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方面军司令员笔记——科涅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柏林战役的目的在于，消灭在柏林战略方向上作战的德军集团。苏军面临的任务是，粉碎“维斯瓦”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基本兵力，尔后攻占柏林，前出至易北河同盟军会师。
　　按照我们的看法，完成这些任务就能使德国无法再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因此，战役的最后结果关系到胜利结束欧洲的战争。
　　在准备实施这次最大的战略性战役时，应当考虑到许多特点，首先是敌人的可能抵抗力。为了对付苏军，希特勒统帅部集中了重兵来防御帝国首都及其接近地，在奥得河地区，施普雷河地区，柏林的所有接近地——东面、东南、南面和北面，都构筑了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并配有完整的工事和各种障碍物配系。
　　而且，柏林四周的地形特点，造成了不少的补充障碍——森林，沼泽，大量的河流，湖泊和沟渠。
　　也不可不考虑到这种情况，即希特勒统帅部和德国法西斯政府在顽固推行分裂反希特勒同盟的政策，而最近则直接寻求与我们的盟国单独媾和，希望在这之后将其军队从西线调往东线，来对付我们。
　　现在历史已告诉我们，希特勒及其同伙要与我们的盟国单独媾和的企图未能得逞。我们在那个时候，即战争时期，也不愿意相信我们的盟国会同德国法西斯统帅部进行任何勾结。但是，在当时事实充分，传闻盛行的环境中，我们也无权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这种情况使柏林战役具有特殊的尖锐性。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注意到，法西斯头目们由于最终必然要尝尽军事失败的苦痛，宁愿将柏林交给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他们开辟道路，也要同我们进行激烈的战斗，直到剩下最后一个士兵。
　　在计划当前战役时，我们清醒地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附带说一说，后来我们亲眼看到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例如，德军芬克将军第12集团军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该集团军干脆从对付盟军的西部战场的正面地段撤了下来，转向对付我们，以图解除柏林之围。
　　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审判招供时，对此供认不讳。他说，从1944年起，希特勒统帅部就着手拖延战争，因为统帅部认为事件最终会有利于他们。统帅部指望在几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军事同盟内部迟早会产生磨擦和分歧的不测情势。而利用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那时候，即1945年4月初，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尚未摊牌。但是，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法西斯分子要竭尽全力使苏军在柏林城下滞留的时间尽量久一些。
　　希特勒分子的政治打算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纯军事观点和希望上的。希特勒统帅部做了大量工作，来加强柏林的接近地，并且认为，我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通过所有兼有天然障碍物和严密防御的强大屏障。
　　柏林接近地的确难以通行。譬如说塞洛高地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难通行的地区，即使不去考虑德国军事工程师们在那里设置的一切障碍。柏林本身也是一座最大的花费大量资金建起来的城市。实际上，那里几乎每幢房屋都是现成的支撑点，砖石砌成的墙壁有一米至一米半厚。总之，防守柏林的法西斯德军还想使人们相信，他们将象我们把其阻止在莫斯科城下那样，把我们阻止在柏林城下。戈培尔之流的宣传也千方百计地鼓动这种信心。
　　因此，我们知道德国人为了防守柏林将会不惜任何代价，寸土不让，将进行最顽强的抵抗。苏军统帅部认识到，柏林战役对我们来说将是十分激烈的。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摧毁柏林东北和东南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当面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当面之敌的防御，即歼灭德军野战第9集团军，以及坦克第3、第4集团军。根据战役的进程，注意切断坦克第4集团军与第9集团军的联系，把敌人的战线截成两个部分，以便使敌人无法实施机动，无法从南向北调集预备队，即向柏林和从柏林调集预备队。
　　希特勒分子指望拖延作战。而我们恰恰相反，力图最大限度地加快作战。战役的持续时间计划为12-15个昼夜，以便使敌人无法喘息，无法拖延战役或者避开我方的突击。
　　我们准备迎接的未来就这样出现了轮廓。而完成战役准备的时间只剩下12个昼夜，在这一期间应当进行大规模的复杂的军队变更部署。
　　显然，读者已经发现，我尽力不去引用文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谈及像柏林战役这种战役时，必须引用某些文件，来说明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计划的相应补充，它是怎样产生和何时产生的，这在后来，即随着战役的进程，对攻占柏林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下面是斯大林和安东诺夫于1945年4月3日鉴署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训令的内容。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1．准备和实施进攻战役，以粉碎科特布斯和柏林以南地域的敌人集团。
　　不迟于战役第十至十二日攻占贝利茨至维滕贝格，尔后沿易北河至德累斯顿一线。在攻占柏林之后，拟向莱比锡进攻。
　　2．以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2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从特里贝尔地域向施普伦贝格、贝尔齐希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将6个突破炮兵师调至突破地段，建立每公里突破正面不少于250门76毫米以上火炮的炮兵密度。
　　3．为了从南面保障方面军主要集团，以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从科尔高特地域向包岑至德累斯顿总方向实施辅助突击。
　　4．在突破敌人防御之后，第二梯队诸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应投入扩大主突方向上的战果。
　　5．在方面军左翼转入顽强防御，要特别注意布雷斯劳方向。
　　6．1945年4月15日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分界线规定如下：原先的分界线至温鲁炮塔特保持不变，然后向下至恩斯多费尔湖、大加斯特罗泽、吕本……
　　7．按照您亲自接到的指示开始战役。”
　　即1945年4月16日开始战役。
　　为了把大本营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训令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收到的训令加以比较，我现引用后者的第一点：
　　“准备和实施进攻战役，以攻占德国首都柏林。不迟于战役第十二至十五日前出至易北河。”
　　因此；从两个训令的内容上可以得出结论，兵临柏林城下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担负直接攻占德国法西斯首都的任务。但是，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分界线有意识地画到吕本不再往下画了，这表明——我前面已经说过——根据战役的进程，若情况需要的话，大本营会默许两个方面军帆断行事，以利于战役的胜利。
　　在判断当前战役的前景时，我认为在顺利而迅猛地实施突破后，乌克兰第1方面军将比直接进攻柏林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更具备进行广泛机动的有利条件。
　　根据大本营训令并为了发展这一训令，我们方面军已经比较洋细地计划了当前战役，当时我就认为必须从一开始就使我们的计划具有可以这样机动的思想。我在计划中重复了大本营训令的第一点：“不迟于战役第十至十二日攻占贝利茨至维滕贝格，尔后沿易北河至德累斯顿一线。”之后，我补充道：“拟以方面军右翼的部分兵力协助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攻占柏林。”
　　后来，这一补充完全得到了作战进程的证实，并且我们转向柏林的不是部分兵力，而是几个集团军——近卫第3和第4集团军，第28集团军，以及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的独立部队。
　　在方面军计划中，协助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攻占柏林的任务是以概括的形式提出来的，而在给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下达的命令中，这一任务得到了具体化：
　　“战役第五日，应攻占特雷宾至曹希维茨地域、特罗因布里岑、卢肯瓦尔德……拟以一个加强坦克军和近卫第3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从南面冲击柏林。”
　　因此，还在战役开始前，就专门派有一个坦克军和一个步兵师从南面冲击柏林……
　　分界线在吕本中断似乎在暗示和提醒柏林附近行动的主动性。事实—卜也只能如此。实际上，沿柏林南部进攻，分明是右翼不去触动柏林，而且还是在预先不知道尔后事态发展的情况下进行进攻，这似乎是奇怪的和不合情理的。而准备好这种突击的决心则是明确的，合情合理的、理所当然的。
　　这一点在战役计划中得到了反映。根据这个计划，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应于右翼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地段进入突破。列柳申科则应于中央，在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地段进入突破。这都在柏林以南很远的地方，如果看一看地图，就会知道，应当攻占尼梅茨、维滕贝格、阿恩斯多夫、登内维特地域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也要转向西北。这是符合方面军主要集团突击的总企图的。该集团在突破之后有转向西北的趋势。
　　所以，实际上，当后来我们面临诸坦克集团军必须向柏林转弯的问题时，我们实际上已无须进行转弯，只须作“补充转弯”就行了。
　　我们准备战役的时间勉强够用，所以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在方面军司令部还是在下级司令部——的工作都多得很。正象俗话所说，连找帽子和手套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有意识地做到，战役应在参与柏林战役的全部兵力完全集中前就开始。我这里指的是第28和第31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在前沿已经进行炮火准备时，才刚刚到达我们方面军。
　　天气预报的情况多少有些有利，这可以计划广泛使用航空兵。С·А·克拉索夫斯基将军的空军第2集团军应从空中掩护我各突击集团特别是诸坦克集团军的集中；以密集突击协助地面部队强渡尼斯河并突破敌防御的整个战术纵深；帮助各坦克集团军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施普雷河(我很担心，这条河流将是一个严重障碍，对坦克部队来说尤其如此)。其次，航空兵要防止敌预备队从柏林和德累斯顿方向开近战场。尔后，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必要时轰炸航空兵也出动护送诸坦克集团军向全纵深推进。
　　最后，飞行员们还受领了一项特殊任务。在突破的当天，我决定不仅在准备强渡尼斯河的那些正面地段，而且在几乎整个正面一线都施放烟幕，以便迷惑敌人。施放这些烟幕既要迷盲敌人的观察所，又要迷盲敌人最近的发射阵地地域。
　　我曾听到西方报刊的一些不正确的说法，即在柏林战役第一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是按统一计划实施冲击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两个方面军的行动是由大本营来协调的。而方面军照例相互交换情报和作战侦察汇报。当然，在战役第一日，每个方面军都是根据自己对情况的判断来选择各自的冲击方法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决定，于夜间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并在探照灯的照明下发起冲击。
　　乌克兰第1方面军选择了完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计划实施比友邻时间更长的炮火准备，用来保障强渡尼斯河和突破河西岸敌主要防御地带。为了更隐蔽地进行强渡，照明突破地带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利的。相反，延长黑夜倒是有利得多。整个炮火准备应持续2小时35分钟，其中1小时40分钟用于保障强渡，还有45分钟用于尼斯河西岸上的冲击准备。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希望压制住德军的全部指挥系统和观察系统及其炮兵和迫击炮阵地。航空兵则应向更大的纵深行动，集中突击敌人的预备队，完成歼敌任务。
　　在进攻开始前的夜间，我从布雷斯劳附近来到第13集团军普霍夫将军的观察所。观察所(小避弹所和掩壕)位于老松林边缘，在它的下边，一条陡岸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陡岸那边是尼斯河和也可以了望到对岸很远的地方。通过炮队镜，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前方所发生的一切。
　　的确，在战争中为了得到这种方便，必须付出代价。这个观察所的观察效果特别好，因为它距敌人很近，同时这也使它无法避开河对岸步机枪的射击。但是，整个来说，一切都顺利地对付过去了，如果不算从炮队镜架穿过的那颗子弹的话。
　　可是，我当时由于忙碌不了解这一详情，直到不久前阅读己故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的回忆录《考验的年代》时才了解到这一点。
　　到炮火准备第一阶段结束时，施放了烟幕。在可以观察到的地带，烟幕施放得非常成功——又厚又浓，高度正合要求。
　　强击机飞行员们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快速地超低空飞行，没有“带走”烟幕，而是准确地将其施放在尼斯河地区。而应当指出的是，施放烟幕的正面宽度不多不少正好是390公里。这样设置烟幕的正面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敌人，使其发现不了我们强渡尼斯河的各渡场。
　　强大的炮火准备和烟幕给敌人指挥军队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破坏了敌人的火力配系，削弱了敌防御的稳定性。到日中时分，从俘虏的口供中查明，德军的零散士兵和小分队别出心裁地利用了我们的烟幕：他们干脆丢下自己的阵地，跑到后方去了。
　　烟幕没有妨碍我方的炮火准备。射击是根据对地形的全面连测实施的，所有基本目标都预先进行了测定。
　　后来，在渡河时又施放了几次烟幕。河上风平浪静，风速只有0.5米／秒。烟幕缓慢地向敌防御纵深移动，遮蔽了尼斯河整个河谷，这也正合我们的要求。
　　从观察所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全景。在尼斯河的那边，直接对着我们的是一片幼松林，但已长得相当高大和茂密。在松林的许多地方着起了大火。我们不是这次火灾的有意肇事者，因为大火对于我们来说只能是一个障碍。很显然，松林起火，一部分是由炮弹爆炸引起的，一部分是航空兵突击造成的。
　　某些地方的大火也是由于烟幕冲击本身而引起的。整个松林被三种烟雾所笼罩——爆炸的烟，烟幕的烟和大火的烟。它遮掩了我们的推进行动，但也造成了一些困难。在树林里作战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是冒着大火。然而，正如事件后来表明的那样，我方的炮火准备相当有效，我们迅速地突破了尼斯河西岸德军的主要防御地带，随后向纵深挺进。
　　经过40分钟的炮兵突击，各先遣营在烟幕的掩护下，于6时55分开始强渡尼斯河。
　　主力的第一梯队在一小时内就迅速完成了渡河。在夺取尼斯河西岸各登陆场后，立即开始在整个突破地段上架设桥梁。各先遣营是乘船渡河的，船后拖着强击桥。这种强击桥的末端刚一固定在河对岸，步兵们就跑步通过桥梁。
　　各轻型浮桥在50分钟内架设完华。载重量为30吨的桥梁架设用了2小时，载重量为60吨的桥梁用了4—5小时。后一种桥梁可以通行各型坦克。在各先遣营渡河的同时，部分野战炮兵用缆索牵引涉水过河。
　　在首批士兵到达尼斯河西岸之后不过10—15分钟，第一批用于直瞄射击德军坦克的85毫米火炮也拖到西岸。这马上就在最先攻占的几个小登陆场造成了一种稳定感。
　　除架设桥梁渡河外，还利用门桥渡河。第一批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就是通过门桥渡至对岸的。

老八路

　　我们应把强渡尼斯河的胜利归功于工程兵有效的忘我工作。他们英勇无畏，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仅在主要突击方向上，他们就建立了133个渡口。在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有20座桥梁，9节门桥，12个登陆渡场和17座强击桥。
　　考虑到各坦克集团军在尔后进入突破时还必须通过许多河流，所以我在进攻前就提出严禁使用各坦克集团军的任何渡河器材强渡尼斯河。按照我们的计划，各坦克集团军应用他们的特制渡河器材强渡尼斯河，而他们在接近下一个地区——施普雷河时还要使用自己的全套器材乃至加强器材。保障强渡尼斯河的任务完全落在了方面军工程兵的肩上。
　　从一开始，我们就打算以诸坦克集团军实施迅速的深远推进。其突击的远战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得到了全面保障。
　　不论是在主要方向上，还是在德累斯顿方向上，方面军的突破都很顺利。经过激烈战斗，近卫第3和第5集团军、第13集团军强渡过尼斯河后，在29公里的正面上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推进纵深达13公里。
　　在战役第一日，我辅助突击集团——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在德累斯顿方向上也进攻顺利。这两个集团军强渡过尼斯河后，击退了敌人的几次猛烈的反冲击，向西推进了6—10公里。
　　主要集团的部队于第一天就已接近敌人的第二防御地带，并展开了争夺这一地带的战斗。但是，在这一树林稠密的地域发展突破存在着许多困难。法西斯德军几乎立即发起顽强的、有时是疯狂的反冲击。战役第一日，敌人不但调集了战术预备队，而且调集了战役预备队来对付我们。
　　根据一切迹象可以看到，正是在尼斯河这一主要防御地区，德军打算跟我们展开决战，企图把我们往回赶过尼斯河。
　　还在4月16日，敌人为了守住阵地、恢复态势，向我主要突破方向投入了几个坦克师、一个反坦克歼击旅和许多其他部队。
　　我们事先知道，希特勒统帅部认为尼斯河防御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料到在突破第一日就有可能遇到激烈的反冲击，其中包括激烈的坦克反冲击。因此，各坦克集团军的先遣旅也和各步兵师一道渡过了尼斯河。这些旅仍然归有关的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首长指挥，在突破的第一阶段与步兵一起作战，在敌坦克反冲击时使步兵具有附加稳定性。同时，这些旅也是各集团军的先遣支队，任务是为尔后投入和展开坦克主力创造条件。
　　为了使读者对进攻第二日(4月17日)我突破地域的情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应当介绍一下在向敌防御纵深越来越远地实施机动和突破时，大量部队，其中包括坦克部队作战的复杂性。
　　德军防御地区的第一地带位于尼斯河一线。这一地带于4月16日晨和昼间被突破。与此同时，在突破的两翼还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我们力图扩大突破口，而德军不断发起反冲击，并调来预备队迎击我们，日终前，我突击集团第一梯队各军已经在敌人的第二防御地带进行战斗，这一地带大约位于尼斯河和施普雷河之间的中间地区。
　　4月17日，在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的地段上和扎多大的近卫第6集团军的右翼，德军的第二防御地带也被突破。我军向第三防御地带，即施普雷河勇猛前进。
　　日中时分，战斗已经在所有三个地带及其之间的间隙地敌防御纵深展开。我们在第一地带继续扩大突破口。在第二地带进行着争夺许多尚未攻占的地段的战斗。凡是被突破的地方，部队都在迅猛推进，不断抗击竭尽全力要阻止我军前进的德军的反冲击。同时，第13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的先遣部队同各坦克部队一道，在击退敌人的多次反冲击后，已经突向施普雷河。
　　在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连续取得胜利的时候，不能把这些战斗行动看作是全正面的。在迅速机动的条件下，部队的进攻远不是在所有地方都齐头并进，而常常会出现大缺口。因此，在敌人第一和第二防御地带、第二和第三防御地带之间，我军同德军的撤退部队和企图对我实施反冲击的部队还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这一情况之所以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原因在于战斗是在大火还在继续熊熊燃烧的树林里进行的。
　　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及其先遣旅于16日晨就已通过尼斯河，主力于当日晚间开始渡河，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渡河，并于17日晨全部进入突破，向施普雷河大胆猛冲。
　　在介绍这次战役的独一无二的特点时，我想提出，强渡尼斯河，攻占河西岸各登陆场，突破敌第一防御地带，进攻并突破第二防御地带，继续向施普雷河前进，强渡施普雷河，突破敌第三防御地带，这一切都是作为一个统一的不间断的过程加以实施的。
　　毫无间歇地强渡河流，随后紧接着突破敌设有完备火力配系、工事和地雷场的防御；尔后突破第二防御地带和第三防御地带——再强渡河流，这种情况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无论如何还是第一次遇到。我认为，这个统一的连续不断的发展战役的过程，从战役学的角度是值得注意的。
　　部队的战斗热情非常高昂。官兵们必须克眼许多难以置信的困难。但是，在这最后一次付出巨大体力和精力之后，我们一定能最后彻底战胜敌人，这种想法的确加倍增添了士兵们的力量。士兵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这一次将结束……
　　现在该来谈一谈敌人的情况。在突破时节，在我们当面担负防御的是敌坦克第4集团军。通过在基本方向和辅助方向上的突击，该集团军被分割为3个孤立的部分。它的一个集团于我右翼科特布斯地域被切割(我们后来就把这一集团称为科特布斯集团)。第二个集团，即中央集团，继续在穆斯考地域的森林地带同我作战，而第三个集团在我左翼格尔利茨地域也被切割。我们后来把这一集团称为格尔利茨集团。
　　因此，敌人规定有相应预备队的严整防御配乐全被破坏了。这是非常主要的。敌集团的完整性和指挥系统遭到的这种破坏，恰恰是向大纵深胜利发展战役的重要条件。
　　我暂时还要谈一谈进攻第二日(4月17日)的情况。4月1了日日终前，我各坦克集团军先遣部队已接近施普雷河，而傍晚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一些分队涉水渡过该河。各坦克集团军的主力则于4月17日夜间通过了该河。但是，为了不回头评述敌人的行动和这一可悲行动的某些结果，我们还是先来研究头三天而不是头两天的行动。
　　在三天的战斗中，防守尼斯河一线第一地区的德军4个师——步兵第342、第545、第615特种师和“勃兰登堡”摩托化师被击溃。实际上，这几个师所剩无几。
　　为了阻止我军的进攻，希特勒统帅部于4月16二诣日从其预备队抽调了6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和5个步兵师，派到第二和第三防御地带参加战斗。这些情报驳斥了某些作者关于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作战的敌人兵力薄弱的看法。
　　战斗是激烈的。法西斯匪徒每次反冲击都要投入60—70辆坦克，并动用自己的所有兵力兵器来对付我们。这毫不奇怪。我们是向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实施突击的，敌人虽然没有完全预见到大祸临头，可是至少已预感到有不祥之兆。
　　最激烈的战斗，其中包括坦克战斗，在德军第二防御地带展开，并且在这一地带被突破后，紧接着又在下一个地带展开。双方的坦克部队在森林地没有条件进行象库尔斯克会战中我们见到的那样密集行动。但是，双方的坦克密度却是很大的。在对尼斯河三个防御地带实施突破的时节，方面军部队的平均进攻速度结果要比计划低一些。然而，战争中的计划意味着什么呢?计划是我们单独制定的，而我们执行自己的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却是和敌人一起，即考虑到敌人的对抗行动。交战进行得越久，对最初计划的修正就越大。在制定最初计划时，既要考虑到克服各种各样的，其中包括无法预料的困难和障碍，又要考虑到敌人的举动，而首先要考虑到的是，敌人何时、怎样和以何等规模投入战役预备队，我们应当在继续推进之前同故预备队展开交战并将其歼灭。
　　当然，在交战过程中，一般都希望执行最初计划，其中包括保持计划的进攻速度。然而，在战役高潮我处于全神贯注时，我军进攻速度有些缓慢并没有使我产生不顺利或开始形成失利的感觉。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在战役的头三天中，我步兵和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一梯队的坦克在各坦克集团军第一梯队部队的支持下，突破了敌防御30公里的全纵深。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二梯队各军以及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第二梯队暂时尚未投入战斗。指挥部手中还掌握着几个新锐步兵军和机械化军，也就是说还有庞大的力量。正是这一点给我们尔后的胜利提供了保障，使我们在投入新锐兵力寸可以在战役纵深自由机动、
　　第二，我深知故人的预备队是有限的。在接连不断收到关于敌新步兵和坦克部队出现的情报时，我更清楚地看到德国人全指望他们了。但是，由于敌军是一个帅接一个师逐步投入战斗的，所以在同我第一梯队部队的战斗中其兵力逐渐地消耗殆尽。由于我们已击溃第一地区的敌预备队，所以当敌战役预备队行将牦尽和被歼时，我们能够使
　　自己的第二梯队向前推进。
　　结果的确如此。由于德军企图非把我阻止于第二防御地带不可，致使后来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在施普雷河防守第三防御地带了。第二天日终前，我们从行进间楔入了德军第三防御地带，而于第三日在相当宽大的正面上突破了该地带，并紧随敌撤退的残部强渡过施普雷河。敌人从其预备队调来对付我们的所有12个师，部分被赶过施普雷河，部分被逼至我方面军右翼——科特布斯和左翼——施普伦贝格。
　　应当赞扬我航空兵的作用。它在攻占施普雷河地区的战斗中对地面部队给予了巨大援助。进攻第二和第三日，天气好转，于是航空兵加紧工作，对施普雷河主要抵抗枢纽部和我突破两翼的筑垒地域——科特布斯和施普伦贝格实施轰炸。航空兵经常寻找森林中的敌各坦克集团，并成功地从空中对其进行轰炸。在进攻的头三天中，共出动7，517架次，空战击落敌机155架。这一损失对于希特勒分子来说是很惨痛的，因为当时他们的飞机已经很少了。
　　在后来分析我军进攻头几天的事件进程时，我不止一次地考虑，为什么德军还在尼斯河防御地区第二地带就如此匆忙地动用自己的战役预备队直至统帅部预备队的若干兵团。我认为，给他们产生心理影响的是，柏林已经近在眼前了。德军还可以企图阻止我们前进的空间越缩越小。
　　此外，德军将军们都在猜测，我军在柏林东南的胜利突破会有个什么结果。这样的重兵集团，其中包括诸坦克集团军向战役地区前出，并有可能向柏林机动，必定会使他们害怕。
　　不论我们在那里怎样施放烟幕，尽管烟幕在战役开始时十分浓厚，可敌空中侦察仍然会测定出我坦克的集结地点。
　　这种危险性，以及希特勒无论如何要守住尼斯河的命令，也促使德军还在第二防御地带就使用了主要战役预备队。实质上，敌人减轻了我们完成尔后任务的负担。
　　在我看来，尽管希特勒的将军们很难觉察到危机已经来临，实际上已陷入绝境，但他们当时已处于精神沮丧之中。同时，他们的困难行了一场大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坦克和机械化部队。
　　从我要去的前方和左右两侧，即我们开辟的走廊两侧不断传来枪炮声，这说明交战还在进行。可以毫无阻碍地前进了，因为同先遣部队一起前进的工兵已在地雷场中开辟了通路，把许多树干鹿寨中的地雷都排除掉了。
　　我顺便要说一说，每个部队只准按规定的、为其开辟的路线前进。各部队都自觉地遵守纪律。
　　伟大的事业——战争的经验。那些在1941—1942年间在莫斯科城下，乌克兰草原、斯大林格勒城下开始战斗里程的士兵们，现在正向柏林挺进。他们应得到苏沃洛夫的神奇勇土的荣誉，甚至可以说超过了这些神奇的勇士。当然，他们的兵龄没有苏沃洛夫时代的兵龄长，但如果考虑到他们是苏军的士兵、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儿子，考虑到他们这三、四年间的全部战斗经历，了解他们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数一数他们所经受的全部磨难，那么和这样的士兵在一起不仅可以夺取柏林，还可以上天摘星。
　　在回忆战争并把其不同阶段加以比较时，我认为似乎我们对在整个战争年代为掌握军人技能所走过的路程估计不足。如果把一些战斗任务放到战争的第一阶段去的话，那会被视为是非常难以完成的，而在战争的第四年，完成这些任务则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在回顾战争初期和估计兵力对比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这样一个当时对德军来说是重要的因素，即他们对战争的习惯及其由于两年来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而形成的进攻锐气。
　　现在，1945年4月，我们把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几乎逼退至柏林城下。而一切尚须完成的任务对我军来说已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军已经成熟起来，进攻精神倍增，充满了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希特勒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的决心。
　　我急着向前方的施普雷河赶路，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正向那里开进。我想亲眼看到渡河将怎样开始。各坦克集团军和尔后备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渡河的快速性，不仅决定着我军尔后机动的速度，而且还决行了一场大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坦克和机械化部队。
　　从我要去的前方和左右两侧，即我们开辟的走廊两侧不断传来枪炮声，这说明交战还在进行。可以毫无阻碍地前进了，因为同先遣部队一起前进的工兵已在地雷场中开辟了通路，把许多树干鹿寨中的地雷都排除掉了。
　　我顺便要说一说，每个部队只准按规定的、为其开辟的路线前进。各部队都自觉地遵守纪律。
　　伟大的事业--战争的经验。那些在1941-1942年间在莫斯科城下，乌克兰草原、斯大林格勒城下开始战斗里程的士兵们，现在正向柏林挺进。他们应得到苏沃洛夫的神奇勇土的荣誉，甚至可以说超过了这些神奇的勇士。当然，他们的兵龄没有苏沃洛夫时代的兵龄长，但如果考虑到他们是苏军的士兵、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儿子，考虑到他们这三、四年间的全部战斗经历，
　　了解他们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数一数他们所经受的全部磨难，那么和这样的士兵在一起不仅可以夺取柏林，还可以上天摘星。
　　在回忆战争并把其不同阶段加以比较时，我认为似乎我们对在整个战争年代为掌握军人技能所走过的路程估计不足。如果把一些战斗任务放到战争的第一阶段去的话，那会被视为是非常难以完成的，而在战争的第四年，完成这些任务则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在回顾战争初期和估计兵力对比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这样一个当时对德军来说是重要的因素，即他们对战争的习惯及其由于两年来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而形成的进攻锐气。

老八路

　　现在，1945年4月，我们把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几乎逼退至柏林城下。而一切尚须完成的任务对我军来说已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军已经成熟起来，进攻精神倍增，充满了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希特勒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的决心。
　　我急着向前方的施普雷河赶路，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正向那里开进。我想亲眼看到渡河将怎样开始。备坦克集团军和尔后备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渡河的快速性，不仅决定着我军尔后机动的速度，而且还决定着德军的尔后抵抗。我们的战果越小，敌人的战果就越大，反之亦然。
　　我一直注视着渡河情况。一旦需要，我准备利用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所掌握的打击措施和支援兵器，以便部队在施普雷河上连一个小时也不过多地耽搁。
　　我驶近河边，根据侦察兵的报告和直接观察，了解到情况总的来说还不错。但是，因为我们突破到这里经过了不断的战斗，所以未能抢在敌人前头渡河。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施普雷河沿岸部署了某些部队并实施射击。但给人的感觉是，火力分散，缺乏组织：在我们面前没有严密而有威力的火力配系。确切地说，暂时还没有。若送给德军时间组织火力，那倒是我方的一个不可宽容的错误。
　　我把雷巴尔科叫到自己跟前，便和他一起随着先遣支队一直来到河边。我觉得，在我们来到的地方稍往下一点，根据一切迹象表明，似乎原先有一个徒涉场。雷巴尔科也有这种看法。
　　无论如何要争取时间的愿望迫使我们定下了决心：不等架设桥梁，就试着直接搭乘坦克强渡施普雷河，因为坦克可以防护西岸德军的冲锋枪和机枪火力。选入先遣支队的是最优秀的乘员组，他们胆大无比，技术娴熟。接着向先遣支队发出了命令：“直接从行进间涉水到对岸！”
　　这里河宽约40—60米。我们眼看着坦克开进河里，向对岸冲去。原来，这里河深不超过1米。
　　凡事开头难。坦克一辆接一辆开向对岸。敌人的火力被压制住了，法西斯匪徒被驱出了自己的阵地。过了2—3小时(在第一批桥梁架好之前)，几个先遣坦克旅已经位于施普雷河对岸。
　　这时，雷巴尔科的一个军在右侧找到了另一个徒涉场，并且也在全速渡河。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七集团军于南面前出至施普雷河，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因而转向这里，又找到了一个补充徒涉场，开始强渡该河，
　　有人向我报告，前进指挥所已经设在一幢男爵的房子里，比我和雷巴尔科、列柳申科一起站着观察渡河情况的地方稍微众后。这幢房子非常明显。敌炮兵从纵深某个地方向它射击，但准确性很差。看来，德军是通过已经在那里展开工作的无线电台来定向射击的，或许，只是对树林中可以看见的独立建筑物进行射击。
　　我没有急着去前进指挥所。吸引我来到岸边的不只是迅速而成功渡河的可喜场面，桥梁架设完毕，已经开始全速前进。我还必须留在岸边同各坦克集团军司令员商量一下，因为各坦克集团军在渡河之后要对敌后方实施坚决的，深远的机动。
　　我想象中的这一机动的终点在柏林南缘和西南缘。当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暗示的。当然，现在下令让各坦克集团军随后转向柏林敌防御纵深还为时尚早，因为条件还不成熟，而且还应得到大本营的批准。但是，我想让两个坦克集团军的司令员都体会到我的心情，感觉到我的信心，即尔后在他们眼前展现的正是这种前景。
　　我们站在施普雷河岸上讨论着形势。前面燃烧的树林使集团军司令员们感到不安。大火对坦克威胁很大。坦克在战斗条件下本来就视度不良，现在就更差了，况且通过大火区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投入深远突破的坦克上携带的强击渡河器材，应有尽有，而在更有远见的坦克上用油箱或特制桶连补充储备油都带上了。
　　但是，使我们担心的主要理由当然不是大火。主要问题在于，应当前进，可在很近的两翼还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不论是集团军司令员还是我都了解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坦克兵们在第13集团军正面投入了深远突破。而右侧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左侧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击退了两翼德军的连续不断的猛烈反冲击。
　　我们谈论的基本上也是这一情况。不管坦克转向西北，转向柏林与否，我反正赞同它们大胆地脱离渚兵种合成集团军向大战役纵深开进。
　　自然，坦克兵们会产生这样一些问题：对不起，你们就这样把我们投入到这个口子，叫我们脱离联军地一直前进，可走廊两翼还进行着激战。敌人会不会前出至我们后方，会不会切断我们的交通线呢?
　　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可两个集团军司令员并没有直接向我提出来。但是，方面军首长认为有义务说，他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和自己的前进观察所也在这里，在被突破的走廊的正中间，以便控制我突破口受到威胁的左右两翼，这可谓是我自己应尽的职责。我甚至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好比是做了个直观示范动作，我要亲自在突破口中央把两翼往两边挤：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可以大胆、迅猛地向全纵深行动!
　　我还想说一下前面业已谈到的互相信任。我和雷巴尔科、列柳申科一起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他们两人都信任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而我也信任他们。当我说他们集团军的后方会得到保障时，他俩知道我这不是瞎说，知道我会亲自在这里采取一切措施，做到言行一致。
　　战后不久，П·С·雷巴尔科在自已的回忆录《从南方的突击》中写道：“当还没有被击溃的德国法西斯师落在我们后面时，我们仍然继续前进。我们并不为自己的交通线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上级首长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消灭这些残存之敌。在整个战役期间，两翼和后方都得到了可靠的掩护。”П·С·雷巴尔科的这些话公正地对自己柏林战役中的战友、诸兵种合成第5、第13、第3集团军司令员作出了应有的评价。
　　谈话是在4月17日，进攻第二日进行的。而在第二天，即4月18日，坦克兵们也证明，他们的言行也是一致的。
　　到4月18日日终前，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在施普雷河对岸又前进了30公里，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那天遭到敌人不那么强大的抵抗，推进了46公里。尽管情况十分尖锐，可两个集团军司令员依然对自已的后方很放心，根据我自已的经验可以说，这对集团军的推进速度起了不小的作用。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也于18日全部渡至施普雷河对岸。该集团军右接戈尔多夫的部队，左邻扎多夫的部队。敌人耍在施普雷河地区给予我们以有组织的抵抗的尝试被彻底粉碎了。
　　但是，在科特布斯地域戈尔多夫的集团军左翼和施普伦贝格地域扎多夫的集团军右翼，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正是敌人在我方还相当狭窄的走廊南北两翼的这一强大的压力，最使我感到不安，迫使我们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缓和态势。

老八路

　　我现在再回头谈谈17日发生的事件。
　　我在渡口一直待到大约晚上6时。我在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出发前同他们两人的最后一次谈话，似乎从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中得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结论：更大胆地向战役纵深挺进，不要顾及后方，不要同希特勒匪徒进行争夺其支撑点的战斗，决不能去正面攻占这些支撑点，要迂回机动，要爱护技术兵器，要时刻牢记你们必须保存兵力去完成最终的任务。这是个什么样的任务，还是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他们两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显然必须攻打柏林。
　　临走时，我使他们两人保持着良好的情绪。当时我的情绪也不错。
　　到达城堡后，我同所有还应当交谈的人都通了电话。从战役一开始就对方面军部队实施着不间断的指挥，各种通信器材都在稳定地工作。这里应当对方面军通信兵主任布雷切夫将军给予应有的评价，他在这次战役中表现极为突出。在这些日子里，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及其作战组通常从设在战斗队形外面的观察所对军队实施指挥，他们都没有遇到过通信中断的情况。
　　我同方面军司令部进行了通话，听取了几位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再次同坦克兵们进行了通话(他们报告说，现在正从施普雷河顺利地向西推进)，随后，为了呈报发生的全部情况，我通过高频电话给大本营通了话。我向斯大林报告了方面军进攻的进程、渡河情况，以及诸坦克集团军开始脱离渚兵种合成集团军，正向西北方向不断深入等情况。
　　德军的一个值班炮兵连从远处某个地方继续向城堡射击，他们仍像在此之前整天进行的那样，均匀地盲目地射击着。而我却坐在城堡里跟莫斯科通话，声音非常好。
　　应当指出，这种高频通信，正如常言所道，是老天爷给我们带来的。它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在最复杂的条件下都工作得如此稳定，真应当给予我介1的技术装备和通信兵以应有的赞扬。他们专门保障这种通信，在任何情况下都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那些应该使用这种通信的人。
　　当我已经要结束报告时，斯大林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说道：
　　“朱可夫那里的情况暂时还很困难。直到现在还在突破防御。”
　　说完这句话，斯大林不作声了。我也没作声，等待不久。突然斯大林问道：
　　“能不能让朱可夫的快速部队通过你们方面军地段上的突破口突向柏林?”
　　听完斯大林的问题，我报告了自己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这要占去很多时间，造成很大的混乱。没有必要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坦克部队调刊我们开辟的突破口来。我们这里的战事发展顺利，兵力充足，而且我们也能使我们的两个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说完这些话后，我进一步明确了各坦克集团军将要转弯的方向，并把措森作为方位物。它是柏林以南25公里处的一座小城市。我们都知道这是法西斯德军总参谋部大本营的所在地、
　　“您是按多大比例尺的地图报告的?”斯大林问道。
　　“二十万分之一。”
　　经过短暂的停顿之后(斯大林显然在这段时间里在地图上寻找措森)，他回答说：
　　“很好，希特勒总参谋部大本营设在措森，您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很好。”他重复说，“我同意。请把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定下的决心是唯一正确的。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东面进攻柏林，正在艰难地突破敌人周密准备的纵深梯次配置防御。在这种条件下，若放弃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经过我们已开辟好的突破口向柏林突击这一大有希望的机动，倒是令人奇怪的。
　　斯大林提出的让一个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通过另一个方面军开辟好的突破口投入战斗的设想，是一项繁重而费力的任务，而且难以完成。这不仅仅是由于会浪费时间，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出现混乱。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本身在另一方向上突破敌防御后可能需要(后来确实需要)坦克集团军。而我们方面军的各坦克集团军在投入突破时，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向柏林突击的准备。他们只剩在需要的方向上转弯，或者如我前面所说的“补充转弯”。现在，当他们已经进入战役地区时，这种“补充转弯”已没有什么困难，何况各坦克集团军的首长准备遂行的正是这种任务。
　　早在战役开始前我就认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向柏林的突击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应当直接在柏林的前面，即在其逼近处突破敌人的防御。希特勒分子预料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对此他们作的准备最多，可他们对这种情况的可能发生又最心惊胆颤，因此尽一切努力去避免它发生。
　　我们的突破是在柏林东南较远的地方进行的。在这里，敌人拥有的集团也是强大的，但毕竟没有屈斯特林登陆场前的集团那样强大。我们在突破防御后以各坦克集团军实施的机动，对于敌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方案。
　　在我们实施出敌不意的迅猛突破，立即把各坦克集团军投入突破之后，我们从南面对柏林的突击给法西斯德军造成的威胁便大大增加了。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这给希特勒大本营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敌人剩下的时间太少了，来不及重新部署部队，尤其是来不及在尼斯河地区和柏林外廊之间建立阻止我们前进的某些补充地区。
　　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当我们从东向两突破敌人防御，接着向北，向柏林急转的时候，在我军前面的许多地方已经没有新的防御地带了，遇到的防御地带都是正面向东设置的，于是我们的部队从它们旁边和之间平安地北进，但是只前进到整个柏林四周的外廊。
　　斯大林刚一放下话筒，我马上就用高频电话同两个坦克集团军司令员通了话，向他们下达了关于转向柏林的指示。尔后这些指示比较详尽地写进了方面军的训令。该训令大约在3小时后发往大本营和部1人。
　　在训令起草、下发和收到之前，坦克兵们不能耽误时间，应当不等把收到我的指示写成文书，就争分夺秒地彻夜作战。
　　在同坦克兵首长谈完话之后，我亲自写好了这份训令。阅为训令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来说，是柏林战役中的一个转折点，我现在把1945年4月17日夜下达的训令全文抄录如下：
　　“为了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我命令：
　　1．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员：于1945年4月17日夜间强渡施普雷河，向费特绍、戈尔森、巴鲁特、泰尔托、柏林南缘总方向发展迅猛进攻。集团军的任务是于1945年4月20日门夜间从南面突入柏林城内。
　　2．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于1945年4月17日夜间在施普伦贝格以北强渡施普雷河，向德雷普考、卡劳、达内、卢肯瓦尔德总方向发展迅猛进攻。集团军的仔务是，于4月20日闩终前攻占贝利茨、特罗因布里岑、卢肯瓦尔德地城。于4月20日夜间攻占波茨坦和柏林西南部。在集团军转向波茨坦口才，特罗因布里岑地城由机械化第5军保障。要向森夫腾贝格、芬斯特瓦尔德、格尔茨贝格方向实施侦察。
　　3．坦克突击兵团在主要方向上要更大胆更坚决地向前突破。城市和大居民地应当迂回，不要卷入持久的正面战斗。我要求你们清醒地知道，坦克集团军行动的胜利取决于大胆的机动和迅速的行动。
　　将命令的第三点传达到各军军长和各旅旅长。
　　4．报告下达号令的执行情况。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
　　科涅夫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克赖纽科夫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 彼得罗夫
　　4月17日第00215号。
　　4月18日2时47分发布。”
　　4月17日夜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转向柏林。这一行动经过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共同作战，后来导致了希特勒分子整个柏林集团的被围和柏林的陷落。乌克兰第1方面军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转向柏林，在我看来是一次理所当然的正常机动，它的目的在于，要将敌人歼灭于对它最为不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乎意料的态势之中。
　　我相信这次机动一定会成功。
　　4月18日，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部队离开施普雷河后，继续向柏林进发。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于我突击集团中央进攻，在当日内渡过了施普雷河，而在该集团军的左右两侧，戈尔多夫和扎多夫的集团军分别于我突破口两翼进行激烈的战斗。
　　……在叙述战役的尔后进程之前，我想就在这里，在讲完坦克集团军的机动之后，回顾一下过去，认真研究一下我们的坦克兵在战争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如何，有哪些现实条件。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实际上不得不几乎重新建立自己的坦克部队。战争前夕，我们拥有一些编制为3个师的机械化军。按照计划，这些机械化军应当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每个军满编时为1，000多辆坦克)。但是，在战争初期，这些军的实际情况却非常不利。我们新型的现代化坦克才刚刚投入生产。战前不久，第一批新坦克才部分配齐了几个机械化军。可是，来不及掌握它们，而旧兵器--主要是老式轻型坦克，都处于机械磨损和无形损耗的状态。况且，几个机械化军当时才刚刚组建起来，还没有全部配齐技术兵器和装备。
　　战争一开始，事态的发展相当清楚。在同优势之敌的头几次交战中，我各机械化军损失了几乎全部技术兵器，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指挥干部损失重大。
　　无论是重新整编还是组建新的机械化军，我们都已经没有必要的兵力兵器、干部和技术装备了。足以说明问题的是，1941年9月底，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进攻莫斯科的前夕，我们整个西方面军只有45辆现代化坦克。这个事实特别具有代表性，它说明我们当时在前线不得不经受许多困难情况。
　　1941年夏秋，在严重缺少坦克的条件下，我们自然没有重新组建机械化军，而是组建了一些独立团和坦克营，并且逐步摸索到一种最正确的组织形式——坦克旅。
　　后来，当我们开始具备物质条件、拥有坦克兵干部时，我们以各坦克旅为基础，着手组建编制成为3个旅的机械化军。每个旅编有60—70辆坦克，1个炮兵营和土个摩托化营。我们这种相当小而灵活的兵团在当时来说是最为适宜的，可以有效地在战场上使用坦克，对其实施准确的指挥，以及组织技术保障和技术装备的维修。
　　后来，我们在储备了一些干部和技术装备之后，于1942年开始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军和集团军。坦克集团军通常下辖3个军，而在个别情况下为2个军。
　　战争就是战争，因而坦克集团军或坦克军的坦克数量自然在不断变化——不论是在战争的各个阶段，还是在不同的战役中，甚至在战役本身的过程中都是如此。
　　但是，为了使读者可以想象出敌我双方的实际兵力对比，我提醒读者应该注意的是：例如，当谈到在某次交战中，在我某个坦克集团军的某个地段上与我抗衡的是德军的土个坦克军时，即便是根据“3个坦克军对付1个坦克军”的公式，这也决不是说我们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优势。比如说，到1943年，即德军的极盛时期，德军的一个齐装满员的坦克军下辖3个师，约有坦克600—700辆，也就是说，它的坦克数量跟我们一个坦克集团军的坦克数量大致相等。
　　既然说到这一点，那么，我要顺便说一下，当我们淡及步兵时，也应对敌我双方军与军、师与师的对比作出相应的修正。德国法西斯一个步兵师的人员编成，在战争中的一个很长时期内约等于我两个步兵师的人员编成。
　　当然，这一兵力对比在战争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希特勒分子在其部队每次被歼之后，都要十分困难地重建自己的部队。但是，还在1944年，甚至在临近1945年时，这一兵力对比仍然基本保持着那种比例。
　　现在来谈上几句技术装备的问题。战争开始时，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坦克(Т-26，БТ-5、БТ-7)都是速度快，但装备差，装甲薄；它们容易起火，一般来说在战场上是靠不住的。德国的中型坦克按其战斗性能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这些坦克。我们的“T-34"坦克即便起初只装备有一门76毫米火炮，也要比当时的德国坦克好得多。但是，问题在于，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进攻莫斯科的前夕，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T-34"坦克在我们整个西方面军只有45辆。
　　到1943年，我们坦克兵团装备的已不是过时的BT式坦克，而是“T-34”坦克，这种坦克显示出了如此可怕的力量，以致敌人不得不以新型的战斗车辆来对抗我们的坦克。这样一来，便出现了“虎”式坦克、“费迪南德”式自行火炮、“豹”式坦克，以及后来的所谓“虎王式坦克”。
　　敌人的新式坦克和自行火炮装备精良，配一门大初速和强装药的88毫米加农炮。它们的炮火威力和厚实的装甲防护兼而有之。还在同它们的头几次战斗中，我们的坦克，其中包括“T-34"坦克就遇到了困难。为了护送和保障我们的坦克，我们开始向前面，向步兵战斗队形，以及坦克部队的战斗队形调集122毫米加农炮和152毫米加农榴弹炮；这些火炮能够打穿“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式自行火炮的坚实的前装甲板。
　　我常常饶有兴味地观察122毫米加农炮的作战情况。这种火炮对德国的坦克射击效果最佳，因为“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式自行火炮不具备高度的机动性。这些火炮对付德国新式坦克的经验提示我们，必须制造威力强大的新式坦克和СУ-100、ИС、И·СУ式自行火炮，分别装备上100和122毫米加农炮和152毫米加农榴弹炮。
　　正是我们这种重型坦克和重型自行火炮后来开始称雄于战场。它们对所有的德国自行火炮和坦克，其中包括1944年出现的“虎王”式坦克，都构成了威胁。
　　“虎王”式坦克与装有一门100毫米火炮的普通“虎”式坦克相比，威力更强，而机动性更差。我们在桑多梅日登陆场完整无损地缴获了一个整营的“虎王”式坦克，约有15—20辆。
　　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准备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期间，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就在这些“虎王”式坦克上进行练习，可以说，在这种坦吏上进行；了全部作战前的科学研究工作。
　　既然已谈到我们的技术兵器，我想再次夸奖一下我们最优秀的“T—34”坦克。“T—34"坦克自始至终走过了整个战争里程，无论哪一个军队都没有这种优秀的战斗车辆。无论哪一辆坦克，美国的也好，英国的也好，德国的也好，都无法同它相比。“T—34”坦克的优点是，机动性强，结构紧密，本体小，本身矮，从而提高了它的防护力，同时便于利用地形，进行隐蔽。这里还应补充几点，即通行力强，发动机好，装甲适中。说实在的“T—34"坦克起初的火炮威力是不够强的。这种坦克更换上新式85毫米火炮之后，可以有效杀伤敌人的所有战斗车辆(不包括“虎王”式坦克)。
　　在战争临结束前，“T—34”坦克仍然是再好不过的坦克。为此，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人、技术员和工程师!我想在这里提一下我们战斗车辆创造者的光荣名字：重型坦克的设计师科京和“T—34"坦克的出色设计师莫罗佐夫……
　　现在再回来谈柏林战役。

老八路

　　为了更明确地叙述后几天所发生的事件，看来，我现在即事后得采用日历的形式，把所有这些事件依次按日期写成一种日记。
　　4月19日
　　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继续向柏林进攻。雷巴尔科的集团军这天边打边前进了30—35公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进攻速度更神速一些，到傍晚推进了50公里。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保障列柳申科和雷巴尔科的集团军进入突破口之后，跟着他们向西乘胜前进。第13集团军于突破口中央深深楔入德军的配置。但是，在该集团军两翼仍然是敌人的重兵集团：一个在右翼科特布斯地域，一个在左翼施普伦贝格地域。因此，该集团军不得不同时正面向西、向北和向南进行战斗。另外，得到消息说，在第13集团军的后方发现头几天未被粉碎的敌集团在调动。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从早晨起就对我说，他为此感到不安。
　　日中时分，我来到他的观察所。我有意地正好从他的进攻地带中央驶过，没有碰上任何敌人，不论是大股还是小股。消息结果是言过其实。在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见面时我不得不向他暗示，让他少相信一些消息。谈话以我对他的集团军给予应有的评价开始，因为该集团军出色地完成了头3天的任务，并为坦克集团军机动的胜利发展提供了保障，尔后，我希望普霍夫不要为大胆的推进而感到不安。
　　“要记住，你们前面已经有坦克集团军了，”我对他说，“您现在仍然要按照他们的迅猛进攻速度来行动，保障他们的翼侧和后方。至于你们翼侧和后方的保障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关心的。”
　　在普霍夫的集团军左翼，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配属的由波卢博亚罗夫指挥的近卫坦克第4军一起，继续进行扩大施普雷河西岸登陆场的战斗，并把自己的主力投到那里。
　　4月19日这天，近卫第5集团军结束了对施普雷河地区敌第三防御地带的突破，并同普霍夫的部队一道于日终前合圈了敌施普伦贝格集团。
　　但是，说实在的，这天，右翼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的战况吸引了我的主要注意力。该集团军的邻接普霍夫集团军的左翼部分兵力顽强地向西和西北推进。而在戈尔多夫集团军的中央和右翼，情况不仅是不利，而早是很困难。德国法西斯军队于福斯特地域不断向他发起冲击，此外，在右翼还“悬着”最强大灼科特布斯集团。
　　结果，戈尔多夫的左翼一直向前挺进。面右翼落在后面，正面越来越向北展开。四此，敌人可能很想对突破口底部实施突击。而敌人有兵力可以做到这一点。希特勒分子向科特布斯地域调集了几个坦克师，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试图对底部的突击挫败我方面军的进攻。
　　但是，虽然戈尔多夫的处境困难，可也存在着可以使他摆脱危险处境的一切条件。他的第二梯队还剩下两个新锐军——1个步兵军和土个坦克军。由于拥有这些兵力，他可以在十分必要寸击退敌人在我突破口右翼的反突击。
　　但是，4月19日，没有出现这种必要性。当德军试图于中午从科特布斯地域发起进攻，拔除戈尔多夫的集团军部队占领的施普雷河登陆场时，他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并没有把第二梯队的两个军投入战斗。往敌人反冲击尤为激烈的方向，调去了由胡西德少将指挥的近卫突破炮兵第1师。
　　该师向来具有机动性强和作战顽强之特点。这一次，该师冒着敌人的炮火，徒涉强渡施普雷河，占领了河西岸的阵地，在没有任何专门步兵掩护，只有翼侧与戈尔多夫的集团军步兵部队相邻的条件下，以猛烈的炮火击退了敌人的所有反冲击，取得了辉煌战果。
　　与此同时，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继续向柏林挺进。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后方，这对于他们的快速行动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果按照军人的习惯对4月19日的情况作出简要的总结，那么可以这样说：这天，我各坦克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正向战役纵深发展突破，近卫第3、第5集团军向两翼扩大突破口，积极准备彻底消除南北两面施普伦贝格和科特布斯地域出现的威胁。
　　4月20日
　　我主要突击集团的部队通过敌全部预有准备的地区，穿过难以通行的森林沼泽(在柏林接近地森林和沼泽非常之多)，整整进攻了一个昼夜。
　　雷巴尔科的集团军以坦克第6军(军长为В·А·米特罗法诺夫坦克兵少将)攻占了德军在柏林接近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巴鲁特城。米特罗法诺夫的坦克兵当天就突入所谓措森防御地区的纵深。
　　这一地区不仅作为柏林人防御圈的一部分而有其自己的意义，甚至还有象征性意义。
　　德军陆军总参谋部大本营早就设在措森筑垒地域中部的很深的地下掩蔽部里。许多战役是在这里策划的，并且从这里对战役实施指挥。而现在，我们的坦克兵们沿着通往自己的最终目标——柏林的道路，突入了掩护希特勒总参谋部大本营——“军队的大脑”的措森阵地。沙波什尼科夫在三十年代某个时候把自己一本关于总参谋部的书取名为《军队的大脑》。
　　直到4月23日日终前，已经完全攻占整个措森之后，我本人才川达这个阵地。德军总参谋部在着手完成“巴巴罗萨计划”时大概没有想到，4年之后它不得不急忙地逃出自己在措森的地下司令部住宅。希特勒的将军和参谋们在撤离时如此慌张，以致他们只淹没和炸毁了部分地下设施。
　　敌人的地下司令部住宅太大了，无论是雷巴尔科还是我当时都没有时间来参观它们的所有设施。我们的部队，就连我们的思想也同部队一起，早就远远地跑到措森的后面——柏林去了(战后16年之后，我才参观了所有这些设施。1961年，我泎为苏军驻德集群总司令，为了8月13日在西柏林周围设置边界，用来保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之事，又一次来到这些地方)。
　　4月20日这天，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在措森周围进行战斗，与此同时，其先遣部队向北，向柏林挺进。在这一昼夜内，该集团军的部队推进了60公里。
　　列柳申科的集团军这天完成了比较复杂的机动，右转弯向西迂回，遇到敌人的猛烈抵抗，尤其是在卢肯瓦尔德地域，尽管如此，进攻速度仍然比较快，前进了45公里。
　　4月20日夜间，方面军坦克集团到达柏林防御外廊，它这天脱离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距离大约为35公里。
　　与此同时，在我右翼，戈尔多夫的集团军继续同科特布斯集团进行最顽强的战斗，不仅多次击退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猛烈反扑击，而且还切断了敌人西退的道路，将敌紧逼至施普雷河湾沼泽洼地。
　　希特勒分子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仍然顽强地坚守科特布斯防御枢纽部。他们十分清楚，这一防御要点和重要道路交叉点一旦被攻陷，这一地殴上的全部防御体系就要崩溃，第9集团军的翼侧就会暴露出来。该集团军仍然正面向东顽强防御：其主力对付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而部分兵力对付我右翼戈尔多夫的集团军。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则不能仅限于合围科特布斯枢纽部。这个枢纽部对我们后方的整个工作起的破坏作用大厉害了。在它未被攻占之前，我们不得不通过乡村道路绕行而过，十分艰难地组织前运燃料和弹药，特别是为各坦克集团军。
　　这天，我来到戈尔多夫的驻地，进行常说的“教育工作”。我的目的是，增强近卫第3集团军首长尽快消灭科特布斯集团的决心。
　　对科特布斯枢纽部的总冲击定在第二天，并且计划以大量的航空兵和炮兵支援戈尔多夫的部队。
　　这天，我方面军其他地段上的情况是这样的：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以两个军的兵力跟着各坦克集团军继续向西进攻，到傍晚前进了30公里。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也以一部分兵力向西推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协同第13集团军左翼粉碎敌被合围的施普伦贝格集团。
　　我们想在夜间来临之前消灭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之敌。因为左翼的施普伦贝格枢纽部同右翼的科特布斯枢纽部一样，对我们十分不利。为了粉碎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之敌，建立了二个最强大的炮兵集团，下辖4个突破炮兵师和强大的集团军厉炮兵。总而言之，应对施普伦贝格实施射击的有1，110门火炮和140门火箭炮。
　　这天的天气对我们来说不是特别有利，但是我们还是对施普伦贝格枢纽部实施了炮兵突击，又实施了航空兵突击。航空兵一天内出动飞机1，200多架次。在上午11时炮火准备之后，列别坚抖的近卫步兵第23军发起强击，不仅攻占了施普伦贝格，而且还向前推进了5—6公里。
　　与此同时，扎多夫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32军和近卫坦克第4军向两推进了20公里。
　　但是，位于近卫第5集团军左翼并保障该集团军进攻的近卫步兵第34军，不得不把战线拉长了60公里。该军继续与在德累斯顿方向上作战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我军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保持紧密的联系。
　　这天，在扎多夫的集团军的战线上，出现了非常有趣的战役态势。他的一个军向纵深挺进，发展进攻；另一个军强击大筑垒枢纽部，获得成功；还有一个军被迫把战线拉得很长，来保障此次战役。
　　在谈到这些情况时，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正是在当时，我方面军部队的行动不光是在突破口尖端——坦克兵接近柏林的地方，而且在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的两翼，都具有急剧机动的性质。
　　在对摧毁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作出评价时，则既应当特别指出这次战斗组织的复杂性，又应当特别指出方面军部队当时已具备迅速摧毁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物的能力。我们已经拥有相当强大的现代化兵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不妨碍方面军突击集团基本兵力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摧毁象施普伦贝格这样的支撑点，从而为完成战役总任务扫清继续前进的道路。
　　然而，光拥有强大的兵器是不够的，应当善于正确地加以运用。我不能不指出，第5集团军司令员扎多夫上将及其以利亚明将军为首的司令部，以及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波卢埃克托夫将军，正好顺利地胜利完成了这一最重要的任务。
　　在回忆炮兵在施普伦贝格附近的行动时，我不能不讲述这样一件事。
　　在我军进攻的一个地段上，凡是在敌坦克继续进行反冲击尝试的地方，突破炮兵军军长科罗利科夫将军都要实施猛烈的补充炮火准备。他的观察条件不大好；前面是森林平原，连一个便于设置观察所的合适小高地都没有。然而他遇到了一个工厂。我已记不清是什么工厂了，这倒不要紧。于是，科罗利科夫将军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为了更好地指挥整个炮兵，登上了唯一能观察四周的一个高大工厂烟囱的最顶端。
　　我驱车来到他的观察所，正赶上他处在完全高不可攀的地方：他带着电话机坐在烟囱的顶端，而指挥射击中心设在下面烟囱附近。
　　当科罗利科夫微微喘着气从烟囱上爬下来的时候，我忍不住问道：他是怎样爬上去的。他耸了耸肩说道：“元帅同志，情势所迫——你也得学公鸡叫。”
　　自然，我大声地表示，不赞同他爬到烟囱上去，甚至把他骂了一顿。从形式上看，我当然是对的，但打心眼里钦佩这样的指挥员。如果指挥员的全部优点仅仅在于，他随时准备往哪里都爬，在哪里都表现出勇敢，但却不善于真正指挥部属和指挥战斗，这就是不幸了。
　　然而，说实在的，如果一个学识渊博、精通本行的指挥员一定想亲眼看到战斗情况，亲自判断所发生的情况的详情，并为此哪怕是愿意爬到工厂的烟囱上去，那么我对这样的指挥员是怀有敬意的。科罗利科夫将军是我方面军最有才能的炮兵之一，他就是这类指挥员中的一员……
　　如果谈到4月20日我主要突击集团的行动，那么可以说，经过这次行动，我们己深深楔入敌人的配置地域，于日终时分完全切断了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这天，德军战线实际上被分割为两个部分。“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左翼被逼向北面，为我各坦克集团军的突击所击溃。“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相应地被逼向南面。
　　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仍然继续把其防守柏林方面的集团军群称为“维斯瓦”集团军群，尽管这一名称在一切情况都发生变化之后的现在，听起来已经是令人可笑的。
　　为了补充说明一下所描述的情况，我要引用德军总参谋部一名军官的证词。这份证词载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战争日志的第四卷。日志发表时没有说出这位军官的姓名，他这样写道：
　　“4月20日夜间，我向希特勒报告苏军在科特布斯地域突破防御，它导致了东线的崩溃和柏林的被围，当时我和他两人单独在一起，——这是唯一的一次。在几小时之前，希特勒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大本营、最高统帅部司令部，以及陆军和空军的总参谋部……迁往所谓的阿尔卑斯要塞，即迁往贝希特斯加登地域及其以南……希特勒认真听着充满悲观的报告。除了‘背叛’一词之外，他再也找不到对苏军胜利的另一种解释。由于当时没有旁人在场，我鼓起勇气向希特勒问道：‘我的元首，您如此之多地说军事指挥官的背叛，您是否相信真有这样多的背叛?’希特勒向我投来了某种类似同情的目光，这是表示，只有傻瓜才会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于是他说：‘东线的全部失败只能解释为背叛。’我有这样的印象，希特勒对此深信不疑。”
　　4月20日夜间，希待勒大本营就是这样判断情况的。这里应当补充一点，日记的作者与希特勒之所以能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其实就是因为，按照他的话说，帝国办公厅的所有人都在忙着装运行李，将其运往新的大本营——阿尔卑斯山。
　　柏林被围的威胁完全变成了现实。尽管希特勒这几天绕道还可以到达贝希特斯加登，可要想从那里指挥处于我军围歼威胁之下的整个法西斯柏林集团作战已是无能为力了。
　　看来，正是这一使希特勒感到意外的事态发展，打破了他不久前还想拖延战争的企望，最终导致了他留在柏林。
　　倘若我闭口不谈4月20日这天的困难，那么这天的情况是不完全的。因为正是在这一天，我军进攻第二战役方向——德累斯顿方向上的困难暴露得尤为明显。
　　在这一方向的中央，情况进展得还不错，我军继续西进。但是，在翼侧格尔利茨地域，敌人由于前几天加强了自己的集团，于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正面和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左翼转入了疯狂的反冲击。
　　4月20日，经过这几次反冲击，德军阻止了第52集团军的推进，稍微向北逼退了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部队，并进至该集团军的后方。总而言之，这里的事态要求方面军首长予以注意。方面军参谋长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大将奉我的命令，前往第52集团军和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
　　我这天在考虑必要的措施时，给方面军司令部制定了初步的方针，而向第5集团军司令员扎多夫暗示，他必须更认真地注意自己的左翼，并节省一些东西留作备用。我对科罗捷耶夫将军感到不满意的是，根据得到的情报，在他的一个次要方向担任防御的军的当面，希特勒匪徒已经开始撤走部队，将其调往另一地方对我实施反突击。我告诉科罗捷耶夫这一情况后，命令他将这个军调去加强自己的主要集团。
　　最后应当指出，4月20日，向奥特朗总方向进攻的巴拉诺夫将军的骑兵第1军作战极积。当然，该军是和加强其突破能力的坦克一起作战的。
　　虽然已是战争的最后几天，但就在此时此刻骑兵的行动还是表明，只要情况合适，指挥正确，他们是能够胜利地在敌防御纵深作战的。如果他们遇到的是绵亘的防御正面，加之又处在敌空军的空中威胁之下，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骑兵的处境是困难的，我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在柏林战役中，我航空兵已经完全控制的制空权，骑兵上空的这把活动保护伞是可靠的，可以使骑兵避免各种不愉快的事情。
　　我给巴拉诺夫的军规定突击方向，还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谢苗·米哈伊诺维奇·布琼尼向我提示的。在易北河对岸巴拉诺夫的军应该前出到的地方，根据得到的情报，有一个我们最大的良种马场，它是德国人从北高加索迁移到那里的。我在给巴拉诺夫下达其他更加重要的战斗任务时，顺便还下达了一个任务：对马场实施专门侦察，旦发现它们的踪迹，就立即完整无损地将其夺回来。
　　应当说，巴拉诺夫也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于里萨地域渡过易北河，探索到养马场的行踪，完完整整地将它夺了回来。后来，我们将它全部迁回了1942年敌人把它抢走的那个地方。
　　4月21日
　　还在4月20日，我就定下决心，把新到的第28集团军投入战斗。该集团军由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钦斯基中将指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需要立即将诸兵种合成兵团加强给迅速向柏林进攻的各坦克集团军。第二，需要补充兵力，以便从西南完成对德军第9集团军的台围。
　　当时，我各坦克集团军已经从南面前出至该集团军的后方。然而，各坦克集团军的突破完全是指向柏林的，也就是说，继续向西北突破，所以他们未能建立可以切断第9集团军可能的退路的向东绵亘正面。再说这也不是他们的任务。如果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给他们下达了这种任务，那么必然要削弱两个坦克集团军的突击力量，我也就没有什么兵力可对柏林实施突击了。
　　戈尔多夫的集团军由于从南面和西南面包围德军第9集团军(后来我们把它称为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南翼，结果到4月20日傍晚其战线拉得太长了。
　　不言而喻，戈尔多夫产生了一种担心：他独自一人不能牢固地堵住敌人的集团，这会滑过去的。总而言之，必须立即动用卢钦斯基将军的第28集团军。
　　第28集团军受命以强行军(搭乘当天夜间拨给他们的方面军汽车)从菲尔斯泰瑙地域出发，跟着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前进。

老八路

　　4月23日日终前，卢钦斯基的集团军第一梯队应当进至措森—巴鲁特地特，即离柏林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同时，两个步兵师也搭乘方面军的汽车，应当于4月21日日终前集中于巴鲁特周围的树林里。
　　巴鲁特地域封锁了柏林以东大片森林地带的主要出路，这里集结有德军第9集团军的兵力。此外，卢钦斯基的各师到达巴鲁特地域后，就以自己的出现消除了戈尔多夫的近卫第2集团军和当时业已进至柏林外廓的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之间的缺口。这个缺口相当大，有几十公里。
　　4月21日，戈尔多夫的集团军继续同顽强抵抗的敌科特布斯集团战斗，该集团实际上已经处于被半合围状态，交通线被切断，并被紧逼至河湾沼泽洼地。
　　由于对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员拖延消灭该集团的时间感到不满，我给池派去了大量航空兵——轰炸航空兵第4、第6军，歼击航空兵第2军，歼击航空兵第6军一部和近卫强击航空兵第2军进行支援。此外，集团军司令员还奉命动用自己第二梯队的坦克第25军。但是，在消灭科特布斯集团时，戈尔多夫实际上并没有按照指定的用途来使用用该军。
　　当然，在科特布斯地域，敌人没有强大的反坦克防御，再说地形本身对坦克的行动也不是特别有利。尽管如此，依我看，在科特布跻附近战斗的初期和中期，戈尔多夫行动过分缓慢，对坦克的使用缺乏信心。他有时不甚乐意正确而坚决地运用坦克兵来实施迅速的机动。
　　可是，不管怎么说，4月21日科特布斯地域的战斗在继续进行。总的来说，战斗进行得还很顺利，尽管速度比较缓慢，不象戈尔多夫的集团军在早晨得到加强之后所预料的那样快。
　　希特勒统帅部为了摆脱我军突破所造成的恐慌，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竭尽全力要扼止住苏军从南面对柏林的进攻。4月21日这天，为了防守柏林外廓和措森、卢肯瓦尔德、于特博克等城，敌人从柏林各区向我们迎面调来了许多步兵和坦克部队和分队——当时敌人手中所拥有的一切。调动这些部队和分队本身就说明了敌人心急如火，他们不得不以这种心情投入战斗。在调去阻击我坦克兵的另一些部队中，有1个坦克教导营、1个强击炮旅、3个装卸团、2个建筑团、2个飞行员教导队和“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扬”步兵师的部队。
　　我各坦克集团军在一整天内必须多处突破这些部队和原先被粉碎之敌残部的相当顽强的抵抗。可问题难办的是，虽说敌人的部队是仓卒调来的，可他们有经过周密准备的抵抗枢纽部作为依靠，例如措森、库默斯多夫和卢肯瓦尔德。况且，我坦克兵必须在这一地域通过许多障碍物、鹿寨、沟渠、沼泽洼地及其他大大小小的障碍。
　　尽管如此，到4月21日日终前，我坦克兵粉碎了所有詖调来迎击他们的敌人，直抵柏林的防御外廓，离柏林的南缘只有24公里，实际上己处于希特勒首都的郊区。尤其是达天攻占了韦恩斯多夫，“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所不久以前还没在那里。在韦恩斯多夫的战斗中，近卫坦克第了军副军长、两次苏联英雄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雅库鲍夫斯基坦克兵少将中弹负伤，他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敢精神。到傍晚时分，在一些地方也已经切断了柏林的环形路。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跟随坦克兵前进，信心百倍地继续向西进攻，从后方可靠地保障方面军坦克集团的行动。该集团军这一天前进了20公里。
　　近卫第5集团军的部分兵力肃清敌施普伦贝格集团的最后残部，而以主力向西进攻。
　　这天的情况报告，使我们能够得到关于施普伦贝格集团被歼的概念。
　　该集团编有“警卫元首”坦克师的部队(我记得，在收到这一报告之后，我们开玩笑说，既然元首的警卫已被消灭，现在就只剩他自己了)c坦克第10师、坦克第21师的部队、摩托第125团、步兵第344C、步兵第785团，以及几个高射炮兵团的部队和许多国民突击队营。战场上留下了约5，000名敌官兵的尸体。
　　近卫第5集团军的部队在消灭施普伦贝格之敌以后，准备以全部兵力向西挺进。但是，由于南面的情况仍然很复杂，不得不稍微扩大近卫第5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将这一地带的界线向西南推移。这样的目的在于，要求近卫第5集团军在进攻时对敌德累斯顿—格尔利茨集团造成威胁，该集团继续对科罗捷耶夫和斯维尔切夫斯基的集团军实施反冲击。
　　施普伦贝格防御枢纽部之敌的被歼和对科特布斯集团的多次新的坚决突击，对敌人产生了影响。看来，敌人至今仍然指望的在科特布斯和施普伦贝格的翼侧行动来阻止我军的进攻。
　　现在，希特勒分子由于看到这些尝试是徒劳无益的，开始仓皇将幸存的部队西撤，力图摆脱第13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的追击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退却部队常常处在我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之间的间隙地，并企图经过这些间隙地溜走，以便同第9集团军在科特布斯以北森林和沼泽中作战的集团会合。科特布斯集团的残部也急于奔向那里。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别的道路了。
　　这天同大本营的通话和前两天一样，一般都很简短——方面军没有收到任何补充的指示。这是很明白的事，因为我们4月17日夜间修正过的行动计划，在决定各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之后，基本上执行得没有多大偏差。所以我的报告极为简短。
　　4月21日，我向大本营详细报告说，我们已突入措森地域，与敌部队的战斗还在继续进行，但已经清楚，德国法西斯陆军总参谋部已撤离其原先的驻地。
　　总参谋部从我们这儿得到了详细而系统的情报，所以几乎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方面军司令部同样也从各集团军那儿得到了系统的情报。
　　作为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我的难处在于，行动是一下子同时在几个方向上展开的，而每一方向都需要注意和指挥。在北部，继续进行着争夺科特布斯的战斗；在中部，在拨除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之后，正坚定地向柏林和易北河进攻。然而，在左翼德累斯顿方向上，情况仍然不利，所以这强烈地吸引我撇开主要突击。
　　况且，在我们的深远后方，也还有一个基地——德军一个被合围于布雷斯劳的相当大的集团。第6集团军司令员格卢兹多夫斯基将军继续在那里进行积极的战役。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当然不想在我们攻占柏林之后拿下布雷斯劳，可是后来的结果还是这样。
　　我虽然理解这一点，可仍然制止他这样做，有时就索性禁止他实施积极的进攻行动。我的出发点是，只要我们一攻克柏林，随时都可攻占布雷斯劳。但是，尽管这一方针阐述得相当清楚，我还是不得不于夜间一点钟和迟些时候(深夜听完所有其他报告之后)听取格卢兹多斯基将军的当前想法。他仍想在许可的范围内消灭盘踞在布雷斯劳的希特勒匪徒。要知道，虽然我作出了自己的全部指示，但我不能完全忽视第6集团军首长这种可以理解的、十分自然的愿望。
　　看来，柏林战役是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所实施的所有战役中的一次最为复杂的战役。因此，方面军首长必须每天每夜研究大量各种不同的问题。好在通信联络没有给我们带来额外的困难，它工作得很好。我们的通信联络是双重进行的，既用无线电又用高频电话。在这些日子里，主要是通过高频电话实施指挥。
　　每日日终前(这已在方面军形成一种制度，集团军司令员都知道这项制度)，每个集团军司令员通常亲自向我报告情况，接着我们一起制订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尔后，方面军司令部以相应的号令通过电话和无线电将我的口头指示传达下去。如果这些器材因某种缘故发生故障，就用飞机或通信参谋乘车转达指示。
　　4月22日
　　4月21日夜间，我定下了一系列新的决心，其中第一个决心是，最大限度地加强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该集团军前出至柏林外廓，已经在这个外廓南面的接近地遇到非常猛烈的抵抗，并且有一切理由认为越是往后，这一抵抗就越会加强。
　　为此，我当天夜里就将Л·И·科茹霍夫中将指挥的突破炮兵第10军转隶给雷巴尔科。除这个军之外，我们还把突破炮兵第25师和高射炮兵第23师拨给了雷巴尔科。此外，直接作战隶属于他的还有歼击航空兵第2军。
　　上述所有炮兵兵团当时配置在施普伦贝格地域第5集团军地带内，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完成由南向北的迅速机动行军，其路线上还远没有肃清敌人。完成整个行军的时限极为紧迫——一天到一天半。而应当走完的路程也不近——130—150公里，有些炮兵部队要走200公里。这些兵团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以自己的兵器消灭了沿途企图突围(一部分向西，另一部分向北，即向敌军第9集团军)的敌人。
　　应当说，我们的突破炮兵军和师是完全摩托化和机械化的，当时已经习惯于和善于迅速的转移和机动。这些兵团在对施普伦贝格突击之后，腾出手来，等待着新的任务，结果马上就接受了任务：突破柏林外廓地区，尔后在柏林城内进行战斗。
　　要进行这些战斗，就必须有强大的炮兵突击兵团。于是，我们通过自己炮兵的大兵团、师和军的机动，组成了突击兵团。
　　我认为，如果说突破炮兵军和师在战争期间是方面军司令员手中的一把重锤，尽管这种说法或许有些粗俗，然而却是正确的。我们不应当把这支力量分成几个部分：这一个集团军——一个师，另一个集团军——一个旅，再一个集团军——又给些什么，谁要就给谁。我们不能这样做。不管这类请求多么合理，多么有理由，可事业的最高利益则要求放弃它们，不要分散力量，相反，它要求集中力量，完全把它拨归这时在完成方面军最重要的任务的集团军司令员指挥。只要炮兵一完成任务，“那么，我的炮兵兄弟，再没有别的可说了，该带上自己的大炮，去新的地段完成新的任务吧。”
　　我认为，从战役观点来看，突破炮兵兵团的这种机动完全是正确的。我们的行动要求更加严格：在实施突破时，每公里火炮密度为300门，因为我们早就不缺少弹药了。我们有很多坦克、自行火炮和机械牵引炮兵，因此需要很多的燃料。我们集团军后方和方面军后方的工作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不过，现在，造成运送和补给兵器弹药困难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兵力小，而是我们的兵力强大，我们的实力本身和这一实力的规模也相应地产生了许多困难。
　　于是，4月22和23日，突破炮兵兵团这一整个庞大的力量从施普伦贝格地域出发，向着西北，向着柏林挺进。
　　在4月21日夜间下达的其他号令中，主要是规定近卫第5集团军和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之间的新的分界线。这一分界线使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可以稍微缩短自己的战线，不用担心自己的右翼，集中力量来抗击敌德累斯顿—格尔利茨集团继续在其他地段上进行的激烈反冲击。
　　卢钦斯基的各师迅猛地向指定地域开进，准备支援坦克兵对柏林的进攻。而坦克兵们还在继续不断前进。4月21日夜间，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应当指出，他们夜间也在继续战斗)以苏霍夫的机械化第9军和米特罗法诺夫的近卫坦克第6军渡过了诺特运河，并突破了柏林防御外廓．到4月22日上午11时，机械化第9军于芬斯多夫地域切断了柏林环形汽车路干线，继续向柏林进攻，并从行进间攻占了布兰克菲尔德、马洛夫和利希滕拉德等柏林城郊。
　　我认为，该军进入柏林南部接近地并攻占了头几个柏林郊区，是战争史上的一种事实，把它十分准确地记载下来是不为错的。
　　苏霍夫的军在攻占上述郊区之后，在马林菲尔德地域楔入柏林内廊。到4月22日日终时分，已经和前来支援该军的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近卫第61师(师长为А·Г·沙茨科夫上校)一起作战，突向柏林南部。他们这天共推进了25公里。
　　当天傍晚，苏霍夫的坦克兵已经前出至柏林城内的泰尔托运河，遭到严密防守运河北岸之敌的猛烈射击，前进受阻。
　　日初时分，米特罗法诺夫的近卫坦克第6军于措森地域强渡诺特运河，向西北进攻，到傍晚也前进了约25公里，途中攻占了泰尔托城，并进至泰尔托运河南岸。同在苏霍夫将军的地段上一样，德军也预先占领了运河北岸，对坦克兵实施猛烈射击。
　　傍晚时分，В·В·诺维科夫中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7军于施塔德斯多夫地域同样也前出到泰尔托运河。该军也遭到北岸之敌的猛烈射击，前进受阻。在此之前，该军这天边打边进，前进了35公里。
　　于是，雷巴尔科的整个集团军在宽大的正面上进至泰尔托运河，展开在柏林的前面。
　　4月22日这天，雷巴尔科的左邻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向波茨坦总方向追击敌人。为了不卷入战斗，他们绕过了卢肯瓦尔德城，推进了20公里，攻占了柏林西南接近地上的萨尔蒙德。
　　列柳申科的两个军——第10和第6军沿切线接近柏林，力图继续向西北前进，即达到合围柏林之目的。
　　与此同时，列柳申科的近卫机械化第5军掩护自己集团军的右翼，从而保障其可以向北转弯。该军的行动完全是按照我方面军4月初(即进攻前)起草的训令进行的。训令中的内容现在正在付诸实现：该军应当在于特博克一卢肯瓦尔德一线正面向西设置牢固的屏铲队对付敌人。
　　恰恰是在这里和稍微偏西的地方，近卫机械化第5军不久承担了对芬克的第12集团军的突击。该集团军奉希特勒之命正好企图在这一地段向柏林突破。近卫机械化第5军经过顽强的战斗，攻占了卢肯瓦尔德，前出至贝利茨——特罗因布里岑——克罗普施泰德一线，完成了受领的艰巨任务。
　　近卫机械化第5军的坦克兵们在特罗因布里岑解救出了约1，600名战俘，大都是英国人、美国人和一些挪威人。其中有挪威集团军司令奥托．鲁格将军。我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情况。但遗憾的是，这天的战事异常紧张，未能同这位被救出的挪威司令见面。
　　4月22日日终前，列柳申科的集团军占领了向波茨坦和勃兰登堡突击的非常有利的出发地位，准备完成彻底合围敌整个柏林集团的机动。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迅猛追击敌人(Г·В·伊万诺夫上校指挥的近卫步兵第6师在追击中表现尤为突出)，这天前进了45公里，前出至与列柳申科的集团军左翼平齐。
　　希特勒分子企图从西面实施的迎向突击，解救自己在柏林东南被围的集团，但可能利用的所有道路完全被切断了。
　　在我北翼，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经过胜利的迂回机动和两天的激战之后，于4月22日强击攻克科特布斯，彻底粉碎了科特希斯集团。
　　在这几次血战中，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第342、第214和第275师，以及许多独立部队和分队。在争夺科特布斯的战斗中，戈尔多夫的部队缴获了100辆坦克和2，000辆汽车，俘虏了约1，700人。俘虏的人数之所以这样少，是因为德军的抵抗十分顽强。他们在科特布斯城下简直是战斗到死。
　　在歼灭科特布斯集团之后，戈尔多夫的部队不仅向北转弯，而且还向东北前进，直接接近德军第9集团军。现在，戈尔多夫面临的整个任务正是对付该集团军——将其粉碎，防止它向方面军后方突破。
　　在谈到科特布斯战斗开始阶段时，我对戈尔多夫的行动迟缓、使用坦克不坚决曾表示了某种不满。但是，我不想让在这一个别场合的公正指责成为片面认识这位坚定勇敢的集团军司令员的借口。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在许多困难的和极其重要的地段上不倦地战斗。
　　戈尔多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指挥员。他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坚毅的性格。他是一位能够指挥大兵团的军事首长。如果把他在战争期间实施的所有战役都总和起来，可以激起人们对他的敬意。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斯大林格勒交战的困难时期，他表现得既勇敢又坚定，象人们常说的，作战认真老练。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人。但同时他在接受和掌握我军战役学中日益增长的技术能力所产生的新事物方面，有时缺乏灵活性。对事业的忠诚、勇敢、坚毅、固执和喜怒无常一全都渐渐地渗入了戈尔多夫与众不同的性格之中。然而，戈尔多夫将军指挥集团军成功实施的一系列战役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老八路

　　现在再来谈一谈4月22日的事态发展，这一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经过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近卫第8集团军、第69、第33集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第3集团军、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部分兵力的进攻，到这天傍晚，一个马上就要包围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圆环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该集团已经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和我方面军3个集团军的绵亘正面从北、从东、从南和部分从西紧紧地包围住了。
　　傍晚，从南面进攻柏林的雷巴尔科的集团军部队与进攻柏林东南缘的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之间，只隔有一条大约12公里的狭窄地带。
　　有一个重要情况，即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的右翼兵团和我方面军各坦克集团军也即将在柏林以西会合，组成了对柏林集团的第二个大合围圈。
　　日终时分，佩尔霍罗维奇将军的第47集团军(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先遣部队与我方面军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之间的距离已经不超过40公里。这样一来，在我们眼前形成甚至几乎闭合了两个合围圈：一个在敌第9集团军周围，柏林以东和东南，另一个在柏林以西直接防守德国首都部的队的周围。
　　傍晚，法兰克福—古本合围圈(我们把它称为小合围圈)和柏林合围圈(我们把它称为大合围圈)之间的距离在西部方向上达80公里，而在南部方向上为50公里。在这两个合围圈之间的里面，是柏林及其所有郊区。
　　柏林合围圈再往西的地方，有德国法西斯的军队，他们处在我军和我们盟军之间，其中也包括芬克的集团军，下面要谈及该集团军的情况。
　　在把德军第4集团军的残部和第9集团军合围在柏林东南的森林里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实际上切断了敌防守柏林的主力与柏林的联系，而现在可以各个击破敌集团，不久以前它还是一个统一的突击兵团。
　　在评价德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行动时，军事历史学家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德军有没有可能不等第9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残部被围就预先将这些部队撤向柏林呢?
　　回答是：当然有。但是，这也改变不了整个情况。我们计划的突击是无法抵抗的。我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粉碎整个柏林集团。
　　越靠近柏林，敌人的防御就越严密，其步兵得到的加强兵器(炮兵、坦克和大量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就越多。还在4月22日，我们在泰尔托运河就遇到了有组织的步机枪、迫击炮和炮兵火力组成的严密配系，火力密度十分大。我们未能从行进间强渡过运河。
　　这种火力和这种抵抗我们甚至在柏林东南合围并封锁第9集团军时也遇到过。自然，如果第9集团军的部队及时撤到柏林外廓，他们倒可以在那里顽强作战，加强柏林守备部队的防御能力。可是，归根到底，他们以自己的抵抗只能影响柏林交战的速度，而绝不能影响它的结局。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第9集团军在撤退时被我军所粉碎。
　　鉴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已前出至柏林，大本营于4月23日上午6时规定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与乌克兰第土方面军之间的新的分界线。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制定战役计划时这条分界线只到吕本。现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已推进到吕本以北和西北很远的地方了。
　　鉴于当前的态势，大本营规定了适应这一态势的分界线：吕本—托伊皮茨—米滕瓦尔德—马林多夫—柏林城内的安特加尔车站。现在，我们的分界线从吕本突然转向西北和几乎正北，约把柏林一分为一。
　　与此同时，大本营要求我们(朱可夫元帅和我)在4月24日之前完成对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合围，绝不能让其向柏林、向西部方向或西南方向突破。
　　由于收到大本营的指示，我又不得不于4月22日夜间很好地研究一下当天的总结。
　　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受命于次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于4月22日晨强渡泰尔托运河并直接向柏林突破。4月23日这天用来进行进攻准备。
　　第28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奉命继续以集团军主力从南面向柏林进攻，同时以两个师占领托伊皮茨——巴斯多夫一线，切断那里湖泊之间的所有道路，并组织牢固的对坦克和对步兵的防御，防止敌第9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残部在这一地段上试图通过我方面军后方向西和西南突破。
　　近卫第3集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受领的任务是，对德军第9集团军的被围部队展开积极行动，因为该集团军现在是他的主要敌人。
　　除准备强渡泰尔托运河之外，雷巴尔科还受命于次日攻占柏林的布科夫郊区，并且采取种种措施，以便在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后方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会合。
　　这就是我于4月22日夜间发出的主要号令。
　　在那里，在泰尔托运河边，尤其是在由基干士兵、老人和少年组成的国民突击队营里什么人都有。他们流着眼泪，可一直在战斗，用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攻击我们的坦克。
　　昼间，科茹霍夫的炮兵军和其他突破炮兵兵团以快速行军向柏林推进。到24日晨，他们应当占领阵地，保障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强渡泰尔托运河。
　　不难想像，150公里的行军是以怎样的速度来完成的。为了保障行军，除了自己的运输工具之外，炮兵还得到了方面军的1，300辆汽车。
　　变更部署的时限是十分紧迫的。同时，必须夜间将炮兵撤出阵地，以便敌人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敌空军不能大批地行动，可单独的侦察机一直在战场．上空盘旋，其中就有我们的老对手--“福克-乌尔夫”侦察机，或者叫“框架”侦察机(我们这样称呼它)。所以，德军还是有观察条件的，虽说是有限的。
　　“框架”侦察机当时已活到了自己的末日。可是，那些看见过它的人不会忘记它在战争中给我们带来了多少不愉快的事。我在各个方面军不止一次地观察过这种飞机的行动，它既是侦察机，又是炮兵火力校射机。说句实在话，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自己竟没有添置任何类似于“框架”侦察机的飞机，这是非常遗憾的，而我们是多么需要能完成相同任务的优良特种飞机啊！
　　4月23日晨，卢钦斯基的集团军由Г·Н·科尔奇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48师前来支援雷巴尔科的各坦克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设有严密防御的泰尔托运河这一严重障碍前面，我们最初光有坦克兵，可他们是十分需要步兵的支援的。
　　在第28集团军各步兵师集结的时候，雷巴尔科和各军军长一起进行了强渡运河的准备。参加指挥员侦察的还有先于自己部队达到这里的各炮兵师师长。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计划的，但计划得认真合理。
　　4月23日
　　在泰尔托运河北岸，德军建立了相当坚固的防御——挖掘了堑壕，设立了钢筋混凝土永备火力发射点，坦克和自行火炮都掩蔽于地下。运河边是一堵几乎连续不断的房屋墙壁——墙厚一米和一米半的主要建筑物。工业企业的巨大钢筋混凝土厂房沿河岸一线展开，以无窗无门的背面朝向运河，形成了好象中世纪伸入水中的要塞城墙。这一切非常适合于进行长期的顽强防御。运河的部分桥梁做好了炸毁的准备，而部分桥梁已经被炸毁了。就连运河本身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障碍：宽为40-50米，深为2-3米。
　　现在你可以想象出，这条蓄满了水的、两边是混凝土浇灌的高大陡岸的宽大深沟是什么样子。在雷巴尔科的坦克兵已前出到的12公里的运河地段上，敌人在自己的那边集中了手中的所有兵力——约51，000人。在城市战斗条件下，每公里为1，200人的密度，应该说是非常大了。并且敌人还有25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130辆坦克和装甲输送车，500多挺机枪，以及无数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
　　况且，防守泰尔托运河的德国法西斯官兵认为，这是他们能够阻止我们前进的最后一个地区。他们的背后是柏林。而除了柏林，除了战斗到底至死不让我们进入柏林的拼命决心之外(根据战斗的激烈程度判断，大多数最后防守德国首都的人都有这种决心)，他们背后还有党卫军的“闪电式”法庭，所有被指控有临阵脱逃行为的人都被立即送往那里。
　　在这一时期(无数俘虏的口供一致证实)，党卫军分子和盖世太保分子的行动特别残酷无情，凡是放弃阵地或不论什么原因有些嫌疑的人都要受到他们的制裁，不是枪毙就是吊死。
　　在那些日子里，大家知道，希特勒的举止好似一个有精神病的人，他甚至宣称，德国人民不配有像他这样的领导人。他对本国人民怀有刻骨仇恨，准备为自己的血腥冒险遭到可耻失败而向人民报复。
　　柏林充满了歇斯底里般闪电式屠杀和极端残酷的气氛。这种气氛引起了恐怖，自然要为德国首都争取一些苟延残喘之机。
　　定下了同时以3个军在宽大的正面上强渡运河的决心。不过，我们同时也规定了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上，集中了最大密度的炮兵火力，建立了炮兵突击兵团，它能够十分准确地摧毁所有阻挡我们前进的东西，打通和开辟直接通向柏林的道路。
　　在4.5公里的主要突破地段的正面上，集中了约3，000门火炮、迫击炮和自行火炮，每公里正面是650门!大概，这是在我整个战争实践中唯一的一次。然而，我认为这种炮兵火力密度，不论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是从当时已经看到战争尽头并应当提前结束战争这一点来看，都是正确的。
　　除了负责压制泰尔托运河敌防御的炮兵之外，还拨出了大量直瞄火炮专门保障强渡和尔后支援进攻。实际上，所有直接队属炮兵，从45毫米火炮到122毫米火炮，以及152和203毫米口径的重炮兵都可作为直瞄火炮加以使用，这样既好瞄准又打得十分准确。
　　炮火准备应当持续55分钟。因为准备的时间很少(仅一个昼夜)，当然不可能对敌全纵深防御体系全部实施侦察。计划规定，主要对前沿射击。在纵深，只应压制街道十字路口上的防御枢纽部，因为它们尔后可能会阻碍我坦克和步兵推进。
　　炮火准备的开始时间定于4月24日6时20分。我们有意不选择整数，我们在此之前常常选择整数，因为整数—6时正、7时正—通常会使遭到射击的敌官兵做好提防准备：“啊哈，6时正了，毫不例外，现在很可能开始炮火袭击或炮火准备……”
　　在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基本兵力于4月23闩准备次日强渡泰尔托运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局部的、但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通过通信参谋与卡图科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部队建立了联系。该集团军这时也直抵了柏林。
　　雷巴尔科的两个旅(第70和第71旅)仍然遂行昨天夜里受领的任务：迎着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前进。
　　同时，列柳申科的坦克兵继续在波茨坦方向上胜利进攻，以机械化第5军从西面作掩护。机械化第6军在什图肯地域彻底击溃了德军“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扬”步兵师的残部，俘获了该师师长，继续向勃兰登堡方向发展进攻。该军推进了25公里，攻占了“列宁”居民地，这个名称当时在德国国土上听起来很奇怪。当然，这完全是语音的巧合。
　　当天傍晚，列柳申科的集团军已经从西南面包围了柏林。该集团军与迎着它突破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和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集团军第9军的部队之间的距离，只有25公里了。
　　戈尔多夫的集团军经过多次的激烈战斗之后，这一整天都在进行必要的变更部署，消除部队之间的缺口，建立严密而牢固封锁敌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退路的绵亘正面。
　　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继续向柏林迅猛前进。该集团军第128军在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П·Ф·巴季茨基将军的指挥下，接近了泰尔托运河。该军面临的任务是同坦克第3集团军一起强渡运河。该军的一个师(第152师)在Л·Г·雷巴尔科上校的指挥下，前出至米滕瓦尔给，于下午投入了与德军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企图向柏林突破的小部敌人的战斗。该师粉碎了敌人的这一企图，到傍晚已经战斗在米滕瓦尔德西部。
　　卢钦斯基的主力近卫步兵第20军(军长为Н·Г·什瓦列夫少将)和近卫步兵第3军(军长为П·А·亚历山德罗夫少将)坚定地向柏林南部推进。其中一个军面临的任务是，不向柏林前出，而在巴鲁特地域集中。该军应以自己可对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实施突然突破来作掩护。
　　最近几天，普霍夫的集团军是我的主要所在地，于是我也把自己的前进指挥所同他的指挥所联合在一起。
　　前一天我从普霍夫那里出发前往坦克兵们占领的地域。可是，看来道路还没有完全弄通，我未能走过去，只好返回原地。4月23日，雷巴尔科向我报告，第28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在他那里。尽管小股敌人在坦克兵和步兵之间某个地方游窜，但同列柳申科一样，同雷巴尔科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高频电话联系。
　　我坐上“维利斯”牌汽车，前往雷巴尔科那里。在夺取封锁我们几条道路，给我们带来很大不便的科特布斯之后，现在态势大大改善了，可以直接沿着从科特布斯到巴鲁特和继续通往柏林的道路行驶。
　　在措森和柏林之间的某个地方，我从自己的车上看到迎面开来的也是一辆“维利斯”牌汽车，上面坐着卢钦斯基中将。我的汽车停了下来。我们两人都走下汽车。他简要地报告了集团军的状况和有关执行我的命令的情况。
　　我从报告中得出的印象是，他正确地理解了命令，正采取一切措施，尽量坚决迅速地向指定地域——巴鲁特地域和柏林南郊前进，以便加强坦克兵。我只须告诉他我们必须在复杂困境中作战的某些特点。
　　卢钦斯基精神集中、头脑清醒、体态端庄，马上给人以很好的印象，后来这种印象证明我没有看错他。一个人的外貌，你在同他长期共事之后，往往会不放在心上，但是在第一眼你是会注意的。卢钦斯基的外貌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高大匀称，威武雄壮，是一位真正的近卫军军人。
　　不过，我要重复说一下，卢钦斯基的报告，还有他已经跟雷巴尔科建立了联系，并且到达雷巴尔科那里，和他一起进一步明确了次日的任务，这些情况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尽管如此，我不顾怕表露出过分坚决的口气，在谈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他的一个军应尽快出现在巴鲁特，尽量立足稳一些。
　　根据卢钦斯基的报告判断，他那里一切都很顺利：各师按计划行进，甚至超额完成了计划，作战组和司令部也在向前挺进。
　　但是，这天的情况是这样的有利有趣，同时又极度的紧张，所以我想激发这位新来乍到的集团军司令员的个人情绪，想给他以更多的勇气，使他更加坚定地向柏林前进。
　　尔后的事件表明，卢钦斯基将军和他的整个集团军的确迅速地适应了他们所碰到的复杂战役情况。该集团军刚一编入乌克兰第1方面军，就立即被直接调向柏林。当时有许多人想往到柏林去，他们正是要在那里结束自己的战斗里程。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进行了一夜和一个上午的局部变更部署，从而越来越接近易北河。象戈尔多夫和卢钦斯基一样，普霍夫的第二梯队(在卢肯地域)也有一个军。该军有两种用途。第一，对付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第二(普霍夫这时已有自己的特殊任务)，用于对德国法西斯部队实施反突击，如果他们试图从西南向柏林突破的话。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能排除，后来查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普霍夫的部队不断乘胜前进。他拥有足够的兵力密度。这使我可以从他那里抽调Г·И·韦欣少将的第350师，将其作战转隶于列柳申科，当天就立即用汽车输送到北面波茨坦地域加强坦克兵，目的是让他们有事可做，巩固身后的各居民地。
　　扎多夫的集团军先遣部队和主力先后于清晨和日终时分在埃尔施特尔-里萨宽大正面上前出至易北河东岸。
　　这天到达易北河的有波卢博亚罗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4军、巴克拉诺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34军和罗季姆采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32军。就是这位罗季姆采夫，在两年半以前，指挥近卫第13师在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河河岸的最后一个狭小地方进行防御。
　　说实在的，在这3个军前出至易北河之后，近卫第5集团军已经完成了战役开始前夕所受领的主要任务。然而，实际上该集团军应当继续战斗，并且不能有任何大的问题。
　　由于德军格尔利茨集团对我第52集团军和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反攻，在扎多夫的集团军南面出现了严重的甚至是不利的情况。我收到了关于扎多夫的各军进至易北河的报告，而扎多夫同样也收到了我的命令：将波卢博亚罗夫的坦克军和罗季姆采夫的近卫步兵第32军调到该集团军第二梯队，去遂行新的任务。
　　我用近卫第5集团军已完成自己战役前夕所受任务的各军建立了这个集团，打算用它对德军格尔利茨集团实施突击，阻止该集团继续向北扩张。
　　在原先也进行过非常激烈的战斗的德累斯顿方向上，这天的情况尤为不利。敌人于4月22日夜间，重新部署了自己的部队，找到科罗捷耶夫将军的第52集团军和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之间的接合部后，沿施普雷河移动，对科罗捷耶夫的集团军第48军实施了突击。
　　敌人突击的总方向是朝着施普伦贝格的。我认为，德国人不完全知道施普伦贝格集团军被歼的消息，于是要同该集团会合的企望对选择突击方向起了作用。总之，如果我们不及时消灭施普沦贝格之敌和那里的一切敌人，我们左翼就可能出现即使不是危急的局面，也是相当复杂的局面。
　　早晨，德军突击集团(两个师和约100辆坦克)转入进攻，突破了第52集团军第48军的正面，向北前进了20公里，进入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后方。
　　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一些师的部队，其右翼连接扎多夫集团军的师，这时乘胜向西推进。敌人的突击正对准最薄弱的地方——集团军的后方，况且该集团军战线拉得很长并且处于运动之中。同时，某些兵团的战斗协同和他们之间的联系也遭到了破坏。
　　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一个走过漫长道路的集团军来说，都是复杂的。它对于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来说尤其困难：柏林战役是该集团军组建后的第一次战役。可是波军仍然表现了无比勇敢的精神，在消除被突破一刹那问产生的某些混乱之后，以反转的正面顽强地展开战斗。
　　傍晚，我下达了一系列号令，号令的当前目的在于，消除突破口，尔后全歼敌格尔利茨集团。我知道，希特勒匪徒发动了相当猛烈的翼侧反突击，企图在我军整个左翼造成危机局面，对主要方向(柏林方向)上战役的进程施加影响。但是，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们已力不从心了。
　　敌人未能造成危机局面。敌人的反突击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的主要计划。
　　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不惜兵力兵器地消灭突破口两翼敌施普伦贝格和科特希斯这两个集团。如果我们拖延消灭他们，那么格尔利茨集团的反突击对我们威胁就要大得多。可是，现在这一突击已经晚了。为了粉碎格尔利茨集团，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削弱向柏林突击的兵力。我定下的决心也出于对现实情况的判断。
　　过了一昼夜，到24日傍晚，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第52集团军、近卫第5集团军的两个军和一个坦克军的部队，暂时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这股敌人已向施普伦贝格方向推进了33公里。
　　如果对敌人的深远战役企图作个评价，我在当时形成的兵力对比的条件下无论如何是不能给予它好的评价的。然而，如果说到德军是怎样从战术的角度来进行自己的最后一次进攻战役的，那么倒是应当给予应有的评价：接合部他们找得很准确，行动坚决，集中了8个满编师(其中两个坦克师)和约20个独立营进行突破。
　　这几天，我主要待在自己的前进指挥所里，而方面军参谋长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大将则待在基本指挥所里。我委托彼得罗夫前往科罗捷耶夫和斯维尔切夫斯基的部队，就地帮助组织军队的协同。这些军队在近卫第5集团军的支援下，应当不仅击退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而且还对其实施突击。
　　与此同时，我给方面军作战部长В·И·科斯特列夫将军下达了部分任务--前往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与斯维尔切夫斯基建立联系，因为在德军进入该集团军后方之后，我同斯维尔切夫斯基失去了联系。科斯特列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一昼夜内使斯维尔切夫斯基同其友邻--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扎多夫、近卫坦克第4军军长波卢博亚罗夫、近卫步兵第33军军长列别坚科接上了联系。总之，就地协调了情况。
　　科斯特列夫执行命令向来都很坚决，对情况一直都非常熟悉。我本人这几天不能停止对柏林战役实施的一切关注。方面军参谋长彼得罗夫由于指挥着马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这样庞大的司令部，也不能长时期地脱离自己的工作。他达天只去了德累斯顿方向几个小时，又重新回到了司令部。在19时前，他必须在司令部，因为这时已开始收集关于方面军一天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他应该准备对次日战役的意见，最后向总参谋部和大本营报告工作。
　　所以，恰恰是科斯特列夫将军在最紧要的关头受托直接协调德累斯顿方向上所有部队的行动，目的在于首先阻止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尔后便于将其歼灭。
　　4月24日傍晚，经过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第52集团军部分兵力的共同努力，敌格尔利茨集团的进攻被阻止住了。
　　……在谈到这些战斗对我们不利的时节时，我已经提到了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缺乏经验。这里应当补充说明一下，第52集团军司令员科罗捷耶夫将军一般来说是一位坚定勇敢、富有经验的司令员，可在当时情况下没有足够地关心与波军的接合部，从而导致了敌人在明显受到威胁的翼侧实施突破。应当公正地指出，他的集团军在这个时节是不大的，敌人在突破地段上的兵力比他多几倍。
　　敌人的突击方向和突击力量使我又回想起一个事实，它无疑具有特殊的政治色彩。当波军于柏林战役临开始前换下第13集团军部分兵力，占领前进堑壕的时候，在这里担负防御的德国法西斯部队，其中包括党卫军部队，都狂怒起来，一个劲地狂喊乱叫，并且进行各种威胁。
　　看来，他们难以容忍的是，正是这些波兰人，在6年的时间里被他们认为是被征服的人民，现在也向柏林进攻了。
　　这种看来是被宣传激起的情绪表现在对波军实施突击的企望中，表现在进行这次进攻的狂暴中广表现在希特勒分子在其危急关头在这一地段上能够集中的兵力数量上。
　　与我军协同动作的，恰恰是在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西班牙内战的英雄，还在那里就面对面地迎击德国法西斯分子)指挥下的波兰人，他们狠狠地打击格尔利茨集团，这使我产生了双重的满足感：除了正常的胜利喜悦之外，还有该得的报应感。
　　4月24日
　　到这一天，我方面军的情况特别复杂多样。但仍然可以分出5个基本作战焦点。
　　第一个焦点--展开争夺柏林的交战。参加交战的有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和从行进间投入交战的第28集团军。这里还可以包括戈尔多夫集团军的行动。
　　第二个焦点--与企图突破的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展开的激烈斗争。在这之前，布塞的第9集团军，即该集团的基本兵力，已经接到希特勒的命令，迎着芬克，的集团军向西南突破。可以想像一下，要是布塞的第9集团军的推进，同芬克的第12集团军一样获得成功，他们就会联合在一起，而这恰恰可能在卢肯瓦尔德一巴鲁特地域发生，所以我坚决要求卢钦斯基尽快可靠地把自己的军调到那里去。
　　第三个焦点与芬克集团军的进攻有关。芬克为了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开始从西面进攻列柳申科的集团军左翼和普霍夫的集团军右翼，其主要突击恰恰选在我们按方面军最初的训令将列柳申科集团军所属叶尔马科夫少将指挥的机械化第5军调去的方向上。如果我们可以谈论预感或者特殊的嗅觉的话，那倒可以说，正是某种嗅觉提醒我们，应当以机械化第5军在这里从西南进行掩护。
　　第四个焦点是，近卫第5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前出至易北河，即将与美军会合。
　　最后，第五个焦点--德累斯顿方向，抗击德军格尔利茨集团的突击。
　　每一个焦点、每一个战役方向或多或少都要求方面军司令部和方面军司令员给予注意。我说明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向读者略为说明一下在柏林战役期间方面军司令员的通常工作日(或者确切地说是昼夜工作日)。应当把前一天的深夜当作第二天工作的开始，这时已定下了次日所有的主要决心。
　　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役的机动性和部队尤其是各坦克集团军部队的迅猛进攻，已经使也不能不使军队指挥的性质受到深刻的影响。迩常，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在日终时分先接见方面军侦察主任，然后作出修正、定下实施次日战役的最后决心。这一次，我也是在深夜接见他的。
　　4月23日日终前的情况要求我定下一系列决心。必须完成对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合围，彻底消除其向西、向柏林、以及向西南和向南退却的可能性。为此，应当结束近卫第3集团军的变更部署，完全使用第28集团军，从而使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翼侧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翼侧在德军第9集团军后方连接起来。
　　要结束雷巴尔科和卢钦斯基的集团军强渡泰尔托运河继而向柏林突破的准备和实施工作。
　　为此，不仅应当建立炮兵和航空兵突击兵团，而且还应当给炮兵和飞行员规定相应的任务；应当关心这次战役期间的指挥工作，尽可能自己仔细观察战役的进程；使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保持正确的运动方向，避免在柏林郊区卷入持久战斗，而是在柏林以西迎着我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前进，以便在最短的时限内闭合合围圈。
　　同时，列柳申科的集团军这种向西北的迅猛推进会使其左翼拉得太长；在其左翼和普霍夫的集团军右翼之间会出现缺口。这种情况也不妨考虑一下。
　　我还关心的是，在贝利茨一特罗因布里岑一线要掌握有补充兵力。应当找到这些兵力。我已经从普霍夫那里抽调了一个师，将其派到波茨坦以巩固列柳申科将在那里占领的一切。现在，必须把普霍夫的一个军调到于特博克地域集团军第二梯队，调到该军根据情况可以有两种用途的地方：或是加强内部(即柏林)方向；或是在贝利茨一特罗因布里岑地域加强外部(即西部)方向，列柳申科的集团军所属机械化第5军已经在那里作战了。
　　这使我特别担心、因为还在4月23日就出现了一些迹象、说明敌人在西部开始进行某种变更部署，它显然在准备从西面向我突击。预定突击的准确方向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得到情报，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明显的是：敌人将采取这种尝试。
　　后采查明，希特勒已经下达了命令，按照这一命令芬克的第12集团军应当停止对我西方盟军的行动，向东掉转正面，建立突击集团，以对从南面进攻柏林的，苏军实施突击，为柏林解围。与此同时，这一命令也传达给了布塞的第9集团军，该集团军也应当向柏林的南部进攻，以便在这一地域与芬克的集团军会合。
　　我们大体上事先猜到了这一计划，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计划绝没有失去合理性。计划没有实际地考虑当时的兵力对比，但这是另一码事了。
　　后来知道，希特勒在那些日子里完全靠芬克和第9集团军的这一迎向突击计划度日。他认为这一计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致委派凯特尔本人前往芬克的司令部，检查其部队的行动。
　　自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希特勒靠什么过日子，他在盼望什么，他给凯特尔下达了什么任务，甚至也不十分清楚，他们两人在什么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十分清楚的是：如果敌人又要试着采取某种积极的行动的话，那么它首先将试图切断从东西两面突向柏林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我深信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它确实得到了证实。
　　4月23日夜间，有一种念头使我特别感到坐卧不安，即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击退芬克和布塞的集团军的突击。
　　那天夜间，鉴于扎多夫的集团军前出至易北河和普霍夫的集团军接近易北河，作出了一些必要的指示，这又用去了相当多的时间。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指示是给扎多夫作出的，因为正是他要准备与美军会合。我也不得不给普霍夫一些指示，因为他的几个师也将与美军会合。我也很关心在德累斯顿方向击退敌人的反突击。
　　同每天晚上一样，特别多的工作都是与指挥员的报告有关。这天的报告和往常一样从21时开始，几乎持续到凌晨2时。而在报告之间的间隔时间里，应当向司令部作出指示，听取参谋长彼得罗夫的总结报告，阅读，修改和签署发往大本营的报告。报告应当在凌晨2时之前结束。
　　最后，还要处理一些有关航空兵行动的问题。通常，方面军司令员每天都要根据战役的总计划和当天情况作出的修正，向航空兵下达第二天的任务，指出某些目标，补充某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于4月24日凌晨要求集中航空兵的基本力量明天对敌格尔树茨集团进行突击。
　　航空兵重兵应当完成的第二项任务是，支援雷巴尔科和卢钦斯基的集团军强渡泰尔托运河和进攻柏林。
　　同时有必要提醒飞行员们，在指定方向上实施突击时，应当仔细观察被围的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的情况，毫不拖延地对显示出可能突破方向的军队集结地实施轰炸突击。给后勤部长Н·П·阿尼西莫夫也作出了指示。

老八路

　　4月24日晨5时，我前往雷巴尔科那里，以便亲眼看看强渡泰尔托运河战役是如何进行的，必要时可以现地作出修正。
　　我通常在夜里2时至6时睡觉，有时稍久一些：如果情况允许，那么听取作战值班员关于夜间情况的报告不是早晨6时，而是7时。这种早晨报告已列入了每天的程序，就象当时“我们的在天之父”的祈祷文成为农民日常习俗一样，是那样的神圣、那样的坚定。报告人或是作战值班员，或是作战部长。在情况变化时，则不论昼间还是夜间都随时立即报告。
　　当时我的记性其中包括视觉记忆特别好，所有主要方面，所有地点甚至是所有主要地形点仿佛一直历历在目。我可以不看地图听取报告；作战部长报告寸指出各点，而我脑海里便浮现出所发生的情况和地点。我们两人不须花费时间来研究地图，他只报出有关提到各点的数字，我们两人就一切都明白了。
　　当然，这种清楚明了来源于记忆力的高度集中．然而这种报告程序在我们的战斗实践中练得如此娴熟，以致我自己甚至都没有觉察到记忆力的集中。
　　这天，我比平常早一些听取了报告，早上7时我已在雷巴尔科的指挥所里，并在那里一直待到13时。但是，这一情况我后面再谈。
　　下午2时左右，途中在坦克兵那里吃了午饭，5点前又回到了方面军指挥所，以便听取情况报告。
　　首先报告的是作战部长。尔后与军事委员会委员们进行交谈。应当讨论的问题相当多，其中包括将要与美军会师的细节问题。在这之后，各兵种司令员报告这天完成任务的情况，说明自己的意见和明天的计划。后勤部长的详细报告中有一些问题使我那天特别感到不安，这些问题首先关系到，不间断供给在柏林作战的军队集群燃料和弹药。
　　日终前，许多东西又重复了一遍：各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同参谋长的工作，诸如此类，等等。在柏林战役最激烈时节我的作息时间表概括地说来就是这样安排的。我的作息时间表虽然每天都有些小的变化，但一直到战役结束都是这样的。这个作息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方面军司令部工作的制约。
　　因此，我想至少简要谈谈柏林战役期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大将的情况。
　　他是在这次战役快开始前才接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的职务的。瓦西里·丹尼洛维奇调到朱可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任副司令。在此之前，斯大林打电话问我，是否同意调彼得罗夫将军任我的参谋长。
　　我知道在几天之前彼得罗夫被解除了乌克兰第4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我个人对伊万·叶菲莫维奇的看法总的来说是很好的，所以我同意了他的任命。
　　到达方面军的第二天，彼得罗夫作为参谋长要编写呈报大本营的报告。我们通常在夜里1—2点结束这一报告的编写工作。所以我建议伊万·叶菲莫维奇在这个时限之前写好报告。可是他却提出了异议：
　　“看您说的，司令员同志。我可以早一些写好报告，在24时之前。”
　　“您不要难为自己，伊万·叶菲维奇。”我说道，“我不忙着到哪里去，我还有许多事情，我将同各集团军司令员通话，所以您在两点钟之前是有时间的。”
　　然而，当到了签署战斗报告灼时间时，我准时在2时正给彼得罗夫打了电话。他不好意思池回答说，报告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没有收集到关于某某集团军所有必要的材料。
　　我理解他的困境，二话没说把签署报告推迟列凌晨4时。可是，4点钟前报告也没有准备好。彼得罗夫直到6时才把报告呈报给我。当我签署他的第一份经过相当大的修改的报告时，伊万·叶菲莫维奇坦率地(这是他的性格)表示：
　　“元帅同志，我对不起您。我第一次遇到这种规模的行动，由于生疏而难于应付。”
　　虽然凡事往往开头难，可彼得罗夫的坦率表示对我来说是一个保证，说明他在我们这里是能干好的。
　　伊万·叶菲莫维奇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是一个具有高等普通文化程度的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他表现英勇顽强，这一点在部队里无人不晓。
　　在这之前，他曾任方面军司令员，而在战争快结束时改任方面军参谋长，这在他的战斗实践中还是头一次。他是一位坚定勇敢的将军，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丝毫埋怨情绪。相反，他对自己的新职务怀有极大的兴趣，他说：“现在我才看到了真正的方面军，无论从军队数量和规模，还是从任务上来说都是如此”。彼得罗夫将军清楚地知道，他尽管战斗经验非常丰富，可任新参谋长应当再学习一些东西。他就是这样诚心诚意地学习的。
　　我们很快就工作得得心应手。我对他十分信任，彼得罗夫同样对我也十分信任。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关系很好，虽然有时要降低要求，因为彼得罗夫毕竟不是司令部指挥员(在这之前，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他一直任指挥职务：校长、师长、集团军司令员和方面军司令员)。但是，也应当给予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以应有的评价。他在彼得罗夫之前任了一年的方面军参谋长；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协调、很有组织性的参谋集体。彼得罗夫依靠这一集冲，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遇到任何大的困难。
　　伊万·叶菲莫维奇直到战争最后一天一直任方面军的参谋长。我和他一起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结束了伟大卫国战争，似乎结束得还不错……
　　我已经谈过，前一天我没有在方面军指挥所过夜，而是在普霍夫的集团军过夜的。从这里到雷巴尔科那里要近得多。我听完早晨的报告后就乘车出发了，打算在炮火准备结束前，就是说在强渡开始前赶到雷巴尔科处。
　　要是早上5时出发，而头天晚上又睡得太晚，那当然是会想睡觉的。可是，这些天甚至在汽车里也没能打个盹。
　　到处都有分散的小股德军在流窜。我们要经过坦克第3集团军的后方，可有些路段上的地雷还没有完全排除掉。许多地方必须绕行。周围到处都是泥炭沼泽，土质松软。坦克用履带轧出的车辙，使轮式车辆很难行驶；驾驶员常常要进行复杂的机动。但是我知道，司机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我的司机是顿河哥萨克人，名叫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古巴坚科。他是一名沉着勇敢的军人，一位经验丰富的汽车驾驶员。在战争的道路上，我和他什么样的困境都遇到过，可他总是顺利地对付过去了。
　　我们绕过布有地雷的路段，沿着坦克的车辙前进。这天，我们所到之处，总是看见迎着我们走着获得解放的人们。路上走着一个完整的国际团体——我们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和挪威的战俘，走着被赶出家园而现在被我们解放出来的姑娘、妇女和少年。他们手里握着急忙做好的国旗，拖着自己的家当。一些简单家什或用手提，或用小车子、自行车和童车拖着，也有用马驮着的。
　　他们高兴地欢迎苏联士兵和迎面开来的汽车，每个人都用各自的语言在叫喊着什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没有时间停留下来；他们不是忙着直接回家，至少也是尽快离开战斗地带，而我们却忙着奔向柏林。
　　他们瘦骨嶙峋，疲惫不堪，衣衫褴楼，衣不遮体。4月底这里相当暖和，但早晨仍然凉气袭人。因此单衣薄褂，有时完全是破衣烂衫只能稍微御寒。通向柏林的所有道路上简直都挤满了人。他们从临时的住地起床，天一亮就启程了。无论你出发时间多么早，他们都已经迎着你在路上行进了。
　　虽然所有这些人都不了解地形，当然也没有地图，可是他们选择的所有道路却都是正确的，找到的方向也都是最安全的。他们绕过了地雷，避开了与残存德军的遭遇。我还发现，他们多半是沿着坦克的的车迹行进的，因为这里一定没有地雷。
　　人们沿着无数的小路和大道走着，每一群人都按自己不知道怎么选定的路线前进。但是这时我方面军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阿尼西莫夫中将为首的后勤部已经开始注意，使这些被解救出来的人们不致于由于偶然的不幸而太靠近德军第9集团军的被围地域，使这些已经得救的人们不致于遭到新的危险。后勤部和道路警备勤务在主要行进道路上——卢肯、科特布斯及许多其他城市利用方面军的物资也组织了饮食站。
　　至于德军的俘虏，他们沿着其他专门划出的路线一批接一批地行进着。被抓获和投降的德国人的队伍只要在集合点集合完毕，就继续上路。
　　在这里的一些树林里还有一些没有投降和没有解除武装的小股德军在游窜。在费特绍和吕本之间小股德军特别多，因为这里的树林比较稠密。
　　这些天我一直很走运。有人从树林里几次向我们的汽车射击，可老天爷保佑，没有直接碰上任何小股敌人，尽管其他人偶然碰上了。
　　我们一行通常乘三辆“维利斯”牌汽车。第一辆——司机、我、副官和一名冲锋枪手；我后面一辆——作战部的一名参谋和两名冲锋枪手；最后，第三辆——以准尉为首的四名警卫人员。
　　我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有一个专门的警卫排，该排和我一起经历了整个战争。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奥里先科准尉任排长。他至今还同我保持着联系。整个战争期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索洛马钦中校(后晋升上校)在这个排中一直任我的副官。他非常诚实，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员军官。我在很多方向都有赖于这个人，他在变化无常的整个战争中总是对我关心备至。
　　当时，我们的一位集团军司令员因过失直接把车驶入敌人那边，结果一下子被打死在车里面。在这之后，大本营下达了一项命令，集团军司令员以及更高一级的首长必须乘坐装甲输送车进入战斗行动地幅。至于我，只要这是需要的，只要有与敌人遭遇的直接风险，我就乘坐这种装甲输送车。但是经常使用装甲输送车并不适宜。它们进度太慢，而三辆“维利斯”牌汽车要精干得多，灵活得多。
　　我一向认为，在向前方移动时，主要安全保证并不是警卫人员的数量，而是自己正确的现地判断的方向。就象军人应该做到的那样，我非常熟悉地图，可以现地判断方向，亲自观察道路情况，所以我总是乘坐第一辆汽车，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方面的任何误会。但是，在去前线的途中，我也从来没有在汽车里睡过觉。
　　这天，我拼命地往雷巴尔科那里赶路，以便在强渡运河前赶到。这些天来，只有一种新的不习惯的场面：被解救出来的人们人山人海；而所有其他的情况早巳习以为常了：废墟，被破坏的道路，被炸毁的桥梁。而周围一片片翠绿的阔叶树林，在春天的阳光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
　　并且树林经过疏伐，被拾掇得千干净净。在这一点上，应当给予德国人以应有的评价。这事我附带说一下，施普雷河以西数公里是一绵密的森林地带。因为树林稀疏，树林里开辟了林间小路。而在林间小路的某些地方甚至敷设了硬路面的道路，这为我坦克部队进行巧妙的机动提供了保障。
　　在此之前，我看着地图，不止一次地感到不安。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森林地带。除个别情况外，林间小路是不标在地图上的。我边看边想：在这里怕是会减慢进攻速度的。而实践表明，各坦克集团军在完成通过这些森林的机动行军时，有时每昼夜行进50—60公里。在整个战役中，各坦克集团军的每昼夜平均推进速度一般是20—25公里，而诸兵种合成部队和兵团的平均速度为17公里。这次的速度当然是很高的了。
　　某些道路上局部布设了地雷。然而，空闲的道路也够多的了。这里的道路都不错。布雷斯劳—柏林的汽车路干线尤其能派上用场：它似乎成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地带内的主要运动轴线。
　　说实在的，最初在这个汽车干线上，敌人的喷气式战斗机对我们干扰得相当厉害。为了节约时间，我常常乘坐“帕卡尔德”牌汽车通过应当沿汽车干线行驶的一段路程。在柏林战役准备耐节，我几次不得不爬出“帕卡尔德”牌汽车，躲进水沟里。但是，在进攻时，由于组织了高射炮掩护，德军空军大大减少了在道路上空的飞行。
　　我在炮火准备即将结束的时候到达了泰尔托。还在进城时我就看到了我们的部队、坦克、摩托化步兵和结束了炮击的炮兵都已占领了出发地位。
　　当我乘车来到雷巴尔科那里时，他正在观察自己部队的行动，指挥强渡。这是第一次猛冲的时刻。先遣支队不等炮火准备结束就开始通过运河。

老八路

　　大地在颤抖，四周硝烟弥漫。各大口径炮兵旅开始向运河那边的房屋轰击，一下子就把房屋都打碎了。石块、水泥块、木片、尘土四处飞扬。在狭窄的正面上每公里设有600多门火炮；所有这些火炮都向泰尔托运河北岸轰击。
　　轰炸航空兵也在实施自己的突击——一个梯队接着一个梯队地轮番轰炸。
　　我没有看中雷巴尔科在泰尔托运河南岸的第一观察所，于是我们转移到最高楼房的平顶上。在我们到达之前，近卫轰炸航空兵第6军军长Д·Т·尼基申已经在那里了。
　　我、雷巴尔科、方面军炮兵司令员瓦连佐夫、两个航空兵军的军长、炮兵军军长科茹霍夫，大家都位于八层楼房的楼顶上，这似乎是一幢办公大楼。楼里已经没有居民了，因为这幢楼处于炮兵和步机枪火力之下。
　　起初，当我们登上楼顶的时候，敌冲锋枪手从运河那一边向我们打来几个点射，可都没有打中。
　　一些巨大的取暖管通向平顶，它们可以很好地防护冲锋枪的射击。德国法西斯士兵尽管射击毫无结果，但不时继续进行点射射击。最后这都使我厌烦了。看到敌人的射击位置，我命令炮兵向他们射击，他们很快就被压制住了。可是，后来偶尔又从某个地方响起零星枪声。
　　希特勒分子向这幢与泰尔托所有房屋不同的最高建筑物射击，其原因是十分清楚的：方位物太明显了。必须注意到，我们处在这里，引人注意，可有啥办法呢——附近没有其他这样好的地方了。
　　从八层楼上可以乌瞰柏林的全景，尤其是柏林南部和西南部。左翼看得相当远，甚至几乎可以观察到远处的波茨坦。右翼也在视野之内，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将在那里的柏林郊区会师。
　　我记得，这个分散很广的城市好象非常之大。我给自己标出了我们当面这一地域很多的巨大老式建筑物和建筑物的密度，还标出了一切可能使我们争夺柏林的战斗复杂化的东西。我还标出了俯瞰得很清楚的，从不同方向贯穿柏林的运河、河流和小溪。这样多的水障碍又增添了许多困难。
　　我们的面前是一个被合围的并做好了防御准备的前线城市。假若德国当政的是有理智的政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它的军队立即投降是合乎逻辑的。只有投降才能保全柏林在这天之前尚存的一切，才能拯救居民的生命。但是看来，用不着等待明智的决定了，因为战斗就要打响了。
　　我望着柏林在想，战争的结束将同柏林防御的终结联系在一起。我们夺取城市愈迅速，战争就结束得愈快。
　　我当时还想：当然，在战争快结束时倒是想少造成一些损失，可总不能拖延战争吧。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必须情愿受到损失，尤其是技术兵器，首先是坦克方面的损失。
　　当时我脑海里还产生了一个念头：应当把重炮兵，其中包括特重炮兵调到这里来。我立即跟自己的司令部联系，急忙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报告，我们需要特种炮兵和特大威力的炮兵。这种炮兵归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调遣。我并不知道它现在在哪里，只知道有这种炮兵。
　　根据我的请求，给我们调来了这种炮兵，赶上了参加争夺柏林的最后战斗。
　　同时，强渡泰尔托运河的场面呈现在我眼前。强渡虽不能说是一帆风顺，但总的来说进展得比较顺利。
　　机械化第9军先遣部队在兰克维察地域渡至运河北岸，遭到了德军坦克和步兵的反冲击。他们未能扼守住已占领的登陆场，受到损失，撤回运河南岸。起初那里的情况不顺利，但在直接位于我们前面，甚至可以说在我们附近的地段上的近卫坦克第6军，渡河进展顺利无阻。
　　近卫摩托化步兵第22旅先遣支队乘木船渡至运河对岸，部分人沿被毁桥梁的骨架渡到对岸。先遣营巧妙机动，以桥墩作掩护，在炮兵和坦克的弹幕射击掩护下，顺利渡过运河，在运河北岸攻占了几处小登陆场。
　　早晨7时，该旅基本兵力利用这一胜利，开始强渡运河。他们乘木船和折叠舟渡河。
　　卢钦斯基集团军的近卫第48师(师长是科尔奇科夫少将)先遣部队与各摩步营同时开始强渡运河。该师现在作战隶属于雷巴尔科。
　　各集团军属工程兵部队担任架设舟桥的任务。大约过了30个小时，第一座舟桥架设完毕，坦克和炮兵开始通过舟桥。不久，第二座也投入了使用。
　　希特勒分子企图以拼命的反冲击将苏军坚守登陆场的先遣部队赶下河岸。很显然，如果他们现在不把先遣部队赶走，qp那么在我坦克渡河之后他们就做不到这一点了。但是，摩步兵和步兵牢牢地坚守在河岸上，渡河也在不间断地继续进行。
　　还在第一批桥梁架定之前，10时30分我们在楼房平顶上得到一个消息：雷巴尔科的集团军机械化第?l旅在进行争夺柏林郊区舍纳菲尔德的战斗，同时继续向东进攻，从西面向巴斯多尔夫居民地前出。还在4月23日，该居民地的东部就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和坦克第1集团军占领了。
　　于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在德军第9集团军的后方会师了。
　　我这里先补充一下尔后的情况，24日傍晚，卢钦斯基的集团军近卫第61师的步兵在А·Г·沙茨科夫上校的指挥下，同И·П·苏霍夫中将的机械化第9军的部队一起进行了一整天争夺马林多夫的战斗，已经在布科夫地域与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建立了牢固的协同联系。这样就把第9集团军与敌柏林集团完全隔开了。
　　13时许，一座舟桥架好了。第一批坦克通过舟桥到达泰尔托运河对岸，这时我离开了雷巴尔科的观察所。
　　近卫坦克第6军和近卫步兵第48师部队在运河对岸进行了一整天的战斗，硬是一个房屋接一个房屋地冲击，缓慢地但是稳步地向城内前进。日终前，他们顺着街道前进，有些地方前进了两公里。有些地方前进了两公里半。
　　鉴于米特罗法诺夫少将的近卫坦克第6军地段上强渡泰尔托运河获得成功，雷巴尔科还在我在他那里的时候就定下决心：让第7、第9军也在这里渡河。近卫第7军在自己的地段上也以部分兵力强渡运河，在施通茨多夫地域占领了一个小登陆场。可是在敌人的猛烈抵抗下扩大登陆场没有任何益处。因为渡到第6军已经占领的大登陆场更为简单。
　　渡河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4月24日夜间，雷巴尔科的部队突破了敌人从南面掩护柏林中部的防御内廓，突入了柏林。
　　我们夜间发往大本营的战斗报告就会含有这样的内容，这是昼间的基本结果之。
　　我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观察所，来到他的基本指挥所。基本指挥所现在设在措森德军陆军总司令部原大本营里，当然不是设在地下室里。在措森东缘有一些好新的单独住宅——德军总参谋部参谋的住所，现在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了。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准备了一个单独住宅供我休息，可以说是让我体验一个希特勒总参谋部参谋所享有的一切舒适条件，当时他们还没有梦想到我们会来到这里。但是，必须放弃休息。我匆忙吃过午饭，便前往普霍夫的前进指挥所，在那里短暂停留后，决定返回方面军司令部。
　　必须早一些踏上归途，因为所有道路都被堵塞住了，而方面军左翼发生的事件一直使我感到不安。我还想知道，列柳申科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当我在雷巴尔科那里时，我跟列柳申科通了一次电话。他报告说，他们在雷巴尔科的西南到达了泰尔托运河，正在试着渡河，但遭到了猛烈的抵抗。
　　我告诉第4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的部队正胜利地通过运河。如果他也调整一下部队，情况会不错的：跟着雷巴尔科渡过泰尔托运河，尔后将部队调转向西，沿着运河北岸进入自己的地带。列柳申科注意到这一暗示，采纳了这一良好的建议，当天夜间就这样行动了，使自己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
　　我顺便来到我设在普霍夫那里的前进指挥所，收到了一些定期报告后，又抓紧时间继续上路了。17时许，我已到达了司令部，了解了当时整个战线出现的情况。
　　列柳申科的两个坦克旅向波茨坦进攻，攻占了诺瓦韦斯居民地，现在人们都知道它是西柏林的检查站。
　　傍晚，列柳申科的部队前出至哈弗尔河。该河把波茨坦一分两半，列柳申科的部队这天只攻占了波茨坦东南部，因为哈弗尔河的所有桥梁都被德军炸毁了。必须准备强渡。列柳申科的近卫机械化第6军胜利向北和向西北进攻，向勃兰登堡推进了18公里，在另一地方也前进至哈弗尔河。该军的一个旅下午突入勃兰登堡东部。
　　就在这时，列柳申科左翼和普霍夫右翼开始出现新的情况，我们已预见到这一点。
　　我前面也已谈过，4月22日，希特勒向芬克将军从西线撤下来的第12集团军下达了关于从西面和西南进攻柏林的命令。该集团军已编入了一些士气有些不振的部队，可企图向柏林突破的这一集团的规模仍然是很大的。第12集团军辖有坦克第41、第48军，陆军第39、第20军。
　　4月24日昼间，芬克的集团军在贝利茨——特罗因布里岑地段上发起头几次坦克冲击，力图突破叶尔马科夫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5军和第13集团军部队的阵地。第13集团军的部队在此之前刚刚到达并以自己的翼侧与坦克兵联在一起。
　　叶尔马科夫的坦克兵为了完成预先受领的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牢固地从西南保障列柳申科集团军左翼)，在一天中击退了几次坦克、“特奥多尔·克内尔”步兵师和第243强击炮旅发起的猛烈冲击。
　　在敌人开始冲击后不久，列柳申科司令员本人和强击航空兵军军长梁赞诺夫来到叶尔马科丰将军的指挥所。他们两人从自己的观察所(特罗因布里岑郊区的一处房顶上)，引导强击机飞行员对准芬克的第12集团军进攻部队的坦克集团实施突击。
　　梁赞诺夫的强击机飞行员们具有摧毁坦克的丰富经验，这次表现得特别出色。他们在击退敌相当强大集团的突击时，不仅支援了近卫机械化第5军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而且还支援了我们整个方面军。
　　在我返回文面军司令部的途中，就已经收到了头几份关于芬克的集团军冲击的报告。我刚一到达司令部就得知，情况进展十分顺利。近卫机械化第5军组织了防御体系，得到炮兵和强击机的支援，翼侧得到普霍夫的集团军到达部队的加强，因而成功地击退了德军的所有冲击。
　　芬克的集团军，按照希特勒的意图应该拯救柏林，可在头几次冲击时受到严重损失，没有取得任何胜利。
　　希特勒这时坐在帝国办公厅里，不断要求报告芬克的集团军的进攻情况，简直是念念不忘芬克，等待他的救援。
　　我刚才提到强击航空兵第1军军长瓦西里·格奥尔吉耶维奇·梁赞诺夫中将，我想再稍微详细地谈谈他的情况。
　　他是一个有特殊军人命运的人，是在我任方面军司令员时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优秀航空兵首长之一。
　　我很早就认识他，那还是在三十年代我指挥下戈罗德第17师的时候，那时，梁赞诺夫是师政治处辅导员。他很有学问，精通本职业务。三十年代中期他进入空军学院，毕业后又上过进修班。他指挥过许多航空兵部队和兵团。他在某一段时间曾指挥过一个旅，该旅作为航空兵模范部队隶属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
　　他开始学习飞行比较晚，但飞行技术很好。
　　这样一来，梁赞诺夫在军队的生涯中仿佛走过了两个服役阶段——先是政治工作人员，尔后任航空兵指挥员。
　　战争期间，他指挥一个航空兵军。他的军先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编成内，后来转属乌克兰第1方面军。瓦西里·格奥尔吉耶维奇在遂行战斗任务时十分认真负责，从不用天气不好和技术困难来进行推诿。他的强击机飞行员在恶劣的天气也能对敌人发起强击，随时随地都能完成任何任务。
　　我记得并且赞赏梁赞诺夫的部队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编成内强渡第聂伯河时的行动。这发生在佩列沃洛基地域，那里是查理十二世在波尔塔瓦会战之后溃逃渡河的地方。2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在这里渡河。渡河地点是合适的，可是情况仍然是困难的。
　　近卫第7集团军在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上将指挥下，渡至河对岸，用形象的说法，集团军的头部和躯干已经上岸了，可双脚还留在水里。
　　希特勒分子猛烈反扑，尽力设法把舒米洛夫的部队逐出这个小登陆场。有一天，情况恶化，致使他给我打电话说：“显然，我不能再继续坚守下去了。我请求同意撤离登陆场。”当时，我亲自乘坐У—2飞机飞往这一地域，到达舒米洛夫的指挥所。指挥所的确紧挨着水边，正对着登陆场。

老八路

　　在这里的观察所里则有两个航空兵军军长：强击航空兵军军长梁赞诺夫；歼击航空兵军军长波德戈尔内。
　　敌空军不断地猛烈轰炸登陆场、舒米洛夫的观察所、渡口和后方。情况的确十分困难，尽管舒米洛夫是防御行家：一旦揪住了，便别想跑掉(为了避免造成片面的看法，顺便说一下，舒米洛夫在进攻方面同样也是能手)。但是他请求批准撤离登陆场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受到的压迫是强大的。
　　德军的飞机一批接着一批的飞来，而且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们的飞机表现得相当被动，而且数量也太少了。我起初对歼击航空兵军军长说了两句批评的话，可是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如果说好转了。那也是稍微的一点点。
　　过了一段时间，一大批“福克—乌尔夫”飞机又开始在渡口上空狂轰滥炸，扫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正好在这时，强击机完成对德军坦克的轰炸，飞回自己的机场。梁赞诺夫站在我身旁，我忍不住对他说：
　　“梁赞诺夫，不能容忍‘福克—乌尔夫’飞机在战场上空横冲直撞。请把强击机调转方向，把它们赶走！”
　　于是，梁赞诺夫毫不动摇地向自己的强击机飞行员们下达了命令。这次机动完全出乎敌人预料之外。
　　9架强击机全部投入战斗，击落了不知是3架还是4架“福克—乌尔夫”飞机，而其余的都被赶跑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波德戈尔内也整顿好了自己的航空兵军。他的歼击机也比原先有效地掩护了渡口，
　　我第二次满意地观察到梁赞诺夫的强击机的行动是在杜克拉山口战役期间。当时，莫斯卡连科将军的第38集团军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实施突破，而梁赞诺夫的强击机从空中支援步兵和坦克的进攻。他的强击机紧贴着山飞．不断在战场上空盘旋，并且承担了这场山地战的大部分困难。
　　现在，在特罗因布里岑城下，梁赞诺夫又肩负重任，支援叶尔马科夫的军：协助抵抗芬克第12集团军的突破，该集团军力图迎着布塞的第9集团军突破，而第9集团军这时也企图突出合围。
　　梁赞诺夫军的飞行员是优秀的强击机飞行员，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才了解到的。梁赞诺夫本人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水平、高度组织性，认真履行自己的军人义务的指挥员。他在战后去世了，当时还相当年轻，这一损失使我感到特别沉痛……
　　在梁赞诺夫的强击机飞行员与叶尔马科夫的坦克兵一起，在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列柳申科的指挥下，在特罗因布里岑地域多次击退芬克集团军的冲击的时候，列柳申科集团军的右翼完成了对合围敌柏林集团的机动。傍晚，列柳申科的部队位于柏林以西，距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距离不超过10公里。
　　这时，在我合围布塞第9集团军的内圈里，戈尔多夫的部队大约还在原先的地区进行战斗，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某些方向上希特勒分子在寻找突破的弱点。与戈尔多夫的部队相连的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各师也感到了这种压力。
　　在方面军的中央地段上，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以部分兵力支援坦克兵抗击芬克集团军的冲击，同时以两个军沿易北河向西进攻。日终前，普霍夫的部队推进了10公里，前出至维滕堡东缘。普霍夫打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以比平常稍微得意的口气说了一些关于维滕堡城市的优美风景和出色的维腾堡修道院的情况。
　　说实在的，我每天都忙于方面军的事务，以致没有马上想起来维滕堡有哪些名胜。我了解这一点已经有些迟了。当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一边解释自己情绪洋溢的原因一边提醒说，在他的部队突入的维滕堡安葬着马丁·路德。
　　在易北河，在80公里的正面上，只剩下巴克拉诺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34军一个军了，而扎多夫的近卫第6集团军部队已经投入对格尔利茨集团的行动。
　　巴拉诺夫的骑兵军前出至易北河，从西北面绕过迈森城，强渡易北河。
　　我航空兵一夜之间出动了2，000架次，在空中发现敌机210架，其中12架被击落。
　　在这天的重要事件中，值得指出的是苏军航空兵的大规模转场。我航空兵至今住于尼斯河以东。为了更有效地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它现在开始向西转场。参加转场的主要是歼击机和强击机。轰炸机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因为它活动半径大，可以从原先的机场起飞。
　　傍晚，方面军司令部得到消息：敌格尔利茨集团基本上被阻止住了。
　　夜里12时，第6集团军司令员格卢兹多夫斯基打来电话，催促我批准对布雷斯劳进行更积极的行动。我再一次拒绝了他的请求。
　　在数量方面，他的集团军要比被合围在布雷斯劳的敌集团少，可是格卢兹多夫斯基在炮兵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他还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坦克，如果德军企图突破合围，这些坦克可用于机动。集团军的行动不光是巡逻，还要经常袭扰敌人，以炮火射击敌人，使被围之敌一直难以生存。
　　然而，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对布雷斯劳发起强攻。既然我们在头几天未能从行进间攻取这个城市要塞，那么尔后的经常冲击就已是多余的了。应当瞄准城市并不时向德军提出最后通谍，提醒他们知道已陷入绝境，毫无出路。
　　这时，布雷斯劳很少使我感到不安。被合围在柏林东南的布塞第9集团军倒使我感到非常不安。现在。第9集团军与柏林之间的整个空间都布满了我们的部队，它向柏林突破的企图已经不可思议，我有一个越来越坚定的信念，就是说根据所有情况判断，该集团军将通过我乌克兰第1方面军，给自己寻找向西南的出路。所以我们应当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这既有意义而又令人疲惫的一天整个来看，最主要的事情是直接攻占柏林的战斗开始了。相对地说，这天结束了柏林交战的第一阶段——突破柏林的防御和我军对柏林集团的双层合围。会战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完成阶段开始了，它关系到攻占柏林和希特勒德国的全面彻底的失败。
　　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役过程中，这是在所有方向上发生转折的一天。这是令人疲惫而天气很好的一天。是这样的一天：当终于结束了所有事情，夜间已来临时，可以为庆祝这天的胜利而干上一杯。然而，无论干什么别的事情，甚至是睡前喝杯酒，都没有时间。再说我当时的身体也不容许这样做。
　　在转入叙述第二天即4月25日的事件之前，我想稍微回忆一下往事。梁赞诺夫开始是政治工作人员，后来当上了飞行员并担任了高级航空兵指挥员。在回忆这位将军的生涯时，我要说他所走过的道路是与众不同的，虽然这在我们部队里并不那么少见。可以这样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是指我自己。我是在沙皇军队开始军队生涯的，当时当炮兵土兵。在我走完从团长到方面军司令员这段道路之前，在国内战争年代我担任过旅政治委员，尔后任后贝加尔上乌念斯克第2师政治委员，远东滨海第17军政治委员。所以说，我也有几年完全从事政治工作。
　　但是，我现在谈起这事是为了回忆一位很有意思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他去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途中，我和他相识了。我这里指的是远东一个游击旅的政治委员亚历山大·布雷加。他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
　　当时，我们两人是代表远东军队党组织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从赤塔到莫斯科几乎整整一个月的旅途中，我俩同乘一辆车，同吃一锅饭。我俩当时都很年轻，我24岁多，他20岁多，我俩彼此很有好感，相互信任。我喜欢他性格坦直，情意纯朴，平易近人。我们的这种友谊是在经过西伯利亚的长久路途中产生的，并在代表大会期间得到了巩固。
　　在列宁宣布喀琅施塔得局势恶化，号召派部分代表去参加我们部队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后，无论是法捷耶夫还是我都不约而同地向大会主席团提出申请，准备志愿前往喀琅施塔得，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远东代表团还有谁去了。总之，在喀琅施塔得我只见到了法捷耶夫。
　　大会期间，我们一起住在第三苏维埃之家。我们的床位是并排挨着的。我们签到后便乘同一列火车前往彼得格勒。顺便说一下，这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的火车。
　　在彼得格勒那里大会代表被分派到两个方向：部分代表去奥拉宁包姆方向，另一部分代表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方向。我和法捷耶夫又被分在一起——两人都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方向。在那里，我们被派到同一个集群，准备向喀琅施塔得各编号堡垒进攻。直到分到这一集群，我们才下到了不同的分队。法捷耶夫当了步兵，而我原来是炮兵，现在还是当炮兵。
　　局势是复杂的，人们的言谈和情绪是十分不一样的。某些学员拒绝进攻，而炮兵拒绝射击。的确，同大口径要塞炮兵和装备有12英寸火炮的起义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作战是困难的。我们野战炮兵的火力当然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可间接效果也是很重要的。在冰上进攻的步兵应当得到火力支援。所有野战炮兵都用来强击叛乱要塞，主要是以火力伴随陆军在芬兰湾踏冰前进。
　　我们炮兵连的观察所设在利西诺斯沙嘴。就是在这个利西诺斯附近某个地方，我和法捷耶夫当时分手了，他去步兵当政工战士，我则留在这个炮步连也当政工战士。
　　进攻是十分困难的。冰上面的积雪已经融化了，但水下面的冰仍很坚硬。我们穿着白色伪装服模黑在浓雾中开始进攻。但是，叛乱分子仍然发现了成散兵线进攻的步兵，开始从堡垒和军艇上对步兵进行拦阻射击。12英寸的榴霰弹发出阵阵爆炸声，简直使我们震耳欲聋。岸上同样也不大令人愉快，排炮声隆隆作响，弹坑里可以放置一幢整个两层房屋，而在冰上还要更厉害一些。
　　但是，最悲惨的并不在于重型炮弹的爆炸，而在于每一发炮弹，不管它能不能带来杀伤，落在冰上就炸开一个大洞，可破碎的薄冰几乎马上又遮住了大洞，叫人不好识别。在阴晦的天气里，在冒着炮火仓卒跃进时，我们的战士不时地掉进这些大洞，马上就沉到底了。
　　就这样，我和法捷耶夫都成了战争史上不寻常事件的参加者，当时得到战列舰补充防御的第一流海军要塞被陆军强击攻占了。
　　这是来之不易的。可是，革命热情是这样之高，所有人，的的确确是所有人，从指挥战役的图哈切夫斯基和亲自参加战斗的伏罗希洛夫和德边科到列兵，其中包括我们这些政工战士、大会代表，都充满了一个愿望：尽快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这次叛乱在苏维埃全国的历史关头是一次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令人不安的事件。
　　我在战斗中没有看到法捷耶夫，每个人都在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在我们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之前，在没有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前，不论我还是其他人都不能考虑其他问题。
　　夺取喀琅施塔得后，我回到岸上来到营指挥所得知：十大代表受命返回彼得格勒。我们的使命完成了。
　　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我想了许多刚刚经历的事情。我似乎觉得，既然叛乱平定了，那么战争就已经结束了。的确，在远东那里还有日本人和白匪，而我已经不想返回滨海地区：我认为，自己已打完仗了，有理由请求搞民事和平工作。
　　我向中央委员会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同意。“不，亲爱的同志，请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调用，它会规定您到哪儿去，干什么的。”
　　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决定，于是我就这样一辈子留在了部队。
　　从中央委员会回到第三苏维埃之家，我看到从喀琅施塔得回来的代表还没有离去。代表大会这时已经结束了工作，可有一种说法，列宁很快就要专门为去过喀琅施塔得的大会代表发表演说。我们欢欣鼓舞地等待着聆听列宁讲话的机会，甚至认为这是对我们到过喀琅施塔得的应有奖励。
　　的确，列宁马上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给我们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其实是把在大会上作的主要报告又重复了一遍。
　　在坐得满满堂堂的大厅里有不少扎着绷带的伤员。
　　伊里奇在向我们讲话，而我们听着他的讲话，倍感心满意足：一是，在喀琅施塔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二是，我们还健在，坐在这里聆听列宁的讲话。
　　我们感到，今后为了实现列宁报告中包括的那条路线要进行顽强的斗争，尤其是必须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同他们的论战还在大会前就展开了。
　　列宁讲完话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建议合影留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了，我们走出政府大楼，走到室外合了影。
　　我又(仍然)被派到远东，我回到师里，一直战斗到消灭所有白匪为止。直到1923年，同滨海第17军一起从远东来到乌克兰。
　　大约在这段时间里，也许再晚一些时候，我在一种杂志上读到了法捷耶夫的第一部作品。但是，直到《毁灭》一书出版后我才知道，在此之前我所不熟悉的作家正是我所熟悉的布雷加。
　　《毁灭》一书以其真实性给我这样熟悉远东国内战争性质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提到了许多我所见到的人。
　　后来，我在伏龙芝学院学习时，曾就《毁灭》一书作过全面的报告。应该说，我是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作报告的。除了介绍书的内容之外，我还回忆了作者，这位旅政治委员和十大代表。
　　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之间的二十年，我仅仅见过法捷耶夫一次：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而且还是一次小型的代表大会上。我记不清见面的原因了。
　　现在是伟大卫国战争了。我指挥第19集团军。战斗在斯摩棱斯克和亚尔采沃方向上同时展开。这时，三位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和叶夫根尼·彼得罗夫来到我这里。
　　我认为，我们在这十分艰难的日子里的会面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作家来说，会见的益处在于他们看到了战争，而对于我来说，好处在于我体会到了国家非常理解我们的难处。于是国家的优秀作家就来到我们这里，来到士兵中间，下到前线，下到战斗行列里。我毫不隐瞒地说，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精神支援。此外，这又一次证明，苏联的先进知识分子准备完全与自己的人民共命运，他们相信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临走时，三位作家答应要写自己与第19集团军军人会面的文章。的确，后来只有叶夫根尼·彼得罗夫实现了自己的应诺。他在《星火》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很好通迅。
　　战争期间，我第二次见到法捷耶夫是1942年冬季，当时我任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加里宁已经被收复。在随后的进攻战役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到了我们方面军。
　　战后我也见到过法捷耶夫，可是这里我只有意识地回忆他在两次战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斗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