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张治中回忆录》

文如玉

（58）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

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

当时，两党商谈早已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是。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

因此，毛泽东先生慨然电复应约。于是由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安去迎接。记得就在8月28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先生到了重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泽东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

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毛先生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

在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王两位首先提出《谈话要点》一件，全文如下：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一）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其讨论事项如下：

1.和平建国大计；

2.民主实施纲领；

3.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

4.重选国民大会；

5.复员善后问题。

（二）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程序应由下而上。

（三）解放区解决办法：

1.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

2.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

3.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

4.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四）实施善后紧急救济。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一）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中共部队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个师；

（二）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

（三）保障整编后各级官佐；

（四）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五）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

（六）安置编余官佐；

（七）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

（八）实行公平合理之补给制度；

（九）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一）释放政治犯；

（二）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三）取消特务机关（中统、军统等）。

9月4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我们四个人，其全文如下：

中共代表昨（3）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均与此完全相矛盾，即不应提出。

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必要时，可将双方所提方案一并发表，随时将两方谈话情形作成记录，通知美国与苏联大使。

余日前与毛泽东谈话要点如下：

一、军队问题

关于中共军队之编组，去年张（文白）王（雪艇）两氏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谈时，已允予整编为八个师至十个师，嗣后余因顾念事实，后于去年冬国民参政会议席上，允予编组为十个至十二个师。

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不相同，但余之诺言仍为有效，不过，此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

至于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二、解放区问题

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吾人应本革命者精诚坦白之精神与态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中央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

三、政治问题

日前谈话中，毛泽东询余对此一问题如何解决，余答以现在战事完结，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

至于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刻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拟暂不变动，一俟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之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但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虑。

四、国民大会问题

毛泽东氏询及国民大会将如何召开，余答以已经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应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加代表，则除已当选者外，可以酌量增加名额。

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国民党方面对周恩来、王若飞9月3日所提的《谈话要点》写成一个答复交给周、王两位，全文如下：

第一项：

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至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民主固为统一的基础，统一亦必为民主的基础。

第二项：

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

第三项：

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曾承说明“平等非均等”与“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旨，甚佩。

第四项：

“解放区”名词应成过去，雪艇先生曾谓政府至多只能作下列之然诺：“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余等甚赞同。

第五项：

此在原则上绝无问题，唯惩治汉奸，必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用妥慎办法，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第六项：

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第七项：

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惟中央部队不能专赖空运，在必要时，中共军队不应阻止其通过。

第八项：

此条仅举原则，自无问题。

第九项：

（一）政治会议之组织，或如蒋主席与毛先生所谈：

“现在战事完结，拟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选任人员参加，共同参与政治”，或如毛先生与雪艇先生所谈“由蒋主席约集其他党派人士及无党派者若干人（名额及人选可由蒋主席酌定），与政府及中共代表开一会议，以极短时间通过政府与中共所商谈之结果。

此一会议即可名之为政治会议，不必常开会，有必要时始召集”，可再商谈决定。至其讨论事项，似可不必预为规定。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蒋主席曾谓“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但其名额可使其合理地增加和合法地解决”，毛先生曾表示“如政府坚持旧代表必须有效，则中共不能与政府成立协议，但可不因是而不出席国民大会”，吾人可再继续商谈，并据以提出于政治会议。

（二）此在原则上甚同意，惟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

（三）“解放区”问题，已如第四项所答复。

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

蒋主席与毛先生谈：“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其指示极为明白；

倘必指定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市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希望以革命者精诚坦白之精神与态度解决此一问题。

（四）此为政令统一后必然应办之事。

第十项：

（一）关于军队整编问题，蒋主席已与毛先生面谈：“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与去岁国民参政会时不同，但余当时所作可将中共军队编为十个至十二个师之诺言，仍然有效；必当负责做到”。

全国军队缩编情形，亦叠由文白、辞修诸先生面告，故十二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务望郑重考虑。

（二）中共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于依令编组后实施。

（三）（四）（六）（八）（九）均无问题，其详细办法倘中共有意见，均可提出商谈。

（五）北平行营主任，不宜规定由中共推荐，北平政治委员会之设置，更不相宜。

（七）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

第十一项：

（一）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二）雪艇先生曾提出文字：“抗战终结后，关于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事，当给予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已得毛先生赞同。

（三）此项可赞同恩来先生面谈之意，只办情报，严禁有逮捕拘禁等行为。

文如玉

（59）双十协定

在重庆，国共双方的《谈话要点》和《答复》看，显然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

例如，中共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而国民党是空洞地答复：

“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用中共人士参加”；

又如，关于军队数字，中共要求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国民党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个师；

再如，中共提议设置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而国民党方面完全拒绝。……

双方距离如此远，在最初看，很多人认为，是根本不会得到协议的。由此亦可见出，当时商谈进行的困难程度。

不过，最初料不到的尽管双方距离远，但经过四十天的商谈，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这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也在场，双方所签订的，大家称之为《双十协定》的文件，其全文如下：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于八月二十八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迭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商谈，已获得左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意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

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三项主张。

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

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

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

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

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

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

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

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

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

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推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

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

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

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

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级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

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委方式，仍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

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国庆纪念日于重庆

王世杰

（此处留有空隙以备张群补签）

张治中

邵力子

周恩来

王若飞

从这个协议里，可以看出几点：

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

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

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了，中共愿意由四十八个师减到二十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

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商谈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

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定见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中，舌敝唇焦，好不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毛泽东在留渝四十三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

在他要我代约时间，宴请毛先生和同行诸位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10月8日，我曾假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五百余人参加，盛况空前。我当时有一个简短的致辞：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承参政员、文化界、新闻界暨党、政、军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临，极感荣幸。

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当此嘉宾毕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

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泽东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毛泽东到重庆已经四十天了。他和蒋主席谈了好几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张岳军、王雪艇与本人也和周恩来、王若飞两位，有时与毛泽东先生谈，也谈了好多次。

谈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所最关怀的。外间有种种传说，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很忠实地报告一个概要。我的报告虽然没有事先征得双方的同意，但是我想也许能够代表双方的意见。

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须遵从的大原则。

在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要埋头苦干三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使中国不愧为世界上四强或五强之一。

大家都知道，和平奋斗救中国是我们国父的遗言，民主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中国国民党流了五十年的血，我们牺牲了多少生命去推翻满清政府，铲除数千年来的专制政体，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吗？

至于统一、团结，更不必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不团结、不统一的，任何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没有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毛泽东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我们佩服。

这四十天来，我们就在这些双方同意的大前提、大原则下，在和谐友好的空气中，期谋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的。比方说政治要民主化，怎样才能民主化？军队要国家化，怎样才能使军队国家化？各党各派要平等合作，怎样才能平等合作？……这些问题的研讨，始终在极度和谐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在谈判进行中，双方意见不免有若干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的。

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经过，我们准备不久发表一个公告，不仅是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要公布，就是双方意见尚未一致的地方，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并且愿意竭尽我们的能力，用尽种种的方法，继续在友好和谐的商谈中求得解决。我们相信，由于双方的互谅互信，这些问题是不难得到圆满解决的。

毛泽东到重庆已经有四十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亟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集会也是为了欢送他。毛泽东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他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这四十天的辛苦现在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

毛泽东当时也有一篇简短的讲话（是记录稿，未经毛先生核定）：

张文白先生，各位先生、女士：

这次应蒋先生的邀请，来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大计，承蒙招待周到，非常感谢。尤其今晚承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样盛大的会，说是欢迎和欢送，非常感谢，非常不敢当。

这次双方的商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两个党派的问题，而是与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

刚才文白先生说，谈判情形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因为在法西斯德国和日本被打倒后，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的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应该乐观的。

从1914年8月到1945年8月的三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战争全世界人民获得了光荣的胜利，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这种胜利把世界和中国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个阶段中，我们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恰如刚才张先生所说，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正在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

“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我们在大的方针、大的原则方面都是一致的，这些方针和原则，为全国人民利益所要求，我们一定要共同执行。

刚才张先生说，中国需要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和平建设，我们也同样相信。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

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要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

10月11日，我特送毛先生飞返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

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当天晚上，中共还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欢迎我，宾主尽欢。第二天，毛泽东亲送我到飞机场，在车上还带点幽默地对我说：

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

他又重复在重庆时的话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我说：“何以见得？”

他举了几个例子，并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

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文如玉

（60）整军方案

1945年10月12日，我由延安飞返重庆。

在此之前，1944年11月发生而到1945年9月更趋严重的新疆“伊宁事件”，双方同意举行商谈，以求和平解决，伊宁方面代表已到迪化多日，重庆政府派我为代表赴迪商谈。

时间迫促，我遂于13日早，乘机飞迪化（这是第二次飞迪化，第一次是同年9月13日）。这次在迪一谈就是八十多天，经过也是极其曲折、紧张、艰苦。

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心情交织着无限的忧虑与焦急。一面痛感和伊宁代表商谈进行的迟缓，一面焦虑内地局面的多变。

因为，当时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而各地的摩擦纠纷仍然不断发生。中共方面说是《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而国民党已于13日又密颁了《剿匪手本》，而国民党反说共产党军队仍然不守原地，袭击国军。从内地传来的消息，尽是这一类不祥之事。

到11月，我和伊宁代表商谈已步入最紧张的阶段，重庆正筹备举行军事会议，各战区高级将领齐集重庆，所谓军事会议，无疑的就是对共作战的会议。

我知道这一消息后，真是寝食难安，曾经写了又一封万言书给蒋，由郭寄峤（当时他是驻迪化第八战区的副长官）带去。信内对国内外情势有详尽的分析，力言对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唯一无二的途径，务请坚持这一方针。

现在节录几段如下：

关于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钧座与中央曾一再宣示，此为国人所共同体认与热烈拥护之方针。盱衡当前局势，似仍宜尽量予以最大之容忍。倘问题能适时解决，固所愿望，否则亦不妨暂为等待，以俟时间之转移，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也。

倘为一时感情之愤激所冲动，或为任何个人与某一地区目前之利害，而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使国家蒙受极不利之影响，职殊未敢苟同。

目前国际情形，以常识判断，现在国际关系，虽然复杂，若干问题虽未获得解决，但无论何国，似均不愿于此时发生战争。我国如欲凭借任何一国之力量，企图促使国内问题之解决，自非任何友邦所希望。

我国经历八年余之苦斗，始获今日之国际地位，如于抗战甫告胜利结束之今日，内部再有战争，且为一时不易结束之战争，国际友人对我国之观感如何，不难想像。如是则我国现在之国际地位与钧座在国际间之声望，恐均不易保持。

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沦陷区人民饱受敌伪之压迫摧残与多方剥削，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即大后方民众，亦以物价过高，负担过重，一般生活，备感痛苦，徒以大敌当前，不能不尽最大之坚忍，以期待胜利之来临；

今强敌投降，战争结束，举国人民所欢欣仰望日夜蕲求者，厥为迅速恢复秩序，俾在和平状态之下，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处在革命政府之立场，于心实有所不忍。故今日人民之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将汇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可不待烦言而喻者。

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甚至有自告奋勇，坚持以武力解决中共者，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

吾党革命，历五十余年之苦斗，千百万先烈流鲜血，抛头颅，以获取革命之政权，至今日始奠定建国之初基，方冀黾勉从事于亿万斯年基业之缔造，绝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之一掷。必推广老成谋国之心，期立于永远不败之地。

是年12月20日，马歇尔以杜鲁门特使的身份到中国来（这时赫尔利已调为驻华大使）。他由美海、陆、空军参谋总长的地位下来，在国内外都负有很高的声望。

配合着所谓协助受降的美国军队之登陆，对国民党接收部队的运送，大量美援物资（包括军火）的廉让，美国派遣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到中国来，也可以说明他们对调停中国内部争端的特别重视，其用意究竟何在呢？

就在这时候，中苏就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在进行商谈中。12月底，蒋经国衔蒋密旨经迪化到莫斯科去，他带来口讯，说是蒋的意思，马歇尔已到重庆，要我赶快回去。

我还说：“新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协议，我怎能回去？”过了几天，蒋果来电报，催我回去，对新疆问题则一字不提。不过词意迫切，似难久候。

于是，我不得不先把伊宁商谈作一个结束，把双方已获协议部分在1946年元月2日先行签字，其余（主要为军事部分）留待以后再谈，于是起程飞重庆，因为气候关系，在酒泉、兰州都有停留，六日才到重庆。

到重庆时，蒋已等不及，先派张岳军为代表，已和周恩来、马歇尔谈了几次关于停战的问题。张一见我就说：

“本来你是代表，久候你不回来，才叫我暂代，现在你回来了，我可以交代了。”

我说：“那不行，你们已谈得一半，我怎能插手？等你先把停战问题谈妥了再说吧。”

停战协定于元月10日正式签订，并且随即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三方面会同组成。国民党代表是郑介民，中共代表是叶剑英，美方代表是罗伯逊。

就在停战协定签订公布的同时，根据《双十协定》所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日开幕，历时22天，总算获得了协议，于同月31日闭会。

这时，国民党政府已派我为代表，中共为周恩来，美方为马歇尔，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

这是根据政协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中的《（三）关于军事问题者》而来的，其全文如下：

壹 建军原则

一、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

二、军队建置应依国防需要，并按照国家一般教育及科学与工业之进步，改进其素质与装备；

三、军队制度应依我国民主政制与国情实行改革；

四、改善征兵制度，公平普遍实施，并保留一部分募兵制度，加以改善，俾符合高度装备军队之需要；

五、军队教育应依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于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以外。

贰 整军原则

甲、实行军党分立

一、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军队内所有个人派系之组织与地方性质之系统，亦一并禁止；

二、凡军队中已有党籍之现役军人，于其在职期间，不得参加其驻地之党务活动；

三、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

四、军队内不得有任何特殊组织活动。

乙、实行军政分治

一、凡在军队中任职之现役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二、实行划分军区，其区域之范围，应尽量使与行政区不同；

三、严禁军队干涉政治。

叁 实行以政治军办法

一、在初步整军计划完成时，即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

二、国防部长应不以军人为限；

三、全国军额及军费，应经行政院决议立法院通过；

四、全国军队应受国防部之统一管辖；

五、国防部内设一建军委员会，负建军计划及考核之责（此委员会由各方人士参加）。

肆 实行整编办法

一、军事三人小组应照原定计划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整编完竣；

二、中央军队应依军政部原定计划，尽速于六个月完成其九十师之整编；

三、上两项整编完竣，应将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师或六十师；

四、军事委员会内应即设置整编计划考核委员会，由各方人士参加组织之。

整军会议从2月14日开始到2月25日，前后正式会议和会外协商多次，最后，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现在，我可以公开一件秘密。在商谈开始之前，马歇尔向蒋提出一个草案。这个草案马歇尔先没有给周恩来看过，因为周对这一草案所提的内容始终没有提到。

其中，最重要的三点，其原文如下：

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三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应经由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20个军，包括60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14000人。60个师中20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之训练，其比率至少占实力百分之三十。

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这等于说，改编之后，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也向未提过这种要求，现在突然取得了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的。

这份草案到蒋手上，蒋当然感到非常诧异，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率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就没提了。

这个签订了的基本方案全文如下：

兹由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将军，并由马歇尔将军充任顾问所组成之军事小组会议，经受权宣布：双方已就“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获致协议。

本军事小组会议，现正根据方案拟具详细实施之办法，并将责成北平之军事调处执行部，向各军传达必要之命令，并监督其实施。

为减少整编期中之种种困难起见，

上述各项办法，规定于18个月内逐步实施完成。

本方案之目的，在于减少军费支出，俾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与确立造成足以保卫国家安全之精练国军之基础，并包括若干办法，保障人民权利不受军队干涉。

本方案之各项条款全文如下：

第一条 统帅权

第一节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经由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行使其统帅权，本协定所提及之各集团军总司令，各军军长，各补给区主任，均应经由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向最高统帅呈送报告。

第二节 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遇必须撤免中共所领导单位之任何一司令官，或有地位之任一共产党军官时，最高统帅应指派政府内资深之共产党代表所提名之军官以补其缺。

第二条 职责与权限

第一节 陆军之主要职责，在战时为保卫国家，在平时则为训练军队，陆军可用以镇压国内骚乱，惟须受下节之限制。

第二节 当国内发生骚乱，经该地省主席向国府委员会确证当地局势已非地方警察及保安部队所能应付时，国民政府主席以最高统帅之资格，经由国府委员会之同意，可以使用陆军，以恢复秩序。

第三条 编组

第一节 陆军包括由三个师所组成之各军，各该军配置直属部队之人数，不得超过其总兵力百分之十五，至十二个月终了，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每师人数不得超过14000人，在此数内，由中共部队编成者计18个师。

第二节 全国将划为八个补给区，区设主任一人，向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负责，在各该区内担任以下职责：

（一）办理驻扎各该区内军队之补给营舍及薪饷事宜；

（二）办理由各该区内被裁并各单位所收聚之武器及装备之贮存修理及分发事宜；

（三）处理供应各该区内之编余官兵并处理供应还乡及其他目的地之过境编余官兵；

（四）处理供应并初步训练在各该区内接收用以补充各部队之新兵；

（五）补给在各该区内之军事学校。

各补给区主任对于驻扎其区内之军队，并无指挥权与管辖权，尤不得干涉或借任何方式影响民政民事。

各军军长应派其个人代表驻于其部队所在地之补给机关内，以保证其所辖部队之需要获得完全而迅速之补给。

各区每两个月应举行会议一次，由区主任主席，该区内各军军长及师长或其指派之代表，均须参加，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亦应派遣代表参加，以传达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之指示，所有补给情形及有关事项，均应提出讨论。

第四条 复员

第一节 本协定公布后十二个月内，政府应将90个师以外之各部队复员，中共应将18个师以外之各部队复员，复员应立即开始，并大致每月裁撤总复员人数十二分之一。

本协定公布后三个星期内，政府应拟具所保留90师之表册，及最初两个月部队复员之次序，在同期内，中共应拟具其部队之详细表册，说明其性质、兵力、武器、旅以上司令官之姓名，及各单位之驻地，此项报告，并须包括所拟保留18个师之表册，及最初两个月部队复员之次序。上项文件表册，均应送交军事小组。

本协定公布后六星期内，中共应向军事小组送交所拟复员各部队单位之全部表册，政府亦应送交同样表册。

军事小组一俟接到上列各项表册文件，应即制成实施计划送双方批准，经批准后，上项文件表册及实施计划，即由该组呈报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

第二节 复员各部队之武器及装备，可用以补充所保留之各部队，对于此类转移之详细报告，应由军事调处执行部呈报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此项剩余物资，依据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之指示贮存之。

第三节 为避免因复员而引致之普遍困难及不法情事，政府及中共应于初期各自供应其编余人员之补给，并处理其运输及就业之诸项问题，政府应尽速接办以上事宜之统一管理。

第四节 在上述12个月之时期完毕后之6个月内，政府军应更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应更缩编为10个师，合计60个师，编为20个军。

第五条 统编及配置

第一节 在本协定公布后之12个月内，应编成4个集团军，每集团军包括政府军一个军，中共军一个军，每军三师。各该集团军编成之次序如下：于第7、第9、第10、第11个月各编成一个集团军，各集团军之参谋人员，政府与中共军官应约各占半数。

第二节 在12个月终了时，各军之配置应如下述：

东北——5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各军军长由政府军官充任；中共军1个军（三个师），由中共军官充任军长——共计6个军。

西北——5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5个军。

华北——3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4个集团军各包含政府军一个军及中共军1个军（每军三师），内中两个集团军总司令由政府军官充任，两个集团军总司令由中共军官充任——共计11个军。

华中——9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中共军1个军（三个师），由中共军官充任军长——共计10个军。

华南（包括台湾）——4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4个军。

第三节 在12个月以后之6个月内，上节所述之4个集团军，应更改编为独立之6个军，内中4个军各包括政府军一个师，中共军两个师，两个军各包括政府军两个师，中共军一个师，以后集团军即应取消。

第四节 在次6个月即第18个月终了时，各军之配置应如次述：

东北——1个军包括政府军两个师，中共军一个师，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4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5个军。

西北——3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3个军。

华北——3个军每军包括政府军1个师，中共军2个师，由中共军官充任军长，1个军包括政府军2个师，中共军1个师，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两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6个军。

华中——1个军包括政府军1个师，中共军2个师，由中共军官充任军长，3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4个军。

华南（包括台湾）——2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2个军。

第六条 保安部队

第一节 各省应有权维持一与其人口比例相当之保安部队，但其数额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当省内普通警察显然无法应付局势时，该省主席即有权使用此项保安部队，以镇压骚乱。

第二节 保安部队之武装，应以手枪、步枪及自动步枪为限。

第七条 特别规定

第一节 军事调处执行部

根据三十五年一月十日三人会议所签协定而设立之军事调处执行部，应为本协定之执行机关。

第二节 统一之制服

整编后之中国军队，应采用显著而划一之制服，以供中华民国陆军官兵之着用。

第三节 人事制度

树立妥善之人事制度，凡陆军军官之姓名、阶级及执掌，均应载入统一之名册内，不得以政治关系而有歧视。

第四节 特殊武力

本协定生效后，政府及任何政党或派系组织，不得保持或以任何方式支持任何秘密性或独立性之武力。

第五节 伪军及非正规军

所有受日本之直接或间接主使而在中国成立之军队，以及政府或中共以外之个人或派系所保持之一切军队，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第八条第一节所述之实施计划内，应规定执行本节之具体办法并限期完成之。

第八条 一般规定

第一节 本协定经蒋委员长及中共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军事小组应即拟具关于执行本协定所载各种条款之详细计划，包括各种进度表、规章及具体步骤，呈送核夺。

第二节 双方谅解并同意：上述详细计划须规定复员应于最早日期开始，补给区之组织，应逐渐成立，军队之统一编组之详细程序，应根据第五条所规定之办法实施。

双方同时谅解并同意：在最初之过渡期内，政府及中共均应负责维持其军队之良好秩序与补给，并保证各该军队对于军事调处执行部所颁发之命令，立即绝对遵行。

政府代表 张治中

中共代表 周恩来

顾问 马歇尔

签字仪式是1946年2月25日在重庆上清寺尧庐举行的，当时，我有一段简短的致辞：

今日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及马歇尔顾问所组成之军事小组会议，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意义甚为重大。

众所周知，政府与中共对立达十八年之久。在此期间，为中共问题、内战问题，不知牺牲多少人才，消耗国家多少元气与耽搁多少建设！今日此一方案之签订，可谓结束了十八年之纠纷与对立，吾人今后一定抛弃以武器作为斗争之工具，而进入新的和平时代，我全国人民所期望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之国家，将可实现，且在此文件上，已获得保障。

政治协商会议之成功，乃在达成政治民主化之目标，此一文件则将奠定军队国家化之基础。今后我国当可本和平建设之大方针，以建设三民主义之新中国。

本人代表政府签此方案，并百分之百保证其执行，使达成逐步军队国家化之目的。

此次会议，能有如此良好结果，愿郑重提出归功于伟大之友人马歇尔将军。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称马将军为和平、团结、统一之接生婆者，有称为各党派尤其是政府与中共合作之媒人者，亦有谓马氏为美国政府与人民派来中国之和平使者，此等说法，马将军均可当之而无愧。盖中国此次和平统一之实现，在今日之局势中，吾人实应归功于此伟大友人，谨致诚恳之感谢与崇高之敬意。

中共代表周恩来也有一段致辞：

张部长、马歇尔将军，各位朋友：

今天是一伟大成功的日子，因为在今天签订了军队整编及统编的基本方案。各位朋友记得，在今年虽然是很短促的时间中，但做了很多的事情。1月10日，在马歇尔将军寓所签订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31日，在国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五项决议。这次在尧庐，又签订了这一方案。

这些，又说明了许多重大的事情，在短期内都已奠定了基础。从此有了方案，有了决议，就能够如张部长所说，向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目标上开步走了。

在现在开步走的时候，也就是当一切协定和决议要付诸实行的时候，是会遇到若干困难和阻碍的。但是我敢信，困难是会被克服，阻碍是会被扫除的。

只要政府和中共，乃至全国人民都能坚守和拥护此一方案，相信任何困难阻碍都不能妨害此方案之实施的。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诸位，向中国人民，向世界友邦保证：凡我们签订的文件，特别要包括这次签订的整军基本方案，我们都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实现。

在这一签订的基本方案上，规定了整编军队与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的各项条款，这是包括全国范围的，无论任何地域或任何武装力量，都不能除外。所以，正如张部长所说，这是中国和平的保障。我们相信这一方案的实施，将使十八年来武装纷争的局面为之改变，将为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将使中国走上近代化工业化国家的道路。

我同样想，这次的成功，正如停止军事冲突协定之成功一样，应感谢马歇尔将军之协助与努力。我个人也很光荣，能与一个世界战略家共同工作，完成此计划。同样，我也感谢二十年来曾经多次合作的张部长，张部长对此方案之努力，有他的很大功劳。

同时，在场的中外新闻界朋友们，把这方案传达到全中国全世界后，希望经过各位的努力，能号召全国人民，全世界友人，为此方案的实施来奋斗，并用来督促我们。

马歇尔的致辞更简短：

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马氏的致辞虽只寥寥数语，但刺激性甚大。显然地，他所称的“少数顽固分子”是指国民党方面的，大概他当时已经从情报方面得到若干的报道了。

为了贯彻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除了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办理派出许多三人小组分赴各地执行外，这时，由周恩来、马歇尔和我三人坐专机到各地作了一次检查，先后到了北平、张家口、集宁、归绥、太原、济南、新乡、徐州、武汉、延安，然后再回到重庆，计历时七日。

每到一地，有时国共双方将领都在一起开会聚餐。问题当然是有的，但是，都经给予适当的解决，全国各地除东北外算是大体完全停止冲突了。据我沿途所见和在延安所接触，我是认为乐观的，停止冲突是没有问题的。

文如玉

（61）乱象横生与我的建议

我到延安一共三次，特别提起最后一次在延安的情形。

到延安和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接送，记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

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有中外记者随行，后来曾在报上发表过），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

后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里曾被CC分子郑亦同所引用，颇有讥讽之意，我当时曾加以驳斥说：“如果郑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见解，我是愿意接受的；但如果是一种讽刺，那么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是准备来个七折八扣？”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

我说完下来，毛泽东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

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

以后，还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

我笑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毛先生说我还可以四到延安，虽然后来蒋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议，但未成事实，而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我三月初由延安回到重庆，当时最迫切的一项问题是东北停战，于是再由我、周恩来、马歇尔会商，先由马提出“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草案”一份，周未同意。

马突奉美政府命于11日晚返美，由吉伦将军代理，经过多次商谈，周把吉伦将军18日提案带回延安请示，直至25日三人继续研商，几经讨论，于27日通过了如下的决定：

三人会议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赴东北授予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命令。

由精选人员所组成之执行小组应立即派往东北执行下列诸指示：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之工作；

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并避免进入仍为苏军驻留之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的调处。

三人会议同意附入记录之点：

关于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

关于东北政治问题，另行商谈，迅求解决。

这个协议，只是解决东北停战的问题，其余军事和政治问题还多，不过，我已经不能再亲自参加会议了。

因为这时候，伊宁方面已托由苏方转知，催我速回迪化继续商谈未得协议的军事部分。并且说，如果再不回去，那么，元旦签订的条款就完全无效了。

3月29日我再飞迪化，这一商谈，经过了六十多天的折冲，到6月6日才全部获得协议。跟着，7月1日，组成了民族民主的联合省政府。

主席仍由我兼，两位副主席都是少数民族人士，其余各厅、处、会、局，汉族和少数民族适当地互为正副主官，省府中少数民族占了多数，省府各单位大量延用各少数民族的干部，并订颁了施政纲领。这一措施，在国内尚属创举。

当然，此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根据和平条款加以处理，还有许多实施的具体办法需要商定。同时，办理选举问题，解决民族纠纷问题，安定社会人心问题，真是百端待理，极为紧张。

在这段时间，我虽然时刻系念着国共问题，但已无余力去作考虑，也没法离开新疆。直到1947年元月，我才勉强抽空回南京一行。

在我驻留迪化的九个月里，内地的变化很大，两党的关系日益恶化。其间有马歇尔的八上庐山，有各民主党派人士的调停，均未能获得协议，使局面趋于缓和；

而国民党军队对中共部队发动全面的进攻，直到张家口安东的攻占，反共军事达到最高峰，全国大打特打起来；再加上国民大会的片面召开，已至完全无法挽回的境地。

其中缘由，当然由于国民党有意制造种种事件（如撕毁停战协定、撕毁政协决议、撕毁整军方案等）所应负的责任。事后，南京朋友曾告诉我，在问题最紧张的时候，马歇尔曾向蒋建议要我回来，但蒋很犹豫，没有同意。

他这时已受了主战派的影响，认为战有把握，何必一定要谈和。这样，我就回来，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事态已演变到这一地步，可以说，过去一切的协议是完全无用了，我们所有一切的努力也是完全落空了，懊丧的心情甚至使我悔恨不应该为了新疆一隅的问题，滞留迪化9个月之久，而对于整个大局的恶化处在坐视不理的地位。

不过事已至此，也是无法。记得我于1947年1月3日到了南京，马歇尔便叫皮宗敢（蒋的随从参谋，时任英文翻译）来对我说，马很希望和我会面，请我去吃晚饭。

我说：“很好，我也想去看望他。”我们见了面，谈了些闲话，吃了饭就看电影。他的表情，在冷静中流露出一些失望，但除闲谈外，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

我因为刚回南京，许多事情感到陌生，更不便先开口，只有在他礼貌而和蔼的招待中混了几乎三个多钟头。大概过了三天，他就宣告回国了。他已调任国务卿，行前没有宣布，是上了飞机才发表谈话的。

马歇尔走后，由第三者参加调处的和谈更已近乎尾声，不过，司徒雷登仍以大使资格和南京保持接触。马之离华是在八上庐山之后，在失败的、懊丧的，也是极端不满的心情下走的。

在他的谈话中，已经露骨地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他的意思当然蒋也在内）的不满。这时，蒋对和的念头又在活动了。

1947年2月初的一天，他找我去说：“现在大家都希望你再到延安去一趟。”在主张上，我当然应该走一趟，不过在情绪上，我是相当消极。我考虑之后说：“也可以，不过一个人去不大好，能请邵力子、张岳军两位同行最好。”蒋说：“先一个人去也可以，将来到谈的时候再说。”我也同意了，于是托由司徒雷登通知中共。

不久，中共以某负责人谈话方式在广播上表示：

……蒋介石对于中共所提两项最低限度要求，取消伪宪及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既然置之不理，这就证明其所说和谈完全是欺骗。

……张治中氏本人即曾于去年3月27日代表蒋介石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但是，仅仅7天，就被蒋介石撕毁，在东北大打起来。

此次再来谈判，试问有何办法证明谈成的任何东西不被蒋介石在几天之后加以撕毁？如果去年一月由蒋介石主持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可以由蒋介石撕毁干净，敢于召集非法国大，制造伪宪法，保障独裁，试问有何办法证明现在的所谓和谈有一丝一毫的真实？

单以此种种，我们对于现在喧嚷的所谓和谈，完全丧失信任。除非蒋介石取消伪宪，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便无法证明他不是欺骗。……

在当时情形之下，取消伪宪和恢复1946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两点是不会被蒋接受的，所以，我的延安之行是不可能了。

不过和谈虽然一时不能进行，但我仍然坚决主张不能放弃以政治方式解决的方针。事既不成，而顽固分子对我个人则极尽冷嘲热讽的能事。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不得不带着无限感伤的心情飞回新疆去。

在临走前（2月24日）还给蒋一封长信，详细分析政府威信的低落，党政军种种弱点的暴露，请蒋务必改变领导作风，检讨各项政策，特别着重外交政策——对苏联政策与对中共政策的改弦更张。

我坚决主张对外联苏，对内和共，“觅取各种有效途径，把握时机，争取主动，一心追求和平统一的鹄的”，“我国今后所采外交政策，应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获致邦交平衡的发展，在这一原则之下，中美关系固然应该巩固，而中苏关系更应该增进；更应以中美、中苏的关系，促进美苏两国的关系”。

并且，特别强调：“如果我们稍微注意现实，或更加警觉，必将发现当前所采取一面倒（亲美）的外交政策，是否能符合国家利益，是否能解决国内问题，殊多疑义。”对于这篇率直而又激烈的建议，蒋并没有什么表示。

在这里，我特别提出一段经过。这时候，宋子文的代行政院长已经做不下去，蒋的意思要自己兼任，要张岳军任副院长，于是，亲自召集最高国防会议，征询大家意见。半晌没人作声，还是我先说，我提出两个理由表示不赞成。

一是行政院长担负实际责任，而主席是国家元首，站在领导的地位，不宜首当其冲。二是这些年来院长一职，总不外是蒋、孔、宋这几位轮流充任，对中外观感都不好，好像中国再没人了。

我这样一说，蒋就站起来带着负气的口吻说：“好，张文白同志不赞成由我兼，我就不兼，请大家推选好了，推选谁就谁做好了！”

大家僵住了，后来就有CC分子起来发言，赞成由蒋兼任；还有两位老先生出来赞成先由蒋代理，再行物色适当人选。这样，就内定由张岳军担任。

在我要离开南京的前一晚，张到我家谈了很久。我向他临别赠言，盼望他：“一定要把握两项方针：一是对外的，改善中苏关系；一是对内的，力谋恢复和平。这两大政策实现了，那么你就成功了，你领导的行政院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否则必失败无疑！”

谁知，他上台以后，不但没有实行，而且对内下了“戡乱”的命令，对外中苏关系越弄越僵。

我在9月回到南京时，他请我吃饭，饭后问我：“请问有什么指教？”我说：“你失败了！我建议给你的两大政策，你不但没做到，而且更坏，当然失败了！”

他说：“我有什么办法？党内的空气这样，蒋先生和大家的意见又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应该不干这个院长。”他说：“辞不掉有什么办法？”

这一段故事，正是当时中国政局的一幅写照。

1947年3月7日，我和邵力子先生到机场送董必武先生率中共南京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是南京政府勒令撤退的），次日，我便飞回迪化去。在那里一住便是7个月。

这一年，国内发生许多事件：（一）1月底，美国宣布退出中国三人军事会议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二）2月下旬，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叶剑英等被迫全部返回延安。

（三）南京政府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返延安。

（四）3月，国民党部队在胡宗南指挥下，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占了延安。

（五）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蒋和陈诚宣称作战到底，陈并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余曾有言，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但过去因和谈关系，国军多是被动挨打。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

（六）白崇禧迭次在立法院高呼支持政府，消灭中共，反对谈和。（七）物价飞速上涨，经济情况日趋混乱。

（八）7月，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戡乱”令。

内地的悲剧一幕又一幕地继续演出，使我在边疆看了不禁惊心动魄！而当时，新疆的情势，又因种种关系，伊方人员撤回伊宁，新局陷于僵持，我没有继续留在迪化的必要，自己很想回到内地来，对改善中苏关系、恢复国内和平再尽一点力量，于是，在9月11日获得蒋的许可，又回到南京来了。

回来的第二天早上，见了蒋。他问我对大局的意见，我还是重申前说，特别主张在这时先从改善中苏关系一点做起，分析详尽，他连声说：“对”，并说：“你去做做看。”

这次回南京，前后居留达5个月之久，到苏州、杭州、上海、台湾游览了一回，在台湾还到了张学良的住处——新竹温泉，对他作第三次访问。

第一次是西安事变后，他送蒋回南京，在鸡鸣寺宋子文家里；第二次是抗战期间在湖南沅陵。

一别十年了，他面上的皱纹刻画着时光的飞逝，内心尤其蒙上了惨酷的伤痕。那天，我们谈了很多，他还赠了我一首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午饭后再谈，最后黯然握别。我看他很难过，只得勉强安慰他：“我相信国内总是要和平的，只要有和平的一天，也就是你恢复自由的一天，将来国家还是需要你的！”

现在看起来，这话对他实在太残忍了！早知这样，我不应该说这种话！

各地的游览，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躲避现实、寻求排遣的方法，虽在旅途中，也不禁时时想起人民和国家的艰难情况，不免万感交集，尤其念念不忘如何恢复和谈一事。

11月回到南京，我经过详细考虑后，认为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恢复和谈此时不复可能，何不先从打开中苏僵局着手。就在12月18日写了一个机密建议给蒋，认为过去一面倒（亲美）外交政策，根本丧失独立自主之精神，不符合国家现实利益，建议排除“美国吃醋”的顾虑，径向苏联提出派遣特使赴苏，以谋打开中苏僵局，觅取解决国内问题的途径。并分析利害，至为详尽。

这时，蒋亦有打开中苏僵局的念头，要我试从侧面进行，我也曾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他顾虑太多，摇摆不定，终未能实现这个建议。

对中国问题，苏联这时曾公开表示：承认国民政府和蒋的领导，并本着三国外长会议精神，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希望我们保持和平。这是苏联对中国问题的坚决态度。

1948年元月7日，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将军回国之前，曾到我家里辞行，有一个谈话。当时由卜道明翻译，事后我把它记录下来，并且译成俄文，在他调升为驻华大使到任后给他看过，他调升为驻华大使到任后给他看过，他认为大意不错，原文是这样的：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少将奉命回国特向张治中将军辞行谈话

（罗申武官于三十七年元月七日午后五时到沈举人巷一号向张将军辞行，略致寒暄后，渠突向张将军提出一项相当严肃的问题。下面是问答记录，系由卜道明先生担任翻译。）

罗：我快要回国了，在回国前，很愿意扼要地明了在中国政府中负了重要责任的张将军对于中国局势前途的看法怎样。

张：我认为要看中国的前途，不能只从中国方面去看，应该从世界的前途来看。比方现在的世界局势，我们都希望世界能够维持永久的和平，绝不愿意发生战争。

但是，目前国际情势如此紧张，尤其美苏两国间关系日见紧张，就有些好战的人们，在国际鼓吹战争，准备战争，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避免的了。

当然，万一世界战争爆发，这就是美苏之间的战争。那么，中国将怎么样？在我个人的意见，中国应该采取善意的中立。既不联合美国对苏联作战，也不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

我这种说法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因为中国如果能够保持善意的中立，对美国有利，对苏联也有利，对中国当然更有利。为什么？理由很多。

即就纯军事观点来说，如果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苏联作战，美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空陆军横渡太平洋来协助中国。这样一来，中国便成为美国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相反的，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国作战，苏联也必须从辽远的西伯利亚出动大量的陆空军来协助中国，而且形成两面作战。在战略上说，是顶不合宜的事。所以我说，中国能保持善意的中立，对美有利，对苏也有利，其理由在此。

但是，怎样才能够使中国做到善意的中立？首先要做到中国内部的和平统一，然后才能消除一切足以妨碍中国善意中立的因素。怎样才能使中国内部和平统一？

我认为首先要改善目前中苏的关系。就是要多方设法打开目前中苏的僵局，恢复在广东时代和抗战初期中苏间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如果中国和平统一了，在世界和平时期，我们可以完全推行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的外交政策。

万一世界战争爆发，我们也一定可以采取善意的中立。我更认为，中国采取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不但可以保障远东的和平，同时也可以促进世界的和平。

这是我对中国前途的大致看法。

罗：在目前中国对苏联的情形之下，怎样才能推行您所说的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

张：关于这点，我记得从前曾和您说过，就是中国在东方处于很好的地位。我们应该有一个抱负，善用中国的地位，来促进美苏在国际上的友好关系，最少也可以促进美苏在东方的合作关系。

我们绝不愿意因为中国的关系，使美苏关系更趋复杂，乃至拖美苏下水。至于说如何做到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明白地说，当中国和平统一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当然可以商定出一个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公诸全国和世界，这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保证吗？

罗：您的话是不错，不过我认为中国内部首先要自己想办法，停止战争。这战争即使再打十年、十五年，也不会有结果的。这不但我个人希望中国和平，我们苏联政府和领袖们也是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希望中国成为和平、统一、独立、强盛的一个国家。

可是，我认为美国政府是不愿意中国和平的，中国越乱，美国越容易控制中国，所以他们是希望中国继续打仗的。

张：我对于您所说美国希望中国继续战争，不愿意中国和平这一点，不能同意。

我认为，美国同样地希望中国和平，我有很多理由和事实可以证明。别的不说，只要从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看便很清楚。

就军事上说，刚才已经分析过，中国在战时能够善意中立，就可以减少美国的负担。就经济上说，美国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它需要中国广大的市场；如果中国继续战争，美国对中国怎样能做生意和投资赚钱呢？

罗：您这种说法，当然也有理由。但是美国势力，已经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侵入中国，企图控制中国。中国越乱，它就越便于控制中国。这是本人数年来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张：对于这一点，因为时间关系，我想不必继续研究，不过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假定美国不希望中国和平，而苏联则希望中国和平，中国人正在极力追求和平，那么，倘使苏联能够帮助中国达到和平的目的，就可争取中国人民的感情，改善中苏的关系，这不是极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吗？

同时，我还可以告诉您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中苏现在也有一个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而且这种关系是正在发展中的。

美国的世界政策，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在亚洲的政策，是培植日本第一，帮助中国第二。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当然他们可以说是为了对付苏联。

这正如日本在1931年“九一八”占领东北后的情形一样。他们说：日本占领东北，不是为了对付中国，而是为了对付苏联。

您试想，日本培植强大了之后，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中国，但是你们苏联便能安枕无忧吗？这种摆在我们面前而且日趋发展的事实，不是中苏两国共同的利害关系吗？

如果苏联看清楚这种利害关系，帮助中国解决内部问题，使中国避免战争，获致和平统一的话，美苏间有了这样伟大的一个缓冲国家，我想美国是可以放弃培植日本以对付苏联的企图。那么，美苏在东方的关系因此得到了缓和，远东的和平因此获得了保障，甚至对世界的和平也是有帮助的。

罗：您的话对我很有帮助。我自问对于中国问题有相当的理解，现在听了您这一番话，使我对中国问题有了更加深一层的认识；同时更充实了我这次回国对中国问题的报告。很感谢您。

这里的情形，很需要彼得罗夫大使回来。我曾经接到他去年10月的信，本来预定11月回任，但是没有实现；或者因为外长莫洛托夫和外次维辛斯基两位去参加国际会议，他尚有若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尚未能来。

张：近日报载彼得罗夫大使调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的传说，您有所闻否？

罗：没有这回事，我回国后一定催促彼大使早日回任。

张：我也希望您快快回来。

罗：我希望三月间便回来，而且希望回来的时候，中国的情形已经好转，已经获得和平了。

张：中国的和平实在重要，中苏关系的改善，我认为同样的重要，希望大家为增进中苏友谊、改善中苏关系而努力。

罗：我对张将军所讲的为增进中苏友好关系而努力，很愿意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获得成功！我这次回莫斯科，也一定愿意多说可以促进中苏友好的话。

张：谢谢您的好意。今天我们谈的话都是原则的，如果苏联政府对打开中苏僵局，促成中国和平，愿意具体地来谈的话，我们是愿意来共同努力的。最后举杯祝斯大林委员长健康！并祝您一路福星！

（附记：此项谈话由下午5时至6时40分完毕。）

文如玉

（62）对时局的苦闷与愤慨

接下来，由于内战越打越激烈，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一切已露出崩溃前的征象，而蒋也始终拿不出决心来采取果断的措施。

在那种低气压的环境下，心情的苦闷真是难以形容！找朋友商量商量吧，谈得来的又太少，可以说只有邵力子先生一人。

在上述“机密建议”在给蒋看之前，我曾先给邵先生看过。他说：“你说他（指蒋）一面倒亲美的话太重了，恐怕他生气！”

但是，我不愿意把这一点修改，照原样抄好了给蒋。

过几天邵问我：“改了没有？”我说：“还是一字未改。”他说：“有什么反应？”我说：“也没有。他只是表示可以从侧面试试看。”

他又问：“假如蒋同意了，派谁去？”我答：“最好请孙夫人去；假如请不来，就由你去了。孙科要不是以后的反苏态度，倒是可以的。”

有一天，我们两人游中山陵，在松林里谈了很多话，总觉得一筹莫展，惟有相与叹息而已。

最后，我说：“我在这里闷得很，要回西北去了，蒋也催我走。”邵说：“走了好，留在这里没有什么用处！”还说：“蒋即有实行民主的意思，也没有实行民主的习惯，和平问题渺茫得很！”

此外，我也和几个人谈过话。

第一个是黄少谷。他当时是《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的社长，做事心思细致，也很谨慎，但相当软弱，魄力不够。

我在政治部的几年，他对我直接负责，言论倒相当温和；以后，尤其“戡乱”令下，《和平日报》就显得特别反共，甚至邵先生还和我说：

“《和平日报》反共的激烈，比《中央日报》有过之而无不及，黄是与你有关系的人，为什么不劝劝他？”

有一天，我特别约他到中山陵山坡上谈了几个钟头，说明国民党种种腐化反动，势将招致失败的动向，共产党不是武力所可解决的，尤其不是走下坡路的国民党部队所能解决的，希望他转变态度主张和平。

他说：“我早已几次辞职，但是上头又不许我辞！”以后，他越陷越深，以至于不可自拔。

第二个是熊式辉。他才从东北失败回来，不过，蒋还常常要他研究问题。我也约他到玄武湖八十八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下谈了几个钟头。

他对蒋的了解相当深刻，认为蒋一切用人行政不外三“缘”（地缘、血缘、学缘），故表示悲观，但是在政治见解上，我们却很难谈得拢。

第三个是白崇禧。在农历元旦那一天，我约他到中山陵谈了几个钟头。我首先对他的反共思想作了一个批判，说明我们都是贫苦农工出身，为什么反而和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妥协，助长他们的气焰？

并指出，他不能接近前进青年，显得保守。最后还说到李品仙在安徽的作风，人家都说是你支持的，有替人受过之处。

对于这些，他都表示相当的接受，但也有加以解释之处。最后谈到对蒋和对中共问题，我认为蒋的失败业已注定。他同意我的意见并反问：“蒋失败后怎办？对于收拾残局不能不有一个准备。”

大家研究了很久，并相约不得把今天谈的让任何人知道。我当时倒没料到，他后来有表面主和骨子里倒蒋的一幕。至于南京政府所以拒绝八条二十四款，蒋固然是主要阻力，而白的一贯主张和态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桂系垮了，他自己也就完了！

第四个是陈诚。我们是有私人情谊的，但在政治主张上，他是一向和我走极端的。

1946年冬天，他到我家里，我曾问他：“你公开说三个月内击溃关内中共主力，六个月以后全力解决东北，有这个把握吗？”

他两手交叉在身后背着壁炉说：“如果六个月消灭不了，那就永远消灭不了了！”我笑着说：“这不能算是把握吧？”

1947年决定派我到延安去，他在徐州打电话给白崇禧：“前方打得这样紧张，他（指我）还在后方谈和？用不着啰！等我把共匪剿灭了，让他来当参谋总长好了。”

当时，我就坐在白的旁边。在军事会报上，他常和我针锋相对，常常说：“有人天天在谈和，影响士气，现在的情势就是谈和谈坏的！”

他是个最倔强也是最刚愎的人，从不肯认输，一直到他从东北回来，病倒了，参谋总长职务也辞掉了，他还是不服输。虽然这样，我还是尽可能地想去影响他，但是这又有什么效果呢？

这时，我久住南京，想“和共”既说不上，想“联苏”又办不到，已觉毫无作用，且甚感苦闷万状，于是在1948年元月，突然飞返兰州去了。

那时候，伊宁问题始终僵在那里，回迪化没有必要，就只好驻在兰州。住在兰州的心情也很矛盾，当时西北战事渐渐紧起来，我因常驻新疆对西北行辕的军事指挥一向不过问，完全由陶峙岳（后来由郭寄峤）负责，现在常驻兰州，就碰到许多应问而不愿意问的事情，还是避开吧，于是，经常住到离兰州60多公里的兴隆山上去。

在那里，我对当时的局面作了一个详尽深入的研析，结论更加确定：蒋是一定失败的，他所领导的政权也一定随之同归于尽。这时候，我的心理显得特别变态，每听到中共军队胜利的消息，似乎觉得快慰，但听到国民党军队胜利的消息，反而感到沉默：既然一定失败，便快点失败吧！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这时眼看国内两党问题、新疆问题、国民党内部问题都无法解决，满怀愤慨，情不自禁地也就说了好些愤慨的话。

1948年3月1日，我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中有一篇讲话。

首先我指出，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困难的局面。这个局面是病的现象，而不是病的根源。我们病的根源在哪里？我们不可以讳疾忌医而不愿加以检查。如果单从现象上着眼，医药乱投，将是自杀的做法。

然后追问：我们的病根在哪里？一句话，病根就在国民党本身，就在国民党离开了三民主义，丧失了革命主张！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但是取得政权之后就不革命了，三民主义的党取得政权之后就不要三民主义了。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何以见得我们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拿民权主义来讲，在许多省份许多地方，民权变成自欺欺人的话，大部分的权柄都落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手，所谓“民权”，变成官权，变成土豪劣绅的权、地痞流氓的权。

所谓民生主义，主要应在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外间盛传我们是官僚资本、豪门资本。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资本家，但是外间所指斥的官僚资本、豪门资本，能说是毫无根据吗？

至于平均地权，不仅孙总理所念念不忘的“耕者有其田”杳不可迹，连起码的“二五减租”也谈不到，二十年来本来很可以做到的事情，一样也没有做，民生主义在哪里？

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而农民人数又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问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虚度了二十多年的光阴，面对着这个核心问题不加解决，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最后，我肯定地说，从以上分析，我们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

像上述愤慨的话，我讲过好多次。在扩大纪念周上，在各种座谈会上，在甘肃省专员、县长会议上，都痛切地讲到。

尤其到1948年7月15日在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除了上述的话都讲到外，还特别强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我举例说，像湟惠渠地区，百分之四十六的土地操在七个大地主手中，而全体农民只占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土地，这能说是平等吗？

以兰州市言，现在有不少地主在市区内占有一大块一大块地皮，某校为国家造人才，需要地皮修校舍，而地主抬价留难，不肯出让。

以甘肃说，在现在的土地制度下，是否多数农民的痛苦都已解除？可以由自己的劳力得到自己的生活需要？一般佃农、贫农、雇农，贫无立锥，家徒四壁，终年不得温饱，我们是不是要为他们解决问题？大家说要增加生产，生产所得是否归于生产者？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是否正常？

如果生产品的大部分被不劳动的人拿去了，那就是最不合理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终必成为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

在这篇讲话中，我还集中地攻击了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我说，人民和政府几乎不可能直接发生关系，因为其中有中间人的存在。

他们上蒙政府，下骗人民。比如拿征兵征实来说，他们不仅是既不出人，又不出粮，而且，政府向人民要一个钱，他们就借此向人民要两个钱。他们武断乡曲，为非作恶，任意摆布老百姓，正直人士敢怒而不敢言。这种中间人正是民权主义的障碍物，如不扫除，还谈什么革命？

最后，我认为当前的问题不是技术方法的问题，而是原则政策的问题，必须在原则上、政策上作革命性的转变。首先一定要使善良人民有讲话的地位，有生活的权利，不受任何压迫，不受任何剥削，真正做到民权平等、民生平等的地步。

如果大家为了实行民权主义而把这种中间人去掉，为了实行民生主义而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万一中央说你们违背了法令，有我承担负责！

这篇讲话，引起外间很多批评：有人认为话说错了，有人背后表示不满。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当时的甘肃省参议员，多数是地主阶级和“中间人”，他们不欢迎、不满意我的言论是一点儿不奇怪的。

我为了澄清空气，付之公论，索性就把这篇讲话在兰州《和平日报》上正式发表，名为《认清病源，勇敢革命》。

这篇讲话见报后，我收到一封长信，大意是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在国民党有地位的人士中，能够公开为人民说这种话，而且把责任引到国民党本身的就只看到你一个人；

不过，你所寄予希望的人正是革命的对象，那你的话不是变成对牛弹琴白费心思吗？你应该另想别的有效办法才好。这封信不知怎样遗失了，到今天回忆起来，我很感谢这位不知名的先生对我的批评和启发。

正在那个时候，陕西宜川之役发生了，胡宗南的精锐大部被消灭，刘戡战死。胡的弱点完全暴露，南京方面大为震动，蒋接连几个手启电报，要我到西安去统一指挥西北五省军事。

这一着，我当然不能接受，但也使我感到有点困窘，曾列举理由（偏重胡宗南的个性和部队历史），说明我去西安有害而无利。发电后，我仍然悠闲地住在兴隆山上。

后来，由于马军在陇东和中共部队打了一仗，中共部队撤退，蒋才不再勉强我，而兰州的紧张空气也为之缓和下来。不过，这时兰州和南京都很有人怀疑到我的态度了。

从3月29日起，南京政府召开所谓制宪国大，到5月1日，蒋和李宗仁被选为总统、副总统（上次所谓制宪国大举行时，我在迪化，这次在兰州，都没参加）。

我在5月5日，曾经根据在兴隆山这些日子的研究分析，给蒋去了一封长信，认为当前大局已经达到最严重的阶段，目前的形势，士气不振，人心不附，军队不能打仗，政治毫无效能，江河日下，局面全非，力陈必须彻底检讨，设法补救。

我首先指出在根本上的错误方面，是不革命与不实行三民主义。其次说到领导上的缺点，列举对党务、对军事、对外交、对中共问题、对干部、对修养各方面的缺点。最后提出补正之道，请求改革制度，放弃中央集权制。

其次，一定要变更政策：第一，执行亲苏政策；第二，执行和共政策；第三，执行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第四，执行社会政策、改革经济制度。并且在结论中指出，这时急起直追，虽嫌过迟，但仍可有万一的希望。

关于对外交、对共党两个问题，我说：

今日最值得检讨之外交政策，厥为抗战胜利后之对苏外交。关于东北方面之对苏问题，职亦多次向钧座陈述所见，钧座虽始终未同意职之观点，但职仍愿重申其说。

今日东北局面之演成，实由于对苏外交之失败，当时外交当局，不知收回东北为政治利益，保全工矿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当然重于经济利益，乃竟着重经济利益忽略政治利益，前提一误，全局皆输。

又如现在政府所执行之对美外交，完全表现“一面倒”之倾向，结果必致愈陷愈深，不能自拔。

职始终认为，我国现阶段之外交政策，仍须彻底检讨。今后世界形势之演变，固不必作过于遥远渺茫之判断，而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未爆发以前，甚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尚未获得解决之时，我国对美苏平时采取两国并重，战时采取善意中立之态度，有百利而无一害，职迭次为钧座所敷陈之此一观点与具体建议，深信此时仍具有正确之价值。

惟今日如何挽回业已造成之“一面倒”之倾向，与为戡乱观念所影响而造成之颓势，反复思维，苦无善策！言念及此，不仅为过去之失去时机而惋惜，更为未来之国家前途而忧虑。

对共党此一问题，过去职深思苦虑，迭为钧座借箸而筹，尤其抗战胜利之后，职之一切建议，与为党国为领袖的一切努力，尽付东流，曷胜浩叹。

窃谓亡羊补牢，虽未为晚，而过去错误之原因，似不能不加以省察，职自信对共党问题认识较深，平日所引以为虑者，事后皆不幸而言中。

职认为，本党对共党问题一向之态度，主要之错误，在于无定见、无远见，且听任惧怕共党之意识不断发展，一般同志早已造成惧怕共党之普遍心理。

故今日本党之失败根源，实由于本党丧失积极斗争之意志，仅基于惧怕之一念而采取消极之防制方式，及至提防乏术，则失其自信而气馁而冲动。

至于其他原因，则估计共党太低，完全忽略共党之国际背景。不思此一具有国际性之组织，决非专恃军事力量所能消灭，况我党政及军事方面所表现力量，皆属不够之至，坐是一着之错，全局皆输。此在钧座之地位似不能不亟加反省者也。

蒋当时对这信相当重视，十二日接到他的手启辰真府机电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以后，便没有下文了。而我这万言书，也不过聊尽心意罢了。

自从拒绝到西安统一指挥五省军事之后，我便深深感觉到自己在兰州的地位对于向来主张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为，我到西北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来的，现在一旦形成了站在对中共作战的地位，对于自己的主张和人格都感觉发生了问题。

刚好同时，由于蒋的主席改为总统名义，西北行辕（它是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也奉令改为“西北绥靖公署”，绥靖者，剿共之别名也，这个名称也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这种种因素，更促成了我离去西北的决心。不过，我又考虑到，单独提出辞职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通过的，此时何应钦从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位调为国防部长，于是我在五月十六日电蒋请辞，并请调任军事代表团团长职务。

并说，如代表团人选已定，亦请准出洋考察一年。以后又再提出西北继任人选，并电请何应钦从旁促成。

29日，接到蒋的手启辰俭府机电：“前接兄电愿赴美工作一节，因今后党政军主要人事均须更改，故稽延复，决稍缓当约兄来京面商再定。”

细察此电语气，似有允许或商量之处，所以，我在6月初更密函新疆少数负责人，告诉他们，我准备交代工作，但是，何应钦不同意。

在6月12日，接到他巳真复电：“承示各节，经面报总统，奉谕西北关系重要，目下非兄坐镇不可，仍希兄勉为其难。至代表团首席代表，现已由空军代表毛邦初中将担任。”

正是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开封吃了一个大败仗，蒋忽然到了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并电约我到西安去。

6月下旬，我又向他重申前请，并且正式写了一个签呈给他，详陈我所以坚辞的苦衷，并言西北行辕不宜改为绥靖公署的理由。

他的第一句答复是何应钦不同意，又说实在不容易找到适当的继任人选，至于绥署改称他是可以考虑的（后来很特殊的把西北绥署再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南京方面看，对我是够迁就的，因为他们误认我所以辞职完全是为了这一原因）。

文如玉

（63）与蒋的两次谈话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件事，就是在兰州到西安前，还接到邵力子先生的一个电报：

弟今日晤司徒大使，承告罗申大使与谈，愿与共同努力，改善美苏关系，并研究协助中国解决问题之办法。

司徒称罗申态度甚诚挚。又称据渠所知，苏联使节驻他国者亦向美方表示愿改善美苏关系。司徒因于多日焦虑之余，稍抱乐观。

弟又晤罗申，证实司徒所谈。罗申询弟改进中苏关系具体方法，弟答以双方应先停止有妨睦谊之宣传。又促进新疆和平，解决中苏贸易，罗申均同意，谓当尽力，惟以五月初喀什之反苏事件为憾。又谓兄常驻兰州，关于新省事件，不便随时商决。

弟询是否欢迎兄来京商谈，渠谓兄有公务，不敢作此邀请，倘兄因公来京，自愿畅谈一切，弟闻兄月内将来京，不知确否？弟今晚赴沪转台湾，拟月底返京，甚盼届时得闻司徒、罗申间之佳讯，并畅聆教益。

这电在我看来，等于漫漫长夜里透露出来的一线曙光，它告诉我，运用苏美关系解决国共问题这一主张是具有可能性的。

所以，对西安之行，怀抱了若干的希望。我记得，在西安先后停留了七天，每天和蒋都有谈话，最重要的一次是6月27日，事后我曾经写成一个记录，全文如下：

蒋“总统”与张主任谈话纪要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奉约到王曲常宁宫行馆。总统邀登小亭上，俯眺一湾流水，两岸碧禾，南山景色，扑人眉宇，如置身美丽的大自然怀抱中。

坐对元首，畅谈国家大事，历三小时许之久；且在对话中率直痛陈所见，总统并不以为忤，剀切解答。惟看法悬殊，隐忧莫已，特纪其要，借留回忆。

治中附志

蒋：我们来谈谈时局问题。你先说你的意见。

张：当前局势必须有一绝大的政策转变，而这种转变一定要解脱外来的（指美国）挟持，同时要能够阻止党内的分裂趋势，国内的人心涣散；而且即在共产党方面，也能使之折服。这种转变，必须达到这种目标才好。

蒋：那么，怎样转变呢？

张：我在五月五日送给总统的“对当前国是的检讨与建议”已经分析过，现在我还是这样看法，还是认为先要从对苏联政策和对共产党政策去研究解决办法。

对苏外交应该是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

至于对共产党问题，如果对苏政策能够做到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过半。不过，我们应该主动地放弃戡乱主张，停止战争（继阐明主动停止战争的利害得失，及目前从事改善中苏关系不必有其他顾虑的理由）。

蒋：对改善苏联关系的办法是可以谈的，我们联苏也用不着怕美国吃醋，不过在开始进行的时候，不要先让美国知道，对共产党问题，现在还不能说停止戡乱。

我们即使停战，共产党也不会停战的。同时，我们现在站在劣势的地位，自己先主动停战是更不好的。

我并没有坚持以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到底，但是总要等军事形势好转才能谈得到这一着。

我们现在要和共产党谈判是谈不上的（中间反复说明并没有坚持以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但是，必须情势好转才能说得到停战这一点）。

张：（对总统关于共产党问题的看法表示不能同意）目前局势绝不能再拖下去，军事如此，政治亦如此，经济更如此；要继续拖下去，只有愈拖愈坏，我们应该要有果断。

如果能承认不能再拖，便应该毅然决然拿出有效的挽救办法来。如果认为目前军事受了顿挫，共产党气焰高了，便谈不到停战，这是并不尽然的。

相反的，我们军事虽然受了顿挫，不过因为我们是执政的党，在政府的立场，受到了很多束缚，很多牵累，假使我们和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还保有几百万大兵，集中在南北几个地区，经过休息和整顿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再起来再恢复的。

我们纵然不能以军事消灭共产党，难道共产党就可以军事解决我们吗？这一点，共产党中有眼光的人，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吧？

我们如果停战，就可以这样表示：政府本来一贯地想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不幸解决不了，遂不得已出之戡乱一途，这并非政府所愿意。

现在在八年抗战三年内乱之后，国家元气大丧，人民痛苦不堪，政府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愿意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表示不愿再以战争解决问题，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首先主动停止战争，这样一来，在国际可以获得同情，在国内也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我想，凡属有识的人士，绝不会因为我们主动停战而发生其他误解的。

蒋：那还行！假使我们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士气马上要瓦解！共产党混进来之后，发展它的组织和地下活动，我们还受得了吗！

张：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要是这样拖下去，我们的党是一定完了的。现在已经看不出一点儿力量，因为大家忘掉了斗争的对象，只顾争权夺利，升官发财！

党到了这步田地，可以说是已经完了的——其实党的内部分裂也没有什么，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分裂就让它分裂好了！我们只要能把忠于主义、忠于革命的同志好好地团结起来，不愿意来的就随他们好了！

民国十三年，总理在广州改组本党的时候，不是也有人跑到北京西山去开会，后来还形成了“西山会议派”吗？但是，总理并不在乎，本党也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至于士气，现在可以说低落到等于没有了。这些部队东征西调，早已经疲于奔命，他们很多人说早已不愿意打仗，不过是为了领袖，为了校长的感情而不能不打仗而已。

假使现在要他们停战，他们当然是愿意的。试想，领袖要他们打仗去死，他们虽不愿意，尚且不能不服从；现在领袖如果要他们不打仗，不去死，他们哪有不高兴不服从之理？

他们常常流露一种呼声：为谁而战？为谁辛苦为谁死？这种现象是极值得顾虑的！现在宣布停战，对士气不但不会瓦解，而且给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相反的会为之加强的。

就现在情形看，没有一年半载的休息整顿，士气是恐无法再振作起来的（继并述“建议”中所言“本党惧怕共产党意识之普遍发展”之为害处）！

蒋：（对上述分析颇为动容）现在党没有什么力量，分裂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把基本的忠实的党员团结起来，改造这个党。至于共产党的看法，并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现在绝不是停战的时机，还是先把局势转好再说。

张：（谈话至此复转移至对美问题）美国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太好，他们最近扶植日本是从一种不好的心理出发的。

他们本来最初想利用我们在东方对付苏联，以后看我们力量不行了，不能制服共产党；而且恐怕中国反被共产党所控制，所以转而想利用日本来控制中国，对付苏联。这是很不好的一种心理。

蒋：马歇尔完全持一种反蒋倒蒋的态度，史迪威日记的发表，一定是先得马歇尔同意的，好在美国还有主持公道的人，不然，我早已被他们打倒了。

张：我想，现在应该对马歇尔加以说服。

蒋：不行！说服不了！他完全是意气用事，他对于调处工作的失败，使他的声望和事业受到打击，归咎于我们，怀恨在心，这是说服不了的！

张：要应付马歇尔，我想只有两个人：一是张岳军，一是我，我们是不是可以试试看？

蒋：这是没有希望的，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是下命令一样！他要我们怎样做便怎样做（说至此总统气愤形诸词色）！我们今后联苏也用不着对美国有什么顾虑，不怕他们吃醋！

张：我们现在如果和苏联举行谈判，恐怕只有以罗申大使为对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试试看？他到南京后一再托人表示愿意和我谈，并说“和张将军能多谈，也能畅谈”。

他并且对司徒雷登大使表示，愿意协助解决中国问题，态度很恳切。我想，现在也许是一个机会，因为苏联将集中力量对付欧洲，不愿在东方发生问题的。

蒋：你想怎样谈法？

张：现在不能预定，只能一步一步地试探，一步一步地谈。谈得拢，才深谈，才具体地谈；谈不拢就不谈。

蒋：这样是可以的。

张：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回南京去？

蒋：现在去不好，八月间党要开会，到那时你可以去。

张：（未复谈及国内一般情形，如国民大会的选举，行政院的改组等）重复说一句，现在时局内内外外都在走下坡路，实在太严重了！我们对革命向抱乐观，但不能不提高革命警觉性，来请求挽回颓势旋乾转坤的方法。

蒋：（很感慨地）旋乾转坤？没有那么容易。从四月到现在，是最黑暗的局面。症结就在我当了总统。我在庐山就已经决定不当总统，希望胡适之出来当选。这是一个转机，一个重大的关键，能够照我的愿望做到便好了！

但是大家都不赞成我这样做，这是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是一时挽转不过来的，但是将来总有一个机会准许我这样做——不过，现在还不是时机——最好我还是不做总统，才可把大局扭转过来（按：总统此语我未听得十分明白，姑存疑）。

不过，时局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国家的事，不是只看一时的现象，其中是有天意的。

张：这次总裁表示不愿当选总统，我在兰州看到报纸也很高兴，觉得这在政治意义上是很高明的一着。但是一般人的看法，认为如果领袖不当选，国家失了重心，恐怕要引起大乱的局面。

不过，这次行政院的改组做得不好，翁院长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好人，可是不能够应付这种局面。各部会主官多是原班人马，报上说多是三朝四朝元老，没有生面孔，没有新人。

蒋：（带点苦笑）有什么人？你想想看，你认为哪些人可以当部长的？谁来我都不怕，只要不是共产党。

张：比方各小党，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中间分子，大学教授，民主同盟的人士，都可以考虑，何必完全用旧人（说至此，我讲汉高祖听张良之言，封用雍齿的故事，我忽忘此名，总统乃言是雍齿。我并举罗斯福用共和党的人做陆海军部长以为证，虽是反对我们的人，也可以大胆去用）？

（以后又谈到某几省人事问题及将领选拔问题，时已过午，随从来请用饭，与总统及夫人共进午餐毕告辞。）

从这个记录，可以完全看出蒋当时的心境，一方面期待着“局势好转”，同时又依赖于“天意”了。

从七月到八月底，国民党部队在各战场都大吃其败仗，经济情况更是愈近于崩溃，各地学潮已如浪涛汹涌，同时国内外又传出了和谣。

在这种情况下，适又听到南京苏美两大使会谈的意思，使我又动了奔走和平的念头。

本来，蒋在西安曾对我说，八月中央开会时我可以到南京去。果然，到8月14日，便接到蒋在牯岭发来手启未元机电：“兄可来京一叙”，并且，专机也随即派来了。

又接邵力子先生电，知道他也在被邀之列，心里更认为蒋真的要考虑到我们的建议了。

我已定于17日动身，谁知16日，又接到蒋即刻到的手启未铣机牯电：“近日因有他事颇忙，兄不如暂缓起程，待另电再定行期可也。”

看了电文觉得很奇怪，何以两三日间变化得如此之快？据后来从南京得到消息，原来是蒋到牯岭后，暂时摆脱了尘嚣，头脑冷静下来，便起了和的念头，但后来，陆续上牯岭的人多了，有人力言金圆券发行办法，财政经济就可以没有问题，蒋信以为真，以为这样还可以打下去，所以又来电阻止我去了。

从这些地方，都显示出蒋在失败末期心意的摇摆不定。

以后，军事情势更是往下坡路走，整个东北解放了，华北绝大部分解放了，北平和天津吃紧了。

蒋在11月2日来电要我到南京，并说：“行动要保持机密！”我4日到南京，同日到的还有傅作义将军。当天下午，在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在座的有何应钦、傅作义、林蔚文、刘斐等，顾祝同到徐州去了。

国防部的战况报告显得那么低调，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充满了会场。会后，大家到蒋那里吃晚饭，饭后谈平津问题，主要的是何应钦表示主张撤退平津兵力，全部南下，或部分撤到察绥，部分南下。

那晚，傅的表情我记得很清楚：紧皱着眉头，露出一副焦虑不安的神情。蒋问他的意见。他连说：“很困难，很困难！”此外，没有别的话。

我是事不关己，更是一声不响。蒋看这情形，只得说：“好了，你们今晚回去想想，明天再谈！”

（事隔三年了，在北京和傅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从那天就转变了念头，只想和而不想战，特别是你给我的启示很大。”

我说：“那天我一言不发，怎么给你启示？”他说：“进门的时候，你不是一定要让我走，并说，‘你们主战的请先走，我们主和的在后头’吗？”

其实，我当时一心在和的上面打主意，对于他们谈的实在有点心不在焉，我对他说过什么话已经忘记了，但是他却记得很清楚。）

临散时蒋对我说：“你明天上午来谈。”

第二天，上午11时蒋请我去谈话。

“你看现在的局势怎样？有什么意见？”他开头第一句问。

“现在的局势已经比我们6月在西安时差得太多，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我答。

“不打怎么办？”他又问。

“还是由总统来倡导和平。”我答。

紧跟着，我从军事、外交、经济、民心、士气加以分析，认为现在应该马上放弃“戡乱”的主张，恢复和谈。

“我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他对我的分析颇动容，但仍带点感慨地说。

“现在如果不讲和，将来我们一定失败！”我逼一句。

“革命党人是不怕失败的！”他倔强地说。

“革命党人固然不怕失败，但是我们纵然失败，也要能对国家对历史有所交代。”我说。

“你以后不要再提和平的话！”他到底不以我的话为然。

“那么，你这次要我来有什么吩咐？”我问。

“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他反问一句。

“如果戡乱政策不变更，在目前情形下，我绝对没法担任！”我毫不犹豫地答。

“那么，你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他说。

“我绝不能担当这个任务！”我还是坚决地说。“如果你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我再补充一句。

“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下！”他的脸色显得很严肃，最后说这一句。

这次谈话两小时，没有结果，不过，可以看出他还没有和的意思。因为他认为要和，他就非下野不可，而现在还不是时候。

所以，到8日，蒋在总理纪念周上还痛斥主和者说：

“今天这些人抹杀了国家的利益，丧失了国民的立场，响应共匪的谣言攻势，而主张向共匪投降，这不但是他们自己甘做共匪的奴隶，而且要贻害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永远做异族的奴隶牛马。”

“国军戡乱剿匪方针早已确定，必须全力贯彻到底，目前一切和谣只是为共匪宣传攻势张目，绝不影响我们政府和军民同胞为国除害的决心。”

“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尤其三十余年来对任何战役在发动以前无不郑重决定，一经发动则无论经过任何挫折困难和失败，必须奋斗到底，以贯彻到底。”

这下子，他的态度更加尤其显明了。

文如玉

（64）蒋介石下野

在这时候，徐海战役正在酝酿，蒋把他的全盘希望都寄托在这一战役上，所以，集中全部精锐在徐淮一带。

但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22日，黄百韬兵团在徐州以东遭遇歼灭性的失败，黄本人阵亡。在这情形下，再加上金圆券的贬值，翁文灏内阁再支持不下去，孙科被蒋提名继任。

孙在接受组阁令后，首先表示，要组织“巨头内阁”，坚决邀请张岳军、吴铁城、翁文灏、陈立夫、邵力子和我六人参加，并说非我参加不可，否则他就不干。

我当时表示，敬谢不敏。12月8日，蒋又找我谈话，劝我务必帮孙的忙并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我还是表示不敢应允。

蒋说：“这是第一案，就是孙任院长，你以副院长兼国防部长。第二案是孙不干，由你来组阁。”

他又说：“你的态度太明显了，恐怕立法院通不过，因为他们大多数反对和，现在最好先组织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

我因蒋之劝，只得和孙科作了一次谈话，提出我的和平主张，他表示同意。不过，我总觉得军事形势太坏，局面太急，孙科既已反苏在先，此时绝不能发生什么作用，所以，我还是拒绝担任实职，而只同意挂一个政务委员的虚衔，自己要求回到西北去。

孙阁组成了，据他说，曾先请蒋指示，蒋说：“内阁组成之后，由你们去研究，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和平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的。”于是，孙在内阁名单揭晓后，同时发表一篇谈话，主张争取“光荣的和平”。

黄百韬兵团惨败之后，继之以徐海战役中邱清泉兵团、黄维兵团、孙元良兵团的全军覆灭，局面之严重可想而知。

这时，白崇禧忽在汉口发出主和的电报。电报是给张岳军和我两人转蒋的。大意是说现在实不能再战，请停战以言和。同时，在汉口宣称非蒋下野不能谈和，蒋应该让别人来谈。

他意在倒蒋，是很明显的，我和张岳军还约了吴礼卿三个人研究之后，认为姑不论白的用意如何，但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确非下野不可，便拿了白电去和蒋谈，一连谈了十天，每天有谈一次或二三次的，最后，蒋同意下野，由李宗仁继任。

当时，刚好阎锡山应蒋召到南京，阎对蒋下野表示不赞成，但是徐海战役已整个失败，还有什么希望！蒋主张先行表示愿下野谋取和平的态度，于是有1949年的元旦文告。

文告虽已发表，各方面的反应都很冷淡，而军事财政诸端，仍是毫无办法，社会和人心的不安，已达极点。

1月19日下午4点，蒋约了我和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去谈话。开始就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

好半晌，没人说话，蒋就一个个地问，记得吴铁城曾说：“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蒋愤然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

这话一传出去，外面曾有反应：“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蒋某人打倒的！”可见蒋当时众叛亲离的一斑。

最后他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

我提出，由邵力子先生起草，邵谦辞，蒋后来找别人写，大概是陶希圣等人吧，由于观点的不同，措辞当然会大有出入。

蒋决定21日飞离南京，那天下午，他把国民党中常委请到家里，宣布下野，并且把预拟好的宣告“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的文告宣读一下。当时，当然少不了自命“孤臣孽子”如谷正纲之流的痛哭流涕，但是许多事都坏在这些顽固家伙的手里，现在已经没用了。

从蒋的元旦文告发表后，看到各方面反应情形，我认为大局已很少挽救的可能，倒不如退保西北，为和平交代作准备，使地方少受糜烂，人民生命财产少受牺牲，才对得起西北人民多年来对我的厚望。

同时，我多次接到朋友的警告，说死硬派将不利于我。如谷正纲之流固然在公开场合对我大肆攻击，上海的特务毛森更大骂：“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都要清算，我要准备用手枪对付他！”

邵力子先生也常常不敢回家去。但是，我再三提出返回西北的请求，都没得到蒋的许可。在他宣布下野的那一天，我又重申前请。蒋说：“你一走，李德邻就会多心了。”

我说：“你不让我走，李更不会答应我走；我现在心里非常痛苦，请你让我走吧！”

他说：“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谈和，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

在座的诸人也附声劝告：“你现在万万不能走！”我也就没法。

在这之前，孙阁曾要求美、英、法、苏调停中国内战，但被拒绝。而中共方面，则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第一批战争罪犯。

1月14日，更发表了有名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

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李宗仁一上台，和谈空气显得更浓厚。先是孙阁在19日提出“先行无条件停战”的要求，为中共所驳斥。李这时发表宣言说：“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

但是，中共的答复是：等北平解放以后才能决定。我看这情形，和谈一时不得开始，就向李请求先回西北一行，他同意了，但说快去快回。

照理说，和是我一贯的主张，到这时候我为什么又萌退志？真是说不出什么理由，不过看到大局情形，深感无能为力；

特别是孙阁早已在风雨飘摇之中，李一上台，就想改组内阁，以刷新内政来收拢人心，促成和谈。他多次表示要我来担任行政院长，这是我所不愿接受的。

于是，我的全局无望不如退保西北的意念更坚决了，回到兰州后便决心不再离开西北，而且打电报连和谈代表也辞去了。

在回兰州前，我曾向李宗仁建议：“最好把孙夫人和李任潮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谈和。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先生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李以为然，后来也进行过这工作，但没成功。在那种情形下，当然不会成功，在我，也只是一种主观上的幻想罢了。

记得我是元月底回到兰州的，在这时候，对于如何保全西北一事，除了在新疆有相当把握外，宁夏青海两马是棘手的，甘肃也得下功夫。

在2月7日甘肃省党部纪念周中，我以《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为题，有长篇的大胆的讲演。除了叙述这三年来的和运经过外，把自己一贯的主张坦白地和盘托出，末后，指出我所以主和的三大原因，暗示西北将来也非和不可。

我这是为了将来和平转变所做的思想准备，对社会人心具有强烈的安定作用，但亦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暗中反对。

自己很想在兰州安定下来多做些准备工作，但是，李宗仁的电话电报不断地来催。在李的方面，当时他确实不会答应我置身事外。

好些朋友们也以大义相劝：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地主和，现在双方都愿意谈和，你是不能规避负责任的。

我自己也想：此时和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是如果置身事外，也不是对人民、对国家应有的态度；同时由于自己二十多年来对和平的痴心梦想，使我对当前的和谈仍然有着万一的希望。

经过郑重的考虑后，还是接受了李的邀请，在2月22日飞回南京去。那一天，南京气候异常恶劣，能见度只有二百米，云层既低，又有蒙蒙细雨。当时，何应钦、白崇禧、李汉魂等都到机场迎接我，白还说：“我听到半空飞机声音盘旋了半小时之久，尚在替你祷告平安哩！”

我回到南京后，虽然北平已于元月31日和平解放，中共方面还没有表示开始谈和的确实讯息，只好住下来再说。

就在这时候，我常常听到李的左右很愤慨地在发牢骚，说蒋表面上是下了野，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和各方面的联络，特别是对各地高级将领络绎不绝；

而李发表的七项措施，特别是释放政治犯（指明张学良、杨虎城）根本做不到，因而说：“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我看这情形不对，便动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以便李放手去做，促进和平，这样对蒋个人亦属有利。这事我曾和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等几个人商量过，他们都表同意，并且作了一个准备。

刚好，吴忠信也想去看蒋，我们两人就一道坐了飞机去。

3月3日到了宁波，蒋还派了蒋经国到机场接我们，转乘小车到溪口。蒋和我们寒暄后，劈头第一句就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

原来，中外报纸都登出，说是据某方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现在正在劝蒋出洋云云。事后查询，却是李宗仁对甘介侯说过，由甘传出去的；但不知道他们基于何种见解而有意外泄或者于无意中泄露，则不得而知。

跟着，他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他这几句话把我们的嘴巴封起来了，我们两人只有把这问题搁在一边。先说别的话，不过既然来了，且先住下慢慢再谈吧。

当时，蒋住在溪口雪窦寺妙高台，我和吴忠信也住在那里。一住就是五天，以后回到溪口又住了三天，早晚起居都在一起。

白天，蒋和我们逛山水，其余时间就谈话。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八天中，真是无所不谈，一切的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

当时，我还作了一个记录，要点如下：

（一）关于和谈限度及代表人选问题，我们曾请蒋表示意见，蒋反问我们有什么意见。

我说：“南京方面意见：中共所提八项的第一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军队改编一项，认为应先决定全国军队数额，然后研究双方军队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编成，在三年内分期逐步把全国军队缩减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度数额，并且确实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

至于联合政府问题，过去有三三制的主张，最近也有建议六六制的，不外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

至于双方管辖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真正趋于统一。至于其他各项，都可加以考虑。”

蒋对这些意见表示首肯，不过认为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七省市共管一事不必由我们提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

至于和谈代表人选，报上有增请张群、吴忠信两位参加的传闻，吴当时坚决表示不愿干，蒋说：“不干也好。”

我也表示不愿参加，蒋先说：“这是值得考虑的。”后来又说：“不参加也好，恐怕摆脱不了。”又彭昭贤、钟天心已经请辞代表名义，蒋说：“于北方籍的立监委员中遴选最好。”

（二）关于党的问题，我们力言一年来全国党务几乎已经完全陷于停顿，党的神经中枢亦呈瘫痪状态，如果长此拖延，恐怕会无形解体，应该切实整顿，团结并发挥革命组织的力量，达成新生的任务，对这方面有详细的分析。

蒋对此频频点首，并说以后当邀集有关同志，对如何健全本党，作具体详尽的研究。蒋又多次表示，他必竭力支持李宗仁，李现在负的责任就是他的责任，李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不过希望李、白也要具有同样的认识，才能做到内部的团结。

就是希望李、白先从心理上转变，对他的态度有所改正。最后一再表示，他不会再度出山，终他的一生也不愿再度执政。又说去年他当总统实在是一切失败的根源。

（三）关于外交政策问题，我们拿平时一贯的主张，作详尽的申述，认为必须做到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设法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团结安定。

蒋对这点表示也可以，但一再说对中日问题不宜忽视，认为中日两国能够亲善合作，不但对两国有利，对远东以至世界和平都有利。我们将来可望因此不再受白种人的欺负压迫，不过目前还做不到——或者终他的一生也还做不到。

（四）关于特殊建议问题，我们建议他对革命的领导方针应该重新郑重考虑，从今以后，应该放弃和中共军事斗争的企图，移作政治竞赛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争取人民对党的同情，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当然是实行多党政治，所以我们可能一时执政，一时在野，绝不能再存那种由本党一党专政，或以为以本党为主体执政能够行之久远的错误观念。

我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应该有远大的打算，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向。

蒋对这两点频频点头，但表示：我们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我们现在应该先作最恶劣的打算，即使毫无完整的地区，亦要作复兴国家的努力。

（五）关于蒋的出国问题，第一天看到蒋，便被他发了一顿脾气，我们不容易再开口，以后，只得转弯抹角地从老远的地方转到这问题上来，给他委婉分析，认为他留在国内，无论对大局对个人，都只有害处而毫无益处。

谈了好几次，有时一接触到本题，他就故意谈到别的问题去；有时很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

有时，我举出事实说明他还在那里指挥军事，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德操，自己移驻到宜昌去，便说是奉了他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愤慨地告诉萧毅肃，由萧传了出来。

蒋连说：“没有这回事，我没有发这个电报！”

后来，他的态度比较和缓，只说：“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地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

到这种地步，我们不好再勉强说下去，也就留到以后再说了。

（六）关于内阁改组问题，李上台后，孙阁就有总辞的消息，立法院对孙极不满意，李也不愿意孙继续下去。

3日到溪口后，我们曾和蒋谈到这一问题，蒋表示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

到7日，孙阁已向李提出辞呈，李打电话到溪口和我们商量，提出几个继任人选，特别着重在何应钦，但是，蒋表示不赞成，说：“为什么一定要提和我有关系的人来做院长？”“院长应该让别人来做，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

并且指出：（1）在准备和谈期间，敬之任行政院长颇有不便，甚至发生不良影响；（2）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3）何在目前继孙组阁也不相宜。

我又以电话和何商议，何对组阁很犹豫，关于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问题，何说：“院长我都不愿意做，我还做副院长？”

我又回过头来劝蒋：“你要不同意由何敬之来组阁，内阁组不成，李又要来抱怨你，把责任推给你了。而且，你希望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何是一定不会干的。”

蒋仍未同意，问题便僵住了，李又一天几次电话来催促，一直到10日我们准备离溪口回南京前，蒋才同意了，而且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何，要我们带去。

由于这8天来的盘桓，我们用尽种种委婉的言辞来和蒋谈，培养大家的感情，后来，蒋的态度就和缓多了。临别还送我们下山到溪口，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欢然握别。

文如玉

（65）北平和谈之前

我们回到南京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的信到杭州劝何应钦。

何在极为踌躇之后，终于答应了，不过，他一再郑重对我说：“你一定要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只有同意了。于是，何的新命在3月12日正式发表。

何阁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和谈，其次是财政（特别是物价），再就是外交。

为了打开中苏僵局，我主张邵力子先生出任外长，但是邵不愿意。不得已而思其次，我曾建议以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出任。

内阁名单发表后，外间便纷纷传说：“这是张某人提出的，今后要改走苏联路线了”，各种反对的论调纷至沓来。

其实，我和傅只有一面之缘，并非素交，我的建议，只是着眼在外交政策为事择人而已。后来，因党内顽固派的反对，傅也不敢就任。

到同月26日，中共正式发表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4月1日加派聂荣臻做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元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列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谈判，并由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依据上述时间地点，派遣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

这个消息一发表，沉闷的空气为之一振，而南京政府的和平商谈代表团名单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后发表）、李蒸；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也在这时通过发表。

在中共通知和谈地点与时间前，对于如何进行商谈，有过四次集会研究，都由何应钦主持。

出席的除代表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外（黄绍竑在赴平前才赶到，刘斐在代表团启程赴平前才发表），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组都参加，黄少谷也以行政院秘书长资格参加。

经过这几次研究后，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这时国民党中央已迁往广州）；

（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作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最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全文如下：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定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定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信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和平虽然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渴望，但是近视盲目、自私自利的顽固分子，依然多次从中阻梗，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我举几个例子：

“……惟愿诸公始终勿忘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军队国有五大原则，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决；否则苟安于一时，必抱憾于无穷也。……”

——潘公展等给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的寅艳电。

“……和谈为国家之大事，决非国共两方可得而专。其在政府，尤需不忘自身之立场，乃为国民大会去岁依据宪法所产生者。苟先漠视宪法而又置国民大会于不顾，试问诸公将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力以与共党谈判？

本日本会开会，佥认为此次和谈，政府应在合情、合理、合法范围以内，力求平等的和平。而其必须坚持者，应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四大原则。

至于一切军队之必须国有，基本人权之必须维护，尤为天经地义，毫无假借迁就之余地。同人等更以为宪法与政制之任何修改，绝对为国民大会之职权，不容任何人越俎代庖。特主张即请政府根据去年国民大会之决议，克日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以为最后之决定。……”

——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给李宗仁、何应钦并转各和谈代表的寅艳电。

……（一）宪法之尊严必须维护，如需修改，应于合法程序行之；（二）中华民国国体不容改易；（三）有关人民之基本权利与自由生活方式，均应予以确实保障；（四）自和谈开始之日起，政府与中共应即无条件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五）政府代表之和谈结果，必须依法定程序核准；（六）和谈进行情形，应随时公开报道，准许新闻界自由采访。……

——留穗立法委员联谊会给李宗仁、何应钦并转各和谈代表的寅世电。

……（一）和谈内容，攸关全民利害存亡，况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故和谈进行，国共双方而外，宜有民意代表参加，容许双方记者自由采访，随时公开，以示坦白无私；（二）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纵可依法修改，而不容任意放弃；（三）自由为国民基本人权，尤为任何政府所当尊重，本会前电所提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军队国家化，不但为往年政协决议之原则，亦且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此次和谈，仍应遵循不变。……

——全国和平促进会给李宗仁、何应钦并转各和谈代表的寅陷电。

……（一）和平代表抵平后，应先提出双方立刻无条件停战；（二）和谈一切报道公开；（三）和谈进行详情，应随时报告党的中央，谈判结果，并应对党完成法定程序；（四）和谈内容，应坚持下列原则：（甲）国体不容变更；（乙）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丙）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定程序；（丁）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施；（戊）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

——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员谈话会决定，由中央秘书处发给居正、于右任、李宗仁、何应钦的寅三十议穗午电。

……（一）在总的原则上，必须将和谈与投降界限划分清楚，双方应以平等合理为谈判基础；（二）现有华北国军扼守之各据点，如青岛、太原、归绥、包头、大同、新乡、安阳等地，必须保持，不能以和平为借口而轻易放弃，或有任何不合理的措施……；（三）双方为表示和平诚意，于和谈开始应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对上列各据点先行解围。……

——立法委员王秉钧等六十一人没有日期和称谓的来信。

从这些电文中，显然已看出了顽固派的组织行动，也充分说明了国民党内部极大多数人不知己、不知彼的昏庸糊涂情形。在那种情形下，给我们的压力是显得十分沉重的。

决定了4月1日动身到北平去之后，我就在3月29日到溪口去看蒋。这件事，外间传说有“奉李宗仁、何应钦之命”之说，这是与事实不符的。

这事是我自动提出，我的用意是：（一）蒋虽退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二）那时候，京沪的顽固分子气焰嚣张，常有对我不利的谣言，溪口之行，我认为对他们有一种镇压的作用。

（三）蒋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在党的体系上，代表们除了章士钊外，都是党员，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

（四）在礼貌上说，也有去看蒋的理由。

其实，当时李宗仁对这件事倒是并不怎样同意的。我在29日飞到溪口，30日回南京，同行的还有屈武，吴忠信是早在溪口的。

到溪口以后，我就感觉到空气和上次颇有不同。到那里的人不少，有些露了面，有些没露面。当我把和谈研究的大概情形报告了蒋，并把上述“腹案”给他看，他只说：

“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此外，就广泛地谈，没有具体的意见。但是，我和郑彦棻谈话时，从他的态度和说话里，就可以体察出他们到溪口来的目的。

后来，在回程飞机上，屈武告诉我，蒋左右有人对他狠狠地说：“张先生这样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张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话是对我说的，不过不敢当面和我说，要是屈武早对我说，我一定会向他提出质问。

这次和蒋谈了几回话。29日一到溪口就单独谈，以后有吴礼卿在座也谈，30日离溪口前，又做最后一次的谈话。

记得29日下午，蒋、吴和我，从蒋住的蒋母墓庐由山径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他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

我听了很高兴地说：“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蒋答：“你斟酌吧。”

回到南京后，我马上把在溪口时蒋的表示写成新闻稿发表，次日，更应立法院的邀请，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当时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

事后，朋友们还对我说：“这是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

到4月1日飞北平的那一天，立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明故宫机场送行，从此可以看出他们——至少是大多数人心理的趋向了。

文如玉

（66）飞赴北平

我们是4月1日上午起飞的，中央航空公司还特别为我们准备了“空中行宫”号。

同行的除了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和我外，还有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秘书长卢郁文及秘书、译电员等二十余人。

到了北平，被招待住在六国饭店，当日晚6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公宴代表团同人。

饭后，周、林两位邀我和邵代表谈话。周首先提出质问：“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

他认为，这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大表不满，并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当时，我不免动了一点感情，解释了必到溪口去的种种理由，以后他又提出过两次，我又加以解释。一直到商谈末期，这段赴溪口的理由才为中共方面所了解，但是对商谈、至少对初期商谈的情绪是有些影响的。

这晚谈话，我先提出外交政策问题，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又说：“如果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这种论调，当然不为中共所同意而加以反驳，这次算是泛谈，无结果而散。

从4月2日到12日，完全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或是广泛地谈，或是具体地谈。最后，由毛泽东分别约见各代表谈话。

在这一段时间，有几点值得一提的事：

第一件，是何应钦4月9日拍来的卯佳电，据说他6日到广州，列席中常会三次会议，决议要我们坚持下列几点：

（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进行开始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方。

（二）为保守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

（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

（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

（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二） （三）（四）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讨论时，各委员均发言激烈，反对联合政府甚力，对和谈特种委员会之设立及人选，亦几经磋商，始获协议。

从这个“决议”里，可以看出这帮顽固分子还在那里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做的什么梦想？实在可恨亦复可叹！

第二件，是李宗仁为了表示谋和的诚意，有阳电给毛泽东，毛也复他一电。

李宗仁的电报全文如下：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

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商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

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

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

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

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

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卯阳印。

毛泽东复电全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

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

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

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毛泽东，1949年4月8日。

这是对和谈进行具有推动作用的。实在说，李的主和，虽然目的在倒蒋，要是不问动机如何，他到底是想和的；可惜溺于一派一系的私利和个人的权位，无定见，无担当，到了重要关头，不能作出勇敢果断的行动。

第三件，是我在溪口时虽然劝蒋出国未成，到平以后，更痛感他的留居国内，实为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又再去信，痛陈利害，摘录如下：

……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之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

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

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

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

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将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己，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

职是之故，唯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

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唯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为最有利。

当时亦曾面陈钧座，未蒙示可，谨再将其利害列述如下：

甲、出国之利

（一）不做反对者之攻击对象——反对者以“天下之恶皆归焉”之存心，任何问题如不能解决时，即认为钧座所操纵，所阻挠，横施攻击，无法剖白。

（二）对人民表示赞成和平，转移人民观感，以恢复人民之怀念与信仰。

一年来，国人怨声载道，对于钧座之信仰，可谓低落至无以复加，甚至认为钧座如不远离国门，不但为和平之障碍，亦为战争之障碍，且为美援之障碍，此种众怒难犯之严重压力，何必负担？故钧座为恢复信仰计，自以及时摆脱为宜。

（三）避免和谈失败之责任，与在和谈中提出有伤尊严之要求，并免将来遭遇进退两难之窘境——证以共党迩来之态度，可知如钧座仍留国内，则共方及反对者必将发动更大规模之攻击，极端难堪，殆无疑问。

（四）避免再负战争之责任。盖如和谈成功，则归功领袖下野出国所促成；即如再战，亦不负任何责任，而可引起军民之回忆，并可转变友邦之观点。

今日之情势，如和谈成功，自是幸事；倘不幸而和谈失败，亦唯有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与李、何两同志负责，乃为最明智之做法。盖若继续战争，而钧座或在幕后或径出面指挥，则桂系必掉头而去，引起内部之分裂，危险孰甚，真毫无是处也。

（五）对党政军干部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予以刺激，唤起觉悟，并恢复其对领袖之信仰。

现时吾人所感失望者，厥为党政军人员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为主要因素，而尤使吾人最感失望者，乃为党政军一般干部对于领袖貌似恭顺，实则背后均多怨言，牢骚满腹，皆谓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尤其黄埔系高级将领，多认为钧座之指挥方法太过陈旧，认为钧座以数十年前之陈旧方法指挥新的军事，太不合原则，必然失败。

在此种生活与心理状况之下，焉有恢复信心挽回颓势之余地？故为钧座将来革命大业计，目前唯有放下一切，飘然远引，静观大家之如何作为、如何应付，使之重受刺激，从而引起觉悟，恢复对钧座之信仰。

（六）在个人方面，增强将来革命事业种种有利因素，如广益见闻，结交国际朋友等。

钧座曩者虽曾留学日本、游历苏联，然而时代转变甚速，阅时既久，自有孤陋寡闻之感。尤其欧美方面由于科学与工业进步，一日千里，时代之转变益剧，新的事物与新的潮流有不可想像者，倘能在欧美作一番游历考察，广交游而益见闻，则对将来之事业将有极大之裨益，盖可断言。

乙、出国之害

（一）在国外安全问题不无顾虑，但可设法防范维护。

（二）军事力量顿失维系中心，但只需付托有人，似无可虑；且现在军队腐败已极，不足珍惜，何况今后领袖事业，只有恢复信仰，争取政治上领导之胜利，而不在能否保有若干军事力量为转移。

（三）党的领导，一时远离，不免更形涣散，但如能组成干部会议，亦可维持现状，何况本党早已解体，尚须彻底改造，始可复兴，然此非待大局明朗时莫办。

根据以上各项分析而言，钧座倘能毅然出国，将有百利而无一害，盖甚显然，甚愿钧座再作一切实周详之考虑而及时采取行动，且愈早愈好愈有利。

抑更有陈者，此次到平以来，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真是万感交集。

倘使三年以前，甚至去年六月在西安时，钧座采纳职之建议，则绝不至有今日如是之惨败，职亦可免今日在北平写此一篇忍辱受气一言难尽之痛史也。

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应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

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议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信是由屈武同志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的，不知蒋看后反应如何，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4月1日开始的这次和谈，随行的还有通航代表雷仲仁等人，他们抵平后，与有关方面商谈通航问题，取得协定：

在北平和谈期间，每周有一二次班机来往于北平、南京、上海之间；

海运通航问题得到叶剑英参谋长批准，由随代表团来平的金山同志，去天津协商国共间招商局通航问题，上海航业代表魏文翰、周启新等四人，也由上海乘轮船来到天津洽商，同机来的就有通邮代表梅贻璠、沈鑫、李雄等人，飞机上还带有留南京、上海的华北邮包95袋。

文如玉

（67）在北平的第一次会谈

经过12天的个别谈话，大多为双方交换对各项问题的意见，未作任何结论。

到13日早，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交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并通知，当晚9时开始正式会议。

我马上召集各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加以研究。坦白地说，当时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

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啻是“招降书”“判决状”，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相差十万八千里，即就我想像中的条款来说，也实在觉得“苛刻”些。

固然，和谈是以毛泽东元月14日所提的八项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一旦会出现。

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不过，我仍然耐心地和大家逐条研究下去，并且考虑在今晚会议上应该采取的态度。

心情是沉重的，时间却如箭般飞逝，晚上9点，我们就到了会场。

这是一栋宽敞、华贵而又幽静的封建遗物——中南海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两端分坐双方代表。

条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布置简朴，但空气则显得异常严肃。

会议并没有固定程序，在双方首席代表同意会议开始后，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原词大意如后（是记录，未经周先生核定）：

这次，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到北平来，我们经过12天非正式的谈判，各方交换了意见，从今天起，已经进到正式谈判的阶段。

在正式谈判开始以前，我们已经于昨天晚上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给张先生。草案的主要意思，在过去12天非正式的商谈中，大致都已经谈过，并且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开始有很大的距离，经过十二天的商谈后，曾经把许多有距离的意见，得到了以张治中先生为首的六位代表的同意，有了统一的理解，因此我们觉得很高兴。

并且，南京代表团已经声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在今年1月14日所发表的声明中的八项主张，已经经过李德邻先生在南京发表声明，同意以这八项主张为基本条件来谈判，也就是以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

同时，南京代表团有这个声明，在八项基础条件下，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提出，愿意由我们方面——中共代表团提出实现八项基础条件的具体方案。

因此，中共代表团就起草这一个草案，送达南京代表团。这个草案，是根据中共毛主席在1月14日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

这个草案已于昨晚送达，今天两方代表团各有一份，无须详细解释，但是必须说明中共对这个草案所持的原则。

首先，在这个协定草案中，我们认为必须先叙述历史的责任。因为不如此，就无以使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知道我们根据什么而提出这一个协定。

现在必须说明的，是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鼓励和帮助下，违背了人民的意旨，破坏当时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在反对中共的名义下，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动战争。

这种战争，到今天来说，已经有两年零九个半月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全国人民因此遭受了空前的灾难，不但财力物力生命受了很大的损害，国家的主权也受到损失。

因为这样，所以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背叛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最终的遗教，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不满。

这种情形，不只这三年来如此，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就是如此。尤其以这次为全国人民所反对的空前规模的反革命战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的。唯其如此，人民对于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各种错误政策、反动政策表示更大的不满。

从这点来说，这种错误，是应该由国民政府负责任的。它已经因此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在这两年零九个半月的战争中，国民政府所统率的军队，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也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统率的军队所击败，这一点，现在已经肯定而无疑。

因为有上述情况，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在今年——中华民国38年1月1日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谈的要求。

在那一个文件里所提的条件，我们认为不能接受，不过，在1月14日毛主席所发表的声明中，我们已经同意谈判和平的提议，所以才有八项具体的原则性主张的提出，这就是大家所共知的：

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卖国条约，和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八项主张发表以后，得到了国民政府李代总统德邻先生发表的声明同意以它作谈判和平的基础，以后我们接待了南京方面的人民代表团，也接待了上海方面的人民代表团，后者今天在座的章行严先生、邵力子先生都曾参加。那是私人名义的代表团。两次的接待，经过他们诸位的努力，因此，才有今天双方的代表团在这里开始正式谈判。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不能不提出来，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

其次，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八项主张，分别列出好些款项，现在打算把这些款项的具体内容要点说一说。

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

分两款，一款是规定在这次战争中主要的战犯必须惩办。在惩办原则之下，也就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李德邻先生所承认的原则之下，经过南京代表团再三说明的，而且得到中共毛泽东主席同意的宽大办法原则下，所拟订出来的两项具体办法，分别情况，予以办理。

这一点，在我们方面，也就是中共代表团方面，认为异常宽大的。因为这种规定，对全国人民来说，只是一种很宽大的提议，广大的人民到今天还不知道是否同意。

就各民主党派来说，我们所得到的反映，他们都觉得很宽大，甚至觉得不满，因为这里面的宽大不限于任何人。

当然，办法尽管宽大，但是执行一定要严格；在原则上不能动摇这个规定。就是一切战犯，不问任何人，必须他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才能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得到全国遭受战争灾害和不满于国民政府一切措施的人们的谅解。

另一项的规定是：不问任何人，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定，而且有下述的情况，就是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者策动叛乱的，应该严予惩处。

协定签订以后，如果有率队叛乱的，应该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讨平。

第二款是关于日本战犯的。

对于日本战犯的处理，国际上已经有了协定，也有了其他关于日本投降问题的各项协定，中国应该遵守，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破坏条约，在李德邻先生发表同意以中共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主权之内，放走了冈村宁次——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大的战犯。

这个战犯曾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残杀众多的生命，以后提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就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来说，像湘桂战争，也是他指挥发动的。

这样大的战犯竟放走了，甚至把已经确定为日本战犯的260多名送还日本。对于这种措施，全国人民异常震怒。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在签订协定以后，由政府要回来重办。

在第一条的两款里，我们认为都是异常重大的问题，事前也曾尽量采纳南京代表团诸位先生的意见，是必须要做到的。

第二条是废除伪宪法，第三条是废除伪法统。这两条，我们认为在李德邻先生已经同意了的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主张的原则下，已经没有任何争执，也无须再加解释了。

因为，这不是我们中共今日如此主张，就在伪国民大会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召开时，各民主党派都已经一致反对，乃至于国民党的一部分爱国人士也是一样反对，所以由此而产生的伪宪法，全国人民当然不会承认；

因此而产生的选举的结果，全国人民也已经表示不承认，这种不承认，在各种的人民运动中已经表示过。因此，伪宪法、伪法统之必须废除，这是已经毋庸置疑的事情，也就应该于条文中明确规定。

第四条是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这一点，为了维持全国永久的和平，我们必须负责解决，而且要谨慎行事的。所谓负责解决，是要使今后不会再蹈过去历史的覆辙。

远的不说，光就中华民国现代历史说。这三十八年来，已经发生了多少次压迫人民的反动战争，使全国人民遭受到极大的灾害，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我们今天都希望获得永久的和平，就必须消灭这一个祸根。反动军队就是进行压迫人民的工具，也就是祸根的所在。如何消灭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武力消灭武力，这就是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为了制止国民政府所发动的反动战争，我们以革命武力来抵抗，后来由抵抗进入反攻，由反攻而得到今天的胜利。这种方式继续下去，无疑地一定达到全国反动军队的彻底消灭。

另一种方式，就是以和平的方法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使它不再能使国家蒙受变乱的灾害。这种方式，是以民主的方法来改编，使它变成人民的军队，也就是国家的军队；

在军队里实行广大的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指挥；使军队为人民所有，不再为私人所有，不再为封建力量所有，不再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这种军队，是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因为它再没有派系性，没有封建性，没有买办性；相反的，它可以保护人民，可以作为国防的力量，使国内不再发生内战。

这就是我们所坚持的，也就是已经得到南京李德邻先生同意的一条原则。

至于实施的步骤，我们这里提出了若干的意见。因为南京政府到现在还保持着相当的军队，包括海、陆、空军，乃至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后勤机构等。

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改编，而不用军事来解决；同时，必须给他们以出路，使他们不会感到像过去国民政府所谓的裁兵，按照派系观点去裁并；或者以复员退役的口号，使他们流离失所。

我们认为，这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负责任的态度，这是错误的。我们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谨慎行事，就改编计划提出来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如这个协定里面所写的，按照各地区的情况，分区而且分期，依照原编制、原番号、原人数，定出集中地点，开到那里去整理。

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们不发生动乱和不安，而且感觉到有前途，能够各得其所。用这种负责任的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以同样的精神来从事分区改编，这是第二个阶段。因为各地区远近不同，人民解放军接收的迟早也不同，一定要有先后集中，所以改编也就有了先后之分。

这些军队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军时，其中士兵有老弱残废，确实需要退伍，或者愿意退伍的，都分别予以安置和回家的便利。对于军官也是一样，我们不是用这部分，不用那部分，像过去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那种办法；

我们要采取相反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负责任，否则就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要改编这样大的军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且是需要相当时间的工作。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必须有一个机构来负责进行，所以主张设置一个整编委员会。

在这个整编委员会里，我们愿意和国民政府方面合作，所以，在组织上双方都有人参加。在这个委员会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的委员占多数，为主任，国民政府派的代表为副主任。

以这个机构从事上述的整编工作，因为不如此就无法统率，就无法使这个集中整理分区改编的计划彻底实施。

整编这相当数目的军队，一定需要相当的时间、人力、工具，不使它发生动乱，安心服务，使他们觉得有前途。这些军队整编好了，就是国家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他们都是来自民间的，我们的责任使我们必须改造它，否则可能到处发生骚乱，为反动集团所挑拨、所破坏、所利用，在国民政府今日所管辖的地区中成为极大的祸患。

这个整编委员会，就是为了执行这个改编计划的工作，是不可少的。因为不如此就无从改革。但是这个组织又向什么机构负责呢？联合政府未成立，还是军事管制时期，它应该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

这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抗战期间就已经有了的。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违背了双方合作的协定，在愿为抗战而努力的新四军，被国民政府片面宣布为非法的部队而遭解散之后，我们一切在前线抗战的军队没有人管，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即在此时产生。

同时，以新四军负责的将领一时乏人接替，也有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必要。自从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新四军就在它的指挥下壮大起来，而成为敌后的一支精干的军队。

在现在来看，事情非常清楚，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委员会担负起对军队的指挥领导，才能在这两年又九个半月的战争中击败从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才有今天革命战争的胜利！

这个机构和它的成就，这是全国解放区所共同承认的，也是全国人民所共同承认的。在民主联合政府未成立前，没有任何机构能够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它就自然成为指挥整编军队的机构了。

在和平协定签订后，在整编计划进行中，破坏的应该受到处分，叛乱的应该予以讨平，这是当然的。这个责任谁负？当然只有由这个委员会担负。

第五条是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的精神也是得到南京代表团的同意写出的。现在是更具体地指出，凡是在官僚资本中，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倚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才没收。

至于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以前，及虽为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进行生产已久，对国计民生没有害处的，并不没收。这是我们顾虑到社会生产之处。不过如果系众所公认的官僚资本企业财产合乎这条各款规定的，就是移到国外去，也得没收。

第六条是改革土地制度。这一点，我们不仅在原则上规定了在解放军到达的地区，先行减租减息，再行分地；

就是在解放军还没有到的地区，也一样要实行土地改革。要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负责保护农民群众的组织和活动，等到解放军到了，也要分期进行。

就是先来减租减息，再来分配土地。在这条的两款中，规定得很切实，我们所以规定要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对解放军未到的地区保护农民的组织和活动，是有事实根据的。

这种事实，也不必列举，直到最近，当南京代表团离开南京的时候，在南京政府统治之下，还有打伤打死学生的事情；最近两天，还有逮捕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事件，这是事实昭彰，应该严禁发生的。

第七条是废除卖国条约。

这一条也有原则的规定，使得将来联合政府根据这个原则审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一切条约，尤其要审查对国家和人民不利，有出卖国家主权利性质的条约，分别废除、修正或者重订。

第八条是最后的一条，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一条是一个程序问题，必须明确规定。因为在和平协定签订之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联合政府成立之前，还有一段相当的时期。即使不长，也有几个月。

在这个时期，我们不能使全国陷入无主的状态，更不能使全国陷入纷乱的状态，所以我们规定在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还要暂时维持下去，尤其它的首脑部分——府、院、部、会等机构，应该保留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实行交代，宣告自己的结束。

但是，在过渡期间，可能发生两类事情：一类是和平的接收，另一类是叛乱的讨伐。

所谓和平的接收，就是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要集中一个地区整理，从原驻地开出来时，人民解放军开进去，这些地方就发生接收的问题，发生军事管制的问题，发生建立民主政府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能使过渡期间一切陷于停顿；停顿下来就等于让反动势力趁机捣乱，趁机分化。为中国和平事业计，这是我们不容许的，也是全国人民所不容许的。

同时，如果还有人，还有反动集团破坏协定，公然反对和叛乱，就必须予以讨伐，而且要迅速镇压，使祸难不致扩大，使人民的损失越少越好。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我们必须有行动，才能予以制止。假使叛乱发生或者正在酝酿，我们就要把它消灭。

因为有这种情形，就必须要南京国民政府的行动和人民利益一致，就是服从人民的利益，也就是对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这样对接收地区和镇压叛乱，才能得到顺利的解决，才能使得新政协召开以后的联合政府有秩序，不会有多少损失。

国民政府和它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必须接收，这是另一个重要的程序。同时在接收中，乃至于在将来全国范围内，我们应该对国民政府所属的广大的公教人员负责，有如要向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官兵负责一样。绝不能使他们有国事和平解决而他们反流离失所的感觉，甚至使他们觉得毫无出路，这不是我们的负责的态度。

所以，我们必须规定，这些工作人员中的爱国分子、有用人才，都给他们民主的领导和适当的工作岗位；除了为人民反对、声名狼藉的反动分子，应该依据他的罪状予以处分以外，我们对绝大多数的公教人员要负起责任，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们和平解决的目的，是使这个政权为人民所有；这个为人民所有的政权，就要把国家的一切担负起来，进行伟大的生产建设，所以现在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生产机构，都要加以保存，不使破坏。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上述这些和平条款都能实现，我们相信，国内的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努力于这个全国人民的共同希求的和平事业，当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赞许。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

这一点，并不如外间所传的是谈判中成为条件的一件事，而是一个应该的、合理的、公平的、人民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一个结论是合乎人民的意志的。

根据我们的解释，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协定草案，一定可以得到南京代表团的同意。同时，在这12天非正式的和谈中，在个人的接触中，我们觉得南京代表团的意见和我们是有距离的；

但是，我们都具有和平的愿望，由于这个愿望，把它具体化的时候，只能做到我们现在所提出的结论。只有这一种结论，才能使全国人民相信今后和平有了保障，也就是南京代表团在过去十二天中所接谈的、所希望的和平真正得到实现。

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个和平协定签订前，双方都可以合作，双方都可以负责使它实施，所以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抱着极大的希望，对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对于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接受这一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

我们相信，当这个协定变成正式签订的文件时，对全国人民、对各民主党派、对一切民主力量，他们听到了，一定欢欣鼓舞。在正式谈判的第一天，希望我们的希望由于南京代表团的接受而变成现实。

我的话完了，现在想听取张文白先生贵方的意见。

接着，由我把不可能接受的各点逐一提出，并在发言中，还强调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于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最后指出愿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提出修正案，原词如后：

刚才周恩来先生这番话说得很详细。国民政府派遣我们这个代表团到北平来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商谈，承蒙以周恩来先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我们作很多次的交换意见，特别也承蒙中国共产党主席毛先生与我们各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我们各代表同人感觉很兴奋。

同时，代表团这一向受到贵方十二分周到的接待，我们不但感谢，内心还甚觉不安，首先要代表我们全体同人在这里向中共代表团表示感谢和敬意。

说到昨日周恩来先生当面交给我们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因为时间太匆促，我们代表团只作了一个大体的研究。现在，我愿意把我们对于这个草案所研究出的几点意见提出来说明一下。

关于《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前文一段，我们很了解过去这一个战争的责任问题，更明白前文中所指出的两点意义。

第一，说到我们国民党过去背叛了我们总理中山先生的遗教和政策，我是一个国民党员，在我们代表团中，除章行严先生外，其他四位也都是国民党员，以国民党员的立场，我们很坦白地承认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错误。

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都没有能切实遵循我们总理——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和他所决定的政策去做，实在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因此，才形成了今日失败的局势。

第二，说到在这次国内战争中，南京政府军队已被人民解放军所战败，这也是事实，不必我多说。在此我愿意向中共代表团申明：

对于自己的错误，我们今日诚意承认；对于我们的失败，也有勇气来承认。

所以，协定草案前文中指出的我们因错误致遭遇失败，我们绝不作任何掩饰。同时还可以说，中共把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特别提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礼貌，对于我们国民党，也可说是一个很好的友谊表现，我们乐意接受。

不过，在前文里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我们希望在精神和内容上能酌加删节。至于如何删节，此刻我不必一一提出。

第一条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本来在多少次交换意见中，我已一再希望不要作成一个条文。我和毛泽东见面时，他已表示很大让步态度，但我还是坚持这一项最好不要列成条文；

如果要列成条文，也应该只说：凡今后拥护和平的，可以给予宽大待遇，有谁背叛和平，才应追究。

现在，这个协定草案第一条所列第一款一、二两项，大致上和我们的意见相符，今天，我们代表团同人不想再为这问题而僵持，同时我们也很了解周恩来和其他五位先生尤其是毛泽东对我们的让步。对第二款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等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处理。

第二条关于宪法问题和第三条关于法统问题，有连带关系，我们也没有多大不同的意见，不过认为在文字表现上，似宜删改。举一个例，譬如第三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应予废除”，我们认为“应予废除”是目的，“违背人民意志”是理由，依条款惯例说，理由无须列入。

又如第四款中“……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律……”

“根本法律”四字应改为根本大法，并且规定这一根本大法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制定，这样才能使人民知道，将来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新宪法。

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问题，刚才听到周恩来先生的详细解释，我们对这条也研究了很久。研究结果，认为本着协定草案的规定，军队改编分成两个阶段，即是两个时期，究竟这两个时期怎样分法？是以年月来分，还是以事实来分？

例如以一年或半年为第一期，或以联合政府未成立前为第一期，联合政府成立后为第二期？我们想阶段的划分，总不外这两种分法。

不管怎样分，第一期的整编是一个驻地问题，就是我们军队指定或商定一个驻地后自行整理。对这一原则性，我们的意见与之没有多大出入。第二期为实行改编时期。

改编的时间当然有许久，集中整理之时当然也要有若干时日，无论整理与改编阶段，都应有若干原则或注意事项要订出来，不过我们觉得这些原则或注意事项也不必在和平协定中列出许多条文，可以用另外方式提出。

最重要的是整编委员会问题。第一阶段的改编计划是集中整理，不是改编，负责机构用整编委员会名义好，还是用另一个名义如监察委员会或监督、视察、督导委员会这类名义好？

第二阶段着手分区改编，自可以用整编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名义，联合政府成立后有军事机构，当然会讨论到军队改编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刚才周恩来说，整编委员会要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我们觉得有值得考虑的地方。

在第一时期，民主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军队的集中整理，当然还是由南京我们的政府负责任，与中共合作，设立一个什么名义的委员会来监督实施，这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到第二时期，应该由联合政府来办理分区改编军队工作，联合政府下自然有军事机构来掌管这一事项，而且是全国军队一律的整编改编。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来是中共的军事机构，不过协定草案上没有标明，只说是属于人民的，一般人的看法当然还是认为是中共的机构（事实上是如此），这点实应考虑。

同时，协定草案第十款，文字上表现得太严重，刺激性也太大，如“……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权命令南京国民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

这样一来，无异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底下一个机构。虽然说旧法统要废除，但现在国民政府接受了八条，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还是要行使职权；如果国民政府变成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辖的一个机构，对国家的体制以及对一般人民的观感都很不好。

这一点我今天率直说出来，希望各位先生慎重考虑。

第五条没收官僚资本，第六条改革土地制度，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这些条款我们认为在若干处文字上或太重，意思上或有些抵触，建议作文字上的修改删节，原则上我们没有不同意的。

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原是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来早就应该做的事。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员曾经参加）所制定的政纲政策如果实施，我们也不致有今天这样地步，现在中共提出这样条款，我们只有惭愧，绝无反对之意。

最后，第八条关于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条很重要，我们也很了解中共方面所表示的很好意思。不过，有些字眼同样太重，有些文字同样嫌重复些。

举例说，协定草案第二十款“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与其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才，给予民主教育，并任用于适当的工作岗位。

除不愿改悔的反动分子及声名狼藉的贪污分子以外，其他一切人员，均应给予适当的安置，不使流离失所”。

既然必须是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才才给他适当工作，底下又提到反动分子、贪污分子，似乎重复。因为爱国分子自不是反动分子，所以“适当工作岗位”以下一段可以不要，只保留最后一句“不使流离失所”就成了。又如第二十二款所规定的一切在第二十一款中都有，这种重复条款可以删去。

成问题的是第十九款：

“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府、院、部、委、会等项机构，应暂予保留，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除处理日常工作外，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

我那天同毛泽东谈到这一问题时，他表示说：“今后联合政府不知哪天成立，也许要两个月或三四个月后都说不定。在这时期中，你们南京政府应照常行使职权。”还特别加重语调说：“不要散掉了，要他们注意，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意思非常明显，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应该继续行使职权。因为江南还管辖有这样多省份，许许多多政务要经常处理，例如外交、经济、财政等事项。

若是南京国民政府要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岂不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这点我要重申刚才所提同样的理由，认为不相宜，请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再加考虑。

我的意思是：“……等项机构应暂予保留……”句可改客气一点，改成“……应照常行使职权”，下面紧接“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移交并宣告结束”。删去“……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一段，与原来主旨并没有多大出入。

末了的笫二十三、二十四两款，表现了中共方面的友谊和好意，我们当然了解，只是文字上觉得重了一点。我们以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都要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保举推荐，在诸位先生是好意，但是文字上是否要这样表达？我们研究之后，虽没有具体修正的意见，却总希望能用其他比较更友好些的字句。

以上是我们对于《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条款的一个简要意见的说明。其次，我还说一点浅薄的感想。

刚才，周恩来说，我们争取和平，一定要永久的和平。稍有国家观念、人民思想的人，没有不同意这句话的。国民党政权领导的失败，我们希望能做大家的前车之鉴。

今后，任何一党来执政，应该不再走国民党的道路，一定要从根本上来铲除内战的因素，使我们国家真能从此获致永久的和平。

在平常谈话时，我常表示这样的意见，认为中国实在太落后，尤其我们要由农业国家走向工业化国家道路上去，非努力建设、迎头赶上去，就不够资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立足于世界之上，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

对于这一层，没有比中共方面看得更确实更深刻的。从毛泽东的文章和中共许多人士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

所以，目前这一阶段，是国家走向进步大道的重要关键，是中华民国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在这划时代的转变中，我们要建立怎样一个国家？就是和平协定草案最后的一段话，也是毛泽东所讲的话：

“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今后历史上最宝贵的话，是全国同胞所一致拥护的话。我认为，我们尤其要着重“稳步地”三个字上面。

这次，我们从事和平商谈，同人没有别的意思，只希望国家经此划时代的转变后，能够避免再牺牲再破坏，能够很稳当地实在地达到富强康乐的目的。

我曾经和许多朋友研究，一次战争中总有几万几十万人的牺牲，一个大的战役或重要据点的争夺战，至少有几千几万人的伤亡。又如上海发生战争遭受破坏，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再建设起来。所以，战争是妨碍国家走向富强康乐之境的死敌，是建设的对头。

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这次中共在战争中的胜利，可说已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如果现在这个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贯彻下去，那么，中共就不仅是军事的胜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

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唤起各位先生的注意，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的肩膀上。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后，做中共一个友党。

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就是我们代表团同人向中共代表团同人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

至于和平协定草案，我们预备在明天提出一个对案——也不是对案，总之，就这原草案哪些地方要删，哪些地方要改，把我们的意见另外写出来。至于用什么方式来商量，我们没有成见。等到双方代表团能得到一致的意见，我们当派人回南京请示，这是今天特别附带声明的。

最后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于是在11时55分宣告散会。

次日，我们继续研究修正案完毕。

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目的完全在希望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使和平不至于破坏。

因为当时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些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对中共方面，认为是必然胜利的，但如果在达成成功的途径上，能够减少国家元气的凋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是更好吗？

其实，即使这个修正案为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特别是溪口和广州方面也是不会接受的，他们还没有那种远见和定见，我们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了！

第二天——14日晚上，我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并和他谈了很久。15日晨，各代表复与中共代表分别交谈，希望能够找到一线解决的希望，但是进展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