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老八路

政治历史课，也是党课，教官是张寿篯政委和陈雷科长，从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讲起，中间包括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辛亥革命、广州暴动、二十余年之军阀混战、工农红军、红军长征直到“九，一八”事变。

文化课和音乐课是同时进行的，主要通过歌曲的形式来认字识字，歌本就是课本，要求要会唱会写。

担任音乐课的老师是徐紫英同志，他是哈尔滨市二中学生,其父汉族，其母俄罗斯人，父母参加哈市地下工作，省委机关通过伊春四块石山北30公里处东岔河密营地时，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同志特意将徐紫英带到了山上参加了队伍，安排在省委机关任秘书工作。1938年5月调任六军秘书。当年11月参加李兆麟将军率领的第三批西征部队，西征二十余天途中双脚冻伤，在五大连池朝阳山密营治疗，1940年不幸遭敌进攻而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一岁。

我们每人发了一支铅笔，没有纸就去剥桦树皮，桦树皮的一层、二层都能用。

在这里的学习和在被服厂里的学习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迅速提高我们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每天的讲课一般是教员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记，虽然当时我已经能认二千多个字了，但不会记录，那个着急啊，下了课总是再问，问教官，问同志们，一遍遍的问，直到问懂为止。还多亏了于保合同志送给我的那本字典，记录时不会的字就空下来，过后查字典再补上。没有文化基础的同志就更吃力了，看他们着急我也着急，抽空就帮他们抄笔记或者在一起对笔记。

通过系统的学习，同志们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除了每天的正规学习外，我们还要执行站岗、放哨、做饭、保护军部等项任务。

过了没几天，张政委派出的交通员所通知的各路人马会集在了梧桐河畔。他们是六军参谋长冯志钢所带部队，六军保安团政治部主任王均所带部队，二师师长张传福所带部队，六军一师六团政治部主任李云峰所带部队，三师师长王明贵所带部队。

每支部队都分占了一片树林，有的隔湖相望，有的树林相挨，每支部队的四周都挖了战壕，修了简易的工事，战士们每天在这里学政治、学文化、练习射击，为西征做准备。

住在树林子里，因为四周都是水，空气潮湿，我们遇到了最大的敌人是蚊子和瞎虻，一群群，一片片的赶也赶不走，有时把人的脸都呼满了，好象长了一层黑毛毛，脸上、身上到处都是一片一片的红疙瘩。到了夜晚根本无法入睡，一张嘴，一吸气，都进了嘴里和鼻子里，瞎虻更是厉害，隔着衣服都能把人叮出血来，疼的不得了。一开始我们采取用艾蒿熏的办法，可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最后发现高处能好一些，战士们就用原木，在两棵树的中间或者一棵大树上铺上树枝、树皮和草，我们女同志用白布和蓝布做了好多的帐篷，然后把帐篷扣上去，每个帐篷能睡五、六个人，上下都用梯子，到了晚上我们就都爬到树上去睡，这样果然好了不少，树林子里面，帐篷挨着帐篷，战士们都高兴的说：“哈哈，我们住楼啦，社会主义生活了……”

一天夜间，裴大姐带班，半夜轮到我上岗时，裴大姐在下面喊：“小李子，该你上岗啦。” 我迷迷糊糊的还没睡醒，爬起来就往帐篷外面跑，这时我早已忘记了是住在树上，一脚迈了下去。裴大姐在底下直喊：“别下来！别下来……”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我迈下去的当口，裴大姐伸手接着我，咕咚一下，我俩都摔倒在地上，也多亏裴大姐接着我，要不非摔坏不可。第二天，同志们看见我就开玩笑：“小李子，你咋忘了是住楼啦……。”

一天，快到中午时，我刚刚下课，正在湖边抄笔记，湖那边一位年青的军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趟水过了湖向军部而去，我看了一眼，也没在意，因为经常有各部队骑马的军人过来向军部汇报工作。不一会，军部警卫员王国良忽然跑过来喊我：“小李子，张政委喊你，快过去。”

张政委喊我，有啥事呢？可别提问我啊，我还没备课呢。

我随着王国良赶紧向军部的帐篷跑去，一进去我忙喊：“报告，我来了。”

张政委正在和那个年青的军官谈话，我只看到那个人的背影。

张政委看到我来了，就和那个人说：“快看看，你妹妹来了。”

那个人听声转过了头，我和他都楞住了，他是谁？真的是我哥哥吗？

我曾经无数次的梦见哥哥，梦中的哥哥不是这样啊，梦里他总是穿着爸爸的破棉袄，爸爸的破靰鞡鞋，腰里还系着一根草绳。每次梦醒，泪水都流到了腮边，哥哥啊，妹妹做梦都想给你买双新鞋啊……

可他真是我的哥哥，分别四年没见面的哥哥，他参军时十六岁，如今已经二十了，现在他高高的个子，身板也壮实了许多，一身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十分精神，帽子上的红五星闪闪发光，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少年了，变成了一位年青的军官了……

我扑到了哥哥的面前，哇哇地大哭了起来，哥哥拉住我哽咽的说着：“小凤，你长高了……”眼里也闪出了泪花。

我的脑海里闪现着哥哥离家的情景，他答应将来骑着大马来接我……我去割大烟，为的是挣钱给哥哥买一双新鞋。

这时，战友们都来看热闹，看到我们兄妹重逢，大家都热烈鼓掌祝贺，一边鼓掌还一边笑我：“哈哈，小李子哭鼻子啦，小李子哭鼻子啦……”

张政委当着哥哥的面夸奖了我：“你这妹妹不错，学习用功，思想也要求进步。”

哥哥也在不停的嘱咐我：“一定要听领导的话，不要骄傲，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我点头答应着，真是太高兴了，真想把我们兄妹重逢的喜讯告诉所有的人。

从那以后，哥哥常来军部送他捉到的狍子，哥哥是捉狍子高手。他把捉到的狍子送给军部和各个部队。

哥哥身骑快马，在狍子喝水时，出其不意的就能捉住，有一次，一只狍子跑远了，他就开了一枪给打死了，张政委知道后，把他好顿批评。

“谁让你开枪了，引来敌人怎么办？再不许随便开枪！”

哥哥小声嘀咕着“知道了，那我骑马追还不行吗？”

“骑马行，捉的越多越好，”

哥哥还是那么能干，他在我的心里永远都是最有本事的英雄！

老八路

礼歌一曲送西征

梧桐河畔集结了大批人马，部队的粮食和给养没有了，为了保证部队能顺利西征，军部安排了六军保安团政治部主任韩景波和宣传科长陈雷同志带领20多名战士去桦川县悦来镇筹集粮食和给养，当时正是割麦子的农忙时节。

桦川县属革命老区，是著名的“八女投江”烈士之一冷云的故乡，还是抗联三路军三支队政委赵敬夫的故乡，赵敬夫1938年率队西征，曾写下《西征歌》：

“万里长征山路重重，
热血奔腾，
哪怕山路崎岖峥嵘，
纵饥寒交迫，血衣征腥风，
我同志，慷慨勇往直前不惜牺牲。
奋起冲锋，
为革命流尽血，
事业成，变为光明！”

赵敬夫同志1940年在德都县朝阳山战斗中壮烈牺牲，这首歌是烈士留下的宝贵遗作。

筹粮的同志们历经艰险，在桦川县地方组织帮助下，筹集了上千斤的粮食，他们一船一船地把粮食运过了松花江，藏在卧虎里山下的柳树通子里。

张政委听说搞到粮食的信息后十分高兴，立即派我们教导队过江去背粮，过了梧桐河就是卧虎里山，山上有古城的遗址，由于日本鬼子搞“归屯并户”当地的百姓已经不多了。

我们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在夜间坐船过了松花江来到了卧虎里山下的柳树通子后，把藏在那里的粮食再一趟一趟地装船运回江北军部，各营部再到这里把粮食背回自己的部队。

部队来了一名叫李兴汉的小战士，他矮矮的个子，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上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年龄和我也差不多少，他是张政委特意安排专门为我们大家理发的。张政委说了：“这次西征，我们不仅是要开辟新的战场，沿途我们还要接触当地的老百姓，向他们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军容、军纪，让老百姓能够相信我们，信任我们，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抗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

看着李兴汉那张娃娃脸，大家都想，就这么个小孩，能给我们理好头发吗？没想到，他麻利地掏出理发工具，第一个就先给张政委把头发理好了。你别说，他的手艺还真不赖，张政委的头还真是剪的有模有样。从这开始，战士们每天都排着队到他那里理发。

轮到女战士理发了，我们都和他说：“李同志，给我们留长一点好不好”。他乐呵呵地说：“不行，张政委有命令，有规定，都得剪短发。”没办法，我们所有的女兵都剪了男人一样的短发，戴上帽子，简直分不出男女。这个小战士后来跟着六军十二团王钧同志所率领的部队西征了，是第一批西征的战士。

1938年的农历是闰7月，第一个7月我们忙着运粮、背粮，到了第二个7月，天气突变，倾盆的大雨不停气的在下，梧桐河水在涨，嘟噜河水在涨，松花江水也在涨，我们营地的四周一片汪洋，分不清哪里是河，哪里是湖，哪里是草甸子，大雨哗哗的下着，我们只能躲在帐篷里，帐篷也在渗雨，里面雾气蒙蒙。

西征就要开始了，为了欢送西征的将士，军部安排我们排练文艺节目，准备大联欢。徐紫英同志在帐篷里写了著名的歌曲《送西征》。1940年徐紫英牺牲，这首歌也成了一首绝唱。

大家都在各自的帐篷里排练节目，到了农历十五那一天，天气突然放晴，大大的太阳挂在天上，林间云蒸雾绕，同志们兴奋地跑到了外面，徐紫英同志抓紧时间领着我们进行集体排练，这天晚上部队将举行一个盛大的联欢会，欢送西征部队。

这时，三军通讯队长姜立新同志来到了军部。姜立新队长是武装带枪跑交通的。他这次来，带来了不少文件还有极其珍贵的几份“新华报”。我们正在练歌时，张政委拿着几份报纸交给了徐紫英，看到报纸徐紫英高兴地跳了起来，报纸上有红军战士穿着军装的照片，红军战士肩上背着枪，头上戴着红五星的帽子，非常的神气。

另一张报纸上刊登一首歌《救亡进行曲》，徐紫英大声喊：“别挤了，我马上教你们唱这首歌吧……”于是大家都静下来坐在草地上，等着学歌。徐紫英同志用他洪亮的声音开始教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从这以后，这首歌传遍了松花江畔，传遍了大、小兴安岭，给东北抗联战士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激励我们战胜饥饿和严寒，与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

这一天的晚上，一轮明月高悬在夜空，军部的空地上点起了长长的一排篝火，欢送西征的晚会开始了。

晚会开始前，张政委首先讲了西征的作用和意义并作了动员，接着各部队代表发言表示了决心，发言完毕联欢开始了。

第一个节目是张政委和陈雷同志表演的小话剧，是针对有些指战员不愿意离老区的思想而编的。六军部队的指战员大多来自汤原、桦川一带，他们在这里打游击多年，同这里的山山水水和乡亲们都有深厚的感情，如今要去西征，很多人都故土难离，能不能把队伍拉出去是西征的关键。

张政委扮演了一个不愿意西征的战士，捂着肚子装病，他躺在二大爷家的炕上想躲避西征，陈雷扮演二大爷，二大爷是老区的骨干，他给这名战士讲西征的意义，讲革命的需要，通过二大爷的教育，这名战士终于想通了，愉快地报名参加了西征。他俩表演的非常逼真，张政委扮演的战士捂着肚子，哼哼呀呀，陈雷扮演的二大爷用炭灰化了黑胡子，腰里还扎了一根破草绳，他们风趣、幽默的语言引起了战士们阵阵的笑声。接下来就是我们白天学的新歌《救亡进行曲》：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脚步和着脚步，
臂膀扣着臂膀，
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
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
是朝着一个方向。
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
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
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
大家起来武装，
打倒汉奸走狗，
枪口朝外向！
要收复失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光！”

教导队表演了用大秧歌调新编的男女对唱《送出征舞曲》：

送呀么送出征那嘿，送咱们好弟兄那，挺进西大荒嘿 开展游击战争。
（女）祝你们旗开得胜，（男）旗开得胜。
（女）祝你们马到成功（男）马到成功。
（女）配合祖国全面抗战（男）配合祖国全面抗战。
（齐）迎接这大反攻那嘿。哎咳哎咳哎咳呀，哈哎咳哎咳哎咳呀。
离别咱同志们那嘿，送进西大荒那，留下好同志那嘿坚持在后方。
（女）祝你们工作顺利（男）工作顺利。
（女）祝你们身体健康（男）身体健康。
（女）抗日的烽火越烧越红（男）抗日的烽火越烧越红。
（齐）越烧哇越红那嘿，哎咳哎咳哎咳呀，哈哎咳哎咳哎咳呀。

接下来李副官表演了京剧选段：“八月十五月光明……”

杨副官不甘示弱也唱了段京剧“身背宝剑，忍饥挨饿……”

他们唱的字正腔圆，很有味道，很受大家的欢迎。

联欢会开到半夜，同志们情绪高昂，又合唱了周保中将军创作的《奋斗曲》：

“民族革命要完成重任在吾身，
拼头颅热血，誓驱倭寇挽狂澜。
强敌如僵蝉，垂死命难挽。
抗日联军诸战士，策马励兵赴前线，
冲锋陷阵杀敌复仇壮志坚，
军威所至敌胆寒。
不怕死，不怕难，
抖起新精神夺回我河山，
旭日将东升，解放的曙光呈现在面前。
前进，再前进！强敌齐扫完，
血红旗帜东北飘胜利呼声喧。”

联欢会在徐紫英同志创作的《送西征》的歌声中结束了，歌中唱到：

“碧草潇潇夏日长，
共为救国忙，
礼歌一曲送西征，
从此各一方。
愿望同志肩重任，
为国争光。
祝同志前途无量，
进取莫彷徨。
祝同志前途无量，
进取莫彷徨。“

第二天风和日丽，湛蓝的天上飘着一朵朵的白云，西征的队伍出发了，我们留守的人员排成两排夹道欢送，指战员们骑着马、挎着枪，蓝天下他们威武雄壮的走向了征途。

老八路

转战老等山

西征队伍出发了，张政委时刻挂念着远征的战友们，心中十分忧虑，他祝愿西征的部队能够突封锁、破重围，踏破兴安万重山。这时他有感而发，写了《露营之歌》的第二段：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呀！重任在肩，
突封锁 破重围，
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歌曲很快在指战员们中间传唱开来。

西征部队走后，张政委召开了地方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萝北县委书记王永昌等同志，高禹民同志还带来了地方工作人员赵永彬指导员、张玉春（女），他们后来留在了教导队。

会议上张政委对地方的工作作了安排和部署，会后，因下江地区地方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高禹民同志留在了部队。

会议结束后不久，八月份我们教导队随军部转移到了老等山，老等山上有一种黑白相间的鸟，叫长脖子老等，这座山就以这种鸟儿命名。老等山紧靠嘟噜河，河边是一人多高的芦苇，芦苇下面都是水。那年连日暴雨，嘟噜河也在涨水，水深流急。

我们要在老等山赶制第二批西征队员的服装。萝北县委书记王永昌带着交通员马福东为我们运送布料，湍急的嘟噜河成了天然的运输线。

王永昌书记和马福东都是十分能干的好同志，他们在日伪白色恐怖的威胁下，千方百计的筹集布料，然后装船，他们在布匹上面盖上些芦苇作为掩护，再将布料顺嘟噜河运到我们的驻地老等山。

当时的芦苇也是一宝，农民们用它编炕席，编草帽，还可以卖钱，所以盖上芦苇敌人不会怀疑。

王永昌同志，老家山东，记得我十一岁那年被狗咬伤时，是他背着我求医问药，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是我爸爸的战友，他于1950年过早的病逝了，后来他的儿子把他的尸骨运回了老家。

马福东同志据说后来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去了一个林区铁力，以扛木为生，为了不暴露身份，他装了四年的哑巴，解放后才和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在富锦县园林处工作。

他俩在地方上向老乡借了一台老式的缝纫机和两台手摇缝纫机，装船运到老等山，运过来的布匹颜色不一，白布居多，我们就用柞树皮加艾蒿染成了土黄色，用锅底灰染成土灰色，到了后来，布料用没了，就把所有的帐篷全都收了上来改制成衣服，所制成的军装有藏蓝色、土黄色和土灰色三种。

当时做军装的有裴大姐、金碧荣、张玉春和我，裴大姐负责裁剪，我们三个人缝制，教导队的男同志负责煮染、晾晒布料。

最让我们为难的是帽子，当时弄不到红布，帽子上的红五星没法制作，我们就向战士们要他们的包枪布，战士们都爱用红布包手枪，说是枪法灵验，当时红布又奇缺，谁得到红布都像宝贝一样珍藏着，在我们的动员下，战士们都交出了自己的包枪红布，即使这样，红布也远远不够，没有办法，一部分军帽就没钉上红五星。

有一天发军装，当班长夏洪年把军装都发到战士们手中后，战士于德发发现自己的军帽上没有红五星，他抬头看看班长的帽子上有，就一把上前摘下了班长的帽子扣到自己的头上，然后把自己的帽子给班长扣上，班长不干了，又一把抢回了帽子，两个人抢急眼了，撕扯在了一起，在地上骨碌来骨碌去。

于德发是一名身高体壮的战士，打仗十分勇敢，就是脾气不太好。

这时，张政委听到了动静，跑了过来，两个人听到政委来了，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张政委气得问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班长夏洪年赶紧打立正报告：“报告政委，他抢我的帽子……”

战士于德发也赶紧打立正报告：“报告政委，我的帽子没有红五星，他的有……”

听了他俩的话，张政委沉默了片刻，他并没有批评他俩，而是喊来了裴大姐问为什么有的帽子没有红五星。裴大姐报告说：“红布都用没了，连战士的包枪布都用没了……”
张政委说：“那就再想想办法，发动发动群众。”

裴大姐说：“他们还能有什么法子啊？该想的都想了。”

“那就不会到山上再去转转啊，看有什么能代替的。”

张政委的话提醒了大家，我们随裴大姐上了山，到了山上同志们四处张望，忽然发现有一种红树皮的桦树，干脆就用树皮做吧，大家高兴地赶紧剥树皮，桦树皮很柔软，回来后我们剪了好多的红五星发给了战士，红树皮做成的五星虽然没有红布那么鲜艳，但也有另一种的美，戴在帽子上十分漂亮。

张政委对部队的纪律和军容要求十分严格，他总是教育我们说，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部队，要时刻注意自己形象，要让老百姓信任我们，支持我们，拥护我们，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部队的指战员都知道张政委的要求，每次去见他都把胡子刮干净，即使冬天没有水也要用白雪把脸擦一擦。多少年以后，张政委的话，还时时回响在我的耳边，可以说张政委的战士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军容。

农历八月初，我们送走了第二批的西征部队。第二批西征部队是由六军三师师部警卫连、八团和二师十二团所组成，由王明贵同志率领向海伦开拔。三军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和侯启刚这时也率队来到了老等山。金策同志是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他决定三军三师部队和六军第二批西征部队同行，并指定王明贵同志为三、六军联合西征部队的军事指挥员。

送走第二批西征部队后，我们做完了最后一批军装，也准备出发了。

老等山下，走出一里地，有猎户和渔民，那里有个鱼亮子（打鱼人住的地方），一个外号叫“王大包”的渔民就在河边，他有一间小草房，还有一盘碾子。 “王大包”种了几块玉米地，最后军部断粮时，他曾把自己的玉米都给了部队，张政委给了他一些钱，而且向他表示了感谢。他的玉米有老的玉米棒子还有青的没成熟的棒子。有了玉米棒子后，我们自己拉碾子加工粮食。因为粮食紧缺，就是苞米芯子都没舍得扔掉，和苞米一起碾碎了熬粥喝。

在一个阴雨天里，部队集合在“王大包”的鱼亮子上，我们将在这里登船顺嘟噜河而下，横渡松花江，赶往双鸭山方向，与徐光海的部队会合，根据全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下发的《抗日联军下江紧急通告》精神，部队将去开辟新的战场。

后附《抗日联军下江紧急通告》

附录：.抗日联军下江紧急通告

（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

柴军长世荣、谢军长文东、刘主任曙华、李军长华堂、李主任熙山、第三军三师侯主任启刚、张参谋长建邦、第四军彭留守主任施鲁、第五军三师李师长文彬、季主任青、第六军一师徐主任光海、第七军景师长乐亭、刘主任廷仲、并转崔代军长、郑主任、第八军秦师长秀权、第九军二师王主任克仁、独立师李师长景荫、一旅张旅长建国、二旅胡旅长、王主任济洲、三旅姜旅长、崔主任振寰、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王参谋处长效明各同志均鉴：

（一）遵照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统一战线拥护之国民政府中央林主席、蒋委员长及北方战区朱总司令不久以前传达到着之指示，我东北抗日联军，编列全国统一一致之战时军制范围，一切军事政治建制行动，应以国民政府中央颁布之战时政令、军令为标准，参照东北实际情形，切实奉行。现我联军与中央内地及北方战区之确定联络，最近正积极设法建立中。

（二）下江汤原、绥滨、萝北、佛山各地联军部队，由北满方面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总司令及三、六军军司令部直接领导。江南、依、勃、富、桦、宝、饶、密、虎各县，三六两军部队及独立师部队，由三军军政治部主任金策同志暂时直接统一领导。依、桦、富、宝各地，第四、第五、第七各军部队，统由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王效明同志临时统一领导。金主任策与王处长效明，确保固定一致之联系。

（三）关于目前游击策略，各军部队行动，依照前记第二项规定军队关系，分别策划规定之。

（四）嗣后如未得总会暨北满方面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之共同统治变更时，关于下江联军军事行动及统一联系，绝遵照前记二、三两项执行，不得擅自变更或任意紊乱系统。

（五）下江联军各部经济、军需粮秣之筹划征发：（甲）依金主任策及王参谋处长之共同规定、指示办理；（乙）就游击活动当地实际状况，依部队间的相互密切联系及需要，共同规定临时办法。

（六）下江联军部队，应按规定关系，不断互通情报。遇与敌人作战时，绝对互相援助。

（七）下江各部队应努力保持对民众抗日救国之良好关系，凡籍端勒索绑架非法逮捕，以及打骂酷刑，绝对禁止。

（八）凡下江部队收编队伍以及遇有联军纠纷事件，须依照北满方面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以及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联军洼峰会议历次成案办理。如违反者，即认为破坏联军纪律，决行惩治。

（九）对于敌探走狗奸细间谍，各部队应绝对制止与肃清之，并须设法制止叛逃投降于日贼者。

亲爱的同志们！我国全民抗战，已经逾年。日贼虽然外强中干益见显露，但日贼主力军尚未整个崩溃瓦解以前，我东北游击运动仍是吃紧。东北处在日贼重要后方，当次抗日大战深入扩大的时候，国际的风云，亦在异常紧骤着。我们先进的东北抗日联军为了达到动摇破坏日贼后方，牵制日贼主力行动，要争取最后胜利，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改正自己的缺点，“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日贼是在怎样的图谋我们，我们应该进一步反抗进攻日贼。所以今后联军一切，首在绝一行动，团结坚实。我们是民族解放的英雄，抗日救国坚贞不拔之士，要完成我们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更加团结起来作更坚强胜利的奋斗！特此通告，希即查照。并致
抗日救国敬礼！！！

全东北抗日救国总会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 周保中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政治部主任 金策

摘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2——245-248

老八路

横渡松花江

农历八月初，天上哗哗下着雨，那年的雨水特别的多，整日下个不停，天好象是漏了一样。

傍晚，队伍集合在“王大包”的鱼亮子边，王大包和渔民们为我们准备了四艘渔船。我们将在这里上船。顺着嘟噜河进入松花江。

那天，我坐上了过江的第一只渔船，船上能坐六、七个人，连日的大雨河水暴涨，淹没了河边的芦苇和小树丛，水连着天，天连着水，四野一片白茫茫。

小船顺着嘟噜河向南漂游，不时撞击着已淹没在水中的河岸，走不多时，忽见浊浪滔天，一个大浪铺天盖地的打了下来，原来我们已经进入了松花江口，嘟噜河水涌入松花江的一刹那，两条江水的合力突然间涌起的大浪差点掀翻了渔船。巨浪中，小船顿时失去了控制，大家都死命地抓住船帮，生怕被甩出去。就在这时，教导队的小战士丁福同志可能是受了惊吓，高喊着：“报告，我要尿尿。”当时，我们教导队有三福，是三个叫丁福、赵福、于连福的战士。连长气得高喊：“都不许动，谁有尿，都往裤子里尿。”

江面上，江风一阵紧似一阵，雨还在不停地下，一排排的大浪拍打着小船，汪洋中的小船，一下子越上峰顶，一下子跌入浪底，随波逐浪地向下游的岸边冲去，最后，我们总算是越过了江心的急流，停靠在一个叫华马的地方。

这次过江真是惊心动魄，小船进了不少的水，好在是有惊无险，船靠岸后，我们每个人都好象是从水中捞出来似的，不一会，后面的船也都陆续的靠了岸。

战士们把船扣在岸边的柳树通子里，渔民们会自己来把船划回去。

天大黑了，雨还在不停地下，队伍钻进了一片苞米地，雨水打在苞米叶子上刷拉拉地响。苞米地里泥泞难行，泥水到了膝盖，这只脚刚拔出来另一只脚又陷了进去。部队在雨中艰难地行进着。教导队新派来的连长白福厚同志带着两名战士前去探路，命令我们原地休息。咋休息呀，满地的水和泥，我们只能原地站着，等待消息，有的战士开始找村民没收干净的苞米了，找到了大伙掰开分着吃。

队伍又开始行动了，原来探路的同志发现了一片瓜地，瓜已经罢了园，瓜窝棚还在，里面住着一位老大爷。大爷听说我们是抗联部队，就招呼大家过去。

到了老大爷的瓜窝棚，老大爷给我们煳了一大锅土豆，土豆煳熟后，每人分两个。好久没有吃到土豆了，皮都没剥，大家站在泥水里吃得那个香啊，两口就进去了。

吃完了土豆，连长给了老大爷一些钱，部队就向附近的一个村子走去。

这是一个刚“归屯并户”不久的村落，原名叫韩家村，现在叫韩家围子。围子里是一排排低矮的马架子房，村民们不少是从别的屯子被小日本赶到这里来的，百姓们啥东西都没能从原先的家中拿出来，无奈之中互相帮衬着搭起了这些马架子房。马架子房低矮阴暗，连日的暴雨家家户户都进了水，灶坑都泡在了水中，乡亲们都在不停地往外舀水，我们看着心里十分难过，到了冬天他们可咋过啊！

那一天，进了韩家围子后，战士们分散敲开了几户原有的住家，我们几个女兵进的这户姓韩。这家人是坐地户，房子也不算宽敞，屋内南北炕上住着老少三代人。我们进去时，老太太怀里抱着小孙子，老太太的儿子听说我们是抗联部队的忙招呼我们炕上坐，一边招呼一边说：“老疙瘩，辛苦啦，瞧这大雨的天。”他以为我们是小男孩，老太太的儿媳妇接过了孩子躲到炕梢，当时，我们几个女兵都剪的短发，又都戴着帽子，所以她把我们当成了男兵。

我们和这家人唠起了家常，他们问我们多大了，我说十四了，一听我们说话，老乡们全楞住了，“哎呀，你们是闺女啊，女人家也出来抗日啦？”这家的儿媳妇也忙上前来看我们：“嗨，我还以为你们都是爷们呢。”这时，这家的男人赶忙出去，喊来了左邻右舍，让大家都来看看女兵什么样。

趁此机会，裴大姐带着我们向老百姓展开了演讲，我们讲了日本鬼子对我们国家的侵略，讲乡亲们现在都过的什么日子，讲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跑日本帝国主义，讲我们抗联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百姓求解放的队伍。

听了裴大姐的演讲，看见我们一身湿淋淋的衣服，乡亲们都十分的感动。紧接着我们唱起了抗战歌曲，草房里挤满了老乡，后来老太太把窗户都打开了，有的进不来的就站在外面头顶着簸箕冒雨来听。来听歌的老乡大部分都衣不遮体，有的腰间围着一块麻袋片，用个草绳系着，两条腿光光的露在外面。

我们第一支歌唱的是《贫农四季叹》：

青山碧水好美春，我们贫农人，劳苦又殷勤，指望种地渡生存，谁想日军出发来并屯，闹得各家园都遭灾，不安身，怕是他来害人，养活这猪鸡多担心，不让他杀吃他就打人。全都是些贫农人，来了这些苦恼多糟心，看看俺们多苦闷，何时有谁来知音。

草绿花红到夏天，当午烈日炎，铲地真艰难，晒得满头直流汗，还得一锄一锄往前铲，为的养家人吃个饱穿个暖，不受饿不受寒。这才铲完几垧田，谁想日军进我边，屠杀人带强奸，苛捐杂税一齐添，还要成立自卫团，这真苦了我乡间。

山花田荒立了秋，贫农犯忧愁，从春忙到秋，指望种地养老幼，打下粮食上税还不够。老幼泪交流，吃不饱穿不暖，日本贼把税收，还要强迫把兵抽，去给日军当马牛，双亲哭妻子愁，家人难舍也得走，眼看合家难聚首，骨肉分离命便休。

霜降寒雪变了天，贫农衣单寒，想起这几年，自从日军进我边，哪有一天得过乐安然，好像在狱间。贫农人要听言，日本贼不杀完人民昼夜不得安，我们性命真危险。快联合我乡间，大家团结赴火线，杀出日本奏凯旋，男女老幼得团圆。

当这支歌唱完时，不少的老乡都流下了眼泪，是啊，手无寸铁的老乡们被日本鬼子害得太苦啦。接下来，我们又唱了《五更叹》和《反日四恨》等歌曲。

这时老乡们纷纷拿出了煳熟的苞米，塞到我们的手里，热乎乎的苞米暖透了我们的心。部队通知集合出发了，我们不能在这里过夜，如果让敌人知道会血洗这个村庄的。

依依不舍的就要告别了乡亲，这家的大娘拿出了几支香，跪在了供奉的灶王爷跟前，一边流泪，一边祷告：“老天爷啊，保佑保佑这些好心的闺女吧，她们都是好人啊，是为咱老百姓去打仗啊……”

到了这里高禹民同志就要和我们分手了，他到这里视察工作。根据这次渡江，他创作了一首《浪潮歌》，这首歌是对抗联战士们在狂风暴雨之夜驾渔舟渡江的艰险和对日寇“三光政策”的真实写照。浪潮歌：

法西斯残暴，战火烈焰烧，
革命斗争汪洋大海，
谨防水底礁。
狂风起浪潮，
水手舵把牢，
毁船难上岸，
冲！冲！
敌溃也难逃，
资本主义坟墓俱备了，
丧钟一声敲。
阶级仇恨难消，
誓死高举红旗摇，红旗摇！
赤光普照中华万恶消。

高禹民同志原籍山东高密县人，1924年随父母闯关东来到依兰、勃利等县。其父摊煎饼养家糊口，还送他上了学。但是，不久父亲故去，他只好依靠半耕半读（给地主放牛）坚持读完了中学。

高禹民早在中学时代就参加革命，从事抗日活动。曾任下江特委书记、北满省委执委委员、抗联三路军三支队政委等职。他的未婚妻张宗兰同志，是张耕野的妹妹。1918年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城，13岁小学毕业，1934年春进桦川中学读书。193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任中共佳木斯市委妇女部长，年末到桦川县公署当文书，利用这个职务给党组织收集情报，1938年3月15日日伪统治者制造震惊东北的“3•15”大搜捕事件，她化妆离开佳木斯市到了哈尔滨住进道外天泰客栈，3月20日晚在特务搜捕时牺牲，年仅20岁。

残酷的对敌斗争使这对恋人没有机会成家，张宗兰同志过早的牺牲使他们生死相隔。

高禹民同志是一位忠诚、优秀的指战员。在敌人高压和饥寒交迫中他以“只要头尚在、血尚温，誓死抗日”的思想鼓舞战士。他在给北满临时省委的信中写出了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夜已深了，室外的狂风配合着树声呼呼怒号，冷风阵阵袭来，吹得一盏昏暗的野兽油灯的灯火动摇不定。燃烧鼓舞起革命的热情，吃马匹、树皮、松籽的战士们正在酣睡着，负伤同志们的咳声打动了我的心弦，周身的热血在奔腾狂流……使我一刻也不能忘掉，同时也没法忘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指示我们在急转的漩涡里踏着点点的鲜血，前进……杀敌……冲锋！

不幸的是，1940年11月9日，高禹民同志在呼伦贝尔盟阿荣旗鸡冠山战斗中壮烈牺牲。而他所写的《浪潮歌》永远的留在了抗联的史册。

部队出发了，漆黑漆黑的夜，外面的雨还在下，我们冒雨离开了韩家围子后，天亮前又钻进了一片苞米地。

东方露出了一抹鱼肚白，浠浠呖呖的雨也慢慢停了下来。顺着苞米棵子向外望去，不远处有几户零星的人家，最近的那一户墙上挂着的红辣椒和成串的玉米棒子清晰可见。

这里是一片开阔地，部队怕暴露目标，白天不能行军，军部通知就在苞米地宿营了。我们又往里走了走，撅下了苞米棵子铺在了地上，也顾不得湿淋淋的衣服紧贴在身上，几个女兵挤在了一起倒头就睡着了。

关于“归屯并户”史料有如下部分的记载：

实施“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沦陷区推行殖民统治政策时，为消灭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指使日伪地方当局和军警，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强迫分散居住在抗日武装活动地区的民众，离开原住地，迁往指定的地方集中居住，建立由军警宪特严密控制的“集团部落”（即大的武装村落，也称之为“人圈”），对原住地村屯烧毁，制造“无人区”。这项政策给沦陷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造成巨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1931年日本武装侵占东北后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建立起各种抗日组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抗日斗争。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抗日，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威胁着日本的殖民统治，侵略者调集大批兵力疯狂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但是，单纯的军事“围剿”、“讨伐”并没有消灭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反而使抗日武装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下异常活跃，迅猛发展。为彻底根除东北抗日力量，日伪统治者采取了“治标”（即武力“讨伐”）和“治本”（所谓“匪”民分离）相结合的办法，实行以关东军为中心，集日伪军警与行政于一体的“治安肃正”。在“治本”工作中，建立“集团部落”、设立“无人区”被日伪统治者视为根绝抗日武装力量，实现“匪”民分离目的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

在抗联活动的游击区，伪满有关省份根据伪民政部训令制定了相应的“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并加速实施。1936年~1937年是“集团部落”建设的高峰期，截止1939年日伪在东北共建13451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团部落”。
仅伪三江省汤原县“归屯并户”人口和财产损失如下。

1936年-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武装活动的“地皮红透三尺”的伪汤原县境内的黄花岗、吉祥村、永昌屯、东江沿、施家亮子、五保、二保和太平川建立了8处集团部落。在推行“集团部落”建设中，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游击区，强迫偏远地区和分散居住的农民“归屯并户”，迁到指定的部落居住，对原有的村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以此达到割断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联系的目的。

汤原太平川“集团部落”是日伪统治中国东北期间一处规模较大，比较典型的部落，该部落位于汤原县城东35里处。

太平川在“归屯并户”前约有500余户人家，日伪当局为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太平川屯为基础，在东西宽600公尺的范围内建立“集团部落”。太平川屯西部300余户约1800余间民房和大量粮草、家具等全部被烧毁，东部民房全部被扒掉，仅将中部10余户住地划进“集团部落”的范围内。太平川周围远至17里、近至3里范围内邻近的齐家屯、姜家屯等12个村庄的居民一律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

1936年11月和1937年2月，日军在太平川进行两次大规模清乡圈屯行动，制造无数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残忍的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挨家逐户清查，对拖延和反抗归屯并户者实行残酷的杀光和集体抓捕。一些民众不愿离开家园拒绝搬迁，他们或被抓进县城日军守备队施以各种酷刑折磨至死，或被集体扔进井中活活淹死。

日军在太平川“归屯并户”中，前孔家井里一次就被推下20多人。有些井内发现的尸体是被日军杀害后扔进去的。董家大井紧靠在一堵垡子墙下，归屯时没人知道井里埋着人，天长日久，见墙根井旁总有野鸡逗留，并且飞下去啄食，人们下去探查，才发现井里石坎下埋有6具尸体。安洪福家大井扔有七八具尸体，此外黄有井中也埋有尸体。

在日本侵略者推行“集团部落”建设中，东北抗日武装及地下反日组织、救国会积极抵抗“归屯并户”，采取多种形式的斗争。中共汤原县委委员康正发等人在黄有屯秘密联络群众，进行反对将黄有屯归并到太平川“集团部落”的斗争。1937年农历春节，这天，天还没亮，日军严密包围黄友屯，敲门砸窗，挨家抓人，除了女人和孩子，全屯男人都被驱赶到李长顺场院，打骂之后，将其中康正发、丛凤林、王长福等40余人押往太平川日军守备队。被抓者受尽酷刑，十人九不还，有的被活活拷打致死，有的被拉到汤旺河塞进冰窟窿里。据康正发之弟康雨亭控诉：日军驻太平川守备队于伪康德三年十二月间在黄有屯将康正发逮捕，同时被捕的有刘海龙、刘海清、刘海富等兄弟三人，在太平川关押数日后送汤原县日军守备队，康正发被活活拷打致死，刘海龙等兄弟三人被秘密杀害。黄有屯被日军烧毁后，全屯百姓被逼无奈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

（摘自黑龙江党史资料与研究141—150页）

老八路

腰山战斗

经过了惊心动魄的一整夜，战士们又困又乏，这一觉一直睡到了天擦黑。

天空又开始下起了蒙蒙的细雨，雨中我们出发了。还是泥泞的苞米地，还是没膝深的泥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农历八月的夜晚，寒气逼人，战士们冻得上牙直打下牙。忽然，前哨传来了口令：“注意，前方有公路，过路时要迅速！”果然，不久就看到了佳木斯通往富锦的公路横在我们的面前。大家迅速地跨过了公路，这次没走多远，就来到到一座大山前，摸着黑我们开始爬山了，告别了泥泞的苞米地，这下可是好多了，那陷人的庄稼地真是太难走了。

这座山叫做腰山，山上的落叶和枯数枝厚厚的一层，喧喧的，路也好走了许多。经过了一夜的行军，我们翻过了大山来到一个山窝里。

部队开始休息了，我们三个女战士抱了一些枯树枝铺在地上躺了下去，我摘下背上的背篼枕在了头下，背篼里有我的课本、字典，一个做饭的盆子拴在背篼的带上。天上还在下着小雨，裴大姐掏出一个白面袋子让我们三个人蒙在头上避雨，正在大家挤在了一起互相取暖，迷迷糊糊的好象要睡着时，忽然听到有人争吵，睁开眼睛一看，不远处出现了一处火光，原来是战士于德发点燃了一堆枯树枝，夏洪年班长生气的质问：“谁让你点火啦？暴露了目标咋办？”于德发不服气的反问：“咋的啦？都要冻死人了，点堆火烤烤不行啊？你们的胆儿咋那么小？”听到吵闹声张连长也跑了过来，张连长说：“这里是敌占区，我们不能暴露目标，赶紧把火弄灭了，抓紧时间休息吧。”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火熄灭，都挤在一起休息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有人拽了我一把，耳边“咔咔、咔咔”的机枪声响成了一片，睁开眼睛一看，天已放晴，同志们正在向山上冲去，我赶紧爬了起来，抱着枪也向山上跑，不一会就跑到了前面，跑到前面后，我扭头看了一眼，发现张政委就在我的右侧，这一看，就觉得不对劲了，同志们都背着背篼，自己的后背空空的，我忙喊着：“我的背篼，我的背篼……”张政委听到喊声，知道我丢了背篼，就拿眼睛瞪着我，我知道事情不好了。那时侯，教导队的纪律是十分严格的，纪律里面有一条，行军、打仗、露营都不许丢东西，我们的一针一线，一碗一盆都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因为敌人会把它当作战利品去展示，去领赏，抗联部队不准丢东西，这是军纪。

我知道自己犯了大错误，赶紧的往回跑，上山容易下山难，雨后的山路溜滑，好不容易，叽里咕噜、跟头把式的跑到了山脚下。山脚下有一片荒芜的黄豆地，地里的豆子没人收割，还夹杂着一人多高的荒草，我的背包在黄豆地的那一边，这时敌人的机枪还在咔咔的响，我不敢跑着去拿，就一点一点的从垄沟里爬了过去，背包离黄豆地还有几米远时我站起来跑了过去，一把拽住了背篼，还没来得及背上，就听敌人的机枪咔咔的向这边扫射，我赶紧就地卧倒，匍匐着又爬回黄豆地的垄沟里，就在爬到地中间时，听到左侧几米远的地方，有刷拉刷拉的响声，我当时也害怕，难道是敌人跟上来了，就在这时，听到白队长在小声的喊我：“小李子，小李子，我受伤了……”，原来是白福厚在那里，我赶紧爬到他的身边，他伤在了左腿的小腿肚子上，血水顺着腿肚子流到了脚脖，我赶忙在白衬衣上撕下了一条布，给他做了包扎。原来白团长看我返回去拿背篼他不放心也跟了过来。看到白团长受伤我心里十分难过，要不是我犯错误，白团长咋能负伤啊。

我俩顺着地垄沟爬到了地头，敌人扫了一梭子子弹没有发现什么，就不往这边打枪了，我俩钻着树空又上了山。

这时，队伍已经抢占了山头的高地，开始阻击敌人了，我和白连长绕开攻山的敌人，爬上山顶和战友们会合了。这时张政委指挥，他留下一半的战士继续阻击敌人，另一半的人向西南侧第二个山头撤退，等一部分战士抢占那个山头以后，再掩护第一个山头的队伍向第二个山头转移，敌人摸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人马也不敢冒然强攻。估计这是一小伙巡山的支队，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尾追过来了。

第二个山头，地势很陡，队伍抢占了三个制高点，我们都不出声，静静地等着敌人上来。追击的敌人过来了，我们都能听到日本鬼子一边爬山，一边嗷嗷的叫声。就在敌人爬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军的三挺机关枪“咔咔、咔咔”地响了起来，冲上来的敌人被打了下去，从敌人的嚎叫声中，他们好象死了人，敌人退下去了。这时，于德发顺着山洪冲击形成的一条水沟，像只猴子似的蹦了下去，下去后，果然看到一个日本军官被打死在那里。那个军官手里拿着一个王八撸子，于德发拿过了王八撸子三窜两窜地又跑上了山头，上来后，同志们都抢着看枪，他大大咧咧的说：“小李子，这把王八撸子给你吧，俺们男人不用这东西，名儿不好听。”我说：“我也不要，什么王八撸子，我也嫌名儿不好听，再说我也不会用。”同志们听了都哈哈大笑。

趁着敌人退下去的功夫，我们又开始转移了。翻过了第三个山头，山下有几处被烧毁的房屋，只剩下些残破的土墙，土墙四周都是荒地。据说，这里后来就叫火烧屯。我正走着听到战士葛海清在喊我：“小李子，小李子，你快过来，这儿有黄瓜。”连续的奔袭、爬山、作战，我们的嗓子眼早就冒火了，听说有黄瓜，我离开了队伍，不顾一切跑了过去：

“黄瓜在哪？黄瓜在哪？”

“地里头呢，你快去找吧。”

估计这里的人家已经被日本鬼子归屯并户了，种下的黄瓜也没来得及收。地也没人侍弄，蒿草和稗草一人多高，和黄瓜秧杂在一起，好多黄皮的老黄瓜挂在秧上，我把大枪背在了后面，赶紧手忙脚乱的摘，摘了没地方放，背包满满的，就夹在胳膊窝里，摘了这个丢了那个，真像黑瞎子掰苞米。黄瓜还没来得及吃，忽然，葛海清在那边高喊：“小李子，救命啊，我掉到井里去了。”啊！掉井啦？顺着喊声我找到了一个断墙边，断墙前面都是蒿草，有一口用木版围起来的四方水井隐藏在其中，葛海清这时用两只胳膊撑着井沿，自己上不来。葛海清这名战士，眼睛不太好使，可能是近视。看到他掉了井，我忙用两只手去拉，可是他那么个大个子，我怎么拉得动，不仅他拉不上来，自己都险些被拽进去，我用两只脚死命地抵住井帮，高喊着：“救命啊，不好啦，快来人啊，葛海清掉井啦……”

听到喊声，行军中的曹玉魁队长和夏洪年班长跑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葛海清拽了上来，上来后我们发现井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膝盖。曹队长气得直训我们：“谁让你们上这里来了，看看多危险，掉下去就没命了，赶紧转移，敌人还在后面呢。”

我们撵上了队伍，一直往西走，一边走一边可惜那些没吃到嘴的黄瓜。

不久队伍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小村庄背靠着高山，所以叫靠山屯。靠山吃山，这里的百姓盖的房子和家中的用品多是用木头制成。

屯里的乡亲们听说抗联部队来了，都到村口夹道欢迎。走到这里，战士们都渴的不行了，老乡们拎出了木制的大水桶，盛满了清水，战士们用木头做的大水舀子咕咚、咕咚的喝了个够。靠山屯的木水桶是用窄木版竖着拼成的，外面围着三道铁箍，水瓢是整块的木头做成的。

喝完了水，张政委讲了话，他感谢乡亲们对我们的欢迎，又讲了一些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这次战斗，张连长和白福厚负了伤，张连长伤在了右胳膊，白福厚伤在了小腿，老乡们回家取来了白布，我们给他俩进行了包扎。

部队不敢在村子里久留，也许敌人就在附近，包扎完伤员又向靠山屯南面前进了。

老八路

会师庞老道庙

庞老道庙坐落在一座山的东南坡，一条小路通到半山腰的庙门前，山上长满了柞树和榆树，山下有一条清清亮亮的小河，庙不大，能住七、八个人，看庙的是一位姓张的道士，他后来参加了抗联部队。

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十一军师长李景荫、于天放、张中孚等人都带着队伍在这里等着张政委。当时他们都在双鸭山、宝清、富锦一带活动，张政委要在庞老道庙召开干部会议，讨论第三批部队西征，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这一地区坚持战斗等各项战略部署问题。

我们到达这里时天已傍黑，糊哩糊涂的吃口饭，部队就宿营，我们几个女兵早就累瘫了，钻进庞老道庙前的一个草窝棚里，倒头就睡。

睡了一夜的安稳觉，第二天，天刚放亮我和金碧荣就跑到小河边去洗脸、洗衣服上的泥，我一边洗东西一边给金碧荣讲昨天我们去摘黄瓜，葛海清掉井里的事，我说：“昨天要是有这水，哪能小葛去摘黄瓜掉井里呢。”

小金子是个快乐单纯的姑娘，特别爱笑，她一边听我讲一边咯咯的笑个不停。听到笑声张玉春也跑了过来，“啥事那么高兴啊，说给我听听。”我俩又把昨天的事讲给了张玉春，张玉春也笑个不停，我们三个笑得肚子都疼，笑声伴着哗哗的流水，在清朗的晨光里飘散……

太阳露出了半张脸，朝霞布满了天边，这时一名年青的军官牵着一匹白色的战马来到河边给马饮水。听到我们几个女兵在这边嘻嘻哈哈的笑声，他不时的往我们这边张望，过了一会他犹犹豫豫地走了过来。

看到他走了过来，我们几个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小金子说：“小李子，你认识他？”我摇了摇头。又问张玉春，张玉春也说不认识。

这名军官高高的个子，二十多岁，人长得挺精神，戴的帽子和我们六军被服厂做的一样，上面有个红疙瘩，他把帽子戴的很低，看到我们后他把帽子向后推了推，我忽然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啊。

看到我们都不出声，他笑呵呵的说：“你们的笑声，把我的马都吸引过来了，你们认识我不？”我们几个你瞅瞅我，我看看你，都摇摇头，他又说了：“我可认识你们中间的一个人。”我们更糊涂了，他认识谁啊？

看我们都不吱声，他又说了：“是谁当年我们上山时，哭着喊着要跟着啦？是谁和我们拉勾，要我们骑马来接她啦？”

啊！这是说我啊，我又仔细的看了看他，这不是和哥哥一起上山的李贵学吗？当时他们是哥俩一起走的，他弟弟叫李贵燮。如今他长高了，也胖了。

看到李贵学我真是太兴奋了，就像又见到了我哥哥，李贵学说：“小凤，你长高了，像个大姑娘了，不过，没太变模样，我还能认出你来。”

小金子和张玉春看到我遇见了熟人也都挺高兴，李贵学当时在六军一师二团任连长。

就要开饭了，李贵学该回去了，他和我们说：“既然见面了，我和你们几个握握手行不行？我很敬佩你们女战士啊。”

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握握手？那就握握手吧。

李贵学和我们几个女兵都握了手，牵着马、哼着歌走了。

他走了以后，小金子说：“他的手真有劲，使劲的握我的手，你们呢？”

“哎呀，我们也一样。”说着，我们三个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吃过早饭，教导队要开战斗总结会，会上每个人都必须发言，说出自己的成绩和缺点。

我们坐在了一处朝阳的山坡上，白福厚连长和裴大姐主持会议，张政委在山坡山走来走去，听着大家发言。白连长说这次战斗我们打的不错，大家都很勇敢，敌人那边死了人，我们这边虽然有两个人负了伤，但没有牺牲的。可是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你们都自己说说吧。

于德发同志先发言了，他说，我觉得自己不赖，缴了个王八撸子，缺点是我不该点火。

白连长说：“恩，不错，优点、缺点都说了，还有谁说？”

我一想，我也犯错误啦，就赶紧举手发言。

“报告，我也犯了错误，我丢了背包，害得白连长受了伤……”说着，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一想到白连长负伤，我的心里就难过。

这时候，张政委过来插话说：“恩，能认识到就好，不过，小李子还挺勇敢，知道回去找。我听说还有人犯错误，是谁掉井啦？”

战士葛海清不好意思了：“报告政委，是我掉井里了。”

“为啥掉井里啦？”张政委问。

“因为，因为去摘黄瓜去了……”

“还有谁去摘黄瓜了？”

我刚想举手，葛海清按住我的手，没让我举。“报告，就我自己，不过黄瓜没吃到。”

“哗——”的一下，大家全都笑了。

会上，同志们全都发了言，说了这次战斗的感受。张政委最后作了总结，他又强调了战斗中的纪律性，这次所发生的事情，以后都要注意。

各部队的领导们在这里开了五、六天的会，我们负责站岗放哨。会议中间六军一师、四师的部队攻打了新城镇，战斗取得了胜利，弄了一些给养。

中秋节到了，那天部队吃的是玉米饼，战士们都高兴地说：“咱就拿玉米饼当月饼啦。”

这次会议圆满结束了，教导队的人员都作了调整，白福厚被任命为六军一师三团团长，大个子张连长去六军四师吴玉光部队任团长，荻分队长任四师连长，徐镐头任命为副官。

一部分部队开始了西征，六军一师一团、三团和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的部队留在了三江地区开展游击战。

分手的时候，张寿篯政委对张团长和白福厚团长指示说：“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我们相信你们。”白福厚团长和张团长立正答道：“是，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把部队带好。”

张政委和我们分手了，他带队去了江北，然后去伊春的老白山密营。我们四个女兵留在六军一师作宣传工作和前线救护，为了赶制入冬的棉服，由裴大姐带队我们将去六军一师密营报到。

老八路

锅盔山被服厂

锅盔山六军一师被服厂当年在保清境内，我们当天就赶到了那里。随我们一起去的还有庞老道庙里的那个道士，道士姓张，五十多岁的年龄，留着黑黑的长胡子，他很爱惜自己的胡子，每天都捋的顺顺的，也许是部队在庙里开会，他接受了爱国主义的熏陶，就要求去抗日，部队领导批准了他的要求，考虑到他的年龄偏大，组织上安排他随我们去后方被服厂，做后勤工作。我们几个人也不懂什么道士、和尚的，只当他是出家人，就都叫他“张佛爷”。

被服厂的人员都住在一个山坡的地窨子里，里面能住二十多人。地窨子旁边还有一个小房子，房子有火炉子和天窗，那是我们的工作间。当时有一台大缝纫机和一台“一五”式小缝纫机，大的做棉服和上袖子，小的做一般活。没有活计的时候，缝纫机都埋起来，以防突然转移机器被敌人破坏。

我们去时，一师被服厂的女战士有：

被服厂厂长朴英善（朝鲜族），她三十多岁，大大的眼睛很有神，是一位洒脱，直爽、干练的女同志，她是第一批上山参加汤原游击队的老战士，后派到集贤县做妇女工作，1937年调入六军一师被服厂任厂长。

女战士金凤淑（朝鲜族），二十四岁，她是五军某位领导的妻子，当时已怀孕。

女战士沈英信（朝鲜族），十九岁，原七军战士，是一师二团金主任的爱人，人长的漂亮爱美，还爱说、爱唱、爱跳，她会跳一种从苏联传过来的集体舞。

从四师过来人员有裴成春指导员，女战士金碧荣、张玉春和我。

这里的男同志有：

后勤处魏处长，他负责部队的物资和给养，在地方时曾和我的父亲一起工作过。

指导员杜景堂同志，他在这里养伤，伤好后，暂时留在后勤。

裁缝李师傅，三十多岁，个子不高，性格开朗手艺好。

战士老王，参军前是当地猎民，因熟悉道路，负责跑交通和给养。

战士老李，参军前也是猎民，负责农恳，离被服长十多里地有他开垦的荒地。

战士刘宝树、战士小王负责保安。

一师被服厂原有十人，加上我们后来的共计十五人。

到了这里，时间已经进入了农历九月，全体人员投入到了紧张的制作棉服工作中。所做的棉服有棉衣、棉裤、棉帽子、棉袜子、棉手扪子等。

紧张的工作中，有时沈英信同志带我们出来活动活动手脚，她教我们跳集体舞，这种舞蹈挺好看，也不难跳，跳舞时一男一女为一对，有时手拉着手，有时排成队向前走。

农历九月中旬的一天，战士老王和老李问我们“大家想不想吃梨呀？”

“吃梨，咋不想啊？连棵梨树都没有，上哪去吃啊？”

老王笑嘻嘻的回答：“想吃咱就有地方，先问问裴大姐批准不？咱这咯哒离梨树沟不远，当天去当天能回，那梨嘎嘎甜，保你们吃个够。”

同志们都想去，就眼巴巴的望着裴大姐。裴大姐想了想说：“那就放一天假，反正布料也不多了，回来一突击就做完了。”

一听裴大姐批准了，我和小金子乐得直蹦高。

第二天，起个大早我们出发了，九月中旬的天气虽然下了霜，但有的树上还挂着红的黄的绿的树叶，秋日的暖阳照在林间十分的艳丽。同志们像出了笼的小鸟，一路上又说又笑，又唱又跳。

傍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两山夹一沟的一个地方，那条沟弯弯曲曲，一条小河顺坡流向远方，河两岸，山坡上长满了梨树。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梨树的叶子还没掉光，但在每棵树下非常整齐的排满了黑色的山梨，围着树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十分有趣。

那梨像鸡蛋般大小，圆圆的，黑黑的。我们拣起了山梨都不敢吃，这么黑的梨能吃吗？

战士小王说了：“这梨咋像驴粪蛋儿？”

老王和老李忙招呼我们，“你们大家别看样，快吃啊，可甜啦”

我们听了他俩的话，摸一个吃了起来。

“哎呀，怎么有这么好吃的梨啊！太甜了。”大家都顾不得说话了，忙着往自己的嘴里塞梨。

吃啊，吃啊，终于吃够了，肚子再也装不下了，大家开始往背篼里装，真想把这沟里的梨都装回去，可那么多的梨，咋能装得了。

来的人，每人都装了满满一背篼，背在了后背上，我们开始往回返了。

可了不得了，背篼里的梨，在我们的后背上，走路时一颠一挤，都破了皮，梨汁润湿了我们的衣服，每个人的后背都粘粘忽忽的，梨汁还顺着背篼滴滴嗒嗒的直往下流。

原来树上的梨都被霜打了，一冻一化，都变得黑黑的，软软的了。

老王没领我们走来时的路，他领我们走到了一个山脊上，老王问我们：“你们知道脚下是什么地方吗？你们信不信，咱们的脚下是一栋大房子。”

“啊？大房子，那快领我们下去看看。”

下了山脊我们一看，哎呀，真是一座大房子啊。这座房子依山而建，建的真是太巧妙了。

原来，这座山顶有一片断层，断层处直直的由一片一片的石片摞成，后来听说，这种岩石叫页岩。五军的战士依靠断层就势铺上了原木、树皮和树枝，前面立起了房框和门窗。这座房子走在上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到了前面才能看清。房子里隔出了好多房间，房前有石头垒的大锅灶，一口特大号的铁锅座在上面，山下不远处还有一块平地，听说是个大操场。对面的山坡地上有开垦的荒地，地里还有几个窝瓜和西葫芦。

这里曾经是五军的教导队，相当于军政学校，校长是周保中，教育长是季青。学员是二路军的指战员，二路军包括五军、四军、七军、八军、十军。从这里曾经培训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人员，奔赴抗日最前线。

当时教导队的秘书李志雄同志（女）写了一首著名的歌曲《抗联教导队歌》：

十月双十民国三十有六年，
石灰窑南山里，革命之渊源，
正式成立教导队，各军精强悍，
联军下江正气高，高于此峰岭。

我同志共同努力，齐心去学习，
要做世界伟大事业时代之先驱，
俄国列宁一男子，世界谁不知，
工农利益要维护，我们来负责。

我们东北父老兄弟共有三千万，
日本强盗来蹂躏，谁个能甘心，
男女老幼齐奋起，誓于敌人战，
白山黑水已变色，革命奏凯歌。

这首歌，不久就在全军中传唱。想象着，当操场上站满了训练的战士，齐唱这首歌，会是多么的鼓舞人心。

李志雄同志（女），别名李树清，1915年生于吉林省九台县。曾肄业北平大雪。1931年“9•18”事变后参加学生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在依兰参加抗日救国会，并同季青同志结婚。1937年春随抗联五军转战下江任宝清办事处秘书。193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在吉东省委秘书处工作，后因病回到富锦四军后方，1939年7月初病逝于抗联密营。

摘自《东北抗日联军名录》

看过了房子以后，我们跑到了地里，把窝瓜和西葫芦摘了过来，用大铁锅糊熟，吃了一顿热乎饭。

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回到了被服厂，大家把背篼里的梨都倒在了大锅里，梨已经没有囫囵个的了，我们架起了大火，把梨都熬成了梨膏。梨膏那个甜啊，大家都舍不得吃，每天吃一点点，吃了好多天。

又有一天，老王从山外背回了一面袋子粗白面，这是他从窦家围子的老乡手里买来的，当时日本鬼子规定，老百姓都不许吃大米、白面，谁要是吃了就是经济犯，轻的抓去做劳工，重的处以死刑，那个老乡说了：“这是我偷着磨的白面，给抗联吃吧，吃了好去打鬼子！”

看到了白面，大家都欢喜的不行了，上次吃白面，是在格节河时，吴玉光主任打金矿，给我们送来了一袋子白面，那面黑黑的都焐巴了，裴大姐领着我们做了一锅面片，那面根本揪不成片，下了锅都成疙瘩汤了，每人分了一碗，当时张政委还开玩笑说：“你们这是面片吗？我怎么看一个个都像死耗子呢？”

大伙开始商量了，白面咱们咋吃啊？有的说包饺子吧，从打进山就没吃过饺子啦。可包饺子没有菜啊，这个季节连野菜都没地方采了。最后研究决定蒸馒头，可蒸馒头也不行，上哪去弄面碱呢？这时，战士老李说了：“我有办法，把杨树烧成灰，再熬成水就能当碱使。”真的能行，同志们半信半疑，那就试试吧。

说干就干，一部分人去砍杨树烧灰，一部分人去剥树皮当面板，裴大姐和面，和好的面放到太阳底下去晒，面发了起来，树灰也烧好了，老李指挥我们，底下先铺上一层布，布上铺上草，草上放上树灰，树灰上再铺上草和布，然后底下放个盆，用开水往下浇，其实这是在过滤树灰。过滤下来的树灰水还要熬制，最后熬成了像黄醋一样的颜色就能用了。

别说，这用树灰当碱蒸出来的馒头还真是好吃，喧喧的香气四溢。

天气越来越凉，粮食眼看又快要断流了，战士老李带我们去十里地以外去背粮。老李在部队负责农垦，他自己开荒种了不少苞米，苞米收回后，就放在架起来的粮仓上。

第一次背粮我跟着去了，回来的路上，因为鞋破了，脚被树枝扎伤。扎伤的脚后来感染了，每天走路都一蹦一跳的，第二次背粮，裴大姐就没让我去，金凤淑同志有孕在身也留在了家里。

同志们走了以后，我掏出了课本开始学习。过了一会就看到金凤淑同志一趟趟的出去小便，我问她：“你怎么啦？”她说：“不舒服，总想去尿。”我以为她着凉了，就说：“你烤烤火吧，兴许能好点。”她答应了。

又过了一会，她哎哟，哎哟的哼哼了起来，我问她：“你咋啦？”她说肚子疼，我说那你上炕趴一会吧。

她真的上炕躺着了，过了一会说：“不太疼了”。我知道她怀孕，可她不像别的孕妇有那么大的肚子，只是肚子上鼓起了一个小包。

过了没多久，她又开始哎哟了，折腾了一会，好一会，如此反复了好多次。

到了下午，她开始挺不住了，哎哟声也大了起来，汗水湿透了头发。看到她这个样子我毛了，这是咋的了：“金姐，金姐，你咋了，喝点热水好不？”

“小李子，我好象要生孩子了。”

啊！要生孩子，我更懵了，这可咋办啊？“我把裤子给你解开吧。”

小时候，每当邻居家的姐姐、大嫂要生孩子，我跑回去问妈妈：“妈妈，小孩是从哪里出来的啊？”


妈妈告诉我：“小孩是从妈妈的肚脐眼出来的。”

对于妈妈的话，我深信不疑，因为我的妈妈从来就不说谎。

我解开了金凤淑的裤腰带，露出了肚脐眼，找了块毛巾给她盖上，在旁边等着小孩出来。

金凤淑折腾的更厉害了，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了下来，两只手死死地攥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攥得生疼。

嗨，这生孩子咋这么费劲儿啊？那么小的肚脐眼能钻出来个小孩吗？

金凤淑的喊叫声更厉害了：“小李子，小李子，我不行了，你快给我脱裤子……”

脱裤子？“脱裤子干嘛呀？”

“咳，小李子，你怎么啥都不懂啊？你快给我脱吧！”

听了她的话，我赶紧给她拽裤子，裤子刚拽到腿腕，只见咕咚一下子，羊水、血水和孩子一起流了下来……

看到孩子出来了，我就更慌了，扎撒着两手，不知道做什么是好。

那个孩子太小了，红红的，皮肤邹邹的，也不会哭。金凤淑这时指挥我：“小李子，你去找把剪子，给孩子把脐带剪了。”

我赶紧拿来把剪子，可手抖擞着不敢剪，我想，往哪剪啊？那个小孩该多疼啊？

这时，背粮食的老王先到家了，听说屋里生了孩子，就没进屋，他在屋外也喊我，快给孩子剪脐带。狠了狠心，我一剪子下去剪断了脐带，这时才看清是个小男孩，我找块布把孩子包了起来，外面裹上大棉袄，孩子这时才哭出了声，不过声音小小的，像猫叫。

背粮食的人员都回来了，看到金凤淑生了孩子，厂长和指导员都十分后悔。

“咳，那么小的肚子，哪知道你会生孩子啊，要是知道说啥也不能把小李子留家啊。”

大家赶紧熬大碴子米汤喂孩子，山里除了大碴子，什么粮食都没有了，金凤淑同志一点奶都下不来。那个孩子也只活了三天就死去了，金凤淑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泣不成声，说啥都不撒手，同志们看着也心疼，都落下了眼泪。

我们在山包的一棵树下，挖了个坑，埋了那个孩子，可怜的孩子连名字还没有起。孩子啊，不要怪你的爸爸、妈妈，他们是为了千百万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而牺牲了你，你虽然没有名字，你虽然只活了三天，但是抗联史上应该记得你。

1938年农历十月中旬，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场大雪，雪下得那个大啊，像一只只的白蝴蝶铺天盖地的从天而降，雪一直下个不停。山变白了，树变白了，天地间一片白茫茫。

就在这天的傍晚，两位不速之客来到了六军一师被服厂的地窨子。

附录《抗联第五军给东部派遣队第二师妇女组的信》

抗联第五军给东部派遣队第二师妇女组的信：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

东北派遣队第二师妇女组李志雄同志转全体妇女同志们！

你们很英勇的随东部部队远征，受相当的辛苦，到依东以后你们在二师后方又做了些工作成绩，这是值得赞美的。

……

你们现在的斗争是有光明的前途和无穷的荣幸的，你们是中、高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妇女，你们参加解放战争，反对日本强盗军事法西斯蒂，你们有一切决心的表现，你们有了相当的工作成绩。可是革命的成功，还要经过更多的艰苦斗争，希望你们时刻提起精神，加紧努力，有准备有计划的不断工作，向你们有几个具体的提议：

1、二师后方工作秋季服装制造已经就很够了，可是新编警卫旅二百人的服装也得在二师后方准备，因此被服厂的工作范围扩大了，你们应照二师经理处及后方负责同志的指示积极进行工作。

2、工作和生活要革命化，集体生活与互助应充分讲求，不得有个人主义破坏纪律的行动表现。

3、在可能的时候必须自己加强政治的军事的知识和技术，中国人民学习高丽语言文字，高丽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这是特别必要的。因为高丽人少数民族运动上有特殊意义，特别希望高丽妇女同志要加紧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习。

4、妇女参加武装解放斗争，在大多数男性群众中，很多生活上困难和不便，可是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这些困难和不便是不会成问题的。因此，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你们应时刻树立革命妇女先进的模范生活，注意到对男性的正确的工作关系和生活关系。

同志们！希望你们前进！努力！祝你们身体健康，给你们捎去鹿胎膏二两，由组长分给有病者饮用，无病者亦可多少服用。

此致

敬礼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本部

七月三十日于依东行营

摘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50——11-13

老八路

一次未成功的缴械

弥漫的风雪中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三军四师政治部主任于保合同志，女的的于保合同志的爱人李在德，李在德同志原是六军被服厂人员，我们都是亲密的好姐妹，这次见面十分高兴。

但是他们两个人却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原来是三军四师师长陈云升准备哗变，他要把队伍拉出去当土匪。以下是于保合同志回忆录所诉：

陆师长牺牲后，金策任命三军四师保安团政治部主任，陈云升为师长率部远征。这是周保中和金策在六军一师医院会晤中决定的。实际上是往牡丹江方向，原来的老游击区活动。

我的伤养好了，为了给养，同陈师长、李中央旅长带三军四师十二旅的一个团攻打了小五甲大屯。撤出后，敌人追击时，李中央率队潜逃了，我们又继续向依兰南进发。敌人已摸清我军去向，密山之敌又来迎头堵击，前堵后追，每天早晨刚一吃饭，敌人就摸上来了，我们在腹背受敌乃至围攻的情况下同敌人周旋着前进，接连打了七、八天的被动仗，致使我们师部和少年连100骑兵，不得不最后变成步兵来到依兰南黑背才停下来。黑背有矿山，周围农村都是老游击区。就在这时，我部临时后方留守处于清晨5点种又遭到准备投敌的八军二师关吉文部队的袭击，身背大烟土的杨处长背后中弹牺牲，我部李泰俊和他的爱人，以及李在德同志只好跟随刘处长先往勃利县后方被服厂密营转移，一直到十月间我和陈师长带少年连和一挺机枪回到勃利密营与他们会合后，才知道他们在黑背留守处，被八军叛队袭击过。

此次远征的损失实况要向军部报告，我写好了报告后读给陈云升师长听，他说“写的挺好……我不签字。”我说：“你是师长你不签字怎么行呢？应当向上级报告啊。”他说：“军部在海轮，这么远，怎么送？”我说：“经过宝清六军一师，他们和三军司令部有联系，可交给他们帮助送。”陈云升说：“我不签字，扎孤丁也能活下去，有机关枪截道也行。”我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只能抗日，不能扰害人民，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截道是土匪干的事，这样会破坏军民关系的！”我主张把部队带到宝清，与六军一师配合活动，那里有我们的三十六团，还有收编的十一旅及三十二团，能活动开，决不能当土匪！他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到那去给人家低哀哀，我不去！就是扎孤丁，当小线（土匪）我也不受别人领导，被人家看不起。”我说：“你错了，只要抗日干革命，归随领导都是光荣的，当土匪才是可耻的。要把革命军变成土匪，那是犯罪。”

可是，过了不几天，他真的领着几个人去截道，抓来一个老乡，吊起来打要粮食。老乡说：“我只有一个人，得让我回家才能弄粮食，在这里打死我也打不出粮食来呀！”我一听说这件事，就赶到现场了，不让打，叫把那个老乡放了。我气呼呼地对陈云升说：“打老百姓能打出粮食吗？”他说：“不打吃什么？”我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革命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饿死也不能打老百姓要粮食吃；你变了，你要是不走，我和李在德两人走，我们去找六军一师，人都给你留下，我不带，看你怎么活动！”他说：“你们要走就走吧！反正我不走。”

当我和李在德收拾行李之际，通信员小王说：“我也跟你们走。”我说：“部队人少，你留下吧。”突然陈云升派经济部长缴了我们的手枪。我说：“只要革命就会有枪的，枪给你留下，我们没枪也能走。”我一看情况不妙，就和李在德马上拿起背包急朝宝清方向奔去。

1946年冬，我听李泰俊（金正浩）对我说：“你们离开我们的师部不久，陈云升派李副官追杀你们。李副官走了一会没有追。他想你们去宝清找六军，是抗日的革命行动，不是去勃利县投奔敌人，我不能杀。所以他回去报告说没追上。当时我们好险那，差点被陈云升杀掉。”

以上，节选自于保合同志的回忆录，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斗争的严酷性。那时的危险既来自于日伪军拉网式的围剿还来自于抗日联军的内部不稳定。可以说，1938年冬天以后是东北抗日联军最艰苦的年份，日伪军的疯狂围剿，天寒地冻，缺衣少粮，引起一批意志不坚定的领导哗变，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极坏的影响。

于保合和李在德第二天早晨顶着雪就走了，他们要去找上级领导汇报这一情况。

当我们听到于保合带来的这一消息时都惊呆了，一个师长要叛变，这还了得。裴大姐、魏处长、杜指导员、朴厂长紧急开了一个会，他们研究认为，也许准备哗变的只是陈云升一个人，底下的中下层干部不一定愿意跟着他跑。我们应该立即前去，制止这一行动，把队伍拉出来。

接下来就作了具体的分工部署。裴大姐负责稳住陈云升，杜指导员和朴厂长准备侍机缴他的械。魏处长负责外围，观察动静及说服战士们和中层干部。我被安排监视一个营长，见机行事。

第三天我们开始行动，除了金凤淑同志还在月子里没去，其他人员都去了。

裴大姐走时，还没忘拿上了她随身携带的斧子。

雪后初晴，天气奇冷，西北风嗷嗷地叫个不停。战士老李头是向导带着我们向勃利方向行进。快到中午时，来到了一个冰河。河面很宽，两岸没有大树，只有一片片的榛材棵子和刺枚树棵子。大风把冰河上的积雪都刮光了，冰河在冬日的映照下闪着刺眼的寒光。

远处冰面上好象坐着一个人，是谁在这寒冷的冬日里坐在冰河上，杜指导员，一边走一边叨咕：“裴大姐，你看前面冰河上是不是坐个人？”

裴大姐看了看说：“好象是，小李子，你跑去看看。”

我答应了一声向那个人跑了过去，走到了跟前，那个人后背冲着我，他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军装。

“嗨，同志，你在那作啥呢？”连喊了两声那个人动也没动，我绕到了前面仔细一看。我的吗呀！只见这个人青白、青白的一张脸，眉毛、帽子满是霜雪，我觉得不对劲，忙喊裴大姐：“指导员，你们快过来，这人好象死了……”

听到喊声，同志们都跑了过来，杜指导员拿手一碰，那个人扑通倒在了冰面上。从服装上看，他是我们抗联部队的战士，不知道死去了多久，早已经冻硬了。

同志们心里都很难过，裴大姐说：“我们把他火化了吧，不要让野兽再伤害他。”大家到河岸上砍了一些树枝，把尸体放了上去。

当火焰燃烧时，裴大姐的眼圈红了，同志们也都流下了眼泪。

无名的战友，你安息吧，青山与你为伴，江河与你为伴，你没有完成的事情，由我们来完成。在裴大姐的指挥下，我们唱起了追悼歌：

“抗日兮战争，
烈士兮英勇，
凭头颅热血，
黄沙血染红，。
万里战场马悲鸣，
无主孤坟起英风。
隆隆弹如雨，
壮气直冲敌营。
抱定决心，甘愿效命疆场，
马革裹尸，誓不生回营。
为祖国捐躯，
含笑赴阴诚。
救国精神贯长虹。”

离开了冰河，大家的心情很沉重，都在猜想，那个人是几军的？为什么死在了冰河上。就这样默默无言地走到了傍晚。

天傍黑，我们来到了一座木刻楞房子前。这座房子背靠大山，门朝南。屋内一趟通铺，还有锅灶。这座房子应该是哪支部队的密营。今天晚上就要在这宿营了，裴大姐命令金碧荣和张玉春准备做饭，其他同志都出去砍柴禾。

我绕到了屋后，看见有一堆倒树半埋在雪里，上面都是枯树枝，枯树枝点火愿意着，还好往下撅。我想把倒在雪里的树拽出来，拽了几下没拽动，我就站在树跟这头使劲的蹦，刚蹦了两下，只听砰的一声从雪里蹦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正面对着我。

我的天啊！怎么这么吓人的一张脸，那脸惨白、惨白的，就像人们故事里讲的鬼……

我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那个人咕咚一下又倒了下去，我吓得变了声的喊：“裴，裴大姐，快来呀——”裴大姐离我不远，听声不对，赶紧跑了过来。

“咋的啦？小李子？咋的啦？”

我已经吓的不会说话了，指着前面那个死倒“那……那……”

裴大姐走到前面一看，又是一个死人。这人穿着灰色的便服，谁也猜不透他的身份，是交通员？还是百姓？

不管怎么样，既然遇到了，也要把他安葬了。同志们找了一个雪坑，把那个尸体放了进去，上面盖上了树枝和雪。

这一夜，我不敢合眼睡觉，闭上眼睛就是那个死人站在我的面前，好多天才过了那个劲。

第二天，我们钻了不少松树林子，上山下山的走到中午，终于来到七星峰东北侧的一座高山顶，这里就是三军四师的密营。密营依山而建，向南开门。当我们接近密营时前方的士兵打了口令。

杜指导员大声回答，我们是六军的，听说我们是六军的，又有那么多的女同志，哨兵就放我们过去了，裴大姐镇静地带我们进了屋，魏处长留在了门外。

这是一所木刻楞营房，里面还做了间壁，间壁墙没有门，挂了片麻袋当门帘。
我们进去时，屋内有一名营长接待我们，态度冷冷淡淡的。这名营长有一米八九的个子，上身穿抗联的军服，下身穿着马裤，脚上瞪着日本毡靴。他腰中系着武装带，武装带上挎着一把日本战刀和一把净面匣子枪，一看就是把好枪。他肩上斜披着子弹袋，真是全副武装。我们进去后，他的手始终就没离开过腰间的匣子枪。

裴大姐看他如此戒备，就说：“我们是路过这里，顺道来看看你们，陈师长呢？我们想见见他。”

这名营长说：“陈师长不在，他有事出去了。”裴大姐在屋里转了转，猛丁的掀起了门帘，原来炕上躺着一个人，正是不愿意见我们的陈云升。

裴大姐说：“陈师长在家啊，咋不见我们啊？”陈云升说：“我身体不舒服，在屋里躺一会。”就在裴大姐在屋内周旋之际。魏处长在房子外面观察动静，他发现好多战士都隐藏在树林子里，因为不知道战士们的思想动态怎么样，就没敢贸然的发出缴械的暗号。

裴大姐在屋内听不到信号，估计是他们有防备，再要周旋也没有什么话好说，这里到处都是杀机，不宜久留。她就和陈云升说：“陈师长，我们是路过这里，既然来了，我们就给大家表演表演节目，唱几首歌。”

陈云生“哼”了一声，算是答应了吧。

裴大姐带我们来到门前的空地上，扯着嗓子唱了一句：“叹了一声中华民族啊，哎嗨哟——”我们大家一起高唱了起来：

“叹了一声中华民族啊，哎咳哟，
叹了一声中华民族啊，
五千多年文化记录啊，
到如今转强为弱，
号称东亚一病夫，哎咳，哎咳，哎咳哟，

可恨的卖国贼徒啊，可恨的卖国贼徒，
封建余毒军阀割据，还如当初，
全都是争权夺势勾结列强做支柱。
列强本有侵略企图啊，趁机钻到中国内陆，
经济政治他们做主，我人民吃穿不够，
还遭屠杀与凌辱。

……

救国是我们的天职啊，哎咳哟，
抗日才是我们的生路，
工农兵学商高举红旗啊，
赴前线抗日反日凯歌旋，
世界我们来做主，哎咳，哎咳，哎咳哟。”

听到我们唱歌，树林里的战士们都走了出来。我们接着又演唱了《九。一八事变那》和《建设新社会呀》。

《建设新社会》是秧歌调，我们一边唱，一边扭：

“建设了新社会呀，建设了新社会呀，
人人那个平啊等啊，民族得解放啊，
最可恨卖国贼呀，出卖东北人民遭殃啊。

……

红旗舞飘扬呀，红旗舞飘扬呀，
一切那个政权那个政权那，我们来执掌呀，
奏凯歌齐高唱啊，手拿红旗的人们来欢迎啊。”

歌声中我们向战士们摆摆手，高喊着：“再见啦——”就撤出了三军四师密营。陈云升和那个营长始终没有出来。

我们虽然没能带出来队伍，但是进行了一场宣传演出 ，相信还是对战士们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

返回的路上，大家都有些后怕，陈云升他们也看出了我们的企图，弄不好，他们的械没缴成，还得把我们搭上。

回到驻地不久，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带着警卫员小萧、排长刘昌友、战士刘宝树、战士马贵、战士马云峰和一个外号叫陈罗锅的交通员，来到了我们这里，这时徐主任已兼任富锦县委书记，他来通知我们，敌人讨伐队正展开大规模的拉网式围剿，这里不能呆了，需要紧急转移。

我们向徐光海主任汇报了去陈云升那里想把队伍拉出来的经过，他批评了我们：“你们怎么能这么贸然行动呢？太危险了，等向上级汇报后再作决定吧。”

我们把缝纫机等一些设备埋了起来，又做了转移的准备，第二天拂晓，在徐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出发了。

陈云升简历：

陈云升，中共党员，1917年2月生于辽宁省锦县。1925年后给地主家扛活、种地为生。1934年4月18日在珠河参加游击队，10月任排长。1935年春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团一连任连长。1936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三军保安团团长、团政治部主任。1938年7月17日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四师师长。1939年5月在勃利县投降日寇，先在勃利后去珠河靠做工、赶大车维持生活直到东北光复。1945年在珠河参加了松江军区二团任机枪连连长。1946年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2月49军434团连长。1949年8月任尚志县示范农场场长、县公安局股长。1953年2月任鹤立河农场大队长、经理科科长。1960年5月鹤立河农场党委对陈云升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为叛徒，开除党籍，撤销科长，从17级降为22级干部。1962年12月调到鹤立服务部当更夫。1979年在汤原县鹤立镇服务公司退休。据说80年代病故于尚志县一面坡。

摘自《东北抗日联军名录》

老八路

寻找战友

敌人走远了，天已经黄昏，我想站起来，但觉得两条腿硬梆梆的不能弯曲，就好象不是自己的腿。我勉强从雪坑里爬出来，裤子上的雪已经冻成了一层薄薄的冰，我用手帮助腿做弯曲的动作，经过许多次活动，勉强站了起来。

漆黑的夜空，连颗星星也没有。我突然觉得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感到孤独和恐惧。狂风像野兽怒吼，风声里似乎还夹杂着人的哭叫声，我激灵灵地打了个寒颤。

我怎么办？往哪里去？没有星星，辨别不出方向。不能停留在这儿，我必须想一切办法找自己的队伍！我把没有子弹的马枪背在肩上，开始往前移动，并向自己下命令：“勇敢些，小李子，快走！”刚向南走了两步，我又想，到西山、北山看看，也许有负了伤的战友需要去照顾一下，如果能找到该多好呀，我可以背着他，一同去找部队。我向沟塘子跑去，边跑边喊：“同志——”回答我的只有深山的回声。

我又往东跑去，不知什么东西拌倒了我，我就坐在拌倒的东西上，并且用手摸着，怎么，摸到的不是倒木，也不像塔头，低头一看，哎呀！是一颗人头。一嘴黑胡子，露着白牙。我惊叫了一声，头轰的一下，心似乎突然停止了跳动。我的腿像不能控制的机器，只是飞奔，总觉得死人在追赶我。我翻过了一座大山，跑到个小山顶上，突然，又被什么拌倒了，原来是一棵倒木，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再跑了。

累得浑身都是汗，腿也软了，就趴到倒木上休息了一会，口干得厉害，顺便 抓一把雪送进嘴里。我稍稍镇定了一点，心想，刚才是怎么啦？看见一个死了的敌人就吓成这样子，还像个游击队员吗？我又想起了裴大姐，悲痛地哭了起来。

由于饥饿和一天紧张的战斗，疲劳达到了极点。我多么想睡一会啊！不到几分钟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我听到了一种怪叫声又冷丁的猛醒了过来，啊！是一群狼，在不远的地方嚎叫，它们好象在争夺什么东西，我立即爬了起来。糟了！身边没带火，不能点火堆，枪里又没子弹，怎么办？难道能让狼把我活活吃掉吗？这样，就再也见不到同志们了！……不！我不能成为狼的肉食，我要活，我刚刚迈入新的生活……是的，我要活下去，我还要消灭更多的敌人，为同志们报仇呢！我想起了李升爷爷教给我的办法，如果听到狼群叫唤声就敲树干，于是，我一边跑一边用树枝敲打着树干，企图吓跑狼群。慌忙中，我一头撞在了一棵树上，额头被树枝戳了一个洞，鲜血立刻糊住了眼睛，我不时被倒木拌倒，额头不停的在流血，鲜血滴在白雪上，但这一切我都忍受着，继续往前跑，爬过了一道道的山和一道道的沟。

听不见狼的叫声了，我停下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将几团白雪塞进嘴去，觉得心神安静了点。被碰破了的额头和脸上火辣辣的疼，头也觉得有千斤的重抬不起来，我斜倚着树干呆望着天空。天渐渐放晴了，星星也露了出来，闪着寒光。午夜狂风刺骨，把雪沙吹得漫天飞。我不知不觉的坐在了雪地上，不知是晕过去了呢，还是睡着了。

待我醒过来时，全身冻得直发抖，身体虚弱无力，两排牙咯咯地直打颤。帆布黄胶鞋和里边的乌拉草全湿透了，脚冻得又麻又疼。我突然意识到脚如果冻坏了，那就一切都完了。这时，耳边又响起了李升爷爷的话：“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如果没有蹄子，都是没有用的。”

今年不象往年在深山里能设密营，负伤的，冻脚的，都可以随时送到密营治疗几天。今年的斗争太严酷了，敌人不断地扫荡，后方医院无法安置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伤员们也只能和战士们一样行军、打仗，好多战士都冻饿而死。

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保全两只脚，我开始脱鞋，但脱不下来，难道脚已经冻住了吗？还是因为自己身体虚弱无力呢？我又用全身之力脱了几次，最后好歹脱掉了。我学着李爷爷的办法用雪往脚上的冻处摩擦，约有一个小时，疼痛更剧烈了，好象许多根针同时刺来似的。哦！明白了，这是好转的征候，脚有知觉了。可是手和全身都冻的难以忍受，咬紧牙，继续用皮帽子上的绒布搓擦，然后将脚装进皮帽子里。如果现在妈妈或者裴大姐在我的身边，我一定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可是现在哭又能怎么样呢？不要哭，坚强些吧！我虽然以极大的毅力控制着自己，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滚了下来。

问题又来了，脚搓完了，没有靰鞡草和干脚布怎么办？我打开背篼，找出两块布，想起来了这是今年五月间，在小兴安岭格节河畔，正与敌人战斗时裴大姐送我救急的，现在也不得不拿出来挽救脚了。由于坐的时间久了，好不容易才直起腰站了起来，拄着一根树枝一拐一拐地向前走去。

星星还在闪烁，但东方已经放亮了。青松逐渐从黑暗中出现，森林苏醒了。可以听到破晓前林子中的一切声音，轻轻的松鼠叫声，啄木鸟的啄木声。我觉得像在黑暗里跑了好几年，现在被亮光解放了出来。我以为天亮了一切都好办了，远远传来的狼嚎声，也不象昨夜那样可怕了。

我爬上一个高高的山峰眺望，但山和树木遮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见。顿时，我又忧虑起来了，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太阳已经很高了，我又开始没有目的地爬山了。在山坡上有的地方还露出秋天的落叶；有的地方还有枯草，觉得很久很久没见过这些了，我坐下来想暖和暖和，顺手去抓雪吃。天啊，枯草里竟然有一只死老鼠，它伸着四条小细腿，尖尖的小牙，躺在枯草里。我被这只死鼠吸引住了，呆呆地望着它想，毛里裹着的也是肉啊，这块小肉也能充饥呀！李爷爷带我们上山时，不是还烧过花鼠子吃吗？想到这里，我就几次想伸手把它拣起来，但一看它那露出的小黄牙，手又缩了回来，犹豫了半天，结果还是拣了。可一触手心还是觉得麻痒人，连忙又扔了它。我站起来走了几步，又想，在这大雪封山的时候，能遇到这么一块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饥饿的痛苦，逼着我回过头来，把死鼠用两片枯黄的叶子包起来，揣在兜里边走边想，要是有火把它烧熟了吃就好了。

我在山坡上遇见一些小榆树，就把榆树枝折下来向嘴里填，把嚼出的发粘的液汁咽下去。一边吃一边将树枝折断装进兜里拿它们作为一天的给养。此时多想喝一口热乎乎的小米粥啊，回想起前天的夜晚与同志们围着熊熊的火堆，那时有避风的炭窑洞，有亲切、善良的徐主任和裴大姐，有顽皮的小马，还有永远也说不完话的金碧荣。可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裴大姐牺牲了，其他的同志你们都在哪里啊？我的泪水又滚了下来，泪珠落到雪上，结成了冰珠。

又到了一座荒山上，山上有不少的树根，大部分是放倒了的柞树和桦树。乌鸦在树上呱呱叫，一看就明白了，这里有人曾经开过炭窑，我高兴地加快了脚步往前走。走到山顶上，紧紧地依着树看去，西山比这山高，树木也密，山下是一条从西往东方向的窄窄的沟子。突然，发现了沟子下面有烟还有个小房子，并且有人来往。这时天气又开始阴沉下来，看不清前面的景物了。我对这突然的发现不知所措，这是我们的队伍吧？万一是敌人怎么办呢？不！这不会是敌人！我又看见西山有个人站岗，他没看见我。我从山后坡绕了过去，再从沟塘穿过小树趟，找个隐蔽的地方向小房子摸去。我想这可能是第五军周军长的队伍，不然就是我们六军一师。因为据我所知，在这一带只留下五军和六军一师，四军和十一军也有部分人员。

走到离房子二百多公尺的地方，我发现了有穿铁钉皮鞋的脚印，心里顿时一惊，我们的人没有穿这种鞋的。不！不一定，说不定是缴获敌人的鞋，部队里也有少数的同志穿过敌人的鞋，我继续往前爬，又发现有好多人大便过的地方，还有软软的白手纸，啊！我断定是敌人了。我正想着怎么跑，有个穿黄军衣，戴黑口罩的人往前走来，可能是来解手的，嘴里还唱着：“啊尼诺，左拉古呀，奥卡桑……。”忽然他问：“搭来噶？”（日语谁？）

糟啦！怎么办？我灵机一动，不管怎样我先吓他一下，要不然就处于被动，暴露了底细就不好办了。于是我端起空枪喊：“别动！”

“红胡子！”

这个敌人边喊边打起枪来，不一会小房子里的敌人都出来了，向我这边射击。这时，恰巧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我使出全力跑着，敌人在后面紧追。但这沟塘子树挡的很密，敌人不易发现。我跑过了两座山，敌人的枪声听不见了。

经过这一次，我更加的软弱无力了，觉得胸部堵的难受，接着咳漱了两声，吐了一大口血，眼前一阵发黑，瘫软地躺在了树下。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想到，我真的要完了吗？我刚刚上游击队才两年，也没作出什么工作成绩，就这样死去，太遗憾了。我应当更多地打死敌人，为死者报仇！我不能只为我自己活着，我还要为牺牲的同志活着，他们没作完的事情，我还要接着作下去啊。

太阳已经斜西了，我手扶着枪坐了起来，如果今晚没火，就是野兽不把我吃掉，也要冻死的。我是革命军人，又是青年团员，我没有权利等死，对！不能等死，我得走，一定要在天黑前找到队伍。

走啊，走啊，我拄着一根树枝，艰难地迈着步，走一会停下来喘一会气。我走到了一个山坡的小沟，发现在一棵青松下有一个泉眼，冒着白雾，潺潺地流着。啊！泉水，救命的水啊！我跪在泉边的岩石上，打碎泉水周围的薄薄的冰层，喝起水来。水是那样的清甜，喝呀，喝呀，心里舒服多了。我的眼光落在泉边的小石子上，忽然想起小时候爸爸给我讲过的故事，他说石头能够打出火来。是啊，我怎么早不想到这个办法呢？我拣起了两个石子，从棉裤被刮破的地方揪点棉花，用两个石子敲打了起来，石头蹦起了火星，可就是点不着棉花。打了好久，手没劲了，还是没点燃。

爸爸！爸爸你在哪里呀！快来救救你的女儿啊！自从上了山就再也没见过爸爸了。我手捧着小石头，又哭了起来。忽然看到泉水里映出了我的面影。

瘦小的一张脸上有被划破的伤痕，下巴因吐血而残留着血迹，脸上泪痕斑斑，充满了忧愁和绝望，这是我吗？多可怕啊！忽然我发现了肩上的血，这是哪来的血？这是小马的血啊！小马，多么好的同志，他牺牲了，我还活着，对！我还活着，为小马，为裴大姐，为所有牺牲的同志活着，我要报仇！

我又站了起来，往山坡上走，在阳坡上看见了枯黄了的细软的羊胡子草，草上面盖着一层雪。我想，这细草也可以当作靰鞡草用呀，便坐下来拔草，换下胶鞋内湿透了的包脚布。

就在我把包脚布放进背篼里的时候，意外的惊喜出现了，我竟然在背篼里发现了半盒火柴，一定是裴大姐给我放进去的。有了火柴就有了希望，我第一个想头就是赶紧把那只死老鼠烤吃了，我弄了一些小树枝和一些枯草，颤抖着手，划了两根火柴点起了一个小火堆，我把那只死老鼠用柞树叶包起来，放在火上烤的黑忽忽的，闻着烧焦的糊香味，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不一会功夫一只死老鼠就进了肚，连肠子都被我吃掉了。

天已渐渐变晴，太阳横在西山上，它的光芒越来越微弱了。只是在松树梢头，还留着落日的寒光，林中灰暗的暮色浓了起来，几只兰色的山雀，就是我们叫做“蓝大胆儿”的鸟，跳跃在树梢头上，唧唧喳喳地私语，似乎它们在商量着：“天黑了，进窝去吧。”

忽然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喜鹊，在白桦树上啼叫。它在这老林子里，没见过像我这样孤单的一个人吧，喜鹊，喜鹊，难道你给我送来喜讯吗？请你告诉我，游击队在什么地方？喜鹊望着我，它“喳喳喳”地叫了叫，便向北山飞去了。好吧，我跟你去，我随着喜鹊飞去的方向走去，茫茫的夜幕又把我吞没了……

我往高山爬，希望能看见队伍露营的火光，几次把挂在天边的星星当火光奔去，几次把树枝与树枝的碰击声当作有人喊我。可是回答的是山的回应声。猫头鹰在寂静的夜晚瞪大了眼睛，噼里啪啦地追逐，吓唬人。我筋疲力尽了。我对自己说：“不能躺下，不能躺下，躺下你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忽然望着正前方有个亮，越来越大，仔细一看，原来是月亮爬上了对面的山头。

我向山下望去，山下也有个红亮，这也是星星吗？我已经分不清天上地下了，我擦擦眼睛，以为自己的眼睛花了，我又向下看去，啊！是火光！我像看见了救星，向着火光扑去，不！几乎是在爬行，我已经不会走路了，倒木不断地挡住去路，我就从倒木上爬过去，爬啊，爬啊，离火堆只有三四百公尺远了，我忽然停下来想，万一又碰到敌人呢？我的心在剧烈的跳动。我必须在天亮前探明前方是什么人，我极力小心地爬，惟恐碰得树枝响，但是，身体已经不受我的支配了。爬到离火堆一百多公尺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走到火堆旁说：“报告狄连长，西山坡有动静，但听不大清。”

“同志们，快起队了。”有人喊，我听到“同志”两个字。一切都明白了，这肯定是自己的队伍啊，我使出最后的力气向火堆扑去，没等到火堆就不省人事了。

待我醒来时，吴玉光主任狄连长等人正扶着我的头，喂我水喝，嘴里不住地喊“小李子！小李子！”我睁开眼睛，看到同志们紧张而又充满关爱的面孔时，只说了声“同志们……”泪水就夺眶而出，长久地说不出话来。

吴主任一边劝一边问我：“小李子，不要哭了，你快说说，徐主任和裴大姐怎么样了？”

我断断续续地把战斗经过讲给了他们，同志们垂下头都哭了。片刻后，吴玉光主任站起来向大家说：“同志们，牺牲了的同志，没有看到我们的胜利先走了，我们今后的斗争更加艰巨。”这时他的声音渐渐变得有力和激昂：“同志们，让我们把眼泪擦干，把悲痛和仇恨变成力量，把这一艰巨、光荣的任务担起来，继续去完成烈士们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

老八路

踏着血迹前进

我跟随着六军四师吴玉光的队伍，来到了一个后方密营，这是一所木刻楞的房子，曾经是后方的医院，离六军一师的被服厂不远。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张家窑战斗中死里逃生跑出来的警卫员小萧、战士马云峰、刘宝树、张佛爷和一师被服厂厂长朴英善。

从他们口中我们听到了徐光海主任已牺牲的悲痛消息，据警卫员小萧、马云峰和刘宝树讲，那天还没等转移到东山，他们十多个人就被敌人的马队冲散了，只有他们三个人跟在徐主任的后边。战斗中徐光海主任被密集的子弹射中，他永远的倒在了雪山上……

剩下的战士看到敌人多于我们数十倍，没敢恋战，含着眼泪望一眼徐光海的遗体，钻进了东山密林。

张佛爷被敌人的马队冲散后也钻了树林，朴英善厂长跑进了沟塘子里，塔头墩子里没人深的枯草把她盖住了，敌人撤走后，她和张佛爷两人会齐，一同来到了这个密营。

听到徐光海主任壮烈牺牲的消息，同志们悲痛万分，我更是哭得说不出话来，我从三岁就认识他，他待我像自己的亲妹妹，前几天还在一起吃饭，行军打仗，如今他却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再也看不到他亲切的面容，听不到他喊我小李子了……

徐光海同志原名徐炳仁，朝鲜族，1907年生于朝鲜庆尚南道密阳郡，1913年因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榨，来到东北，最后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东岸落户。他和我的哥哥李云峰都是松东模范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30年秋在反对福丰稻田公司的减租运动中，受到革命风暴的洗礼，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光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化装宣传队，到汤原、萝北煤矿、金矿和佳木斯、鹤岗等地进行抗日宣传。

1933年6月，汤原中心县委派徐光海等人到号称“阎王”的一支义勇军里去做争取、改造工作。1934年10月，他带领“阎王”队中的21名义勇军参加了汤原游击总队。从此，他率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日伪军。1935年3月12日，他率队化装成伪军突袭桦川县火龙沟大地主姜家大院，一举解除了伪自卫团的武装。9月又智取集贤县何梦林地主大院，扩大了游击队的影响。1937年2月，徐光海任抗联第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1938年春，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北满抗日联军主力向黑嫩平原远征的同时，指定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和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二人领导下江留守部队。徐光海回师松花江南岸，坚持游击战。

1938年11月16日，北满临时省委任命徐光海兼任富锦县委书记，他联合地方幸存的部分党员重新组建富锦县委，继续开展抗日救国斗争。23日徐光海带领锅盔山后方医院和被服厂的二十余名工作人员转移时，在宝清县张家窑与叛徒陈传和的伪军三十五团遭遇，激战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时年31岁。一位智勇双全的英雄就这样倒下了，他留给了我们无尽的哀思。

连日的奔波和悲痛，我再也挺不住了，我好像是得了急性肺炎，发起了高烧，朴英善厂长睡在我旁边，她听见我在不停地说着胡话：“徐主任——裴大姐——你们在哪？你们等等我……”

昏迷中我感到朴厂长喂我吃一种树皮熬的中药，她还用湿手巾给我降温。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终于醒了过来，可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我看到同志们正准备去给牺牲的战友去收尸，就爬了起来，也要跟着去，大家都说，小李子，你就别去了。

我说：“不！说啥我也要最后看一眼徐主任和裴大姐……”

吴主任在旁边说：“让她去吧，走不动，我们换班背着她。”

我拄着一根棍子，默默无言地跟着战友们向姜家窑战场走去……

我们先来到了东山脚下，首先找到了裴大姐的遗体，裴大姐身中数枪，倒在雪地上，残忍的敌人剥光了她的衣服。

裴成春一家，姐弟四人，她（他）们都是汤原早期的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家住萝北梧桐河西村的裴成春，接受了地下党的革命教育，毅然决然地冲破封建婚姻的束缚，勇敢地走向抗日斗争的前线，参加革命后他鼓励自己的三个弟弟：“参加革命是有危险的，但不革命是没有出路的。革命就要革命到底……”她还和三个弟弟立下誓言：“要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1932年裴成春光荣入党。

1933年她勇敢地承担起妇女救国会主任的重担。同年秋天，调入汤原游击队。至此，裴成春和她的三个弟弟裴锡哲、裴锡久、裴敬天，姐弟四人全部成为第一批汤原游击队队员。

1935年，汤原游击队改为人民革命军，在老白山建立了被服厂、兵工厂和后方医院。

1936年，汤原游击队已发展为抗联第六军。为了解决部队的服装问题，六军决定建立帽儿山被服厂。

1937年1月，朔风怒吼，大雪飞扬。裴成春带领仅有的几个人马从老白山来到了帽儿山。她们身背大锯，手握斧头，开始了伐木建厂房。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栋整齐的厂房耸立在密林间。大批的军服、军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前线指战员的手中。

1937年11月间日寇开始了冬季讨伐，战斗残酷、激烈。由于伤员的增多，上级决定将被服厂改为后方医院。不久在耿殿军团长和六军军医的护送下，二十多名西征负伤的伤员来到了帽儿山。被服厂的同志在裴成春的领导下，开始了紧张而又繁忙的抢救工作。为了祢补药品的不足，她们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攀藤爬树，采冬青、五味子、枸杞子、老鸹眼树为伤病员补养、消炎。

1938年3月1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后方医院被敌人包围，裴大姐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周旋，带领伤员和部下途经四块石，后又转移到后方医院。

1938年5月，裴成春和原被服厂人员被调到六军教导队，任支部书记，从此随大队一起行动。

1938年11月23日，在这个黑色的日子里，徐光海和裴成春所带领的小部队在完达山脉遭遇了伪军三十五团，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终因寡不敌众裴成春和她的战友们壮烈牺牲，以身殉国。裴成春同志以实际行动，实践了她和三个弟弟共同立下的“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在裴大姐的旁边，我们看到了战士老李和老王的遗体，我们又爬到山上，找到了小马和刘昌友排长的遗体。

同志们流着眼泪砍来了树枝，把五位烈士火化了。

我们又向东山走去，在一个小山坡上，看到了一具无头的尸体，身上穿着日本的军大衣，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这就是我们尊敬的徐主任啊，他那天到我们被服厂，正是穿着这件大衣，衣服前襟烧了个大洞，还是我给逢起来的，现在我透过泪光看见了那个洞仍旧在那里。当同志们看到徐主任连头颅都没有了，悲愤交加，高喊着：

“为徐主任报仇！报仇！报仇！”

松涛在呜咽，雪山在颤抖，震耳的吼声久久地在山间回响！

吴玉光主任当场写下了一首悼念歌曲《踏着血迹前进》：

“巍巍完达山，
茫茫的完达山，
啊——
光海主任他抛下头颅，
抛下头颅，
裴大姐她洒尽热血，
洒尽热血，
昌友，小马献出了青春。
茫茫的雪山染出了殷红的路，
战友们挥泪，松涛在悲泣，
啊——
战友们啊，战友们那，
踏着血迹向前进那，
踏着血迹向前进，
向前进啊——！”

后来我们听说敌人砍下了徐光海的头颅，先是在窦家围子（现民主乡），挂在电线秆子上示众，因为窦家围子是我们抗联六军的根据地，这里的好多农民放下锄头参加了抗日军，部队的给养也是当地的老百姓给筹集，部队战斗中的战利品也都放在老乡家中。我们和当地百姓早已形成了鱼和水的关系，敌人妄图用徐主任的头颅来震慑当地的群众，可他们没有料到，百姓们看到这一情景，更是悲愤填胸，心痛欲裂。老乡们偷偷地擦去眼泪，在家中设下徐主任的灵位，烧香礼拜以此祭奠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