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习仲勋传》

李云龙

　　第12章 在抗战胜利前夕

　　●革命伴侣“两地书”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一个普通的周末，春风送爽，和煦的阳光给陕北大地披上了层层金辉。这一天，从绥德地委驻地的九贞观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古老的院落洋溢着青春和欢乐的气氛。

　　习仲勋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特意换上一套整洁的服装，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在人生经历中喜庆的日子，他与在绥德师范担任校党总支委员的调干生齐心的婚礼，今天在这里举行。

　　齐心，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齐厚之，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先在北平当中学语文教员，又在孙岳将军部任军法处长，后历任河北省大成县、阜平县县长，山西省政府科长，黎城、长治县县长及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部参议。他为人极富正义感，北平和平解放时追随傅作义将军起义，任西北高等法院研究室研究员。随后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齐心的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抗战初期，当三个孩子参加革命后，于一九四〇年从北平沦陷区来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被传誉为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齐心从小受父母爱国思想和优良品德的熏陶，然而，对她人生选择影响更大并称得上革命引路人的是她的姐姐齐云。齐云早在抗战前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上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师大附中中共地下组织的党员发展对象，并担任学生会主席。她生性活泼，口里总是咏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这些激荡着爱国热情的旋律，在齐心稚嫩的心灵中时常泛起革命的浪花和对未来的遐想。

　　在七七事变前，齐心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当她看到榜上自己被录取的名字而正在高兴时，便听到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此后她耳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杀敌的事迹，并目睹了北平市民在南长街口堆满沙袋，准备巷战的情景。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北平城。齐心亲眼看到日寇的坦克在街头开过，骄狂的日寇士兵胸绕花环，骑着洋马，流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齐心看在眼中，恨在心头，暗暗发誓：立志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八月，齐心随姐姐齐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编入第十二批平津流亡学生疏散队伍撤离北平，经天津、烟台、青岛、济南，到了太原平民中学读书。后被赋闲在晋东南的父亲接回阳城县家中。在阳城居住时，八路军已在该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她和姐姐与抗日政权的同志经常联系。在此期间，齐心阅读了《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革命书籍，参加革命队伍的愿望更加迫切。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十五岁的齐心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工作的姐姐齐云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岗上村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为一位八路军女战士。同年七月，参加了反击日寇“大扫荡”战斗，虽然她还不到入党的年龄，但因为在反“扫荡”中担任队部通信员，表现勇敢，经上级党委特别批准，‘于八月十四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当年冬，她从抗大五期毕业，分配到长治县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队长，日寇“扫荡”时编入县政府战地工作团，经历了西火镇、荫城突围的考验，翌年春调回抗大。先后在抗大一分校留守处、抗大总校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在参加一九四〇年秋季的反“扫荡”中提前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一九四〇年冬，抗大总校决定齐心等四位女同志赴延安学习，被编入以八路军前方总部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为政委、一二九师旅长尹先炳为司令员的赴延安队伍。这支队伍主要是派赴延安军政学院学习的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及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日军战俘，其余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及北方局抽调的干部。他们在作战部队的掩护下，历经四十余日艰苦行军，通过同蒲路、汾河和白普公路封锁线，经过游击区和日寇正在“扫荡”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进入陕甘宁地区，到达延安。

　　一九四一年二月，齐心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同年秋，作为中央党校陇东征粮工作总团团员，分配到陇东曲子县征粮，后参加合水县征粮扫尾工作。一九四二年返回延安，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先后任班学生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四三年四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延大中学部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派赴绥德师范、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做学生工作。齐心是选调生之一，并担任选调学生党支部书记和主要带队人。齐心到绥德师范后，被分配在秋三四级学习并担任该班党支部书记，后调整到三二级毕业班任党总支委员。

　　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延安。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才使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并作为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习仲勋和在太行山抗日烽火中参军入党的革命青年齐心有缘相识、相爱，继而心心相印，结为革命伴侣。

　　富有情趣的是，齐心最初知道习仲勋，还是由墙上标语“牵线搭桥”的。

　　齐心到达绥德的时间比习仲勋晚一个多月。她刚到绥德去地委转党组织关系时，便看见九贞观墙上“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的标语还未褪色，从这时起习仲勋的名字便留在了她的记忆里。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防奸运动。不久，绥德师范接连发生了“贴黑头帖子”（即匿名恐吓信）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案件。这两件事引起了地委的重视，遂决定以绥师为重点，开展防奸整风审干运动，并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调原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到绥师任党总支书记。习仲勋也来校亲自作动员报告，宣讲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一次在习仲勋作报告时，恰好齐心担任会议记录。因为座位离得很近，习仲勋看到齐心记录认真，字也写得好。此时，齐心年方十九岁，举止文雅，给习仲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正是在这次报告会上，齐心第一次见到了地委书记习仲勋。一个星期天，习仲勋在绥师党总支委员、级任老师杨滨处交谈完工作后，从山坡上走下来时，与齐心迎面相遇。齐心向习仲勋行了一个军礼。习仲勋微笑地点头而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匆匆的相遇，却成了他们感情萌动的开始。

　　由于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延安将正常的整风审干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绥德师范运动偏离了正确方向，在学生中一时出现了“假坦白”现象，形成草木皆兵和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在数百名十几岁的学生中也搞起了“抢救运动”，不让学生回家，学生家长很有意见，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对此，习仲勋极为重视，亲自过问案件的审理，找学生党员代表谈话了解情况，深入调查研究。有时绥师开大会，习仲勋也亲临指导。齐心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在接触中，习仲勋对这位积极向上、工作干练的青年有了较多了解。齐心也从校领导和杨滨老师的谈话中，逐渐知道了习仲勋的革命经历，了解到他是一位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威望，深受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领导器重的年轻领导干部。一次，习仲勋在自己办公的窑洞里约绥师几位学生党员代表谈话。当齐心汇报了绥师的混乱局面时，习仲勋提醒说，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照这样下去，连自己也会被怀疑。你们要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协助党组织扭转混乱局面。齐心仔细听着习仲勋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谈话，困惑苦闷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她眼望窑洞墙上挂的毛主席为之题写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对习仲勋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习仲勋亲自领导绥师防奸运动，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检验，他毅然宣布“所有加在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撤销，予以平反”。一九四四年初，西北局从延安调来一位名叫布鲁的同志担任绥德分区保安处副处长，他是习仲勋在关中分区任书记时就熟悉的老同志，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习仲勋决定派布鲁调查核实发生在绥师的“黑头帖子”和“打石头”问题。布鲁经过一个月调查了解，很快弄清两起事件都是学校教师杨典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自己搞的假案，从而澄清了事实，消除了不良影响，使绥德师范教学秩序转入正常。

　　齐心曾回忆说，绥德分区是一九四〇年才解放的新区，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的统治，留下了不少反共遗毒。抗战初期，绥德师范又受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学生中对国共两党认识不清，反动宣传造成的影响也未完全消除，经过整风审干运动才彻底肃清了反动流毒，排除了右的和“左”的干扰，贯彻了边区政府的教育方针，学生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使绥师成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干部的学校。有过这段经历的绥师同学，都会自然地回忆起整风前后绥师发生的根本变化，以及习仲勋和绥德地委采取有力措施纠正编差，领导运动健康发展的历史。

　　齐心也正是在一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运动实践中，一步步地走近了习仲勋。

　　为了安定民心，习仲勋和地委决定让绥师党组织把分散在各县的学生家长请到学校来，同自己的孩子一起住几天，让他们亲眼看到学生们正常地生活和学习，从而相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习仲勋认真总结了绥师运动的经验，并积极稳妥地指导了全区的整风审干工作。当时，地委只办了一个干部整风学习班，习仲勋在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时，提出大家要正确对待审查，不要说假话，否则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在讨论一位受家族问题株连而被怀疑的干部时，他说，她的家里人出了汉奸，她革命有什么不好呢？

　　习仲勋数十年前说过的许多话，齐心谈起来时还感到犹如警钟在耳，时常回响。她回忆说：习仲勋常讲，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习仲勋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下，保护了大批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整风班，复查平反了“假坦白”的人，只短期挂了一位干部，不久也被党中央平反。我亲身参加过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听了习仲勋给西北局发电报要求制止逼供信错误等正确建议的传达，更令我对他崇敬不已。

　　这时，习仲勋和齐心在工作中，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齐心回忆这一经历时说，我和仲勋的恋爱，主要是通过书信表达的。早在绥师开展防奸运动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写的信。他开始谈的都是工作，后来的信中谈到他是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年轻的一个，来信还谈到今后他可能去延安学习等等。一开始我觉得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从未有人这样信任和关注我。我感到很荣幸，但也隐隐约约感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志关系。于是我就回了一封信，问他说：“你为什么老给我写信？”没想到他竟复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解决好。”此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这是让我考虑我们的婚姻问题了……他这种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习仲勋为了进一步了解齐心，还特地要齐心写了一份自传给他。齐心说自己正如姐姐齐云送她到抗大介绍时所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所以自传写得十分简单。这时，得知此事的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也写信给习仲勋介绍了齐心本人及家庭情况，信中特别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长大的，我认识她的姐姐，见过她的父亲……”

　　这年冬天，在绥师蹲点的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和校党总支书记宋养初作为介绍人，积极撮合他们的婚姻大事。习仲勋选择终身伴侣竟像选配干部、处理工作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特别看重齐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场上受过锻炼这一经历。当他看到齐心自传中写有自己为了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两次从家中偷偷跑出，又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不由得笑了，说，我年轻时也和你一样。

　　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和了解，习仲勋和齐心虽然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但两颗爱慕的心在一步一步地靠近，感情在一步一步地加深，后经西北局批准，终于结成伴侣。

　　这天上午，在绥德的党政军的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莅临习仲勋、齐心婚礼，向他们表示祝贺。抗大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政治委员李井泉、绥德警备司令兼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员袁任远、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热情为两位新人祝福！在大家的祝贺和谈笑声中，几位领导和习仲勋、齐心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个朴素而又庄重的婚礼。

　　婚后，习仲勋平静地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们不能陷在小圈子里。”革命夫妻的心是相通的，齐心对丈夫的这一番衷言深有同感。

　　是年夏，齐心从绥师毕业，即去了农村做基层工作，由此开始了他们很长时间离多聚少的家庭生活。不多的鸿雁传书连接他们的感情。齐心先是在绥德地委和县委确定的重点乡——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政府文书，后来又在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北关区委副书记。她经常以一个乡或村为单位进行重点调研，总结经验给报社投稿，成为《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

　　习仲勋经常写信鼓励齐心安心基层，联系群众，做好工作。他在信中叮嘱，农村是一个大学校，那里有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妻子重视实践和基层经验，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信中嘱咐要尊重乡村领导，并举例说在苏维埃时期，边区政府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村政权同意和执行。

　　齐心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婚后，我除了在延安中央党校六部短时间学习外，就在农村做基层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后，才被调到西北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回想起来，一生中有两段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一是在前方抗日根据地两年，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二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做基层工作八年，在劳动人民的哺育下，和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土改等群众工作实践中经受风雨，锻炼成长，使我终身难忘。那时，虽说我们经常相距几百里之遥，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一位战友看了仲勋给我的信后笑着说：“这哪里是普通的家信呢？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啊！”

　　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给北京家中的齐心打长途电话，问道：“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回答说：“五十五年了！”习仲勋又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呀！”习仲勋一听急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事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电话两端的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李云龙

　　●出席七大前后

　　进入一九四五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我党已拥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接近一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于五月八日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乘胜向日本本土进逼。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在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习仲勋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为了召开七大，党中央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这次大会距党的六大已过去十七年之久，是历史跨度最长的一次大会。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过要召开七大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召开七大的决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二十五人准备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准备”召开七大的决议，各根据地即选举了出席大会的代表。此后即有代表从各地启程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陕甘宁边区七大代表和候补代表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习仲勋当选七大代表时，还在关中分委担任书记。

　　在七大召开之前，习仲勋和绥德副专员杨和亭带全地区劳动英雄和模范代表，即从绥德到了延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会议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一月十四日共开了二十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重要报告。朱德讲话说，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了举世称赞。我们要提倡节约，建立长远的革命家业，积蓄力量，完成抗战大业。

　　会议期间，习仲勋得到通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要同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和专员们谈话。

　　冬日延安气温较低，山风顺着川道呼啸而过，顿使人感到阵阵彻骨的寒意。但是坐落于城西北十多里的枣园，在阳光照耀下，却是春意盎然。毛泽东的住所在园内东北面山坡上的一排五孔窑洞内。山坡下有一条被群众称为“幸福渠”的小溪缓缓流过，这里有着一种陕北地方特有的古朴和幽静。一天早饭后，习仲勋和杨和亭顺着去三边方向的道路快步来到了枣园。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门前同大家一一握手，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谈话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开始。毛泽东没有让大家一一作汇报，而是以提出问题，请同志们共同思考和回答的特有方式开始了座谈。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来自地方工作的同志，你们的工作哪些群众赞成？哪些不赞成？

　　习仲勋听了毛泽东的问话，觉得已准备好的汇报内容用不上了，便根据自己在整风、大生产运动中的切身体会作了回答。其他同志也你一条我一条说了起来，既讲了真话，又显得轻松活泼不落俗套。毛泽东仔细听了大家发言后概括说：群众表示赞成的，恐怕有那么十多条，比如干部经过整风，作风民主了；搞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群众负担，没有要饭的了；禁止抽大烟，禁止赌博，改造二流子，社会风气好了；婚姻自主，废除了买卖婚姻；消灭了土匪，群众能安居乐业等。不满意的是，个别干部深入群众差，工作方法简单片面；有些问题群众还未接受，宣传搞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还有懒汉，要求改造二流子。毛泽东讲到这里话锋一转，又启发道：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到家，如果按政策办，给群众交代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习仲勋深为党的领袖在运筹帷幄之中对农村实际有如此全面准确的了解和精辟的见解而感动。特别是毛泽东对地方同志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没有简单地责备和批评，而是在和风细雨的循循引导中总结得失教训，教给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习仲勋面对面地接受了一次现实而生动的群众路线和政策观念的教育。

　　习仲勋和杨和亭等根据工作实际，谈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大生产运动和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时，毛泽东插话说：第一条是带头作用，第二条是骨干作用，第三条是桥梁作用。毛泽东还就“三三制”政权建设和搞好统一战线工作问题，提醒大家说：在我们党的周围，党外人士总是多数，党员人数总是少数。因此，很多工作要靠党外人士去做，不能光靠党员包办。搞“清一色”倒容易，但“清一色”不容易成功啊！毛泽东重点讲了生产建设，他说：我们搞经济建设，我们的想法和做法，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这就是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家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要坚持战斗，对付荒年。一切部队和机关都要参加生产。

　　讲者风趣幽默，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饶有兴趣。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毛泽东热情招呼大家，今天就不走了，一起在这里用餐。习仲勋及参加座谈的同志和毛泽东共同吃了一顿红烧肉加大米饭。下午又接着座谈了教育、文化、扫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一直到了掌灯时分，他们才离开枣园。

　　枣园一天，在习仲勋的脑海中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感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能用一整天的时间和大家座谈讨论，并以他渊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语言方式，指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向，启迪深刻，受益匪浅。

　　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开过不久，中共七大召开的日子临近了。习仲勋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到延安出席会议。

　　陕甘宁边区因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所以代表团在出席七大的八个代表团中，人数最多，共一百四十三人，下分好几个小组。代表团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担任，副团长是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和其他代表安排在西北局院内住宿。西北局在城南的杜甫川口，离大会会址杨家岭较远，西北局机关的同志便在一辆卡车上装了一个篷子，在上面摆放几条木板凳，代表们参加大会时就乘这辆改装的“吉普”车往返。

　　四月二十三日，明媚的春光照耀下的延安城周围山山岭岭泛起了翠绿，清澈见底的延河水欢快地哗哗流过，这里充溢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在这里隆重举行。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七大召开的前一天，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对于正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习仲勋随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早早到了杨家岭。进入眼帘的是：为召开七大专门修建的中央大礼堂格外庄严肃穆，会场内主席台正中竖立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分别悬挂两侧；主席台上方红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后面的墙壁上挂着毛泽东“同心同德”的题词。周围的墙壁上还设置了不少象征胜利的V形木盒，盒内插着小红旗，于庄重、简朴中显现出大会团结胜利的政治基调。眼前的情景使习仲勋思绪翻飞，浮想联翩。十七年前，当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时，自己因为组织参加学潮而被国民党陕西当局关押狱中，也就是在此间经受了组织考验，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革命形势因大革命失败而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十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已由那时十三万党员发展为一百二十多万党员，成为领导有近一亿人口的十九块革命根据地、肩负着民族希望的政党；自己也由一个刚入党不久的党员成长为党代表大会代表。由此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必将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

　　下午，习仲勋和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聚集在中央大礼堂内，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开幕。习仲勋的注意力被毛泽东洪亮有力、言简意赅的开幕词所吸引。毛泽东讲道：“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他把这重大的命题提到大会代表面前，又坚定不移地作了回答。他说：“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随后大会还听取了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还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同志作了大会发言。

　　习仲勋积极参加了在西北局住地进行的小组讨论。他对几个主要报告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多次发言，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认为，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一般纲领、具体纲领和政策，还提出了工业问题、农民问题等，从而在重大转折时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航程。

　　六月九日、十日两天，大会选出了四十四名正式中央委员和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习仲勋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一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十九日下午，习仲勋出席在杨家岭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了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五名中央书记处书记。

　　七大刚刚落幕，习仲勋又参加了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朱德、任弼时、陈云的指导下召开的，从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共开了三十八天。七月十一日，习仲勋在座谈会上发言。他的发言在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斗争历史后，更侧重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党组织活动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指导当前和今后的革命斗争。

　　习仲勋在发言中首先讲道：历史最贵真实，知道的不完全不要紧，不知道也不要紧，最有害的是曲解和捏造历史。党史是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历史，如果丢开党和人民来谈历史，那就失掉了历史的真实。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果只强调个人的作用，夸耀个人的功绩，这是不合乎真理，或是不完全合乎真理的。

　　他接着回顾历史说：“在大革命时期，陕西的党和革命运动，都有很大发展。后期，由于没有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做充分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使得党和革命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在陕西党的另一方面，又有以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为代表，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历史证明这一路线是正确的。而坐在洋楼上，只指挥学生斗争，空喊斗争，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最后都斗到监狱里去了。孤立自己，减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力量。”“大革命之后，革命的星星之火，又逐渐燃遍了整个的陕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燃起了渭华暴动，同年收麦时又燃起了旬邑暴动。前者以兵暴为主配合农暴，由于当时政治上的盲动，军事上的保守，又不懂得游击战争，而致失败。后者以农暴为主，群众起来烧了衙门，杀了县长，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当时在政治上没有及时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收缴地主武装，武装农民打游击，深入农民斗争，坚持党的领导，反而把没收下的粮食交地主给农民分配，以致当时暴动的领导者许才升同志就被地主以请客名义暗杀了，这次暴动也失败了。虽然这两次暴动都失败了，但对推动陕甘革命运动，是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示作用。就是说告诉了西北群众，可以拿起武器反对统治阶级，推翻统治者的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广州暴动在全国的意义是一样的。但革命的火焰，并没有被统治阶级所扑灭，而是熊熊燃烧起来，如一九二九年在渭北成立了灾民自救军（实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一九三一年成立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前身，一九三二年春的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建，—九三三年陕甘边新苏区的建立（照金根据地），一九三三年秋…后到一九三五年发展到南梁堡，并有计划地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其后南北打通，建立陕甘宁整块的边区。”

　　他接着详细介绍了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造和红四团的成立、照金苏区的建立与恢复红二十六军、陕甘边苏区的发展与“左”倾路线的肃反情况。他在发言最后深有感悟地说道：从以上这一连串的历史看来，我有这样一些感想，第一，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全是错误的，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万能”的，我们边区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第二，“梢山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即使在抗战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平原主义”，还不是在太行山、五台山、大青山建立根据地？第三，真正的领袖是在不脱离群众斗争的同志中产生的，决不会在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人身上体现出正确路线。第四，理论与实际结合是革命事业成就的主要因素，盲目与靠书本知识都不能成事。红二十六军的一套，是适合革命需要的，是把实际经验提到理论原则上的。自然，真正的领导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去领导，不仅仅是组织上的领导。第五，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党内思想问题。“左”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路线，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错误到正确，而正确路线也是由不完备走上完全，形成一整套。第六，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当然这种统一战线还是小范围的，还不像中央来以后那样广泛。

　　当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还在进行之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一纸命令，将习仲勋召到了陕甘宁边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事磨擦的爷台山前线。

李云龙

　　●首战爷台山

　　爷台山，位于陕甘宁边区淳耀县（今陕西淳化县）东部，乔山山脉的南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连绵起伏的青山，层层叠叠的谷岭，茂密的森林和升腾而起的云雾，将爷台山主峰围在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习仲勋参与组织指挥了此次战斗。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法西斯阵线已全面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日本侵略军已到覆灭境地。国民党军队为了独吞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制造磨擦，调兵遣将，企图夺取关中地区，钳制边区八路军开赴前线向日军反攻，进而发动全面内战。

　　国民党军制造借口的起因，一是由于同陕甘宁边区南部防线对峙的国民党军陕西省彬洛区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及一部分士兵不满当局反动政策和法西斯统治而发生哗变，向边区警一旅投诚；二是发生了淳化县方里镇碉堡内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个排士兵起义，即所谓“淳化事件”。胡宗南集团诬称这一切是由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策动所致。并借此从七月十五日起，将河南黄河防线和驻西安等地国民党军西调，在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旬邑等地集中了九个师的兵力。七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突然向关中地区淳耀县境内的爷台山等地陕甘宁边区部队防地发起攻击。关中分区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二十三日，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投入进攻。边区部队坚守七天，终因寡不敌众，于七月二十七日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四十一个村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边区宽一百里、纵深二十多里的地方，企图继续北犯。

　　针对国民党军的公然进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七月二十三日开会，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对爷台山的进攻。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毛泽东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全力组织好这次战斗。同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警告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利团结抗日。二十五日，毛泽东写的关于爷台山战事扩大的新闻稿由新华社发表。新闻稿说，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暂五十九师外又增加了一个师，并配有许多新式武器。“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人，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员，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再次指出：胡宗南军此次进攻分为四路，共侵占八路军防地四十四个村。东面第一路侵入陕甘宁边区三十四里，中间第二路侵入边区二十四里，中间第三路侵入边区十二里，西面第四路侵入边区十里，东西两端顽军相距四十五里。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证不超出边区原有防地一步。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此间，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应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淳化事件真相。《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新华社播发大量消息，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七月下旬，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并特别选调长期在关中分区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熟悉地方情况的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世泰、王近山、黄新廷，副政委谭政，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临时指挥部设在关中地委、专署驻地马栏。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为参战部队。

　　习仲勋接到命令后，即星夜兼程赶赴马栏临时指挥部，参与组织指挥作战。在此前后，作战部队已到达淳化凤凰山、耀县照金、旬邑的马栏一带集结待命。

　　张宗逊、习仲勋等临时指挥部首长实地勘察地形和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决心趁顽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守敌，以彻底挫败国民党军侵犯边区的阴谋。张、习决定：新四旅五个营配山炮一门为主攻部队，警备第一旅第三团配合，消灭爷台山、老庄、宋家洼之敌，尔后扩大战果，收复全部被侵占的村庄；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集结于凤凰山、照金地区机动，必要时可以越境作战，但不宜突击太远，得手后迅速撤回，准备打击反攻之敌；教导第一、第二旅集结在岭湾、上畛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并严密监视东、西两面之敌，保障我军后方安全。

　　反击战役决心定下后，临时指挥部即召开作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动员会。习仲勋在政治动员中指出：这些年来，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经常以“打野外”、“抓逃兵”为借口，肆意制造磨擦，奸淫妇女，无所不为。为团结抗日，我们一忍再忍。但是，反动派狼子野心不死，这次又调遣了九个师，侵占了我爷台山阵地及周围四十一个村庄。其用心在于夺取我关中分区，钳制陕甘宁边区部队对日寇的全面进攻，进而挑起新的内战。如果我们不及时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不仅关中分区的民愤不能平息，而且国民党必然会得寸进尺，内战危机就要加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了取得此役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必须严格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做到一不放跑一个敌人，二不越过防线一步。张宗逊司令员主要强调了参战部队作战意图和战役战术方面要注意的问题，要求各部队之间密切协同，隐蔽接敌，速战速决。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了六年之久，深谙当地的地理人情，又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作为战役政治指挥员，他深知离开了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要取得作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与关中地委的同志共同商定了拥军支前的方案，并以地委名义向各县委发出《关于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指示要求：一、立即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深入动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关中地区、发动内战的阴谋。二、立即整理自卫军，组织游击小组，动员民兵参战。三、立即封锁边境要道，清查户口、山林，捕捉敌探奸细。四、立即清查仓库，注意仓库安全及供给需要。五、立即转变工作作风，抓紧战争动员。六、立即加强机关警戒，防止敌人袭击。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关中分区人民迅速动员起来，响亮提出“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的支前口号，民兵踊跃参军参战，群众积极支援前线。仅赤水县就动员支前队员一千四百多人，出动担架四百多副，筹措军粮万余斤，送军鞋一万多双。

　　八月七日，部队向预定作战区域开进。习仲勋、张宗逊等随临时指挥部进至距爷台山仅二十里的凤凰山下兔鹿村靠前指挥。

　　海拔一千三百多米高的爷台山已显现在张、习首长和作战部队的视野之中。胡宗南暂编五十九师占据爷台山后，大肆抓民夫，抢修了大小十多座碉堡和众多掩体、堑壕等工事，尤以主峰的碉堡最大，工事最多。国民党军还在耀县、淳化、彬县、中部、石堡、兴平、西安等地集结重兵，作为战役预备队，企图再次扩大进攻。

　　八月八日黄昏后，气候异常闷热，临时指挥部内张、习首长神情严肃，豆粒大的汗珠不时从额头沁出，这里出现了战前特有的宁静。

　　突然，狂风大作，暴雨骤降。张、习命令作战部队迅速向敌前沿运动，进入冲击出发阵地。午夜二十三时，临时指挥部发出总攻击开始命令，几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各部队全线出击，向爷台山守敌展开猛烈进攻。爷台山守敌依托工事，凭险据守，负隅顽抗。战斗至九日四时，只新四旅七七一团攻占孟户原、熊家山两阵地，歼敌一部。其他部队发起攻击尚未奏效。为了迅速解决战斗，张宗逊、习仲勋即令三五八旅投入战斗。该旅接受任务后，即令第八团投入战斗，并集中全旅山炮三门，两个团的迫击炮八门，集中火力压制敌人。九日上午十时，第八团二营六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迅速冲进敌碉堡的外壕，其他连队及新四旅十六团一营紧紧跟进，与敌展开手榴弹战和拼刺刀，经反复冲杀，至下午两点全歼爷台山守敌。第八团三营和警三团同时攻克老庄子、宋家洼等五个碉堡群。其他部队也乘胜扩大战果并收复其他被占村庄，残敌逃出边区以外。十日，战斗结束，收复爷台山周围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毙伤敌一百余名，俘敌营长以下三十六名，缴获轻重机枪十九挺及大批弹药。

　　战斗结束后，张宗逊、习仲勋即命作战部队仍严守阵地，以防国民党军队新的进犯。八月十二日，美军调查组为了寻找口实，替国民党军开脱罪责，便以“中间人”身份到爷台山进行所谓“现地调查”，习仲勋命警一旅三团团长刘懋功、新四旅十六团团长程悦长带调查组到阵地实地察看，阵地上残留的国民党军印有美制英文字母的弹壳和弹药箱，以及我作战部队缴获的美式武器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使得美军调查组窘态毕露，无趣而归。

　　爷台山反击战是一曲军民团结的胜利凯歌。一九九九年六月，已从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职位上离休的刘懋功战地重游，与当年一位受习仲勋委派为其传送书信的交通员赵春喜不期而遇，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开始了一段对昔日战斗情景的深情回顾。赵春喜说：“那是张宗逊当司令员、习仲勋当政委的时候。习仲勋叫我给警三团送信，当时是雨季，我怀里揣着习仲勋政委的信，为了绕过敌人的地盘，蹚过了数十道水，总算是把信送到了三团。”刘懋功问：“信送给谁？”赵说：“刘团长，刘懋功。”刘又问：“你看我是谁？”老人端详了许久，一时认不出来。当他得知眼前站的就是刘懋功时，便急切地问道：“刘团长，你还记得那年的事吗？你住在西沟，我在那里找到你！”“是习仲勋政委亲笔写给我的命令，叫我们团一定要顶住十里原、通润和铁王一线的敌人，为打爷台山作准备。”刘懋功还回忆说：那时仲勋同志就常告诫我们，这里的群众不仅哺育了我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支援了我们。我们的每一个胜利包含着他们的功劳。这也是我们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八月十四日，临时指挥部命令部队打扫战场，习仲勋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和军民联欢会后，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即奉命撤销。

　　翌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习仲勋和所有抗日军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当爷台山的硝烟刚刚散去之时，习仲勋受中共中央之命，回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两个月后，他又履任新职。

李云龙

　　第13章 人民的重托

　　●出任西北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在时局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分析了形势并科学地预测了时局发展方向，提出了关于争取和平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确定了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战略上“向南防御，向北发展”。陕甘宁解放区即成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后方。边区军民承担着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的历史重任。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包括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内的边区党政军机关及各分区万余名干部调赴全国其他解放区，其中一半人被派往东北建立根据地。在这一重要时刻，习仲勋受命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

　　由于全国各根据地急需干部，当时，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曾有过两种考虑：一是考虑让他同高岗一起去东北工作，以建立和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二是随陈毅一起到华东根据地工作。但是，党中央最后还是决定把西北局领导工作的重任交给了他。习仲勋回忆当时情形时说：一九四五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以胜任。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习仲勋从地委书记岗位直接调到中央局主持工作，反映了党中央、毛泽东对他在地方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大的转变和考验。习仲勋还是尽快缩短从担负局部领导到指导全局工作之间的距离，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十二月，到任不久的习仲勋即在西北局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就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任务和工作方针提出意见。

　　习仲勋说：关于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方针是什么？我们陕甘宁边区明年做什么呢？首先我们估计明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国内就是一个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斗争的形势。国民党要搞内战，它不给我们民主，不给老百姓民主，不给全国人民和平，而在那打共产党、八路军，我们就要反对这个内战，进行自卫战争。全国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如果这个斗争在明年春季一、二、三月之内，时局没有新的变化，自卫战争是很紧张的。国民党现在动员了五十四个军，光津浦路就有十八个军，要进行内战，当然最近以来和平因素增加了一些，但是会不会因为有了目前的和平因素改变这个局面？我认为这是很困难的。

　　习仲勋联系国际形势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要求解放区军民必须保持警惕，准备自卫战争，在战争中争取和平。他指出：我们陕甘宁边区，还是全国的指导中心。这一点日本投降后，有些同志说，陕甘宁边区的指导作用减轻了。我们说没有减轻，因为党中央还在这里，中央的政策要从这里发出去，战争的指令要从延安发出去，所以我们这里在对推动全国民主运动特别对推动西北民主运动仍是一个重要阵地。在大范围讲，它是一个首席边区，人口虽然没有别的地方多，但这块地方的重要性很大，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战几个时期，现在又处于战争的威胁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精神上的准备。陕甘宁边区目前总的方针是，一切从长远打算，进一步巩固边区、建设边区和保卫边区。

　　习仲勋接着逐条讲解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六年的十条方针，即：粉碎一切新的进攻；开展高树勋运动；练兵提高我们的战斗力；继续发展生产；财政问题；要救济受难的群众；开展拥军爱民、拥军优属活动；爱护干部；减租；作持久打算。

　　根据中央的精神和西北地区的实际，习仲勋提出了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的五大任务。第一，继续发展生产，整顿财政。他特别提出仍要坚持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中心，尽量发展农业，现在要把开荒放在第一位变为改良农业耕作法、推广选择品种、积肥施肥、消除病害、深耕细作等生产经验。工业除了公营的纸厂、兵工厂、毛织厂外，可以发展家庭纺织工业为主，实行自种、自纺、自织、自用的方针。同时要整顿合作社，防灾济荒，精简机关人数，健全经济制度。第二，加紧练兵。明年要至少完成半年时间练兵任务，以加强部队的干部教育，彻底纠正部队涣散、疲沓现象和严重违法现象。练兵中老兵要继续提高技术、战术水平；新兵训练要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第三，开展文教工作。各分区要办好中学，各县要办好完全小学。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同时注意团结文艺工作者，改善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加强医药卫生工作，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第四，发展民主政权建设。他强调了两点，一是认真总结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以采政权建设方面的经验，倾听老百姓中间的各种意见；二是要诚恳同党外人士合作，团结一致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第五，整顿党务，转变作风。习仲勋对作风问题讲得时间较长，态度也较为严肃。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边区政策也有，方针也定了不少，为什么有时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作风还不那么对头，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他还列举一些同志有骄傲自满情绪，比地位比待遇，脱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后说：我们在下面做工作，如果老百姓不自觉，不愿意，你硬要他那样搞，你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有了主观武断，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也就都来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注意，无论什么问题，自己想通了，不要以为老百姓也想通了。在农村里，就有这样一个特点，老百姓他亲身体验过了，才能心甘情愿地去执行。否则，不会高兴参加这些运动的。我们应当注意这个特点，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军民遵照党中央“和平、  民主、团结”的方针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部署，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选举、减租、生产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之时，中央安排的第一个全国范围内（包括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自下而上的普选工作开始进行。《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求陕甘宁边区的普选，“在全国人民面前做出好的榜样”，“普选不仅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于全国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也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习仲勋对此次普选作了周密部署和精心指导，在试点试选、广泛宣传动员的基础上，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普选和县、分区政权的选举工作，顺利选出了出席边区参议会的正式议员一百三十五名，候补议员三十五名。习仲勋在关中分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参议员。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因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内战而推迟到次年四月召开。习仲勋在此次会上当选为常驻议员。

　　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后，根据边区的实际，要求各分区“研究历年减租情况，继续进行查减，并整理租佃关系”。他还根据自己长期在地方工作掌握的情况，具体提出：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关中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同时应根据其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

　　习仲勋在悉心抓紧普选、减租、查租的同时，仍把边区的物质生产当成解放区建设的基础来抓。十二月二十四日，习仲勋主持了由西北局召集举办的农业科技人员和劳动模范座谈会，专门讨论改进农业技术问题。习仲勋在座谈会上特别指出：必须认识改良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必须采取有领导有计划的群众路线，一方面反对对此采取不闻不问的错误思想和态度，一方面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根据当地群众的具体情况，一步一步地做，切忌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翌年三月，西北局又召开地委书记、专员座谈会，专门讨论春耕生产。习仲勋再次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上级对下级，下级对群众，能经常具体指导，具体解决问题”，把一九四六年的春耕生产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这一年全边区六百万亩冬小麦、三十五万六千亩棉花取得了较好收成，从而推动了全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春节刚刚过去八天，习仲勋主持西北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记者通报工作。他再次强调了改变各级领导作风问题。他说：八年来边区工作有很大的进步，不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之工作，都已打下了基础。但我们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榜样，就不能以现有的成绩为满足。相反，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我们把历年的工作仔细检查起来，可以看出我们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对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发生偏向，这主要是由于各级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存在着缺点。过去对区乡干部的责备很多，但应该说，县以上的领导机关的作风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县级对区乡缺乏具体的领导，办法提得少，没有很好地去研究下面的干部问题，并很好地去帮助解决，或做出示范，启发下面。今年转变工作作风的关键在县级。分区及边区一级的领导机关，也应先检讨并很快很好地转变作风。

　　习仲勋在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后，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监督问题，特别是发挥报纸的作用，欢迎新闻监督。他说：党报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优良的工作作风与批评坏的工作作风。过去党报表扬好的典型事迹这是对的，以后还应更切实地去做。但另一方面，过去党报对于我们工作中缺点的批评似乎不够，特别是对于县级以上的干部的工作作风的缺点批评很少。希望党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对领导干部的缺点提出严正的善意的和实事求是的批评。必须纠正某些干部只愿听说好话，不愿听批评的偏向。

　　习仲勋既讲成绩，又讲缺点错误，既找出问题根源和提出改进措施，也热诚欢迎新闻界监督批评的讲话，给人以新风扑面之感，立即在与会记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习仲勋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后不久，先后作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的《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已出满百期。习仲勋为之写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说：

　　“《边区群众报》出满整百期了，值得大大庆贺。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它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这样做。

　　六年以来，这个报纸对边区人民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的。它告诉边区群众和干部团结抗战、生产建设的任务，当边区的喇叭筒；而且教边区群众和干部怎样工作，来动员、来生产、来完成这些任务。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

　　这个报纸要好好办下去。现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这个报纸按照什么方针来办呢？边区的方针是继续紧紧团结，好好生产，和一切反民主势力作斗争，建设一个更繁荣的、更巩固的边区。这个报纸的方针也应该这样……”

　　三月八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召开的延安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满怀喜悦地说：今年这个三八节，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三八节，又是国内和平后的第一个三八节。大家很兴奋，要我讲话，我就讲一点关于和平以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怎样做的问题。我们妇女工作的方向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动手，发展经济，做到丰衣足食。这是一九四二年底高干会所规定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不同时期的历史功绩，提出了如何贯彻这一正确方针，最后讲道：边区妇女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和边区妇女在一起创造了苏区；抗战时期，我们又和边区的妇女在一起，巩固边区，支援前线，赢得了抗战胜利。今后同样还要和边区妇女一起，共同为进一步建设边区而努力。边区一百五十万人，里面就有七十五万妇女，离开妇女，边区建设不可能搞好。我们把边区妇女都组织起来，共同把边区建设得更好，做出榜样，这也就是援助了全国的妇女运动。

　　四月二十日，习仲勋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我们的先驱》文章，深切悼念因飞机失事死难的“四八”烈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

　　这是一篇充满对革命先驱深情厚谊的祭文，文字质朴，情真意切，读来发人深思，催人奋进。文章写道：

　　“想写篇追忆若飞、博古、叶挺、邓发几位同志的文章，然而手沉重得难于提笔。失去这十几位敬爱的同志和朋友，悲痛是无法自已的。”

　　他在简述了几位烈士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的经历后又写道：

　　“既已献身于人民，死生原置度外。但若飞同志他们的死，对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损失实在太大。

　　近百年来，历史充满无数人民重叠淤积的凝血，这二十年间，我们也亲见我们志不断流洒的鲜血。我们知道这些鲜血为什么而流。我们就是在这些先烈们的血泊中奋然前行。

　　专制者以为流血会把人民吓退。然而人民流的血，人民战士们流的血，会把那些吃血者们淹没的。中国人民已经走上胜利的道路，人民的战士仍将前仆后继，把悲痛变成勇气，变成力量。人民的军队是无敌的。

　　我们知道若飞同志是为什么而死的。

　　边区人民和工作者，就以自己更加紧张的工作，更加亲密的团结，更高的勇气，更炽烈的斗争热情来纪念我们的先驱者。”

　　四月底至五月中旬，习仲勋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勋在预备会上发表讲话，主要说明了会议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即财经问题、复员问题、保卫工作、边防和武装问题。五月二日，习仲勋以《告诉一个时局的消息》为题，向与会同志通报了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他在讲到国际形势时说：这两三天来时局越发展越严重了，国际方面目前从各方面情况看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反共高潮。最近在巴黎开四国外长会议，报纸上看，争论很多，斗争很尖锐，比如各国和约的问题等。从最近的材料看，在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民起来反对美国，有一部分人想在中国做生意。这些人不希望中国打仗，希望中国和平民主。他说，苏联从东北撤兵以来，最近态度强硬，差不多每天在莫斯科广播反对反动派消息，不管是对中国问题、西欧问题，还是日本问题都是持强硬态度。所以这样看来，国际形势今天不是反共高潮，但反共高潮也不是完全没有。他接着讲道：这样一个国际形势下，中国现在怎么样？东北大打，蒋介石把队伍不断向东北运。四平街现在我们还没有丢掉。估计到四平街可能打大仗。最后国民党分四路进攻东北，一路进攻本溪，一路向着沈阳、安东……这样来巩固它的后方阵地，向四周发展。因此东北还要打大战。我们一定要准备。在关内白崇禧二十九号飞西安，后来到开封、郑州，到处布置打内战。蒋介石三十号飞到西安，飞得很快。他是从成都到了重庆，从重庆到武汉，又从武汉到西安。最近的中心要搞中原（五师）。蒋介石已完成了对中原的封锁线，那里常驻有七万多人。他的包围不是一线，而是纵深（修筑碉堡）有好几道，所以五师很危险。中原的战争搞起来是全国性的问题。他接着讲道：关中也是他们计划之内的，准备在这一次内战中把关中搞掉。所以目前的形势发展得很严重。我们的方针不管今天再怎么样，还是坚持和平、争取和平、巩固和平的方针。习仲勋最后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对这些问题，在思想上多做些准备，要好好研究一下。目前边区一方面要突击搞好春耕，特别是陇东、关中，另一方面应积极备战，一切为了战争，为了做战争准备，不这样做就不得了。我们的工作要准备两套，即和平来了怎么办？战争来了怎么办？

　　五月十三日，为期十五天的边区高干会议结束，习仲勋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报告共分为六部分：（一）继续发展经济，解决财政问题。（二）复员问题。（三）整军与加强地方武装问题。（四）保卫工作。（五）继续发动群众，解决租佃与地权问题。（六）党的领导问题。他在总结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六项重要措施：一、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有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二、发展农业为第一，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增产粮食。一、坚持发展农村家织业，发展手工业。四、边区的畜牧业也要发展。五、合作社问题。六、发展工业、建设工业问题。

　　几个月来，习仲勋或多次参加西北局和边区重要会议并发表讲话，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其内容深刻体现了在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方针指示下，边区军民努力进行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的主线。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也有了全面的发展。但是和平之中仍孕育着战争，正如习仲勋在高干会结束时所言：我们这个会开了十五天，正是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策动内战最严重的时候，最近关中、陇东的情况都很紧张，南面的内战也威胁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这个会再不能拖下去了，许多同志要回去，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局面。

　　但是，解放区军民追求和平与民主的愿望并未最后实现，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日子也极为短暂，内战的乌云迅即密布中国上空。

李云龙

　　●毛泽东九次来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从来就没有停止。只是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民主潮流的推动和人民武装奋起自卫面前，其夺取华北、独占东北、分割压缩解放区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却有了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到二十八万，八路军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军区建立了三支野战军，新四军调整部署建立了津浦前线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中原军区在江淮河汉间建立。特别是上党、邯郸、绥远和津浦路几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十一万多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一亿四千万，中小城市五百零六座。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又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进入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事，一时给中国局势带来了生机。一是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签订；二是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在文本上签字。一月三十一日，政协会议闭幕。习仲勋为和平谈判和政协会议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他曾以《政协会的成就及我们的任务》为题向陕甘宁边区军民作了关于改组政府、关于宪草原则、关于国民大会、关于三人军事小组、关于政协会议成功的原因，以及新情况下应采取的和平方针的报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热切期望中国由此走向和平、民主、光明的道路。但是，由于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战后中国的现实并没有实现和平。一月十四日，即根据停战协定，国共双方颁发停战令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又暗中命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继续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彻底撕毁一切停战协议，全面发动内战，中国人民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也正是从六月间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的。

　　中原解放区地跨鄂豫皖三省，南临武汉三镇，北迄陇海路南的许昌、洛阳，东接合肥、安庆，西连湖北襄樊和河南的南阳。一年多前，以王震为司令员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部队带着党中央“到南方去画一张红色的地图”的重托，由延安出发进军湘粤赣，后转战到达中原地区，同豫西南下的部队和新四军五师会合，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王震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于这一地区是国民党军队出川的大门，所以蒋介石从一九四五年冬起，就调集四个战区二十六个师共三十万人，在刘峙指挥下，沿平汉路南犯，企图把中原军区一分为二，进而分区“围剿”。至停战令下达前，中原部队数万人已被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域，“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六月中旬，国民党军三十多万兵力再次缩小包围圈，妄图一举歼灭中原部队主力。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复电中原局，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六月二十六日拂晓，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八个整编师零两个旅，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的直接支援下，向中原部队不足百里的集结地发动进攻。中原部队按照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北路突围部队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防线，越过平汉铁路，于七月底和八月初分别进至陕南和鄂西北地区，与中共商洛工委领导的巩德芳游击队会合，胜利实现中原突围。李先念等率部与陕南地方武装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王震率三五九旅和干部旅杀出一条血路，攻占镇安县城后，遭受胡宗南集团重兵围追。三五九旅转战数日，难以立足。八月十五日，中央军委批准三五九旅夺路北上，返回陕甘宁边区。

　　中原部队在被围困的险恶环境中，坚持艰难斗争近一年间，拖住了国民党军三十万兵力，对华北、华东和东北各解放区起到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做好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时问。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时刻牵挂这支战功卓绝部队的安危。在一个多月之内，毛泽东先后多次亲笔致信习仲勋，就中原部队突围后豫鄂陕边区的建设和迎接王震部北返行动作出周密部署。

　　毛泽东为什么把组织指挥接应王震部北返延安的重任交给了习仲勋？这是因为习仲勋当时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此时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中央军委任命王世泰为代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隶属中央军委和西北局双重领导。因而由习仲勋担当此任，有利于统一各级党政军的行动，特别是便于指挥联防军各部和地方武装协同作战。

　　七月二十六日，当中原部队冲破五道防线，行程近两千里到达陕南时，习仲勋接到毛泽东当日写的亲笔信：

　　“仲勋同志：

　　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像巩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习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郑位三、陈大姐、戴季英三同志及其他大批离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六日”

　　信尾又用小字特别写道：

　　“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锋及其他适当之人。”

　　习仲勋接信后，即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作出周密安排。

　　八月十日，毛泽东于一天之内两次提笔致信习仲勋，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豫鄂陕根据地问题作了具体指示。信中写道：

　　“仲勋同志：

　　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一）麟游为中心一支，约三至五个连。其中三分之二（两个至三个连）以班或以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十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一区）三五支枪，总以广泛分布于泾渭间十余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其余三分之一（一个至两个连），则集中公开行动，但须取当地人民自卫队或人民游击队名义，或其他地方性名义；无论分散的，集中的，在一年内一律由边区供给经费，不从民间筹款；派出之前须加以训练；须配备政治工作人员；须有强的领导；须有本地干部率领，队员都要陕甘人（或杂以少数外地有经验者）；要自愿肯干；要准备吃苦。（二）两当、徽县为中心一支，约二个至三个连；办法同上。（三）此外，尚请考虑可否以海原、固原为中心派出一支，以静宁、庄浪为中心派出一支，每支约二百人左右。

　　以上方针是否可行？估计派出后是否有站稳脚跟之把握？或先派麟游、两当二支，每支数目较小？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见复。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日”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觉得意犹未尽，提笔又致书习仲勋道：

　　“仲勋同志：

　　十七军八十四师现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八十四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盼！

　　毛泽东

　　八月十日”

　　习仲勋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决定，派出时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的汪锋等赴豫鄂陕边区工作。八月十日，汪锋从陕西工委驻地马栏出发，通过关中党的地下交通线，于九月十八日秘密到达商洛中原局驻地主持豫鄂陕边区工作，出任边区党委书记、豫鄂陕军区政治委员。在此之前，西北局指派刘庚等一批干部已先期到达陕南，同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指挥巩德芳“商讨豫鄂陕边区的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八月十一日，习仲勋在接毛泽东信的次日，即对接应王震部作出周密安排。他致电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及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郭炳坤：（一）为配合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决定你们共同组织一百五六十人的武装（内干部四十余人，均由三旅调出），向陇南地区活动。干部有计划地分散隐蔽在有党的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的地区，作为发动与领导群众的骨干。其余武装部队则公开活动，并与发动起来的各部武装取得呼应，争取成为领导这些武装的核心，创造陇南广大游击区。（二）陇南敌统治较弱，目前五师进入陕东南正是在此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时机，宜争取半月内能派出活动。你们应抓紧时间积极准备，如挑选干部，准备服装，探好几条线等。西北局派张仲良等同志后日起程专门前来布置。（三）由你们负责布置派若干武工队性质的武装（中间须配备较坚强的干部）向海原、固原、静宁、庄浪一带活动，发动与领导群众武装斗争。（四）以上只限你们五人知道，由你们指定有关同志筹划，必须共守秘密，不得泄露。

　　同时，中共西府工委和西府游击支队成立。习仲勋指示由西北局抽调干部和关中警一旅的两个加强连共三百余人组成游击支队，赵伯经任司令员兼政委。西府游击支队成立后，即奉命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奔赴麟游山区开展游击活动，牵制胡宗南军队对中原突围部队三五九旅的压力。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再次致信习仲勋：

　　“仲勋同志：

　　王震行进甚速，拟以十一天到达宁镇或旬正地区。王来两电请阅，并摘要转告关中、陇东。关于准备三个强的团位于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此事请于日内准备好，并即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同日晚十时，习仲勋即同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联名电令警一旅、警三旅和新四旅首长：一、陕南王震部于十六日到江口镇（留坝以北），取捷径计划通过宝鸡、凤县公路，抢渡渭河、陇海、平凉路入边区，预计八月二十七日可接近镇、宁、正、旬地带。二、我军奉命组织三个精锐团出击迎接王部。新四旅全部及三旅七团，在两日内做好战斗准备（以轻装做准备），待命行动。三、阎、张考虑武工队早组织好，利用出击机会与王部会合，以中原部队名义达预定地区活动。四、通知电台随时注意联络。

　　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时，习仲勋、王世泰等向作战部队发布出击电令：（一）中原王震部十九日通过宝凤路刻继续前进中。（二）我迎接部队编组如下：甲、以新四旅全部配属山炮一连为左翼部队，于二十五日前集结于金村、庙原、九岘原地带，担任长武、彬县间缺口突破出迎任务。乙、以警三旅七团全部、五团一部配旅之工兵侦察部队为右翼部队，于二十五日集结于驿马关、西华池之后方隐蔽地带，担任平凉、泾川缺口出迎任务。丙、警一旅应组织数小股游击队昼伏夜出，活动于淳化、旬邑地带，以达到麻痹钳制敌人，辅助出迎部队顺利完成任务。（三）四旅到达集结地点后，即配合前沿我守备部队完成正面之详细侦察工作，一俟王部到达适当地境，待令扫清封锁道路，展开攻势，争取主动，以达到与我归来部队夹击之任务。（四）中原部队之进入边区，将引起国民党对边区积极进攻之形势，我各部之备战工作务期继续贯彻，尤其民兵爆破训练等，前示任务又须认真进行，以期战局扩大而立于必胜之地位。（五）出击部队原驻地生产家务，留少数体弱人员看管，勿致任务归来后产生困难。（六）本部组织医疗队随四旅行动，协作出迎与归来部队之救护医疗工作。（七）新四旅遗防由教导旅独立团富县之营接任，富县防务由教导旅一团派部队接充。

　　二十二日，习仲勋根据毛泽东指示，致电在陇东地区指导工作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张仲良、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等：（一）派出的三支武装立即出动，不要迟延。（二）派出的武装应轻装，不要累赘，人员要精干，非战斗员尽量减少。（三）派出部队经费拓夫即有电批发，但财物不要一次带得太多，以带两个月为宜。（四）王震部今日已入陇县境，二十六日即可到西兰路附近。你们要做的事赶快做，一切都要配合这个情况。（五）派出去各地区的组织与人士均同意你们的配备。但周仁山一时间不能调来。（六）边境即需派出数股小部队以连为单位在碉堡线附近活动。

　　当日晚，心系三五九旅官兵安危的毛泽东夜难成眠，又给习仲勋写一信：

　　“仲勋同志：

　　长武、那县、平凉、隆德、静宁、正宁、宁县、西峰、镇原、固原等处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即告。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夜”

　　八月二十三日，以习仲勋任代政治委员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起南线出击。以一部兵力组成左冀兵团由长武、邠县间突破；另以右翼兵团由平凉、泾川间突破。同时地方游击队分散活动于旬邑地区，牵制迷惑敌人。同一天，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领导日夜牵挂和准备接应的三五九旅杀出重围后，在宝鸡、凤县之间通过川陕公路，强渡渭河，穿越陇海线，在陇县以南之小底村与胡宗南部激战后，西折马鹿镇。胡宗南部三十二师又转至瓦亭一带堵截。王震率部绕道陇县，以日行七十余公里速度向北疾进。当天，习仲勋即将南线出击战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接报后随即复函：

　　“仲勋同志：

　　来信悉，布置甚好，已告王震。

　　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告关中分区，旬邑以东不去扰击；宁县、正宁及陇东分区各部则照计划办理。

　　今晨附上之电报阅后请退还。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习仲勋在对关中分区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同时，又致电张仲良等：王震部现已进至陇靖交界，拟继续北上，亟需沿陕甘交界及泾、渭之间地方武装配合，并进行有力策应，你们拟派出之武装和人员，千万迅即派出，以免坐失良机。并告前进及当地同志，设法与王联系并尽力协助之。

　　同日，习仲勋、王世泰等联防军首长再次向警一、三旅和新四旅发出电令，指出：王震部昨日在陇县南大底村、小底村与敌激战后，二十四日向陇县、清水间之温家梁、昌口河方向转进。顽敌四三一团落后尾追，平凉三十六师之独立骑兵团二十三日急开陇县堵击，骑七师张绍成亦同日派兵三连向化平、张家川方向开进。电令提出：我军此次出击主要任务为迎接王震部安全进入边区，故对追堵之敌必须奋勇排除，打击与消灭之。王部归来后，为对付国民党军向全边区之进攻，我军仍以内线作战为有利，故对无妨伤害执行此任务之坚固据点，勿作无把握之攻坚。应在掩护王部安全通过之后，徐徐收束攻势，撤回边区，无十分必要勿渡泾河，以防涨水失去联络。

　　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组织边区部队接应三五九旅的消息通过电台传到横越千山万水、冲破敌军堵截、屡经战斗的将士中时，部队情绪高涨，勇气倍增。当王震率部行至西兰公路瓦云寺附近时，再次陷入敌重围，三五九旅将士浴血奋战，终于在长武、泾川间越过西兰路，涉渡泾河。八月二十九日，在镇原县屯子镇与南下的警备第三旅会师。党中央获悉这一消息，立即致电慰问。当天，毛泽东以喜悦的心情写信给习仲勋：

　　“仲勋同志：

　　王震部主力已到边边，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在王震率部到陇东地区后，三五九旅右纵队七一七团，经过连续三十天的艰苦行军和十多次战斗，穿越徽县、两当、六盘山等地，从平凉以西跨过西兰路，由马渠进入陕甘宁边区，九月八日抵达庆阳与该旅主力会合。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代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赶赴庆阳迎接三五九旅官兵胜利北返，陇东地委隆重举行了欢迎大会。当地群众唱起了欢快的歌谣，表达人民对南下健儿的深情厚谊。歌词为：

　　为啥喜鹊尽飞翔？

　　为啥环江闹嚷嚷？

　　原是天外传喜讯，

　　王震将军到庆阳。

　　五千健儿两条腿，

　　南征北战两万里。

　　不是天上神仙兵，

　　就是钢铁铸成的。

　　当三五九旅回到庆阳休整之时，习仲勋的心里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他仍然密切注视着尾追其后的国民党军，及时调整兵力部署，保卫边区。九月一日、二日，毛泽东又接连给习仲勋写了两封信。九月一日的信写道：

　　“仲勋同志：

　　（一）胡宗南似有向陇东进攻之计划，我们如何应付，请加筹划，并见告。

　　（二）我军出至封锁线外占领多少地方，消灭多少敌人，缴枪多少，正宁、宁县、镇原一线碉堡线是否已完全攻破，或尚余多少，请饬人绘图附说送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一日”

　　习仲勋接函后即将边区敌我形势及我方作战方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并特别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张文舟：指定专人按照毛泽东要求内容绘制地图和文字说明上报。次日，毛泽东再致书习仲勋：

　　“仲勋同志：

　　来信收到。即照所定方针去做。作战时，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得手后看形势，如我损伤不大，又有好打之敌时，可接着打第二仗，再歼敌一个团；如不好打，则撤回休整，待机再打。此外，须准备三千人左右补充作战部队的消耗，请早为准备。最好先期交付各旅训练，临时可迅速补充。

　　毛泽东

　　九月二日”

　　九月四日，习仲勋、王世泰等分别向警一旅、警三旅、新四旅和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副政委饶正锡发出电令，电令指示一、三、四旅：（一）今日三旅与胡顽一旅一团激战于太平北，我以六个连击溃其四个营，遗尸三十余具，缴获在清查中。（二）四旅接电即取隐蔽道路，转移至驿马关、唐家原地带，由仲良统一指挥与三旅主力配合消灭前进之敌。（三）一旅派队在山河、平子地带向敌展开积极活动，迷惑敌之注意。同日，电令罗元发、饶正锡：（一）为集中主力打击进攻陇东之敌，决定抽你旅一团参加战斗。（二）二团三营可电调南下固临至富县双龙镇防务，由你们讨论布置电告。（三）一团于十四日到达庆阳。罗布置后来延面谈情况与任务。

　　九月二十日，就在习仲勋组织领导加紧备战之时，尾追突围部队三五九旅的国民党整编九十师十一旅一部，向驻刘家山的边区部队警备第三旅五团二连猛烈进攻，又以两个营兵力向枣林之警备第三旅七团迂回。警三旅按照西北局和联防军作战计划，奋起反击，彻底将国民党军击退。至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南线出击，歼敌一千三百余人，不仅胜利接应了三五九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之麟游山区开展了群众工作，扩大了党和军队的影响。

　　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离开延安两年间，深入粤北，又北渡长江进至鄂东，抗击日本侵略军和汉奸武装，行程一万一千公里，历尽艰险，战功卓著。从中原起到回到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月中，转战于鄂、豫、陕、甘地区，行程二千二百五十多公里，历经大小战斗八十六次，粉碎了大于自己二十余倍的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这一壮举，调动和分散了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打乱了胡宗南集团进攻陕甘宁边区计划，为边区对付全面内战赢得了时间。九月十七日，当三五九旅将士回到延安时，习仲勋同其他边区领导和延安各界群众一起夹道欢迎南下支队胜利归来。九月二十九日，习仲勋随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出席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他望着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的三五九旅将士，听着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忆起受命组织指挥接应这支部队北返边区的日日夜夜，不觉心头一股热浪涌动，发出由衷赞叹：王震劲旅，胜利归来。

　　三十二年后，习仲勋回忆当年在毛泽东指示下接应王震部队时曾深情写道：“毛主席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掉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率领下，于六月底胜利突破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包围。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九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的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李云龙

　　●策动领导横山起义

　　一九四六年之夏，一个干燥而特别炎热的季节。

　　与自然界现象相似的是，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气温也日渐升高，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驻地延安遭到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形势日趋严峻。习仲勋在奉命组织领导南线出击、接应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之时，对周边地区的政治环境和军事态势有了更深入、更详细的了解。

　　陕甘宁边区南面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集团二十万军队；西面驻有马鸿逵两个骑兵师；北面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晋陕绥边区总部及其所属的二十二军和保九团；东临滔滔黄河，与晋绥解放区隔岸相望。当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习仲勋等领导下发起南线出击之时，驻横山、榆林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等频繁袭扰边区。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动榆横战役，以打击袭扰之敌，保证边区北线安全，减轻我军后顾之忧，并策应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相机进行反内战起义，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习仲勋再次承担了此次行动的组织领导重任。

　　六月，习仲勋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召见。毛泽东要习仲勋谈谈陕甘宁边区备战情况，尤其想听听习仲勋对边区北线方面的看法和设想。在习仲勋作了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说：胡宗南已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并且命令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一致行动，对我实行南北夹攻。现在胡宗南还没有采取大的动作，顾不上进犯边区。你们要抓住这个时机，集中精力，组织北线战役，策动横山起义，解放榆横地区，使我们获得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对付胡宗南的进攻。最后又叮嘱说，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必须加强统战工作，争取榆林地区国民党部队起义，以扩大保卫延安战争的战场。

　　七月初，习仲勋在延安花石砭西北局机关驻地主持召开西北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北线作战意图。习仲勋分析形势说：国民党军队的人数和装备都比边区要强。但是我们的队伍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有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的武装必定能够战胜反人民的武装。我们必须在胡宗南大举进攻边区之前，集中力量解决北线问题。一方面要对北线国民党军队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官兵站到我们一边，另一方面要抓紧北线战役准备，用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办法，解放榆横地区，为我方在反击胡宗南的自卫战争中取得更大回旋余地。扩大会议认为：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率部起义，从政治上讲，证明人民是要和平的，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从军事上看，陕甘宁边区洛川以南为胡宗南主力盘踞，随时可能进攻延安；北线驻榆横国民党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队，虽然力量薄弱，但如与南线呼应，势必对我后方造成威胁。特别是横山境内的石湾、高镇、武镇三地，像三把利刃直插边区，不仅平时阻我绥德通往三边要道，到战时也缺少回旋余地。因而争取胡景铎率部起义，对于边区北线安全和进行自卫战争是有重要意义的。扩大会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立即进行北线战役准备；派曾在国民党三十八军长期从事兵运工作的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进入绥德地区，随时同胡景铎直接接触，具体商定起义事宜。

　　北线作战，绥德分区首当其冲。七月上旬，紧连北线榆林、横山的绥德分区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北线备战工作。七月八日，习仲勋在会上发表《陕甘宁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的报告。他以提问的口气，形象而生动地讲了四个问题：

　　（一）要不要备战？在全国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形势下，陕甘宁边区处在不打不和的局面下，这就是一种相对和平局面。但今后这种情况不一定原样不变，如果全国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蒋介石下了“讨伐令”，或者中原部队突围的影响牵连到边区，边区是可能发生战争的。蒋介石在军事上加强防御，调兵遣将，无论正规军、地方军、自卫军都这样做。在政治上发动反共宣传，为进攻边区制造舆论。在经济上则运输弹药，囤积粮草，在各地恢复补给囤粮区域。表面看来是防御，而实际上却是准备进攻。倘若我们不能深刻认识此点，就会吃大亏的。因之，“争取时间，积极备战”已成为当前我们的紧急任务。

　　（二）有没有时间备战？敌人还没有按其计划布置就绪，兵力不足，北线不巩固。北线需要胡宗南增派军队，但胡始终抽不出队伍来。抗战以来，北线曾数易长官，但均不得逞而走。而傅作义在今天还没有力量增加实力。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全国内战没有大规模爆发之前，敌人尚不可能冒险进攻。敌人知道陕甘宁边区是块难啃的骨头，搞不好，就会碰掉自己的牙齿的。因之，我觉得在两三个月内不致发生大规模战争，只要大家清楚认识这些，紧急动员起来，我们还是有时间来准备自卫的一切力量。只要准备好了，什么严重情况到来都不怕。反之，睡两三个月的觉，那我们就会受到不可挽救的损失。

　　（三）什么是当前备战中心？(1)用一切力量争取今年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经济是胜利之本”，搞好生产，经济上有了基础，才能完成其他一切准备工作。(2)利用一切空隙反复练兵。要能一个顶一个，甚至一个打几个，没有苦练的功夫，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政治上练兵，更为重要。(3)加强训练民兵。为迎接新的形势，我们要精练三万民兵，才能有力配合正规军作战。因此我们要有中心的动员和精心的组织工作。还要教育干部群众，克服悲观情绪，提倡高树勋运动、曹又参运动。欢迎国民党部队中不愿打内战的官兵起义参加革命。

　　（四）边区的前途。陕甘宁边区是老根据地，是党中央所在地，有经济基础，群众有斗争经验，群众和党有深厚的感情，这样的一块土地是不允许敌人占领的，也不会轻易放弃的，除非在中国没有了八路军和共产党。只要我们还存在一人一枪，就要战斗到最后。这个道理要给全边区群众讲清楚。边区是不会在敌人进攻之下越打越小的，而将是越打越强，最坏的前途也不过是“得此失彼”，是小换防，而不是大换防。只要大家努力，边区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

　　习仲勋为什么以胡景铎为策动起义的对象呢？这是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的。当时国民党在榆林驻军中有胡景通、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三人分别担任重要职务，胡景通、胡景铎同为著名爱国将领、旧民主主义革命知名人士胡景翼的胞弟，胡希仲则是胡景翼之子。此时，胡景通任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胡景铎为副指挥官。胡希仲任晋陕绥司令部参议。由于他们的经历和地位不同，其政治态度和对共产党的认识亦有差异。胡希仲、胡景铎受其父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从小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虽身在国民党军中，但早有投奔革命阵营的意向。且他们都是习仲勋在立诚学校时的同学，交情颇深，虽然身处不同阵营，但一直保持着长期的秘密统战关系。而胡景通尽管也走上了率部起义的道路，并在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政协陕西省副主席，但当时思想局限性较大，顾虑较多。当中共组织派人做其工作时，他表示说：邓宝珊为我大哥（胡景翼）拉了一辈子长工，我也要为邓先生拉一辈子长工。意即不背弃自己上司，并且对其弟胡景铎的义举极力阻挠。

　　在此之前，习仲勋为争取胡景铎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特意将与胡景铎、胡希仲为同乡同学关系的师源由关中分区调到绥德地委任统战部副部长，专门从事对胡部的统战工作。师源先后两次进入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驻地，同胡景铎接谈，转达了习仲勋对起义的意见。同时，习仲勋又派出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刘文蔚一起赴榆林同胡希仲会面，了解掌握驻榆林国民党军上层人士情况。胡希仲让转告习仲勋，八十六师是二十二军的主要力量，新任师长徐之佳是军统特务，受蒋介石指派监视邓宝珊的活动；邓宝珊对国共纷争持观望态度，尚无公开反蒋迹象；胡景通听命于邓宝珊。现在举行起义条件尚不成熟。胡景铎则表明了坚决反蒋立场，又在部队发展了一批进步骨干分子，可策动其率部起义。不久，根据胡景铎的请求，由习仲勋介绍，中共中央特别批准胡景铎加入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习仲勋主持西北局会议讨论了由胡景铎提出的在该部的党员发展名单，批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云、吴凤德、魏茂臣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习仲勋指示由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四十余名党政军干部，进入驻波罗堡、石湾等地的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由该部党组织以合法身份安排到不同岗位，秘密进行组织宣传工作，从而使胡景铎率部举行反内战武装起义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为了动员边区军民认清形势，从舆论上战胜胡宗南集团的反动宣传，八月二十八日，习仲勋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提高警惕，保卫边区》的文章。文章指出：“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和其他解放区军民一样，渴望和平，热爱和平。但是当蒋介石不惜破坏和平，悍然进攻的时候，边区军民也一定会像其他解放区军民一样，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四个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陕甘宁边区有悠久的光荣的革命历史。边区军民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园地，他们有能力保卫自己自由劳作的成果。去年七月关中军民在爷台山消灭进犯蒋军就是一个例证。第二，蒋介石放在西北的反共将军胡宗南，十余年来已和西北人民结下了深仇。可以预言，蒋军如敢于进犯边区，他的后方犹如火山一样，是有爆发危险的。第三，由于一贯的反共反人民教育，胡宗南部队军民关系恶劣，士气衰落，战斗力下降。第四，陕甘宁边区为全国人民希望所寄托的一座灯塔，保卫这座灯塔的力量，不仅有边区一百五十万军民的努力，不仅有解放区一万万四千万人民的拥护，而且还有全国人民的声援。让我们更紧张的工作，使边区成为不可战胜的和平民主的堡垒。

　　在加强政治宣传的同时，北线战役军事部署亦在加紧进行。习仲勋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政治部主任徐立清等研究制定北线战役作战方案。成立了以王世泰为总指挥、张仲良为政治委员的北线作战指挥部。

　　八月底，毛泽东召见习仲勋、王世泰谈话，就北线战役问题，向他们介绍了粟裕、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十八个兵团，在苏中七战七捷的战例，强调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原则的重要性。

　　九月中旬，习仲勋指示已到绥德的范明持他写给胡景铎的密信，即赴横山县波罗堡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面见胡景铎。范明向胡景铎传达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同意其起义的决定，一起商定了起义计划和行动方案。范明返回延安后，习仲勋仔细审查了起义行动方案并一起到枣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习仲勋、王世泰说，这个起义可以搞了。他要求联防军集中六个团的兵力于北线，做好接应胡景铎起义的准备，解放无定河以南的大片土地。

　　十月十一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北线战役指挥部进至横山县响水堡以南地区，同中共绥德地委领导会合。决定王世泰、张仲良指挥教导一团、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八团、新编第十一旅二团一部和绥德、西乌审、三边军分区等地方部队一万余人，配合胡景铎部起义。

　　十月十三日凌晨，北线战役作战部队发起攻击，战斗从榆林与横山之间的武镇和镇川堡打响。同时，胡景铎率国民党保安第九团五个大队二千一百余名官兵，分别在波罗堡、石湾、高镇等地举行武装起义，并迎接范明带领的接应部队进入波罗堡。北线作战部队相继攻占薛家寨、镇川城西北角、吴家园子、麒麟沟、石湾等地，至二十四日，攻克国民党军残部占据的最后据点——响水堡，歼敌两个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取消攻占榆林作战计划，北线战役胜利结束。是役，国民党军五千余人起义，一千余人被俘或投降，解放了无定河以南三十多个城镇、十二万人口、五千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和榆横政务委员会先后成立。习仲勋听到胡景铎起义成功的消息后即同马明方等联名致电祝贺：

　　“将军举反内战之大旗，率部起义，谨致慰问之忱！当此蒋介石一面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一面积极布置进攻延安之际，陕甘宁边区军民誓为抗击蒋胡进攻，保卫民主和平而斗争，深愿团结一致，共谋西北人民之安宁，以慰三秦父老之期望。”

　　胡景铎率部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后又任榆横政务委员会主任。十二月中旬，骑兵第六师奉命调驻延安。习仲勋陪同毛泽东、朱德接见起义官兵。毛泽东拉着胡景铎的手风趣地说：胡景铎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场的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同志被毛泽东诙谐幽默而极富鼓舞力的话语惹得笑出声来。

　　已在延安的辛亥革命老人续范亭听到横山起义的消息后，还特为胡景铎赋诗祝贺：

　　关中豪杰胡景铎，

　　意志如钢最坚决。

　　革命诚无愧乃兄，

　　义旗高揭橫山缺。

　　不久，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骑兵第六师党委委员和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骑兵第六师移防甘泉县清泉沟继续整训，同时加紧军事训练，准备参加边区自卫战争。他特别要求师党委选拔一批干部到联防军去学习，再派一部分干部到兄弟部队参观，以提高他们的军事政治素质。

　　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从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看，横山起义的规模不算大，但它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发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感到忧虑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胡景铎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数千名官兵高举正义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向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在胡景铎率部起义之时，陕甘宁边区形势又日益趋紧。胡宗南空运其二十八旅八十三团到榆林监督八十六师等进攻解放区。马鸿逵的第八师和第八十一师，亦相继在宁夏银南东渡黄河，侵犯边区的西北属地，以配合从晋南西渡黄河的胡宗南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再次闪击延安。

　　洞察战争风云的毛泽东思考着如何应对当前局势问题。十一月六日夜，他寐不安席，便提笔给习仲勋写信，对边区备战作出部署。信中写道：

　　“仲勋同志：

　　胡宗南第一军第九十军已开始由禹门口渡河西进，有直攻延安模样。请立即作下列处置：

　　（一）即日起封锁边区；

　　（二）要路民众粮食速即隐藏；

　　（三）集中最大兵力于富甘地区准备作战；

　　（四）必要疏散事项应即开始；

　　（五）动员民众准备打敌。

　　联司注意侦察。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夜”

　　十一月十三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召开的干部动员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全体军民动员起来，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敢于侵犯的国民党军坚决赶出去。要求把所有人力、物力组织起来，服从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成立了边区政府总动员委员会，以加强对战备工作的领导，延安的战备疏散工作开始有计划地进行。

　　十一月二十一日，习仲勋、王世泰等联防军首长发布《关于阻敌进攻延安》的命令：甲、蒋介石决心进攻我陕甘宁边区，已由晋南调三个师入陕，向我边沿宜洛开进中。乙、我军决心保卫我党中央所在地之陕甘宁边区，初期作战以运动防御之方针，阻敌于甘泉、南泥湾、金盆湾、临真之线以南，争取时间，待我大军到达，歼敌于延安东南地区。丙、新四旅张旅长、黄副政委指挥所部及警三旅之七团，教导旅之独立团（缺一个营）任富县至劳山地区之守备，沿咸榆路两侧组织防御，分构太合山、富县、交道、牛武、榆林桥（含）及榆林桥（不含）至甘泉与劳山三个防御地带，阻敌北进。独立团（缺一个营）归七团刘团长、刘政委指挥。教导旅（缺独立团团部及两个营，一团一个营）任临真、金盆湾地区之守备。阻敌由宜川向延安前进。两旅作战界线为旧县杠树梁、南阳府之线。线上属张、黄。丁、通讯卫生另令规定。戊、联司设指挥所于南泥湾。

　　十二月十一日，为了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习仲勋由延安起程，随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一起，赴山西省离石县高家沟，参与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和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十六日，会议举行，贺龙、陈赓、李井泉、王震等出席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粉碎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企图，做好战备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加强统一领导，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的联防部署和密切配合作战，开辟吕梁军区问题。彭德怀、习仲勋此次东渡，还为前方带去五千万元法币，以补给军需供应。

　　在紧张的备战气氛之中，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和延安军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举行了一个颇不寻常隆重而热烈的六秩生日祝寿活动。从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天，党、政、军、农、工、商、学各界，纷纷举行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发表了祝词，毛泽东题写了“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贺辞。习仲勋和边区军民的心情一样，在这一严峻而特殊的历史时刻为自己的总司令祝寿，即把朱德的名字同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祈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十二月一日晚，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交际处礼堂为朱德举行了庆贺会，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分别向朱总司令敬酒。他怀着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写下了《祝贺朱总司令六十寿辰》的祝词和“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寿”的题词，发表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上。祝词写道：

　　“敬爱的总司令：

　　边区老百姓和边区同志满怀欢喜地向您贺寿，敬祝您万寿无疆！

　　边区老百姓深深知道，谁领导他们翻了身，谁领导他们争得民主自由，争得丰衣足食，谁领导着他们争得祖祖宗宗从没有过的日子。他们感谢您，感谢毛主席和您领导下的党。

　　边区老百姓和边区同志一定永远团结在毛主席和您的大旗下前进。

　　您说，边区要继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让老百姓彻底翻身，一个个都站起来！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说，边区要向前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让边区富强起来。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说，边区要好好练兵，让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都认真练好。练武艺；学政治，兵强马壮，军民一家保卫边区。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说，大家齐心，不怕蒋介石、胡宗南，反动派猪嘴敢闯进来，就把他消灭掉！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六十年的奋斗生活，就给了我们无限力量。我们充满勇气，充满信心。我们和老百姓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边区同志务必时刻向您学习，学习您一心一意为了人民利益，不问个人得失；学习您一往无前，百折不回，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学习您钢铁般的原则立场，大海般的气概度量；学习您密切联系群众，信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边区同志务必克服存在着的不深入群众甚至脱离群众的不好作风，不断努力，继续前进。

　　边区军民只有用实际工作的进步，用自卫战争的胜利，来作为向您祝寿的礼物，祝您永远健康！”

李云龙

　　第14章 鏖战西北

　　●出击西华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根据国内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中共中央指示迅速传达到全党。身处党中央驻地、肩负保卫延安领导重任的习仲勋，对这一指示，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注意到，作为战略家、军事家的毛泽东，在指出了蒋介石要打延安问题之时，不同寻常地用“人民解放战争”代替了一个时期的“自卫战争”概念。这不仅是一个名称概念的变换，而是客观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国内和平的实现已没有可能，只有用战争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是人民解放战争。

　　在此之前，蒋介石、胡宗南集团先后发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和闪击延安的计划搁浅后，又在彬县、旬邑、同官、宜君、麟游地区集结十六万兵力，企图首先夺取被称之为囊形地带的关中分区，以打开其进攻延安的突破口。习仲勋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首长，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指挥联防军和关中分区武装，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至九日，十二月三十日，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不同方向击退了犯敌进攻。胡宗南部又以七个旅十五个团五万之众的兵力，在五架飞机的配合下，兵分五路从东、西、南三面向关中分区进攻。习仲勋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首长指挥新四旅、警备第三旅在大量杀伤敌军后，掩护关中分区党政机关于十九日主动撤离分区首府马栏，向延安靠拢。在两个多月的关中分区争夺战中，边区部队先后进行了旬邑、金池、龙高、黄甫、白子头、方里镇等攻坚战，并取得了诱歼敌于梁王地区的胜利，歼敌一千六百一十三人，其中俘一千二百二十五人，起义七十三人。

　　就在关中分区战斗紧张进行之时，一项新的使命落到了习仲勋的肩上。一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根据陕甘宁边区军事形势的需要，决定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并点将习仲勋出任集团军政治委员。当天，中央军委致电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边区各旅及一纵队组织一野战集团，以张宗逊、王世泰为正、副司令，习仲勋、廖汉生为正副政委，二月底完成一切战斗准备。”二月十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正式发布了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和张宗逊、习仲勋任职的命令。二月十四日，习仲勋同王世泰、王维舟、阎揆要、张仲良联名发出通令称：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命令，为统一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行动，着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织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同志为司令员，习仲勋同志为政委，王世泰同志为副司令员，廖汉生同志为副政委，阎揆要同志为参谋长，王绍南同志为副参谋长，徐立清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同志为副主任。

　　习仲勋对这一任命是勇于承当并充满信心的。这是因为担任野战集团军司令员的张宗逊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秋收起义、长征，历任红军师长、军长、八路军旅长，是久经沙场的人民军队优秀将领。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们俩曾分任爷台山反击战军政主官，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此次又同担重任，并肩战斗，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另外，在他的军事斗争经历中，这是第一次担任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职务，因而对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参与组织指挥大规模的战役、战斗，有着向往之情。

　　二月二十四日，习仲勋、张宗逊即接到中央军委关于反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部署电报。电报在通报了敌情之后，指示张宗逊、习仲勋：（一）教导旅在敌攻延时，利用交道、茶坊、牛武、临真第一线坚固阵地及榆林桥、道佐铺、清泉沟、九龙泉、南泥湾、金盆湾有利地形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半月，尽量吸引敌人于自己面消耗疲惫之，以利主力出击。（二）边区主力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全部，警一旅、警三旅各一部，隐蔽集结张村驿以西及其西南地区。待敌主力进攻我教导旅时，向南突击收复关中，夺取中部、宜君、同官、白水，或歼击可能由洛川以西向张村驿前进敌之暴露侧翼，看当时情况再决。但须做各种准备，如侦察地形、准备干粮、如何克服宿营困难等。（三）如敌进占关中，至三月十日还无进攻延安迹象时，我应于西峰、宁县、正宁、中部、马栏地区寻求歼灭敌人一团一营机会，抑留胡军主力于大关中，以便晋南陈王集团歼敌。张宗逊、习仲勋即根据军委电示加紧了对敌情侦察和战斗部署。二十五日，习仲勋在彬县大佛寺召集关中党政军负责同志开会，对关中分区坚持游击战争以及配合主力作战作了讨论和布置。军事仍由警一旅旅长兼政委高锦纯统一领导。其一、三团休整后配合野战部队在关中周围作战。其他地方武装，包括游击队、武工队坚持在关中斗争，伺机向外发展。会后，习仲勋随野战集团军司令部进至关中分区以北的新宁县盘克原东北武氏村。

　　同日，野战集团军司令部侦悉：胡宗南部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及一四四旅旅部、四三〇团向陇东肖金镇前进，二十四旅于二十五日向宁县前进。张、习判明七十六师也有向我陇东进攻之企图，即决心歼灭之。令独一旅于二十七日集结古城川，三五八旅于二十八日集结盘克附近。当日，张宗逊、习仲勋将以上情况电告中央军委。

　　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得太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至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一两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戒急躁。同日，张宗逊、习仲勋报告中央军委：一、侵入我关中之敌现正在构筑工事，进行清剿，除二十四旅及七十六师之指挥部已判明西移宁县、肖金外，其他各旅尚无转移之确息，唯西撤传闻较多。据传闻情况估计，敌于控制关中之后，可能继续进攻陇东，执行过去之攻延计划，企图侵占关中、陇东之后，从南、西、北三面攻延，目前似无直接攻延可能。二、据上述情况，我们因为在关中区北线作战，山沟狭窄，大的兵力不易展开，决遵军委二十四日电示，转到新宁以北，准备全部歼灭陇东之敌，或于敌人进攻准备未完成之前，创造机会歼敌一部。如判明敌已开始攻延，我们于四日之内，即可转到张村驿附近向东出击。此间将向东南出击之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张宗逊、习仲勋对敌情的掌握和判断是正确的。二月二十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指挥第四十八、二十四、一四四旅和新编第一旅、骑兵第一旅，在青海马步芳集团第八十二师的配合下，分三路向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进攻，以吸引边区主力部队西调，达到乘虚突袭延安的目的。

　　中央军委认为，胡宗南集团兵进陇东，是其大举进攻延安的前奏。因而决心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主力在陇东歼敌。毛泽东特别指示，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这样，不仅可以推迟和打乱敌进攻延安的计划，而且可以相机出击关中，威胁进攻延安国民党军之侧背，歼灭其有生力量，打乱其部署。张宗逊、习仲勋决定，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三旅七团及延属分区独立团组成防御兵团，在延安以南东起临真、金盆湾，西到牛武、茶坊地带，依既设阵地防御，保障延安的安全；以警备第一旅坚持收复关中分区斗争；已到达陇东地区的张宗逊、习仲勋率野司及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缺七、八团）继续西进，进行陇东作战一次。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称此役为延安保卫战序战，此时已迫在眉睫。

　　三月二日，张宗逊、习仲勋即接到中央军委关于敌情通报和我军作战方案的电报，电文称：第一，一日敌四十八旅占板桥，二十四旅占庆阳，一四四旅占郭家崾岘三十里铺，新一旅占孟坝、三岔。第二，敌一六五旅、四十七旅开洛川，十二旅之一团开洛川接替七十八旅防，一二三旅主力开洛川以东，均限三日到达目的地。第三，敌九十师开洛川，第一师开宜、洛之旧城，何时到达不明。关中留十二旅、一二三旅各一团及两个保安团共四团守备。根据以上敌之调度，似以九十师由宜川犯临真、金盆湾，第一师由牛武犯九龙泉、南泥湾，一六五旅、四十七旅犯交道、富县、甘泉。新一旅担任庆、合守备，四十八旅、一四四旅可能由庆阳东犯，进攻延安之战可能三月七八日开始。第四，我们作战方案有三：（一）迅速消灭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击守备之敌。（二）我主力迅集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几个战斗）。（三）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军委在电文后还特别要求张宗逊、习仲勋对作战方案选择认真考虑，并说明理由电告军委。

　　张宗逊、习仲勋率部进击陇东，胡宗南便认为其调动我边区主力部队的企图已经实现，遂命侵入陇东的整编第七十六师经宁县开至黄陵附近集结，以增加进攻延安的兵力。据此，中央军委于三月二日再次电示张宗逊、习仲勋：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

　　二日傍晚，张宗逊、习仲勋得悉：敌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于上午十二时进占合水，该旅旅长何奇带一四三团两个营驻板桥，另一营驻赤城镇。张、习遂决定于三日晚以三五八旅向板桥之敌进击，独一旅于板桥、合水之间，伏击合水、西峰镇之敌。三日十时，张、习二人致电中央军委：根据我军集结位置与当前敌情，决遵第三方案执行，今晚先击板桥再打合水歼灭四十八旅（如四十八旅待命令撤退，我仍决击板桥求得消灭其一个团到一个旅），然后转入敌后收复关中。当日，作战部队三五八旅、独一旅均已到达指定位置。但是，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两股敌人又相继撤出。侵占合水县城的敌四十八旅从合水县城出来，向西华池回缩。这时，隐蔽于山上的野战集团军三五八旅请求伏击该敌。旅长王新亭报告，敌军就在山下沟里通过，是否发起攻击歼敌。野司考虑到战斗全局没有同意，仍决心于当晚围歼在西华池宿营之敌。具体部署：“以新四旅、三五八旅和独一旅一个团进攻西华池；独一旅一个团对板桥防御；警备三旅五团向赤城防御。”

　　晚十一时，我三五八旅八团进至三里店以南西华池北侧地区。四月三日凌晨三时，向西华池发起冲击，很快突破街内和山上敌军部分阵地。后因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又遭敌强火力阻击，不能继续向前发展。拂晓，二五八旅七一五团三营向敌西侧突击，攻占两处房院后受阻，旋转入巩固阵地。七时，第八团三营攻占新街北端大庙，并击退敌连续反攻。同时，新编第四旅十六团从西华池东南方向突入镇内，攻占城南一高地后，继续发展受阻。次日，敌四十八旅在飞机轰炸、大炮炮火支援下猛烈反击，并加构工事固守待援。双方打成对峙。

　　张宗逊、习仲勋分析了战场形势，重新调整部署：“四日晚，集团军第三五八旅、新四旅和独一旅一部向西华池发动总攻。独一旅和警三旅各一部担任警戒，阻敌援兵，务求在当夜全歼守敌。”但是战至五日拂晓前，仍未取得较大进展。此时，野战集团军指挥所气氛显得异常严肃，张宗逊、习仲勋、廖汉生围在一张军事地图前研究战场形势，作出新的行动部署。习仲勋分析说，此次在西华池作战，时间过分仓促，缺乏战前充分准备，仗打得很艰苦。但是，现在敌人已陷我军包围，我们就坚决地吃掉它，消灭它。于是决定派副政委廖汉生到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到新四旅，分头了解战斗进展情况，督促尽快解决战斗。

　　但是，当廖、徐到达阵地时，集团军司令部已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其时，旅团指挥员不了解上级意图，认为只要坚持战斗，便可以彻底取胜。这种高昂的战斗情绪和求胜的信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战场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据守镇子南端几处房院和南门碉楼内的顽敌仍以密集火力反击扫射，野战集团军作战部队出现较多伤亡；特别是敌第二十四旅增援迫近，再战于集团军不利，所以张、习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是役共歼敌第四十八旅一千五百余人，击毙其少将旅长何奇。

　　战斗结束后，习仲勋还特意找来了新华社随军记者田方，叮嘱说：这次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志大才疏的胡宗南部属也个个刚愎自用。他们出于反动本性，在打仗时对老百姓的暴行令人发指。你可以去战场作一次采访，用事实揭露胡宗南军队的兽行，以激发解放区军民对反动派的仇恨。田方曾回忆说：我按照习仲勋的吩咐到了镇子，眼前的情景惨不忍睹。原来，敌四十八旅副旅长万又麟见到何奇被击毙、旅部被打垮时，便残暴地命令用两门美式迫击炮连续发射一百多发炮弹，致使许多无辜商民、民夫、伤员包括一些国民党军官兵惨死，成片的民房被烧毁，顿时火光烛天，人喊马嘶。

　　西华池战斗，尽管作战部队勇猛坚决实施进攻，迅速突入西华池镇内，并且在敌有飞机和炮火配合支援连续反冲击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给进犯的敌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基本上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令野战集团军首长遗憾的是，由于战术指挥上的缺陷，以优于敌四倍兵力作战，竟未全歼该敌。就在结束战斗的当天下午，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对未达预期歼敌目的的经过和原因作了检讨。电文称：

　　“军委：

　　我军于三日将四十八旅包围于西华池地区，原决先歼灭街內之旅部及一四三团，然后再歼街外各村之一四二团，以期完全歼灭该敌，破坏敌攻延计划。经一天两夜之激战，敌占街市房屋及我军旧筑工事顽抗，非死不缴械。敌虽死伤近千，受到致命打击，只因未能歼灭其主力，以至今日晨敌援赶到，我遂放弃歼敌决心。我共俘敌官兵百余人，缴获武器、弹药、骡马一部，我伤亡待查清再告。

　　此次未达歼敌目的经过检讨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敌反动教育很深，较为顽固，长于守备，且占房屋据以顽抗，我在巷战中炮兵使用受到限制。（二）我指挥机关及各旅刚合起六个机构，不灵便，协同不密切，对情况调查不确。原了解敌驻于板桥、西华池以北地区，实敌全旅集结于西华池以及附近张家庄、七里店一线。庆阳、赤城亦未查清。因此部署有错误，将重点置于北面（一、八旅），新四旅在南面，且受城外敌人钳制，将大部兵力对付城外敌人，减弱突击力量。另地形不熟，地区窄小，对机动受到不小限制。思想上出发于保卫延安的政治目的，急于歼敌，以破坏敌人攻延计划，对战斗组织、后勤工作、政治工作等考虑均差。同时情况变动很快，形成仓促作战。

　　现除警三旅转庆阳以南地区外，一、八旅、四旅均集结于西华池以东地区，拟休息三日，如敌情无多大变化，即转新宁地区，向关中或新正与宁县之间进行作战，以围敌打援或寻求敌人弱点，各个歼灭敌人，钳制向延安进攻之敌。”

　　第二天，中央军委即复电张宗逊、习仲勋，肯定了“西华池战斗给了四十八旅以严重打击，何奇毙命”。

　　三月十一日，习仲勋、张宗逊奉军委命令率部“从西线转到南线布防，在富县茶坊召开了战斗总结会，检讨未能全歼敌四十八旅的教训，进一步动员打好延安保卫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营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在南泥湾、金盆湾、茶坊一线检查防务的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到会讲话，他报告并分析了全国各解放区的形势，强调了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大意义。习仲勋对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记忆。他在三十多年后曾回忆说：一九四七年初春，边区集团军在甘肃东部的西华池和胡宗南部队恶战一场。战后，彭总在富县和我们一道总结此次战斗。这一仗，虽予敌以重创，击毙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可是这是一次消耗战。为此身为边区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的我，深感不安，以为会受到彭总的严厉责备。可是他却亲切地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没打好，部队有伤亡，不要紧。打了这一仗，把敌人的底摸一摸，这对今后作战大有好处。也算是实战演习嘛！这一席话，对我和其他同志鼓舞极大。

　　其实彭德怀这位以严于治军著称的杰出将帅，何尝不知道此役失误之所在呢？他在严肃而宽厚地要求部下之时，更严于责己，承担责任，以致在他长期蒙冤受屈之时，还反思自己，不无遗憾地写道：“西华池序战没有打好，伤亡了一千二百人左右。”

李云龙

　　●延安保卫战七昼夜

　　当习仲勋等率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出击陇东、激战西华池之际，国民党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三月起，集中了九十四个旅，向解放区东西两翼——山东、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早在二月上旬，蒋介石就在南京召见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蒋又飞至西安，确定了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蒋发狠地要求部属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以摧毁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并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或逼迫中共领导机关和部队东渡黄河，进而达到将人民武装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国民党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共三十四个整编旅，二十五万人。其战略企图是：以装备精良的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二十个旅十七万人从南线正面突破，迅速占领延安；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集团、马鸿逵集团十二个旅六万九千人和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集团两个旅一万二千人，从西、北两面围攻，配合胡宗南集团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如不能消灭，则驱赶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东渡黄河。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只有六个旅二万六千余人，面对九倍于己、装备精良、补给充足的国民党军队，形势是异常严峻的。

　　为了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在中央军委和西北局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进行了紧急动员和充分的备战工作。中央军委提出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利用有利的群众条件，运用“蘑菇战术”疲惫消耗敌人，尔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削弱敌人有生力量，钳制胡宗南于西北战场，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中央军委分析认为：胡宗南集团主力开始向洛川、宜川一线集结，预计三月十日集结完毕，十五日向延安发动进攻，遂作出部署。当时，习仲勋、张宗逊率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转战陇东地区，便连续接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准备延安保卫战的电令。

　　三月六日，即西华池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今后任务是内外线配合，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延安（陈谢、王震、王三纵在外线配合），独一旅、新四旅、八旅、警七团八日由现地东进，限十日隐蔽集结张村驿附近地区，准备内线机动；警一旅五团在原地集结休整数日，待廖昂主力转至中部、洛川线时，在关中、陇东地区寻求小歼灭战，每次消灭敌一连一营，我武工队、游击队、独立营等在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土地利益的口号下，应深入封锁线外，配合主力作战，加强翻车、破路、割线、炸桥、袭夺辎重的战斗。

　　三月七日，习仲勋、张宗逊再次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调整保卫延安作战部署的电报。电文称：要取得外线有效配合，内线防御须有二十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如此持久防御，教导旅正面太宽，拟重新区分如下：第一，交道、茶坊、富县、榆林桥，仍由警七团接替，该团须于十一日到达富县城附近，休息三天，接受守备任务。第二，教导旅之第二团守备临真、金盆湾线不变。第三，劳山与三十里铺间，南泥湾与三十里铺及其以东构筑第三道防御阵地，十一日派张参谋长侦察动员民力构筑，限二十日以前完成。第四，十一日在榆林桥或茶坊开一次团长政委以上干部会，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留队指挥，会后进行两三天的地形侦察，因此部队中战斗准备须预先计划好。

　　三月八日，中央军委又一次电示张宗逊、习仲勋：  “胡敌九十师全部已于七日到达秋林附近。你部除警七团开富县接替交道、茶坊守备任务外，其余主力请全部集结张村驿及其以东至羊泉镇间。”

　　张宗逊、习仲勋即按军委部署，指挥部队迅速进入防御阵地。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从西安发回的一份秘密情报中获悉，胡宗南已在西安集结伞兵千余人，待命起飞，袭击延安。三月十日上午十时许，毛泽东即以军委名义急令已进抵富县的习仲勋、张宗逊、王世泰、廖汉生：“望着新四旅立即开延安，以两天行程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为要。”军情紧急，张宗逊、习仲勋即命新四旅星夜疾驰延安。

　　就在习仲勋接到毛泽东电令当日晚，胡宗南亲自到洛川召开作战会议，宣布进攻延安计划，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整编第一、二十七、二十九师共七个旅组成右兵团，从宜川、龙泉镇地区出发，在攻占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盆湾）延（安）大道及两侧地区向延安攻击前进；以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第十七、三十六、七十六师及第十五师一三五旅、第三十八师五十五旅组成左兵团，从洛川出发，沿咸榆公路及两侧地区向延安进攻。同时在洛川设立以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兼主任的前进指挥所。另以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整编第十八师三个旅组成宁夏兵团向三边分区进攻；以整编第八十一师两个旅组成海固兵团，向陇东环县进攻；以整编八十二师等五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向庆阳、合水地区进攻；以邓宝珊集团在北线钳制配合。

　　十一日，中央军委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正面防御作战于我不利和我军作战目的是钳制胡宗南集团于西北战场的实际出发，作出了主动放弃延安的重要决策。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和缺粮困境后，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中央军委决定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序列。同时命令晋冀鲁豫第四纵队暂缓渡河，在晋西南发动攻势，以策应陕北作战。

　　十二日，彭德怀检查南线防务后回到延安，向刚刚由枣园搬住王家坪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主动请缨担当指挥边区部队反击国民党重点围攻陕甘宁边区重担。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他也考虑面对危急的情势，应当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指挥机构，需要有一位能孚众望、坚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帅边区部队。由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出任此职，当然是难得的人选。但是还需要有一位熟悉当地地理民情，便于协调边区党政军民关系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以更好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毛泽东想到了比彭德怀小十五岁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

　　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集团发起了全线进攻，延安保卫战打响。为配合地面作战，国民党军调集作战飞机九十四架，从西安、郑州、太原等地起飞，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疯狂轰炸。胡宗南集团第一线攻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多路蜂拥攻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防御部队教导旅、警备第七团，在宽五十多公里的正面，依托第一、第二防御地带野战工事，交替掩护，节节抗击。当地民兵、游击队埋设地雷、破坏道路、开展游击战，与主力部队密切配合，致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代价。经三日激战，予敌重大杀伤，并阻其于麻子街、马坊一线。当年身在防御前线的习仲勋后来曾回忆说：在南线进攻的胡宗南部，有十四五万之众，兵分几路直扑延安。枪炮声震耳欲聋，敌机轮番不息地轰炸延安，遍地烟火升腾。

　　三月十四日，即延安保卫战打响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就当前敌情和新的部署电示张宗逊、习仲勋：一、敌进攻延安部署大体分四路：（一）九十师、二十七师由宜川云岩向临真、金盆湾。（二）第一师由龙泉镇向金盆湾。（三）三十六师旧城向牛武、九龙泉、南泥湾。（四）七十六师向茶坊、甘泉，十三日晨开始攻击，十四日午占我茶坊、牛武。二、王震两旅十五日从延水关西渡向甘谷驿集中。张纵队（一、八两旅缺一营）准备向甘泉及以北集结，新四旅在延安集结。主力准备在内线各个歼敌，得电须立即准备五至七天干粮在原地待命。三、习仲勋同志即回延安与彭德怀同志一处主持边区全局，王世泰即去关中指挥中央警备团及关中、陇东两军分区，廖汉生即去关中仍与张一处指挥一、八两旅。这是中央军委发给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最后一份电报，电报还对集团军领导干部另行作了安排。至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奉命结束。习仲勋即疾驰延安接受新的任命。

　　三月十六日，习仲勋由南线回到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住地。因为敌机不断轰炸，他心中非常牵挂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刚一下马就直奔毛泽东的窑洞。他见到毛泽东、周恩来还在从容不迫地谈话，便急忙说道：胡宗南重兵推进，敌情危急，请毛主席、周副主席赶快离开延安！毛泽东、周恩来镇定地说：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形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坚持战斗，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这时，彭德怀看到一身征尘的习仲勋，没顾上问候，便将手中电文递了过来。习仲勋翻开一看，原来是当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命令指出：“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由独一旅、三五八旅、警备第三旅七团组成右翼兵团，归张宗逊、廖汉生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泉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教导旅和第二纵队组成左翼兵团，归王震、罗元发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战斗；新编第四旅为中央兵团兼延安卫戍，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持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旅属炮兵应加强庙尔梁阵地，余为预备队，位置延安，兼防敌伞兵控制机场。各防御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小部”。同时要求“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命令电抄件最后写道：“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对于新的任命，习仲勋深感责任重大，因为陕北战场的形势与党中央的安危、同全国的战局变化，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但是，他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数十年后，他在回忆这场“威武雄壮的战争奇观”时，很少谈到自己，而是高度评价了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当时与他同时受命的彭德怀发挥的作用，这也许是当时信心的源泉。他说：“彭总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他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十倍于我之敌面前，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决贯彻中央的战略决策，依靠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依靠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奇迹似的克敌制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局及各级党政机关实行了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中共中央西北局分别设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后方工作委员会。前线工委由习仲勋、张宗逊、王世泰、廖汉生、阎揆要、徐立清组成，随西北野战军总部活动，开展军队的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后方工委以马明方为书记，和边区政府一起转移，领导边区中心和支前工作。

　　彭德怀、习仲勋受命后，迅速调整了抗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战术，即前线部队白天以少量兵力守备要点，适时组织反冲击；天黑以后发挥夜战的特长，袭击敌人。又经过三天激战，敌军仍被我阻于临真、金盆湾一线。

　　三月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窑洞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战兵团作战问题。当时“敌机又来轰炸，有些炸弹就落到了附近。于是大家转移到王家坪一个防空的石洞里继续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总等，大家都席地而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讲了全国战争形势，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还特别要求注意向那些对撤出延安想不通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多做工作”。会后，彭德怀、习仲勋再三催促毛泽东赶快离开延安。习仲勋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尽管给大家讲主动放弃延安的意义，但是，他们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在告别居住了十年之久的延安时，不免还是依依不舍。直到黄昏，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的枪炮声愈加迫近激烈，毛泽东得知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及群众已安全转移疏散完毕，才走出窑洞。彭德怀、习仲勋等一直送到了延河边，深情地望着他们上了汽车向东驶去。习仲勋对这次送别记忆尤深，毛泽东离开延安时殷切嘱咐的话语时常回响在耳际：“延安我们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一直到把它拖垮。只要一个月能消灭一个团，保证三年收复延安。”

　　彭德怀、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返回王家坪时，胡宗南部已进至延安城七里铺。“炮声隆隆，处处吃紧，战争形势，至为严重。”但是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除派人继续检查了解延安机关和群众的转移情况外，还亲自到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驻地及杨家岭等处检查疏散情况。二十一时回到王家坪，又对部队行动作了部署。除派一支部队在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吸引敌人之外，主力部队向延安东北六七十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相机歼敌。深夜时分，枪炮声更加迫近，延安城东的机场和大路屡遭炮弹袭击。在场的同志焦急催促彭、习赶快撤退。彭德怀却镇静地说：“你们不要催，看到敌人进了延安城我才走。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才撤退，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直至十九日拂晓，彭、习把一切安排停当后才沿王家坪北山一条小路向东北方向离去。

　　当日上午，边区部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有序撤离延安。延安保卫战胜利结束。

　　二十日上午，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兵团、指挥机关人员抵青化砭西北的梁村，在这里召开会议，正式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四月二日，中央军委任命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刘景范为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员。

　　二十一日，习仲勋和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占延（安）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力求隐蔽，自二十二日起暂休七天。边区全面部署今晚请中央批示后再发各区。这是彭德怀、习仲勋联名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在以后转战陕北期间，他们联名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央、中央军委拍发彭、习或彭、贺、习的电报达百余份之多。由此，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名字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浴血奋战一起记人了史册。

李云龙

　　●青化砭歼敌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五十余里处一条四十多里长南北走向的蟠龙川中。一条通往瓦窑堡的大路穿过青化砭沿川而上，道路两侧是连绵的山地沟壑，便于部队设伏隐蔽，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彭德怀、习仲勋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青化砭西边的梁村。

　　节令已到春分，陕北高原的山地尚未解冻，春寒料峭，冷风飕飕，眼前一派荒凉、凋零和沉寂，人们很难想到，一场血与火交织的战斗即将在这里打响。

　　事情还须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说起。

　　三月十九日下午，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师进占延安空城。趾高气扬的胡宗南得意忘形，吹嘘取得了“俘敌五万众，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所谓“辉煌战果”。二十一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以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其实，当胡宗南踏入延安头脑发昏、恣意妄为之日，也就是其背上沉重包袱陷入四处碰壁之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密切关注着战争风云的变幻，适时而正确地调整军事部署。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经延川、子长到了清涧，在清涧枣林沟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了：中共中央重大分工，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又以叶剑英、杨尚昆为正副书记，率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此前，毛泽东在子长县任家山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留在陕北，对参与指挥边区野战部队作战的习仲勋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他感到中央军委、毛泽东直接领导西北战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夺取西北战场的胜利就有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但是，他也深知党中央、毛泽东在转战陕北中的绝对安全，事关全局，责任重大，因而他无论对敌情形势的判断分析、地形地物的勘察、战役战斗决心的定下，还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对敌工作、群众工作的开展，甚至每一份电文、报告、指示、命令的起草，都极为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他常说，军中无戏言，指挥机关和指挥员的一言一行，都与战士的流血牺牲、战斗胜败连在一起。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曾回忆说：仲勋同志在野战军行军作战紧张环境中，除了协助彭总指挥作战外，不顾疲劳，随时随地同边区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他每到一个地方，不是找当地干部座谈，就是向群众做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坚持生产、克服困难、参加支前、战胜敌人。

　　彭德怀、习仲勋撤离延安时，按照中央军委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指示，将野战兵团主力集结于甘谷驿、青化砭地区，以第一纵队独一旅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同敌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深入安塞。

　　果然，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后，将西北野战兵团的主动撤退误认为是“仓皇北窜”，随即将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急于寻找西野主力作战。二十一日，胡宗南部为西野第一纵队一部的佯动所惑，误以为西野主力，遂令整编第一军第一师、九十师共五个旅的兵力向西急进，二十四日占领安塞。为保证其主力的侧翼安全，另以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欠九十一团）由临真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当晚，西野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调动三十一旅的电报。为了不失战机，彭德怀、习仲勋和张文舟一起连夜察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在判明敌军意图后，彭、习当即定下决心，采用伏击战术，在青化砭地区坚决歼灭侧翼之敌三十一旅。

　　同日，彭德怀、习仲勋还获知：董钊军部率一师、九十师之四十七旅集结延安附近，四十八旅一四三团守备鄜县，新三十一旅和另一旅守备临真、金盆湾线，三十六师、七十六师各一部守备金盆湾至甘泉线，并各就驻地二十里内担任清剿。胡宗南二十二日来延安。据此，彭德怀、习仲勋对部队作如下部署：教导旅集结青化砭以东之何家山附近地区，新四旅在青化砭附近地区集结，一个营在拐峁十里铺警戒。上述各兵团力求隐蔽，警戒部队伪装民兵。一纵八旅在安塞、茶坊间，一旅在高桥准备转移至茶坊，各以一营在枣园、蓝家坪警戒。

　　二十二日凌晨二时许，彭德怀、习仲勋根据敌情变化，同时向作战部队和中央军委拍发两份电报。命令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我准备伏击该敌（三十一旅）。着第一纵队主力经安塞开至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石家沟、白家沟之线。八旅（缺一营）限二十三日晚到达，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独一旅开高桥很不妥，应即尾八旅开安塞以东之主家庄、丁家庄、枚家庄之线，限二十四日到达，不得迟误，行动时须特别注意隐蔽。”命令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教导旅长兼政委罗元发：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敌三十一旅。“我第二纵队、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隐蔽集结于青化砭以东之阎罗寺、郝家河、胡家河之线，限二十二日晚集结完毕，二十三日看好地形，化装民兵，切实封锁消息。”“王、罗看好地形后定出由东南进攻青化砭、截敌归路、警戒拐峁之详细计划。”同时，令其他各旅于二十三日前按指定位置集结。彭德怀、习仲勋将敌情和野战兵团兵力部署，于凌晨专电报告了中央军委。上午，彭、习再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围歼敌三十一旅决心及兵力部署，请求指示。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初战必胜，彭德怀、习仲勋于二十三日上午在延安东北方向的梁村前线指挥所召开了有纵队、旅以上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并带领他们到青化砭四周察看地形，现场下达战斗任务，具体部署兵力，确定抢占要点及攻击要点。习仲勋伫立山头，俯视未来战场，一个布置严密的“口袋阵”展现眼前：作战部队主要隐蔽于青化砭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第一纵队在川之西山设伏，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川之东山待命，新四旅在青化砭东北警戒，对着沿咸榆公路北进敌军的“口袋”已经张开，待其后尾通过房家桥后即紧束“袋口”，断敌退路，伏击歼敌。此时，站立在他身边的彭德怀，右手托着下颌，若有所思。从他舒展开的眉宇间可以看出此役已胜券在握。

　　二十三日，彭德怀、习仲勋在青化砭西北高地指挥所向作战部队发出歼敌命令，指出：本军决于明二十四日以待伏动作消灭敌三十一旅全部之。要求“各兵团务于三月二十四日六时半以前部署完毕，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勿使敌过早发现”。命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坚决勇敢的精神、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和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光荣传统，坚决消灭敌第三十一旅。

　　二十四日拂晓前，野战军作战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各旅官兵在冰雪未融的山地卧伏竟日，未见国民党军踪影，预定歼敌计划未能实现。前指即命各部于下午六时撤出阵地待命。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报告：敌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到达拐峁，停止前进，可能是待补粮食。我们明（二十五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这时部队出现的思想情绪反映到了前线指挥所，引起了习仲勋的重视。这些思想情绪一是担心，担心战场离延安这么近，会不会走漏消息；二是怀疑情报是否可靠。彭德怀、习仲勋要求各旅切实加强思想工作，坚信边区群众的觉悟和上级伏击歼敌的决心。二十五日拂晓前，向各纵队、旅发出电令：“按二十四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习仲勋还记得在大家急切等待中，彭德怀说了一句极富感情的话：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得很。大家要坚信，根据地里的群众，是不会向敌人告密的。

　　二十五日凌晨四时许，大地还在沉睡，夜幕笼罩着青化砭周围的山峁川道。西北野战军主力再次进入设伏阵地。约六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一旅由川口、拐峁出发，并配以空中侦察和地面火力搜索，向青化砭前进。彭德怀、习仲勋得到报告后立即带张文舟、徐立清进入前线指挥所。十时左右，敌三十一旅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本队进至石绵羊沟一带，后卫过了房家桥，全部进入彭德怀、习仲勋设置的“口袋”之中。此时，信号弹在空中升起，空寂无声的山野间顿时枪声大作，伏兵四起。担任断尾任务的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在石绵羊沟紧紧扎住“袋口”；埋伏于青化砭东北的新编第四旅突然跃出，阻敌前进；东西两侧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下来，猛烈夹击敌人，迅速将胡宗南第三十一旅压至不到七公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川沟之内。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兵力尚未展开就完全丧失指挥，顿时乱作一团。经过一小时四十七分钟激战，即将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二千九百余人全部歼灭。俘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和第九十二团上校团长谢养民，缴获子弹近三十万发。西北野战兵团伤亡仅二百六十五人，取得了西北野战兵团组建后首战胜利。这次胜利，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增强了边区军民胜利的信心。

　　战斗打响之时，习仲勋站在青化砭西北的一个山头上，手持望远镜，观察战斗进展情况。但闻枪炮声震耳欲聋，杀声四起，尘土飞扬，我作战部队从四面向敌人发起冲击，不觉就结束了战斗。他兴奋地对彭德怀说：“没有想到结束得这么快，我觉得战斗好像只打了十几分钟。”彭总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笑着说：“打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啊！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个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噢！”

　　战后，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今日歼灭之敌军为三十一旅直属队与九十二团全部，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

　　三月二十六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报，祝贺青化砭战斗的胜利。电文称：

　　“彭、习：

　　（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

　　（三）毛于昨日已与中央各同志会合。

　　军委

　　寅宥午”

李云龙

　　●再战羊马河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青化砭伏击战，给了因进攻延安取得“胜利”而欣喜若狂的蒋介石、胡宗南当头一棒，使其不得不从头脑昏热中冷静一些，总结教训。他们认为，其三十一旅被歼的前车之鉴是兵力分散。于是变换为所谓“方形战术”，即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进，缩小间隔，互相策应的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要求队伍行进时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夜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

　　青化砭战斗结束的当天，胡宗南即令整编第一、二十九军主力共十一个旅，由安塞、延安及金盆湾、临真地区分三路经青化砭、甘谷驿及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开进，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作战。

　　彭德怀、习仲勋判明敌企图后，便顺势诱敌向东，  “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果然，胡宗南听从调动，其近十万军队在延安．以北千山万壑之间，武装大游行二百余公里，占据了延川、清涧、子长几座空城，非但未找到野战兵团主力，反而使自己疲惫不堪，给养发生困难。

　　四月二日晚九时，彭德怀、习仲勋就青化砭战斗后敌军战术变化和野战兵团作战方针给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拍发了一份，电报，陈述了对毛泽东最近一项指示的不同意见。此前，毛泽东电示彭德怀、习仲勋：我军歼灭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毛泽东还提出了在瓦窑堡、清涧之间或永坪附近设伏歼敌方案。彭德怀、习仲勋认真考虑了毛泽东的意见。鉴于胡宗南集团已改变战法，采取重兵集团密集行动，如以不足三万的兵力，对挤成一团的八万敌军，既难包围，也难分割，因而野战兵团也需要根据实际变换战术。彭、习商量后，即致电毛泽东阐明观点。电文说：“敌自青化砭之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磙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目前敌军甚疲劳，掉队落伍逃亡日渐增加。为对付敌人此种强大集团战法，拟分散三四个营兵力，以一连至两连为一股（现群众游击战未开始），派得力指挥员在敌前后左右四面袭扰，断敌交通，将敌疲困，使敌不能不分散部分守备交通，以创造打击分散与打援敌之机会。”彭德怀、习仲勋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称赞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四月三日晨七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习仲勋电：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你们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正当胡宗南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士气沮丧之际，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晋南展开强大攻势，夺取了秦晋咽喉禹门口，割断了阎锡山集团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陕甘宁边区南线部队也在关中分区频频出击，严重威胁到胡宗南部的后方安全，使其不得不改变其北进计划，以整编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以第一三五旅留守瓦窑堡，主力于四月五日南下蟠龙、青化砭休整补充。

　　四月六日，彭德怀、习仲勋部署野战兵团设伏于永坪西北之大小寨地区，以打击经永坪南下的刘戡之整编第二十九军，由于敌军迅速抢占阵地、我方尚未部署就绪之故，仅歼敌六百余名即撤出战斗，继续待机。这时，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集结于蟠龙、青化砭地区，即令整编第一、二十九军主力向青化砭西北方向推进；又令驻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七十二团开向瓦窑堡，接替一三五旅防务，而调第一三五旅南下策应，妄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于瓦窑堡以南地区。

　　四月十日，彭德怀、习仲勋在子长县云山寺主持召开野战兵团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永坪歼敌经验教训，讨论今后作战方针，强调整顿部队纪律。习仲勋特别批评了军队中出现的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提出要建立纪律检查制度。他说，军民亲密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团结愈好，胜利愈大。彭德怀也严肃地指出：非把群众纪律搞好不可。同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陈赓、谢富治，通报了陕北战场敌军分布情况，特别说到敌“兵力疲劳，逃亡、病甚严重”，“边区主力正尽力吸引胡军，使你放手歼敌”。

　　四月十一日晨，中央军委收到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发来的一份情报：清涧敌第二十四旅一个团于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调动。当日深夜十一时，毛泽东将这一情报以“本早密息”电告彭德怀、习仲勋：敌一三五旅“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

　　四月十二日，西北野战兵团发现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主力已开始向西北方向移动。彭德怀、习仲勋分析判断认为：敌一三五旅可能南下向其整编第二十九军靠拢。必须抓住该旅同二十九军会合前之有利战机，将其彻底歼灭。彭德怀、习仲勋分析，一三五旅南调有三条道路可取，即：“（一）沿瓦市、安定以南山地向安塞前进。（二）沿瓦市东南高地向永坪或清涧前进。（三）沿蟠瓦大道以东或西山地南进，目前此种可能极大。我必须乘敌一三五旅移动中歼灭之，得手后准备歼击其他部分。”考虑到敌一三五旅行军路程短，距敌主力又近，易于会合，影响歼敌，彭德怀、习仲勋部署第一纵队的三五八旅及新编第四旅一部坚决阻董钊、刘戡部八个旅于蟠龙西北的牡丹川、云山寺一线，迟滞其北进，以第二纵队与教导旅由东向西、新编第四旅由西向东夹击第一三五旅。据当日敌军主力前进态势判明，敌一三五旅南下必经瓦窑堡、蟠龙大道。彭、习当即决定，吸引进犯之敌主力到蟠龙以西地区，在瓦窑堡以南地区坚决歼灭一三五旅。为了不暴露作战意图，又命令伏击部队让出敌一三五旅可能经过的高地，务必诱其进入伏击地。是日二十时，彭德怀、习仲勋向各纵、旅下达了作战命令。

　　四月十三日，彭德怀、习仲勋在子长县西南的后回湾野战兵团司令部的一孔土窑洞里主持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分析敌军态势，具体落实作战方案。特别强调：坚决阻住南线敌军主力北进与一三五旅会合；速战速决；各作战部队密切配合，务必全歼一三五旅。彭德怀指着地图，在羊马河周围画了一个圈，风趣地说：“胡宗南部游行了十多天，认为已找到我军主力，便急匆匆扑了过来。我们正好在这里来个虎口夺食。”话一落音，便引起了习仲勋和与会人员会意的笑声。习仲勋接着就作战中的宣传动员、思想教育、瓦解敌军、俘虏政策及伤病员收治等作了详细布置。

　　已是半夜时分，彭德怀、习仲勋还在苦苦思索，不能成眠。他们觉得有必要亲自了解阻击阵地的实际情况，于是便走出窑门，翻身上马，带王政柱副参谋长等直奔第一纵队独一旅阵地。当日，敌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我独一旅附警备第七团阻击在云山寺、元子沟地区，一部进至羊马河以南，距羊马河仅一山之隔，但被我顽强阻击，不能前行。在听取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汇报后，彭、习再三叮嘱：如果能把敌二十九军阻在羊马河以南，歼灭一三五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只要坚持抗击到下午两点钟，就取得了胜利。他们还风趣地用手比画着说：“把董钊、刘戡的牛鼻子牵得越长越死，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当听到王尚荣表示再大的困难也要完成任务后，他们才离开了阵地。

　　四月十四日八时，敌第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沿蟠龙到子长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跃进，十时左右，与西北野战兵团担任诱敌之小分队首先接火。胡军且战且进，当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时，埋伏在岭湾、黑山寺地区的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及埋伏在李家川、安家嘴一线的新编第四旅，迅速缩小包围圈，形成了以四个旅的绝对优势围敌一个旅，致敌进退不能，急电向胡宗南求援。此时，董钊、刘戡所率主力虽与第一三五旅仅数里之隔，但在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的抗击下，寸步难行，救援不及。

　　下午二时左右，习仲勋随彭德怀进入前沿指挥所，观察战斗进展情况。只见我伏击部队的炮弹、手榴弹在敌群中到处开花，密集的枪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震动着山野。敌一三五旅队伍溃不成军，到处鼠窜，很快缴了枪，当了俘虏。此刻，彭德怀、习仲勋和全体将士心情一样，连声称赞：打得好！打得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下午四时，羊马河战斗结束，全歼胡宗南集团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禹，首创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当晚十时，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了歼敌一三五旅的经过。习仲勋曾回忆这段历史说，在我军青化砭初战告捷后，“接着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十余万敌人的鼻子，让它在千山万壑之间‘大游行’，等到敌人饥饿、疲劳和晕头转向之时，我军猛扑上去，打了羊马河一仗，歼近五千人，活捉敌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等。虽然敌之接应部队的重兵就在跟前，但彭总巧妙地让我军一部分把敌人主力九个多旅吸引到战场以西。因此，敌主力在我军数里之遥的山头上，眼看我军缴枪、捉俘虏，也无可奈何。这一仗，离青化砭之捷不到二十天。”

　　四月十五日中午，彭德怀、习仲勋就羊马河歼敌后我军的行动致电王震并报中央军委说：一三五旅被歼后胡宗南将开始慌乱，四月下半月我还须争取打一至两仗，求得再歼敌一至两个旅，破坏敌增援山西计划。当日，中共中央接彭、习报告后，即向全国各战略区发出通报，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望对全军将士传令嘉奖，并通令全边区军民开庆祝会，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

　　同日，毛泽东又特别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并朱德、刘少奇，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