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钏影楼回忆录》

文如玉

六十九、在小说林

　　在报馆里编新闻，於每日的时间，很有关系。编要闻，时间最晚，因为要等北京的专电到来。那种专电，往往要到里十二点钟以後，甚而至於到午夜两三点钟送到，也说不定。为什么这样迟呢？原来那时的电报是分几等的，如一等电、二等电是官电，民间不许通行；三等、四等电，方是民电，又称为急电，我们所打的乃是四等电（及至民国成立以後，乃规定有新闻电，以便利报界。四等电每字一角，新闻电特别便宜，每字仅三分）。当然电报局要先发官电，继发民电，然後方发新闻电，即各报馆的专电了。

　　好在陈景韩那时是住在报馆里的（他的夫人故世後，其时尚未续弦），不必深夜归家，那便利得多。还有报纸全部排好，拼成版子，将要开印的时候，还要仔细看一遍，有无错误，这叫做着「看大样」。大概看大样的事，属於总编辑的，也是在深夜最迟的，伹罗孝高不来，两位广东先生也不管，为了怕要闻中有什么错误矛盾之处，景韩也就看看了。

　　本埠新闻的编辑，比较要早得多，大概到下午九点钟的时候，访稿全都来了，编本埠新闻的到十点钟就没事了。如果在九点钟以後，发生了特别事故，有重要新闻，明晨必须见报的，当然可以加入，其余的琐闻细事，他们也就不再送稿了。至於编外埠新闻的，更要早一点，从前还没有快信、航邮，下午五点钟以後，邮差不再送信了，把当日所到的信，评定它的轻重与缓急，发清了稿子（有的须要修正一下），就没有你的事了。

　　刚到上海，住在旅馆里，曾孟朴就托徐念慈来访问我了，便是商量请我到「小说林编译所」去。单写小说，便不必一定要到编译所去，当时已流行了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但是他们还要我去帮助他们看稿子与改稿子，那就非去不可了。因为小说林登报徵求来的稿子，非常之多，长篇短篇，译本创作，文言白话，种种不一，都要从头至尾，一一看过，然後决定收受，那是很费工夫的事。还有一种送来的小说，它的情节、意旨、结构，描写都很好，而文笔不佳，词不达意，那也就有删改润色的必要了。

　　我也告诉了他们进入时报馆的事，待时报馆的事定局了，再接受小说林的事。再则我那时房子也没有租定。住在旅馆里，纷乱如麻，未能决定。及至时报馆亭定局了，我觉得反正上半天没有事，便接受小说林的事。我们规定上午九点钟至十二点钟，星期休假（报馆是星期不休假的），他们每月送我四十元，我也很为满意。我有了时报舘的八十元，再加上小说林的四十元，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固定收入，而我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吗？

　　况且我还有写小说的额外收入呢。写小说便成为我一种副业了，起初大家不知道我在上海，後来见了时报馆上登了我的长篇连载小说，许多人才知道了。这个时候，上海的小说杂志正风起云涌，都写了信来，还有自己来造访的。狄楚青的有正书局也出了「小说时报」，本来是陈景韩编的，我去了与景韩轮流编辑，我们是不取它的编辑费，但稿费即照算的。其时还有龚子英编的「新新小说」，吴趼人编的「月月小说」，我都写有小说稿子，此外什么小说杂志记也记不清楚了。

　　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二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五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但是许多出版家，贪便宜，杀穷鬼，粗制滥造，也是有的。更有一些穷文人，为了生活所迫，虽然他的稿子很不坏，但深入窘乡时，也不待善价而沽了。像那位笔名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吾，他从日本回国时，写了一部「留东外史」，描写当时一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的状况，到上海来，兜来兜去，这些书贾，以为其人不见经传，无人肯要，就是以每千字五角，卖给某书贾的。谁知後来销数甚佳，却赚了不少钱。

　　我的小说，後来涨价到每千字三元，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按，此一笔稿费，适在商务印书馆逐年增资期中，他们请我把稿费作为股份，我亦允之，每月亦不过三四十元而已），这算是特别优待。但在时报馆（有正书局）及小说林两个基本地方，仍作每千字两元算。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它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三元（後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

　　这时候写小说，以文言为尚，尤其是译文，那个风气，可算是林琴翁开的。林翁深於史汉，出笔高古而又风华，大家以为很好，靡然从风的学他的笔调。後来到五四时代，极力提倡用语体文的如鲁迅、胡适之辈，所译写的短篇小说，也是用文言的，其余的更不必说了。不过如果写章回小说，每回都有回目，纯中国旧小说的体裁的，传统下来的是用白话文了。

　　所以曾孟朴的孽海花，是用章回式旧小说体裁，而是以白话文写的。他写的同光之间的北京掌故，常常是用北京话，而在京话的对白中，却要说得漂亮，简捷俏皮，奸在他是住过北京的，可以对付。不过他的孽海花实在写得太慢了。在「小说林」杂志上预告，每期可以登一回（小说林是月刊），但他还是常常脱期，即使不脱期的话，每期登一回，试以全书八十回而言，也须六年又八个月，可谓「长线放远鹞」了。

　　孟朴的写小说，正与我相反，我是写了下来，不加修饰，并且不起第二回稿，以前写制艺文、叙事文，都是如此。直到如今，有好多小说，我已记不起它的内容，并且记不起它的题旨与书名了。我想：这也是我的一个恶癖与懒性，必然因此而错误很多吧？孟朴却不然，他是句斟字酌，改了又改，甚至将做好的一两回全部推翻了，从新再做起来，也是有的。可是错误还是有的，因为孽海花不是虚构，而是影射那时代的实事的。孟朴的著书与写小说，全在夜里工作，至少要到半夜，时常至於通晓，因为他是有烟霞癖的，他独居在小说林编辑所的楼上，他的家眷都不在此。

　　他的有烟霞癖，为了他的多病，他在孽海花小说上的笔名，不是叫做「东亚病夫」吗？为了这个缘故，他在上午是不起身的，有时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身，起身以後，便与阿芙蓉为伴。

　　我每天到小说林去是在上午，那个时候，他正是「春眠不觉晓」，在他的黑甜乡里，不便去惊动他。要去访他，最好是在吃过夜饭後，而他也是精神最健旺，即使和你谈一个通宵，也不算一回事。

　　在小说林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志愿，可惜到後来，这个志愿，一个都没有偿。因为孟朴说：他的孽海花，写到庚子事变，两宫回銮以後，就结束不写了，赛金花让她活下去吧，也就无关紧要了。因此徐念慈（小说林总编辑）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记东三省红胡子的事。」在清代称红胡子为胡匪，又称为马贼，民间则有称为义勇军的，这时候正在崛起时代，他也起好了一个书名，正在搜集材料。他说：这部小说，正好接在孽海花之後，可以出版。

　　我说：我想写革命事迹。当时革命党东起西患，排满风潮热烈。恰有徐锡麟、秋瑾的一件事发生，秋瑾是中国女子中革命的第一人，我想把秋瑾做书中的主人，而贯穿以各处革命的事迹。书名也已拟好了，叫做「碧血幕」，并且在「小说林」杂志上登载过一两回的，後来「小说林」杂志不出版了，我也就此搁笔了。

　　孟朴的孽海花始终没有完篇，最初出了有二十回的单行本，倒也风行一时。但是这单行本出版以後，虽然书中人物出於影射，然而核对事迹，一望而知。因此得罪了许多老前辈，第一、他的老岳丈汪柳门，便不以为然，更有许多还是他的父执，尤其苏州人中，如陆凤石、汪芝房、叶鞠裳等，对於他都有谴责之词。後来端午桥邀了他去，说何必写这种小说得罪人呢？你何妨到我这里来呢？（旧回目中，本亦有涉及端方的事）这时他们又搞什么宏文馆，编什么「博物大辞典」，那时我已不在小说林了。总之资本已经蚀光，关门大吉。

　　这以後，孟朴便浮沉於宦海中。辛亥以後，陈陶遗任江苏省长时，他是什么水利局长、财政厅长，闹了一下子，我也弄不清楚，其实吏事非其所习，他是一个文学家呢。

　　到一九二七年，他官又不做了，他的大公子曾虚白，从法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开了一家「真美善书店」（我们称之为父子书店），又出了「真美善」杂志，孽海花又写了十余回，写到赛金花那时从洪宅出走为止，那一个回目是「青阳港·好鸟离笼」，以後便不曾写下去了。

　　徐念慈的红胡子小说，可怜他并不曾着笔，便这样賷志以没了。我的「碧血幕」，也不曾继续写下去，後来便是辛亥革命，仅仅秋瑾一方面的事，也不足以包罗许多史实。但我对於这个志愿，当时总搁在心头，老想以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为书中的主角，以贯通史实，这不但写革命以前的事，更可以写革命以後的事了，只是我却想不起我的书中主人。

　　直到民国七八年间，我在北京，和张岱杉先生（名弧，别号超观，绍兴人，曾一度为财政部长，是前清举人）谈起此事，他知道我要写此历史小说，他提醒我道：「眼前有一个极适当的人，你没有留意吗？」我问是谁？他说：「梅兰芳将来是一个成名的人，而且都搭得上政治历史的，何不把他为书中主角呢？」我被他提醒了，大为称善，於是我便写了「留芳记」，但也只写了二十回，给林琴南先生看过，他还给我写了一篇序文，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关於写「留芳记」的事，我後将再述。

　　在从前以一个文人，办点商业性质的事，终究是失败的多数。小说林也是如此，虽然所出的书，倒也不少，销路也不差，还是亏本。譬如说：放出的帐，收不回来；管理处不得其法等等；而且出版物是有时间性，尤其是小说。他们是自办印刷所、排字房的，後来搜出了半房间的铅字，都是拆了版子，不归原位，倾弃在那里，只好作为废铅卖了，诸如此类，都是吃了人家的亏。时报後来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两位，狄楚青与曾孟朴，都是公子哥儿呀！

文如玉

七十、息楼

　　到了时报馆後，我认识了不少的友朋，除了报馆同人以外，还有许多馆外的同好，也常常到时报馆里来的。这是狄楚青本来是好客的人，而陈景韩与雷继兴，也是友朋很多，他们常常到报馆里来访问与闲谈。时报馆的主笔房，不是像後来各大报馆的严肃整齐，而却像人家里的书房一般，随便起坐谈笑的。

　　有些朋友，也就喜欢跑到主笔房，但到底有些妨碍工作。而且有些新闻，报馆里往往称为独得之秘，不愿在报纸上未经披露之前泄露了出去。若是为各报馆竞争起见，还恐怕偶不留意，传到了别家报馆里去，被他们占着先鞭，这也是当时报界中的常情。

　　但时报又是欢迎他这班朋友来的，因此在馆内楼上，辟出一间房子，做了一个小俱乐部，那个名字，就唤做「息楼」。起这个名的意思，无非是聊供休息所需，有许多朋友来访问、闲谈，便请在息楼里憩坐。在报馆里的同人，工作之余，也在息楼中休息一下。或有朋友见访，就可以在息楼中会客。息楼那一间房子，由报馆供给，不取租费；另雇一个茶房，专管息楼内的茶水、差遣等等，备了几份日报，供客流览，所费无多，而得益匪浅。也有朋友们在息楼里吃点心的，好在时报馆在福州路望平街，邻近都是点心店、西餐馆，叫茶房去唤他们送来，自吃自惠钞，很多便利。

　　息楼里常来的几位朋友，就记忆所及，略述数位如下：

　　沈信卿，名恩孚，他是我们吴县人，是前清的举人，他现在是上海龙门师范学堂的校长，那时候，公立学堂的主持人，没有监督的名称的。龙门师范，是上海原有的龙门书院改组的，属於地方公有性质的，那时他已五十多岁了，学高望重，我们呼之为信先生，他虽是苏州人，因为他以前久居於嘉定，因此苏州人和他少亲近，而上海人和他较密迩。

　　袁观澜，名希涛，宝山人，也是前清的举人，他的一位女公子，还是我的学生。他是常常到息楼来的，他一来了，我们老远就听得了他的声音，因为他声带作嘶音，而又很为响亮。辛亥革命以後，他曾一度为教育部次长。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几部教育小说，承他在教育部任上，奖给我几张奖状，无任愧感。他有两位弟弟，袁希濂、袁希洛，都是我的老友。

　　黄任之，名炎培，川沙人，也是前清的举人，在息楼的三举人中，他的年纪最轻。他在家乡为了闹革命，几乎被地方官（那时松江府知府戚扬审讯）捉去被杀。他的夫人和令妹，都是我的学生，在国民党统冶时代，屡次请他出来任教育部长，他没有应允，只在上海办职业教育社。在这个时候，他正在运动几位工商家办学堂，如杨斯盛等。

　　龚子英，单名一个杰字，苏州吴县人，也久居上海了，他是前清的秀才，精於算学。他们世代经营金业，在上海金业界中，亦推巨擘。那时候，他正在上海辨一个金业小学堂。他们兄弟四人，他是最小，排行第四。他的长兄龚子瑜是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按买办在当时上海是尊称，後来讳言之，改称为华经理）。辛亥革命初期，曾一度为江苏财政厅长。

　　林康侯，名祖溍，上海人，前清秀才，游学日本。他自称为半个苏州人，因为他的母夫人是苏州人（上述沈信卿是他的母舅），他现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校长，他的书法极好。他们是老上海的绅士阶层，他与龚子英，均在时报馆，任本埠新闻编辑。後因江苏、浙江两省，自办江浙铁路公司（沪杭铁路公司的前身），调往铁路上办事，始离新闻界。康侯的履历甚富，渐入银行界。他与我是丙子同庚，後与穆藕初等成立丙子同庚会。我写此稿时，他在香港。

　　史量才，名家修，他原籍是南京人，他的父亲在上海郊原的泗泾镇开了一家米店，他就成了泗泾人了。他是杭州蚕业学校毕业生，我到时报的时候，他在高昌庙开了一座女子蚕业学校，是有许多人帮他的忙的，我也在他那个学校里当义务教师，他是天天到息楼来的一个人。辛亥革命时，他当了什么松江运副盐务事。他的接办申报馆，是张謇、赵凤昌出力最多。其人有干才，後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

　　吴怀疚，他是上海人，在上海人中，开女学堂的算他最早（除了爱国女学以外），也是办得最发达的人。他所办的务本女塾，学生最多，规律最好，因为那个时候，男女同学，还不曾流行。上海早有一个中西女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但教会气息太重，於是群趋务本女塾，他的学堂，开在西门，是华界不是租界，有许多家庭，为了要送女孩子入学，都住到西门去，以至一时蔚为风气，西门的女学堂也便多起来了。

　　朱少屏，他是上海人，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开了一个「健行公学」，也是在西门。後来他又办了个「寰球中国学生会」，对於中国出洋留学的学生，辅助不少。在上海各文人所组织的「南社」中，他是主干。朱少屏是老同盟会会员，但在国民党中，一向不甚得志。他的夫人岳麟书女士，也是我的学生。在第二次大战前，杨光泩任菲律宾总领事，朱少屏任副总领事，为了抵抗日本，均为日军所戕害。

　　杨白民，上海人，住在南市的竹行衖，他也开了一个女学堂，叫做城东女学。他因为这一座房子自己的颇为宽大，不似租界里的那些衖堂房子。自已家庭也住在这里，成了个家庭女学校。学生极多，年龄不齐，幼者不过十二三岁，长者则已二十多岁了，许多太太们，就学者甚众。杨白民到息楼来，总是抓人到他城东女学去教书，陈景韩、雷继兴、林康侯，都去教过书，黄任之是基本教员，因为他的太太，即在城东当学生。记得後来当监察委员的刘三（号季平）也去教过。我也曾教过一年多吧。还有一个奇迹，吴怀疚生了五六个女儿，没有儿子；杨白民也生了五六个女儿，也没有儿子。他们都是开女学堂的，大概拚命的在那里为自己制造女学生吧。

　　杨翼之，名廷楝，他是苏州人，他从日本回来，我便认识他。自从我到时报馆後，他常来访我，便为息楼中的常客。不过他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和雷继兴等一班学习法政，都是同学。在那时候，上海的一班有志之士，号称维新党，组织所谓宪政预备会，意思是督促满清政府速行立宪，他们皆与其选。还出版了一种「宪政杂志」，大家写文章。那时候，大家还主张君主立宪的，到时报馆息楼中高谈宏论，意兴奋发，不可一世。

　　管趾卿，无锡人，是上海德国人分设的西门子洋行的买办，西门子洋行，做电机生意的，在中国甚为活跃。息楼里来的人，大概都是学界人，只有他一个是「康白度」（上海洋泾滨语）。他与我们这班人连络，在营业上毫无所益。後来我子可永到德国柏林大学习电机工业（时年十四岁），又在西门子德国总厂实习，甚得管君之助。

　　叶养吾，他是青浦人。青浦距上海甚近，因此来上海的人很多。上海新闻界中，青浦人也不少。叶养吾有个兄弟，名叶石，也是同在日本留学的，也同在时报馆的。但叶养吾在日本学的是商科，进了商科大学，他家里也很有钱，预备到上海来办商业。那时日本人也都在上海办商业，叶养吾颇认得几位日本钜商，颇思与他们合作，但日本人做生意，很为精刻，没有成功。还是自己从事於电灯事业，嘉兴、绍兴，那两处的电灯厂，都由他创办的。

　　扬荫孙，他是苏州人，比国大学毕业生。他原先和他的弟弟杨景森，都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他被派出洋，到比利时留学，学的是银行学，回国以後，到上海来，也是息楼中的一客。後来到了北京，便入了北京的银行界。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正遇到杨荫孙也回到了上海来结婚，梅兰芳还没有到戏馆里唱打泡戏，却先为杨家婚宴上唱堂会戏了（荫孙结婚，在上海张园的安垲第），一时称盛。杨荫孙後任北京交通银行行长，我到北京时，常相过从。

　　杨景森，荫孙的弟弟，他是美国留学生，回国後，即在上海谋事，那时美国留学回国的，已经很多了。他很聪明而好学，可惜是有病的，这病不容说，又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肺病了。那时上海报纸，也渐渐注意到外国的新闻与论说，狄楚青即请他在时报翻译此种文字，他译得极快而又极多，但报纸上容不了这许多，他心中大不高兴。他後来为中华书局编辑部请去，另外还卖文译小说。他对了一头亲事（旧式婚姻）其未婚夫人是富家女郎（上海施家，是著名的外交家），为了结婚场面豪华起见，拼命勤劳的写作，虽以病躯，力疾工作。结婚以後，未及数年，病即大发，养疴於莫干山，即病殁於山上。

　　此外常到息楼来的，还有夏颂来、王培孙、沈叔达、黄公续及其公子黄伯惠，（即後来接办时报馆的），更有苏州来的吴讷士常熟来的吴斯千（曾孟朴的妹婿），不能一一记忆起来了。但狄楚青的许多朋友不来，如叶誉虎、叶葵初、熊秉三以及他的弟弟狄南士，都不到息楼。更有我後来有许多南社里的朋友，也没有到息楼来，因都另有聚会之处呀。上海这个地方，真是人材荟萃之区，而我当时年青，也是一个爱好朋友的人。写此稿时，息楼里的朋友，陈景韩在上海，黄任之在北京，林康侯、黄伯惠，均在香港，余则均作古人了。

文如玉

七十一、女学校教书

　　自从到了时报馆，从事於记者生涯以後，我是决计放弃了教书工作了。我自从十七岁父亲故世後，即开门授徒，做了一个小先生，一直处馆教书，坐热了那只冷板櫈。以至脱离私塾制度，又踏进了新式教育，什么吴中公学社咧，又是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监督咧，真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一回，到了上海来，上海也正在各处兴办学校，一到上海，就有人来请我去当国文教员，我实在对此厌倦了，便一概加以婉辞。

　　然而到底不能脱去这个范篱，第一个破我戒的，便是史量才。量才在西门外高昌庙地方，开了一座女子蚕业学校，除了养蚕时期，女学生都要服务以外，其余时间，便同别的女学校一样，只不过加一点与蚕桑有关系的学科而已。他是常常到时报馆息楼里来的，时报馆的几位编辑先生，如陈景韩，雷继兴、林康侯等被他拖去教书了，我初到时报馆，他便以我为鹄的了。

　　我起初拒绝他，我说：「我已教了十余年书了，旧的、新的，都已教过，对此渐少兴味，我现在要换换方向了。况且我现在也没有工夫教书，时报馆，小说林之外，偶有余闲，还得要写一些小说。」但量才百方劝驾，他说：「你镇日埋头写作，也未免太闷损了，必须换换空气。况且我不是天天要你来，一星期来三天或两天，每星期担任五六个钟头的课，终可以抽出这工夫吧？时报是在夜间，小说林在上午，那末下午你有工夫了。」

　　他又说：「山东青州府蚕桑学堂中教员，都是我的老同学，我知道你在青州办学堂，很为吃力，但是上海的学堂非青州之此，尤其是女学堂。你不曾到女学堂来教过书，何妨来试试呢？把山东的男学生，和上海的女学生，作一比较如何？并且我们学校里，到四月里就要养蚕了，蚕忙的时候，便不上课，现在到养蚕时节，至多只有两个月，那是很轻松的事，况且景韩、继兴，他们也来教过呢。

　　我为他说动了，我的确不曾在上海教过书，尤其不会在女学堂里教过书。我当时又动於好奇心，凡是没有经过的事，我总想去经历一番。又想到量才所说：他的学校，四月里就要养蚕，过後至多再读一个月书，接着便要放暑假了，那末总共也不过教三个月书吧！

　　而且我当时正想写社会小说，搜集各种资料，商务印书馆又来接洽，要我写教育小说。无论是社会小说也好，教育小说也好，各方面的情形的都要晓得一点，这个女学生社会，也是应该晓得一点，作一个实地观察呢。

　　回想我十七岁开始做小先生的时候，曾教了一个女学生潘小姐，以後就没有教过女学生。但现在所要教的不是一个女学生，而是成群的女学生了。我问史量才：「你是女学校的校长，何妨传授心法」。他说：「也没有什么方略，但是你不可太嫩，太嫩了，压不住她们，便吱吱喳喳的吵起来。虽然不必板起面孔来，但至少也得装起老气横秋的样子，方可以吃得住。」量才这话，正说中了我的病，我就是太嫩，尤其对於女人。其实我那时也有三十岁出头了，人家看我，却不过二十三四光景。

　　我所教的这一班女学生根整齐，全班不过十余人，年纪都在十八岁以上，因为这是一班最高级，快要毕业了。女子蚕业学校里没有太年轻的学生，因为他们在招考的时候，就规定要十六岁以上，方能报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在养蚕时期，有一个很辛苦的服务，时常要轮流守夜，而且很沉重的蚕匾，要掇上掇下，非幼稚女生所能胜任。第二、在育种的时候，须用显微镜，子细观察，而且对於蚕蛾的交配，详细解释无遗，在交尾中，还要辅以人力，这也是那种幼稚女生所非宜。

　　大概从前女学堂里的女学生，顶会吵的是十四五岁，到了十六七岁，便渐次沉静了，一过了十八岁，便不会吵闹了。还有的在初进学校的女学生，最是会吵，在将毕业的女学生，便不大会吵的了。更有一说：在男先生的课堂里会吵，在女先生的课堂里，她们便不大敢吵了。在她们不大佩服的先生，自然吵得更加厉害，在她们佩服的先生，就不大吵了。这些都是当年在女学校教书的经验之谈。

　　在上海教会里所办的女学堂，像「中西女学」之类，他们对於中国的国文，不十分注重，所请的国文教员，都有些冬烘气息，女学生们常常开他的玩笑。我记得有一位国文教师是松江人，督责学生们倒也很严。教她们读「古文观止」，那班学生们读到苏东坡的「赤壁赋」，中有句云：「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她们大声朗诵道：「松江猪猡！松江猪猡！」先生正把她们无可奈何。又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学生，不知如何触犯了先生，那位先生便拉着她，要到女校长那里去申诉，她大呼：「男女授受不亲。」（礼记上语）吓得那位教师急忙缩手。可是对於那些外国女教师，虽然背後也骂她老太婆，或给她提出丑恶的、可笑的绰号，然在当面，却甚畏惧她，非常服帖。

　　我在女子蚕业学堂未及一月，而城东女学校校长杨白民，又来劝驾了。意思说：一样的朋友，能在女子蚕业尽力，也希望在城东女学帮忙。我说：「我的工夫来不及。」他说：「每星期只要来三天，不到女子蚕业的日子，便到城东女学来好了。」我一时面软，也就答应了。但是女子蚕业，在西门外过去的高昌庙，城东女学，则在南市的竹行弄，自己却住在租界里的爱文义路，一面在极西，一面在极东，这样的终日奔波，很为劳累。并且高昌庙与竹行弄，都在华界，到了那边，便得更换人力车，但是我那时很有勇气，觉得教女学生，很有兴味。

　　城东女学这一个学校的学生，却是复杂得多了。我这一课堂中，约秆有三十多人，年龄小的不过十三、四岁，年龄大的已有三十余岁，已是太太型的人了。就像黄任之的太太王纠思，也在我的课堂里，同学们都呼她为黄师母，因为这时候，任之也在城东女学授课呢。还有他的两位令妹黄冰佩、黄慧兼，也在一课堂。年龄最轻的就像袁观澜的女公子袁世庄，不过十三四岁，程度自然参差不齐。但在这个时候，实在出於无法，只要有志向学的，便是来者不拒，所以这个班次，只好勉强合并了。

　　我初在这些女学堂教书时，的确有些儿面嫩，她们似乎此你老练得多，不过她们也并不使我受窘，就是喜欢多说话，常常说到功课以外去。有时，她们说：「今天先生不必讲古文，请说一段故事给我们听。」她们以为我常写小说，必定有一肚皮的故事，藏在心中。我只好说：「故事今天不曾预备，下一课期讲故事。但是我口讲故事，请你们把我所讲的故事，用笔记起来，那也是习练作叙事文的法子呢」。她们听了，觉得不大写意，後来就不请我讲故事了。其实记出来不是很好吗？而她们视为强人所难。

　　我从青州府回到上海来，衣服很不入时，上课时，用粉笔写黑板，有一位女学生最喜欢多说多话的，便道：「喂！先生！你的袖子管太长了。」我只好说：「是的！我的衣服不入时了。」我以为她没有什麽说了。但是又继续说道：「先生！你的指甲也太长，要剪去它，写粉笔不大便当。」那时我真有些窘了。幸而和她同座的一位同学，怒之以目，别的同学则俯首掩口而笑。後来我告诉了杨白民，她说：这人素来如此，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十三点」脾气。

　　後来我想：她所劝告我的并不错，我的袖子管的确太长，我的指甲确是好久未剪。大概别的学生，也在这样批抨我，而她却忍不住，心直口快的便嚷出来了。下一次上课，我把指甲都剪光，衣服也换了件袖子短的。上了课堂以後，我就伸出手来给她们看，我说：「我是从善如流，听你们的劝告，把指甲都剪平了。」那位女学生，反而面胀通红，俯首无言。

　　两三个月以来，我便老练得多了，我对於上课并不怕，但是对於这个改课卷，实在有些怕。试想：女子蚕业近二十人，城东女学有三十余人，每星期就有五十余本作文要改，而且不能积压，一积压就要拖下去。我那时把课卷带回家中，预备开夜车，可是一吃夜饭，睡魔便降临了。

　　而且那时候，时报已登了我的连载小说，明天的稿子，也要预备。把课卷带到报馆去吧？发稿已毕，可有余闲，但报馆里朋友多，谈谈说说，庄谐杂作，谈笑风生，早已把学生的课卷，置之脑後了。

　　後来想出一个办法来，将学生的作文课本，安放在学校的教员休息室内，上课以前或以後，倘有余闲。即行改卷。再在学生作文的钟点内，她们在作文，我在课堂里监视的时候，便是改课本，这样觉得好一些。不致积压起来吧？

　　然而我的朋友中，有几位，一天要上好几个学堂的课，都是按着钟点，方始赶到（那时上海各教员，也是按着钟点计值，一天要跑几个学校）。他们的口号，叫做「下车上课，下课上车。」那个情况，就像後来上海的说书先生，按着钟点赶电台一样了。

　　在我们从爱文义路迁居到西门敦润里以後，上海民立女中学校的校长苏本喦女士，又光临寒舍来了，她又要请我到她那个学校里去教书。苏家开了两个中学校，一个民立中学校，属於男学生的；一个民立女中学校，属於女学生的。民立中学校是苏颖杰主持，民立女中学是苏本喦主持，他们原是兄妹，为上海望族（苏女士已嫁，其夫为王孟缘）。这个民立女中学，也开在西门，西门可称是女学校的大本营，最大的务本女塾。

　　也是开设在西门，是人材最多的。

　　我这时女子蚕业学校已不再去教书了，城东女学校却还是去的。苏本喦女士到我家里，和我妻说：「我知道包先生很忙，但是你们不迁居到西门来，我不好意思来说，既已迁居到西门来了，离我们学校很近，可否请包先生屈就一下？」又笑说：「我是奉学生之命来的，有几位学生，都推荐包先生。因为她们的姊妹同学们，有的在女子蚕业，有的在城东女学，都欢迎包先生教得很好，所以我来敦请，务必俯允。」

　　这样的高帽子戴上来，我又只得答应了。不过我的教书，不是过於自卑感，实在自己觉得不甚高明。但我以为在这一代的女学生，却是在启蒙时代，当以启发她们的知识为首要，能多懂得一点新知识，就是好的。启发了这一代的女学生，然後使下一代的女学生，更注重於种种学问呀。我在民立女中学教的这一班学生，颇为整齐，一共只有十人，年龄都在十八至二十岁，是称为卒业班，程度也相差无多，课堂里沉静无哗，与城东女学的学生，正大不相同。

文如玉

七十二、女学生素描

　　我到上海以後，并没有在男学校教过书。我在山东，对付学生，觉得还好。到上海後，我惴惴然怕对付不了这班男学生。

　　况且我的职业，已命定我当新闻记者的了，我不能再分一半力量，来做教书先生。而且我立志也不愿教书，这不过变相的冷板櫈而已。

　　况且我青年失学，读书甚少，就我所学，也不足以为人师，仗一点小聪明，并无真学问，古训所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倒服膺龚定庵这句持，「但开风气不为师」。

　　至於在女学校教书，她们既不讨厌我，我也就我所知的和她们讲解，觉得很有兴味，而且女子往往别有慧心，较男学生聪明。在我所教的三个女学校中，以城东女学校教得时间最长，民立女中学次之，女子蚕业又次之。此外上海当时还有两个著名的女学校，一为务本女学，一为爱国女学。这两个女学校，我不曾正式受聘去教过书，但曾给朋友去代过课。务本只代过一星期，爱国却代过一人月，这个爱国女学，还是蔡元培先生那时所创办的，直到民国八九年时还存在着，那时的校长，好像是萧蜕呢？

　　此外上海还有个美国教会所办的中西女学，开设在公共租界的中心区，那是重西文而不重中文的。虽然它在三马路的时代，我的女儿可芬，也在那里读过书；後来那个「小中西」，我的孙女儿，也在那里读过书，那都是外国女教士当校长的，这个女学校，我总嫌它的贵族气太重，夕阳西下，门前汽车停了一条长龙，往後也就不再去上学了。

　　城东女学的地址，在南市竹行弄，一条极狭的弄堂，弯弯曲曲地走进去，里面却有古老式的，不像租界那种房子的一座房屋。杨白民便利用这座祖遗的房子，开办这个女学校了。他那个女学校是家庭式的。因为他的家眷也住在里面，除了有几间厅堂可以作课堂，其余的屋子，除了自己居住外，便作了女学生的宿舍，为远道来的女学生住宿（这时外县如松江、苏州、无锡，常熟，嘉兴等地，到上海来就读的女学生极多）。至於本地通学而走读的也不少。

　　城东女学的校长是杨白民，他的夫人，便当了管理学生的舍监（适与民立女学相反，民立是苏本喦为校长，而其夫王盂绿为教员）。杨师母虽在中年，尚有睡在摇篮中的小女孩儿，她主持中馈，更是一位家庭主妇。於是住在他们家里的女学生，课余之暇，便给她抱小孩，有时还帮着杨师母烧小菜。她们的课程中，本来有几项属於家事的，如缝纫、烹饪之类，缝纫不必言了，那时毛线工作，正在长足进步，而烹饪一课，亦别有风味。

　　杨先生主张烹饪一课，每月要实习一次，在星期六举行，以每一学生捐银两角，十个学生为一组，轮留当值。从前有两元，可以办很好一桌家庭饭菜，请各教师来白吃（还讲出「论语」有酒食，先生馔的古训来），吃後请加以批评。至於校长则贴酒饭与柴火，其事至为公平。不过有几位学生，本来是会烧菜的，当然很能入味，有两位从未烧过菜的，那些娇养惯的小姐们，鸡手鸭脚，烧出来的菜，咸不咸，淡不淡，令人攒眉。有位老先生正要加以批评，我拽了他的袖子，笑道：「吃了白食，不要瞎批评了。」於是大家都说道：「好！好！」

　　女学生们，向她们说了几句重话，都要哭的，但我不曾惹她们哭过。陈景韩在城东女学教书，常常骂得她们垂泪，他自己也撅起嘴唇，面相很觉难看。所以陈先生上课，她们不敢多说多话，背後却骂他「冷血动物」（因他的笔名是「冷血」也）。实在，像民立女中与女子蚕业，我所教的一班，都非常整齐，用不着疾言厉色。城东女学，班次既杂，人数亦多，往往不大整肃，似非稍加严峻不可。你若太放纵了，她们就愈加撒娇了。

　　要是诚恳地同她们讲，也并不是讲不通的。我最讨厌她们的，是把那些绒线生活，暗带到课堂里来，她们一面听讲，一面在桌子底下织那绒线生活。她们是熟极而流的，眼睛不必去看它。但是一不小心，钢针落地，丁零一声，大家都回首以观，掩口而笑了。有时候，的溜圆的一个绒线球，直滚到了教师桌子旁边，她又不好意思来拾取，倘把绒线尽扯，却是愈扯愈长。我已经几次托杨师母给她们说了，她们却还是老不改，我只得自己开腔了。说了以後，果然就没有带绑线生活上课堂来了。

　　城东女学的故事是很多的。有一次，他们那里招收了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年约十七八岁。虽然漂亮，但衣服穿得很朴素，不施脂粉，完全是个女学生型。这个女学生，是在黄任之所教的国文班里的。城东女学招生，不似别的女校里十分严格。因为学生都是幼年失学，到了年长，方始来补习的。在现代那种校风说起来，又要说她是「校花」什么之类了。在城东女学也来了有两个月了，倒也是很聪明而且很勤恳。

　　有一天，黄任之有应酬，人家请他在某一西菜馆里，内中是有许多商界中人的，他们「叫局」，（即召妓侑饮）黄任之自己不叫局，而不能禁止人家不叫局。

　　一时之间，莺莺燕燕都来了，可是其中有一人，恰好坐在他的对面，酷似城东女学每日上课的这一位漂亮的女学生，不过是遍体绮罗，装束入时，完全是两样了。他越看越像，而这一位堂子里来的姑娘，见了黄任之以後，也很为局促，侧着身子，不敢以正面对他。

　　偏偏那个叫她堂唱的商人，还对着黄任之夸说：「黄先生！你不要轻视她，她还是一位女学生哩。」那位姑娘脸涨通红，愈加不能存身，立即起身告辞了。黄任之也不待吃完西餐，说另有他事，起身离席，一脚奔到竹行弄，告诉杨白民以刚才所见的一切，於是学生们也大哗起来了。但这事也不能怪杨白民，他怎能知道她白天在读书，夜里在出堂唱呢？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她明天来时，把她开除就完了。可是不必等你开除，她从此就不再来了。

　　後才知道这人便是上海妓院里当时鼎鼎大名的小四金刚之一的金小宝。她和一位客人青浦名士陆达权很要好的，陆达权是留学日本的一位高才生，因为她的妹妹也是城东女学的学生，是她指引到城东女学来读书的，陆与杨白民、黄任之等，也全都认识，如何让一个妓女来附读呢？但是後来租界里美国教会所办的中西女学，它的校址在汉口路，四周围都是妓院，它那里附设的慕尔堂，办了一个妇女补习学校。妓院里的雏妓，在那里补习的不知其数。试从宽展处着想，那一等人是不应受教育呢？孔子云：「有教无类。」

　　城东女学每年一定要开一次游艺会，而这一次游艺会中，也一定要演一回戏。每一次演剧时编剧、导演，又一定是我充当的。那个时候，现代所称为话剧的那种新戏，已经流行到中国来了。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也在东京演剧，上海男女各学校，每逢什么节日、纪念日，学生们也常常在演剧，这个风气已经是大开了。我记得：第一年，我给他们编导的一个故事，名曰：「女律师」；第二年，我曾选取了我所译写儿童小说「苦儿流浪记」的一片段。

　　「女律师」取材於莎士比亚集，林琴南的「吟边燕语」中，译名为「肉券」。有的书上则又译为「一磅肉」。我因为在女学校里演出，而为安东尼辩护的，却又是一位女律师，所以便取了此名。

　　这时女学生中，大家都不肯演这个犹太人。我说：「如果戏剧中全是好人，没有坏人，这戏剧也演不成功了。」後来有一位女学生挺身而出，她愿意做犹太人，这位学生是吴传绚，苏州人，我友吴帙书、吴绾章的胞妹。学校演剧，当然草草不恭，却也有声有色。（按，吴传绚後嫁一李君，我忘其名，杭州人，日本士官毕业，为一旅长，革命有功，乃早逝世，传绚寡後，到上海即住我家，以与我妻甚友好。抗战期间，携其子同至重庆，後即不通音问了。）

　　「苦儿流浪记」，要选取一位年龄在十一、二岁的学生，饰为苦儿，且要是聪明活泼的。当时选取杨白民女公子中最小的一人，唤做杨雪珍。（杨氏姊妹，都以雪字排行，其长女曰雪琼，有一位名雪玖，今已成为女画家。）但剧中人是一个男孩子，现在以一女孩子权充男孩子，亦无不可，惟多一条发辫。因为那时候，中国妇女，尚未流行剪发，女学生们都拖着一条辫子。但雪珍当时为了演戏，竟毅然的剪去了那条辫子，（那时女人爱惜她的秀发，不肯轻易剪去的。）这一女，在女学校中，也传为佳话。

　　女子蚕业学校开办甚早，在那里毕业出来的学生，由各处聘请，或自设养蚕所，史量才办了申报馆後，它的後身，就是苏州浒墅关女子蚕业专门学校，扩大发展，归为江苏省立了。那民立女中学校，我所教的最高一班，不是说整整齐齐的十个人吗？但其後果，皆不甚佳。我後来听得人说：有一位嫁夫早寡，有一位以产难逝世，有一位带发修行，长斋礼佛，更有一人，竟正式做了尼姑。这位正式做尼姑的，乃即是民立女中学校长苏本喦的女儿。她在杭州近西湖主持一小庵，到上海来，必至我家，访问包师母，因我妻亦信佛，她们引为同志也。我问她：「官何刺激？乃至出家。」她说：「并无刺激。只是信仰。」

　　苏本喦女士兄弟姊妹颇多，其妹苏本楠女士习医，为著名儿科专家，他们本为一大族，下代所出，亦多学者。後来他们也不办学校了，那种私立学校，亦已被上海市政机关所接收，我在写此稿时的前三年，常在上海一家茶室中，遇到王孟绿、苏本喦一对夫妇，年在八十，互相扶持，互相爱好。老年不稀奇，老年夫妇而如此健康互爱，则不可多得。

　　孟绿嗜昆曲，唱旦角，以八十高龄，能迫紧喉咙，唱「游园惊梦」的杜丽娘给我听，真是不可企及呀！

　　我的女学生，後来颇多为我朋友的夫人，如蔡云笙夫人（孙润宇的妹妹），陆费伯鸿夫人（陆费伯鸿是中华书局总经理），顾树森夫人、宋春舫夫人等等。有的其初还没有知道，後来由其夫人道及，往往都亲治一餐以饷我。我在北京时，在宴会上，遇宋春舫，他说：「有一人要见你，明日我开车子来接，到吾家便饭，便可相见。」我问何人？他说：「现且不说，见後自知。」明日以车来迎，春舫筑室於清华大学之傍，至其家，夫人出迎，乃我学生朱润女士也。亦得饷一餐。春舫所筑之室，名「春润庐」，即以其伉俪之名名其室，室外花木环之，室内图书罗列，甚为雅洁。饭後，导游西山，至暮仍由春舫开汽车送归。至於黄任之夫人、杨千里夫人、朱少屏夫人等，都为我的学生，前文已说过，不赘。

文如玉

七十三、时报的编制

　　时报当时的编制，我於上文已述及，但新闻事业，在中国是继续进步的，不是墨守成法的，而且随着时代的进化而转移的。中国的开发，比较欧美为迟，在东方，比较日本为迟，这是无可讳言的。所以中国的新闻界，在那时只可以算草创时代，精神与物质上，都是赶不上人家呢。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想是在进步，决不是退步的。

　　中国报纸的编辑上，有三件事，都是由时报创之：一是专电，二是特约通讯，三是副刊，我将依次约略言之。

　　第一说专电：专电者，是报馆里特派人员在北京，每日将政界要闻，特地发电报到报馆里来，以便迅速发刊。因为中国当时自己还没有通信社，政府也不重视将新闻传播於民间，有时还讳莫如深，报馆要知道政界重要事件，只有靠在京的特派员打专电了。上海的外国报纸，如「字林西报」之类，也派了专员在北京，他们是和他们的使馆联络的，很可以得到许多政界要闻。中国的报纸上，反而没有，要到外国的报纸上转译过来，岂不可耻。所以我们派了专员在北京，专拍政界要闻的电报了。

　　因为时报先有了专电，於是别家也有了。始而专电少，非关於重要的新闻不发，既而专电多，虽非重要的新闻，亦发专电了。为了各报都有了专电，便成一个竞争的目标。譬如北京政府发生一重要的事，这一家报馆有这样一个专电，而那一家报馆却没有，明天报纸上发表出来，这岂不是使没有这个专电的那一家报馆相形失色了吗？

　　发专电要有一笔电费，从前是由报馆汇一笔钱给特派员，或是每月有一个约数，规定电报费若干。到了後来，电报费可以记账，民国时代，交通部优待新闻界，新闻电比普通电特别便宜，专电也就多起来了。再到後来，各大报馆在北京特设机关，名曰「通信处」，专司每天采访新闻，拍发电报了。

　　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报馆在北京所委托的通信员，有些是秘密的。也有的是政界中人，因为非此不足以得到正确重要消息。时报馆曾经有一位通讯员姓锺的（杭州人，还是王文韶的孙婿）。为了泄漏秘密消息而被捕，幸有王文韶的老面子，得了轻罪。不过到了革命以後，那些通信员，也就公开了。但是在探访新闻时，也有个竞争，看各人的手腕，有的得到了新闻，有的得不到新闻，未可一概而论。



　　因为是新闻电，它的电费最便宜（每一字三分），所以北京电报局每压在最後发出，一直要等到官电、加急电、商电发完以後，方始发新闻电，所以上海报馆里接到电报，都在深夜。但是电报局也知道这些电报，是你们明天报纸上要登出来的，所以尽速在当夜也给你送到。即使在深夜两三点钟，也仍照送。可是报馆编辑最头痛的，就是深夜来的电报，那个时候，报纸将要开印了，但专电不能不加进去（这时上海各报馆，还没有一家有卷筒机），而且极迟来的电报，往往是极紧要的新闻。幸亏我们时报馆里翻电报的张先生，他已翻得熟极而流了，不用翻什么电报新编，信笔疾书的写下去。但是电报号码上，徜有错误，他却不管，翻好以後，就送到主笔房来。


　　可是这种专电，常常有号码的错误，而且错误得奇形怪状。那是要猜详出它的原文来，到底是什么字，有的要从它的上下文看出，方能猜到是什么字；有的却很难猜详，只不过电码上一个数字之讹。尤其是人名、地名之类，往往差得你匪夷所思。并且发电的人，为了省钱，电报打得字数愈少愈好，非有极重要事件发生，不肯打字数较多的电报，往往因了一二字电码的错误，使一条电报不能明了的，很使人费了脑筋。而且这些简略的电报，在明晨报上，不能将原文登出，必须要装头装脚，加进了许多宇，充足了这个电报的意义，方可以使人看得懂。

　　第二，特约通信这件事，也是由时报创始的，虽然申报、新闻报，各地都有访员，但是这些通信，都是无足观的。时报当时最重要的是北京通信，当然，那时的政治重心在北京，所以北京通信，显出重要来了。自然那几位特约通信员，都是有政治知识而文笔优富的人，方可以胜任愉快。记得时报最初的通信员是黄远庸（笔名远生），他是江西人，还是前清的进士，曾到日本留学。因为他与时报的雷继兴（奋）同学，狄平子与他亦相熟，因此时报一创刊，即担任为时报通信。後来史量才接办申报馆，便把黄远庸拉去了，但仍为时报偶尔通信。袁世凯帝制时代，为了上海开设亚细亚报馆事，友人劝其赴美避祸，卒遭暗杀，真是冤哉枉也。此外，邵飘萍与徐彬彬，亦都曾为时报作过北京通信员。飘萍太忙，发专电是专长；彬彬得不到重要消息，文章多肉而少骨；都不及黄远庸，飘萍与彬彬皆我所推荐。

　　这班北京特约通信员，都在报上标明「北京特约通信记者某某」，虽不是天天要写通信，但一星期至少要有两篇通信。这种有系统的、文艺性的，观察时局，评论人物，用一种轻松而幽默的笔调写出的通信，颇为读者所欢迎。大约每篇总要有两三千字，过短觉得不足以过瘾，过长则又觉得冗长无味，甚而至於画蛇添足。我们收到了每篇北京通信之後，都排列在专电後，各种新闻前。除非看出它有笔误或有所忌讳外，未敢轻改一字。凡属高才，都不喜人家擅改他的文字。我每见许多编者，恒喜乱改他人文章，自诩博雅，其实识力不足，反致点金成铁，更为作者所不悦，所以因此为戒呢。时报上偶然也有国外通信，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几位留学在欧美日本的，或是使馆里的朋友写来的，这是他们一时高兴，而也是不受什么报酬的，并非是一种职业性的通信员。

　　到後来，上海的各大报馆，也都有了特约通信员，更为当行出色，这都是民国时代的事了。报业既进步，经济自更发展，像黄远庸在时报写通信，不过月酬二百元，已经算是最高了，其它报馆不肯出此（如当时申报馆的总主笔张蕴和，在外国资本时期，月薪不过四十余元）。在大公报的特约通信员，则除了月薪之外，还有交际费可以开支，那当然宽展得多了。

　　有一时期，邵飘萍曾担任了时报的专电与通信，在新闻上可以说统一。因为飘萍那时在新闻上大发展，除了在北京开设了「京报馆」，又办了一个通讯社，网罗了许多人材，在北京认识了许多人。认识寻常人不足异，要认识在政界方面足称重要的人，方可探索出重要的新闻来。因为他的交际广阔，方可以对於新闻上，如张网一般，无所遗漏，他这时不但与时报发电，也曾与申报发电。正在军阀时代，有许多秘密的消息也传了出来（有要闻他不打新闻电）。但上海的各报，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加以他在北京连吃官司，结果和黄远庸一样，断送了生命，殊可哀也。

　　第三、从前的报纸，并没有什么副刊的，虽然也登载些小说、杂文、诗词之类，都附载在新闻的後幅。我在初进时报馆去时候，便是如此。但时报那种杂录，如楚青所写的「平等阁笔记」和「平等阁诗话」（後为陈子言所编）都是附载在新闻之後。还有名人投稿，弃之亦属可惜，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於兴趣，并不索稿酬的。因为时报的读者，都说时报是趋向於文学方面的，喜欢弄笔的人都来了。

　　後来我创议别开一栏，名字唤作「余兴」，专登载除新闻及论说以外的杂著，商诸楚青，他颇赞成，便嘱我主编。当时亦没有什么副刊的名称，但自辟此栏後，投稿者非常踊跃。因为时报对於教育家、文学家，著有信仰，上海以及外埠的各学校都阅时报，尤其是青年学子，故所有投稿家，大半是从此中来的（我认识范烟桥、周瘦鹃，即在此时）。这余兴中的文字，正是五花八门，矜奇斗巧，讽刺歌曲，游戏文章，可谓层出不穷。

　　他们虽不受酬，可是我们为了鼓舞投稿人的兴趣起见，分别酬以有正书局的书券，好在有正书局那时的出版物，甚为丰富，都是狄子平所选取的。苏州、常熟、吴江（同里缜）的投稿家，积聚了许多书券，到上海来，选择了一大包回去。

　　後来申报、新闻报，也便有了副刊了，申报的唤作「自由谈」，新闻报的唤作「快活林」，其他各报也都有了副刊。自从毕倚虹进了时报馆以後，我们又商量了别辟一栏，名之曰「小时报」，一切都是小型的，可谓具体而微，有小评论（我与倚虹轮写，一名小生，一名小可）、小专电（此电是电话），小新闻（里弄间琐屑奇怪的事）一概都是袖珍式的，颇沉新颖有趣。其时助我们的，还有濮伯欣、陈彦通诸君，诗词并载，庄谐杂陈，可以做到雅俗共赏之作，为读者所欢迎。编副刊亦要有种种技巧，而且常常要变换方式，乃可以引人入胜。这种副刊，毕倚虹题其名曰「报屁股」，现在报屁股三字，已传诵人口。

文如玉

　七十四、集-会结社

　　这个时候，上海有一个「江苏教育总会」，在江苏全省的教育上是很有势力的。虽然那时是在前清末纪，政治腐败，可是一班革新人士，以为欲改革政治与社会，非兴教育不可。况且江苏省内，上海、南京、苏州、无锡，以及各府各县的学校，也风起云涌了。江苏教育总会设立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区，而交通亦利便，可以支持各地的新教育而总其成。

　　江苏教育总会的会长是张季直（謇），并无副会长，另有一位总干事是沈同芳，他是常州人，好像在前清曾做过官的，是位孝廉公，我已不记得了。这位总干事，就同後来的秘书长似的，管理会内一切事务。每逢开会，都是他报告处理一切行政事项，纪录开会时的议决案。他是住在会里的，可以领取一笔夫马费（实在便是薪水），其余的干事，都是没有薪给的。

　　江苏教育总会最初的地址，是在白克路的酱园弄（後来改名为青岛路），我初到时报馆去的时候，还是在酱园弄的，後来他们筹集了一笔款子，就在老西门外，造起了一座西式的两层搂来，便作为永久的会址了。

　　到那个时候，会务也忙起来了，干事中如沈信卿、袁观澜、黄任之诸君，最为活跃，他们是中坚份子，因为他们都是教育界的人。那时这个江苏教育总会，在江苏教育界中，颇有势力，以张謇为会长，可以直接与江苏最高长官相交接，因此之故，也很有反对他们的人，称之为学阀，还有一班人，骂之为「西门破靴党」。

　　入会的资格，要办过学堂，当过教员的人，或是对於新教育有知识的人，我当然有这个资格了。

　　我起初并不想入江苏教育总会，後来却参加了。一则，楚青劝我加入，他自己本是一个干事，却从不到会，但时报在教育界颇占势力，虽然陈景韩、雷继兴，都未加入（他们不高兴加入），而常到时报馆来作客的人（简称息褛中人），大半是那边的干事与会员，藉此可通声气。二则，有许多苏州同乡，都怂恿我加入教育总会，可以有部份力量，在故乡或可多少便利之处。所以我的介绍入会的人（须有两个会员介绍），一位是狄楚青，一位是我的表姑丈尤鼎孚先生（苏州绅士）。

　　第一年，我是普通会员，第二年，他们便选举我为干事了。干事约计有二十余人，但我实在是个哑干事，在会议席上，难得发言。这因为我在江苏教育界的情形，不大熟悉，而他们都是教育界老前辈呀！不过我是有表决权的，徜然我不列席，表决权就少一票。所以每逢开会，总是打电话到报馆里来催请，被催请得急，只好去了。他们的开会时间，总是在下午五、六点钟，这时候，我总在报馆里发外埠新闻，被他们一捉就着。遇到他们开会不足法定人数，拚命的打电话来，宛如十二金牌一般。这是义务性质，自己还要贴钱。但亦有所酬报，开完会後，会中备有一顿丰富的夜饭，足供一饱。

　　江苏教育总会，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後，便即取消了。因为当时的政府，以为教育是属於政府的，政府自有教育方针，不能操纵於一班士绅之手，会员们、干事们，也都别有所事，有的离沪，有的做官，大家星散了。我写此稿时，从前教育总会的同人，大概都逝世了，只剩一个黄任之，还在活跃咧。

　　除了江苏教育总会以外，我所加入的集-会团体，便是南社。我从山东回到上海的时候，南社早已成立了。

　　第一次参加时，觉得人数极少，不过十余人而已。这个南社的组织，既无社址，也没有社长，每逢开会，不过聚几个文艺同志聚餐会谈而已。到了後来，社员渐渐多起来了。每年有一次大会，但仍然是聚餐性质。地方没有一定，我记得有一次在苏州虎丘开会，还是坐了画舫去的；有几次就是在上海西餐馆开会。原来社员的入会，再简便也没有，有朋友介绍，说某君愿入南社，说出他的姓名履历来，大家都赞成。也有某君，某君，我们要邀他入社，只要某君答应了，便算是社员了。社员虽多，并不须要列席，即使算是开会了，聚餐一回，餐後即散，无所事事。到了後来，有了编辑社友诗文集这一件工作，算是一点成绩。

　　我的加入南社，因为南社中早已有了我几位老朋友。如陈佩忍，在吴江同里镇金松岑家里就认得的。如苏曼殊，在苏州吴中公学社就认得的。还有许多人，也都是到上海来後认得的。後来在南社成为主干人物的柳亚子（他起初叫柳安如），那时还在他的故乡吴江黎里镇咧。那时主持南社的人，我只知道陈佩忍与朱少屏。少屏名葆康，早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西门办了一个健行公学。陈朱两位常居上海，每逢南社开会聚餐等，总是由朱少屏处发出通知，社员名籍、住址，也都是由他保管。他英文颇好，但要似南社一班文人词客般，吟诗填词，他是敬谢不敏的。不过他在办事上，甚为干练，在新学界中，认得的人也很多，後来于右任发起的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以及太平洋报，都由他帮忙拉拢不少。

　　在南社中，我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自然是江苏人最多，浙江人次之，广东人又次之，此外各省人都有。那是因为它的基地在上海，尤其是侨寓上海的人，其次，就是常常往来於上海的人。最初，报界中人，入南社者甚少，即以时报而言，就只有我一人，申、新两报，是阗其无人。有一天，狄楚青问我：「南社里是有些什么人，有人说：是一个革命机关。」苏曼殊到报馆里来看我，报馆里有位广东先生，问我道：「这位西装朋友，人称他是一位革命和尚。」我说：「和尚应穿袈裟，他怎么穿西装呢？不但不穿袈裟，而且还吃花酒呢。」因一笑置之。

　　南社是提倡旧文学的一个集体，虽然其中人物，都是鼓吹革命的，但他们的作品，还是固守着文言，不渗杂白话的。上言报界中人，入南社者甚少，但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平洋报，几乎全部是南社中人，叶楚伧的入报界，便是从太平洋报开始，他本来是在广东，和姚雨平在一处的。在南社里的朋友，我认识的就有诸真长、邓秋枚、李叔同、陈陶遗、胡寄尘等，仅有一面之交的，还有高天梅、高吹万，刘季平（即刘三，後在南京，与他同寓则常见了）、黄晦闻、蔡哲夫等等，现在已不能尽忆了。有一次开会，于右任、汪精卫亦列席。南社中人更有一特客，则为陈仲甫（即陈独秀），似亦一社友，此真所谓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了。

　　在此时期，我要提到陈佩忍，佩忍自他夫人故世後，并未续娶。仅有一女，他携其女，住居上海。每晚必至福州路一妓馆花雪南家。花雪南年十六、七，貌不甚佳，闻其为巫来由籍。但佩忍志不在花云南，从未与染，乃借她的房间，作为会客之所。凡是熟朋友，要访佩忍，晚间至花雪南处，必可见到。上海妓家，有一规例，房门前挂一门帘，无客则悬起，有客则垂下，如果门帘垂下，生客无论何人，即不能擅入，名之曰「闯房间」，为所禁忌，则曲在闯入者了。

　　所以当时上海一班有志之士，高谈革命，常在妓院门帘之下，比了酒家、茶肆、西餐馆，慎密安适得多。花雪南貌既不扬，生涯亦寥落，绝少访艳之客，而佩忍更满意，常盘据其房间，甚至写文章，通书札，亦在此间，他的一位八九岁的女公子，也带到此间。

　　其所报酬於花雪南者，则逢时逢节，必开筵请客，妓家谓之「做花头」，如无人做花头者，佩忍拍胸脯包办，在妓家开筵请客，即是上海人所说的「吃花酒」了。以其交游之广，群贤毕至，就我所记忆得的，如诸真长、邓秋枚常在座，有时亦有杨千里，如苏曼殊在上海，极为高兴，主人为他召集许多名花坐其侧，我有句云：「万花环绕一诗僧」，在座大都是南社中人。我亦常在座，无容讳言，二十年颠倒於狂荡世界，诚难自忏也。

　　南社後来无形消灭了，这也是有理由的。第一，因为这班人，都是研究旧文学的，不能与後起的新文学沆瀣一气。有些人是无论如何不肯写白话文的，而且也不赞成那种欧化的新文学与新诗词的，在五四时代，已成为过去人物了。第二，南社里有许多人已入政界，他们做官去了，也有的是别种职业，谁也没有闲情逸致，来南社做文人词客了。剩下几个人来，也渐渐取消极态度。第三，南社是一点没有基础的，既无社址，也没有职务，当初只不过每次开会，大家凑出钱来，聚餐一回。虽然辛亥革命以前，他们也很鼓吹革命，辛亥以後，便是军阀时代，一直到北伐成功，政府也不曾支持它，而它觉得这个政府实在不能满意呢。

　　在我初进时报馆去的半年中，便有几多有志之士，热心朋友（有些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组织了属於政治、法律以及地方自治等会。因为时报同人及息楼来宾，不少是在日本的政法大学毕业的，而尤以早稻田大学为多，如雷继兴（奋）、杨翼之（廷栋）以及常来时报的人。自从清廷对外吃了几次败仗，国内革命之声渐起，又承了戊戍政变，庚子拳祸以後，上下都闹着要变法了。於是清廷便下预备立宪之诏，意思要君主立宪。那时世界各国，皇帝还很多，君主立宪也很盛行，实在清廷这个预备立宪之诏，也不过缓和一下空气而已。

　　在当时，日本留学青年，便出版了提倡立宪的许多书报，召集了讨论立宪的许多集-会，时报馆同人以及馆外贤达等，也有一个会，好像是什么「宪政期成会」吧？现在我已记不起这个名称了，总之就是这们一回事罢了。

　　这个会，也有数十人，虽不限於江苏人，但十之七八是江苏人。张季直、马相伯，这两位老人是不祧的，每开会必有演说。马相伯的演说，最擅胜场，词令之妙，无可比拟，深入浅出，层次井然。其次要算雷继兴，起初声音很低，愈说愈高。他们从未预先超一稿，录一底，只是随机应变，大概非平时练习不为功。此外又出一种杂志，是一种月刊，名字叫做宪政什么的，可是现在想不起了。杂志中的材料是丰富的，因为他们都是法政学家，可以一挥而就，我却是门外汉，可是他们有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也把我拉进了这个会里去了。

　　在编辑杂志的时候（雷继兴主编的），他们一定要我写一点东西，可是我一个跑龙套，跑龙套照例是不唱的，我能写些什么呢？小说是用不着的，政论又怕不合意旨，在日本报上东翻西翻，翻着一篇「俄罗斯新宪法」。那个时候，俄罗斯还在沙皇时代，「苏联」两字尚未出现，大概也是国内革命党闹得不可开交，所以不得不颁布一种宪法，这种宪法，也是和日本一样的钦定宪法吧？现在上海一班维新党，主张君主立宪，也足以供参考，我就「瞎猫拖死鼠」的，以此塞责了。不过，这个宪政杂志，没有出到半年，也就停刊了，大概是沉闷不过，难以引起人家的兴趣吧。什么叫做立宪，也有许多人，怕还是老不明白呢？

　　对於地方自治，也有很多人加以研究。那些到息楼来的朋友们，以上海本地人很多，目覩租界里一切地方行政，都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无从问津。中外有什么交涉，老是中国人吃亏，喧宾夺主，就是上海本地人，也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此刻在租界外的地方，如南市、闸北以及浦东等，也渐渐繁荣起来了，极思有所振作。即使在租界里，纳税者也都是中国人，不能放弃这个权利，当时倒没有在租界当一个大亨的思想。谁知後来，却出了许多土豪地棍，靠着洋人，恃势作恶，以此为巢窟呢。

文如玉

七十五、编辑杂志之始

　　我今要谈到我与编辑杂志的关系了。我与杂志的关系，大概都是属於文艺的，其次是属於教育的。在我没有从山东回上海的时候，上海出版的杂志已经风起云涌了，其中小说杂志更是不少，一半也归功於粱启超的「新小说」杂志，似乎登高一呼，群山响应，虽然商务印书馆出版，李伯元编辑的「绣像小说」还在其先，但在文艺社会上，没有多大影响，「新小说」出版了，引起了知识界的兴味，哄动一时，而且销数亦非常发达。

　　那时就有了曾孟朴的「小说林」月刊，吴沃尧等所编的「月月小说」，龚子英等所编的「新新小说」，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陆续出版的小说杂志，不下七八种。我不能详细叙述，吾友阿英，他有「晚清小说考证」等著述，调查得很为清楚咧。那时综合性、专门性杂志，也有出版，但总不及小说杂志畅销。

　　因为通俗，因为有兴趣，大家都看得懂。不过那时还是译自外文的多，自己创作的少。我在月月小说社，认识了吴沃尧，他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曾请教过他。（他给我看一本簿子，其中贴满了报纸上所载的新闻故事，也有笔录友朋所说的，他说这都是材料，把它贯串起来就成了。）那时我还自己不曾写过那种长篇创作，但是「月月小说」里，我有几篇译作，如「铁窗红泪记」等，也有四五万字左右，分期登载。

　　这时一个生力军的「小说时报」出版了。原来狄平子是心醉於小说的，时报上就每天有长篇连载，自我来後，便急须办「小说时报」了，他本有一个有正书局的出版所，又有一个很奸的印刷所，铅印石印齐备，办一个杂志，也较为方便。又有时报上，不花钱可以登广告。在筹办期中，登报徵求小说稿，无论长篇短篇，文言白话，一例徵收。那时译写小说的人，已经很多了。有的本有固定的职业，性之所好，以此作为文人的副业。有的竟是生计艰难，卖文为活的。一时投稿者实在不少。

　　这些小说稿，都要选择过，检定过的，倒也很费功夫。冷血不耐看那些徵求来的小说，那末阅读小说便是我的工作了。本来看小说是有兴味的事，有了名小说，我们还要急急去购求，但是强迫着每日要看若干万字的平庸小说，便觉兴趣索然了。好的小说，固然越看越有劲，坏的小说，却是如吃苦果了。不过也有文词生硬而意思还好；也有没有什么旨趣，而用笔也很技巧，便不能不看下去。我常是为投稿人设身处地想想，投稿而不用退还，是多么使人难堪呀！

　　编辑小说时报，是我与冷血二人轮流合作的，不过我们每期都要担任些短篇和长篇，此外便是选登若干外来的短长篇了。小说时报是个月刊，编辑并不难，就是每期要担任若干稿子，也是够忙的了。对於长篇小说，其它杂志，都是分期刊出，每期不过登出四、五千字，如果稿是四、五万字的，要十期方始登完，使人闷损，但小说时报上，徜然是个中篇，必一次登完，长篇而字数较多的，则分为两期，最多是三期，也一定登完。在小说时报上，我认识了许多人，如周瘦鹃、范烟桥等，他们都不过廿一二岁初露头角的青年。

　　还有几位女作家，记得一位是张毅汉的母亲黄女士，还有一位黄女士闺友，好像也是姓黄的，她们都是广东人，都能译英文小说，或是孀居，或是未嫁。其时张毅汉，（今更名为亦庵）年不过十二三岁，他母亲的译稿常由他送来。到後来我屡次办杂志，张毅汉中英文精进，帮助我的译作，实在很多。小说时报除了短长篇小说之外，还有笔记、杂著等等，有徵求得来的，也有自己投稿的，我记得叶誉虎、李孟符（曾著有「春冰室野乘」一书者），以及许多知名之士，都有作品，不过他们都另有笔名，不欲显露其真姓名，这般都是狄楚青的朋友，不过他的「平等阁笔记」，还是披露於时报上为多。

　　从前办那种文艺杂志，也很注意於图画，尤其是小说杂志。小说时报除了在小说中偶有插图外，每期前幅，还有许多页铜版画图。这些铜版图，有的是各地风景，有的是名人书画，但狄平子以为这不足引人兴趣，於是别开生面，要用那时装美人的照片。这种时装美人的照片，将向何处去搜求呢，当时的闺阁中人，风气未开，不肯以色相示人，於是只好向北里中人去徵求了。

　　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於此。狄平子与其弟南士，他们时出而应酬，认识花界的人很多。常向她们索取照片，登载小说时报，不过这事也有许多麻烦，尽, 有许多名妓，已经, 很红，而不大有照片的；也有虽有照片而其容貌、姿态，未能中选的。那个时候，什么电影明星、舞厅娇女，都还没有出世，向这北里中人索取照片，除非要同她们去摄影，要这样的伺候妆台，不是成为一件苦事吗？

　　後来却有一件便利的事，原来狄楚青在南京路西，跑马场对面，开了一家唤做「民影」的照相馆。这家照相馆，他的原意是为了有正书局要影印许多古书画，名碑帖，又请了两位日本技师研习坷罗版，不能不自己有个摄影所。这许多印件，又都是情借得来的珍贵之品，要委托别家照相馆，倘被遗失或损毁了，这都是不世之珍，无价之宝呢。照相馆不是专映古书画名碑帖的，自然也可以为人摄影，为了我们要时装美人的照相，便极力运动那班花界姊妹来照相了。

　　请她们来照相，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在民影照相馆请客（民影的地方很宽裕，有一两次吃花酒，便移到民影来吃的，她们应召而来）。来了便给她们照相。另一方式，是由民影照相馆制成一种赠印照相券，交给花界姊妹，请她们来摄影。这两个方式，当然都是免费的了。

　　第一个方式，效力最大。民影照相馆是一座三层楼，最高一层是照相馆；最下一层是一家民报馆；而中间二层楼，便是这个俱乐部了。这时候，常到俱乐部来的，有熊秉三（希龄）、叶誉虎（恭绰），濮伯忻（一乘）、陈彦通（陈三立第七公子）。还有那个唱戏的贾碧云，其余还有许多客，已经记不清楚了。在俱乐部设宴请客，都叫局侑觞，一来了便请她们照相。有时还约集了一个日子，集团照相，如小说时报上登出的「金钗十二图」，是上海当时最著名的红姑娘十二人。还有什么「八宝图」者，把一个胡四宝，一个洪四宝，两人合照在一起，这些都是楚青的玩意儿。

　　第二个方式，虽没有第一全方式效力大，但零零落落的来照相的也不少。年轻的女孩子们，谁不喜欢照个相儿呢？全身的、半身的、坐的、立的，尽着她们自由意志。好在她们的底片，都是留在照相馆里的，小说时报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这些照片，在小说时报登载过後，有正书局还出了单行本，用最好铜版纸精印，装以锦面，名曰「惊鸿艳影」，购的人还很多咧。

　　小说时报出版後，销数很好，我在这个杂志上写有不少短长篇小说，此刻有许多也已记不起来了。只有最初出版的第一期上，曾写了一个短篇，题名为「一缕麻」。这一故事的来源，是一个梳头女佣，到我们家里来讲起的。（按：当时上海有一种女佣，每晨约定到人家来给太太小姐们梳头的，上海人称之为「走梳头」。）她说：「有两家乡绅人家，指腹为婚，後果生一男一女，但男的是个傻子，不悔婚，女的嫁过去了，却患了白喉重症，儍新郎重於情，日夕侍疾，亦传染而死。女则无恙，在昏迷中，家人为之服丧，以一缕麻约其髻。」我觉得这故事，带点传奇性，而足以针砭习俗的盲婚，可以感人，於是演成一篇短篇小说。不用讳言，里面是有些夸张性的。当这篇小说登出来时，我还在女学校里教书，有许多女学生，便问我：「果有这事吗」？好像很注意这个问题。

　　这篇短篇小说「一缕麻」，我写过了早已忘怀了，乃於十年以後，梅兰芳忽然把它编成了戏剧，写信来取我的同意，在北京演出。我当然同意，而且也很高兴。据梅兰芳後来告诉我，那时天津地方也有类此指腹为婚的事，看了他的戏而解约退婚的。不过他到上海来时，没有演过这戏，而我到北京，也未看过这戏呢。又过数十年，上海越剧正盛行一时，袁雪芬、范瑞娟，两位女艺员，忽又看中了这篇「一缕麻」短篇而演出戏剧了。那是在上海演出的，她们也来商量剧本，但越剧是有歌唱的，另有编歌词的人，我完全是外行。而且我也向来不看越剧的，「一缕麻」开演，她们送了八张赠券来，我们全家去看了一回。坦白说起来，「一缕麻」这一短篇，有什么好？封建气息的浓重如此，但文艺这种东西，如人生一般赋有所谓命运的，忽然交起运来，有些不可思议的。

　　本来「小说时报」几个月来都是我编的了，因为冷血常常出外旅行。过了一年多，楚青又想出一种「妇女时报」来了。於是「小说时报」重归冷血编，而我又专门编「妇女时报」了。「妇女时报」是综合性的，不能专谈文艺，而且里面的作品，最好出之於妇女的本身。但是当时的妇女，知识的水准不高，大多数不能握笔作文，因此这「妇女时报」里，真正由妇女写作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二三，有许多作品，一望面知是有捉刀人的。好在那个范围很宽，凡是可以牵涉到妇女界的，都可以写上去，还有关於儿童、家庭等等，都拉进「妇女时报」去了。

　　「妇女时报」开卷，也要有几页铜版图，那是这个时候办杂志的通例，即便到了近代，也是如此。第一，要徵求闺秀的照片，这可难之又难，那时的青年女子，不肯以色相示人，守旧人家，不出阁门一步，怎能以照片登载在书报上，供万人观瞻呢？不过我那时也得吕碧城姊妹，张昭汉（彼改名默君）、沈寿（著名刺绣家）以及几位著名女士，也可算得凤毛麟角了。

　　最可异者有两位朋友溯源，还是从「妇女时报」而认识起来的，一位是邵飘萍（原名邵振青），先由其夫人汤修慧，在「妇女时报」上投稿而介绍认识的。一位是毕倚虹（原号毕几庵），为其夫人杨女士（杨云史的女公子）投稿诗词文藉於妇女时报（倚虹代庖的），而後来见访认识的。此外还有说不清，记不起的许多男女友朋。

　　狄平子的有正书局，还出版了一种「佛学时报」，那是由濮伯忻（一乘）所编辑的，这个冷门货，销数太少了，大概出了不到五期，就停刊了。

　　在辛亥革命以後，第一年，我还编了一种「中华民国大事记」，每月一册，也是有正书局出版的。初编的时候，志愿甚大，用了纪事编年的体例，逐月的编下去，可以成一种史科。虽然取材於各报，但是编起来很为辛苦，不是可以抓到什么新闻乱塞一阵子的。我起初以为这一种史实材料，是大家要看的，谁知销数并不见佳。到後来事态复杂，愈编愈难，也曾编到一年多吧，积存不少销不出去的「大事记」，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只得停止。

文如玉

七十六、还乡一二事

　　我自从在上海定居以後，即思往苏州一行，游子不忘故乡，也是自然之理。况且现在苏沪铁路，早已通车，自沪到苏，不过两三小时，便利极了。这回到苏州去，也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扫墓：在前年冬天，办理了祖母及双亲葬事以来，便接连两年，到了青州，错过了清明祭扫的时期，此次必须要去看看了。第二，苏州有许多亲戚故旧，几年来变迁得很多，也要去探望一下。第三，当时我携眷到青州府去的时候，我的老家仍在苏州。本来我姊和我同居的，我姊丈也有职业在苏，临走时，我就托他们照管，所有家具器用，箱笼衣物，也都留在那里，此刻也想去检点一番，能否运一些儿到上海应用呢？

　　那一天，我们夫妇，带了一个三岁多的女儿可芬一同去的。我们的老家，住在阊门内承天寺前地名西海岛一条巷里，不是前文曾说过，门前有一口古井，乃是郑所南藏在铁函里的「心史」，就在这井中发现的吗？现在我们回去，当然仍住在老家，也已经写信通知了我姊的了，在我们住居楼上打扫了一下，以便安居。

　　这时候，正在春末夏初，天气又是佳晴，如果作春游，真是大好时光，不过我在上海也只告假几天，来去也殊匆匆呢。

　　到了先去雇船，那是我家一向雇用的熟船，停泊在崇真宫桥堍陆状元住宅前（陆凤石故居）一条小快船，有六扇玻璃窗的。船上没有男人，母女两人，依此为家，也靠了这条船生活。那个船婆是个孀妇，女儿名叫阿龙，年约十八九，生得白白净净，很讨人欢喜。我们原是老主客，不必讲价钱，她们的船，明天有空，便定下来了。本来苏州城里人家上坟扫墓，妇女小孩都不大去的，妇女缠脚，行山路不便，妇女不去，小孩也不去了。可是现在也不拘了，反正是要坐山轿的，於是当夜即烧好了祭菜，备好了祭品，明天一清早，便出发了。

　　船出阊门，一路进发，过了铁岭关，全是郊区了。久不作郊游，天气又这样的好，桃花还未全谢，东一簇，西一簇，也没有人理它，随意开花。一路上的菜花，又黄得使人耀眼睛。船到环龙桥，已有许多抬山轿的男男女女挤在那里。有一个中年的乡妇喊道：「那是包家里的少爷，我前抬过他的。」又有一个半老妇人道：「他旧年也不曾来上坟呀」。他们的记性都很好的，一与他们接触，总是牢牢的记着不忘的。


　　闹闹嚷嚷中，我们上了岸，从这里到墓地，路不算近，总是要坐山轿的。那就是要两肩山轿，我坐一肩，我妻和我女坐一肩。由他们支配下来，奇妙极了，两个女人抬我，两个男人抬我妻和我女。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安排？他们说：「你一人身轻，（我当时身体甚瘦，体重百磅多）你少奶奶还有个小姐咧。」我想想也有道理，何必一定要男抬男，女抬女呢。问了我妻，她也不反对。此外还加了一个十五六岁男孩子，挑了祭菜品等，一同上道了。


　　到了墓地，我们的坟客（苏人对於看坟者的称呼），早已得信，即来迎候，她是一个中年寡妇，我们叫她阿罩娘娘。便到墓地祭奠，见松楸无恙，扫除清洁，略可安慰。馂余向例即送给坟客们。又分派了「添土钱」（添土钱者，坟邻的儿童辈都来聚观，各给以数钱使之勿来坟地践踏）。於是坟客邀往其家小坐，烧了茶，请我们喝一杯，平时她家里不吃茶，只饮白开水而已。

　　那时她家中正养着蚕，也有小小的一片桑田，我和震苏，都是见过养蚕的，我女阿芬，从不曾见过，看了那碧绿的桑叶上，卧着许多雪白的蚕，正想讨几条蚕，带到上海去，其母呵之乃止。

　　在我们这墓地白马涧乡村一带，这些妇女，正是多材多艺。不但养蚕，而且还工於刺绣。苏州那时有一种工业，专做神袍戏衣，城内开设这种神袍戏衣店的，不下十余家。所谓神袍者，便是各种神像身上所穿的袍服，花团锦簇，必需是种种绣品。至於戏衣更不必说了，无论京戏昆剧，不拘生旦净丑，穿上身的都是绣花的衣服。所以这种神袍戏衣店，生涯却是不恶，各处都有到苏州来定制的。这种神袍戏衣上绣品，都是粗线条，不要太工细的，所以都放到乡间妇女去做。这里乡村一带的妇女，却正是做这种活的（乡妇们对於刺绣，称为「做生活」），所以她们放下细针密缕的刺绣工夫，又可以粗脚大手的去抬山轿了。不但是多材多艺，实可称能文能武。

　　回到船上，时已近午後两点钟了，随即开船回去，我们也就吃饭。饭菜是船上母女两人烧的，什么红烧鲫鱼、荠菜炒肉丝、虾仁蛋花汤，这两菜一汤，不脱苏州风味，加着这时候，肚里也觉得饿了，愈加觉得适口有味。吃过了饭，看看沿河的一带农村风景，小桥流水，幽草闲花，这也正在农忙时期，农人却觉得自由自在。夕阳影里，已近市区，及至归家，便到黄昏时候，和姊丈及我姊淡谈家常，即行安眠。

　　关於访问亲戚故旧的事，真是思之惘然。最可悲者，我的两位最爱好，最友善的异姓兄弟，一位表兄尤子青，一位盟弟戴梦鹤都逝世了。梦鹤逝世後，我从此便没有到过他的家里，他夫人甚贤慧，而青年守志，我一向未见过面，未便访问。子青哥的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学生，年均幼穉，我们的这位表嫂，我也未见过，这是旧礼教和大家族的封建制度所限制了。再回忆到子青和梦鹤弟，生前有多少著作，我後死者没给他们收拾整理一下，至今思之，实在很多愧憾呢。

　　亲戚中，我的顾氏表姊也逝世了，她还死在我祖母之先，表姊丈朱静澜我师，续娶了一位夫人曾到我家拜我祖母，认为外孙女，以慰老怀。但她的年纪比我还轻，我叫她表姊好呢？还是叫她师母好呢？朱师那时也很憔悴，他既不能再做教书先生，也不能再做职业慈善家，那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机构，也取消了，家计也日趋困窘。其时我家有个亲戚，是我一个远房表弟吴霞赤，得了一个什么厘卡差使，请他相助为理，大约在浙江省某一处地方，不想朱师就在那里得病，急即送归家中，不数日便即逝世，此时我尚在山东青州府，还不能向我师抚棺一恸呢。

　　还有我师徐子丹先生，自从乡试中举以後，赴京会试时，我去送他，联捷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东。连任了山东三处地方的知县官（县名我已忘却）。有一时期，我还在山东，但不相闻问。但徐先生却殁於最後任所，自赴京会试送他後，从此便不曾见面。这一次回家，知道徐先生已由其公手扶柩回藉安葬，在家择日开吊。我知道了信息後，做了一副挽联，那天从上海回去，拜奠了一下，徐先生是我巽甫姑丈的好友，也是我的恩师呀。

　　诸亲戚中，只有桃坞吴家，却还兴盛。我舅祖清卿公早已故世了，现在砚农表叔当家。他们家的产业，本来只限制於苏州本地，近来也渐有发展到上海之势了。这有两个原因：一则是苏沪铁路通後，交通便利，一天可以来回；二则是上海日趋繁盛，商业发达，获利容易。清卿公在日，他是一向持保守主义的，也曾有人劝他在上海有所营运，他总是摇头，他说：「上海是鬼子世界，我们也不想发什么洋财。」

　　其实上海自开埠以来，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当时的大商业，如珠宝业、绸缎业、药材业、参茸业、典当业，以及钱庄、金铺，都是苏州人来创始。说句可耻的话，因为苏商的发展，妓馆也借说书为名，号称书寓，而成为苏帮了。上海在一年一年发展中，於是几个大商家，宁波人也来了，广东人也来了，各省的人都来了。但是像宁波帮、广东帮，都是从海道来的，不免带了一点洋气，而苏帮却是从内地来的，营业也就有国粹意味。

　　不过近岁以来，苏人以近水楼台，也想分我一杯羹，因此在上海营地产事业，迁居上海的也就多起来了。

　　此外，还有几位旧友，从前开东来书庄，出「励学译编」的同好，也都散处各方，媒求职业，只有我的谱弟李叔良还在故乡，在中小学校教书，约了他，在「吴苑深处」喝茶，以叙契阔。这个吴苑，是我在苏时常去的地万，现在许久不来，熟友甚少，觉得「旧雨不来今雨来」了。还有我的岳父母还住在苏州，一位姨妹已嫁，我妻带了女儿，亦必须去省视一下，以叙别情。这样也有四五天工夫，便须要回上海去了。

　　至於家具器用，箱笼衣物，想运一些到上海的话，那只是空想罢了。以家具而言，我父亲从前置备甚多，从厅堂以至卧室，都是上好木材，比上海那些木器店里的要好得多。以前没有什么外国家货沙发椅之类，可是中国式的太师椅、杨妃榻等等，我们也是应有尽有。後来屋子住得越来越少了，家具便成了供过於求。因此有的寄给人家，有的借给人家，有的老老实实卖给人家了。但是还留下不少，即如我结婚时的一张新牀，虽不大考究，却是照苏州迷信的俗例，不能卖去的，可是这个庞然大物，如何搬运到上海去呢？还有箱笼等物，我母亲的嫁妆红漆箱四只，我妻的嫁妆红漆箱四只（还是簇新的），还有白皮箱，黑皮箱，单是这箱子就有十余只，不管里面都是些旧衣服、破衣服，但是如何把它安顿呢？

　　还有我的书橱、书箱，开出来一看，蠹鱼先生已经据为己有了。无论新的、旧的，有用的、无用的，好像都不忍舍弃。我妻也是一样，对於衣服器物，甚至厨房用具，都有恋情。我说：「除去木器以外，对於细软，我们现在只好拣最切要需用的带一点去，以後不是常常要到苏州来吗？来一次带点回去就行了。」有了这缓冲之法，便把此事解决了。

文如玉

　　七十七、—天的临时记者

　　以後，我也常常回到苏州去，只不过一两天就回来了，沪宁路的特别快车已通，甚而至於早车去了，夜车回来，也是有的。可是有一次回到苏州去，似乎重要，却是带有戏剧性的。

　　有一天，吴讷士先生，到时报馆来访我，他说：「我们苏州即将开一次运动会，为了提倡体育，召集各学堂学生，在城中王府基操场，作竞赛运动。」我鼓掌赞成道：「这是我苏州破天荒的事，届时我一定到苏州来观光。」他说：「不是观光的事，我今天特地来拜访你老兄，届时要请你在会场上当一位临时记者，报告运动会场上一切的事。关於家乡的事，你老兄一定要帮忙。」我说：「家乡的事，应当尽力，但是那些体育运动的事，我完全是外行。」讷士笑道：「你是外行，我们在外行上还加一『瘟』字呢。（按这一「瘟」字，吴语作愚蠢解）不过还要请抚台大人到场检阅（按当时的江苏巡抚是陈夔龙）至於他们官场中人，更加是莫名其妙了。」

　　那时苏州的学堂，分为几派：一派是官办的，那就是庚子、辛丑以後，清政府诏令各省都要设立学堂，省有高等学堂（大学堂则设在京师），府有中学堂，县有小学堂，苏省当然是遵办了。一派是公立的，有许多中小学堂，那是地方上以公款办理的，由地方上举出人员来办。一派是私设的，许多富厚之家，扩大他们的家塾的制度，如彭氏小学堂、潘氏小学堂等等。还有一派是外国人以传教性质，到苏州来办学堂的，那是别开生面，便不在此例了。

　　在苏州的办学经费而言，却不必愁，即那三个书院（正谊、紫阳、平江）都有它们的产业，如田地房屋等。还有什么「宾兴」款项，那是补助士子们乡会试所需的。现在科举既废，以之办理公立学堂，最是适宜。而这种公款，一向是地方上绅士所管理的，称之为绅董。现在的公立学堂，也是这样，承袭此制。吴讷士便是绅董之一，他是吴清卿先生的嗣子，对於办学堂等事，饶有兴味。即如出了许多的知名之士如顾颉刚、叶绍钧等的草桥中学，也是他和吴中的一班同志所创办的呢。

　　讷士所说的王府基，是什么地方呢？原来是在苏州城内的一片大荒场，在元朝末年，张士诚在这里起造的王府，当时占地很大，想起来也必定是宫殿巍峨的。後来张士诚为朱元璋所灭了，留下这一片瓦砾之场，为的是王府的基地，至今称之为王府基，苏人也称之为「王废基」的。苏州城内，好几个阅兵之场，都不在郊原，像北寺塔後面有一个校场，也是个练武操兵之地，见之於范成大诗集，可见在宋朝即已有之了。现在这个王府基，原亦是操兵场之一。

　　据讷士言：今已把这个地万修茸整治起来，野草乱石，概行扫除，也还可用。那边还有一座演武厅，本来空空洞洞的，此刻也临时打扫安排起来，招待许多官绅，总要做得像模像样，不能太觉寒伧。

　　我答应了他，但说：「我一个人独木不成林，要几个人帮助才是。」他说：「放心！帮助的人有的是，早已预备好了。」那个时候，时报在苏州销数不少，城市和乡镇，共约有三千份，为上海各报之冠，即申、新两报，亦望尘弗及，（申、新两报，本埠销数最多。）我便想借此为时报出出风头。便去买了一块近两尺见方的白纺绸，做成一面旗子，正中有「优胜」两个大字，傍侧有「时报同人赠」五个小字，请狄楚青写的。又嘱我妻震苏绣成红字（这时她正买了一部缝衣机器，可以绣花的，结果她说不好，还是用手工绣的），雪白的纺绸上，绣出的红字，倒也觉得鲜艳夺目，到了那一天，带到运动会上，作为献礼。

　　开运动会的时候，记得是在秋天，这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日子可已经忘怀了。王府基的场地，果然整理扫除一清，在南面扎了几十丈的篱笆，不是与运动会有关的人，都只能在篱笆外观看。苏州地方的人，原是最容易起哄，即如城里人看三节会，乡下人看草台戏，每足以哄动一时。况且这种运动会，是洋学堂里带点洋气的玩意儿，从古以来，也没有见过。有位老先生说：在书上见过，有什么吴宫中教美人战的故事儿，说不定苏州将来的「小娘唔」（小娘唔，乃苏人对一般少女的称谓），都要上操场咧。这时万人空巷，都来观看，一早便已挤了不少人，儿童辈则都带着长櫈来的，好像上海的跑马厅周围看跑马。更有许多做小生意的人，也来凑热闹，有卖水果的，有卖糖食的，有卖油豆腐线粉的，有卖五香茶叶蛋的，真是有吃有看，十分写意。

　　那个演武厅上，今天更热闹了，因为今天抚台大人要来，所有苏州城内，司、道、府、县各官，都要迎候站班；还有本地的绅士们，够得上与官场交际，并能与抚宪说几句话的，也一齐都到。演武厅上挂红结彩，气象堂皇，加着那些官绅们，翎顶辉煌，友冠整肃。只听三声炮响，先有报马报到：「抚台大人已出辕了。」

　　当这位江苏巡抚陈筱石中丞的绿呢大轿，抬进运动场，在演武厅阶前停下时，各属员，各绅士都群趋迎候。那时候的陈筱石，还不过五十多岁吧，白白的脸儿，黑黑的胡子，真是一位漂亮而和蔼的人呢。

　　那时候，各学堂的学生运动员，早已一队队鱼贯入场，也都有他们的地盘与岗位，准备一显身手。我们的临时新闻发行所，就在演武厅傍边新搭盖的一间席棚，很为宽大。已预备了几具油印器，都是日本货，从各学堂借来的。几捆毛边纸，那都是国货。还有好几架脚踏车，有的教员与学生，已经学会了，可以在观前街飞驰出风头了，如今也借来一用。那就是每一个比赛节目开始，与每一个此赛节目结束，用油印器印出了报告，以脚踏车环走於会场，散发观众的。但是他们怎样的比赛，那样的节目，我现在已经全然不记得了，总之不外乎跑跑跳跳而已。西方的运动新花样，在上海方才发轫，在苏州更是望尘莫及。但在那天最後一个节目，是八百八十码赛跑，那奸像京剧里的压轴戏，陈筱石中丞见了，他说：「八百八十码，未免太剧烈了，可否改为七百七十码呢？」在他也是体卹学生呢，但大家听了，不觉好笑，便传谕奉抚宪命，八百八十码，要改七百七十码了。此事大家引为笑谈，但我想八百八十码是谁立的法？七百七十码有何不可呢？

　　这种关於体育运动的事，老实说：我实在是个外行。从前在青州府中学堂，那个体育教员徐粹庵，搞什么兵式体操，我看也不去看的。此刻幸亏有在这里的几位体育教师帮忙，我也便滥竽充数了。陈抚台来了，坐在演武厅正中，真像检阅军士，观看秋操一般。我想他是比我更为外行的，大概不到一个钟头，便鸣锣喝道，回到衙门，吃午饭，睡午觉去了。抚台一走，各官员也纷纷如鸟兽散。但是各绅士、各学董、各学堂的教职员等，还要支持这个场面，不能走的呀！

　　这次运动会，也有一张顺序单，分派於观众的。下午还有好几个节目，运动员正兴高采烈，喜气飞扬，因为许多官老爷走了，大家都显得松动起来。我们也照常发我们圈子里的新闻，我算是这个雏型新闻的总编辑了，还有好几位副总编辑，还发表了一点滑稽小评论（那天徐卓呆也在场，他曾在日本学体育，他夫人汤剑娥，便是教体操教来的）。这时篱笆外的观众，看到他们得意处，也不谋而合的拍手欢呼，做起啦啦队来了。

　　可是到了压轴的八百八十码赛跑，却发生问题来了（当时陈中丞说：改为七百七十码，虽然如此说，却有违宪谕，并未改过）。大家都不肯跑，说是选手与非选手的问题，成了一个僵局。实则其中还有官立学堂与公立学堂的内幕问题，因为这两派学堂向不协和。那时就有人向之调停，却未能解决。但这是最後一个节目，夕阳已挂林梢，怎能这样的僵下去呢？吴讷士心中很急，便来和我商量。我这时见我带来的这面白底红字的优胜旗，他们装了一根竹竿，插在演武厅的栏干上，迎风飘拂，我这「门角落里诸葛亮」（苏州俗语，言能出歪主意也。），忽然心生一计，我说：「现在试说，由时报献议，不论选手非选手，只要是运动员，谁能在此八百八十码跑第一者，时报即赠送这面优胜旗。」这个布告贴出去，大家说赞成，於是立刻打破这个僵局了。结果，高等学堂一位学生跑了第一，走上演武厅，拔去优胜旗，一群同学簇拥着、欢呼着，高高举起了这面旗帜，耀武扬威地回去了。

　　我想：这一回的赠旗之举，不免好事多为：对於时报却是擅自主张；对於运动会，出於越殂代谋；都是不合於法的。但因此一面旗而获有排解纠纷的功用，实非始料所及。这一天夜里，吴讷士在家请客，好像是一个庆功宴，还请大家吃蟹，时节已深秋了。他住居在葑门内南仓桥，原是他们世代的老宅。葑门外有蟹市，他家也有老主顾。那时阳澄湖大闸蟹，已渐著名，驰誉上海，其实秋老菊黄，太湖流域港湾繁多，处处有蟹，所谓金背红爪云云，亦不过老饕溢美之词而已。

　　那天晚上所吃的蟹绝巨，以一团一尖对搭，重可一斤，苏人名曰「对蟹」。我初不解大闸蟹之名，因问：「闸」字何解，疑为「煠」字的音同字异，大家用此闸字，亦习非成是了。座中有方惟一先生（名还，原名张方中，大约过继外家，後乃归宗，我馆在尤家时，即识之），昆山人，他居近阳澄湖。因说：「闸字不错。凡捕蟹者，他们在港湾间，必设一闸，以竹编成，夜来隔闸置一灯火，蟹见火光，即爬上竹闸，即在闸上一一捕之，甚为便捷，这便是闸蟹之名所由来了。」谈起蟹来，便也有种种故事，兹不赘述。

　　座中又谈起这位陈夔龙陈抚台。讷士说：他本是杭州许家，即许庚身家的女婿，他的所以升迁这样快，不用说全靠许氏之力。所以他对於他的这位太太是非常尊敬的。只可惜膝下无子，仅有一位千金小姐，她的父母，当然对她宠爱非常。这位小姐，年方十七、八，秀外慧中，真是既聪明，又美丽，在陈夔龙来苏州上任以後，不幸这位小姐，竟香消玉殒了。他父母是哀痛逾恒，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最可笑的，苏州官场中那些下属，趁此竟大拍马屁。有一位下属，请了个名画师，画了一幅仙女图，缥缈云雾之间，似月里嫦娥一股，还做了诗，呈献上去，说这位小姐，不过小谪人间，现已仙去了。这还算是附庸风雅的事，更可笑的，此间有一位巡警道汪某（或云汪瑞闿），叫纸扎店扎了一队巡警队共三十六人，和人身一样高，服装也和现代巡警队一样齐整，到了这位小姐出殡的那一天，作为仪仗队焚化灵前。陈夔龙虽也觉得这种事无聊得很，但碍於太太正在悲痛爱女之时，也就不管它了。

　　谈起了吃蟹，又忽忆起了吃熊掌的一件故事儿。小时节读「孟子」，有两句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两句，鱼是在我们江南水乡，已经吃得很多，熊掌却从未尝过呀！有一天，吴讷士到上海来，便走进了时报馆的息楼，他也是息楼中来宾，苏州同乡除我外，还有龚子英、杨翼之诸位，是息搂常客，而也是讷士的熟友。他说：「今天请你们吃夜饭，有熊掌一味，请你们尝尝。」原来那是他的一位北方朋友带来送给他的（按，他们吴家，和袁世凯、张之洞家都是亲戚）。他说：「这个熊掌，我问了上海几家菜舘，都不知怎样烧法，连那些号称北京馆子也说搞不来，倒是广东馆子说可以做。我昨天已交给杏花楼了，不过要今天晚上九点钟才可以吃，请各位赏光。」杏花楼是上海最老的粤菜馆，开设在福州路，和望平街不远。熊掌我们谁也没吃过，大家也愿意去尝试一下，以快朶颐。

　　那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为了守候吃熊掌的时刻，雷继兴、林康侯等提倡打小扑克。这时舶来的睹品，已侵略到上海来了，几夺麻雀之席，还有一种叫做「沙蟹」的，上海人称之为「强盗赌」，我们还不敢染指，扑克则已风靡一时。先时，讷士拿到三个十，换两张，我起首就是四个Ａ，故意换一张，我的下家，却是不换牌，可知不是同花，便是顺子了。不想讷士所换的两张中，又有一个十，也有了四个十。於是连我下家不换牌的，三人争加注码不已，当然最後是我胜了，赢得数十元。所以那天的杏花楼，除了熊掌以外，其它的酒席，是我付的账，当时物价廉，不过二十元而已。息楼打扑克，很多奇迹。有一次，有人以一个同花，遇着人家一个同花顺子，狄楚青在傍拍手大笑道：「我得妙句矣，其词曰：『君有同花，我有同花顺』妙极！妙极！」因为王渔洋有句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曾传诵一时，至词人称之为王桐花，楚青乃改之以为雅谑。至於这个熊掌，却是红烧的，颜色浓重可观，想见杏花楼已到火候功深地步。不过我却嫌其大黏腻。不是我和孟夫子闹别扭，他说「舍鱼而取熊掌」，我则宁愿舍熊掌而取鱼呢。

文如玉

七十八、编辑小说杂志

　　前所纪载，我在上海的时报馆当编辑的时候，同时也写小说，编杂志，一天到晚，就忙了那些笔墨上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当壮年，精种很好，除了编辑报纸杂志以外，每天还可以写四五千字，在卖文上，收入很丰。那个时候，各女学校的教书已不去了，因为这个工作很苦，你倘然上两小时的课，就有一小时奔波在路上，租界华界，还要换车。而且课前还要预备，课後还要改卷。所得报酬，微乎其微，在史量才的女子蚕业学校，与杨白民的城东女学，算是半义务性质，每小时仅致酬半元；民立女中学则每小时致酬一元，觉得不如安坐家中，写写小说，较为自由而舒服便利得多了吧？

　　今要提起我所编辑的「小说大观」：小说大观是以文明书局名义出版的，那时文明书局已归於中华书局了，而它的名义尚在，不过做了中华书局一个附庸。主其事者为沈子方，那时还没有开办他的世界书局，便经理文明书局。他是绍兴人，绍兴人在上海，一向是在旧书业中一股巨流。

　　小说大观是预备每年出四巨册，每册约二十多万字，大型本。每年出四册的，名之曰季刊，现在出小说杂志的，都是出的月刊，出季刊的却还是没有。我对於出季刊，却也赞成，但对於小说大观这个名称，嫌它太庸俗，不雅驯。因为那时候坊间所出的什么大观、什么大观，实在太多了，他们只求量多而不求质佳，未免令人齿冷。可是以沈子方的见解，似乎要标示他的雄心豪志，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执定非「小说大观」四字不可。他说：「我们一出版就要使人家哄动。我们决定以後，我就要预先登广告，如果用小说大观这个名字，我在推销上，大有把握，若用别的名字，我就不敢说了。」我没有法子，只得屈从他了。因为我那时知道：一种出版物的发行，非常重要，在推广销路上，也正大有技术，他们商业上所称的「生意眼」，未可厚非。他是在发行上有把握的人，我们不能不相信他，以为是可靠的了。

　　商量到封面的事，我却占胜了。因为近来普通的那些小说杂志，都考究它的封面画，各种封面画，都用到了，而最多的封面上画一美人。直到如今，封面上用美人的还是很多，人称之为「封面女郎」。但我却主张用朴素的封面，不要那些封面画。这是一本大型挺厚的杂志，须用厚纸作封面，以朴实古雅为宜。子方想了一想，也以为然。不过每一期的封面上「小说大观」四字，每期要请一名人书写，这也是可以做到的事。

　　出版「小说大观」的时候，已经在辛亥革命以後了，也举办了三年，整整的出了十二巨册，每一册上，我自写一个短篇，一种长篇，此外则求助於友人。如叶楚伧、姚鵷雏、陈蝶仙（天虚我生）、范烟桥、周瘦鹃、张毅汉诸君，都是我部下的大将，後来又来这一位毕倚虹，更是我的先锋队，因此我的阵容，也非常整齐，可以算得无懈可击了。而且那时候，创作的小说渐渐增多，不似以前的专靠翻译。我写的短篇，记得有「冥鸿」、「牛棚絮语」、「影梅忆语」、「天笠礼佛记」等等，大半都有本事。惟周瘦鹃及张毅汉两君，都是译作。此外有许多名作，最使我不能忘怀的，那是苏曼殊所写的一个中篇「非梦记」。那是他最後的一篇小说了。（按，在翻译小说中，有一部是署名「悲惨世界」，是苏子由、陈由己两人合译的，其实苏子由即是苏曼殊，陈由己即是陈独秀。原书是法国嚣俄作品，上海东大陆书局出版，後来我屡觅未得，附记於此。）

　　推销方面，沈子方的确有把握，因为他们各埠都有分店，各处也有分销处，最少四五千份是靠得住的。以前上海办杂志，以能销三千份为一个本位，惝然第一版能销三千份，就可以不蚀本了，他们的支出与收入，也作三千份计算，假使销数超出了三千份，那就要算赚钱了。以後越销得多，便是越赚钱，因为他们既打好了纸版，倘使添印，所有稿费、排工，都不必计算在内了。

　　小说大观中的作品，在五、六万字以内的中篇，便是一次登完。十万字以外的算是长篇，也必在两期内登完，太长者我们便不大欢迎了，那只可以在日报上连载较为合宜。读小说如听说书一般，要继续读下去，方有兴味，那种季刊要三个月出一期，人家把三个月前读过的，早已忘怀了。其次，小说大观里面的杂俎栏，那些笔记、诗话、小品文、随感录，亦都是名人所作，颇能引人入胜。不过当时许多著作，还是文言为多，白话较少。

　　关於小说大观的图画，我倒不能不说一说。沈子方也是要许多时装士女作为号召的。在「小说时报」时代是狄楚青很为高兴，由他担承一切，还有他的民影照相馆，可以供应资源，不愁缺乏。但是在小说大观上，沈子方没有办法，却是全要我去张罗了。每一期的小说大观，图画要十余页，除去一二页中国风景或外国人物之外，全是要所谓时装美人，而且每一页不止一个人，二三人、三四人不等，还要予以配合，外加花边（这事我请了孙雪泥君为之绘画），试想一时之间，那里去弄这些照片呢？

　　要向那班闺秀名嫒去索取照片，休得问津。从前我办妇女时报，也只有几位开通的女士们，方肯取出照片来，给我登载。那些深闭固拒的太太小姐们，好像凡是正派的女子，都不能以色相示人。我那时在上海也身入花丛，偶然也可以向她们索取一两张照片，但也无济於事，那时上海的照相馆有一个规则，非得本人同意，不能把照相送给人家与卖袷人家的。

　　还有这小说大观上所要的，大都是海上名校书，素负时誉的人物，而她们有些还不肯以照相示人的；有些不喜欢照相的，偶然照了一次，又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所以徵求照片那件事，在当时也是有些麻烦的。

　　可是机缘来了，我那时认识了一位笑意老六（她後来是钱新之夫人），我向她索取照片，并诉说向姊妹们索取照片的不易。她笑说：「你今晚十二点钟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供给不少照片。」我绝不爽约，报馆里的事完毕後，如期而往。不想刚到了她的妆阁里，她又要匆匆出堂唱去了。她临走时，投给我一个钥匙，说道：「这个钥匙，是开梳妆枱抽屉的，照片全部都放在抽屉里，请你自己去选取吧！」

　　我便开了她的抽屉一看，除了她的几件珍贵的饰物以外，满抽屉都是姊妹们的照片。有些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有些是她们秘不示人的。原来笑六自己就喜欢照相，她照了相後，便把自己的照片，与姊妹们交换，交换得来後，就塞在抽屉里。我这时如入宝山，便有些应接不暇了，看看这张也好，那张也好，都觉得不能舍弃了谁。她本来说：尽我携取的，我就老实不客气，不管环肥燕瘦，一鼓而擒之了。

　　我便留下一张条子，报告她取了若干张，又声明用过以後，可以一律奉还。这一部份照片，足可以供小说大观三四期之用，而且都是当行出色，名下非虚的。第二天，我请她吃夜饭，谢谢她的盛意。我问她：「这些照片，不得她们本人的同意，登出来没有妨碍吗？」笑意老六的为人，非常豪爽而坦白，她拍着胸脯道：「请放心！有人说话，我负责。吃堂子饭的人，还搭什么架子呢？」因为她喜欢看小说，我便送了她我自己所写几部单行本，如「情网」、「空谷兰」、「梅花落」之类，小说大观出版以後，也赠给她与登有照片的姊妹们，托其转赠。

　　除了小说大观外，我们又出了一种「小说画报」，那是别开生面的。这小说画报的设计，说来也很为可笑的。那是有一天，我患了失眠，夜来睡不着，胡思乱想，便想出了这个设计来。谁知这个空想，却成了事实。这小说画报的几个大纲，却如此的：

　　一、小说画报中的小说，不用文言，全是白话的。因为上海那时所出的小说杂志，文白兼收，有的推砌了许多词藻，令人望之生厌，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现在的小说画报全用白话，一如画家的专用白描，不事渲染，可以一矫此弊。

　　二、小说画报中的小说，都要创作，不要译文，这也是因为现在译作太多了，尤其在英文、日文中译出来的，他们外国文还没有读通，便想译小说以博稿费，因此错讹百出，而译出来又不大能用，不是抂费精神吗？也有的外国文虽好，而国文欠佳，往往辞不达意。因此之故，主张多登一些创作的小说。

　　三、小说画报是石印而不是铅字印的，这在当时，却有点像开倒车，而且还是用线装的，这不免更有些复古意味了。不过这种线装，却是模仿的日本型式，用各式丝线，在书脊上贯穿着，像他们对於几种美术书本，都是如此的，虽是仿古，而却有新趣味。

　　四、无论长篇短篇的小说里，都有插画，为的是图文并重，所以称之为小说画报。但是绝不用照相铜版图画，而是仿从前的「点石斋画报」那种型式，画要工细，不要那种漫画、速写，或是半中半西式的，当时给小说画报绘图的，我记得有钱病鹤、丁慕琴（悚）、孙雪泥几位老朋友。

　　这在起初时，不过是一时理恩，偶与沈子方谈起，他竟大为赞成，却以为这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和这些商家合作，他们往往行一种「说着风，就扯蓬」的脾气，并且督促我即日筹备，邀约写小说的朋友，好在我的班底是现成的，至於印刷发行上的事，由他负责，照印书的成本算，反较铅印为廉。但是我却觉得这种刊物，不免有些标新立异，是个反时代性质。因与他约定了，不论销数如何，必须办完一年。因那时上海办杂志，真是风起云涌，但亦很多短命的，才露头角，便即夭逝，他也立即答应。

　　小说画报是月刊，於是我便约齐了许多朋友，有的写短篇，有的写长篇，有的短长篇都写，为的是都要创作，大家便提起精神来。记得毕倚虹写了一个长篇，题目叫做「十年回首」，署名是「春明逐客」，是记述他十年前在北京当京官的故事儿。因为他家是簪缨世族，他十六岁就到部里当差去做官的。他写的为了身体矮小，特定制了一双厚底靴子，在家里演习：「引见」时的排班背履历；到部谒见堂官等等，都是未经人道过。那时北京的相公堂子，还未消灭，他也跟着人逛胡同。可惜这书未写下去，那要比李伯元所写的「官场现形记」高明得多咧。因为李所写的，只不过是道听涂说，而他却是身历其境呀。

　　周瘦鹃也写了一个短篇，名曰「芙蓉帐里」，是叙述他新婚之夜的事（按，瘦鹃其时新结婚，是我做了他们的证婚人）。他的夫人名凤君，这篇小说写得很细腻，那也已经不似我们那时的旧式婚姻了，他的文词中有「凤君啊」「凤君啊」的几句，同人每以此为取笑之资（现在写此稿时，这一位贤淑夫人已逝世，瘦鹃已续娶了）。其他如叶楚伧、姚鵷雏、陈蝶仙诸君，每期都有稿子。还有一位新作家是刘半侬，（後改名刘半农）我也忘记是谁介绍来，他写了一个长篇，开头还好，後来不知写到那里去。向来杂志上的稿费，都是分期付的，而且要出版以後付的。有一天，他跑到我家里来，他说：「这长篇完全写成了，你付袷我稿费吧。」我问何以如此急急？他说有一机会，要到北京去，以此稿费作旅费，请帮帮忙。但是我向沈子方说，他不肯付，他说：「不能破例。」而刘半侬又迫得我甚急，大概为数有六七十元，不得已我只得挖腰包垫付了。以後刘半侬从未见过面，亦未通过信，而他的到法国、考博士，荣任北大教授，也可算得一帆风烦了。

　　小说画报初出版时，却也风行一时，照例印三千册，可以销完。但石印书不能打纸版，也不复再版，可是後来的销数渐渐退缩了。我就觉悟到这种刊物，到底是有点反时代性，不能再用古旧的型式，以示立异。那时的读者，只求外观，不顾内容，最初以好奇的心理，购几册来看看，以後又顾而之他了。不过无论如何，也得履行前约，出完了一年十二册，以了此局。

　　不久，文明书局便正式归并於中华书局，沈子方就跳了出来，组织了他的「世界书局」。他们绍兴人对於书业有根底，向来对於旧书业有办法，现在对於新书业，一样有办法。同时另一个绍兴帮也开一家书局，这就叫做「大东书局」。

　　如果那时候以商务印书舘与中华书局为上海第一号书业的，那末，世界书局与大东书局便是上海第二号书业了。那个时候，在福州路（俗呼四马路）从山东路（即望平街）起至河南路（即棋盘街）止，完全是报舘与书店，所有「商务」「中华」「世界」「大东」都在其内，所以人称此一带为「文化大街」。

　　沈子方开办了世界书局以後，一切要另起炉灶，自不必说，而那时这个後起之秀的大东书局也堀然而起。有一泣沈骏声君，是沈子方的侄儿，英俊有为，他是大东书局一个干部，专与上海的作家接洽，我又为他们编了一个周刊，名曰「星期」，是小型的。虽然是小型的，却也长篇、短篇、笔记、杂俎、小品文，色色俱备，可以说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个时候，在写作上帮我忙的，以毕倚虹为独多。这时他已不在上海时报馆了，为了他父亲故世，亏空了公款，他以承继人的资格，关在杭州县衙门里吃官司。虽然吃官司，却住在县衙门的花厅里，清闲得很，就是不能出门一步。於是一篇一篇的短篇，写了寄给我。此外便是徐卓呆，专写讽刺滑稽小说。姚苏凤不写小说，好写小品文。范烟桥的写作，趣味盎然。此外如叶小凤、姚鵷雏、陈蝶仙君，各有所事，不再写稿了。

　　但有一个人，我必须在此提及，便是这位笔名平江不肖生先生了。向君留学日本，写了一部小说，名曰「留东外史」，回国售稿，却没有人要。後某君以极廉价购了，出版後，销数大佳，於是海上同文，知有平江不肖生其人（关於「留东外史」及向恺然其人其事，将另述）。但「留东外史」虽畅销，而向恺然其人则踪迹杳然，有人说已回湖南去了，有人说又到日本去了，莫衷一是。

　　有一天，我遇到张冥飞君，谈及此事。冥飞笑道：「你们不知，我却知道向恺然仍在上海，但此君意气消沉，不愿多见客呢。」我急问其住址，我说：「我以诚意访他，或可一见。」冥飞以向的住址告我，乃在新闸路一条极湫隘的弄堂里，名曰斯文里。冥飞且告我：「你要访他，须在下午三点钟以後，倘然在夜里夫更好。」我说：「我知道！向大人乃瘾君子也。」冥飞鼓掌道：「对啊！对啊！」因为张冥飞亦是湖南人，故我知所言甚确。

　　到了明天下午四点钟，我便去访问他了。他住在一家人家的楼上，一踏进去，我便记得从前人家一副集句的对联，便是「垂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有一位少妇，不知是不是他的太太，总之是他的爱人。此外房间里还有一只小狗，一头猴子。他是刚起身，必须过了瘾方有精神，我就不客气就在他烟榻上相对而卧了。那天就谈得很好，我要他在「星期」上写文字，他就答应写了一个「留东外史补」，还有一种「猎人偶记」。这个「猎人偶记」很特别，因为他居住湘西，深山多虎，常与猎者相接近，这不是洋场才子的小说家所能道其万一的。

　　後来为世界书局的老板沈子方所知道了，他问我道：「你从何处掘出了这个宝藏者。」於是他极力去挖取向恺然给世界书局写小说，稿资特别丰厚。但是他不要像「留东外史」那种材料，而要他写剑仙侠士之类的一流传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意眼，那个时候，上海的所谓言情小说、恋爱小说，人家已经看得腻了，势必要换换口味，好比江南菜太甜，换换湖南的辣味也佳。以向君的多材多艺，於是「江湖奇侠传」一集、二集……层出不穷，开上海武侠小说的先河。後来沈子方索性把这位平江不肖生包下来了。所谓「包下来」者，就是只许给世界书局写，而不许给别家书局写，就像上海戏馆老板，到北京去包了名伶来唱戏是一个典型。

　　这个「星期」周刊，也只办满了一年，整整五十二册，其中有四个特刊，什么婚姻号、婢妾号等。我觉得办周刊很为吃力，每七日一期，是追紧在後面的，要休息几天也不能，又没有一个助手，我对此实在有点倦意。

　　我便与经理这一部份事的沈骏声相商，我说：「倘继续办下去，请另换一人编辑，写稿我仍担任。」

　　可是续编也找不到人，其时瘦鹃也正在大东书局筹备一种小说杂志，取名「半月」，那就正好，於是「星期」便即停刊，「半月」是半月刊，比星期从容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