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老八路

率留训团赴晋察冀征兵



1941年胡宗南调集大批兵力，由南线进攻边区，增加了封锁边区西北方向的兵力。而留守兵团兵员不足。留守兵团所属部队既要承担剿匪，抗击日寇，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又要从事生产自救，任务十分繁重；加之缺医少药而造成减员，更使兵员难以补充。当时每连实际只有5、60人。为了反封锁，经中央军委批准，留守兵团计划到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征6000新兵补充部队。

上级决定由我任留守兵团临时训练团（简称留训团）团长兼政委，率领留守兵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李芳元、四团政治处主任李庆和，分三路到所指定的边区征兵。各路配备一个连和百余名班、排、连干部。

3月8日我率留训团从延安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吴堡、佳县，在罗峪口渡过黄河到达一二O师政治部驻地山西兴县，将中央军委命令呈交甘泗琪主任，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保证在晋西北动员2000新兵补充留守兵团。我派李庆和率一个连和百余名干部留晋西北边区执行征兵任务；又护送李芳元等200余人到晋东南边区，我率200余人去晋察冀边区征兵。

我率部从兴县出发过蔚汾河，经普明袁家村到娄烦，在此地住了3周。原因一是日寇正在同浦线两侧进行“强化治安”，实施烧、杀、抢的“三光”政策，群众逃避一空；二是铁路沿线日寇戒备森严，一个日兵带3个伪军，一个伪军带3个百姓，牵着狼犬沿线巡逻；三是过路的地段一直无法选定。直至4月5日接到护送我们过路的部队通知：当晚12时到铁路边高村附近会合。我们立即进行动员，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对于政治部委托我们保护的9名高级干部程子华、卓雄等人的家属，我为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并派两名健壮的班长随行。

部队3时30分出发。在自己的边区内，我们以每小时12华里的速度行军；出了边区则以每小时15华里的速度前进。8小时后准时到达接应地点高村。双方交接后，我们立即离开铁路边去西潘方向。9位家属提出休息片刻，而接应我们的同志说：这里正处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过滹沱河后才能休息。也许她们太累了，怎么劝说都不走，最后我们只好用“敌人都追来了”吓唬她们，这才起身。

我们过了河到达陈家庄已是6日下午2时。20小时行军200里，大家都很累。但这个村是日寇的“治安模范区”，危险很大。我要求大家过村镇时要绝对肃静。此处道路时有时无，要加倍小心，既不能掉队又不能发出声音和火光。

我们终于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大家累得倒头便睡，直到晚八时才起来狼吞虎咽吃饭，虽只是包米、土豆块，却感到特别香甜。饭后又开始行军，走了一夜到了河北阜平境内的南坨，这里是安全区，接应部队才让大家休息了两天。

10日早7时继续行军一天，到达阜平的西黄泥军区政治部所在地。政治部主任舒同接下我们呈交的中央指令后，派人将我们300多名指战员安排在距军区政治部约10华里的村子里。这里前不久遭受到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摧残，但还是尽最大努力安排了我们的食宿。

4月22日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与参谋长唐延杰找我谈话，对征兵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一）在平汉路西征500人；（二）留训团大部分干部去平汉路东冀中军区征1500人；（三）休息2天，等待护送和接应的部队准备好后再行动。

我们决定：由青年股长赖其正带领20名干部去平汉路西，我带队去平汉路东。我提出几条要求：（一）尊重军区领导，一切行动听军区指挥；（二）搞好军民关系；（三）向新兵讲明他们将去延安保卫党中央，要做好新同志的思想工作，要尽量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四）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五）要做好日寇扫荡的精神准备，要经得起考验。

4月27日接到通知，要求我和所带的80余人及冀中军区首长们的家属，在29日到达平汉铁路塞西店附近过路。这边派部队护送，冀中六分区派部队接应。

5月1日我将军委指令和9位首长家属安全送到军区。5月3日程子华、卓雄、沙克、张学思、金声等在市庄台会见我们全体人员，程子华讲了话：第一、热烈欢迎中央军委派到冀中征兵工作的全体同志，军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完成1500名新兵的征集任务；第二、日寇扫荡频繁，我们只能利用“扫荡”空隙进行征兵，所以要有耐心；第三、军区、军分区处于行军作战、不断转移的环境，没有固定驻地，暂由六分区刘西政委负责你们的安全和行动；第四、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随时向刘政委提出，由他转告军区政治部；第五、你们部队番号“留训团”不变，隶属冀中军区管辖。3天内将灰军装换成黄军装，这样不易暴露身份。最后，你们是从黄土高原来到广阔的大平原的，要加紧锻练以适应这里的环境，便于行动和作战。

当时正处在日寇“强化治安”时期。他们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一是“治安区”，即敌占区。采取以“清乡”为主的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厉行大编乡，对当地人民大肆掠夺，残酷镇压；二是“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推行恐吓与怀柔并进的政策。修筑封锁墙、封锁沟。建立碉堡，逐步扩大占领区。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以防我军活动。三是“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以军事进攻为主，反复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细菌，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

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寇到我根据地“扫荡”174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其投入总兵力达83万多，较前两年增加一倍多。扫荡的时间有时长达3、4个月。敌人分割，切断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解放区周围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并沿铁路线、公路线和河流，建封锁墙、挖封锁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强化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实行观战、避战的消极政策。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抗击侵略者的艰巨历史责任，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来承担。

征兵正是在冀中军区处于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团随六分区在定县、安国、深泽、安平等县活动，既要参加反扫荡，又要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我们和六分区征集了300余名新兵，大部分是机关人员和地方担任教师的同志，小部分是精简人员。我们只能到高阳、蠡县、博野一带继续征集。

军区首长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为安全起见，又派九分区领导进行征兵工作。我抗大同学肖星怀是九分区参谋长，他积极帮助我们，指点传授我们在平原与日寇作战的本领，使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又征兵300余人。

此时日寇进行扫荡，将冀中军区和北方局负责人黄敬及机关人员，从饶阳县留楚镇追击至滹沱河渡口，情况十分危急。我留训团100多干部和600新兵，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迅速占领了河南岸有利地形，与日寇300多人展开了激烈的抗击战。虽然敌人火力占绝对优势，但留训团的百余干部却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他们勇敢机智，使敌人寸步难行。军区直属队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从容不迫的脱离了危险区，进入饶阳县附近安全地带。而我团无一伤亡，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到饶阳县孙村附近与军区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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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通过平汉路



自我团于1941年8月随军区行动以来，军区首长对留训团的出色表现倍加赞赏，向中央军委通电，以冀中军区部队虽然很多，但红军干部太少为由，请求将留训团留在冀中以增加抗日敌后力量。并拟将我分配到九分区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余干部分配到各分区担任重要职务。

中央军委来电称：另有重要任务需李宗贵完成；兼他是“七大”正式代表，必须回延安参加会议。部队其他人员以及新兵全部返回延安补充留守兵团。军区服从命令积极筹备，以使我们能安全过平汉铁路到达晋察冀去接受新的任务。

平汉铁路为交通动脉，日寇在铁路两侧新挖护路沟，深3米宽5米，沟中积水1米，加之铁路沿线岗哨密布，时有压道车巡逻，通过十分困难。1941年12月27、28日一连两夜，我们由一个团掩护过路，均未成功。时间紧、任务重，上级要求不惜任何代价通过平汉路。

经过再三考虑，我向军区提出新的方案：将过路点设在清风店。根据侦察，我发现距日寇碉堡10米处有西、东通道，宽2米，白天由伪军防守，盘察、敲诈勒索往来的行人。但晚6时东西闸门用大锁封闭。因这条通路上从未发生过事故，日伪军认为万无一失，警戒疏忽。我可以事先率尖刀组潜伏到铁路东南侧，将闸门的铁锁打碎；军区派一加强连配备轻机枪在炮楼东北区隐蔽，闸门一打开，就佯攻炮楼，吸引敌人火力；我部乘机可迅速通过炮楼。军区于1942年2月7日批准我的方案，依此行动。

2月9日晚，小雪纷飞，留训团6时从丹庄出发，8时到达集结隐蔽地清风店炮楼东南300米处。友军及时向炮楼方向展开猛攻，我团迅速砸碎闸门大锁，800多人一拥而过，无一人伤亡。随之放了3发信号弹，通知佯攻部队，我们已顺利通过关卡。

胜利的喜悦，使人们忘记了连日的饥寒交迫，我们仅用8个多小时走完100多里路，拂晓前进人晋察冀边区的陈庄。迎接我们的同志早已安排好食、宿。在这里休整3天后，到达东黄泥附近晋察冀军区。

1942年2月14日，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亲自到我团驻地召开900多人的全团指战员大会，他说：首先祝贺你们无一伤亡、无一掉队的胜利通过平汉路并按时到达这里。事实再次证明，你们这支红军部队，是一支久经考验英勇善战的钢铁队伍，指挥员是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优秀干部，大家对你们非常器重，又有新的艰巨任务需要你们去完成。你们将随军区行动，要尽快熟悉边区民情和地形地物，加强训练夜行军、走山路的本领。你们还要负责查清同浦铁路两侧的日、伪军布防等情况。唐参谋长还说：你们番号改为“新编游击队”，行动要绝对保密。并说任务未下达前还要随时准备反扫荡。

会后，唐延杰秘密向我交待了任务：现有300万法币，这是晋察冀抗日军民，千辛万苦筹集起来的，分装在密封好的500个白包中，每包30斤。党中央急需这些钱。此前两次派部队送往延安都未成功。华北局负责人鲁贲和妇救会主任都因此而牺牲。钱还差点丢失。日伪军为截获这笔巨款，派出大量特务追踪搜寻，任务艰巨而危险，这次任务只准成功不能失败！我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但需考虑好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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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斗日伪，携三百万法币回延安制定方案



我深知这300万法币对于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缓解目前的经济危机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深知完成这次任务的艰难。我认真分析了前两次失败的原因，仔细观察了军事地图，心中初步有了底。2月18日我向唐参谋长提出方案：第一，这次征的新兵多数生活在平原地区，别说走山路，连山都没见过，这就需要时间锻练，练出过硬的山地行军作战的本领。第二，挑选一条口、伪军认为人马无法通过的“天险”之路，避开他们严密设防以及我方常走的路。这就需要请军区派出精明强悍的侦察员与我们共同探明五台山北侧到忻州北站的道路。第三，请军区发给新兵每人4颗手榴弹和部分枪支，用以自卫。携带法币之事绝对保密，我将亲自选择政治军事素质好、体力强的人来完成。不要派部队护送，以免走露风声。第四，故意宣传我们这支新组建的游击队“战斗力差，纪律涣散，见了鬼子就跑”，以迷惑敌人。唐参谋长表示赞同我的方案。但要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后再定。2月19日，唐对我说：聂司令员完全同意你的方案，三天内满足你提出的条件。

22日军区将手榴弹、枪支发到部队，我选定了一些新兵，将武器做了仔细的分配。23日将500包法币打成黄背包。拿到部队后，我背上一个，编号为“1”，大家见状争先恐后抢着背，结果我预先选定的500人中，反而有个别的没有抢到。我只得编出理由说服一些同志让出来，同时表扬了他们的积极性。年小体弱者不服气，我说这次任务很艰难，只要能做到不掉队就算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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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准备



我们从24日起开始检查每人的着装、以及携带的枪支、弹药、手榴弹是否符合要求，并按行军标准进行操练。尤其抓紧爬山训练，以期新兵个个尽快锻练成为爬山虎。此间，日寇又进行了一次大扫荡，虽然迫使我部过路计划推迟，但我们这支部队在反扫荡中得到进一步锻练，并掌握了不少新的作战知识。

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原军区参谋长聂鹤亭、原北方局公安局局长李波突然要求和我们一起走，他们拟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这二位重要干部不仅自己去，还带着7个人7匹马。人好办，马骡走崎岖山路就成问题了。我将此难题呈报军区，由于唐参谋长原是聂的副手，他再三向我解释：你可重新组织力量，妥善安排，不会影响你完成任务的。我素知你的能力很强……”我当时年青气盛，颇为自信，就答应了带他们走。不料唐又提出送给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一匹骏马（缴获日军官的），我二话没说也同意了。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准备，从而延缓了过同浦铁路的时间。

我团派到平汉路西去征兵的赖其正在晋察冀军区只征得150人，还缺350名。这就需要留下50人和一个建制排继续完成任务，其余100名新兵将由我们带走。我将和200多老战士一起，率800多新兵，护送300万法币，还有两名党的重要干部，回到延安。

我深知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我下定宁可牺牲也要完成任务的决心。经过反复研究、实地考察，我精心选择了行军路线，周密制定了实施计划和方案。我首先将1000多人的部队组成4个营：“前卫营”以建制排为骨干保护200包法币，其中作为先锋部队的向导者要带50包，并负责为后续部队指示道路并标出险路、隘路，该营由于道荣营长指挥。“运送营”以一个建制排携带30个包并保护其它210包不受损失。我亲自指挥一个营携带10个包，并派8个班负责聂、李及其马匹的安全。“后卫营”负责收容工作，绝不许发生丢人、丢物的现象。我命令大家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除组织工作外，还要求每人准备一根“探路棍”，以防夜间通过山路时脚步踏空。每人要带上急救药品、仁丹、蒜头和足够的饮用水及指北针。每连还要准备一根长绳，经过危险地段时，要求连长在前、指导员在后，其他人编上号，顺序行进，以防事故和掉队。还规定了万一掉队的联络地点。约定过铁路时右臂扎白色毛巾以便于分辩。行走中不许用光；相互联络时不许喊叫，而要用鸟叫或其它不易暴露的办法。

6月1日我接到通知：要求我们6月5日12时通过同浦铁路。我们于6月2日集结到河北省边沿的对窝子村。为尽量做到万无一失，部队继续训练。并假设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进行演习。我们深知准备越充分越周密取得成功的把握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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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奇制胜



6月5日下午4时，我们从对窝子村出发，走了10华里狭窄难行的沟渠来到牛道领。此山是五台山分支，绵延40里，山高风洌，经两小时的艰难跋涉才到达山顶。虽说是夏季，但山顶的气温却低于零度。巨风夹着大雪，体轻的人不慎都会被卷走。脚下全是冰，所有人的衣衫都冻成硬壳，山上是丝毫不能停留。体弱者如徐锁、刘秀亮等20多人，走起来都飘飘呼呼。少数女同志东倒西歪举步维艰。带的牲口也费了不少周折。

上山难、下山更难。到晚上8时我们离接应点还有40多华里路。前一段没遭遇到敌人，但不能保证后一段路不会发生意外。如不能按时到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决定将实情告诉大家：“前进则生、后退则死”。幸亏提前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都坚持住了。大家互相照应着、帮扶着，咬紧了牙关振奋起精神，加快了行军速度。3小时内跨过清水河，牧马河和汾河，准时到达了忻口以南、忻州市以北的集合地，与黄新廷、余秋里的团接上头，顺利通过同浦铁路。

过路后指战员们口干舌燥，身子骨就像散了架似的，再也走不动了，唯一的愿望是睡上一觉。但是，必须在拂晓前脱离日寇的“治安模范区”，否则面临的危险就太大了。接应部队再三警告，我只得动员大家振作精神，再拚搏一下。不愧为英雄部队的指战员，一鼓作气，用5个小时行军60余华里，到达了余秋里所属团部的所在地。这已是6月6日的凌晨，人们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下午6时，友军早已将水、饭准备好了，大家美美的饱餐了一顿。

我受到余秋里政委的热情款待。我们是抗大一科二队同学，曾经互勉互学，建立了诚挚的友情。战场上相遇更倍感亲切。我将最心爱的坐骑海骝快马赠送给他，他将自己的坐骑骡子回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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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师回延安



我们到达的当天，晋西北军区就电告了延安党中央办公厅。6月9日杨尚昆主任亲自带10多名干部赶到岢岚。他们清点了500个黄背包，检查了包裹内的法币。看到每个包上的封条、钢印完好，杨尚昆高兴的笑了，拍着我的肩膀道：你可立了大功，真是了不起!

6月10日，我们告别了热情挽留的友军，踏上了回延安的归途。于12日在罗峪口越过黄河天险回到陕甘宁边区佳县；又经吴堡、绥德、清涧、延川，予17返回延安。当我们进入延安留守兵团驻地时，受到了首长和指战员们的热情欢迎。肖劲光还特地将蒙古旗王送给他的一匹“千里藏针”骏马奖励给我。

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召开祝捷大会。杨尚昆主持并致词：由李宗贵同志率领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子弟兵，冲破日寇13道封锁线，闯过前人没有走过的五台山北侧，以超人的毅力越过天险，渡过沙河、滹沱河、清水河、汾河等急流险滩，巧度平汉、同浦铁路。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千方百计筹集的300万法币，一文不少的交到中央办公厅的金库，解决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这些英勇的行动都是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冒着随时会牺牲的危险完成的！让我们向1000多名指战员致以崇高的谢意！

我站起来致答词：我们能完成任务，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靠的是各抗日根据地首长的关怀和各友军全力以赴的支援，更直接靠的是留守兵团选派200多骨干带领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800多子弟兵，大家同心协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人民群众的掩护、支持下，才取得成功。一切胜利和荣誉归功于战无不胜的军队和人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奖励，只能更激励我永远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

借此机会，我应向大家讲清楚，在分配黄背包时我说这是“机密资料，要人包共存亡”。当时没有将实情告诉大家，是为了防范日伪特务发现这300万法币的动向。对外宣扬的一些假情况可能伤了同志们的心，但这样做，也是为了迷惑敌人，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最后，再次感谢杨主任亲自到晋西北去接我们。

会后中央用当时的最高标准招待我们1000多人。会餐是两荤两素一个鸡蛋汤。并奖励每人10元法币，相当于10块银元。有的同志不舍得花，作为终身难忘的纪念品保存起来。

6月19日，800多新兵分到留守兵团或中央机关工作。有的担任公务员、警卫员，有的当了秘书、医务人员、技术人员或泽电员。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还挑选了陈凯轩等5人从事文艺工作。警备五团挑中了李民轩为秘书。

这批新兵文化程度高，中学生占了60%；政治素质好，党团员占50%。对人民、对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工作认真、灵活、主动，而且身强力壮个头高，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都是忠诚勇敢的人。

历史证明了这批新兵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其中绝大多数后来成为我军的骨干，如担任师以上干部的就有200多人；担任营、团连干部的400多人。都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历史应永远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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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备五团整顿



我在延安留守兵团住了3天后，肖劲光、莫文骅和我谈话，介绍了我走后17个月里，警备五团的情况：由于团长白志文调到留守兵团所办军事研究班学习，部队出现军民关系紧张、管理松懈，军阀作风、领导干部不团结、有人开小差等等现象。要我立即回部队搞好整顿，抓好部队的全面建设。

我于6月22日赶回延长县团部驻地，受到了党、政、军、民各界诚挚而又热情的欢迎。

我先用一周的时间进行多方了解。主动找军内外各方面人士促膝谈心，掌握了种种情况。如军民关系之所以紧张，主要由于地方不满军队侵占老百姓耕地、毁坏树林、打伤炼油厂工人、打死老百姓小孩等。军内不团结在于：因团的领导只剩下副职，工作中互相推诿，互相拆台，遇到问题议而不决甚至决而不行，造成部队管理稀松，出了许多违犯纪律现象。有的干部家属之间相互斗殴或插手部队工作，在军内外也造成很坏的影响，致使部队领导威信下降。

我决定先让团领导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消除隔阂，团结一致。然后请县委书记白清江、县长谭生彬等地方有关同志来部队参加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表示对于侵占群众耕地、毁坏树林、打伤、打死人者坚决依法处置，该赔偿的一定赔偿，该退还的坚决退还。接着召开了小型群众大会，公开向受到损害者赔礼道歉。从而使一度紧张的军民关系得到了缓解，部队威信没有降低，当地人从此一提这支红军部队就夸奖：“这支部队真是人民的军队！”

警备五团经整顿后，改编为三旅八团。我和白志文将部队移交给新上任的郭宝珊团长、高维嵩政委，该团就开赴甘泉去开荒生产了。

1942年底，我和白志文参加了西北局和联防军召开的高干会。内容一是1935年10月劳山战役后，由于当时的负责人执行王明路线，对陕甘宁苏区造成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危机，会议对此进行了彻底清算，党中央对此也做出了结论。

二是批判了留守兵团个别部队所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警备五团作为典型受到了批判。肖劲光承担了领导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我虽到敌后征兵，离开部队17个月，也毫不推卸责任作了自我检查。但白志文觉得有些问题批评过分，提出离队回家。

白志文被国民党抓差当兵后，1929年曾率一个连在湖北大冶举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自担任团长以来，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大小战斗使他遍体弹伤，仅重伤就5次。

他是个优秀的指挥员，如在延长呼家川曾以1个连兵力，消灭敌人1个营，而我军却无伤亡。在凉水岩两次与日军作战时，他运用半渡出击法，使日军遗尸几百。在围困延安境内旦八寨时，令顽敌丧胆而自动缴械投降等。

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友亲。我俩相处5年多，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开诚布公、以批评求团结，使我团曾处于先进行列。他与战士打成一片，情同手足，亲自帮厨、挖工事等，大家一致夸他为：“勤劳勇敢、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团长”。在练兵场上他一丝不苟，他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亲自示范，严格要求，威信很高。

他对党忠心耿耿，勇于承担任何艰难危险的任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来以人民的利益为行动准则。

他离队后到了延安小砭沟自食其力，靠磨麦、养猪过着艰苦生活。彭德怀曾亲临他家劝说，他都不愿再出来工作。直到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党中央带他转移到河北，经领导多次劝说，才出来工作。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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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七大”



我自小参加革命，十几年来，是党、人民和军队培养、教育了我，使我早就置生死于度外，置个人安乐于不顾。我从不怕苦，不怕死，但个性刚烈，受不了冤屈。我和白志文对警备五团都很有感情，我们并不怕批评，只希望能实事求是。白志文因有些人的过火批评，离开了部队，我也曾想和他一样回家务农，无官一身轻，做个普通农民或许更安定些。直到此时，才有暇想念长年顾不上的家。

我的第一个妻子侯瑞云，自和我结婚起，就没过上安生日子。当我从事地下党工作时，她整日提心吊胆；当我参加红军各处作战时，她仍然夜不成寐；当我担任了部队团长、生活稍好些时，她却自惭形秽，认为当不了团长太太。她终于提出和我分手。1938年我们和和气气的离了婚，她说：女儿林燕由你带着吧，你和爹爹都有文化，能教育好她。

第二个妻子蔡莲峰，是从云南来延安参加抗日的高中生，共产党员。她女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工作。那时我在留守兵团警备五团任职。1940年她生孩子时，难产大出血，又缺医少药，没来得及抢救，病逝在延长县。而我当时正在前线指挥作战。

现在的妻子翟平，是我到晋察冀征兵时相识的，于1941年经冀中军区批准结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他们了。

但为了大局，经西北局、联防军首长的再三教导，我于1943年1月到中央党校一部第四支部学习。1938年，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七大”，陕甘宁边区的“七大”代表，是在1939年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留守兵团通知我被选为陕甘宁边区“七大”正式代表时，我正在两延河防前线同日寇打仗。这次从晋察冀回到延安我才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已陆续到达延安，中央决定，“七大”代表一律进中央党校学习，直至“七大”召开。在我未进中央党校之前，整风运动已经开始，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还要进行资格的审查。我一进党校正逢所谓的“抢救失足青年”运动，我也被“抢救”了10天。幸好西北局了解我的全部情况，向校方提出让我过春节时回瓦窑堡与翟平和孩子们团聚。

1943年3月重返党校后，我被推选为第一组的组长，成员有薛兰斌、白凌云（女）、丁国珏、李兰（北方局的）、温祥初和于占彪。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救失足青年”。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陕甘宁边区土生土长、从小就参加土地革命斗争的。在小组内部很难开展“抢救”运动。只好请示支部，当时的支部书记是贺晋年。支部指示：你们小组就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党风、文风、学风中所存在的问题。于是小组决定每个同志将“三风”中所存在的问题写成书面材料，逐个检查通过。

此时校务部通知“抢救”运动停止进行，“三风”检查告一段落，对于“抢救”运动中的材料进行甄别工作。我组接受了4份材料，费了一个多月时间，全部否定了经“逼供信”提供的不实之辞，为受冤屈的同志摘掉“叛徒”、“特务”的帽子，康生在整风运动后期所坚持的危害党、危害同志的做法终于结束了。

学习步入正轨后，我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历史及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使大家认清了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当时使白区党的力量丧失100%，苏区丧失90%。大家要求在“七大”召开前，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

中共中央为此决定：对王明错误路线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纠正错误，坚持真理的目的。

在党校我们对王明的错误路线展开了多次批评，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的检查极不彻底。我和大家一样，对此很不满意，尤其是我们曾深受其害。1935年6月，执行其路线的代表人物，一到陕甘宁边区就哇哇乱叫，摆出钦差大臣的臭架子，指手划脚批评我们这也不是那也不行。把直克六座县城，消灭敌人近万人的辉煌胜利说成是“侥幸”。1935年9、10月间，他们又大搞“肃反”，竞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缔造者刘志丹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多党政军干部。由于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军事危机，由于他们的瞎指挥，陕甘宁苏区几乎被断送。其危害令人触目惊心。而王明等却轻描淡写，实在令人愤慨。

但对这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中央采取的却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英明决策，并争取他们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艺家、戏剧家、理财家等等，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两条路线的学习，我们对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指导今后的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我有幸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七大”。大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正确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大会21天，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敌后战场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统一战线报告》，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报告》。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贯彻落实。

“七大”是我党成熟的标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国民党蒋介石从未放弃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抗战刚结束，就调兵遣将，兵分西、中、东三路，在美国支持下，准备进攻解放区。

西路胡宗南部进攻关中的形势紧迫，关中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王世泰向西北局提出：关中分区三团需要一个核心领导干部任政委。

1945年10月上旬西北局常委决定派我去三团，征求我意见时，我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到三团后，我首先将“七大”精神传达到连级干部，还多次指导全团指战员学习“七大”精神，并要求大家坚决贯彻落实。经过学习，指战员都决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已证明三团是一支钢铁部队。解放战争中立下过伟大的战功，被第一野战司令彭德怀授予“守如泰山”的英雄团。全国解放后，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担任反击部队，坚持6天6夜，迂回包围了印度军队，消灭他们5个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担任西藏公路的修建重任。在新疆形势紧张时，被指定为乌鲁木齐市的机动部队。

12月调我去分区任主任，不到一个月又调我到联防军任民运部长兼敌工部长。不久敌寥昂进攻关中分区，因形势需要组成前敌指挥部，我为政治部主任。

老八路

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大西北

(1946 ——1952)

骑六师政委


1947年，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等机关决定撤出延安。当时，我正在赴教导旅去任副政委的途中，又接到改任陇东分区副政委的命令。那时正是实行军队领导一元化的时期。当西北局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时，调我到四纵队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已下。我提出国内战争已全面爆发，到战斗部队工作比较合适。西北局同意并委派我到骑六师任政委。这对我是个新的考验。

骑六师是胡景铎率领一个团起义后组建的部队，不到2000人。该部的起义是由毛泽东亲自策划的。它证明了国民党部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反对内战者大有人在。尤其是起义发生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势力和国际反共力量形成了统一战线、自以为势力强大、很快就能消灭共产党之际，其政治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

胡起义时，西北局曾派范明任政治部主任，以及师源等少数同志到该部队进行工作。由于各种原因，部队改造受到一定的影响。胡家乃几代军人世家，在省内外有很大影响。组织上派我去与胡共事，我深感责任的份量，这可是毛泽东亲自策划起义的部队，事关重大不允许出现差错，搞不好会损害党的利益。我虽感到难以胜任，可大敌当前，西北局已经决定，组织上这么信任，就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经慎重分析，我向上级提出：由西北局召开小型会议，在会上我与胡景铎师长见面，双方当面明确任务；再派30个军政干部到该师配合我工作。我认为改造一个部队不能操之过急，允许我花时间了解清楚胡师长的意见后再进行工作。

习仲勋采纳了我的建议，他亲自召开小型座谈会。他先介绍了胡与我的简历，然后胡发言，他表示欢迎我到骑六师任政委，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组成党委会和常委制，建议我为书记，领导部队进行政治工作。他的表态使我心中有了数，我提出建立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师长可放手抓部队的训练、作战、后勤、卫生等军队建设。我作为政委，一定要做好政治思想方面的保证工作，协助师长树立军事上的权威，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把骑六师建设成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会上，胡表示愿意接受30个军政干部到基层工作。第一次的见面会大家都感到满意。

会后，我与胡回到部队，召开了全师军人大会，由胡传达西北局的决定，并介绍了我的简历，全体指战员长时间的鼓掌，表示对我的欢迎。我在讲话中强调：你们在胡师长的领导下，能在蒋介石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之时起义，说明了你们已认清国民党的腐败，已预见到蒋介石的统治不会长久。你们的起义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具有很大的影响。对胡师长的爱国之举，对你们的正义行为，我深表敬佩。我愿意与胡师长及全体指战员一起，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我们的部队建设成一支真正为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而战的坚强之师！

军人大会后，西北局派来的同志分别到各自的岗位上任职。杨拯民任副师长，张涛任参谋长，师源任政治部主任，赵征任一团政委，魏玉金任二团政委，吕正修任三团政委，牛占彪任二团副团长，其他同志任政治指导员。该师缺营编制。

各级领导加强后，立即开展了清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侵略压榨的诉苦运动。经过一周的教育，部队出现了旧军队从未有过的士气高涨、纪律严明、官兵团结一致的崭新局面。在此期间，西北局还动员了子长县1000多子弟补充骑六师。

这支队伍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队伍，它培养、并输送了大批优秀指挥员到各条战线担任重要工作。如：胡景铎、李振华、姚绍文、范子英、张亚雄、同培贤等。

老八路

宜川瓦子街战役



1948年1月骑六师归属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建制。2月29日参加了宜川瓦子街战斗，由彭德怀亲自指挥。他于2月27日在延长县安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我和杨拯民参加了。会上提出三种作战方案：一是到陇东地区作战；二是小关中作战；三是围宜川、调动出洛川之敌刘戡之部伺机歼灭之。经反复讨论，决定实施第三方案。彭总即率领各纵队、各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侦察地形，选择阵地，划分各部队作战分界线与衔接区。最后确定瓦子街为设伏主阵地，若敌军由洛川经茶坊到宜川来解围，此处是必经之路。沿路两侧山脉纵横、森林密布、道路崎岖，路南紧靠小河，是理想之伏击阵地。

作战部署为：一纵负责断敌退路；二纵由南向北，四纵由北向南，将敌压迫到狭窄的川道里；四纵骑六师监视和抗击延安增援之敌；地方独立团担任诱敌深入，只准牵而不准失；尔后全线出击，全部彻底消灭之。

29日天降大雪，敌刘戡果然被彭总牵到瓦子街全歼。接着乘胜解放了陕西省的东府白水、蒲城等城镇和广阔的产粮区。我军在宜、瓦战斗前只能依靠晋西北与其他地区运来的发霉的玉米和西北地区的少量黑豆充饥。这场战斗的胜利，也解决了部队吃粮、兵源及物资供应的紧迫问题。

宜瓦战斗共歼敌5个旅、35000人，毙、伤国民党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九O师师长严明等7000人；俘二十九军参谋长刘振世，二十七师副师长李奇亭，九O师参谋厂曾文思等以下20000多人。

宜瓦战役是西北解放战场外线进攻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粉碎了国民党军阻止西北野战军外线南下作战的企图，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并给中原战场以影响。3月3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北野战军这一伟大胜利。

但令人不解的是，相隔40年后的1987年春，在宜（川）瓦（子街）烈士纪念碑的揭碑仪式上，和我们一起参加过宜瓦之战的原第四纵队司令员却一口咬定骑六师没有参加宜瓦战役。人们把宜瓦战役纪念馆中有关历史资料摆出、又经原骑六师干部胡汉俊叙述当时骑六师如何抗击延长方面敌人的增援以及具体抗击地段后，他才表示记错了。谁知揭碑仪式后仅三天，他在西安又重弹“骑六师没有参加宜瓦战役”的“老调”，实在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