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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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李家塬反击战



在抗击敌人右路军的过程中，八十一师在李家塬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

11月18日晨，东北军六十七军的1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避开了我师侦察科长周凯东带领的侦察部队和警戒，从另一条小道偷袭，包抄了我师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占领了周围的制高点，截断救援部队的通路，使司令部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情况十分紧急。

趁敌人还未完全部署停当，我不容分说地要求师长文年生、参谋长李寿轩和政治部主任李志民，迅速去与司令部相隔一条沟的二团。名义上派他们去指挥战斗，相机派兵来解司令部之围，实际上我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死战，决不能让这些宝贵的长征干部发生意外。

我师师部只有一个百余人的教导队加上警卫连，兵力总共不到200人，都住在百姓靠山头阳坡挖成的地窖子里。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网封锁了我们所居住的各个窑洞的出路，电话线已被切断，电台的天线杆也被打倒失去作用，隔断了我们相互之间的联系。

在没有任何通讯联络的情况下，我命令和我住在一起的师部司号长吹起了冲锋号。

各个窑洞中能够参加战斗的人员，一听到师指挥部发出的反击号令，毫不犹豫地冲出窑洞，勇猛地扑向正以为得势的敌兵。将数十倍于我之敌，逼到极为不利的地段，当场消灭了百余人，其余溃不成军，夺路逃回原来的驻地去了。此战缴获的武器弹药成堆。以后根据上级的指示，将俘虏的敌伤员和缴获的战利品又全部送还东北军。

这次战斗，干净、利索，我军付出的代价也很小，只有警卫连排长白金富脚部负轻伤。这个转危为安的漂亮的反击战，受到总部的嘉奖。

此后我师在河连湾一带休整。12月13日晚12时，干部、战士围在一起收听了中央军委发表的有关“双十二”事变的电报。大家兴奋得再也难以入睡，议论纷纷。有的不放心对蒋介石的看押，有的要求立即请求军委，让我师去增援张、杨的部队等等。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胡保顺说：“双十二”事变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它将带来新的任务和要求。我师当务之急是做好一切适应新形势的准备工作，如加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加深研究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略战术，提高作战本领，加强对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友军的团结等等。大家认为有道理。

“双十二”事变后不久，中央军委命令将八十一师恢复为二十七军，调关中红一团归属为第一团；并将在保安红大学习的贺晋年调回为军长，决定由我担任政委。我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不够高，军事理论欠缺，很需要进一步学习、提高。于是，要求到保安谒见毛泽东，以申述进抗大学习的愿望。毛泽东接见了我，他亲切的说，军委再三考虑让你担任军政委比较合适，这个决定不好改变。八十一师是在西北土生土长的好部队，它是陕北人民用心血培育起来的一支子弟兵。在这个部队你从连指导员一直干到师政委，当个军政委有什么困难呢？我再三提出念一期红大再工作，他连连摇头。

我又向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出这一要求：答复是：“你回部队把工作做好，我们再考虑”。12月下旬，接到我去红大一科报到的命令。临走前，我向接任军政委的王平交待了工作。

1937年元月，我离开了红二十七军，走向新的学习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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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

(1937-1945)

抗大学习八个月


离开红二十七军以后，我到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当时校址在保安县（今志丹县）。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由于形势的迅猛发展，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随中央迁到延安。抗大一期于1937年1月20日正式开学。我所在的二队住在延安城东北角的原延安四中所在地。

二队学员约六七十人，队长倪志亮。学员中有张震、陈正祥、肖望东、李东潮、梁钧、贺子珍、何廷一、康克清、余秋里、王尚荣、吴克华、杨秀山、卓雄、王赤军、王世泰、黄罗斌、肖星怀、曹光华、彭林、雷震、吴岱峰、齐渭川、高启甫、张涛、刘仁保、高波、谢富治、朱德崇、刘世谋、李兰（大学生）等。学员主要是军、师、团一级的领导干部。

我们班有8人：张震、谢富治、刘世谋、朱德崇、肖星怀、梁钧、刘孝安和我，分住在两个房间里。我和谢富治、刘世谋、朱德崇住一个窑洞一条炕，我任班长、党支部委员兼小组长。

学员队直接由学校教育委员会和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领导。毛泽东兼学校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

在盛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自为学校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教员是干部中的干部。你们教的学员毕业出去，许多是军长、师长，他们就会发展到几十个师、军。教育工作是革命工作，教育要树立活着当一辈子教员，死了就埋在清凉山的决心。他要求学员把抗大的学习，视为对自己的磨练。在抗大这个“磨刀石”上，把过去存在的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思想上保守等不好的东西磨个精光。变成一把锋利雪亮的钢刀，去创造新社会，去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政治、军事上要下功夫，把自己锻练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抗大的学习只能为同志们打个基础，真正学到东西还要到革命实践中、到工人、农民中去，活到老学到老。

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党的理论工作者，亲自担任我们的教员，毛泽东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刘伯承讲授《红军建设》、《战略学》、《苏联红军野战条令》；林彪讲授《战术学》；朱德讲授《中国问题》；张国焘讲授《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马列主义》；张如心、吴亮平、张闻天、罗世文等讲授世界革命运动史、政治常识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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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讲课



毛泽东每周给我们二队上两次课，这是学员们最爱听的课。他的课程涉及哲学、经济、军事、政治等许多深刻的理论问题，对于工农干部来说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但经主席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分析、讲解，就变得容易理解和消化了。他常常用生活中大家都熟悉的事物，或用大家都听得明白、记得住的故事进行比喻，解释，使深奥的革命道理容易被接受，也使枯燥的理论课变得活泼有趣，吸引学员们不断的去追求新知识。

一次他讲起武松打虎的故事。他说由于武松最初忽略了松树这一客观条件，他运足力气的一击就没能打在老虎身上，而是被松树挡住，打断了他手中唯一的武器一哨棒。但后来他接受了教训，集中注意力于主要矛盾——老虎身上，当老虎再次扑向他的一刹那，他闪过猛冲上来的老虎，顺势骑到它身上，终于把老虎打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与敌人作战要充分分析有利和不利条件，因势利导，使各种条件发挥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用。

毛泽东讲到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时，曾举了《水浒》第九回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例子。林避开洪的锋芒，有准备的退了两步，看准洪教头的破绽，在洪又上来的一瞬间，把棒向地下一挑，一个转身，直扫洪踝骨，一个子就把洪教头打倒在地。这一简单事例概括了“诱敌深入”这个战略思想中的许多应注意的关键问题。他在讲《实践论》时，强调革命者应注意遵守的基本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时间、地理条件制定自己行动的方针和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牢记这项原则，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否则就会导致失败。他的这些讲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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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教员



朱德以他自己的丰富经历和历史知识，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遭受深重苦难的历史画卷。更激起学员们的民族自尊心和革命责任心。大家恨不能立即奔赴疆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中国土地上铲除干净。

朱德不仅对我们进行谆谆教导，而且更以他那谦虚谨慎、宽宏大量、热爱群众、艰苦朴素的伟大马列主义者的形象，潜移默化地教育影响着每一个学员，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

他对每一个同学都是既严格又和蔼。对那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他总是不厌其烦的反复讲授、解释。为巩固我们所学的知识，他经常组织复习和定期测验。他这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以身作则的精神，鞭策着每个学员去努力学习，以不辜负党的教导和期望。

刘伯承讲课很有特色。他根据学员文化水平较低，科学知识欠缺的情况，以启发式，形象化的教学方法为主，培养大家通过我军的素质、装备、发展趋势以及战争实践，总结出战争的规律和本质。他称没有训练过的部队为“乌合之众”，把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比作“无头苍蝇”，在战场上只会东撞西碰，顾头不顾尾，四零八落不成系统，这样的人去指挥战斗，没有不失败的。他还强调建军必须首先建校，强调培养军事人才在部队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他要求我们训练部队要见缝插针，抓紧抓好部队的养成教育。训练严格，本领要过硬。搞武装斗争要有“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决心。只有训练时多流汗，才会战斗时少流血。

他精辟地阐明了“古田”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正确解决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只有坚定地树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信念，才能自觉、积极、主动地发挥艺高人胆大的军事才华。艺高和胆大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军事上的艺高，就不可能完成艰巨的政治任务，就可能变成“无头苍蝇”。由于他本人不但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并具备卓越的指挥才能，因此，在他循序渐进并具有权威性的讲授下，使我们这些文化水平、理论修养都比较差的学员，逐渐提高到新的境界。他所讲的一些原则，成了我几十年军事生涯的座右铭。

秦邦宪过人的记忆力和渊博的理论知识，常使我们惊叹。每次上课，他都抱来很多书，但从未见他翻阅过。讲起课来滔滔不绝，似江河一泻千里。听他的课，精力要集中，笔头子要快。文化程度低的就很吃力，往往只能记个大概。课间休息时，大家仍然十分忙碌，互相对笔记、补笔记，互学互助。一般来说，听他的课时教室里气氛比较紧张，但大家还是很爱听。他讲课逻辑性强，条理清楚。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他都讲得很透彻，很系统，使同学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确实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更加深了对我党建党学说的理解，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党才能有战斗力，才能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完成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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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紧张的学习



学员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同志们来自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还有少数的大学生。虽然彼此间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来抗大学习的心情是一致的，革命斗争的理想是一致的。学员大都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把大家的经验总结起来上升为革命理论，是我们千方百计来学习的主要目的和愿望。昔日的指战员，对待学习同样认真，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分秒必争。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学校领导规定晚饭后的活动一定要安排得活跃些，经常举办棋类、球类等各种比赛活动，使我们能劳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开始没有菜和油，每天都是小米、黑豆、南瓜等粗杂粮，有时连小米也供应不上。加之学习紧张，大家明显的瘦了许多。党中央为了学员的身体健康，想尽一切办法筹集粮食，优先供应抗大。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但同学们精神高昂，互相鼓励、互教互学、亲密无间、共度难关。

也有个别人的表现令人不满。一次，朱德在我们班测验《中国问题》时，刘世谋有一个字不会写，请教同桌的谢富治，却被谢挖苦了一顿，刘个性很强，当晚就拿手枪自杀。幸而被紧靠他的朱德崇拽住手指，子弹仅从刘口中射出，才未发生大的意外。枪响时，心虚的谢富治不是救人，而是钻到桌子底下，生怕子弹打着他。

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外，我们每周还有两次队列训练和四五华里越野跑步训练。学员中虽然大多数担任过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但从未体验过部队的正规军事训练。队长倪志亮对学员的军事训练严肃、认真，不达标绝不收兵。有时，为了纠正一个动作都要用较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卖力气，严格要求自己，因此提高较快。

另外，每周还要进行一次义务劳动，到郊区农村宣传卫生常识，讲解疾病预防知识等，并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延安当时是个新解放区，百姓对我们还不十分了解，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他们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当群众得知我们这些义务劳动者都是部队的军、师、团等“大官”时，一传十、十传百，异口同声说共产党好，八路军好，抗大学员好。劳动使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打下了基础。

学习期间我们还参加了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大会。会上揭发了他在四方面军搞分裂党、分裂军队、推行愚民政策和军阀作风的错误。党中央耐心帮助他，给他悔过的机会，劝他悬崖勒马，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他却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耍两面派，欺骗党和群众，最终成为革命叛徒。

但是，还有少数同志却和他划不清界线，盗出枪支准备另搞一套。如我班朱德崇等人枪弹都上了镗。此事被及时发觉后，校领导果断将二队学员的枪支集中到校务部保管，以清除隐患。我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永远牢记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处于胜利时，更不能忘乎所以。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未领会，也必须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既不能姑息迁就，又不能一棍子打死。既要考虑局部利益，更要服从大局，否则就会断送犯错误同志的政治生命，成为千古之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和校领导决定，以抗大一、二队为基础，编两个军事队。我被编到一队，队部住在延安旧府衙门的大院里。军事队的学习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术学》，《游击战争问题》等为主要内容。野外军事训练成为重点。每周两次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演习。三伏天照样按作战装备连续训练十多个小时，如此延续了一个多月。大家全力以赴、斗志昂扬的投入严格的训练之中，深感自己任重道远，只有刻苦的锻练，才能不辱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抗大短短八个月的学习，使人们的军政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为我们奠定了思想、理论和军事的基础，对今后的工作以至整个人生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所说：革命理论和抗大校风，磨去了人们身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增长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意志和政治、军事斗争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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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夜11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搜索，遭守军拒绝。翌日凌晨2时，日方驻北平使馆武官向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调查。正在交涉时，日军向芦沟桥和宛平城发起猛攻。驻守此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一一O旅，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早有准备的。1936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陆军部据此方针于6月即制定了《昭和十二年(1937)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其中规定的战略企图和兵力部署是：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计划）的两个军（5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五省进行作战”。对华东方面，“原来计划第九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阵地网。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两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的作战计划是：“仍按去年计划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全面侵华的前进基地，日军还将驻北平、天津、山海关等地的兵力由1700人增至5700人，并多次进行军事演习，为进一步夺取北平创造条件。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于7月9日放出“不扩大事态”的烟雾，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11日发出《派兵华北的声明》。日本参谋本部还发布命令：从朝鲜和中国东北抽调第二十师团和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赶赴华北。12日新到任的香月清司中将司令官认为，“对华一战”的形势正在形成。于是，命令所属部队“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16日日军参谋本部规定：“在华北方面能使用的主要兵力集结完后，即以主力指向北平近郊，一举击溃平津地方之中国军队”。当即第二十师团和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到达天津、密云和怀柔以南之高丽营，完成对平津地区的进攻部署。又于20日作出“使用武力，首先夺取平津”的决定。尔后，以平津为出发地，夺取华北的冀、察、晋、绥、鲁五省。

日军完成首先夺取平津的部署后，26日攻占廊坊。同时，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在27日中午前撤退，否则将采取行动。通牒遭中国军队的拒绝。28日，日军即向平津发起疯狂的进攻。驻守北平南苑的国民党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和北上增援的第一三二师部与日军展开了激战。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牺牲。29日、30日北平、天津“沦陷”。此后，日军组成以寺内寿一郎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调集8个师团继续向华北腹地进攻：一路沿津浦铁路向山东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向察哈尔、山西、绥远方向进攻。华北处在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在华日军于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于11月12日侵占上海，12月13日侵占南京。

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蒋介石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并亲任陆、海军总司令。先后将华北、华中、华南划为6个战区（后增至12个战区。调遣100余万军队开赴前线，奋起抗战。在平津、平汉、津浦、京绥等地开展有组织的抵抗。进行了淞沪会战，忻口、太原会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保卫战。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徐州战役，毙、伤日军两万多，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推行的是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战场上只顾各自保存实力，互不配合，屡屡丧失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甚至有些部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而逃，节节败退，造成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严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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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并提出持久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七七”事变的第2天，我党在通电中提出：“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动员全国的海、陆、空军，准备应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21日，我党又在《关于目前形势》中重新提出了以上观点。同时建议“统一指挥”，“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配合主力军”的作战主张。23日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指出：立刻派遣大军增援二十九军，还要求“立即召开国防会议，集中抗战的领导、建立各战线的统一指挥，积极抵抗日寇的进攻”。同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出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再一次明确提出“全国总动员”的口号，他说“民力和军力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致命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胜”，“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为取得持久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后，明确具体地提出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原则是：一、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时机给予全线反击，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二、在战役上应采取速战速决的原则；三、作战的原则是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于我军的地理和时机，突然出击，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四、在政治经济中心和战略要地建立坚固的防守工事、配置重兵，钳制敌人；五、阵地应避免单独构筑、正面狭小纵深伸长，部队作战采取积极主动，反对单纯的死守防御；六、战略战役指挥上，以外线作战歼灭敌人为主；七、积极开展游击战，深入敌后，扰乱敌人的部署，分散、疲惫敌人，清除汉奸，运动中消灭敌人。

8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国防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时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给进攻之敌以歼灭性的反击，决不能单独防御，为将来的战略进攻做准备，收复失地”。“正规军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及人民武装担任，在战略部署上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军政部召开的谈话会上，明确提出我抗战在战略上实行持久战，积极防御，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的建议。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和全国抗战的形势，正式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以及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运动战、游击战方针。毛泽东对这个方针，曾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深刻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在分析中日双方存在着4个基本特点的基础上，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的3个阶段是“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他说：通过这3个阶段，在双方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到平到劣。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时间相当长，我们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运动战。“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以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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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5日，中央军委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为确保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决定》和《红军改编后党的组织与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做出《关于新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决定》，在分析了新阶段的基本特点之后，对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提出了3点，其中之一是：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党内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坚持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央决定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建立军政委员会，指导全部的军事、政治与党的工作。师团两级及总部、师直属队，则组织党务委员会，连队建立党支部。

毛泽东指出：改编后的红军——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的任务是保存与扩大红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战争，完成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军建设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开始曾在连队中引起一些思想波动，有的认为红军接受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有的认为改编后八路军戴上国民党革命军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有什么区别；有的说：“现在戴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将来还戴什么帽子？”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使改编后的八路军很快“造成抗日战争的模范兵团”，在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在部队中进行了政治教育。

总政治部编写了《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新战士课本》、《抗日军人读本》、《八路军军人必读》等下发部队，作为部队思想教育的基本教材。在整训中向广大指战员反复讲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观点和立场；我党我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以及我军与国民党军的本质区别，还讲明改编的重大意义和肩负的重任。同时，针对日军这个新的作战对象，对部队加紧进行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全面提高军、政、文化素质，增强战斗力，从而对日寇作战做好了思想、技术、战术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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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根据



1937年秋，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为加强后方留守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以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将3个主力直属营和原陕甘宁地区地方部队，以及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直大部和第七七O团、第一二O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共9000余人改编为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处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我已由抗大毕业，调到陕北红军独立一师任政委。师长是白志文，参谋长陈美福，政治部副主任李太元。下辖了3个团。防区由甘泉到富县的茶坊，延安三十里铺到金盆湾、临镇一线。

师部和第一团驻富县城内配合抗联主任霍士廉对国民党县长的统战工作；并护送延安干部到国民党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曾护送过张爱萍、余立金、吴克华、贺子珍（毛泽东夫人）、马德海（外国人）等30多人顺利到达目的地。30年后，1967年大家相逢时，还念念不忘我对他们的关怀和保护。1971年，霍士廉在西安见到我时，一再提及当年，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团驻防金盆湾、临镇、英王镇一线，围剿黄龙山残匪直至匪患平息。第三团驻甘泉至富县所属六里峁一线，保障延安至西安的公路畅通无阻。

1937年8月25日，陕北红军独立一师改编为一二O师特务营。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留守部队改编指示，又成为警备第五团。白志文为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美福任参谋长，李太元任政治部副主任，王华亭任供给处处长。下辖3个营。并统一指挥延长保安的第四营，营长李启贤；延川保安第二营营长贺吉祥；以及固临保安独三营。

我团驻防从延水关起至泥金滩一线的河防；从汾川河起经临镇、金盆湾、英王镇、南泥湾至延安三十里堡一线的边防。

第三营营长王仁法、教导员王昌虎率领部队进驻延水关、马头关。

第二营营长高启甫，教导员郭六胜率领部队进驻凉山岩、泥金滩。

第一营由营长白应奎、教导员马光厚集结于延长附近的呼家川一带作为团的机动部队；团部驻延长城。

固临保安营有两个任务：策应泥金滩二营四连河防任务，配合进剿土匪李钦武。延长的保安营主要任务是剿匪。延川保安营作延水关、马头关的第二梯队。

我团二、三营则构筑起坚固的河防工事。从延水关至泥金滩一线，黄河河槽窄、水流急，西岸石山矗立，沟壑纵横。二营驻守的凉水岩是延河出口又是船和牛皮筏的渡口，而泥金滩渡口只能用牛皮筏。三营驻守的延水关渡口较大。

根据河防地形，渡口工事必须构筑在石山腰部隐蔽处。工程十分艰巨。以连为单位一锤一凿，夜以继日劳动了50余天才峻工。工事内有各种机枪、步枪发射眼，两人并行的通路，还设有俱乐部、游艺室、洗漱室、食堂、卫生室等。正面伪装如同山体一貌。工事不仅固若金汤，而且比较舒适，受到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的称赞。

1937年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深入人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得到了国民党主张抗日的各阶层人士的认同，党的统战工作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局面，护送党的干部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开展工作，就成了留守部队所担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也就在这个时期，各种反动势力的活动也极为猖狂。盘踞在黄龙山一带的土匪专门袭击过往的我军、政干部，骚扰边区百姓，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和复杂的背景，它对延安到西安的交通直接构成严重的威胁。延安到甘泉之间的九页山地区的土匪就曾袭击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命令留守部队彻底拔掉这根毒刺。

任务下达到兄弟部队，但是我深知完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派出作战能力强，干部、战士多生长、生活在这一带的一营配合作战。

黄龙山地形险峻，沟壑纵横，山大林密，人烟稀少，自古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各个朝代的政府都曾派兵清剿土匪，但从未如愿。

我留守兵团的参战部队在地方政府和群众武装的紧密配合下，摸清了土匪的行踪，长途奔袭于黄龙山的沟沟壑壑，政治民瓦解与武装清剿相结合，彻底孤立了国民党顽固分子、敌特分子，直捣土匪老巢，到1938年2月，黄龙山和关中地区的土匪大部分被消灭，此间，毙匪首、匪徒140余名，缴枪70余支，而九页山一带的土匪则被我彻底消灭，这一带才得到了安宁。

我考虑到周副主席身负重伤，常常往来于延安及外地之间，安全工作十分重要。任铁柱同志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参加红军的，又经受了多年的战斗洗礼，身体强健，聪明机敏，枪法准，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强，就把他派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三十多年后，当我在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时，周总理竟不忘重提这段往事，令人感慨万千。

老八路

河防战斗



驻山西日军第一军根据华北方面军指示，制订了山西省“肃正作战”计划，企图将治安加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1938年12月中旬至下旬，第二十师团相继占领了山西省大宁、吉县、永和等地区，扬言进攻陕北。日寇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兵分3路，每路约1000余人，火炮10门，向黄河岸推进。

12月27日，我团组织前线指挥部进驻凉水岩，以指挥扼守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3个渡口。

1938年12月31日凌晨，日军占领马、凉、泥3个渡口的河东阵地后，用炮火、机枪隔河向我团阵地猛烈射击。并以10架飞机投掷毒瓦斯弹，掩护步兵登船强渡。

我团第五、六连部分指战员中毒晕倒，多处工事被轰炸，但仍顽强坚守阵地。敌先头部队进到距我50—100米的河心时，突然遭遇猛烈地攻击，击溃敌橡皮筏、木船30多只，毙敌100多人，敌被迫撤回东岸构筑工事，与我对峙，并不时炮击河西岸，企图重新部署强渡。

敌还向我泥金滩二营四连防区炮击，指导员李成荣在抗击中英勇牺牲。此时，河东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和决死队、游击队、自卫军，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后续部队。敌在我两面夹击下，不得不于4日、5日相继向东撤退。

我们立即组织了由高启甫率领的第五连突击队，强渡黄河追击日军，直至山西集宁、曲娥镇与日军激战3个多小时，毙敌80余人，缴获重机枪4挺，步枪40余支，马40多匹，以及防毒面具和其它物资。

战斗后我们总结出5条经验：一是战前动员，提高认识，讲明日寇是侵略者，是我民族的死敌，保卫苏区、保卫党中央是军人的天职。二是乘敌立足未稳，进行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同时要注意隐蔽，按预定方案击敌。三是防御与主动出击相结合，选择时机派出精锐部队扰乱敌后方，配合正面部队的进攻。四是自卫军与群众参战起了重要作用。战斗一开始，延长、延川、固临三县自卫军接到命令后，昼夜兼程奔赴前线，担负巡察、联络、警戒、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收集敌情，为部队正面作战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五是工事要坚固、隐蔽、伪装。敌人始终未能侦察到凉水岩工事的真正位置，在敌人的猛烈炮击和飞机轰炸下我方除李成荣同志光荣牺牲外，再无伤亡，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1939年4、5月间，日军编成第三十六、三十七军团（归太原第一军指挥），准备接替第一O九师团和第二十师团的防区。企图利用新编师团的换防机会，进行第二期“肃正”计划。实施对晋东南地区的“扫荡”。并再向我河防发动一次大的进攻。为此，他们集结于永和大宁一带。

5月初，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2000余人在20门大炮和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我团三营一连、凉水岩二营两个连的防区进犯。6日拂晓占领了河东阵地。继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黄河。我部沉着、冷静、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工事展开还击，阻击了敌人强渡。马头关撤退之敌在河滩集结时，我三营突然以猛烈火力毙敌30余人。9日敌经大宁退往蒲县黑水关一带。此战共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步枪10多支，挫败了日军的侵犯。

与此同时，华北的国民党溃兵300余人，由马头关偷渡黄河。沿途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企图袭击延长县城。

此时县城仅驻一营的三连和保安部队100余人，情况紧急，只能智胜。白志文团长和保安大队长李启贤在距县城5公里的呼家川设宴欢迎并布置宿营以稳住溃兵。溃兵中自称“营长”的赵有富却要进县城宿营，声称要过个“痛痛快快”的夜晚。双方争执不休时，又一个自称“连长”的王得胜说：“客由主便，八路军以贵宾相待，而我们提出不礼貌的要求就不太好了”。这番话，得到了大多数溃兵的支持，赵有富也只得作罢。

第二天凌晨我们只用了一个连的兵力就缴了他们的枪。获轻机枪6挺，步枪280支，短枪6支，子弹4000多发，还有一些其它物资。赵有富因反抗被当场击毙。王得胜等30多人加入了一连。枪支弹药大多补充了保安大队，另有80多人参加了保安大队。不愿留下的我们给了路费让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