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应昌期传》——纪念应昌期诞辰一百周年

文如玉

1997年7月17日，应昌期先生扩建保黎医院捐资仪式在宁波隆重举行，项秉炎、应昌世等出席，这意味着重建保黎医院的工作自此将进入实质性运作的轨道。
　　这一年的9月9日，还是在保黎医院的会议室，又召开过差不多与4月22日同样规模的一次会议，只不过这次的会议更深入一步，是一次具体落实扩建工程方案的会了。应昌世先生再次来到慈城，并在会上讲话。
　　他说的是：我要重复家兄生前的构想，第一点，要着重妇儿保健中心的建设。大家兄生前经常对我们讲，儿童是社会前进的基础，女人是儿童的母亲，都要给予特别的关怀。比如，重建中的保黎医院，妇幼要单独设一个部分。第二点，重建后的保黎医院一定要有特色。因此家兄建议主楼要高，这样就可增大绿化面积。请大家注意看看我带来的台北几家医院的照片，优美的环境是一家现代化医院必不可少的。家兄临终前还惦念着保黎医院的重建工程，不停地念叨：新保黎医院的建筑物要着重扩
大绿化面积，医院要以医疗为主，而且要以妇幼保健医疗为重点。重建后的保黎医院希望达到50年后也不感觉落后的水准，因此要预留好空调和暖气的管道空间，因为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向……
　　1997年9月9日，照时间推算，应昌期已经过世13天了。
　　但我们在这里所感觉到的，分明是他那颗仍在时时跳动着的、博爱的心。这一颗心，随着全新的保黎医院的落成，随着不时传出的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将会在慈城家乡人们的心间永远跳动。
　　笔者曾先后两次来到保黎医院采访。
　　当然，现在那里还像个大工地，五层高的主楼还被脚手架密密包裹，看不出究竟。据刘主任介绍，7000余平方米的建筑，到1999年5月底就该完工了。当然，后续的装修以及设备安装等，尚需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还有就是，应明皓先生继先父遗愿，对保黎医院扩建进程的情况非常关心，经常亲自驾车从宁波到慈城，在建筑工地视察。
　　唐平尘女士前不久也曾有故乡行，临回台北前，她特意将宁波市卫生局局长及保黎医院院长等人士请到家中吃饭，殷殷嘱咐：你们一定要将保黎医院建设好啊！
　　这令宁波有关方面的人士既感动又不安：明明是人家捐钱帮我们重造医院，却反过来请我们吃饭，提希望，我们如果不做好工作，又怎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应老先生？
　　1999年3月3日，宁波市卫生局局长何一天率各部门部专程到慈城现场办公，给了重建后的保黎医院以一系列的特殊政策，如允许与李惠利医院联合办医，增强医护实力；允许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医，增强医院活力等。
　　为了加强领导，又新任命了年富力强的沈晓敏先生出任保黎医院院长。沈院长也果然不员众望，从宁波来到慈城，一头扎进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忙得有家也不回了。
　　3月19日，李惠利医院的领导带着一班老专家赶到慈城来落实市卫生局领导的部署。上上下下，真的是拧成了一股绳。
　　目标是什么呢？按沈晓敏院长的说法：现在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所以还不可能说得很具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上下齐努力，一定要实现应昌期先生的这一个最后心愿，重振保黎医院当年的雄风，将它办成浙东最好的医院。

文如玉

烂泥变黄金
　　——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创办记
　　1991年8月，中城小学落成，宁波市政府与江北区、慈城镇为此举办一个隆重的庆典，应昌期及其家人应邀出席。
　　典礼结束，时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项秉炎与应昌期同车回市区。大功告成，心情振奋，会后两人还聊着这座新校舍的享。聊新校舍自然会谈到那别具一格的外墙砖(二丁挂卜)。项秉炎跟应昌期说，这廿多箱货色，从台湾经香港中转到慈城，光是运费怕就要靠十万美金，交关勿格算——难道就不能在宁波开一爿瓷砖厂自己来烧？
　　应昌期觉得项书记言之成理，只是自己以前一直搞羊毛、化工，对建材外行。还有一个问题是宁波不知有无烧这种瓷砖的泥土？项秉炎马上告诉他，我们这边有个宁波砖瓦厂，你可以去看看。你主办，我们市建材局参点股，就行了。至于泥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宁波介大地方，靠山近水的，啥土质没有？
　　“那好啊，可以考虑。”应昌期爽快地答应了。
　　作为宁波市的最高领导，项秉炎这样设问自然有他的出发点：原来，市建材局曾在三官堂地界搞过一个砖瓦厂项目。那地方地域广阔，占地约28万平方米，烧砖的泥土就是利用挖深甬江的河泥，可就地取材。且旁边就是甬江，建码头很方便；北面则临宁镇公路，交通便捷，所以原先作项目论证时左算右算也是个赚钱的买卖。谁知人算不如天算，企业开工后由于泥源枯竭等原因始终未能走出亏损阴影，到这一年累计亏损已达750万元人民币，因此就很想及早结束这个烂摊子。项秉炎探明应昌期口气，知道他有这方面的意向，便立即动员他去三官堂看看。
　　应昌期是个急性子，对家乡的事更是热心，所以第二天由他四弟昌世和唐嘉善等陪着便去了三官堂。宁波方面建材局局长部和民，砖瓦厂厂长黄志贵等自然早在厂里恭候了，等应先生一到，便先陪他看了看厂区环境，然后又将他迎到三楼会议室坐定，具体商讨合作意向。 　　一方有心，另一方有意，双方谈得自然是十分融洽。尤其是当听说黄志贵是慈城入之后，应昌期更是分外高兴，笑着说，蛮好蛮好，将来合作成功了还由你这个小老乡来当厂长。黄志贵说：“老先生器重，晚辈定当尽心尽力……”会谈的气氛非常热烈、友好。最后应昌期对邬和民说：“我们谈得很好，办现代瓷砖厂的事大体上可以定下来，你可以告诉市里各位长官，我在宁波开厂不是为了赚钱，完全是为家乡做点事情。如果你这里能搞出一流产品来，亦是为宁波争光，对吗？凡是我在宁波赚的钞票，我一分也不会汇出去，将继续用于发展生产，建设宁波。不过，搞瓷砖我是外行，没搞过，所以我没把握咯。项书记叫我搞，我也有兴趣，但我要说这是‘书记项目’。因为隔行如隔山，办瓷砖厂对我来讲好比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大家抬咯，除了市政府支持，我还要请专家来支持。但这个厂办好了，我看前景一定蛮好，因为国家经济在起飞，建筑多了用瓷砖自然也会多。以后再造像中城小学那样的房子，‘二丁挂’(外墙面砖)就不用再从台湾去运了，相反，还可以运到台湾地区甚至外国去卖。大家都知道瓷砖是烂泥做的，这不正应了一句老话吗？‘同乡兄弟一条心，烂泥变黄金’，对吗？”一席话说得大家的心都热起来，当场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在此后召开的洽谈会上，应昌期进一步谈了自己的构想——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喜欢直来直去，将丑话说在头里，不藏不掖。归纳起来，他的意见大致为如下两点：
　　第一，合资可以，但股权各半不干，要干我起码得占70%以上的股份，且要有经营权，这是前提条件。
　　第二，签约以前，我先得从台北派专家来宁波考察，看本地有无适合烧砖的泥土资源。若无，需外运，则免谈。考察费用我来，你们只要予以配合就行了。建材局一听，应昌期能多出钱，自然是谢天谢地，求之不得，所以就按这个设想做起来了。
　　1992年的1月5日，应昌期果然派出应明皓、应仲艺、萧正明、郭楠等四人来宁波，由应明皓带队，在部和民陪同下去奉化、宁海、上虞、余姚等地勘察；又飞到上海泰山瓷砖厂参观。那时泰山厂很红火，且这个厂的董事长为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倪天增夫人。倪为宁波人，毕业于宁波中学，也算“宁波帮”了，所以特别热情。
　　据应明皓回忆，他们是1月7日去宁海看高岭土的。一直爬到山顶，天很冷，气温达到—7~C。这无疑是对处于亚热带气候的台湾人一个考验，他们可从未经受过那么寒冷的天气。应明皓还好，穿了大衣，还戴着顶帽子；那位台胞郭楠，以为宁波气温同台北差不多，只穿了件羊毛衫外加茄克就来了，冻得索索发抖。那时的路况也差，从宁波到宁海，单程也要跑二三小时，所以直到下午1点还没吃上中饭。随意的找了家路边店，真正是又脏又破，无从落座，不料端上来的海鲜却是出乎意料的新鲜美昧，蛎黄、青蟹、炒乌贼，一道道小菜直让这帮台湾客人大快朵颐，吃完后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说这辈子天南海北的跑过地方也不算少了，却还从未吃过如此的美味！这一次奇特的经历让大家真正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以至事隔多年应明皓借去台州公干的机会还想再去沿途寻那一家小饭店，却是再也找不到了——自然此是闲话，闲话少说。单说那一次考察，光是从各地收集的矿土就有200公斤之多，一一的打了包装，编了号，然后海运至台湾。郭楠也挺够意思，特别利用他们台湾竹南企业春节放假时安排试验，取得理化数据，并直接用宁波采集的泥土烧制出瓷砖样品，证明性能完全合格。
　　至此，前期工作可说全部完成。样品送到宁波，项秉炎、陈同海等市领导看过后十分满意，随即于1992年的6月25日签订了一份合作办厂的协议，决定由应昌期出资1000万美元(首期资金)兴建瓷砖厂，以后再办增资。
　　当然，在签协议之前，应昌期又委托萧正明来宁波作过进一步的考察以及项目的可行性评估。比如，厂址选在三官堂，这个地域的供水；、供电情况怎么样呢？了解后发现那边设有专为宁波大学供电的一座变电站，员荷足够。同时自来水供应也很充足，不会有问题。又比如，现代烧瓷砖所采用的进口设备，必须以液化气为燃料，已非传统意义上的煤炭、木柴，那么供气情况又如何呢？无气则只能免谈。也别说，想当年，供气还真是个问题，宁波市民都记得办一张液化气卡干难万难的历史。所以此事最后是由时任宁波市市长的陈同海出面与镇海石化总厂的张家仁厂长协商，说市里想与台商合作上一个制造瓷砖的大型项目，一年需液化气800吨，能供否？张家仁一听，事关引进台资，自然是大力支持，拍胸脯保证：上吧，供气没问题！
　　就这样，一路绿灯。占地28万平方米(431亩)，全套引进三条意大利制造的世界一流水平陶瓷生产流水线的“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原名)子1992年10月打桩，至第二年的8月即试车投产，堪称神速！现任公司董事长的应明皓不无得意地告诉笔者：原计划本公司的第一批产品专供市政大楼贴外墙，不料到我们的产品出来，市政大楼的外墙尚未立起，所以第一家使用单位就改成我们的兄弟公司“利华羊毛”了。当然，此后的市政大楼、市第一医院的刚华住院楼、慈湖中学等外墙用的都是现代公司生产的瓷砖。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捐资办学如此，投资办实业也是如此。现代公司引进的是当今最先进的烧砖设备，完全自动化的流水线机械作业，与人们头脑中传统意义上的制砖工艺不同。厂房高大，环境整洁，车间里几无人影，完全没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砖瓦厂那种烟熏火燎的景象。现代公司的产品质量也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其收缩率低至0．7%，所以施工容易，贴在墙上极为整齐，表面绝无针眼，釉面亮度均匀，不会裂开剥落，尺寸整齐，且有立体感。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只是通常产品的质量，那末在特殊场合下现代瓷砖的“表现”就更值得一提了。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哈尔滨工业大学扩建工程，教学楼建筑需用大量的外墙砖。要说采购瓷砖，偌大的中国，再大的需求量也能供上，问题是哈尔滨市地处高寒地带，严冬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几度，一般企业生产的瓷砖因吸水率较高，不“抗冻”，往往是一冬过去，原先漂亮的外墙砖便会碎裂得“惨不忍睹”，所以校方特意取了现代公司的样品去做抗冻试验，结论是同类产品中数现代公司的抗冻性能最好！哈工大的扩建工程1994年下半年完成，4年后现代公司特意派员去哈尔滨作质量追踪调查，现场拍了照片，可以看出现代瓷砖经过这么多年的严冬考验，没一片开裂，完全征服了国内其它品牌的产品。
　　说来也巧，应昌期在家乡投资建设的第一家企业——现代建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8月刚一投产，正遇国内实施经济宏观调控，建材市场首当其冲，尤其是瓷砖需求量大灭，价格下跌。怎么办？在宁波主事的应明皓与他的同事们经过仔细分析，发现内墙瓷砖的价格减落相对缓和，因为此时内地刚好兴起住房内装修的热潮，不仅新房落成要装修，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也千方百计挖壁打洞，贴瓷砖做地板，应运而生的装潢公司生意红火。于是自1994年起应昌期决定追加投资，增添内墙瓷砖生产才，并很快建成投产。由于浙江的生产瓷砖原料蜡石、硅灰石储量最大，品质也好，可就地采购，所以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现代公司的产品在价格上就有了一定的优势。
　　就这样，到1997年8月，现代公司合计整套引进世界一流的5条生产线，总投资达到4000万美元。工厂昼夜作业，年产劈离砖、地砖、内墙砖900万平方米，成为江浙两省最大的瓷砖企业，其产品质量可靠，信誉卓著，很得人心，很快成了国内的一个著名品牌，且远销日本、东南亚各国及香港、台湾地区。
　　这自然也成了应昌期津津乐道的一件事。他最高兴的是什么泥？就像他一开始所说的：同乡兄弟一条心，烂泥真的变成了“黄金”。
　　现代建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极大成功也反过来印证了应昌期的一个人生信条：“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

文如玉

那百分之一的希望　　　　　　　　　　　　　　　
　　——利华(宁波)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落户宁波记
　　读者诸君一定还记得，本书的上半部说到应昌期的人生转折—从银行界出来投身实业，做得最成功的就是首开台湾毛纺业先河，筹建“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结束了依赖日本供应原毛的历史。
　　“利华”又是应昌期创办的第一个上市公司，利华股票于1979年在台北上市。
　　所以，用应明皓的说法：“我们应氏家属是‘吃毛饭的，——父亲从澳洲等地买来一大包一大包的原毛，然后通过一整套的进口设备将其彻底漂洗、烘干、梳理，最后做成洁白如雪，辫子一样的条子就成了毛条(WOOLTOP)-”毛条供给毛纺厂就可进一步纺成毛纱，如果是百分之百的羊毛，便是“全羊毛纱”；如果中间掺入一定比例的化学纤维，那就成了“混纺纱”。毛纺厂将各档全毛纱(或混纺纱)织成布，就成了人们日常所称的“毛料”或“面料”。我们平时选购西服，若是高档的，其面料即为纯羊毛组成，我们习惯称之为“全毛西服”。在以前，一户人家要能拥有几丈“全毛料作”，那便是很了不起的家道殷实的富足人家了。制造毛条生意最早发迹于欧洲，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亚洲最早的是日本，但后来局面逐渐改观，打破这个垄断局面的，首先就是应昌期创办的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如此大规模的毛条厂当时在全国系属首创。
　　但利华公司开办之初也并非一帆风顺，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工人技术不熟练，影响公司的产量和质量。怎么办呢？
　　台北利华公司有一个股东是日本的丸红饭田株式会社，日本人的合作当然从利益出发，他们向应昌期介绍了一家日本的毛条厂，说可以派工人去那儿培训。
　　应昌期一了解，意外发现一个窍门：原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起飞，劳动力紧张，所以企业用工很贵，丸红介绍的那家毛条厂正缺操作工呢，于是向他们提出：我们派30位工人来，做三个月，不要工钱，你们只需管吃住就{亍了。
　　那家毛条厂一听有30个劳动力可以白白使用，高兴还来不及，根本没想什么，很痛快地接受了。第一批到期后又派去第二批、第三批…—．一年半以后，利华公司的工人差不多都到日本培训了一遍，技术大进，公司的生产蒸蒸日上，毛条产量与质量很快赶上了日本。
　　自此之后，日本毛条独领风骚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然，日本工资太高，也不引进外籍劳工，其产品失去竞争力，也是原因之一。
　　1988年。当应昌期指挥着“黑白之旅”第一次进入祖国内地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人民的生活水准已大大提高，所以他满眼所见，国人所穿的差不多都是西服——他们也不分场合，不分尊卑，反正人人一套西服，唯一有区别的只是面料质量有高有低和做工有优有劣而已。
　　应昌期震惊了：十多亿人口，一人一套西服，一人一件羊毛衫、羊绒衫，即使只含50%的羊毛，也该有多大的市场！
　　也许就在那一刻，一个在内地设立大型毛条工厂的念头如电光火石般在应昌期的脑海里闪过。他要主动出击了。
　　1999年3月10日下午的采访中，应明皓特别告诉笔者：父亲自六十年代离开台银，投身工商，所创办之实业，都是在别人办不下去了或急于寻入主持筹建的情况下，因敬仰父亲的为人和卓越才干而诚聘他出任董事长，然后积极开拓取得成功。真正是他自己主动想到要创办一个新企业的，就是这个利华(宁波)公司。为什么呢？
　　从客观现实来分析，其时“台湾纺织工业正面临着诸多困难，国际竞争激烈，员工的薪水上升，纺织业利润又低……早已被称为‘夕阳工业’。”⑧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原先发展一直很顺利，但经营到八十年代末期，也已经开始出现困难，表现于经营成本大幅上升，人员工资虽不断增加，但工人依然难招，因为一般人宁愿去服务行业也不愿再进工厂做工。台湾《劳工
法》修订之后，劳工的福利和保障大为改善，这对广大工人来说自然是福音，但对企业来说却有点不堪重员。
　　另一方面则表现于市场的局限。以应仲艺的说法，台湾本来就只2000万人口，何况又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即使“寒冬腊月”，一件羊毛衫足够，能有多大市场？所以台北利华公司的产品可说是全部仰赖出口，打开市场一直是公司追求的目标。
　　一要生存，二是发展，这可以说是所有经营者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正面临转折的抉择，究竟何去何从，曾考虑过众多方案，但最终选择的，是回祖国内地设立分厂，组织上当然是各自独立的公司。
　　1990年立专案后，应昌期即指派应仲艺专程赴内地考察。
　　大致方向早已定好了，按应昌期的构想，沿东南沿海漫长的海岸才寻找合适的城市，要求是：进出口方便，气候要好。北、中、南三段，最后确定在中段——也就是上海，宁波一带。为什么选中这两城市呢？应仲艺说，大伯父认为这两个地方是我们的家乡，也就是我们早年出发的地方，“亲不亲，故乡人”，到这两地投资办厂，无论在人际关系、气候以及生活习惯诸方面都会有极大优势，是其它地方无法比拟的。
　　应仲艺遵嘱考察了一圈，大大丰富了专案的内容。回台北向大伯父详细报告后，静等决策。究竟选在何处呢？应昌期在作了认真的分析思考后，又将应仲艺找到家里，告诉他说：“我想就定在上海浦东吧。”
　　应仲艺低低头。他知道大伯父作出这一选择自然有他的深思熟虑：上海一向是国内纺织行业的龙头，可说是中国纺织业最密集的一座城市。同时，它处于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工厂设在上海，向北便于向轻工业尤以纺织业发达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辐射，向东则是杭州、宁波……更何况上海是举世闻名的通都大邑，应昌期的银行生涯自此起步，他对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了解得比谁都透彻。
　　作为实施决策的第一步，应昌期首先派出他的儿子应明皓专程飞赴上海，化180万美金买下了地处虹桥机场附近的5幢别墅。这大约是作为“进军上海”的一个基地吧？总经理的人选也已选定，不是别人，正是羊毛方面训练有素的侄子应仲艺。
　　应仲艺奉应昌期之命再次飞抵上海，与有关方面接洽选好了厂址，协议的细节也已初步敲定。
　　在宁波，如果说，现代建筑材料公司的兴建是由于中城小学的重建的话，那么，“利华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能最终落户宁波则另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了。
　　最早得到消息的是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位常务副主任、北仑区委书记。这位副主任在此前的江北区区长任上曾与应昌期有过几次交往，且合作愉快，所以平时常有函电往还。
　　真要感谢现代通讯利器的神力，一个长途直拨，电话很快通了。
　　应昌期说话不绕弯子：
　　“是的。但这个项目已经基本确定，百分之九十九办在上海浦东那边。”
　　“这么说还有百分之一希望？”
　　“哈哈哈……”
　　隔着台湾海峡，应昌期在电话那头只能以笑声表达对家乡人的歉意与无奈。
　　但宁波这边却并未因此而放弃这一招商引资的机会，哪怕即使只有1%的希望。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的几位主要负着人在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后，本着邓小平关于动员全世界宁波帮来建设宁波的指示精神，认为即使只有百分之一希望也要以最大努力，最大决心和最诚恳的态度来动员应昌期将此项目放在宁波家乡。
　　1992年6月1日，一封情辞恳切的联名信很快就电传到了台北。
　　尊敬的应昌期先生
　　台鉴：
　　四月一叙，深受教益，先生爱国爱乡精神，令人钦佩！
　　日前，听孙、唐两君谈及，先生拟在国内兴办毛条厂，已蜚声海峡，我们三人盼望将该厂设在宁波，为此，今特致函提出这一要求。
　　定点选址是建厂的百年大计，提点肤浅看法，供决策时参考。……宁波各方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与澳大利亚直航已经开通，沪杭甬高速公路九五年前通车，镇海至上海汽车轮渡方案已经确定，此外，物价、劳力均比大城市低廉，更有情浓于血的宁波帮热心家乡建设等等，构成了宁波的优势。为让毛条厂落户宁波，我们已指示各部门，要一路绿灯；为使该厂降低成本，更富于参与世界的竞争能力，在土地转让价格上将给予最优惠待遇，这点务请老先生和仲艺先生放心。
　　 中央、省对宁波提出的建设目标要求，宁波将“以港兴市，以市促港”，争取在不久的将来，把宁波建设成为全国国际深水中转枢纽港，华东地区重要工业城市，对外贸易口岸，从而实现把宁波港建设成为东方大港的宏伟目标。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为振兴宁波经济，我们需要先生指教，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多多保重身体。有道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们更希望老先生经常回家乡走走看看，竭诚欢迎。
　　顺颂
　　大安
　　叶承垣
　　项秉炎
　　陈同海
　　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
　　也许是几位领导的真诚和热情打动了应昌期的心，也许是深深的故乡情结促使应昌期很快改变了原先的决定。十一天之后
，带着福音的飞鸿翩然降临宁波大地——
　　叶书记承垣先生
　　项主任秉炎先生
　　陈市长同海先生
　　唐副会长嘉善先生
　　同鉴：
　　6月1日电传书信乙件已经收到。诸位先生为吾邑贤达之士，对于促进家乡建设发展事务之关切与努力，诵览之际深为感动。乃经召集利华公司主管同仁详加研究后拟订新投资方案决定必在宁波投资设厂，至于详细计划暨有待商讨细节，利华总经理应仲艺君将于本月廿二日遄赴宁波当面详陈，尚望诸位先生予以大力支持协助，使本投资计划得以顺利展开，圆满实现。
　　　　　　　　　　　　　　　　　　 　　专此布复并祝
　　　　　　　　　　　　　　　　　　　　 　　时绥
　　应昌期谨启
　　1992年6月12日
　　古汉语中的“遄”可解为“迅速地”，应昌期复信中所用的这个字倒是颇合他的性格。项秉炎日后曾告诉笔者：应昌期这人的好处就是特别爽气，无论是捐资兴学还是投资办实业，只要他答应了，总是钞票索朗拿出来，协议签好款子到位，一点都不含糊。“现代”、“利华”两企业的资金都是他自己投入的。有些外商搞投资，一般先将美金存入银行，然后再用当地银行的贷款搞工程。于是就有人说：“应昌期是‘戆大’，人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哪有你这样一下子投入3000万美金的？”应昌期说：我这是替家乡人办事啊。家乡搞开发建设缺乏资金，我怎么能扪牢口袋打自己的小算盘呢？
　　这就是应昌期。
　　且说利华(宁波)羊毛公司项目1992年8月签约，10月即破土动工。宁波方面自然是全力支持，一路绿灯，至1992年3月投产，前后只用了一年又五个月的时间，真正创出了一个“宁波速度”——据曾任利华(宁波)公司总经理的范雨生介绍，即使在发达国家，兴办这样的一个企业也起码需时两年又七个月！
　　如果驱车沿江南公路前行，从宁波至小港衙前，你就能看到一个庞大的灰蓝色建筑群．——这便是利华(宁波)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它背靠甬江，距深水良港北仑和万吨港镇海港各约10公里，交通便捷。公司占地14万平方米，总投资5000万美元。厂区内一条小河将公司分为南北两区，南为办公、生活、文化中心，北为生产区。
　　这个庞大的建筑群由两个大型车间(炭化、毛条)和7座大型仓库构成，并配有先进的环保设施。如污水处理中心，有日处理污水2700吨的能力。
　　宁波利华公司生产的产品范围为毛条、羊毛脂、洗净毛、炭化毛，毛纱以及毛纺制品的制造和加工。它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全自动的羊毛生产设备，如台湾的福丰洗毛机、德国的TEMAFA全自动混毛机、法国的THIBEAU梳毛机，NSC精梳机、并条机以及意大利的CUALCHIERANL打包机等，在国内绝对领先于同行。这么说吧，在利华(宁波)公司，100公斤羊毛经梳洗后能达94公斤(即表示只有6公斤损耗)，而国内其他企业最多只能达85公斤。
　　顺便提一句：利华(宁波)公司董事长任秉道与应昌期是世交。大家一定还记得：星耀公任中城小学校长时，任秉道之父任士刚为中城小学校董，而任秉道又是应星耀的学生，应昌期的同学。任秉道出生于1917年的9月15日，比应昌期大不了几天，两人上学在一起，玩(下围棋)在一起，友谊深厚。小学毕业后，任秉道考入上海南洋中学念书，应昌期进入位于天津路的上海统源银行工作，周末周日任秉道常去看应昌期，两人写字下棋，应昌期招待任秉道在银行吃晚饭，饭后再送任回家。
　　任秉道的祖父就是中城小学的创办人之一，他本人于抗战前在慈城开过一片很大的木行，中城小学新做课桌椅，木料就由他无偿提供，而且对学校一直有经济支持。解放后任秉道担任生产鹅牌汗衫毛巾的上海五和针织厂经理，公私合营后，他成为资方经理，而公方经理即为范雨生，两人公私友谊都很深，配合默契，完全不像小说中写的那种两个阶级斗争的关系。
　　任秉道与应昌期的再次见面已是在握别43年之后的1988年9月了。乘着第一届“应氏杯”的春风，应昌期回慈城老家探亲，得知任秉道就在上海，非常激动，当即打电话约任来宁波见面。真正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任秉道也是一听喜讯当即自沪抵甬，至华园宾馆去见应昌期。那天应昌期在宾馆7楼房内正与郝克强下围棋，一听任秉道到了，当即起身亲自下楼来接，两位白发老友在宾馆大堂相见，双眼都湿润了。
　　那次任秉道带了幅宁波书画家梅调鼎画的扇面送给应昌期，十分清雅。上楼与郝见了面，两人继续下完那盘棋。应昌期跟老友说，中国有两人重视围棋，一个是陈毅元帅，一个是我。说话间流露出对陈毅十分敬仰的感情。任秉道问何时去上海？到上海我请你吃饭。应昌期听后呵呵一笑，说好啊好啊，以前我请你吃银行食堂，这回你要在家里请我。不过请我吃饭最容易，不用准备小菜，有咸枪蟹就行了。这之后，两家交往就多了起来。1991年任秉道一家去美国定居。应昌期打越洋电话到美国，请任秉道出任董事长，讲了几条理由：台湾来人不方便，我们两家有通家之好等。任秉道也正是考虑两家的深厚友谊，答应了，并推荐范雨生当总经理，说范以前是五和的公方经理，人很好，搞纺织有经验。在电话里问应昌期：“共产党你怕吗？”应昌期说：“怕啥西啦，没怕，”任秉道说：“那就好，让范雨生来组阁好了。”
　　这之后一个筹建班子很快组成，利华公司仰赖宁波市的大力支持，建设速度相当快。投产后，任秉道、范雨生还遵照应昌期“建设利华，利我中华”的宗旨，正以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越来越多的一流人才，并仿照应昌期早年经营利华(台北)公司的方法，分批分期地培训宁波的员工——只是现在已不必送往日本，只要送到利华(台北)公司就行了——使利华(宁波)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立于常胜不败之地。
　　还是那一句老话：“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应昌期心中一直有将宁波利华办成世界上最大最好毛条及炭化毛工厂的设想。他不但有这个雄心，而且切切实实地在一步步实行——也就是说，事实上应昌期早已酝酿着宁波利华投资扩建的事了，这便是日后我们将会看到的“利华二期”扩建工程的实现。

文如玉

成为荣誉市民

　　自1993年开始，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为表彰和弘扬对宁波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宁波帮”与宁波的海外、港、澳、台知名人士、实业家和国际友人的懿德义举曾先后分批向四十六位先生和女士授予宁波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应昌期是最早获得这项殊荣的几位杰出“宁波帮”人士之一。
　　1993年10月23日高朋满座，欢歌笑语，尤其是主席台上方高悬的那一条红底白字横幅更加引入注目，上书：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授予荣誉市民仪式”
　　庄重的授荣仪式于下午3时正式开始。时任宁波市委书记的叶承垣致词：
　　尊敬的应昌期先生、唐平尘女士，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授予旅台宁波籍著名人士应昌期先生“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请允许我代表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字波市人民政府和全市514万人民，向应昌期先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宁波市荣誉市民”是市人大常委含给予宁波市挚友的最高荣誉。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的提请，决定把这最高荣誉奉赠给应昌期先生。
　　应昌期先生是我市慈城人，1945年旅居台湾，曾任台湾银行副总经理、利华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际票券金融公司董事长等职，是台湾金融界、纺织界著名人士。应昌期先生酷爱围棋，1983年捐助l亿元新台币创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为弘扬这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瑰宝，不遗余力地作出了贡献。应昌期先生拥护祖国统一，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事业。1988年应先生捐资140万美元重建中城小学，1992年捐资1700余万人民币重建慈湖中学和新建倡棋幼儿园。同时，应昌期先生还积极参与宁波的开发建设，投资1500万美元创建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现已试崖；又投资3200万美元创建利华(宁波)羊毛工业有限公司，已追入设备安装阶段。家乡人民对应昌期先生兴办实业、惠泽桑梓的义举十分钦佩和崇敬，开为有这麽一位杰出的乡贤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们宁波市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近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十分可喜的成绩，宁波市的投资环境已引起了海外人士的极大兴趣。今年1—9月份，全市完成国民生产总值217．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5．5%，工业总产值49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6%，且实现产值、销售、利税同步增长。1—9月份全市新批准外资企业726家，总投资14．4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8．7亿美元，全市已累计批准外资企业1800家，总投资42．5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8．3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54%和75%。此外，城市建设步伐明显加快，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现在家乡人民正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在本世纪末把宁波建设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口岸、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和浙江省的经济中心而努力拼搏。我们恳切希望应昌期先生和各位嘉宾继续关心支持家乡的开发建设，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
　　谢谢各位。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应昌期即席致了答谢词。
　　1997年4月，由宁波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编篡的《宁波市荣誉市民画册》出版，在这本画册的18页上介绍的就是荣誉市民应昌期，其说明文字为：
　　应昌期先生，祖籍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台湾金融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应氏围棋计点制创始人，被誉为“黑白世界的诺贝尔”。应先生爱国爱乡，热心报效桑梓，先后捐资约3000万元人民币，创建慈城倡棋幼儿园，重建慈城中城小学和慈湖中学；捐资150万美元扩建慈城保黎医院；捐资550万元人民币资助建造台北市宁波同乡会馆、市联谊中心。投资近8000万美元创办宁波现代建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利华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促进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尽心尽力。

　　文字精当严密，列举事实全面准确。配发的彩色图片上，应昌期精神饱满地站在慈湖中学新楼前，正在对着麦克风作即席致词。
　　这本画册将会收藏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天一阁藏书楼……应先生的高风亮节会永远珍藏在家乡人民的心间。

文如玉

春华秋实
　　春华秋实，有播种就会有收获，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1994年10月，金色的宁波大地披上了丰收的澄黄；天高云淡，秋日尚存余威的热风将四处悬挂的彩旗和横幅吹得哗哗作响。从市区到江北、北仑，到处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
　　22日，应昌期率领应氏家族成员和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实业家130余人飞抵甬城。
　　他们是应宁波市人民政府的邀请，专程来宁波出席由应氏家族捐资兴学和由应氏集团创办的四项工程全面落成(开业)庆典活动的。
　　23日下午5时，浙江省副省长、宁波市市长等政府官员在新芝宾馆亲切会见了应昌期先生家族一行12人，代表政府对他们来甬参加庆典活动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还特别对应氏家属在这么短时间内办成规模宏大建筑精美的一流中学、小学、幼儿园和两家高质量的实业表示了由衷的高兴之情，并衷心祝愿应先生健康长寿，事业兴旺。
　　那晚参加会见的，还有原浙江省省长、时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葛洪升，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时任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会长的陈先以及“应氏家族四项工程庆典委员会”主任项秉炎等。
　　应昌期慨然陈言，谈了来家乡捐资兴学和创办实业的感想，并重申了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这一人生主张，表示一定要将这些项目办成全国一流、世界一流的事业。
　　6时，宁波市委、市府的领导在新芝宾馆宴请了应昌期家族及海内外贵宾。
　　10月24日，上午7：00出发，贵宾们参观了现代公司。9：30一10：30参观中城小学及倡棋幼儿园。10：45—11：45参观慈湖中学。然后就在慈中的新楼前举行了隆重的“应氏家族捐资重建慈湖中学落成典礼”。我上面提到的《宁波市荣誉市民画册》中的应昌期站在麦克风前致词的照片，正是在这个典礼的现场拍摄的。中午，客人们就在慈湖中学休息，用餐。应昌期、唐平尘夫妇，也是一人一个盒饭，两老相依相伴，端着饭盒，坐在接待室的凳子上慢慢地吃。显然，饭有点硬，也有点冷。接待者看着有点不忍，说：“应先生，您别吃这个了，另给您做点软和的吧！”应昌期说：“蛮好蛮好，不必了。”这个镜头很快被敏锐的新闻记者捕捉到，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成为传颁一时的佳话。
　　下午，贵宾们回市区，参加洽淡及联谊活动。
　　这一天，《宁波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贺挺与我共同采写的报告文学《乡长应昌期》。
　　10月25日，上午8：00出发，参观北仑港、保税区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10：45参观利华公司，并在公司大门外的广场上举行隆重的“利华(宁波)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落成典礼”，应昌期夫妇与宁波市的领导一起共同为该企业的落成和全面投产剪了彩。
　　下午，庆典活动进入高潮。公园路上的宁波人民大会堂张灯结彩，鼓乐阵阵——“应氏家族捐资兴学、应氏集团创办实业四项工程全面落成庆祝大会”将在这里隆重举行。
　　3：30，大会开始。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嘉宾除应昌期夫妇外，还有台湾台南集团万通银行董事长吴尊贤夫妇、台湾应氏集团总裁应明皓以及来自台湾等地的企业家应昌世、胡慰承、张孝威、吴昭男、吴春甫、吴丰三、萧理昌、顾俭德、孔庆隆、任秉道等；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省市领导有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云林、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会长陈先、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副省长，市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耿典华以及刘小萍、宋汝棼、吕德润、石祝三、朱祖祥、陈勇、项秉炎、叶承垣、鄘烈民等。能容1000余人的人民大会堂更是座无虚席。出席这一天庆祝大会的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其它海外贵宾，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应氏家族亲友，以及宁波市级机关、江北区、北仑区和应氏四项工程的代表等。在这次庆祝大会上，应昌期首先起立致词，他以宏亮的嗓音向与会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宁波市领导对应氏家族捐资兴学、应氏集团创办实业所给予的支持！”台湾万通银行董事长吴尊贤讲话，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应先生爱国爱乡的高尚精神。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云林讲话，他说，我受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台湾办主任王兆国委托，向应昌期先生、唐平尘女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应氏四项工程的全面落成表示由衷的祝贺，向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外国朋友、台湾、香港同胞表示热烈欢迎。市委书记则代表宁波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应昌期先生全家以及应邀前来参加这次庆典活动的上级领导、海内外贵宾和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报效桑梓，投身家乡建设的应昌期先生以及应氏集团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宁波10年来的大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得益于海内外“宁波帮”和一切“帮宁波”的友好人士对宁波建设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努力把宁波建设成为经济实力雄厚，对外开放度高，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社会风气良好，城乡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当晚6点，应昌期举行答谢宴会，宴请各级领导及国内外来宾。席设15桌，有150人出席，场面宏大，气氛热烈。请读者注意，这一年，应昌期已是年近八秩的老人了，何况他的身体尚处康复期。我之所以在本章中不嫌其烦地记录这每一天的活动安排，除了想表明宁波方面对像应昌期这样的一位乡长所给的尊敬和礼遇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说明，为了支持家乡的开发和建设，应昌期将自己的一切都扑上去了，不仅仅是钱财，甚至还包括自己的身体！谓予不信，请读读这一封应昌期在三个月前给宁波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唐嘉善的亲笔信——嘉善副会长台鉴：
　　七月五日传真来函已收悉。本年十月廿五日庆典之举办要在于整体活动之热闹、愉快、和谐，并具有宣传之作用，组织成员多一点无所谓。邀请名翠均照所拟。庆典之组织体系，大会活动之规划与推进等一切事宜，均请依照项主任委员之高见办理，期以达到上述“宣传、热闹、愉快、和谐”四个重点就好。倘能藉此次庆典活动而将吾乡经济及文化之发展带向高峰，尤所企盼也。有劳诸位分任职事，共裹盛举，统此申　　　　　谢，并候
　　时安
　　　　　　　　　　　　　　　　　　 　应昌期
　　七·八
　　“藉此次庆典活动而将吾乡经济文化之发展带向高峰，尤所企盼也。”说得多么好啊，老先生是这么想的，也是身体力行
真正在那里努力做着的！
　　我是此前的10月9日应约专程去上海采访的应昌期。同去的还有时任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挺、宁波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唐嘉善。
　　在上海虹桥小别墅那飘逸着桂子馨香的客厅里，应昌期、唐平尘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应昌期，记得首先是他那一口石骨铁硬的宁波话让人觉得有一种会见家人的融洽与亲情。
　　到了上海我们才知道，老先生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跟我们谈完之后，他就得飞赴汉城公干，然后再飞回宁波出席应氏四项工程全面落成的庆典……
　　实际上那时他已经动过手术，肚子很大，但行动却仍自如敏捷，思路清晰，十分健谈。
　　比如谈到对于财富的看法，他十分明确地亮明自己的观点：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特别是在家乡赚的钱，一定要用在家乡。
　　这一观点，我以后在很多场合，很多人的口中都听到过复述，可见他是言行一致的，真情流露，没有半点矫情。
　　他还说：“凭我们5000年的悠久文化，人民的聪明才智，我相信中国是绝对不会输给人家的。我对国家有信心，所以是当时台商中第一个来大陆内地作出大规模投资的。”
　　又说：“我在台湾是有影响力的，我来内地投资以后，有很多台商跟着就来了。这次家乡搞四项工程的庆典，我会动员更
多的人到宁波来，不仅是我们应氏家族的第二、第三代，还有我的企业界朋友，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根在中国。我老了，这次我动员那么多的人到宁波来，就是要让他们多少晓得一点自己的祖国和家乡的情况。如果他们之中有几个在以后仍然能够延续我的事业，尽力帮家乡做点事体，出点钱，出点力，那就达到目的了。
　　虽然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团队回乡开会和旅游要花一大笔钞票，但我觉得这点钞票值得出，应当出，我很愿意作东请他们到我的家乡来看看。” 　　老先生坐在沙发上，边讲边努力地做着手势。
　　我们被深深地感动了，为老先生的执着和爱心。
　　虽然，他从捐资重建中城小学开始就压根没想过回报，也压根没想到索取什么，甚至连当地政府出于好意拟将中城小学命名为“星耀小学”的建议都未予考虑，但
　　应昌期，
　　家乡记得你！
　　人民记得你！

文如玉

美梦成真
捐建上海市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大楼暨围棋学校
　　上海，是应昌期的第二故乡。正是在这里，应昌期迈出了独立人生的第一步。也正是在这里，孕育了他的第一个人生理想：希望将来有钱时，能造一所围棋学校，为弘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瑰宝而努力。
　　现在，他的这一大理想已经完全实现了。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为了这一天，他曾付出过多少努力，多少心血！
　　1946年5月12日，当应昌期携妻儿登上客轮，挥手告别这一座东方大都时，连他自己都无法预测究竟何年何月才能重回这一座当年曾被称作“冒险家乐园”的大城市。 　　四十年后，当得知儿子应明皓即将自美国启程，飞赴上海参观世界电子工业展览会时，他的心情曾是何等的激动！
　　他反复关照阿明：在上海多看看，多问问，掌握第一手资料，适当时刻，我们会到那里去发展的。
　　这个时刻来得比想像的更快。随着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松动，应昌期首先在上海化180余万美元买下位于虹桥路上的5套小别墅，其中一套安家，其余就将用作来上海投资办实业时的“大本营”。1989年5月，正当春夏之交那场风波开始之间，应昌期在上海的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注册了一家上海印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应明皓回忆：1989年第一届“应氏杯”世界围棋职业锦标赛正在紧张举办之间，父亲要我找机会去看看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建的标准厂房。我去了，见那厂房正在结顶，高度为3米。父亲的意思是要我将美国印科公司的一部分业务拿到国内来做，在上海开一分厂。而生产PELLICLE的厂房高度起码要达到4．8米，因为车间内必须有防尘室等装置，否则无法保证产品的精度和纯度。怎么办呢？我将这一要求告诉上海方面，他们答复可以将屋柱加高，房顶重建，但必须追加预算，父亲表示同意。就这样，上海印科微电子有限公司于1991年投产，现在有职工70余人，1300余平方米的厂房，一个月生产PEELICLE毛坯2万片，然后空运至美国作深度加工变成成品，公司的效益非常好。记得1994年应昌期曾告诉笔者，说他是台湾企业家第一个来大陆投资的人，这是确实的。1998年8月采访现任上海印科公司副总经理的陆小姐，她深有感触地说：“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的人都晓得应先生，1989年5月份没人敢来投资，只有应先生没退缩，很有勇气。”又说：“应先生后来又买了一幢新厂房，准备上马传真机。那厂房面积很大，有7000多平方米，后来大约是因为国内传真机生产绕过剩，所以就不上了，现在这个厂房已经租出去了。”当然，应昌期在上海所要做的，还不仅仅是这一些。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上海实现一个人生理想。这个理想深藏在他的心底，屈指算来，也已经有六十五个年头了。自从1989年他买下虹桥小别墅之后，在上海，他也有了一个家。自此，他来上海的次数就很多。1994年4月两岸合作举办棋规研讨会，会场就设在离家很近的新苑宾馆。在这里，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个人。他，便是曾作为应昌期代表赴京商谈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事宜的倪耀良。
　　倪耀良是一位教师，教了40余年书，热心推广青少年围棋教育。当我提笔写到他时，他已是黄埔区一所围棋小学的校长了。
　　倪耀良酷爱围棋，对应昌期发明的“计点制”新棋规很有研究，1991年10月，他结识了心仪已久的应昌期先生，并与之探讨新棋规。俗话说“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初初一谈，即引为知己。如此一连谈了十几个上午，倪耀良随着对新棋规的认知加深，对应昌期先生的钦敬之情也更深了。
　　他请应昌期题写“上海市黄埔区围棋小学”的校牌，应昌期愉快地答应了。
　　他又礼聘应昌期为围棋小学的名誉校长，应昌期也愉快地接受了，而几乎是在同时，国内的一所大学礼聘应昌期为名誉校长，他却婉谢了。
　　写到这里，不能不特别提一下深藏在应昌期心底的一个信念。
　　追随应昌期多年的杨佑家回忆：应先生心情不好时，偶而也会低头沉吟：“规则发明是难的，但发明成功后要学应该很容易的，为什么一般人总是没兴趣呢？连林海峰碰到我一见面都说：‘应伯伯，规则要简单一点，简单一点’……”；因此应昌期想到：大人要学新的东西不可能，要推动规则一定要从小孩子、青少年身上着手！
　　正是本着这一理念，所以应昌期改变了最初不断征询职业棋士看法的方式，转而将目标转向训练青少年学生及教练、裁判。
　　他说：“一件事要成功真的不容易，一般人看事情往往只看二三年就遽下结论，其实任何一件事非十年二十年是不可能有
真结论的。”
　　因此，当倪耀良后来邀请这位名誉校长参观围棋小学时，应昌期就很高兴地去了，——去才知这是一所真正的上海“弄堂小学”，场地局促拥挤，范围很小，且根本就没有操场，应昌期见了，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要在这里造一个规模很大的围棋学校。
　　黄埔区当时也有计划要造一座新的学校，时任黄埔区区长的周泰彤让倪耀良去请应昌期先生题写校名，那时应昌期正住在宁波家里，所以倪耀良专程来宁波看望了应先生。
　　到了1993年，浦东新区成立，原来占地16．4平方公里的黄埔区只剩下了4．4平方公里。黄埔区一向是上海商业最集中的地方，现在真正成了寸土寸金地，但黄埔区政府还是决心抓好教育，区长、教育局长与应昌期见面座谈，希望应先生作一点贡献，当时应昌期计划捐资1800万元人民币造一所新的围棋小学。
　　也许就在那一刻，应昌期深埋在心底的那个愿望开始萌芽了。是的，他想在上海建围棋学校和设立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他要让上海这个围棋人口最多的东方大都成为向世界推广围棋的桥头堡。
　　索性造一座大厦，这个大厦的房间，除办学校外，还可以出租，租金所得，归纳起来又可用作推广围棋的基金，多么美妙
的设想啊！
　　这一设想很快得到了上海市和黄埔区政府有关领导的赞同和积极响应，而且消息还很快传到了北京。
　　1998年8月18日，笔者在上海采访倪耀良，他回忆道：
　　1993年我陪应先生进京，时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的王兆国和统战部长丁关根宴请了应先生。席间，王兆国谈起应先生在上海造围棋学校和建立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的事，竭力称赞应先生做了一件好事情。受到鼓励和支持的应先生十分激动，原准备捐资1000万美元，第二天睡醒跟我说，索性凑个整数，捐1亿人民币吧。
　　所以，这件事情很快定了下来，应昌期认为原来设计图不符要求特地礼聘美国的NBBJ公司担纲设计这座大厦，计划中的主楼高19层，裙楼高8层及4层，地下2层为停车场，共2．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学校和基金会各用一半。学校为9年一贯制，可容纳36个班级，还附设有20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寸土寸金之地的黄埔区中心地带，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捐资额也很快上升到1.6亿元人民币，真正是堪称大手笔！还值得提一句的是：应昌期的捐资配合了黄浦区对土地作非商业性开发的设想，它对促进文化建设、美化环境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像这类在市中心作居住人口低密度的示范性上地开发，在国内也是前所未见的。
　　应昌期办事一向爽快，签协议后，资金很快到位。应昌期围棋学校于1996年4月23日奠基，然后因有很繁重的拆迁等一应事务，所以预定开工典礼在1996年10月23日——也就是应昌期八十岁寿辰的日子举行。
　　然而，这一段时间对应昌期来说真正是“多事之秋”，不断的生病，住院，手术，化疗，然而病中的他却无时不刻不在惦记着上海方面的进度。
　　1996年6月中旬，老先生在一度病危昏迷10天后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上海围棋学校能如期开工吗？”令在场的子女亲友无不感动落泪。在宁波看中医的三个多月里，他每天坚持适度的锻炼以便能亲自到上海参加开工典礼……上海市政府和黄埔区对这一项目也极为重视，别的不说了，天津中学附近原有384户住户，经半年努力，这些老住户全部动迁完毕，也是为着能赶上老先生八十寿辰这一天可以举行开工盛典。
　　1996年10月23日，应昌期在夫人唐平尘女士的卫护下偕子女、亲友来到了上海。应昌期围棋学校的兴建不仅在黄埔区是件大事，在全上海也极为轰动。主席台上下贵宾云集，天津路河南路一带更是彩旗飘舞。人如海，歌如潮，围观的人潮使周边的交通都为之阻塞。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教育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电台、东方电台等各大传媒的记者，纷纷出动采访，场面空前热烈。
　　在开工典礼上，应昌期热情致词。他说：“各位领导，各位贵宾，首先帮开工最大忙的是天气，因为天气好，举行典礼就方便得很多。第二点，我个人的心情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就是‘大病初愈，美梦成真’。这半年来，我的身体不太好，但经过三个月来的调养，现在已经好很多，我很高兴。至于‘美梦成真’是为何？本人在六十五年前曾经在天津路、河南路的银行做事，那时我只是个小职员，没有什么钱，但我想有朝一日有钱的时候，一定要在这里办个围棋学校，而且最好就在天津路上，没想到六十五年之后，这个美梦终于成真，所以我非常高兴。”
　　应昌期那天确实是非常高兴，他那声若宏钟的话音，一点也不像是大病初愈的80岁老人，只听他继续说道：
　　“为什么我会这样喜欢围棋？是在幼年时开始接触围棋，就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上海后，常常到日本人开的棋社去下，两边一比较，差别非常明显：日本的围棋俱乐部显得很精致整洁，去的人境界也高；而中国人的棋社就显得可怜，又脏又乱，棋子一堆一堆的放在桌子上，一点都没有规律。这让我感触很深，也因此体会到围棋的规矩与棋艺要从学校教育课程着手培
养。
　　“目前我国内地的棋力比六十多年前是进步了，但仍然不及韩国、日本。日本因为政界人物喜欢下围棋，用政治力量来促进中日双方的交流，因此内地棋手的棋力水准获得提升；但是再进一步就得靠社会推动了——围棋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是国粹，是很好很好的东西，藉着社会宣传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与尊重它，这一点必须从学校的课程开始着手。我认为这是最根本且有效的方法，因为学校可以慢慢的教育下一代，使他们认识围棋。
　　“十二年前，我在台北创立应昌期围棋教育金会，至今已有十二年了，期间我花了7000万美金推广围棋，效果非常好，目前围棋在台北小朋友的生活中也正在扩大中。
　　“这次我在上海办应昌期围棋学校外，又设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将来这座基金会大楼的租金、地下车库的收入等，通过归纳做推广基金。推广围棋是需要费用的，利用这些收入和基金来和学校配合，就能成为完整的体系。
　　“当然也有一些人反对我，认为现在办围棋学校太早，我认为这不是早迟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办的问题，如果早晚都要办，那么早办也没坏处，况且黄埔区教育局和天津中学校长倪耀良先生也竭力赞同，我认为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也因为各位领导的支持，实现了办围棋学校的梦想，我衷心谢谢大家！”
　　应昌期的这一席话赢得了满场热烈的掌声。人们由衷地对这位为围棋事业无怨无悔地贡献一生的长者报以最为诚挚的敬意。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锦江饭店对应昌期作了特别专访。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也专程到锦江饭店拜会应昌期，向老先生表达了敬意。
　　那末，应昌期又在想些什么呢？台湾记者林英吉吉先生曾撰文述及应昌期那一时刻的想法，说：“大病初愈后的应昌期，虽以美梦成真来形容他的心情，其实内心的世界里还是有更深一层的思考，那就是二十一世纪围棋发展。”⑨
　　也就是说，一生缘结围棋的应昌期，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他的眼光是超前的。
　　说到胸怀，这里不能不提一句：如果说第一届“应氏杯”时老先生还为中国人与冠军失之交臂而难受、难忍得闭门谢客的话，那末到三届“应氏杯”落幕，面对冠军均为韩国人所夺的事实时，他的心情已经变得十分坦然了。记得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过：
　　“三届冠军都被韩国棋手所夺，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韩国这几年的围棋运动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
　　同样令棋界十分关心的问题还有：为什么不在台湾设围棋学校，反而将巨资投到上海，在上海兴办一座这样规模宏大的应昌期围棋学校？就像赞助比赛一样，他着眼的重点是围棋这一国粹，是围棋将成为东方文化向世界输出的一个最好的利器！在上海捐资建围棋学校，除了旧时的梦想之外，更大因素还是考虑上海是我国经济最繁荣、开放度最高、也是围棋人口最多的一个东方大都会；在上海播下的种子，会更快的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
　　1995年5月23日台湾出版的《民生报》热情赞誉应昌期在上海设立围棋学校是“两岸文化交流的大手笔，”并指出：“无论如何，能够在上海盖学校，推广围棋，完成多年的心愿，是应昌期一生最大的乐事。”
　　人们也同样不会忘记应昌期在那一次上海之行中所作出的承诺：第四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预定将于2000年在新落成的上海围棋学校开幕！

　　凛凛而去手术后醒来，应昌期曾问黄清水：“还好吧？”“不太好。晚了一步，已进入第三期，扩散了，但我割得很干净。”“既然已经扩散，你看生命还有多久？”“小心一点的话，二三年没问题。”“谢谢。”

文如玉

疏　忽


　　也许是对生命太有信心，也许是对生命始终不在意，个性倔强的应昌期对自己的身体历来自信：总觉得自己这部“机器“是世上最好的，一般的小“故障”不会影响运转。更何况他的“忍功”堪称一流，一般的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他都拒绝求医问药——他的家人和属下都了解这一点：他是不太相信医生的，不论西医还是中医。
　　1993年10月23日，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盛大的授荣仪式——授予应昌期为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这是家乡人民对像应昌期那样的一位游子在其奋斗一生中所建树的业绩的肯定，也充分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之意、感激之情、感念之愿、尊敬之心。 　　这一天，正好是应昌期的77华诞。他携夫人唐平尘从台北飞返宁波，专程来家乡接受十分难得的称号，并在授荣仪式上致了热情洋溢的答词。
　　入夜，又出席了专为他而开的生日晚宴。融融的烛光中，他切开生日蛋糕，又接受了市领导的祝酒。
　　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温馨、祥和。
　　只有一件事令应昌期常常惦记，尤其是人在旅途。——几天没有大解，心里总有一种负累：人怎么能只吃不拉呢？但这种感觉总是一忙就忘，只有回到宾馆，安静下来时才会想起。
　　好在带了软便剂，要紧关头吃它几颗，就能缓解一时。
　　这次回乡，接受了“荣誉市民”称号之后，应昌期的兴致像是特别的高，第二天便率家人去浙东旧地重游。


　　他们从宁波出发，历经余姚河姆渡、慈溪、上虞、曹娥、绍兴等地。应昌期一路且看且议论，谈笑风生，始终不现倦态。唐嘉善回忆：记得1993年10月，老先生邀我们陪同他一家去浙东旧地重游。老先生说，我从小到上海学生意，都是从宁波坐轮船去的。三北地区、宁绍平原，只有读小学时老师带领我们远足时才到过一二次，印象中总是觉得这一带非常神秘，所以就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很想长大成人后再仔细走一走，看一看，谁能想到这一等就七八十年啊！老先生说罢开怀大笑，像是回到了童年岁月。
　　在河姆渡，老先生很有感触地说：看来余姚是浙东的发祥地啊！参观过余姚的“中国塑料城”后，他又说：“余姚人很能干，河姆渡可以证明。”
　　车到慈溪，老先生饶有兴致地看了“神算子”的出色表演，又参观了被誉为乡镇企业“老大”的锦纶厂，当听完该厂年产值已达7亿元的介绍后，老先生的心情颇为激动，提笔信手写下了“锦纶腾飞”四个大字。
　　去上虞的路上，老先生特意让司机中途停车，说他想下车看杭甬高速公路。那时杭甬高速尚在建设中，四弟应昌世首先下车，领着大家走上高速公路路基，以脚步丈量路面后发表观感：比起台湾，我觉得还是窄了点。老先生不以为然，并借题发挥说：小点没关系，只要管理好，规范，保证畅通就行了。大而不通，每天塞车，就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了。这与办事情一样，首先要通，通则顺，一顺百顺；最怕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乱开口子，歪嘴和尚念经，把本来畅通的事情搞堵塞了。曹娥娘娘庙，据说是老先生早年光是听说而从未到过的地方，一直心向往之。这次亲临拜谒，又听了关于曹娥的传说，老先生不禁又有感慨，说：曹娥娘娘既不是佛，也不是道，为何能供奉千百年而香火不断？这是因为曹娥良心好，行孝道，与中国老百姓的传统道德观念相一致，所以一直受到尊敬，成为后人的楷模。这座庙好，等于长期广告，告诉黎明百姓孝顺长辈的人可以享受千年香火，这也证明了阿拉浙东民风淳朴，古意盎然啊！
　　说到这里，老先生忽然话锋一转，看着他四弟应昌世说：阿拉应家门里也有一位曹娥娘娘，不但人漂亮、能干，而且十分孝道。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四弟媳、上虞人沈翠菊，所以一齐会心而笑，气氛非常热烈。
　　这次旅行的终点是浙东名城绍兴。
　　绍兴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名人辈出、胜迹遍布。绍兴的湖光山色以及大禹陵、兰亭、鑑湖女侠、鲁迅纪念馆、周恩来故居等景点都令老先生留连忘返，并且不时发表观感。
　　在兰亭读碑上的《兰亭序》，老先生说：“群贤毕至，说得多么好啊。但‘毕至’是有条件的，起码先得‘三通’才行对不对？否则台湾的贤者就到不了兰亭。照道理讲，应该早日三通的，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只要当局政策准许，旅游业发达起来，来的人就会更多，王羲之写的那个‘群贤毕至’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三通是有道理的。”
　　在鲁迅纪念馆和周恩来故居，老先生参观得特别仔细，并且详细地听取了馆长的讲解。参观结束回到车上，老先生仍然心潮起伏，发表观感说：周恩来这人太伟大了！照推算起来，他跟我母亲是同岁的，我研究过他，敬佩之至。看来一个人伟大不伟大，要看他私心重不重，他想什么，做的又是什么，这是硬碰硬的事情，否则，硬叫别人喊自己伟大有什么用？嘴喊心不喊，没用的。还有，看一个人是否伟大，不能以官职大小地位高低而论，皇帝最大了，个个伟大么？有人统计3000年历朝帝王有名有姓185个，平均年龄只有38岁，话到80岁的只3个，为何？私心太重，骄奢淫逸，后宫三千，怎能长寿？这些在鲁迅、周恩来的风骨里是绝对找不到的。
　　一路游览，一路谈笑，不论大事小事，他总是就近取譬，随缘论人，以小喻大，雅俗共赏。老先生以他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不时引得大家捧腹而笑。由于“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成功举办，应昌期一下子成了公众关注的明星人物。这次旅行也是，所到之处，人人都想近前仔细看看这“应昌期”究竟是何等样人物，更想听一听他的成功秘决。余姚、慈溪、上虞、绍兴等地的党政领导都给了老先生很高的礼遇，争相设宴款待；老先生把盏品茗，侃侃而谈，情绪一直亢奋、高涨。
　　就这样，有一件对人的身体来说堪称至关重要的大事却被疏忽了：这就是健康检查。
　　一天又一天，应昌期只有不停地吞服软便剂，而且剂量在逐渐加大，一颗，二颗，三颗，最严重时一次吃四颗都解决不了问题。


　　如此严重的肠胃不调，何以不去检查呢？只能说像应昌期这样“忍功”特别强的人，可能一直是将这种肠胃不调归结到人在旅途，生活不规律，情绪不安定上去了。
　　也许回了家，生活安定下来就会恢复正常的吧，他想。就这样从1993年的10月一直“忍”到1994年的6月，整整8个月。以医生的诊断结论来说，也正是差了这8个月。
　　应明皓叹息着告诉笔者：“如果当时就去大医院仔细检查一下就好了…”
　　但人生能有几个这样的“如果”呢？
　　没有如果。
　　正如哲人所言：有一个真实，了解它也许需要很长时间，也许只需一瞬。
　　遗憾的是人们总是往往要等到事后才能真正了解它。

文如玉

惊 觉

　　对应昌期来说，1994年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年头。
　　2月15日，他致信家乡慈城的保黎医院，对有关的重建设想，表示了“拟俟本人的国内投资有收益时再行研究”的态度。
　　3月，由他投资兴建的利华(宁波)羊毛工业公司正式投产。
　　4月，两岸合办的围棋规则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新苑宾馆举行，应昌期与会，并在会上讲了自己研究围棋规则的过程。“他欢迎大家对他创研的计点制规则提出意见，无论是什么意见，只要是对围棋规则的，他都不会介意。”①
　　就在这次研讨会期间，郝克强、孔庆隆等人便已开始了第三届“应氏杯”的筹备工作；一月后，他派倪耀良赴京进一步落实。
　　4月7日，由应昌期捐资重建的慈湖中学，抹云、高中、初中三座大楼结顶，他来宁波，冒雨到慈城视察建筑工地。
　　就这样，他不顾年近八十的高龄和肠胃不调的痼疾，在两岸间来回奔波。
　　以上所举只是荦荦大端。
　　应昌期从上海的虹桥别墅住宅，打长途电话给台北市光复南路公司里的秘书姚祥义时，他的声音一如平常的宏亮。
　　谈完工作，姚祥义在海峡对岸关切地问他：“老板，您身体好吧？”
　　“不太好。”应昌期实话实说。
　　“有多严重？”姚祥义想起走前老板曾托她买软便剂，她还关照他少吃花生米、辣椒，以为仅仅是饮食不当上火引起的便秘。
　　“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头，吃西瓜拉西瓜，怎么也调节不好了。”
　　“那赶紧回台北吧，回家找个好医院检查一下。”
　　一直拖到5月底，情况似乎越来越严重，三天未通便，他便在夫人唐平尘的催促下动身，自上海飞返台北。
　　到台北后即入国泰综合医院问诊，其时儿子应明皓在宁波，女儿法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柔尔人在台北，但没空，所以是由姚祥义陪着去医院做的大肠镜检查，结果在直肠内壁发现一处明显的凸起，医师做了切片。接着以X光摄影及超声波检查，发现了隐匿的病竈——是个个头不小长相丑陋的肿瘤，可以确诊为直肠癌。
　　但当时未告诉他本人。用唐平尘说法，昌期这人太敏感，又是情绪型的，所以说话不能不有所顾忌，当时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他：大肠内长了息肉，所以排泄困难，要留院观察。应昌期是急性子，一听没大事，就急着出院，说我还有许多大事要办，在这里算啥名堂？又批评医院“太没效率”，检查完了为什么还要留我，不让我走？！医生为缓解痛苦让他接受输液，他则说打点滴简直像是在“受酷刑”，还不如出院回家吃药好。
　　不几天，儿子、女儿相继飞到台北，陪伴父亲。应昌期是何等聪明之人，知道这一劫肯定不轻，否则家人不会如此兴师动众，于是便要求告知实情
。
　　经过商量，大家都觉得他个性坚强，不致因为知道实情而丧失生活的信心，而且很快就要入院接受手术，瞒也是瞒不过去的，所以就只得向他说明实情。；
　　应昌期听后沉默半晌，说：“那还是听医院的，该做就做吧！”又劝慰家人：“小：时我得猩红热，差一点死掉，医生猜我最多活到50岁，这后半生是赚的，没啥！”说得家人一个个都不好受。但又怕影响他的情绪，所以大家又故作轻松，随口附和一句：“是啊，不要紧，现代医学这么发达，这种小毛病只当它是小儿科，大不了直肠切掉一节嘛。”在家人中，恐怕再没有一个有像夫人唐平尘那样想得深，想得远。
　　1998年10月14日下午，她这样告诉笔者：当时我一听昌期得的是肠癌，心里就惊觉到：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这种毛病似乎也有遗传，有家族史的。你看，我们这一家，公公应星耀得的是胃癌，76岁去世。老三昌仁是胆癌，已去世。所以我将阿明、法诺、柔尔叫到一边，告诉他们，要特别重视父亲的病情。另外，他们自己，也应该每年定期检查，及早发现，及早切除，不能大意。
　　1994年6月初，应昌期依约住进台北国泰综合医院，接受切除大肠癌手术。主刀的是黄清水医师，台北国泰医院外科主任，40岁左右年纪，留美博士，正当年富力强，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外科医师。当然，这一点毋庸置疑——笔者偶然翻阅新近出版的《李敖回忆录》，其文末特别加注：“1997年3月31日，去国泰医院给名医黄清水开疝气的清早，在台湾写。”可知黄清水的声望的确不低。
　　应明皓一直随侍在侧，应昌期在黄清水及其助手的引领下，做了CT扫描、核磁共振等检查后，直肠内“违章建筑”现形——是一个乒乓球大小的怪物！人体直肠的内径才有多大？搭建如此巨大的违章建筑后，排泄通道几为之塞，怪不得自1993年10月至手术前的这8个月里，应昌期在吃了如此大剂量的软便剂之后，仍要时时感到不畅了。
　　黄清水要求应昌期完全戒掉香烟，配合治疗。
　　吸烟作为应昌期的唯一嗜好，已经伴随着他的思考走完了大半生，以前夫人唐平尘出于关心他的健康，也曾劝他戒烟或者少抽点，他不但不听，反而愤债不平地反唇相讥：“三话四话叫我香烟少抽点……”
　　现在听医生一说，他当即掐掉了烟蒂。
　　国泰安排10日一大早进手术室开刀。在门口，应昌期笑着和黄清水打招呼：
　　“一切都拜托你了。”
　　“我会尽力，请放心。”
　　然后是麻醉，开腹。“怪物”在黄清水的刀下逐渐剥离——依黄清水的经验判断，由于病人“忍功”强，竟然让它在腹中自由自在地生长了8个月，现在已经明显扩散了。
　　所以他“毫不客气”地大刀阔斧，将该切掉的坏东西统统切除，免留后患。
　　手术做得很好。
　　醒来后，应昌期曾问黄清水：“还好吧？”
　　“不太好。晚了一步，已进入第三期，扩散了，但我割得很干净”
　　“既然已经扩散，你看生命还有多久？”
　　“小心一点的话，二三年没问题。”
　　“谢谢。”
　　这一段平静的对话是姚祥义亲耳听到后告诉笔者的，但今天我写起来仍感到笔头的无比沉重。

　　如果不是对生命的大彻大悟，如果不是对死亡的无所畏惧，怎么可能在死神的威胁面前表现得如此的气定神闲，如聊家常？
　　剩下的生命是如此的宝贵，应昌期决定要好好珍惜这生命的最后时光。
　　他非常乐观地告诉唐平尘，要以三年为基准，将最后要做的几件事情统统做好。
　　唐平尘也忽然对生命有了新的体认，与应昌期从相识到成家已有五十多个年头，一个严酷的事实突然摆在面前，她不能不感到震惊。
　　出院后到家，一口气抽了7支香烟。心情不错，休养一阵后体格很快恢复。细心的读者可能会记起那年7月8日应昌期给宁波唐嘉善的那封回信，照此推算，自6月10日手术至7月8日复信，恢复期不到一个月。
　　也就是说，他的心思很快从对自己病状的关注转移到了即将于当年(1994年)10月份在家乡宁波要举办的盛大的四项庆典活动的筹备工作上去了。
　　1994年10月22日，出院不到4个月的应昌期亲率应氏家族成员和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实业家130余人飞抵甬城。
　　现在我们才想到：当传媒以崇敬的语调发布应昌期和老妻在慈城吃盒饭的消息和照片时，人们又都大意了，忘记了应昌期已是78岁高龄的老人，忘记了他刚刚动过大手术；忘记了医生的警告，也忘记了他事实上还处于手术后的恢复期。
①郝克强：《中日围棋檑台大幕内外》，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5l页。

文如玉

第二次手术
　　也许是因为年高，也许是因为预感到来日无多，应昌期在这段时间里就特别思念故乡。
　　1995年，在老妻唐平尘陪伴下，应昌期又来到上海的家中小住。
　　体内看得见的肿瘤已经尽敷切除，术后恢复又很好，所以应昌期的精神就特别好。
　　住院期间，黄清水医师曾建议他做一下化疗、放疗。“如果控制得好，生命还是可以延续较长时间。”黄清水这样告诉他。
　　但应昌期觉得提高生活品质比单纯的延长寿命更重要。活着就要像模像样的活，能做事，能出门旅游……化疗也好，放疗也好，对人体的伤害是那么大，在家等死，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坚持出院了。
　　他还是那么心急，恨不得用一上午的时间就将想做的事情统统做好。
　　而他想做的事情又是那么多！
　　台湾的几家企业，他照样关注，照样细读报表，发现问题，即找下属解决。
　　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筹备工作，虽在徐寅生到台湾时已与之见面洽谈，且“谈得很好”，但具体安排尚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一件件落会
　　在家乡捐资重建保黎医院的事，虽然作了个以后再考虑的答复，但心里却并没有彻底放下。
　　还有关于利华(宁波)羊毛工业公司扩容的二期投资问题，也得开始考虑。……
　　想来想去，想东想西，就是没去想自己的身体状况。
　　直肠上的那个肿瘤究竟起于何时，为何会长起来，一直是一个谜。家族史？这只是一种可能或猜测，不是必然。不良的饮食习惯？应昌期想都不愿去想。
　　因此他还是拒绝多吃蔬菜。还是一出院就吵着要吃龙头烤，豆腐乳。家人劝他别吃，因为这些东西太咸，而且腌渍的食品里有致癌因子，容易造成基因突变而致癌，等等等等。
　　他不听，反而振振有词地“驳斥”那些劝他的亲人说；豆腐乳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这么伟大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吃？龙头烤是阿拉宁波人的“长下饭”(指可以长期用作下饭的小菜)，祖祖辈辈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功夫，应昌期感到“老毛病”又犯了，只吃不拉，肚子很胀，而且灌肠也不见效。
　　于是从上海飞返台北后立即又住进国泰综合医院。
　　1995年6月，还是由那位黄清水博士主刀，应昌期做了第二次手术。
　　医生警告家属：病人的身体(指直肠癌)不是很好，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文如玉

化疗战
　　果然不幸而被言中：二次手术后不到一年，应昌期的直肠上部又长出一个肿瘤，手摸上去都能感觉出来，最直接的反应是又无法排便了！
　　这回换了一家医院，进了台北市的“孙逸仙癌症中心”。
　　复查结果很明显，是头二次手术所不能完全切除的癌细胞转移！
　　看来不能不对国泰的前两次治疗方案作出重新评估：如果手术后即施以化疗或放疗，将那些癌细胞统统杀死，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复发，或者，起码能延缓复发的过程。
　　但人生又哪来的“也许”！
　　当然，对于现代医学而言，人类还远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有关癌的一切，只能说，癌是细胞经基因突变之后异常分裂和增生的结果，而且据说由于各人的癌细胞异常基因不尽相同，所以这就大大增加了治疗上的难度。
　　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分析，对每一位癌症患者来说，摆在自己面前的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化疗还是放疗，接受主体——病人——都将受到无法言传的痛苦，而且做了也未必一定奏效。
　　因此就得十分谨慎地作出做还是不做的选择。
　　这实在是一种两难选择，难就难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激烈搏斗——搏斗；双方无所谓胜利还是失败，因为哪一方胜利都意味着痛苦。
　　夫人唐平尘将子女叫到一起，她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大家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垂泪。
　　是啊，说什么好呢？说不去做，就意味着继续纵容残存的癌细胞侵袭父亲虚弱的躯体——那些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癌细胞将不断的扩散，然后集结力量，发起总攻。
　　说去做，根据已知的经验判断，父亲将经历无法言传的痛苦。在老人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亲人们又怎能忍心去面对这一幕？
　　就在这两难时刻，主角出场——病中的应昌期仍然控制着一切。
　　他找来了秘书姚祥义，告诉他：在这样的时刻，不要再去为难我的家人了，你去跟医生讲，就说我应昌期要接受化疗和放疗。既然现代医学发明了
对付癌细胞的药物，别人都在做，我为什么不做？痛苦我不怕，我会熬的。至于效果么，也不去想它，即使我应昌期成了牺牲品，能为后人积累点经验，也值得。
　　姚祥义泪流满面。
　　她是深知化疗和放疗的厉害的，所以很不忍心让老板在经过两次大手术再去经历那样的痛苦。但现在老板既然这样交待，她也坚强了起来，说：
　　“好的，老板，我知道了，我去安排。”
　　1996年4月，应昌期首次接受化疗。
　　所有化疗药物都有一定毒副作用。由于医学上早巳安排好药物只杀分裂中的癌细胞，所以倒不会伤害稳定的正常细胞。但反过来说，这样的安排也
会放过尚未分裂的潜在的癌细胞，所以就不得不将整个化疗时间拉长，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进行，俾使最终杀灭癌细胞。就这样，一星期一次，化学药剂缓缓滴入，巡回全身，将正在分裂中的癌细胞杀死。而由于化疗的毒副作用，那些增生较快的正常细胞也会被杀死，所以会使病人的头发脱落，口腔溃疡，呕吐……但应昌期坚持着，坚持着，一直耐心地配合医生，忍受着对他来说确如“酷刑”一般的点滴。
　　这时候，在海峡对岸的上海，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正在拉开帷幕。上海新锦江大酒店白玉兰厅云集了除聂卫平九段之外的世界职业围棋顶尖大腕，群星璀璨；应邀担任锦标赛总裁判长的吴清源大国手出现在开幕式会场，闪光灯不时亮起耀眼的光芒。
　　病中的应昌期拨通了上海的长途电话。他在关切地向儿子明皓询问第三届“应氏杯”的一切。
　　化疗药物的杀伤力果然很强。应昌期除了明显感受到身体内外受伤之外，也影响到他的食欲；一边是强烈的消耗，另一边是无法自行获取营养，这一切的综合结果便是病人身体的整体垮掉。据姚祥义回忆，第三届“应氏杯”在上海的第一阶段赛事结束，她自上海飞回台北，第一件事便是急急跑去探望老板，却发现人已大变，一下子都几乎认不出来了，看着不由得不让人伤心掉泪。 　　何况还要接受放疗，那种射线更是好坏细胞都杀，最糟糕的是伤及膀胱，使病人排尿困难。
　　如果这一切都是病人及家属、亲人们尚可接受的事实，那末最可叹的是，尽管化疗和放疗给病人带来那么多痛苦，但又不可能将残存的体内的癌细胞统统杀死，这也正是何以即使一时有效，隔一段时间癌肿仍会复发的道理。
　　因而若从结果反思当初，矛盾情结便会呈现。
　　面对愁肠百结的亲人，反而是应昌期转过头来安慰大家了：
　　“化疗也好放疗也好，都是我自己决定要做的。我很清楚，做会怎样，不做又会怎样，再痛再苦我也会熬过去的，你们难过什么嘛！”
　　不论化疗、放疗给应昌期的肌体带来多么大的痛苦，但只要一醒来，他就会问身边的亲人，现在是几月几号，什么季节，做着回宁波的准备。宁波的家，他深深依恋；上海围棋学校何时开工建造，他时时惦念。
　　6月底，病况恶化，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姚祥义一步都不敢离开。只要应昌期眼一闭，她就会在床边喊：“老板，你要睁开眼啊，你要睁开眼啊！”
　　应昌期一醒就问：“今天几号啊？是不是该动身到宁波去啦？”
　　姚祥义告诉他：“今天是1996年6月28日，家乡杨梅红了。老板，你要醒来才能到大陆吃杨梅去，对口伐？”
　　“我知道，我会坚持住的。”
　　7月中旬，应昌期果然又能出院了。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让手下的人为他订机票，他要回宁波。
　　家人都理解他的心情，不论前路多么困难，都要顺了他的这一心愿。因此，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医院配了专门护士随行。
　　由于放疗的杀伤力，应昌期有点尿失禁，平时生活可以包尿布，这一回上路，包不包呢？
　　应昌期拒绝。他说：
　　“我应昌期这点意志力还是有的，绝对不会尿裤子，也不必包尿布——当着那么多家乡人的面，我不能坍台！”
　　人是有尊严的。即使病成这样，应昌期还以坚强的意志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1996年7月17日，“华航”国际航班的班机缓缓转上桃园机场跑道。应昌期以及护送他的夫人唐平尘、护士、秘书等一行6人进入头等舱。医生在机场待命。亲人，包括也在病中的二弟昌立，都到机场送行来了；姚祥义更是通知了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赶来机场，为老板送行。
　　似乎人们都明白老板此去意味着什么，真是看他一次是一次啊，所以个个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躲在候机楼的一角默默垂泪。
　　这趟旅程，对应昌期来说，可说是冒着生命危险。所以，不论机场或者“华—航”方面，都尽可能地配合，怀着崇敬的心情，让这位身份特殊的旅客躺在担架上进入客机的头等舱，并祈盼他一路平安地经香港飞抵家乡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