占了村口的几间房子与我军对峙着。黄昏时分，残敌集中火力突围出去，狼狈逃窜。是役，我三八六旅集团毙敌百余、缴获战马三十多匹，炸毁汽车两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日军增加兵力疯狂“扫荡”，威县失守，广宗陷落，南宫告急，形势越来越严重。一二九师师部转移到薛吴村，不几天又移驻其他几个村庄，师部人少，除了直属队警戒，几乎没有别的战斗部队护卫，所以不得不和鬼子捉起了迷藏，不停地转移。我们多半是夜里急行军，在这广阔的平原上与敌人推磨子，兜圈子，好几次从日军两支部队的结合部穿过，敌人始终未能发现我们。
在整个反“扫荡”中我都未能参加战斗，几次向师首长报告想回部队参战，都挨了批评。邓政委把我好熊了一顿，最后让我临时担任通信工作，给了我一匹马，让我随时听命令，保持师部和师部附近战斗部队的联络。
记得有一天，师部向南转移，队伍在静谧的夜色中疾行，我牵马随队行军。忽然发现后面队伍中有人点亮了一盏灯，那灯光在黢黑的夜里显得格外刺眼。这怎么可以，这不是暴露我们行军的目标吗？记不得是师部的哪位首长，让我立刻到后面去将灯灭掉。我骑马到了后面，才发现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提着一盏汽灯，深一脚浅一脚地随部队行军。我急得大声呵斥：
“你们干什么？！不要命了？夜里点灯暴露目标，还怕敌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呀？”
他们中有人告诉我，这是剧团，孩子们小，走路不方便。
“那也不行，马上熄掉！”我大吼着，有几个小孩都吓哭了。
这是打仗，不是儿戏，打游击就是要蒙蔽敌人，要让敌人找不到我们的去向，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经我这一说，他们立刻将灯熄掉了。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还有这样一群剧团的小孩子跟随部队行动。
三八六旅主力分成两部分行动：一支由陈赓旅长率补充团和一一五师的六八八团等部队，在冀南抗日根据地东南部的广平、馆陶一带活动；另一支由三八六旅王新亭政委率新一团和先遣支队，在冀南根据地中部的鸡泽和永年一带与日军兜圈子。日军虽然大举“扫荡”，但他的兵力也有限，不可能占据整个冀南。鬼子的大部队扑来，八路军就避开，鬼子一分散，我们部队就寻机将他们吃掉。我两支部队边打边走，硬是打掉了几百个鬼子。
就在此时，师部命令三八六旅迅速在威县之南的香城固一带集结，准备在这平原上再打一场诱伏战。
这次战斗我又没有机会参加，战后从各方面了解到战斗的全部经过。
2月上旬，三八六旅进入香城固地区。日军像疯狗一样集中优势兵力“扫荡”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哪里发现八路军，他们就扑向哪里。鬼子分进合击，占领了冀南地区的许多城镇，自认为“铁壁合围”的战术使八路军已无处可走了。八路军避而不战，乘其不备抓住弱点就狠揍一通。八路军逐渐掌握了日军的行动规律，鬼子受袭扰后必定会派出快速部队追击。根据这一情况，刘伯承决定派小部队不断挑逗撩拨鬼子，惹急他们，把他们诱入我们的包围圈，集中兵力打一场平原上的诱伏战。在平原上打伏击可比不得在山地，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无遮无拦，正值冬季，万木凋零，放眼四望真是一览无余。大部队隐蔽在何处，在什么地方设伏都是大问题。
侦察队带回了好消息。在香城固北面的沙河地带，洼地的边缘生长着许多红柳等灌木，由西南向东北形成一个大沙岗，沙岗上的灌木顺沙河故道慢慢倾斜，河床与沙岗形成一个漫坡，在沙岗上正好有居高临下之感。沙河故道的东北面是庄头村，西面是张家庄，南面就是沙河洼地，这地形形成了一个口袋，两村庄像布袋的袋口，正好把那洼地的北面扎紧了。如此好的地形，真是天赐我也，我军决定在此设伏。
设伏前，部队和当地的群众对设伏阵地进行了精心的伪装，沿大沙岗构筑了一条长长的战壕，在壕坎上又移来许多红荆条和野枣树，将阵地伪装得天衣无缝；并在四周几个村庄的村口设置障碍，用以阻挡敌人的汽车和马匹。与此同时，也控制人员的流动，严格封锁消息。战前的工作非常细致，一切就绪，就等敌人落入我们的陷阱了。
此时的敌人，正对冀南大举“扫荡”，并占据了广宗、巨鹿、威县、临清等县城。他们的主力向南宫、冀县进攻，而以一部分兵力守备已占据的城镇，并将此作为它主力部队的后勤补给点。
威县的驻军是日军后方据点中的一个楔子，它担任着守备和后勤补给任务，四周的县城也有少数日军驻守，一有情况均可相互增援。由于日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全部占据除城镇以外的地方，因此，八路军有了相对宽松的活动区域。威县在香城固镇北面约三十里处，威县的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补充大队就成了我们的诱伏对象。我部队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大家决心打一场漂亮仗。
然而，我主力部队虽两次进入伏击阵地，但我方派出的小部队均未能将敌人诱出威县，这不免让人有些心焦。
1939年2月10日拂晓，我主力部队第三次进入伏击阵地，此次参战的部队几乎都是三八六旅集团的部队，有补充团、新一团、先遣支队，另外还有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的一部。各部队按布置进入了自己的战斗位置。战士们藏在用红柳伪装的壕沟里，隐蔽在村外的沙岗上，一切都在静默中等待。为防止周围的敌人增援，指挥部又派出了小部队监视曲周、广宗方向。一切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
天亮时，我一一五师的六八八团两个营对威县县城发动佯攻，猛烈的火力扫射，又是冲锋，又是架云梯登城，虚张声势把气氛闹得火热。城内的敌人果然被吸引住了，他们误以为八路军要攻城，即拉开架势也以密集的枪弹还击。我部队见鬼子动了真，就按原计划迅速撤离了战场。日军连着几天被八路军袭扰，气恼万分，见攻城的八路“不堪一击”，遂立刻组织队伍追击出城。日军分乘九辆汽车，拖着几门炮，架着重机枪边打边冲，追出威县城外。
我佯攻部队边打边撤，将日军步步引向香城固伏击地。
中午时分，日军追到第什营村。这里距香城固还有十来里路，我三八六旅骑兵排突然出现，依据村头的房屋作掩护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没有防备，他们的一个少佐森田五郎和一个翻译官当场中枪毙命。这下子被激怒的日军，不顾一切向我旅骑兵排冲去，我骑兵排迅速撤离。鬼子进村已不见我骑兵排的踪影，气恼万分地在村中乱打乱扫折腾一阵，又出村向南追击。我骑兵排此时已出现在香城固附近，又向鬼子一阵猛烈的扫射。此时的日军已完全丧失了理智，不顾一切，发疯般向骑兵排撵去。他们的汽车也下了公路，抄近路径直向大沙河干河道的低地冲来。很快九辆汽车进入了我八路军布置的“口袋”。
伏击部队在旷野里隐蔽埋伏了一个上午。天寒地冻，战士们都冻僵了，看见敌人闯进了伏击圈，大家都屏住气息，睁圆了眼睛，将枪口对准了鬼子。陈赓、王新亭、许世友等旅首长在一个小庙屋顶上所设的临时指挥部里，注视着日军的一举一动。陈赓手一挥，下达了命令：“打！”
埋伏在香城固镇北口担负着正面狙击任务的第六八八团一营率先开了火，拦头狠揍，敌人的第一辆汽车顿时腾起了一股黑烟，哼哼着不动了。车上的鬼子跳车落地后，来不及还击就纷纷中弹，躺倒了一大片，后面车上的鬼子见势不妙，急忙下车组织反击。他们拉开战斗队形哇哇地冲了上来，但几次冲锋均被六八八团一营打退。鬼子见状分兵一路向东面的庄头村冲去，企图从东向南迂回拿下香城固。他们哪里知道刚抵村口，就遭到我补充团的拦头痛击，将这股鬼子赶进了沙河洼地里。鬼子又向西冲去，埋伏在张家庄的我先遣队也开了火。日军这时才发现八路军早已布下了陷阱，他们中了八路的埋伏，鬼子指挥官急命上车，掉转车头向北面的来路冲去。
“鬼子要溜，堵住它！”陈赓见状下达命令。
新一团团长丁思林①这位原红九十三师二七四团的三营长，此时带领二营，在许世友副旅长指挥下，从斜刺里杀将出来，从西往东冲上了伏击圈的北口，用火力封锁了鬼子的退路，扎紧了这“口袋”的袋口，把这群敌人全部堵在了沙河洼地里。
张家庄、庄头村、香城固村及洼地北口，我军从四个方向将沙河洼地围住。手榴弹“轰轰隆隆”爆炸，枪声像爆豆似地响个不停，几百个鬼子妄想随汽车向北突围，可汽车全陷在沙窝里动弹不得。鬼子发了急，集中火力和兵力向我新一团冲锋，企图杀开一条血路逃回威县。
丁思林团长此刻像只猛虎，带领二营的战士顶住敌人的火力，击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日军已成了瓮中之鳖，在绝望之际使用了毒气。我军防备不及，顿时新一团的几十人中毒倒下了。黄烟在阵地弥漫，空中飘来阵阵臭大蒜的气味，丁思林团长见势不妙，急命战士们用手榴弹轰炸，以气浪驱散毒气。
陈赓旅长见状即刻命令部队发起冲锋，从四面向敌军压缩，缩短我军与日军的距离，迫使鬼子不能再使用毒气。冲锋号“嘀嘀嗒嗒”吹响了，四周村庄的八路军冲出阵地，呐喊着逼近敌人。此刻的日军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锐气，根本无法还击，剩下只有挨打的份。绝望之中，鬼子向西北方向发出串串求救信号弹，企望曲周和威县的日军增援。
我军冲入敌阵展开了厮杀，短兵相接，枪声渐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沙河洼地一片刀光血影……
战斗进行到晚上，三八六旅全歼了这伙敌人，计击毙近二百人，俘虏八人，烧毁汽车八辆，缴获大炮三门、迫击炮二门、武器弹药和望远镜等军用物资不计其数，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歼灭战。
战后清理战场，发现有三个日本兵藏在老乡家，已被愤怒的群众打死。
后来得知，被歼的日军是一支炮兵联队，被缴获的望远镜是炮兵的宝贝，可值钱了。这些炮镜，日后在我三八六旅的炮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敌人汽车陷在沙窝里，那大炮太重怎么也拖不出来，后来用老乡的牛来拉，把老牛都拉塌了。大炮和战利品拉到司令部门口，周围的老百姓都跑来看，老百姓争相传诵，冀南广大地区的民众闻知欢腾。三八六旅的威名也传到了日军那里，在此后被我军俘获的日军称：八路军三八六旅不得了呀，一个新一团、一个补充团都这么能打，那主力部队还不知怎么厉害哩！
三八六旅在香城固之战打出了威风，首长们预计日军挨打后定会疯狂报复。果然日军出动了几十辆汽车、大炮、坦克、飞机，还有二千多兵力向香城固猛扑而来。日军对我三八六旅恨之入骨，在坦克上写着“专打三八六旅”的大标语，企图寻我三八六旅主力决战，妄想将我们消灭在冀南地区。我三八六旅及师部在战斗结束后，为避开鬼子的锋芒，迅速转移，连夜撤离了香城固地区，从日军夹缝间穿插出去，向东南方向的馆陶急行，穿过尖冢，涉过卫河，进入鲁西南的芦庄，日军根本找不到我军的行踪。此时临近农历年，每到一处，当地群众听说我们是八路军三八六旅，都热烈欢迎，备茶饭酒肉款待，八路军威名远播冀鲁豫边。
2月下旬，我们经南乐抵清丰。在清丰，部队进行了休整，数日急行军疲劳万分，部队在这里美美地睡了个好觉。
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率我三八六旅主力及师部直属队，不日经内黄、滑县向西穿过平汉铁路，抵达林县，过涉县，翻越太行山，回到了我们的太行根据地。
此次冀南之行历时三个多月，我随师部行军，只做些通信联络工作，看同志们打仗，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自己却没能捞到仗打，当了一回“看客”，说真的，这比什么都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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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思林（1915—1939），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连长、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一团团长。1939年在侦察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

老八路

46（在抗日军政大学）


1938年的初春，太行山区仍披着厚重的冬装，春寒料峭，一片冰天雪地。我接到上级的通知，让我立刻赶回团部。
我撂下手头的工作，向宋主任告假，速返我七七二团驻地，满怀高兴等待着让我上前线的好消息。在团部，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原来是上级调我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消息很突然，说实在的，我心里很矛盾，又想去延安学习，又想留在部队打仗。去延安，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在那里，真想去看看我们的红色大本营；留部队，是因为抗战开始，才同日本鬼子打了几仗，就调我去工作队搞宣传，仗没打过瘾哩!
团长叶成焕对我说：“小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安心去延安吧，在那里好好学习，学好了就回来。”
参军以来，除了战斗负伤住院和在藏民家养病外，我还真没离开过部队，与部队难以割舍的感情使我心里堵得慌，我嗓子发颤地说：“团长，我舍不得离开你和大伙。我不知道这要去多久。”
叶团长像个老大哥似地拍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我看到他的眼睛也红了，眼眶里噙着泪水。
红军时代我就跟随他，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从川陕根据地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又开赴抗日前线。此刻，我心里还真难忍这离别之情。我朝他敬了个军礼，握手道别。可没想到这一离别，竟成永诀，这年4月，我三八六旅在长乐村与日军作战，战斗中叶成焕不幸牺牲。这年他才二十五岁。
我团的几位连、营干部到旅部集合，首长们都谈到组织上调我们去学习，是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机会难得。这次全旅共有几十人赴延安，陈赓旅长为我们送行。我们组成干部队，一路向西，在各地地方组织的护送下，我们穿过数道日军的封锁线，渡过黄河，到达了延安。
延安，此时已成为革命的圣地，全国各地的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为了抗日救国，为了追求进步，纷纷奔赴延安。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延安是美丽的。
我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第四期学员，分在一大队的第二队。一大队的队长是苏振华，政委胡耀邦，我们第二队的队长姓胡（现已记不清名字），指导员是我的老乡赵国威（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协理员，建国后任解放军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那时候，学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队，到达时间也有先有后。抗大学员没有按照干部的级别分班。我们这个班共有十多人，班长吴先恩（原红九军供给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我担任副班长。我班的班长和学员全是当年的红军干部，有贺炳炎（原红五师师长、1955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同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江腾蛟（原红二十八军译电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舒光烈（1947年中原突围时牺牲）、彭自守（王树声的勤务员）等人。
抗大为了摸清各学员的文化水平，因人施教，在开学前对学员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记得考试那天，在几间大房子里，学员可随意就坐，没有严格的考场纪律，大家都可以讨论或随意说话的。我心里没谱，早早进了考场，在那柳木长条桌边坐下了，等待考试开始。没在意，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嗨！小家伙，是你呀！”
抬头一看，是张琴秋，赶紧站起来敬个礼：“大姐，是我，我是小秦”
张琴秋在我旁边坐下了。自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张大姐，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张琴秋历经磨难。长征结束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她率妇女独立师随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分散突围中不幸被俘，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西安事变后，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国民党方面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营救出狱，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
大姐是个文化人，坐在她旁边参加考试我心里有底了。有人走了进来，房间好多人和来人打招呼，我抬眼一看，是陈赓旅长。前不久他送我们到延安，这会儿他也来了哦！陈赓不停地和认识的人打招呼，看见我就走过来拍拍我的脑袋：“哈哈，小秦，你也在这里啊？！”，接着又和张琴秋相互问好说话，在我的前排坐了下来。
开始发考卷了，每人几张油印的糙纸试卷，都是些文化和常识题目。张琴秋很认真地在答题，字写得很快。我没有念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是在部队的随营学校里学的，很多试题我都看不懂呢！没写几个字，就东张西望。考场上很多人和我一样，不会做题目，有的交头接耳，有的用铅笔敲着桌面，还有的在呼呼睡觉。记得有道题是：“唐、宋、元、明、清，五朝中分别是哪几个外族和本族执政？” 我哪里懂这个？就问身边的张大姐。
张琴秋轻声告诉我：“唐、宋、明三朝是本族，就是汉族。元、清两朝是外族，也叫少数民族。”我似懂非懂地哼哧哼哧用力写字。前面的陈赓根本就没有答卷，同周围的人说着话。我问道：“旅长，你的考试卷这么快就做完了啊？”
陈赓嘻嘻哈哈道：“我做完了，你看。”
张琴秋一看那试卷，就笑了：“陈赓啊，你就没个正经。”
我费劲地一个一个字读出来：“考要进抗大，不考也要进抗大！陈赓”后面签名的两个字比鸽子蛋还要大。
这就是我记得的入学考试。
我们队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参加革命都有七八年了。这些经过长征考验的老战士，参加革命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少有几人读过书，在部队刚能识几个字，大家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努力刻苦学习的热情高涨。我们所学的课程有：政治、社会发展史、世界和中国历史、经济地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还学习军事及党建理论。对于我来说，更主要的是学好文化课。
“抗大”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住在延安城内的旧房子里，破旧阴冷的房屋没有取暖条件，初春的延安天气很冷，大家多是跺脚捂手哈气搓耳朵来抵御寒冷。我们睡在木板搭成的通铺上，稀薄的被褥挡不住寒气，夜里常常冻醒，好在我有从前线带来那件缴获日军的呢子大衣，我和吴先恩常挤在一起，蜷缩在那件呢子大衣下，度过延安的寒夜。
说起这件黄呢子大衣，没多久它就有了新主人。
一天，我在延安城内街上行走。忽听街对面有人在喊：“小秦，那是不是小秦呀？”我闻声一看，是我们原红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①见到老首长，我分外高兴，跑过去敬了个礼。詹才芳双手扶着我的肩膀转了个圈：“哎呀呀，小秦呐，好久不见，你好跩②呀。”
两个黄安老乡聚在一起好不亲热呀。我问道：“政委，你怎么也在延安呀？”
詹才芳说：“唉，一言难尽，走走，到我那里坐坐。”
在詹才芳的住地，不知他的警卫员从哪里弄了点羊肉，给我们下了面条吃。詹才芳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在延安所发生的事。
红军三个方面军长征结束，会合于陕甘宁，中央在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时，由于将斗争扩大化，波及面太宽，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心情不舒畅，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十多人，在激愤中觉得在延安呆不下去了，秘密约定准备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事情败露，就成了“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反革命事件”，参加者全部被逮捕。后来毛主席亲自处理这一事件，矛盾才得以缓解，这个问题也得到妥善解决。
詹才芳是直接参与者，被逮捕后关押了一段时间，原来的职务全都免了。这会儿，他在“抗大”任协理员。
他特别关心前线的情况，对我们七七二团打七亘村大加赞赏，说着说着就盯着我那件黄呢子大衣问：　
“伙计，你这是哪里弄来的呀？”
“这是缴日本人的。”
“这东西好哦，这东西好，唉，我没机会呀!”
“政委，你要喜欢就拿去。”
“这怎么可以，莫这样，莫这样。”詹才芳推托着。但我知道他真的喜欢这件大衣。
“莫客气，政委，我回太行还有，你就不方便了。”我将大衣推到詹才芳怀里。
他收下了，转身在抽屉里翻出了三支铅笔和一个小本子送给了我，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延安已是相当好的礼物了。呢子大衣有了新主人，我也非常珍爱詹政委送给我的铅笔和小本子。
1938年的延安，红红火火欣欣向荣，成了全国领导抗战的革命圣地，无数的热血青年像朝圣般地涌向延安。我们抗大第四期开学前后，每天要接纳很多外来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来者不拒，随到随编队。新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中学生；有知名的文艺文化界人士；有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的子女；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青年。
一天傍晚，校领导胡耀邦带来四位女青年，说学校现在来不及安排住宿，先在我们这里挤两天。我和彭自守住一小窑洞，赶紧将炕腾了出来，并添火烧了热炕。当晚，我俩把热炕让给了四位女青年，自己将苞米秸秆铺在地上盖上军毯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一看，那四位女青年用棉被盖在腿上，在炕上坐了一夜。我俩问她们为什么整夜不睡觉。其中一位说，在外面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这么个小窑洞地上就躺着两大男人，男女同室，她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哪里敢脱衣睡觉？我俩闻之哈哈大笑。经过交谈，得知我和彭自守的年龄比她们小，这下放松了下来，并称呼我俩为弟弟。我们也得知她们是南洋的华侨，为了祖国的抗日奔赴延安。其中一位姓胡，我就称她胡小姐，她说回祖国到延安就是来学习的，来抗日的，不能称小姐，让我们叫她姐姐。她们得知我俩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时十分激动。在国外就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走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没想到眼前就是两位红军战士。连着数天，她们缠着我俩讲述长征的事情。看见我们穿着黄呢子大衣，盖着军用毛毯，很好奇，问这是不是苏俄援助的？我俩都笑了，回答道，哪来的苏俄援助？我们身上没有半毛钱的苏俄物品，这些都是在前线同日军打仗，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她们很惊讶，原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真在前方抗日呀！没有想到你俩这样年轻，参加了长征，还在前线同日军作战，了不起啊！没几日，大家熟络了，胡姐拉我俩上街，硬要请我们吃东西。到了街上小摊边，胡姐一摸口袋竟忘了带钱，非常尴尬。我掏出仅有的津贴，请大家一人吃了一碗饸饹。付账后，那摊主找零多找了钱，走出老远我才发现，执意要返回去还给人家。胡姐一把拉住我说，算了算了，这又不是你硬要的，多给的钱也不多，值不当跑那么远去还钱。我说不行啊，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从红军到八路军都是这样，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钱一定要还回去。胡姐陪同我返回，亲眼见我将钱还给摊主，十分感慨，共产党的军队是这样的啊！
那段时间，从全国各地来抗大的不少都是进步青年，甚至还有国民党军界政界人士的亲眷。我记得就有胡宗南的侄女，于学忠的儿子、女儿、女婿、还有小老婆都来到了延安。胡姐她们和我一行人同新来的青年交流，她谈了来延安后的见闻和感受，特意讲了遇到我们后发生的那些小事情，并把我们介绍给新来的学生们，交流会掌声不断十分热烈。那时候，延安的政治热情那么浓厚高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
延安抗大的生活，是一段令人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当时的延安城外，延水河畔、黄土高坡、清凉山下，那么多的青年男女聚在一起不谈恋爱，而谈抗战、谈革命、谈理想，整个陕北洋溢着青春活力。第四期学员包括来自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社会各界人士及学生青年，听说有4000人之多。由于人数太多，不得不采取分散办学的方式，八个大队分散在陕北各地。抗大现有校舍根本容纳不下新学员，学员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生活和学习条件是简陋艰苦的，这些海外华侨的千金小姐照样握锄劳动，满手打起了血泡也不叫苦。她们说这是对她们人生的一种磨练。抗战期间，生活艰难，物资匮乏，全国民众抗日热情高昂，有物的捐物，有钱的捐钱，延安也是如此。我听说胡姐在抗大就捐献了一斤多数量的黄金。听别人叫胡姐为“万金油姑娘”，后来才知道，她是南洋巨商胡文虎③的女儿。可见当时的延安和共产党办的抗大有多么大的魅力。
“抗大”的同学们学习非常努力，每日半天上课，半天自学。
毛泽东、朱德、罗瑞卿等领导人经常来“抗大”讲课。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不少光辉著作，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政治、思想、军事、党建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学员在一个大院里盘腿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认真记录他讲话的内容。瘦弱的毛泽东烟瘾很大，身上罩着松垮垮的布衣，两个口袋里装着除去烟盒的烟卷，边讲课边伸手从衣袋里摸出烟卷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那时，他的身体不太好，咳嗽时常打断他的讲演。他的讲演十分引人入胜，那用力挥动的手臂，表达了他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情感。他不时用手向后拢着他的长发，气度非凡。在我们眼里，毛泽东是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了不得哩!
毛泽东讲课形象生动，一些理论的东西，他结合身边的事一讲，学员们都懂了，大家非常喜欢听他的课。他讲反对自由主义，列举了当前许多的现状，批评了我们党和军队中一些人的自由主义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讲述当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抗日游击战争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细腻地剖析了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各派以及中国民众的思想，指出抗日游击战发展的正确道路。他用哲学思维深刻地分析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等等，使我们这些学员获益匪浅。
毛泽东多次来“抗大”讲课，他那湖南方言有些难懂，但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娓娓动听，宛如一股轻烟徐徐飘荡。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军人，经过系统地学习，慢慢地领悟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真谛。
当时党内外有些人犯急躁病，恨不能三两天的功夫就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毛泽东根据这些“速胜论”的思想，特地在“抗大”给我们讲《论持久战》。毛泽东谈到：“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么，这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人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些精辟的分析，以科学的预见和透彻的说服力，成为对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历史发展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华北等地的以游击战为基础的持久战，拉开了抗日持久战的序幕，毛泽东为全党、全军乃至全国、全民族提出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战理论。
毛泽东在讲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时，以他深邃精辟的语言，描述了我八路军在抗日前线的战斗。他提到：八路军主要是装备较差的步兵，而作战对象则是装备精良、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装备技术劣势的军队与装备技术现代化的敌人进行战斗，必须采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利用近战夜战的特点，以步兵迅速的行动，攻其不备；以隐蔽的设伏、突袭敌军；集中优势的兵力，用猛烈的火力袭击敌人，发起连续的冲锋、拼杀，阻断敌人；用包围迂回的机动战术，围点打援，连续突破敌人的纵深，迅速歼灭敌人。
抗日战争也是全民的战争，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敌人不熟悉地形，不了解民情，我们要让他变成聋子瞎子，让敌人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的这些讲演，使我们联想到我们旅在华北的七亘村、黄崖底战斗，以及近期又打了几个诸如神头岭、响堂铺的漂亮仗，我们心里敬佩毛泽东不仅是个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家。
“抗大”贯彻执行了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了毛泽东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抗大和谐的民主氛围十分浓厚，学员和教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相互讨论问题是抗大的鲜明特色。学校的教育大纲都是教员和学员之间认真讨论研究，反复征求学员们的意见最后再作决定。教员的教案也是先征求学员们的意见后再实施。
抗大的军事教程和训练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军事理论方面，教员根据外军的经验以及我们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作为军事理论教材来讲述。教学中遇到实际的战术问题，也常常倾听我们这些经历过百战的红军干部讲述亲身的体会，这种由理论联系实际写出的教案最后成为了我军独有的军事理论教材。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以亲身经历的战斗，在军事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抗大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法，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成功典范。
我们“抗大”学员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爱笑爱闹是年轻人的天性。一天，陈赓旅长来了，同志们高兴万分，大家拉着旅长的手说个没完，问了许多太行前线的事。陈赓旅长性情活泼开朗，幽默风趣，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愿意同他在一起。
课间休息，学员们都在操场上活动，我和陈赓旅长边走边聊，来到球场边。几个学员在打篮球，一些人在场边呐喊助威。陈赓指着站立在场边的一人问我：“认识他吗？”
我说：“晓得，他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不过，我和他不熟。”
陈赓拉着我的手嘿嘿笑着走到陈昌奉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昌奉，这是小秦，秦懋书，你不认识吧！小秦是我们旅的摔跤冠军，怎么样？比试一下吧？”
陈昌奉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他个子不高，看样子就不是我的对手。不来不来!”
陈赓刚要张口，我急忙拉住他说：“旅长，我怎么会是摔跤冠军？莫瞎哄别人了。”
陈赓朝我挤了挤眼睛没说话。他瘸着那条受伤的腿，在陈昌奉身边踱了几步，突然伸脚使了个绊子，将陈昌奉撂倒在地上。接着哈哈笑着说：“你还说人家不是你的对手，看看，小秦轻轻一下，你就倒了。你打不赢我们旅的摔跤冠军，不信试试。”
陈昌奉跌痛了屁股，一下子被陈赓的激将法弄毛了，脱了上衣，穿着件坎肩，就要和我比试。我哪里会什么摔跤呢，急忙说：“莫，莫这样，陈旅长瞎开玩笑，我不会摔跤。”
“小秦，上呀，怕什么。”陈赓幸灾乐祸地嚷着。
陈昌奉拉开了架势，我被逼得上了场，许多人围上来看热闹，人们喊着闹着。我脱了上衣和陈昌奉扭在一起，人们围着圈，喊声震天。我原在老部队里，经常和阙子清、尤太忠和查玉升几人疯闹着“打抱狗”（鄂东俚语，指两人抱着摔跤打架），那哪里能叫什么摔跤呢？陈昌奉比我高出半个头，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他就占了上风，一下子将我摔倒了。陈赓叫嚷着：再来一盘!第二跤，我又输了，屁股摔得生疼，我被摔急了，嚷着：“三打两胜”，又冲了上去。没几下子，陈昌奉把我扛在了肩上，他得意地哈哈大笑。我被他倒搂着，脚朝上头朝下，只要他一撒手，这一跤我准输。慌乱中，我抓住了陈昌奉的裤腰，那是麻绳当的裤腰带，情急之中，我顺手一拉这麻绳，“嘣”地一声，他的裤带开了，大腰裤子一下子垮了下来。陈昌奉一急，放下我就去提裤子，可裤子垮到脚踝上，他仅穿了条裤头站在那里。周围的人“哄”地一声笑开了。我落地后顺势将他一推，他被裤子绊住了脚，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后，重重地跌在地上。人们又笑又闹，吵翻了天。
陈赓哈哈大笑着说：“怎么样？昌奉，说你摔不赢吧，你不信。”
陈昌奉从地上爬起来忿忿不平地说：“什么狗屁冠军，摔不赢就摔不赢，解人家的裤子算什么本事！”
我满脸通红站在那里，讷讷地说：“就算我输了，还不行？”
陈昌奉嘲笑我说：“你哪里能输呢？你不是叫秦懋书吗？秦懋书就是秦‘冇输’，你永远都‘冇输’。”
此后，许多人见了我就逗我：“你输了没有？”
众人齐喊：“（冇）懋——（输）书！”
延安“抗大”的生活充满了许多乐趣。我在那里开始了系统的文化学习，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后来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延安城内的许多房屋被毁，“抗大”奉命搬迁到瓦窑堡，我们在那里继续学习。
“抗大”是一所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革命大学校，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年轻人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的东西。“抗大”九个月的学习，对我的一生有着深刻的重要的影响，以往只会服从命令听指挥、英勇作战拼命工作的我，思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真正认识到我党我军的宗旨，认识到自己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作用。
延安，此时已成为全中国的革命圣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成千上万的进步人士奔赴延安，形成一股革命的浪潮，这浪潮席卷着中国大地，这浪潮将冲击淹没日本帝国主义。……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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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才芳（1907—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4年参加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排长、连长、营长，红三十团政治委员，红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九军、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大队长，晋察冀军区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第四
野战军四十六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军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②    “跩”（zhǔai)，湖北黄安方言，得意或神气的意思。
③     胡文虎(1882～1954年)，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他从继承父亲在仰光的一家中药店开始，后来在制药方面崭露头角，以虎标万金油等成药致富，号称“万金油大王”。他没有受过高深教育，也不以知识分子自命，却独资创办了十多家中、英文报纸，一度享有“报业巨子”的称号。他发家后，自倡“以大众之财，还诸大众”的宏论，热心于兴办慈善事业和赞助文化教育事业，因而也是有名的“大慈善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出钱出力，从各方面声援祖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胡文虎除捐助大批药品、物资外，又出钱组织华侨救护队，直接回国参加抢救伤兵工作。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老八路

45（“我们是八路军”）


太原失守，日军继续沿同蒲路和正太路向山西腹地进犯。国民党军纷乱溃逃，散兵四处可见，那真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因我八路军的几次对日战斗，使汤恩伯部得以喘息，乘隙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此后迅速向晋东南撤去。至太原失守，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局面已画上了句号，国民党军几乎失去了战斗力，华北抗战的重任主要落在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肩上。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如何发动民众，鼓舞士气，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这是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莽莽苍苍的太行山腹地，八路军总部召集会议，确定在山西境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立足太行、太岳、吕梁等山区，同时向东（包括向冀南平原地区）发展，在冀南平原地区也创建根据地。八路军将依托根据地发动民众，扩充兵员，坚持以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为主体的人民战争。
八路军和红军一样，既是一支战斗队，也是一支工作队、宣传队。我师将组织一支工作队开赴晋东南地区开展工作。
一天，叶成焕团长让我去他那里，他要找我谈话。刚坐下来，他就说：“秦懋书，我们师根据总部的要求将成立工作队。各团都要抽人，由师政治部宋任穷主任带队。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动员民众，募集捐赠，扩充兵员，这是项艰巨的任务。我团也要去一部分人，根据你的情况，准备让你当队长，你准备……”
不待叶团长说完，我“腾”地一下子站起来嚷道：“我不去！那婆婆妈妈的事我干不来。我要跟着你留在队伍里打鬼子。”
叶团长也站了起来，把我按着坐下后说：“又来了，是不是？你这个犟脾气就不能改改？！本来在草地时你就是营级干部了，叫你去当营长，可你不干，发犟脾气不上任，把几百号人丢在那里不管，王树声军长气得差一点就毙了你。要不是我和师长说情，你下不了地的。要是听一点儿话，你现在就不会只是个副连长（七亘村战斗后我被提升为特务连副连长）。我问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什么？”
我瓮声瓮气地说：“一切行动听指挥。”
“还听指挥？！哼，什么你都知道，你就不能长点记性？！”
这时门外传来喊声：“叶团长，我的人定下来没有？”
跟着进来几个人。
我一看是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
叶团长和我都站起来敬礼，叶团长将我介绍给宋主任，宋任穷笑哈哈地说：“秦懋书，我知道，我知道。”
宋主任让我们坐下后说：“小秦呀，你是鄂豫皖出来的老兵了。我听说你在川北时搞过‘扩红’，搞过宣传，很能干嘛！这次，跟我去好好干一场吧！”
我打心里不愿意干这行，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只得说：“主任，我没文化，大字不识几个，怕干不好。”
宋主任说：“哎，在川北时干得好，现在就可以干得更好。没文化，就要学习嘛！”
这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我只得服从命令，当了工作队队长，带领我团四十多人，随宋主任去了晋东南。
我师的工作队分为三个队，三个队都分散工作。宋主任的工作联络站设在长治，我带的那个队主要分管长子、潞城、屯留地区，每个队又分成几个组分片包干。我带领七个人在长子工作。
那时我们工作队就住在当地的小学校里。刚去的那阵，老百姓分不清谁是国民党军，谁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我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我们几个人都穿着在上几次战斗中缴获的日军黄呢子军服，脚蹬日军大皮靴，那威风凛凛的英姿吸引了不少人。人们摸着我们的呢子军服，瞅着我们胳膊上八路军臂章，向我们问这问那，我就大声地告诉群众：“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队伍。我们身上穿的，还有用的，都是打了日本鬼子，从日本鬼子手上缴获的。日本鬼子现在占领了太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我们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大家要拿起枪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家园。”
我们工作队员都只二十岁左右，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吸引了许多人，姑娘们向我们投来热情羡慕的眼光，小伙子们热血沸腾要求参加八路军，老人们对我们啧啧称赞。许多人在我们的宣传鼓动下为支援抗战捐钱捐物。就连驻在附近的国民党官兵也来看稀奇。
一位国民党军的尉官十分羡慕我们全身的日军装备，他非常腼腆地朝我要东西。那时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都是友军，我也没有考虑太多，便将上次在战斗中缴获后上级又发给我的手表，连同被我砸坏的铁皮盒一齐送给了他，他非常高兴，一再表示感谢。我们的战士也将缴获来的小东西，诸如打火机、压缩饼干、罐头、皮带、刮胡刀等送给了友军的官兵。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长子县动员征兵，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许多人听我们宣传抗日，热情高涨。国民党的一位县长却赶来阻拦。他说：“你们八路军在我这里可以募集粮款，但绝不能宣传赤化，绝对不容许征兵。我这方土地有史以来无人为匪，从军也决不投乌合之众。”
听此言，我们无比气愤。当着在场的老百姓，我严厉地批驳他说：“我们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也是蒋委员长统一指挥的队伍。如今国共合作，全民抗战，你怎敢污蔑我们是‘匪’？你怎敢骂蒋委员长的队伍是乌合之众？你的胆子不小呀！乡亲们，同胞们，蒋委员长说：‘如今抗日为全民之责，战端一开，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之责任。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日本鬼子杀我同胞，占我家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宣传抗日何罪之有？现在有人开口就污蔑抗日军队，阻拦我抗日征兵工作。只有汉奸才干这种事情。这是破坏抗日，我要报告上方，严肃查处这件事……”
那县长窘迫不堪地扯下帽子，十冬腊月天，他脑门上竟沁出了汗，不住地对我们点头哈腰，赔礼认错。在下面群众的起哄声中，他狼狈地溜走了。这时，群众欢呼，许多人当即表示要求参加八路军。
宋任穷主任后来知道了此事，非常高兴，对我大加夸赞：“小秦呀，干得好，就是要狠狠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让民众都知道我们是八路军。”
我们的工作得到民众的支持，当地各界人士捐钱捐物、报名参军的非常踊跃。
记得一天，我和几个干部去一个村子宣传抗日。在一个铁匠铺旁边，有位十八九岁的青年，正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热闹，从穿戴上可以看出他不是富家子弟。于是，我向他喊道：“喂，你过来。”
他朝我看看，又回头瞧瞧，不知是在喊他。
“喂，在喊你哩，你过来。”
年轻人这才知道在喊他，于是向我们走来。
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放牛的。”
说起放牛，我心头一热，我就是个放牛娃出身呀！我问他：“是自家的牛？”
“不是，我家没牛，是别人家的。”
这话同我当年说的是一样的呀。我心里一阵激动，对他说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放什么牛？不想当亡国奴，就跟我当八路去。”
他点点头同意了，并告诉我，他叫赵天云。
赵天云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这个当年的放牛娃赵天云担任了湖北省汉阳造纸厂的第一任厂长，后来又担任了湖北省化工厅厅长。
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带领的这个工作队在长子、潞城一带征兵几百人，募集了大量的钱款，在当地的群众中产生良好的影响。人们见到我们都亲切地称我们是“八路炯（军）”（山西方言）。
1937年底，新年将至，太行山区普降瑞雪，天寒地冻，漫山皆白，满山沟壑光秃秃的柿子树、核桃树在寒风中摇曳，整个太行山区成了一个冰雪世界。
一天，我队接到通知，赶赴长治城。原来是第一战区总指挥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邀请我八路军工作队参加他们的新年联欢会。
宋任穷主任带领我们九十多人赴会。到达地点后，队伍在原地休息，我们十多人随宋主任先去战区司令部会见汤恩伯。记得司令部好像设在一座大庙里，进了大门，只见前庭大院很深，中间的甬道直通中殿。接待我们的大约是参谋长之类的人物。他说汤司令官在里面等候，于是领我们踏着鹅卵石甬道朝中殿走去。甬道的两侧列队站着许多军官和持枪的士兵。这些人过去都是与我们刀枪相见的敌人，现在虽说是友军，可在我心目中总也抹不掉过去的那段阴影。
突然，他们的值日官喊了声：“敬礼！”
只听“唰”地一声，他们的士兵举手平胸行持枪礼，而那些军官都抽出随身佩带的短剑举在脸前。这一举动让我们大吃一惊，十多人瞬间都抽出驳壳枪，机头大张对着国民党军，同时用身体围成半圆，护住宋主任。我心里想：“狗日的，想动武占便宜呀，没门儿！”
那架势真是剑拔弩张呀。
领路的军官急得挥动双手对我们大喊：“弟兄们，别误会，别误会，这是我们的礼节，是礼节。”宋主任微微一笑，挥挥手让我们收起枪。
我们收起驳壳枪这才发现，国民党军官们在慌乱中有的吓得刀掉在地上，有的也伸手拔枪。气氛缓和了，双方都知道是误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汤恩伯笑呵呵地迎出中殿，宋主任敬了礼，递上自己的名片说：“汤将军，我们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让我向你问好。”
“好，好，谢谢哟，我们在外面坐吧！”
在中殿门前的台阶上，卫兵搬来两把椅子，汤恩伯和宋任穷坐在那里聊天晒太阳。我们十多人和国民党的一些军官都站在不远地方。宋主任与汤恩伯谈了一会儿，汤恩伯欠身问道：“我同你们刘师长见面谈过一些事，可至今有些事我不理解。宋主任能否赐教？”
宋任穷爽朗地笑着说：“汤将军不必客气，请讲就是了。”
汤恩伯开口道：“在娘子关，我战区几个军，好几万人据险布阵正面防御，可还是抵挡不住日本人的进攻。你们八路军一个师，最多不过一万来人，战线拉得那么长，摆得那么宽，论兵力就不足嘛，怎么就能打赢日本人呢？”
宋主任笑着答道：“贵军打的是阵地防御战，我们可没有你那个本钱哟。八路军打的是游击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便宜就打，没便宜就走。我们不是打了好几个漂亮仗么？贵我两军战法不同，这叫杀猪吹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汤恩伯挠着头哈哈大笑着。我相信他还是没闹明白，八路军为何能以少胜多，总打胜仗。他停住笑，又问：“还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总打不散？就是被打散了，也能各自为战，还能很快收拢回来，为什么我的部队就不行呢？”
宋主任说：“这很简单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每个连队都建有共产党支部。汤将军要想学的话，我可以派些人到贵军，也在每个连队建一个共产党支部，我保险你的部队打不散，打散了也可以收拢回来。”
汤恩伯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不再有下文。他的随从军官和我们见宋主任和汤恩伯聊得高兴，大家都轻松地笑了。
汤恩伯借新年联欢之机，向他的部队和当地民众展示他抗日的成果。他办了个小型展览，展示了他的部队对日作战缴获的战利品。我们几个人先去看了看，在展品中，我意外发现，竟有我送给国民党军那个尉官的手表和那个被我砸扁了的铁皮包装盒，其他几位同志也发现了自己送给国民党军官兵的战利品。这个汤恩伯，把别人缴获的战利品说成是他的，尽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是个厚脸皮。我们马上将这情况报告给宋主任，宋主任对汤恩伯说道：“汤将军，在你的抗日成果展览中，有许多战利品是我们八路军缴获的。我们的战士将一些东西作为小礼物送给了贵军的官兵，这不能算是贵军的抗日成果吧！”
“是吗？这个这个，不会吧，啊……不过，我是战区司令，贵军在本战区作战，我们也是统一指挥，贵军的胜利也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我们不分彼此嘛，啊，哈哈哈……”
宋任穷笑着说：“其实送给贵军的那些战利品都是些小玩意，我们缴获了大量的车辆、骡马、枪弹、服装、食品。汤将军如果喜欢，我派人给你送些罐头和压缩饼干来，饱饱口福如何？”
汤恩伯尴尬地笑着说：“玩笑，玩笑，嘿嘿……”
新年联欢会上，国民党军和我八路军工作队还有许多老百姓坐满了会场。汤恩伯请了当地的民众代表和社会名流参加。宋任穷主任也在台上就坐。汤恩伯在会上说：“新年元旦，也是我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日。在此，我们也纪念国父中山先生，缅怀他的功绩……同时，我们也纪念蒋委员长蒙难一周年。大家都知道，去年的这个时候，张、杨二将军受人挑唆，扣押了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历经千难万险才得以安全返回南京。现在……”
大会请宋任穷主任讲话。宋主任从容不迫地走上前对下面的国民党军官兵和民众讲道：“同胞们，友军弟兄们，我作为八路军的代表，应邀前来参加这个联欢会。汤将军刚才提到纪念孙中山先生，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孙先生是我们的革命先驱，他是国民党的领袖，也是我们共产党的朋友。孙先生为国家为民族奉献了他的毕生精力，他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我们颂扬。”
“对于汤将军的另一段讲话，我不敢苟同。汤将军称去年此时是蒋委员长的蒙难日，称张、杨二将军在西安的行为是受人挑唆。明眼人都清楚，汤将军所指的是我共产党了。在此，我必须指出此话违背事实。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中华，占我疆土，蒋先生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部队围剿我北上抗日的红军。张、杨二将军抗日心切，多次苦劝蒋先生未果，最后不得不在西安举事‘兵谏’。两位将军为国分忧之义举，我相信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能赞同。再说，该事变发生之前，我共产党根本就不知道，事变发生后，张、杨二将军才通知我党，并邀请我党代表赴西安议事。这何以能说二将军的义举是受人挑唆？”
“我党胸怀博大，不计前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西安斡旋调解，同蒋先生共商国事。张、杨二将军的义举意在谏蒋、逼蒋抗日，根本就不存在危及蒋先生的人身安全之说。这又何以谈得上蒋先生‘蒙难’？目前，国共两党合作，全国全民一致抗日，大家本应精诚团结，两党间以前的分歧不应影响当前的抗日高潮。在此时发表此言论会影响团结，不利抗日。”
汤恩伯脸红一阵白一阵地坐立不安。
宋主任接着说：“我八路军肩负抗日救国的重任，在目前形势危急的情况下，配合、掩护友军打了多次的胜仗。汤将军在此办了个展览，展出的绝大部分战利品，都是我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英勇抗战，就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连国民党军的官兵也都鼓掌了。会场气氛热烈激奋，许多民众点头微笑，渐渐了解了八路军。
八路军的名声越来越大，我们每到一地，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支持。晋东南的抗日热潮高涨，我们工作队无论走到哪里都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八路军！”

老八路

44（黄崖底之战）


日军在正太路西段得势，绕过娘子关以南的日军与其正面部队突击娘子关。国民党军抵挡不住，晋东天险娘子关失守。
日军沿着正太路向太原逼近，华北形势危急。
国民党军守土抗日、消极防御的战略部署抵御不住日军的攻击，顷刻间国民党军土崩瓦解，全线崩溃，几万人从前线撤下来，向晋西南和晋东南逃窜。我八路军三八六旅奉命向昔阳奔袭，相机作战，掩护友军撤退。
我旅向西挺进，所到之处满目疮痍，老百姓见当兵的就躲，原来国民党部队的残兵败将打日本人不行，祸害老百姓可是行家里手，其中有些家伙偷鸡摸狗，抢劫财物，抓丁拉夫，奸淫民女，真是什么坏事都干。
由于我们也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老百姓见了也慌忙躲避。我们耐心地宣传解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是国民党军，是抗日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才解除了老百姓的顾虑。我们从老百姓那里得知了许多有关情况。
日军突破娘子关后，大部向太原进逼，另一部则向南追杀国民党军的残兵败将。日军第二十师团和第一○九师团将拥有大量兵力的国民党军视为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根本就没把我们八路军放在眼里。根据情报，我们得知日军第一○九师团将要经昔阳向榆次进犯，由九龙关向昔阳进发打头阵的是其一三五联队。
“要到昔阳，预计他们要经过昔阳南边的南界都和黄崖底，黄崖底则是必经之路。在这里打一仗，敲它一下……”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一锤定音，我三八六旅将再次设伏，大战黄崖底。
11月初，我七七二团奉命进入阵地。这次战斗部署的兵力较上两次在七亘村部署的兵力多：七七一团埋伏在黄崖底上面两个村子一带的高地上，从敌正面担任主攻任务；徐向前副师长率七六九团刚从北面赶到，部署在敌右侧；我七七二团随刘师长潜伏于敌左侧；师指挥所设在黄崖底附近一个山顶的后侧，从山顶可以清楚俯瞰整个黄崖底河谷。
黄崖底河谷地带宽阔，最宽处有二百多米，其两边的山梁有三十来米高，这种地形对敌我双方都不利。敌人在河滩开阔地带无法隐蔽，只能挨揍。而我们虽居高临下，但由于河谷较宽，两边的火力封锁可能不严。另外，地形也不便我们冲锋，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和战斗力，冲下河谷就失去了优势。因地形地貌的局限，使我们设伏的“口袋”可能扎不紧，几支部队间留下了一个缺口空隙。
中午时分，日军一三五联队果然耀武扬威地开来。日军自侵犯华北以来，同国民党军战斗一直是在打胜仗，在七亘村虽然挨了八路军两次揍，但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损失。日本鬼子牛劲十足，目空一切，正不计代价地向山西腹地进击，对我八路军的袭扰似乎不屑一顾。我军战士们被日军这种骄横的模样气炸了肺，大家憋足了劲，决心要再打它个人仰马翻。
当日军一三五联队大部分进到黄崖底河谷时，刘师长下达了开火命令。霎时间，山梁上枪炮齐鸣，突然袭击从天而降，在河边坐下休息的小鬼子被打得蒙头转向，鬼哭狼嚎。敌人马上反应过来，很快在一座小庙旁集结，准备反击，他们架起了两门小钢炮，瞄准我两侧的阵地连连开炮，掩护步兵发起冲锋。我军左侧山头的迫击炮校准方位，猛烈地轰击，几十发炮弹在河谷里爆炸，炮弹砸在敌人头上，压制了敌人的火力。有一发正好打中敌人的炮弹箱，“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浓烟腾空而起，鬼子的两门小钢炮顷刻成了哑巴。敌人的步兵在机枪的掩护下，“哇哇”地嚷着向两侧我方阵地冲杀过来。
我在团指挥所旁带领我排还击，驳壳枪不过瘾，我弄了支上次在七亘村缴获的三八大盖。缴获日军的装备现在全派上了用场，我身穿日军的黄呢子军装，头戴日军的钢盔，用这三八大盖，一枪一个准地射击。敌人在下面谷底冲不上来，可他们火力较猛，机枪子弹打在山梁上“噗噗”地响。由于谷底地势开阔，日军分散组成单人互联的战斗队形，我们机枪封锁的威力不大。鬼子在负隅顽抗，双方对峙着。战士们都急红了眼，有人提出要像上次在七亘村一样，冲锋到谷底同鬼子对杀一场。叶成焕团长坚决制止这种战法。他说：“不能冲下去，我们现在在上面，鬼子他冲不上来，只有在下面挨打。要是冲下去，我们的炮火和机枪都没有用了，在那开阔的河谷里同鬼子拼刺刀我们不会占便宜。听我指挥，堵住鬼子的后面，集中火力狠狠打。”（战后，首长在战斗总结中肯定了叶团长指挥正确）
大家执行叶团长的命令，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瞄准了敌人狠揍。我觉得趴在沟里放枪不过瘾，就竖起身子半跪着射击。那三八大盖的威力比我们的“汉阳造”大，枪声清脆射程远，一百多米远的一个鬼子被我一枪就撂倒了。我得意忘形拉枪栓退壳，又顶上一发子弹，瞄准！这时，只听“噹”地一声，我的额头被钢盔碰疼了。有人一把将我按下来，我一看是团长。叶团长摘下我的钢盔惊讶地叫道：“我的妈呀，小秦你命大呀！要是没这钢盔，你小子的脑袋怕是半边都没有了。”
摸着被钢盔撞痛了的额头，我接过钢盔一看，也吓出一身冷汗。一颗子弹将钢盔侧面打出了一道凹槽。打仗的时候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根本没想到害怕，我对叶团长吐了吐舌头，嘿嘿傻笑着。
战斗还在继续，我们用火力分割敌人，杀伤了许多鬼子。这时，河谷的那头又涌来大量的敌人，原来是敌人的援军赶到了。这一仗打了不到一个时辰，上级命令撤出战斗。
我们部队迅速撤离了阵地。
这次战斗速战速决，消灭了三百多个鬼子。由于敌人的援军赶到，我们在山梁上没有下到河谷，许多的战利品看在眼里却不能获得，大家深感遗憾。
部队撤出战斗后，急行军脱离战场，摆脱了日军的追击，继续向西行进，第二天抵达昔阳以西的马道岭。恰在这时，敌人第二十师团一部也到达此地，准备追击撤离到榆次和太谷间的国民党汤恩伯部。国民党军丢失晋东屏障娘子关后，狼狈撤退，向南溃逃，部队建制打乱，散兵四处游荡，沿途丢弃的枪支弹药随处可见，一片狼藉。
我七七二团抵达马道岭时，日军大部队刚刚过去。陈赓旅长说：“我们要打它一下。虽然不可能消灭敌人，但要拖住它，要不友军（指国民党军）招架不住。”
以我一个团的兵力抗击日军一个联队，兵力少了点。
陈赓旅长接着说：“我们这点人不能与敌人硬打硬拼，不能像国民党军队那样去打正规战。我们就打它的尾部，狠揍它一下，不待敌人回过神回头反扑，我们早就撤走了。这就叫追尾战术。”
这一仗果真如陈旅长所说的一样，我们打了敌人的尾巴，日军恼羞成怒地反扑回来，已不见我们的踪影。马道岭之战打掉日军七十余人，并将敌人拖住，迟滞徘徊了一天，让国民党军汤恩伯部逃离了日军分进合击的追杀，避免了一场灾难。汤恩伯后来向我师宋任穷主任致谢，那是后话。
黄崖底、马道岭之战，也是我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初期打击日军的典范战例之一。国民党军的正规阵地战与八路军的游击战都给予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而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符合当时的国情、军情，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及刘伯承等革命家、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思想。一次次成功的战斗事实，批驳了国民党所污蔑的“八路军游击，游击，光游不击的”的诽谤。
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从此坚守太行山麓，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