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我的生活——冯玉祥回忆录》

文如玉

50  我在泰山和察哈尔

我住在泰山，有时间不断地到泰山周围观察观察。

泰山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大山，真是宽厚博大，从山顶上流下来的水，分成东溪西溪。东溪有王母池、小红门等古迹；西溪自扇子岩、万寿桥、百丈岩、黑龙潭，一路也有些古迹，东溪有些柏树长得很好，西溪则大的树木很少。

山下泰安城的大庙内，古树很多，从山顶东岳大殿直到城内大庙，皆是道人主持。在半山腰中，也有些庙是和尚当家的，看那光景，泰山周围原来庙宇很多，近年以来，都是破烂不堪了，有的庙的根基还有，有的只有半截墙的。

我到泰山还不到一个星期，汪精卫叫宋子文给我汇来几万块钱，说是送给我零用的。我马上叫原来的银行又汇回去，“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谢了他。

后来，才我知道这是蒋、汪两人的意思，他们不抗日，想用钱收买我，用钱堵住我的嘴，也不许我抗日。

没有好久，我接到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要到泰山来看我。我复顾维钧的电报说：

“九·一八”的事是众人所知的事，又有何调查的必要？这是污辱中国的事，我不见他。

李顿到了南京，招待的很好，接着，李顿又来到泰安，雇了很多顶轿 子，到了泰山顶，吃了野餐。下山来到了车站，李顿对顾维钧说他的手杖丢了，那手杖上有他妻子的像和宝石，非叫顾维钧给他找回来不可。

于是，顾就找县长周百锽，周就找两个轿夫头，这两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当时问那些轿夫，都说没有看见。此时，李顿就是不开车，县长周百锽就急了，马上把两个轿夫头押了起来，什么时候把手杖找着，才放他们。

接着，顾维钧保证准给李顿找回来，这才开了车。

我听说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了，觉得太不公平，就把县长周百锽找来，问明白这件事情，我对周县长说，李顿他们坐轿之前，是不是说明白了替他们看东西呢？

抬轿子多少价钱，看东西又是多少价钱，若没有说清楚，李顿丢东西为什么找抬轿子的？

坐轿子的是人，抬轿子的也是人。李顿的手杖交给哪一个人了？没有别的，请你马上把轿夫头放出来，不要押他们。至于找东西的事，可以帮他找 一找。

周县长回去后，就把那两个轿夫头放出来了。过了两天，在泰山顶的一个干牛粪堆里找出来的。后来，听说是日本人藏到那地方的。

山东本来还算平静，忽然有乱子起来。那是因为张宗昌旧部刘某，在南京蒋的左右送礼花钱种种运动，愿归蒋直辖，不愿归山东省主席韩指挥。

刘这一表示正中蒋的心意，并告知刘可以就地取饷。因此，韩刘大起冲突，炮火连天，枪林弹雨，军人民众都死伤得很多，无故被炮火打死的人民们，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谁都看着难过，只有日本人是十分的喜欢痛快。

这场事情的发端，若说蒋介石主动，那才是一点也不假，我看山东不能住，就在这时候到察哈尔去了。

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民族开始有了被日本吞灭的危险，全中国的人民都忧虑、愤慨，东北人民义勇军到处在与日军作战。

可是，蒋介石、汪精卫所把持的南京政府只想和日本妥协，坚决不抵抗。日本军阀就利用这种机会一步一步地向关内侵入。

我这时候看到日本侵略察哈尔、热河、华北和蒋、汪、何出卖国土的共同阴谋，更看到中国人和大多数士兵军官的抗日的义愤，决心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军民抗日。

1932年，日本人占了东北三省后，像蚕食桑叶一样，一支兵来攻万里长城，在喜峰口一带和宋哲元打得很厉害，吃了张自忠、赵登禹将军的大亏。

日本的另一支兵就来攻热河，汤玉麟是热河主席，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把它的金银财宝烟土装了几十辆卡车往北平跑，地方和军队全都不问了。

日本还有一支队伍攻占察哈尔的东部。当此之时，能和日本打的军队如刘汝明、冯治安等的军队，蒋介石一点也不补充。

谁都知道，先是辽宁丢了，不问；后来东北三省全丢了，又不问；紧接着热河丢了，冀东丢了，察哈尔也丢了四县，还是不派兵援助。

我在察哈尔住着，各地来见我的民众代表很多，军队的代表也不少，都是希望领导收复失地。我计算计算，我若举起抗日的旗子来，顶少就有二十万军队；就因为吃饭的钱没有，在那里张罗。

忽然李忻来看我，说他是由北平来的。本来，李跟过我几十年，也当过宪兵司令的，他诚恳地对我说：“日本的军队占领多伦、沽源、康堡，距离张家口很近。说来到马上就可以来到，先生又没有守土之责，为什么在这里住，太危险了。替先生想，南京请您会议，你可以到南京去会议。不然就到上海去，或者仍回峪道河去，您一答应，马上预备火车送你走。”

又说,“这里不安全的很！”

我对李忻说：“你不肯读书，你就不认识真理。你想从‘九·一八’以来，我每天都说:‘收复失地’‘雪我国耻’。

今天日本人近了，我就借着会议溜走了，这是多么聪明的办法！不替我想想，就是替你们想想，我这样走了，你们怎么见人呢，常说的话:‘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李忻，你想一想 ，你这是爱我以德呢？还是爱我以姑息呢？

我告诉你一个实话，我是下了决心要抗日的，我能动三十万兵，就抗三十万的;能动两万兵，就抗两万的，就说我一兵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房顶上，那这两支手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就够本了，打死两个就赚一个。

谁叫你来的？你回去对他说：‘我姓冯的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不愿意做一个软骨头的亡国奴。’

当时，李忻的脸变得像红布，还是老翰林王铁珊先生劝着说：“冯先生和李忻说的都对，李忻跟过你二十多年，他对于你应当这样说；您是创造中华民国的，中国兴亡，您是有责任的，都说得对，都不要难过。”

这样，李忻才走了的。

朱子桥将军在北平，他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的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转为帮助抗日军队和人民。朱将军听说，我这里都编制好了，就是没有吃饭的钱，举不起旗子。

于是，朱将军就汇来十万现洋，并派杨慕时来说明是送给我抗日用的。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不要哭，有话可以说。

吉鸿昌说：“我实在没有脸面见先生，你交给我几十万军队，都被蒋介石收买了，你交给我的军队全弄光了，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呀！”

当时，我对吉鸿昌说：“这话快不要说了，自1913年你来跟我当兵，那时候只共有一千五百 人，后来发展到几十万兵，这不都是你们弄来的吗？你们弄光了，不是应该的吗？有什么难过。”

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

我对吉鸿昌说：“这已经够了，不必再说了！”

我马上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那是1932年5月26日，我就是当天有通电，就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的。

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有二十多万，先编制了十万军队，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总指挥是吉鸿昌，两个人带着就出发了。

我只训练了三天，我自己扛着枪教他们站、跪、卧射等法子，最主要的是向官兵说明白：人民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谁若欺负人民就是欺负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

他们带着那些军队，步兵、骑兵、炮兵全有，离开张家口向沽源前进。到了每个村庄上，军队都不入民宅。那些老百姓，看见军队的纪律很好，听他们的声音东北人居多，还有些是认识的，就问他们：“你们半月前从这里过，打人、骂人，不讲道理，现在从这里过，这样守规矩，也不进民房，是什么缘故呀？”

那些官兵们说：“我们现在是老冯带的军队了，老冯教训我们说：‘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保护老百姓，应当敬重老百姓，我们能够这样一定能打胜仗的。’”

那些人民听了很高兴，也觉得很稀奇。

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带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

因为这一仗，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多伦在世界地图上都是很显明的，也就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发表谈话说：

“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

汪精卫在南京，何应钦在北平，都发表谈话说：“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来。”

我把伤兵由多伦运回来，由张家口坐火车到北平协和医院，有一千多伤兵，另外又运到天津去找医院，民众都起来帮助一切，各报上都照的有相片，蒋、汪、何造的谣言都证实了，是他们骗人。当时，南京、北平、上海都嚷着说:“察哈尔赤化了。”

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发表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

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欢迎马占山将军，九十四岁的马相伯马老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

“这第一杯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

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十万小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心。

这时候，蒋介石、何应钦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尤其要破坏我的抗日军。他们从南方调了关麟徵、刘兴、刘戡几个师到北方，预备和日本人配合进攻我，并设法叫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阻挠我的抗日。

蒋介石找了冯钦哉，叫冯来打我，冯钦哉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我更不应当打他。”

蒋介石又找了庞炳勋，暗中许了庞炳勋为察哈尔主席，庞炳勋很高兴，就要带着兵去打仗，庞的旅长陈耀荣领了全军的官长到庞面前说：“要打冯先生我们不去。冯先生是领导抗日的，你要打，你自己去。”

当时，我就提出，若是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我就回泰山去。到8月底，宋哲元回来了，我就又回泰山。

回泰山以前，我在张垣新村筑了一个纪念塔，把抗日同盟军阵亡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头上，塔上有五尺长的木头尖，歪着指向东北，那是说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的意思。

我知道的有一朋友姓刘，英文很好，又从德国留学回来，蒋把他找到剿匪总司令部去当机要秘书，后来忽然被通缉了！

那是刘先生把总司令的剿匪计划泄露出来，不多几天，被蒋介石的特务在某一个外国人的手里查出来，于是，蒋下手令，拿办这位刘先生。

电令到的前两点钟，刘先生得到消息，先就从汉口跑了。他跑到西安，不多两天就追到西安；跑到太原，就追到太原；跑到北平、济南，都是在后面跟着追。

刘先生在济南有位朋友姓江，是个医生，起初住在他家里，不到几天特务又知道了，这位江先生没有办法，到泰山来找我，把刘先生的情形都对我说了，我说：

“很好，只要他愿意来，就请他住泰山，并且教我英文。”

刘先生到泰山没到一个月，江先生被捕了。问他说，刘先生上哪里去了，起初江先生还好，他不肯说出来，后来江先生的母亲，为了心痛他的儿子，就劝江先生说：“你说了吧！为什么自己受罪呢？”

于是，江先生就把刘先生住在泰山我那里的经过都说了，特务马上来了三四百，把泰山周围围了，还算好，泰山的县长叫周百锽和住在泰安县的一位团长，是跟过我的，对那些特务头子说：“你们不能上山去，你们要上山，冯先生那里有手枪队，他会开枪打你们。若真打起来，我这一团人，一定帮着冯先生的手枪队来打你们。”

就这样，这些特务就把泰山周围的路都把住，他们不上山，周县长把这些事都告诉我，并且知道刘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在无锡和镇江，也遇见了很大的危险。

我替刘先生想，特务们虽没有把他捉住，也应当有个办法，这一天，晚上是很好的月亮，我叫一位姓李的和姓冯的，领着刘先生，从泰山顶上，到了距泰安城九十里的一个村庄，我的好朋友梁先生家里去住。

都以为这可好了，这些特务们可找不着了。哪晓得，只一个星期，梁先生来找我，说不成，乡间的情形，一个村子里，几百户人家，几百年都住在一起，谁家来个人，很容易知道。

我说：“刘先生什么意思？”梁先生说刘愿到日本去，我说：“很好。”就派李连海送刘先生他们一家，夜间走，白天住，到了潍县，由潍县上汽车到烟台，由烟台到日本。

现在刘先生做什么工作，大概大家都知道他的，是一位光明正大的革命党，我知道他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永远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不愿升官发财，这不是很可佩服的人吗？

文如玉

51  何梅协定之后

1933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和日本帝国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之后，日本着手全面实施分离华北。1935年5月，胡白被杀事件和孙永勤事件先后发生（二者合称“河北事件”），日本方面随即借河北事件对中国方面施压。

同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开始与中国方面的何应钦交涉。之后，在日本步步紧逼之下，国民党政府屡屡退让，中日双方经过4次交涉而达成一致意见。

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签署致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通知，“何梅协定”正式达成并生效。

“何梅协定”包括《觉书》（《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各一份。

其主要内容：

①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②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

③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

④禁止抗日活动等。

这时候，蒋介石每天都说：“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敌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四省失掉了，蒋介石说，他不负责任。

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说：“诸葛亮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这也就是抗日必先剿共的意思。何应钦在北平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救国军义勇军等名目，不遵命令的，就要逮捕。

在北平方面，何应钦派出很多特务，在学校，在社会各阶层里，都去活动，听见谁说抗日，就写上黑名单，听见谁说救国就把他抓起来。

在这个时期里，蒋和何两个人做的工作，一个是重用殷汝耕这一类人，因为他是汉奸；第二个是同王揖唐、王克敏这一般人密切地联络；第三个就是到处秘密地抓抗日的人和救国的人；第四个就是到处散布，若抗日就是“三日亡国论”。这是当时实在情形。

我回到泰山，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反国联调查团》，又一本叫《察哈尔抗日实录》，还有一本是《胶东游记》。

除工作以外，又请了几位大学教授给我讲书：陈豹隐先生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李达先生讲列宁哲学，还有讲天文、历史、地理、心理、生物、物理、化学和中国文学的。

有的一连讲三个月，也有的讲两个月。午前讲三个钟头，午后讲两个钟头。在泰山这二三年读书读得很有意思，真是先贤说的：“学然后知不足。”

有一位泰安人，范明枢先生，当时有七十岁左右，他在济南图书馆里负责任。每天，他有两千多字的日记记录抗日等等的话，特务看见后，马上就捕了范先生同他的学生、工人约九十二人，并把范先生上了手铐、脚镣，硬说这一批人都是共产党。

我听到说，就给山东主席韩复榘打电话说，山东省七十多岁的人都加入了共产党，这真是血口喷人，你快把范先生放出来。

范先生在狱中有一个星期，回到泰安，我请范先生给我讲《春秋左传》，他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用了四五个月的工夫，我就写了一部《读春秋左传札记》，那部书里有很多新发明、新学说，都是与新的科学有联系的。

范先生虽然有七十岁左右，可是他的思想很进步，而且喜欢帮助青年，因此，我请范先生帮我在泰山成立了十五个小学，差不多有两千人左右。那些孩子们在1933年都是十二三岁，到“七·七”抗战时，已有不少是十七八了。有些人到陕北去学习。范先生后来组织了游击队对日本抗战，也打死不少日本人，有好多学生们、青年们参加了范先生的游击队。

1933年11月20日，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那是为了抗战发动的一个政府。也因为蒋介石的特务在天津国民饭店暗杀吉鸿昌受伤未死，蒋介石又与帝国主义商议好，从天津法租界医院逮捕了吉鸿昌并解到北平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本年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枪决了吉鸿昌。

蒋介石对于福建的抗日人民政府，一方面叫陈仪和日本人订了协定，那卖国协定上海大美晚报登过的；一方面派中国海军封锁中国海口，蒋介石又派了空军大队残酷地轰炸福州，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诸位将军都是为了抗日收复失地。

可蒋介石说：“中国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不仅是我们临时添置武器来不及，就是现在大家同心一致在这一方面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何况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准备国防”

1935年9月，蒋介石有电报约我到南京去开会，他的电报是这样：

“泰安探交冯委员焕章吾兄钧鉴：密。比来尊体如何，遥维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部，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叩皓侍密东。”

我复电如下：“急。南京军委会蒋委员长介石吾弟钧鉴：密。皓电奉悉。年来吾弟席不暇暖，为国贤劳，至深敬佩。此次西蜀归来，承念及山中人，驰电垂问，义重情殷，尤深感激。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兹将一得之愚，掬诚敬告如下：

关于党务者：

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无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非诚不能感人。

二、开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国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事。

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

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竭所长以报国。

关于政治者：

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要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做之，否则去之。

二、严明赏罚，各省有真正为民官吏，大加奖赏，贪污分子严加 惩办，不管地位如何，背景如何，一赏一罚必求公允。

三、设立救灾部，水旱天灾，严重特甚，非有专部不能办理。

四、奖励抗日精神，如石瑛、于学忠等素具抗日抱负，尤有抗日表现，一则应加起用，一则应即重用。

五、起用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抗日有功，故政府不独应加容赦，更应畀予重用。以上均与民心有关。

关于外交者：

一、确定国际敌友，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至大。

二、政府应速简派文武大员，担负责任，分赴苏美切实联络，以谋合作具体办法。

关于军事者：

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

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

以上各点，凡祥所知无不披沥肝胆，详陈左右，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至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性皆无顾惜也。小兄玉祥。”

蒋介石三十日电：

“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籍扫墓，昨始回京，奉读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垂爱之切，谋国之周，钦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等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

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的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握，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盼即日命驾，无任祷盼！弟中正 叩卅传密京。”

有这样来往的电报，很明白地说明我为抗战才到南京，如不抵抗日本，我是不到南京来的。

11月1日，我坐的火车到浦口车站，有许多老朋友来接我过渡船时，覃理鸣先生对我说，方才在中央党部开会时，有姓孙的在照相时把汪精卫打了三枪，伤很不轻，已入中央医院，凶手已被人打死云。我说，中国人有的是热血青年，像汪精卫这样卖国言论和主张，不会不有这样的下场。

我下船之后，即到陵园蒋介石预备好了的房子去住。蒋来看我，我对蒋说不抗日一定亡国、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都是错误的。

蒋介石请我说出理由来。我说，三日亡国论者，只看见日本可怕，那是犯了恐日病，只比工厂比枪炮等等，何以不拿人口比一比？又何以不拿土地面积来比一比？至于武器论更是不对，中国有多年历史，有文天祥、史可法、岳飞 等文武模范人物；况且世界不只是中日两国的世界，还有苏、英、美、法，各国都与日本多多少少的矛盾存在，那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我希望你为祖先留下的国家着想，为将来的子孙打算，为中山先生和死难的先烈们争光，把那些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快快改正过来。蒋满口都是好好好，哼哼哼。

同月五日，天津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捕杀青年。清华十校通电如下：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有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为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岐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

……北大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座谈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

我拿这篇文章问蒋介石如何办法，蒋说这都是造谣，不足为信。我说不然，五四运动以前许多真话，老段和安福系亦是说学生不好，又说学生无知，乱说话，结果被打之后而倒台的，你是知道的。

今天，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说的全是实话，你务必尊重这些话，改正过来，方是国家之幸，国民之福，不然会有大祸来临。蒋又说唯唯唯！

还有，出卖福建安溪矿产给日人，这是1936年1月4日，福建省政府委派了赵修晋办理这个事。这样的宝贝矿藏让给日本人，多少人都责备姓赵的。

赵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蒋叫这样办，谁敢不办呢？”我把这件事，对蒋说：“日本人这样地侵害我们，要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还给日本人这样交往呢？”蒋说，他要细细地查 一查。

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一部草稿，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各总领事在上海会议的记录，每一个总领事都有报告，报告完了都有一个意见书，内中福建总领事的意见说：

“福建主席陈仪千万不要换，因为陈仪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比日本人派个主席还服从。”

我问蒋介石：“你看见这一条没有？”蒋说：“这是日本人的离间。”后来，我就把这本书印出来，起个名字叫《日本人一部分的秘密》。

2月20号，蒋介石为了镇压群众抗日运动，发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白地说：军警可以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机关的特权。

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分别发电对平津当局说，学生运动是共党暗中操纵，要赶紧镇压。于是，派大批密探到各学校调查，分头逮捕，先后共逮捕了一百零九个人。

同时，日本鬼子也电令北平的日本机关帮助中国调查学生运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对蒋说：“就是这样办法，一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你。”蒋说：“要抗日必要先这样办，你千万不要着急，我一定有个办法。”

蒋介石刻刻不忘的是打两广，他说：一个国家必须有纲纪，要有纲纪各省不能不服从中央。他所说的话，明着暗着都是说，先打广东，后打广西。谁能帮他这个忙，谁就是他的好朋友。

我对蒋说：“这是最不祥的话，你自己拿刀枪砍你自己的手和你自己的足，你还和敌人打什么仗，一个普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为什么看不清这一点呢？”

又有一天，在庐山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

蒋说：“请您说吧！”

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

蒋说：“不好。”

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外面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还要自己杀自己，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

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打完才去对付仇敌。”

蒋说：“这话很好，一定不打内仗。”

第二天午前十点钟，蒋介石同李烈钧先生来看我。蒋说，他要上飞机到广东去，问我还有什么话说。

我想昨天谈话的时候，李烈钧先生未在场，蒋介石会不认账的。我又趁着李烈钧先生在这里，把昨天向蒋介石说的话从头说了一遍，并且还说：

“你若说我说得不对，可以当面驳倒我，设若我说得对了，我希望你毫不迟疑地马上停止一切打内战的准备。”

蒋介石说：“我一定照着你说的话去办，决不会迟疑的。”

就这样，李烈钧先生送蒋去飞机场。这一次的结果还算好，因为有居正、程潜两个人亲自到广西一趟，得到了和平的解决。

文如玉

52  西安事变前后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国各界人们的心。

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11月23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

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此前的10月26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

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10月22日由南京飞到陕西，29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

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这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

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

到了10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

“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

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

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

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

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

1936年，有一次，美国美以美会一位会督，中国名字叫黄安素的对我说，他预备举办一个茶会，希望我对他们讲一段话。

我问他要我讲什么话，他说什么都好，若能仅谈宗教，不谈政治就更好。我说：“若不谈政治我就对不住你，我一句话也不讲。”

黄说:“什么缘故？”我说：“自九·一八以后，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北四省，又把黄河以北，搅得乱七八糟。你看我是个中国人，我更是革命的军人，我若不谈救国救民的事，你找我讲话有什么用处呢？”

他踌躇了半会说：“好，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记得那天不冷也不热，黄会督请了二百多位客，预备了很多的茶点。

我说的话是申包胥哭秦廷：“在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伍子胥，到吴国接了兵来，要替父兄报仇。申包胥对伍子胥说:‘你若把楚国打败了，我一定要把楚国复兴起来。’

当吴国的兵把楚国战胜之后，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秦哀公叫申包胥先住在馆骥里休息几天再说，申包胥站在秦哀公门口说：

‘楚国人民已如倒悬，亟待救援，我在馆骥怎么住得下去呢？’申包胥就在宫门口哭了七天七夜，一口水没喝，眼泪哭干了，流出一滴一滴的血。哀公受了感动，答应马上出兵，还赋了一首诗《无衣诗》。”

我说到这里，又说日本占东北的事，又说到美国向来主张公道，全世界的人民把美国人看得很高。若是日本欺辱中国，美国袖手旁观，恐怕中国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了。

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要求蒋停止内战，实行抗日。

他们提出来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族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一切结社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一次的动作，实在是光明正大。蒋介石在临潼县的温泉附近住，蒋听见枪声，就跳墙逃跑，从墙上跳下去，藏在山坡的一个石洞里，后来还是被几个兵找到了。

“双十二”的事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个会议说，蒋委员长被张、杨扣起来了，怎么办呢？

头一个是孙哲生先生说：“那不要紧，有冯副委员长在这里，应当请冯先生负责任。”还有人说：“这个事关系重大，应当仔细商议商议再说。”

午后七点钟，又在一个人家里开谈话会。有人说：“蒋介石不在南京，可以请军政部长负责任。”

我说：“论道理说，军事应当归参谋总长管。”（那时参谋总长是程潜）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坏的打算就这样谈谈话，就叫何应钦负责。

何应钦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省城，我反对这种办法。飞机轰炸西安，一定会炸死许多人 民，若蒋介石炸死了或炸伤了又怎么办？吵了好久，才决定不炸省城里头。

我给张学良、杨虎城打过几个电报，都是说明白:请他们放出蒋介石，扣我在西安，我愿意替蒋介石。那时电报上说的什么，报纸上都有登载。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等人，在1936年12月12日自西安通电：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情形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

凡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

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系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徵流叩文。”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1936年12月12日，也给我发了一个电报：

“急。冯副委员长焕公，李委员协和先生赐鉴:日寇深入谋我益急，凡在血气之伦，同深发指。为民族计，为国家计，自非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立起抗日，无以救国图存；

若再一味退让，妄冀和平解决，是犹抱薪救火，势不至灭国亡种不止，瞻念前途，曷深栗惧。

我民众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矢忠竭诚久 矣。在蒋公自应领导全民，对敌抗战，藉副斯民之意。最近蒋公莅陕，良等更一再陈词，垂泣而道，希其幡然醒觉，反戈东上。

乃近默察情形，于军事仍坚持其内战式之剿匪主张，于民意则拘捕救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自非另寻救国途径，则国脉之断送近在眉睫。

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至于良等主张，已以文电奉达，谅邀垂鉴。公等党国先进，领袖群伦，爱国赤诚，久深佩仰，尚祈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弟等以职务所羁，不克躬趋领教，临电屏营，无任企盼。

张学良、杨虎城叩文印。”

随后当天，我也回电致学良先生，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张汉卿世兄惠鉴：

“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缓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

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困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

“（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

“（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覆。冯玉祥。”

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25日蒋介石被释放了，由张学良随同飞到洛阳，26日飞到南京，一到南京就把张学良扣起来。

蒋介石回到南京，在飞机场上我见到他，真是面黄肌瘦，腰也直不起来。我觉得，不论什么人，都觉得应当抗日，都觉得不应当打内仗。可是蒋介石发出来那些打内仗的言论说，谁离着他近，就先打谁。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的一个很好的抗日将领叫王以哲，忽然被蒋介石的特务刺杀，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王以哲将军是专心致志要抗日的，对于这件事，不但中国人大吃一惊，就是全世界的人也觉得非常奇怪，稍微有点人心的，也想不出这是什么道理。

（注：王以哲将军在西安事变后死于东北军内部主战派激进军官之手，此处有误）

到了2月15日，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先生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

廖夫人说：“我们可以同去找张继签名。”到了张继的家里，一提起廖仲恺先生，廖夫人哭了，张继也哭了，马上张继也签了名。

我回到家里不到半个钟头，张继就来找我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我说：“刚才不是你自己签的吗？”张继说：他一看见廖夫人哭了，他就糊涂了，说什么他都要把名字勾了。

我说：“你等着。我见了廖夫人再说。”

张继走了之后，我去找李协和将军把张继签名要不算的事说了一遍。李协和将军马上研墨，研好之后，李说：“本子给我吧。”

他拿起笔来就在张继的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李对我说：“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我们走中山先生的路，有什么危险都不怕。”

那一次签名的共有十三个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人说：“还是把三个政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商、学、兵。”

提案通过了，可不许发表。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同时，又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

奇怪！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已经成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要求了，而蒋介石、汪精卫所注意的仍在于“根绝赤祸”，到处逮捕爱国志士，压迫人民抗日运动。

这时候，不但全国汹涌，人心鼎沸，世界各国也都不安起来，他们要知道中国政府到底采取什么方针。

于是，汪精卫的口号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蒋介石的口号是“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绝不轻言牺牲”。

文如玉

53  在第六战区

1937年7月7日，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二十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

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绝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

“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拼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

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

到了9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12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26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牒，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

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 一首哭佟、赵诗。

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后来也走了。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

“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

然后，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

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汝明军联合 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

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

到了7月19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

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

过了不久的时间，北方平津一失，就紧急得很了。蒋介石找白崇禧将军征求我的同意，找我到北方去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我说无论哪一方面都好，只要和日本作战，我没有不乐意的，何况宋哲元是跟我多年的人，若替他指挥些时间可以，若使他带的军队归我带，那是不可的。

蒋说很好，一定这样办。

我过济南，韩复榘说：“张自忠自北平来见你，张请你给蒋介石寄一封信，替他辩白，辩白他在北平、天津的事。”

我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张自忠将军，内容是说：“张自忠将军很有良心，很有血性，只要叫张带着队伍打日本，张一定尽本分。”

我坐的火车到了桑园，知道前方的情形很紧急。不久的工夫，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我，

我对他们三个人说：“我们要看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我在沧州，看见宋哲元，把十万元的慰劳费给宋，马上又回到桑园。当时，冯治安的军队和刘振三的军队都在马厂附近跟日本人打得非常激烈。

那天晚上，有三位德国顾问从蒋介石那里来看我，他们问问日本的情形和我们军队的情形，住了半天就走了。

东北军万福麟等军人划归第六战区指挥，司令长官部用电报、电话，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到他的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

有一个东北军姓刘的军长，把军队开来到桑园，我亲自对他们大家讲了一次话，他是个青年，看那样子还有点干劲。

这时候，是连阴多日，大雨成灾，河北一带平地里就有二尺深的水，官兵们都在战沟里被水泡着。

我打电话给何应钦，请他给蒋介石说：“官兵的腿和肉都被水泡肿了，请你赶紧买十万双鞋和袜子送到前方来。”

何应钦说:“已和蒋介石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的章程没有这笔钱，这也不合乎军队的章程。”

我对何应钦说，你翻开那章程看，有没有官兵在水里泡三天五天？你说的是平时，我说是战时。就在电话上说了有十分钟，结果是一个兵一块钱，叫他们自己去买。

前方的队伍退到沧州，又挖了很好的坚固阵地，我找副司令官鹿钟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分四路由右翼绕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

那一次若按着我的命令去执行，一定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过了两三天后，鹿钟麟有一个报告说：

“只有一路把日本人打了一下，其余的都没达到任务。原因是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军队只走五六里路。”

鹿钟麟回来报告这件事，我把这实在情形打电报给蒋介石。过了不到五六天，白崇禧将军给我打电话，说蒋介石不叫张自忠回军队，想派李文田当军长，问我同意不同意？

当时，我将李文田敷衍命令的事情对白崇禧将军说了一遍，我说：“最好还是张自忠回来当军长。”

过了两个钟头，白崇禧将军来电话说：“蒋介石答应了，张自忠马上就回军队去就任军长。”

我从德州奉命到河北邯郸县，整理刘汝明的军队。知道刘汝明在张家口和日本鬼子打仗，师长李金田受伤，还有几个团长阵亡，刘田和张振武都是最好的团长，也是在张家口阵亡的。

刘汝明军长诚实勇敢，不会应酬，弄得报馆造他的谣言，硬说刘汝明怕日本人不敢打仗。有一次，我和蒋介石报告刘汝明的师长受伤，几个团长阵亡的事，蒋说：

“刘的军队就没有打仗，哪里会有阵亡和受伤的事！”

我说：“实在的事情，你不知道，你被人欺骗了。”

当时，好像他很醒悟的样子，这时候第一战区程潜将军也在平汉路上，第六战区同第一战区在一起很不方便，结果把第六战区取消，我就回到南京。

文如玉

54  从南京到武汉

日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武汉，住在一个防空洞的旁边。

有一天上午9点钟，我来到他的住处，就前一段在信阳看到伤兵医院的情景，对蒋介石说：“对待伤兵应当优待，若不这样办，军心怎么维持呢？”

正说着话，孔祥熙进来了，蒋介石问他：“有什么事？”孔说：“有一个电报。”蒋说：“什么电报？”

孔说：“王克敏到北平组织汉奸政府。”这个事情很关键，打断了我的问话，紧接着，没有三天，王克敏就在北平组织了汉奸政府。

这时，还有许多中央委员也都退到武汉来了，每个星期，有两次谈话会都是在汉口开，这一天开谈话会的时候，是午后两点，讨论的题目是民众运动。

头一个说话的，是CC的台柱子，叫李敬齐。他说：“我们对于民众运动最好是用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这个办法比什么办法 都好。”

李刚说完，就有位姓刘的，贵州省的刘建群也说：“民众运动要由宣传部里多订条款、规则，谁要发起民众运动，就叫他先立案。”

他们两个刚说完，邵力子站起来说：“我们这里的谈话，我向来没有说过话；今天听见这两位同志说的太不像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话。像说国民党的‘包而不办主义’，在哪一本书上有这个话？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兄弟，不都是人民大众吗？”

不过，过了没有两个星期，中央在珞珈山开会，就把邵力子的宣传部长免掉了。

李烈钧将军由江西武宁赶了来，他见了蒋介石，蒋问他：“有什么话没有？”

李说：“我来就是为说话的，不过我深知道，我说的话，你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说好。”站起来就走。

蒋介石一把抓住他，请李坐下说出来，李痛快地说：“一、抗日主张万不可改变，只要你坚决到底，失败也是成功，成功更是成功。二、既然决心抗日到底，就不要用这些投降派在你的左右，赶紧把他们赶走。三、你自己要飞到莫斯科去，亲自和斯大林商量，他一定会帮中国人的忙。四、时时刻刻要替老百姓着想，万万不可只顾目前的小利而忘掉人民。”

蒋介石满口地说：“好极了，好极了。”

随后，李将军来到黄土坡我住的地方，马上把他对蒋说的话，又亲自写出来给蒋介石送去。

汪精卫在汉口召集一个最高国防会议，那是1937年12月6日上午九时，在汉口中央银行。出席的人:于右任、孔祥熙、居正、何应钦；列席的是：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是汪精卫，秘书长是张群，秘书主任是曾仲鸣。由徐谟次长报告：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28号接到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29号下午又见王部长，据称：

“敝人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同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欲结束，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

其条件为：

一、内蒙自治。

二、华北驻兵区域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唯希望不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领袖。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华北维新政权成立，应任其存在。

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如何扩大，日方未提及。

四、对于排日问题须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越所表示之态度去做。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有好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

陶大使见孔、王二部长之后，希望能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复电，请陶大使前往一谈。陶大使希望中国考虑，并说，日本要之条件并不苛刻。

蒋介石在武汉办一个军官训练团，负责任的姓万，他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讲了一次话，有两个半钟头。我听见姓万的说，蒋介石在这里刚讲了三个钟头走的。

就在这几天，珞珈山开中央会议，向来的习惯一开会就先推举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我对蒋介石说：“这一次开会可不可先推举一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

蒋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每次推举了宣言起草委员会，他们一二十位先生集在一 起，总是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千年万世，‘以不变应万变’的臭而且长的文章写出来，总而言之是什么好就说什么，实在考察半点都没有做。

这一次我们来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我们就是要注重实行，实践实做，不说 一句空话。”

蒋笑了说：“好极了，好极了。”当时我就觉得一定是白说了。

接着，蒋介石找我到鄂东一带查看阵地，并到九江以下查看马当堵塞长江的办法。

我先到了鄂东田家镇附近，看见那里把海军的炮从兵舰上搬下来，造的有坚固的炮垒。我到炮垒附近看了一遍，我问炮兵的指挥官：

“你这炮打多么远？”

他说：“打五千五百公尺。”

我说：“日本海军炮打多么远？”

他说：“七千公尺。”

我说：“你这炮位设在小山头上，敌人离着七八千公尺就看见你了，那不是只许他打你，不许你打他吗？你为什么不在这山顶的后面切一块下来？你的炮口从山头的右边露出来，使敌人的炮不到四千和五千公尺他看不见你，那样你打他不是很方便吗？”

炮兵指挥官回答说：“这是德国顾问叫这样办的。”

我说：“你还能改做不能改做呢？”

他说：“都是洋灰铁筋做的，没法子改造。”

我到了马当附近，在长江右岸的山顶，看他们用很多的轮船装上石头沉到江心里去。有的人说这个办法一点用也没有，也有人说有用。

我觉得，事前要有准备的话，这些轮船上都可以放些小炮、机关枪，就在长江里来回游动，很能打击日本人。

因为日本人用的汽划子很小，到处乱窜。就让敌人的炮舰把我们的船打沉了，那种阻塞不很好吗？我们只是缺少准备。

那天，我们在山顶上，有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吃我们自己带的饭，喝我们自己带的水。九江的文武官吏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吃东西，我对他们说：“不论走到哪里，我不主张吃人家的饭，喝人家的水。若是奉公出差，到必骚扰人，我是反对的。”

就在这几天，张自忠将军在山东的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勇敢！

他们从日军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紧接着，就是孙连仲的军队，池峰城在台儿庄苦战十几天，结果把敌人打死的很多，并且把敌人打退了。

论说张、孙这两部军队至少也应当扩充到每一部十五万人或者是二十万人，因为他们不怕死，敢找着敌人打仗。

实际上，张自忠称为三十三集团军的总司令，一个兵、一杆枪、一门炮全没给补充过，就给他一个总司令的空名义；孙连仲的军队不但没有扩充，他指挥的马安邦军长在豫西被日本飞 机炸死后，就被蒋介石把他这一军的番号取消了。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嫡系的军队枪炮是最好的，人数是充足的，饷项是一点不缺的，都秘密地调到陕西北部归胡宗南指挥着包围陕甘宁边区去了。

河北省的政府退到了洛阳，我向蒋介石推荐了鹿钟麟到河北去组织游击队，就发表了鹿为河北省主席及冀察总司令。

鹿走的时候就用小白布包袱包了他的官防，由洛阳城北过了黄河。鹿一到河北省就有三百的、五百的、三千的、五千的军民来报告愿听指挥，不到半个月就收了三四十万人枪俱全的队伍。

鹿就指挥着这些队伍和敌人打仗，并且打死的日本人很多。论理说，应当把这些爱国敢干的军队编成正规军才好，可是无论怎么说，也不成功。

那时候吃顿饭没有一百元不行，一天吃三顿饭就得三百元，这一个人一个月就得要九千元才成。可是，蒋介石叫鹿钟麟发的军费每人每月才六元。

山东有一位孟昭进将军，跟我从南京出来，过徐州府南的李坝集的时候，孟要回山东老家去，我问孟：“你回去做什么？”

孟说他的老家是山东章丘县，姓孟的有几千户，他要一家出一杆枪、一个人，编成游击队和日本人打死仗。我说：“你有那么好的勇气和志向，好极了。”我送了他四十元的路费，他就走了。

后来，孟昭进在山东同日本人打了很多次仗。日本人占领济南府的时候，孟昭进袭击济南省城，不但把日本人打死很多，还占领济南府三天。

魏凤楼中将也对我说，他愿意回去把本县的人组织起来去打游击，他同我坐火车到郾城，然后回到西华去组织游击队，不到两个月，就带着五六千人在豫东同日本人打了很烈的仗。因为都是夜间打进日本兵营的，使日军伤亡惨重，魏凤楼将军还受了重伤。

河北省大名附近的专员丁树本，带了八九个团的民团打过几次敌人的后路，把敌人的给养兵站全部得到了，并且，把所得的东西送到武昌来。

以上我举的这几个例子，说明我们抗日还是有力量、有决心的。

文如玉

55  察看阵地与校阅湘黔川军

我从武昌到了信阳附近，有几座洋灰铁筋造的堡垒，全都离着铁路很近，若往两翼远处走一走就没有了，我问本地的文武官吏为什么这种造法？他们都不回答。

就是那天晚上，我在信阳车站，去看那个医院设的救护站。有医生，有护士，又有二十多位女学生，他们是为了从徐州府退下来的伤兵到这里，替伤兵换药，预备的有开水和稀饭。

我到了泌阳县，看见造的那些阵地，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有的因为没有流水沟，一下大雨都塌下来了，那工程不是白做了吗？

我还看见，一百多里地宽，满山遍野一堆堆的木头，都是预备作盖沟用的，那些木料实在的连十分之一也没用了。那十分之九的木料不是日晒就是雨淋，很宝贵的材料，白白地糟蹋着。

我走青水关过，那里有个小学校，他们那里的学生听见我说抗日的事，不但大一点的男孩子都愿从军，就是那十二三的女孩子都愿出去做抗战工作。

我想，他们为什么有勇气呢？完全是受教育的关系。他一入学校常常听见讲国家大事，由此可见，有钱办教育，实在是救国爱民的事情。

我从青水关出发到舞阳县去，一早就有二三十位非要跟我去当兵不可。我说我是来查看阵地，也不是招兵的，劝他们不要跟着，但是他们非跟着不可。

结果，我叫张公干带着送到张自忠将军那里去了。同时，有两个女青年送她们的丈夫，自己也愿意去当兵。我对她们说：“当兵是很危险的事。”她们说：“在家里等着更危险。”妻子送丈夫去当兵，这是我头一次看着的，而且都是欢欢喜喜的。

到了舞阳县，开了一个军民联欢大会。这时候庞炳勋的队伍才从前方退下来，他这一军损失也很大，他们在这里招了两个星期的兵，只招了十几个人。我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出了这一点。

据我所知道的，在舞阳县同我共过患难的人至少有六千人。我说的意思是：非抗日不能救国家，非抗日不能救同胞，谁是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都应该从军杀我们民族的敌人。

当时，那些老先生、老太婆们都坐在民众们的前头板凳上，他们都听得很清楚，并且都很高兴。有的人们站起来说：“我愿意叫我的儿子去当兵，跟你去吧。”

我说：“不要跟我去，到庞的军队如同跟我一样。”后来庞炳勋见了我非常感激地对我说：“不到三个星期，所短少的八千人已补充齐了。”

我从舞阳到了叶县，这一带的村庄树木太少。县长抓到两个日本侦探，一男一女，男的有二十岁，女的有四十岁，我到了县公署，县长就报告了这件事。

我请县长带来看一看，女的装哑巴，男的装结巴，他们做的工作大概就是杂在难民里头，造谣言的，说日本人来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还有，就是侦探我们后方的情形。

从叶县到禹县，这一路上过一个大干河，这一道河的河深有一尺，宽总有一二里，看那样子不下雨就干了，一下起大雨来，河水就出了槽，两岸就都被淹了。

假如这道河能加上人工，用现代的机器，挖它三丈深，二百丈宽，两岸用石头和洋灰把它砌好了，再打它几道大坝，水存起来，就不怕旱灾，有了船闸就利便运输。

到了禹县(原名小禹州)，很多年来在中国北部的药材或买或卖都集在这里，不论广东来的，或四川或东北各省来的都要在这里荟萃一次，然后再分散到别的地方去。

近来，因为这地方不通火车已萧条了很多。此地县公署有几十通石碑都是全中国最好的字帖，是哪一位最有思想的县长或是州官找很有名石工，用最好的青石刻的，这些东西名叫“禹帖”。我在这里买了两份。

现在的县长把那石碑封起来了，说是怕把石碑拓坏了，要保存。其实不必这样，任着人们多拓一些玩，既可以使穷人们有饭吃，也可以宣传文化。

从禹县经过夹县到襄县。在夹县看见一位姓赵的，原先当过师长，我对他说要预备打游击才好。在襄县看见苗中秀，苗是本地人，在这里做生意，还办了一间很好的中学。因为他好说老实话，得罪了县长，也坐了两次监。

在这几县看见的长处，就是河北省来的难民或是住在庙里或是住在公共的地方，本地的人轮班管他们饭吃，招待他们。这一路志愿当兵的青年约有一二百人，我都叫张公干带着，送交张自忠将军那里去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前方的军队由徐州退却下来，张自忠将军奉命为掩护队，所有的军队全部退走了，张自忠这一军在最后方。

张将军又叫他的军队在前方走，他自己带着参谋长张克侠和参谋副官跟着走，张将军的汽车把伤兵运走了，他的几匹马驮着病兵走了，他自己步走了两天的路，碰见一个老百姓对张将军说，他家里有匹小驴，被一个张将军的士兵骑走了。

张将军马上叫人把骑驴的找到，问那个老百姓：“是不是这个驴？”百姓说：“是的。”

张问那个士兵：“军队的纪律不许拉人家的牲口，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士兵说：“我错了。”

张将军说：“这是国家的法律，我没有法子救你！”当场把那个士兵枪决了，把驴还那个百姓。

他又向那位老百姓道了歉说:“我的兵骑走了你的驴，对不起你，是我教育不好。”

张自忠将军的队伍，全是步行，官兵的脚上磨了很多的泡，有些兵们就左歪、右歪地走不动，他就把队伍集合在一个地方，坐在地上，先对大家说明白当军人要耐困苦忍缺乏的这些道理。

然后，他把鞋袜子脱下来叫大家看他的脚上的泡，那些官兵们连一个歪着走的都没有了，都是挺胸凸肚地向前走去。

我在许昌上火车，回到武昌，把所看到的各项情形详细地向蒋介石报告。蒋问我：“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在最后走是真是假？”

我对蒋说：“一点不假。”并把我所知道的张自忠这一段事情对蒋详细地说一遍，蒋说：“真是好将领！”

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最好的现象是大家都想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如同汉口成立“抗战文协”是舒舍予他们领导的，这一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雪我们全民族的耻辱，大家全团结起来，集中起来对准敌人进攻！

1938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我说：“很好，我很愿意去。”用的二十多位文武官员，都是由各部调来的。

我把要同我出发的文武官吏都集合在一起，一面讲话，一面规定几件事如下：一、不许喝人家的茶；二、不许吃人家的饭；三、不许收人家的礼物；四、不托人家代买东西；五、不介绍人求差事；六、不借人家的钱。只要把这以上六条切切实实地守住，我们大家确守时刻，按照预定的规程去做事，一定不会有坏的结果。

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呀？”

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

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

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地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

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爆出来，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1938年10月）。

那天晚上12点钟，我由武昌开车向长沙去，因为汪精卫知道我开车的时候，蒋介石当然更知道。所以，我就加了一点小心，对跟我的彭团长说：

“天若一亮，车就停住，所有车上的人，都从车的左右下去，距车路有五百公尺至一千公尺，找地方去休息。”

火车走了半夜，天刚一明，火车停住了，我对朋友们说：“快下车。”我走了没有几步，有人说:“露水太大了，把鞋袜子都湿透了。”

我说：“不要管，赶紧散开。”就这样走了有五六百步远，到了一个小山冈上，那里有造好的机关枪盖沟。

同时，敌人的飞机，就有几十架来到了，对准火车轰炸，一来一往炸了有好多次。最后，炸弹掷完了，就用机关枪低飞扫射，因为我们全都在盖沟里面，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死或伤。

敌人的飞机走后，知道后边的铁路，被它炸毁几段，前面的桥梁，被它炸毁一段，火车两旁炸的是五步一个坑，十步一个坑，像预备栽树的一样，炸的那两路大坑，都是距离铁路七八步远。

这一次上前去，桥梁坏了，向后去铁路坏了。9点钟，彭国政团长找了几位工程师，商议如何修理桥梁，他们说：“难修是很难修，我们要特别努力，在明天天亮以前，把它修好。”

他们确信这是可能的；真的，他们一夜没休息，在早上三点半钟，桥梁已经修好了。我谢了他们，就开车，果然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这个地方叫羊楼司，这是1938年10月某日的事。

1938年10月10日到了长沙。我在这里看军队，主要的是注重战斗动作和战斗教（演）练，并且告诉军队多做实弹射击。我还到了岳麓山，祭了黄克强先生的坟，又祭了蔡松坡先生的坟。

黄克强先生的名字叫黄兴，是同孙中山先生一起创造中华民国的；蔡松坡(锷）先生民国元年在云南起义，也是推翻满清的大革命党。袁世凯在民国四年做皇帝，松坡先生讨伐袁世凯，我同蔡松坡先生是连在一起讨袁的。

我也看了赵炎午先生，他就住在岳麓山。他有位老弟是德国留学生，在长沙这个地方，是有名的有正义感的人。那是因为，有一天有三个德国人要过江，撑船的人慢了一点，三个德国人上去就打，把那撑船的中国人打得很厉害。

炎午先生的老弟看不下去，上去把三个德国人都打倒了。赵问那三个德国人：“你们国内可以打人吗？为什么在我们国内随便打人？”

因为这位赵先生既会说德国话，又有勇气，并且是很爱护同胞，从此以后，长沙人都特别尊重这位赵先生。

我从长沙到常德，再往益阳的路上一个小县看了周震鳞先生。他对我说：“军队的军纪太坏了，老百姓简直的不能活。军队要吃鱼，他不到塘里去摸，他们把塘里的水都放了，这一来塘里所有的鱼都弄走了。鱼都弄走了，还不要紧，最厉害的是水没有了，将来栽秧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吃鱼，简直是要人的命。”

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很重要，马上我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介石回电说：“已叫军政部派人去查了。”

到了益阳附近，看见贵州省送来的新兵，每人都背着一条毯子，人人都是面黄肌瘦，看这种情形，我也把这些一件一件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蒋总是回电说：“已经命令该管机关改善了。”

到了常德，是蒋介石的心腹酆悌领着一二十人来接我，我在常德对着酆悌训练的几千保甲长讲了话。酆悌这种的训练完全是法西斯化，是完全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学的。

在常德我住了一天，没有一个常德人来见我，只有一位临沣县的绅士姓侯的来见我。侯先生说邺悌下了命令，不许人来见先生。

酆悌为什么下这个命令，我一点也不明白。第二天午前，我到东门外长老会的医院里，看一个病人。医院的医生对我说：“今天有一班护士毕业，有六七桌客人，请先生和我们一起用饭。”

吃饭的时候，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位师范的校长，他们两个人找我到另一个屋子去谈话。他们说：

“您还记得不记得，1919年，我们还是中学生，您教我们军事操练，我们永远不忘您的好处。”

在吃饭的时候，医院的医生、护士及一切院中人，对待我都同家人一样，非常亲热。

由常德到西三十里的陬市看军队，听说到贵州的汽车路有些地方很窄，必须预先打通电话，那边的汽车停住，这边的汽车方能开过去，然后这边的汽车停，那边的汽车再开过来。这样行起车来，很不方便，我想，还是走湖南、广西，再转贵州好，因此又回到长沙。

从长沙到宝庆，给那里的军队讲话，我看那些兵们都冻得很厉害，我知道那个带兵司令曾当过何应钦的参谋长，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士兵去领衣服？这位司令回答说：

“领衣服的公事批回来了，可以去领，因为军政部里，那些办事的人们第一是叫我花钱，第二是叫我送礼，不这样衣服不发给我。”

我把他的名字和所说的话，一条一条都记下来，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的电报说：“已经派人查发了。”好久还是没有发下。

在宝庆附近的小山上，有一片很好的小房子，有一百多位苏联的空军军官住在这里，都是从苏联刚来到的。

他们每天都驾着飞机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他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励志社黄仁霖那班人负责，我同苏联的朋友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并且慰劳他们几句话。

苏联在我们抗战的时候，不但帮我们的飞机，并且派了航空人员，来帮我们作战，在这里的中国空军人员对我说：“苏联空军人员作战特别好。”我问什么缘故？

他们说：“苏联空军人员值班的时候，就在飞机上睡觉，不下来，一有命令马上起飞，神速得很。”中国空军人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习惯呢！

到了衡山，湖南主席张治中先生在那里办的有个训练团，都是青年保甲长，大约有五千人，很整齐，很有精神。我在那里讲了一段话。这般人员若真的教他们抗战的办法，打游击的办法，将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好的；

可惜的是期限太短，战斗教练的时间又不长，收的效果一定不多，我也在衡阳城附近看过几部分军队，都是精神太差，连官带兵，都是吃不饱、穿不暖。

我把在湖南看军队的情形，一项一项地记起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且请他特别注意以下的事：

一、待遇必须平等，不可是嫡系就优待，不是嫡系就冷待；

二、所有官兵必须吃得饱穿得暖，不能使他们面黄肌瘦，连走路都走不动，那怎么能打仗呢？

三、军队的官长家里都有父母妻室儿女，他们还靠这些军官养活着，必须想到这一点；

四、军政机关批公事，发东西、领东西，不能要人的钱，要人送礼，这一件事不改革，必然走到贿赂公行的地步；

五、伤兵在医院里头待遇太不好，需要改良办法。

以上各点关系特别重要，都是马上非改革不可。

文如玉

56  武汉失守之后

我从湖南衡阳出发，经过零陵，看见李烈钧将军，李说：“你到广西，我随后也到桂林来了。”

在李将军看，武汉决守不住，因为蒋介石的军队决不能打仗。

我回答李将军：“蒋介石若抗战，我先拥护他；他若投降日本，我们就起来抗日。李济深将军可以在华南发动；协和将军，你可以在华中发动；我自己可以到华北与八路军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李将军说：“覃振在长沙同你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们抗日，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只有不顾一切地来拥护他。有一天，他们不抗日了，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我由零陵到了桂林。在路上过一道河，真是困难极了，有一个小汽船，没有人负责任，后来找着人了，又没有汽油，把汽油找了来，已经两点多钟了。

这要比我在宝庆看见的苏联的航空人员值班的人，无论昼夜都在飞机上，真有天地之别了。

在广西省政府的大礼堂，我对一些文武官吏讲的话，总是要说：“非抗日到底不可。”因为，桂林新近开了好几个城门，一有空袭，四面八方都可以出去。

在桂林，我住在一个招待所内，房子很讲究，又是很新的一个大楼。这一天，正是蒋百里先生从长沙到这里来，他约我同他谈话。

蒋百里说：“你看这汽车路多么坏，路上的石头块都高出四五寸，这样走车，车胎当然坏得很快，车胎买好的是外国东西，若用石灰修汽车路，不管人工，石头和石灰都是中国的，这个钱就用在中国人手中；比较坏了汽车胎，还得买外国的，那就强得多了。”

就在那天午后一点钟，李烈钧先生又来找我，一见面，他就向我说：“武汉丢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刚听见的。”

李说：“这是一个重要关头，我们要不努力，现在蒋介石正在衡山，你赶快去找他，对他说无论如何，万万不能投降！”

我回答李将军说：“我说的话太多了，恐怕没有效果。”

李说：“据我所知道，只有你可以说服蒋介石，现在为抗日，你更应当去说了。”

我说：“很好，你看什么时候去说呢？

李说：“马上就走。”

我说：“要那么快吗。”

李说：“非快不可，愈快愈好。”

就这样，我同朋友们的行李马上又搬到车上，屋子让给李将军住，从李来到我走，前后不到二十分钟，我就出发了。

路上走得飞快，到了衡山，一问知道蒋介石坐飞机到长沙去了，我们就开车向长沙赶。到了半夜，走到一个小汽车站上，司机真是太累不能开车了，就在那里买些稻草铺在汽车站房的地上，大家休息。

睡了五个钟头，天刚一亮，就开车向长沙赶。大概十一点半钟，见着蒋介石，是在长沙城外何键的家里，正同唐生智谈话。

见我来了，蒋介石带着惊慌失措的样子对我说：“您不是去桂林吗？怎么又回来呢？”

我对蒋说：“因为有重要的事要说。”

蒋问：“武汉失守，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说：“我先给你说个故事，好不好？”

蒋介石说：“好极了。”

我就说：

“三国时，曹操带着八十三万人马，从河南来到湖北的江边上，写一封信给东吴的孙权，约孙权到汉口打猎，孙权就集合了东吴的文武商量如何应付曹操。

同时，鲁肃从汉阳请了诸葛亮也到东吴。孙权问他的文武对于曹操的信如何应付？

张昭、顾雍等一些文人谋士都说：‘曹操兵多将广，打也打不过，不如投降为好。’

孙权听了他们的话，一言不发。等孙权站起来去更衣，鲁肃在后面跟着，孙权问鲁肃对刚才张昭、顾雍说的话有什么意见？

鲁肃说：‘这些人的话，都是为他自己谋富贵，保妻子的话，万不可听！人人都可说投降，唯君侯你不可说投降。’

孙权问：‘怎么讲呢？’

鲁肃说：‘每个人投降，都可以得个一官半职，就是如我这样子去投降，顶少他也要给我个刺史。君侯，你要投降，车不过一乘，马不过一匹，还能发号施令，还能称孤道寡吗？’

孙权一把手抓住鲁肃的胳臂说：‘好话呀，好话呀！这真是天以子敬赐我也！’”

我说完了这话，我对蒋说：“今天你的左右，有许多是谋富贵，保妻子的。他们不为国家打算，也不为你打算，我以为你一定要抗战到底，成功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这是万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

说到这里，饭摆上了。蒋说：“吃饭吧！”

我问蒋：“你觉得我的话怎样？”

蒋说：“很好，一定照你的话去办。”

我又问蒋：“你听过砍桌子的故事吗？”蒋说：“没有听见过。”

我说：

“孙权决心抗曹，叫周瑜当大都督。

临到出兵时，诸葛亮告诉周瑜说，孙权的心还是动摇的。他怕曹操的兵多，自己的兵少，你要破解这一层，还有就是这些投降派包围着他，你要去指明他这一点，不可听他们的话。

周瑜觉得诸葛亮这话很重要，就见了孙权，先把曹操的兵分析了一下：有的是袁绍投降的，有的是刘表投降的，都是乱七八糟，毫无纪律；又都是北方人，没坐过船，在船上不是吐就是头晕，不服水土。

周瑜又说：‘君侯若不坚定，前方无法打仗。左右的文人随便乱说话，前方的将领如何能作战呢？’

说到这里，孙权就明白了，马上擂鼓升帐。文官武将全来齐了，孙权说：

‘今天讨伐曹贼，势在必胜，必须拼个你死我活，从今天起再有敢说投降曹操的。’孙权把宝剑向桌子角上咔哧一声，把桌子劈成两半。

孙权向文武百官说，‘你们看见这个桌子没有？有敢再言和的，就同这桌子一样待遇！’说罢，就把那把宝剑递给周瑜。”

我对蒋介石又说：“孙权战胜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全都在那一宝剑上，今天武汉失守，投降派抬起头来了；你应当把这桌子砍去一角，对他们说明白：谁敢再提与日本人说和，我拿他的脑袋当桌子一样对待。”

我又说：“你没有宝剑，我给你拿把大刀。”

蒋说：“成了，谁敢再说和，我就按着您说的对待他！”

散了之后，有人来找我，说请我今天晚上在长沙电台广播，这是蒋介石表示他已决定听从我的意思，继续抗战下去的一个明白的表示。

当天晚上，有一个大的会议。午后七点钟开会，何成浚和熊斌八点半才来，这一次的会，自开始到结束，都是蒋一个人说话。

蒋对交通界的人说：“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空军就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

负交通责任的人还没有回答，蒋介石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了就是啦，倒上煤油，所有的车就都烧掉完啦！”

蒋又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湖南主席）还没有回答，蒋即说：

“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

蒋又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了，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

会完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楼下摆了很多桌。吃饭的时候，我对蒋介石说：

“放火烧东西，是表示抗战的决心，可要顾到反攻的时候把敌人打跑了，我们也没法子住，这也是很要紧的。”

正说着，酆悌过来见我，他笑着对我说：“我现在奉令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我说：“好，好，好！”

饭后，白祟禧约我到他那里坐一坐，当时，白已经知道十二点钟我对蒋介石说的什么话，白把他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给我看，大约有两千多字，每件事应怎么改革，有条有理。

我问白：“你打算怎么办？”

白说：“今天晚上十二点蒋介石和宋美龄要坐火车到南昌去，我要到车站上把这封信交给蒋。”

我对白说：“好极了，你要提醒蒋介石一句话：请他仔细地读两遍。”

我同白分手后，就去广播。在这次广播中，我主要的是对投降派的人们说话，我说：

“今天蒋介石已经决定了抗战到底，现在还有主张投降的人要小心些！你们主张投降是卖国。”

我又重复地说：“在重庆有人鼓动投降，你们听见没有！(当时汪精卫在重庆鼓动投降)前方有几百万军队正对着我们民族的敌人拼命流血，你们在后方发动投降的谣言，这不是该死吗？”

广播完了之后，我上了汽车，就向衡阳前进。那天，又住在上次住过的小汽车站上，还是买了些稻草铺在地下睡的。

第二天早晨，开车经过零陵又回到桂林，我见了李烈钧将军，把我在长沙见了蒋介石说的话，很详细地说了一遍。我又把那天晚上开会的情形，蒋介石如何说放火烧火车、烧房子的事，及白崇禧给蒋介石写的一封亲笔信事都说了一遍。

李将军非常高兴，说：“你昨天晚上广播我们都听见了。”

我在这里见着李济深将军。李说：“蒋介石抗日，我们就拥护；蒋若不抗日，我们就自己去抗日。我们死可以，不能当亡国奴。”

李将军和蒋相处最久，蒋当黄埔校长时，李就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他知道蒋比什么人都清楚。

说到酆悌之死，是长沙大火之后，蒋没有办法对付长沙被焚死的商民大众，就借了酆悌的命来塞他的责任。

我在桂林住了几天，每天都有日本飞机来轰炸的警报，城里的人民都由各城门出去躲避，躲避警报非常便利，一过江就有很大的山洞，可容很多的人。

山洞有了多少年，这要地质学家研究，我们可以断定的，绝不是光靠人工可以掘成的，就是往少里说也有几十万年。

这里有巢县逃来的难民，为了这些难民，我曾同李、白、黄三位说过，请他们帮忙，桂省当局拨给了难民很多的地，叫他们自种自吃。

我由桂林出发到柳州，看见广西发动二三十万人在那里修铁路。有些妇女们的背上还有几个月的小孩子，肩上还抱着七八十斤的担子，这种无老无少无男无女的来做抗日工作，人数是这样的多，我在全中国还是第一次看见。

李、白、黄三位先生是很有办法，平素能组织民众，能听民众的话，到这时候民众才会帮政府的忙。

到了柳州，看了几个兵工厂，都在很大的山洞里，所有的机器都放在里面，电力一开动，电灯一亮，敌人的飞机无论怎样轰炸，他们在洞里都照常工作。

因为，洞上的石头还有百丈厚，任凭敌人怎样的轰炸，也不会伤到洞里的人。这种几万年前的石头，它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会有这样大的用处。

在柳州听见说，蒋百里先生在宜山死了。我就打叫听什么缘故死的，有人说，蒋百里在宜山的南边路上，汽车坏了，他受了一下子惊，就有一点半身不遂的样子。

我记得蒋百里在长沙的时候，有一次陆军大学特三期毕业，我看到他喝酒喝得很厉害，当时我劝他小心些，喝多了伤人。

他举起杯来说：“死都不怕，还怕酒吗？”恐怕喝酒太多与他这次的病有关系，我又见到陆军大学负责的周先生，他们夫妇俩没有孩子，说话很确实。

我过广西省北边的六寨，看到广西至贵州的汽车路真是修得太坏，坡度太陡，有的在四十五度以上。那些汽车直向下跑，汽车很容易摔坏，人也容易摔死。

听说修路的人太外行了，他以为盘来盘去太费钱，大费工夫，他没有想到一条人命是无价之宝。

这几年，蒋介石当政以来，用人的方法，第一是他的本家，如蒋孝先一类的人；第二是他的亲戚，如孔、宋、毛一类的人；第三是用他的乡亲，那就多得很了；第四是用他的故旧，如二陈派，不问他贤与不贤，先问他故不故；不问他能不能，先问他亲不亲。

这种用人方法，哪里去找内行呢？真能做事的人，谁又肯跟他来做呢？

文如玉

57  在贵州的所见所闻

我在贵阳省城看完了军队，就到贵东镇远去检阅，在马场坪附近一县，叫贵定，集合了几千个苗族老少男女，花苗、黑苗各种的苗人都有。

他们虽是少数民族，但有的人穿得洁洁净净，整整齐齐，看去很庄重也很精神，我首先给每位送了四斤盐巴。

什么叫盐巴。那是四川省自流井从地里二三百尺深吸上来盐卤，又用地下水在锅上熬的，像锅巴一祥。

贵州的苗人，多少年来就是吃这种盐巴。在满清时代治服苗人，就是用军队包围起来，不准盐巴输进去，结果苗人向满清投降，由此可见苗人对于盐巴非常宝贵。

因为是人类中必需的食品，而又不容易得到手的东西。把那些盐巴送给他们之后，通过一位翻译，我对他们说话。

我说：“大家要晓得，我们是一个祖先，你们看看，我们大家长的眼、耳、发，哪里不一样呀？这实在可以证明我们都是一个祖先，都是姊妹兄弟。”

那个翻译翻得很好，我还说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年轻人都应当去当兵，保护国家，保护同胞！”

他们大家高兴地回应说：“我们家里有孩子，我们都愿意叫他们去当兵。”于是，我看到了这苗族同胞都是勤朴、诚厚，实在可爱到万分！

这附近还有铸铁锅的，并且铸得很好，这是由广西到贵州第一次看见我们自己制的铁器。

北方逢些五排十叫赶集；四川、贵州叫赶场；广西叫赶墟。我每次到场上去看，真是觉得我们太落后了。不要说电器东西看不见，就是钢铁的东西都很难看见，有时有几件东西也是由外国来的。

这一次，我看见能制造铁锅的地方真是高兴极了！这也表明附近有铁矿已经开采了。我们有许多地方都有五金矿和属于金、银、钢、铁、锡一类东西，在这种深山之中，能够开采铁矿的是很好的一种希望。

我到镇远，这里有位专员姓华，精明而有经验。我在这里看了队伍，也讲了话。华专员对我说：镇远这个地方就是地广人稀，征兵太困难了。若去抓去捆，惹起很大的恶感来，他一面说着，一面像很为难的样子。

我马上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说：“对于前方作战的官兵要特别优待才行，因为这些士兵征了来太不容易了。”

华专员介绍了一个人叫王天锡，他是曾当过师长的，他的哥哥王天培做过第七军军长，是被蒋介石枪决了的。现在，王天锡在他的乡间种了廿万株桐子树，已有五六年，结了桐子，打了桐油，一株树每年可以得一元的收获。

他又在家乡开了一个金矿，一星期可以出二十两矿金。从贵州的镇远到湘西的桃源，这一道山脉有很厚的矿金，若开采出来是无穷的富源。

一个私人都能开一个金矿，若是国家提倡办理，把各地逃难的难民多发给工资，来开金矿，所得的金子来买飞机炸敌人，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我把这个意见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回电叫王天锡到重庆去，后来，也没有听见什么消息，王天锡对我说：“只是委了我军事参议会的参议。”他因为在重庆住不下去，又跑贵州来了，由镇远回到贵阳。

有人说花溪有的苗族跳舞会，可以去看一看。苗人跳舞可以说是很原始的，面上戴着假面具，身上穿一件旧花布衣服，腰间两片盖腿裙子，手中拿一把刀或一杆木枪，走来走去，鼓也是咚咚的一二个点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在这里，我顺便看看苗族同胞住的地方，他们的房子真是八下透风，一点不暖。牛在下边，人在上边，捆几条木板子，牛粪气味很大。

过遵义县，此间距四川已近，文化比贵州全省都高一些，读书人多。此地许多绅士也来见过，并谈了很多地方上艰苦的情形，尤其是征兵的事，地方上的人们觉得难过。

第二日，在操场看军队，正在讲话，看见有七个兵晕倒了。我走过去看看，知道冻得不能站立而倒的。因为当时正是阳历一月底是正冷的天气，士兵穿的破单布衣裤。我当时把他们照了相，又把这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去说明，这样冷的天气不发棉衣是不成的。

我在遵义县的旅馆里住，有上海的几个青年来找我说，他们由上海来要到重庆去，路过这里有检查的人说他们带的书是犯法的。后来知道那些书都是抗战歌曲一类的书，检查的人硬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送到县党部，现在，要把他们解押到贵州省党部去。

我听了这话，找了县党部的人问问是什么缘故？他们说：“近来青年们经过四川到陕北大学的人去的太多了，不能不设法留难他们。”

我问：“什么理由？”他们就拿青年们所带的书作凭据，说：“不应当拿这种不好的书。”

我问：“这书怎么不好呢？”他们说：“读这种书有共产党的嫌疑。”

那几个青年都曾经在上海听过我的讲话，他们求我救他们。

我说：“你们先跟他们到贵州省党部去，我设法救你们。”

不久，我从四川回来还到贵阳，我把他们保出来了，这几个青年以后有的在政府做事，有的在军队做事，实在说起来，连半点共产党的嫌疑也没有，硬要把人家扣押起来。

我记得，还有一个跟张自忠将军去了，在张将军那里当排长和日本人打仗阵亡了。

听说就在遵义这一个地方就扣押了青年两千人左右，都是广东、广西、江苏、浙江要去重庆的青年。他们硬说，这些青年是要到陕北去，这些青年们为了他们不欲做亡国奴，不怕艰难困苦地向重庆跑，还走在半路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扣在这里怎么生活？

我到了桐梓县，那里的县长是山东人，名字叫孔福民，他在这一县做得很好，跟我来的朋友，有人专门担任社会调查，因此知道一些事情。

孔福民在他的县公署里，对于伙食的分派是用百分法，如同县长一个月收入二百元，他伙食费以收入百分之二十摊钱，县长就出四十元；工人呢，一月十元就出两元钱。大家吃饭在一起，菜饭全是一样的，赚钱多的多摊，少的少摊，这样工人们就都很高兴。

乡间有什么人告状，孔县长就带了个秘书，一个人骑一辆脚踏车下乡，把事情问一问，该了结的了结，该说合的说合，因此，地方上的人对于孔县长是很佩服。我把孔县长种种的情形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第二天，得一个电报是嘉奖孔县长的。

后来不久，孔福民调升遵义县县长，没有几个月，孔福民就坐了监。很久以后，我又在重庆见了孔福民，他是到重庆复兴关受训的。我问孔：

“听说你做遵义县长，被人拿了你去坐监，是为什么呀？”

孔说：“那件事太冤枉也太笑话了。”

桐梓县是个三等县，遵义县是个一等县，孔被调升遵义县，重庆就有人给他介绍人到县公署做事，来的人要当秘书，孔叫那个人做了科长。

那个人很不高兴，过了两个星期，就由重庆来了电报，说孔福民是共产党而且跟他来的人也是共产党，就这样坐了监。

当时，孔福民就给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写信说，不论犯了什么罪应当问一问，不能关在监里一句不问就算了，过了几个月，吴鼎昌把孔福民叫到贵阳省城，放孔为独山县长。

日本人攻独山的时候，独山城里大半被炸毁了，孔福民在城外山坡上搭一个草棚子办公，日本人撤去后，孔福民就升了专员。

孔的亲戚结婚，请孔做主婚人。女家那边也有一位主婚人，就是要在遵义县当秘书，孔福民放他当科长的人。

婚礼之后，就吃酒，彼此吃酒很多，女家的主婚人对孔说：

“我实在对不起你。”

孔说：“没有什么。”

女家的主婚人说：

“我到遵义县来要当秘书，你放我当科长。我不愿意，因为我是特务，我就报告你是共产党，你就下了监，吃了苦。

经过多少波折，你当了专员，今天我们做了亲戚，我对你说，我今天良心发现，我太对不住你了！”

来到綦江县，这里的出产很富，人也很多。最好的一种东西是广柑，一元钱可以买一百个。

我们在上海、南京看见过同这种广柑一样的，广柑上面扫个戳子是美国来的，民国二十五、二十六年，每个都是一两角钱。

自己本国的东西一元钱一百个，最大的原因是我国交通不便，本国人不能吃本国的东西，反而买外国的东西吃，钱就向外国走了。

外国人得到我们的钱造飞机、大炮、兵舰，结果，我们打不过人家，惹不起人家，不是赔款便是割地，由此可见，若兴办实业不先办交通是不行的。

文如玉

58  在重庆的日子

我到了重庆之后，许多军官都在人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地说，有个浙江人姓竺的，在军事委员会当交通处处长，他偷着卖了一千七百万的汽油，一千八百万的军米，都变为他自己的财产。

经人告发之后，蒋介石派人去查，一查完全查实在了，一点也不假。蒋介石下条子要把姓竺的枪决。

这时，前方的将领王敬玖、顾祝同来电保，被改为十三年监禁；又经别的将领来保，改为七年的监禁。

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徐继庄，在重庆做的贪污的事情和贪污的数目字，报上都登了出来。有人去查考他，徐继庄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查考我的账目。”

后来，到上海蹲不住了，跑到香港去。报上是这样刊载的：

引渡贪官徐继庄案再度提讯，准具保五百万元。

徐被控盗窃公款美金三十一万元，国币二十八亿元。

民革社香港航讯：轰动一时之中国政府要求引渡贪污犯官，前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一案，本港法庭曾作四次提讯，昨(十八日）在中央裁判署亚司庭再度提堂。

关于准予具保问题，双方律师辩论甚剧。被告辩护律师施露华引申法律，要求准予具保，而代表香港政府之皇家大律师兰仕杜则指出本案系有关中英国际之引渡，不能与普通案相提并论。

经过一番剧辩后，法官同意准被告以港币五百万元现款具保出外候审。即由原判保款一百万元增至五百万元，并谕将案押后一周然后再审。

此案于十二时开庭，计审讯时间一小时三十五分。代表中国政府起诉律师仍为冼秉熹，代表香港政府之皇家大律师改由兰仕杜莅庭(前为祈礼福)，施露华律师依然代表被告出庭，徐继庄之爱妾王白梅偕一女友到庭观审。

首先由皇家大律师兰仕杜，将日前所控之罪名，加以修正，即根据一九三五年法例第三十二号，分控被告徐继庄罪名两项。计开（一）身为公务员，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地方上海盗去中国政府公币美金五万元，及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约值二十六万元。(二)身为公务员，于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中国地方上海偷窃去中国政府公币二十亿五千万元。

跟着皇家律师兰仕杜对庭申述法典说，此案为逃犯引渡案，这与普通案件不同。有关于中英两方所订条约，根据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内第二十一款之规定：

凡中国之犯人逃至香港，或潜匿英国船中者，中国官方可照会英方指交引渡。兰氏又引述一八九八年之法案，亦不准予具保，因为这是国际案件，而且盗窃公币数目庞大。

最后，兰氏向法庭提供将该案押后两星期公审。代表被告律师施露华则引申英国法例三宗，认为法庭有权准予担保。兰氏则据法反驳，双方辩论甚烈，结果，法官准予以现金五百万元具保出外候审，并将案押后一周提讯，然后再定期审讯。

1939年1月1日，在国民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完了以后，大家团拜。礼行完后，马上就是中央委员谈话会，说：“汪精卫飞走了。”又说：“曾仲鸣被人打死了。”

蒋介石问大家意见如何？覃理鸣先生许多位都说：“要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要通缉汪精卫。”

蒋介石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接下来，蒋介石站了起来背遗嘱，正式开会决定了开除汪精卫的党籍。

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前两个礼拜，他的夫人就带了家属和所有的行李坐专机走了。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民众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

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

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在重庆，我见了蒋介石，把我在湖南、贵州检阅军队的情形当面给他报告，又写过了书面报告，还把在遵义县照的相片给蒋介石看，蒋仔细看那照片，士兵穿的很不好。

蒋站起来问我：“这是遵义的事吗？”

我说：“是的，一点都不错。”

蒋说：“贵州省主席是吴鼎昌，不懂军事。他的参谋长是谁？”

我说：“是姓何的。”

李济深将军也在座，蒋问李将军：“贵州的参谋长是何什么？”

李将军说：“是何辑五。”

蒋说：“何辑五这个坏东西，为什么不问事呀？”

李济深将军说：“以前，何辑五在广东是交代不清就跑了的。”

蒋说：“我马上去电报先把他换掉。”

我住在四川重庆巴县中学里，这一天放了空袭警报，日本的飞机来了七八十架，轰炸重庆，巴县中学后边山坡上，有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学生，在那里一面躲警报，一面拿着一本书。有两个特务从她面前过，要看女学生看的什么书。

那位女学生说：“我看的书，你管不着。”两个特务过去就抓，那位女学生大嚷起来，她看着两个特务蛮横无理，她就把她身上戴的三角校章摘下来吃了。

校章卡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那位女学生立时喘不出气，眼看要死。两个特务把她送到中央医院，由王鹏万医师（耳、鼻、喉专家）给那位女学生把那校章从喉中取出来了。虽然能够喘出气来，可是流血过多，并未脱离危险。

就在那天，王医师来对我说这件事，我为了这件事当天去见蒋介石，把刚才王医师对我说的话，从头到尾对蒋介石说了一遍，蒋介石马上叫李惟果把我说的话照记下来。

我在重庆特园康庄住着，一天，有一个军长韩练成来见我，韩练成在北伐的时候，曾同我在一起共过患难的。他是国民军的干部学生，又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最近他又调到复兴关，特别来受高级训练。

他住在白崇禧将军的公馆里。这次见我之后，给我说了一件事，韩说：“我有个同学，是陕西人，黄埔毕业，又在陆大毕业，当师长，驻在潼关附近。被特务告密了，说他贪污，把这位刘师长和刘的参谋长并一位保长都从陕西押解到重庆来了。

重庆组织了军事裁判委员会，秦德纯是审判长，勉强着定了罪，刘师长六年监禁；参谋长五年监禁；保长三年监禁。可公事一到蒋介石手里，蒋马上画了一道黑线，批的是一律枪决。”

我对韩练成说：“我听明白了，让我找蒋介石去说，不能这样办。”

韩一听我的话，说他去对白崇禧说，看白有什么办法。过了两个钟头，韩回来说，他已经向白崇禧说过，白说冯先生不要去，白先去碰一碰，不成，冯先生再去。我说很好。

接着，我拿起笔来写了四扇屏，是汉隶端楷，第一扇写的是汉文帝出城过一道大桥，桥底出来一个人，把汉文帝的马惊着了。

卫士们把那个人抓住，送给最高法官张释之，汉文帝要张释之杀那由桥底出来的人。

张对汉文帝说：“法律上不能杀他，只是徒刑。”汉文帝说：“他若把我的马弄惊摔死我怎么办？非杀他不可！”

张释之说：“若皇帝要杀那个人，你就在他从桥下一出来的时候，叫卫士把他杀掉，那还可以。若是交在法官手里，就不能不按着国法去办。一个国家不能一喜欢就叫他活，一恼怒就叫他死；若那样还成什么国家呢？”

汉文帝说：“很好，我听你的话。”

第二扇我写的是，有人偷了汉高帝庙门上的铜环子，被人拿住了。汉文帝叫张释之去灭他三族，张释之说：“不可，国家的法律，对于这一类的罪只是斩决，不能灭族。”

汉文帝大怒说：“我为子孙的，连父母的庙都不能保存；今天把人拿住了，交给你来治罪，你反倒这样办起来，那我还 能做皇帝吗？”

张释之说：“若偷了一个铜环就该灭族，在长陵上挖一抔土，该当如何呢？”

汉文帝半天无话说，等了一会说：“你等我见了白太后再定。”见了太后，说明此意，白太后说：“张释之是也。”汉文帝对张释之说：“准你依法去办理。”

第三扇写的是，唐朝李世民办选举，后来知道有些人是贿选的，李世民大怒，就交给最高法官戴胄，并且叫戴胄把贿选的人一律斩决。

戴胄说：“只可处徒刑，不能处斩刑。”李世民一听戴胄驳回他的话就恼了，他说：“我亲笔下的手谕都不算数，我真的没有脸面做皇帝。做好人都是你们做法官的事，做恶人的都是我做皇帝的事，你想想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人？”

戴胄说：“这样办法不但有脸面，并且是更光荣。”李世民问：“什么理由？”

戴胃说：“刚一听见说选举是贿选的，不由得就恼怒了，拿起笔来就画一律斩决；回来一看，知道手谕和法律不一致，马上取消手谕，尊重法律。这样国王不但不丢脸，反而更觉得光荣。”

李世民站起来握住戴胄的手说：“我有你这样的法官，我一生也不会做错事了。”

第四扇是明朝的一段故事，意思与上边三个扇相仿。因为，我都照有相片，不必在这里多说了。

我用红纸包了一大包，把这四扇屏送给蒋介石。上面写着：“五月端阳的礼物。”

第二天，开国民党的常务会议，有一位姓陈的对我说：“你写了四条屏给蒋介石是不？”我说：“你怎么知道？”陈说 ：“蒋读了那四条屏之后说 ：‘除了冯先生给我写这之外，再没有人给我说。’”

当天晚上蒋介石找我去谈话，说到刘师长被枪决的事情。蒋说：“这件事，实在是我不对，我一定要改办法。”

1月2日，我从重庆出发，到了永川县。在这里看着专员公署的一位周敬承先生，他自己捐钱，自己写作并印刷出来小册子，都是关于抗战的。用的全是四川土语，唱的是金钱板的调子，他一只手打着板子，口里唱着，一听就懂。

我觉得，在抗战的时候，后方的人民能够这样做实在可佩服。我把周先生热心的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回电请周先生到重庆去见见面。听说见蒋的结果顶好，蒋还鼓励了周先生。

当周先生回到了永川，有人请周先生到璧山县的训练班当了教员，周先生心里很快乐。哪晓得还没有半个月，就有人对他说：“你快跑吧！来抓你了。”

周就打听为什么抓他呢？有人告诉周说：“你编的小本子里有：‘刘峙不打向后退。’现在，刘峙是重庆的卫戍司令，看见你写的刘峙这件事，他很生气，已派人抓你。”

周敬承听了，马上从后门跑了，再也不敢在家里蹲。后来，我在自流井各地劝人民献金，周先生就到我这里来帮忙，也编了些献金的金钱板，非常感动人。

自流井献金完了之后，周回家去，临回去时他说，三两个月他就来重庆见我。想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人把他们弟兄俩都暗杀了。

这件事情激起了江津和永川两县的人民很大的公愤，逼得县政府没有办法，抓住两个人，说是凶手，可是有人不叫县长问。

像周敬承先生这样的人，虽然被特务害死，但四川人没有不说他死得冤枉的，因为他是一位忠肝义胆，热心爱国，平民阶级的文人。

文如玉

59  在后方继续校阅军队

我从永川到内江，看这地方上的军队，这里的一旅人还算是好，我对他们讲了很多话，不外乎抗战救国的道理。

这里的宪兵团长对我说，他们的宪兵至少都是中学毕业的，他们愿意到前方作战，不愿意留在后方，因为一到前方，马上就可以当排长，报效国家。

内江是出糖的，周围八十里都是红土，种甘蔗最相宜。我以前从这里过，看见做出来的冰糖有三尺直径的，由地下摆到房顶上。

听说这里的糖设有专卖局，专卖局局长也是一位与特务有关系的人，大发横财，太不像话了，才把局长换掉。

从内江到了资中，县长专员许多人欢迎我。正说着话，好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孩子去当兵，刚走了八九百人，都是穿着新棉衣的，县长叫他脱下，穿着单衣。冯先生，你看这大冷天还不要冻坏了吗？

我问县长：“你是怎么办的？”县长说：“请领棉衣上边不发，我怕冻坏了士兵，我用地方上的款给士兵做了一套棉衣。若他们穿着走了，再来了新兵怎么办？不是还得冻着吗？”

我问计算计算多少日子这新兵可以到营呢？他们说：“慢着半月，快着要十天。”

我对专员、县长说：“你们赶紧把棉衣送去，好在才出发两个钟头，还赶得上。”专员、县长齐声说：“衣服送走了，钱谁给呀？”

我说：“你们可以拿笔记下来，作证向上报销；如果政府不承认，我将来赔偿，可以不可以？”

专员、县长都很高兴地把我的话记下来了。那些刚走的新兵们的父母亲戚都感激得不得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的。

从资中到了成都，经过龙泉驿，坡度很大，弯弯曲曲很不好走，听说有好多汽车在那里出了事，有的翻了车，有的自己撞了。

这地方一下雨，黄土很黏，汽车最难走。从重庆到甘肃、陕西、成都、川北，这个地方是必经之路，偏偏地弄得这么坏。

就在这一天，一位副官对我说，前三天有四辆载重车是押解着两万万元的票子，送到前方去当军费和发饷用的，有的走到成都北边，有的走到龙泉驿，就被押解的人，把款子全抢去了，还开枪打死了人。

成都城里是贺国光负责任，还有就是邓先生和田先生，我在这里见了很多旧朋友，我对他们说：“只有抗日和爱国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说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他们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了解我的意思。

我在成都东北角的操场上看军队，人数不多，有一两千人，又到军官学校去看了一看，也给他们讲了话。不久以前，有一期军官学生毕业，分发到前方去，他们的川资被军需人员给剥削了，学生们气愤极了，把军需人员打伤，屋子也给破坏了。

在华西坝，我给五间大学学生讲抗日的事情。那天，本来预定的在一个大讲堂里，临时来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没有办法，就在大院子里临时来了一个电灯，在一个桌子上站着讲的。青年们是有血性而且又纯洁的，他们只知道爱国家、爱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动。

成都西门外，一二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特设的党务训练班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说：

“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叫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人民是主人，公务员是仆人，仆人要服侍主人，仆人要处处讨主人欢喜才对呢！

你们大家受了训练之后，是做主人呢，还是做仆人？我希望大家做个真正的仆人，时时刻刻要为老百姓服务，那样你们就没有白受训练了。”

散会后，有人对我说：“先生这种讲话很像共产党的论词。”我说：“是那样吗？”

我从成都回重庆，经过裘溪河，在那地方的茶馆里，用自己带的午饭。同我在一起检阅军队的朋友，文的武的一二十位，把我们的馒头篮子从车上拿下来，有鸡蛋弄咸菜汤，一个热汤一喝就成了。

正在路南的茶馆里吃饭，看见路北的楼上，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向我们这里看。我想一定有点缘故，就请跟我的赖秘书和一位副官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查了之后来报告，那是一个税局子，楼上头的床上摆着鸦片烟盘子，两个人正在那里抽大烟，楼下桌子上摆着麻将牌，四个人正在打着。

耳后，把他们收税的本子看看，本年的账都写得清清楚楚，每月的收入在二百八十元左右，每月开支总是二百九十六元。最多的薪水是四十元，其次十六元，又次十二元。

像裘溪河这样的地方，在成都到重庆这一段路上总有几十处，若以全国计算，该有多少？

第二天，我到白市驿去检阅军队。那里的团长拿着士兵的点名册给我看，前一个星期人数是足的，现在的人数每营都缺几十个。

这一位团长说话非常诚恳，他把当时他这一团人的困难，一桩一桩地都说了出来，我觉得这样的团长还算是很少的。

由白市驿到铜梁，街上清清净净，没有什么人来往。我细细打听是什么缘故，有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这里的县长此前对征兵的事情不在乎，到了这几天，上边来了命令，若是不把一千七百名壮丁交出来，马上把这位县长捕起来。于是，他把城墙的要路口把住，无论是谁，只要看见就抓。学校的教员，店铺的老板，以及从这县过往的客人抓得干干净净。

真是抓得路断人绝，谁也不敢出门了。现在已经凑够了一千五百人，按应当交的人数还少二百，因此这里成了看不见人的情形。”

我们找了几位地方上的士绅来谈话，都是这样说。午后，都说县长已经被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