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

老八路

第十七章　齐鲁烽烟
　　成立八路军一纵队

　　位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下游、东海之滨的山东半岛，是联结华北、华中、东北的枢纽，历代兵家角逐争雄的战略要地。春秋战国时代，它是齐、鲁等国建都立业的地方，历史上曾以“齐鲁之邦”而著称于世。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迅即沿津浦路南下，直逼山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指挥韩复榘，畏敌如虎，丧魂失魄，竟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逃，致使该省沦入敌手，成为日寇进取徐州、南京、武汉的跳板。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从沿海到内陆积极牵制和削弱日寇的进攻能力，配合华北、华中游击战争的大力开展，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全盘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三九年五月，党中央根据北方局的建议，决定我和朱瑞同志率一批干部去山东，加强那里的敌后游击战争领导工作。这项重要决定，与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任务，密切相关。

　　自从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因矛盾重重，困难加剧，被迫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转而制定了“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姿态，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的作战方针（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据此，将参加武汉会战的兵力大部回调，集中“扫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企图将山西、河北、山东的游击战争烈火扑灭，迅速“恢复治安”，以巩固其侵略统治。

　　在此同时，日寇对国民党实行诱降政策，妄图实现“东方慕尼黑”阴谋。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倾向，日趋明朗化。汪精卫公开认贼作父，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蒋介石加紧“限制异党”的步伐，积极制造反共摩擦，同日寇加紧秘密勾结。在山东，蒋介石派于学忠为苏鲁战区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山东省府主席），率军抢占沂蒙山区的一些要点，与原山东境内的十余万国民党地方武装相配合，与我抗衡。一九三九年二、三月间，沈鸿烈公然提出“统一划分防线”、“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统一行政，军不干政”、“给养粮秣统筹统支”等四项条件，限制八路军。不久，又规定我山东纵队只能在泰安、徂徕山以南、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实际上想将我驱入敌伪兵力集中的滕县、宁阳、泗水地区，假手敌人，予以消灭。国民党军政部也直接令山东纵队去北宁路作战，限制我向南发展。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日益尖锐化。

　　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亦需加强统一集中的领导。早在一九三七年底前后，中共山东省委即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领导了天福山、盐山、黑铁山、徂徕山、泰西、鲁南等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形成十多块根据地和游击区，为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发展基础。后来中央又令一一五师、一二九师抽调兵力，进入山东开展工作。至一九三九年夏，全省已有三支主力武装部队，总兵力达七万人左右。一是由原地方起义武装为基础，改编为八路军的山东纵队。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辖八个支队，活跃在鲁中、鲁南及胶东地区，兵力约四万余人。二是由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一二九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成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开创了冀鲁边平原根据地，控制着津南、鲁西北的十五个县份，兵力共两万余人。三是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五团。由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于一九三九年春进入鲁西平原，与湖西地方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抗日支队，战斗在泰西、运西地区，兵力约八千人。加强对这三支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密切协同配合作战，是粉碎日寇进攻和国民党的摩擦，坚持和发展山东游击战争，积聚抗日反攻力量的关键一环。

　　接到中央的命令后，我就从冀南的威县出发，在馆陶会合朱瑞等同志，准备去山东。朱瑞是从山西来的，带着一百多名干部，包括王建安、罗舜初、徐黎平、谢有法、刘志超、李竹如等同志。这些干部，都是从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抗大一分校交挑选出来的，年轻精干，生龙活虎，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在馆陶，朱瑞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派、争取中间派、打击顽固派的指示，使大家明确了当前的形势、任务和行动方针。六月上旬，我们从泰安以南过津浦路，进入沂蒙山区。在沂南县东辛庄纵队指挥部驻地，会见了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领导人。张、黎二同志，我在冀南曾见过。那是头年的十月间，他们从延安带了一百六十多名干部，路过冀南去山东。我和他们在南宫交换意见，研究如何发展山东游击战争的问题。我们还从津浦支队抽调了一个建制营，跟他们去开展工作。对我和朱瑞等同志的到来，他们十分高兴，表示热忱欢迎。

　　鲁中南的沂蒙山区，群山巍立，气势磅礴，象征着山东人民强悍勇敢、质朴坦荡、凛然不屈的性格。我们刚到那里，正赶上日寇发动的第一次鲁中大“扫荡”。从六月一日起，日军两万余人在植田大将指挥下，以津浦、胶济、陇海路东段及烟（台）潍（县）公路要点为出发地，兵分十路，分进合击我沂蒙山区腹心地带。驻扎在莒县、沂水、蒙阴等地的大批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逃之夭夭。敌人“扫荡”的巨大压力，全由我根据地军民承担。我们来不及详细了解各根据地的情形，便全力投入指挥反“扫荡”的紧张斗争中。

　　山东纵队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成立时间短，战斗经验少，干部缺，装备差。初次遇上敌正规部队的大规模“扫荡”，处境异常艰难。好在沂蒙山区地势险峻，回旋余地广阔，部队熟悉地形民情，又有青纱帐和群众掩护，便于分散游击，打击敌人。该纵第一、二、三、四支队与各地游击队、自卫团结合，内外线协同作战。经月余辗转战斗，重点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和薄弱环节，切断敌军后勤供应，拖得敌人精疲力竭，损失惨重，兵员、粮食无继，终于结束“扫荡”，收兵回巢。就在这次反“扫荡”中，我一支小分队十八名指战员，在岱崮山抗击五百多日军的进攻，最后被逼到一座悬崖上，子弹打光，全部跳崖牺牲，被誉为“十八勇士”。

　　鲁中军民经过反“扫荡”锻炼，经受了考验，增强了斗志，提高了杀敌本领。

　　反“扫荡”结束后，我们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着手统一建制，健全领导机构。八月初，经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原苏鲁豫皖分局改为山东分局，由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陈光、彭雪枫组成，郭洪涛任书记。山东军政委员会亦成立，统一领导山东的党政军民工作，由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黎玉为委员，朱瑞为书记。十八日，我和朱瑞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就职通电，晓谕各方。一方面是要造点声势，显示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另方面有个正式头衔，好同国民党头面人物打交道，开谈判。

　　八路军一纵队辖山东纵队、一一五师一部、冀鲁边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及苏北境内的抗日武装力量。山东的部队分散在奋地区，建立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是必要的。但有些部队，如陈光部、杨得志部、肖华部等，均独当一面，距离我们较远，又能同党中央和总部直接联系，因而相对保持其独立性，也是不奇怪的。我和朱瑞同志的领导重心，放在山东纵队。

　　山东纵队的领导干部，配备得不弱。纵队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副指挥王建安，参谋长王彬，政治部主任江华。辖十多个支队和军分区。那时的编制不正规，干部调动频繁，哪些同志在哪个支队、分区担任领导工作，已记不太清了。我记得的支队领导干部有：马保三、吴克华、徐斌州、景晓村、杨国夫、胡奇才、廖容标、阎世印、周赤萍、孙继先、高锦纯、林浩、霍士廉、刘海涛、潘寿才、马千里、汪洋、王文、刘其人、王一平、王兆相、赵杰、王子文、仲曦东等人。在纵队机关和山东分局的领导干部有：潘复生、罗舜初、刘居英、谢有法、刘子超、李竹如、郭子化、吴仲廉、冯平等人。他们中间，除了中央派来的红军干部，就是本省徂徕山等地起义的领导骨干。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是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山东地区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元气大伤。抗战开始后，才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们去的时候，全省共有党员五万一千五百余人。其中，鲁南地区一万五千人，鲁西地区八千余人，胶东地区一万二千二百人，冀鲁边及清河地区八千余人，苏鲁豫边八千人，苏皖边三百余人。山东分局计划，短期内再发展五六万名党员，可达十一万人左右。各区、县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动民众，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党员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分布面较广，遍及全省各个地区，扎根在三千八百万人民群众之中。这也是我们开展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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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离不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山东的游击战争，虽然有了较好的基础，但政权建设工作，还没有跟上去，是个薄弱环节。就拿鲁中、鲁南来说，因为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只能算个游击区，谈不上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我们刚去，感触最深的是吃饭问，题，“叫化子要饭”，部队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吃了上顿没—卜顿。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发动群众也不好办，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一走，群众就散了。象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政权在谁手里呢?在国民党手里。除了敌占区外，县长、区长、乡长多是国民党的人，听于学忠、沈鸿烈的，不听我们的。处处卡我们，不仅不供应八路军粮食、衣物等，还威胁群众，限制群众同八路军接触。他们作威作福，鱼肉乡民，苛捐杂税之多，令人咋舌。有的还与日寇、汉奸暗中勾结，干卖国勾当，袭击八路军。党中央曾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银行；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3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如上述情形不加改变，山东创造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一九三九年四月《中央对山东问题之处置办法》)因而，打破国民党的限制、束缚，放手建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当务之急。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建立政权，采取了两种形式。

　　一种是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基本的、主要的形式。

　　我抗日根据地内或条件具备的地方，一律经民主选举，产生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各级政权机构。雷厉风行，发号施令，行使职权。那时还不叫“三三制”，但各级政权机构中不光是共产党员、工农和群众代表，还包括进步人士、开明土绅、社会名流等。所以容易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稳定局面，坚持抗战。山东是著名的齐鲁之邦、孔孟之乡，有重视文化的传统。且不说交通发达的城镇，就是穷乡僻壤间，也不乏书香门第，差不多每个区乡，都有举人、秀才、教师、医生等人物。还有些是从大城市跑来根据地抗日的作家、记者、学者、社会名流等。他们多数有爱国思想，拥护八路军抗战，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又有文化知识，参加各级政权机构，对我们有好处。

　　鲁中敌人大“扫荡”时，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塌台，县太爷们逃得无影无踪。一时之间，成了无政府的空白区。好得很！我们抓紧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泰安等县，搞了一大片政权。那些国民党县、区、镇长大摇大摆地回来，没有人买他们的帐，只得夹着尾巴溜掉。这类地区的政权建立工作粗糙些，形势逼出来的，当然要做许多善后工作，逐步调理和巩固。到一九四○年三月间，山东境内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政权有四十多个；年底，发展到九十多个县政权及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山东省参议会亦宣告成立，由进步人士范明枢任议长。他是位德高望重的抗日“老寿星”，年近八旬，仍不辞辛劳，为抗日事业忙碌奔波。不久，还成立了黎玉任主任委员的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

　　各级政权机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创造新局面。在扩大兵员上，通过深入宣传、拥军优属等活动，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形成了参军、拥军的热潮。在统筹部队给养上，实行按土地多少，合理负担，统一征粮的办法，部队所需的粮食，一律由县政府筹粮机构按计划供应和调援，初步改变了过去“走到哪村吃哪村”的状况。在土地政策上，贯彻减租减息、低利借贷，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农民抢种抢收，多打粮食，支援抗战，改善生活。在财政上，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按照累进税原则，征收必要的税款；发行货币，抵制伪币，流通金融，繁荣商业；开源节流，利用各地的资源，多办些小型矿业、工厂、手工业生产，严禁贪污浪费。在地方武装工作上，各县均组织自卫团，发展区、乡、村的自卫武装力量，担负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清除汉奸、保卫政权、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任务。这一系列工作，显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优越性，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另一种是建立“两面政权”。这是在敌占区或敌我双方经常拉锯的边缘地带，形成的一种秘密政权形式。

　　这类政权，表面上是敌伪建立的，为敌人服务，而实际上却被我们挖了墙角，变成八路军的有效工具。例如，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声威的提高，我们在鲁南、鲁中、鲁西、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上，就逐步发展了不少基层“两面政权”。一个村的村长，名义上是敌军委任的，但被我们争取过来，那里就成了八路军的“庇护所”和情报站。送情报，他给日本人送的是假的，给我们送的是真的。我们过铁路，就象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样，村长敲着锣喊：“平安无事喽！”迷惑敌人，掩护我军安全通过。我们在村子里吃住，他好好招待一番。临走时，部队才派人把他绑在树上。敌人来了骂他为什么不报告，他说：“你看，他们把我绑在树上，我怎么去报告呀！”就蒙混过去了。这也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造就的一种能人，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不甘心当亡国奴，有套应付复杂局面的本领。当然，关键在于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有实力，又有正确的政策，因而才能吸引他们，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把他们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变成对抗日有用的力量。

　　另外，还注意了发动群众争取民主，促使国民党政权民主化。

　　国民党政权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进步的，中间的，顽固的，也有汉奸、特务，五颜六色，不一而足。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尽力促使其进步化、民主化。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经常通过宣传舆论、派人谈判、召开宪政促进会等方式，要求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官员，从抗日大局出发，贯彻三民主义，实行减租减息，免除苛捐杂税，改良人民生活，打击和清除汉奸势力。就是说，要他们多办好事，少干坏事。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是人民群众。民心不可侮。国民党有些人士也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发动群众，对付他们，制约他们。一九三九年日寇对鲁中大“扫荡”前，国民党顽固派把山东的所有群众抗战组织通通解散，以官办“群众团体”取而代之。这些“群众团体”平时耀武扬威，摇旗呐喊，颇有点声势，但一到“扫荡”来临，便同国民党官员一样，夹着尾巴逃得不见踪影。国民党搞“官办”，我们就搞“民办”，在各地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抗日团体，什么宪政促进会啦，妇女救国会啦，自卫团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猛烈扩展，形成强大的洪流，压迫国民党政权倾听群众呼声，不能为所欲为。在我根据地内，各种群众团体是民主政权联系群众的桥梁，八路军的得力助手，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巩固和扩展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我和于学忠进行过一次谈判，中心内容也是谈政权问题。于学忠住在东北军驻地，距我们只有三、四十里。解方同志在东北军，当时叫解沛然，从事我党的秘密工作。有天夜里，我和朱瑞等同志按照事先约好的地点，与解方同志会见。他汇报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情况，介绍了于学忠的政治态度，认为此人原是张作霖、张学良的老部下，在国民党里受排挤，倾向联共抗日，属于中间派，可以争取，但目前对我们建立政权很不满意。军政委员会商量的结果，决定由我出面，代表八路军和于学忠进行一次正式谈判，缓和矛盾，争取他向我们靠拢，以便更好地孤立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等。有天，我带上警卫参谋，骑马到于学忠住地，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双方先是讲了一些联合抗日的话，强调在东北军和八路军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应当团结对敌。接着，他的话题就转入政权问题。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八路军是军队，不能搞政权，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才好打日本鬼子。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他说：各级政府要由我们委任，不经过我们任命，不能算数。我说：关键在于群众是不是拥护，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经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真正的民主，同你们的委任根本不同。群众不拥护的东西，委任了也没有用！围绕政权问题，双方针锋相对，争论了两个多小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他是我们的争取对象，我在谈话中注意了掌握分寸，留有余地，求同存异，避免把关系搞僵。

　　谈判回来，我们仍按自己的办法干，到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于学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拿八路军没办法。独立自主嘛，不搞政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手脚被人家捆住，八路军就不可能生存、发展，壮大。军政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统一，决心也大，因而短期内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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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武装力量

　　八路军有了武装力量，才能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反转来说，有了政权，又为武装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巩固和扩大政权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武装力量，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项紧迫战略任务。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确定了巩固华北根据地，重点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山东人多枪多，大有发展潜力。中央要求我们将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争取在一九四O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发展到十五万人枪，地方武装达百万以上。目的是坚持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伺机向华中发展。山东的武装力量有个大发展的局面，对华北、华中的抗日战争，无疑具有重要策应作用。

　　我们抓部队的发展，首先注重质量的提高。质量是基础。部队质量提高了，是不发展的发展，不扩大的扩大。有人才，有干部，有优良的军政素质和传统作风，要成倍成倍地翻番，就不发愁。红军时期大发展的经验，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山东部队的质量情况怎样呢?一个是一一五师的部队。它从山西进入山东后，虽然补充了不少新成份，但干部大多是红军时期的指战员，不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管理教育、战斗作风等方面，都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师政委罗荣桓同志，长期跟毛主席在一起，对毛泽东建军和作战思想体会很深，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这支部队素质好，战斗力也强。当然，山东抗战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及新成份的大量涌入，也使部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加强建设和提高的问题。另一个是山东纵队。它是抗战初期自力更生、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担负那么繁重的任务，很了不起。中央曾经指出：“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单独已经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这个评价，是适当的。当然，也正因为部队成立后，缺乏有经验的军事领导骨干，发展又比较迅速，因而没能达到抗战需要的水平。例如，政治工作部门不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薄弱，干部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够严格，等等。这就说明，不论老部队一一五师或新部队山东纵队，都必须提高质量，才能够适应大发展的任务和要求。

　　提高质量主要是抓部队的教育和训练。我们办学校，办教导队，办参谋集训队。每个团或支队，都开办干部培训班。另外，还送一些干部去抗大山东分校，进行培养。我们要求团以上干部在政治方面，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军事方面，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游击战术、苏军野战条令，以及研究日军的战略战术。对营以下干部的学习内容，也作了具体规定。领导干部亲自讲课，是条法规，这也逼着他们自身首先要学好。

　　两支部队，交流人员，取长补短，是有效方法。一一五师战斗骨干多，我们报请中央批准，从那里调了两千多人到山东纵队，充实骨干。山东纵队的干部，熟悉山东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也从中抽调了一些去一一五师，帮助他们开展工作。一九四○年，因一一五师担负的作战任务很重，需要大批兵员，山东纵队一次就拨给他们三万余人枪。这两支部队的人员交流，对迅速提高质量，增进了解，共同战斗，起了有效作用。

　　在实战中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也是重要一环。那时，战斗频繁，部队不断转移和作战，是很实际的锻炼。我印象里，一支部队在一个村子里，连续住一个星期的情况极少。游击战嘛，就是打了走，走了打，转来转去，在一个地方住不了两三天。这支部队走了，那支部队又来，反正地盘只有那么大，常来常往就是了。新兵多，行军、宿营、作战缺乏经验，什么警戒啦，联络啦，疏散啦，埋伏啦，夜袭啦……靠在实践中锻炼。老部队行军后宿营，懂得用热水泡泡脚，消除疲劳；新部队就不懂，你叫他洗都不洗。一天急行军下来，脚上打泡，走也走不动。尝到了苦头，夫方懂得洗脚的重要。为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每打一丈，我们战前周密计划，精心布置，深入动员；战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让指战员明白胜利是怎么得来的，失利是如何造成的，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象孙祖战斗，日军出动四百多人，被我一个支队包围，歼灭二百余，是个不小的胜利，但也存在问题。优点是侦察清楚，决心果断，地形选择适当，集中了优势兵力；缺点是下级指挥员不机动，通讯联络不好，追击动作缓慢，因而未能达到全歼敌人的预期目的。我为此专门做了总结报告，对干部进行教’育。这样的总结经常进行，很有益处。

　　在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积极扩大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数量，造成武装力量大发展的局面。部队经过一九三九年下半年的整顿，质量明显提高，军政委员会决定积极扩展队伍，以便更好地担负起中央规定的战略任务。那时，国民党利用群众的抗日情绪，进行欺骗宣传，拼命在各地扩展实力，为积极反共作准备。短期内拉起的民团、游击军之类的队伍，达十万之众。我们如果忽视了部队数量的扩展，就难以形成自己的优势，不仅经不起对日作战的长期消耗，而且有被国民党顽固派挤掉的危险。一九四○年，是山东武装力量大发展的一年。我们有了较巩固的政权，有坚持抗战的决心和威望，有一支军政素质较强的正规部队，为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部队和地方党在发动群众参军的同时，也注意了争取和收编杂色武装的工作，在鲁中、鲁南、胶东等地区，收编了数十股大小杂色武装。山东纵队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是二万五千人，到一九四O年上半年，即发展到五万一千余人(不包括调给一——五师的三万二千人)。一一五师一九四O年初是五万八千余人，到九月就发展到七万多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武装自卫团等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

　　六月间，山东纵队开始整编、整训。不久，将所属部队正式编为五个旅，四个支队。一旅旅长王建安(兼)，政治委员周赤萍；二旅旅长孙继先，政治委员江华(兼)，三旅旅长许世友，政治委员刘其人；四旅(后组建)旅长廖容标，政治委员汪洋；五旅旅长吴克华，政治委员高锦纯。第一支队司令员胡奇才，政治委员王子文；第四支队司令员赵杰，政治委员王一平，第五支队司令员王彬，政治委员王文；独立支队司令员邵子厚，政治委员朱则民。

　　军队的物资供应问题，亦有改善。部队虽然扩展了，但因有了政权，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筹粮、筹款、筹物资比过去好得多。那时是战争环境，群众生活很苦，尤其是沂蒙山区，粮食产量很低，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靠吃糠、吃野菜度日。我们不能与民争食，部队所需的粮食、物资，尽可能地取之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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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新“扫荡”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日军对吐1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明显增加，愈演愈烈。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称之为新“扫荡”。

　　我当时对这种“扫荡”的特点，作了如下的概括：

　　(一)敌人把后方转变为前线；

　　(二)“扫荡”是不平衡的；

　　(三)敌人以堡垒形成巩固的点和线；

　　(四)“扫荡”次数增多，时间短促；

　　(五)以“游击战”对游击战；

　　(六)实行烧杀与封锁政策；

　　(七)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等。

　　针对敌人新“扫荡”的特点，我军采取游击、破袭、麻雀战等作战手段，不断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下面，是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战斗。

　　苗山战斗(1939年6月)：六月下旬，日伪军三百余人进占莱芜的苗山。我纵队一个连，乘敌在河里洗澡的时机，发起突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后敌从莱芜城调来援军，我军依托山地，与敌激战竟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迅速转移。共歼灭敌百余名，俘敌数十人。

　　大郝家埋伏战(1939年7月)：大郝家位于龙口至招远的公路附近。据侦察，敌每天有汽车通过。七月三日，我纵队一部以集束手榴弹埋在公路上，设置伏兵，一举炸毁敌汽车三辆，毙敌中川清秀指挥官以下三十余名，缴轻机枪一挺，长短枪四十余支，子弹三千余发。

　　梁山伏击战(1939年8月)：七月间，我一一五师一部在泰西、运西地区，经东平、宁阳等战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八月初，敌从津浦线抽调炮兵一部和步兵长田敏江大队共六百余人，经汶上向梁山一带进犯。我一一五师一部六百人在梁山附近设下伏击圈，将该敌包围全歼，缴获大炮三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步枪二百余支，创造了以相等兵力全歼优势装备敌人的模范战例。战后，敌疯狂进行报复，出动五千余人及汽车百余辆、装甲车四十余辆，对鲁西平原反复“扫荡”。我军利用青纱帐掩护，不断袭击敌人，仅一次战斗即毙伤敌二百余名，毁汽车十余辆、装甲车三辆。历时一个月，终于使敌人的“扫荡”失败。

　　冶源战斗(1939年9月)：冶源为临朐县的重镇之一，有日伪军一百余名盘踞。九月十一日我纵队一部向守敌发起突袭，激战三小时，攻克该镇，歼敌五十余名。

　　五井战斗（1939年10月)：十月二十五日，青州、临朐守敌日伪军四百余人出动，向五井我军驻地突袭。我军顽强抗击，在增援部队配合下，经——天激战，将该敌击溃。缴获轻重机枪四挺，长短枪三十余支，子弹五万余发，毙伤俘敌青州守备队长有田以下近二百名。

　　泰山反“扫荡”战斗(1939年11月)：十一月上旬，敌从泰安、莱芜、博山等十一个县，出动步、骑、炮兵两千余人，兵分八路，向我泰山根据地腹心地带合击。在一周时间内，我军采取侧击、尾击、奇袭等战术，打击敌人。经金牛山、陈林、马鞍山、大王庄、龙磨角、章莱路、下游庄等一系列战斗，共歼敌近三百人，使敌人的“扫荡”破产。

　　总破袭战(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为粉碎敌人的冬季“扫荡”，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我鲁南、鲁西、鲁北、胶东各部队，发起总破袭战，破坏敌人控制的铁路、公路，袭击重要据点，牵制和迟滞敌人前进。六次破袭战，共破坏铁路、公路数百里，炸毁火车一辆、桥梁十余座，收割电线一千多斤，零星歼敌数千名。

　　孙祖战斗(1940年S月)：三月中旬，沂水、朱位、东里店，铜井、莒县五个据点的敌人，出动四百余人，向我纵队司令部活动的岱庄、孙祖地区进击。我们调山纵二支队及一个交通营，在孙祖和铁峪一带山地设伏。十六—日战斗打响，激战两昼夜，共毙伤日军二百余名，缴获一批马匹、车辆，武器弹药等。

　　白彦战斗(1940年S月)：一一五师为巩固和扩大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一九四O年初，南下郯(城)马(头)平原，攻克郯城。三月间，复挥师费西地区，与敌三次争夺重镇白彦，歼敌八百余人，开辟了费县、滕县、邹县、曲阜、泗水边根据地。

　　抱犊崮反“扫荡”战斗(1940年4月)：四月中旬，敌人调集邹县、滕县、枣庄、峄县、临沂、费县等地的日伪军八千余人，对我抱犊崮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一一五师主力与地方武装配合，一个月内作战三十余次，毙伤敌二千二百余人，粉碎了这次“扫荡”。

　　反“扫荡”的零星战斗几乎天天进行，不可胜数。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军民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四O年上半年，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千余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二万名、伪军二万五千余名，破坏公路一万二千里、铁路五百余里，击落敌机三架，击毁兵舰一艘、汽艇七只，炸毁汽车八十六辆、火车头三十六个、列车车厢一百六十二节。这些胜利，充分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强大威力，显示了我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使日寇一次次的新“扫荡”均告破产。我军愈战愈强，在战术思想、指挥艺术、战斗作风、组织纪律性等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这样，就为我们向更大规模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方向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老八路

　　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山东，也象冀南一样，我们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又要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

　　山东的著名顽固派，第一是沈鸿烈，第二是秦启荣。秦启荣在前台，沈鸿烈在后台，堪称摩擦专家。他们的反共小册子里公然写道：“打倒阴谋多端的共产党”，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要“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有损抗战的力量，亦在所不计”。他们还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以组织对组织，以军事对军事，以特务对特务”等口号，反共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在沈鸿烈，秦启荣的唆使与指挥下，国民党顽固派屡屡制造军事摩擦，向我根据地和游击区频繁进攻。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秦启荣指挥所部王尚志三千余人，于博山、益都交界的太河镇，伏击我第三支队的干部队和掩护部队，杀害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以下四十余人，扣押二百多人。八月上旬，秦启荣乘我第四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的机会，指挥顽军袭击我后方根据地莱芜的雪野，使我伤亡二十余人。八月中旬，在淄河流域，他又指挥所部将我三、四支队包围十余天。这些，就是当时山东有名的“太河事件”、“雪野事件”、“淄河事件”。在鲁西北，石友三部亦加入摩擦行列。据统计，自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我军在反“扫荡”中战斗二○九次，自身伤亡一千二百四十三人，而国民党制造摩擦九十余次，竟使我伤亡达一千三百五十人，被俘八百一十二人，损失远远超过敌人的“扫荡”，简直令人发指！此外，顽固派还采取伪装八路军的手段，四处大烧大杀大抢，造谣惑众，嫁祸我军；甚至派遣特务刺探军情、组织暗杀团、进行策反等，在我根据地内大搞破坏活动。

　　山东顽固派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摩擦，绝不是孤立的。它是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先声，是其企图全面破坏国共合作、准备投靠日寇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同志在《团结一切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指出：“在湖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毛泽东选集》第七○九至七一○页）

　　我们的反顽斗争，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原则进行的。这就是：“既统一，又独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等等。

　　首先是要对国民党营垒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随着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日益加剧，流血事件的不断发生，我们队伍里有些同志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不是好东西，和他们搞统一战线，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坚持对国民党营垒的上层人士作具体分析。在这个基础上，统一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确定我们的对策。

　　就拿国民党在山东的头头于学忠、沈鸿烈来说，二者是不同的。于学忠是原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在蒋介石那里并不吃香。蒋介石一面利用他，一面排挤他。他明白，我们更明白。因而，尽管他有时不得不对我们态度强硬些，但并没有说过八路军多少坏话，是留了回旋余地的。这就是中间派的立场和态度，属于我们的争取对象。沈鸿烈则是典型的顽固派，死心塌地，反共 到底。他不仅积极“限共”，制造摩擦，而且暗中授意秦启 荣部，秘密勾结日寇，订立“共同防共协定”。他不断向蒋 介石、何应钦告八路军的黑状，今天说我们“游而不击”， 明天说我们“进攻中央军”。于是，何应钦等人就在重庆大放厥词，说“徐向前不打敌人，专打沈军”云云，真是荒唐可笑。一九四○年六月，就在我将离开山东的前夜，沈鸿烈趁我军在新泰、蒙阴以东山区与敌激战的时刻，竟指使所部突袭、占领我黄庄阵地，从背后给了我们一刀。事后，他大造舆论，诡称“中共军不战而退”，又倒打了一耙。象这种家伙，只能是我们的打击对象。

　　再拿国民党军队来说，也是有区别的。东北军是杂牌部队，驻山东两个军，万毅、解方等同志在那里积极进行党的工作，多数官兵愿意抗日，极少同我们闹摩擦。双方有了矛盾，交涉一下，互相忍让一下，就能解决。鲁西北的范筑先部，原来就同我们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范老先生殉国后，参谋长王金祥公开反共，分化出去一部，其余接受我党领导，改为八路军筑先纵队。石友三部则变了卦，完全听命于河北张荫梧的指示，成为冀南和鲁西北制造摩擦的急先锋。鲁南的秦启荣部，有沈鸿烈撑腰打气，更是凶顽不可一世。所以毛主席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这是一点都不假的。

　　秦启荣、石友三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石友三那里，有个将领叫高树勋，就反对石友三的那一套。后来，我党我军反击石友三，石率部南窜，不久即被高树勋杀掉了。解放战争初期，高树勋率部起义，参加解放军。秦启荣那里，有个张里元，我们做了不少争取工作。他反共不那么积极，我们的部队在他防地里活动，他大面上过得去，通过他的防地去打日本，他也让你过去。一般情况下，极少主动向我们挑衅。

　　可见，不仅对国民党营垒应作具体分析，对顽军内部也应作具体分析。顽固派毕竟是少数。有了具体分析，才能区别对待，才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

　　其次是政治揭露与军事打击相结合。对付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必须公开揭露，晓谕国人，使其丑行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沈鸿烈、秦启荣每次制造摩擦事件，我们都通过发表抗议、声明、通电、报纸宣传、张贴标语传单、举行群众集会、致友军信件等形式，说明事实真象，揭露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及其散布的种种谎言。政治揭露及时、有力，中间派便容易同情我们，顽固派的处境便日趋孤立。另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顽固派背信弃义，无法无天，打进你的家里来了，大烧大杀大抢，不反击行吗？是绝对不行的。有次，秦启荣指挥部队围攻我军，我们忍无可忍，反击了他一下，抓了他们一些人，缴了一些枪，他就派人来和我们谈判。好啊！谈了几项双方应当避免摩擦、共同抗日的条件，我们把俘获的人枪还给了他们，够仁至义尽的了。可是，此人不讲信义，过后仍然搞摩擦，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九三九年八月，秦启荣指挥所部连续制造“雪野事件”、“淄河事件”。在淄河流域，集中四千余人围攻我军达十余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客气啦，决定发起反顽战役。由张经武、王彬同志在前面指挥，山东纵队第一、三、四支队参加。几天之内，我军连续作战，攻克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太河、朱崖等地，将秦启荣部完全击溃，收编了他的一部分队伍，共缴枪两千余支。秦启荣率残兵败将，逃到张店、博山以西，胶济路以南去了。一九四○年三月，石友三勾结日寇，猖狂向我冀南边区进攻。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鲁西部队与冀鲁豫、冀中、冀南的部队并肩反击石逆，经两个多月的战斗，取得了溃敌两万五千余人的胜利。后石友三又纠集三万余人，向濮阳、清丰、范县等地进攻，被我冀鲁边的部队再次击溃。山东地区及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反顽军事斗争，对打退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支柱作用。

　　再次是适可而止。反摩擦斗争，是在大敌当前、国共保持统一战线的总形势下进行的。目的在于自卫，在于以斗争求团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因此，我们的反击就要有个限度，绝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有的同志出于对顽固派的仇恨，又见我们连续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头脑有点发热，总想扩大范围，无休无止地打下去，用枪杆子“统一”一切，“解决”一切。对于这种急躁盲动倾向，我们有所警惕，发现后及时进行教育和纠正。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思想，十分英明，是我们胜利进行反摩擦斗争的正确指针。

　　我在山东的工作时间，整整一年。一九四○年六月，党中央通知我去延安参加“七大”，便没有再回来。一年的工作中，领导层里基本上是团结的，也有些矛盾，但尚未发展到影响工作的地步。后来，刘少奇同志去山东指导工作，对增进领导班子的团结，加强根据地建设，有重要推动作用。山东军民在朱瑞、罗荣桓、黎玉等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渡过一九四二年的最艰难阶段，迎来了总反攻的时刻。山东军民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同仇敌忾，英勇善战，共作战两万六千余次，歼灭日伪军五十余万人，八路军发展到二十七万人，地方武装五十万人，根据地约一千七百万人口，成为华东地区的坚强战略堡垒，为争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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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在延安的岁月
　　重返延安

　　一九四○年五月间，党中央来电，让我赴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以前，山东纵队选出的“七大”代表数十人，已由郭洪涛、张经武同志率领先赴延安。六月一日，我告别朱瑞、黎玉等同志，离开沂蒙山区，向西进发，护送我的有个警卫连，还有一名医生。向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进发，真有点游子返乡、归心似箭的滋味。

　　一路下去，经常遇到敌人，敲敲打打，走的并不顺当。夜间从新泰地区过铁路，被伪军发现，打了一家伙，我们没吃亏，打完迅速向山区转移，甩掉了敌人。经徂徕山以南的泰安县境时，我让护送的连队回去，只留下一个警卫班随行。至肥城一带，碰上敌人“扫荡”，我们跟着当地的部队和敌人兜圈子，转了二十多天，而后向梁山地区进发。当时正是雨季，东平湖涨水，水面有二十多里宽，一片汪洋。我们乘小船过东平湖，径入梁山地区，抵郓城、鄄城一带，见到肖华、宋任穷同志。赶上石友三闹摩擦，我们又跟部队转了一阵子。在冀鲁边见到了军分区司令员孟庆山，休息了几天，我还给干部讲了次话。恰巧韩先楚、古大存等新四军和华南地区的“七大”代表路过这里，有男有女，共四十多人，中央来电要我带队去延安。

　　我们一行先过黄河，再过卫河、漳河。从大名府东北十五里处乘船过卫河时，被守城敌人发现，向我们开炮，打了个尾巴，伤了几个人，有位华南来的大学教授不幸落水淹死了。过漳河赶上太行山的山洪下来，河水陡涨，又无渡船，费了力气。我们让护送的连队找了些绳子，拧成一大股，横跨河两岸，让大家拉着绳子徒涉。齐腰深的水，流速甚急，幸亏有根绳子，人员、牲口才顺利渡过。到冀南时高厚良同志带部队接我们，去威县以南的村庄里住了个把星期。而后从邢台、邯郸间的临洺关(现称永年)地区过铁路，连夜通过敌封锁沟，直插太行山区，抵辽县一带的八路军总部，见到了彭德怀等同志。

　　当时，百团大战正激烈进行，彭德怀同志忙着指挥打仗。百团大战的战役目的，主要是破袭正太路，截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打击敌之“囚笼政策”，使晋西北、晋察冀和晋东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迟滞和打破日寇进攻西安的企图。从八月份开始，我山西境内的主力部队一百零四个团约四十万人，加上民兵二十余万人，全部投入战斗。虽然连续取得不少的胜利，但因我们的武器不行，破坏铁路缺乏工具，所以战役过程中遇到很大困难。彭德怀向我简要介绍了战役战斗情况，要我和他一同去一二九师。在师部，见到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同志。陈赓所部正在攻一个山头，打得很激烈。我们到前沿观察战斗情况，只见敌人火力太强，凭险扼守，我军多次冲锋，攻也攻不动。彭德怀同志下了死命令：非攻下不可旧团大战战果显赫，名震中外。我军先后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四万六千余人，瓦解伪军近二万人，破坏铁路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使华北敌人的交通运输线瘫痪三个月之久，打得日寇晕头转向，震惊不已。在此期间，我军投入那么多的兵力，打了那么长的时间，国民党军队却在一边看热闹，并未给我军以应有的支持与配合。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独立支撑战局，受到的损失不小。特别是—二九师，担负任务过重，打硬仗太多，部队伤亡较大。

　　百团大战后期，日寇出动大批兵力，对我根据地疯狂报复，实行“三光”政策。

　　我军转入分散游击，继续打击敌人。我们和彭德怀同志在一起，转来转去，转了个把月。尔后告别彭德怀，从名山下来由祁县、崞县中间渡汾河，在河西平坝子里住进—‘所地主的院落，房子{艮宽敞，休息了两天，继续向陕北进发。经交城地区沿吕梁山脉行进，沿途村落多遭敌人洗劫，房屋烧掉不少，老百姓大都逃往山里，景象十分凄惨。至军渡坐船渡黄河，进入陕北根据地。这是一次长途行军，辗转数千里，历晌半年多，到达绥德、延安，已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严冬景象了。

　　刚到延安，总政治部的同志热情接待，安顿我们住在小砭沟…—带的窑洞里。毛主席住杨家岭，很快接见了我。我将朱瑞同志的一封信交给了他，并简要汇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方针，要我们先学学文件，议一议，还可向延安的同志介绍些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过了不几天，中央机关通知我搬到王家坪大院去住。那里环境幽静，树木不少，朱德、叶剑英同志也住在那里。

　　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气焰，有增无已。希特勒为进攻苏联，独霸欧洲，将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北欧、西欧，占领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等国后，又以闪电攻势，突入法国，攻陷巴黎，接着，迫使东欧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加入法西斯军事同盟，致使大半个欧洲，沦入希特勒魔掌中。一九四○年九月，德、意、日《三国公约》订立。这一世界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公开形成，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将席卷全球。美、英的“东方慕尼黑”计划，仍在继续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为加速侵略战争的步伐，疯狂积聚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横扫”太平洋地区，实现其吞并亚洲，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梦想。在我国内，八路军敌后战场承担着二分之一侵华日军的压力，大大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负担。但蒋介石大打出手，竟然迫不及待地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于一九四O年一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博得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卖国贼的喝采。分裂和倒退的乌云遮天，使相持阶段的中国战局，出现了逆转的极大危险。

　　毛泽东同志精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我们的对策。基本观点是，皖南事变的发生，表明蒋介石向着全面破裂国共关系，准备投降日寇，迈进了一大步。但是，破裂只是开始，还不是完成，投降正在准备，并不等于实现。有些同志认为，这一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再次叛变，苏维埃时期的重新到来。但经我们反复观察和研究，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民族矛盾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亲英美的大资产阶级同日寇的妥协倾向虽有发展，但对立的因素并未消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拥护国共合作抗日，不少头面人物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国民党军政界，特别是桂系与蒋系的矛盾正在发展；工农基本群众的民族觉悟大大提高，八路军的力量迅猛发展；国际进步舆论，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同声谴责。所有这些，都不同于大革命后期的情况，逼迫蒋介石一时不会走到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地步。蒋介石反共成性，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对付这个人物，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对策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既要坚决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投降阴谋，又要避免大规模内战的发生。当然，也要做好应付全面破裂的准备，这叫棋先一着，有备而无患。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决不能重演。

　　毛泽东同志对山东的局势，也有明确的分析：山东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之一，不论现阶段或将来的总反攻阶段，对整个战局都有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它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枢纽，将来，它是我军反攻东北的战略墓地。他说：山东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日作战、反顽斗争，巩固政权，贯彻了中央的方针。问题是不能右倾，不能顾虑重重，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群众的发动要大大深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关系应更好地协调，反顽斗争要坚持两面政策，即有打有拉。两面政策，一打一拉，是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手段。我们拿来对付沈鸿烈、秦启荣这些摩擦反共专家，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不久，毛主席决定再从延安调一批干部，去山东工作。行前，这些同志集中在延安南门外的七里铺，我和张经武等同志去给他们介绍情况。走到一条山路上，忽然我前面的一匹马发惊，一阵狂跳，踢到我左腿上，导致胫骨骨折。这一下，害得我在医院病床上，躺了半年多。当时，医疗条件差，营养缺乏，我又发烧又便秘的，来回折腾，弄得身体虚弱不堪，伤部愈合困难，着急也没有用。读书与思考，便成了我的主要生活内容。总结抗战经验的几篇文章，如《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地方武装》等，就是那时写成的。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我党打退。这是一个重大胜利，赢来了国共继续合作、坚持抗战的新局面。“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毛泽东选集》第七七七页)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事实又一次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及采取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

　　六月二十二日，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世界大战的规模愈来愈大，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苏联及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溶为一体，结成更加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多行不义必自毙，万恶的法西斯侵略者，尽管张牙舞爪，得逞于一时，到头来必将被世界人民彻底埋葬。

老八路

　　在联防司令部

　　等我伤愈出院，已是中秋时分。“七大”的召开，虽未确定日期，但各根据地的代表，仍在分批向延安集中。

　　党中央确定，首先组织高级干部进行较系统的学习，以便为“七大”的召开，做好思想准备。在延安，组成中央研究组、高级研究组。在各根据地，分别成立高级学习组，统归党中央直接领导。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方面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实际方面以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经验为主。指定的学习文件，包括《“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入《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以及“六大”以来的重要历史文献。实际上，这就是延安整风的先声。出院后，我即参加王家坪的高级研究组，组里还有叶剑英、李涛、边章武等同志。除学习文件、听报告和小组漫谈外，空余时间也下下棋，打打扑克。在这期间，陈云、康生约我谈过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情况。我和叶剑英同志还发起成立了延安黄埔同学会。我们是朱总司令家里的常客，他和康克清同志平易近人，有点好吃的东西都给大家留着。我们去了，随便交谈，无拘无束。

　　一九四二年五月，党中央决定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调张经武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关因生病住院，由高岗代理)，林枫任副政治委员。朱总司令找我去谈话，说明组成联防司令部的意义，交代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组成联防司令部？朱总司令说，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毛主席认为：前些时候，国民党就准备进攻边区。胡宗南的军队是四十万，我们的兵力只有四万，形势可够紧张的。他们筑工事，搞粮食，拉民*，严密实行经济封锁，拉开架子要攻我们。但是，日本人一打浙江，一打云南，推迟了蒋介石的摩擦计划，这边安静了点。现在，苏德战争在继续进行，太平洋战争暂告结束，日本人下一步向哪里打，向北，向南，向西，似乎还没有定下决心。向北，打苏联，可能性很大，蒋介石和英美都巴不得日苏交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蒋介石必然向我施加压力，迫我向北，甚至大举进犯我华中、华北，山东、陕甘宁边根据地，形成第三次反共高潮。那时的困难，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的方针是，巩固内部，沉着应变，做好应付最困难、最危险局面的准备。要准备日苏战争爆发，准备蒋介石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准备胡宗南进攻边区。立足于最坏的可能性上，方能争取好的前途。我们不希望打，力争不打，但蒋介石一定要打，你不准备，会吃大亏的。皖南事变，项英同志不听招呼，丧失警惕，就是证明。中央决定成立联防司令部，就是为了统一晋西北和边区的军事行动，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如果胡宗南打过来，晋西北的部队马上开来参战，保卫边区，那边可由晋察冀和一二○师调部队填防。

　　朱总司令还说：我们的面前困难很多，克服困难靠不上别人，只能靠自力更生。一九四二年的任务主要有三项：整风，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渡过困难阶段。联防军司令部成立后，要结合备战，抓好三项任务。希望你们带个头，取得经验，推广到各根据地去。

　　回来后，我即和贺龙、高岗着手组建联防军司令部。

　　第一项工作是精兵简政。

　　陕甘宁边区的主力部队是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另有陇东、绥德、关中、三边四个军分区。抗战以来，这支部队在巩固边区根据地、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反摩擦、剿匪、生产等项任务中，取得了明显成绩。但是，有个突出问题没解决，即部队的摊子铺得太大，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头重脚轻，指挥不灵。上层机关堆了许多干部，陷在事务工作圈子里，很少下去抓基层，抓连队建设。连队干部配备弱，经验少，管教能力差，兵员不齐，因而战斗力不强。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便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陕甘宁边区，地瘠、人稀、民穷，总人口仅一百四十万。多数县城，人口不足五百户，老百姓穷得叮当响。住上一大堆脱产的部队、机关、学校，吃穿用都是问题。抗战以来，大量难民涌来根据地，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两次反共摩擦，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对付我们。结果，弄得边区部队和地方机关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困难得很。陕甘宁边区的群众为了抗日，勒紧肚皮，节衣缩食，供应部队和机关，贡献很大。但是，十个指头不一般齐，群众也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有些人对长期负担过重，牢骚不满，说：八路军好是好，就是老百姓吃不饱。坏分子乘机造谣破坏。有些地方，政府与群众、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可见，精兵简政，势在必行，意义非同小可。

　　联防司令部的精简整编，主要抓了四个环节。一是深入教育，统一思想。重点教育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干部的认识提高，思想打通，就好办。当时在一些同志中，总想多搞人、多搞枪。可是，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否承受得了，却不考虑。我们召开干部会议，讲形势，讲任务，讲边区的实际状况，讲精兵简政的意义，通过反复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克服阻力。二是裁并领导机构，紧缩机关，充实连队，改变头重脚轻的现象。将留守兵团与保安司令部合并；各独立团队合编为旅，原有旅及新编旅各保持一至二个主力团(甲种团)，其余编成小团(乙种或丙种团)。联防司令部直辖陕甘边区和晋绥部队五个旅，十六个团。三是妥善处理编余人员。精简下来的干部，一部分送学校培养，一部分转到生产部门，参加工农业生产。年大体弱或其他不宜留队的人员，发给路费，复员回乡。经过这次整编，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素质有所提高，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选集》第八九七页)

　　整编后的部队建制如下：

　　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副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副政治委员高岗、林枫、谭政(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甘泗淇。辖陕甘宁留守兵团及晋绥军区。

　　(一)陕甘宁留守兵团(只保留番号，领导机构即联防司令部)：

　　第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王维舟，政治委员马文瑞，副司令员耿飙，副政治委员甘渭汉。

　　第三五九旅兼绥德军分区：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张邦英，副司令员苏进，副政治委员王恩茂。

　　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阎红彦，副司令员汪锋、张仲良，副政治委员晏福生。

　　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司令员贺晋年，政治委员罗志敏。

　　新编第四旅：旅长王近山，政治委员徐立清，副旅长程悦长，副政治委员黄振堂。

　　(二)晋绥军区：

　　司令员贺龙(兼)，政治委员关向应(兼)，副司令员续范亭，副政治委员林枫，参谋长周土第，副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第二军分区(独二旅兼)：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张平化，副政治委员廖汉生。

　　第三军分区(三五八旅兼)：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贺炳炎，副政治委员白坚。

　　第四军分区(独一旅兼)：司令员高土一，政治委员朱辉照，副司令员王尚荣，副政治委员冼恒汉。

　　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郭鹏，政治委员胡全。

　　第六军分区(决死第四纵队兼)：司令员雷任民，副司令员孙超群，政治委员刘文珍。

　　第八军分区(决死二纵队兼)：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参谋长张希钦，政治部主任李曙森。

　　直属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兼)。

　　河防司令部：司令员杨嘉瑞，政治委员武开章。

　　抗大七分校：校长周士第(兼)，政治委员徐文烈。

　　第二项工作是制定军事防御计划。

　　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兵力，共四十万人。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为主力，有三十万人；其余是些杂牌军。他们日常对付边区的办法，一是军事包围，二是经济封锁，三是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四月间，蒋介石扬言要来西北巡视，胡宗南部沿平凉至西安大肆筑碉，实际上是进行军事部署，伺机进攻我边区根据地。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同志找我去研究防御部署，布置任务，要我去看看地形，准备应付胡宗南的进攻。我便和王震同志一道，去南边勘察地形，返延安后，向叶剑英同志汇报。根据中央决定，将驻绥德的王震旅部及一个团南调3不久，又从一二九师调来一个小旅(新六旅)，我还去讲了次话。同时，加强晋西北河防部队，保证控制黄河渡口，使晋绥军区的主力部队，随时能够开赴河西，保卫边区。地方武装和自卫军的训练亦大大加强，以便随时准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第三项工作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

　　边区的财政经济异常困难，出路何在?毛主席曾经说过：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为这件事，毛主席专门找我去谈过一次，要我集中精力，抓好留守兵团的生产，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我说：搞生产我是外行，尽力而为吧！他说：你找张令彬；叫他协助你。

　　留守兵团从事生产，始自一九三八年秋。办合作社，种菜，开磨坊，养羊，养猪，磨豆腐，生豆芽，打毛衣、毛袜、手套等，当时还不是“自给自足”的性质，仅仅是为了适当改善生活。一九三九年开始垦荒种粮，共耕种土地二万五千余亩，收粮食二千五百九十担。一九四O年又提出“自给一个半月粮食”的任务，垦荒二万多亩，并发展了打盐、挖药材、伐树等经营项目。其中，以驻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生产成绩最为突出。为了进一步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整编中加强了生产领导工作。各旅均成立生产委员会，机关设生产科，负责制定生产计划，组织领导生产，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研究与改进生产技术。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如生产归公制度、供给标准制度、会计制度、奖惩制度、分工(农、工、商)制度、检查制度等。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和贪污。口号是：“自己动手，自给自足”、“长期打算，建家立业”、“发展部队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全兵团以三五九旅为榜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从中央领导起，带头生产。毛主席有块自耕地，种了些蔬菜、辣椒之类的。朱总司令除了种田，种菜外，经常背起粪筐，拾粪积肥。周恩来、任弼时是著名的纺线能手。贺龙和我也都分了一块自耕地，种大白菜。那年，我们吃上自己动手种的西红柿、大白菜，可高兴啦。抗战以来，西北地区盐巴奇缺，价格昂贵。陕北的盐业，是项重要财政收入的来源。朱总司令很重视，指定留守兵团抽出六个萱的兵力，专口打盐，出口交换急需物资。一九四一年即打盐五万六千九百余驮，羊毛、山货、药材也是重要出口项目。三边的甘草特别粗壮，多得很。随着生产的发展，出口量的增加，我们的家底子逐渐厚实起来，生活也有明显改善。至一九四二年六月，全兵团共有商业基金二千四百万元，工厂—资金七十一万二千元，运输牲口五百五十余头。伙食费平均每人每天以五角计，公家发一角，能自给四角。三五九旅的生产成绩，尤为突出。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在他们手里，变成了有口皆碑的“好江南”。从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该旅共开荒种地二万六千余亩，养猪二千余头；打盐井十个，炭井一个，办起木厂两个、铁厂三个，磨房六所、粉房八所、油房一所；拥有运输牲口六百头，建立十个骡马运输站，商业有一个总店，十个分店。全旅达到粮食自给百分之八十八，经费自给百分之八十五。贺龙同志对晋绥部队的生产亦抓得很紧，取得了可喜成绩。一九四二年全年．他们在晋西北共垦荒六万亩，还挖渠引水，扩大灌溉面积，大力发展棉、麻、纺织业及其他生产经营项目，将相当一部收入支援延安，对克服财政困难起到重大作用。年底，毛主席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对部队参加生产，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被征服的物质基础。”我军参加劳动生产的优良传统，就是从那时形成的。

　　在联防司令部期间，我与贺龙同志共事，关系融洽，心情舒畅。他两边跑，有时去晋西北，有时在延安。我们一面整风，一面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有时闲聊天。他经常和我讲些在旧军队的故事，听来叫人好笑。他从旧军队营垒里杀出来，新旧对比，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尤为折服。他给我的印象，性格开朗。对党忠诚，积极正派，善于团结干部，有事摆到桌面上，从不背后捣鬼。他决不是一个有野心、搞阴谋的人。文化大革命里，林彪一伙诬陷他搞“二月兵变”，残酷迫害致死，真是冤枉得很！

老八路

　　任抗大校长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军民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进一步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高潮。

　　我那时正忙于抓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的生产规划，检查春耕情况。有天，毛主席找我去谈话，开门见山，要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当校长。他说：抗大总校从邢台搬回来了，这里还有分校，准备合并到一块，规模办大些，校址在绥德。目的是大量培训干部，为战略反攻作准备。那里缺个校长，现在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你先去代理一段吧。我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力难胜任。就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他说：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黄埔生，又有作战经验，办学校有什么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嘛！你去了先抓组织，搞个核心领导小组，具体工作叫何长工他们管。我说：既然主席这样说，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适人选，再替换我。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对抗大的任务，用“培养干部，准备反攻”八个字概括，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组织学员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倾向，同党一条心，而不是半条心。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教职员工有好几千人，要吃要穿要住，怎么办？应象边区部队一样，自己挖窑洞，种粮、种菜，纺线、织布，边学习，边生产。自力更生，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我们。第三，审查干部，巩固内部。主要是清查内奸，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毛主席还强调，教学要采取启发式，反对注入式。这些，就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针。

　　三月中旬，我从延安去绥德，路上走了四天。到西山寺抗大校部，受到何长工等同志的热情迎接。过了些时候，李井泉同志调来，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中央任命我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

　　著名的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战以来，已培训七期学员，分布在各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战斗骨干作用。因战争环境的关系，校址经常流动，从保安到延安，到晋察冀，到晋东南，到冀南平原。一九四二年二月，总校在邢台地区开办第八期，学习一年，奉命转来陕北。在此同时，中央又决定将晋察冀二分校、晋西北七分校、延安三分校（后改称军事学院）均与总校合并，学员统称第八期。

　　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前线来的，有从后方来的，有从敌占区来的，有老干部、新干部，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有青年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我们一面建校，一面陆续接收学员。原计划本期培训学员八千至一万人，结果只招收了六千余人。至一九四四年春，晋察冀边区二分校的一部学员转来陕北，收生工作才告结束。

　　我们确定，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时间为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六月。

　　整编机构主要是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和教学需要，统一组织编制，进行干部配备。校本部机关力求短小、精干，除政治工作专设政治部，下属组织、宣传、干部、保卫、总务五个科外，教学工作设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后勤工作设供给处、卫生处，直属校首长领导。学员以原建制为基础，编为五个大队四十六个队。大队设大队长、政治委员、政治处。队设队长、指导员。一大队大队长韩先楚，政治委员高兰亭；三大队大队长赖光勋，政治委员雷钦；四大队大队长王泮清，政治委员许凤翔，以后又组建了二、五大队。不论大队或队的领导干部，均一身二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干部和教员缺乏，是一大困难。我记得编制定下后，干部缺一半，教员缺额更多。除从学员中调出些任用外，我们还请求军委批准，从延安编余干部中解决一部分。

　　端正入学态度，严格组织纪律，树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好几千人初来绥德，什么想法都有。有的认为在前方打仗光彩，入学不光彩；有的犯过错误，是准备来“挨整”的；有的看到学校白手起家，一无校舍，二无教材，三无毕业期限，凉了半截。针对这些现象，我们从加强思想教育入手，要求学员端正入学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意识。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同时，严格管理，严格规章制度，一切行动必须象正规部队一样，达到军事化、战斗化的要求。不论资格新老，违犯纪律均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建家立业，靠自己动手。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建立革命家务！”几个学员大队分驻在绥德、清涧、瓦窑堡、子洲等地区。窑洞得自己打，课堂得自己盖，粮食、蔬菜得自己生产。各大队首长负责，组织学员边建校舍，边搞生产，掀起了建校和生产的热潮。全校共挖了二百多个窑洞，各大队都盖起了课堂；开荒种田，办作坊，捻毛线，养猪养羊，开合作社，全年共收入近三百万元，使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和一定的改善。

　　我当时兼任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下面有中组部王从吾、武竞天等同志组成的一个小组，负责考察从敌后调回的干部，并初步分配工作。这是项细致、复杂的任务，要看档案，要经常研究情况，要和干部谈话，要全面认识干部，既费时，又费力。我主要管团以上干部。

　　抗大整编大体就绪后，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六月间，蒋介石令胡宗南等部，尽撤河防兵力，向洛川、中部、邠州一线集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调晋西北四个主力团来边区应变，全边区军民齐动员，加强自卫备战，随时准备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抗大的全体教职员工，也投入到紧张的自卫备战中。当时，联防司令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北线榆林方向的邓宝珊部。一般地说，邓虽不至于打我们，但有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压力，我们不得不防。制定了作战预案，学员都发了枪，分一线、二线防守。米脂为一线，绥德为二线。不久，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我党击退，抗大遂转入整风学习。

　　进行整风审干，开展大生产运动，是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时间为一九四三年八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全党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初开始的，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我和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徐文烈等同志研究，认为抗大的整风，要稳不要急。以学习文件，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改造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为主要目的。结合整风，对干部进行审查，弄清一些人的问题，该使用的使用，该处理的处理，保证党和军队组织上的纯洁性。为加强对整风学习的领导，经中央批准，设立抗大总学习委员会，校领导及各大队政委参加，我任书记。日常的学习领导工作，由李井泉、徐文烈负责。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四日，总学委会发出《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要求把“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的密切的配合进行”。各大队、支部深入动员，整风审干运动，在全校展开。

　　经过前几个月的整编和整顿，我们对学员的情况大体上有个谱。绝大多数学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问题的只是极少数。因此，运动开始后，强调首先学好《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澄清模糊认识，打消顾虑，提高自觉性。在此基础上，转入对照检查，清算错误思想，交代历史问题，书写自传。各单位对重点审查对象，进行了摸底排队。应当说，这段时间里，领导思想比较清醒，方针和方法比较对头，因而没有出现原则性的偏差。

　　可是，从十月中旬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指导运动。负责人黄志勇，是个搞逼供信的专家。他根本不把抗大学委会放在眼里，独断专行，发号施令，抓什么“红旗党”，推行“抢救失足者”那一套。十月下旬，我去延安，和林彪、张宗逊主持练兵。练兵时，毛主席还来看过。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特嫌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十二月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倾向，及时作了纠偏的指示。抗大的“审干”运动才急忙刹车，开始转入纠偏、甄别阶段。那时我在延安按照中央的指示，准备“七大”的材料，无法抽身回绥德去。抗大的甄别平反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他们经常派人来向我汇报。一九四四年七月，我写信给李、何二同志，向他们通报了延安甄别平反的进展情况，对抗大甄别平反，提出了我的看法。基本意思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错的要大胆纠正，不要有顾虑，同时要耐心做好善后工作。这项工作，细致而复杂，延续了近两年的时间，才算完成。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抗大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半天整风，半天生产，两不耽误。一九四四年的生产成绩很突出，共收入四亿七千六百余万元，比头年增长一百六十倍。

　　转入正课学习至毕业分配，是第三阶段的中心任务。时间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抗大第八期教育计划，建校初期就有个轮廓，后经校领导反复讨论、修改，才确定下来。一九四四年六月正式颁发，因整风审干的关系，至年底才付诸实施。

　　教育计划的总方针仍是毛主席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里面，政治、军事、作风都有了，是一个完整的教育方针，完全符合抗大培养干部的目的和要求。

　　关于教学原则，我们从实际出发，参照以往抗大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七条：

　　（一）根据敌后作战的需要决定教学内容；

　　（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照顾对象的特点；

　　（三）军事、政治、文化教学相互结合；

　　（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

　　（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七）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

　　那时，抗日战争何时转入总反攻阶段，八路军大发展的高潮何日到来，我们虽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但也不是毫无预见。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预计在两三年内，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在考虑学制时，暂定为两年：预科一年，本科一年。预科以学习政治、文化课为主，占百分之七十，军事课占百分之三十。本科则以军事课为主，占百分之七十，政治、文化课占百分之三十。预科时间与本科相等，是因为部分学员文化程度太低，其中有些甚至是文盲、半文盲。没有一定的时间打下文化基础，要学好军事、政治课程，是很困难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我突患肋膜炎，住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整天发高烧，持续了两个多月，身体虚弱至极。

　　“七大”也未能出席，直至抗战胜利后，才恢复得好些。抗大后期的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同志负责，我只是挂名的校长而已。一九四五年八月间，因八路军已进行抗日总反攻，抗大第八期学员奉命提前毕业，分赴各抗日战场。总校亦迁往东北，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老八路

　　参加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始自一九四一年五月的高干整风学习会议。毛主席强调：整风，主要是高级干部，其次是中级干部，再次是下级干部。这次整风，分为高干整风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全党整风（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十月）、总结提高（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三个阶段，历时四年之久。我在联防司令部和抗大期间，一直参加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党的建设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从中受到的教益，是终生难忘的。

　　首先，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即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延安整风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不解决这个问题，全党便无法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从而确立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思想路线。

　　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建党之日起，我党就不乏注意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同志。党依靠着他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经过反复实践、摸索，走上了武装斗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坚持了土地革命战争，赢得了敌后抗战的重大胜利。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而历次机会主义却违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危害最甚的是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四年，曾使党几乎陷入绝境。

　　王明一伙在四中全会上台后，大肆泛滥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等恶劣倾向，荼毒全党。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一窍不通，却寻章摘句，夸夸其谈，以“精通”马列主义而自居；对武装斗争、建设红军、创造根据地、土地革命和反敌人“围剿”，毫无实践经验，却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写决议，发指示，“钦差大臣”满天飞，凭主观臆想指导革命。革命实际纷繁复杂，千变万化，他们不调查，不研究，照搬“本本”或外国经验，把抽象原则和死板公式当作“万应药方”，套在活生生的变化发展着的革命实际中。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特征，乃是教条主义者的致命顽症所在。结果，弄得党内死气沉沉，一切“唯书”、“唯上”，失去了生动活泼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针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给党造成的危害，毛主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党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调查研究。同时，规定了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八○三页）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在整风学习中，深刻体会到，共产党人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我在整风笔记中写道：“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客观事物、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国际国内的情况及变化等事物的了解、认识，辨明其发展规律，决定正确的政策。”并且归纳了坚持调查研究的十条要求自己：“1.长期性。是经常的工作，不是一时的突击工作。2．彻底性。对每一个问题务须弄个水落石出。3．具体性。不仅注意问题的正面，还务须注意各个侧面，以免挂一漏万。4．真实性。反映真实的材料，不要出以臆断。5．计划性、组织性。明确目的，不能无的放矢，也不能无矢求的。6．批判性。兼听不兼信，仔细研究各种反映。7．抓住中心，要有准确的时间、地点和问题。8．深入各阶级，利用各阶层的干部。9．多去底层，不能忽视大多数。10．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

　　第二，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从政治上分清路线是非，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地位，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是延安整风解决的又一根本问题。什么“两条路线”、“王明‘左’倾路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经过整风学习，我才有了深刻的认识。

　　“六大”以来，在党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教训是很深刻的。第一次“左”倾，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冬，翌年四月基本结束。那时，我参加了广州起义，又在东江坚持游击战争，对一些“左”的口号和作法，深有感触。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争的失败，与“左”倾错误有很大关系。第二次“左”倾，即“立三路线”，约半年的时间。我在鄂豫皖根据地，仅有两千来人的队伍，中央却叫我们去攻打武汉！以卵击石，行不通，我们作了抵制。根据地里贯彻“左”倾政策的结果，造成许多农民“反水”，一部分红色政权塌台，吃了苦头。第三次“左”倾是王明路线，统治时间最长，形态最完备，影响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反右倾机会主义”、“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极力推行“左”的一套。什么“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呀，“武装保卫苏联”呀，“两条道路决战”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呀，“创造百万铁的红军”呀，国民党“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总崩溃”呀，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中心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呀……纯粹是冒险主义、盲动主义。与此相联系，在军事政策、土地政策、城市工作、敌军工作等方面，也都“左”到无可再“左”的地步。结果，招致白区党损失近百分之百，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那套“左”的东西，竭泽而渔，弄得民穷财尽，使部队无法生存下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福建事变发生，博古等人不懂得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对付蒋介石，一面和人家订了三条协定，一面又说蔡廷锴等“比蒋介石还蒋介石”，把送上门来的同盟者抛到一边。我们学习小组，对此事议论很多。事实证明，“左”决不比右好，不论“左”的或右的路线和策略，都会葬送革命事业。

　　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武装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白区工作以刘少奇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是坚持正确路线和策略思想的典范。他们代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志，站在最前列，同教条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系列的文献和实践活动，可资佐证。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完全正确的。从此，才使革命转危为安，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正确路线和策略，才赢得了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同样是一个模范”的论断，也是正确的。

　　第三，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

　　用整风的形式，去分清路线是非，去克服党内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贡献。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开展党内斗争，克服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全党，团结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

　　我们的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党。但党的成员来自社会，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混进党内来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党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正确与错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而，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团结、批评、团结”，而不是其它。不明确这一点，开展党内斗争，势必走到邪路上去。

　　王明路线时期，发展了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他们从宗派主义集团的私利出发，把“党内斗争”变成提高自己“威望”、剪除异己、吓唬党员的经常手段。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页）大家对此深有体会，举出了许多事例。在中央苏区，王明一伙大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排挤毛泽东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曾中生和我因与教条主义者派来的中央代表张国焘等人，发生“南下之争”，官司打到中央，教条主义者不问是非曲直，给我们扣上一大串罪名，撤了曾中生的职。从那以后，曾中生便屡受打击，直至被张国焘监禁、杀掉。他们这种错误作法，只能窒息党的民主气氛，发展盲从主义、奴隶主义。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党内斗争”，同错误的“肃反”政策搅在一起，残害了大批干部和党员，言之令人发指。在中央苏区、在鄂豫皖、在湘鄂西、在各革命根据地，大抓“AB团”、“第三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大搞“逼、供、信”，被错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何止千万！弄得党内人人自危，一片恐怖气氛。这套衣钵，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幸亏毛主席及早察觉，提出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规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严禁逼供信”、“有错必纠”，才避免重蹈以往“肃反”的覆辙。挽救了大批革命干部，端正了整风审干的方向。

　　整风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纠正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偏向，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等等。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对党的建设和发展，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中央决定，对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继续留在党内，分配适当工作，也是必要的。从而为无产阶级政党解决路线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表现了我们党的伟大气魄和自信力。历史证明，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党的教育下，绝大多数能够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做出有益的贡献。

　　这些，就是我在延安整风中的主要收获。

　　整风中期，我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会议自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开始，至翌年一月十四日结束，开了近三个月。任弼时主持了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西北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边区党的领导问题；今后边区的工作任务问题。出席会议的共有二百六十六人。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十大政策的报告、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朱德、任弼时、高岗、林伯渠、贺龙也都作了报告。会议期间，共有四十六位代表发言。我也主持过会议，发过言。会议贯彻了整风精神，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分清路线是非，反对纠缠细枝末节，较好地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高岗把自己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阎红彦等一批同志弄下去，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畅所欲言。批判郭洪涛、朱理治同志，有过火的地方。

　　延安整风的胜利，为召开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形成全党大团结的局面，争取抗战总反攻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夏季，德、意法西斯彻底覆灭，欧洲战场上的战争宣告结束。在此同时，我解放区军民在各个战场上，转入对日寇的战略大反攻，令人振奋的捷报，纷纷传来。八月，苏联出兵东北，一举消灭六十万日本关东军，对加速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付出伤亡两千万军民的惨重代价，终于迎来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高举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国共合作，一致对敌，领导我军在敌后战场上抗击侵华日军达七十五万五千人，伪军九十五万五千人，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总共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人，创造了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光辉战绩。部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解放区约一亿三千万人口，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我国八年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和英勇奋战的结果，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结果，也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特别是苏联人民直接支援我国人民的结果。历史证明：侵略战争必败，正义战争必胜。任何帝国主义者企图武力征服中华民族，必然自取灭亡。

老八路

第十九章　初到解放战争前线
　　抗战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从峨嵋山跑下来，抢地盘，摘“桃子”。目的很清楚；独吞胜利果实，消灭人民力量，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内战乌云，布满天空。为争取和平，阻止内战，我党尽了最大努力，毛主席还亲自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订立了“双十协定”。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极端仇视人民力量的阶级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所谓“谈判”，是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力量，迫我就范。他手里有数百万军队，有源源不断的“美援”接济，有大半个中国的地盘，自恃消灭革命力量的“资本”，绰绰有余，决心不顾一切，掀起内战。“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各战区发出“剿匪”密令，调集重兵，准备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我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主席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毛泽东选集》第一一二七页)交出革命武装去当“官”，拿人民的利益做交易，坚决不能干。我们反对内战，力争和平，但蒋介石一定要打，那就对不起，只好武装自卫，；奉陪到底。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个决心，完全正确，下得及时，教育了全党，武装了全党。在上党，在绥远，在邯郸，蒋介石的军队向我大举进犯，因为我党我军有了充分准备，坚决武装自卫，结果取得歼敌十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上党、绥远、邯郸三个战役，虽然还不是全面内战的开端，但证明党的路线和自卫方针的正确性，证明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对保卫革命果实，增强人民战胜反动势力的信心，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那时出院不久，身体较虚弱，住延安枣园继续休养。有次和毛主席在院子里散步，谈到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我说；看来要狠打一家伙，不打是不行的。主席说：对，只有打才能推迟和制止内战的发生。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也不怕。只有彻底消灭他，他才彻底舒服。眼看形势紧张，内战将起，自己不能重返前线，为党尽一份力量，有时心里烦躁不安，着急得很1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很关心我，经常看望，送点营养晶，劝我安心养病。我的生活亦较规律，早睡早起，除每天坚持两三个小时的体力锻炼外，其余时间看书、看报、看文件，研究形势，思考问题，有时也拉拉胡琴，打打扑克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空有革命理想和热情，是不行的。重病一场，使我对这点体会尤深。为此，我尽力克制自己，与急躁情绪作斗争，静心养病。到一九四六年春，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自信恢复健康已为期不远了。

　　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一百六十万大军，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内战全面爆发。

　　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事先正确地估计了形势，提挈全党全军，积极做好应变的准备，这就为渡过战争初期的难关，创造了条件。那时，我军已经控制了北起中苏、中蒙边境，南抵长江，西起陕甘宁边，东至北海沿岸的大片北方领土，既解决了战略靠背问题，又有广阔的机动回旋余地。各战略区几乎连成一片，便于相互援应，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小块根据地孤立存在，遭敌众兵分割“围剿”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全解放区人口约两亿，军队一百二十余万，地方武装和民兵二百余万，划分为晋冀鲁豫、晋察冀、中原、华东、东北、晋绥六大战区，加强了各战区的党政军领导和独立作战能力，形成正规军、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系。各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调动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掀起参军、支前、生产的热潮，为支持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源泉。各战区的部队，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军政素质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我党不断揭露蒋介石反对和平、制造内战的阴谋，不仅内部有了充分思想准备，而且有力地争取了国际国内进步人土的支持和同情。这些条件的存在，加上战略指导方针的正确，使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头四个月里，即歼敌三十五个旅，近三十万人，顿挫“国军”进攻凶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计划。由此可见，有备和无备大不一样。兵书上所谓“忘战必危”、“有备无患”，的确是真理。

　　蒋介石机动兵力有限，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目标首先是延安，企图打击我中央首脑机关，进而腾出胡宗南的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兵力，投入华北战场。我陕北部队仅两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险恶。十一月十八日，中央作出放弃延安的决定，并决定将后方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先行疏散，分批向晋绥解放区转移。

　　疏散前夕，毛主席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见见面，讲了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强调解放战争非打不可，打就打到底。他说：这个战争可能打三年、五年、十年。三种打算，即短期、中期、长期。要准备长，争取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会后，我与徐特立一家、王明一家、郑位三一家、刘少奇爱人王前，以及黄杰同志，共二十多人，乘卡车先去绥德。这是一批老弱妇孺病。徐老年逾花甲，王明，郑位三和我有病在身，剩下的就是警卫员和妇女、娃娃。组织上指定我当小队长，；负责途中的指挥和安全工作。夜间行车，凌晨抵绥德河东的一个村子，我担心敌机轰炸，叫大家赶快下车，搬行李，进窑洞。王明说：慢一点嘛，别急！我说：不行，要快，听指挥！果不然，我们刚进屋，敌机就来了。司机满机警的，开车就跑，转移目标。敌机俯冲扫射，子弹打穿了油箱。但大家未受损失，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在绥德住了二十多天，心里急得很。王前不愿住在这里，正巧彭德怀去榆林视察回来，路过绥德，她爬上彭总的车返延安去了。我和爱人黄杰商量，说：“战局这样紧张，老呆在后方转来转去，实在不安，我们还是一起到太行前线去吧！你虽然怀孕在身，但路上有人照顾，我看不会出问题。”她完全理解我的心情，支持去前方。我就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晋东南。我和黄杰同志是一九四六年五月结婚的。她是湖北江陵人，在武汉军校女生队学习过，一九二八年入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领导和参加了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央领导机关工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刘伯承、聂荣臻等同志都了解她。

　　中央复电同意我的要求，要我先到太行山休息，恢复健康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工作。我和黄杰同志十分高兴，马上收拾行装，告别徐老，王明等人，带上警卫人员、伙夫、女儿鲁溪和两匹马，向山西进发。数九寒天，北风似刀，气温达零下二十度左右。只有日当中天前后，显得暖和些。一路行进，越过数不尽的沟沟峁峁，才到达黄河边的军渡渡口。那里的部队派人护送我们乘船渡河，冒着小雪到达晋绥根据地的柳林，正是一九四七年元旦前夕。贺龙同志得知我来，专程从兴县赶来看望、拜年，热闹了一番。

　　个把月后继续进发，经离石翻越吕梁山脉，抵汾阳。陈赓同志派查玉升带一个连来接我们，还给我预备了副担架。从祁县以南、崞县以北过汾河，冬日水浅，查玉升他们临时找了些门板、木料搭成浮桥，夜幕中通过。忽然，背后远处响了一阵枪，查玉升很紧张，怕敌人发现我们，立即派人侦察。结果是敌人没弄清情况，乱放了一阵枪，我们才放了心。进入太岳山脉，翻绵山，就是介子推烧死的地方。山势陡险，盘山小路仅容单人单骑通行。快到山顶时，过—个拐弯，驮行李的牲口拐不过来，把我的书箱子翻到山沟里去了。据老乡说，那带叫“后悔沟’，意思是人走到那里，稍一不慎就会跌下山沟，后悔莫及。下山更费劲，风刮得很大，“后悔沟”也多，只能小心谨慎，慢慢走。在一个山窝子里，住着几家人，我们休息了一下。抵山脚下马村，陈赓同志带了些人来接我们，见面后格外高兴。他还是老样子，说话幽默，爱开玩笑，永远是个乐天派。在安泽，陈赓向我介绍了太岳军区的情况和山西的战局，还给我调来几个警卫员。

　　二月中旬，我们到达长治市。长治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字形的街道，商业发达，市面繁荣。适逢春节，人来人往，鞭炮不停，显得格外热闹。我们住在一所日本式的宽敞住宅里，据说原来是日本侵略军师团长的房子。头天住下，第二天黄杰同志分娩，找人接生，忙活了一阵子。当地驻军系起义不久的高树勋部，尚未彻底改编，成份比较复杂，有些人对起义不满，与特务勾结，暗地里搞名堂。高树勋来看过我，请我吃了顿饭，我对他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说了些鼓励的话。本来，我们不想在长治久停，但因黄杰产后身体虚弱，加上我一路过度疲劳，需要休息，便拖了下来。半个月后，敌机来轰炸，在我住地附近扔了三颗炸弹，险些炸着我们。估计是高树勋部的特务捣鬼，给敌人送了情报。为安全计，我们搬到离城四十多里的村子里居住，直至四月间。这时，胡宗南已占领延安，但我军在各个战场上，却连战皆捷，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正准备转入全面反攻。

　　六月上旬，我到太行山区，住河北省武安冶陶，见到薄一波、滕代远等同志。十三日，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上任后，我与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合作，担负起内线作战、消灭阎军、解放山西的任务。那时，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正根据中央“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指示，拟率主力部队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他们住在邯郸地区，进行军事、政治、后勤等各项准备工作，十分繁忙。我没有见到他们，但经常有电报联系。我的精力，放在留下来的这摊子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