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老八路

蒲鸭河战斗

中午，骄阳似火，天上没有一丝云彩。

部队来到了松花江边，这里是蒲鸭河流入松花江的入河口，由于河水常年带着泥沙下来，在这儿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柳条通子，也叫夹芯子，夹芯子里面长满了树，以柳树居多。江边有大片的沙滩和野草，江对岸，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个鱼亮子，鱼亮子上有两间草房，我们赶到时，白团长已经先带着部分战士弄来了两条渔船。

部队分两批，先后来回好几趟，划船横渡了松花江，过江后都来到了江边的鱼亮子。这时，赵军需官、邓司务长和白凤林等人从老乡手里买了不少的大鲤鱼。看到大鲤鱼，大家都高兴的有说有笑，好久没有吃过鱼了。

部队以班为单位，分成了七、八伙，沿着江沿用树枝架起脸盆开始炖鱼了，锅里的水刚放滚，大家就急不可耐地把鱼捞出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下第二锅。

吃鱼的时候，我向不远处蒲鸭河的柳条通子望去，只见水面上成群的野鸭子在欢快地戏水，锦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时，黄成植书记正在最东边的一伙人里面写东西。

松花江水轻轻地拍打着堤岸，江风送来了野草的芳香，吃着江水炖的江鱼，我们暂时忘记了重重的艰险和危机，沉醉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里。

正在这时，岗哨过来报告：“报告团长，有情况，蒲鸭河柳条通子里的野鸭子起飞了。”

听到报告，白团长高喊：“赶紧撤退！”话音还未落，江面上机关枪“咔咔咔”地响了起来，一艘敌人的汽艇从柳树通子后面开了出来。

白团长指挥着我们向蒲鸭河北面的疙瘩林子里撤，赵军需官和孙副官撤退时，从鱼亮子上拿了几把铁锹，白团长带着机枪手王玉春在后面做掩护。我们顺着柳树通子往前跑，柳树通子边上都是沙滩地，沙土软软的，直陷脚，跑不起来，周边没有任何的掩护物，在机枪的扫射下，我身边的孙永彬指导员和一名战士负了伤。

终于撤进疙瘩林子里了，大家赶紧在林子边上刷刷地挖战壕，林子边上都是沙土地，几锹下去就往上冒水了。我和柳明玉忙着在给伤员孙永彬和一名战士进行包扎。

敌人已经上了岸，占领了鱼亮子，他们也就十来个人。

有了掩体，安全多了，敌人在鱼亮子那边向我们开着枪，他们人少，也不敢贸然地向我们发起进攻。这时，有战士报告说：“黄成植书记在敌人的机枪扫射时牺牲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么勇敢、坚强、富有才华的领导怎么能说牺牲就牺牲了呢。同志们的心情都十分的沉痛，那首“何日熄烽何日还乡”的歌声回响在我们的耳边，黄成植书记难道再也回不去家乡了吗？白团长狠狠地拉着枪栓，高喊着：“给黄书记报仇！”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了敌人。

由于中午吃了鱼，大家都渴的不行了，疙瘩林子里没有水。咳，守着松花江竟然喝不到水。有的战士直接就在战壕里用手捧着挖出来的泥汤水喝，我们几个女的用毛巾把水吸到里面，然后在吮着喝。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敌人撤退了。部队原计划是沿着蒲鸭河奔嘟噜河，从嘟噜河进树林子到老等山，再从老等山去宝泉岭和兴安岭一带去找省委。看来敌人已经封锁了所有的河流区域，我们只好转头往北走了，领导们是怎样做的决定和部署，战士们都不太清楚。

部队急行军走了一夜，一会走在沙土地上，一会钻树林。夏日的东北昼长夜短。三、四点钟时，天就蒙蒙亮了。

这时，白团长安排我们进入了一片柞树林休息。他说他的家就在这附近，他回家去给我们搞点吃的。

白团长带着一名战士走了，他没敢直接进村，在一片苞米地里找到了他的叔叔。他和叔叔说：“让我老婆把孩子抱过来看一眼，顺便带点吃的东西。”

叔叔说：“村里有保安团和讨伐队，看的可紧了，你就别找事儿啦，也别连累了他们娘俩，你自己也快走吧，都知道你参加了抗联，让敌人知道了，命就没啦。”白团长只好失望地返了回来。

部队在树林子里藏了一天，采了点野菜和草根充饥，天黑了以后就又开始出发了。走到后半夜，我们来到了一个叫三间房的地方。

赫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江，同志们都纳闷了，这是啥地方啊？又转回到松花江了？这时，我们忽然发现了江对岸有星星点点的灯光。有人说拉：“你们知道啥？这是黑龙江，江那边是苏联，老毛子呆的地方。”

啊？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大家都会唱《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这首歌。如今，隔着大江看见了苏联，我们都兴奋不已。

战士们纷纷议论：“还是社会主义好啊，你看人家有电灯，嗨，这辈子看见了电灯死了都不冤了。”

有的战士还说：“啥时候，咱们能像人家一样，也点上电灯啊。”

有人又说了：“等赶跑了小鬼子，建设了新社会，咱们也能点电灯。”

到了这里，白福厚团长命令我们原地休息，他和杜指导员、孙国栋副官说：“我带个人去东边看看，想办法弄条船。”转过身来又和我们说：“这里是国界线，大家不要说话了，就地等着。”说完他悄没声地走了。

我们怀着兴奋、期盼的心情焦急地等待在这里。过了约莫一段时间，东边忽然传来两声“啪，啪”清脆的枪声。

大家的心，一下子凉了，是不是白团长牺牲了？有的战士小声嘀咕着：“完了，完了……”

这时，杜指导员、孙副官和赵军需官也毛了。他们估计白团长凶多吉少，敌人随时会跟踪追击过来的。

杜指导员开始下命令了：“大家做准备吧，咱们往最坏的地方想，会游水的游水过江去苏联，不会游水的和敌人拼了，就是剩最后一个人，也决不能投降！”

听了杜指导员的话，我们都准备英勇献身了，大家整理一下衣服，检查了一下枪支，没有一个人跳下黑龙江。

这时，江面忽然传来了动静，是“刷——刷——”地划船声。有人说：“我们被敌人三面包围了吧？看样子，江面也下不去了。”

正当大家猜测，准备决一死战的时候。

“快！快，快上船——”一个磕磕巴巴的声音从江面传了过来。

啊！是白团长，白团长回来了！原来白团长一遇到紧急情况就磕巴。

这时，一艘运羊草的帆船划到了江边。没等船靠岸，战士们都嗖嗖地跳上船去。杜指导员和孙副官站在水里，把船推离了岸边。

原来，白团长摸到了江边的“江防警备署”，里面有值夜的警察，他原想进去找人弄条船，进去一看不对劲，一句话没说，就赶紧退了出来。这时，值夜的警察不知道咋回事儿，追了出来，啪啪地开了两枪。

白团长和那名战士跑到了江边，江边正巧有一艘拉羊草的帆船，羊草已经卸下去了，只留下一个看船的船工。他俩急忙跳上了船，指挥着船工开船来接的我们。

这艘船分上下两层，上面是甲板，下面是底舱，底舱的一头有一张床，床上还有被褥。上了船后，白团长安排我们都进了底舱，他戴个草帽在上面帮着船工摇船连带着观察情况。

底舱十分狭窄，四十多个人挤在里面，气都喘不上来，我们三个女同志挤在了里面的小床上。帆船这时行驶在江面上，上下颠簸，左右摇晃，不一会，我就晕了船，肚子里上下搅动，想吐又没啥好吐的，说啥我也不在底舱呆着了。

我从人头上爬到了底舱的入口处，那块有几个小木梯，我身子在底舱，把头伸到了船面上，江风一吹，这下子好多了。

这时天已放亮，江面上白雾蒙蒙，我放眼往我们来的江边看去，隐隐约约江边怎么有一个一个的小包？

我和白团长说：“白团长，你看江那边怎么有一个一个的小包，好象是，好象是……”

“像什么？我怎么没看见，你快说，像什么？”

“像，像迫击炮。”

“在哪？在哪？我怎么没看到？”

“团长，好象，好象还有个日本旗，上面画个圆圈。”

白团长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真是的，船老大，快，快点划！”

正说话时，机关枪“哒哒哒”地响了起来，三槽子枪声过后，帆船上的白布被打烂了。紧接着，敌人的机枪又冲着底舱开了火。

底舱很快就漏了水，一开始，大家还七手八脚地用被褥去堵，后来越漏越多，越漏越大，水流太急堵不住，杜指导员指挥大家都上了甲板。

船这时已经到了江心，进入苏联国界了，机关枪也不响了。

我们的船在慢慢地下沉。杜指导员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到了苏联的国界，把咱们的红旗打出来，有红军帽的把帽子戴好，有袖标的把袖标都戴上。”

我们三个女战士还有王玉春等七个人还有帽子，我们和打旗的站到了队伍的前面。船还在下沉，杜指导员带领我们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歌声中我们准备就义了，能和战友们死在一起，我没有害怕，只感到自豪。

“突突突”苏联方面的江面上忽然开来了一艘汽船，汽船后面还挂着一串小木船。同志们欢呼了起来：“有救了，我们有救啦！”

汽船很快就开到了我们跟前，从船边的小窗户里，一个蓝眼睛的苏联小伙子把头伸了出来：“打歪，打歪，别斯得勒，别斯得勒。”

大家都傻眼了，一句都听不懂。有的战士说了：“怎么的，要打我们？”

这时，老付头（付炮）说话了，他懂点俄语，老付头说：“那个苏联小子喊咱们快上船呢！”

大家高兴了，噼拉扑通地都跳上了木船。汽船带着木船向江岸开去，这时，我们来时乘坐的帆船完全沉入了江心，消失了……

老八路

一上苏联

上了苏联人的汽船后，我们的心放到了肚子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休整一下了，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们大失所望。

汽船一直往上游开，到了中午，才下了船。下船后，几个苏联士兵带着我们钻了好几个柳条通子来到了一片沙滩上。到了这里，那几个苏联人示意我们把步枪都枪口向上支到沙滩上，把背包也都放在一堆。这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把目光都集中到白团长那，谁都不肯行动。白团长说：“既然到了这里，就守人家的规矩吧。”他带头把枪放到了沙滩上，战士们极不情愿地也把枪都架到了一起，大家说了：“这是啥社会主义啊？咋还缴咱们的枪啊？”

“咳，这是对咱们不信任啊。”

枪放好后，我们开始列队往西北前进。眼前是一望无边的大草原，草原上长着没膝深的羊草，风儿吹过，绿草翻涌，像是江上的波涛，这里的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

走出了草原，看见了一条沙石公路，我们就在这休息了。不一会工夫，一辆帆布吉普车从远处开了过来，咯吱一下，停在了我们跟前，车上下来几个苏联大兵，开始发食品了。

我们每个人领到了一片黑列巴（面包），一条小咸鱼，那鱼还是生的。大家都饿坏了，三口两口的都进了肚。就这么点东西，没吃饱啊，怎么办？战士朱学成和陆荣觉又伸出手去跟那几个苏联大兵要，只见他们摊开双手端着肩膀一连声地说着：“捏度、捏度。”（没有，没有的意思）

这是我到苏联学会的第一句话，战士们又七嘴八舌地说了：“啥社会主义国家啊，吃饭都不管饱。”

吃了一片列巴，肚子里多少有了点垫底的，苏联人让我们原地等待。太阳高高的、暖暖的照在我们身上，就在这异国他乡的大草原上，我们都睡着了。

天黑了，又开来了两辆带帆布蓬的大卡车，我们都上了车，车被挡得严严实实的，外面的景物一点都看不到。外面下雨啦，“劈啪劈啪”的雨点打在了车蓬上。卡车颠簸的挺厉害，我开始晕车了，肚子里没有多少东西，就吐起了苦水。车上还算干净，我不好意思吐在车上，就脱下了自己的胶鞋，往鞋里吐，没想到鞋也破了好几个洞，吐进去的苦水又从洞里钻了出来。

这边的天好象亮的更早，也就三、四点钟吧，天色发白，我们终于下了车。眼前是一栋一半地下一半地上的木头房子，房子挺大，能装100多人。远处还有几幢小一点的木头房子。

这是一座兵营，里面搭着板铺，铺上铺着厚厚的干草。我们三个女的，住到了大铺的紧里头。

刚住下，就来两个苏联士兵把我们三个女的带走了。我们被带到不远处的一座木头房子里，我是第一个被带进屋子的，屋子里面十分的干净，地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板。我穿着漏了洞的破胶鞋，呱唧、呱唧地走过去，地板上留下一串湿湿的脚印。

一名苏联军官坐在一个桌子的后面，旁边还有一名挺帅气的混血翻译，翻译挺年轻，也就二十左右岁吧。审查开始了，他们刚问我多大了？参军前家在哪里？我刚准备回答问题，可一紧张我就又急着想上厕所了。

我小声地咕哝着：“我，我想上厕所。”那个军官诧异的看着我，翻译把我的话翻给了他。他摆了摆手，让门口的士兵带我出去。

那个士兵把我带到了房子的另一头，一伸手，示意让我进去，我推开门进了去。

好白的屋子啊！到处都光溜溜的，里面还有好几个小门，我又推开了一扇门，里面还是白白的瓷器。

我要上厕所，咋把我领到这里来了？转身就想出来，一抬头，门口还有一面镜子，我抬头看着那面镜子，镜子里面的丑丫头是谁啊？脏乎乎的小脸，瘦得皮包骨头。咳，这是我吗？我咋变成这样了？

厕所没上成，那个大兵又把我带了回来，进了门，那个军官又开始问话了。可我还是想上厕所啊，憋不住，都快尿裤子了。我带着哭腔说：“我要上厕所！”

翻译和那个军官都吃惊了，那个混血翻译问我：“不是带你去过了吗？”

“没有啊，没有，他就把我领到一个白屋子里。”

那个军官喊来了士兵，一顿滴里嘟噜的话，我一句都不懂。这次，换成翻译带我上厕所了。

还是把我领到了那座白房子前，翻译告诉我：“进去吧。”我和他说：“我要去厕所。”他说：“这里就是。”我犹犹豫豫的进了去，把问题解决了。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啊，连厕所都这么讲究。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也能变成这样啊？我暗暗地下着决心，等赶跑了小鬼子，一定要好好建设一个新社会，让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也能用上这样的厕所。

回到屋子里，那个翻译向年青的军官说明了情况，我看到那个军官笑了。

他们问了好些问题，多大了？什么时候参的军？父母都做什么？在部队什么职务，我的领导是谁？团长叫什么名字？师长叫什么名字？

我一一作了回答，回答完就让我出来了，接下来是柳明玉和朴大姐。等三个都回答完了，就把我们都送了回来。

回到了那个兵营以后，大家都好奇的问我们做什么去了，我们说明了情况，同志们都说：“哦，过堂去啦，下一个该谁啦？”

“啥过堂啊，人家那叫审查，到了人家地盘，还不得问问清楚啊。”

就这样，在这里被审查了七、八天后，又最后核实一遍，我们坐上了来时的帆布大卡车又被转送到了西边的另一个地方。

这里是一片大草原，零星地长着几棵柞树和菠萝棵子。草原上放牧着大群的马匹，我们住进了一栋长长的木头房子，这所房子，很可能就是冬天里的马厩。

房子里铺的是地板，地板上铺着干草。干草厚厚的喧喧的，人躺上去十分舒服。我到了部队已经三年多了，冰天雪地，风餐露宿的早已经习惯了，到了这里忽然的睡不醒了，战友们和我一样，也是整天地忽忽睡大觉，睡了七、八天才过了劲儿。

在这里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我们称为“面包事件”。

我们每天的伙食，主食就是黑列巴，菜是一位苏联老大妈用土豆、白菜熬的苏泊汤，装在喂大罗（铁桶）里。

熬菜的老太太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满脸慈祥的皱纹。每天吃的面包由苏联人开车送到老太太那里，我们每个连再派人去领，去往老太太那里，要路过一片小柞树林。

每个连可以领到两个长方形的大列巴，回来后再切成片分给大家，同志们都吃不饱，总是在发牢骚：“这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咋地啊，咋还不给吃饱饭啊？”

有一天，一连领回来两个面包，二连就领回来一个。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面包都吃不饱，一个咋分啊？没办法，大家只好把那一个面包切成了小薄片，分了下去。吃完了面包，我们去给老太太去送装汤的小铁桶。就在大家路过小柞树林子的时候，看见了战士陆荣觉，他正在那里吧嗒嘴呢，嘴角和手里还有没吃完的面包渣。

大家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是这小子多吃多占啊。陆荣觉看见大家，嘴里嚼着列巴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实在饿的不行了……。”

战士们七嘴八舌地数落他：“你饿，别人不饿啊？你咋那么好意思啊？”

陆荣觉也不分辨，就会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白连长也来了气，这还了得，自己就敢偷着吃了，怎么办？罚他举棍吧。

陆荣觉站在了屋子中间，两手向前伸直，举着一根木棍，他也不生气，也不说话，就这么一直举着，大家看着又可气，又好笑。

这时，门口的苏联哨兵看见了，忙问咋回事，老付头，比比划划地告诉他，这个人偷吃了一个面包。

那个哨兵听明白了，赶紧去打电话，他们用的是手摇电话机，也不知道那个哨兵都说些啥，就听到一句：“啊罗，啊罗”二个多小时以后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把陆荣觉拉走了。

领导和战士这下都毛了，杜指导员埋怨白连长不该罚他举枪，白连长说：“不罚他，以后再出现这种事情怎么办？”

战士们埋怨老付头不该说了实话，老付头说：“我也没想到会给带走啊！”

埋怨归埋怨，大家都估计，这老毛子会咋处理这事呢？老付头又说了：“咋处理，人家的法律可严了，听说偷个麦穗都要蹲笆篱子，那一个面包还能少判了？”

听了老付头的话，大家又都替陆荣觉担心了，一个麦穗都要判刑，那一个面包得用多少个麦穗啊？得判多少刑啊？

第二天，吉普车又把陆荣觉送回来了。大家赶忙围上前去：“老兄啊，你可回来了，咋样了？咋样了？他们对你咋处理了？蹲没蹲笆篱子啊？”

“咳，别提了，别提了，都白吃了，都让他们给掏出去啦！”

“啊！？”

原来是那帮苏联人，一听说他一个人吃了那么多的面包，怕他撑坏了，拉到了医院，又是洗胃又是灌肠，好顿折腾，都给折腾出去了。

大家这个笑啊，笑得肚子都疼。不过，打那以后，苏联人给的面包一天比一天多了些，勉强能吃饱了。其实，苏联方面也是为我们的健康负责，因为我们在国内经常饿肚子，如果一次性地吃的太多，太饱，容易发生危险。

第二个事件是电影事件。有一天，来了一个大卡车，几个苏联士兵从车上卸下来一大块白布和一台机器，他们把白布挂在了外面的墙上，把机器支了起来。我们看着他们，都不知道是咋回事，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不一会工夫，白布上出现了人影，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忽然白布上的火车“轰隆隆”地向我们开了过来，这下可把大家吓坏了，有的人竟然跑出了好远。有的战士说了：“怕啥，这就相当于咱们的驴皮影。”几个苏联士兵看到我们这样，也都笑了。

有的战士把跑出去的战士又喊了回来：“别怕，别怕，是放驴皮影呢。”

“啥驴皮影，这叫电影，你们也太老赶了。”

这时，大家都说了：“还是这社会主义好啊，有电灯有电话，还能看电影。”

“等咱们回去，赶跑了小鬼子，也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

这就是我在苏联看的第一部电影，影片的名字叫《夏伯阳》。

转眼，在苏联呆了快有两个月了。农历七月中旬的一天，开来了一辆大卡车。卡车给我们送来了好多东西，每个人发了一套藏青色的帆布列宁服，一个带遮的列宁帽，一把新枪。子弹随便拿，还有像小米一样的穄子米（糜子），也是随便拿。

没有子弹袋，但是他们拉来了布匹，做饭的老太太有台缝纫机，我们三个女兵，白天黑夜地给每个人做了一个子弹袋和一个背篼。

当一切都准备好后，一天，开来了两辆帆布蓬的大卡车，我们带着东西，全部上了车，卡车风驰电掣般的向黑龙江边驶去。

老八路

回国途中遇张祥

在苏联经过两个月的休整后，我们准备重返祖国了。

从苏联回国时，我们第六军一师由代理师长陈绍宾和三团团长白福厚率领，乘帆布蓬大卡车来到黑龙江右岸。这时，夜幕已经笼罩了整个黑龙江面，我们摸黑上船，被安排在船的底舱。

我们刚刚坐下，就听有人扯着大嗓门宣布：“我们是赵尚志部队的，我叫刘凤阳，我身边这个大个子是张祥，还有尚连生、姜乃民、李有才。”

听说是赵尚志部队的同志，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赵总司令回来了吗？”

话音刚落，就听到一声粗壮的声音回答：“嘿嘿，赵总司令早就回来了，他正率领部队在国内打日本鬼子呢！”答话的人就是张祥同志，他一边用小纸条卷着马合拉（旱烟）烟一边回答着，他还像寻找什么人似的从东到西扫视了一番。

听了他的回答，好几个人急不可耐地发问：“这是真的吗？赵总司令是什么时候回国的？”有人还兴高采烈地呼喊：“噢，太好了！赵总司令又回国打小鬼子啦！”接着又有人诙谐地说：“咳，这下子日本鬼子该遭殃了，又得叫喊‘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喽！’”

看到大家如此高兴，张祥更为神气地说：“赵总司令一回国，头一仗就狠揍了乌拉嘎警察所，接着干掉三、四个日本军事测量队，缴获了不少武器和一些测量仪器。那些仪器么，咱们还用不上啊，这不，派我们送到那边（苏联）去了。那些个玩意儿贼沉，老毛子还挺高兴呢。”

听了他的话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时，张祥又乐呵呵地说：“真没想到咱们坐上一条船回来了，有缘啊。”

大家都被张祥的话语吸引住了，一下子把他围在中间。有人问：“赵总司令是为了咱们抗联的事儿去苏联谈判的吧？结果咋样啦？” 又有人问：“这次发给我们的枪支是谈判得来的吗？”此时，张祥只是默默地看着大家。他没有马上回答，收起笑容只顾一根接一根地卷着马合拉烟吸个没完。

他不回答，在座的可等不及了。有人既像发问又像自语地说：“赵司令为啥才回来呀？听说苏联把赵总司令关起来了，说苏联不承认请过咱们，不承认书面邀请过赵总司令。”又有人发问：“还听说苏联把赵总司令和戴军长都关进笆篱子啦，这是真的吗？” 有人立即反驳说：“那不可能，那么大的司令，谁敢那样慢待呀。”这时，有人揭底说：“确实是苏联捎信让咱们派一位高级领导去苏联谈判援助咱们的事儿，所以啊，1937年冬天在依兰杨木岗开会研究了派谁去谈判的问题，最后决定派赵尚志总司令去苏联，由戴军长护送他到萝北县江边的。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可是他们把赵司令一关就关了一年半，误了多大的事儿啊，真是想不通啊。”

听到这话，刘凤阳团长也“呼”地站了起来说：“千真万确，不发信，咱们能去吗？”

白福厚团长也过来证实说：“大家都知道信是陈绍宾师长捎来的，这还能是假的吗？！”大家正七嘴八舌地纷纷议论时，白福厚团长见陈绍宾过来了就大声喊道：“好啦，都别吵了，都听陈师长的吧。是陈师长亲自捎的信。陈师长对这事最清楚，他完全可以作证。”

话音刚落，大家顿时静了下来，都把目光集中到陈绍宾的脸上，等待他的回答。陈绍宾注视了大家片刻后，把手一挥说：“这种事与咱们无关，是上头的事，是共产国际的事，你们管这种事干啥？都快去睡觉，夜里还要行动，该抓紧休息啦。”师长这么一说，大家也只好服从命令各自去休息了。

这中间只有一个叫尚连生的没有说话，他是个24岁左右的青年，看上去很沉稳、成熟。他一直少言寡语，有空就和陈绍宾俩嘀咕，似乎他们比较熟悉。

夜里没能够过境，第二天直到太阳升得老高，我们也没有过江。据说，对岸有什么情况，大家只好在船上等待。

轮船终于启动了，但还是走走停停，大家都觉得心里闷的慌。于是，又把张祥的铺位围了起来。有人要求他讲讲战斗经历，有人得知张祥参加过著名的冰趟子战斗，请他讲讲那次战斗的情况。“好吧！”张祥大方地答应了，开始讲起了那次战斗。

“那是1936年的冬天，赵尚志总司令率队伍西征，经过好几个县来到通北县冰趟子沟，这时敌人调遣8000多人尾随追赶，我们在赵尚志总司令的指挥下，一仗消灭了敌军300多。日本鬼子被连冻带打都麻爪了，我们缴获了好多的武器，真过瘾……”

轮船终于启动了，这天夜里，我们趁夜深人静，从箩北县和嘉荫县交界的山区登上黑龙江左岸，踏上了祖国的大地，终于又回到了苦难深重的故土，大家都很兴奋。

我们走过一段草地进入森林时，天亮了，就在树林深处暂时休息。一路上，我们女同志和男同志同样背着五六十斤的口粮（苏联给的小米），外加步枪、手枪、手榴弹等走起路来腿脚不稳，速度还很慢。尤其是背起这么沉重的东西需要互相帮着才能都站起来。所以，女同志休息时先选好一个粗大的倒木，将背篼放在倒木上面。这样，背起时，就不用别人帮助了。

这天，因我们还没有进入安全山区，行进中每次休息的时间只有三、五分钟。在一次休息时，张祥、刘凤阳走过来说：“哎呀！你们女同志都背这么重的东西怎么得了，这要是遇上敌人，你们还能打仗吗？来，把你们的东西分给我们一些，减轻你们点负担吧。”说着就动手分东西。

其实，他们背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张祥除了背七、八十斤的粮食外还扛一挺机枪、400发子弹，还有手枪、手榴弹等挂满了腰带。他虽然身材魁梧、膀大腰圆，可也是超负荷了。我和柳明玉憋不住笑了起来说：“不行的，你是突击队长，有紧急情况，你得带头冲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你可别为了我们几个人误了大事，这可不成啊！”

朴英善厂长看他满脸的汗水，就把自己的水递给他说：“小张，你喝一口水吧，你的东西比我们还多好几十斤，不能再给你加压了。”我和柳明玉也都忙说：“谢谢二位首长了，这些东西自己背着，心里塌实。”

“可别逗我了，啥首长啊，我以前当过马倌”管过许多的马群，说是马首长嘛还差不多。嘿嘿，可惜现在连一皮马也没有了，要是能有几皮马，你们这些东西不就全包下来了吗？”

一席话说的大家都很开心，忘记了疲劳，虽说我们相识没几天，可大家都觉得张祥非常朴实，憨厚大方，是一名吃苦耐劳的好同志，是一名冲锋在前勇敢的战士。

（附张祥回忆录冰趟子战斗）

冰 趟 子① 战 斗

1936年春天，抗联第三军一部在通河县洼大岗经过激烈战斗，消灭了二百左右日本鬼子后，便主动撤离战场，向西挺进。这一胜利使我军声威大震，许多无家可归的逃难农民，纷纷要求参军打日本鬼子，部队很快从原先的四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

随着队伍的发展，我军的士气越来越旺，日寇因此慌了手脚，急忙从哈尔滨、佳木斯和牡丹江等地调动了几千日军，加上各县的“讨伐大队”和日军各县的警备队，不断对我军进行“围剿”，妄图一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那时候，枪炮声昼夜不息，有时要吃顿饭也得和敌人拼杀一场，形势十分危险。但我军在军长赵尚志同志指挥下，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敌人始终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接连打了数十次小规模的战斗，消灭了不少鬼子和伪军，夺取了不少枪支弹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围剿”。

接连的失败使鬼子恼羞成怒，兽性大发，疯狂地对我东北村屯实行了“三光”政策。他们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在我军西进的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被日寇杀害的父老乡亲的遗体，有的被割去了头颅，有的被砍掉了胳膊，有的被开了膛，还有的被活埋只露出一个头。那时候，河面上漂着尸体，井水中浸泡着尸体，灰烬里遗留着残骸，甚至一棵树上就悬吊着二十几具尸体，村村屯屯只剩下残垣断壁，到处都成了日寇杀人的屠场。那凄惨的景象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倘若松花江水有情，也要发出悲咽。

日寇的残暴行径，激起了抗联战士的满腔仇恨的怒火，恨不得马上和鬼子拼杀一场。有的攥紧了拳头对着死者发誓：“不杀尽鬼子决不罢休！……”

1936年初冬，我军到达了木兰县的蒙古山。为了迷惑敌人，我军声言是打呼兰县和哈尔滨市，日寇急忙把正规部队调到巴彦县城和以西地区。而我军却突然挥师北上，向绥化、庆安方向挺进，将敌人甩在了后边。这时，日寇又调动北面各县的日军守备队和伪“讨伐大队”对我军进行阻截。当我们到达绥化县北时，已经是前有阻截，后有追兵了，情况十分危急。

我军继续向北挺进，到海伦县时，赵军长站在部队中央动员说：“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前有各县‘讨伐大队’的阻截，后有日寇和伪军的追击。敌人的目的很明显：一个是想把我们消灭，再一个是想把我们赶到大山里饿死、冻死。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把日本鬼子引进山去打一次硬仗，让鬼子吃吃苦头，知道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大家说好不好？”“好！”赵军长一挥手，“出发！”他走在了我们的最前头。

部队进了山区，我们踏着皑皑白雪，沿着运木材的路前进，中午时分，到了一个两侧密林丛生，而中央却没有树的山沟。这时，赵军长用棍指着两侧山林说：“这是个埋伏的好地点。”于是，他指挥部队向前走了三、四里后，分两路上山折回原处，埋伏在树丛中，并将马匹牵到山后隐蔽起来。我们迅速用雪构筑好工事，他叫传令兵传令：“各部队听小张的机枪打响后再开火。”然后对我说：“你的机枪由我指挥。”

部队在密林深处静等了两个多小时，哨兵跑来向赵军长报告：“敌人来了。”“好！”赵军长的眼睛霎时亮了起来，马上对传令兵说：“通知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传令兵走后不久，敌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分四路纵队沿着我们走过的道行进，速度很慢，有的在东张西望，有的低头只管走。一会儿，敌人说话的声音我们都听见了，有的伪军说：“这次赵尚志可让我们赶进山了……。”看着敌人越来越近，我握紧了枪把子，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了赵军长轻轻的话语：“小张，这是伪军，先放他们过去，等日军上来再打。”我点头称是。

一个营的伪军过去后，不到半小时的光景，日军到了。他们共约四个中队，四百多人，也是四路纵队前进，和伪军不同的是，他们仗着装备精良，一个个气势汹汹，杀气腾腾。每隔百余人有一个骑马、挎刀的指挥官，更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看着鬼子兵这不可一世的模样，我抗联战士怒不可遏，恨不得马上扑下山去和敌人厮杀一场，都急切地等待着军长下命令。

眼看日军已全部进入埋伏圈，这时，赵军长才用小棍子捅了捅我的后背说：“打！”话音未落，我的机枪就吼叫起来。瞬间，我们所有的武器一起开火，密集的子弹带着战士的满腔仇恨和怒火，一齐向日寇射去。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鬼子措手不及，成片倒下，队形一下子就乱了，有的仓促抵抗，有的拼命向外跑。趁着鬼子失去指挥，乱了阵脚的机会，赵军长高喊：“冲啊！”我们部队便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了日寇，战士们不顾日寇的疯狂反扑，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边打边冲，鬼子的防线很快土崩瓦解，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肉搏战，我们取得了胜利，前面先过去的伪军，听到后面打响后，早吓得溜回了县城。这是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我们打死日军二百多人，活捉了几个钻在雪堆里装死的鬼子，缴获七挺歪把子机枪、六个掷弹筒、二百多支三八式步枪及大批子弹。另外，我们从敌人死尸上扒下棉衣，穿到自己身上，多少还改变了部队缺少棉衣的困境。

打扫完战场，天已黑了。晚饭后，赵军长对我们说：“同志们，咱们刚才给鬼子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一定还会来报复。今晚咱们不能住在这儿，要继续往山里走，只有把鬼子诱进山里打，才能取得胜利。”说着，赵军长攥起了拳头：“同志们，一定要让鬼子再来尝尝咱们抗联战士的厉害！”

在赵军长率领下，部队连夜向山里行军，走了数里地后，我们面前出现了四幢伐木工住的木营②。木营很大，每幢能住三百多人，营内还有五、六个用汽油桶做成的烧得通红的火炉子，暖烘烘的，这对我们一些还没有穿上棉衣战士来说，可真是一件美事。

部队住进木营后，赵军长召集了一次班以上干部会议。赵军长在会上介绍说：“我们现在呆的地方叫冰趟子。这里的地形不错，易守难攻，是个好战场。”接着他分析到：“这四幢大木营很坚固，可以固守，沟的两侧是山林，可以设埋伏，沟口处很窄，我们埋伏上人，既可以截断敌人的退路，又可以打敌人的增援，所以，只要我们能固守阵地，日本鬼子就像秃头上的虱子无处藏身。别说他五十（武士）道精神，就是六十道、七十道也不成！同志们，要是真能来他二、三千鬼子，那咱们可就不愁没有棉衣过冬喽！”一席话，说得大家喜笑颜开，兴高采烈，齐声喊：“好！”接着赵军长命令各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并要求两天内把阵地构筑好。我们按时修好了阵地，并用雪在阵地间垒起了交通壕。赵军长又叫我们在阵地前浇水结冰，阻止鬼子兵爬上来。一切准备就绪后，大家轮流放哨，等着鬼子自投罗网。

第三天拂晓，一阵“轰轰”的炮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鬼子来了！”大家立即各就各位，做好了战斗准备。大约九点钟左右，我们看到成四路纵队的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的鬼子，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山沟。大概是前次吃了亏的缘故，这次鬼子也学乖了，凡是有密林的地方，他们都先打炮，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们阵地接近。面对着武器好、人数又多于我军的日寇，全体抗联战士面无惧色，士气高昂，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正盼着能马上和鬼子大战一场。赵军长更是镇静自若，胸有成竹。

鬼子进入了冰趟子沟口后，排着队形向我们占据的木营阵地扑来，但他们在阵地前的冰上尽栽跟头，队形很快就乱了，成了黄乎乎的一大片。就在这时，赵军长大喊一声：“打！”顿时，步枪、机枪、掷弹筒一起向敌人射击，直打的敌人在冰上乱滚乱爬，冰被染成了红色。这时，在沟外的日军炮兵仍向我们打炮，有的炮弹落在了我们阵地上，但大部分却落到了日军群里，反倒助了我军一臂之力。

第一次进攻失败后，鬼子更疯狂了，组织兵力向我军阵地轮番冲锋。但在我军的顽强阻击下，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了回去。有的鬼子即使冲到面前，也爬不上结了冰的阵地。就这样，大批鬼子的尸首扔在了我们的阵地前。

战斗打的十分残酷，虽然在我军的顽强阻击下，敌人未能前进一步，但鬼子依仗他们的优势兵力和火力，使战斗处于胶着状态。下午四点左右，我们左侧的一个木营被二十几个鬼子抢占了。赵军长立即命令少先队的赵有财同志（代理班长）带领两个班，趁日军立足未稳之时，夺回木营，我也参加执行这项任务。我们先迂回到木营后面占领了木营大门，接着，我用机枪向木营内扫射，日军也向我们扫射。这样相持了几分钟后，有同志建议向木营内甩手榴弹。大家突然省悟，摘下手榴弹连续向营内甩去。营内的火炉子被炸爆了，火星四扬，烧着铺草，顿时营内充满了烟火。鬼子被呛得嗷嗷叫着直往门口冲，都被我用机枪逼了回去，没被炸死、打死的，很快被烟熏火烧死了。我们顺利地夺回了木营。

战斗打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鬼子的进攻仍然毫无进展，枪声逐渐稀落起来。这时，赵军长估计，鬼子在天黑时很可能突围，于是抽调一部分兵力加强沟口处力量，果然不出所料，夜幕降临时，敌人开始行动了，他们集中火力不顾一切地向沟外突围，我军全部出动，奋力追击，在夜色中又打了一个多小时，杀伤了大批敌人。

战斗结束后，赵军长下令连夜打扫战场。我们一边搜集武器弹药，一边从敌人死尸上扒棉衣，一直忙到天亮。战斗的结果，我们消灭日寇三百多人（有的说四、五百人），俘虏十几名日军管兵，缴获一挺九二式重机枪和其他大批武器弹药，还缴获一些敌人拉给养的爬犁和一批大米猪肉。

冰趟子战斗，是抗联第三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它是在装备上敌优我劣，力量上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充分利用有利地形，采用巧妙伏击战法，发扬英勇顽强精神，消灭大量日寇的典范战例。这次胜利，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鬼子的威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人民中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抗日军民更加坚信：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终究要被赶出中国！

①冬天，上游的山泉水不断涌出，顺沟而下，逐渐结成冰，日复一日冰区越来越大，当地人称此景象为冰趟子，有的地区也称延冰水。
②木营是伐木工在山里建造的住房，四壁由合抱粗的木头垒成，顶上也是粗铺盖，还封了土，这样的木营坚固又厚实，山里人靠它抵御风寒。

老八路

同冯仲云政委会师

我们背着沉重的东西每天走二、三十里路，一连走七、八天后终于来到了目的地，下江地区抗联部队总部和下江特委驻老白山下的汤东密营（位于伊春地区老白山北侧，萝北县西南侧，西梧桐河畔）。

当我们准备宿营时，白福厚团长下令整队，说是有首长来看望我们，大家赶紧列队站好。过了一会，就见到冯仲云（抗联三路军政委）在夏振华（下江留守团团长）、王永昌（萝北县委书记）的陪同下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感到找到了北满省委心情一下子轻松了。

“立正！”白福厚团长“咔”地向冯仲云行军礼，高声报告：“报告冯政委，东北 抗日联军第六军一师全体指战员，感谢首长前来看望，请首长指示，团长白福厚。”

冯仲云同志身材高大魁梧，戴着1000度的近视眼镜，他举手还礼后深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知道你们一师在江南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你们勇敢地克服了艰难险阻，突破了敌人的封锁，坚持了战斗。”他接着说：“在国内，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朱总司令的率领下来到华北、热河，很快要返攻了；在国外，东欧的一些国家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也都组织武装队伍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当前，国际形势非常有利于我们。”他又说：“我们抗联的形势也很好，今年，北满部队组建了第三路军，总指挥是张寿篯（李兆麟），政委由我担任，北满省委书记是金策同志，我们三批西征的部队在张寿篯总指挥的率领下，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形势一片大好。”

最后，他说：“赵尚志同志在今年夏天从苏联带队回国了，你们会很快和他们会师，在他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过几天，你们的陈师长就能和赵总司令会面。总之，形势大好，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我离开军部、省委一年后，今天终于又见到了冯仲云书记（而今是政委），我们感到又有了依靠。想到不久，又能在赵尚志总司令指挥下去打鬼子，心里十分的激动。

这时，杜指导员喊道：“请大家注意了，咱们今晚是六军一师三团、留守团同志，还有三军的刘团长队伍和咱们的冯政委会师联欢会，现在欢迎三军同志出节目啦，大家呱唧、呱唧！”立刻大伙跟着呼喊鼓掌。

刘凤阳团长说：“张祥，你先唱一支歌好不好？”张祥也不推辞，大大方方地站起来，用他那大而有神地眼睛扫视大伙，然后用他厚重的男低音唱起了《从军歌》（赵尚志作词）：

“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强占，
我男儿无辜倍受摧残，
血染山河尸遍野，
贫困游离怨载天，
想故国庄园无复见，泪徒然，
争自由誓抗战，
效马援裹尸还。
看！男儿拼杀疆场军威赫显。
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
待光复东北凯旋日祝联欢。”

“好，唱的好！咱们到那时到哈尔滨联欢！”又有人开始唱起民歌：“建设新社会呀……”边唱边扭起秧歌来了，联欢达到了高潮。

冯仲云政委站起来说：“同志们表演的很好，充分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我们革命战争中不可缺少的动力，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要努力发扬，用我们的血肉去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夜已深了，该休息了。这时，冯仲云政委和我说：“小李子，你说说这几年你们的情况吧。”我在篝火堆旁坐下，不知怎么的，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裴大姐等人牺牲时的场景。我强抑住内心的悲痛说：“去年十月，我们师政治部徐光海主任和裴大姐他们都牺牲了……”我把战斗经过详细汇报给他听，一边讲一边止不住地流泪，冯仲云政委也很悲痛，不时地摘下眼镜擦泪。他难过地说：“战争！战争啊！夺走了多少战友的宝贵生命啊！”

此时，张祥、刘凤阳、王永昌等同志也走过来，边烤火边听我讲。听完我的汇报，话题转到了张祥那里：“你们什么时候回总司令部？”冯仲云问。

“我们明天就到赵总司令那里报到。”刘凤阳、张祥一齐答道。

“好啊，我准备去和赵尚志同志面谈。你们回去告诉赵总司令，我叫陈师长过几天也去和赵总司令商量下一步活动。就这样吧，大家都休息吧。”冯仲云说。

大家各自找了一个火堆旁边，划拉些树叶铺在身下，躺下和衣而睡了。

第二天，刘凤阳、张祥特意来向冯仲云政委道别，请示冯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冯政委说：“转告赵总司令，过些时候我会去见他，向他问好！”

刘凤阳、张祥等就要动身了，刘团长握着白团长的手说：“不久咱们就能迎接关内朱总司令率领的红军来东北打日寇了。白团长，那时咱们一同打回奉天老家去好不好？”刘白二人都是辽宁人。白团长说：“好！一言为定！”张祥插了一句说：“我是兴安岭老山沟里长大的，但我要打到哈尔滨，把抗日胜利的大旗插到哈尔滨火车站的大楼上，这件事算是我包下来了！”

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尚连生突然说：“刘团长，我不跟你们回去了，我原本就是六军的人，我还是想留在老部队。”

刘团长想了想说：“那好吧。”

送走刘凤阳、张祥后，陈绍宾对冯仲云说：“冯政委，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我有个想法。”

冯政委说：“有什么想法，你说。”

陈绍宾说：“我们队伍先不到赵总司令那里为好，他是三军，我们是六军，六军有你领导就够了，为什么非要和他在一起呢？再说赵尚志左倾路线还没有纠正，他说北满省委是右倾，是执行奸细路线……你听听尚连生给你介绍介绍。”尚连生向周围望了望，吞吞吐吐地说：“我不敢讲，我怕赵尚志知道了杀我头，陈师长一再叫我说……。”尚连生一副为难的样子。

冯仲云感到很突然，惊奇地问：“你是什么意思？快讲。”

尚连生看看大家，然后对冯仲云说：“我是从赵尚志那里出来的，给的任务是叫我把你骗到他那里去，说是中央来人了，接中央关系，你把冯仲云整来就是成绩，还不准叫我提赵尚志的名字。”

陈绍宾接着说：“冯政委，这个事可得三思而行啊！咱们先不到赵尚志那里，我率三团队伍先到江南（松花江）去找那些失掉联系的部队，归你领导，等都找回来到江北统一研究一下怎么活动。你不知道赵尚志把十一军军长祁致中都杀了，这是大事啊！”

尚连生讲的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家沉默了。过了好久，白福厚团长说：“江南六军队伍没有了，其他队伍咱们又没有联系，我们怎么知道他们都在哪儿？我们还是去赵总司令那儿后再说。”

陈绍宾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再说，赵尚志也没有中央的介绍信……”

冯仲云沉思了一会说：“那你们先到江南（过松花江）把江南的队伍找回来也好。你们早去，早回，时间不多了，天气还没冷的时候把这事办了，等我们回来再研究其他问题。”

这天中午时分，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团政治部主任马克正、国际交通员兰继洲来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指示，请冯仲云马上动身。临走，冯仲云召集中层干部开个会，简单作了指示说：“可以按陈师长的意见去江南寻找那里余下的部队。”说罢，他匆匆离开了。

冯仲云、高禹民等北上后，我们队伍也向西南转移了。夜晚，秋风阵阵，我们来到一座高山顶上宿营。大家感到冯政委走的太匆忙，没能和干部、党员仔细地研究分析形势，特别是下一步的行动没能明确下来。比如昨晚说要到赵尚志那里具体研究，今天却听陈绍宾的意见马上过江去寻找江南部队。

冯仲云走了以后，陈绍宾在党员干部动员会上讲：“今天，我们开党员、干部大会，研究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对赵尚志的问题怎么看？他，赵尚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看看大家没有什么反映，他又接着说：“首先赵尚志回来时没有组织关系，没有介绍信。二是，他过去的左倾毛病没改，而更加变本加厉。他说，要把所有的队伍都无条件的编入到他的军里，归他领导。三是，赵尚志说：‘北满党执行的是奸细路线，要杀张寿钱、冯仲云、金策、还有陈绍宾。’就是说要杀我。他还说吉东省委的周保中等人也都是奸细，也要杀。他是威胁我们北满省委的布尔塞维克党。你们知道，这是我们眼前的大事，全体党员、干部要好好考虑考虑，要好好讨论，应该怎么办？这是件大事啊，这绝非草芥，也非皮毛小事。”

大家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陈绍宾站了一会，用激愤的眼神来观察大伙。警卫员杜宝祥端来杯水给他，他喝了几口接着说道：“你们考虑考虑，如果我们采取退守政策，那等于坐以待毙了，我们能等他们来引颈受刑吗？我们能等他们来把我们队伍拆编到他那里去，受他领导吗？你们要懂得，退守既灭亡之道啊！我们面前就是生与死的两条道路。那么究竟怎么办呢？那就是先下手是上策。冯政委要我们上江南找江南的部队，我们不去了，只派几个人去找就可以了。我们大队就在这里等，等冯仲云政委回来，我们不能离开这里的后方根据地。现在，我命令：三军、六军系统的队员都马上归队。若是如果有人拉拢，或想到赵尚志那里去，一律以叛徒论处！”

陈绍宾最后说：“现在请尚连生指导员讲，揭破赵尚志的阴谋、黑幕，使大家警惕，提高觉悟。”

尚连生站起来面无笑容，用眼角扫视着战士们的表情，咳漱了一下，清清嗓子说：“我原来也是六军的，不知道赵尚志的问题，受他欺骗到了他的部队。今天听陈师长一说，才逃出赵尚志的迷魂阵了。我也参加过赵尚志召开的会议，是旁听的，参加会议的人有卢阳春副官和于保合等人。会议上，赵尚志说‘卢阳春副官过去受过陈绍宾的欺骗，被他拉拢。你知道不知道陈绍宾受过江东（苏联）布哈林派的领导，今后你就不要和他接头了’。”

陈绍宾插话道：“你们听听，赵尚志对我是什么看法？啊？！我这个老头好歹也是老党员、老革命了，我是抗日救国老将军，他对我怀疑呢，你们看看赵尚志是什么人？好啦，请尚连生接着讲。”

尚连生继续说：“赵尚志在会上又说‘张寿篯、冯仲云、周保中、谢文东、李华堂等都参加了托洛茨基派，他们专门反对赵尚志，因为赵尚志是坚决打日本的。赵尚志又说‘现在第五军、第九军、第八军、第四军都垮台投降了，只有冯仲云、张寿钱还硬撑着，我一定要抓住他们，杀他们的头！’赵尚志给我的任务是，到冯仲云那里说，有中央代表从草地过来了，要和冯仲云接头，把他骗来。赵还告诉我说‘你到冯仲云那里不要提我赵尚志的名字，你把他骗来，这是你的任务，也是你的成绩。’这些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祁致中被赵尚志杀了，六军的后方伤员也被赵尚志杀了。还有一个战士怕被杀逃跑时脚冻掉了。”沉默了片刻，尚连生接着说：“今天，我如实地说出来了，我再也不敢回赵尚志那里了，因为，我回去会被杀头的啊！我是一个有志救国的青年。我如果被杀，死也要喊‘革命万岁。’今天我听了陈师长一说，才猛醒过来，敬献忠诚，并希望多加指点迷踪……”尚连生边说边抹鼻涕眼泪。

大家听了，一下子惊呆了，被尚连生的话打动了。对陈绍宾的动员，很多人相信和激动了，赞成去缴赵尚志械的人数增多了。其中包括党员、中层干部。但是，有的战士心里仍然存着很多问题和疑虑。

原赵尚志部队的排长车廷新“霍”地站起来大声质问：“你说脚都冻掉了？赵总司令是六月份过来的，还没到冬天，冻掉什么脚啊？！我可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尚连生急忙说：“啊，这是以前的事，不是今年的，我没说清楚。”

这时，陈绍宾说：“大家回去多议论议论，我们该不该去赵尚志那里受他的领导？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呢？这是件大事，是事关我们全体指战员生死存亡的大事，请大家认真考虑。好，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夜晚，大家都忐忑不安地围坐在篝火旁，继续议论赵尚志的问题。

“赵尚志是老党员，是黄浦军校毕业生，他怎么能那样呢？”

“那可难说，把人家骗到苏联下大狱了，能不急眼吗？”

“可也是，这种冤枉谁能想的开呀？想不开了，就得报复。”

“不过，赵尚志真的把这些领导全杀了，往后谁领导抗日救国呢？他是总司令不假，可只留光杆总司令还能打日本鬼子吗？”

有个叫小金子的小战士猛地站起来说：“要是我呀，谁把我骗了，我就报仇，决不饶他！”

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甚至怀疑说：“闹了半天，赵尚志是个杀人狂啊，他是不是想投靠日本鬼子呀？”

“去你的！他是老革命，说抗日，人家吃的盐可比你喝的凉水都多，他能投敌吗？！”

“那咋的，九军的李华堂、八军的谢文东，不是都投敌了吗？谁能保证赵尚志就不会投敌呀？”

“赵尚志是黄浦军校毕业的老党员、老将军了，绝不可能投敌。”

“黄浦军校毕业咋的，蒋介石还出卖东三省，不准抗日呢。”

话扯到这个地步了，孙国栋副官坐不住了。他拍了下大腿起身大吼说：“你们瞎扯什么！不要再乱议论了！闹不闹心啊！”他边说边狠狠拍自己的脑门，仰望夜空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忿忿地说：“白团长，我去查岗！”他在夜幕中走进了密林。

夜里，林涛在低吼，战士们都在篝火旁蜷身入睡了。中层干部们都心事重重，白福厚团长、杜指导员、金指导员、赵相奎军需长、车排长等人议论到深夜。

老八路

刘凤阳 张祥被缴械

几天后临近中午时，刘凤阳和张祥等人来到了我们的营地。到了师部驻地火堆旁，刘凤阳向陈绍宾行军礼说：“报告！陈师长，我们是赵总司令派来送信件的，报告完毕！”

陈绍宾接过信看完后，对刘凤阳说：“好吧，请坐，我们好好核计核计。”

同来的张祥、李有才和姜乃民站在一旁待命。陈绍宾对常副官说：“你把他们几位安排到团部先休息一会。”

张祥向陈绍宾行军礼表示谢意：“谢谢陈师长。”

陈绍宾抬头看张祥，凝视片刻后说：“呵，个头可真不小。你是赵总司令的机枪手，据说你是从敌人手中夺来一挺机枪的英雄，多么了不起呀！我身边要是也有你这么个家伙该多好哇！”

听陈绍宾这么一夸，张祥跨前一步立正说：“多谢师长夸奖，如果您需要，我愿意从命为你效力！”

“啊！不敢不敢！你是赵总司令一手培养的贴身警卫，又是呱呱叫的机枪手。我这个代师长哪敢用你呀！”说这话时，陈绍宾拉长了语调，语气中酸涩得已经让人听出了讽刺的味道。

这时，刘凤阳马上解围说：“陈师长爱开玩笑，特别幽默。好，张祥你们三个先到团部休息吧，我随后就去。”

张祥他们走后，陈绍宾起身说：“刘团长你在这稍坐一会，我去去就来，待会儿咱们在好好唠唠。”说完，朝连队驻地走去了。

刘凤阳坐在火堆旁对我和朴英善、柳明玉等女同志说：“我回总司令部后，谈了你们三位女同志，结果没曾想赵总司令和于保合、李在德他们都认识朴大姐和小李子你呢。”

“怎么？李在德也在你们总司令部？”朴英善十分惊喜地问道。

我也急不可耐地问：“在德是我们六军的，后来调到三军去的。现在她怎么又在你们那儿了呢？她怎么样？还好吗？”

“听说你们在这里，李在德也很高兴。这次我来，还特意让我给你们带好呢。”刘凤阳笑着说。

这时，陈绍宾领着孙国栋副官和尚连生等七八个人回来了。我们以为他们是一起来研究问题的，所以让出火堆旁的位置，回到我们自己搭的小草棚。

我们三个女战士刚回小草棚不一会，突然听到刘凤阳的吼叫声：“你们，你们干什么？陈师长，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怎么啦？为什么下我的枪？啊？！为什么绑我？”

我们赶紧跑回现场一看，刘凤阳已经被五花大绑了，用的是绑腿搓成的绳子。

这时，又听到团部那头也传来大喊大叫声，我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一会儿，常副官、马云峰、王德等人押着张祥、姜乃民、李有才过来了。

一路大喊大叫的张祥，见了陈绍宾就怒不可遏地质问：“陈师长，你演的什么把戏呀？你们可别听信坏人胡说八道，将来会明白你们是上了奸细的当！”

刘凤阳高喊：“我们是奉赵总司令的命令送信的，是执行总司令部命令的，赵总司令还请你去共商救国大事呢。可是，你怎么就翻脸不认人呢？也许你们真是上了奸细的当。”

这时，陈绍宾迫不及待地大声说：“听听，你们都听听，他俩和赵尚志唱的一个调调，开口一个奸细，闭口一个奸细，哪来的那么多奸细呀？到底谁上了谁的当，会有公道结论的，来！把他们带走！”

陈绍宾一声令下，常副官、王玉春、陆永甲、白连长等人生拉硬扯地把刘、张等人往北押走了。

目睹了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我们一时惊呆了，再看看周围人人都板着脸，一个个沉默不语。

陈绍宾指着刚缴下的武器说：“把这些武器分给大家好啦。”说着，把刘凤阳的马盖子步枪和一支小手枪发给我。

他说：“这枪不错，小李子枪也打得不错，这两支给你，把你的长枪给别人好啦。把匣子（张祥的）给宝祥（陈绍宾警卫员），机枪给王玉春（机枪班射手）……”

要分给我的是在当时日本新式马枪，这枪短小便于携带，还带有三棱刺刀，当时我们抗联队伍中很少有带刺刀的步枪，尤其三棱刺刀是日本新式的。另外，还有一支很精巧的“花牌” 手枪。这两支枪都很好，但我实在不情愿也不忍心拿从我们自己同志手中“缴”的枪，若是枪也能说话，它不得痛骂我呀！于是，我说：“我不要，我用的枪已经很好啦。”但是，不知我此时心情的白福厚团长却劝导我说：“给你了还不要，拿着吧。短小精悍，女同志用它再好不过了，拿着。”他硬把枪塞给我，并把我原来的长枪给了别人。

我无可奈何地收下了枪，但心里暗想，有朝一日能见到刘凤阳，我一定把枪还给他，现在当是替他保管好啦。

缴了刘凤阳、张祥的械，陈绍宾又开始算计怎么收拾赵尚志了。

老八路

陈绍宾要缴赵尚志的械

把刘凤阳、张祥他们押走后，陈绍宾召集了全体指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陈绍宾说：“事到如今，我们就得研究如何去缴赵尚志的械的问题。大家已经知道了，赵尚志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要杀我们的高级领导，他是一个最危险分子。他那里早已磨刀霍霍，我们不能坐等他来杀我们，绝不！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赵尚志不是派刘凤阳他们送信请我去共商所谓救国大事吗？好，我们就来他个将计就计，我们可以有备而去，借机先下手为强。”

这时不知是谁，高声喊到：“师长说的对，咱们得先下手为强。”陈绍宾接着说：“就这么办！我和赵尚志谈话的时候，你们就动手，把赵尚志绑起来。理由是：赵尚志要杀我们的陈师长。”

“把他绑起来以后怎么处理呢？”白福厚团长问。“怎么处理？咱们把他交给张寿钱！”陈绍宾回答。

“从这到西荒（注：指兴安岭以西指挥部驻地海伦、绥棱县）要二三十天的路程，赵尚志他们能干吗？”孙国栋副官问。

“他不干？他不干，你就没办法啦？”陈绍宾反问，没人回答他的话。陈绍宾又接着说：“你们怎么就没办法了呢？恩！”这时，原二师师政治部主任周云峰（1943年叛变投敌，带日伪军警宪特疯狂地捕杀中共地下党和抗联战士，1945年“8，15”光复后被原东北抗联三路军政委、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将军下令公审处决）”说：“到那个时候，你就给他一个子儿（指打一颗子弹）。”陈绍宾笑了笑，满意地瞧了瞧周云峰，继而把目光转向尚连生说：

“就这么办！就是这个办法！”

赵军需官说了：“赵尚志是苏联送回来的，把他枪毙了，苏联知道了能让吗？”我接着说：“不要枪毙了，还是送苏联去算了，这儿离苏联还近。送去了叫斯大林对他好好帮助教育教育，他为什么要杀自己人呢？”陈绍宾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丫头真傻！送去苏联，他不会还回来吗？”周云峰也训斥我说：“你真幼稚，送去了，再回来的话，更不得了啦！”

“这么大的事，得研究，要慎重。他赵尚志是总司令啊！对他采取行动，得中央批准！”指导员杜景堂提出不同意见。大家又沉默不语，杜景堂接着说：“再说这么大的问题，咱们也得拿到文件呀。没有凭据，光凭听一个人说的为证据可使不得，要慎重处理！”

陈绍宾见中层干部提出异议，有些急了。他指着杜指导员的鼻子骂道：“现在他妈的上哪找中央？你知不知道赵尚志那个总司令早就被撸下来了？他早就不是什么总司令了！你们还不知道吧？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也早撤消了，现在叫第三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是张寿钱！是张寿钱！你他妈还装什么糊涂！”

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个问题，那是在冯仲云政委来看望我们时讲过成立了第三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是张寿钱，可没说撤消了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和赵尚志总司令职务的事，当时没流露过一点迹象，可现在听陈绍宾这么一说，大伙都惊呆了，不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绍宾跳着脚说：“你说什么要慎重，谁不想慎重啊？那要看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人家要来杀我们北满布尔塞维克的党、我们的领导人。人家已经把矛头指向我们的领导啦！还慎重什么？难道等着人家把刀架在脖子上，把枪口对准我们的脑门才能还手吗？啊？！”

陈绍宾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了。他把手一挥，独断地下令：“白团长！给我集合整队，准备出发！”

队伍出发了，我们的心里格外紧张，像敲鼓似的蹦蹦直跳，脑袋瓜子嗡嗡作响。心说自打参加抗联，打了这么多次的仗，今天怎么还要和自己人动手？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北方的农历九月，天气渐寒秋风瑟瑟，树叶落满山坡，阴森森的天空乌云压顶，令人透不过气来。当我们到达梧桐河上游李把头碓营（即梧桐河金矿的西侧）树林北侧一座小房子前停下时，已是下午了。忽听岗哨喊：“站住，口令！是哪个部队的？”

“六军一师的！”前面哨兵答话，陈绍宾示意让队伍散开。队伍从东、南、北三个方面形成了包围圈，很快进入了临战状态。战士们个个依树持枪，紧张待命。北侧留下赵相奎军需官、邓司务长、朴英善等人看管炊具及其它物品。我和柳明玉则紧随杜指导员和孙副官，在树林里待命。

指战员们个个板着面孔，流露出反常的表情。人人心情沉重，感到格外的压抑，我们都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十分不安地想，就要开打了，要流血了！可这是打谁呢？是敌人，还是革命战友？尤其是赵尚志，他是北满地区抗联总司令，是在冰趟子一仗中就消灭300多日本鬼子的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大英雄！想到这里，我浑身颤栗。

不一会的工夫，西南方向走来三个人。走在前面的两人各扛一个袋子低头走路，看不清是谁。等他们来到开阔地时，发现紧跟在后面的是一名身材弱小的女同志。他们三人径直从开阔地里穿过走到树林边，把袋子放下了。这时，我认出他们是抗联三军司令部宣传科长，后任三军四师政治部主任的于保合和他的爱人李在德，另一位是曾任抗联六军组织科长兼军部教导队政治教官的陈雷同志。

放下袋子后，于保合大声地向我们喊话：“同志们，我们是赵尚志总司令派来向你们表示欢迎和慰问的，你们不要这样对待自己人。”

尽管于保合再三说明来意，但是，我们这边只是冷眼相对，未做任何呼应。

“同志们，你们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啊？”于宝合笑呵呵地说，看来心里很坦然。

我走到白福厚团长、杜指导员站的树下说：“白团长，李在德是和裴大姐同一天第一批上山的汤原游击队员，她的妈妈是1933年初冬被日本鬼子在汤原县鹤立镇内活埋的十二烈士之一金成刚，她能是反革命吗？”我强忍住泪水，镇静了一下，又说：“那个高个的是于保合，是李在德的爱人。陈雷，你认识，是咱们教导队的教官、军部组织科长，他们能反党、反革命吗？我想不通。”白福厚说：“你别着急，我们再看看，我会处理好这个事的。”

这时，李在德清晰的话语从树林边传了过来：“同志们，赵总司令是来领导我们抗日救国的，请你们不要误会呀！你们千万不要轻信一些谣言，可能有些人有意造谣离间，但我相信你们六军的同志们不会上那些坏人的当！”李在德是一位少言寡语的女战士，今天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敢于出面讲话，而且这么真诚，我心里感到强烈地震撼，脸发烫，感到一阵阵羞愧，真想出去与她拥抱一下。柳明玉小声在我耳边说道：“别忘了陈师长说的，谁被赵的人拉拢，或谁到赵尚志那里去，一律以叛徒论处。”我一下子抱着柳明玉哭了起来。孙国栋副官过来了，我强忍住泪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么对待他们对吗？”孙副官说：“不要着急，我来和白团长商量一下。”

这时，陈雷拎起袋子往前又走了几步，到了跟前他把面袋子往地下一撂，对持枪怒视的战士们大声喊到：“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你们为什么把枪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你们的枪，应该去对准日本鬼子……”陈雷的话还没说完，小马和王德等人上前，把枪口对准了陈雷的胸口。

我们在林中听到陈雷拍着胸膛继续喊道：“我们都是抗日的队伍，我们不是来和你们打仗的，我们是好心前来表示欢迎和慰问的。可你们倒好，用枪口回报我们的好意！如果要打，你们就朝我这里打吧！我倒要看看你们哪个敢向我开枪？！”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白团长、杜指导员、孙国栋等人上前，叫小马他们把枪收回，到林中待命。等他们这些人返回林子里时，陈绍宾咬牙切齿地吼着：

“你们想干什么？你是师长，我是师长？”

白团长说：“这个团归我指挥，出了差错我就要负责。你没听出来人家早有防备吗？既然赵总司令要和我们谈谈，咱就先谈谈再说嘛！”随后跟来的陈雷、于保合大度地说：“赵总司令欢迎陈师长一同去共商救国大事。”

这下倒把陈绍宾将住了，这时的他不便说去，也不便说不去。他只是狠狠瞪了白团长一眼，没说一句话。于保合和陈雷再次说：“请陈师长前去见见赵司令 ，赵总司令欢迎陈师长去。”但陈绍宾没有表态，也不动。

我们的队伍先撤离那恐怖的树林，来到了北侧的小房门前集合。

陈绍宾对常副官说：“队伍先住下，让大家都去扛木头拢火堆，多拢几个！”

“怎么？在这住下？”有的战士发问。

陈绍宾不耐烦地说：“叫你干你就干！快点拢火堆做饭，还要住一夜。多弄点木头，快去，快去！”

天快黑了，战士们到树林里扛来木头生火做饭了，折腾一天了，肚子也实在太饿了。过了好长时间，白团长、杜指导员和孙国栋副官他们几位从赵尚志总司令那里回来了，他们在陈绍宾那里说了些什么，好象是和他争吵了起来。

天已经大黑，篝火照得周围通明，烤得我们周身渐暖，睡意一阵阵袭来。突然，陈绍宾下令：“赶紧起队（出发），火就让他烧着，把所有木头都压上，快动手！”我们感到莫名其妙，无可奈何地跟着队伍朝北出发了。

在路上有人议论：“可能赵尚志要派队伍来缴我们械了？”“也可能陈师长听说赵尚志队伍一百多人，咱们才四十多人，怕整不过，才决定撤走了吧。”战士朱学成说：“这老头，有点魔症了，一会这么的，一会那么的。”后来有人说：“拢火，这是给赵尚志看的计。”

队伍离李把头碓营越来越远了，我走在白团长的身边，这时，孙国栋副官走过来小声跟白团长嘀咕：“这叫啥事啊，我看这老头不对劲儿，把他干了吧。”白团长四下看了看也小声的说：“不行，我们没有上级的指示，我的任务是把这支队伍带到张政委那里去，到那再说吧。”孙副官再没吱声，远处的陈绍宾向孙副官招了招手，他跑了过去。

过了一会孙副官又来到柳明玉身边说：“我们另有任务了，不要等我，过几天再回来。”孙国栋和柳明玉是在恋爱中的朋友。

一路上我们再也没见到孙国栋和杜指导员、闫副官、车排长等人。

队伍在深夜里钻山很难，走出约二十多里路，来到一处山凹休息。有的战士抱怨：“咱们四十多人白天浩浩荡荡去缴人家械没缴成，人家就三个人，几句话把我们吓扁了，半夜逃跑，跑个啥呀？这到底是革谁的命啊？真不明白！”“别说了，快休息，不准说话！”白团长发脾气了。没人再说话，队伍也没继续走，就在这里露营了。

陈绍宾率队打赵尚志，就这么收场后，大家的内心都很复杂，对前途十分担忧。此时，有人问白团长：“咱们去打赵尚志，就以听尚连生说的话为依据去打人家，对不对呀？我看杜指导员说的对啊，没有凭据，没有上级的指示文件就去打人家，又是总司令的队伍，我看这里面有名堂。”又有人说了：“是啊，陈师长在双鸭山时就鼓动大家，让回家自谋生路，带枪走，可以有一碗饭吃，实际上是动员大家散伙啊。”关于这场冲突，以下是于保合和李在德两位的回忆。

老八路

于保合回忆录节选103-106页《慰问陈绍宾部队》：

1939年秋，戴鸿滨、刘凤阳、张祥他们几个人仍不见回来。后来派人调查，才了解到戴鸿滨率队伍打保护铁路的白俄警察，开始取得了胜利，可是，敌人用火车迅速运来大批部队，将戴鸿滨的部队包围，队伍被全部击溃，戴鸿滨下落不明。

在戴鸿滨率主力部队一去不返、音迅皆无的情况下，我们接到苏军电报，电告我们：刘凤阳和张祥在黑龙江南岸活动时，碰到陈绍宾的部队。万万没想到陈绍宾缴了刘凤阳及所率部队的械，并扬言赵尚志杀了祁致中还要杀北满领导，所以缴了刘凤阳的械，还要缴赵尚志的械。刘凤阳等人过界到苏联，刘凤阳将此事报告给苏军，苏军电告赵尚志总司令，要我们防备陈绍宾。

不久，陈绍宾果然率三四十人从东边来个半包围，企图缴我们司令部十几人的械。我们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怎么办呢？大家十分焦急，尤其为赵总司令的安全担忧。这时，只见赵尚志非常沉着地分析了情况，认为陈绍宾所率的部队还不是敌人，我们既不能让他们缴械，也不能与他们开火作战，为了妥善处理这一复杂局面，赵总司令派我和陈雷、李再德三人带了一些狍子肉和半袋子白面去慰劳陈绍宾的部队，假装不知陈绍宾是来缴械。临走前赵尚志对我们说：“他们不会杀害你们，陈绍宾是六军一个师长，他的部下是六军的人，李在德原先也是六军的，陈雷是地方干部，于保合住过六军一师的医院，与六军的人也很熟，所以他们不会杀害你们。”并且让我们去那里后见机行事。

我们拿着面粉和狍子肉前去陈绍宾部队慰问。陈雷对陈绍宾部队大声喊：“我们是来慰问你们的，给你们送来面粉和狍子肉。同志们，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们的枪是打日寇的，我们都是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近时，他们看见我身上带有驳壳枪，就顺手把枪抽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了。李在德原是六军的，认识很多熟人，我也认识魏连长和杜指导员，他们看我们并无恶意，都以笑脸相迎。我们见到陈师长温和地对他说：“赵总司令欢迎你去谈一谈。”陈绍宾并不回答，我向他说了好几遍，他仍板着戒备脸孔并不回答，反而在那里布置警戒，朝我们来的方向说：“注意这方面的警戒！”

我们慰问完回到司令部，我向赵总司令汇报了情况，赵总司令见陈绍宾不肯来，就派我再去一次。我见到陈绍宾说：“你如果不见赵总司令，可不可以派连以上干部来见总司令。”陈绍宾只好答应，派六七名连长、指导员和团级干部随我来到总司令部。赵尚志见到他们很高兴，十分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来了是不是要缴我的械？不瞒你们说，我这里有电台，苏联来电告诉我们了，你们缴了刘凤阳的械，还要缴我的械。我是打日本子的抗联总司令，谁要缴我的械，他就不是打日本的，是叛徒。我们是打日本的革命队伍，你们要来缴械，那不是成了反革命叛徒吗？你们也是抗联队伍，也是打日本的革命队伍，为什么不去打日本鬼子，而到这里来缴我们的械？这是不对的。”几个干部一听，心服口服了，都说我们不能缴你们的械。我和陈雷也把我们怎样从苏联回来的经过讲给他们听，特别强调赵尚志是为了行使东北抗联总司令的职责，回东北来领导抗联打日本的。赵尚志说：“陈绍宾要来见我，我也不杀他，我还要领导他抗日。你们来了很好，我也要领导你们抗日，因为你们是抗联的队伍，我这里是抗联的总司令部。”这时，有的干部问：“你们为什么要杀祁致中？是不是还要杀北满省委领导？”赵尚志听了十分生气！他说：“这是造谣，我们不是平白无故杀祁致中，因为他搞阴谋，违抗命令，是有事实的，我们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们。所以说，祁致中是不杀不行的。北满省委是党的领导机关，我们接受省委领导，北满省委委员是党的领导人，我总司令也是属于北满省委领导的，我们怎么能杀他们呢？我们抗联是杀日本的，怎么会杀党的领导人呢？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要杀北满省委委员，杀他们不是反革命行动吗？我们怎么能这样做呢？这纯粹是造谣，你们不该信这种谣言。”后来他们表态说：“我们接受赵总司令的领导，因为你是抗联的总司令，我们不能缴自己人的械。”他们回去后向陈绍宾汇报说：“赵尚志如果是投靠日本当叛徒，我们不仅缴他的械，还可以杀掉他，可是总司令是抗日的，是革命的，是我们的总司令，我们没有理由缴他的械，应该接受他的领导。”陈绍宾听完汇报虽然不敢下令缴赵尚志的械，但又不肯接受他的领导，没办法便把队伍带到国境线附近去了。这次尖锐的几乎造成火并危险的内部矛盾就这样避免了。

李在德回忆录节选82-84页（劝解陈绍宾）：

面对敌人大部队的围剿，我们十几个人，只好一方面和敌人兜圈子，一方面还不能离接头联络地点太远，处境十分困难。但久等不见人归，一个多月没有消息。我们正在焦虑不安地等待时，却收到了苏方来电，说刘凤阳的队伍被六军一师陈绍宾解除武装，还要来缴总司令部的械。其原因有人报告说是赵尚志杀了祁致中，还要杀北满省委。陈绍宾将刘凤阳部缴械后送过江，刘凤阳立即向苏方汇报了这些情况，苏方来电要我们注意防备。

过不久，陈绍宾率领四十多人的队伍从东边包围上来，企图缴我们的械。队伍都架枪上膛，形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我们都非常担心赵尚志同志的安全，赵尚志考虑了一下，说：“六军是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干部战士的基础是好的（即指不是山林队成分）。估计他们是受了什么人的欺骗。所以，我们要耐心地对他们做工作，解除误会。绝对不能开火，不能伤害任何人。”他要亲自出面去讲讲，我们都坚决反对。后来他派陈雷、于保合和我去“慰问”对方。我是从六军出来的，我不相信这些老战友真的认为我们是敌人。

我们背着面粉和狍子肉，好象什么都不知道，坦然前往。通过一片空地后，我们看见对面的树林里，持枪的战士紧张地瞄准着我们。有人大声喊：“再往前就杀了你们。”陈雷和于保合同志将面和肉放到地上，说：“同志们，我们是来慰问你们的，请你们不要误会，赵尚志总司令是来领导我们抗日救国的，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人……”对方有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张寿钱政委和冯仲云、金策等领导人，为什么？”于保合同志说：“赵总司令从来没有说过这类话，你们不要轻信坏人挑拨离间……”

“我就是证人，赵尚志说过要杀张寿钱、冯仲云、金策，我是亲耳听到的。”这是尚连生的声音。他到底想干什么？过去有人说过他被捕过，但没有什么凭据，将战利品送往苏联时，他积极要求前往，没想到在陈绍宾的队伍中，却出现造谣搞分裂的行径。气氛顿时更加紧张起来了。有人喊：“打死赵尚志，把赵尚志交出来。”此时陈雷同志开口说：“同志们，你们想想看，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枪口应该朝着日本侵略者，你们却向着自己的阶级弟兄。你们想想，把枪口对我们对不对？”保合同志说：“赵司令说，六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队伍。张寿钱、夏云杰、戴洪宾领导的队伍，是革命最坚决的，他说你们决不会……”

“赵司令为什么不出面？”有人喊。

“如果你们愿意，请你们的师长或其他领导同志去面谈，好不好？”保合同志回答。这时气氛缓和下来，白福厚团长带我们去见陈师长。

但陈师长不愿意去谈，怎么办？大家征求他的意见后，请白福厚团长带宋国东、闫副官、车排长、杜指导员、孙指导员，还有赵相奎等七、八个同志，跟我们一起来到赵总司令处。

赵尚志看到来人，高兴地迎出来。同大家握手说：“你们辛苦了，听说你们在完达山同敌人战斗，克服了不少困难……”说话间，对方的敌意已经全消。白团长说：“赵司令，有人说你要杀我们的领导，是怎么回事？”赵司令说：“这是你们上了坏人的当。我同北满省委的各军领导同志是多年共患难的战友，特别是现在，非常需要共商救国大事。到底是谁忠于祖国和人民，看行动吧！”

白团长他们回去后，可能将情况向陈绍宾汇报了，陈才率队伍撤走了。

老八路

分手于西征途中

队伍走在无边的夜色里，凛冽的寒风扫尽了秋天的落叶，带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

自从陈绍宾率队打赵尚志的“闹剧”草草收场后，大家的内心都很复杂，对前途也十分担忧。但当前的燃眉之急还是得解决队伍的棉衣和口粮问题。那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攻打梧桐河金矿局警察所。

决定攻打警察所后，队伍北上并在通往金矿的路上设了卡，欲拦截敌人的军需车。说来也巧，设卡不久就有几辆马车赶过来了。白团长带前哨连把那些马车截获。

车队由十几个伪军和一个日本军官押车，他们是往矿里押送做冬装用的布匹和棉花的。我们的部队都埋伏在公路的两侧，当车队过来时，白团长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投降就饶命！”当看到王德和王玉春的那挺机枪支上后，十几个伪军立刻乖乖地举枪投降了，不肯投降的那个日本军官被当场刺死。

这一仗没费一枪一弹，缴获了不少的布匹和棉花，还有伪军和那个日本军官的武器和装备，由于大家需要背着布料和棉花上山，多余的武器只好暂时埋在了河边。

我们把棉花和布料背到了一座大山的山顶上，那里有一幢伐木工住过的木营，木营挺大，能容一百多人，里面有一个大通铺，我们就在这所木营里动手做起了棉衣。

没有缝纫机，没有裁剪师傅，只有我们三个女兵会做针线活，四十多套棉衣得做到啥时候啊？好在随身还带有针线，为了能让同志们尽快地穿上棉服，就在这大山里面，我们又办起了临时被服厂。

缴获的布料是黑色、藏蓝色的斜纹布，质地还不错。我们先是把旧棉衣拆下来做剪裁样本，由朴英善指挥，柳明玉裁剪，我再把裁好的布料分发给男队员们，并教给他们如何缝制，朴英善还专教他们如何絮棉花。因为没有缝纫机，只能完全用手工缝制，这回可真是难为了这些拿枪杆子的男同志了，他们缝了拆，拆了再缝，就这么做了好几天，终于每个人都穿上了一套粗针大线做成的新棉衣。

穿上新衣服的战士们都挺高兴，可是有几个人往地下一蹲，哎呀！可不好了，裤裆开线了，白花花的棉花露了出来，引来大家一片笑声，最后还得我们女同志帮他们修理修理。这下子男队员们服气了，他们说：“这回呀，才真正体会到女人的辛苦，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难呀！我们的队伍要是没有女战士的话可就惨啦！”

有了冬装我们又继续踏上了漫漫西征路。队伍一直向西南方向行进，我们要去找张总指挥（李兆麟）。

三、四天以后的傍晚，顺着一条小河，我们来到了一座大山前，山高坡陡，我们踩着积雪费力地爬上了山顶，山顶上是一片开阔地，我们向四面望去，只见好几条河都从山下流过，大河水还没结冰，在冬日阳光的余辉下，闪耀着点点金光。

前面的哨兵跑过来报告：“报告！雪地上有脚印。”

顺着脚印我们来到了一座土房子，房子不大，能容三十来个人，房子里还有一些热乎气，地下有木炭烧过的痕迹，这说明，房子的主人离去不久。白团长命令：“继续搜索。”就在这时，从远处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一位老人。

原来，这位老人藏在了不远处的一个树洞子里观察我们，发现我们不像坏人就走了出来。当这位老人知道我们是抗日部队时，他告诉我们，六军的戴洪宾军长也在树洞子里藏着呢，白团长赶紧派人把戴洪宾接了过来。

戴洪宾带着四个战士进了屋，他衣冠不整，胡子拉碴，情绪十分低落，看见我们也没有一点笑模样。

陈绍宾看见他，倒还蛮热情，紧着问他：“你咋在这儿啊？咋样啦？”

“咳，别提了，打了败仗了，人都花了，一百多人啊……”戴洪宾低沉地说着。

通过和老人唠嗑，我们知道这里是牛把头碓营。他这儿还有一些苞米粒、土豆、山菜，都被我们用来充饥了。

吃完了饭，天已大黑，能装三十几个人的土屋，硬挤了四十来个人，有的战士一天劳累，已经打起了轻轻的鼾声，我也困得眼皮睁不开，迷迷糊糊的我听到陈绍宾在和戴洪宾唠嗑。

“老戴，你下一步咋打算啊？”陈绍宾问戴洪宾。

“咋打算？部队都没了，还能咋打算，我想就在这当和尚了，哪也不去了。”

“啊？当和尚？在这当和尚，那你吃啥啊？当和尚也得吃饭啊。”陈绍宾说了。

“咳——”戴洪宾打了个长长的咳声。

“别咳声叹气地啦，和我们一起走吧，”陈绍宾在劝他。

周云峰也说话了：“是啊，一起走吧，到了西荒再说。”

“嗨，老戴，你给我们讲讲赵尚志是怎么把祁致中杀了，他说我们北满省委都是奸细？……”

尚连生也说话了：“这还有假？这是我亲耳所听。”

……

我睡着了，下面的话听不见了，他们好象一直唠到了亮天。

第二天，天气晴朗，部队准备在这休整一天。老人这里还有几张兽皮，我们缝了几双乌拉鞋。

太阳升起老高的时候，顺着我们的脚印，又来了三个人。

原来是下江留守团团长夏振华、萝北县委书记王永昌、国际交通员栾继洲，他们一直在追赶我们，若不是下雪留下脚印，他们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我们。

到了这里王永昌极力劝说我们留在这儿，他说：“当初冯政委安排这支部队留在下江和老区坚持斗争，如今，你们却要去西荒。就是去，也要等到冯政委回来再说。”

陈绍宾还是坚持要去西荒，白团长、赵军需官和常副官等中层干部也急着去西荒。是啊，自从上次部队去缴赵尚志的械，这支部队就人心不稳，大家都想到张总指挥那里，好有个说法。

王永昌看说不动大家，就又动员老朴留下，他说：“我们坚持敌后斗争，萝北不少朝鲜族，我身边特别需要一名鲜族翻译，为了工作需要，你就留下吧。”

可老朴不愿意留下，大家都想跟着部队走。这时，夏振华又来劝我：“小李子，要不，你留下吧，这里的工作需要人。”

我一听，吓得不行了，我更是不同意，死活都要跟着部队走。

这时，王永昌又来说我了：“小凤，你怎么不听话了，地方工作真是太需要你们了。”

听了王永昌的话我犹豫了，他是我爸爸生前的战友和好朋友，十一岁那年我被狗咬伤时他救过我的命，还背过我，看见他，就像看见自己的父亲一般。

周云峰倒是愿意留下，他说：“冯政委让咱们留下是有道理的，我本人同意留下。”

王永昌马上说：“好，伙计，咱们一起干。”

最后经领导研究决定，我们三个女的都留下了，周云峰、杨聋子也留了下来。

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陈绍宾了，后来听说，他们给冯仲云政委、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写了一封信。（绍宾等人给冯、高主任的报告）

1940年2月北满省委根据陈绍宾、尚连生、戴洪宾的举报将赵尚志和其部下的干部开除了党籍。

再后来，陈绍宾逃跑了，尚连生叛变投敌，他们成为了中华民族可耻的罪人。

老八路

王永昌书记带领我们搞粮食

我们一行九人跟随王永昌转身往回走，这次是下山，速度快多了。

王永昌同志是一位机智、勇敢的地方干部，先后作过中共富锦县的特派员、中共绥宾县委书记、中共萝北县委书记，1940年4月和冯仲云率领的部队一起西征，任中共北安县委书记到解放。

这个人长的不起眼，中等个子，有些驼背，眼睛很小，一身的农民打扮。可地方上的关系却特别多，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为了便于工作和联系，他常年挑着担子走乡串屯的卖麻花，他的担子一头放的是麻花，一头放的是姑娘媳妇用的针头线脑，老乡们都亲切地喊他“刘麻花”。他是我的父辈，小时侯我一直喊他王叔叔。

同行的夏振华是下江留守团团长（后叛变投敌，光复后被处决），这个人细高细高的个子，话不多。我在六军被服厂时就认识他，他当时是四师的师长。可他三天两头就往被服厂里跑，到这里总要住上几天再走。我们当时就很奇怪，他一个大师长怎么总上被服厂来呀？当时任四师政治部主任的吴玉光同志，爱人李桂兰同志在我们被服厂工作，可吴主任也就结婚时来一次，一直都在前线带队打仗。

同行的国际交通员栾继洲，个子不高，四十多岁的年纪，穿一身制服，他经常跑苏联。

周云峰，周主任（后叛变投敌，光复后被处决），因吸食大烟，带垮了队伍， 1938年李兆麟让他停职反省。

杨聋子（外号），一个被炮弹震聋耳朵的战士。

再就是我们三个女同志了，朴英善，三十多岁，原六军一师被服厂厂长，她在地方时是我父亲战友，以前我都喊她朴阿姨。

柳明玉，原七军女战士，她和孙国栋副官是一对恋人，孙副官去执行特殊任务，柳明玉一直盼望着能早日和他见面。（后孙国栋被捕，在哈尔滨监狱壮烈牺牲）

八个不同部队的人，走在了一起，组成了一支新的队伍。

王永昌和夏振华他们对这里的地形特别熟悉，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走了两天一夜，夜晚住在了一个废弃的地窨子里。

第二天太阳还没下山时我们来到了梧桐河北岸下江留守团的营地。说是营地其实就是一个大地窨子，里面能住十几个人，地窨子的四周挖有战壕。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原来冯政委他们去了苏联，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这儿等冯政委回来。

第二天，王永昌给大伙开个会。会上王永昌说：“冯政委不知道什么时间回来，咱们得把过冬的粮食先解决了。”大家一致赞同，就这样，白天我们休息，等着夜晚再出发。这里有一挺轻机枪，周云峰说：“小李子会用机枪，她在机枪班呆过，给她用吧。”大家都没意见，机枪归我了。

冬日天短，天刚傍黑，安排了夏振华看家，我们就出发了。怕冯政委他们回来扑空，所以才安排个看家的。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满天的星斗，一闪一闪的。王永昌带着我们顺着梧桐河往东北方向走去，我和柳明玉俩换班扛着那挺轻机枪。走了有大半夜，远远的看见前方有一点微弱的亮光，王永昌指着那个亮光说：“到了。”我们径直奔向那里。

我们进了一座土屋，屋子不大，点着一盏微弱的小油灯。屋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老乡，王永昌喊他王马掌，他喊王永昌“刘麻花”。这个地方是炭窑，王马掌以前给人家的马钉马掌，现在是一名烧炭工。

看来，王永昌和他挺熟，进了屋就张罗：“王马掌，给我们弄点吃的吧。”老王高兴地答应着，给我们煮加了芸豆的苞米粒粥，还有萝卜条咸菜，好久没吃这样的饭菜了，我们吃的那个香啊。

春天的时候，王永昌曾经给过王马掌一点钱，让他买种子种玉米，留着冬天用。王马掌种的玉米今天派上用场了，他把玉米棒子都埋在了地垄沟里，上面盖了厚厚的一层雪。我们在地垄沟里刨出了玉米棒子，装了三个半袋子。王永昌掂了掂袋子说：“这点东西也不够过冬啊，咱们先回去三个人，剩下的人跟我去个地方想法子再弄点粮食。”

在老王的家里，我们看到了王永昌的全套行头，一件偏襟的大棉袄，一副卖麻花的挑子还有一把号。

周云峰、栾继洲背着玉米回营地了。我们在老王的家里呆了一白天，第二天晚上，天大黑后，老王套了一副马爬犁拉着我们上路了。

马爬犁奔驰在梧桐河上，天黑漆漆的，后半夜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好像是刚刚圈起来的围子，这个围子不大，场院设在围子的外面。到了这里，王永昌领我们来到了看场院的老宋家，老宋家就一个老头，五十多岁了，他告诉我们现正在打场并指点了场院的位置。

我们迅速地摸到了场院边上，王永昌安排我带着机枪在一个草垛后面站岗，他领人装粮食。

夜，静悄悄的，我耳边只听刷刷刷地装粮食声。这时，从南边影影绰绰地好象走来一个人，我立刻警觉地把枪端了起来，王永昌也看见了，他迎了过来，到了那个人的跟前。

“你地，什么人的干活？”啊！原来是一名日本鬼子。

“我地，老博带（雇工）地干活。”王永昌忙答话。

“良民证地有？”

这时，老宋也赶忙走了过来对答：“他地，是我地老博带地，良民证有，有啊”，一边说一边掏良民证。

王永昌也假装在掏，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掏出了一把三棱刺刀，“扑”的一下就刺中了那个鬼子的心口，那个鬼子“哼”了一声就倒了下去，王永昌和老宋赶忙把他拖进了草垛里。

原来出发时，我扛着机枪，我带刺刀的马枪给了柳明玉，王永昌把枪上的刺刀卸了下来，揣在怀里。

刺死了鬼子，王永昌催促着：“赶紧装，赶紧装，”场院上的东西不多，一共装了两麻袋。这时，老宋头从家中又牵出了一匹马，两匹马都套在了爬犁上。

我们装上了麻袋，上了爬犁，王马掌鞭子一甩，马车飞快地驶出了场院，往前跑出不远就上了河套。

两匹快马在冰面上奔跑着，天蒙蒙亮了，冰河两边的树木向后面倒去。跑着，跑着，一座大山拦住了去路，王永昌喊：“停！”飞驰的马爬犁停了下来。

王永昌指挥我们把粮袋子藏到了河边的倒木下，并盖上雪。然后他说：“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老王和老宋，你们两个赶着马爬犁往南走，我们爬山。”老王和老宋答应着，赶着爬犁飞快地跑远了。

王永昌又和我们几个说：“听我指挥，咱们分散开爬山，小李子、柳明玉往东奔山顶上，老朴和老杨（杨聋子）往西奔山顶，我走中间。一会我打第一枪，你们再开枪，等听到我吹冲锋号时，你们就往山顶上撤，到那集合”

我们答应着“是！”开始行动了。

这座大山，东西两侧都有树，中间是放木头的路。我和柳明玉串着树空往山上爬。到了半山腰时，我们看到冰面上有几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多，敌人的马队果然追了上来。马队到了山跟前顺着中间放木头的路向山上爬，我的心也“突突突”地蹦到了嗓子眼。

我们躲在树后面看，王永昌已经把前面的敌人放过去六、七个了，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还不开枪？突然他的枪响了，枪声响处，一个鬼子从马上栽了下去。听到枪声我的机枪也“嘎嘎嘎”地响了起来，老朴那边也打响了。

敌人的战马“咴咴”地叫着，围着那个尸体直打转，其它的战马也都在原地打转，不肯前进。冲在前面的敌人听到我们东西方向和正面都有枪声，也不敢再往前走。这时，王永昌的冲锋号吹响了，敌人听到号响，掉过头去，没命的向山下跑去。我们听到号声，也边打边往山顶撤去。

五个人，三路人马在山顶集合了，站在山顶上，我们哈哈大笑。趁着敌人还没省过味的时候，我们赶紧转移了。

估计敌人还在附近，我们没敢回王马掌那里，直接去了炭窑，在窑洞里呆了两天，看看没什么动静，第二天晚上，才又回到王马掌那里。到了第三天，老王和老宋也回来了。原来那天他俩拐个弯，回炭窑拉了一车炭，进了个镇子把炭都卖了。在镇子里的时候，老百姓们轰轰的都在传说，说赵尚志从苏联带着一万多人回来了，说赵尚志带着部队打了日本子的“开拓团”，打死了不少的小鬼子。

听到这个传说，大家十分开心。我们问王永昌：“在山上，为什么你不打前面的敌人啊？”他说：“鬼子的大官都在中间，我那天打死的鬼子，起码也是个中队长，擒贼先擒王，把他头干掉了，他们还不乱了阵脚啊。”

呵呵，我这个王叔叔啊，别看眼睛小，心眼可不少。

过了两天，王马掌套上爬犁把我们埋在倒木下的粮食拉了回来，那两麻袋里有少量的稻子，其余的都是高粱。他这里还有一盘碾子，我们在这里拉磨推碾子，把稻子和高粱都碾成了米，高高兴兴地背回了营地。

老八路

二上苏联

有了粮食，天塌下来都不怕。我们真的是都饿怕了，几天几夜没吃没喝，那滋味说不出来，那日子真是太难熬了。有时候，粮食就是命，当时苗司务长不就是为了一桶牛皮靰鞡倒在了阵地上吗，那鲜血染红的山崖，我永远也忘不了。

真是多亏了千千万万像萝北县王马掌和老宋头这样的百姓用身家性命对我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我们是很难度过难关的。老百姓和我们真像是鱼和水。

回到营地以后，我发现国际交通员栾继洲走了，他去接冯政委了吧？我在暗暗猜测，那时候的纪律是不允许多问的。

在地窨子里的日子还是不错的，有苞米粥和高粱米粥喝，苞米芯子也不舍得扔掉，我们把苞米芯子包在白布里，用石头咂碎，拿它熬水喝。一直熬到清汤清水，一点颜色，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才不要。要知道，每一粒粮食都来得不易啊。

白天不敢点火，怕冒烟引来了敌人，我们几个女同志忙着给男同志补衣服 。屋子里没有一丝暖和气，缝不了几针，就要把手放到嘴边用哈气暖暖手。到了夜晚，大家借着炉膛里的亮光说说话、唱唱歌。

周云峰这个人有时发呆，情绪低沉，很少说话。看人的时候头不抬，眼睛往上翻着看。到了晚上他总爱唱一首歌：

“五月兮端阳，忽然想起了郎，
今当佳节日，郎君未归乡。
……
红纱帐里，暗悲伤
……”

嘻嘻，这是啥歌啊，从来没听过。我说：“周主任，这是啥歌啊，不过挺好听的，你想的啥郎啊？”

他斜着眼睛白了我一眼：“傻丫头，你懂啥？将来你也得有个郎。”

“啥郎？我才不要呢。”我撅着嘴说，大家哈哈大笑。

夏振华说了：“我也唱一段吧……”

“好！”

夏振华唱到：

“杨柳依依，桃花艳丽，
故巢燕燕语喃呢，
清明佳节男女着新衣。
一对一对谈谈笑笑，
携手踏青快乐真无比。
朝思你，暮思你，朝朝暮暮为你涕，
怕郎违盟誓。
莫疑莫疑，燃眉之急，
时岂何急，丈夫立志报国事。
看你那像儿笑嘻嘻，
看你那信儿泪泣泣，
相信你钟情是第一。
为什么数年没有消息，没有消息，
想起想起河山半壁血染赤。
……”

歌还没唱完，王永昌就吵吵：“不好，不好，你们怎么都唱得悲悲切切的，小李子，你给他们来一段。”

“好。”我站起来答应到。

我和大家说：“这里是萝北，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上了模范小学，我给大家唱一首在宣传队唱的《抗日少年先锋队歌》”：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
我们少年先锋队英勇武装上前线，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鲜血，
咳！坚决与敌决死战。
……
开战胜利进攻消灭万恶的敌人，
夺取那吉林奉天与龙江省中心城市，
抗日救国血红旗帜插遍全中国，
咳！完成革命的胜利。”

我一口气唱完了五段，柳明玉和老朴拍手为我打拍子，唱完后，王永昌带头鼓了掌，周云峰也拍了几下巴掌。

接下来王永昌唱了《全东北工农联合起来呀》，王永昌老家在山东，他用山东腔唱这首歌，笑得我们肚子都疼。大家越笑，他唱的越欢，歌中唱道：

“全东北的工农兵学联合起来呀，
联合起来跑到火线拼命去作战，
南京政府国民党出卖东北啦，
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啦。

工人失业农民破产还要遭残杀，
从此我们永远没有出头的一天，
只有我们一起去干反日革命战，
这才能够驱逐日寇大家活得了。

我们联合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
我们保护我们好友工农苏联国，
我们成立东北抗日救国的政府，
到了那天大家快乐高唱凯旋歌。”

老朴和柳明玉也一起合唱了朝鲜歌曲《那嘎扎！那嘎扎！》：

“前进吧，前进吧，
向着战场前进吧，
……”

歌声中一天过去了。

在地窨子里，一晃就过去了一个来月，国际交通员栾继洲回来了。他捎来了冯仲云的指示，让我们过江去苏联。


去苏联？真是太高兴了，我们三个女的都蹦了起来。

太阳还没落山，在栾继洲的带领下我们就出发了。走了大半夜，来到了黑龙江

边的一个柳条通子里，这里好象是萝北县的太平沟。

我们从柳条通子的一个豁口进入了黑龙江，栾继洲嘱咐我们：“东边有日本关东军，大家跟紧了别掉队，别摔跟头，别弄出动静。”我们在江面上分散开前行。对面的苏联一马平川，没有一点遮挡，从西伯力亚刮来的寒风像野兽一般的嘶鸣，大家走两步退一步，冰面上溜溜滑，没有不摔跟头的，好在狂风淹没了一切声音，我们顺利地过了黑龙江。

过江后，栾继洲把我们领到了一个不大的地窨子营房，进去后发现营房内有二十多个人在里面，这二十多个人里面，我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梧桐河的老乡张兴德，他的弟弟和我是同学，他们哥俩都参加了抗联部队，家中扔下年迈的寡母。张兴德现在是十一军的政委，这二十多人看样子都很憔悴，可能也是刚过江不久。本来窄小的屋子，我们进去后就更拥挤不堪了，好不容易将就到天亮，开来一辆帆布篷车把我们拉走了。

车被挡的严严实实，外面什么都看不见，蓬布车晃晃悠悠的走了好几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这里有几座兵营，到了这里男女分开住了，我们三个女的住在一个兵营。

一晃又过去一个月，这次也不审查也不询问了，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这一天，天大黑了以后，蓬布车又开了来，装上我们三个女的，车就开走了。

车开出没多远又停了下来，篷车门被打开后，一连气又上来七、八个人。

啊！我们都楞住了，万万没想到孙国栋副官、车廷新排长、闫副官、王永昌、周云峰、杨聋子和一个姓辛的侦察员都跳上车来。

车厢里顿时开了锅，我们三个女的唧唧喳喳地问个不停：“哎呀，孙副官你们都上哪去啦？怎么也在这里呀？”

孙副官说了：“咳，别提了，那天咱们一起走了不到半里路，陈绍宾就把我们拉了出来，他交代任务说，你们去鹤岗，到南大营日本军‘讨伐队’，告诉他们赵尚志在这里的驻地，叫日本人来打他，这儿到鹤岗也就七十里路，你们快去快回，我们在梧桐河金矿等你们回来，我们在那解决棉衣。陈绍宾说这些话时，是背着白团长的。我们几个一核计，陈绍宾这老头疯了吧？怎么能给日本鬼子送信告密打赵尚志呢？这个做法才是奸细、反革命的勾当呢！怎么办？我们不敢回队伍，只好跑到苏联来了。”

听了孙副官他们的话，我们都十分的惊讶，陈绍宾怎么能这么办事呢？咳，真是不理解。大家光顾着议论纷纷，都忘了孙副官和柳明玉是一对恋人了，我偷眼看了看柳明玉，只见她的眼角含着泪，再看看孙副官，他也在不断地用眼睛凝视着自己心爱的人，此刻重逢，他们的内心该是多么幸福啊！

一路上说说笑笑，大家都为这次意外的重逢而激动。后半夜，汽车停在了一个火车站，有人说，这是犹太自治洲的车站，有人说是比罗比詹火车站，不管是什么火车站，还没等我多看几眼，我们就被带到了车上。

这是一列拉货的闷罐车，车两旁有不大的四方窗户，车厢里两边铺着枯草，我们就在草上休息。

列车咣当当，咣当当地开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新奇的不得了，可是不一会就高兴不起来了，我晕车了，赶紧躺在干草上不敢动弹。列车走了有两个小时吧，停靠在一个车站，这个车站好象挺大，外面人声嘈杂，我们从窗户望去，太阳升了起来。这时，车门又被打开了，上来了四个人，大家立刻欢呼了起来。

冯仲云、高禹民、马克正、栾继洲上车来了。说啥也没想到，冯政委能上我们这个车厢，跟着陈绍宾走，心里总觉得不塌实。如今看见了冯政委，心里觉得又有依靠了。

随冯仲云一同上车的马克正同志，1920年2月23日生于安徽省怀远县。1929年来东北，先后在佳木斯、汤原居住，1936年入佳木斯中学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组织派他到梧桐河金矿策划矿警起义工作，不久率起义的矿警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1938年任抗联六军二十九团组织科长和一团一连指导员。1939年9月随同冯仲云同志去苏联参加“伯力会议”，1940年3月随冯仲云同志开始西征去三军总指挥部与李兆麟同志会师，担任指挥部教导队指导员，后来到北满省委金策那里工作。1941年11月去苏联参加野营训练。1945年“9•3”抗战胜利后历任哈东保安队司令、松江一分区副司令、参谋长、东北军区独立七师一团副团长、三十九军一五五师四五四团副团长等职。1949年1月8日在解放天津战斗中光荣牺牲。

马克正同志深得冯仲云同志的器重，多少次他们一同出生入死。下面一段选自《冯仲云传》：

1937年的一天，为了尽快解决部队对药品的需求，冯仲云和马克正一同来到了鹤岗煤矿。鹤岗的兴山镇有个小小的药店叫德太和，只有一个人，即当医生又卖药。这人叫翟延龄，和地下党组织早有联系，为地下党组织送信送药，冯仲云和他也有过几次来往。还有一个开小铺的吕盛田和他一起做这些事。

冯仲云和马克正进屋后，问了各方面的情况，又共同研究了来往的关系。马克正是东北口音，确定为翟延龄妻子林树森的弟弟，叫林喜成，由双城来鹤岗探亲。冯仲云，化名胡子明，是林树森母亲干姐姐的孩子，是林树森的表兄，由扶余县来鹤岗走亲戚。

冯仲云正式通知翟延龄和吕盛田：“我和陈芳钧研究好了，从今天起，这个小药铺就定为抗联地下联络站。因为药铺来往方便不显眼，便于藏身”。

第二天上午，冯仲云和马克正在屋里商量事情。翟延龄夫妇，一个在前边观察动静，一个在后院做针线活放哨。翟延龄发现街上的告示板上贴着布告，许多人围着看，也就走过去。一看，心里不由一惊。那上面贴的是：“通缉令，悬赏，查赤匪分子冯仲云系反满抗日破坏大东亚共荣的罪犯，现下令通缉，凡取下冯仲云首级者赏国币1万元，知情报告者赏国币3000元，知情不举或窝藏不报者于匪一律同罪，严惩不贷。”

翟延龄赶紧告知冯仲云和马克正。晚上商务会又有一个朋友来送信，说从鹤立调来不少日本军，可能明天要搜街，关照家里有外人还要躲避一下。

冯仲云让把吕盛田找来。他说：“不用怕，敌人有千条妙计，我们有一定之规；他有千军万马，我们有地下长城。”然后，共同商量怎么走法。拟定两个方案，经过分析，决定由老君堂前边西南角钻电网。

第二天天没亮，四个人就来到电网跟前。这天雾很大，吕盛田蹲下来用带来的木把锅铲子扒一阵子土，加大了空隙。怎么钻？身子一碰就会电死。冯仲云想出了办法，他让吕盛田躺下，脸朝上看着电网，身子挺直，然后他坐下来，用脚使劲顶吕盛田的脚，一使劲吕盛田就过去了。然后他也像吕盛田那样躺下，把手伸过去，吕盛田一拽也过去了。

脱险后，他们进入了梧桐河上游的密林。

（摘自冯仲云传140-141页）

冯仲云他们上了车以后，列车整整走了一天，天黑时停下了。过后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了黑河市的对岸。下了火车我们走进了一片柞树林子，林子里有一栋板皮钉的圆形房子和一栋长长的兵营。冯政委住在了圆房子里，我们住进了兵营。

第二天，开来了一辆大卡车，车上装着发给我们的物品。

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日本黄呢子军装、一顶兔子皮的棉军帽、一双日本军用皮鞋、一个毛朝外的狍子皮背包。和上次一样，子弹袋和背篼、手扪子都是我们自己缝制，他们提供白帆布。

随车还带来了不少日本造的武器，有马枪、歪把步枪、歪把机关枪、子弹和手雷。

这些武器和装备在当时已属新式武器，最关键的是子弹可以通用，手雷较比手榴弹亦好携带，它体积小、力量大、射程远。

武器和装备都是苏联红军在“张鼓峰”、“诺门罕”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武器。

“张鼓峰”位于中国黑龙江省珲春县图们江上游二十多公里处，同中、苏、朝三国接壤。1938年7月29日，苏、日两国军队在“张鼓峰”交火，8月9日在苏军强大的炮火和数百架飞机、数百辆坦克的攻击下，苏军占领了“张鼓峰”，日军以失败结束了这场战斗。

在“张鼓峰”事件发生后一年，日军又在西部中蒙边界挑起了“诺门罕”事件。1939年5月28日第一阶段战斗打响，这次，双方在此投入的兵力远远超过了“张鼓峰”。7月1日“诺门罕”第二阶段的作战开始。8月20日凌晨苏军突然发动了全面大总攻，战斗持续到8月31日。

“诺门罕”战斗历时四个月，以苏蒙军队的胜利而告终。日军第23师团在6月20日至9月15日，有15975人参加战斗，损失了12220人，伤亡率高达80%。
这两次战斗，苏军缴获了大批的日军新式武器和装备。这批武器和装备武装了我们这些回国的抗联指战员。

就在临回国的前几天，我们三个女同志借用苏军的缝纫机，白天黑夜地缝装备，给每个人缝了两个子弹袋，一个装东西的大背篼和一双手扪子。

临行前，每个人还发了一个搪瓷茶缸和饭盒，茶缸和饭盒的底部都印有俄文的字母(C C C P)，上级要求我们必须把字蹭掉。

又到了要走的日子了，苏联提供给我们的穄子米（也叫糜子）和子弹能背多少就给多少，同志们拼命的装，装进去试试背不动，还得再倒出去。

看到这么多装备和粮食，我们都对社会主义苏联对我们无私的援助万分感激，想当初我们过界后，苏联人收缴我们的旧式武器还不满意，说了好多不理解的话，现在看看，还是斯大林好啊，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啊。蒋介石政府就没给过我们一分钱、一粒子弹。

这时，好多战士都唱起了《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

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
无产阶级专政，工农当主人，
帮助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
各帝国主义瓜分我中国，
还有德 意 日一起来进攻，
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
……

一天夜里，帆布大篷车拉着全副武装的我们驶向了黑龙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