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

老八路

　　四期收紧阵地和两次反击战

　　我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后，东线部队节节抗击敌第五、第六两路的进攻。至十一月中旬撤至南坝场、宣汉、达县一线，与敌对峙。西线敌第二、第四两路，也分别自阆中、蓬安出动。下旬，杨森第四路进占营山后，继续北犯，被我九军一部突然反击，将敌第三混成旅打垮，歼敌两个团。杨森急于收复失地，想在西线夺取首功，挨了这一锤头，才清醒了点。田颂尧第二路谨慎些，不紧不忙，左顾右盼，乌龟式地爬行前进，生怕再被红军搞一家伙，赔掉老本。十二月上旬，敌第一路、第三路又相继从广元、南充方向出动，投入战斗。至此，刘湘的六路兵力全部展开。

　　十二月中旬，敌第一期进攻开始。六路敌军，同时在东西两线向我发起进攻，企图占领宣汉、达县、仪陇等城和旺苍坝，压迫红军退向大巴山脉，实施严密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进而待机围歼。

　　东线敌人以第五路为主，辅以第六路，兵分左右两兵团，于十五日向我展开多路突击。战前，我军在州河北岸、宣达城郊的三河场、普光寺、曾家山、土主场、卜家场、雷音铺、凤凰山、双龙场、铁山一带，日夜加固工事，严阵以待。同时，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伍，将宣达战役中缴获的大批物资、粮食，川流不息地向后方转移。四川雾多雾大，上午经常雾蒙蒙的，能见度极低。十五日凌晨，敌第五路和第六路，利用浓雾掩护，强渡州河。我们发觉后，拟乘敌半渡之机，挥军击敌，灭敌一部于州河北岸。当天中午，我军发起反攻。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一面令已渡河部队背水顽抗，一面令后续部队在飞机掩护下陆续强渡。州河北岸，敌我相搏，杀声震天，山河尽染。经两天血战，我四军一部在宣汉城东三河场、九军主力在城西南曾家山，分别给敌王陵基第三师和廖雨辰部以大量杀伤，约歼敌三千余人。三十军主力亦在达县城东南的雷音铺等地，予敌范绍曾第四师以大量杀伤。我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不幸牺牲。他是黄安县人，任过红军排、连、营长，少共国际团团长，是个很能打的干部。八十八师能攻善守，作战勇猛顽强，屡建战功，是同他的指挥分不开的。

　　因敌人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打得相当凶猛，致使我军未能阻止敌人攻势。灭敌一部后，我军遂于十七日放弃宣汉，十八日放弃达县，转移到庙坝、井溪场、东升场、双河场、碑牌河、北山场一线，继续抗击敌人。途中，击落刘湘的助战飞机一架。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我三十军在北山场等地，四军在尘峰场等地，九军在大城寨等地，不断与敌激战，均使敌损失了大量的兵员和装备。

　　正当红军在宣达地区抗击敌人进攻时，我后方的罗文坝和万源附近，发生“神兵”叛乱。那一带是新区，一些地主、富农、会道门头子，为策应刘湘的进攻，纠合了几千所谓“刀枪不入”的“神兵”，袭击我后方机关和群众，大杀大抢，闹得乌烟瘴气。闻讯后，我们立即着王维周率三十三军和四军一部兵力，火速赶到后方，消灭了这批乌合之众。

　　西线红军在王树声同志指挥下，同样有力抗击了四路军阀的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三十一军于快活岭一战，歼敌第一路近千人；鸡山梁一战，溃敌第二路三个旅。九军二十七师在二七一团配合下，五里墩一战，反击成功，溃敌四个团，歼敌六百余，并不断使敌第三、四两路遭受打击。一九三四年元月十一日，西线我军主动放弃仪陇，收紧阵地至旺苍坝、千佛岩、尹家铺、鼎山场、兰草渡、江口一线，继续拒敌。

　　从十二月中旬至一月中旬，我东西两线部队和地方武装。英勇抗击敌第一期进攻，共毙伤敌一万三千余人，有力抑制了敌人进攻的锐势。

　　逐步收紧阵地，节节抗击敌人，要求我军必须讲究布阵艺术，主次相应，虚实结合。每道防线，均利用有利地势设置若干主阵地，以主要兵力作纵深梯次配置，依凭山险要隘，构成集团工事和多道堑壕，积大量鹿柴及滚木雷石等，反复抗击和杀伤敌人。次要阵地亦不容忽视，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赤卫队防守。利用密林险崖，遍树红旗，广布疑兵，假假真真，迷惑敌人，并适时机动作战，策应主阵地的固守。川北的山势很有意思，自北而南，多为斜坡；自南而北，多为断崖绝壁。敌人自南而北向我进攻，处处遇到深涧陡崖的阻挡，遇到我军阵地的阻击，结果，付出的代价惨重，进展却十分缓慢。

　　充分发挥近战特长，是灭敌制胜、挫敌锐气的重要一环。每当敌人整团整旅地进攻时，我先以少数兵力在前沿阵地顽强阻击，尽量杀伤和迟滞敌人；待敌群仰攻到我主阵地几十米达处，步机枪突然开火，手榴弹开花，滚木雷石齐下，予敌以致命杀伤；趁敌慌乱，实施阵前反击，冲入敌群，白刃格斗，消灭敌人。如此多次反复，以十当百，以寡胜众，不断灭敌威风，达到逐步减弱敌人攻势的目的。部队构筑防御阵地，有新的创造。就地取材，将碗口粗的松树砍倒，排成几排，埋在阵前。树枝树叉朝前，纵横交错，挡住敌人仰攻的去路。敌人进攻，要越过这种障碍，十分困难，伤亡很大。

　　夜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最易凑效。不少川军初次同红军作战，不晓得夜摸夜袭战术的厉害。每当太阳落山，攻势停顿，他们便拿起烟枪，横躺竖卧，在一起过烟瘾。这时，我军派出少数兵力隐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攻击，往往以极小代价歼敌致胜。黑夜来临，各部队和地方武装分别组织小分队，越敌防线，摸敌岗哨，袭敌驻地，四处击敌扰敌。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胆战心惊，疲惫不堪。

　　我军转移阵地时，杀“回马枪”，运动歼敌，也是重要作战手段。因为这时敌人往往以为红军溃败，趾高气扬，轻我锐进。我们抓住机会，运用夜袭、伏兵、侧击等战术，突然掉头杀一家伙，在运动中灭敌，极易收出敌不意之效。东西两线的一些成功反击战例，皆是明证。

　　这些，都是反三路围攻时的战术手段的继续和发展。东西两线红军，灵活运用，机动歼敌，起到了有力消耗和疲劳敌军的作用。

　　为诱敌深入，骄纵敌人，造成更有利的反击态势，一月下旬，我东线部队在敌猛烈攻势下，将左翼阵地收缩至沿山场、罗大湾、罗文坝、固军坝一线；右翼则继续坚守北山场、马渡关等山险要冲地带。王陵基以为红军“全线崩溃”，一面令右路军急进，一面向马渡关发起猛攻。二十三日晚，我们令三十军夜摸团队二六五团（团长邹凤鸣、政治委员黄英祥），秘密而神速地插入敌左翼后方十余里，在庆云场发起突袭，将敌第四师十二旅预备队一团人全歼。该旅前沿的两个团，亦在我正面部队和二六五团的夹击下，大部被歼。这一仗打得很痛快，二六五团立了大功。

　　我右翼阵地马渡关，是王陵基拼命争夺的要冲。那里地势十分险要，山高林密，路险涧深，为通向城口、万源的必经之地。由许世友率九军一部防守。我的指挥所，就设在马渡关。从二十四日起，王陵基以主力三师第八旅反复冲锋，并亲自带领手枪大队临阵督战。仗打得很凶恶，敌人把机枪营、炮兵营都拉上来，向我猛烈射击，掩护步兵冲锋。敌我双方，不断肉搏。我们有些阵地，被敌人夺去，部队马上组织反击，又夺回来。经四天激战，我军毙伤敌两千余人，遂退至大垭口地带。经此两仗，敌主力遭受重创，攻势顿挫，东线呈暂时对峙状态。西线各路敌军，犹豫观望，徘徊不前，亦无多大进展。

　　春节将临，陶醉在“胜利”声中的敌军开始休整，忙着搜刮民脂民膏，网罗鸡鸭鱼肉，准备过节。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也悄悄溜回万县，同家人团聚去了。这一情报，由我后方电台侦知，通知了前线。这时，敌左路第四师被阻于东岳庙、石龙场一线；中路第三师在马渡关及其以东的花池山一线；而右路之二十三军郝耀庭部，却冒进突出到沿山场以东的马鞍山地区。敌东线预备队的两个旅，尚在宣汉、达县，与前线距离较远，空隙较大。我们在前线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立即组织反击。首先集中四军、九军、三十军各一个师，消灭敌右路郝耀庭部及中路三师第七旅，得手后转入反攻。

　　二月十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夜，我四军十师、九军二十五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三支精锐部队，分别向敌后秘密穿插，迂回马鞍山、毛坝场等地。拂晓前发起攻击，八十八师当天即攻占马鞍山、毛坝场，在四军一部配合下，全歼郝耀庭旅，郝亦被击毙。我与陈昌浩、何畏在一起，率二十五师行动，当天攻下了敌精锐三师师部所在地胡家场，歼敌第七旅大部；十二日折头向西，占领池溪场，进逼马渡关敌第八旅左侧。这时，我们本想乘胜突破敌纵深，举行反攻。但因敌二十三军迅速与三师靠近，利用山险工事拼命堵击，我八十八师和二十五师分别在毛坝场、池溪场地区向敌突击，激战两天，均未获得成功。我们遂决定停止进攻，转入防御，在马渡关、红灵台、毛坝场一线与敌对峙。

　　新春佳节，敌第五路遭此令人晦气的打击，军心混乱，怨声四起。刘湘当即将擅离职守“私自返回万县”的王陵基，召往成都撤职软禁，改任一师师长唐式遵为第五路总指挥，许绍宗任三师师长。我军指战员缴获了大批敌人预备过节的鱼肉、罐头、食品，高高兴兴，过了一个好年。

　　刘湘的第一期进攻，就在这样损兵折将的懊丧气氛中，仓惶收场。所谓“三个月全部肃清”红军的计划，成了一枕黄粱。

　　三、四月间，刘湘令六路军阀，向我连续发起第二期、第三期总攻。整个春季，烽火连绵，我根据地军民，始终处在浴血苦斗中。

　　三月三日，刘湘下达第二期总攻令。敌企图在一个月内将西线我军压至通江和巴中以北、木门以东地区；东线夺取万源，推进到石盘关至竹峪关以北之线，封锁川陕边界至镇巴门户，截断我军退往陕南的通道。四日，西线敌军首先出动，发起进攻。五日，唐式遵至第五路就职，加紧部署东线的进攻。

　　西线的四路敌军齐头并进，来势汹汹。其第一路攻旺苍坝，第二路攻恩阳河，第三路攻玉山场，第四路攻鼎山场。西线我军力量单薄，战线又长，顶了几天，歼敌两千余人，遂从七日至十九日，陆续撤出玉山场、鼎山场、旺苍坝、恩阳河、巴中城和木门。西线敌军，基本上实现了第二期总攻的要求，战局转入暂时对峙状态。

　　东线敌军从三月十二日开始，向我发起重点进攻。妄图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全面推进。唐式遵先以第四师三个旅和一个独立旅，猛攻我东西两线的接合部红灵台地区，激战三日，我军昼防夜袭，共歼敌一千五百余人，阵地巍然屹立。二十二日，敌又集中五个旅的兵力，改向东线中段老鹰嘴、毛坪地区猛攻，激战两昼夜，又被我歼灭二千余人。东线敌军的重点进攻，遂告失败。

　　这时，陕南西北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出兵配合刘湘的进攻，被我军堵了回去。所谓“互不侵犯”的默约，已被对方破坏。恰巧，红二军团转战到万县、奉节境内活动。刘湘认为，红军退往陕南的可能性很小，而集中主力突破下江东，进袭川鄂边境，与红二军团会合，另图发展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又向东线增加二十余团的兵力，防堵我军南下，并积极准备发起第三期总攻。

　　四月初，敌第三期总攻开始，妄图在东线夺取万源，西线进占南江、通江，而后东西两线相向合围，消灭我军。我们再次收紧阵地，与敌抗衡。西线部队撤出江口、长池、南江，转移到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东线部队撤至万源城以南，西经镇龙关至刘坪一线。收紧阵地过程中，我军利用敌前进运动、立足未稳之际，在东线的庙垭场，西线的杀牛坪、新座子、甄子垭等地，进行了多次阻击和反击战斗，给敌以重大杀伤。四月下旬，东线敌第三师师长许绍宗，指挥该师全部及第二、第四、第五三个旅，连续向镇龙关、石窝场、高白寨一线猛攻，企图从我东西两线接合部打开缺口，直下通江。我军顽强抗击，经六日激战将敌击溃。仅在镇龙关附近，即歼敌四千人。敌第三期总攻，又告破产。

　　刘湘的三期进攻，均遭挫折，损失兵力达三万多人，引起各路军阀的不满，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五月间，他在成都召开各路总指挥参加的军事会议，拨出三百万元军费和三百万发子弹分给各军，收买军心。同时，请出一位刘“神仙”登台拜印，挂上“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长的头衔，统领各路敌酋，准备发起第四期总攻。

　　“神仙”名刘从云，是个野心勃勃、踌躇满志的会道门首领。从二十年代起，他就在四川组织“一贯先天大道”，结交权贵，网罗道徒，自称“刘备转世”，妄图“治国平天下”。后与刘湘深交，鼓吹“以神治军”，“一川不容二流（刘）”，积极为刘湘夺取四川王位出谋划策。刘湘为控制军心，完成并吞全川的霸业，令其二十一军大小军官通通入道，拜“神仙”为师。这次进攻我根据地，损兵折将，久战未下，刘湘眼见各路军阀灰心丧气，疑惧日增，便想出了借助“神仙”号令全军的把戏。成都军事会议期间，刘湘亲自率领各路总指挥举行拜师仪式，向刘从云顶礼膜拜，执弟子礼。据说，事后杨森大发牢骚：我妈死了我都没有磕头，今天是我最大的耻辱，我是为我的几万人拜福！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我根据地的范围愈来愈小，困难与日俱增。大片麦田，来不及收割，被敌人占去。兵员、粮食、盐巴、医药、弹药有耗无补，难乎为继，我们极为焦虑，决定从西线发起反攻。

　　六月中旬，我们以三十三军二九七团东向城口方向移动，迷惑敌人。同时，为了集中兵力，将过于突出的得胜山一带阵地放弃，并撤出通江县城。我二九七团出动后，先后击破陈国枢、王三春等匪部，乘胜东进，攻克城口。敌以为我军将由城口出巫溪、奉节，直捣下川东，因而忙将第五路主力第一、二、三师及第六路的廖雨辰师，由通江地区东移万源地区，只留第五路的第四师在通江至镇龙关正面，以陈兰亭、杨国祯、汪铸龙等师旅位于镇龙关至万源间。这样，刘湘的主力即东移到通江至城口间的二、三百里长的战线上。

　　这时，我们以九军第二十五师和四军、三十军各一部，坚守东线阵地；集中主力十余团于西线，准备从贵民关、观光山之间的分水岭地区做反攻的文章，消灭敌第一路邓锡候部。六月二十二日，敌发起第四期总攻，以东线为重点，向万源城南至通江一线猛攻；西线各路敌军亦向东、向南进攻。二十七日拂晓，我反攻部队在分水岭地区发起反击，兵分左、中、右三路，冲入敌阵。右路将敌两个团包围于官田坝，歼其五百余人；中、左两路经过一昼夜激战，连续破敌十多道阵地，直逼敌主阵地马鹿寨。适逢连日大雨，小通江河水猛涨，严重妨碍我军的运动和供应。敌凭险固守，我冒雨猛攻马鹿寨未下。我们遂决定停止反击，将部队撤回小通江河以东，隔河与敌相峙，另寻反攻战机。

　　自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六月底，我东西两线红军和地方武装、赤卫军相配合，经过四期收紧阵地和两次大规模的反击，先后共杀伤敌三万七千余人，大大削弱了敌人。马鞍山反击战和分水岭反击战，我们试图举行反攻，但因条件不成熟，兵力的高度集中受到限制，未能如愿。及时停止反击，是必要的。如果不顾主观力量和客观条件，急于反攻，冒险蛮干，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老八路

　　万源决战防御

　　敌人的第四期总攻，来势更凶猛，共动用了一百四十余团的兵力。在东线，刘湘孤注一掷，不仅拿出了他的全部精锐，且将其全部兵力的五分之四，计八十余团十多万人投入战场。刘从云窜来窜去，占香》卦，扬言“三十六天内”必将消灭“赤匪”。

　　敌人在东线进攻的企图——清二楚：重点夺取万源，截断川陕通道，一举将我军消灭在通江以北地区。这时，我军已经退却到根据地的后部，扼守东起万源以东的甄子坪，西经大面山、孔家山、南天门、插旗山、火嵌子山、鹰龙山，向北沿小通江河东岸至碑坝一线，纵横仅一、二百里地的范围。如果万源失守，我军就有被压出川北的危险。七月上旬，我们在万源前线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针，统一思想认识。张国焘、陈昌浩，王树声和各军、师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会议。

　　我们分析了两次反攻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一是敌人兵力众多，步步为营，攻势尚未达到“再而衰，三而竭”的地步，我军反攻时机过早。二是我们的防御战线较长，兵力集中不够，前面突开了口子，后继力量明显不足，无法打破敌人的层层壁垒，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要造成有利的反攻条件，还必须经过一个艰苦消耗敌人的阶段。东线是敌主力第五路重点进攻的地区，要下决心在这里实施决战防御，把前沿阵地变成埋葬敌人的坟场，造成反攻的有利形势。熬垮了刘湘的精锐之师，其他军阀势必“树倒猢狲散”，我军反攻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从地形条件上说，东西两线比较，东线反攻更有利些。因为西线山脉多南北走向，利于敌人节节抗击；东线地形南低北高，我军居高临下，反攻开始后可顺着山脉走向，直捣敌人后方，大纵深迂回歼敌。我们要求各部队继续发扬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顽强精神，硬着头皮顶住，准备力量，适时转入反攻。口号是“誓死保卫万源!”“活不缴枪，死不丢尸，人在阵地在!”“紧急关头，准备反攻，进行决战!”

　　七月中旬，敌人开始了以万源为主要目标的全线进—攻。其第一路向川陕边界的两河口推进，第二、三路以攻取德汉城，第四路和总预备队以攻取竹峪关为目标；第五、第六两路，企图攻占万源及其以西地区。接着，刘湘又发布奖惩条例，以三万元作为夺取万源一带红军主阵地的奖金；规定擅自放弃阵地者处死，师长、旅长在所属三分之二兵力投入战斗而不亲临现地指挥者，亦处死刑。

　　“困兽犹斗”，更何况是红军！敌人拼了死命，我们也拼了死命。唐式遵连日以人海战术，驱使八、九个旅的兵力，从东、南、西三面，主攻我屏障万源的大面山、玄祖殿、甄子坪、花萼山、孔家山等阵地。每次进攻，均先以强大炮火猛轰目标，而后组织波浪式的密集冲锋。一次冲锋被打退，接着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个团攻不动，就投入两个团、三个团、四个团。刘湘的一、二、三师和模范旅、教导旅，拥有大批新式轻重机枪，一二○迫击炮和充足弹药，抽足大烟后借着“烟劲”冲锋，相当厉害。王三春，王太部是“要钱不要命”的土匪、亡命徒，为了领取钢洋、烟土，手持短枪，光着膀子上阵，大喊大叫，猛打猛冲。我军指战员发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大无畏精神，勇猛顽强，坚守阵地，抗击敌人。每个作战方向，均依据山势自下而上，筑成数道以至十数道堑壕盖沟，设置层层竹篱、鹿柴，木城等付防御障碍物，并备有大量滚木雷石。传统的打法：打近战，打阵前反击，打夜摸夜袭。人在阵地在，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战局最吃紧时，我到大面山二十五师的阵地去看过，陈海松、许世友在那里指挥，部队真是杀红了眼。每天要对付敌人五，六次以上的冲锋，从天亮打到天黑，大刀砍卷了，刺刀捅弯了，阵前敌人的尸首一堆——堆的，臭不可闻。这是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场血战，不拼命不行啊！

　　但是，不论敌人的进攻何等凶猛，我们的部队何等疲劳，我们总是用少量兵力置于一线，凭险抗击和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放在二线，休整训练，准备反攻。那个地区山很高，林又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利于我军坚守。我们用一个营的兵力守住一块阵地，敌军整团整旅地攻来攻去，就是攻不下来。在老鹰寨、青山，我仅有三个连的兵力，加上些地方武装，就抗住了两旅敌人的轮番进攻。徐深吉同志带着个一百二十来人的总部教导队，对付敌人一个团，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可敌人还是攻不动。部队真顽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仅要战胜优势敌人的进攻，还要经受其他困难的考验：白天，烈日、硝烟，战火，把阵地烤得象蒸笼似的。夜晚，是蚊虫、小咬的天下，成群成群地围着堑壕、工事飞舞，咬得人们满脸满身的疙瘩，痛痒难忍。暴雨天，泥水灌满堑壕，指战员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坚守阵地。烂脚病，象瘟疫—一样地蔓延，许多人的腿脚溃烂红肿，行动艰难，又缺乏药物治疗，照样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密密层层地堆在阵地前沿，来不及处理，两三天就发腐发臭，熏得人恶心呕吐。粮食供应不上，指战员靠挖洋芋野菜充饥……所有这一切，都吓不倒我们的钢铁战士。原因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有党的领导，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坚强的内部团结，有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有干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有从百战中打出来的过硬作风。

　　万源保卫战，是积极防御中的一个决战防御。敌我双方，破釜沉舟，决一死战。在这种罕见的困难条件下，就产生了问题，这种打法行不行?再熬下去还有没有希望?要不要早。些把二线兵力投入战场?西线那边，兵力单薄，主要是招架招架，牵制敌人。东线这边，主力集中，既要顶住敌人，又要准备反攻。这个时候，收紧阵地已达极限，前线部队十分疲劳，形势艰险。有的同志感到，顶下去太困难，主张兵退汉中；有的同志认为，一线部队太吃紧，主张动用二线兵力。我不同意。不退，一步也不退。退往汉中，放弃川陕根据地，坚决不能干。二线主力不能动用。“不见兔子不撒鹰”，要熬到总反攻，投到总反攻中去。实际上，当我们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往往也正是敌人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打仗，就要有股狠劲、硬劲，要熬得过战局中的“最后五分钟”。

　　从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近二十天时间里，敌人在万源地区共发动五次大规模的进攻，死伤万余人，却未获进展。刘湘抬出的那位“神仙”军事委员长，窜来窜去，专门选定黄道吉日进攻，预言川军必胜，以振军心，结果适得其反。时值酷暑季节，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敌军病员大增，逃亡不断。有些连队，只剩下二十至六十人不等。前方的物资供应，全靠抓来的人力运输，大批民夫不堪其苦，或消极怠工，或聚众逃跑，使敌人的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敌报纸惊呼：“前线士兵，形同乞丐。有开回者，令人视之，惊为僵尸。”我军乘机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用战场喊话、释放俘虏、顺河流放宣传牌等形式，瓦解敌军。敌土气沮丧，怨声盈野，官兵大骂刘“神仙”是骗人妖道，必欲啖其肉而后快。

　　敌力是有尽头的。刘湘的重点进攻，已是强弩之末。我军总反攻的时刻，就要到来。

老八路

　　总反攻

　　万源决战防御的日日夜夜，为我军的反攻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趁着东线敌人伤亡惨重，精疲力尽，军心动摇，我们一鼓作气，反攻过去，恰是时机。

　　这时，西线四路敌军被阻于北起碑坝，南沿小通江河东岸至鹰龙山，东至麻石场、喜神滩以北地区。东线敌第五路一、二、三师及王三春、陈国枢等部，位于万源东南凤凰寨至正南的白沙河、清花溪一线；第六路二十三军汪铸龙第二师等部，位于万源以南的青龙观地区；第五路第四师、独立一旅及边防军陈兰亭师，位于龙池山、石窝场、镇龙关、喜神滩至麻石场一线。

　　张国焘根据宋侃夫他们从电台侦察的情报，提议以青龙观为反攻的突破口，我和陈昌浩赞成。那里由敌二十三军汪铸龙师驻守，原刘存厚的部队，被红军打怕了的。该敌处于敌第五路右翼一、二、三师和左翼第四师等部中间，是东线上的薄弱环节。青龙观地势险要，悬崖壁立，易守而难攻。我去过那些地方，晚间战士出去放哨或解手，一不小心滚下山去就完了。这个最险要的地方，正是敌人守备最薄弱的地方，战斗力最差的地方，意想不到红军会进攻的地方。我们从那里实行中央突破，不仅出敌不意，且便于分割其第五路，达到迂回包抄刘湘主力的目的。我们制定的反攻部署为：第一梯队由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四军十师、十一师及九军二十五、二十六师，共十四个团组成，担任突破敌防线的任务；第二梯队由三十军八十八师、九十师和三十三军九十九师组成，协同第一梯队向纵深发展，迂回歼敌。其余部队继续坚守阵地，相机转入反攻。战法是夜袭突破，大纵深迂回包抄。奇袭青龙观的任务，交给九十三师第二七四团执行。该团善长夜摸夜袭，是全军打近战、夜战的出色团队之一。

　　反攻突破，关系全局，必须慎之又慎，力争万无一失。战前，我带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九十三师师长叶道智和随从参谋杜义德等同志，去二七四团具体部署、动员、检查。青龙观海拔约两千五百公尺，矗立在南天门对面。山北是一壁悬崖，直上直下，险峻至极。山南较坡些，但敌碉林立。东西两侧通往山顶的小路，敌亦有重兵把守。为出敌不意，我们决定以该团二营从山北攀崖而上，山顶开花，一、三两营从东西两侧夹击，一举歼敌。我告诉大家，这是关系整个战局的一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关键是准备充分，胆大心细，运用我军夜摸夜袭的特长，打破敌人的天险壁垒，为全军的总反攻打开通道。二七四团的指战员们，都很兴奋。认为总部把奇袭青龙观的战斗任务交给他们，是全团的最大骄傲和光荣，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完成任务。部队的这种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异常可贵，是战斗力量的源泉。一支缺乏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的部队，决不会创造出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来。

　　八月九日夜，反攻的第一枪打响。夜摸，夜战，奇袭，这一着很成功。二七四团二营的勇士们，利用暗夜，以惊人毅力和神速动作，攀滕附葛，爬上数丈高的悬崖绝壁，一举抢占了青龙观要隘“天鹅抱蛋”。举火为号，东西两侧的部队，沿山路突击而上，拿下了青龙观大庙，歼敌旅部。守敌混乱不堪，我后续部队陆续突进，杨国祯旅当即被分割消灭。我军攻如河决，猛插猛进，席卷两翼，饭也顾不上吃。敌有个团长正在打电话下命令，就当了俘虏。几天之内，直下敌纵深庙垭场、河口场、龙池山等地，中央突破口达百里以上。敌第五路的防御阵线，被我军劈成了两半。

　　突破缺口，楔入纵深，还消灭不到敌人的主力。下一步是迂回包围，寻歼刘湘的精锐。

　　但这时，发生了问题：究竟是左旋，还是右旋？左旋 向东，东边是刘湘的主力一、二、三师。右旋向西，西边是范绍曾师，不是敌人的主力。我想左旋，旋刘湘的主力。这三个师是他的“王牌”部队，全新装备，攻到了万源附近，还没有退下来。万源保卫战期间，他们被消耗得精疲力尽，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且东面的阵地呈斜形，我们左插，越过一条小河，卡住山口，敌人退下来，必然被堵住。他们想通过，就得攻坚。山势那么险要，敌人那么疲惫，攻坚谈何容易呀。显然，左旋地形有利，又能消灭刘湘的主力，机会难得。如果我们搞掉刘湘的一、二、三师，他要恢复元气是很困难的，下江东的地盘就有落入红军手中的可能，我军的武器装备会大大改善，这是左旋的好处。右旋旋什么？旋范绍曾第四师。右旋向西，西面的敌人同我们距离很近，两军处于平行地位，地形也不利。你还没有旋过去，敌人就能跑掉，而且，他们又不是刘湘的主力。我们在前面，决定东旋。张国焘在后面，来电话要西旋。电话里讲来讲去，我反复陈说利弊，坚持东旋。他充耳不闻，一再要我们西旋。吵了几个小时，就是说不服他。陈昌浩同他说，也不行。他是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说了算，我们最后只好服从命令，率军西旋。

　　范绍曾是土匪出身，滑头得很，跑起来比兔子还快。没等我们旋下去，他已带着队伍从喜神滩掉头鼠窜，五昼夜窜了四百余里，后卫筑起工事，凭险固守。右旋没有旅成，我们只好转回来左旋，但左边的敌人早已退了下去。部队追着敌人的屁股打，没能消灭多少。他们在宣汉附近的马家场、东升场一线，筑起防御阵地固守，我们啃也啃不动。这样东线反攻就告结束。我军约歼敌七八千人，刘从云被迫通电辞职，刘湘也致电蒋介石，声称耗资一千九百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难乎为继”，请免四川 “剿匪”总司令等职。事后看来，左旋是对的，右旋是错的。如果开始就左旋，刘湘的主力第一、二、三师很可能大部被歼，整个战局会大不一样的。

　　东线的反攻结果很不理想，只有从西线想办法。

　　西线敌军见东线第五、六路总崩溃，震恐万分。仓惶调整部署，撤出通江，企图在北起贵民关、南至江口一线，依据小通江河西岸山地，筑垒抵抗我军。八月下旬，方面军总部在通江附近开会，决定主力向西线反攻：留一部兵力于东线，由陈昌浩指挥，牵制敌人；我和王树声率三十军、四军、九军主力及三十一军九十三师，迅速西转。八月二十八日，我军从通江城南上老官庙越过小通江河，开始了西线反攻。

　　第一次突破，选在敌第三、第四两路的接合部，通江城南得胜山附近的冷水垭。利用夜袭，成功突破，继而向前发展。但因敌人缩得很快，我们没获多大战果。接着，我军又从巴中至清江渡一线，进行第二个夜袭突破，西线敌军开始全线溃退。李家钰第三路向仪陇方向退却，杨森第四路向营山方向退却，北边的邓锡候第一路、田颂尧第二路也准备逃跑。我们顾不上连续作战的疲劳，昼夜疾进，同敌人抢时间。时间就是胜利。耽误了时间，又会象东线反攻那样，失去战机，捞不到多少油水。

　　我们以王树声率九军一部追击第三路，王宏坤率四军一部追击第四路，我带三十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直扑巴中。五月十一日，克巴中县城。这时，又遇到了深迂回还是浅迂回的问题。

　　北面的第一、第二路敌人虽尚在原防地，但已是惊弓之鸟，随时准备西逃。我和李先念一面吃东西一面商量，要大纵深迂回，直插黄猫垭、旺苍坝方向，免得敌人跑掉。张国焘来电话，要我们北向长池方向迂回。这是浅迂回，兜不住敌人，只能追着敌人的屁股打。有了东线的教训，我横下了一条心，不听他的。我说：那是抓兔子尾巴，抓不住的，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听他的，打完仗再说，我负责！先念说：对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听总指挥的命令。我说：好！我们来个机断专行，搞大纵深迂回。当即令部队紧急集合，马上从巴中出发，昼夜兼程，经凤仪场、雪山场，直插木门以西的黄猫垭、旺苍坝，向敌第二路兜去。

　　李先念、程世才他们，率三十军先头部队急速穿插，我带后续部队跟进。这是一次和敌人比意志、比速度的竞赛。部队跑的上气不接下气，有的一头栽倒地上就起不来了。敌第二路已开始西撤。我先头部队赶到黄猫垭，刚把阵地占住，敌人恰恰退了下来。他们挑着枪支行李，大摇大摆，被抓来一问，原来是打前站的，大股敌人还在后面，这就好啦。我带后续部队赶到时，李先念、程世才正指挥队伍同逃敌激战。黄猫垭以山上有块岩石发黄，形状似猫而得名，周围皆崇山峻岭，是敌军西逃的必经之地。敌越来越多，共十多个团。我们将部队展开，团团包围了敌人。敌人集中火力，拼命突围，和我们争夺山头。那种情景，真叫“困兽犹斗”呵！我军指战员死死扼住制高点，与敌肉搏血战，不断打退敌人的疯狂反扑，最后发起全线进攻，分割歼敌。经一天一夜激战，敌全部就歼。我军共毙敌旅长以下官兵四千余人，俘虏旅长以下万余人，缴获长短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四十余门，获反攻以来最大胜利。

　　这一仗打得不错，证明深迂回是对的。迂回问题，该迂回哪部分敌人？哪个方向？迂深迂浅？看来是个战术问题，但对战斗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战绩摆在那里，张国焘自然无话可说。

　　西线搞了这么一家伙，敌军纷纷逃命，“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腿”。原西线的三十一军两个师，追击邓锡候第一路，克南江后，在三江坝、旺苍坝等地，歼敌周世英旅和陈泽旅各一部，前锋追至广元城郊。九军本想吃掉李家钰的，但追击方法不对头，追到仪陇地区打了一仗，没抢到要点，未断敌退路。敌钻进城里守起来，不好再打。杨森那路早已跑掉。三十军主力，击溃罗泽州一部后，进克苍溪。这样，西线的战事就没有什么戏好唱了。刘湘历时十个月的六路围攻，至此彻底破产。

　　当时，还有件事情，值得一提。

　　三十军的部队追到嘉陵江边上，进占苍溪，搞了些船。我和李先念商量，主张立即派一个师打过江去，在对岸的南部县一带搞块地盘。因为那带地区发生过农民暴动，有群众基础。我们乘胜过江，有一个师的兵力就能打开局面，先站住脚，然后继续扩展。田颂尧是叫我们打怕了的，对付这个师，他没有多少办法，而且我们还可以增援。红军控制住嘉陵江两岸，回旋和发展余地将大得多。

　　川陕革命根据地已经是两次拉锯。红军打下去，收回来，又打下去，又收回来。这中间，战争的破坏很厉害，加上“左”的政策的影响，弄得经济困难，兵员枯竭，叫民穷财尽。这也是我们主张打过嘉陵江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论从日后发展或克服眼前困难着眼，先去一个师，有百利而无一害。部队已经上了船，等命令过江，但张国焘又不同意。他说，根据情报，东南刘湘的部队有向江口进攻的企图，部队不能过江。我说，大部队不去，去个把师搞块地盘，两边活动总好一点吧。力量不够的话，把东线那边收一收也行。但他很坚决，反对过江，那就只好作罢。

　　后来，红四方面军还得过嘉陵江发展。特别是第一次过江没有成功，我真是恼火。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我和先念的主张比较好。趁敌人溃乱之际，派一部兵力打过江去，追一追，打一打，把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搞块天下。万一不成，还可以退回来。当时没有乘胜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的确是战略上的失策。

　　反六路围攻，我军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的胜利是巨大的。先后共毙伤俘敌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飞机一架。川陕根据地鼎盛时期的辖区，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党和红军、人民群众经过锻炼，更加坚强。敌人的联合阵线遭受沉重打击，内部矛盾加剧。坐镇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既震惊，又恼火，严电指责刘湘。刘湘无颜见下江东父老，还在从成都去重庆途中，演了幕假投江的丑剧。

　　十个月反围攻战役的实践表明：干革命，干战争，必须具有敢于压倒敌人的革命胆略和坚强耐力，绝不能被优势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刘湘的六路围攻，“空全省之兵力”，铺天盖地，步步为营，并进合围，势如狂风暴雨，凶猛异常。特别是敌主力第五路，乃刘湘积二十年心血培养的精锐，装备优良，供应充足，兵员众多，从未受过红军打击，又是川西混战的胜利之师，确实不易对付。我军虽有自己的独特长处，但兵力、武器、粮食、物资供应等远不如敌军，根据地回旋余地相当狭窄，战略退路仅限于大巴山南一二百里的“弹丸”地区。敌我对比，敌处明显优势地位，我处明显劣 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战略战役态势，就规定了反 六路围攻的艰巨性、残酷性、持久性，当然也包含着敌胜 我败的严重危险性。

　　一般说来，兵贵胜，不贵久。以弱敌强，以寡敌众，以劣敌优，尤其如此。然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条件，却不容许我们速战速胜，要打，便只能打一场漫无期限的持久防御战。敢不敢打，能不能打？是摆在红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我军没有被敌人的来势汹汹所吓倒，冷静分析了形势，充分估计了面临的困难和有利因素，下决心打！适时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急起应战，从而迈出了反围攻作战的第一步。这一步，很不简单，有重要意义。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的优势而轻视自己的力量，只看到我军的劣势地位而忽视有利条件，只看到战局逆转的危险性而忽略争取胜利的可能性，就容易陷于张慌失措、束手无策的境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战役进程中，我军两次大反击，试图转入反攻，均未成功，不得不继续防御下去。敌人经过七八个月的消耗，死伤累累，疲惫不堪，而敌第五路在万源前线，竟能爆出那么旺盛的攻击力，发起那么猛烈的攻势，则为我们始料所不及。仗越打越恶，越打越难，越打越险。敢不敢打下去？能不能打到底？又成了摆在红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有人主张兵退汉中，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确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这个时候，我们更没有被敌人貌似强大的攻势所迷惑，所吓倒。沉着冷静，审时度势，毅然决然“聚三军之众，投于险地”（《孙子》九地篇），实施万源决战防御。从而，又一次度过了最大难关，终于赢来了胜利反攻的时刻。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疯狂性的一面而忽视其虚弱性的一面，只看到自己的严重困难而看不到敌人更加严重的困难，只看到战局的无尽无期而不懂得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时刻最难度过，也最容易判断失误，动摇决心），放弃决战防御，那就不仅“功亏一篑”，失去胜利反攻的机会，而且，很可能被迫东流西窜，陷于身无立锥之地的困境。

　　反六路围攻，对我军的胆略和耐力，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全军上下，万众一心，豪气干云，“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毛泽东选集》第二三○页），经住了考验，打赢了战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坚韧能力，是我军优于敌军的一个最强点，也是贯穿于反围攻过程的始终，对争取战争胜利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

　　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又表明：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实行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是粉碎敌步步为营、持久围攻战法的有效手段。

　　刘湘六路围攻与田颂尧三路围攻不同的地方，不但在于四川军阀已经联合起来，全力对我，兵力众多，装备精艮，更重要的是，刘湘采取的围攻战术有了变化。田颂尧是兵分三路，自西而东，猛攻一面，长驱直人；刘湘则是兵分六路，三面合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刘湘的这一套，并非他的独特创造，而是蒋介石的“围剿”新战略——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具体应用。堡垒主义是蒋介石总结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集古今中外反革命扑灭革命力量的经验，形成的新战法。我们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中，吃过它的亏。我军这次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敌人的六路围攻，可以说是打破蒋介石堡垒主义方针的新尝试。

　　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最大特点是集绝对优势兵力于一块革命根据地周围，分进合击，层层筑碉设防，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包围圈，以达持久消耗并最后消灭红军力量的目的。对付这种“围剿”战术，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不同，当然不能强求一律，只能“各自为政”，因时因地制宜。

　　川陕根据地的情形是怎样的呢？第一，远离中央及各个革命根据地，四川境内又无其他红色区域相配合，是座处于巴山蜀水之间的孤岛。第二，建立根据地虽仅一年时间，但经过发动群众和反三路围攻，已经形成较坚实的根据地中心区域。第三，三次外线进攻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新区，壮大了红军，取得了支持战争的大量物资。第四，根据地背靠巴山天险，红军又与山北的孙蔚如部有互不侵犯默约，后顾之忧不大。第五，川北地势南低北高，易守难攻，利于红军实行山地坚守防御，并已为反三路围攻的实践所证明。第六，根据地范围不大，回旋余地有限，不便我军大踏步周转，“飘忽”制敌。上述情形说明，在川陕边，要粉碎敌人步步为营、分进合击、持久围攻的战略战术，上乘的方法，不是主力跳出外线，待机破敌；也不是内线“飘忽”，运动歼敌；而是逐步收紧阵地，实行决战防御。反六路围攻的作战方针，就是根据川陕边当时的实际情况确立的。战役过程中的兵力部署和战术手段，均服从和服务于作战方针的需要。在这方面，较反三路围攻更自觉，更娴熟，更有所发展，也是事实。

　　敌人步步为营，不是长驱直入。我军节节抗击，不是大踏步后退。这就出现了工事对工事、堡垒对堡垒的交战状态。在这里，“堡垒对堡垒”，有它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因为我们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不是“不失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逐步收紧阵地，节节诱敌深入；不是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兵力，而是有主有辅，以主力集中于主要作战方向，以一部兵力钳制于次要作战方向；不是单纯同敌人拼消耗，拼实力，消极被动，疲于应付，而是充分利用有利地势和红军战术特长，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尽量保存有生力量，直至从战略退却转入战略反攻；等等。这正是适合川陕根据地具体条件的战法，是打破蒋介石的堡垒主义新战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

　　敌人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给我军反攻造成的困难，也值得重视。从横向来说，敌各路并肩推进，你打开个口子，人家两边的部队一靠近，就能堵上。从纵向来说，敌人的兵力配属至少有一、二、三线，且有山险和工事屏障，你突破第一道防线，人家纵深还有足够兵力抵挡，不至引起全线慌乱。战役过程中，我军两次大反击告捷，然而当试图乘胜转入反攻时，却未奏效，原因就在这里。由此告诉我们，实施决战反攻，打破敌堡垒主义的攻防体系，必须注意下列几点：（1）反攻前以最大耐心，最大限度地消耗、疲劳、沮丧敌人。（2）反攻时一个拳头打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准敌人的薄弱环节，实施突然、凶猛、连续的突破，扩大缺口，直插纵深。（3）得手后实行大纵深迂回包围，断敌退路，利用敌人的张惶失措，迅速分割歼敌。这些，在东线的反攻突破中，西线的黄猫垭大捷中，都得到了证明。

　　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还表明：灵活地集中和使用兵力，充分发挥各部队的特长，真正把钢用到刀刃上去，是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决定一环。

　　刘湘的六路围攻，先后投入的兵力达一百四十余团，而我们却仅有三十五个团。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很大。处在反围攻作战地位的我军，要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劣势转为优势，从不利地位转为有利地位，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达到胜利粉碎敌人围攻的战役企图，基本的一着，就靠灵活保存和集中自己的兵力。“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二○七页）舍此，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反六路围攻，是一场历时十个月的持久战。阵无常势，兵无常形。战役进程中，交织着攻与防、进与退、伸与缩、分散与集中、被动与主动、包围与反包围、突破与反突破、阻击与追击等诸多战斗形态。战况异常曲折、复杂、惨烈，形势千变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兵力的保存、集中和使用上，尤需保持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否则，势必陷入疲于应付、捉襟见肘的地位，要战胜敌人，更是不可能的。

　　所谓兵力的集中和使用，其实就是战斗力的集中和使用。概而言之，战斗力的组成，不外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人员、武器；二是军政素质、战术特长。前者，我们远远不及敌人，即便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也很难形成两倍、三倍、四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后者，敌人却远远不及我们，即便是最低限度地集中，也会爆发出强大的威力来。我军的优势，主要在后者。因此，兵力的集中和使用，就不能单纯从数量上打算盘，做文章，还着眼于部队的素质和特长。这样，才能用有限的兵力，去发挥以百当千、以千抵万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长期的战争实践和日常训练中，形成了一批具有优良素质和特长的主力师，团。有的长于进攻，有的长于坚守，有的长于夜摸夜袭。反六路围攻中，方面军总部根据不同阶段的作战任务，集中这些部队在手，用到关键的地方去，从而发挥了守如礁立、攻如河决的作用。例如，在四期收紧阵地过程中，我们以善于防守和钳制敌人的四军大部、三十军二六三团、三十一军二七一团分别集中于东西两线，控制要点，节节御敌，达到了大量消耗敌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的目的。马鞍山反击战、我们集中四军、九军、三十军的三个主刀师在手，以著名的“夜老虎”三六五团担负夜袭突破的任务，直插敌后方阵地楼门口，一举突破敌防线，大部队乘胜猛攻，歼敌两个多旅。万源决战防御中，善于坚守防御的第七十五团，扼守屏障万源的大面山主阵地，顶住了敌人四个旅的轮番进攻。总反攻开始，我们以善于夜摸的二七四团夜袭青龙观，打开反攻突破口，而以善于进攻的第十师、二十五师、九十三师，担负第一梯队的作战任务，一举突破敌人纵深防线，为东线反攻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我军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地位，但只要重视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把钢用在刀刃上，那末，一个团就会顶几个团用，一个师就会顶几个师用，自己兵力不足的困难，自然迎刃而解。

　　“为阵之法，在于分合。”所谓分合，指的就是兵力的分散和集中，亦即因时因地因敌因己制宜，正确而灵活地组织和使用兵力问题。分合得当，以弱可以胜强；反之，即便是处于强军的地位，也难免败在弱军的手中。

　　最后，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还表明：战争的胜利，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在川陕边一隅，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打一场如此旷日持久的坚守防御战，之所以能够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惊人耐力，之所以能够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去粉碎优势敌人的“围剿”新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红军的作战，得到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与配合。没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作后盾，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自从我军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后，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六路围攻的严重形势，川陕省委和政府机关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全力投入“保卫赤区，消灭刘湘”的紧张战斗中。川陕省委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苏维埃政府召开了粮食问题会议，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逐级成立“战斗委员会”，迅速掀起了参军参战，扩大地方武装，组织运输大军，构筑防御工事的热潮。战争进程中，全民军事化，一面坚持农业、军工和其他物资的生产，源源不断向红军提供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一面担负侦察、运输、袭敌扰敌、转送伤员、修桥铺路、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等任务。九万多地方武装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得力助手。数十万运输大军，是前线和后方一体化的血脉（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川陕时期，参加运输队伍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以上）。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粮食严重缺乏的形势下，群众宁肯自己吃野菜、喝清汤度日，也不愿让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挨饿。他们把家中仅有的少量粮食、胡豆、洋芋、竹笋，都献给红军。留在敌占区的群众，则继续坚持斗争，袭击敌哨所、据点，瓦解敌军队伍，搜集敌人情报，积极配合内线的军民作战。川陕两省的地下党组织，也数度派人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向川北运送粮食、衣物、药品等物资，给我军以有力支援。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战争中承受的牺牲、苦难、压力，事实上，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但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军民的团结，依靠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人民终于熬过十个月的战争难关，沉重打击了敌人，胜利保卫了革命果实。由此证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四七八页）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也不例外。

老八路

第十一章　冲破“川陕会剿”
　　川陕甘计划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役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党政机关全力以赴，投入医治战争创伤的中心任务中去，可是，对于一个元气伤害过重的躯体来说，短时间内，想收“回春”之效，谈何容易?人民对土地的热望降低了。一则是粮荒严重，许多地方连种子都没有；二则认为种下去也难保收成，“围剿”一来，又会落到敌人手里；三则劳动力十分缺乏。兵员枯竭了。根据地的青壮年，早已大批参加红军。战争中遭敌侵占的地区，又被抓走或杀害一批。还有些人受反动宣传影响，逃往敌战区去。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资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使我们眼下艰窘万分，渡过翌年的春荒，应付敌人的新“围剿”，更成问题。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正在加紧准备中。九月底，蒋介石一面电令刘湘“即日遵命复职，重行分区，提挈进剿，以资振作”。一面令杨虎城“迅饬陕南务军袭击匪后，以资呼应”

　　十月二十二日，刘湘于成都召开各路军阀头目参加的“剿匪”会议，通电“复职”。不久，又同大特务曾扩情司赴南京，三次面见蒋介石，请示“安川大计”。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敌胡宗南部派兵由甘入川，进驻川北的咽喉要地广元、昭化；上官云相指挥的第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四十七师及独立第四旅，向川陕边境推进，准备经紫云、安康、平利、岚皋，夺取万源。各路川军，均重新补充了兵力，并由蒋介石拨款二百四十万元，加以资助。四川的“防匪剿赤”事宜，亦归蒋介石统一指挥。他派出以贺国光为首的“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入川，监督指挥作战。敌人在我根据地周围部署的“川陕会剿”兵力，很快增 加到二百个团以上。 其他根据地红军的处境，甚至比我们还坏些。反六路围攻胜利前夜，红二军团一度活动在万县、奉节边境，有同我们会合的迹象。因遭敌堵截，后遂转至湘鄂川黔边境，继续同围追的敌军苦斗。红二十五军被迫脱离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被迫长征。我们那时和中央有电台联系，知道中央红军正在西征转战中。从行进方向来看，估计他们有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

　　形势是严重的。据此，我们首先提出了“准备一切力量，冲破‘川陕会剿”、“拿战胜刘湘的精神，去战胜蒋介石主力”、“唯有斗争才是出路”，“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首先拿下四川”等口号，层层动员，统一思想，激励部队克服困难，保持旺盛战斗意志。继而于十一月间，连续召开丁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和清江渡军事会议，总结粉碎敌六路围攻的纤验，确定新的行动方针和战斗任务。

　　毛裕镇会议规模很大，连以上单位均派代表出席，共八百余人。会上，由张国焘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陈昌浩作了党政工作报告，我作了军事工作报告。经过几天讨论，最后，张国焘又作了总结发言。

　　这是一次着重从政治上建军的重要会议，在方面军历史上有不可磨灭的意义。红四方面军政治工作干部文化程度低，经验没有很好地总结起来，政治工作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亟待克服。另一方面，当时我们面临严重形势，也急需强化政治思想工作，从政治上作好克服困难，粉碎敌人新“围剿”的堆备。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会议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方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通过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制定了《红四方面军军训》、《军、师政治部暂行工作细则》，《团政治处暂行工作细则》，对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地位、作用，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为激励斗志，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会议还表彰了反六路围攻中功绩突出的部队，授予一些团队以荣誉称号。如授予七十三团“攻如猛虎”奖旗，七十五团“守如泰山”奖旗，二六三团“钢军”奖旗，二六五团“夜老虎”奖旗，二七四团“夜袭常胜军”奖旗，二九六团“百发百中”奖旗，等等。那时，授予奖旗和光荣称号，是最高荣誉。奖励个人，另发一块红色绸布，上面不写什么字。形式虽然简单，但对部队的鼓舞作用很大。这次会议，对统一全军思想，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政工干部的责任感，密切军政、军地、军民关系，有重要推动作用。实际上，也是…次冲破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政治动员。

　　我在军事工作报告中，着重总结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经验证明，敌人对付红军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是：进攻时多路围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分进合击，防御时梯次配置，固守堡垒，经济封锁，反动游击。只要根据地存在一天，敌人就一天也不会安宁。旧的“围剿”被粉碎。新的“围剿”又在准备。我们对付敌人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收紧阵地，待机反攻，重点突破。并积极开展有利条件下的外线进攻。在战术上，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击敌一路，纵深迂回，以各个击破对付敌人的分进合击，以近战夜袭的特长打破敌人的防御，以广泛的群众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

　　会议期间，张国焘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该怎么办Y现在根据地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据我观察，张国焘这时对老根据地已失去信心，不过没有明说就是了。我说，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良失，敌人筑碉防御，我们再向南部——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我看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比较好。因为是随便交谈，他对我的意见未置可：否。

　　接下来召开清江渡军事会议。师以上干部及部分团的干部参加，讨论新的行动方针。会址设在一所小学校里。

　　会议期间，我们介绍了中央红军转战的情况，并制订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整个计划是我负责准备的，摊开地图，思索了一两天才拿出来，交大家讨论。这个战略方针的主要打击目标是谁呢?是胡宗南。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这是因为：第一，盘踞甘南和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则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有可能按兵不动，作壁上观。而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着棋。第二、碧口和文、武、成、康地区，座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临山傍水，人口不少，利于我军解决物资和兵员补充问题，摆脱眼前的困难。第三、依托老区，进取某南，比较稳妥可靠。我军进退自如，有回旋周转余地，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我当时指出：从各方面条件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b只要我们集中三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拿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打开战局，搞掉胡宗南，我军就能缴获—批自动步枪、火炮，装备会大大加强，弹药也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既能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又能解决粮食、兵员等困难，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要好办得多。而且，这对正在转战中的中央红军，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援。

　　会议同意这一方针和计划，并决定留下一些高级干部，举办训练班。我给他们讲了三天课。主要讲战术的应用，包括集中兵力、进攻突破，运动防御、迂回包围等。边讲课，边在黑板上画图，所以印象很深。

　　会后，全军进行整编，开展大规模的训练，积极进行攻打胡宗南的准备工作。

　　经过反六路围攻，部队减员较大，仅剩六万余人。我们将原五个军的十五个师缩编为十一个师三十二个团。四军辖十、十一师，—匕个团5九军辖二十五、二十七师，六个团，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九个团，三十一军辖九十一、九十三师，六个团5三十三军辖九十八、九十九师，四个团。另外，方面军的炮兵营扩编为炮兵团；彭杨干部学校改称红军大学，内设高级班、初级班、政治班、特种兵器班及教导队。

　　各部队根据清江渡会议制定的《军事教育计划大纲》，掀起了新的练兵热潮。这次练兵，在技术上，以射击，投弹为主要内容。射击训练，由过去的三角瞄准练习为主，改为着重对隐现目标和活动目标的瞄准练习。要求既能正确瞄定目标，又能缩短瞄准时间，竞赛标准提高到三秒钟活靶、二百米距离、三发子弹命中二十环以上。投弹训练，着重于持枪、背枪和冲锋条件下的投掷，竞赛及格标准要求每连人均达三十米。在战术上，以夜间战斗为主要训练内容。大纲规定，夜战训练共有十四个项目，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军事生活上对夜战环境的适应力。包括夜间紧急集合与着装，夜间视力、听力的锻炼，以及方位判定、静肃行进、夜行军和通过障碍物等。二是夜间战斗勤务的遂行。包括夜间侦察，警戒、和通信联络等。三是基本军事技能在夜战中的运用。包括夜间射击，投弹和劈刺等。四是夜战战术即夜间进攻和防御等。在训练中，各部队从严、从难要求，较普遍地掌握了以搭人梯(最高达七层，金字塔式的)或用长竿、铁勾、绳索攀登悬崖绝壁的技术，夜间动作一般地达到了迅速，敏捷、准确、无声息的地步。指战员们还结合实战经验，改进夜间联络方法，如用竹筒装火香，筒口朝后，除直接跟进的人员外，前方及两侧均不能发觉，用竹子做成“联络哨”，哨声高尖特异，枪炮声中亦清晰可辨。夜战这一套，打仗最管用。川军吃尽了苦头，把红军叫做“天兵”，平时在住地几十里外都派人整夜打更，提防，“天兵”降临。我们狠抓夜战训练，是增强红军优势的重要一环。

老八路

　　广昭战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党中央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航道。

　　中央红军的动向，一直是我们急切关注的问题。我记得除了由四方面军电台不断将情报向中央提供外，陈昌浩还经常想办法搜罗这方面的消息，私下里同我研究、讨论。中央的命运，谁不关心呀!因为情况不大好，也不便向下面去讲，反正大家心里都很着急就是了。遵义会议的情况，我们多少也知道一点，中央来过电报。会议的正式文件，在长征中过草地的时候，我才看到。

　　不久，中央来电要我们派出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我们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派部队出去多了，等于大搬家，放弃川陕根椐地。少了，去一个师，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四川那种地形，敌人把山险隘路截断，你无处可走哇！还有，从敌人报纸上得悉，徐海东已率红二十五军抵豫南一带，也需要我们接应。有的说先派一个团去吧，有的说我们又不是三头六臂，一个团哪能行呵！怎么办y讨论来讨论去，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决定仍按清江渡会议制定的方针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消灭胡宗南刚刚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那里是嘉陵江上游，江面不宽，冬季水稳，容易渡过。如果拿下广元、昭化，我们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

　　这时，敌人已经形成对我根据地的包围“会剿”态势：胡宗南部丁德隆旅进驻广元、昭化地区，上官云湘第四十七、五十四两师，进抵川东奉节、万县，邓锡侯部扼守昭化城南射箭河至江口一段江岸；李家*、罗泽州部分布于蓬安东北的歧山场、龙凤杨、天池场、凤仪场地区；杨森部布于营山、渠县及其以北地区；刘湘主力布于渠县三汇镇及以东的罗江口、厂溪至城口之线，一部向南集结防堵中央红军渡江北上；孙蔚如部及上官云相一部兵力，布于陕南宁强、西乡、镇巴、紫阳、岚皋一线。

　　胡宗南部在广元、昭化地区，共有五个团和两个游击支队，统归独立旅旅长丁德隆指挥。其旅部及第一、第三两团驻广元，第二团驻昭化，附属该旅的第一旅第一团和补充旅第一团，位于广元以西的羊模坝、三磊坝一线，两个游击支队活动于川陕交界的转斗铺等地，以固广、昭侧背。胡宗南还另以其第二旅第六团驻于广元以北的阳平关，遥为策应。据此，我们集结了十八个团的兵力，准备发起广昭战役。拟首先以主力突击敌之侧背，割断两城敌军的联系，而后扫清广、昭外围之敌，相机攻城或打援。具体部署为：以九军和三十军主力九个团，从广元北面渡过嘉陵江，直扑广昭敌军与甘南联络线上的重要据点羊模坝，三磊坝，消灭守敌，并截击自碧口来援之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从广、昭之间渡江，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包围昭化，相机打击可能自剑阁方向来援的邓锡侯部。以四军十二师和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各一部向广元东北的转斗铺地区进击，保障主力部队从广元以北顺利渡江，并阻击可能由阳平关方向来援的敌军。这是我军第一次越渡嘉陵江，跨江两岸作战，对手又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战前，各部i队深入动员，作了积极准备。

　　一月二十二日，战役开始。我九十一师和十二师，先以部分兵力沿川陕大道直扑转斗铺，另一部经黄坝河，迂回转斗铺左侧背，断敌退路。驻转斗铺地区的胡宗南第一游击支队潘名世部，突遭南北夹击，大部被歼。其第二游击支队闻讯来援，遭我军伏击，伤亡甚众，残部逃回原驻地得胜关。当晚，我带主力部队九军、三十军的九个团，从广元城北的朝天驿，架设浮桥渡过嘉陵江，二十三日下午将羊模坝守敌包围。该地周围山势较高，胡敌补充旅第』团团部及二、三两营，，凭借有利地形，在山头构筑工事，互为犄角，组成火力网，实行重点防御。当晚，我军发起猛攻，第二天又打了一整天。敌人是集团工事，很不好攻，我军逐次夺取，伤亡不小。最后，我们令炮兵将仅剩的一发追击炮弹打出去，击中敌山头主阵地，，步兵趁势猛冲，才解决了战斗。那位炮手是以前俘虏来的，立了功。战斗中，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就在我跟前，被一发流弹打中，牺牲了。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也光荣牺牲。这时，敌第一营由大坝口来援，被歼一部，余敌逃往广元、碧口。

　　转斗铺、羊模坝两仗，我军共歼敌八百余人，缴枪千余支。驻守三磊坝的第一旅第一团，惧怕被歼，仓惶向碧口逃跑。我军追击不力，没能歼灭该敌。遂后，我们即令八十八师等部掉头，参加围攻广元的战斗，留二十五师等部在现地，准备打援。

　　我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已于二十二日晚从昭、广之间的塔子山附近渡江，占领广元西南的河湾场、走马岭，歼敌一部后，切断了广、昭敌军的联系。旋即以一部挺进至昭化以北的宝轮院，二十四日溃来援之敌邓锡侯部两旅，二十五日渡过白龙江，围攻昭化。守敌独立旅第二团，凭借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死守凉亭子、天雄关、后山等城外制高点，九十三师连续攻击未克，与敌成相峙状态。

　　二十六日，我包围广元的部队开始进攻。

　　广元为川陕甘三省的要冲，枕山面水，是座古城。城东的城隍庙山纵列，碉堡林立，由敌第一旅第一团扼守。城西的九龙山雄峙，深沟高垒。主阵地乌龙包筑有五大圈堡，由敌独立旅第三团防守。广元城垣坚固，堡垒密布，由独立旅旅部及第一团驻守。我三十军主力及三十一军一部，二十七日在东岸红军的密集炮火支援下，架设浮桥，抢渡嘉陵江，一举占领广元飞机场。接着，向乌龙堡进攻，经两天激战，攻占该堡外围的八个山头阵地。二十九日夜，八十八师夜老虎团和九十三师一部，夜袭敌乌龙堡主阵地。十二师也从广元城东发起猛攻。经彻夜激战，进攻乌龙堡的部队，连破敌五大圈堡的四道圈堡，使敌遭受重创。鉴于广、昭两城的守敌相当顽固，粮食、弹药充足，有恃无恐，我军硬攻难克，而胡宗南又不出兵来援，意在凭坚疲劳和消耗我力，邓锡侯部五个旅已逼近广、昭，威胁我侧背安全，我们遂决定撤兵，结束广昭战役。

　　广昭战役，我们和敌人打了个平手，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原因是胡敌装备好，战斗力强，凭险固守，我军缺乏炮火，硬啃啃不动。羊模坝一仗，追击不力，失去了野外歼敌的战机。这同我们对敌情，地形了解不够有关。

老八路

　　陕南战役

　　我军发起广昭战役后，总部才收到中央和军委一月二十二日的来电。电文如下：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力。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乘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中央发出这个电报时，红一方面军已离开遵义，向川黔边的赤水方向前进。形势紧迫，不容我们犹豫不决。我从前线匆忙赶回旺苍坝，出席总部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这一牵动全局的作战方针问题。

　　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大家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会议决定，第一，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第二，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火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解决渡江工具问题。第三，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第四，即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会上，也讨论过是否以主力南下，直接与中央红军打通。走哪条道路？需要多少兵力？能不能打到长江边？因力量有限，没有把握，只好作罢。

　　驻守陕南的孙蔚如第十七师，辖三个旅另一个独立旅（直辖十七路军）共十二个团。其兵力部署为：独立第一旅刘文伯部三个团，驻宁强、勉县地区；第四十九旅王劲哉部三个团，驻南郑地区；第五十旅段象武部三个团，驻南郑、褒城一带；第五十一旅赵寿山部四个团，驻西乡、镇巴、石泉、汉阴一带。过去，孙蔚如部怕胡宗南的势力入陕，侵占西北军地盘，曾和我们达成过互不侵犯默契，双方一度相安无事，并有些来往。但在敌六路围攻期间，他们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出兵攻打过我们。同时，任凭胡宗南的势力伸向川陕边，威胁我侧背，也使我们够恼火的。我们这次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出击陕南，顺便给孙蔚如点颜色看看，以示惩戒，是必要的。

　　二月初，我们集结了十二个团的兵力，北出陕南。

　　宁强是由川入陕的门户。战前，我们派人送信给该县守敌独立一旅二团团长杨竹荪，打个招呼，要他主动撤兵，勿作抵抗。但杨置若罔闻，命令部队坚守。二月三日，我十师主力及十二师一部，向宁强外围据点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连克贺家梁、七星池、乐山观等地，乘胜攻克县城，全歼敌团部及两个营。与此同时，红十二师一部亦攻克阳平关，将守敌第二团的另一个营大部歼灭。

　　二月五日，我四军、九军、三十军各一部，分三路从铁锁关、宁强、阳平关向东北挺进。孙蔚如急调第四十九旅及独立旅一团，经沔县向西迎击。八日拂晓，我军向敌发起攻击，激战半日，进展不大。次日拂晓，我们用两翼迂回战术，以一部兵力直扑沔县，断敌退路，敌军心动摇。我军乘胜猛攻，一举将敌四十九旅和独立旅第一团大部歼灭。接着，乘胜前进，溃敌骑兵团，占领沔县，围攻褒城，直抵南郑城郊。利用时间，我军在陕南党的配合下，大力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仅三十军即扩红一千五百余人。

　　我军在陕南的十多天内，先后攻占了宁强、沔县和阳平关重镇，歼敌四个多团及一批地方民团，缴机枪五十余挺，步枪五千余支。俘敌团长以下官兵四千余人，悉数放回。这时，蒋介石赶忙集兵向川陕边境增援。胡宗南将伸进四川的兵力回调甘南，防我进攻其后方天水。邓锡侯部的五个江防团，北进接替广、昭防务。敌第四十九、六十、六十一等师，亦向陕甘南部移动。由于我们出击陕南的企图，不是打击杨虎城部而是吸引沿江敌人北向，以便我军从嘉陵江中段突破，接应中央红军，所以，这次战役行动颇有节制，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假如我们实打实地要歼灭孙蔚如部，夺取汉中盆地，那就不会仅用有限兵力从西面出击，而是要集中三个军以上的兵力，一路西出宁强，沔县，一路中出南郑，一路东出镇巴、西乡，合围汉中，“瓮中捉鳖”。那样，孙蔚如是吃不消的，汉中盆地难免落入红军手中。

　　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我们遂于二月中旬停止进攻，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然而，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来电，放弃了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北上的计划。电称：“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土城一仗没打好，我看主要是部队连续转战，疲劳不堪，敌人以逸待劳，火力又强，不好对付。我们从鄂豫皖向川陕边转战途中，尝过那种苦头。部队连续行军，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疲劳的要死，仗怎么能打好呀，不容易的。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懂得这一点。

　　既然土城受阻，中央红军根据当时的敌情、我力，临时改变一月二十二日的作战方针和行动计划，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红四方面军因受一月二十二日作战方针的牵动，已若箭在弦上，非进不可。在东线，刘湘的主力占领万源后，正向通江、巴中推进。西线的苍溪、阆中、仪陇、南部亦为田颂尧、罗廼琼部分别占领。川陕根据地的地盘越来越小。我们决定，仍以强渡嘉陵江，实现原定的川陕甘计划为主要目标，并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转战动向，伺机进行有力策应。

老八路

　　强渡嘉陵江

　　为实现川陕甘计划，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三月初，我们复挥军南进，连克仪陇、苍溪。共歼田颂尧，罗泽州部五个团，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我军忽北忽南，敌人摸不清我们的真正企图。我们则利用这一机会，勘察地形．训练部队，隐蔽造船，加紧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嘉陵江为巴蜀的四大名川之一。源出陕西凤县的嘉陵谷，由北而南，自广元起，汇合白龙江水流，一泻千里，直下长江。两岸山峦耸立，水面宽阔坦荡，堪称天堑。当时、嘉陵江西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一线的江防任务，由敌邓锡候、田颂尧部担任。敌人的兵力部署是：邓锡侯部二十一个团，防守北起广元以北陈家坝，南至射箭河以北的沿江地段。其中，以十五个团守备江防，以六个团分置于广元西北之车家坝和昭化东南的剑门关，作预备队。田颂尧部三十二个团，防守照化以南至南部县境的新政坝。共四百里的沿江地段。其中，二十五个团守备江防，另有七个团配置于阆中以西的衣思场地区，为总预备队。三月上、中旬，我带领孙玉清、杜义德等同志，沿江考察地形和水文情况，选择主渡点。而后，制定了渡江作战计划，提交方面军总部讨论。

　　根据敌人布势，我们决定从苍溪和阆中之间约百里的沿江地段，实施偷渡和强渡相结合，多路突击，重点突破。这带是田颂尧的防区。该敌曾屡遭红军打击，士无斗志，畏我如虎。又因江面宽阔，敌意想不到红军会从这里渡江。敌兵力配置单薄(仅有三个团，前沿只有四个营)，防守亦较疏懈。主渡点塔子山地区地形不错，河道弯向我方，水势平稳，又有塔子山雄峙东岸，居高临下，便于我隐蔽船只，发扬火力，掩护强渡。对岸前沿是一片平滩，纵深为丘陵起伏地，利于我渡江部队抢占登陆场，展开兵力，两翼迂回(起初将主渡点选在阆中以北，我们派一个班偷渡过江、被敌发现，仅剩一名会泅水的战土回来，后才改为塔子山)。我军如出其不意，一旦强渡成功，便可造成摧枯拉朽的战役态势，席卷西岸守敌，乘胜占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为进击甘南创造条件。

　　我军的渡江作战部署如下：

　　三十军为渡江主力，于苍溪以南的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消灭守敌后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三十一军消灭剑门关之敌。

　　三十一军居右，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昭化、广元发展，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位于甘南的胡宗南部南下，保障我右翼侧的安全。

　　九军居左，从阆中以北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三十军向北进攻，以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的守敌，保障我左翼侧的安全。’四军为方面军第二梯队，待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九军消灭南部守敌，主力则向梓潼方向发展。

　　方面军总部炮兵营配置于苍溪塔子山上，掩护三十军强渡。

　　总部分工由我负责渡江战役的指挥工作，陈昌浩于东线指挥三十三军及地方武装牵制敌人。

　　这是我军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强渡江河作战，准备工作至关紧要。一要军民协力，迅速完成上百支木船和三座竹扎便桥的营造，解决各路部队的渡江工具。二要深入政治动员，利用支流河叉苦练渡江本领，保证部队具有必胜信心，熟练掌握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三要根据各自担负的任务，研究敌情，侦察地形，层层制定周密的具体作战方案。四要绝对隐蔽、秘密，包括侦察、训练、造船、集结等，以保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各项准备工作，要求三月下旬完成。

　　为迷惑敌人，三月下旬，我们以一部分兵力向南进攻。敌人判断：红军“希图突破二，三两路阵地，均因官军防守甚严未逞。近忽改由营(山)、巴(中)方向移动，有突破四路军企图。”并据此调整部署，防我南进。

　　三月二十八日夜，我们下达了渡江命令。我和张国焘都在塔子山附近，直接指挥。事先。各强渡部队和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从几十里外把船支抬到江边，伪装隐蔽，敌人毫未觉察。结果，渡江很顺利。主渡部队三十军八十八师先头团，首先从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成功，全歼对岸守敌一个营，巩固了登陆场。继而，八十八师的另两个团渡江，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溃敌一个增援旅的反扑。大部队陆续跟进，向纵深发展。我和方面军指挥部，于次日上午跟三十军过了江，直趋剑阁。与此同时，右翼三十一军和左翼九军，亦分别从苍溪以北和阆中以北地区，强渡成功，向前扩展。继后，第二梯队四军渡江，我四个军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

　　从渡江到攻打剑门关，是突破缺口的阶段。

　　我军兵分三路，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人。左翼九军一部在四军一部配合下，经阆中地区南下，于四月二日攻占南部县城，歼李炜如部三个团。右翼三十一军击溃刘汉雄一部后，迅速向剑门关推进。中路三十军及九军另一部于三月三十一日攻占剑阁后，以八十九师控制县城，八十八师向东北疾进，协同三十一军攻占剑门关。

　　我随中路行动。带着一名参谋，一个通讯队，一个警卫队。每次打仗，这两支队伍都跟着我们行动。通讯队负责架设电话及侦听和破坏敌人的电话联系’；警卫队负责我们的安全，传送信件，关键时刻还可投入战斗，很顶用。那时，敌人乱得一塌糊涂，电话打来打去，乱喊乱叫，被我们听得一清二楚。我军刚进剑阁，别处的敌人不知剑阁已失，打来电话问：“赤匪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呀?”有的干部回答倒干脆：“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令人又好气又好笑。我叫通讯队把电话机守起来，敌人来电话就装作是他们的人回答，趁机了解敌情，迷惑敌人，以便我们随时调整战斗部署。

　　四月二日，我八十八师、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一个团，分别进抵剑门关下，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剑门关位于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上，扼控川陕大道，“插翅难渡”，是邓锡侯部江防部署的支撑点。敌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三个团，依托险要地势及预构的集团工事防守。王树声在前面指挥，要求动用方面军总部的迫击炮营，摧毁敌阵地，我们同意。十一时许，部队发起攻击。我军在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前扑后继，猛烈向敌阵地突击，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经半天激战，全歼守敌三个团，拿下了剑门关。剑门关向来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而著称。三国时姜维就守过那个地方。战后，我去剑门关一看，真是个奇怪的地形。你从北面来的话，它是个高山，一壁千仞，险恶万分。你从南面来的话，它是坡的。南攻容易北攻难。人家说剑门关险要，我看也险要也不险要。从陕西到四川就险要，从四川到陕西就不险要。我们的部队是从南面打过去的，只用半天就解决了战斗，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那里“汉柏”很多，又粗又壮，据说是张飞令蜀军栽的。王树声说笑话：山上树太多，我们的马尾手榴弹扔出去，挂在树上掉不下来。一发追击炮弹打响，把树上的马尾手榴弹都震到地上，四处爆炸，吓坏了敌人，部队趁势一冲，就拿下了山头。我说：这种战术，叫“全面开花”嘛!

　　剑门关这个江防支撑点一失，邓锡侯部慌了神，沿江敌人纷纷溃逃。我军乘胜进击，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一部当夜由剑门关直扑昭化，次日占领该城，歼守敌一个团。三十一军主力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阻击胡宗南部南下，并包围了广元。我南面的九军、四军，主要是收拾田颂尧的部队。四军以一部西向梓潼发展，另一部协同九军克阆中，南部，溃敌一个旅，歼敌三个团。至此，我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约四百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敌人的沿江防线悉被摧毁，战役的第一阶段遂告结束。

　　第二阶段是进击。向纵深发展，横扫沱嘉流域的敌人。

　　敌人的江防被突破后，蒋介石极为恼火，手令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撤职查办，副军长孙震记大过一次，暂代军长职务，“戴罪图功”。这时，田颂尧部已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集结；邓锡侯二十八军一部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三个旅和军部所率之部分机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地区；胡宗南部仍在川甘交界的青川、碧口至南坪一线。我们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的邓锡侯部，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

　　八日，我们令三十一军主力继续扼守羊模坝、三磊坝并围困广元!令三十军八十九师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胡宗南部南下，保障我右侧安全，而以三十军、九军主力向江油，四军主力向梓潼，展开猛烈进攻。十日，九军渡过涪江，包围江油，前锋直迫中坝。接着，四军攻占梓潼。这一攻势，直接威胁成都、绵阳，使刘湘、邓锡侯大为震惊。邓锡侯慌忙拼凑十八个团的兵力，亲自率领，经牛坝向江油增援。江油守敌一个旅，依托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顽固拒守，我军难以攻克。我和指挥部住在江油城南一座民房里。获悉邓部来援，我们当机立断，决定打援。令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城，集中九军二-卜五师、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四军十、十一两师各一部，在江油以南的塔子山、雉关山一带，布下阵势。经两天激战，全歼钻进来的敌四个团，接着乘胜追歼逃敌，十七日克中坝，十八日克彰明，邓锡侯差一点被活捉。四军一部西向克北川，向西北推进的三十军八十九师，亦相继克青川、平武。

　　经过这段进击，我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青川，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如按原计划向甘南进击，深感兵力不足。下一步怎么办?我就发电报给后面的张国焘、陈昌浩，催他们表态。谁知，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放弃川陕根据地。那时张国焘在剑阁，陈昌浩在旺苍坝地区，搞一锅端，大搬家。我打电报左催右催，提议把南边的部队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但张国焘死活不吭气，叫人干着急。部队只好就地发动群众，补充兵员、给养，待命行动。后来他说，那时他正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对西出或北出，下不了决心。这样一拖拖了个把月，使我们打胡宗南的计划流产了。战机就是两三天、三五天的时间，不会总有的。你抓住战机，乘敌不备，打破一两个要点，接连下去就能打开局面。如果慢条斯理。犹豫不决，失去战机，再想创造战机谈何容易!而且胡敌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武器装备好，战斗力不弱。我们耽误了时间，敌人加强了准备，再想啃就啃不动了。后来，三十军、三十一军一部向摩天岭攻了一下，人家凭险固守，我们没打出个名堂，只 好作罢。 强渡嘉陵江战役从三月二十八日开始，至四月二十一日结束，历时二十四天。我军总计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县城，共歼敌十二个多团，一万余人。只是由于张国焘慢慢腾腾，瞅来瞅去，忙着在后面搞大搬家，才使进击甘南的 战机丧失， 未达到战役的预期目的。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我军入川时，四川军阀混战犹酣，并反对蒋介石的势力染指四川“剿赤”事宜。敌人营垒的四分五裂，是红军立脚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自从刘湘组织六路围攻起，这个条件便发生了变化。四川军阀从内乱走向联合，开始统一对付红军。我川陕根据地军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艰苦鏖战十个月，才粉碎了六路军阀的联合围攻。接踵而至的，是蒋介石与四川军阀的联合。刘湘等军阀不仅同意蒋介石的势力入川，而且在军事上甘愿服从蒋介石的统一调度。于是，蒋介石迫不急待地纠合其嫡系部队及川陕两省的军阀势力，向我根据地周围云集重兵，部署发起“川陕会剿”，企图一举将红 军置于死地。 条件决定形势。敌人营垒的暂时稳定和统一，造成从四面八方联合压迫我军的严重局面。蒋介石在川陕根据地周围部署的兵力，达二百个团以上，层层筑碉，严密封锁。一旦“川陕会剿”开始，敌东西堵截，南北夹击，势必陷我军背腹受敌、进退失据的极端不利境地。这与我们以往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时，背靠巴山，只对付川敌一面、两面、在面的进攻，是显 然不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安在?一是破釜沉舟，死守根据地，准备拼上全力，同敌人决一死战；二是提前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部署，打出外线，保存和发展有生力量。权衡利弊，考虑再三，我们在清江渡会议期间，选择了后一条出路，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这个计划，虽然在付诸实践中尚需修正，但主力红军将向川陕甘边转移，打击胡宗南，发展新的根据地，却是毫无疑义的。

　　孟夫子说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孟子》)欲有所得，必有所失。在周围敌人的重兵压迫下，我们要集中主力出击甘南，发展新区，就得准备舍弃川陕根据地的一部分或大部地盘，甚至暂时变根据地为游击区，日后伺机再图恢复。下不得这个决心，是不行的。这是冲破敌人“川陕会剿”计划的需要，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需要。从战略指导原则上看，应当允许的。相反地，不顾敌情我力，企图固守一地，死打硬拼，结果只能断送红军的力量，实为兵家之大忌。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一七四页)井岗山时期，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同志亲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岗山，转移到赣南、闽西，胜利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夜，面对敌人重兵包围的严重形势，他又建议主力红军应跳出内线，向闽浙赣进军，伺机打回根据地。但可惜被教条主义者所拒绝，终于招致了反“围剿”的失败。可见，那种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不计后果，死死抱住根椐地固守的观点，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第二，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革命根据地要支持战争，支持红军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红军打仗，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兵员，四要：武器弹药。没有这些，所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便是空：想。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如果敌人的“川陕会剿”来临，我们缺乏支持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既便咬紧牙关，勉力支撑，但毕竟难以持久。要想再打一场类似反三路围攻或反六路围攻那样的战争，说到底，叫心有余而力不足。

　　川陕根据地搞得民穷财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从我军入川到强渡嘉陵江的两年另三个月里，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战争过程中，敌人两进两出，在我根据地坚壁清野，烧杀掳掠，破坏尤烈。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还是王明的那一套，许多东西是“左”的。如对地方政策，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其实，有些保长是穷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农虽有剥削，但民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通通杀掉，只能扩大敌对势力，吓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改革、经济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增加了敌军的对抗、报复心理。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时期差不多。历史经验证明，推行“左”的政策，想不受惩罚是不可能的。“左”的东西，开始往往被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革命形式掩盖着，一时不易被人识破。然而，它的灾难性后果，总要集中爆发的。一旦爆发，局面即难以收拾。

　　总之，战争的破坏和“左”的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把川陕根据地搞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好比一个池塘，水都抽干，鱼还能活吗?活不了的。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红军只有另找出路，以图生存和发展。

　　第三，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牵动着各个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命运。红四方面军兵力较多，位于连接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桥梁地带，对正在向云贵川边和川西北转战的中央红军，无疑具有重要的策应作用。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也就更加重视对这两支红军力量的分割，以便各个击破。打破蒋介石的分割包围，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一切计划和部署，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来电，令红四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之日起，我们就把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紧密结合，变成这一时期全军的战略行动方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央红军如果被敌人消灭，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可想而知。我军一边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及时用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一边调整兵力部署，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尽管中间。因敌情变化，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有些曲折，但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方向和任务，我们是明确的，毫不动摇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的主要企图，就在这里。假如不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我军。实现“川陕甘”计划，就没有必要渡江西出，同川敌作战，而是应当直接出西北方向，寻歼胡宗南部。对此，稍懂战略问题的人，不难一目了然。嘉陵江战役结束不久．我军转而进军川西北，终于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更是有力的证明。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有过它的光荣历史地位和作用。那里的人民群众，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红四方面军的生存、发展、壮大，与川陕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成千上万川陕人民的英雄儿女，在创建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川陕人民的英雄儿女永垂不朽!

老八路

第十二章　长征路上（上）
　　懋功会师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就地休补，发动群众，筹粮扩红。我还记得，我们的电话机工作人员本来就不少，三天中又扩进一百多名新兵。因电话机有限，用不上这么多人，只好把他们分配到部队中去。四军十师第二十八团，强渡嘉陵江战役中减员二百来人，但扩红近九百人，全团人数达一千七百余人。武器、弹药、粮食、被服、经费等，各部队亦获得较大补充，比在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全军共八万多人，加上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党政机关人员和革命职工，总计不下十万之众。

　　蒋介石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实行各个击破，正调遣兵力，企图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我实施东西堵截，南北夹击。敌人的部署是：以刘湘主力王缵绪部十三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重华堰进击；以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和孙震第二十九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西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以胡宗南部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左、右两纵队的夹击；广元以北的邓锡侯一部南下，向剑阁推进；唐式遵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一线，防我东返；邓锡侯另一部封锁土门及北川河谷，防我西进；李家钰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垭、店子垭一线，阻止红军南下。

　　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枕山面水，紧邻川西平原，物产丰富，利于我军休养生息。然而，“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要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我军不能在这里久留。这时，张国焘、陈昌浩已经上来，立即在江油附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各军的负责同志均参加。会上，张国焘讲了撤出川陕根据地，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两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方面军下一步应首先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作立脚点。他还提出，那带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应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以利开展工作，云云。陈昌浩也发了言。大家没有异议，一致同意按张国焘的意见行动。

　　西向岷江地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实现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成了动员和鼓舞部队的巨大动力。全军指战员，士气高昂，精神焕发，纷纷表决心，做准备。我们计划，首先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防线，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县、汶川。五月上旬，部队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西进发。

　　松、茂、理、汶一带，是邓锡侯的地盘。境内高山连绵，河谷错列，地形险要，为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区域，盛产黄金、木材、烟土、药材、牛羊、兽皮等。为防止我军西进，邓锡侯在进入川西北的咽喉要地北川至茂县的土门险关，设置了三道防线，陈兵约三万余人，凭险筑垒，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谷。

　　五月十二日，我先率九军、三十军主力，由北川西进，翻山越岭，直抢土门。沿途多原始森林，人烟稀少。我军经激烈战斗，连续击溃邓锡侯部十一个团和各地民团的防堵，强占北川河谷，夺取土门险关。十五日，先头部队占领茂县。我和前线指挥部在土门住下，指挥部队消灭附近顽抗的残敌，扼住南面的制高点，接应后方机关转移。从成都、绵竹方向来援之敌，拼命向我进攻，想把红军的通道截断。我掩护部队在土门以南的山上，抢筑工事，顶住敌人。敌人处于仰攻的不利地位，死伤惨重。我后方机关包括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兵工厂、被服厂、造船队、医院、妇女组织、地方干部等，相当庞大。男男女女，抬着机器、粮食、担架、物资，走了几天，才转移完毕。伺后，方面军总部进驻茂县。先头部队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一部直逼汶川，占领理番（今理县）。后续部队四军、三十一军一部，则北进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北进的这一路，本想占领松潘县城，扼控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屏障茂、理。但胡宗南部先我一步，进驻松潘。松潘是座古城堡，城墙厚达二三十米，周围皆崇山峻岭，敌筑有坚固防御工事。我们的部队缺乏炮火，攻也攻不动，遂退至松潘以南的镇江关，与胡敌对峙。从镇江关、片口、北川、观音梁子、千佛山至汶川一线，敌我双方，不时发生激战。

　　方面军总部住地茂县，即现今的茂汶自治县。县城内有几百户人家，全县约六、七万人口。羌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川西北羌族人民最集中的县份。民房多为山石垒砌而成，依山面水，方方正正，相当坚固。境内烽火台不少，矗立在高山顶上，远远望去，象擎天柱似的。寺庙也多，一座不大的县城，就有二三十座大小不等的寺庙。羌族人民多从事畜牧业或经商。农业以种植苞谷、红薯、土豆为主，刀耕火种，靠天吃饭，产量甚低。尚白色是他们的民族传统，一切以白色为上，蓝色、黑色次之。我们见到的男女老少，衣着一般为白、蓝、黑三色，显得格外朴素。

　　这个民族勤劳，朴实，好客，喜歌舞，性情开朗。但是，由于长期受汉官、军阀的压迫和掠夺，对汉人积恨较深，戒备心很强。红军到来以前，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小娃娃”等，更加深了羌族人民的疑惧。不少人弃家出走，逃进深山老林里去。红军来后，使敌人的宣传不攻自破。我军指战员不仅长得和常人一模一样，不烧不杀，不抢不夺，而且积极帮助群众背水、劈柴、治病，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强调加强各民族的团结。我军的模范行动和政策的威力，颇见成效。许多人打消了原先的疑惧心理，把红军视为亲人，纷纷杀猪宰羊，献馍敬酒，载歌载舞，慰劳红军。一些跑到深山老林去的群众，也陆续回来。报名参加红军的青壮年不少，红四方面军有些羌族干部就是那时入伍的。

　　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军会合，指日可待。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研究迎接中央红军的工作。首先是派部队前往接应的问题。确定由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该军第八十八师及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其次是动员部队做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要求各部队层层深入动员，以坚持战斗岗位、多多消灭敌人、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大力筹集和捐献慰劳品等实际行动，迎接兄弟部队。川西北高原气候变化多端，昼暖夜寒，要多筹集些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作慰问品。根据我军西征转战的经验，炊具容易丢，伙夫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是件叫人恼火的事。估计转战中的一方面军，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所以，我提议从各部队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跟八十八师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先解决吃饭问题。大家都赞成。

　　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昌浩在会上提出了“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当时我有点反感，觉得这是吹牛。就说：“恐怕中央红军没有那么多吧，还是留点余地为好。”但是，会后还是那样宣传的，标语也是那样写的。会师后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来人，哪来的三十万嘛！我们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议论纷纷。可见，不论任何情况下，政治宣传都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决不能忘乎所以，信口开河。

　　李先念率八十八师和九军一部出发后，为便于指挥前线部队作战，我即移住理县下东门。张国焘、陈昌浩仍在茂县。下东门为岷江和杂谷脑河汇流的地方，是块平坝子。四周环山，林木葱茂，蹦跳腾窜的猴群，嬉闹在山林间，逗人喜爱。有时我和警卫员、参谋一大早起床，站在山边看猴子玩耍，别有一番情趣。

　　进入理县境内，藏民逐渐多起来。越向川西北和西康地区深入，藏民越多，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为了发动藏民，团结藏民，部队派人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使我们第一次对藏族社会，有了概略的了解。

　　当地有句俗话：“官住平，民住坡，蛮家住到山窝窝”。所谓“蛮家”，又称“番民”，是历史上沿袭下来歧视藏民的称呼。他们大都散居在山区，从事农牧业生产。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不少寨子筑在人迹罕至的高山顶上。每寨是个小小的社会单位，自给自足，与外界很少往来。民房系石头砌成，一般分三层：上层供佛、晒谷，中层住人、烧饭，底层圈牛、羊、马等。家有二三十条牛以上的为“发财人”；有十多条牛的为中等人；仅有二三条牛或没有牛的为穷苦人。阿坝的大土司是川西北藏民的最高统治者，各地分别设有大小不等的土司，行使统治权力。大土司每年要向成都军阀交几万两银子。奴隶制盛行，每个土司头人家里有十多个以上的“娃子”（奴隶），供剥削役使。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象牲口一样，任凭奴隶主生杀予夺。奴隶主划个圈圈，奴隶们就不敢越出圈子一步，真是“划地为牢”。平民百姓每年需向土司头人、汉宫进贡银钱、物品，担负种种劳役，生活极端贫苦。“以物换物”的原始交换形式，依然保留，许多藏民甚至以经商赚钱为耻辱。出口货物以毛皮、麝香、鹿茸、贝母、金子为主，入口货物以茶叶、布匹、油、盐、糖等为主。离我们住地不远的杂谷脑，就是一个出入口货物交换的地点。藏民性情朴实、骠悍、直爽。善骑射，喜着皮衣、革履，食物以牛羊肉、青稞、糌耙、酥油、牛奶为主。信仰喇嘛教，崇奉活佛、喇嘛。家家供有佛像，每寨均有喇嘛寺庙。活佛就是“活神仙”。藏民平时见到土司头人不扣头，只需脱帽垂目即可，见到大小活佛则必须下跪叩头。喇嘛教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我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即组成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和党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张国焘任联邦政府主席，周纯全任民族委员会委员长。提出了建立藏族苏维埃和人民政府、民族自决、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汉官和发财人的土地分给穷人、武装藏民劳苦群众、藏回羌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等项纲领、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这是我军第一次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一切要从头做起。

　　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尽管如此，由于我军抓住了汉、藏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打倒汉官、反动土司，分田分粮，不断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因而发动群众是有成绩的。许多藏民分得土地后，把“分配土地证”当神物供奉起来，烧香念佛，祈求神灵保佑土地，保佑红军。各县、区、村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吸收了一批藏民积极分子当家作主。藏民地方武装组织，也逐步建立。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党、团支部。总之，党和红军的影响，已经在藏族人民中日益扩展开来。

　　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是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结合进行的。部队一面走家串户，发动群众，一面筹集粮食、羊毛、羊皮、牛羊、盐巴、茶叶等。群众工作愈深入，筹集物资愈好办些。一些重要地点，总经理部分别设立了粮站，专门积蓄粮食，有的粮站积存达二百万斤以上。盐巴极缺，各部队都组织了些人到山里选石头，熬盐巴（那带有种白石头，可以熬盐）。

　　指战员普遍会打草鞋，又学会了剪皮衣服，撕羊毛，捻毛线，制毛衣、毛背心、毛袜子。物少情意重。大家制作的每件慰问品，都渗透着对一方面军的兄弟情谊。从前线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红军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

　　前线的战斗，相当激烈。北面的胡宗南部，东面和东南面的川军，频频向我发起进攻。我军凭借山险和工事固守，不断予敌以重大杀伤。我最担心的是灌县、汶川方向的来敌，因为那带是从川西平原通向川西北的大道，敌人运输方便，增兵容易。我们利用山险河谷，布下了几道防线扼守。敌攻我防，部队天天打消耗战，够恼火的就是了。北川、松潘、茂县、理县、汶川地区的各族人民群众，在各级苏维埃和人民政府的组织下，冒着敌机轰炸和炮火杀伤的危险，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粮食，帮红军砍柴、烧饭、送水、护理伤病员等，给前线指战员们极大鼓舞和有力支援。

　　六月八日，李先念率领的迎接中央红军的部队，攻占懋功，歼邓锡侯部近千人，继占达维。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先后占领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大家盼望很久的两军会师，就在眼前。消息传来，我们极为兴奋。六月十二日，张国焘从茂县打来电话，要我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写一份报告，火速派人去懋功，转送中央。因我住理县，距离懋功近些。我连夜写报告，介绍了敌军和我军在川西北的部署情况，请示两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表示热烈欢迎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连同两幅地图，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送走了。

　　一、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十三日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懋功，会见了李先念等同志。部队驻地一片欢腾。各部队将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批送往会师地区。仅三十一军，一批就送去了衣服五百件，草鞋一千四百双，毛袜五百双，毛毯一百条，鞋子一百七十双，袜底二百双。翻身的藏族同胞，跳起“锅庄”，表示庆贺。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使蒋介石企图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彻底破产。

老八路

　　曲折

　　两军会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战略方针，统一作战部署，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党的团结，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条件。然而，会师不久，张国焘即和中央发生分歧，给党和红军的团结，投下了愈来愈浓重的阴影。

　　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歧，首先始自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会师前夜，蒋介石判断我一、四方面军“急图合股川西”，“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因而以胡宗南部二十七个团，布于松潘至平武一线，扼我北进；以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九十余团，固江油、汶川、灌县一线；以杨森、邓锡侯部五十余团至名山、芦山、雅安、荣经一线，防我东出；以刘文辉、李抱冰、薛岳等部，自南而北推进，追堵红一方面军，并策应岷江东岸；以甘、青两省的马家军，防我西出青海。我北面的四军、三十军一部，在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地区，与胡宗南部对峙；东面的四军、三十一军各一部，在汶川、观音梁子、千佛山、土地梁、北川、片口一线，与川军对峙。敌人不断向我进攻，激战一直不停。我们当时以一部主力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一部兵力在茂、理、汶一带发动群众，筹集粮食、物资。前线兵力有限，处于守势。

　　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当然，领导层里并不是毫无考虑。我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带立脚生根。其实不然，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发展。因为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谈何容易呀！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造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为上策。而张国焘、陈昌浩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党中央上来后再说。

　　蒋介石不断向我东部和北部增兵筑垒，我们整天和敌人对峙，打消耗战。所以，我是很着急的。六月十二日，我起草的致中央的报告里说：“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展开，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待决定者。”“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请西征红军因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见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这些话，说明我对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是焦急与等待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的。

　　六月十六日，中央和军委来电，提出两军会合后的总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的行动计划是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如发展受到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并且指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至于西康，情形更差。邛崃山脉地区，只能用小部队活动。红军主力出这些地区，均非良策。如敌人完成封锁计划，则将使红军北出机动，极端困难。由此可见，中央当时想以夺取岷江和嘉陵江上游的中间地区为立脚点，伺机向甘南和陕南发展。这同我们原来制定的“川陕甘计划”，有相近之处。

　　住在茂县的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向我打招呼，十七日即复电中央。他们虽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理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十八日，中央来电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北向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十九日，在川敌猛攻下，我军被迫放弃北川县城，于笔架山至神仙场一线，继续凭险阻敌。南面的红一方面军，亦被杨森部压迫，撤离宝兴。二十日，中央又来电强调，力争红军主力出东北，实现川陕甘计划；如绝无办法，暂时只好向川西南发展。如是，则四方面军须速向懋功开进，两军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的兵力，突击雅、名、邛、大地区，打开战局。中央认为，这一行动关系全局，需张国焘立即去懋功面商。这样，张国焘方急忙动身，从茂县赶到懋功去。

　　这个时候，陈昌浩也来到理县。我们商量，还是应按中央北出的指示，作攻打胡宗南的准备。北川已失，出平武困难，唯一的出路是想法拿下松潘。我们一面派兵加强东面的千佛山、观音梁子一线，阻击川敌，扼控茂县；一面调两团兵力向松潘方向运动，并派人侦察黑水地形，拟西取黑水作后方，援应攻打松潘的部队。

　　松潘是个地震区。一九三三年八月，我军正在进行仪南战役时，松潘发生大地震，我们都感觉到了。地震中心在叠溪地区。据老乡说，当时岷江曾断流三天，江水流入地震中心，形成一块宽五百余米、深八十余米的大海子。我四军一部从茂县进占松潘以南的松平沟时，就是从叠溪海子坐船渡过的。由茂、理到松潘，山高林深路险，又因地震关系，山石不断塌方，极难通行。部队一边排除塌方，一边行进，每天只能通过一个团。三十一军有个班，行进途中遇上塌方，全部牺牲。我军刚到川西北时，计划占领松潘，但因行进困难，才被胡宗南部抢先一步扼控，打了一下，攻不动，退到镇江关一带。这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潘，是硬着头皮干的。

　　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于懋功的两河口开会。二十八日，正式作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

　　接着，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确定一、四方面军兵分三路（一方面军为左路军，四方面军为中路和右路军），攻占松潘，北出甘南。

　　张国焘从两河口回返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我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因此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并且要我第二天去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他的意见。翌日，因李家钰部猛扑我威州前沿阵地，战局紧张，我要指挥部队作战，无法脱身，结果没有去成。

　　张国焘回茂县后，又来电话，要我们仍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具体部署是：以王树声率四个团于岷江东岸，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继续阻击和牵制川军，并吸收胡敌南向；以陈昌浩率一部（右路），我率一部（中路），分路经黑水、芦花北进，出毛儿盖，迂回松潘。七月六日，我和陈昌浩分别率部队从理县、茂县出发。

　　就在我们出发的当天，中央慰问团抵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慰问团成员有李富春、林伯渠、罗迈（李维汉）、刘伯承等同志。张国焘去杂谷脑，迎接慰问团。后来我听说，张国焘曾在那里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还煽动一些同志，向中央建议由我当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当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等。陈昌浩也发电报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我当时被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

　　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渐增多起来。有些话很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

　　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对于这种复杂局面，我缺乏思想准备。两军会合之初，我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因为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我请陈昌浩把我的要求，向张主席郑重反映。陈昌浩当时说了些鼓励我的话，答应适当的时候，向张国焘做工作。后来，听说四方面军有些同志议论一方面军部队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为此，我严肃批评了他们，嘱咐部队要学习一方面军的长处，不准背后议论。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后来同彭德怀同志谈起这些问题，他对我说，这是教条主义那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我说：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就好了。

　　总之，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老八路

　　向毛儿盖进军

　　按照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一、四方面军的部队陆续开拔，分路北进。

　　我带的一路部队，七月六日从理县地区出发，斗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进。黑水河面不宽，约三四十米，但水流湍急，浪涛翻滚，深不可测。据老乡说，没有索桥是过不去的。沿岸的溜索桥本来就很少，敌人为防红军渡河，几乎破坏殆尽。两岸山势陡峻，小道崎岖，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敌机虽不易发现我们，但部队运动受地形条件的限制，一天只能走五、六十里。沿途经过些藏民山寨，大都空空如也。他们受反动宣传的影响，早已牵上牲口，驮着粮食，转移到深山老林里去，有的还不断向红军放冷枪。民族矛盾是历史上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吃了藏民的粮食，用了藏民的柴草，都要如数付款，或写个欠条，留在那里。住过的房屋，临走时要打扫干净，上好门板。那时，我们最困难的是粮食。部队路过的地方，能搜罗到的粮食差不多都搜罗净尽，即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的。途中，零星战斗不断，主要是藏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武装抵抗和袭扰活动。

　　七月中旬，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彭德怀军团长得悉我军正向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前来接应。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相互招手后，我便掏出笔记本，撕下张纸，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捆在块石头上，扔过河去。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会见。我们谈了些敌情及沿途见闻，还商谈了部队架桥事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开门见山、性格爽直的人。

　　因桥未架好，大部队无法过河，我们在维谷一带住了两天，才抵芦花。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和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已占领毛儿盖。王树声率后卫部队陆续撤出岷江东岸，向黑水、芦花、松潘地区集中。胡宗南部正加强对松潘的固守，薛岳一部亦进抵平武、文县，配合胡敌防我北出甘南。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我对周围敌军的兵力部署、番号、装备、位置、作战特点及我军各部队的住地、人数、行进方向等，全装在脑子里，记得滚瓜烂熟，能有问必答，总司令对这点比较满意。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有次，我去他住地，他正坐在房里烧糌粑吃。见我来到，高兴地说：来吧，我们一起吃！我俩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从朱总司令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我们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我们一起去张国焘住地，征得了他的同意。张国焘当时已任军委副主席，摆出的是统筹全局的姿态。他答应立即向中央建议，落实这件事情。原来，我们计划抽调四个团给一方面军，后经中央同意抽了三个建制团过去，即四军三十二团，一千一百人；三十军二七○团，一千六百人；三十三军二九四团，一千一百人，共三千八百人。同时，中央又从一方面军调了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

　　为了统一部队的指挥，加强两军团结，胜利完成北上的任务，七月十八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二十日，对军队组织系统作了如下的调整。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

　　一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三军：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

　　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治委员曾日山，代参谋长曹里怀。

　　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以上各军为原一方面军的一、三、五、九军团）

　　四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原一军团）。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原五军团）。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原一军团）。

　　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原三军团）。

　　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治委员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以上为原四方面军各军，番号未变；方面军总部仍保持原建制）。

　　七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汇报。中央派人通知我出席会议，要我汇报军事方面的情况。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李富春、张国焘、邓发、凯丰、刘伯承、陈昌浩。会上首先由张国焘发言，讲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经过。接下来是我发言。我在汇报四方面军的情况时指出：这支队伍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平时注意军事训练，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陈昌浩在发言中，扼要介绍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情况。当天的会议，遂告结束。第二天继续开会，因我和陈昌浩要率前敌指挥部先去毛儿盖，便未再出席。后来听说，会议开得比较圆满。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肯定了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肯定了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但存在某些缺点。会上没有出现新的争执。

　　我和陈昌浩、叶剑英带一部兵力，向毛儿盖进军。举目所见，尽是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部队披荆斩棘，翻山越谷，走得很艰苦。翻越长岱山时，有棵大粗树横倒在那里，我们的马都过不去，只得绕路走。毛儿盖位于松潘以西约二百五十华里处，若尔盖大草原的边沿，是块平坝子。居住的藏民多数从事畜牧业，少数务农。有座相当讲究的喇嘛寺庙，座落在西山坡上，与附近那些破旧不堪的藏民住房，成了鲜明对比。我住的是普通藏民的房屋，两层—一上面住人，下面住牲口，气味颇大。藏民的楼房不造楼梯，砍根树桩子，挖上些梯槽，当楼梯用。我们进房，就得爬树桩。陈昌浩、叶剑英的住处离我不远，也都是藏民的房屋。我先头部队二六八团于七月间占领毛儿盖后，曾想方设法，筹集了些粮食、牛羊，等待大部队上来。我们安顿就绪，吃了顿饱饭，立即派人为中央领导同志安排住地，并了解敌情，计划攻取松潘。

　　这时，我四军一部，经与胡敌激战，攻占了距松潘十多里的要点毛牛沟。后续部队，继续向松潘运动。敌人判断我军的企图是：袭取松潘，以大部经毛儿盖、松潘进占岷县；一部经阿坝进据夏河，“期达越过洮、夏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成，仍回窜川北。”因而，蒋介石除严令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筑碉固守阵地外，以王均第三军布于洮河沿线，主力控岷县、临潭；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布于天水、甘谷、武山、陇西一线，主力控陇西；以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布于贵德、同仁、循化、皋兰、临夏地区，主力控临夏。另以第四十五军出懋功，向抚边、阿坝追击；第二十一军越岷江，向理番、毛儿盖、班佑追击；新编第六师李家钰部出威州、茂县，向镇江关、松潘追击；暂编第二师彭诚孚部，出白草场，向镇江关追击。战略预备队杨森部，控懋功；郭勋祺师，控新津；王瓒绪部，控绵竹；薛岳部，控平武。蒋介石企图死扼松潘，压迫红军经草地出甘、青，而后在“临潭、临夏、夏河、同仁间，将其聚歼”。

　　我和陈昌浩、叶剑英商定，以多路突击的办法，攻打松潘。但是，由于松潘那带地形险要，胡敌兵力众多，凭碉固守，我军火力不行，不论正面突击或迂回攻击，均难凑效。

　　八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军委召集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叶剑英和我，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我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部署既定，部队忙着做北上的准备，并派人侦察行进的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政治局随即在沙窝开会，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党的北进战略方针，是要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争取苏维埃在西北和全中国的胜利。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彻底击破蒋介石的包围与封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则是实现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条件。“一切有意的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都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与攻击、分散相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能巩固与争取胜利，才能溶成一片，去消灭阶级敌人。”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进一步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后来我听说，不论在遵义会议或沙窝会议期间，毛主席都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那时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所以，决议上才那样写。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考虑和处理，是正确的。在这次会议上，还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领导机关的粮食，眼看快要吃完。郑义斋、吴先恩他们是“老后勤”，愁得不行，向我反映，我也没办法。周恩来同志患疟疾，病得起不了床。我去看望他时，带去几斤牛肉，算是头等补养品。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事，没有人和我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

　　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说成了。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我们和党中央走右路。经党中央同意，决定以三十军二六五团、二六四团为先遣兵团，经墨洼过草地出班佑、包座，为全军开路。右路军主力分为三个梯队，采取阶梯队形，交互掩护，缩短长径，蝉联北进。岷江两岸的牵制部队殿后，逐段掩护，适时向主力靠拢，衔接前进。

　　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殿后，均未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同志发言。他说：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他认为，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

　　会上，相继发言的有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和我。我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北进夏河后，坚决向东发展。我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的态度同样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其他同志的发言内容，是一致的，都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而后，毛泽东同志作了结论。大意是：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三，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我们不应将左路军看成是战略预备队。作战略预备队它赶不及，不能指望。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毛儿盖会议是一个重要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重大历史意义。会后，右路军迈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途程。