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

老八路

　　兵败祁连山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家军的围攻又开始了。因这里已被敌人洗劫一空，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仅剩断垣残壁，给我军防御造成极大困难，部队的伤亡越来越重。经七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到解决，万不得巳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三月二十七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说那时有入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三月五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三、四千里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军出动，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

　　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出，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援西军出动的消息，鼓舞我军与敌拼杀，力挽狂澜。血战五昼夜，被迫于十一日夜间突围，沿祁连山边的戈壁滩进入梨园口，准备向山里转移。梨园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些民房。部队刚到那里，敌骑兵即跟踪而来。祁连山的山头，一般坡度较大，不象四川的高山，一壁千刃，险不可攀。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顶，上山下山，如履平地。我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伺后，敌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迫。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

　　十二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三千余人，边打边撤，十三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又遭重大损失。我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不幸牺牲。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最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苦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下七、八百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和陈昌浩同志是三月十六日启程东返的。开始，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了个警卫排护送我们。快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少目标，留下他们就地游击，只剩下我和陈昌浩及一名保卫干部同行。第二天，那个保卫干部失踪，听说是碰上马家军，当了俘虏。

　　我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一带，天已擦黑。转来转去，找到个屯庄，就在老百姓家里住下来。那家户主大概姓于，汉人，业医，湖北人。家里人来人往，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不错。陈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乡，格外兴奋，有了安全感。我们吃了顿饱饭，就睡下了，睡在一个炕上。我对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好走哇!他答应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晓前我喊他起床时，他变了卦，说：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不行，得坚决走。就说：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离去。

　　归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大步流星，昼夜兼程。那时，我几个月没刮胡子，好些天没洗险，穿着件羊皮袄，打扮成羊倌模样。沿途找老乡要点吃的，倒没遇上麻烦。经永昌至凉州地带，碰上了我们的特务营长，外号叫曹大头，跟我一路走。经土门、景泰，到了黄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个小镇子，有些店铺。我们找了个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换了身棉袍穿上，象商人，又象教书先生。给曹大头也换了套衣服，打扮成伙计模样。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归邓宝珊管，离陕甘根据地不远，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住了一天。那天国民党队伍正往西开，城里乱糟糟的，气氛有点紧张。我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赶紧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看地图。因怕敌人搜查，觉也没睡好。离开平凉城，—路向东走，路边有个农民摆摊子，卖小吃。我们买了点吃的，边吃边和他啦呱。后来我问他：你们北边的山上住的什么军呀?他说：是红军。这下我就有了数，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见到耿飚、刘志坚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第二天，刘伯承同志派人把我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我们谈了些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情况，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时我疲劳得要死，好象浑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尽了，只想好好睡几天觉。

　　在镇原休息了两三天，同任弼时、杨奇清一道去云阳。路上，汽车翻到沟里，我头部被撞破，他俩没事。至云阳，见到彭德怀、左权同志。那时，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左权是参谋长。因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局势稍微缓和了些。彭德怀他们，向我介绍了些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形，我也讲了些西路军艰难转战的情况。任弼时听后，叫我写个文字材料，我写后交给了他。另外，还将从西路军带回的十多个金戒指(组织上给我的路费)，全部上交给彭德怀同志。没住多久，我的牙疼发作，便又去西安拔牙，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西安。草地一别，恍如昨日。周恩来同志已剃去了长胡须，神采飞扬，显得格外年青。他们待我很好，百忙之中仍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使我很过意不去。西路军的情况，我向恩来汇报过。他很关心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他和谢老想方设法营救被俘指战员，费了不少心血。大概是七月间，我和恩来一道回延安。我们坐的是国民党的战斗机，每架飞机只能坐一个人。周恩来的飞机先起飞，在前面，我那架后起飞，在后面。飞了一段时间，他的飞机就没影了，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头晕得很。那个国民党驾驶员向我问话，我听不清楚。他便写了个条子：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下可把我给憋住了，因为我没到过陕北，哪里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呢?又飞了一阵，转到延河上空，我让他沿着河飞，顺川而上，发现了飞机场，降落下来，才知道是延安。下飞机后，发现周恩来的—电机还没到，我对迎接人说：这下可遭了!大家都很着急，怕出事。不多时，西安来了电报，说他那架飞机迷了路，又转回西安去了，大家才松了口气。

　　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抗战开始后，陈昌浩回到延安，我们才知他在大马营那位老乡家里，大病一场后，转回湖北老家，直至抗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戒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老八路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部队刚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异具有致命的性质。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八十五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四O一页)西路军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象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凑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的了。

　　凡此种种，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云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Jb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一○八○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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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奔赴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前后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华北的局势，十分危急。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正调动大批军队，分途向北平、天津集中，准备大规模地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攫取华北，进占全中国。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陆续邀集各地军政首脑和社会名流，商谈“国事”。为促进庐山会谈向有利于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方向发展，击破亲日派制造内战、卖国投降的阴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先后派出一批领导干部，去山西、河北、绥远、甘肃、四川、两湖、两广、福建、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多方与各界上层人士接触，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纲领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消除地方实力派的疑虑，进而影响庐山谈话会，促使蒋介石定下抗战决心。在这方面，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谢觉哉、张云逸、薄一波、彭雪枫、南汉宸、潘汉年等同志，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已是举国瞩目的抗日圣地。一九三七年六月，我从西安飞抵延安后，住在旧城东北角上，距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住地不远。街上到处张贴着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传单和标语。各地的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络绎不绝奔向这里。延安这座充满青春活力和抗日气氛的古城，与国民党统治的西安，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刚回延安，我曾看望过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同志，也看过张国焘。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情况，都和他们谈过，富春同志还送给我一本书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也常来看我。那时，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心情不舒畅。他们和我谈起这类事情的时候，我只好规劝同志们以大局为重，团结为重，要经得起党内斗争的考验。现在看来，清算“国焘路线”，批判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是至为必要的，但波及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突出的，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等。六月间召开公审大会，将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人，分别判处几个月至一年的徒刑。其实，这是个冤案。起因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整得好苦，引起强烈不满情绪。许世友他们议论过，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不知被什么人报告上去，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件”，株连一大片。毛主席大概察觉到有问题，要我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我去了一趟，眼见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告辞而归。

　　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访问了我。她当时是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夫人，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深切同情，对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十分钦佩。我身体不好，每次谈话不能太长，断断续续地和她谈过几次，着重介绍海陆丰、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与红军的斗争历史。有位同志当翻译，大概是陈家康，记不准确了。海伦女士提出不少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她回国后，整理成一篇访问记发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正义性、艰巨性及终将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篇访问记是忠实、公正、客观的，表现了作者的优良品德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她对我讲的红军之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作了如下的表述：“一、中国人民的红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拥护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并且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而行动。二、红军来自农民和工人群众，而且有一部分来自白军的革命士兵和军官，他们起来反对白军的最高指挥部。三、红军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四、红军有阶级觉悟：它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斗争到底的精神。我们绝对相信，最后胜利是属于他们的。五、因为红军代表群众的利益，所以它得到群众的支持，并且能够继续得到群众的支持。六、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和社会的最忠诚的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七、红军在斗争的过程中，有改正任何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因此，根据它的参谋人员的丰富的集体经验，各人都有机会表现和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八、红军坚持真正的中国革命传统精神，并保持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那时，世界范围的法西斯侵略势力嚣张万分，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红军力量不仅在长征中受到严重削弱，而且形象亦被各国反动派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情势下，海伦·斯诺女士和斯诺先生不畏艰难险阻，万里迢迢来延安采访，向世界人民介绍红军的真相，传播我们的声音，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她和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响了！面对日军的悍然进犯，国民党爱国军人奋起抵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开始。

　　芦沟桥事变的消息，闪电般地传向四面八方。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要求抗日的呼声，如怒潮汹涌。八日，我党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筑成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长城，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及宋哲元、冯治安、张治中等，声援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寇的正义爱国行动，表达红军力主抗战、请缨杀敌的决心。接着，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党政军负责同志及备界群众参加。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及全体红军将士，沉着地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会场上群情激愤，振臂如林，高呼“坚决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到抗日前线去”、“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流尽最后一滴血，抗战到底”等口号，表达了四亿五千万同胞的共同心声。会后，党中央立即派出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组成的代表团，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阐明我党反对对日妥协，坚持全面抗战的严正立场。

　　在我党与各界爱国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终于迈出了“准备应战”的一步。八月初，他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我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再次就红军改编、国共合作、对日作战方针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南京那边在加紧协商，陕北这边就积极进行改编和出师抗日的准备工作。这时，天津、北平已相继沦陷，日寇正集中其在华北的主力，向南口、居庸关疯狂进攻。为配合华北作战，牵制国民党主力，八月十三日，敌又向松沪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日本侵略者企图速战速决，长驱直入，短期内灭亡中国。

　　南京的主战派占了上风，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卫”：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对日作战。同意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立即开赴第二战区晋绥前线作战。但是，蒋介石灭共之心不死，仍在暗地玩弄削弱、瓦解、消灭红军力量的鬼把戏。一是不想公开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亦即不愿正式承认我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以便随时加以取缔。二是企图将红军全部开赴抗日前线，担负正面作战任务，“借刀杀人”，假手日军消灭我们。三是令红军分路出动，使之力量分散后，不得不受制于国民党军队，若不服从，即可任意收拾。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洛川县城在延安以南约九十公里处。我于八月十三日动身，十四日抵洛川，住在城关，等待开会。有天上街，正巧碰到陈昌浩同志。他穿着一身便衣，见到我很热情、激动，问长问短。他说，在大马营与我分手后，本想住几天再回陕北，但害了场大病，只好留在那位行医的老乡家里治疗。病愈后老乡送他去汉阳老家住了段时间，现在是刚回来。我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可就是音讯全无。现在回来就好了。我俩这次见面分手后，直至全国解放，才又在北京见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我国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苏联，据说常和马林科夫联系，还主编了一本俄华字典。全国解放后回国，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后调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任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主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对他的一生，党中央在悼词中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洛川会议于八月二十二日召开，二十五日结束，会址在洛川城外的冯家村。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张浩、林彪、聂荣臻、肖劲光、罗瑞卿、李富春、林伯渠、徐海东、周建屏，共二十二人。会议议程有三项：（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后两项议程，涉及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及行动部署，讨论很热烈，是主要议题。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我和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提纲（其中包括“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组成了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毛泽东、叶剑英、周恩来等人。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

　　洛川会议期间，叶剑英同志从南京来电，说国民党政府已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闭会那天，正式宣布了改编的命令。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二九师辖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另一个教导团、五个直属营，共一万三千余人。我和刘伯承同志在长征期间相处，对他有所了解。他为人处事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熟思断行，军事理论和指挥能力都相当强。再次与他共事，我是很高兴的。

　　根据会议确定的出师三分之二的原则，党中央令八路军总指挥部率一一五师、一二○师先赴山西抗战；一二九师暂不出动，保卫陕甘宁边区。我主力部队向山西挺进，行进路线、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问题，需同阎锡山具体谈判，协商解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委派我跟随周恩来去完成这一任务。我是山西人，与阎锡山同乡，又在他办的太原师范读过书，晋军中有些熟人，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央派我去参加谈判，有这种考虑在内。

老八路

　　太原谈判与五台之行

　　八路军开动在即，谈判任务十万火急。

　　洛川会议结束那天，大家骑马的骑马，坐车的坐车，分头行动。我和朱德同志坐大卡车去铜川，半路上汽车抛锚，我们下来推着车子走，正赶上雨天，弄得浑身是泥。到达耀县，在一二○师司令部住下。周恩来同志先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我们去山西的事宜。九月三日，他来电要我们直接到西安东面一个火车站上车。我和朱德、肖克上车后，见到他和彭德怀、聂荣臻、程子华等同志。至潼关下车，坐船过黄河，抵风陵渡。阎锡山派来的迎接官员和专列小火车，已等在那里。略事寒暄后，阎的秘书梁化之等人，便陪同我们上车续行。因一一五师已开至山西境内，至侯马车站，聂荣臻同志便和大家告别，去一一五师。火车开至临汾，停下来住了一夜，五日下午，我们方抵太原。

　　从风陵渡一路过来，见到的是兵荒马乱的景象。省府太原，也不例外。那时，日本侵略军节节推进，已逼近晋东北的边境。攻陷张家口之敌，兵分两路，一路沿平绥路西进，直指大同；一路沿宣蔚公路南犯，拟突破恒山要隘，直取太原。攻陷南口之敌，则沿平汉线南下，企图夺取保定、石家庄，进窥娘子关，从晋东楔入。山西境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那年秋天，暴雨成灾，数万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大量从冀绥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及伤病员，四处流浪，无人收容，更增添了混乱气氛。阎锡山唯恐山西有失，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声誉，亲自跑到岭口行营，坐阵督战。迎接我们的军政官员，固然欢迎八路军出师抗日，但普遍忧心忡忡，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悲观情绪。周恩来同志充满信心，纵谈抗战形势及必胜前途，倒是给这些官员们打了针强心剂。

　　阎锡山属下，先是安排我们在绥靖公署的高级宾馆下榻。思来说：“这里出出进进都是阎锡山的人，我们内部谈事情不方便，还是搬到彭雪枫那里住吧！”大家表示赞成。第二天就搬到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和雪枫他们住在一起。彭雪枫精干潇洒，能武能文，是办事处负责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党就派他驻太原。后刘少奇也来这里，与新军的薄一波等同志配合，一道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欢迎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为抢时间同阎锡山会谈，七日凌晨，恩来和我即乘汽车去雁门关以西的岭口。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我们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这位山西土皇帝，和蒋介石差不多，外战外行，患有恐日症。日寇已经打到他的家门口，不抵抗吧，面子上过不去，难向国人交代，打一家伙吧，又没取胜把握，生怕惹火烧身，连老本都赔掉。所以，他表面上摆出一副“守土抗战”的架式，实际上准备见凤使舵，对日妥协，保存实力。他对部下曾说：“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剿共。”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

　　我们同阎锡山的谈判，主要有三个内容。

　　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对他的“联共”态度及“守土抗战”主张，给予积极的评价。希望百川先生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我们合作抗战到底。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经反复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

　　二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恩来同志指出，我党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前已同百川先生商定，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和南下之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现一一五师已经入晋，正在侯马一带修火车路，一二○师即将入晋；一二九师尚在整顿中，晚些时候才能出动。八路军入晋部队希望早日到达预定地域作战，请阎锡山给予支持和方便。阎锡山满口答应，同时扼要介绍了他的大同会战部署。我们也提了些意见，供他参考。阎锡山搞的是阵地防御战，从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主要想依托这些工事“守土抗战”，对我们主张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一窍不通。这点给我们印象较深。

　　三是我入晋部队的薪饷和装备补充问题。我方指出，八路军薪饷短缺，装备很差，要同强敌作战，必须解决后勤供应问题。我军急需补充的物资，包括枪炮，子弹、炮弹、炸药、刺刀、手榴弹、军毯、皮衣、棉衣、通信器材及医药卫生材料等数十项，应在部队路过太原时，予以解决。薪饷问题，应与第二战区的友军同等待遇，不能厚此而薄彼。阎锡山答应得满干脆，但后来只给了点棉衣和弹药，别的均未落实。

　　阎锡山以李服膺第六十一军镇守晋东北的天镇、阳高，屏障大同。骑兵军赵承绶部及傅作义第三十五军、王靖国第十九军，均集中于大同附近。傅作义部不是晋军，阎锡山对他们吃不透，不放心，他希望我们去见见傅作义，疏通关系，与晋军共同准备大同会战。恩来同志表示同意，当晚我们即赶到大同，与傅作义谈了两三个钟头。他给我的印象，忠厚、谦虚、友好，对我党很尊重，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度。因国民党害怕发动群众抗日，恩来同志特别强调抗击日本侵略者，不能单靠正规军，一定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与正规军共同作战。恩来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对他很佩服。当晚，我们返回雁门关，在火车站过夜，第二天即回太原。没过几天，天镇、阳高、大同相继失守，晋军溃不成军，主力退守内长城一线。后来，阎锡山迫于舆论压力，把失守天镇的指挥官李服膺给杀了。

　　回到八路军办事处，恩来向朱德、彭德怀、彭雪枫等人，介绍了与阎锡山、傅作义谈判的情况。大家认为，国民党的作战方针是消极防御而不是积极防御，是以阵地战而不是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是单纯依赖正规军而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相当一部分上层人士中患有恐日症，妥协投降的危险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坚持洛川会议的方针，独立自主，发动群众，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并且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打击和牵制日寇。在太原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同志要我回家乡看看。开始我不想走，觉得大家如此繁忙，我回去探家算什么，说：以后再说吧！但他们对我说了好多理由：太原这边我们人手不少，工作有一定基础，你能走得开；五台山区战略地位重要，是我们下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地之一，你去走一趟，能扩大党的影响，为将来做点准备工作，阎锡山很重视老乡关系?相当器重你，你回家探亲，他不会故作刁难；你和家人离别多年，回去看看，合情合理，不能让人家说共产党人不讲人情嘛！彭德怀同志还送我六十块钱，要我给家里买点东西。

　　九月中旬，我带上警卫员乘阎锡山的小汽车去五台县。到了东冶镇，下车步行，在去永安村的路上，见有个老汉背着东西行走，满吃力的，近前一看，竟是我父亲。父子情深，一别数年，仓促相见，十分激动。我连忙搀扶着父亲回到村里，受到家人和乡亲的热情欢迎。离乡十二载，戎马倥偬，转战南北，没有机会和家人团聚，但故乡的山川草木，亲人的音容笑貌，却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中。年年岁岁花常发，岁岁年年人不同。十二个春秋过去，故土面貌依旧，人的变化不小。母亲于头年去世，棺材还放在家里。父亲年逾占稀。两个姐姐早巳成家，有儿有女，苍老了许多。妹妹在教书。女儿松枝，成了十二、三岁的姑娘。我乍一回来，家人恍如隔世相见，悲喜交集的心情，难用笔墨形容。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奔走相告，前来看我的人，络绎不绝，我家忙得不可开交。人们的最大变化在思想方面，抗战是中心话题。多数人对共产党、八路军积极抗战，持赞赏态度，提起国军的节节败退，无不喟然兴叹，普遍担心家乡沦丧，当亡国奴。我说，日本人来了，你们就拉起队伍，上山打游击去！我父亲有文化，又因儿子是“匪首”之一，多年一直关心国事、政事，经常通过看报，了解党和红军的活动，了解我的踪迹。所以，思想比较进步，认为共产党爱国爱民，比国民党强得多。他说：“象谦，看来你这条路走对了！”我说：“逼上梁山哪！”后来听妹妹说，那些年国民党反共，阎锡山看在同乡份上，倒没来家里找麻烦。只是有次蒋介石派了两名副官来，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俩人进门很客气，说是蒋校长派他们来，问问家里知不知道徐向前的下落，有什么困难没有?我父亲回答说：“自从象谦考上黄埔军校，就不知哪里去啦，连点音讯也没有，我正要找你们蒋校长要人呢！”弄得两名副官哭笑不得，匆匆离去。可见，老百姓也会和“蒋委员长”斗智啊！

　　我在家只住了三天，便返太原。这时，阎军正奉令向雁门关以南纷纷撤退。沿途所见，尽是些溃退官兵、伤号，土气沮丧，纪律败坏，衣装不整，简直不象个军队的样子，叫人又可气，又可叹。军队腐败到这种地步，不打败仗才怪呢！

　　九月下旬，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向晋东北挺进，首战平型关，取得歼灭日寇精锐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千余人的重大胜利。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败，成了鲜明对比。平型关之战，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太原城内一片欢腾，全国各地的贺电、贺信雪片似地飞来，前来八路军办事处祝贺的人群一批接着一批，弄得大家应接不暇。我党我军的声望空前提高，这对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增强全国人民的抗战必胜信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太原有不少五台县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任职。周思来同志要我利用同学、同乡的关系，开展统一战线]二作。我有日寸陪恩来同志一起出去，一般多是单独活动。每天的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什么同乡宴啦，私人拜会啦，小型座谈啦，校友会啦，群众集会啦，差不多是逢请必到，逢到必讲，逢讲必宣传抗日。我曾陪恩来同志去太原师范讲演。他讲了形势、国家危难，各界一致团结对外，反对西太后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思想，号召有人出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我也讲了话。有天，我的同学武尚仁、郑季翘来办事处，邀我去教育公会自省堂，给青年人讲讲抗日问题。他们说，里面有不少平津流亡学生，从“一二·九”就搞抗日救亡运动，现在抗日运动真的到来，又束手无策，不知怎么个搞法。教育公会自省堂设在中山公园里，我去的时候，有好几百热血青年，高呼口号欢迎，气氛很感人。我在讲话中，着重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及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政策，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如何做抗日工作的问题。我说：首先要有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做好抗日工作。其次，要有过艰苦生活的准备。’胜利——定属于我们，但胜利是靠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得来的。万事开头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山西省地广人多，山高林密，把群众发动起来，我方到处是营垒，是战场，是打击日寇的生力军，就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离开了民众，只身奋斗，将一事无成。青年们听了，都很高兴。还有一次，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东北籍爱国人土杜重远先生，畅谈抗日形势及前途，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彭雪枫和我在座。我们谈的中心内容，也是如何发动和组织民众抗战的问题。相信民众还是害怕民众?全面发动民众抗战还是单纯依赖正规军队作战?直接关系抗日战争的命运和前途，是我党同国民党的分歧之一。杜先生十分赞赏我党的方针，事后在报纸上还报道了这件事情。

　　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原是我在太原师范读书时的校长。此人当过阎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能文能武，颇受阎锡山器重和信任。他知道我是他的学生，曾专门约见我，听取我党的抗日主张，态度比较诚恳。他问我；万一太原失守怎么办?说明他当时正忧虑这件事，想到了下一步棋。我说：万一守不住，就要事先炸掉小钢厂，军工厂之类的工业设施，不能留给日本人。要组织民众，坚壁清野，把日寇困守在太原城内，逐步消耗和消灭他们。他点了点头。听薄一波同志说，赵向阎锡山说过这个意见，但阎没有吭气。我们还谈到武装民众的问题。他是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阎锡山为主任委员)，主管动员民众的工作。虽然从省到村，都成立了动员委员会，立了方案、章程，但实际上仍是采取抓扶、摊派的形式，强迫群众挖战壕，抬伤员，运送军需品等，既缺乏真正的思想动员，又不敢放手武装群众，让群众起来自己保卫自己。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要求他们根本改变也不可能。但我向他介绍了我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经验，供他们参考。赵戴文当时表示赞成我们的意见，后来果真搞了些“人民武装自卫队”。太原、临汾沦陷后，有相当一批“人民武装自卫队”转入我党我军手中，成为坚持抗战的革命武装力量。

　　那时，朱德、彭德怀已率八路军总部，离太原去五台山区，来电要我去那边做阎军的统战工作。我告别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再次去五台。在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同志向我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我军的总部署：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重点控制五台山脉，形成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间的广泛游击战争，配合晋绥军的正面作战。要准备敌人占领整个华北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工作，应紧紧围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进行。当时，阎锡山的作战指挥部也迁至五台地区，从雁门关、平型关一线撤下来的晋军纷纷向这一带集中，还有些土匪和杂牌队伍，乱糟糟的，简直不堪收拾。朱总司令让我与黄永胜和另一位同志(原二方面军的，名字记不清了)，组成一个小组，去做友军的统战工作，帮助他们提高土气，稳住阵脚。我们在豆村、台怀镇、东冶镇等地展开活动，陆续会见了杨爱源、李俊功，田世俊、金宪章等阎军长官，讲了些抗日道理和带兵经验。针对他们部队纪律败坏的现象，着重讲如何加强政治工作，如何爱护民众、团结民众、依靠民众的问题。因我一一五师平型关一仗杀出了威风，八路军名声大震，因而国民党官兵见到我们，显得格外尊重，也表示愿意向八路军学习。只因上层腐败无能，畏敌如虎，即使有些爱国官兵，愿意重整旗鼓，守土抗战，也莫可奈何。不久，杨爱源就率第六集团军总部，逃往太原去了。

老八路

　　转战晋东南

　　我在五台活动期间，战局愈加吃紧。晋北方向，敌陷崞县、原平后，正向忻口进击，晋东方向，攻陷石家庄的一路敌军，则向娘子关逼近。国民党军队分别在这两个方向上布阵扼守，以便阻止日军钳击太原。

　　我党中央根据战局的发展趋势，对八路军的作战区域重新作了调整。以一一五师位于晋东北的五台山区，一二O师位于晋西北的管涔山区，从侧后打击进攻忻口之敌；以一二九师向正太路两侧开进，配合友军巩固晋东一线，战略退路为太岳山区，以薄一波同志率决死一纵队转至晋东南，发动群众，立脚生根。如太原失陷，我军即以五台，管涔，太岳三大山区为依托，建立抗日根据地，互为犄角，发展游击战争。

　　由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率领的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入晋后尚在执行原定计划，向晋东北开进。部队路过东冶镇，见到了我，大家都很高兴。陈锡联、汪乃贵说，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时，有两件事许多人想不通。一件是“改名换帽”，将红军的番号、帽徽改成国民党中央军的，感情上受不了。一件是整个红军仅改编为三个师，干部层层下放，我们的军长、师长，明明能带一个军、一个师作战，现在却只能带一个团、一个营。为此，上级做了不少工作，部队情绪才稳定下来。我说：蒋介石就是那么个人，八路军越多他越害怕，变法限制你。阎锡山也一样。到了山区，你们放开手脚自己干，独立自主嘛！这是毛主席的主意，对付蒋介石、阎锡山的好办法。他们说：部队听说一一五师打了大胜仗，早就憋足了劲，恨不得马上开到前线，也打个漂亮仗，向党中央报捷。我说：不着急，日后有的是仗打，先开，上去，“占山为王”，象鄂豫皖初期那样，发动群众，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结合，搞游击战。我特别强调，八路军是由红军的战斗骨干组成的，别看国民党军队多，他们几十、几百人，也顶不上我们一个。要珍惜力量，注意研究日军的战术特点，积小胜为大胜，决不可死打硬拼。那时，陈锡联，汪乃贵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战斗经验不少，但要独立搞块局面，和国民党部队联合作战，毕竟是“初出茅庐”。我有点担心，才反复叮嘱他们。

　　忻口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日军投入五万多兵力，与卫立煌等部及晋绥军八万余人，打得难解难分。忻口是太原的屏障，利守难攻，丢了忻口，太原难保，阎锡山、卫立煌下决心死守，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双方伤亡惨重。我晋东北、晋西北的八路军所部，连续向敌后方出击，配合友军作战。七六九团从东冶镇北进，行至代县境内，发现阳明堡西南有个日军机场。弄清敌情后，一个夜袭，毁掉敌机二十四架，歼灭日军一百余人，旗开得胜。那些飞机是日军为配合进攻忻口用的，全部被我搞掉，对友军的正面抵抗，无疑是个极有力的支援，显示了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神威。

　　十月二十六日，晋东天险屏障娘子关失守。那天下午，朱总司令要我执行新的任务，立即率七六九团去正太路以南的昔阳归建，打击和牵制从娘子关西进之敌，尽量迟滞敌人沿正太路进击太原。七六九团当时驻郭家寨，我去那里带部队南返，陈锡联、汪乃贵他们兴高采烈，对我叙述了打阳明堡的战斗经过。这一仗，侦察清楚，决心果断，部队勇猛机智，一举歼敌。但三营营长赵崇德不幸牺牲，年仅二十三岁。南返途中，路过永安村时，我请陈锡联、汪乃贵，范朝利、丁先国等团的干部，在家吃了顿中饭。部队分散在各家各户，均受到热情款待。我家招待的是莜面窝窝，合酪和羊肉炖山药，陈锡联他们是南方人，不晓得莜面吃多了会胀肚子，饱餐一顿。下午走在路上，几个人都喊肚子难受，弯腰弓背，连马都不能骑。我说：“谁让你们吃那么多呀！”只好令部队停止行进，在坪上宿营。

　　次日拂晓出发，向南急进，途中吃住遇到不少麻烦。原因是国民党军队四处抢掠，抓丁拉扶，害苦了老百姓。群众听说军队路过，躲的躲，藏的藏，吓得要命。我们戴的是“青天白日”帽徽，要费许多口舌向群众解释，说明是八路军，真正打日本的，他们才转变态度，供部队吃住。行至盂县获悉，突破娘子关、石门口的日军两个师团，正分路向阳泉、平定进攻。刘伯承师长来电，要我们不要停留，迅速穿越正太路。十月三十日那天，部队急行军十八个小时，连夜从寿阳、平定间赛鱼、测石镇越过铁路，抵横河、畔峪沟宿营。至寿阳以南的张净铁时，与林彪、陈光率领的三四三旅会合，我们暂归林彪指挥。

　　这时，阎锡山已经放弃忻口，准备“依城野战”，确保太原。西向太原进击的日军，一路从寿阳西进，另一路从昔阳向平遥方向迂回。刘伯承、陈赓率三八六旅等部，在黄崖底伏击敌一○九师团一三五联队，歼敌三百余人，七六九团配合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和一二九师三八五、三八六旅，在广阳、沾尚地区伏击敌二十师团一部，毙伤敌千余人。

　　战后，我率七六九团赴昔阳归建。师部住赵壁村，我在那里见到了刘伯承、张浩、李达等同志。总部要求我师一面与一一五师三四三旅相互配合，采取伏击、侧击、尾击等战术，打击西进太原之敌，一面依托太行山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十一月九日，师部决定将主力南移，至和顺县石拐镇一带休整，留下七六九团在昔阳地区游击。当晚，太原陷落。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是国民党消极防御的必然结果。

　　以太原失陷为主要标志，华北的抗战，进入一个新时期。正如毛主席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的：“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三七八页)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将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充分发展，显示它的巨大威力。

　　根据太原失陷后的形势与任务，毛泽东同志对八路军在IU西的活动，作了如下的部署：第一，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寇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LU西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如晋西北的神池、宁武、静乐，晋东北的五台、盂县、蔚县、广灵、灵丘，晋东南的昔阳、和顺、辽县，晋城，晋西南的离石，中阳、孝义、灵石、蒲县等。第二，估计国民党为保卫河南，在晋城、临汾未失以前，部队不至退出山西，刘湘部亦有开入山西的可能，但不能指望他们长期支持战争，而必须以八路军为全[山西游击战争的主体。第三，吕梁山脉应成为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必须立即派主力一部(林彪师)前往开辟工作。一二○师在晋西北，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第四，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的方针，自筹枪支、军饷。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团结左翼力量，打击汉奸势力。各师以一部兵力担负袭击敌人的任务，而以大部兵力尽量分散于各要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大部靠近铁路公路钓地带，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敌快要到的地区，先工作，敌暂不到的地区，后工作。“如此作去，期于一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之进攻。”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按照上述精神，师部在和顺县的武家庄、石拐镇，两次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部署工作。刘伯承、张浩讲了话。会议明确指出，太原失陷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开辟晋东南根据地。一面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一面分兵发动群众，扩大队伍。会议决定，在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的方形区域内，建立四个军分区，并由师参谋长倪志亮负责，组织晋冀豫军区。会后，刘伯承率师部移驻辽县，各部队按指定区域派先遣队或工作团发动群众。我和赖际发率主力一部在和顺县西部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守榆社的汤恩伯部击敌。

　　汤恩伯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所部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参加南口保卫战而名噪一时。太原失陷后，蒋介石唯恐日军向河南推进，遂派汤恩伯率部赴晋东南，巩固山西，策应平汉线，其指挥部驻榆社。汤来后即与我军联系，想和我们商谈协同作战事宜。那时，邓小平同志已来一二九师。师部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和我去榆社与汤恩伯谈判，联络员是李聚奎同志。去后我们住在一所学校里，刘、邓和我睡一个土炕，商量事情挺方便的。和汤恩伯会谈，内容有二：一是如何改造军队，整饬纪律。汤恩伯的军队，纪律败坏，出了名的。刚刚开进山西，老百姓就尝到了苦头，弄得怨声四起，舆论大哗，连阎锡山都看不过去。我们向他指出了这一点，说明脱离了群众，便无法坚持抗战。八路军虽然人数不多，但纪律严明，军民关系密切，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这是我们屡屡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对此，他无法否认，讲了些漂亮话，搪塞一番而已。二是鼓励他从大局着眼，支持山西战局，不要退往黄河以南。只要他能定下决心，阻止日军南下，八路军一定积极配合。他表示愿意同我们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但又说要服从军令，上面如果让他撤，他也没办法。言外之意是，如果下一步放弃山西，他不负责任。第二天早晨，大雪纷飞。我和赖际发又去汤的住处，和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希望他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汤恩伯不愿正面回答，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八路军听他指挥，帮他打仗，别的事情不要过问。没谈出什么名堂，我们遂告辞而归。没过多久，他便率部跑到河南去了。事后看来，他跑了极好。他跑了，我们就好放开手脚，建立根据地，他不走，占着那块地盘，你又不好去动他，反而麻烦。

　　石拐镇会议后，一二九师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政权，短时间内，收到了显著成效。

　　首先是建立各县区的游击支队。师部先后派出约三分之二的兵力，下到各县区，开展这项工作。一般是以连为单位，配上几名领导骨干，独当一面。指战员多为老红军，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搞这套有办法。他们象种子似的，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早建立的一批队伍有：“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汪乃贵支队、“赵(基梅)涂(锡道)”支队，“谢(家庆)张(国清)”支队、平定区游击队、长凝区游击队、祁县游击队、太谷地区游击队、榆社工人游击队、寿阳游击队等。游击队成员，主要是农民。建立游击队，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配备强有力的领导骨干。否则，便不能保证其革命性、战斗性、独立自主性。

　　其次是利用统一战线关系，组织和发展武装力量。例如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就是在我党与阎锡山合办的“军政训练班”、“国民军军官教导团”的基础上形成的。薄一波同志是主要领导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陆续清理一些反动军官，请求八路军派干部帮助工作，终于使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一支抗日劲旅。杨秀峰同志则以国民党河北省民训处的名义，组织了冀西游击队。

　　再次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晋东南的“牺盟会”组织，虽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但各县、区、村级政权，未根本改造，是一大障碍。这些政权机构的头头脑脑，多系国民党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千方百计刁难、限制、破坏，给我军筹粮、筹款、扩兵，制造重重困难。事实证明，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啥都干不成。我仃J同国民党有统战关系，不便公开撤换他们。怎么办Y一是统。部队开进一个地区，先与国民党的县长，区长开谈判，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合作抗日。谈妥几条，协议在手，他们违犯的话，便可名正言顺，“兴师”问罪。二是挤。“釜底抽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我们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不怕他们捣乱。有些顽固的县、区长，见势不妙，只得卷起铺盖溜走，政权便落入抗日军民手中。我有个远房亲戚，在榆社当县长。他和我争论，说他是一县之长，八路军不要搞什么政权。我反驳了他，后来把他挤跑了。三是武装打击。这是对勾结日寇的汉奸政权而言，一经发现，则坚决铲除，绝不留情。“秦赖”支队在西坑村，发现那里的村长、地主勾结起来，秘密组织“维持会”，便将他们一网打尽。八路军和游击队有了自己的政权，才能形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最后是收编散兵。晋东南一带，跑散的国民党官兵甚多，打着“抗日军”、“游击队”的牌子；为非作歹，扰害群众。这是一大祸患，直接危害我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巩固。为此，我们发表了《告散兵书》，欢迎他们投奔八路军。愿留者留，条件是打日本强盗，为民族解放，不侵犯民众利益，共同艰苦奋斗。不愿留者则放下武器，发给路费，开具证明，让他们走。继续流散乡里，危害抗日军民者，则以破坏抗战论罪。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晋东南的抗日游击武装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了点面结合的游击网。为培训游击战争骨干，师部决定开办晋冀豫军政学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开学，第一期招收学员四百多人。师的领导干部都去讲过课。这所学校，为抗日战争造就了不少军政干部。

老八路

　　积小胜为大胜

　　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关键是要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这是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据此，一二九师从一九三七年冬至翌年春季，连续战斗，不断胜利，从而有力打击了日寇的进攻凶焰，为晋冀豫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反六路围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旬，正太路沿线的日军，蠢蠢欲动，有向我晋东南地区进犯的企图。师部决定，派陈赓率七七二团向正太路寿阳以南游击，伺机伏击进犯之敌。

　　敌发现七七二团进至松塔地区，当即从平定，昔阳、榆次、太谷等地，出动两千余人，兵分六路，对我实施马蹄形包围。二十二日拂晓，战斗打响。七七二团在松塔地区与敌激战一天，当晚向南北军城转移，准备侧击敌人。在那里，又遇上另两路敌人，激战竟日，没占到便宜，当晚撤出战斗，又向榆村湾一带转移。这两次激战，我伤亡五—卜余人，副团长王近山负伤。刘伯承同志一面令外线的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积极活动，牵制和迷惑敌人，一面派我去前面了解情况，指挥战斗。我们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与敌周旋，抓住小股敌人，就打一家伙。日寇因捕捉不到我军主力，地形又不熟悉，遂全部撤回。这一仗，我军共毙伤敌六百余人。

　　军民在欢庆胜利声中，迎来了一九三八年。午后，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正式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同志奉命返延安养病。张浩是个好同志，工人出身，待人诚恳坦白，公道正派，肯动脑筋，有独立见解，身患严重肺病，仍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他返延安不久，即病逝。

　　凤凰山战斗

　　二月初，师部在辽县开会，决定我师主力向平汉路东发展。首先进击昔阳之敌，尔后乘胜向东突进，在平汉路两侧建立新的游击区。接着，又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进行部署和动员。刘伯承、邓小平和我，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各部队根据自己担负的任务，统一思想认识，制定行动计划，分别向指定的地区开进。刘伯承和我去三八六旅旅部。十六日，该旅七七一团向正定、昔阳间开进时，昔阳守敌三四百人出动，企图阻止我军。被我诱至凤凰山附近，打了个伏击。敌伤亡百余人，退回昔阳。

　　长生口战斗

　　在长岭，我们接到“朱彭”电令，要我师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协同，截断正太路，配合友军“反攻太原”。我们遂改变原计划，决定向正太路东段井陉进击。具体部署是：以七六九团袭击日军重要据点旧关，吸引井陉的援敌西出；七七一团、七七二团伏于旧关和井陉间的长生口地区，围歼援敌。师部驻吕家村。

　　二月二十日凌晨四时，我七六九团三营向旧关发起攻击。当部队冲入街心时，发现敌预有准备，依托后山上的工事和优势火力，向我猛烈还击。三营与敌相持了两三个小时，毫无进展，乃撤出战斗。这时井陉的援敌已经出动，在长生口与我打援的先头部队遭遇，接上了火。伏击战变成了遭遇战。我先后将增援的三股日军约四百余人击溃，一直追到井陉城下。这次战斗，共毙俘敌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敌汽车五辆。我亦伤亡近百人。

　　神头岭战斗

　　长生口战斗结束后，“朱彭”命令我师南移，牵制晋东日军向黄河一线进攻，配合一一五师主力和晋西北的一二○师作战。二十七日，师部返回辽县，召开支部书记及连以上干部会，作南移动员。三月十句，部队向襄垣一带展开，拟在邯(郸)长(治)公路，伺机歼敌。

　　邯长公路横贯太行山脉，为日军的重要运输线。东起邯郸，中经涉县、东阳关、黎城、潞城，直抵长治，均有日军把守。据侦察，黎城守敌仅三百余入。师部决定，袭击该城，吸引涉县、潞城的援敌出动，相机打援。战斗部署下达后，小平同志和我去总部汇报工作，刘伯承同志留下组织指挥战斗。结果，在神头岭伏击成功，共毙俘敌一千余人，骡马六百余匹。

　　响堂铺战斗

　　三月下旬，刘伯承、王新亭、刘志坚等同志，去总部出席东路军将领会议。那时，日军正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后方运输十分繁忙。邯长公路上，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国民党军队已纷纷退往黄河西岸，蒋介石却命令我军不准一兵一卒过黄河，企图假手日军消灭我们。我们的口号是“与华北共存亡”，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日寇。小平同志和我决定，将部队东移，在涉县和东阳关之间，再打个伏击战。

　　东移途中，细雨霏霏，道路泥泞，春寒逼人。部队忍饥熬寒，冒雨行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我们的设伏地点，选在东阳关和黎城之间的响堂铺一带，通道沿着干枯的河床延伸，南北两侧皆险山隘路，只要把东西两头一卡，敌人便无路可逃。我们以七七一团为右翼，伏于宽漳、后宽漳；七六九团为左翼，伏千杨家山、江家庄一线，并以小部兵力警戒涉县方向的援敌，七七二团作预备队，伏于右后方的马家拐，并警戒东阳关方向的援敌。小平同志率帅直进驻佛堂沟，我的前沿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小山坡上。战前我和陈赓及团的干部，看了地形。小平同志和我到七六九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战斗动员。

　　三十日午夜，我军神速，秘密、隐蔽地开进伏击阵地。拂晓前，接到七七二团的报告，说我伏击部队后方马家拐，出现二百多敌人，可能要断我退路．请示要不要撤出伏击阵地?我当时判断：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我军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遂一面告诉七七二团，不准乱动，一面派参谋邓仕俊等，查清虚实。结果证明，东阳关方向的敌人，并未出动，警戒分队看到的，是些赶着牲口走夜路的老百姓。

　　晨八时半，从涉县开往黎城的一百多辆汽车，进入我伏击圈内。我七六九团、七七一团突然出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奔豕突。经半日激战，将敌第十四师团辎重队的森本和山田两个中队除三十余人逃跑外，其余共四百多人全部歼灭，缴步枪二百余支，轻重机枪十五挺，炮四门。一百八十多辆汽车，全部被我焚毁。战斗临近结束时，东阳关及黎城方向的四百余敌人赶来援应，被我七七二团一举击溃，逃回据点。等敌机飞来狂轰滥炸时，我早已撤㈩战场。战后，小平同志和我向师部和“集总”报告了战斗经过；反九路围攻

　　日军在晋东南连续受挫，后方受到极大威胁，震怒不已。四月初，从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及邯长公路的重要据点，出动三万余人，兵分九路，企图将我主力围歼于榆社、辽县、武乡间。

　　根据总部的反围攻指示精神，四月上旬，师部在西井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和确定了反围攻的部署：一是集中主力，隐蔽待机，击敌一路，首先消灭从武安、涉县西来之敌；二是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结合，发动群众，空舍清野，破坏交通线，多方游击和袭扰各路敌人，三是机动作战，内线外线相配合，要活打不要死打，击敌一路不得手时即迅速转移，寻找战机，击敌另一路。会后，邓小平、陈锡联率三八五旅一部兵力去辽县，牵制北面和西面的来敌；伯承同志和我率三八六旅主力东移，执行“涉武计划”。

　　十日，我军进至乱石岩、鸡鸣铺一带山地设伏。但涉县、武安的敌人未出动，我们的埋伏落了空。总部又令我师西移，配合国民党曾万钟第三军还击南进之敌。曾万钟部消极避战，放弃武乡。总部要求我师在武乡、榆次间打个歼灭战。十三日，部队移至贾豁镇一带，待机击敌。

　　进犯晋东南的各路敌军，虽占领了一些县城和据点，但抓不到我军主力，又屡受游击武装的袭扰，供应十分困难。北犯辽县的敌军扑空后，怕遭打击，慌忙回窜，占领武乡的敌一一七联队亦向襄垣方向撤退。根据总部指示，我三八六旅与一一五师之六八九团，分左右两路纵队，连夜出动，猛追这股敌人。我们沿浊漳河北源，急行军九个小时，追到长乐村附近的河谷地带，咬住了敌苫米地旅团辎重队及一部主力。经半日激战，将敌大部歼灭，并击退回头增援之敌，共毙伤俘敌二千二百余人。我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身先士卒，头负重伤，不幸牺牲。他是鄂豫皖时期参加红军的，作战勇敢、沉着，善于团结同志，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战后，师部开了个隆重的追悼会。伯承，小平和我及陈赓等同志都参加了，大家十分难过。

　　长乐村一仗，打得敌人心惊胆寒。蒋介石还发来了“嘉奖电”，但对消极避战的曾万钟却没有一点制裁。此后，各路敌军纷纷回窜，我军各部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至四月下旬，战斗结束。半个多月的反九路围攻，我师与兄弟部队相配合，先后共歼敌四千余人，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晋城等十八座县城，晋东南地区基本上为我控制，晋冀豫军区亦宣告成立。从此，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我军连战皆捷，胜利发展，主要原因是：第一，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部队进入晋东南地区后，趁国民党军队溃败之机，及时而果断地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游击网络，建立地方政权，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广阔的回旋余地，初步奠定了部队生存发展的基础。第二，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利用太行山脉的有利地势，有游有击，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这一点，领导思想一致，最关重要。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能深刻领会毛主席的山地游击战思想，不断总结经验，精心钻研游击战术，坚定不移地搞游击战这一套。第三，从实际出发，贯彻了小而活、快而稳的作战原则。敌人装备好，机动力强，训练有素，骄横无比，是相当难啃的对手。我们的作战原则是：小打而不能人打(量力而行。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活打而不能死打(战术灵活多样，采取侧击、伏击、尾击、吸敌打援等战术手段，多打运动之敌)；快打而不能慢打(保持战斗的突然性，速战速决，打完就走)，稳打而不能蛮打(每战周密计划，细致侦察，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些作战原则和方法，证明是符合游击战争规律的。第四，我军的胜利，还来源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红军时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进一步发扬光大。我军对敌狠，对己和，官兵一致，军政一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而具有旺盛的战斗力。第五，兄弟部队的有力配合。一二O师战斗在晋西北，一一五师分别战斗在五台山区和太岳山区，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对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起了重要策应作用。

　　就在我们反九路围攻胜利的时刻，中央来电：张国焘背叛革命，公然投靠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公布。我听了这件事有些吃惊，没想到他会堕落到这般地步。大浪淘沙。这种人被历史淘汰，也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四月下旬，师部召开干部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拥护，纷纷表示坚决团结在党中央的旗帜—卜，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到底。

老八路

第十六章　冀南平原造“人山”
　　初到冀南

　　一九三八年春，日本侵略者趁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从华北抽调大批兵力南下，准备攻占徐州，进窥武汉。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一个不仅向着山地，而且向着平原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四月二十一日，对一二九师作了发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

　　(一)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当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二)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形式。

　　(三)报据上述的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的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

　　为贯彻这一方针，朱彭命令我师迅速分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四月下旬，师部在辽县召开会议，确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全师主力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平汉路以东)，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五支队)组成，由我率领，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以三八六旅主力组成，由陈赓率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这一部署，以发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为重点，直接威胁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并可形成，东接鲁西北、南进豫北的有利态势，因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月二十六日，我和刘志坚等同志告别刘伯承、邓小平，率“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翻越太行山，横穿平汉路，经四昼夜行军，抵达南宫，与率先在冀南开辟工作的陈再道、宋任穷等同志会合。

　　冀南平原地势坦荡，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为河北的主要产粮、产棉区。包括邯郸、邢台、巨鹿、南宫等三十四个市县，人口六百五十余万，面积约—卜匕万一千余平方公里。早在大革命时期，那里就有我党的活动。一九三五年，党组织又领导任县、隆平(今隆尧县)等县人民武装暴动，扩大了党的影响。抗战爆发后，中共北方局和平汉线省委加强了对冀南特委的领导，由马国瑞任特委书记，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斗争。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冀南地方党派了几个同志来一二九师师部，说国民党军队都跑了，要求我们派武装力量去收拾局面。伯承和我商量的结果是暂时抽刁；出部队，先派几个人去看一看。于是，令张贤约同志带了几名干部，名义上叫先遣支队，进入冀南西部的沙河、邢台一带，了解情况，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卜一月间，为扩大晋冀豫根据地，更大规模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师部正式制定了“路东计划”，派孙继先，胥光义率三十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冀南乎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等地活动。短时间内，队伍发展到三四百人，并且将部分农民和收编的地方武装，组成了两个游击支队，证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大有希望。十二月中旬，我们又派陈再道、李菁玉同志率七六九团四个步兵连及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去冀南会同孙继先、胥光义支队，在南宫地区消灭了一些伪军、土匪，立住脚跟，向周围各县开展工作，扩大力量。一九三八年三月，复派宋任穷同志率骑兵团前往，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根据地。原冀南特委撤销，成立中共冀南省委，李菁玉任：书记。他是南宫县人，曾任中共南宫中心县委书记、平汉线省委书记，对冀南的情况很熟悉，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那时，晋察冀的游击战争已扩展到平原地区，山东的抗日游击武装亦在平原初试锋芒。冀南、晋察冀和山东的经验，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从而制定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我们初到冀南，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刀：创新局面，大规模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冀南的情况十分复杂，三十多个县的范围内，敌我友三方犬牙交错，会道门组织及各色杂牌武装，盘根错节。什么日军喽，伪军喽，义勇军喽，民军喽，保安队喽，六离会喽……五花八门。当时，邯郸、邢台，威县、丘县、南和、临清等县城，均在日伪军手中。枣强、冀县、衡水，武邑、景县、阜城等地，由赵云祥的民军二路盘踞。南宫、巨鹿、武城、清河、广宗等县，则为我东进纵队和骑兵团占领。六离会的势力很大，主要在南宫、枣强、冀县、武强、清河地区活动。各种杂色武装，则遍布各县的乡里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拉上几个人、几条枪，便自封“司令”、“主任”的人物，简直不可胜数。

　　控制在我军手中的南宫县城，是冀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公路运输方便，处在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中间地带，利于我军生存发展和周转回旋。陈再道、宋任穷他们来到后，与冀南特委相配合，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建立了战地动员会、妇女抗日救国会、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并与国民党代表赵云祥、杂色武装代表段海洲协商，选出了冀南军政委员会，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权机构，行使权力。以南宫地区为中心，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平原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冀南的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我和一些同志反复交谈，研究这里的地形、民情条件，总结前一时期的斗争经验，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写成《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发表在五月二十一日的《群众周刊》上。

　　这篇文章里有几段话，可以反映我们当时的基本指导思想：

　　“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河北的资源，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象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荫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永。’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

　　“无论从主观上或客观上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地指出，空喊是不成的。必须我们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大家就有了信心，有了方向。党政军民拧成一股力量，为在平原创造“人山”，建立根据地，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条件。

　　首战威县。威县在南宫以南，是临(清)邢(台)公路的重要交通枢纽，日军高桥部及伪军一部驻守。我们计划首先依托现地，向南发展，袭击威县，伏击临清、平乡、邢台出援之敌，扩展根据地，鼓舞群众斗志。具体部署是：以六八九团一部攻击威县，吸敌出援，以骑兵团及东纵一部，位于临清至威县的公路附近，伏击临清援敌，以七六九团和五支队，位于威县以西的高阜镇，伏击邢台、平乡援敌。五月十日，战斗打响。六八九团夜袭威县县城，两个连悄悄从城东北角爬上城墙，摸到城东门时，抓住了敌哨兵。哨兵说：“你们别杀我，我去劝他们开城门。”我们的同志信以为真，上了当。那个哨兵跑回去报信，敌人开了火。我军的夜袭，变成强攻，部队冲进城去和敌人巷战，火力不行，又被压了出来，仅歼敌百余人，但自己却伤亡二百五十余人。当我部队猛烈攻城时，守敌派人去平乡求援，途中被我七六九团击毙，故打援计划亦未能实现。这一仗，得不偿失，证明一个战斗细节上出了差错，有时也会影响全局。我们平时反复强调各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原因就在这里。敌人遭我袭击后，恐慌异常，威县、临清的守敌相继逃往邢台，那带便落入我军手中。

　　次打六离会。南宫一带的六离会，不单是个封建迷信会道门组织，且为反动地主和汉奸控制，专与八路军为敌。该会信奉八卦教，以八卦中的第六位——“离”字命名，故称六离会。头头李耀庭，南宫人，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生，曾在直系军阀部队当过中将旅长，“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会员八万余人，多为受愚弄的农民群众。党中央指示我们，“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因而，部队初到冀南后，并未将该会列为武装打击的对象。但是，就在我军进攻威县的第二天，李耀庭竟唆使属下，在南宫以东的小屯、张马附近，武装袭击我派往夏津的津浦支队，抢走电台、马匹，杀害我支队政委王育民以下二十余人，制造了“张马事件”。

　　我们当即研究对策。我和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同志合作得很好，重要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商量决定。针对六离会的猖狂活动，我们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制定了四条措施：(一)主力部队向南宫附近集结，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二)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三)对反动首领坚决镇压，(四)散发告人民群众书，张贴布告，勿使群众发生恐慌。我们一面向师部报告，一面拘留了大汉奸李耀庭，并邀请小屯六离会会长宋印亭来南宫谈判。但宋印亭等人顽固不化，拒绝洽谈和交出我被俘人员。我们忍无可忍，令部队攻占小屯，夺回电台、马匹，救出几名被俘的战士，当场镇压了残害我方人员的六离会骨干宋殿元。

　　刘、邓复电，同意我们的方针和部署。我军继续与六离会的头头联系，争取和平解决，平息事端。但他们鬼迷心窍，不自量力，决心顽抗到底。他们与附近各县的六离会联络，纠合二万多人，向孙村、甘狼冢、西高村地区集结，准备攻打南宫县城。五月十六日，六离会在南宫东南之张马，甘狼冢一带，向我发起进攻。会徒门虽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但吃过“碟砂符”，迷信“刀枪不入”，头扎红包布，身披红带子，排成一些方队行进冲锋，看上去红彤彤一大片。我军沉着应战，步机枪、追击炮一齐开火，连续打退了他们的几次冲锋，最后用骑兵迂回包抄，一举打垮了他们，抓获了一批反动首领。这一仗，六离会分子伤亡百余人，如果不是我军有意控制，他们死伤还要多。所谓吃了*砂符便“刀枪不入”的鬼话，被事实揭穿，这对瓦解和争取六离会的群众，颇有益处。次日，我们和地方政府在孙村召开万人大会，揭露六离会头头破坏抗日，残害八路军人员的罪行，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又派出工作队，去各村镇开展政治宣传，动员会员只要交出“包袱’’(红布包着的法衣、护身符等)，脱离六离会，便不咎既往，否则，将严加惩处。在我强大政治攻势下，各地六离会纷纷解散，许多受骗成员觉醒过来，积极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六离会组织即土崩瓦解，南宫、冀县，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连成了一片。大汉奸李耀庭，反动首领高大奎等，均被处决。

　　对付六离会，打是一个关键。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不打，我们就存在不住，只有回太行山去，所以非打不可。但是，打又不能太狠，目的在于镇住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六离会的成员都是本地的老百姓，多数人受蒙蔽、裹胁，并非铁板一块，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为敌的，只是极少数。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是我们抗日的团结对象、依靠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事实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对头的。

　　三是分化和打击伪军。伪军是日寇“以华制华”的工具，但他们和日本侵略军也有矛盾的一面。尤其是多数劳动人民出身的官兵，并不心甘情愿充当民族败类，为皇军卖命。对待伪军，我们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重的方针，一面进行武装打击，一面加强敌工工作，积极争取他们反正。五月下旬，我六八九团、东进纵队二团和第五支队，在临清附近一举消灭“皇协军”张屏卿、冯午桥部一千余人。接着，又消灭李殿清、李守兰部千余人。冀南伪军见我势力大增，纷纷弃暗投明，携枪来降。其中，成建制倒戈反正的有三千余人。

　　四是收编杂色武装。党中央指示：对冀南的杂色武装“必须迅速设法改造或收编，以免被日寇及其他人利用”。我们一到冀南，就重视抓好这项工作。不久，邓小平同志打电报来催，说鹿钟麟将要来河北，收编杂色武装，必须加快步伐。杂色武装的主要特点就是杂：政治目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因而，既有被我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收买、利用的可能。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

　　原来，冀南特委和东进纵队，曾积极开展争取杂色武装的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他们与势力较大的段海洲青年义勇军团、赵辉楼民众抗日自卫军等部，均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另外还收编了些小股杂色武装。我主力部队挺进冀南，兵强马壮，声威远震，更是吸引杂色武装的巨大磁力，愈加有利于这一工作的开展。

　　我刚到南宫不久，就会见段海洲，商谈收编青年义勇军团的问题。他是个地主出身的大学生，满斯文的，国民党员。在冀南拉起一支六千多人的队伍，骨干多系旧军人和土匪，不完全听他的话。慑于八路军的声威，为保存实力，他一再表示愿意接受改编，与我军共同抗战。我们对他的要求，表示赞赏。我说：部队是你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收编时不给你拆散，保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为了统一序列，名字改一改，叫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吧！他回去后，就把队伍拉到南宫以西的苏村整顿，宣布改编，他当司令员，由我们派去的李聚奎同志任政治委员，徐深吉同志任副司令员。后来，那些旧军官和土匪，过不惯我们的艰苦生活，不愿受八路军纪律的约束，陆续拉着队伍溜走。反摩擦时，段海洲见国民党要收拾共产党，也吓跑了。剩下的一千多人，加入我军。

　　另一个是赵辉楼，宁晋县人，．旧军官出身，办过学校，有爱国思想。他领导的抗日自卫军共三千多人，在孙继先、胥光义挺进支队进入冀南时，即初步接受改编，活动在束鹿、宁晋、藁城及石家庄一带。我们到冀南后，他派政治部主任赵月舫来南宫谈判，要求正式改编。我和宋任穷等同志接见了他，谈得很顺利。赵月舫是共产党员，和赵辉楼关系甚好，办事干练，能全权代表赵部处理问题。双方商定，将赵部编为三个团，受一二九师领导，定名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暂仍在原地区活动。经师部批准，该支队由赵辉楼任司令员，赵月舫任政治委员。不久，与汪乃贵支队合并，组成东进八支队，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劲旅，在抗日和反顽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赵辉楼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杂色武装中的顽固派，则坚决予以打击，枣强县有个杨玉昆，自称忠艾救国军，与日本人勾结，相当反动。我带七六九团去把他抓起来，送往太行山去了。

　　我们正式改编段海洲、赵辉楼的队伍，打击杨玉昆，有力推动了冀南杂色武装的收编、改造工作。仅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二十余县的大小数十股武装加入我军，部队扩展到一万八千五百余人，拥有一万一千五百多条枪，分编为十八个团及支队。

　　杂色武装蜂起的局面，是在日寇深入我国领土，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些分散在敌后广大乡村间的武装力量，除极少数为坏人操纵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些抗日要求，实际上代表着农民群众抗战图存的自发愿望。只要我们高举抗日旗帜，抛弃关门主义，大胆而积极地进行争取、收编、改造，溶化工作，就有可能把相当一部分武装争取过来，变成真正抗日的力量。杂色武装是在分散的农村自然经济环境中产生的。他们与旧社会、旧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来看，均明显带有分散性、落后性、封建性的特点。收编他们，既要讲条件，又不能要求过高、操之过急。还必须特别注意保持八路军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免被旧式武装力量影响和侵蚀。

　　五是联合范筑先。范筑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保安司令，鲁西北的著名爱国人士，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过师长。他的大本营在聊城。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即派张霖之同志与他联系，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先后派去张维翰、张郁光，张承先、齐燕铭、袁仲贤、任仲夷、朱穆之等数十名共产党员，在该部工作。联合范筑先，把冀南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连成一片，是我们挺进冀南的任务之一。六月上旬，我们接到鲁南特委的来信，说范先生要来冀南，和我们商讨抗战大计。中旬，我们在威县迎接了他，陪他来的有朱穆之等人。我们特地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我在会上致词说：“范司令是山东的抗战老人，他曾坚决拒绝了韩复榘叫他退到黄河南的命令，团结了鲁西北的广大民众，组织了抗日武装，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范司令这样的年纪，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存，不辞劳苦与敌人艰苦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要亲密的团结，加强联防，合力打击共同的敌人。”范老先生精神矍铄，心情激动。他在致答词时说：“我们过去是孤军作战，现在来了八路军，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军奋斗了。我们要亲密配合，共同作战，保卫神圣国土。”欢迎大会上，上，万群众高呼口号，气氛热烈而感人。

　　次日，我和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等同志与范老先生正式会晤，开诚布公，交换意见。双方达成了互通情报，八路军帮助范部培训干部，冀南归八路军驻防和鲁西北归范部驻防，以及互不收编对方防区的杂色武装等协议。范老先生兴致勃勃，与我剪烛夜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坚持鲁西北抗战很有信心，讲了些对付日寇的办法，还说他们那里有山，城里顶不住了可以上山。他不懂游击战，我讲了些这方面的战术和发动群众的问题，供他参考。

　　六是建立政权。根据地发展很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必须紧紧跟上。可是，我们的干部有限，派不出那么多人去。怎么办?就采取“放县长”的办法。省委专门办了个县长训练班，培养县长。部队每收编一股武装，接管一座县城，就派去一名县长主事。开个群众大会，请些有名望的人土参加，会上宣布八路军派某某人为县长，请大家举手表决。群众对八路军有好感，容易通过，县政权就是我们的了。七月间，邓小平同志来到冀南，加快了政权建设的步伐，提出了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方案，付诸实行。八月十四日，公署正式成立，杨秀峰当选为主任，宋任穷当选为副主任，公布了施政纲领，下设六个专署，辖五十一个县政权机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都担任一定职务，影响很大。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杨秀峰那时叫杨秀林，是个大知识分子，当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一九三○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以国民党政训处长的名义，组织冀西游击队，建立了我党在冀西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他在冀南丁作期间，同省委和部队配合很好。这个同志党性强，谦虚谨慎，诚恳朴实，工作细致深入，对干部和群众特别温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教授”。他对冀南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艰辛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上述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冀南根据地出现了大好局面。截至九月底，我军和地方武装相配合，解放临清、高唐、临漳、内黄、清丰、滑县等二十多个县城，消灭日伪军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五千余人，收编数十股杂色武装和二十余县的民团、保安队，建立了五十一个县的政权，控制了西起平汉线、东至运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人口逾八百万。

老八路

　　会见卡尔逊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美国参赞伊·福·卡尔逊来南宫采访。恰好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检查和指导工作，我们一起会见了他。一九四○年他在纽约出版了《中国的双星》，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记述这次会见的，比较详细、生动地介绍了谈话内容和他的感想。现转录如下：

　　在南宫会见徐向前和邓小平

　　经过五天的艰苦路程之后我们到达南宫。非常幸运，我又见到徐向前将军。他还象我在辽县看见他时的那样和蔼和满面笑容，但是也瘦了一些，而且看起来他很疲倦。

　　南宫是一个水果之乡。当在这里逗留的两天之中，我们谈话时，小鬼们便拿来桃、梨和苹果。朱德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按：实为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当时正在这里视察，他也跟我们谈了话。

　　这里有一种冀中所缺乏的沉着和自信。我试图分析一下这种不同的原因，感到这种不同在于领导人是沉着而自信的。这些八路军的人是满怀自信心的。他们在为生存而战争的漫长年月里，深入而全面地考虑了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问题，他们的主张是肯定的和明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自己运用这个战略的能力，也具有无限的信心。

　　河北省南部地区(用中国话说叫“冀南”)位于构成冀中南部边缘的那条公路以南，介于西边的平汉铁路和东边的山东大运河。它的南部边缘是在大名以北不远的一条线之间，河北省在那里变窄，象一支平底锅的锅柄，一直伸延到黄河边。这个地区大约有八千平方英里，面积约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相等。

　　日本人一度占据了从东到西横贯这个地区的一条公路，它把两条铁路联结在一起了，结果是人民遭受很大损害。在日本人向前推进时，中国的正规部队已经南逃了，人民只好自己想办法。有些人成了土匪，而另外一些人则试图组织起来，保护一些具体的地区。但是他们没有基本的计划，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很分散。

　　徐向前告诉我：“那是在十二月间，这一地区的某些城市的代表来到辽县我师的师部，要求我们去帮助组织游击队。当时我们正在忙得腾不出手来，所以我派了三个训练有素的非武装人员和他们一起回来。几个星期之后又接着派了二十四个人，一月间又派来四个连。这些部队组织了巨鹿和南宫的人民，并为我们在这儿创建了一个根据地。三月间，宋任穷带着一个骑兵团开到这里，扩大了发展规模。在响堂铺打败了日本人之后，我率领主力部队到达这里。”

　　“你们在响堂铺是怎样打败日本军的?”我问道。

　　他回答说：“那是三月三十一日，一支约有三千人的日本纵队，带着一百八十辆卡车通过一个关口向山西开来。我们突然从侧翼对他们发动攻击，打死近一千人。但是战果中最出色的是烧毁了他们的全部车辆，”

　　我非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中国土匪的。“你们消灭了他们吗?”我问。

　　他回答说：“在我们向他们说明了他们正给中国人的事业造成危害之后，他们还是欺压人民，否则我们是不会消灭他们的。”然后他对我讲了土匪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被编入八路军，他们必须同意：

　　坚持抗日直到日本撤出中国，

　　服从八路军的命令；

　　接受八路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人员，

　　不危害人民；

　　定期提出收支详细帐目的报告，

　　实行八路军的薪饷标准(等级是战士每月一元，指挥员每月五元)，吃同样的伙食。

　　他说，汉奸部队(指编入日军的中国部队)必须通过消灭日本人来证明他们的诚意。

　　“仅仅这个地区，大约就有五千名汉奸部队官兵向我们投诚了。”他说着慢慢地笑了。

　　我说：“徐同志，在我们谈条件的时候，我想具体知道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宣誓遵守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当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大吃水果。这时他靠在椅子背上，积极地参加了谈话。

　　他说：“这些原则是：收复失地，开展我们所有军队的集体行动，动员人民；铲除汉奸和机关中贪官污吏，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和日本、朝鲜和台湾农民一齐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用之于抗战；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教育秩序；检举并逮捕汉奸，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他指出这几点时，我心里暗暗用我在山西、河北观察到的活动来和这些原则对照。我看到了实行每一项原则的具体事例。自离开晋西黄河地区以来，在我们访问的每一个地方，人们都非常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正在开始，滂沱大雨下了两天，这使我们延迟进发。但是，这也为和徐向前，邓小平谈话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邓小平在参加八路军之前，当过工人。他在法国呆过一段时间，并在那儿研究劳工运动。邓小平个子矮些，身体结实健壮，他的思想极为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整个的国际政局，他对情况了解的范围之广使我大为吃惊。他讲的一则消息使我感到震惊。

　　他说：“去年，日本从国外购置的战争物资有一半以上是美国提供的。”

　　“你肯定这一点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主要同情的是受侵略的中国一方，在我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八个月里，当我考虑到这件事时，我一直认为美国人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的国家，这是不成问题的。我太天真了！

　　他对我说：“是的，这消息是战争第一年结束时，从美国发的一则电讯中说的。”

　　这使我感到难过。我说这则电讯的报道准有错误，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助长我在过去一年来在这里所亲眼见到的大屠杀和苦难。

　　徐向前进来了，话题重新回到当地的局势问题。我向他问到这个地区的现状。

　　“现在日本人只守着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我们南面的大名城，这个地区的土匪已经肃清了。但是南边的一些地区并没有这么幸运。不过有一位很不错的人负责掌管大名与黄河之间的五个县，他名叫丁树本。我们曾给他一些帮助。”

　　他想了解我打算怎样回汉口去。

　　我回答说：“我想看看山东的情况，然后我希望能在黄河那边到郑州以西找到一条路线。”

　　他对我说：“如果你难以找到一支护送队的话，回到这里来，我会设法送你过去的。”后来他的这个诺言对我很有用处。

　　卡尔逊先生回国后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位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官。他已逝世。我在这里详引他的著作，也是对这位国际友人的一个纪念。

老八路

　　反摩擦斗争

　　我们在冀南平原搞了块天下，聂荣臻他们在冀察晋和冀中平原搞了块天下，使河北的平原游击战争走向一个新阶段。八路军力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人士欢欣鼓舞，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却难以容忍。

　　早在国共合作抗战之初，蒋介石就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企图“限共”、“溶共”，在抗战中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击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创造了敌后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四百余次，牵制了日寇三十余万兵力，自身亦由抗战初期的三万余人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控制了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冀南、冀西、冀东等大片区域。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坐不住了，处心积虑筹划“限制异党”的措施。他先是密令阎锡山在山西制造摩擦，“赶走”八路军和新军；接着又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上一批反共专家，来河北“收复失地”。九月中旬，鹿钟麟一行，大摇大摆，来到了冀南。从此，在冀南展开了摩擦与反摩擦的激烈斗争。

　　鹿钟麟到来时，党中央从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对我们作了如下指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谈判时我们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须让步时，待鹿提出方案后再说。”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在南宫召开了冀鲁两省各方人士和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并与鹿进行了初步的谈判。参加谈判的有我和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中心内容是双方应合作抗战；请鹿承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唯一政权机构；已经当选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及各县县长，可由鹿以“省府主席”的名义，正式委任等。鹿钟麟是杂牌军出身，新来乍到，对我们的态度还算友好。他表示，自己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要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互相商量等。但他有蒋介石的“使命”在身，周围又有一批国民党“眼线”，身不由己，除了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以外，实质性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那时，我们还想争取他，一次谈不成不勉强，以后还可以慢慢地谈嘛！

　　我党北方局代表朱瑞，也来到冀南，会见了鹿钟麟。双方商定，趁迎接鹿的冀鲁两省头面人物都在，召开一次两省军政联席会议，进一步推动抗日力量的合作与发展。会议是在南宫县城召开的，出席的有三十余人。朱瑞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分析了抗日的形势，阐明我党的抗战决心及统一战线政策，高度评价范筑先先生与八路军合作抗战的爱国行为，对“鹿主席”来到敌后抗战，表示热烈欢迎。范筑先及国民党代表韩梅岑、邵鸿基等，相继发言，均表示愿意加强国共团结，合作抗战。会议的气氛，比较融洽。

　　但不久，我们就发现，鹿钟麟、韩梅岑等人，当面说的好听，背地里却在搞鬼名堂。他们四处网罗反共武装势力，以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将民军赵云祥部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等部拉了过去，还与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结成“冀鲁联防”，同八路军对抗。九月下旬，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会道门组织，向我驻姚屯的一个连进攻，杀害战士十多名，并包围枣强县城，叫嚣“撤换县长，驱走八路”。经我方强烈抗议，鹿被迫宣布解散胡和道收编的会道门组织，交还我被俘人员。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十月底，鹿钟麟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在给他写的工作报告中，书写“鹿主席”时未抬头另行，有失尊敬为理由，提出撤换赵的县长职务。在此同时，他们还单独任命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造成我根据地内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并存的混乱局面。

　　十一月中旬，日寇对冀南进行第一次“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皇逃往枣强，我行政主任公署机关转移到广宗活动。粉碎敌人“扫荡”后，日军放弃南宫。鹿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予以撤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当即采取了反击措施：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保护”鹿主席，如国民党武装前来挑衅，迫不得已时即坚决回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也回南宫办公，行使职权，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的问题“先斩后奏”，有的则“斩而不奏”；广泛动员群众，开会庆祝八路军收复南宫的胜利，掀起反对赵云祥解散新河群众抗日团体、反对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请愿运动；我各专区专员、县长、区长一律照常行使职权；各基干游击队和群众团体提高警惕，防备国民党突袭等。鹿钟麟见大势不妙，南宫没有立足之地，被迫返回枣强、冀县一带去了。

　　在枣强、冀县，鹿钟麟等人依靠反共武装势力，继续为非作歹，破坏抗战。他们任意解散抗战群众团体，杀害、活埋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横征暴敛，涂炭群众，拒绝与我党代表谈判，激起了公愤，各群众团体纷纷组织请愿团，要求鹿钟麟停止破坏抗战的罪恶活动，追查凶手。“驱鹿”的呼声，遍及冀南城乡。蒋介石为了给鹿钟麟壮胆打气，又任命他为冀察战区总司令。这时，石友三、高树勋部要求开来冀南抗日。该部是西北军的，在张北抗战中有一定贡献，当时算爱国官兵。中央指示我们，应对石、高部采取欢迎的态度，使之“能与我亲密合作以打破鹿勾结石、高排挤八路军之企图，而使鹿陷于孤立，迫使鹿进步”。省委、行政主任公署和部队，在领导群众“驱鹿”的同时，积极进行迎接石、高部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时，我害了一场大病，高烧十多天，身体虚弱不堪。十二月下旬，石、高部开来南宫。幸好伯承、小平同志均来到冀南，直接负起领导重任，我的担子就减轻了。分工由刘伯承、宋任穷重点做鹿钟麟的工作，邓小平、刘志坚则重点做石友三、高树勋的工作。小平同志去延安刚回来，带来了六中全会的精神，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要在部队和地方党中传达贯彻。与石友三部的联系，刘志坚出面多些。在这期间，石友三保持了中立，对我们有利，后来才向右转。鹿钟麟顽固不化，继续反共，弄得声名狼藉，于一九三九年春逃往冀西。

　　冀南的反摩擦斗争，很有意义。中央认为“获得了很大成绩”，“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讨论的材料，因为这个区域是摩擦厉害的地方。”

老八路

　　平原游击战

　　我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形成，严重威胁日军后方及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命脉，大大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冀中、冀南、冀东根据地，是日寇“扫荡”的主要目标。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军在进攻广州、武汉的同时，向冀中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攻。种种迹象表明，“扫荡”冀南，亦是指顾间的事。根据总部和师部的指示精神，十月下旬，我们在南宫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专门布置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我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侧，抽兵“扫荡”我敌后根据地。那时，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已发营以上干部学习，起到了统一部队思想，增强胜利信心的作用。我读得很仔细，随身携带，反复阅读，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和预见事变进程的能力，由衷敬佩。我们的反“扫荡”准备工作，以这两篇著作为指南，结合冀南的敌情、我力及地形、群众条件，着重解决如何坚持平原游击战的问题。在冀南平原作战，有利条件是：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对惨无人性的日寇极端仇恨，与八路军形成了鱼水关系；地势辽阔、平坦，乡村稠密，便于我军分散和周旋；敌人兵力有限，供应不足，不可能占领全部县城和村落，一次“扫荡”的时间，亦不会太久；我主力部队长于运动、夜袭、伏击，战术灵活多样，士气旺盛。不利条件则是：平原地区，交通方便，利于敌人运动和增援；城池坚固，被敌占领固守，我不易夺回；根据地刚刚形成，部队和群众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国民党故意制造摩擦，我们既要对付日寇的进攻，又要对付国民党的破坏，处在两面应付的地位；一些隐藏的汉奸，尚未彻底清查出来。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反“扫荡”措施：（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向冀中学习，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紧急动员令，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扫荡”准备工作。

　　十一月中旬，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开始。其独立第三混成旅、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约三千七百余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带南宫合围。我军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主力化整为零，活跃在广大乡村间游击敌人。杨秀峰率行署机关转移到广宗县，我率指挥机关活动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历时十六天，我军民配合作战二十八次，歼敌六百余人，迫使敌人的“扫荡”中止，南宫、隆平、故城、临清等县城均被我收复。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罪行累累，令人发指！在此期间，鲁西北的聊城失陷，范筑先先生誓与聊城共存亡，壮烈殉国。

　　这次反“扫荡”，虽然迫使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均落入敌手，形成由东、南、西三面包围我中心区的态势。那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领的土地，向华北大举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我敌后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由十三个半师团增至二十二个师团，其中用于包围我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即达十一个师团，约二十余万人。毛泽东同志指出：“大抵在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然首当其冲。”（《毛泽东选集》第四一一页）我冀南根据地，成了敌人进攻的首要目标。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对冀南的大“扫荡”开始了。敌人出动五个师团的主力共三万余人，分十一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冀南中心区合围，企图消灭我军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形势是严重的。当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我们商定，“先溃后收拾”，即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消耗敌力的时间，再转入反攻，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现有力量分成五个战斗集团，分区游击，独立作战，互为策应，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从一月到三月，我冀南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开始，我以一部兵力阻击和伏击进犯之敌，而以另一部兵力袭击宁晋、广平、肥乡、高唐等县城，多次取得战斗胜利，打击了敌人进攻的凶焰。从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途中遭我伏击，伤亡百余人，三天只前进了二十公里。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屡遭阻击、伏击，半个月内未能接近县城。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寨，被我全歼。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我夜袭，二百余人被歼。此后，敌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中心区域，我军即转至敌侧后，重点袭击敌人的运输线及守备部队。正太、津浦、平汉铁路屡遭我袭击，火车被炸毁，交通被中断。从德州往临清行驶的日军汽船，亦被击沉一艘，三十多名敌人毙命。二月十日，陈赓、王新亭部在威县香城固一带设伏，诱敌出笼。敌人钻进了“口袋”，激战八小时，我歼敌二百多人，缴炮四门、汽车九辆。次日，敌出动两千余人及汽车七十余辆，进行反扑，陈赓已率部安全转移。再后，敌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我主力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淇县一带；留下一部兵力组成许多游击小组，在根据地中心区域与敌周旋。三月间，太行山区吃紧，刘、邓遂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我带一部兵力重新回到南宫、威县、清河地区，继续坚持斗争。至五月间，完全打破了敌人的“扫荡”，前后战斗达四百余次，共歼日伪军五千余人。

　　这次反“扫荡”异常艰苦，依靠冀南军民的共同努力，在广大平原地区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意义非同寻常。

　　冀南的平原游击战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坚持下来的。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可是，五个月的反“扫荡”经验证明，我们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寇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这是因为，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八百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由于我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八路军的模范作用，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极端野蛮的政策，激起人民无比的仇恨，因而短时间内，冀南的群众便迅速发动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寇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寇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它又是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中，坚持下来的。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不能机械搬运山地游击战的那一套。我们当时以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指南，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反“扫荡”的一些战术原则：（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无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这些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粉碎敌人“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奉中央指示去山东工作。从此，便离开冀南，离开了一二九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